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前编卷八

译在新邑，命令周公留守在洛邑，为什么到了第二年却说“初于”？又为什么周公营建洛邑和在洛邑开始施政，都在两年之间的三月？那么将第二年作为记事的，是孔氏的错误，也是《书序》的错误。迁都洛邑的意图有两点：一是因为洛邑处于土中，二是为了教化商朝遗民。《召诰》的叙述以王都为重，所以没有详细提及教化商朝遗民的事，只说“以此命令庶殷”，而《多士》则单独成为一篇，说：王这样说：你们殷朝的遗民多士，不幸啊，上天降下大丧于殷朝，我周朝承受上天的眷佑之命，奉行上天的明威，执行王者的惩罚，整顿殷朝的国命，使其终于帝。因此，你们多士，不是我小国敢射取殷朝的国命，只有上天不轻视，确实没有固守混乱而辅佐我，我怎敢谋求这个位置？只有帝不轻视，只有我们下民秉持常理，只有上天明察可畏。我听说：“上帝引导夏朝安逸，夏朝不适宜安逸，那么只有上帝降下征兆警示他们。夏朝不能奉行帝命，大肆淫乱，有祝史昭告之辞。当时夏朝不念及听闻帝命，废弃了天命，降下惩罚。于是命令你们的先祖成汤，革除夏朝，任用俊民，治理四方。自从成汤直到帝乙，没有不明德恤祀的，也只有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殷朝。殷王也不敢失去常道，没有不配天其泽的。”现在的嗣王纣，不显扬于天，何况能听念先王勤政治家的事呢？大肆淫乱，不顾天理之显与民之所当敬，因此上帝不保佑，降下如此大丧。只有上天不轻视，不明察其德，凡是四方小大邦国的丧亡，没有不是有罪而受罚的。

译面临险峻的地势，百姓也不去顾惜它。所以说夏桀不能奉行天命是自取灭亡，商纣不顾惜自己是自暴自弃。桀和纣的罪恶极深，都是他们自弃自暴造成的。以至于国家灭亡、自身被杀，难道不值得恐惧吗？商朝的君主，那些有明德的人，上天大力建立并保佑他；那些不明德的人，上天就不会轻视他。自古以来，无论小国大国，没有无罪而亡国的，也没有没有理由而灭亡他国的。商朝的罪恶已经充满，我们周朝只是奉上天之命惩罚罪人罢了，难道是没有缘故就灭亡商朝吗？

王说：你们殷朝的众士，现在只有我周王大大地顺应上天的旨意，有天命说割取殷地，向上天报告并告诫。只有我侍奉上天的事没有二心，只有你们殷家应当顺从我。我说：难道是因为你们大大地没有法度，我不去动你们，从你们的城邑，我也考虑到上天就在殷朝降下大祸，所以不纠正【前面说上天丧失殷朝，于是说周朝顺从天意而丧失殷朝，直到今天迁移殷朝。现在只有我周王大大地顺应上天的事，奉行割取殷地的命令，失去上天的命令，周朝因此有事于商朝。难道只是谆谆告诫吗？知道变化则善于叙述其事，穷尽神妙则善于继承其志。周朝顺应天命大概是在不言中得到的。告戒上天，就是《武成》篇所说的向皇天后土报告说对商朝有大正义。只有我不敢对上天有二心，只有你们殷家也应当顺从我。我说，意思是难道以为你们殷民大大地没有法度，跟随武庚作乱，不是我震动你们众士而迁移你们。祸乱的萌芽，从你们商邑开始，我也考虑到上天就在殷朝降下大祸者，纣死了，于是武庚死了，于是为什么不正如这样生存呢？那地方成为良田的很少，这就是有洛邑迁移的原因】王说：谋划告诉你们众士，我只是此时迁移你们居住到西边，不是我一人奉行德行不使安宁，这是天命不可违背，我不敢有后患，不要怨恨我，只有你们知道，只有殷朝先人有册有典，殷朝革除夏朝的天命，现在你们可以说夏朝的德行简略地记载在王庭，有职事在百官，我一人只听从使用德行，所以我敢对天邑商这样做，我只是率领并怜悯你们，不是我犯罪，这是天命【朝歌到洛邑渡河向西，所以说迁移你们居住到西边，不是我一人奉行他的德行而这样，喜欢动厌恶静不使安宁，这是天命不可违背，所以我敢不以后患为念，你们不可只怨恨我，只有你们也知道殷朝先人典册所传革除夏朝的事，为什么唯独对周朝怀疑呢？殷朝的典册不多见，大概革除夏朝之初，汤对夏朝都简略地记载在王庭，而在百官中有职事，所以殷民用这个责备周朝。用夏朝士人的质朴正直知道天意，本来应该使用，而难道殷民反复好乱吗？所以律令说：我只听从使用德行，有德行就使用他，何必问是商是周？然而就其言来说，怨恨周朝的是自身的贵贱，不一定在商朝的存亡。如果周朝使他们富贵，我知道殷民没有遗恨了，而周家不这样。使那些人富贵，求他们服从自己，这是利而得商不是公正，以此示民，难道没有忘记君父而求富贵的人吗？防止于劝诱，说商朝天邑因为昔王之都，圣人在名言之际还这样，他的忠厚慈祥可以想象。所以我犯罪，这是天命，大概命德行讨罪，看天意如何。周朝教化商朝，而没有不说天人的，至于知道天意则安于义命而乐于循礼，商民知道这个不以防称了】王说：众士，从前我从奄地来，我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的民命，我于是明确地致上天之罚，迁移你们到远方，比附事奉我宗周多逊【从前我从奄地来，这是《多方》所说的王来自奄，那时伐淮践奄，各服其罪，那时你们四国的民罪都在死，而王都降减你们民的死命，所以明确地致上天之罚，不过是迁移你们到洛邑以远离你们的士，使亲近比附事奉我宗周习为多逊。迁移你们到远方是惩罚，比附事奉我宗周多逊是教化，迁移殷民到洛邑，本来是为了教化他们，而小人怀恋乡土，实在难以居住，这也是有罪，比于惩罚吗？商民本来自以为不幸，而难道知道这是非常幸运吗】王说：告诉你们殷朝众士，现在我不杀你们，我只是此时命令有申，现在我在洛邑建造大邑，我只有四方没有宾客，也只有你们众士所服奔走，事奉我多逊，你们于是还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于是还安宁干止，你们能敬天，只有卑下怜悯你们，你们不能敬天，你们不止没有你们的土地，我也致上天之罚于你们自身，现在你们此时居住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你们于是有干有年在这洛邑，你们小子于是兴起跟随你们迁移。王说：又说此时，我于是或言你们所居【现在我不杀你们，惟作为语气词，明示以恩意，我只是此时命令有申，于是反复而告诫，如此篇之书，现在我在洛邑建造大邑，我只有四方没有宾礼之地，也只有你们众士所服奔走，事奉我而习为多逊，洛邑的营建，本来因为四方无宾礼之地，也为了使你们众士奔走事奉我而习为多逊，大概一举而二业在焉，你们于是还有你们的土地，你们于是还安宁干止期之以安居乐业，现在你们此时居住你们的城邑，继承你们的居所欲期之以永建乃家，能敬则循礼而行，褒赏加焉，天不务乎你们，不能敬则业废家亡，而身为戮，这是天惩罚你们，你们的城邑者井田之制，四井为邑，或者说受田

译在郊外接受洛邑时，那些子弟亲戚中还有留在殷地的，假使你们能有所作为并长寿，生计在此洛邑得以顺利，那么你们这些年轻人也会振作起来，跟随你们迁徙了，这大概是宽慰他们怀念故土、思念旧日的想法，然而这也是情理和形势必然导致的结果。

王说：又（在）说之间，用多种方法来推求，□有□了，然而《多士》篇的末尾，其言辞委婉，而《多方》篇的终结，其言辞严厉，这是因为说话时的时机不同，至于其恳切勤勉以及反复告诫的意思则是相同的。

《召诰》篇说：他既然命令殷的众民，众殷人便大力劳作。命令侯、甸、男、邦、伯，《书》说：梓材，在三月既生魄的时候，周公开始奠基，在东方的洛邑建造新的大邑，四方百姓大大和睦，侯、甸、男、邦、采、卫，百官和百姓和谐地来到周，周公全都勤勉，于是发布宏大而重要的诰辞治理说：孔氏传作“王曰封”，按伏生今文应当作“周公曰”而没有“封”字，凭借他的众民以及他的臣子通达大家，凭借他的臣子通达王，只有邦君，你如果桓越说：“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说：‘我不严厉杀人，也效法他的祖先首先恭敬地慰劳，于是前往恭敬地慰劳，于是前往奸宄杀人，历来的人宽恕，于是也被怀疑，作为他的君主的事，残害败坏的人宽恕。’王开启监国他的治民，说：‘不要互相残害，不要互相虐待，至于恭敬地怀疑，作为矜寡，至于属妇合由以容纳。’王其效法邦君，越御事，他的命令凭什么引导养育引导安适？自古王像这样监国，没有所避讳，只说：‘如果考察田地，已经勤勉地广泛开垦，只有其陈列修治作为他的疆界沟渠。如果建造房屋，已经勤勉地筑墙，只有其涂抹泥灰覆盖茅草。如果制作梓木材料，已经勤勉地砍削，只有其涂抹丹漆。’今王只说：‘先王已经勤勉地运用明德怀柔，作为夹辅众邦享祭，作为兄弟方来，也已经运用明德后式典集众邦大享。’皇天既然付予中国百姓，越及其疆土于先王，于是王只以德用和悦先后迷民以悦，先王受命已像这样监国，只说：‘想要达到万年，只有王子子孙孙永远保民。’”

译【履祥按】《梓材》这篇文献，原本出自伏生的今文经，而伏生的《大传》认为这是周公告诫伯禽的文献；等到孔安国根据他所听到的伏生所传经文进行考定，才认为这是成王告诫康叔的文献。因此，王安石、吴才老、朱熹、蔡仲默都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其中的语气不像君王自述，其中的内容也不像是告诫康叔的事情。然而，吴才老断定从“王其效邦君”以下，不是告诫康叔的话，似乎像是《洛诰》的文字，朱熹赞同这一观点。蔡氏断定从“今王”以下，不是告诫康叔的话，而是臣子向君王进言的话，这也是朱熹的意思。我曾考察过，《梓材》这一篇首尾都令人怀疑，吴氏、朱熹认为它是《洛诰》的文字，是因为其中有“聚集众邦君，盛大享祭，和悦安抚先后迷乱的百姓，都居住在洛邑的议论”。关于居住在洛邑这件事，其详细次序记载在《召诰》中，说：“三月丙午初月云云甲子，周公聚集众邦君，盛大享祭，和悦安抚，先后迷乱的百姓都居住在洛邑的议论。”关于居住在洛邑这件事，其总体次序记载在《召诰》中，说：“三月惟丙午初月云云甲子，周公于是早晨用文书任命殷商的侯、甸、男、邦伯，既然任命了殷商众民，殷商众民就盛大执行他的命令，任命殷商众民的文书就是《多士》的文书，序言所说的‘惟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用诰告商王士’，他任命侯、甸、男、邦伯也一定有文书，那文书在哪里呢？回答说：《梓材》的文书就是。”它的序言就是《康诰》的序言，所谓“惟三月周公初次在东方洛邑建立新大邑，四方百姓大大和悦，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士都来到周，周公全都勤勉，于是发布宏大诰治”，这就是苏氏所说的《洛诰》的序言。朱熹也曾认为这样。既然苏氏已经把《康诰》的序言当作《洛诰》的序言，吴氏又认为《梓材》的文字像《洛诰》的文字，而朱熹都赞同，那么前代儒者的意思都认为这是关于居住在洛邑的文献了。现在把《康诰》的序言冠在《梓材》的开头，合并为一篇文献，难道不是昭然明白的吗？那么篇首“王曰封”的话是怎么回事呢？回答说：这不是《梓材》的原文，怎么知道的呢？根据伏生的传文知道。因为《梓材》这篇文献，是周公传达王的德意来告知诸侯的文献，所以伏生误以为是周公告诫伯禽的文献，《大传》所说的乔梓之事，本来就不是《梓材》的本意。然而既然认为是周公告诫伯禽的文献，那么篇首应当有“周公曰”的话，不会有“王曰封”的话了。总之，“王曰”的话或许还有，但“封”这个字绝对是没有的。这是从孔安国以后产生的错误。大概这本书原本在《多士》之列，而今文、古文把它越次排在《召诰》之前，继于《康诰》，《酒诰》之后，所以它的序言错误地冠在《康诰》的开头，而它的文字错误地衍生在《酒诰》的末尾。这个序言，苏氏知道它不能冠在《康诰》之上，就不得不把它归于《洛诰》。但是《洛诰》是关于占卜往返、成王往来、周公留守的文献，不是关于全都勤勉发布宏大诰治的事情。而《梓材》这篇文献，它的前章都是周公全都勤勉的意思，它的后章则是宏大诰治的言辞，其中的辞意也都完全吻合。《左传》说：“成王会合诸侯，修筑成周，作为东都，崇尚文德。”这是在建造洛邑的时候，筑城安设官位，建造宫室，划分郊野里邑，必定会合诸侯，各自率领他们的卿士大家，带领他们的徒众来服役。这就是所谓“四方百姓大大和悦，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士都来到周”。周公全都勤勉，就是慰劳、寻求、抚恤他们。大家如殷民六族、殷氏七俗、怀姓九宗之类，都带领他们的同类跟随诸侯，来听从役使于他们的众民以及他们的臣达。大家通过他们的臣达，王是邦君，你们要像往常一样。古代动员大众，兴办大役，就由司徒率领徒众，司空划分土地疆界，司马用君法来治理。君王出行，军队跟随，师师是一个师的长官，也就是三卿。卿出行，旅跟随，尹旅是一个旅的长官，也就是三卿的副手。周公告知邦君，又想让邦君告知他们的卿大夫说：“我不残暴严厉地杀人。”大概是不想让他们用军法来行事。但也必须邦君首先能够恭敬地慰劳招徕他的百姓，那么从此以后，三卿尹旅都能恭敬地慰劳招徕他们的百姓，所以说“于是说我有师师司徒、司马、司空、尹旅说我不严厉杀人，也是他们的君王首先恭敬慰劳，于是前往恭敬慰劳他们”。古代的徒役起源于夫家丘甸，而犯罪的人又服役于他们之下，所以凡是往日奸宄杀人的人，自有原本的罪行，而他们所牵连的人，古法所说的胥靡，今法所说的干连知情藏匿者，以及为公家做事而顺便伤害人的，都进入罪籍。现在既然参与这大役为王事服劳，都与赦免相同，等同于良民，所以说“于是往日奸宄杀人、牵连的人宽恕，于是也看到他们的君王做事伤害人宽恕”。所有这些优恤赦宥的事情，都是侯甸邦君所应当承行的，于是又叙述王开启侯监的话，在于为民，不在于虐厉，所以说“王开启监，他的治理在于为民，说不要互相伤害，不要互相虐待”。古代兴役动众，孤寡之人不参与。不幸而参与其中，必定加以优恤。就像晋军归来时安置老疾之人，勾践返回时优待老人之子，就是这样。古代的徒役之中，也有臣妾，如女子进入舂稾之类，大概供应砍柴衅祭的役务，对此也必定优恤，所以说：“至于恭敬对待寡人，至于属于妇女，都通过宽容来容纳。”于是又继续叙述王的教诲

译邦君的命令，都体现为安养百姓的仁德，而不在于其他，所以说：“大王应当效法邦君以及执政者发布的命令，如何来引导安养、引导安宁呢？”从这以上，都是关于普遍勤勉的事，并且又以自古以来的君王都这样鉴戒，没有偏离正道，来总结营建洛邑这件事，上承武王定鼎的意图，继承遗志、叙述事迹以成就太平盛世，所以在营建洛邑的时候，用田地、里巷、居室、器用等事情作为比喻。从这以下，因为“惟曰”二字出现较多，所以说：“只有说，如果考察种田，已经勤勉地开垦荒地，就应当整治田界和沟渠；如果建造房屋，已经勤勉地筑起围墙，就应当涂抹墙壁和铺设茅草；如果制作木器，已经勤勉地砍削加工，就应当涂上红漆和黑漆。”这是关于迁都洛邑的议论，并且叙述当今大王只有说以此来继承先业。营建洛邑这件事，一是为了使四方诸侯朝贡的路程均等，所以说：“先王已经勤勉，用明德来安抚作为夹辅的众邦，使他们像兄弟一样前来，也已经用明德来规范典章事务。”二是为了使四方诸侯朝贡的路程均等，所以说：“先王勤勉，用明德安抚作为夹辅的众邦，使他们像兄弟一样来朝享，也已经用明德来规范典章，聚集众邦进行盛大的朝享。”三是为了使殷商遗民接近王室教化，所以说：“皇天已经把中原的百姓和疆土交付给先王，因此大王只有用德政来和悦安抚先后迷失的百姓，用和悦来继承先王的受命，”并且最后说：“已经像这样鉴戒，只有说希望达到万年，只有王子的子孙永远保护百姓。”这又是叙述大王的德政心意，让诸侯都知道，不仅仅是在营建洛邑的时候敬重慰劳百姓，而且为国家长远计策的，也没有超出保护百姓这一点，这又是《召诰》的主旨。所有这些以上，就是所谓宏大而重要的告诫治国之道。周朝营建洛邑的事情，总括叙述在《召诰》中，而又各自写成篇章，各自有叙述。那些役使完备、召公告诫的内容，就命名为《召诰》；命令殷商遗民的内容，就命名为《多士》；针对侯、甸、男、邦伯的内容，就命名为《梓材》；君臣往来的言辞，成王往来的事情，周公留在洛邑的册命，就总称为《洛诰》。大概《周书》中应当有两篇大诰，《洛前大诰》是一篇，《多邦一大诰》是另一篇。这是宏大重要的告诫治国之道，又是另一篇大诰。前面已经命名为大诰，所以这篇周公阐述大王德政心意的，不再命名为大诰，而是用篇内的“梓材”一词来命名。如今以后大诰的叙述散佚了。康诰、后大诰的文字，命名为《梓材》的，合并为一篇。以符合前代哲人的意图，而等待后来的君子，或许能重新见到古书的原貌。

译太保发布诰命。

《召诰》篇说：太保于是率领各邦国的诸侯，出去取来礼物，又回来赐给周公说：“（诸侯）拜手稽首，向成王和周公陈述说：‘我们要告诫殷商遗民，以及你们身边的办事官员。

唉！皇天上帝改变了他的长子，即大国殷商的命运，只有君王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只是美善，也没有穷尽的只是忧患。唉！怎么能不恭敬呢？

上天已经远远终结了大国殷商的命运，如今殷商许多先代贤明的君王在天上，至于后来的君王和百姓，还服从他们的天命，最终贤者退隐，害民的人当权。他们知道保护、怀抱、携带着自己的妻儿，向天哀叹呼号，逃亡出去被拘捕。唉！上天也哀怜四方的百姓，他眷顾天命，勉励（周室），君王应当赶快恭敬修德。

观察古代的夏朝，上天引导顺从的子孙保佑他们，面向上天考察其意旨是否顺从，如今已经丧失了天命。现在观察殷商，上天引导格守保佑他们，面向上天考察其意旨是否顺从，现在也已经丧失了天命。

现在年轻的君王继承大统，不要遗弃老成之人，说：‘我们要考察古人的德行，何况说能够考察上天的意旨呢？’

唉，君王虽然年轻，却是天子的长子啊，他不能很好地感化小民，现在应当及时修德，不敢怠慢，要顾念畏惧民众的危险。

君王来到洛邑继承上天的意志，在土地的中部服役。”

译居住在洛邑，继承天意来治理天下，这是臣子侍奉君王的职责。洛邑位于天下的中心，所以称为“土中”。林氏认为这一句中的“王来”是证明周王也到了洛邑的证据，恐怕未必如此，这只是说周王命令来到这里确定都城罢了。吕祖谦说这也是勉励周王来到洛邑居住的话。周公说：“我们要建造伟大的都城，从此配合皇天，谨慎地祭祀天地神灵，从此居中治理天下，那么君王就承受了上天成功的命令，治理百姓如今真是美好。”朱熹说：这是引用周公的话，说要建造大邑，从此祭祀上帝以及谨慎祭祀天地神灵，又从此居中治理，那么就是君王承受上天成功的命令来治理百姓了。大概是召公陈述周公营建洛邑的意图。吕祖谦说：召公因为周公传达君王的话给周公，为什么直呼其名呢？大概是因为在君王面前臣子要称名，将要传达给君王，即使是周公也要称名。这里说的“休”是指今日的美好。周王首先要安抚殷商的旧臣，使他们亲近并辅助我们周朝的臣子，节制他们的性情，只说让他们进取，君王要恭敬地施行那些不可不敬的德行。林氏说：周王将殷商的顽民迁到洛邑，大概是让他们与洛邑的旧民杂居，他们的善恶习性不同，如果没有办法统一他们，就不能相安无事地相处，所以必须有办法使殷商的旧臣亲近并辅助周朝的臣子，然后才行。大概周朝的臣子习惯于教化法令，不需要去安抚他们，所以以安抚殷商的旧臣为先。然而安抚殷商的旧臣在于节制他们的性情罢了。大概人性没有不善的，殷人依仗纣王的恶政，所以不义的习气就与本性结合而忘记了敬畏。上面的人有办法节制他们，使他们天天向善，那么与周人又有什么不同呢？然而想要节制百姓的性情，又在于君王的教化，所以君王又应当恭敬地施行那些不可不敬的德行来率领他们，这不是政令刑罚所能达到的。有人说，“服”也是“事”的意思，如同任用，任用殷人作为臣子，让他们辅助我们周朝的臣子，大概是希望他们共同做事相互习惯以成就善行，并且使上下沟通情感，容易施行教化，然后才有办法节制他们的性情而天天向善。君王则只施行那些不可不敬的德行来率领他们罢了。吕祖谦按：教化商人是今日的忧患，不可不敬重德行。我们不可不借鉴夏朝，也不可借鉴殷朝，我不敢断言说，夏朝承受天命，只有历年长久，我不敢断言说：难道不长久吗？只是不敬重他们的德行，所以早早丧失了他们的天命。我不敢断言说：殷朝承受天命，只有历年长久，我不敢断言说：不长久吗？只是不敬重他们的德行，才早早丧失了他们的天命。现在君王继承承受天命，我也只是这两个国家继承天命和功业的情况。王氏说：说夏殷所受天命的历年，也只是把这两个国家命数的长短告诉君王，而继承他们的功业，大概是希望君王敬重德行。吕祖谦按：这是说继承夏殷两代而承受天命，应当继承两代之所以有美好功业的原因，不可沿袭他们灭亡的原因。君王刚开始执政，唉！就像生孩子一样，没有不在刚出生时，自己留下明智的命令。现在上天命令明智，命令吉凶，命令历年长久。朱熹说：君王刚开始执政不可不谨慎他的习惯，就像孩子刚出生不可不谨慎他的教育，大概习惯于上则明智，习惯于下则愚昧，所以现在上天的命令正在刚开始执政的时候，敬重德行就明智，就吉祥，就长寿；不敬重就愚昧，就凶险，就短命。知道现在我刚开始执政，居住在新都，所以君王要赶快敬重德行，君王要用德行，祈求上天长久的天命。朱熹说：上天没有不体现万物的，已经知道我刚开始执政居住在洛邑了，君王怎么能不赶快敬重德行呢！所以祈求上天长久天命的方法，只在德行罢了。吕祖谦按：这两段呼应前章，说上天命令的好坏不可知，我所知道的是君王刚开始执政居住在新都，只有赶快敬重德行以德行保佑上天罢了。希望君王不要因为小民放纵使用不合常理的行为，也敢于灭绝杀戮来治理百姓，如果有功劳，希望君王地位在德行的根本，小民才效法施行于天下，于是君王显赫。苏氏说：商朝风俗颓废，他们过失使用非常手段，已经很久了。召公告诫君王不要因为小民过失使用非常手段的缘故，也敢于在法外灭绝杀戮来治理，大概百姓的过失罪责实在在于我，等到他们有功劳时君王也有德行，为什么呢？君王的地位是百姓德行的先导，这样那么法令施行于天下而君王也显赫了。有人说：下文有希望君王以小民承受上天长久天命的话，比如以某师之以此告诫君王不要用这些小民放纵使用不合常理的行为而又用灭绝杀戮来治理他们，说应当端正自身率领下属，不致力于刑罚，下面的人就与苏氏的说法相同。叶氏说：刑是效法的意思。上下勤勉忧虑，说：我们承受天命，大大地像夏朝的历年，不要废弃殷朝的历年，希望君王以小民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苏氏说：君臣一心勤勉忧虑百姓，防止君王承受天命历年像夏殷一样，并且以民心为天命。陈氏说：小民的心归附就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了。林氏说：君王如果能敬重德行在上面，而小民效法在下面，那么上天就长久命令他了。所谓用小民来承受上天长久的天命。君王和召公，所以希望他们上下勤勉忧虑。拜手叩头说：我小臣，敢以君王的仇敌百姓百位君子以及友好百姓保卫承受君王的威严命令和明德。君王最终有成功的命令，君王也显赫。苏氏说：殷商百姓虽然已经大大兴起，然而召公担心其中还有反复猜疑的人，所以趁着太和大会而协同他们。仇民，是殷商的顽民，与三监叛乱者；友民，是周朝的百姓。有君子的人，是殷周两朝的贤士大夫。从今往后殷人周人与百位君子都共同保卫承受君王的威严德行。君王应当最终承受上天的成功命令，以显赫于后世。林氏说：仇民百君子，就像顽民而称为多士一样。我不敢勤勉，只是恭敬地奉献币帛用来供给君王能够祈求上天长久的天命。

译苏氏说：我并非敢以此自夸勤劳，只是奉上天子之礼，以助天子向天祈求长久命数罢了。王氏说：奉上天子之礼，以供天子谨慎祭祀天地，从而祈求长久命数。按：这是本章末尾周公派遣使者对成王所说的话。《洛诰》篇说：《洛诰》篇内的话并非一时所说。周公拜手叩头说：“我反命于天子，归还政权。”如果天子不敢承接上天所奠基的命、所确定的命，我就继续担任太保，辅佐治理东土，在那里奠基，建立民众的明君。以下部分是周公授命使者献上传占卜结果的言辞。复，是反命的意思。又，是有复命于王的意思，就像“如愿有复也”中的复，大概是告知的意思。后来的儒者于是认为周公摄政至此恢复王位，这为王莽篡汉开了先例，可谓谬误。基命定命，是说定都配天，所以在开始时奠基天命，而在后来确定天命。王如勿敢及，是说王谦退而不敢参与此事，于是我开始继承太保的职责，在东土的洛邑相宅，从此建立基址，作为君临天下的地方。

我于乙夘日早晨到达洛邑，我在黄河以北、黎水一带占卜，我又在涧水以东、瀍水以西占卜，只有洛邑吉利。我又在瀍水以东占卜，也只有洛邑吉利。派遣使者前来，献上地图和占卜的结果。占卜瀍水、占卜涧东瀍西，旧说认为是占卜王城、占卜下都，下都是用来安置殷商遗民的。按：召公在戊申日早晨到达洛邑占卜宅址，那么王城已经占卜过了。既然得到吉兆，那么经营建设就占卜为吉利。七天后周公到达，也已经到达新邑观看营建情况了。迁都极为重大，质询神明极为严肃。已经营建完毕，占卜涧瀍确定，又占卜河朔，召公占卜，周公又改占卜。圣人不会这样做。召公在戊甲日所占卜的是王城，周公在乙夘日所占卜的是下都，先占卜河朔，是因为殷商遗民怀念故土，靠近边地比较方便。而且从黎水进入黄河，从黄河进入洛水，那地方也不算远。然而这三者都不吉利，只有洛邑吉利，食，是占卜时，史官先定好墨线然后灼烧龟甲，正好烧到墨线的位置。召公在洛邑占卜王城，吉利。周公占卜下都，也只有洛邑吉利，那么洛邑之地，利于君主，也利于百姓，真是王者之都啊。图，是召公攻取位置的地图，卜，是周公洛邑吉利的征兆。有人说：营建洛邑之事，由周公主持，召公不敢专断传达。大概周公所献的图和卜兆，就是召公的占卜结果，而由周公传达。

成王拜手叩头说：“您不敢不敬重上天的美善，前来相宅，是为了成就周朝的美善。”您既然已经派遣使者前来，前来观看我的占卜，美善常吉，我们两人共同贞定。希望您能让我万世千秋，敬重上天的美善。拜手叩头，教诲之言。这是成王授命使者回复周公的话，拜手叩头是尊敬周公。吕氏说：“居于土中而建立大邑，是上天的美善命数。周公前来相宅，是敬重上天的美善命数，并非出于私心。说敬重上天的美善就够了，却说不敢不敬，大概是看到天命理所当然而不敢不然。看得明白然后敬畏笃厚，周公对于天命，了解深刻然后言辞有力。成王对于周公，了解周公就了解天了。敬重上天的美善，相宅是为了让周朝配答上天的美善。美善常吉，成王期望与周公共同承担，对周公不敢以臣下对待，所以说我们两人。然而让成王享国万年敬重上天的美善，则是周公的功劳。以，如同《春秋》中“师能左右之”的以，周公亲近则是叔父，职务则是大臣，流言之变可以消除了。而东征归来之后可以闲暇了。而营建洛邑，周公并非本来喜好这样做，而是畏惧天命。畏惧天命所以不敢不这样做。”

周公说：“王开始举行盛大的礼仪，在新邑祭祀，所有应当祭祀的没有遗漏。”以下是周公率领百官迎接成王到周地，以便居于洛邑而告知他的话。看“我整齐百官，派遣他们跟随王到周地”与“只有让在周的百官前往新邑”的言辞可见。王氏说：“殷，盛大，如同五年再举行殷祭的殷。周公已经制礼作乐，而成王在新邑举行盛大礼仪祭祀，凡是典籍中没有记载而于义理应当祭祀的，都依次排列而祭祀。”朱熹说：“从此以下渐渐难以理解，大概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所说的话。”

我整齐百官，派遣他们跟随王到周地，我只说：尽力做好职事。现在王就命令说：“记录功劳于宗庙，以功劳作为首要祭祀。”又命令说：“你接受命令，务必辅佐，重视功劳的记载，那么你要自己尽力教导百工。”年轻人要友爱，年轻人要友爱，他们前往。这些百官就是《作洛》诗中提到的“见王之百工”。周公整齐百官，使他们跟随周公，想要成王亲自率领百官前往洛邑。周公教导群臣事奉君主之道，只说：“尽力做好所有职事罢了，不应当自以为有功。”然而在王那里就应当命令说：“记录功劳于宗庙，以功劳作为首要祀典。”大概是在首要祀典之时，将有功者告于神明，所谓铭刻于太常，收藏于盟府。惟，是又的意思，又命令说：“你接受君命，更应当加厚于辅佐之臣，而重视这记录功劳的籍册，不可自毁前功。”大概对于群臣，让他们以有功被知为善，而又告诫他们不要恃功，勉励他们保持功劳，这就是成王之所以自己尽力教导百工的原因。朋友之，是说友爱群臣。其往，是说前往洛邑。《后汉书》引用此句作“慎其往”。

不要像火焰初起时那样微弱，它所灼烧的次序不会断绝，如果像常道那样以及抚事如我。焰，是微弱的光。这是告诫他们不要以微小的德行自用。火焰微弱，自然是彰灼次第，不可扑灭逼迫。人君以微小的德行自用，时机成熟而日益炽盛，就不可挽救了。所以王

译顺应常道，常及于安抚治理政事，都应当像我一样，不可因聪明而扰乱旧制，因苛细察究而生事。只因为周公率领周地的百工前往新邑，派遣他们向往就任其僚佐之事，明察奋扬以成就功业，敦厚宏大以宽裕风俗，你才能永远有美名流传后世。周公希望大王率领从周地来的百工前往新邑，使他们向往就任其僚佐之事，明察奋扬以成其功，而敦厚图大以宽裕风俗，那么成王就能永远有美名流传于后世了。大概建都之初，治国的体制和旧俗与此关系重大，励精图治者缺乏宽大的气度，而宽大者又缺少励精图治的功绩，将二者兼于振作奋发之中，又有优柔宽大的意蕴，这是一代治国体制之所以完美的原因，也是成王之所以能永远有美名流传于世的原因。

大王说：“您明智地保护我这年幼的君主，您宣扬伟大的美德，让我小子发扬文王武王的功烈，奉行上天的命令，长久地协和四方，居住在洛邑，敦厚宗庙的大礼，称颂排列大祀，全都排列有序而没有差错。只有您的美德光明照耀上下，勤勉施恩于四方，广泛地兴起恭敬以迎接治平，不迷失文王武王的教诲，勤勉地教导我这年幼的君主，早晚斋戒谨慎地奉祀。这是成王回答周公关于在新邑祭祀及教导官吏安抚百姓、明察奋扬以成其功等话语，旧本多附在后章之下，现在附在此处。大王的意思是说您明智地保护我这年幼的君主，举大明之德让我发扬文武之功，奉行天命，长久协和四方之民，而居住在洛邑，加厚宗庙的大礼，以称颂排列大祀，全都排列有序而没有差错。至于教导官吏安抚百姓，明察奋扬以成其功等事，只有您的美德光明照耀上下，勤勉施恩于四方，而广泛通达的人都兴起恭敬以迎接治平，都清楚地知道文武的勤勉教诲。难道是我这年幼的君主所能做到的吗？我只是早晚斋戒，谨慎奉祀罢了。其余的不是我所能做到的。”

周公说：“罢了，你虽然是年幼的君主，但终究要承担重任，你应当敬慎地认识，不回避诸侯的朝享，也要认识那些不朝享的。朝享多礼仪，礼仪不及实物，只说不朝享，只是不专心于朝享。凡是百姓只说不朝享，只是从事于违逆轻侮。你虽然是年幼的君主，我不暇细听，我教导你辅助百姓遵循常道。你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这时就不能长久吗？笃实叙述你正父武王的事业，无不像我一样，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你前往洛邑要敬慎啊，我将退休于田里，只明农事。你前往洛邑，宽裕我的百姓，没有远地不归顺的。这是周公回答成王关于年幼君主谨慎祭祀的说法，而又教导成王统御诸侯教养百姓的道理。旧本在‘汝永有辞’之下，现在附在此处。大概成王这一年已经长大了，而以年幼君主退托自居，所以周公告诫他说：罢了，是希望他不要退托。你虽然是年幼的君主，但也已经长大了，应当思虑终身的责任。拥有天下居住在中原朝见诸侯，必须知道诸侯的真诚与虚伪，然后才能黜陟，各当其知，没有固定的方法，也只是敬慎而已。享，是进献的意思。凡是诸侯朝贡于天子，称为享。有，是或许的意思。或许有不朝享的，不是不供职贡的意思。诸侯朝享之礼，看其等级本来有定数，但当时拜跪升降揖逊俯仰的礼仪很多，如果他们的礼仪不及实物，这就是不朝享。大概他们心中轻傲，那么情态就见于外表。只有诸侯不用心于朝享，所以国人受其影响，也将说不必朝享于天子了。举国不知道有天子，那么他们施行的政事必定有违乱王度而侮蔑礼法的，这是识别诸侯的关键。天下之事无穷，圣人之心不已，周公本来有施行未及的，而平日所以告知成王乐辅百姓的道理本来也很详尽。所以在此又勉励成王颁布我所不暇细听的，听从我所教导辅助百姓遵循常道的，在这二者上不勉励，就不是为了长远的国家计策。正父是武王，周公平日说：只有笃实继承武王的事业，成王也能如此，那么天下就不敢废弃你的命令了。大王前往洛邑，要敬慎啊！我将退休于田里，只明农事。大王前往洛邑，宽裕我的百姓，那么没有远地不归顺的。大概京师是天下的根本，宽裕的政令施行于此，那么四方归顺，不必多言。吕氏说：武王去世，周公像武王，天下所以不废弃周公的命令；周公离开成王，成王像周公，天下所以不废弃成王的命令。”

大王说：“您的功业辅助引导笃实，无不如此。”这是回答周公的话，以及明农的请求，说您的功业已经到达，但是所以辅导我的，希望更加笃实，无不如今日，不可离去。朱熹说：此处下面怀疑有缺文。

译成王来到新邑洛邑，在十二年的冬季，在文王、武王的宗庙举行烝祭，任命周公留守，之后成王返回宗周镐京。

《洛诰》记载：“成王说：‘周公，我这个小辈将退回到镐京即位，命令您留守后方。四方走向治道尚未安定，周公所制定的宗庙礼制也未能使人们长久安于您的成效而不改变。您要开导并扩大教化，您在后方监督我的多士、众官和百工，大力保有文王、武王所受之民，治理好四方，作为四方的辅佐。’

成王说：‘周公，您安定下来，我就回去了。您的功绩使人心肃然迎受、恭敬喜悦，您不要因我离去而感到困顿！我也只有不懈怠于安抚百姓的事务，您不要废弃法度，四方百姓就会世代享受您的恩泽。’

周公拜手稽首说：‘成王命令我来到洛邑，是为了承继文祖所受之民，以及光烈考武王所受之民，我恭敬地奉行。成王您来相度宅基，要大力敦厚典章，任用殷商的贤臣，治理好四方，作为新的君主，为周朝树立恭敬的典范。说：‘从这洛邑居中而治，万国都会美好，这才是成王的功绩。我周公与各位卿大夫及办事之臣，要笃实前人的功业，以报答天下众望，作为周朝诚信的开端。考察我昭明子孙的法度，要尽善尽美地发扬文祖的德行。’

派人来告诫殷民，成王命令用两卣黑黍酒来安抚我，说这是明洁的祭祀。我拜手稽首，享用这美好的祭品，不敢留宿，就用这两卣酒祭祀文王、武王。愿厚实的福泽延续不断，没有灾祸，万年都满足于您的德行。殷民也能长久地效法成王，派人让殷民承顺治道，万年之后，他们永远会感念我的德行。’

戊辰日，成王在新邑举行岁末烝祭，用一头红牛祭祀文王，用一头红牛祭祀武王。成王命令作册逸撰写祝辞，只告知周公留守后方之事。成王作为主人，迎接牺牲，虔诚祭祀，诸侯群臣都来助祭。成王进入太室，用郁鬯酒灌地降神。成王命令周公，作册逸宣读册命，这是在十二月的戊辰日。”

译（这是）用来向周公报告啊。只有周公大力辅佐文王、武王，承受天命只有七年。（旧说认为，这七年，就是营建洛邑的那一年，附系在篇末。）

译履祥按：《洛诰》与《召诰》互为始终，然而只有《洛诰》的记载散乱而无条理。其中有周公在洛邑派遣使者报告图卜往返的言辞，有周公返回周都迎接成王前往洛邑对答的言辞，有成王在洛邑留下周公随后返回周都的言辞，有周公劝告成王留在洛邑并互相勉励叙述的言辞。然而言辞跟随言辞，事件跟随事件，各自按类别附列，而没有往来先后的顺序。大概其日月的先后次序已经具备在按年编排的史书中，所以这篇文献中的事件和言辞各自按类别附列，不嫌杂乱。然而这篇文献应当也有很多缺文和错简，这一定是伏生口授时的讹误，而安国对于错乱磨灭之处，又多以伏生的书作为定本，或许在这里也失之偏颇。

《清庙》的颂辞说：“啊，庄严清静的宗庙，肃穆和敬显赫辅佐。众多贤士济济一堂，秉持文王的德行，对应超越在天之灵。在庙中迅速奔走效劳，文王之德岂不显赫？岂不继承？确实让人没有厌倦。”《集传》说：“意思是说，啊，这清静的宗庙，那些助祭的公侯，都恭敬且和顺，而那些执事的人，又奉行文王的德行，既对应超越在天之神，又在庙中迅速奔走侍奉主君，像这样，那么文王的德行，难道不显赫吗？难道不继承吗？确实让人没有厌倦。”朱熹说：“《尚书》称成王在新邑，每年祭祀，文王用一头红牛，武王用一头红牛，这实际上是周公摄政的第七年，而这是升堂歌唱的辞句。”《书大传》

说：周公升堂歌唱《清庙》，如果在庙中，曾经见过文王的人，就会肃然起敬，如同再次见到文王一样。《乐纪》说：“《清庙》的瑟，朱弦而越木为底，唱一声而叹三声，是有余音的。”

履祥按：关于“不显不承”的解释，有人说：“难道不显赫吗？难道不继承吗？”这在义理上不通。“不”字应当读作“丕”字。凡是《诗经》中赞美之辞加上“不”字的，都是“丕”字。比如古祝词说：“不显大神”，大概是说“丕显大神”。古字通用，或者是传写错误。这又应当向读《诗》的人说明。

《逸周书·作雒解》说：周公恭敬地考虑后世说：“我畏惧周室能够延续，使天下宗法得以确立，将要还政于成王，于是建造大邑成周于天下之中。城墙方圆一千七百二十丈，外郭方圆七十里。南边连接洛水，北边依托邙山，作为天下的汇聚之地。划定郊甸方圆六百里，国都西边的土地方圆千里。西边的岐周地区通称为圻内，分为一百个县，县有四个郡，郡有鄙。大县建立县城，方圆是王城的三分之一；小县五个城，方圆是王城的九分之一。郡鄙不超过百里，以便于野外事务和农耕居住。鄙地允许庶士居住，国家允许诸公大夫居住治理。鄙地由众士治理，国家由大夫治理。所有的工匠、商贾、市臣、仆役、州里，使他们不互相混杂。于是说在南郊设立丘兆，用来祭祀上帝，配享后土、日月星辰和先王，都一同受祭。诸侯在周受命，于是在国都中央建立大社。其疆界东边是青土，南边是赤土，西边是白土，北边是黑土，中央是黄土。将要分封诸侯时，凿取他们方面的一色土，用黄土包裹，用白茅衬垫，作为土封。所以说受削土于周室，包裹衬垫土封，封就是社的意思。于是建立五宫：太庙、宗宫、考宫、路寑、明堂。感有四阿，反坫，重复的元据。注：元字下面应当有“重廓”二字。重常复格，渫税移旅，充盈的惷常画宫庙四角叫阿，反坫是外向室的。重复的元是累叠的栋梁，重复的廓是累叠的房屋，常是累叠的系绳，复格是三层的襦。藻税是画在梁上的柱子，承屋叫移旅别。惷是说藻井的装饰，意思是都画列柱子为之。内阶黑陛，堤塘山墙，用黑石做台阶，塘中庭道，堤是说加高它。墙是说画山云，应门库台，闲门者，都有台在库门看见，从这里可以知道了。又用黑石做门限。”

八年，周公分正东都。

命令蔡仲封邦于蔡。

《蔡仲之命》篇说：只有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众叔散布流言，于是诛杀管叔于商，囚禁蔡叔于郭邻，用车七乘，贬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录。蔡仲能够常用敬德，周公让他做卿士。蔡叔死后，于是命令成王封他在蔡。蔡氏说：周公位居冢宰，端正百官，是武王年幼的时候。郭邻，孔氏说：是中国之外的地名。苏氏说：是郭的号。《周礼》六遂，五家为邻。管、霍是国名。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居冢宰，百官总领自己以听从，是告诉现在的通道。当时，三叔因为主少国疑，趁着商人的不安定，认为可以惑乱以非义，于是互相散布流言猖乱以动摇它，这难道是周公一身的利害，而是想要颠覆社稷，涂炭生灵，天讨所加之罪，不是周公所能停止的。所以诛杀管叔于商，致辟是说诛戮他。囚禁蔡叔于郭邻，用车七乘，囚是说限制他的出入，而还跟随以七乘车。贬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三年之后才齿录，以恢复他的国。三叔刑罚的轻重，囚禁他们罪过的大小而已。仲叔的儿子能够常用敬德，周公让他做卿士。叔死后，于是命令成王而封他在蔡。周公留在□，成王食邑于圻内，圻内的诸侯，孟、仲二卿，所以周公用仲为卿，不是鲁国的卿。

译蔡国的左传位于淮河与汝水之间，周公没有将蔡仲另行分封，而是让他继承蔡国，这是为了不断绝蔡叔与蔡国的联系。如果把蔡仲分封到其他诸侯国，那就断绝了蔡叔与蔡国的关联了。吕氏说：象想要杀害舜，舜在身边防备他的祸害，祸害只限于象一人身上，所以舜能够实现友爱兄弟的心意。周公的地位却关系到天下国家，只想对三叔实现友爱之心，是做不到的。舜对于周公来说容易做到这一点，都是这样的道理。史官先记载周公担任冢宰，整顿百官，接着记载三叔散布流言，以此来归结三叔的罪行。后来记载蔡仲能够任用恭敬有德之人，周公让他担任卿士，蔡叔去世后，就任命蔡仲为诸侯。以此显示周公对三叔的刑罚感到不安，庆幸蔡仲能够任用恭敬有德之人，就迅速提拔任用并分封他。

译王这样说：小子胡，你能够遵循德行，改正行为，能够谨慎地谋划，所以我任命你在东方做诸侯，前往你的封地，要恭敬啊！你应当掩盖前人的过错，做到忠诚和孝顺，你就要迈开脚步，从自身做起，勤勉不懈怠，以便为后代留下法度，遵循你祖父文王的常训，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的命令。皇天没有偏私，只辅助有德之人；民心没有定准，只怀念施予恩惠的人。行善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治理；作恶的方式不同，但都归于混乱，你要警惕啊！谨慎地对待开始，才能坚持到最终，最终才不会陷入困境；如果不注重最终，最终就会陷入困穷。努力你的功业，和睦你的四邻，以此作为王室的屏障，以此调和兄弟关系，安抚救济小民。遵循中道，不要自作聪明扰乱旧有的法度，详细地审视你的视听，不要因为旁门左道的言论而改变你的法度，那么我一人就会嘉奖你。王说：唉！小子胡，你前往吧，不要荒废抛弃我的命令。

九年，封弟弟叔虞在唐。

译大路、大旂、夏后氏的玉璜、封父的繁弱弓，以及殷商的六个氏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让他们率领各自的宗族，和睦其分支的族群，统率其同类部众，以周朝的法则来规范他们，公室便依从周王的命令，让他们在鲁国任职，以彰显周公的明德。分赐给他们土地和农田，配备祝官、宗官、卜官、史官以及各类器物、典章、防务、官吏、礼器，凭借商奄地区的民众，任命伯禽，而封于少皞的故地。分赐康叔大路、少帛、茷、防旌、大吕钟，以及殷商的七个氏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范氏、饥氏、终葵氏，划定疆界的大致范围，从武父以南到某田的北境，从有图之上获取，以供奉王室的职役，从相土的东都获取，以会合王室的东巡狩猎。季授土，陶叔授民，颁布康诰，而在殷墟讨伐，都开启商朝的政令，以周朝的绳墨来划定疆界。分赐唐叔大路、密须的鼓、阙巩、姑洗钟，怀姓九宗、职官五正，颁布唐诰，而封于夏朝的故地，开启夏朝的政令，以戎族的绳墨来划定疆界。这三者都是叔父，且有良好的德行，所以用分赐物品来彰显他们。」管叔、蔡叔煽动商朝遗民离间王室，周王于是杀了管叔而囚禁蔡叔，用车七乘，步兵七十人。蔡叔的儿子蔡仲改变行为，遵循德行，周公举荐他，让他担任自己的卿士，引见给周王并任命他治理蔡国，他的任命书上说：「王说：胡不要像你父亲那样违背王命。」武王的母亲是第八位，周公担任太宰，康叔担任司寇，季担任司空。五位叔父没有官职，这是曹文公昭穆辈分的原因，也是晋武公穆穆辈分的原因。曹国作为伯甸，并非崇尚年长。按照祝驼的说法，周王的封建举措，是武王、成王时期的事情，不再讨论先后顺序。至于分封殷商氏族的诸侯，或许是东征之后的事情，无法考证了。

译十一年，周公在丰，作《无逸》篇（《大纪》附于此年），说：周公说：“唉！君子应当不要安逸，先要知晓耕种收获的艰难，然后安逸才能体恤百姓的依靠（君主是百姓的主，而所处的却是安逸之地，容易沉溺于安逸。所谓无逸，是说不要沉溺于酒色享乐和游观田猎的娱乐。君子之所以无逸，必定是因为先知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处在安逸之地就能体恤百姓的依靠，因此能体谅百姓，不自我放纵，所以能使百姓没有怨恨，也足以使我自身长寿安康。君主如果不先知晓耕种收获的艰难，那么处在安逸之地就不能体恤百姓的依靠，不知百姓的依靠就只知放纵一身的欲望，不知百姓的依靠必定导致民怨，只知放纵一身的欲望就享年不永。这是本篇的大意，篇首提出要点，篇内详细阐述）看看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却不知耕种收获的艰难，于是安逸于是轻慢，既已虚妄不实就侮辱他们的父母说：‘从前的人没有听闻和知识’（谚，俗语；诞，虚夸；都指他们习于游谈夸诞。看那百姓，他们的父母勤劳耕种收获，他们的儿子尚且有不晓得的，于是安逸之时，他们作恶无所不至。何况君主处在尊安之地，这是周公为后世君王担忧，而首先引用此作为警戒的原因）周公说：“唉！我听说：从前在殷王中宗时，严肃恭敬敬畏天命，自我约束治理百姓，敬畏不敢荒废安宁，所以中宗在位七十五年（《无逸》本是一篇书，‘周公曰’是史官所加。中宗，是太戊。严，庄重；寅，明肃；严是防敏之齐于外，寅是畏敬之存于中。天命，是天所赋予的道理。自度，以天理作为自己的尺度，不敢逾越。这是说商中宗的无逸。中宗只有无不敬，所以自然能知晓百姓的依靠，所以治理百姓敬畏而不敢做荒纵怠弛之事，都没有。这种凝固持养，能跻身上寿，在位七十五年，那么他的年龄大概不知晓了）在高宗时，从前在外辛劳，于是与百姓相处，等到他即位，于是居丧三年不说话，他只有不说话，说话才和谐，不敢荒废安宁，美好安定殷国，至于大小官员没有谁抱怨，所以高宗在位五十九年（高宗，是武丁。旧劳于外，小乙想让武丁习知民事，让他处在民间，及暨小人，是说于是与百姓相处不知百姓的依靠。谅阴说见《说命》，雍和，所谓言乃欢也，嘉是说他的教化风俗，靖是说他的安宁当享之效。至于小大，大概不只是小民无怨，所有在位的群臣都无怨。这是说高宗的无逸。高宗只有从前在民间，闻政能知晓百姓的依靠，所以即位之初，谨慎出令，说话而小民都欢，在位期间不敢荒废安宁，嘉以美化其民，靖以保安其民，不只是小民无怨，群臣上下都如此。这是高宗所以无逸的原因。对百姓既无怨，而对自身就康寿了）在祖甲时，不义只为王，从前做百姓，他即位于是知晓百姓的依靠，能保护恩惠于众民，不敢侮辱鳏寡，所以祖甲也在位三十三年（祖甲事说见《祖甲绝》，这是说祖甲的无逸，只有他从前逃在民间，身为小民之事，所以做天子自然能知晓百姓的依靠而保护恩惠他们，尤其不敢忽视穷困之民，这是祖甲的无逸而在位也长久，详情见前《绝》）从那时以后，立的君王生来就安逸，生来就安逸，不知耕种收获的艰难，不闻百姓的辛劳，只顺从耽乐。从那时以后也没有谁能长寿，有的十年，有的七八年，有的五六年，有的三四年（这是说后王的逸。厥后指中宗以后，高宗以后，与祖甲以后。生则逸指他们生长在安逸之中。只有生来就安逸，所以不知耕种收获的艰难，只有不知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不知百姓的依靠，只有不知百姓的依靠，所以顺从耽乐，只有荒于耽乐，所以伤生伐性，没有谁能长寿。不知百姓的依靠而只顺从耽乐，这是乱亡所必至，也只是以享年短促而仅免罢了。有人怀疑年寿的长短是命，周公以此作为逸的原因，不是太过了吗？大抵君主所处与常人不同，子女的奉养，声色的娱乐，酒醴的甘甜，驱骋田猎的喜好，嗜欲玩好向求不竭，一有纵逸之心，就必定溺于此，都是伐性的斧斤，伤生的蟊贼，能长寿的很少了。然而其间世主也有纵欲而能寿的，又为什么呢？这也是偶然的长寿罢了，然而祸乱随之，如辛就是，其患有甚于不寿的。吕氏说：周公既论述无逸的道理，又举无逸的君王来告诉成王，严恭寅畏，大概是中宗无逸的实质。严则敬重，恭则降下，寅则庄肃，畏则兢业，合而言之，就是敬而已。只有敬所以寿。主静则悠远博厚，自强则坚实精明操存则血气循常而不乱，收敛则精神内守而不浮。所有这些

译力，是长寿的道理。高宗在位的嘉靖时期，不仅仅是让百姓休养生息的意思，而是因为礼乐教化兴盛，百姓安居乐业。高宗在位五十九年，无论大事小事，百姓没有时刻抱怨的，这是因为民气和谐，引导迎接善气，这也是长寿的道理。祖甲保养仁爱，废弃的百姓即使是鳏寡孤弱，也不敢欺侮，所以在位时间长久，也是持守恭敬的力量。此后继位的君王，生来安逸，这是《无逸》的反面。沉溺享乐到了极点，损害本性，丧失生命，无所不至，所以从那时以后，也没有能够长寿的。又详细列举他们的年数，说沉溺享乐越严重，享年就越短。大体上，修身养性的根本，从天子到平民，只有先懂得自爱，不丧失自身，然后万事才能依次而举。兴起恭敬之心而杜绝放肆行为，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这就是周公忠诚爱护、恳切诚挚的心意，商朝距离周朝不远，所以周公用成王耳闻目睹的事情来说，论述逸乐之君则从后来的情况来预防，并不是说三位君王之后的君王都逸乐，通过推究文意来理解作者的心志就可以了。周公说：唉！也只有我们周的太王、王季能够自我抑制和敬畏，文王谦卑地从事劳作，致力于安民和农耕的事，温和柔顺，美好恭敬，关怀保护小民，恩惠救济鳏寡，从早晨直到太阳偏西，顾不上吃饭，用来使万民和谐。文王不敢沉溺于游猎，让众邦只供应正当的赋税。文王接受天命，是在中年，他在位五十年。周公说：唉！从今以后继位的君王，就不要沉溺于观看、安逸、游玩、打猎，让万民只供应正当的赋税。不要说：“今天沉溺享乐，这不是百姓所效法的，也不是上天所顺应的，这时的人就会有大的过错。”不要像殷王受那样沉迷昏乱，酗酒败德。周公说：唉！我听说：“古人还互相训诫告知，互相保护恩惠，互相教导，百姓没有互相欺骗迷惑的。”如果不听从这些，人们就训诫他，他就改变。扰乱先王的正确法度，以至于小大百姓要么心里违背怨恨，要么口中诅咒。

译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听从师保的劝谏，就一定会有诱导君主做坏事的人。那些先王的正确法度，难道都是体察并详尽了解小人的依凭而制定的吗？如果小人已经诱导君主去变乱法度，那么无论贵贱的百姓都会失去依凭，百姓心中就会产生怨恨，进而就会口出诅咒。周公说：“唉！从殷王中宗到高宗，再到祖甲，以及我们周文王，这四位君主都能践行明哲之德。如果有人告诉他们：‘小人在怨恨你，辱骂你’，他们就会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如果确实有过失，就说：‘我的过失，确实像这样’，不仅不敢怀怒，而且自责不怠。如果君主不听从这四位君主的榜样，有人就会虚构谎言欺骗君主，说：‘小人在怨恨你，辱骂你’。君主如果相信了这些话，就会认为事实必然如此，不再长久地思考为君之道，不宽裕自己的心胸，胡乱惩罚无罪的人，杀害无辜的人，于是小人的怨恨就会一致聚集到君主身上。”周公说：“唉！继位的君王要以此为鉴。”

译所以知道这是最后的篇章。

履祥按：《无逸》这篇书，七次发端都说：“呜呼！”其警戒的意思大概非常真切。这是周公临终前叮咛嘱咐的文书。第一，“呜呼！”说君主必须先知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身处安逸之地，知道百姓的依赖而没有逸乐。然而耕种收获的艰难，百姓子弟尚且有不知道的，何况君主，这是应当警戒的。第二，“呜呼！”援引商朝守成的三位君主，都先知百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他们治理百姓没有逸乐，自身也能长寿。商朝后来的君主不知道百姓耕种收获的艰难，所以只顺从享乐，也不能长寿。第三，“呜呼！”叙述周朝不逸的家法，文王尤其忧劳勤政。第四，“呜呼！”勉励成王继承不逸的德行，防范沉溺享乐之源。第五，“呜呼！”警戒导致百姓怨恨的原因。第六，“呜呼！”说百姓的怨恨，有就改正，没有就加以勉励，自责用来消除怨恨，责备别人只会加重怨恨。第七，“呜呼！”总括叮咛以作结束。耕种收获的艰难，周公常在《七月》这首诗中陈述，而这里又在《无逸》这篇书中首先叙述，这两篇，君主应当相对作为图画，左右观看。

周公在丰地去世，成王将周公安葬在毕地。《书序》说：周公在丰地，将要去世，想安葬在成周。周公去世，成王安葬在毕地。《世家》说：周公在丰地生病，将要去世，说：“一定要把我安葬在成周，以此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周公去世后，成王也谦让，将周公安葬在毕地，跟随文王。

以此表明不敢把周公当作臣子。《大传》说：“三年之后，周公在丰地年老，心里不敢远离成王，而想侍奉文王武王的宗庙。后来周公病重说：‘我死后一定要安葬在周，向天下显示臣服于成王。’成王说：‘周公生前想侍奉宗庙，死后想聚集骨骸在毕地。毕地，是文王的墓地。所以周公和成王不把他安葬在周，而安葬在毕地，向天下显示不敢把他当作臣子。’这是为了表明有功，尊崇有德，所以是忠厚之道。”

成王在成王与周公之间，所以鲁国郊祭成王，这是用来礼敬周公的。蔡氏说：这里说周公在丰地，汉代孔氏认为是周公还政归老的时候。下文《君陈》的序却说：周公去世后，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成周刚建成，任命君陈时，成周大概是周公治理的。周公去世，所以任命君陈。那么周公大概未曾离开洛邑，而这里又说在丰地。将要去世，那么他还政归老果真是在河洛之时吗？我按：周公治理洛邑，或许此时偶然因朝见天子而在丰地。《古史》说：周公的儿子被封的有八人，伯禽在鲁国，他的弟弟继承周公，在周地受封，世代辅佐王室，邢、凡、蒋、胙、茅、蔡，有的在王畿内，有的在王畿外。《礼记》说：成王因为周公有功勋劳绩于天下，命令鲁公世代祭祀周公，用天子的礼乐，所以在季夏六月，用禘礼在太庙祭祀周公，牺牲用白色公牛，酒器用牺象、山罍、鬱尊，用黄目，灌礼用玉瓒大圭，进献用玉豆雕篡爵，周玉琖仍雕加上璧散璧角，俎用梡嶡，升歌《清庙》，下管《象》，拿着朱干玉戚戴着冕舞《大武》，穿着皮弁素积禓舞《大夏》。朱子说：赵伯循说：禘，是王者的大祭。王者既立始祖的庙，又推求始祖所出自的帝，在始祖的庙里祭祀，而以始祖配享。成王因为周公有大功勋劳绩，赐给鲁国重祭，所以能在周公的庙里行禘礼，以文王为所出自的帝，而周公配享，然而这不符合礼制。程子说：周公的功劳固然大，都是臣子本分应当做的，鲁国怎么能独自使用天子的礼乐呢？成王的赏赐，伯禽的接受，都是不对的。他们沿袭使用，都在群公的庙里使用，于是使季氏僭用八佾，三家僭用雍彻，所以孔子讥讽他们。

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

《君陈》篇说：“王说：君陈，只有你美好的德行孝顺恭敬，只有孝顺友爱兄弟，能够施行于政事。命令你治理这东郊，要恭敬啊。从前周公教导保护万民，百姓怀念他的德行，前往谨慎你的职守，遵循常规，努力彰显周公的训诫，那么百姓就能治理。我听说：‘极致的治理散发馨香，感动神明，黍稷并非馨香，光明的德行才是馨香。’你应当效法周公的谋略训诫，每天勤勉，不敢安逸享乐。大凡人们没见到圣人，好像不能见到；如果已经见到圣人，也不能遵循圣人的道路，你要警戒啊。”

译与遵循圣人的告诫，都是勉励君陈去彰明德行的事情。君陈曾侍奉周公，如今德行昭著闻名，只是担心他若中途间断，就会被人的私欲所蒙蔽；又担心他因习以为常而疏忽懈怠，那么彰明德行的事业就无法延续了。大概常人的情感，虽然无不有喜好德行、仰慕高尚行为的心，但很少有克制私欲、践行大道的力量。以周公这样的圣人，不论古今，谁不愿意见到他却不可得。然而当时亲眼见到周公的人也不少，但很少有能学习成为周公那样的人，大概是因为倚仗有圣人在身边，习以为常而轻视，自我反省和克治的功夫不能自己加诸其身，这就是应当警戒的。

你就像风，百姓就像草，谋划政事，没有不艰难的，政事有废有兴，出入政令都出自你的师友，如果师友的意见相同，就要反复推究。（这是以下告诫他关于达到大治的事情。你像风，百姓像草，风吹草倒，不迅速却很快，这就是大治如馨香远播的意思。所以心中要谨慎对待感化百姓的因素，因此谋划政事不可不艰难谨慎。所以在政事废兴的时候，出朝则与国人商议，入朝则与同僚商议，那些揣度考量之事，如果众人的意见相同，就要再次深思推究。大概在我德行已经彰明，就不会被私心遮蔽，又能加以揣度考量，这就是政事之所以完善的原因。）

你有好的计谋和规划，就进入内廷报告给你的君主，你在外朝就顺从执行，说：“这些计谋和规划，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唉，臣下如果都像这样，只有善良的人才会显扬啊！（葛氏说：成王起初失去了这句话。想要臣下善良就称颂君主，想要君主善良就称颂君主，这是臣下的细微品行。然而君主即使有这种心，等到有过错时，将让谁来承担呢？禹听到善言就下拜，汤改正过错毫不吝惜，他们都不会说这种话。唉，这就是成王之所以为成王的原因。我认为这是成王因为师友的训导而叙述君陈平素的品行。君陈以前必定曾担任亲近的臣子，负责进献纳谏的职责，他为人如此，所以成王嘉奖他。然而臣下如此固然算是良善的德行，但君主不可以表现出这种意向。下文说‘你说避开，你就不要避开；你说宽恕，你就不要宽恕’，大概就是用这一章的意思来勉励君陈尚未做到的地方。）

王说：君陈，你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不要倚仗权势来逞威风，不要依赖法律来削减（百姓的利益），宽厚而有节制，从容而和谐。（周公的训诫是用来训导百姓的，不可以拿着周公的法律来苛责百姓。大概制定法律只是用来禁止百姓，而使用法律时又必须在法律之外有宽厚的制度和从容的态度。君陈未必会倚仗权势和依赖法律，而成王说这些，大概是因为权势是我所乘驾的，法律是我所执掌的，一旦夹杂喜怒的私心，就容易变成威虐。所以上位者常常想要妄用权势而议论法律，常常倾向于与百姓作对，那么大概就没有这种过错了。宽厚而有节制，那么宽厚的意向常行于法律之中，又不是废除法律来求宽厚。从容而和谐，那么他忘却权势、亲近百姓，也不是勉强为之，勉强就不能和谐了。蔡氏说：这篇讲周公训诫的地方有三处，一是说‘努力昭明’，二是说‘效法此时’，到这里就说‘遵循周公伟大的训诫’，想要他更加发扬光大。吕氏说：继承前人政事的人，如果只以特别遵循因袭为心，他所成就的必定低于前人。只有奋然开拓，期望光大前人的事业，然后仅仅能不废弃。大概开创与继承，力量大不相同。）

殷商百姓在受刑，我说惩罚，你就不要惩罚；我说宽恕，你就不要宽恕，只取其中道。（上文叙述君陈善于称颂君主，所以这里又勉励君陈执法衡量事理，不要顺从君主的意向。中道，就是审察罪行的轻重，随当时情况的适宜，不过分也不不足。）

有不顺从你政令、不感化于你训诫的人，用刑罚来制止刑罚，这才是刑罚。对于惯于奸邪、败坏常理、扰乱风俗的三种小罪，不予宽恕。（这终结上文关于惩罚与宽恕的意思。刑罚不泛泛施加，凡是惩罚一人而可以制止百人的，就惩罚他。关系重大而所犯的罪行细小，小惩而大诫，不可宽恕。）

你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有愤恨疾恶之心，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必须有忍耐，事情才能成功，有包容，德行才能广大，简略地考察那些修德的人，也简略地考察那些不修德的人，进用那些良善的人来率领那些不良的人。（承接上文用刑的意思，而又以宽厚和谐来结束。君陈治理东郊，不只是殷商百姓，凡是殷商士人在官职上的，以及凡庶正的官员都隶属于他。不要对顽固的人怀有愤恨疾恶之心，指的是百姓；不要对一个人求全责备，指的是官员。顽固的人是尚未被感化的，求全责备的是尚未能胜任的，必须有所忍耐才能有所成就，度量必须有所包容德行才能广大。修德指的是识见和事业修举，良善指的是行为道义温纯，在职业上，就兼且简略考察其修废，让人观察功绩和行为道义，就进用贤者来率领感化他们，那么人们就会勉励行善。）

百姓的生性丰厚，因为外物而有变迁，违背上级的命令，顺从他们所喜好的人，你能恭敬地遵循常典在于德行，这时就没有不变化的，确实能升进于大道，只有我一人承受多福，你的美善终将有言辞流传于后世。（百姓的生理无不具备，可谓丰厚了，只是被习俗诱导而被外物变迁罢了。然而他们的心不听从土著的命令而顺从上级的喜好，现在想要教导他们恢复原本丰厚的本性，就不只在于政教声色的末节，而实在在于我所喜好的是什么。恭敬遵循常典，是厚待常典庸礼、深信笃好的意思；在于德行，是亲身实践心得之真。所喜好如此，那么民心观察感化，这时就没有不变化的，其气习物欲的遮蔽被去除，而确实能跻于大道之中了。章首彰明德行的意思大概如此。《书序》说：周公死后，任命君陈分管东郊成周。吕氏说：君陈的任命，周公已经死了，成王真正的德行和实造的学问，应当在这篇中寻求。周公去世时，庞臣硕辅尚多立于朝堂，而分管东郊成周，成王唯独托付给君陈，这是为什么呢？这时东郊的治法所应当完全遵循周公的常典，如果托付给旧臣，那么各位老臣固然不是自作聪明扰乱旧章的人，然而平日与周公比肩同功，担心他们兢兢业业遵循旧章的人或许不专一，恐怕其中有自用的意思，那么对于治体已经有隔阂了。不如委任给后进端正美好的人，那么就能一心一意奉承。）

译不敢有丝毫的增加或删减，成王防止指使（他人擅改）的用心大概就在于此。至于完成最终使命、开启闭合与变化之事，非历经四代的元老不能胜任，所以康王必定将此事托付给毕公。成王与康王对于治国体制，那观察时势与义理的精妙之处，真是达到了极致。

译周历三十七年四月甲子日，周王命令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保氏、元子钊。乙丑日，周王驾崩。癸酉日，元子钊接受遗命，在应门之内朝见诸侯。

《书》说：在四月望后，周王身体不适。甲子日，周王于是用水洗漱，由人扶持穿戴好冕服，倚靠着玉几，于是同时召见太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贲、百尹、御事。周王说：“唉！我的病势日益加重，已近危殆，病情日渐恶化，既然病重缠绵，恐怕来不及立下誓言确立继承人，现在我郑重地训诫命令你们。从前文王、武王，宣扬重明之德，奠定法度，陈列教化，于是百姓习服而不违背，因此能够征服殷商，成就周的大命。在后的愚昧之人（我），恭敬地承受天威，继承并守护文武的大训，不敢昏乱逾越。如今上天降下疾病，我恐怕起不来，也醒不过来了，你们还要明察我的这番话，用来恭敬地辅佐元子钊，渡济艰难，安抚远方，亲近近处，安定并劝勉大小各国。想到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自我约束于威仪，你们不要让钊冒昧地陷入非议的境地。”

周王接受遗命后，回到内室，撤去庭中的帷帐。到了第二天乙丑日，周王驾崩。太保命令仲桓、南宫毛，让他们连同齐侯吕伋，率领两名持戈的虎贲和一百名虎贲，在南门外迎接元子钊，引导他进入路寝旁边的翼室，以忧居之礼主持宗庙祭祀。

译废也。丁夘日，命令制作册书的规格（命令即太保所下之命，作册是为了传达顾命。古代册书自有常规规格，这次顾命重大，所以册书的规格又不同于常规。太保确定了它的制度。送死之事固然重大，而顾命也重大，所以在驾崩后的第二天，就命令制作册书规格。其他丧事自有常职负责，这里不再记载）。过了七天，到癸酉日，伯相命令士人准备器物（天子死后七天入殓，癸酉日即是入殓的第二天。入殓后才传达顾命，入殓前以送死为重。伯相即太保，太保以西伯为相，所以称为伯相。士人，凡是幕人掌次、司几筵、朝士等职官都属于士。材指器物，凡是朝廷所需的器物，如下文提到的礼器、几席、车路、戈钺等之类都是。从此以下都是癸酉日的事情。旧说“须材”是供给丧事用的，与上下文不相符合）。狄人设置黼扆、悬挂缀衣（狄人是下士，祭统说乐史中的低贱者。丧大纪说狄人设置台阶，大概是负责布置张挂事务的人，即寡人司几之类的人。黼扆是天子的屏风，黼是用黑白两色织成的花纹，画成斧形。古代画纹图中相互纠绕的称为罍，用来象征雷。纹路方正而四角尖锐、腰部内收、两头弯曲、外侧平直的称为黼，用来象征斧头，即现在的银样画。扆是用缯帛制成的，设置黼扆和幄帐，如同成王在世时一样）。在窗户之间面向南方，铺上双层蔑席，边缘饰以黼纹，摆放华玉几（这是平时接见群臣、朝见诸侯的座位。古代前面是堂，后面是室，室中以向东为尊，门在东南，窗户在南面，门和窗户之外是堂，以向南为尊，其位置在门外之西、窗外之南，所以尔雅说“户牖之间”称为扆，指设置扆的地方。这就是所说的“牖间南向”的座位。天子的席子有三层蔑孔，郑众等儒者都说是桃枝竹席，黼纯是用黑白花纹的缯帛做边缘。华玉，即黄玉，仍几是沿用生前所设，用黄玉装饰几案）。在西序面向东方，铺上双层底席，边缘饰以缀纹，摆放文贝几，沿用旧几（这是早晚处理政务的座位。尔雅说“东西墙”称为序，大概古代宫室内部用墙壁隔开，就像现在用墙壁隔开一样。东西墙即东西壁，壁之外就是夹室，所以又称东西厢为序，从堂的角度看，东西壁为序，从夹室的角度看，墙就是夹室的墙。夹室之前称为厢，所以夹室也通称为厢。贾氏注礼说：“序以西为正，堂序东有夹室。大概士只有东房西室，于是以室户房间为中房，前东壁为序，序列东有夹室。只有天子诸侯才有东西房，有东西夹室。”郭氏说：“序，是区分内外的意思。然而左右进入直到户牖之间的，必须先经过序，所以称为序，犹如说次第经由的地方。”底，是蒲席。缀是杂彩，文贝是车渠）。在东序面向西方，铺上双层丰席，边缘饰以画纹，摆放雕玉几，沿用旧几（这是养老宴请群臣的座位。丰是筦席。画是绘五彩，雕是雕刻）。在西夹面向南方，铺上双层笋席，边缘饰以纷纹和漆，摆放旧几，摆放五重越玉（这是亲属私下宴饮的座位。天子的房屋四面屋檐为四阿，四个角落而有东西夹室。大夫士只有东夹，然而也不敢做成四阿。现在这里不记载东夹，没有陈设，只记载西夹，而且面向南方，与当扆相同。又摆放五重越玉，大概是东夹，即初丧时宗子居住的翼室，而西夹则是新即位的王在西阶的殡宫。卿大夫没有西夹，那么宾客在西阶之上，士殡于客位，只有天子有西夹，殡毕涂屋，所以在西夹设置座位，西夹既设几席，又加五重玉，而另外不陈设宝物。汉天子殓葬用玉札，称为玉棺，所以不腐烂。周天子殡时五重设玉，意思可以明白了。东夹之外未建梁闇，西夹设位未毕涂屋，因为将要传达顾命，丧礼尚未完备。笋席，吕氏说：“是说编缉竹箨做成席子。”纷是杂乱。漆是黑漆，亲近的人不崇尚装饰，所以这个座位的摆设如此）。陈列宝物：赤刀、大训、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〇的舞衣、大贝、鼖鼓在西房；兑的戈、和的弓、垂的竹矢在东房（朝廷尊敬，不将宝玉陈设在东西序夹室，就陈设在这里。宝物，是先王的宝器。赤刀，博物志说昆吾链纲赤刀，切玉如泥。大训即典谟帝王之书。河图是伏羲所获龙马负图。〇、兑、和、垂，或是地名，或是人名，其物品都精坚久远，是世间传说的宝物。蔡氏说：“器物的陈设，不仅仅是为了国家的仪容美观，大概成王平日所观阅的恩泽在于此。陈设它们以象征他生存。”杨氏中庸传说：“宗器在祭祀时陈设，显示能守；在顾命时传达，显示能传。”大辂在左宾阶前，缀辂在阼阶前，先辂在左塾之前，次辂在左塾之前（蔡氏说：大辂是玉辂，缀辂是金辂，先辂是木辂，次辂是象辂革辂。玉乘玉辂，缀之者是金辂。最远的是本辂，所以木辂称为先辂，那么革辂象辂就是次辂了。宾西阶，阼东阶，面是南向。塾是门侧堂。五辂陈列，也象征成王的）

译这是活着的人（所行之礼）。《周礼·典辂》记载：“如果有重大祭祀，就出动辂车；重大丧事、重大宾客接待也如此。”这说明在重大丧事中出动辂车是常规礼仪。又考察所陈列的宝物玉器，都以西边为上位，这是因为成王的灵柩停放在西夹室，所以如此。

两名戴着雀弁的士手持惠矛，站在毕门之内；四名戴着綦弁的士手持戈，刃口朝外，夹立在两阶的角落；一名戴着冕的大夫手持刘斧，站在东堂；一名戴着冕的大夫手持钺斧，站在西堂；一名戴着冕的大夫手持戣矛，站在东垂；一名戴着冕的大夫手持瞿矛，站在西垂；一名戴着冕的大夫手持鋭矛，站在侧阶。

（弁是士的服饰，凡执持兵器者都是士。雀弁是赤色的，即韦弁。綦弁是用鹿胎皮制成的。惠矛是三棱矛，形状像蚩尤。毕门就是路寝的门。刃口朝外。两阶的角落，即宾阶和阼阶的角落。堂的边沿称为廉，正义说：“堂廉，就是堂基南边的棱角。”廉即角落。堂有两阶，那么两阶连接堂的地方都有角落，所以每阶由两人夹立。既然堂廉主要在南边，那么两阶之间每个角落都有两人夹立。冕是大夫的冠，形制像弁，只是加了藻饰。刘、钺都属于斧类。东堂、西堂就是东西夹室前面的堂。夹室前面有厢房，就称为东厢、西厢；没有厢房，就称为堂东、堂西。戣、瞿都属于矛类。东垂、西垂是路寝东西台阶的下端。垂是台阶下延之处，一说指堂的两边。鋭，按古文写作“鋭”，《说文解字》相同。读音像“允”。侧阶，就是比阶。东房的一半以北是北堂，那堂的西边正对室墙，东边正对房户，作为北阶以下，大概是通往官闱的道路，所以只由一人守卫。从门到阶，站立守卫的都是士；到了堂上，站立守卫的都是大夫。吕氏说：“古代手持戈矛以防备宿卫王宫，都是士大夫的职责。无事时侍奉燕闲私事，就从容修养德行，有恩泽的滋润；有事时负责抵御侮辱，就坚定明守道义，而没有心腹之患。下到秦汉时期，陛楯执戈还剩余一二，这种制度既已废除，君主接见士大夫，只有上朝的几个时辰，而周庐陛楯有时环绕着推理嚚悍之徒，有志于恢复古制的人应当深入推究）

康王戴着麻冕，穿着黼裳，从宾阶登上；卿士和邦君戴着麻冕，穿着蚁裳，进入就位。

（隮，就是升。从西阶上，是不敢以主人自居。蚁，黑色。卿士和邦君都穿同样的衣服，也是庙中的礼仪。即，就是就。位，就是平日侍奉朝廷的班次。吕氏说：麻冕黼裳，是王的祭服。卿士和邦君的祭服下裳是纁色，现在穿蚁裳，大概是因为不参与奠祝，不想完全使用吉服，有位于班列，又不能完全使用凶服，在吉凶之间，显示礼仪的变化）

太保、太史、太宗都戴着麻冕，穿着彤裳，太保捧着介圭，上宗捧着同爵和瑁，从阼阶登上；太史拿着册书，从宾阶登上。

（彤，即纁色，是祭服。介圭，是王的大圭，长一尺二寸。同，是爵名，方形四寸，斜刻以覆盖诸侯的圭，作为瑞信。蔡氏说：太保和宗伯以先王的命令捧着符宝，传给嗣王，有主人的道理，所以从阼阶上。太史拿着册书，书就是册，因为成王的灵柩在西阶之上，所以也从宾阶上）

侍奉王册命说：“皇后凭靠玉几，传达最后的遗命，命令你继承训导，临朝君临周邦，遵循大礼，调和天下，用来发扬光大文武的光明训导。”

（御，就是奉持。这就是丁夘日所作的册命。吕氏认为这就是册命的言辞，蔡氏认为成王顾命已经写在册上，这是太史口头陈述的言辞。皇后，就是大君。末命，就是临终的遗命。大卞，字书没有正训。孔氏训为法，按卞本从升，与升相同，是恭敬拱手的意思，那么应当训为礼。有人说大弁，就是指天子的冕，意思是穿着天子的衣服上朝。只有这个命令，所以康王冕服会见诸侯行顾命。这几句话固然概括了成王的遗命而简要地说。命令你继承训导，就是继承文武大训的意思。遵循天下，就是自我约束于威仪的意思。调和天下，就是安抚远近，安定劝勉小大各国诸侯的意思。然而成王的遗命大概是命令群臣辅佐康王的言辞，也必定另有告诫康王的话。像这册命所说的，史书前后互见，所以不再重复记载。如果本来没有这些话而虚构这册命，那就是后世遗诏对偶不情之言，不是古人所为）

康王再拜起身回答说：“我末小子，能够治理四方，以敬慎畏惧天威。”

（〇，小而如。顾命有敬保天威的话，所以这里也有敬忌天威的说法）

于是接受同爵和瑁，王三次肃立，三次祭酒，三次叹息。上宗说：“飨。”

（接受同爵用来祭酒。接受瑁用来为主。宿，肃立。祭，祭酒。咤，叹息。王接受上宗的同爵和瑁，那么接受太保的命圭可知。王插着大圭，用同爵祭告受命。祭完后把同爵交给太保，三次叹息。亲人去世才开始接受顾命。虽然不敢为亲人死，用祭服祭礼而不哭。然而三次叹息的情感则不可遏制。上宗说飨。传达神命以飨告。就像嘏以飨告一样）

太保接受同爵，走下台阶，洗手，用另一个同爵，拿着璋来酬祭，把同爵交给宗人，拜谢，王答拜。

（同，白虎通作铜。大概同是铜爵的名字。太保接受同爵，那么王三次祭酒用同爵接受太保可知。走下台阶把同爵放回篚中。又洗手再用另一个同爵。拿着璋来酬祭。酬祭。祭礼中君主执圭瓒裸尸）

译太宗手持璋和瓒进行亚裸之礼。因此，这次报祭也手持璋。以此授予宗人并拜谢。王答拜，明确表明是为后嗣。古时开始防丧，即使是卑贱者也拜谢。这里杂用丧礼，又加上代替尸祝拜谢。宗人是小宗伯一类的人。大宗伯负责供奉王，小宗伯负责供奉太保】太保接受同祭，哜食，宅受宗人同拜，王答拜【在丧祭时告慰王，王不饮福酒。所以太保代理饮福酒。因此接受同祭并饮福酒。哜，只是放到牙齿上而已。正处在丧痛之中，虽然感激神灵的赐福，但不能感到甘甜。宅，也当作咤】太保降下，收敛【太保下堂，有司撤去祭品】诸侯走出庙门等候【吕氏说：庙门即路寝门。成王在殡，所以称为庙。在门外等候见康王。下篇康王也走出外朝告知诸侯，大概是在庙门内则是子道，走出庙门则是君道。新天子的尊严在门内受屈，在门下伸展。父子君臣的道义显著了】王走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领西方诸侯进入应门左侧。毕公率领东方诸侯进入应门右侧。都陈列着四匹黄马，朱红色的马饰，宾客举着圭，兼带着币帛，说：“一二臣卫，敢执壤奠。”都再拜稽首。王审察适宜，继承德行，答拜。太保和芮伯都前进，相互作揖【王走出毕门，则站在应门之内，大概是外朝。周制将天下分为左右，称为二伯。崤山以东由周公主持，崤山以西由召公主持。周公去世后，毕公继承他。所以这二公各自率领其方的诸侯入门，左和右，也各自按照其方布陈。乘，四匹马。黄色，朱红色的马饰，陈列在庭中作为庭实，接待诸侯。称，举。圭，守圭；币，籍币，用来荐奉圭。说一二，表明不是一天。臣卫，是说诸侯藩卫王国。壤奠，以土地所出的物品作为奠祭。都再拜稽首于地，以表达敬意，审察适宜。王审察适宜，因为处在丧期而继承先德，朝见诸侯，适宜答拜。王答拜，所以太保、芮伯都前进赞相。王作揖。吴氏说：‘穆公派人吊唁公子重耳，重耳稽颡而不拜。穆公用说：‘仁义的公子！稽颡而不拜，说明还没有成为后嗣。’大概成为后嗣的要拜，不拜是因为还没有成为后嗣。吊唁者、含玉者、遂事者升堂传达使命。王孤拜稽颡，成为后嗣。康王见诸侯，如果认为不应当拜而不拜，则怀疑还没有成为后嗣。而且纯粹是吉礼，答拜既确立了其为后嗣，又知道他是因丧事相见】都再拜稽首说：“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的命，惟周文武大受姜若，能忧恤西土，惟新陟的王完全协调赏罚，平定其功用，施遗后人休美。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不要废坏我高祖艰难获得的命【上文再拜稽首是赞见，王答拜。二相进赞揖了，所以诸侯又再拜稽首答君，也是进戒。姜若，苏氏说姜里之厄在此能顺，则天下之理无不顺了。蔡氏怀疑即下文厥若，谓其所当顺从的，都不是。按字书，姜进善，即今诱字。说文姜或作诱，姜若大概是天诱其善之意。说皇天以大邦之命而改命周，也以文武大能承受其诱善助顺之理，而忧勤西土之民罢了。这受命的根源，也不是有很高难行的学说。惟新升遐的王，又能尽协调文武赏罚之公，而平定武庚，伐淮践奄，以平定文武之功，以能施及后人有此休美。今王其敬之哉！张皇六师，不要废坏文武艰难获得的基命。六师即说天子六军之制，犹言万乘。张，勉励，反六军王国之常制。张则不松弛其防备，皇则不轻视其事，犹说张举天子之事罢了。然而武备乃承平容易松弛的事，所以诸公又特言之。与蔡氏说：‘召公此言乃引导王崇尚威武，然而守成之世多溺于宴安而无立志，如果不告尔戎兵奋扬武烈，则废弛懈怠而凌迟之渐见了。成康之时病正在此，所以周公于立政也恳切言之，后世坠先王之业，忘祖父之仇，上下苟安，甚至口不言兵，也与召公之见不同了，可胜叹哉】王说：“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追求咎害，达到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卫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因此训导其道，付畀四方。于是命建侯树屏，在我后之人。今我一二伯父，尚且相顾，安抚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然尔身在外，尔心无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不要遗厥子羞【康王在丧，故称名。诸侯言文武及新陟王，而康王只言文武，大概是不忍言成王之遗事，又正述求助之意，而诸公都是文武勋旧，又是武王所封以屏王室者，所以只述文武以感动他们，而不及成王。丕平富者，制其田里，薄其税敛，去除其贪暴，使人人各得其养。不务咎者，刑罚虽不可废，然而不以这是务而取足于是。底至者，发己自尽，必欲达到其极。齐信者，随事所处，无不尽其实际。诚之所积，固自不可掩盖，所以用昭明于天下。

译然而能够同心协力建立王室的原因，又都在于勇猛精锐的将士、忠诚可靠的臣子的辅佐。当政的文武二王能够端正地接受上天的任命，而上天也顺应文武二王的道统，将天下托付给他们。文武二王又分封诸侯建立国家，设立藩篱屏障，他们的本意正是为了保卫辅佐我们的后代。现在我们这些伯父——指的是同姓的大诸侯。天子称同姓诸侯为伯父叔父，称异姓诸侯为伯舅叔舅，这里只说伯父，大概是指太保以及其余不再一一列举的人。希望你们都回顾并安抚你们祖先臣服于先王的情形，想要让诸侯以及天下的诸侯都观察坚守你们祖先臣服于先王的原则，即使身在封国之外，内心也应当常系王室，用来侍奉我一人，忧虑那些应当奉行的大事，不要给我这孤子留下羞辱。各位公卿既然都听从了命令，相互作揖快步退出。成王脱下冕服，换回丧服【前面的作揖，大概是成王回答拜礼并赞导作揖；这里的作揖，大概是太保等公卿率领众人作揖退下。成王脱下冕服换回丧服，这是丧礼的变化，冕服不宜久戴。苏氏说：成王去世不久，君臣都穿着冕服。礼与说：“这不符合礼制，称之为变礼可以吗？”回答说：“不可以。礼制只有在不得已时才能改变，嫂子落水如果不救，终究不会去救。三年丧期已满，脱下丧服而穿吉服，这是没有事情可做时可以的。有人说：成王的顾命不可以不传达，既然传达了，就不可以穿着丧服接受。回答说：“为什么不可以呢？”孔子说：“将要给儿子行冠礼，还没到约定的日子，却遇到齐衰、大功的丧事，就穿着丧服行冠礼，冠礼是吉礼，尚且可以穿着丧服进行。接受顾命，接见诸侯，难道不可以穿着丧服吗？”太保让太史捧着册命在侧室授予成王，诸侯在路寝哭丧，然后在侧室拜见成王，成王穿着丧服接受教导告诫，哭踊回答拜礼。圣人如果再生，也不会改变这句话。《春秋传》说：“郑国的子皮出使晋国，恰逢晋平公去世，打算带着礼物前往。子产说：‘丧事哪里用得着礼物？’子皮坚持要带着礼物前往。等到丧事结束，诸侯的大夫想借此机会拜见新君，叔向推辞说：‘大夫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却又命令我，我正处在斩衰丧服之中。如果穿着加重的丧服去见，那么丧礼还没结束；如果穿着丧服去见，这是重复接受吊唁。大夫们该怎么办呢？’大家都无言以对而退下。现在康王既然穿着吉服接见诸侯，又接受了乘黄玉帛的礼物，如果周公在世，一定不会这样做。那么孔子为什么采纳这篇文献呢？回答说：“这达到了极致，父子君臣之间的教导告诫深切明显，足以作为后世的法则。孔子为什么不采纳呢？然而其失礼之处则不能不辨明。”吕氏说：“尧、舜、禹、汤、文、武没有顾命，而成王独有顾命，在始终交接之际，国家有了常典。成王初期，经历了三监之乱，王室几乎动摇，所以在这里端正其始终，特别详细。顾命，是成王用来端正其终局；康王之诰，是康王用来端正其开端。舜除去尧的丧服，到宗庙咨询岳牧；成王除去武王的丧服，朝见宗庙咨询群臣，都是百代的正礼。然而成汤刚去世，伊尹就立即偕同群后侯甸训导太甲，礼制确实有时需要变通。解说者不怀疑太甲在居忧之时接受伊尹和群后的训导，却怀疑康王在居忧之日接受召公、毕公和诸侯的告诫，甚至有人用晋国拒绝诸侯作为证据。那么周朝的元老，反而不如衰败晋国的陪臣吗？”朱熹说：“天子诸侯的礼制，与士庶人不同，所以孟子有‘我没有学过’的话，大概就是指这类情况。像这样，伊尹元祀，十二月朔，也是新丧。伊尹也是继承先王，侍奉嗣王恭敬地拜见祖庙，本来就不可以用凶服。汉、唐新君即位，都举行册礼，君臣也都穿着吉服。追述先帝的命令来告知嗣君，大概是因为改朝换代传授，是国家大事，应当严肃其礼制；而王侯以国家为家，虽然先君去世，遵循作为自己的私服。五代以来，这种礼制不再讲究，那么始终交接之际，就特别草率了】

译癸亥，康王元年。

甲子，康王二年。

康王十二年六月壬申日，康王命令毕公去安定和治理东郊。

书写完毕，命人将此篇命名为：「在康王十二年六月庚午日月初生明时，过了三天是壬申日，康王从宗周出发步行到丰邑，率领成周的民众，命令毕公安定和治理东郊。王说：「唉！父师，只有文王、武王将伟大的德行施于天下，因此能够承受殷商的天命；只有周公辅佐先王，安抚稳定了他们的国家，谨慎对待殷商的顽民，将他们迁到洛邑，靠近王室，以施行教化他们的训诫。已经经历了三十六年，世道变迁，风俗改变，四方没有忧患，我一人得以安宁。治道有兴衰升降，政令应根据风俗进行变革，如果不表彰那些善行，百姓就没有所向往和勉励的。只有毕公勤勉修德，能够体恤小民，辅佐四代君王，严肃端正地率领下属，没有人不尊奉他为师，美好的功绩多于先王之时，我垂衣拱手仰赖他的成就。王说：唉！父师！现在我只命令您去执行周公当年的事务，去吧！表彰善人，区别恶人，表彰他们的居所邻里，彰显善行，杜绝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声誉，不遵从训典的人，划分他们的井田疆界，使他们能够敬畏并向往善行。重新划定郊外的边界，谨慎坚固地守卫封疆，以安定天下。政令贵在持之以恒，言辞崇尚切中要害，不喜好标新立异。商人的风俗柔弱懈怠，以能言善辩为贤能，这种余风尚未灭绝，您一定要牢记。我听说：世代享受俸禄的家族，很少能够遵循礼制，他们放纵凌驾于德行之上，这实际上违背了天道，败坏教化，崇尚奢华艳丽，万世同流合污。这些殷商的士人，依仗宠幸如旧，恃强奢侈，灭绝道义，穿着华丽的衣服炫耀于人，骄纵淫逸，自夸自大，最终将走向恶的结局。虽然要收敛放纵的心并加以约束非常艰难，但凭借富贵能够接受训诫，才能长久延年。只有德行和道义，才是您重大的训诫。如果不遵循古训，……

译多么值得训诫啊！【这一章又阐明教化商人的关键，不仅仅是区分特殊的文辞，必须通过教化来训导。大体上，商人的不良旧习主要有两点：一是巧言令色，二是骄奢淫逸。对于巧言令色，就用政令的沉静庄重来教化；对于骄奢淫逸，就用道德义理的既定法则来教化。政事贵在平常而戒除怪异，言辞务求大体而崇尚简要。吕氏说：凡是严厉惩戒自作聪明、追求浮华末节和奇异喜好的人，凡是论述治国根本的人都是如此。就教化商人而言，这尤其是对症下药。因为那里的风俗靡弱且善于巧言，只有贤德之人应当用深厚淳朴的恩泽来镇抚。这是毕公应当深切思考的。又说：古人论述世袭贵族家庭的弊病，必定归结为骄奢，这是商人患病的根源。世代享有俸禄的家庭难以防范，被称为没有礼法。安逸享乐和豢养所导致的改变，能遵循礼法的人很少了。既然不遵循礼法，内心就没有制约，放纵骄横、凌蔑有德之人，违背天道，太过分了。衰败的教化，没有不奢侈华丽的，这是古今相同的流弊。这是古人的论述。而如今的殷商众士，倚仗宠幸如同旧日，大多是世袭贵族，依仗奢侈而泯灭道义，因此放纵骄横、凌蔑道德。穿着华丽的服饰在人前炫耀，就遮蔽了教化而崇尚奢侈华丽。沉溺其中不能回头，骄奢淫逸、自夸自大，各种邪恶现象同时出现，大概将以恶果告终。幸好因为迁都洛邑，按照教化来训导，在他们即将灭亡时重新给予教育，虽然已经收回了他们放纵的心，但要约束他们使之长久不变，则非常困难。这是毕公应当宣讲的。富有资财而能加以训导，所以能使之长寿。商人倚仗宠幸，又承接了三代富庶涵养的余绪，资财已经富足了。用训典来约束他们的邪恶，大概不可迟缓。然而用来训导他们的，难道是另外设立教化来训导他们吗？德是内心的理，义是事情的适宜，是人人都有的，没有比这更大的训导了。然而善行没有验证就不被相信，而德义不能仅凭空谈。应当考察古代作为说辞，不依据古代作为训导，到哪里去寻求训导呢？】

康王说：唉！父师，国家的安危，只在于这些殷商士人，对待他们既不能太刚硬也不能太柔和，他们的德行才能真正修好。【当时天下太平无事，只有殷商百姓没有完全被教化，而康王仍然认为这是安危所系，不依赖防备措施如此严密。太刚硬会激起动乱，太柔和会容纳奸邪，这就是教化商人之所以困难的原因。只有不刚不柔，措施适中，这才是德行真正修好的原因。】

只有周公能够谨慎地开始，只有君陈能够调和其中，只有毕公能够成就其终局，三位先王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正道融洽了政治，恩泽滋润了百姓，四方夷狄改穿左衽，无不依赖，我小子永远承受多福。【前后时代不同，由变革而来的政令也不同，却说同心协力共同达到正道，大概是因为他们心中所秉持的都达到了应当如此的准则。京师是首善之地，而周公、毕公这三位三公，又都以东伯的身份镇守东都，所以推及他们的余效直到四方夷狄改穿左衽，无不依赖。蔡氏说：区分他们的井田疆界，不是治理的完成，等到商民都善良了，然后才能称为完成。我认为：自毕公以后，周公不再在东郊有事，而人心风俗与周朝始终一致了。毕公真能实践成就终局的使命啊。】

毕公啊，只有此时，成周建立无穷的基业，也有无穷的声誉，子孙遵循他们的成法，只有治理。【总结上文树立风声，革除旧俗，申明划定界限而谨慎巩固以成就其终局，都是为了成为成周无穷的基业。吕氏说：毕公是四代元老，难道是为了区区树立后世名声吗？而功勋德行的隆盛，难道缺少这一点吗？康王之所以期望他，大概是与他相约以无穷，这是极致的尊崇。】

唉，不要说不能胜任，只要尽了自己的心；不要说百姓少，只要谨慎地处理事务；恭敬地遵循先王的功业，以美化前代的政治。【毕公德行厚重，却有不能胜任的告诫，又有百姓少的告诫，三代君臣相互警戒，固然无事不存，不曾因为盛世而废弃。只有毕公能克制细微事物的心，或许会因为商民难以教化而耗尽精力；只有毕公积累许多嘉美，或许会因为商民微不足道而忽视，不要畏惧其难，应当尽心，不要忽视其少，只谨慎行事以美化前代政治，这就是成就终局。周公、君陈的道，固然已经尽善而商民还没有完全被教化，这还有余责。成就终局就没有余责了，这就叫做美化前代政治，不是追求胜过前代的意思。】

译履祥按：殷朝自中期以来，士大夫、世家大族、豪门巨室囤积财物，违背法令，风俗逐渐败坏。盘庚曾一度加以匡正，历经高宗等几位贤明君主，风俗本来已经端正。到了纣王时，又用荒淫酗酒、骄横放纵来倡导，一时之间风气败坏，而且天下逃亡避祸的人聚集在这里，纣王对他们推崇纵容，凡是亿万百姓的心，就像林中迷路的旅人，算计起来都是放荡无廉耻。一旦周朝军队到来，他们倒戈迎降都来不及。武王进入殷都，本来就已经忧虑地说：“对于殷朝的士众，该怎么办呢？”太公也怀有诛杀斥逐的意思。只有周公不这样，而是兼收并蓄、宽容接纳。然而商朝百姓意气洋洋，终究不如在纣王时期那样顺从，所以后来他们跟随武庚叛乱，于是将他们分迁到京畿地区安置，并加以诱导，也真是劳苦了。从前子王子说：“考察商朝百姓的行为，从秦汉的角度来说，不过是坑杀诛灭罢了。”而周公却这样对待他们，这就是周公的德行，也是周朝忠厚的表现。然而看《多士》《多方》《君陈》《毕》等篇章，大体上殷民之所以顽固，是因为他们沾染了纣王的恶习，于是有了放纵的习惯；因为他们跟随武庚叛乱，于是又有了思念商朝的心思。凭着放纵的习惯来践行思念商朝的心思，怎么会不混乱呢？周公的时候，虽然已经迁居洛邑，但思念商朝的心思尚未消除。君陈以后，思念商朝的念头消除了，但受纣王影响的恶习尚未根除。思念商朝的心思未除，所以《多士》中开导晓谕的言辞详尽；受纣王影响的恶习未除，所以《君陈》《毕命》中简别政事的措施严肃。周公、成王、康王，不仅因为商民思念商朝而教化他们，也不因为他们忘记商朝就放任不管，分别下达政令，恳切地关注迁徙的厚待、保厘的册命，急切地致力于余风的灭绝。唉！这是为风俗人心着想啊。前代儒者说东迁之后，卫国的风俗淫乱，郑国的风俗诽谤，魏国的风俗……，齐国的风俗欺诈，唯独东周百姓忠厚的风气，历经数百年而不……。等到周朝灭亡时，九鼎宝器都落入秦国，而周朝百姓于是向东逃亡。先王的教化，之所以深入人心，原因就在这里。

十六年，鲁公禽父在酋嗣去世【这就是考公。徐广说：皇甫谧说：伯禽在成王元年受封，四十六年后，康王十六年去世。按《世家》，伯禽没有记载在位年数，而徐广注如此。如果以四十六年为正，那么伯禽去世应当在康王九年；如果卒于康王十六年，那么应当说五十三年，未详孰是。楚子对右尹子革说：“从前我先王熊绎”注：楚始封君，与吕伋、齐太公之子丁公、王孙牟卫康叔之子燮、晋康叔之子禽父一起侍奉康王，四国都有分封，唯独我没有。回答说：“从前我先王熊绎僻处荆山，驾着柴车，穿着破衣，在荒野中居住，跋涉山林，以侍奉天子，只有桃木弓棘木箭，以供御王事。齐国是王舅；晋国及鲁、卫，是王母弟。楚国因此没有分封，而他们都有】

二十年，鲁考公去世，弟弟熈即位【这就是……公】

二十一年，鲁侯修筑茅阙门【《史记》说：伯禽去世，儿子考公酋即位，四年后去世，立弟弟熈，这就是炀公。炀公年少时修筑茅阙门。】《世本》说：炀公迁都鲁地】

二十六年，周王去世，儿子瑕即位【《史记》说：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罚搁置四十年不用。《大纪》说：康王恭敬对待神人，四方夷族归服，海内平静，百姓兴起礼义，……空虚，刑罚搁置不用四十余年，有唐虞氏的风范。杨雄说：康王之后的时代，颂声在上兴起。按：汉代诸家言诗者，多认为康王之后晏朝，《关雎》兴起讽刺，其说法与今传不合，而杨雄又以《关雎》为康王时美诗，现在都不采纳】

鲁炀公去世，儿子宰继位【这就是幽公】

资治通鉴前编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前编卷九

宋 金履祥 编

己丑，周昭王元年。二年，儿子满出生【周内史过说：从前昭王娶房国女子，叫房后，确实有爽德，协于丹朱，丹朱冯身以仪她，生下穆王。按此说，左氏不载，另见《国语》，事情颇为诬怪，以《仪礼》黄氏传取用，现在附其略】十四年，鲁侯弟弟防弑杀其君幽公而自立【这就是魏公。《世家》说：幽公十四年，弟弟防杀幽公而自立，这就是魏公。《世本》作微公】

【履祥按：弑君争国的祸患，从此开始，而昭王不能讨伐，失政严重了。史称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朱熹也说周纲陵夷，自昭王开始，有道理啊】

庚戌二十年，释氏出生【《周书记异》说：周昭王二十二年，释氏出生】甲子三十六年，五十一年，王崩于汉，儿子满即位【《史记》说：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猎，不返回，死在江上，其死不赴告，是讳之，立昭王于满，这就是穆王。《外纪》说：昭王南巡狩猎，返回渡汉水，汉滨之人用胶胶船，王至中流，胶液船解体，王及祭公溺死。《大纪》说：王在位久，不能强于政治，风化稍衰，有光五色，贯紫微，井水溢出，是岁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