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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藏小腆纪年一

(卷首)

史藏 · 编年 · 已译 · 第 1–3 段

小腆纪年

自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跋一

跋二

跋三

跋四

自序

  叙曰:世运治乱之大小,人心之邪正分之也。「易」之占曰:『坤变干至二成「遯」,为子弒父;至三成「否」,为臣弒君』。「洪范五行传」之言天人感应也,曰:『彝伦攸叙,彝伦攸斁』。彝伦叙,则人心未死、天理犹存,兵戈水旱之灾,人力可施其补救;彝伦斁,则晦盲否塞,大乱而不知止。孔子之作「春秋」以讨乱贼,所以明君臣之义,正人心而维世运也。两汉近古,气节未尽泯亡,其祸变亦数十年而即定。自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之季,人心披靡,伦纪荡然。或一人而传见两史、或一官而命拜数朝;荣遇自夸,恬不知耻。故其间篡弒相仍,两千年中可惊可愕绝无人理之事,层见迭出。盖人心之变、世运之穷极矣!朱子忧之,作「纲目」一书,以昌明孔子之教,踵事「春秋」;而义例较浅显,稍识文字者能读之而知其说。于是愚夫妇亦晓然于君父之义、怵然于名节之防。故自南宋后七、八百年中,有递嬗之世,无篡立之君。极微贱之人,知节义之重;则圣贤正人心而维世运之明效大验也。

  臣考鼒读「纯庙实录」及「御制胜朝殉节诸臣录序」谓:『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为一代完人。其它死守城池、身陨行阵,琐尾间关,有死无二,在人臣忠于所事之义,实为无愧。朕深为嘉予,不欲令其湮没无传。下及诸生、韦布、山樵、市隐之流慷慨轻生者,亦当令俎豆其乡,以昭轸慰』。凡赐谥者千六百余人,入祀忠义祠者又二千余人。命儒臣于「通鉴辑览」之末,附纪福王年号,撮叙唐、桂二王本末,铨次死事诸臣。又命史馆编明降臣刘良臣等百二十余人为「贰臣传」、吴三桂等二十余人为「逆臣传」。煌煌圣谕,至再至三。盖以前圣人公天下之心,行后圣人正人心之教;大中至正,超越千古。而史臣惑忌讳之私、稗史习传闻之谬,漏略舛错,不可究诘。臣鼒仰遵纯庙附书之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原本正史,博采旧闻,为「小腆纪年附考」一书。考而知其梗概者,则王鸿绪「明史稿」、温睿临「南疆绎史」、李瑶「绎史摭遗」、黄宗羲「行朝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也;参考而订其谬误者,甲申三月以前,则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李逊之「三朝野纪」、文秉「烈皇小识」、钱■〈甹只〉「甲申传信录」、陈济之「再生纪」、某氏「国变难臣钞」、戴田有「桐城孑遗录」、「保定榆林城守纪略」暨「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贡举考」也;福王南渡事,则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三垣笔记」、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纪」、许重熙「甲乙汇略」、应廷吉「青磷屑」、载田有「伪东宫伪后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纪」、「金陵剩事」、「扬州殉难觚」、「福人录」暨各省郡县志、诸家诗文集也;唐、桂二王事,则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闽人「思文大纪」、刘湘客「行在阳秋」、沈氏「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冯苏「劫灰录」、某氏「南粤新书」、「粤游见闻」、「东明闻见录」、范康生「仿指南录」、何卬甫「风倒梧桐纪」、杨在「纪事始末」、邓凯「滇缅纪闻」、「遗忠录」、「求野录」、「也是录」、黄晞「江阴城守纪」、某氏「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沈荀蔚「蜀难叙」、郑元庆「湖录」暨闽、广各志书也;鲁监国及赐姓成功事,则冯京第「浮海纪」、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汪光复「航海遗闻」、某氏「江东事案」、「江南义师始末」、「鲁乘」、「舟山忠节表」、「江上孤忠录」、黄宗羲

译《小腆纪年》

自序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卷第七

卷第八

卷第九

卷第十

卷第十一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卷第十九

卷第二十

跋一

跋二

跋三

跋四

自序

叙曰:世道治乱程度的大小,取决于人心邪正的分野。《易经》的占卜说:“坤卦变为乾卦,至第二爻成‘遁’卦,象征儿子弑杀父亲;至第三爻成‘否’卦,象征臣子弑杀君主。”《洪范五行传》中关于天人感应的言论说:“常理得以顺叙,常理得以败坏。”常理顺叙,则人心未死、天理尚存,兵灾水旱之祸,人力尚能施加补救;常理败坏,则昏暗闭塞,大乱而不知停止。孔子作《春秋》以声讨乱臣贼子,是为了彰明君臣大义,端正人心从而维系世道。两汉时代接近上古,气节尚未完全泯灭,其祸乱变故也在数十年内就平定了。自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五代末年,人心溃散,伦理纲常荡然无存。有的人一生被记载在两部史书中,有的官员在几个朝代受命任职;以荣华待遇自夸,恬不知耻。所以其间篡位弑君之事接连发生,两千年中令人震惊骇愕、毫无天理人伦之事,层出不穷。这大概是人心变异、世道穷极到了极点!朱熹对此感到忧虑,作《纲目》一书,以弘扬孔子的教化,继承《春秋》的事业;而义例较为浅显,稍识文字的人读了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于是连愚夫愚妇也清楚地知晓君父大义,对名节防线感到警惕。所以自南宋以后七八百年间,有朝代更替的世道,没有篡位自立的新君。即使极微贱的人,也知道节义的重要;这就是圣贤端正人心、维系世道的明显效验。

臣考鼒研读《纯庙实录》及《御制胜朝殉节诸臣录序》,其中说:“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是一代完人。其他死守城池、战死沙场,辗转流离,誓死不二,在人臣忠于职守的道义上,确实无愧。朕深为嘉奖,不愿让他们湮没无闻。下至诸生、平民、山民、隐士等慷慨轻生的人,也应当让他们在乡里享受祭祀,以彰显朕的哀怜抚慰。”凡是赐谥号的有一千六百多人,入祀忠义祠的又有二千多人。命令儒臣在《通鉴辑览》的末尾,附记福王的年号,概括叙述唐王、桂王两王的始末,编排死节诸臣的事迹。又命令史馆编纂明朝降臣刘良臣等一百二十多人为《贰臣传》,吴三桂等二十多人为《逆臣传》。光辉灿烂的圣谕,反复多次。这是以前圣人公天下的胸怀,施行后圣人端正人心的教化;中正至极,超越千古。然而史臣受忌讳私心的迷惑,野史习于传闻的谬误,遗漏错乱,不可究诘。臣考鼒仰遵纯庙附书的谕旨,窃取《春秋》《纲目》的义例,以正史为根本,广泛采集旧闻,写成《小腆纪年附考》一书。考证而知其梗概的,有王鸿绪《明史稿》、温睿临《南疆绎史》、李瑶《绎史摭遗》、黄宗羲《行朝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杨陆荣《三藩纪事本末》;参考而订正其谬误的,甲申三月以前,有吴伟业《绥寇纪略》、邹漪《明季遗闻》、李逊之《三朝野纪》、文秉《烈皇小识》、钱秉镫《甲申传信录》、陈济之《再生纪》、某氏《国变难臣钞》、戴田有《桐城孑遗录》、《保定榆林城守纪略》以及《国子监进士题名碑》、《贡举考》;福王南渡之事,有顾炎武《圣安本纪》、黄宗羲《弘光实录》、李清《南渡录》、《三垣笔记》、夏允彝《幸存录》、文秉《甲乙纪》、许重熙《甲乙汇略》、应廷吉《青磷屑》、载田有《伪东宫伪后事略》、某氏《弘光大事纪》、《金陵剩事》、《扬州殉难觚》、《福人录》以及各省郡县志、诸家诗文集;唐王、桂王之事,有钱秉镫《所知录》、瞿昌文《天南逸史》、闽人《思文大纪》、刘湘客《行在阳秋》、沈氏《存信编》、鲁可藻《岭表纪年》、冯苏《劫灰录》、某氏《南粤新书》、《粤游见闻》、《东明闻见录》、范康生《仿指南录》、何卬甫《风倒梧桐纪》、杨在《纪事始末》、邓凯《滇缅纪闻》、《遗忠录》、《求野录》、《也是录》、黄晞《江阴城守纪》、某氏《赣州乙丙纪略》、徐世溥《江变纪》、沈荀蔚《蜀难叙》、郑元庆《湖录》以及闽、广各志书;鲁监国及赐姓成功之事,有冯京第《浮海纪》、鲍泽《甲子纪略》、陈睿思《闽海见闻》、汪光复《航海遗闻》、某氏《江东事案》、《江南义师始末》、《鲁乘》、《舟山忠节表》、《江上孤忠录》、黄宗羲

「朱成功始末」、江东旭「台湾外纪」暨台湾、厦门志、海外诸遗老诗文集也。

译《朱成功始末》、江东旭的《台湾外纪》,以及台湾、厦门的地方志,还有海外各位遗老的诗文集。

臣鼒入史馆后,始创是书。壬子(一八五二)冬,乞假归觐;奉命办理团练。扞掫之暇,发家藏稗史,参互推勘,五历寒署。每月夜登埤与诸同事相劳苦,辄举书中忠义事,口讲手画;环而听者,咸感喟不能自已。戊午(一八五八)春,扬州官军移营浦口,士民额手相庆。臣鼒亦解团练事,需次入都;属门下士汪达利缮写成帙。方冀故乡友朋参订讹阙,乃五载金汤、一朝瓦碎,向时家藏之书,毁焉无复存矣。登埤听讲之人,较书中死事之人为更惨矣!独臣鼒以孑然之身,远宦数千里外,烽烟未息,羽檄交驰;脱并是书灰烬焉,则臣鼒所以仰遵纯庙圣谕、窃取「春秋」、「纲目」之义,汲汲以正人心、维世运之愚衷,与不才之躯同忽焉没矣。是则梓而存之之意也夫!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岁在辛酉)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鼒自叙。

卷第一

  甲申,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一六四四)春正月(明崇祯十七年)庚寅朔,明帝视朝,文武朝班乱。

  明庄烈愍皇帝讳由检,光宗第五子也;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十二月生。我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为明熹宗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封信王。又五年,为天启七年(一六二七),我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也;熹宗崩,愍皇帝即位,册妃周氏为皇后。明年,改元崇祯。帝承神、熹之敝,慨然有拨乱之志:诛客、魏,撤各边镇守内臣。天下想望治平。而求治太急,革广、宁诸部赏,杀毛文龙,而辽左事愈坏;又凶荒屡告,流贼大起,任事者多偾败。帝乃果于诛赏,先后易置宰相几五十人,督师诸臣以失机弃市者后先相望。而宜兴周延儒、乌程温体仁、武陵杨嗣昌用事最久;体仁、嗣昌死,延儒诛。帝以廷臣为不足用,乃复命内臣监军,而国事愈不可为矣(自天聪二年至崇德八年(一六二八~四三),事,详「明史」;自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迄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年(一六四四~六三)小腆纪绪,「明史」所不可详者,敬遵纯庙『分注福王年号,撮叙唐、桂二王本末』之谕,为「小腆纪年」焉)。

  臣鼒曰:「纪年」一书,纪福、唐、桂三王事也,始以庄烈帝何?原其始也。断自顺治年春正月何?圣人御宇,日月维新;朝菌须臾,晦朔何数?「春秋」书『春王正月』之例也。帝后之殉国,闯、献之残暴,文武臣工之死绥从逆,「明史」既详之;兹复缕叙何?「明史」之为书也,本明史官之书而笔削之。陵谷变迁之事,馆阁未及著录,輶轩及于稗官;时地舛误,忠佞混淆:谬戾纷纭,不可胜数。此固全书之憾,而予小臣之所滋惧也。因而附着之,修史职也。古有之乎?「春秋」始于「隐」之立,而左氏原于「惠」之薨;犹此志也。

  文臣寓西城而朝班在东,武臣寓东城而班在西。是日,明帝视朝早,立班者,止锦衣卫一人;奏:『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令鸣钟勿歇,门勿闭,久之无至者。乃谕:『谒太庙后受朝』。呼驾銮舆,则马无一备,乃驱长安门外朝官所乘马入端门。将登辇,司礼又以外马不驯,奏止之。乃谕:『受朝后拜庙』,再登座。文武官从东、西长安门入者,以天颜正视,不敢过中门。文官入武班,由螭头下蹲而入东班;武官亦由文班蹲而入西班。朝罢,召对阁臣;揖,赐茶。阁臣云:『库藏久虚,外饷不至,恃皇上内帑耳』!明帝默然良久,曰:『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语毕,泪下。

  徐鼒曰:往者癸未(一六四三)之岁,曾误朝班矣(考曰:「明季北略」引「新史」:『癸未年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止一首辅周延儒、武班止一勋臣。旧例:钟鸣,则东、西长安门俱开,朝臣俱拥挤在外。因谕开门,而到者仍寥寥,鸿胪未可唱齐班。久之,来者作踉跄状,十少五六,勉成礼焉。延儒上揭云:『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误。乞夺俸,自臣等始』。得旨:『姑免』。「说铃」引某氏「谈往」,亦载两失朝事,与「北略」同);胡未期年

译臣徐鼒进入史馆后,才开始编撰这部书。壬子年(一八五二年)冬天,我请假回家探亲;奉命办理团练事务。在防御警戒的闲暇时间,我拿出家中收藏的野史杂记,相互参照考证,历经五个寒暑。每当夜晚登上城墙,与各位同事互相慰劳辛苦时,我就讲述书中的忠义事迹,口讲手画;围在周围听的人,都感慨叹息,不能自已。戊午年(一八五八年)春天,扬州官军移营浦口,士绅百姓拍手称庆。臣徐鼒也卸任团练事务,等待调令进京;嘱托门下学生汪达利抄写成册。正希望故乡的朋友参订书中的错误和缺漏,谁知五年的坚固防守,一朝化为瓦砾,往日家中收藏的书籍,都被毁坏,不再存留了。登城听讲的人,比书中记载的死节之人更加悲惨!唯独臣徐鼒以孤身一人,在数千里外做官,战火未息,军书往来频繁;如果连这部书也化为灰烬,那么臣徐鼒所仰遵纯庙圣谕、窃取《春秋》、《纲目》大义,急切地端正人心、维系世运的愚诚,就与我这无能的躯体一同消逝了。这就是刻印保存这本书的用意啊!

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辛酉年)秋八月,六合彝舟甫徐鼒自序。

卷第一

甲申年,我大清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一六四年)春正月(即明崇祯十七年)庚寅日初一,明帝上朝,文武官员的朝班混乱。

明庄烈愍皇帝名由检,是光宗的第五子;生于明万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年)十二月。我太祖高皇帝天命七年,即明熹宗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被封为信王。又过了五年,是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年),即我太宗文皇帝天聪元年;熹宗驾崩,愍皇帝即位,册封妃子周氏为皇后。第二年,改元崇祯。皇帝继承神宗、熹宗的弊政,慷慨激昂地有拨乱反正的志向:诛杀客氏、魏忠贤,撤除各边镇守的内臣。天下人盼望治理太平。然而求治太急,革除广宁等部的赏赐,杀害毛文龙,导致辽东局势更加败坏;又加上灾荒屡报,流寇大起,任职办事的人多遭失败。皇帝于是果断地诛杀奖赏,先后更换宰相近五十人,督师诸臣因失机被处死的接连不断。而宜兴人周延儒、乌程人温体仁、武陵人杨嗣昌掌权最久;温体仁、杨嗣昌死后,周延儒被诛杀。皇帝认为朝廷大臣不可任用,于是再次命令内臣监军,而国事更加不可为矣(从天聪二年至崇德八年(一六二八年~一六四三年)的事,详见《明史》;从我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至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年(一六四四年~一六六三年)的《小腆纪年》,《明史》所不能详述的,恭敬地遵奉纯庙“分注福王年号,撮叙唐王、桂王始末”的谕旨,编撰为《小腆纪年》)。

臣徐鼒说:“《纪年》一书,记载福王、唐王、桂王三王的事迹,为什么从庄烈帝开始呢?是为了推究其起始。为什么断代从顺治年春正月开始呢?因为圣人统治天下,日月更新;朝菌生命短暂,晦朔怎么计算?这是《春秋》书写“春王正月”的体例。皇帝皇后殉国,李自成、张献忠的残暴,文武臣工的死节、顺从或叛逆,《明史》已经详细记载;这里又详细叙述为什么呢?《明史》这部书,本是依据明史官的著作而删改的。陵谷变迁之事,馆阁未能著录,采诗官及于稗官野史;时间地点错误,忠奸混淆:谬误纷纭,不可胜数。这固然是全书的遗憾,也是我这小臣所深深担忧的。因而附记补充,是修史的职分。古代有先例吗?《春秋》始于鲁隐公即位,而左氏传源于鲁惠公去世;志向与此相同。

文臣寓居西城而朝班在东,武臣寓居东城而朝班在西。这天,明帝上朝很早,站立朝班的,只有锦衣卫一人;上奏说:“群臣听不到钟鼓声,以为圣驾尚未出来。”命令鸣钟不停,门不关闭,很久没有来的人。于是谕令:“谒见太庙后受朝。”呼唤驾车的銮舆,则马没有一匹备好的,于是驱赶长安门外朝官所乘的马进入端门。将要登辇,司礼监又以外面的马不驯服,上奏阻止。于是谕令:“受朝后拜庙”,再次登座。文武官员从东、西长安门进入的,因为天颜正视,不敢经过中门。文官进入武班,由螭头下蹲着进入东班;武官也由文班蹲着进入西班。朝罢,召见内阁大臣;作揖,赐茶。内阁大臣说:“库藏长久空虚,外饷不到,依靠皇上的内帑罢了!”明帝沉默很久,说:“今日内帑难以告知。先生。”话毕,流泪。

徐鼒说:以往癸未年(一六四三年),曾误过朝班了(考证说:《明季北略》引《新史》:“癸未年春正之朔,圣驾升殿文班只有一首辅周延儒、武班只有一勋臣。旧例:钟鸣,则东、西两长安门都开,朝臣都拥挤在外。因为谕令开门,而到的人仍然寥寥无几,鸿胪寺不能唱齐班。很久,来的人作踉跄状,十人中缺少五六人,勉强成礼。周延儒上揭帖说:‘政本怠弛,以致廷臣慢误。请求夺俸,从臣等开始。’得到旨意:‘暂且免了。’《说铃》引某氏《谈往》,也记载两次失朝的事,与《北略》相同);怎么不到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