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前编卷五

译这是灌溉滋长的美妙之处。如果药物不能让人产生瞑眩的反应，疾病就无法痊愈；这好比言语如果不直率，自身的积弊就无法消除；如果赤脚走路不看清地面，脚就会受伤；这好比认知如果不明晰，行事就会有阻碍。这些都是关于用功的言辞，并非寻常话语。只有从“惟暨”以下，才是期望成功以作结的。傅说向高宗进言说：“只有木材顺着墨线砍削才能端正，君主听从劝谏才能成为圣人。君主能够成为圣人，臣下就不必被命令去继承职事，怎敢不恭敬地顺从君王的恩宠呢？”高宗任命傅说的言辞，都是用功深切、痛切的言语；而傅说回复高宗，言辞反而显得舒缓而不急切，这一定是因为洞察到高宗的弊病。高宗虽然早有学问，但终究见识不够透彻，看待群臣，又不如甘盘那样亲近，即使有进言，高宗也不敢深深信服，所以常常反求诸己而思考。他的弊病在于独自探求，而略微忽视他人。傅说认为：“知道君主的心病如此罢了。”这样的言辞可以早晚进献，不必急于数落。所以暂且用听从劝谏来规劝高宗，用成为圣人来期许高宗。这个弊病一旦消除，言语就一定会被施行，其资质必定可以成为圣人，其他方面都不会遗余力。中篇说：中篇中傅说承接总领百官的命令，所以陈述建立政事的要点；下篇中傅说承接资助学习的命令，所以陈述做学问的方法。只有傅说被任命总领百官，这是宰相的职务。宰相的职务本来就在于统领百官，这里特意指出这一点。古代君主任命宰相，固然有固定的职责，但权力的轻重，又视其人的等级差别而定。这里说担任宰相又说总领百官，是赋予他专任之权。所谓都听命于冢宰。于是傅说进见高宗说：“唉！英明的君王遵循天道，建立国家设置都城，树立后王君公，由大夫师长辅佐，不是为了安逸享乐，而是为了治理百姓。只有天是聪明睿智的，只有圣人能适时效法天道，只有臣下能恭敬顺从，只有百姓能服从治理。”这一篇多以“惟”字起头，这是古人列举事项的用语。建立国家就设立后王君公，设置都城就有大夫师长，不是为了富贵安逸其身，都是为了治理百姓，这就是天道。然而君臣上下虽然都有治理百姓的责任，但其根源在于君主。君主是臣民的表率。君主虽然是臣民的表率，但其根源又在于天。天又是君主的法度。聪明，是天理的公正。听取是非，明察善恶，任用舍弃赏罚，一切都只依据天理的公正，私意不参与其中，这是人君效法天的聪明的原因。下文所叙述的都是效法天聪明的事情。只有口舌会招致羞辱，只有铠甲兵器会引发战争，只有衣裳在箱子里，只有干戈要反省自身。君王如果能警戒这些，确实就能明察，那么就没有不美好的结果。言语轻率就会招致羞辱的后果，阻挠兵器的机兆就会滋生戎狄之心。衣裳命服是用来褒奖善行的，不可轻易授予。在衣裳还在箱子里的时候就要审慎，轻易加于人，即使后来剥夺也已经晚了。干戈是用来讨伐叛乱的，不可轻易动用。在干戈还在身边的时候就要谨慎，已经命令将领出兵，即使后来撤回也已经亵渎了。这四者都是政令刑赏的大事，所以君王能警戒这些就能明察了。然而对甲胄干戈重复强调，是因为高宗天资英武刚毅，傅说大概担心他轻率用兵。后来对鬼方荆楚的战争，王威赫然，虽然说是势不得已，但《易经》的卦象仍讥讽其疲惫，傅说大概事先就预见到了。只有治乱在于众官，官职不授予私亲昵爱之人，只授予有才能的人；爵位不授予恶德之人，只授予贤能的人。这些都是聪明效法天的事情。上文既已说到由大夫师长辅佐，虽然其根本在于君心的表率，但选择官员也不可不慎。蔡氏说：“王制论定然后授官，任官然后授爵。官指六卿百执事，爵指公卿大夫士。贤能用来治理，私昵恶德导致混乱。”吴氏说：“恶德即凶德，人君应当任用吉士，凶德之人即使有过人之才，爵位也不应授予。”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务必合乎时宜。善是理之正确，时则是适时施行的适宜。考虑事情合乎正确然后才可以行动，行动必须合乎时宜而后才能中节。虑善如同选择中庸，时如同时中。中无固定形态，随时而在。事情虽然善但行动不合时宜，仍然不是中道。伊尹说：“善无常主，协调于统一。”傅说曰：“考虑善道而后行动，行动务必合乎时宜。”言语不同但功效相同，懂道的人应当默会于此。拥有善行却自满，就会丧失善行；夸耀才能，就会丧失功绩；只有事事谨慎，才能有完备的准备；有准备就没有祸患。这是承接虑善而言的，事会无穷，随时取中。得到善行而自满，善行就不能持续。举事的善固然贵在合乎时宜，但事情没有事先的准备，那么有时时机到了行动却来不及。不要开启宠幸招致侮辱，不要因耻于过错而坚持错误。开启宠幸也是一种不善的行动，过错尚未完善。迁就其未完善之处以趋向善，这就对了。耻于过错却坚持错误，那就恶劣了，所以一并告诫。只有其所居之处，政事才能纯正。居处，指止于善。政事各自处于恰当的位置，那么事情就能醇美。在祭祀上亵渎，这时就称为不恭敬，礼仪繁琐就会混乱，侍奉神灵就会困难。这也是未尽善的事情，高宗在祭祀上或许有过厚的过失，不知道这只是用来防范，并非尽善中节的事情，这终结上文的意思，以尽述高宗的瑕疵。高宗说：“傅说的话意味深长，只有践行你的话，我才能不善于言辞，我没有听到行动。”防哉，是感叹其言语意味深长。傅说的话从他人看来似乎散漫而无统绪，只有高宗善于思考，所以知道其意味。服，是行动。意思是只践行他的话。苏氏说：“傅说的话譬如药石，虽然散漫而……”

译不一，然而一言一药都足以治理天下的公共祸患，这就是古人所说的立言者。傅说拜手稽首说：“了解道理并不困难，实行起来才困难。大王既然诚心想要实行，就不困难了，这确实符合先王的完美德行。如果我不进言，那就有我的罪过。”【傅说又赞颂大王的实行，认为凡是得到言语上的理解并不难，难的是亲身去实行。现在大王相信并想要实行，就不难了；如果确实能够实行，就必然符合先王的完美德行。如果我不进言，就有我的罪过，那么我又将告诉大王。广汉张氏认为，高宗在认知方面的功夫已经达到极致，所以傅说用“了解不难，实行难”来告诫他；如果君主不是高宗，那么傅说必定会先用“致知”的道理来告诫他。前代儒者怀疑《说命中篇》众说纷纭没有统绪，必定有简册错乱的意思，那些话语共十三处，只有相连成文，而“王惟戒兹”这四句话才是结语。以现在来看，话语分为两章：从“明王奉若天道”到“惟其贤”为一章，这一章共有三节，以效法上天的聪明为要点；从“虑善以动”到“事神则难”为一章，而大要以“虑善惟时”为要点。效法上天的聪明，是王道的公正；虑善惟时，是时中的学问。这两者都是真切的要点，防止微言大义而历举各种事务作为条目罢了。傅说的话，真有防范之意啊】下篇说：大王说：“来，你傅说，我小子从前在甘盘那里学习，后来他隐退到荒野，居住在黄河边，从黄河来到亳地，直到最后都没有显达。”【苏氏认为“隐退到荒野”以下说的是甘盘。朱子起初采纳了他的说法，蔡氏根据《国语》认为“居住在黄河边，从黄河来到亳地”是商高宗自称。然而根据《君奭》，甘盘曾经担任宰相，大概甘盘是旧臣，在武丁初年辅佐他，后来武丁亲政，甘盘引退，再次请他出来，他居住在黄河边，第三次请他，他从黄河来到亳地，最终在采邑养老。这段话讲的是开始学习以及废弃学习的原因。朱子说：不知道甘盘是什么人，所学的是什么，史书没有记载，可惜啊】你只教导我的意志，就像酿造甜酒，你就是酒曲和酒蘖；就像调和羹汤，你就是盐和梅。你与我共同修养，我不抛弃你，我只能够践行你的教导。【这是高宗向傅说求学的意思。范氏说：酿酒，酒曲多了就苦，酒蘖多了就甜，酒曲和酒蘖适中才能酿成好酒；做羹汤，盐多了就咸，梅多了就酸，盐和梅适中才能做成好羹汤。我认为学习之道，贵在择取中道，稍微超过或不及，学术自然就会偏颇，就不是圣贤的学问了。交修也是使两者都适中的意思。然而酒曲苦酒蘖甜，用来酿成酒，而酒的滋味却超越酒曲和酒蘖之上；盐咸梅酸，用来做羹汤，而羹汤的滋味却超越盐和梅之外。这又是学习自得之妙的地方，不是懂得学习的人不能知道的】傅说曰：“大王，【林氏断句】人追求广博的见闻，这时就要建立功业，学习古代的训诫，才能有收获；做事不效法古代，想要长久传世，这不是我所听说的。【追求广博见闻，这时就要建立功业，这是学习过去的行为；学习古代训诫，才能有收获，这是学习前人的言语。这就是考察事迹以观察其效用，考察言语以求知其心意。总之说：做事不效法古代，不学习前人的言语和行为，就不能长久传世】只有学习，谦逊其志，务必时时敏捷，他的修养才能到来。确实怀想这些，道就积累在他的身上。只有教学各占一半，念念不忘始终致力于学习，他的德行修养就会不知不觉地增进。【这是论述学习之道。《学记》说“敬逊务时敏”，其说法尤其完备。朱子说：逊志，就是谦逊顺从自己的意志，就像说低心下意进入事理之中，仔细思考。既然谦逊其志，又必须时时敏捷。如果高傲之气不服，忽然不加思考；悠悠度日的人，有时做有时停，那么他的修养就不会到来。所以谦逊其志、务必时时敏捷是学习之道，只有这两点，他的修养之业才能到来。确实怀想这两点，道就积累在他的身上了。积累就是到来得多的意思。然而王者的学位居人上，也必须教人，自学是学，教人也是学。起初自学占一半，学了之后推而教人，发明日益熟练，温故知新，这是教的功效，也占一半。念念不忘始终致力于学习，开始是自学，最后是教人，无非都是学习，自始至终，常常在此，忽然不知不觉地德行之修就增进了。古来论学，从傅说开始，功夫极为精密。履祥按：‘斆学半’的说法，从《学记》就认为是教学相长，这是朱子说法的来源；而子王子认为这一章只讲为学，还没有讲到教人。履祥私下认为，高宗恭默思道的功夫，大概得到甘盘的教导，但在稽古讲明格致的学问上尚缺，所以没有圆满成就。这就是所谓的‘斆学半’。因此傅说在他的学问充积之后，又希望他接续旧学的思考，所谓‘念终始典于学’，念就是思。思考学习的功夫，交修并进，思而学则所思的更加充实，学而思则所学的更加精妙，德行之修达到不知不觉的地步，大概忽然不知不觉地进入圣人的境界了。子王子说：谦逊其志就有细密的功夫，时时敏捷就没有间断的忧患，其到来其积累，都是从细密无间断中得到的】

译大凡做工夫细致缜密的人，就会有劳碌烦扰、沉滞不前的弊病，因而进取不能敏捷；勇往直前、奋发激励的人，就会有粗疏草率、遗弃不周的过失，因而心志不能谦逊。心志谦逊而行动敏捷，这是两者共同修养的良方。】效法先王的成法，就能永远没有过失【先王的成法，是前代圣人用来规划治理天下事物的准则。上文所说的学问广博，是其中的道理；这里说的是践行其中的事务。学问达到效法先王成法的程度，能够与之相合，就没有过失了。孟子所说的先圣后圣，如果得志而在中原施行王道，就像符节相合一样，都是达到了这个境界的人】只有傅说能够恭敬地继承，广泛招揽贤才，安排在众官之位【蔡氏说：举荐贤才虽然是执政大臣的事，但高宗的德行如果还没达到，那么即使想举荐贤才也有做不到的地方】王说：唉，傅说！四海之内，都仰慕我的德行，这时你的教化，辅佐我的大臣只有人，贤良的大臣只有圣人【仰慕，四海都仰慕我的德行，不能没有回应。傅说推行他的教化，但必须辅佐我的德行达到圣人的境界，这才足以满足人心的期望】从前先正伊尹，辅佐我们先王，曾说：我不能使我的君主，只有像尧舜那样的心，才会感到羞愧耻辱，如同在市集上被鞭打。如果有一人不得其所，就说这是我的罪过。保佑我们伟大的祖先，上达于皇天，你还要明察保护我，不要让伊尹独享在商朝的美名【保衡，是伊尹的官称。上文说贤良的大臣只有圣人，所以取伊尹使君主成为尧舜的志向来勉励他。上文说四海仰慕你的教化，所以引用一人不得其所的遗憾来勉励他】君主如果没有贤才就不能治理，贤才如果没有君主就不能施展。希望你能够继承先王的君主，永远安抚百姓。傅说拜手稽首说：敢回答并宣扬天子的美命【君臣相遇最难，这是高宗所期望的大目标，傅说也不得不自我承担。能够继承先王的君主，是“贤良大臣只有圣人”的最终意思；永远安抚百姓，是“这时你的教化”的最终意思】甲子八年，三十二年，征伐鬼方【按照《皇极经世》，高宗三十二年戊子，三十三年己丑，卦象都是既济。又运卦为需，世卦为旅，两卦卦象又为既济，那么这一年就是既济的聚集。既济的九三爻说高宗征伐鬼方，未济的九四爻说震用征伐鬼方。既济下卦离的九三爻动则变为震，以三十六宫来说，既济的九三爻反则为未济的九四爻，所以又用震来解释。现在附在这一年】《易经》既济卦九三爻，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不要任用小人。象传说：三年才攻克，是因为疲惫【传曰：九三爻处于既济之时，以刚健居刚位，是用刚健到了极点，既济而用刚，这就是高宗征伐鬼方的事。高宗，是商朝的高宗。天下之事已经安定而远征暴乱。威武可以到达，而以救民为心，这是王者的事。只有圣贤的君主才可以，如果炫耀威武、愤怒不服、贪图土地，就是残害百姓、放纵欲望。所以告诫不可任用小人，小人做事则是出于贪婪愤怒的私意。不贪婪愤怒就不肯去做。三年才攻克，显示其劳苦疲惫之甚。圣人因为九三爻处于既济而用刚，发出这个义理以示人为法为戒。说疲惫以显示事情极其艰难，在高宗做就可以，没有高宗的心就会贪婪愤怒而殃及百姓】未济卦九四爻，守正吉祥，悔恨消失。震动征伐鬼方，三年在大国得到赏赐【传曰：九四爻阳刚居于大臣之位，上面有虚心中正明顺的君王，又已经脱离险境，未济已过中位，有可以济世的方法。济天下之艰难，非刚健之才不能。九四虽阳而居四位，所以告诫以正固则吉祥，而悔恨消失。不正就不能济世，有悔恨。震动之极。古人用力极甚的，是征伐鬼方。所以以此为义，用力震动而远伐，直到三年然后成功，而施行大国的赏赐，必须这样才济世。济天下的道，应当正固如此。愚按：殷自中微，戎狄成为祸患，当时，古公也刚被獯鬻逼迫，其形势可知。所以高宗征伐鬼方直到三年，其形势又可知。如果不是高宗修德行政，天下欢欣，在既济之后用兵，就不能三年取胜。这劳苦如果不是傅说柔而能刚，正固不变，就不能三年完成此役。所以既济九三，既济而用刚，是高宗出师的原因。未济九四，以能济之才居大臣之位正坚不挠，是傅说的原因】《殷武》篇说：那殷王的武功，奋起征伐荆楚，深入其险阻，聚集荆楚的军队，截断其地，是成汤子孙的功业【集传曰：殷武，是殷王的武功。汤孙指高宗。旧说认为是祭祀高宗的乐歌。大概自盘庚死后殷道衰落，荆楚背叛，高宗奋起用武征伐其国，进入其险阻以致其众，尽平其地，使其截然齐一，都是高宗的功劳。《易经》说：高宗征伐鬼方，三年才攻克，大概说的就是这个】你们荆楚，居住在我国南方。从前有成汤，从那些氐羌，没有敢不来朝贡的，没有敢不来称王的，说商是常礼【集传曰：苏氏说：攻克之后就告诫他们。说：“你们虽然遥远，也居住在我国南方。从前成汤的榜样，即使氐羌那样遥远，也没有敢不来朝见的。说：这是商的常礼，何况你们荆楚，怎么敢不到呢”】天命众多诸侯，在禹所治理的地方设立都城，每年按时来朝见，不要给予祸患，耕种不要懈怠【集传曰：多辟，是诸侯；来辟，是来朝见。说天命诸侯各自在禹所治理的地方建立都城，

译而诸侯都因年度事务来到商都，因为祈王没有谴责他们，说：“我们的农事不敢懈怠。”这是说荆楚已经平定，而诸侯畏惧臣服。天命降临监察，下民有严肃的态度，不僭越不滥施，不敢懈怠荒废，命令下达于下国，建立他们的福祉。《集传》说：僭是赏赐的差错，滥是刑罚的过度。说的是天命降临监察，不在乎其他地方，都在百姓的视听之中，那么下民也有严肃的态度了。只有赏赐不僭越，刑罚不滥施，而不敢懈怠荒废，那么天命给予天下而大大建立他们的福祉，这就是高宗受命而中兴的原因。商邑整齐有序，是四方的表率，显赫的是他的声名，光明的是他的神灵，长寿且安宁，以保佑我们的后代。《集传》说：商邑，是王都。翼翼，是整齐严肃的样子。极，是表率。赫赫、濯濯，是光明的样子。说的是高宗中兴的盛况如此，我后生指的是后嗣子孙。登上那景山，松柏圆润挺拔，砍伐迁移，方正砍削并防护，松木椽子有直挺的，成排的楹柱有间距，寝庙建成非常安适。《集传》说：景山，是商所都的名字。安，是用来安顿高宗神灵的。这大概是特别为百世不迁的庙宇建造的，不在三昭三穆的数目之中，是建成后祭祀他的诗。然而这一章与《閟宫》的末章文意大致相同，未详何谓。

译履祥按：殷《武颂》是歌颂高宗的。高宗的功德众多，却唯独首先叙述他征伐荆楚的功劳，那么当时戎狄的祸患没有比荆楚更大的，而高宗的防备也没有比征伐荆楚更重要的了。所以朱子怀疑这就是《易经》所说的征伐鬼方吧？难道是因为三苗复兴九黎的德行，以巫祝为家，民神混杂，所以荆楚旧地多有淫祀，因此称之为鬼方吗？商周中期，荆楚常常成为中原的大患。大概从豫南偏出，就越过重重山岭到达邓地，称为山南，然后又渡过汉水，控制并连接云梦泽、长江和沱水，这是重重险阻。荆楚处于其间，是九州之内的夷狄。一旦出来侵凌，就向北震动中原，向东威胁陈、蔡，这就是它容易成为中原祸患的原因。商朝都城在河南，北周迁都洛阳，视荆楚为国都南面的乡邑，而它凭借险固如此，成为大患是理所当然的。然而自从文王兴起于岐周，他的教化风行于江汉。秦人依仗武力，也足以制服楚国。大概从雍地南出，山水都向东南趋向，其下荆楚，也就像从高屋建瓴倒水一样。那么荆楚可以捣毁豫州、威胁扬州和徐州，而雍州和梁州又足以制服荆楚。设置险阻虽然是守国的次要事务，但也不可不知道。

五十九年，王驾崩，庙号高宗，儿子祖庚即位。《无逸篇》说：“在高宗时，以前在外劳作，与平民在一起，当他即位时，曾经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他之所以不说话，说话就和谐，不敢荒废安宁，使殷国安定，以至于大小官员没有时刻抱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礼记》说：“《尚书》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这是称赞他。君王没有不实行这种礼制的，为什么唯独称赞他呢？回答说：高宗就是武丁，武丁是殷朝的贤王，继承世位而在丧事中慈良，在这个时候，殷朝衰落而复兴，礼制废弛而重新兴起，所以称赞他。称赞他所以记载在书中而推崇他，所以称为高宗。三年之丧，君王不说话，《尚书》说：‘高宗居丧守孝三年不说话，说的就是这个。然而说‘言不文’，是指臣下。”商颂《玄鸟》篇说：“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居住在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汤，正定那四方。《集传》说：玄鸟，就是燕子，春分燕子降下，有娀氏女简狄在郊禖祈祷而生下契，他的后世于是成为有商氏，拥有天下，武汤因为他有武德而这样称呼他。”四方诸侯没有不听从命令的，拥有九州，商的先王，接受天命不危险，在武丁孙子。《集传》说：四方诸侯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九有，就是九州，武丁，是高宗，说商的先王接受天命不危险，所以让武丁孙子还依赖他的福分。”武丁孙子，武王没有不胜利的，龙旗十辆，大祭是承接。《集传》说：武王，是汤的号，而他的后世也用来自称，龙旗，是诸侯交龙的旗帜，说武丁孙子现在袭用汤号的人，他的武力没有不胜利的，于是诸侯没有不捧着黍稷来助祭的。”王畿千里，是人民所居住的地方，开始划定那四海。《集传》说：说王畿之内，人民所居住的地方不过千里，而他的封域则极尽四海的广阔。”四海来归，来归众多，景山四周是大河，殷接受天命，都适宜，百禄是承担。《集传》说：假与格同，有人说景山名，商所都也，见《殷武卒章》，《春秋》传也说商汤有景亳之命是也，员与下文‘幅’同义，说景山四周都是大河，何，任也，《春秋》传作荷。”

履祥按：玄鸟的诗，大概是大祫开始附祭高宗的诗。

丙辰，祖庚元年，三年，祭祀高宗。根据大纪将《玄鸟》《殷武》的诗系于三年，认为是祭祀高宗，现在根据史记附高宗肜日。《尚书》说：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大概高宗的庙肜祭之日，有雉鸟鸣叫的异象，序言汤庙的不是这样。祖已说：只有先王的灵，正定他的事，于是训诫君王说：只有天监视下民，典守他的义，降下的寿命有长有短，不是天让民夭折，民中途断命。王祭祀必有祈年请命之事，如汉武帝五畤祭祀之类，祖已说永年的道理不在祷祠，在于所行义与不义罢了，祷祠不是永年的道理，说民而不说君，是不敢斥责。”民有不顺从德行，不听罪过，天已经昭示命令，正定他的德行，于是说：那如何呢？呜呼！王主持教化人民，没有不是天的嗣，典祀不要过于昵庙。说祖宗没有不是天的嗣，王祭祀难道可以独厚于昵庙吗？史记说：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的祥雉为德，立他的庙为高宗，于是作《高宗肜日》及训。

履祥按：《尚书序》称高宗祭祀成汤，有飞雉升鼎耳而鸣，祖已训诫君王，作《高宗肜日》。高宗的训，是谓二书，祖已为高宗作的。根据《史记》则祖已述高宗的事，为祖庚作的。高宗名臣，世多称甘盘、傅說，而没有说祖已的。又凡书之训告其君，多系其所言之臣，如曰《仲虺之诰》，《伊训》，没有系之君的，而这二书皆训体，却系之君，既非义倒矣。又凡书的本序，多称其君之名，或曰王，没有以庙号称的，而这曰《高宗肜日》，则似果若遗书

译“之”这个说法，《史记》的记载应当是正确的。然而三位先王在祭祀时，对于绎祭，夏代称为腹胙，商代称为肜，周代的天子和诸侯称为绎，是在祭祀的第二天举行；大夫称为宾尸，是在祭祀当天举行，这大概是绎祭的残余形式。绎祭在庙门外的西室由主事者负责，以士的身份代行君主的职责，君主并不亲自参与。既然君主已经不亲自参与了，却说高宗目视君主，并且用庙号来称呼他，又说“典祀无丰于昵”，那么仔细品味这些言辞，又怎么知道不是在祖庚时期，在高宗的庙里举行绎祭，而出现了野鸡鸣叫的异象呢？这样的话，两篇文献中祖己训诫祖庚，就显而易见了。太史公博览古书，将其系于祖庚的纪年之下，应当是有依据的。司马迁后来与孔安国交往，于是被孔安国误导，所以重新选取材料而没有加以甄别。

译七种祭祀，周王去世，弟弟祖甲即位。癸亥日，是祖甲元年。甲子日，是二年。庚寅日，是二十八年，周亶父的儿子季历生下儿子姬昌。《大明》这首诗说：“挚国的中女太任，从那个殷商之地，嫁到周国，成为周京的妇人，于是嫁给王季，推行美德。太任怀孕，生下了这位文王。”【《集传》说：挚，是国名。仲，是中女。任，是挚国的姓氏。殷商，是商的诸侯。嫔，是妇人。京，是周京。将要说明文王的圣德，而追溯其来源是这样的，大概说从他的父母就已经这样了。】这位文王，小心谨慎，显明地侍奉上帝，于是招致许多福泽，他的德行不邪僻，因此接受四方国家的归附。【《集传》说：小心翼翼，是恭敬的意思。方国，是四方来归附的国家。晋国胥臣说：从前太任怀文王时，性情不变，年少时在猪圈里小便。韦昭说：豕牢，是厕所。少溲便是小便，而得到文王，并没有因此生病。文王在母亲身边不忧虑，在师傅那里不勤勉，在军队中不烦扰，侍奉君王不愤怒，恭敬友爱二虢，而恩惠慈爱二蔡。为太姒树立榜样，与诸弟相比。《诗经》说：为寡妻树立榜样，推广到兄弟，以治理家邦。于是任用四方贤良的人。《史记·本纪》说：古公有长子叫太伯，次子叫虞仲。太姜生幼子季历，季历娶太任，都是贤德的妇人。生下姬昌，有圣人的祥瑞。古公说：我家世代应当有兴起的人，大概就在姬昌吧？长子太伯、虞仲知道古公想立季历以传位给姬昌，于是二人逃往荆蛮，纹身断发，以让位给季历。古公去世，季历即位。《世家》说：吴太伯弟弟仲雍，都是周太王的儿子，而王季历的兄长。季历贤德，而有圣子姬昌。太王想立季历以传位给姬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逃往荆蛮，纹身断发，表示不可任用，以避让季历。季历果然即位，这就是王季，而姬昌成为文王。太伯逃往荆蛮，自号勾吴。荆蛮认为他义气，跟随归附他的有一千多家，立他为吴太伯。太伯去世，没有儿子。我按：太伯的贤德，不低于王季、文王，只是因为太伯没有儿子，而季历有圣子，所以太王的意思是想改卜。《论语》孔子说：太伯，可以说是至德了！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百姓没有能够称道的。《集注》说：至德，是说德行达到极致，无以复加。无得而称，是说他的谦让隐晦，没有痕迹可见。以泰伯的德行，处在商周之际，本来足以朝会诸侯，拥有天下，却抛弃不取，而又泯灭其痕迹，那么他的德行达到极致是怎样的呢？有人问：谦让作为德行已经很美了，至于三次则其谦让确实了。把天下让给别人，那么他所让的大了。而又能隐晦其痕迹，使百姓没有能够称道的，那么他的谦让不是有求名的累赘了。这就是他的德行为什么达到极致而不可以再加了。履祥按：《诗经》称“至于太王，实始剪商”，不过是说周家代商的基业，从太王开始奠基罢了。而传文于是说太王因为有剪商的志向，太伯不从，所以不继承。不仅错误地看待诗意，其失去太王本意甚远。况且当时，商纣王尚未作恶，商朝尚未衰败，太王怎么能擅自有异志？何况前日还能在狄人侵邠时弃国，而今日却想在商家未乱时取天下，太王的心决不会如此悖逆。太伯在荆蛮采药，人心归附他，于是开启吴国。一个逃亡的公子尚且足以拥有国家，何况凭借周邦的旧业而为之，将来商周之际，难道不足以拥有天下吗？所以说“把天下让给别人”。《仪礼》三次谦让称为终让，那么三次谦让是说最终把天下让给别人。《路史》说太伯让给王季，王季让给文王，文王让给武王，而最终拥有天下，所以说三次把天下让给别人。大概一次让给王季，二次让给文王，三次让给武王。这个说法也通，现在保留它。】

三十三年，周王去世，儿子廪辛即位。【《无逸》说：至于祖甲，不义以为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所以祖甲享国三十三年。郑康成说：高宗想废祖庚，立祖甲，祖甲认为不义，逃到民间，所以说“不义以为王，旧为小人”。高宗认为祖甲贤德，想废祖庚而立他，祖甲不认为义而逃去，后来祖庚去世，而国人最终立他。蔡氏说：按汉代孔氏以祖甲为太甲，大概因为《国语》称帝甲乱之七世而殒，孔氏看到这些记载，意谓帝甲必定不是周公所称的，又以“不义惟王”与太甲“兹乃不义”文句相似，于是以此称祖甲的为太甲。然而详细看这一章“旧为小人，作其即位”，与上一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势正类，所谓小人者都指微贱而言，不是说奸小的人，作其即位也不见太甲复政思庸的意思。按邵雍《经世书》，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一年，世次历年都与《书》合，也不以泰甲为祖甲。况且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以帝、大、小、沃、阳、祖区别之，不应二人俱称祖甲。《国语》传讹承谬，旁记曲说不足尽信，要以周公之言为正。又下文周公说自殷王中宗】

译等到高宗、祖甲以及我们周文王，以及……之类的话，是按照先后次序逐一列举的措辞，那么祖甲就是祖甲而不是太甲，这就很明白了。丙申年，廪辛元年，第六年君王去世，弟弟庚丁即位。壬寅年，庚丁元年，二十一年君王去世，儿子武乙即位。癸亥年，武乙元年，甲子二年迁都到河北【《经世》附注即位年份，《大纪》系于甲子年，河北朝歌，即现在的卫州朝歌县】，第四年君王去世，儿子太丁即位【《史记》说：帝武乙行为无道，制作木偶人称为天神，与木偶人下棋，让人代替天神下棋，天神输了，就侮辱它；又用皮革袋子装满血，仰面向上射它，称之为射天。武乙在黄河与渭水之间打猎，突然雷击，武乙被震死】。丁卯年，太丁元年，第二年，周公季历讨伐燕京之戎。第三年君王去世，儿子帝乙即位。庚午年，帝乙元年，周公季历讨伐余无之戎，攻克了它，被任命为牧师。周公季历讨伐始呼之戎。周公季历讨伐翳徒之戎，君王赐给他圭瓒和秬鬯，让他担任侯伯【《后汉书》说：季历讨伐西落鬼戎，太丁时期，季历又讨伐燕京之戎，戎人大败周军。两年后，周人攻克余无之戎，于是任命他为牧师。从此以后又讨伐始呼、翳徒之戎，都攻克了。《大纪》说：太丁元年，任命周季历为牧师，讨伐始呼之戎，又讨伐翳徒之戎，俘获了他们的三位大夫。君王嘉奖他的功劳，赐给他圭瓒和秬鬯，担任侯伯。《孔丛子》说：子思说：我从子夏那里听说，殷王帝乙时期，王季因功劳受九命之礼而成为伯，接受了圭瓒和秬鬯的赏赐。所以文王凭借这个得以专断征伐。《外纪》记载相同】

译履祥按：《世纪竹书》记载，太丁在位时，王季征伐诸戎，其中包含了具体的年数。然而，《世纪竹书》所载太丁的在位年数，与《经世历》不同。古书中本来就有以事件来纪年的情况，那么《大纪》中太丁元年任命季历为牧师，正好对应帝乙元年。而所谓任命为侯伯的事，根据《孔丛子》，也是帝乙任命的。

第七年，周公季历去世。《大纪》说：季历享年百岁。他的儿子昌继位。晋国胥臣说：文王即位时，咨询了八位虞官。贾唐说：周朝的八位贤士都在虞官任职，他们是伯达、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季随、季騧。我按：八士中南宫氏以下，文中又说南宫，应当考证。又咨询了两位虢公，衡量于闳天，谋划于南宫。韦昭说：南宫指南宫适。询问于蔡原，探访于辛尹。韦昭说：蔡指蔡公原；原指公辛；辛指甲尹，尹佚。他们都是周朝太史。再加上周、召、毕、荣、亿、宁等重臣，以及百神，从而柔和万民。所以《诗经》说：恩惠施于宗庙祖先，神灵没有不安慰。《史记》说：公季去世，儿子昌继位，这就是西伯，称为文王。他遵循后稷、公刘的基业，效法古公、公季的法则。笃行仁德，尊敬老人，慈爱幼小，礼遇下位贤者。正午时分顾不上吃饭，以等待士人。士人因此大多归附他。伯夷、叔齐在孤竹国，听说西伯善于养老，何不前往归附他。太颠、闳夭、散宜生、鬲子、辛甲大夫等人也都前往归附。鬲子名熊，事迹见于《鬻子书》。刘向《别录》说：辛甲是殷朝臣子，侍奉纣王七十五次劝谏而不被听从，离开殷朝到了周。周召与他交谈，认为他贤能，报告给文王，文王亲自迎接他，任命为公卿，封于长子。孟子说：文王治理岐地时，耕种者九分抽一，做官者世袭俸禄，关卡市场只稽查而不征税，湖泽桥梁不设禁令，犯罪者不株连妻儿。年老无妻叫鳏，年老无夫叫寡，年老无子叫独，年幼无父叫孤。这四类人，是天下穷困而无依靠的人。文王废除苛政施行仁德，必定先照顾这四类人。

壬辰年，第二十三祀，周西伯生了儿子发。《礼记》说：文王作为世子时，朝见王季，每天三次。鸡初鸣时就穿戴好衣服，来到寝门外，问内侍说：“今天身体安康吗？”内侍说：“安康。”文王于是高兴。到了中午又去，也像这样。到了傍晚又去，也像这样。如果有身体不适的情况，内侍就报告，文王脸色忧愁，行走时不能端正脚步。王季恢复进食，然后文王也恢复如初。上面必定要观察寒暖的节度。《周礼》说：食物的调配看春季，羹汤的调配看夏季，酱料的调配看秋季，饮品的调配看冬季，寒暖的节度，就是这类情况。吃完饭后询问所吃的食物，命令膳宰说：“不要有剩菜。”膳宰回答：“好的。”然后文王才退下。武王遵循并实行这些礼节，不敢有所增加。《大纪》说：昌作为世子，娶了有莘氏的女子，名叫太姒。太姒不嫉妒忌恨，而西伯有内在的德行，这是德政得以流传、风化得以大兴的原因。太姒生了十个儿子，长子叫伯邑考，早逝。次子叫发，性情慈爱和顺，有圣德。西伯立他为世子。世子遵循西伯侍奉季历的道理来实行，不敢有所增加。西伯生病，世子不脱去冠带而侍奉。西伯吃一顿饭，世子也吃一顿饭。西伯吃两顿饭，世子也吃两顿饭。次子叫旦，在虢叔那里学习，仁圣多才多艺。西伯把政事委任给他。唐虞以下，夏、商一千多年中，圣明的天子贤良的后妃，在宫闱中尽到道义，教化行于天下，被世人歌颂赞美的人有了。等到孔子在周朝衰微时删定《诗经》，而文王时代的诗还在其中。这就是所谓的《周南》之风。朱熹说：到了成王时，周公辅佐他，制作礼乐，于是采集文王时代风化所及的民俗诗歌，配上管弦乐，作为房中乐，推广到乡党邦国，用来彰显先王风俗的兴盛，使天下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都能取法于此。大概从国中得到的，混杂着南国的诗，称为《周南》，意思是从天子之国流传到诗中，不仅仅限于国中而已。从南国得到的，就直接称为《召南》，意思是自方伯之国流传到南方。文王生来有圣德，又得到圣女姒氏作为配偶。宫中的人，在他刚到时，见到他幽闲贞静的德行，作了《关雎》。后妃已经织成细葛布和粗葛布，而赋诗其事。大概她已经尊贵却能勤劳，已经富有却能节俭，已经长大却恭敬，不放松对师傅的尊敬，已经出嫁却孝顺，不哀怨父母，作了《葛覃》。文王当朝防备征伐之时，或者在羑里被拘禁的日子，后妃思念而作了《卷耳》。后妃恩泽下及而没有嫉妒之心，众妾乐于她的德行而称颂，作了《樛木》。后妃不嫉妒忌恨而子孙众多，众妾歌唱，作了《螽斯》。这五首诗，都是后妃的德行。《关雎》是举其全体而言。《葛覃》《卷耳》是说她的志行在于自身。《樛木》《螽斯》是赞美她的德惠惠及他人。它们的词句虽然主要关于后妃，但实际上都是为了彰显文王修身齐家的效果。至于《桃夭》《兔罝》《芣苢》，则是家齐而国治的效果。《汉广》《汝坟》则是以南国的诗附在后面，而显示出天下已有可以平定的迹象。至于《麟之趾》，则是王者

译祥瑞，有不是人力所能导致而自然到来的，所以序诗的人认为这是《关雎》一诗的感应。至于这种祥瑞的到来，固然不能说是没有后妃之德的辅助。然而，如果妻子的本分没有成就，那么又怎么能独自专美呢？现在谈论《诗经》的人，有的竟然只赞美后妃而不追溯到文王，这也算是错误了。

译右边是《周南·国风》中的各首诗，朱熹在序言中如此解说，彻底洗去了卫宏《诗序》的讹误浅陋。王应麟按语说：《墨子》书中记载：“周文王从设网捕鱼的地方提拔了闳夭、太颠，把政事交给他们，西方各国便归服了。”这件事与《兔罝》这首诗的辞意最为吻合。推测这首诗必定是为这件事而作的。肃肃，表示恭敬；赳赳，表示约束，与“纠”字同义，属于谐声字。捕捉兔子时仪态容貌，带有恭敬的样子；武夫行走步武，符合约束的法度。这正是闳夭、太颠之所以贤能，而文王之所以任用他们的原因。白季选拔冀缺，郭泰选拔茅容，都是以此种眼光观察的，何况是文王选拔人才呢？闳夭、太颠作为文王奔走效力、疏导辅佐、抵御侮蔑的朋友，后来成为武王的将领，威猛杀敌之人。确实啊，他们是公侯的干城盾牌、知心腹心之人。

二十有四年，周文王受命于西伯昌，抵御昆夷，防备玁狁。《逸周书》说：文王五年，西面抵御昆夷，防备玁狁，谋划武事以彰显威德怀柔。卫氏《诗序》说：文王之时，西面有昆夷的祸患，北面有玁狁的灾难，凭借天子的命令，任命将帅，派遣戍役，来守卫中原。但《采薇》《出车》等诗的《集传》认为当时的时代不可考，现在不敢遵从卫氏的《诗序》。

三十七年，周文王去世，儿子辛继位（这就是纣王。《吕氏春秋》说：纣王的母亲生了微子，又生了仲衍，那时她尚为妾，后来成为妻，生了纣。《史记》说：帝乙的长子叫微子启，启的母亲地位低贱，不能继承；小儿子辛，辛的母亲是正后，立为继承人。《外纪》说：帝乙的妾生了微子、仲衍，后来成为正后生了纣。帝乙和正后因为微子启贤能，想立他为太子，太史依据法理争辩说：有妻子所生的儿子，不能立妾所生的儿子，所以纣成为继承人。《大纪》论曰：尧舜禅让贤能，夏商周三王传位嫡子，二帝三王道理相同，只是所遇时代不同。尧舜之时，中原刚刚开辟，制度初创，如果不是以圣人继承圣人，就不能成功并留给万世。即使丹朱足以做中等才能的君主，尧也不传位给他，所以商均没有大过错，也不能做天子，而大禹因此拥有天下。到了晚年，制度已经完备，即使是中等才能的君主，辅佐以贤人，也可以守成。圣人不是每代都出现，贤德没有太大差别，就确定传位嫡子，以统一民心，重视天下。虽然如此，大君是人民性命所系，兴亡的根本，圣人有权衡变通，不曾固执一端。所以太甲虽然是嫡子，又有成汤的命令，却几乎被废黜；武王虽然是弟弟，上承文王的命令，最终没有放弃做君主。帝乙也是贤君，拘泥于立嫡而不知道纣足以使天下灭亡，也是不谨慎、不知变通的过错。孔子作《春秋》，借鉴前代，贤能可以就传位贤能，以天下为公；嫡子可以就传位嫡子，以天下为家。这是万世不变的法度。如果帝乙知道这个道理，商朝统治的世代还不可知呢。）

丁未年，纣王辛元年。《史记》说：纣王资质聪慧，反应敏捷，见闻敏锐，材力过人，手能格杀猛兽，智足以拒绝劝谏，言辞足以掩饰过错，自恃臣下无能，自高天下有声望，认为都出自自己之下。《大纪》说：性情奢侈，好酒好色，开始制作象牙筷子，箕子叹息说：现在制作象牙筷子，必定会制作玉杯；有了玉杯象牙筷子，必定会吃熊掌豹胎；之后又将称心如意，君王求足欲望，天下危险啊。

六年，西伯初次在毕地举行禴祭。《竹书纪年》说：纣王六年，周文王初次在毕地举行禴祭。《礼记》说：文王的祭祀，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思念死者如同不愿让他死去，忌日必定悲哀，称呼避讳如同见到亲人想要亲近的样子，祭祀之日欢乐与悲哀各半，享用祭品必定欢乐，祭祀结束必定悲哀。

八年，讨伐有苏，俘获妲己，宠爱她。《国语》说：有男戎，必定有女戎。殷辛讨伐有苏，有苏氏把妲己献给他，妲己得到宠爱，于是与胶鬲勾结而灭亡殷朝。韦昭说：胶鬲，殷朝的贤臣，从殷朝投奔周朝，辅佐武王灭亡殷朝。《史记》说：好酒淫乐，宠爱妇人，喜爱妲己，听从妲己的话，于是让师涓创作新的淫靡音乐，北里的舞蹈，靡靡之音，加重赋税来充实鹿台的钱财。《新序》说：鹿台周长三里，高千尺。应劭说：在今朝歌城中，而填满钜桥的粮食。许慎说：钜鹿水的大桥，增加收集狗马奇珍异物，充满宫室，扩大沙丘苑台，多取野兽飞鸟，放在其中，轻慢鬼神，在沙丘大规模聚集乐戏，以酒为池，悬挂肉为林，让男女裸体在其中追逐，进行长夜之饮，百姓怨恨，诸侯有背叛的，于是加重刑罚，有炮烙之法。《大纪》说：扩大沙丘的苑囿，多建台榭，有璜台、瑶宫、琼舍、玉门，建造大宫，相连百里，中间设九市，进行一百二十天的长夜之饮，设肉林、酒池、酒糟堆，百姓叹息怨恨，诸侯背叛，妲己说：这是惩罚轻、诛杀薄，威势不立罢了，于是制作炮烙之刑。《列女传》说：在铜柱上涂油，下面加炭，让有罪的人走在上面，随即掉进炭中，妲己发笑。

十一年，将九侯剁成肉酱，将鄂侯做成肉干，囚禁西伯于羑里。《史记》说：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的女儿进献给纣王，女儿不喜欢淫乱，纣王愤怒杀了她，并将九侯剁成肉酱。鄂侯争辩，极力辩解，一并被做成肉干。西伯听说后，私下叹息，崇侯虎知道了，告诉纣王，纣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地理志》说：河内荡阴有羑里城，又说：崇侯虎在殷纣面前进谗言说：西伯积累善行德行，诸侯都归向他，将对帝纣不利，于是将西伯囚禁在羑里。韩愈《拘幽操》说：目掩

译云气遮蔽，目光凝滞而失明，耳朵肃静却听不到声音，早晨不见太阳升起，夜晚不见月亮与星星，无论有知还是无知，都如同死与生一般。唉，臣下的罪过应当诛杀，但天王圣明。《伊川程子》说：韩愈的琴操中有这样的话：“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这表达了文王心中的意思，前后的人都说不到此境界。徐仲车说：“韩愈的琴操可以说是了解文王的心意了。《凯风》中七个儿子的母亲尚且不能安守本分，却说母亲圣善，这是儿子们过分自责。”朱子说：“杂说记载：纣王杀了九侯，将鄂侯剁成肉酱，西伯侯听说后，私下叹息。崇侯虎进谗言说：‘西伯侯想要叛乱。’纣王大怒，将他囚禁在羑里。西伯侯叹息说：‘父亲有不慈爱之处，儿子不可以不孝顺；君主有不英明之处，臣子不可以不忠诚。哪有君主可以背叛的呢？’于是诸侯听说后，因为西伯侯能够尊敬上级而体恤下级，就相继归附他。这话算是说得公允了。”十二年间，西伯侯在羑里推演《易经》。《易大传》说：“古时候包牺氏统治天下时，抬头观察天象，低头观察地理法则，观察鸟兽的纹理与土地的适宜性，近处取法于自身，远处取法于万物，于是开始创作八卦，以通达神明的德行，以分类万物的性情。”又说：“《易经》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吉凶产生伟大的事业【朱子说：‘大传记载：河图出现，圣人效法它。’又说包牺氏创作八卦所取法的就是这样，那么《易经》并非仅仅依据河图而作。大概充满天地之间的，没有不是太极、阴阳的奥妙。圣人在这里抬头观察、低头考察，远求近取，本来就有超然物外而默默契合于心的领悟。虽然那些见于摹画的东西，似乎有先后顺序而出自人为，但那些已经确定的形态、已经形成的执着，本来就已经具备在浑然一体之中，而不允许丝毫思虑造作介入其间。程子所说的加倍法，可以说是一句话概括了。邵子所说的画前有易，可见他的真实不虚。’履祥按：‘大传说包牺氏开始创作八卦，而太史公《本纪》说西伯侯被囚禁在羑里，大概是增益《易经》的八卦为六十四卦。他的意思是伏羲只有八卦。学者多跟随他的说法，直到先天图出现，才知道包牺氏已经重卦为六十四卦了。然而大传明明说‘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因而重之，交在其中’。又说‘八卦定吉凶’，八卦是天地阴阳自然方位有吉凶。重为六十四卦之后才确定吉凶。《说卦》中‘八卦相错’的说法也是如此。况且《周官》明明说三种《易》的区别都是六十四卦，不知道司马迁为何这样说。’”又说：“天地确定位置，山泽气息相通，雷风相互摩擦，水火不相侵射，八卦相互交错。推演过去的是顺行，预知未来的是逆行，所以《易经》是逆数的【朱子说：邵子说：这是伏羲八卦的方位，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兑在东南，震在东北，巽在西南，艮在西北，于是八卦相交而成六十四卦，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之学。从震开始经历离、兑直到乾，是数已经生成的卦；从巽开始经历坎、艮直到坤，是推演尚未生成的卦。《易经》生成卦序，是以乾、兑、离、震、巽、坎、艮、昆为次序，所以都是逆数。邵子说：乾用来分开，坤用来收敛，震用来生长，巽用来消减。生长则分开，分开则消减，消减则收敛。乾坤确定位置。震、巽是一爻相交，兑、离、坎、艮是两爻相交。所以震阳少而阴还多，巽阴少而阳还多，兑、离阳逐渐增多，坎、艮阴逐渐增多。又说：乾坤确定上下之位，坎离排列左右之门，天地的开合，日月的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度数盈缩，没有不由此而来的。又说：乾坤纵向而六子横向，是《易经》的根本。履祥按：子王旧说认为先天圆图从震到乾叫做数往，而左方则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从前而后以下转，叫做顺；从巽到坤叫做知来，而右方则是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从后而前以下转，叫做逆。然而总是一图以顺序造化的运行，那么从震四的复卦，经历离、兑的相交，直到乾一的乾卦而姤卦产生；从巽五的姤卦，经历坎、艮的相交，直到坤八的坤卦而复卦产生，那么它们的运行都应当如右方的逆数。这个说法虽然与邵子、朱子不同，但对照图来看更容易明白，现在采纳它。’”大传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创作《易经》的人，大概是有忧患吧【朱子说：夏商末年，《易经》之道衰微，文王被拘禁在羑里而系辞彖辞，《易经》之道复兴。】又说：《易经》的兴起，大概是在殷朝的末世，周朝的盛德时期吧？是在文王与纣王的事情上吧？所以它的言辞危惧，危惧使人平安，安逸使人倾覆，它的道理非常广大，万物不废弃，始终怀着恐惧，其要点是没有过失，这就叫做《易经》的道理【这是说文王在羑里的艰难中创作《易经》，他为人心的考虑就是这样。】又说：帝出乎震，齐乎巽，相见乎离。致役乎坤，说言乎兑，战乎乾，劳乎坎，成言乎艮【传说：万物出乎震，震是东方；齐乎巽，巽是东南方。齐的意思，是说万物洁净整齐。

译也。离卦代表光明，万物都能被看见，是南方的卦象。圣人面南而坐治理天下，面向光明来施政，大概就是从这卦象中取义的。坤卦代表万物都得到滋养，所以说“万物都役使于坤”。兑卦对应秋季，是万物喜悦的时候，所以说“喜悦体现于兑”。乾卦处于西北方，是西北方的卦象，说的是阴阳相互迫近。坎卦代表水，是正北方的卦象，是劳碌的卦象，是万物归藏的地方，所以说“劳碌体现于坎”。艮卦是东北方的卦象，是万物终结又重新开始的地方，所以说“成就体现于艮”。愚按：这种说法，是经文中的言辞，朱子认为其中多有未能详述之处。邵子曰：“这是卦位，由文王所确定，所谓后天之学。”又说：“文王作《易》真是至善啊，他掌握了天地的作用吗？乾坤相交而成泰卦，坎离相交而成既济卦。乾生于子位，坤生于午位，坎终于寅位，离终于申位，以顺应天时的变化。将乾置于西北，退坤于西南，长子主事而长女代母，坎离得位而兑艮为偶，以顺应大地的方位。王者的法则，大概都在这里了。”朱子曰：“这是说文王改变伏羲卦图的意思。大概从乾南坤北相交，则乾北坤南而成泰卦了。从离东坎西相交，则离西坎东而成既济卦了。乾坤相交，是从它们已经形成的状态返回到它们所由生的本源，所以再变则乾退居西北，坤退居西南。坎离的变化，是东方的自上而下到西方，西方的自下而上到东方。所以乾坤既退，则离得到乾的位置而坎得到坤的位置。震主事，发生于东方；巽代母，长养于东南。”邵子曰：“《易》就是阴阳交替的意思。震兑是刚开始相交的，所以处于朝夕的位置；坎离是相交到极点的，所以处于子午的位置；巽艮不相交而阴阳仍然混杂，所以处于用中的偏位；乾坤是纯阴纯阳，所以处于不用的位置。”又说：“兑离巽得到阳气的较多，艮坎震得到阴气的较多，所以作为天地的作用。乾是极阳，坤是极阴，所以不用。”又说：“坤统率三女在西南，乾统率三男在东北。”又说：“震兑横列而六卦纵列，是《易》的作用。”朱子曰：“曾经考察此图而更为之说曰：震在东，兑在西，阳气主进，所以以长为先而位于左；阴气主退，所以以少为贵而位于右。坎在北，是进的中点；离在南，是退的中点。男在北而女在南，是互相藏其宅。这四者都处于四方的正位，而作为主事的卦。”然而震兑是开始，而坎离是终结；震兑轻，而坎离重。乾在西北，坤在西南，是父母年老而退居不用的地方。然而母亲亲而父亲尊，所以坤还半用，而乾全不用。艮在东北，巽在东南，是少男进之后，而长女退之前，所以也都不用。然而男未就傅，而女将有行，所以巽稍向用，而艮全未用。这四者都居四隅不正之位，然而居东者未用，而居西者不复用。所以下文历举六子而不数乾坤，至于水火雷风山泽的相偶，则又用伏羲卦。《易》上篇说：“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屯，元亨利贞，利建侯。〇亨，匪我求童⁇，童⁇求我，初筮告，再三渎，则不告，利贞。需，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讼，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大川。师，贞，丈人吉，无咎。比，吉，原筮，元永贞，无咎，不宁方来，后夫凶。小畜，亨，密云不雨，自我西郊。履，履虎尾，不咥人，亨。泰，小往大来。吉亨。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晦小来。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大有，元亨。谦，亨。君子有终。豫，利建侯行师。随之元亨利贞，无咎。蛊，元亨利涉大川，先甲三日，后甲三日。临之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观之盥而不荐，有孚颙若。噬之亨，利用狱。贲之亨，小利有攸往。剥之不利有攸往。复之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徃。旡妄之元亨利贞，其匪正有⁇，不利有攸往。大畜之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颐之贞吉，观颐，自求口实。大桡栋，利有攸往，亨。坎之有孚维心亨，行有尚。离之利贞亨，畜牝牛吉。”《易》下篇说：“咸之亨利贞，取女吉。恒之亨无咎，利贞，利有攸往。遁之亨，小利贞。大壮之利贞。晋之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明夷之利艰贞。家人之利女贞。睽之小事吉。蹇之利西南，不利东北，利见大人，贞吉，解之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损之有孚元吉无咎可贞，利有攸往，曷用，二簋

译可用于祭祀。”增益有利于前往，有利于涉越大河。决断，在王庭中宣扬，诚信呼号有危险，从邑中告诫，不利于立即用兵，有利于前往。相遇，女子强壮，不可任用。娶妻，聚集，亨通，君王到达宗庙，有利于见到大人，亨通，利于守正，使用大牲畜，吉祥，有利于前往。上升，大吉亨通，去见大人，不要忧虑，向南征伐吉祥。困顿，亨通，守正，大人吉祥，没有过错，有言论不被信任。水井，改变城邑不改变水井，没有损失也没有获得，往来使用井水。井水几乎汲出，但绳子还未拉到井口，瓶子却破了，凶险。变革，过了六日才使人信服，大吉亨通利于守正，悔恨消亡。鼎，大吉亨通，震雷到来恐惧不安，谈笑自若，震惊百里，不丢失祭祀用的匕和鬯酒。止于背部，看不见自身，走在庭院中，看不见其人，没有过错。渐进，女子出嫁，吉祥，利于守正。归妹，出征凶险，无所利。盛大，亨通，君王到达那里，不要忧虑，适宜在日中。旅行，小亨通，旅行守正吉祥。顺从，小亨通，利于前往，利于见到大人。喜悦，亨通，利于守正。涣散，亨通，君王到达宗庙，利于涉越大河，利于守正。节制，亨通，苦于节制不可守正。中孚，豚鱼，吉祥，利于涉越大河，利于守正。小过，亨通，利于守正，可做小事，不可做大事，飞鸟留下声音，不宜向上，宜于向下，大吉。既济，亨通，小利于守正，起初吉祥，最终混乱。未济，亨通，小狐几乎渡河，沾湿了尾巴，无所利【这些都是文王所系的辞，即所谓的彖辞】

译【朱熹按】伏羲画卦的时候，大概只有图而没有书，只有占卜而没有文字。到了文王以后，才有了书和文字。《系辞传》说：“易有太极，太极生出两仪，两仪生出四象，四象生出八卦，八卦确定吉凶。”又说：“推演过去的是顺行，预知未来的是逆行，所以易是逆着数推演的。”这是指先天图而言的。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七、艮七、坤八，中间断开画成横图，左右回环，这就叫圆图。八卦画成横图，这就叫方图。效法自然之数的形象，人力不能在此增添毫末。它们的位置，乾在南为阳，坤在北为阴，离在东因为大明生于东，坎在西因为月亮生于西，太阳落入西，震在东北因为阴气盛于北而一阳初生，巽在西南因为阳气盛于南而一阴初生，西北多山陵，艮卦居于此，东南多川泽，兑卦居于此。这是地理自然的形势。从震四的一阳复卦为冬至，经历离三、兑二之交为卯中，则由一阳、二阳、四阳、五阳到六阳为乾一的乾卦而姤卦产生。从巽五的一阴姤卦为夏至，经历坎六、艮七之交为酉中，则由一阴、二阴、三阴、四阴、五阴到六阴为坤八的坤卦而复卦产生。这是天运循环的顺序。方图乾始于西北，坤尽于东南，从西北到东南，则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巯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是生卦的交点。从西南到东北，则否、泰、损、咸、恒、易、既济、未济都是三阳三阴的交点。圆图象征天，大而天地古今元运世变，小而岁月日时，都不离开这个规律。方图象征地，而凡是天地神鬼事物消长气数推移，都不出于这个规律。伏羲的时候没有文字，这六十四卦，就是六十四个大字。字书不过是象形、指事、转注，而六十四卦具备这些，所以这六十四字，天地人事时义物理的常变，都包含在其中了。又加上纵横交错、互相对待的意义，邵子所谓“图虽无文，我整日说话未曾离开它”，大概天地万物之理都尽在其中了。至于它的占辞传于夏历商朝，又有《连山》、《归藏》之类，但世间不流传，学者多认为邵氏的互体、既济、挂一等图，就是《连山》的遗法。后世的纳甲、归魂之法，就是《归藏》的遗法。然而它们的辞句已不可考证，或者有吉凶而没有教戒，文王在羑里被囚禁，乐天忧世，考虑到天下后世没有处理吉凶悔吝的方法，于是推演而成《易》。他推演《易》的时候，意思好像是说：伏羲的图，大概是效法自然一定之体，而没有完全显明其用。伏羲的卦虽然互相成文，自然之象，而没有各自附以辞句，民用不彰显，大道容易隐没。于是将先天之体移为后天入用之位，翻变六十四卦变易之象，而系上吉凶利否的辞句。它的位置则探取河图生成之位为后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图，乾居西北，西北是亥位，室壁天门。亥者，是子的父亲；子者，是亥的儿子。乾居父位，动为天一以生水，则坎子在北方，水生木，则天三的震居东方，木生火，则地二的离居南方，火生土，坤是土之体，则间于火金之间而居西南，土生金，则地二的兑金居西方。至于金又生水。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所以河图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虚。后天则太极虚中，而四隅充实，大概是土分王四方。土既分王，则乾坤艮巽都是土位。乾者，是土之牡，为父，居西北；坤者，是土之体。火金本相克，坤在其间则相生，这是坤之所以在西南的原因。艮山，是土之积；巽木，是土之官，所以居两隅。水虽生木，然而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气，所以艮辅坎水以生木，艮者是木，又其性止，止而后能动，《说卦》所谓“终万物，始万物”，所以艮居东北。震者是木之生，巽者是木之气，木不能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后木气发而为火，所以巽居东南。天地之造，没有比生成更大的，木是生物之气，金是成物之气。震是木，巽也是木，震居天三之木，发生万物，巯木居东南以承之，则生意更加完备，而物生皆齐了。兑是金，乾也是金，兑居地四之金，肃成万物，乾居西北以牧之，则成物无遗漏，而物成反本了，这是后天自然之用。天道运行平正，四时胎育万物之用，都尽在其中了。至于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邵子固然已经说过了。然而乾坤固然是天地，《易》于乾坤，譬如言仁者有专言者，有偏言者。专言者，乾坤则包六子而该六十四卦，偏言则八卦配八放，而乾坤六子均为入用之位。凡是图意所涵盖的有言，大概浅显。至于卦则两两翻对，以显示对待消长、上下升降之变。其体则在杂卦中言之，而邵子三

译十六宫名称的由来。其次序原本依据于翻卦与对卦的原则，而《序卦传》按照次序来论述，虽然不是精微的义理，但也是一种用意。而且凡是易图中叠加、对卦、并卦的含义，也在这里发出了例证。其卦辞有的取于两体，有的取于两象，有的取于两中，有的取于主爻，有的取于变卦，有的取于成卦的意义，反复告诫以指导百姓和君王的运用，圣人担忧后世的忧患在这里达到了极致。有人说：卦体有奇偶之分，奇数为七，偶数为八。彖辞是卦体七八的常态，象辞是每爻九六的变化。文王的辞只有彖而没有象，那么揲蓍求卦的人，难道常常得到七八而遇不到九六吗？或者遇到九六却没有占卜的依据，那么文王为百姓设立占卜的方法，大概是不完备的。回答说：这确实是不完备的。所以周公继承他，附加了爻辞，以穷尽九六的变化，占卜的言辞这才完备。然而当六十四卦刚开始有彖辞时，筮者如果遇到九六，也就兼占变卦的彖辞罢了。且以一卦为例来说：乾卦初爻变动则成为姤卦，虽然没有“勿用”的言辞，但姤卦的“勿用”可以占卜；乾卦二爻变动则成为同人卦，虽然没有“在田”的意象，但同人卦“于野”的意思可以知晓；乾卦三爻变动则成为履卦，虽然没有“乾乾惕厉”的告诫，但履卦“履虎不咥”可以卜问；至于四爻变动成为小畜卦，那么“不雨”的言辞不需要等到跃渊就可以明白；五爻变动成为大有卦，那么“元亨”的时机不需要等到飞龙就可以想象；六爻变动成为夬卦，那么物极应当决断，又不需要等到“亢”的言辞就可以知道了。虽然如此，终究没有穷尽事物的变化。所以周公依据这个，于是著录了九六的爻辞。凡是说九六的，都是指每爻的变化。然而又怎么知道文王时代没有象辞，而是周公特意修补的呢？所以《河洛》第九篇说：周文王增补贯通八八的节律，转换次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杨雄也有文王附加六爻的说法。《参同契》也说文王是帝王的宗祖，结体演述爻辞。大道的晦暗与显明，大概关系到世运。伏羲先天易，孔子说卦以后，儒者没有传承。而方外之士传承了它，如魏伯阳、关子明，大概可见。至于文明的时代，则是希夷先生陈图南开始拿出来示人，传了三代到邵雍，才在当世大大阐发，易道到这里也大大完备了。邵雍的象数，程颐的义理，朱熹兼采二者而主于筮占。邵雍观象推数，知道法象自然的妙处，所以说“画前元有易”。程颐玩味言辞探求意义，认为理是无形的，易借象来显明义理，所以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同一本源，显隐没有间隔。朱熹深究两家的学说，上溯四圣的心意，认为易是为卜筮而作，卦本于象数而画，理因卦爻而显明，所以说“理定既实，事来尚虚，用应始有形，该本无”。呜呼，易道这就叫大完备，所以朱熹称赞说：“邵传羲画，程演周经，象陈数列，言语尽而理得，弥亿万年，永着常式。”又说：“惟斯未启以俟后人。”大概说的是占卜，现在摘录其大要于篇中，以等待学者共同考证。

译十三年，商纣王释放了西伯，西伯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请求废除炮烙酷刑，于是纣王赐给西伯弓箭和斧钺，让他专主征伐。【《大纪》说：周朝的臣子日夜担忧恐惧，谋划营救君父，无所不用其极，竭尽国内的珍宝良马，派遣闳夭、太颠前来进献。诸侯也担忧恐惧地入朝觐见，请求赦免姬昌。大概这时西方有昆夷的祸患，北方有玁狁的灾难，纣王于是召见姬昌并释放了他，姬昌趁机献出洛西之地，请求废除炮烙之刑。纣王非常高兴，答应了他，赐给他弓箭斧钺，让他专主征伐，成为西方诸侯的盟主。】考察各家的说法不一，且大多浅陋，只有《大纪》所载符合事理形势，当今应当遵从它。【《大纪》论曰：君子与小人的不可相处，就像水火一样。何况文王是大圣人，受辛（纣王）是下愚之人呢？只有文王使纣王敬重信任，才得以专主征伐。纣王虽然名义上是天子，但实际上与天下诸侯及万民都一同处于教化养育之中了。这才是文王受命的实情。先儒不认识天道，竟然把改元称王当作受命，太过浅陋了。文王获得征伐代商的权柄，九年之后去世，所以《秦誓》说：“皇天震怒，命令我的文考，严肃地执行天威。只是九年大统尚未集结。”既然说大统尚未集结，那么怎么会有改元称王的事呢？先儒不依据经文，推究义理，却妄生这种议论，这是把文王当作曹操、司马懿一流的人了。唉！曹操与司马懿尚且不改元称帝，却说文王做了这种事，太过分了！】《史记》说：纣王赐给西伯弓箭斧钺，让他得以征伐，作为西伯却任用费中执政。费中善于阿谀奉承、贪图利益，殷人并不亲近他。纣王又任用恶来，恶来喜欢毁谤进谗，诸侯因此更加疏远。西伯回国后修德行善，许多诸侯背叛纣王归附西伯，西伯势力日益壮大。《传》说：文王率领殷朝叛离的国家来侍奉纣王。十四年，虞国和芮国到周朝解决争端。【前传说：虞国和芮国的国君互相争夺田地，很久不能平息，于是相约朝见周王，进入周境，看到耕田的人互相让出田界，走路的人互相让路；进入城邑，男女分道而行，头发花白的老人不背负重物；进入朝廷，士人让位给大夫，大夫让位给卿。两国国君感动地互相说：“我们这些人，不可以踏入君子的庭院。”于是互相把所争的田地作为闲田而退让。天下听说后归附的有四十多个国家。苏氏说：虞国在陕州的平陆，芮国在同州的冯翊，平陆有间原，那就是虞芮所让的地方。】十五年，西伯讨伐犬戎。【《史记》说：虞芮之人全都谦让而离开，诸侯听说后说：西伯大概是受命的君主。这一年讨伐犬戎。】西伯得到吕尚。【《孟子》说：“伯夷躲避纣王住在北海边，听说文王兴起，说：‘为什么不回来呢？我听说西伯善于赡养老人。’太公躲避纣王住在东海边，听说文王兴起，说：‘为什么不回来呢我听说西伯善于赡养老人。’天下有善于赡养老人的，仁人就会认为那是自己的归宿。五亩的宅院，墙下种上桑树，妇女养蚕，那么老人就足以穿丝绸了。五只母鸡，两头母猪，不失时节，老人就足以不缺肉食了。百亩的田地，男子耕种，八口之家就足以不挨饿了。所谓西伯善于赡养老人，就是制定田里制度，教导种植畜牧，引导他们的妻子儿女，让他们奉养老人。五十岁没有丝绸就不暖和，七十岁没有肉食就不饱足，不暖和、不饱足，叫做受冻挨饿。文王的百姓中没有受冻挨饿的老人，说的就是这个。”《史记》说：“太公望吕尚，他的祖先曾经担任四岳，辅佐大禹平定水土，在虞夏之际，封于吕，姓姜，尚是他的后代。西伯将要外出打猎。”】【占卜说：所得到的不是龙，不是螭，不是虎，不是罴，得到的是霸王之辅。于是周西伯打猎，果然在渭水北岸遇到太公，与他交谈非常高兴，说：“从我先君太公就说：将有圣人来到周，周将因此兴盛。您真是那个人吗？我太公盼望您很久了！”所以称他为太公望，用车载着他一起回去，立为师。《说苑》说：太公望七十岁辅佐周朝，九十岁封于齐。东方朔又说七十二岁才在文武二王时发挥作用。大概回到周朝两年后成为相。考察诸书称太公的说法不一，兵书所载尤其浅陋，而《史记》又说文王被囚羑里，散宜生、闳夭招募吕尚。现在以孟子的话和《说苑》的年龄为准。】十六年，西伯讨伐密须，于是定都于郢。《皇矣》这首诗说：“天帝对文王说：不要这样背离正道，不要这样贪求羡慕，要率先登上大道之岸。密人不恭敬，敢抗拒大国，侵犯阮国前往共地。王勃然大怒，于是整顿军队，去遏制敌军，以巩固周朝的福佑，以回应天下人心。”【《集传》说：天帝对文王说，是假设为天命，文王的话如下所言。无然犹言不可如此。畔援，是说舍弃这个而取那个。歆羡，是说放纵情欲以顺从外物。岸，是道的极致处。密，是密须氏，姞姓的国家，在今宁州。阮，国名，在今泾州共，阮国的地名，今泾州的共池就是。人心有所背离，有所贪求羡慕，就会沉溺于人欲的洪流，而不能自我拯救。文王没有这两种情况，所以唯独能先知先觉，达到道的极致。这大概是上天确实命令他，而不是人力所能达到的。因此密人不恭敬，敢违背天命，擅自兴兵，侵犯阮国前往共地，就勃然大怒整顿军队去遏制他们，以厚植周家的福佑，而回应天下人心。大概也是因

译可以发怒时就发怒，起初并没有产生背离、攀附或贪恋之心。这是周文王开始征伐的时候。依据他在周京的安定，从阮国的边境发起进攻，登上我们的高冈，没有失去我们的山陵，我们的山陵和山丘，没有让人饮用我们的泉水，我们的泉水和池塘，考察那平坦的原野，居住在岐山的南面，在渭水的旁边，成为万邦的准则，下民的君王。《集传》说：京，是周朝的京城。意思是说文王安然处在周的京城，而所整顿的军队已经遏制了密人，于是从阮国的边境出发，去侵犯密人所登临的高冈，那高冈就成了我们的山冈，而没有人敢在山陵布阵、在泉水饮水来抵抗我们。于是勘察那高原而在那里建都，就是所说的郢邑。这个地方在汉代属于扶风安陵，现在属于京兆府成阳县。

译履祥按：《逸周书》记载了周王居于程地之事，《史记·解》中又有“毕程”的称号，孟子所说的“毕郢”，郢就是程，古文相通，或许是文字传写有误。

十七年，西伯讨伐耆国【《史记·殷本纪》记载为“饥”，徐广说：“一作阮。”《书大传》说：第一年断绝虞、芮两国的争讼，第二年讨伐于国，第三年讨伐密须，第四年讨伐犬戎，第五年讨伐耆国，第六年讨伐崇国。《史记》则记载：第二年讨伐犬戎，第三年讨伐密须，第四年击败耆国，第五年讨伐邘国，第六年讨伐崇国。现在依从《史记》的记载，但《史记》将祖邑向纣王告发的言辞系于讨伐耆国之下，这就不对了】。甲子日，十八年，西伯讨伐邘国【徐广说：邘城在野王县西北，《大传》中写作“于”】。十九年，西伯讨伐崇国，建立丰邑，将都城迁往那里。《皇矣》这首诗说：“上帝对文王说：‘我怀念你的明德，你不以高声厉色示人，不凭借夏朝的皮革（武力）逞强，不刻意求知，顺应上帝的法则。上帝对文王说：‘询问你的仇敌方国，联合你的兄弟，用你的钩援（攻城器械）和临冲（战车）去讨伐崇国的城墙。’”【《集传》说：崇国，国名，在今京兆府鄠县。《史记》记载崇侯虎向纣王进谗言陷害西伯，纣王将西伯囚禁在羑里，西伯的臣子闳夭等人求得美女、奇珍异宝、良马献给纣王，纣王于是赦免了西伯，赐给他弓矢、斧钺，允许他专断征伐。说进谗陷害西伯的是崇侯虎。西伯回国后第二年，讨伐崇侯虎并建立丰邑。这是说上帝眷念文王，称颂他的德行深微，不显露其形迹，又能不故作聪明以遵循天理，所以又命令他去讨伐崇国。吕氏说：这是说文王的德行不显露而功绩无痕迹，与天同体罢了。虽然兴兵讨伐崇国，无不是顺应上帝的法则，而非出于私意。】“临冲战车缓缓行进，崇国城墙高大耸立，俘虏接连不断，割取左耳的敌人安然就擒。举行类祭、祃祭，招致远方之人归附，四方因此不再侵侮。临冲战车疾驰向前，崇国城墙高耸坚固，讨伐、杀戮、灭绝、忽灭，四方因此不再违逆。”【《集传》说：这是说文王讨伐崇国之初，缓攻徐战，祭祀群神以招致归附者，四方无不畏惧服从；等到最终仍不服从，则纵兵灭之，四方无不顺从。起初攻打得缓、作战得慢，并非力量不足，也并非示弱，而是为了招致归附并保全他们；等到最终不投降而肆意诛杀时，则是天诛不可停留，罪人不可不捉拿的缘故。这就是所谓的文王之师。《左传》说：文王听说崇国德行败乱而讨伐它，军队驻扎三十天而不投降，文王退兵修明教化后再去讨伐，崇国于是依托营垒投降。《大纪》说：崇侯蔑视侮辱父兄，不敬重长老，审理案件不哀怜，制定俸禄不均，百姓力尽却得不到衣食，西伯讨伐他，进军到城下，崇侯坚守三十天仍不投降顺从，西伯勒兵攻灭了他。】《文王有声》这首诗说：“文王承受天命，拥有这些武功，已经讨伐了崇国，在丰地建立城邑。文王真是伟大啊！”【《集传》说：作邑，就是迁徙都城。丰就是崇国的土地，现在在鄠县杜陵西南。】“筑城沿着淢水，建立丰邑与之相配，并非急于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追随先人的孝道。君王真是伟大啊！”【《集传说：王后也是指文王而言。说君王经营丰邑的城墙，凭借旧有的沟渠作为界限而修筑，其建立城邑的居所也与其城墙相称而不奢侈宏大，都不是急于完成自己的欲望，只是追随先人的志向而来实现孝道罢了。】“君王的功绩显赫，在于丰邑的城墙，四方因此归同。君王是国家的栋梁，君王真是伟大啊！”【《集传》说：公，就是功。君王的功绩之所以显著，是因为他能修筑这丰邑的城墙，四方于是来归附，并以文王为支柱。】

【履祥按：《逸周书》称，周王居于程地三年，遭遇天下大荒，这大概就是文王定都丰地的原因吧。】

西伯建立灵台【《礼记疏》说：《周本纪》记载文王建立灵台，当时他十六岁。《周易·干凿度》说：昌二十九年讨伐崇侯，建立灵台。】《灵台》这首诗说：“开始规划灵台，测量经营，百姓们来建造，不几天就建成了。开始规划时不要催促，百姓们像儿子侍奉父亲一样前来。君王在灵囿，母鹿肥壮洁白，白鸟羽毛鲜明。君王在灵沼，鱼儿满池跳跃。悬挂钟磬的木架高耸，大鼓和镛钟陈列。演奏鼓钟之乐，在辟廱中享乐。演奏鼓钟之乐，在辟廱中享乐，鼍鼓咚咚作响，盲人乐师演奏公乐。”【文王建造灵台，是用来观测日影、占测星象、观望云气的，所以称为灵台。《易·干凿度》推演纪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辟廱有两种说法，一是《庄子》等书说文王制作辟廱之乐，一是诸儒多称文王设立学校的名称，后来成为天子的学校。根据诗意，应当是乐名。然而古人设立学校，多以音乐教化，难道是因为用辟廱之乐来教化，所以用辟廱来命名所教化的学校吗？设立学校名为瞽宗，大司乐掌管成均之法，都是这个意思。建立灵台时，文王尚未称王，而百姓称他为王，大概《文王之什》各篇，都是周公制作时追述阐发先王的德行，多采用追尊为王的辞令。《雍录》说：文王定都丰邑，在鄠县，丰水出自终南山，丰谷从鄠县向东流至咸阳后向北，流入渭水。丰水之西有丰宫。《长安志》说：那宫殿在今鄠县，灵台、灵沼、灵�皆属于那片土地。唐魏王李泰《括地志》说：辟廱、灵沼，现在都已没有踪迹，只有灵台孤立，高二丈，周长一百二十步。】二十年，西伯昌去世，儿子发继位【这就是武王。《大纪》说：西伯卧病在床，对世子说：‘见到善事不要懈怠，时机到来不要犹豫，去除邪恶不要停留，这三点是道得以止息的原因。’世子拜了两拜接受教诲，西伯去世，葬于毕。孟子说：‘舜生于诸冯，迁居负夏，死于鸣条，是东夷人。文王生于岐周，死于毕郢，是西夷人。两地相距一千多里，时代相隔一千多年，得志时施行于……’】

译中国，如同符节相合。先圣与后圣，他们的准则是一致的。《中庸》说：“《诗经》说：‘维天之命，于穆不已。’”这是说天之所以为天的原因。“于乎不显，文王之徳之纯。”这是说文王之所以被称为文王的原因，纯粹而且不停息。程子说：“文王的德行像尧舜一样。”丁卯年，第二十一个祭祀年【周西伯姬发元年，欧阳氏说：《尚书·秦誓》中称为十一年，解说的人因此认为从文王受命九年，加上武王居丧二年，合并计算而已。于是把西伯听虞、芮诉讼这件事，称为受命，作为元年。这是荒谬的说法。古代君主即位，必定称元年，这是常事，不把它看得很重。后世曲解学问的人解说《春秋》，才开始把改元当作重大的事情。那么这究竟是常事吗？本来不值得谈论。如果是重大的事情吗？西伯即位已经改元了，中间不应该改元，却又改元。到了武王即位应该改元，反而不改元，却冒用先君的元年，合并他居丧的年份称为十一年，等到他灭商得到天下，这件事比听讼重大得远了，又不改元。由此说来，认为西伯以受命之年作为元年，是荒谬的说法。后来的学者知道西伯生前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那么《诗经》《尚书》所记载的文王、武王的事迹，就鲜明明白而不虚妄了。有人说：那么武王丧毕伐纣，而《泰誓》为什么称十一年？回答说：丧毕伐纣，出自诸家的小说，而《泰誓》在六经中没有明文记载。从前孔子处在衰微的周代，担心众说纷纭，迷惑扰乱当世，于是退而修订六经，作为后世的法则。等到孔子去世后，距离圣人稍远，而众说又兴起，与六经相混淆。自从汉朝以来，没有人能够辨明纠正。现在有卓越的人士，只相信六经，那么《泰誓》是武王的事迹。十一年，是武王即位的第十一年。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司马迁作《周本纪》，虽然说武王即位九年，在文王墓前祭祀，然后在盟津治兵；等到作《伯夷列传》，却又记载父亲死了不埋葬的说法，都不可信，所以我不予采纳。相信《尚书》，就可以了。《大纪》意思相同】第二十七个祭祀年，西伯姬发生下长子诵【《大纪》说：周西伯娶吕望的女儿邑姜，姜贤德，站立时不曾倚靠坐着，不曾傲慢发怒，不曾严厉，这一年生下了儿子诵。自从《史记·世家》称吕望穷困年老，世间于是有了太公八十岁归附周的说法。然而看他把邑姜嫁给武王，那么八十岁的说法，大概未必如此】第三十一个祭祀年，西伯向东视察军队【《史记》说：九年，武王在毕地向上祭祀，向东在盟津视察军队。这时诸侯都背叛殷商归附周，不约而同在盟津会合的有八百人，都说纣可以讨伐了。武王说：天命还没有到来，于是还师。《大纪》说：先前亳地有雀生了鹯，史官占卜说：以小生大，威振名昌。纣更加轻慢放肆。抛弃耆旧、贵戚、大臣、商容、微于、微仲、箕子、比干、胶�之徒不用，而任用蜚亷、恶来。蜚亷，是孟戏、中衍的后代，恶来是他的儿子。都凭借材力进身，善于阿谀喜好陷害。有个叫梅伯的人，性格忠直，多次劝谏争辩，纣发怒杀了他，把他剁成肉酱。有个叫雷开的人，性格阿谀奸佞，进献谀言，纣赐给他金玉并封赏他。曾经因为夏天田猎，有人劝谏说：‘不是时候。君主践踏一天的禾苗，而百姓失去终年的粮食，这可以吗？’杀了他。宫苑污池沛泽很多，而虎豹犀象生长在那里。夷羊在牧场，蜚鸿满野。山鸣，河干，天降两块肉，两块石头，两个太阳出现，〇生毛，兔子有角，女子化为大夫。宫中夜里听到哭声，却看不到人。黎侯靠近王畿，不恭敬王命。纣正日夜极尽声色，不知道治理。西伯姬发攻克黎，殷人大为震惊】《西伯戡黎》篇说：“西伯已经攻克黎，祖伊恐惧，奔跑报告给纣王【蔡氏说：‘《尚书》中没有攻克黎的事，史官特意标出这篇开头，以显示祖伊报告纣王的原因。祖伊，是祖已的后代。从他的封邑奔跑着报告纣王’】说：‘天子，上天已经终结了我殷商的命运，至人元〇，不敢知道吉祥。不是先王不辅助我们后人，只是君王淫乱嬉戏从而自我断绝【‘格人’犹言至人，指各位贤人】所以上天抛弃我们，不安养其民，不虞度义理，不遵循典章【君王既然淫乱嬉戏自我断绝于天，所以上天抛弃我商的原因，是因为不安养其民，因为不虞度义理，因为不遵循典章】现在我的百姓没有不想灭亡的，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大命不致！’现在君王将如何【‘大命’所谓天命，挚至也。《史记》云‘大命胡不至’，说百姓苦于纣的暴虐，没有不想殷商灭亡的，说‘上天为什么不降下威严呢’，‘承受大命的人为什么不到呢’？大概殷民已经盼望周师吊伐的到来。现在君王将如何，说纣不能再做我们的君主。上一章说上天抛弃殷，这一章说百姓抛弃殷】纣王说：‘唉，我生来不是有天命在上【纣被天人所抛弃，听到劝谏不悔改，还自以为生之初受命于天，不是人所能断绝的。《泰誓》所说的‘谓已有天命’就是如此】祖伊返回说：‘唉，你的罪过多列在上，你还能责备天命吗【‘参’列也。祖伊不再进言，回去私下议论，大概

译看见纣王已经不可再劝谏了。殷商即将灭亡，指责你（纣王）的罪行，难道能在你的国家中免于杀戮吗？蔡氏说：“功事，即行事。意思是说殷商即将灭亡，指出你所做的事，难道能在商邦中免于杀戮吗？我读这篇文献，从而知道周朝德行的极致。祖伊因为西伯侯讨伐黎国对殷商不利，所以奔告纣王。其中必定涉及西伯侯讨伐黎国对殷商不利的言语，而有人将这些话报告给纣王，纣王又将这些话告诉别人，不曾有一毫提及周朝的内容。由此可知周朝起初并无谋取天下的野心，其讨伐黎国，是道义上应当讨伐的。假如纣王能够迁善改过，那么周朝终究会恪守臣子的节操。祖伊是殷朝的贤臣。他知道周朝的兴起必然对殷商不利，又知道殷商的灭亡起初与周朝无关，所以借讨伐黎国之事来告诫纣王，反复强调天命和民情的可畏，而略无提及周朝之处。文王、武王公天下的胸怀，由此可以看见。子王子说：祖已之后，又有祖伊。所谓旧时的家族遗族，还有留存者，这是先王涵养恩泽的体现。商汤征伐葛伯，西伯侯讨伐黎国，都是剥床及肤的危急形势，不待智者而后知。当时周朝的王业已经成就，商纣王仅仅因为一日名位尚存，忠臣义士还希望他有一念悔改，警戒恐惧，未曾敢废弃这种秉持常理的至情。事情紧迫，言语严峻，幸好遇到纣王尚未发怒，只是用利口应对，而未至于被杀。像比干的劝谏，或许遇到纣王发怒，或许他的言语比这更严重？天命的断绝与否，正系于比干被杀与否。像祖伊这样的人，凛然庆幸自己得以幸免。”

译【履祥按】商朝自武乙以来，都城迁回河北，在今卫州的朝歌；而黎国，在今潞州的黎城。从潞州到卫州，按现在的地理计算不过三百多里，那么黎国大概是商王畿内的诸侯国。西伯讨伐黎国，这是武王的事。自从司马迁把文王讨伐耆国当作戡黎，并接续祖伊的告谏，于是传注都认为是文王，这就错了。孔子称赞文王拥有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却仍服侍殷商，这是至高之德；而传注称文王率领殷商的叛国去侍奉纣王，那么戡黎这一战，文王难道会轻易在周天子（此处指商王）的畿内兴兵吗？况且文王确实曾经讨伐邘国、崇国、密须国，为什么唯独难以讨伐黎国呢？大概诸侯必须得到天子赐予弓矢才能征伐，得到斧钺才能杀戮。自从文王献出洛水以西的土地，纣王赐给他弓矢斧钺，让他专断征伐，那么西方诸侯中违背道义的，文王得以专擅讨伐。像崇国、密须国，都是西方诸侯。至于关河以东的诸侯，不是文王所能讨伐的，何况是王畿内的诸侯呢？所谓拥有天下三分之二，不过是江汉以南受其教化感召，都归附他罢了。文王本来就没有南方的军队，又怎么会有王畿内的军队呢？前代儒者说孔子称文王为至高之德，只是因为他不讨伐纣王罢了，至于戡黎这件事，文王也已经做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观察文王称王疆域，文王已有灭商之心了，只是畏惧后世的议论，对纣王不敢加兵，这是后世曹操的权术。哪里算是至高之德呢？从前纣王杀死九侯并剁成肉酱，鄂侯被文王听闻后私下叹息，于是被囚禁，更何况在商王的畿内称王呢？祖伊的告谏如此紧急，以纣王的凶悍，对此反而拖延十多年不忌恨周国吗？所以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等儒者都认为这是武王，那么戡黎大概是武王的事。从前商纣在黎国搜猎，那么黎国是纣王助长恶行的国家。武王在商朝观政，那么戡黎的军队，或许是为了警示纣王，但最终他没有悔改，所以才有孟津的军队吗？看祖伊的话说：“上天已经断绝了我殷商的命数，殷商即将灭亡”，那么这时殷商已经危在旦夕，灭亡没有几天了。所以吴氏于是认为戡黎的军队是在讨伐纣王的时候，大概从其言辞语气来看，居住之地可以知道。这显然不是文王，很明白了。那么文王是西伯，武王为什么也称西伯呢？戡黎列在《尚书·商书》中，以商朝看待周朝，大概是西伯罢了。殷商的制度将天下分为左右，称为二伯，子夏说殷王帝乙时，王季受九命，作伯，受到圭瓒秬鬯的赏赐，果真如此，那么周作为西伯由来已久了。不只是文王是西伯，文王是承袭了受专断征伐的命令罢了。武王没有讨伐商朝之前，袭爵还是原来的。所以传记记载武王讨伐纣王的事说：“西伯军队到达洧水，纣王派胶鬲侯周师询问说：‘西伯将要去哪里？’回答说：‘将去讨伐纣王。’”那么武王作为西伯，在史传中早有来历了。

戊寅年，纣王在位第三十二年，微子离开，箕子做奴仆，比干劝谏而死。《尚书·微子》篇说：“微子说：‘父师、少师【微子是纣王的庶兄，父师箕子是纣王的叔父，一说亲戚。少师是比干。微子名启，箕子名胥余，微、箕是采邑的名称。这是微子忧闷，与二人谋划。‘若曰’是史官叙述其意而追记其言辞】殷商难道不再能治理四方了吗？我们的祖先成功陈列于上，我沉溺于酗酒，在下面败坏我的德行【‘或者’是忽然的意思，‘弗或’是不再期望其忽然改变。‘底’是致，‘遂’是成，‘陈列’是展示。‘沈溺’是沉迷。使酒行凶叫‘酗’。是说先王的成功陈列于上，而纣王却因沉溺酗酒而在下面败坏德行。不说纣王而说‘我’，是臣子以君主为体，如同《春秋》书鲁国为‘我’。纣王的恶行很多，但指出其根本则是沉溺酗酒造成的，败坏混乱不可救药】殷商没有不大好草窃奸宄的，卿士们互相效法而不守法度，凡是有罪过的人，却没有经常受到惩罚。小民正兴起互相为敌仇，现在殷商将要沦丧，如同涉过大水，没有渡口和边际。殷商于是灭亡，一直到现在【这是说殷商的混乱。自从纣王因沉溺酗酒败坏德行，他的臣民相习为乱如此。凡是有罪过的人却没有经常受到惩罚，是因为纣王自己做了逃犯的庇护主。沦丧的情形不再可以挽救，多年有殷商于是突然在今日灭亡。这是忧惊伤感的意思】说：‘父师、少师，我大概要发狂了，我家老迈退隐于荒野。现在你们没有指告救乱的方法，一旦国家倾覆，又将如何呢【‘其’音‘箕’。‘曰’是微子另起话题谋划的言辞。‘我’指纣王，‘吾’是自称。说纣王狂悖不可劝谏教诲，我家像迷乱老迈的人，无能致力，不忍坐视，将逃隐于荒野，而二人没有指告救乱的方法。一旦国家倾覆，又将如何？这是微子想处于不可救药之地，想逃跑又怕遂致灭亡，屈原所谓心烦意乱不知所从的言辞。其意深可悲。‘狂’，《史记》作‘往’，所以误有归周的说法】父师说：‘王子，上天降下毒害灾难荒废殷邦，正兴起沉溺于酒，竟然不畏惧所当畏惧的，且违逆老长旧人之言【这是箕子的答辞。自从纣王为不道，灾谴频仍，上天降下毒害灾难荒废于殷邦，而纣王复不知惊惧，竟然沉溺酗酒更甚，不知畏惧所当畏惧的，且违逆老长旧人的话。这是回答微子关于沉溺酗酒败坏德行的话】现在殷民竟然抢夺神祇的牺牲用来容纳

译即将进食，没有灾祸。（祭祀天地称为牺，祭祀宗庙称为牷。另一种说法是毛色纯一称为牺，形体完备称为牷。牛、羊、猪称为牲。天地和宗庙的牺牲，百姓得以窃取，官吏互相隐瞒，将要食用它，没有罪过。纲纪可知了。这是回答关于小大盗窃等话语的。）

上天降下监察殷商百姓，用治理之道，（纣王）像仇敌一样聚敛，招致敌对仇视毫不懈怠，罪过合而为一，百姓众多却无处申诉。（蔡氏说：讐敛，就像仇敌一样聚敛。不怠，努力实行而不停息。诏，告诉。向下观察殷商百姓，凡是上面用来治理他们的，无非是像仇敌一样聚敛的事情。上面以仇敌之心聚敛，下面必定以敌对之心仇视。上下之间的敌对仇视，实际上是上面像仇敌一样聚敛所招致的。而纣王却招致敌对仇视毫不懈怠，君臣上下同恶相济，合而为一。所以百姓大多饥荒而死却无处申诉。这是回答微子关于小民正兴起互相敌对仇视的话语的。）

商朝如今若有灾祸，我起来承受它的败坏；商朝若沦亡，我不做臣仆。（这是箕子自处之辞。两个“其”字是疑辞。意思是商朝今日如果只停留在灾变，我应当起来承担它的责任，大概是想进谏、想有所作为。商朝今日如果终于沦亡，我没有去异国做臣的道理。这是箕子、比干都想以死进谏，与国家共存亡，没有离去的义理。）

告诉王子出去引导，我过去说会害了你，王子不出去，我就颠坠。（这是为微子谋划，用来回答关于退隐荒野的疑问。刻，害。箕子过去因为微子年长且贤能，劝帝乙立他为君，帝乙不听从，最终立了纣，所以纣常常有忌恨微子的心。因此箕子告诉微子应当以出行为道，我过去所说的反而足以害你。如果王子不出去，那么纣忌恨微子年长且贤能，微子已经不可进谏，又怀疑箕子是同党，微子、箕子即使进谏也必定被怀疑，势必都受伤害，两败俱伤，国家随之灭亡。其实纣王决不可进谏，箕子、比干忠诚悲切，还怀疑进谏不被采纳，必定触犯他所怀疑的。去除所怀疑的或许可以进谏而避免颠坠的祸患。这是回答关于颠坠的疑问的。）

自己审度，人自己献祭于先王，我不顾念离去。（自靖，是说各行其地所应当做的，而即其心所安定的。孔子所说的三仁就是如此。人各行其义理所安定的，有以自通于先王，而无愧于神明，足够了。王子有可离去的义理，大概是不想让纣有杀兄的恶名，而元子在外面，万一有保全宗社的计策。如果我则没有再可离去的义理，所以说我不顾念离去，这是将以死进谏。详细看这辞意，那么箕子、比干都以死进谏。比干被杀，箕子偶然没被杀而被囚禁。解说的人说箕子有言，而比干独自无言，去留的义理难明，而死节的义理易见。殊不知箕子哪里有离去之意，而比干没有回答，也是因为箕子心意相同，不再有异辞罢了。《论语》说：“微子离去，箕子做奴仆，比干进谏而死。”孔子说：“殷商有三仁。”集注说：“微子见纣无道离去，以保存宗祀。箕子、比干都进谏纣，杀了比干，囚禁箕子以为奴。箕子因而假装疯狂而受辱。三人的行为不同，而同出于至诚悲切之意，所以不违背子爱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杨氏说：“这三个人，各得其本心，所以同称为仁。”《史记》说：“微子多次进谏纣王不听，估计纣王终究不可进谏，想死谏，及至离去未能自决，于是问于太师、少师，遂逃亡。箕子是纣王的亲戚。纣王淫乱，箕子进谏不听，有人说可以离去了。箕子说：‘为人臣进谏不听而离去，是彰显君主的恶而自悦于民，我不忍心这样做。’于是披发假装疯狂而为奴，遂隐居而弹琴以自悲。传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也是纣王的亲戚，说：‘君主有过错而不以死争，那么百姓何辜？’于是直言进谏纣王，纣王大怒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真的有吗？’于是杀了比干，剖开看他的心。《大纪》说：‘比干极力进谏，陈述先王艰难、天命不易、国家将亡的明显征兆，请君王洗心易行，伏于象魏之门。’纣王大怒说：‘比干自以为是圣人，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窍，于是剖开看他的心。’《史记》又说：‘微子离去，比干强谏，纣王大怒剖开比干看他的心，箕子害怕于是假装疯狂为奴。’又说：‘武王向东在盟津观兵，诸侯不期而至的有八百，都说纣王可伐了。武王说：‘你们不知天命，不可。’于是还师归去。过了两年，听说纣王昏乱暴虐更加严重，杀了王子比干，囚禁箕子，于是遍告诸侯说：‘殷商有重罪，不可不彻底讨伐。’于是向东讨伐纣王。《晋书》传异说：‘纣王无道，天下离心，八百诸侯不谋而至，武王道殷商有人，回师止旗，三仁诛放，然后奋戈牧野。’愚按：微子、箕子、比干诸贤尚在，还足以维系人心，等到微子奔逃，比干被杀，箕子被囚，民望既绝，无复可异了。所以讨伐他。履祥读《西伯戡黎》、《微》

译人们只是感叹商纣王必然灭亡，却从未忌讳周朝必然兴起。大概祖伊、箕子、王子比干与周武王、周公都是大圣大贤，他们在商周交替之际，都可以说是仁德达到极致，义理穷尽无余，他们深知商纣王必然灭亡，商朝确实不可不讨伐，这是非常明确的。各位贤人难道是舍弃天理而只论权势吗？周武王难道会在其中夹杂一丝一毫的私意或利欲吗？然而观察微子的自我处境，以及箕子对待微子的态度，不过是出逃罢了。而孔子学派却有了“知道商纣王必然灭亡而投奔周朝”的说法，为什么微子背叛抛弃君父、谋求继承后嗣的速度这么快呢？这一定不是事实。而传记中又有“周武王攻克商朝，微子面缚、衔璧、穿着丧服、载着棺材”的说法，这更是传记中的错误。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并不是为了讨伐微子。假如微子没有出逃，那么面缚、衔璧也不是他该做的事。况且按照孔子的说法，微子早就投奔周朝了；按照《左传》的说法，微子已经面缚请求投降了。周武王难道不知道微子的贤德吗？纵然当时周家已经拥有天下的三分之二，已经讨伐商朝，不再拘泥于废黜昏君、拥立明君的礼节。然而周朝在王室中完备地安置三恪（前代后裔），为什么不立刻用来安置微子，反而首先用来安置武庚呢？周武王不是失掉了人才，而微子不是被拒绝，这是非常羞耻的事情吗？所以王子认为“面缚、衔璧”一定是武庚。后世弄丢了正确的传承。周武王为百姓请命，对于商纣王只是放逐废黜罢了，一定不会真的把兵器架在他的脖子上。等到进入商都，商纣王已经自焚了。武庚是商纣王的嫡长子，父亲去世儿子继承，那么国家就是他的责任，所以他面缚、衔璧、穿着丧服、载着棺材到军门听候治罪。周武王哀悼商纣王的自焚，所以怜悯武庚没有罪过，因此解开他的束缚、烧毁他的棺材，让他奉祀殷商的宗庙，也不断绝商纣王的祭祀。至于微子则出逃到荒野，当时周武王释放了箕子的囚禁，封土祭祀比干的坟墓，各种恩惠礼遇都施行了，全都遍及而没有轮到微子，因为微子出逃荒野没有获得他。等到武庚再次叛乱，最终被处死，才开始寻求微子来代替殷商的后嗣，而微子在这个时候在道义上才不可推辞。先前“投奔周朝”的说法，岂不是急躁荒谬吗？至于箕子、比干都因为死谏，偶然比干遭遇商纣王的愤怒而被杀，箕子偶然没有被杀而被囚禁当作奴隶罢了。被囚禁当作奴隶，就像汉代的法律剃去头发、颈戴铁圈去筑城舂米，判为鬼薪一样。而解说的人又说箕子不死，是因为道统还没有来得及传承。道义在于可以死，却说我将活着来传承道统，那么日后扬雄赞美《新论》、模仿《易经》，就可以把自己附会在箕子的行列中了。况且箕子难道知道日后一定会被访问，而特意不死来等待吗？这些都是两千多年来欺骗圣贤的言论，所以我不能不辩驳。

译商朝灭亡【古史论说：商朝拥有天下共三十世，而周朝则是三十七世。商朝在衰败之后又能复兴的有五位君王，而周朝在衰败之后能复兴的只有宣王一人罢了。大概商朝贤明的君主多，按理说其国运应当超过周朝。周朝贤明的君主不如商朝多，但其国运比商朝长久却达数百年。这是什么原因呢？周公治理天下，致力于用繁复细致的礼制，去调和柔顺那些刚强的百姓。所以他的治国之道根本在于尊重尊贵者而亲近亲人，敬重老人而慈爱幼童，使百姓父子相爱，兄弟相悦，从而没有冒犯上级、难以制服的气习，推行极其柔顺的道，来揉和天下乖戾之心，去除人们刚毅果敢的志向。所以周朝享有天下极其长久，但诸侯向内侵扰，京城不振作，最终沦为极其弱小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优柔温和可以长久，但不能强大。至于商人之所以能拥有天下的原因，已经无法再看到了。试着从《诗经》《尚书》中寻求：《诗经》宽缓柔和，《尚书》委曲繁重的，都是周朝的风格。而商人的《诗经》骏发严厉，其《尚书》简洁明肃。认为商人的风俗，大概就在这里了。正因为天下有刚强不屈的风俗，所以后世能在衰微中自我振作。然而等到其败亡时，一旦溃散便不可再止。大概事物刚强的容易折断，而柔韧忍耐的可以长久存在。柔韧忍耐的可以长久存在，但常困于不能取胜。刚强的容易折断，但其末端可以有所建树。这就是商朝不能长久，而周朝不能振作的原因。唉！圣人治理天下，也只是有所取舍罢了，不能使其没有弊端。使其能长久而不能强大，能自我振作而不能及远。这两者又取决于后世君主的贤与不贤了】

资治通鉴前编卷五

<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前鉴》>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前编卷六

宋 金履祥 编

周武王

己卯十三年一月癸巳，在征伐商朝时，向皇天后土以及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祷告【《序》说是十一年，《书》说是十三年，程子认为必有一误，而伏生大传、《史记》、大初历、邵雍《皇极经世》都系于十一年，大衍历说伐商之年是武王十年，那么一和三都错了，朱子说《泰誓》称十三年，大会于孟津，决范又说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大概是释放他的囚禁而访问他，不应是十一年克商，过了两年才开始访问他，那么十三年是对的，广汉张氏跟随他，而经世纪年却未及更改，常以此为憾，现在跟随朱子孙的十三年说。朱子又说，一月按孔注推算，应当是辛卯朔，二日壬辰，三日癸巳】

武王宣告说：一月壬辰，旁死魄，次日癸巳，武王早晨从周出发，在征伐商朝时，向皇天后土、所经过的名山大川祷告，说：有道曾孙周王发，将要在商朝进行大的征伐，现在商王受无道，残害天物，虐待百姓，成为天下逃亡者的首领，聚集罪人的渊薮，我小子已经获得仁人，敢恭敬地承奉上帝，以遏制乱政，华夏蛮貊，无不顺从，惟愿你们神灵，能够辅助我拯救亿万民众，不要使神灵蒙羞【《逸周书》说：周公正三统之义，作《周月》，惟一月既南至，昏昂毕见，日短极，基践长，微动于黄泉，阴降惨于万物，是月斗极建子，开始昏北指，阳气亏，草木不萌，荡日月都起于牵牛之初，右回而行，月周天，起一次而与日合宿，日日行月一次而周天，历舍于十二辰，终则复始，是谓日月权舆，正岁道数起于时一而成于十次，一为首，其义则然，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二月中气以着时应，春三月中气雨水、春、谷雨，夏三月中气小满、夏至、暑，秋三月中气处暑、秋、霜降，冬三月中气小雪、冬至、雪，闰无中气，斗指两辰之间，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地之正，四时之极，易之道，夏数得天，百王所同，在商汤，用师于夏际民之灾，天革命，改正朔，度服殊号，一质，示不相沿，以建丑为正，民之视，若天时大变，亦一代之事，亦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异械，垂三统。至于敬授民时，狩烝享，犹是夏焉，谓周月，纪于政也。朱子曰：「周月解出近世伪作，然其所论亦集经传之文，无悖理者，存之】

在孟津大会，《泰誓》上篇说：「十三年春，在孟津大会。王说：『唉，我友邦家君，以及我的办事众士，听誓【王说者，多谓史官追称，武王正讨伐则称王，举兵亦谓合义，必拘迨称之说也，详见《汤誓》惟天地万物父母，为人万物之灵，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章明为君之道】现在商王受不敬，上天降灾，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