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前编卷七

译这是佚失的记载。所以成王在中间位置听政，而四位圣人辅佐他，因此思虑没有失误，记录并施行没有过错。贾谊在《新书·传职篇》中说：“天子如果不通晓先圣人的德行，不懂得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道理，看不到礼义的正道，不审察应对事务的条理，不博览古代的典籍，不精通威仪的规范，诗书礼乐没有准则，天子的学业没有法度。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太师的职责。”古代由齐太公担任这个职务。天子如果对亲戚不和睦，对百姓不施恩惠，对大臣无礼，在刑狱上不合中道，对百官没有法度，对丧事不哀痛，对祭祀不恭敬，对军事不正直，对诸侯不守信，对赏罚不真诚，对德行不深厚，对行为不刚强，对左右近臣赐予过于奢侈，对疏远卑贱的人授予官职不当，不能克制愤怒、堵塞欲望，对大行、大礼、大义、大道不遵从，太师的教化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太傅的职责。古代由鲁周公担任这个职务。天子居位不正，接受学业不恭敬，教诲讽诵诗书礼乐不合经典、不法度、不古雅，言语没有条理，声音不合音律，将学时的趋步、谦让、进退、就座不合礼仪，登降、作揖、谦让没有仪容，视瞻、俯仰、周旋没有节制，随意咳嗽吐唾沫，多次回顾、快步行走，得意之色不谦顺，隐藏私意，弹琴弄瑟。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太保的职责。古代由燕召公担任这个职务。天子在闲居和求学时，左右侍从的习性与老师回答相违背，远方诸侯遇到尊贵的大人不知道大雅的辞令，回答左右近臣不知道应诺的适宜，对小的询问和诵读不广博、不熟练。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少师的职责。古代由史佚担任这个职务。天子居处出入不合礼仪，衣服冠带不合制度，身边的器物不合法度，杂饰从美不合章法，德行、小行、小礼、小义、小道。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少傅的职责。天子在居处闲私时，安逸享乐而沉溺于夜漏，屏退旁人而多次饮酒至醉，吃肉而饱，饱了还强食，饿了就饿着，暑天中暑，寒天畏寒，睡觉时无人宽慰，坐着时无人倚靠，行走时无人先行或随后，皇帝自己开门，自己取玩好之物，自己拿取器皿，频繁回顾回头，器皿使用不当而不举荐、不妥善，导致折毁丧失损伤。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少保的职责。干戚戈羽的舞蹈，管籥琴瑟的演奏，号呼歌谣，声音不合音律，燕乐雅颂违背音乐的次序。凡是这类事务，都是诏工的职责。不知道日月的时间节令，不知道先王的避讳与国家的重大禁忌，不知道风雨雷电的情形。凡是这类事务，都是太师的职责。吴氏说：《尚书》所说的“位居冢宰，正百工”，与《诗经》所说的“摄政”，都在成王居丧守孝的时候，不是因为年幼而摄政，而且他的摄政也不过是位居冢宰之位而已，也不是像荀卿所说的那样摄行天子之位的事务。三年的丧期，二十五个月结束，正当结束时，周公本来就没有摄政，也没有七年之后还政的事情。百官总领自己以听命于冢宰，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像殷商的高宗已经这样做了，不只是周公这样做，这些都是论述周公的人所应当先知道的。

译履祥按：传中称述世子的记载，那么古代教育世子，其文字礼节必定自有一部书，是世人诵读习练并付诸实践的。成王年幼，既已身为天子，又遭遇丧事，凡是教导世子礼乐的事情，都不可荒废，所以将世子的法度施加于伯禽，让他学习观察。然而古代即使是大功之丧还要诵读，何况是年幼之时，不可以废弛学业。推想读书诵习，也必定让成王亲自参与，所以周公创作了《文王大明》《绵》以下的诸篇《雅》，记述先王的德行；《七月》等诗，极力讲述衣食勤劳的事情；而召公也有《公刘》《卷阿》等诗的创作，都是为了便于后人诵读习练。脱去丧服后，便将这些诗配乐歌唱。

周公诰君奭

《君奭》篇说：“周公这样说：君奭！不幸啊，上天降下丧乱于殷商，殷商已经丧失了它的天命。我周既已承受天命，我不敢断言说：它的基业能永远信服于美好的天命吗？如果上天不可信赖，我也不敢断言说：它最终会出于不祥吗？唉！君奭你已经说这责任在我，我也不敢安于上天的命令，不长久地念及上天的威严，以及我的百姓没有过失和违逆。只有人在我手中，后嗣子孙大大不能恭敬，上下断绝了前人的光辉，在家不知道天命不易，上天难以信赖，于是丧失天命，不能经久地继承前人的恭敬明德，在当今我小子旦不能有所匡正，开导的只是前人的光辉施于我年幼的儿子。又说：‘上天不可信赖，我的道理只在于使武王的德行延续，上天就不会废弃文王所受的天命。’周公说：‘君奭！我听说在往昔成汤既已承受天命，当时就有像伊尹那样的人感通于皇天；在太甲时就有像保衡那样的人；在太戊时就有像伊陟、臣扈那样的人感通于上帝，巫咸治理王家。’在祖乙时就有像巫贤那样的人，在武丁时就有像甘盘那样的人。这些都是旧臣，保全治理了殷商。所以殷商的宗庙祭祀得以升配上天，经历了很多年。上天纯粹佑助天命，那么商朝的百姓、王臣无不秉持德行，明察体恤。小臣、藩屏、侯甸，何况全都奔走效力。只有这些旧臣，只以德行为标准任用，治理他们的君主。所以君主在四方有征伐防同号令之事，如果占卜，没有不令人信服。’周公说：君奭，上天长寿平正，感通保全治理了殷商，殷商继承天命，消灭了威严。”

译如今你若能长久地思念，上天便会有坚定的天命，那治理之道将昭明我们新建立的周邦。【这是承接上一章关于殷商的鉴戒，以勉励召公公平公正。格，是感通的意思。上天之所以赐予长寿和多年，是因为殷朝有公平公正感通上天的道理，能够保全治理殷朝。后来纣王继承王位，上天就降下灭亡的威怒，天命不可依赖，就是这样。如今你君奭，若能做长远的打算，那么上天也会有坚定的天命，那在于保全治理、昭明我们新建立的周邦吗？永念就是平格的意思，乱明就是保乂的意思】召公说：“君奭，从前上帝深切地劝勉武王的德行，将重大的天命集于其身，只有文王能够修和我们的夏朝，也只有像虢叔、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这样的人。又说：没有谁能往来传达，这遵循常道的教化。文王微小的德行降于国人，也只有纯粹佑助秉持德行，遵循知晓天威，这才昭明文王遵循显现被民众听闻于上帝，只有这时才承受了殷商的天命吗？武王只有这四人尚且遵循享有福禄，后来与武王一起发扬天威，全部诛灭他们的敌人。只有这四人昭明文王，只有覆盖广大地称颂德行【这是承接上一章商朝六臣的事情，因而举出文王五位大臣历经辅佐武王的事来勉励召公。割申劝，传记引用此句有的作‘厥乱劝’，有的作‘周申劝’，‘周’字似乎有误，必定是‘害’字。害是什么意思？如同‘时日害丧’的害，寜王、武王。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文王的弟弟，后来封在东虢。闳夭、散宜生、泰颠南宫括，就是所谓的文王四友。周公说从前上帝为何要深切劝勉武王的德行，将大命集于其身，大概只有文王能修和诸夏，也只有虢叔等五人辅助他。过去如果没有这五人往来宣导常道教化，那么文王岂能自己使治化下达，国人也只有这五人纯粹佑助，秉持他的德行，实在知道天理的可畏，这才昭明文王以引导他的德行，被民众看见，上达于天。只有这时文王已承受了殷商的天命，到武王时虢叔死了，四位大臣还在禄位。后来与武王一起讨伐商纣，又昭明文王的德行以覆盖天下，而天下都颂扬武王的德行，这就是武王的兴起也依赖文王的德行和世代有德的大臣。按太公历经辅佐文王武王，世代有德的大臣，没有比这更重要的，这里列举四位大臣而不提太公，大概是因为那时太公还在，圣贤的意思是记录死者勉励生者，期望于无穷，不单独颂扬太公的功劳，大概就是这样】如今在我小子旦，就像渡过大河，我前往与你君奭，共同渡河，小子同未在位，大大地不要责备我，收敛不勉励，不及老成之臣建立德行不降下，我就听不到鸣凤的声音，何况说能够感通【‘诞无我责’是说召公专门把责任委给周公而想离去。然而史传的意思，多言召公，不说周公的摄政，辞意也或许如此。‘収’义未详，或有缺文。大意是收敛不为的意思。耇，老成；造，往；鸣鸟，凤。《国语》所说的周之兴起，凤凰鸣于岐山，大概鸣凤在郊，是王者的祥瑞，世道的兴盛。这是承接上文，文王武王的兴起，尚且依赖文王世代辅佐的大臣，何况在今天？成王年幼，在我与你都是武王的大臣，受命托孤，处于这艰难的时运。就像渡过大河，我应当勇往，与你共同渡河。成王年幼，虽已即位，与未即位相同。你君奭，不可大大地责备我。如果收敛自身而退，不勉励你所不及的，老成之臣又都引退，那么德行就不降于国人。今日鸣凤在郊的盛况，将不再听到了，何况能感通皇天像昔日的盛况呢】召公说：呜呼！君奭，你应当鉴戒于此。我承受天命，没有穷尽的只是美善，但也大大地艰难。告诉你你的谋略要宽裕，我不让后人迷惑【‘兹’指上文而言，商朝六臣文武之事。我周承受天命，固然有无穷的美善，但保守它也大大地艰难。所以我告诉你，乃谋划垂裕之计，不让后人迷乱以坠失天命罢了】召公说：前人铺陈他的心意，乃详尽地命令你作为你的民众的准则。说：你明勉辅佐嗣王在诚，承载这大命，只有文王的德行大大地承受无疆的忧虑【作汝民极，是说大臣的职责为民树立准则。所以当时凡说做大臣者，都说以为民极，偶，配也。乘，载也。周召同受武王顾托之命。所以周公举武王的话来勉励召公。说前人布其腹心，尽以命你，使为大臣以安定其民。其话说：你明德勉力以配辅嗣王，尽其诚心承载这天命，思念文王的德行以大大地承受其无疆的忧虑。武王的话如此，而可以推辞他的责任吗】召公说：君奭告诉你，我确实保佑君奭。如果你能恭敬，以我鉴戒于殷商丧失大否，于是思念我天威，我不确实像这样告诫【允，信也。保，召公的官名。我所信的是保奭。因为你能够恭敬，我鉴戒于殷商之所以丧失大否，与思念我周的天命，也有可畏的。而君奭意乃不然，我所信的是君奭，我所不信的竟像这样费辞说也。允不允对言】我只说：辅成王业者，我与君奭二人而已，你也有合吗？话说：在这二人，天休美善更加到来，只有这二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昭明我们俊民在让后人于大时【襄，成也；戡，堪通胜也。我只说辅成王业者，我与君奭二人而已。你也有合吗？话说：在这二人，天休更加到来，只有这二人不能胜任。如果你能恭敬，德行昭明我们俊民，在让后人于大时】

译这番话的意思是说，上天赐予的福泽与增益，如今都集中在这两位大臣身上了；然而他们却担心自己无法胜任。这是因为身为辅政的大臣，总以权势过盛、盈满招损为戒。但此时应当做的是更加恭敬地修养德行，明察并举荐贤才，以作为自己的后继者；等到将来国家大业稳固之时，再向后人推让是可以的，但今天还不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

唉！坚定地辅佐你们二人，我才能得以坚持到今天的休美境界。我们共同成就了文王的功业，毫不懈怠，恩泽广被，直到海隅日出之地，没有不顺从听命的。

周公说：“君奭，你不顺从我的意思，所以我才如此多次地告诫你。我只是担忧天命不能终久保持，以及百姓无所依靠罢了。”

周公说：“唉！君奭，你应当知道，民情并非不能善始，只是难以善终。既然这样，你前去恭敬地治理吧。”

译【是在成王元年，而不是在平定叛乱之后】

【朱熹按：《君奭》这篇书，子王子认为应当是在成王初年。现在考察书中的言辞意旨，大抵已经可以看出当时的事迹。言辞中明确的证据有七条：书中称武王为“寜王”的，只有《大诰》和《君奭》是这样。《大诰》既然是初年的书，或者当时议定谥号尚未确定，或者还保留着初定的谥号，或者兼称两个谥号。后来才确定一个谥号为武王，所以后来的诸篇书只称武王，而《君奭》唯独称寜王。这是《君奭》与《大诰》都是初年之书的证据，这是第一条。高宗的宰相，没有比傅説更显著的，但这篇书却只举出甘盘，因为甘盘是初政时的宰相。成汤的伊尹辅佐汤取得天下，而太甲初年政令出于伊尹，至于伊陟、臣扈、巫咸、巫贤以及甘盘等贤臣，都是以世代积德的老臣总领嗣王的初政，从而保有商朝历年的盛世。大概周公以此作为周、召二公的类比，所以言论不及傅説，这是第二条证据。至于说“冲子”、“曰小子”、“同未在位”、“曰乱”、“明我新造邦”、“曰在逊”、“后人于丕时”、“曰亦罔不能厥初”，这些全都是初年的证据。所以现在采纳胡氏的观点，将其系于元年之下】

夏六月，〇武王葬于毕【《逸周书》说：于是年十二月崩，在岐周的镐地举行祔祭。注：乃，是说乃后之年。周公立为相天子，周公、召公对内安抚父兄，对外抚慰诸侯。元年夏六月，〇武王葬于毕。】匡瓒说：汲郡古文说：毕在丰的西边三十里】成王行冠礼【《家语》说：武王崩，成王十三岁继承王位，周公担任冢宰摄政以治理天下。第二年夏六月，已经〇，为成王行冠礼并在祖庙朝见，以接见诸侯。周公命令祝雍作颂说：“祝王通达而不要年幼。”程子说：“未，是不一定如此的语气词。”祝雍的辞说：“使王亲近百姓，远离年岁，〇于时，〇爱也，不剥夺百姓的农时，惠施财物，亲近贤人而任用能人。”他的颂词说：“美好的月份吉祥的日子，王开始加戴元服，去除王年幼的心志，承担衮职，恭敬顺从昊天，以六合为法式，遵循你的祖考，永远永远没有穷尽。”孟懿子说：“天子未冠即位，长大后也要行冠礼。”孔子说：“古代的王者世子虽然年幼，他即位就尊贵为人君，人君治理成人的事务，哪里还有冠礼呢】

命令周公的儿子伯禽代替周公前往鲁国就封【《史记·世家》说：周公摄政当国，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王不利。”周公最终辅佐成王，而派他的儿子伯禽代替自己前往鲁国就封。皇甫谧说：伯禽在成王元年受封。朱熹按：起初是武王崩，成王年幼，周公辅佐他践阼，在伯禽那里施行世子法以教育成王。至此王已行冠礼且长大，派伯禽代替前往鲁国就封，而留下周公最终辅佐成王。三叔于是散布流言。凡是司马迁所记载的，恐怕未能完全符合当时光后之实】

【《鲁颂》说：“王说：叔父！建立你的长子，让他做鲁国的侯。大大开拓你的疆域，作为周室的辅佐。”于是命令鲁公让他做东方的侯，赐给他山川、土田、附庸。土，是指城邑、场国、牧地、菜地之类的；田，是指诸侯一同之田。孟子所说的“周公封于鲁，方圆百里”就是指的这个。山川、附庸以及所有土地，《周礼》所说的“封疆方圆五百里”，《礼记》所说的“鲁境方圆七百里”就是指的这个。《春秋公羊氏传》说：“封鲁公是为了周公。周公在前面拜谢，鲁公在后面拜谢。”说：“活着用来供养周公，死了用来祭祀周公。”主，那么周公去鲁国吗？回答说：“不去鲁国。”封鲁公是为了周公。主，那么周公为什么不去鲁国？想让天下统一于周啊。《书大传》说：“伯禽封于鲁，周公说：‘唉！我和你同族。我作为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现在作为王的叔父。我在天下难道卑贱吗？难道缺乏士人吗？执持信物来见我的有十二人，委质来相见的有三十人，那些没有执持信物的士人有百人。我想竭尽智慧了解实情的人有千人，而我仅仅得到三人。’以此端正我的自身，以此安定天下，因此敬重那些来见我的人，那么隐居的人就会出来了。谨慎啊！你凭借鲁国而骄横待人，可以吗？尸位素餐的士人尚且可以骄横，端正身心的士人舍弃尊贵而处于卑贱，舍弃富裕而处于贫困，面目黧黑而不失其所，因此文德不灭而章法不败。谨慎啊！你凭借鲁国而骄横，难道可以吗】

管叔和蔡叔、霍叔散布流言，周公居东【《金滕》后序说：武王去世后，管叔和他的众兄弟在国中散布流言说：‘公将对孺子不利。’管叔名鲜，是武王的弟弟，周公的哥哥，众弟是蔡叔度、霍叔处。流言流布，其言论，孺子指成王。《金縢》只说管叔和众弟散布流言，而《大诰》、《多方》都说武庚图谋复辟，那么流言不是武庚的事，或许是用此引诱离间三叔则有之。后来三叔想要叛乱，才开始挟持武庚作为外援，而武庚才得以施展他图谋复辟的计谋罢了。周公于是告诉二公说：‘我不避讳，我就无法向先王交代。’辟读作避。郑氏《诗传》说周公因为管叔的流言避居东都，是对的。我之弗辟，说我不避讳，那么在道义上就有】

译如果（我的职责）没有尽到，就无法向地下的先王交代。履祥按：《古文尚书》中“辟”字写作“〇”，凡是“群辟”、“刑辟”中的“辟”都写作“侵”，只有这里写作“〇”，这说明孔壁出土的本子原本是“避”字。“辟”字谐声，从辵从并，都有躲避的意思。《越绝书》说：周公凭借盛大的德行，武王封周公让他辅佐成王。成王年幼，周公以臣子的礼节侍奉他。在那时，赏赐不给予没有功劳的人，刑罚不施加于没有罪过的人，天下百姓家家富足，禾麦茂盛美好，周公顺应时节用礼乐教化百姓，向上顺应天地，恩泽遍及夷狄。于是管叔、蔡叔不理解周公，向成王进谗言，周公于是辞去职位，出巡到边疆。郑康成说：周公遭遇流言的祸难，躲避而居住在东都。注：一共三次出逃。朱熹说：“弗辟”的解释应当采纳郑氏的观点。向董叔仲辨析这一点时，当时回答说，遵循注解的说法，后来思考觉得不对，那时三叔正在国内散布流言，周公处于兄弟骨肉之间，难道应该因为言语的缘故，就立刻兴兵诛杀他们吗？圣人的气度绝非如此。况且成王正怀疑周公，周公本来就不应该不请示就自行诛杀他们。如果向成王请示，成王也未必听从，那么当时的情势也未必如此。虽然说圣人之心公平正大，小小的嫌疑本不必躲避，但舜将尧的儿子避居到南河之南，禹将舜的儿子避居到阳城，自然应当如此。如果占据尧的宫室，逼迫尧的儿子，那就是篡位了。又有人说成王怀疑周公，所以周公居住在东都，不幸成王最终没有醒悟，不知道周公该如何处置。我认为周公也只是竭尽他的忠诚罢了。查考朱熹文集中有《金縢说》，其中的时间与事件都与这里不同，这乃是朱熹晚年写给蔡沈的信，应当作为朱熹的定论。

译履祥按：周公之所以一定要告知召公、太公两位公爵后才离开，是因为成王尚且年幼，朝廷的事务不能没有主持者。周公之所以退居外地，而朝廷不致混乱；成王虽然心生疑虑，但外人不敢讥讽，是因为有两位公爵在朝的缘故。如果没有这两位公爵，那么周家的祸患必定会超出意料之外。周公也不应该因为避嫌小过而忘记国家大计。朝廷不可以没有人主持，而大臣不可以独自返回，这件事真是严重啊！

二年，周公退居东方。【《金縢》后序说：周公退居东方两年，于是罪人就被抓获了。蔡氏说：居东，是居住在国都的东方。郑氏认为避居东都，不知依据何在。孔氏把居东解释为东征，是不对的。当流言兴起时，成王还不知道罪人是谁。两年之后，成王才明白流言的罪责在于管叔和蔡叔。“斯得”是迟缓才得到的意思。我按：这应当承接上文作为一章。朱子说：管叔、蔡叔散布流言，成王怀疑周公。不知道罪人是谁。等到周公退居东方两年，成王醒悟，才知道罪责在于管叔和蔡叔。意思是说：所谓的罪人，如今抓住了。有人问：居东两年，不就是东征吗？回答说：成王正怀疑周公，怎么能立即东征呢？两年是等待定罪的意思。这一章必须用广大无私的心去看待。如果有一丝一毫自私吝惜、避嫌自保的心思，那就与圣人的行为了天地悬隔了。胡氏《家录》有言：成王怀疑周公，所以周公退居东方。假如成王始终不醒悟，那该怎么办？回答说：成王不醒悟，那么王室必然危险，天下必然混乱。周公只能尽他的忠诚罢了。圣人与天合一，哪里容得下私心呢？《伐柯》这首诗说：砍伐斧柄怎么做？没有斧头就不能成功。娶妻怎么做？没有媒人就不行。《集传》说：周公退居东方时，东方的人说这话来比喻平时想见周公的艰难。柯，是斧柄。砍伐斧柄，砍伐斧柄，它的法则不远。我见到这个人，祭器排列有序。《集传》说：东方的人说这话来比喻今天得以见到周公的容易，是深深喜悦的话。践，是行列整齐的样子。旧说认为这是讽谏成王应当派人沟通周公的心意。《狼跋》这首诗说：狼跋扈它的下巴，拖着它的尾巴。公孙音逊，体态高大穿着红鞋，安稳庄重地行走。胡，是下巴下垂的肉。载，是则。疐，是绊住。公，指周公。硕肤，是大美。赤舄，是冕服的红鞋。几几，是安稳庄重的样子。公孙硕肤，是说周公避位而出。狼跋扈它的下巴，就绊住它的尾巴了。人情遭遇变故就进退两难，只有周公处理得从容雅致不失风度。狼绊住尾巴，拖着下巴。公孙硕肤，美好的名声没有瑕疵。德音，是美好的名声。瑕，是瑕疵。程子说：周公对待自己，恭敬畏惧之心常存，他的存诚，坦荡没有顾虑之意，所以不失其圣，而美好的名声没有瑕疵。范氏说：神龙有时潜伏有时飞翔，能大能小，它的变化不可测度，然而能够被蓄养，像犬羊一样，是因为有欲望的缘故。凡是能被蓄养的，也就能够被剁成肉酱吃掉。凡是有欲望的类，没有不可被控制的。只有圣人没有欲望，所以天地万物不能改变他。富贵贫贱死生，像寒暑昼夜一样在面前更替，我难道会有二心吗？只是顺受罢了。周公远则有四国的流言，近则有王不了解而红鞋安稳庄重，美好的名声没有瑕疵，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吧？朱子说：周公虽然遭受怀疑诽谤，但他处理事情不失常态，所以诗人赞美他，说“狼跋扈它的下巴，就绊住它的尾巴”了。周公遭受流言的变故，而他安适自得竟然如此，大概是因为他的道义崇高德行盛大，而安于所处乐天知命不值得多言，所以“遭遇大变而不失其常”啊。周公被毁谤，是因为管叔蔡叔的流言，而诗人认为这不是四国所为，而是周公自己谦逊其大美而不居功罢了。大概是不让谗邪之口得以加害于周公的忠圣，这可见他们爱周公之深，敬周公之至，而且他们的立言也有法度了。】《书大传》说：“武王杀死纣王，而继位公子禄父，让管叔、蔡叔、霍叔监视禄父。武王去世，成王年幼，周公大力抚养成王。”注：“盛，是长的意思。”让召公奭做太傅，周公亲自听断天下的政务。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在国都散布流言，说：“周公将对王不利。”奄君薄姑对禄父说：“武王已经死了，现在王尚且年幼，周公被怀疑了。这是百世一时的机会，请起事。”然后禄父以及三监就叛乱了。【朱子说：武庚当时必定日夜说诱三叔，认为周公是弟弟，而在居中专权，管叔是哥哥，而在外监视殷地，所以管叔于是产生了不肖之心，以至于如此】

三年，周公作诗赠送给成王。【周公退居东方两年，罪人就被抓获，之后周公才作诗赠送给成王，那么这首诗作于两年之后】

【《金縢》后序说：“之后周公才作诗赠送给成王，命名为《鸱鸮》。成王也不敢讥讽周公”】

《鸱鸮》这首诗说：“鸱鸮鸱鸮，既然抓走了我的孩子，不要毁坏我的巢穴。恩慈勤勉，哺育孩子的可怜啊【《集传》说：鸱鸮，是恶鸟，抓取鸟子而吃它的。室，是鸟巢。周公托身为爱巢的鸟，呼唤鸱鸮对它说：“你既然抓走了我的孩子，不要再毁坏我的巢穴了。以我情爱之心笃厚之意，哺育这个孩子，实在可怜悯。”】

译如今你取用这些，毒性已经非常严重了，难道还要再毁坏我的居室吗？（这是用来比喻武庚已经失败，管叔、蔡叔不能再毁坏我们的王室了。）等到天还没有阴雨的时候，剥取那桑根的皮，缠绕修补门窗的缝隙，如今你们这些下民，谁敢来欺侮我？（《集传》说：这是鸟说的话：“我在天未阴雨之时，前往取来桑根皮，用来缠绕填补巢穴的缝隙，使它坚固，以防备阴雨的祸患。那么这地上的百姓，谁敢有欺侮我的呢？”这也是用来比喻自己深爱王室而预先防范祸患。）我的手忙碌不停，我采撷那萑苕，我积蓄那巢材，我的口都累得生疮了，说：“我还没有建成居室。”（《集传》说：拮据，是手口共同劳作忙碌的样子。捋，是采取的意思。荼，是萑苕，可以借用来筑巢积蓄巢材。瘏，是生病。这也是鸟说的话：“开始筑巢时，之所以忙碌地采撷萑苕积蓄巢材，以至于劳苦生病，是因为巢还没有建成，这是用来比喻从前之所以如此勤劳，是因为王室刚刚建立尚未稳固。”）我的羽毛枯槁，我的尾巴散乱，我的居室摇摇欲坠，风雨将它吹打摇晃，我的声音焦急哀鸣。（《集传》说：这也是鸟说的话：“羽毛枯槁，尾巴散乱，因为居室建成却还不稳固，风雨又接着吹打摇晃它，那么我的哀鸣怎能不焦急呢？”）

译履祥按：《七月》这首诗，是豳地的旧诗。周公将它陈列出来，以便乐工传唱，让成王了解先公时期衣食的由来。《诗序》说这是遭遇变故时所陈列的。当时成王正对周公存有疑虑，周公也正避居东方，却仍然如此谆谆告诫，像强聒不舍那样。唉，这正是周公忠爱君王的诚心啊！难道因为避居东方就忘记了他的君王吗？然而，也正因为避居东方，才可以这样忠告。假如周公居中执掌国政，那么成王只会加深对他有利的怀疑，即使他掏出赤诚之心，又有谁能相信呢？圣人所处的境地，那种超脱无累的心境，与那种恳切不已的忠心，在这里并行不悖，都可以看到了。后来周公作诗赠给成王，命名为《鸱鸮》，那么《鸱鸮》就是最后的作品了。成王的疑虑也将消除了。《鸱鸮》这首诗，情感危急，言辞急切，大概是因为担忧武庚必定反叛，王室必定动摇。从前，武庚利用周公掌权的间隙离间管叔、蔡叔；如今，奄国君主又利用成王对周公的猜疑，唆使武庚，那么踯躅之变，是势所必然的。所以周公急切地向成王陈述，借鸟鸣来自喻，或者用来比喻先王。说：“鸱鸮鸱鸮，既然夺走了我的孩子”，是说武庚已经诱骗了管叔、蔡叔。“不要毁坏我的巢室”，是说不要进一步动摇毁坏王室。“恩勤恩勤，养育孩子的母亲多么忧伤”，是哀伤管叔、蔡叔。第二章讲先王创业时的完备坚固。说：“如今这些百姓，谁敢侮辱我？”如果没有管叔、蔡叔的内叛，武庚的外连，本来就不容易受侮辱。第三章讲先王的勤劳。第四章讲王室的孤危，外患的必然到来，所以言辞不得不急切。后来成王醒悟，周公回归，而管叔、蔡叔、武庚最终反叛，大概他们策划祸乱，不是一天两天了。管叔、蔡叔的迷惑更加严重，到这时反而畏惧罪责，就挟持武庚反叛；武庚的阴谋已经很深，到这时反而趁机，就挟持管叔、蔡叔反叛。有人说：假如成王没有醒悟，周公没有回归，而管叔、蔡叔、武庚的反叛已经炽盛，那该怎么办？回答说：周公也会深深承担其责任，极力请求诛杀他们罢了。不诛杀，那么王室必定危险，天下必定大乱。周公也只是尽了他的忠诚罢了，其他哪里顾得上呢？

秋天发生大雷大风，成王到郊外迎接周公从东方回来，〇风反过来吹【《金縢》后序说：秋天庄稼大熟尚未收割，天上大雷电伴随大风，禾苗全部倒伏，大树全部折断，国人非常恐惧。成王和大夫都戴上弁帽，打开金縢之书，于是得到周公自以为功德代替武王受死的说法。古代遇到兵凶之事，就穿弁服；遇到灾异将要占卜，所以成王和大夫都戴上弁帽打开金縢的匣子。周王室收藏〇占卜书的器具，打开它将要占卜，因而得到卜史从前所收纳的周公的册书，所记载的周公命〇之事，才知道周公自任代替武王受死的说法】二公和成王于是询问史官和百官，回答说：确实啊，周公命令我们不敢说【周公所祈祷的事，二公大概知道他是为武王的疾病祈祷，但不一定知道代替武王受死的说法。而卜史又受周公命令不要说，圣人尽自己的心意，本来就不想让天下人都知晓。如果不是成王因风雷之变占卜而打开金縢之匮，这件事大概就不会被世人知道了。由此可知圣人的事迹，不为天下后世所知的，这类情况大概很多】成王拿着书哭泣说：不必再占卜了，从前周公勤劳于王家，只有我这年幼的人没能知道。现在上天显示威灵来彰显周公的德行，只有我这小辈应当亲自迎接，以恢复我国家的礼制，也是适宜的【成王感念周公的忠诚，拿着这金縢之书哭泣，说现在风雷之变不必再占卜，大概是上天用这种变故警戒我，以彰显周公的德行。你应当亲自迎接周公回来。蔡氏说：按郑氏《诗传》，成王得到金縢之书后，亲自迎接周公。郑氏的学问出自伏生，这篇是伏生所传，那么“新逆”应当作“亲迎”，现在的版本有误】成王到郊外，天就〇风反过来吹，禾苗就全部挺立起来【到郊外，是成王亲自去迎接周公，即上文所说的亲迎。又按《九罭》诗意，成王大概派人把衮衣送给周公，那么这是在郊外等待，而先派使者前往】二公命令国人，凡是大树压倒的地方全部扶起并加固，这一年就大丰收【大树压倒的地方，是指压倒的朴坛、坛壝、次舍以及民居之类。《越绝书》说：周公出巡狩于边境，一年天降暴风，两日夜不停，树木全部倒伏，成王非常恐惧，大发金縢之匮，察看周公的册书，知道周公有盛德，成王于是连夜迎接周公，流着泪前行。周公返回国家，上天应验赐福，五谷都生长，树木都挺立，天下都充实，这是周公的盛德。《尚书》称周公居东两年，而《越绝书》称周公巡边一年，大概《尚书》兼计首尾所以称两年。而《越绝书》以一年论，所以只说一年。然而以时间考证，一字或许有误】《九罭》这首诗说：九罭之鱼，鳟鲂。我看到这个人，穿着衮衣绣裳【《集传》说：九罭，是九囊之网。鳟鲂，都是美味的鱼。我，是东人自称。之子，指周公。衮衣裳，衣上有九章五绘，裳上有四绣。衣上有龙，因为龙首卷曲，所以称为衮。周公居东的时候，东人喜得见到他，说九罭之网则有鳟鲂之鱼，我看到这个人则见衮衣绣裳之服】鸿雁飞遵循沙洲，周公归来没有地方。在你这里住两夜【《集传》说：女，是东人自相称呼。住两夜叫信。东人听说成王将迎接周公，又自相谓而言：鸿雁飞则遵循沙洲了，周公归来难道没有地方吗？现在将在你这里住两夜而已】鸿雁飞

译在陆路上行进，周公归来后不再返回。在女儿家住了两夜，因此有衮衣啊，不要让我的周公归来啊，不要使我的心悲伤啊。《东山》这首诗说：我前往东山，久久不归。我从东方回来，雨水淋湿了头巾。我在东方说归去，我的心却向西悲伤。制作那日常的衣服，不要再从事行军衔枚的事。那蜷曲的桑虫，正处在桑树野外。那独自宿营的人，也在车下。我前往东山，久久不归。我从东方回来，雨水淋湿头巾。栝楼的果实，也蔓延到屋檐下。鼠妇在室内，小蜘蛛在门户。屋旁空地成了鹿场，萤火在夜间飞行。这并不可怕，只是令人怀念啊。我前往东山，久久不归。我从东方回来，雨水浸湿头巾。鹳鸟在蚁丘上鸣叫，妻子在室内叹息。洒扫房屋堵塞洞穴，我出征的人就要到了。那捆扎的苦草，堆在栗木柴上。自从我离开，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我前往东山，久久不归。我从东方回来，雨淋湿了头巾。黄莺飞翔，羽毛鲜明亮丽。这位女子出嫁，马匹黄白相间。亲自结上佩巾，礼仪多达九十种。新婚时非常美好，旧情又当如何呢？管叔和蔡叔、霍叔与武庚叛乱，奄国、淮夷、徐戎也都叛乱。

译作《大诰》以征伐东方。

《尚书·大诰》篇说：“王这样说：‘啊，我要向你们各国以及你们办事的大臣发布重大训告。不幸啊，上天降下灾祸于我家，没有稍加延缓。我年幼无知，继承这无边广大的天命，未能使百姓安康。何况说谁能真正知晓天命呢？我这个小辈，如同涉渡深渊，我必须前往寻求渡河的方法，发扬光大前人受命的事业。现在我不敢忘记武王的大功，不敢因上天降下的威罚而有所避忌。于是使用武王留给我大宝龟甲，绍承上天的明命，即命龟甲说：‘西土有大艰难，西土的人也不安定。这些蠢动的殷朝残余，竟敢扰乱他们的秩序。上天降下威罚，知道我国有瑕疵，百姓不安康。说：我要恢复殷朝的统治，轻视我们的周邦。今天蠢动之日的次日，百姓中有十个贤人，我借此来平定武王所图谋的功业。我有重大的吉事，我的占卜全都吉利。’

于是我告诉我的友邦君主以及尹氏众士和办事的大臣说：‘我得到了吉利的占卜，我只率领你们各国去征伐殷朝逃亡播迁的臣子。’你们各国君主以及众士办事的大臣无不回答说：‘艰难重大，百姓不安定，也只在王宫和邦君家中。连我小辈和父老敬事之人也不认为可以征伐，王为什么不违背占卜呢？’

于是我这年幼的人长久思考艰难，说：‘唉，确实蠢动，鳏寡之人可悲啊。’我遭遇天命的役使，上天把重大和艰难投放在我身上。我这年幼的人不能自我宽慰，义理上你们邦君以及众士尹氏办事的大臣安慰我说：‘不要因艰难而忧虑，不可不完成武王图谋的功业。’

我这个小辈不敢废弃上帝的命令。上天嘉许武王兴起我们小邦周，武王只凭占卜来能够安受这天命。现在上天辅助百姓，何况也只用占卜呢。唉，上天的明威辅佐我伟大的基业。

王说：‘你们是旧人，你们能深谋远虑。你们知道武王那样勤勉吗？上天闭藏谨慎我们的成功所给予的，我不敢不彻底完成武王图谋的事，于是我大力教化诱导我的友邦君主。上天辅助诚信的言辞，考察我的百姓，我怎么能不完成前武王图谋功业的终结？上天也只凭勤勉谨慎我的百姓，如果有疾病，我怎么能不完成前武王所受的美好终局？’

译氏说这即是上文所说的“考翼”，而且邦君御事之中也有很多远离朝廷之事。武王攻克商朝，是在武王创业之初，也凭借艰难勤劳才成就的，那么今日时势的闭塞艰重，正是我成功的关键所在，因此对于宁王图谋功业，我不敢不坚持征伐。我友邦的君长们不了解天意，所以我用大道的教化来诱导他们。天意难以测度，没有谆谆教诲的可信言辞，只有考察民心才能显现。民心所向往的，我怎么会不在宁王图谋功业时成就其最终目标呢？上天也只用这些事变来烦扰加重我的百姓，使得四方国家的祸害如同疾病，必定要去除它，我怎么会不在宁王受命的美好时刻完成这件事呢？因为知道昔日的艰难，就不畏惧今日的重难；知道民心所喜好与所厌恶，就知道天意所在，这就是决定东征的原因。

王说：“如果像从前那样，我就前往，我的话是艰难的，日日思念。就像父亲建造房屋，已经奠定了法则，他的儿子却不愿意筑堂基，何况愿意建造房屋呢？父亲开垦土地，儿子却不愿意播种，何况愿意收获呢？父亲敬重辅佐，难道会说：‘我有后代不会抛弃基业’吗？因此我怎敢不遵循并安定宁王的大命。”

如果父兄有敌对之人攻击他们的儿子，百姓供养他们，却不救助。邦君御事之事，正是开始，作为父兄的人有敌对之人，攻击他们的儿子并使他们成为厮养臣仆，难道可以劝诱他们攻伐而不救助吗？邦君御事不过是畏惧艰难罢了，并没有劝诱之心，而这样说，是因为不救助就等于劝诱了。

王说：“唉！振奋起来吧，你们众邦君和你们御事，开启邦国的明智，也只有十人引导知道上帝的命令和天道的诚信，你们当时不敢轻视法则。何况今天上天降下灾祸于周邦，只有大难之人广泛地互相攻击于他们的室内，你们也不了解天命不易。我长久思念说：上天只灭亡殷商，就像农夫除草，我怎敢不完成我的田亩之事？上天也只想要成全我宁王。”

我怎敢最终占卜，敢不遵从，率领宁王指定疆土？何况现在占卜都是吉利的，所以我大举率领你们东征。天命不会差错，占卜所陈述的正是如此。

《费誓》篇记载说：公说：“唉！众人不要喧哗，听令。前往这里，淮夷徐戎同时兴起。”

整治你们的甲胄，系好你们的盾牌，不敢不谨慎；准备好你们的弓矢，锻造你们的戈矛，磨砺你们的锋刃，不敢不精良。

现在只禁止放牧牛马，堵塞你们的篱笆，填塞你们的陷阱，不敢伤害牛马。牛马受到伤害，你们就有固定的刑罚。

译这是清除道路上的障碍。滛，意为广大。牿，指圈养牛马的栅栏。军队已经出发，牛马所停驻的圈栏，广泛分布在郊野之中。郊野的百姓，都应当修治他们的土地，填塞那些捕猎用的陷阱。一旦不小心，伤害了圈栏里的牛马，就会有固定的刑罚。举出这一条，作为其他情况的类推。凡是河流桥梁、沼泽险阻、隐蔽之处，对军队驻扎有害的，清除整治的工作，大概没有不施行的。

马牛因发情而奔逸，奴婢逃跑，不敢越界去追赶，恭敬地将他们送还，我会根据你的情况给予赏赐。如果你越界追赶而不送还，你就会有固定的刑罚。不敢拦截抢夺，翻越围墙，偷窃马牛，诱骗奴婢，你就会有固定的刑罚。

风，是指雌雄相随之奔逸。《左传》所说的“风马牛不相及”就是这个意思。臣妾，是军队中的奴婢。古代的兵法，战车一辆，甲士三人，步兵七十二人，马四匹，牛三头，杂役二十五人。杂役就是臣妾。吕氏说：军队已经出发，那么部伍纪律不可以不严明。从这里开始都是严明部伍纪律的事情。马牛奔逸，奴婢逃跑，应当用镇静来安抚，所以告诫本部按部就班不动，不敢越界追赶。如果放任他们越界追赶，那么逃跑的人还没追上，追赶的人先乱了，军律就无法再整顿了。先严明越界追赶的刑罚，这是出兵镇定变乱的方法。又告诫其他部队，见到奔逸而来的牛马奴婢，不敢私自藏匿，恭敬地归还，根据数量多少，酌情给予赏赐。人们被归还的赏赐所诱惑，又畏惧不归还的刑罚，那么流散的人将不用召唤而自然聚集。这是出兵招集散亡者的方法。本部不敢离开岗位，他部不敢藏匿奸细，部伍条理通达，如绳索牵引、棋子布列，还有什么变乱值得担忧呢？至于军队经过的地方，又申明防止拦截抢夺、偷窃诱骗的法令，不仅是为了不扰乱田野，自古以来丧失军队的，往往因为剽掠而失去部伍，被敌人乘虚而入，所以不得不告诫。查考后世的军法，剽掠的罪行处斩，而这里说常刑，大概是因为古代都是登记在册的士兵，轻刑禁止就能肃然有序；后世是乌合之众，不用重刑禁止就不能整齐。

甲戌日，我只征讨徐戎，储备好你们的干粮，不敢不按时到达，你就会有重大的刑罚。鲁国的三郊三遂，储备好你们的版筑材料。甲戌日，我只进行筑城，不敢不供应，你就会有仅次于死刑的刑罚。不是死刑，鲁国的三郊三遂，储备好你们的草料，不敢不充足，你就会有重大的刑罚。

先征讨徐戎，是为了切断淮夷的盟友；同日筑费城，是为了遏制淮夷的要冲；这都是为了制服淮夷。吕氏说：军备已经整治，道路已经清除，部伍已经严明，行军作战的条件具备而军队可以使用了，所以在这里确立期限和防备。甲戌日，是用兵的日期。徐戎、淮夷同时兴起，现在只征讨徐戎，大概是衡量敌人的强弱缓急而进攻。声势相互依存，徐戎失败，淮夷将不攻自溃。军事以期限防备为根本，草料粮食为命脉，失期而受大刑，是适宜的。鲁国的三郊三遂，国外叫郊，郊外叫遂。郊的军队是主力，在天子那里是六卿的军队；遂的军队是辅助，在天子那里是六遂的军队。两方面的防备同时到来，形势很严重，所以全部征发主力和辅助军队来应对。在甲戌日进攻，在甲戌日筑城，攻筑同一天，是因为对方正在抵御我们的攻势，不能干扰我们的筑城。无余刑不是死刑，意思是施加的刑罚没有剩余，只是不是死刑，比死刑降一等的刑罚。干粮、草料供应不足，加上死刑；版筑材料不供应，加上比死刑降一等的刑罚，为什么呢？干粮是人吃的，草料是马吃的，人马不可一日无食；版筑材料虽然是筑城所需要的，相比这两者则稍微缓和一些。那么古人在使用死刑时，如果不是非常不得已，肯轻易使用吗？又说：大禹的家学体现在《甘誓》中，周公的家学体现在《费誓》中。启刚继承王位就突然面临有扈氏的变故，伯禽刚就封就突然面临徐夷的变故，一旦誓师，左右攻伐的节度，戈矛戎马的利弊，曲折细微，像老于行阵的人，谁说他们长在深宫而享受膏粱之养呢？因此知道大禹、周公的家学，大概本末都具备而没有遗漏。《世家》说：伯禽即位之后，有管叔、蔡叔等反叛，淮夷、徐戎也同时兴起反叛，于是伯禽率领军队讨伐他们，子盻于是平定徐戎，安定鲁国。又说：康叔年纪小，周公在三公之位，而伯禽在鲁国据守国家，大概爵位任命的时候还没到成年。康叔后来抵御禄父的祸难，伯禽剿灭淮夷的叛乱。《本纪》说：周公辅佐成王，派伯禽代替就封于鲁。管叔、蔡叔、武庚等果然率领淮夷反叛，周公于是奉成王命令，兴师东伐，作《大诰》，于是诛杀管叔，杀死武庚，流放蔡叔，平定淮夷，东方土地三年后才安定。履祥按：武王、周公讨伐殷商，诛杀纣王而立武庚，派管叔、蔡叔、霍叔监视殷商。管叔以殷商反叛，虽然孟子也认为是周公的过错，而苏氏又极力称赞武王的疏忽。以成败的迹象来说，过错确实有过错，而疏忽也确实有疏忽。而圣人端正道义不谋求利益，阐明道理不计较功效，在这里略可见一斑。然而以处理事务的道理来说，确实也不算是疏忽。君臣之间，是天下的重大警戒。从前成汤讨伐桀，就放逐他；武王攻克殷商而纣王死了。武王为天下除去残暴而已，本来不必对他施加兵刃。圣人厌恶恶人只限于其自身而已，本来不

译必定要诛杀灭绝他的子孙。于是立武庚来保存商朝的祭祀。按常理来说，诛杀他的父亲而立他的儿子，怎么知道武庚不会再次反叛呢？担心他反叛而不立他，与立了他却不能保证他不反叛，都是无法保存商祀的。于是划分殷朝的旧都，让管叔、蔡叔、霍叔作为监国，来监视他。天子派遣他的大夫作为三监，在方伯的国家进行监视，一国三人，这也是殷朝的礼制。况且被派遣去监视的人，又是我们尊贵的亲弟弟。武庚怎么能在他国内作乱呢？假使管叔不是极端不贤，怎么会勾结武庚叛乱呢？圣人在这里也是仁爱的极致，道义的穷尽了。不幸的是武王已经去世，成王还年幼，而天下的政事由周公摄政，这难道是不得已的吗？那管叔，对国家有什么贡献？反而借此谋取私利。他本来认为周朝的天下，或许周公可以夺取。自己作为兄长却不能参与，这是管叔不贤的念头。况且武庚确实怂恿他，于是散布流言来动摇周公。后来成王醒悟，周公回归，于是管叔就勾结武庚叛乱。那武庚，趁着周室内部的祸难，也本来认为商朝的天下，或许自己可以重新夺取。三叔的愚昧，可以利用。这是武庚极其愚昧的念头。况且三叔确实借助他，于是开始散布流言来引诱三叔，后来三叔与他勾结，于是勾结三监、淮夷、奄国叛乱。三叔、武庚的叛乱，同样是叛乱但动机不同。武庚叛乱，意图在于恢复商朝；三叔叛乱，意图在于夺取周朝。至于奄国的叛乱，也不过是帮助商朝；而淮夷的叛乱，则是外部响应商朝的声势，内部动摇周公的儿子，其意图又在于夺取鲁国。三叔没有武庚，不足以动员众人；武庚没有三叔，不足以离间周公。淮夷不乘此声势，又无法夺取鲁国。这就是他们相互支撑而起，共同归于扰乱周朝的原因。况且当时，扰乱周朝的祸患也很猛烈了。武庚挟持殷都的顽固百姓，而三监又各自挟持其国的民众，东到奄国，南到淮夷、徐戎。从秦汉的形势来说，所谓的山东地区，大致都反叛了。其他封国虽然很多，但新建立的邦国不足以抵御他们。所以邦君执政者有艰难重大的说法，其艰难的局面确实很大。百姓不安定，也只在王宫、邦君室的说法，这是想要闭关自守。《大诰》一书，朱熹说它大多难以理解。以现在来看，当时邦君的旧臣，本来曾参与武王吊唁征伐之事，并非不知道殷朝应当被废黜，只是因事势艰难重大，所以想违背占卜自守罢了。因此《大诰》一篇，不涉及其他，只解释其艰难重大的疑虑，以及违背占卜的说法。从“肆予冲人”以下，解释其艰难重大；“予惟小子”以下，解释其违背占卜；“尔惟旧人”以下，解释其艰难重大；“予曷极卜”以下，解释其违背占卜。至于事理，本来就不在言语中了。况且《大诰》一书说：“殷小腆”、“曰殷逋播臣于三监”，则简略而不详细，为什么呢？大概是不忍心说。不忍心说，就是亲爱亲人。最终诛杀他们为什么呢？说：亲爱亲人、尊重尊贵并行不悖，周朝的道如此。所以在家里说亲爱亲人，在国家说君臣。象想杀舜，止于扰乱家庭，所以舜得以保全他；管叔想杀周公，至于扰乱国家，所以成王得以诛杀他，周公不能保全他。传曰：“管蔡为戮，周公右王。”《书序》曰：“成王伐管叔、蔡叔。”那么管、蔡的诛杀，是成王的意思。假使管叔可以不诛杀，那么天下后世作为君王尊贵亲属的人，都可以扰乱天下而不死。可以扰乱天下而不死，那么天下的混乱将在后世相继发生，这可以吗？所以废黜殷朝，是天下的公义；诛杀管、蔡，也是天下的公义。如果是天下的公义，圣人不能私心，也不能回避。唉！这也是成王、周公的不幸啊】

译杀死武庚，将微子启封于宋，作为殷商的继承人。

《尚书·微子之命》说，周王这样说：“啊，殷王的长子，你遵循古制，尊崇有德者，效法贤人，继承先王，修明礼仪典章，以宾客之礼侍奉王室，与国家共享荣耀，世代无穷。（微子是帝乙的庶长子，所以称元子。崇德，是说尊崇先代圣王中有德行的人，不灭绝他们的祭祀。象贤，是说先代圣王的子孙中能效法其贤德的人，就任命他奉承祭祀。礼，指典礼；物，指文物，如辂车为善车，而崇尚白色之类。修明其礼仪文物，不使其废坏，以完备一王的法度，使后世有所参考。宾，是以客礼相待，传文所说宋在周朝为客就是此意。这大概是古制，而周室遵循它来安置微子，都是圣人公天下的用心啊。）

唉，你的祖先成汤，能够齐一圣明、广大深远，皇天眷顾保佑，大大地授予他天命，以宽厚安抚百姓，铲除邪恶暴虐，功业加于当世，德行流传给后代。（齐，是一的意思，与齐其思虑之不齐者同义。齐则无不敬，圣则无不通，广则无不包，渊则不可穷。后裔指微子，此章即篇首崇德的意思。）

你能够践行修举他的道，旧有美好的声誉，恭敬谨慎能够尽孝，严肃恭顺对待神人，我嘉奖你的德行，说笃实不忘，上帝此时歆享，下民敬服协和，因此建立你为上公，治理这东方之地。（上面叙述成汤，下面嘉奖微子，中间略去不说纣王灭亡、武庚被杀之事，大概是微子不忍听闻，所以周家不忍明说。尔指微子，谓能践行修举成汤之道。所叙微子恪谨的德行，可想见微子的贤能，然而没有拨乱之才，不能挽救商王的危势。假如帝乙舍弃受而立微子，那么岂不是守文的贤主吗？周所嘉奖的，惋惜之意见于言表。东夏谓宋在商畿为东，然而以周室视之，都是东土罢了。此章即篇首象贤的意思。）

要敬慎啊，前往施行你的训导，谨慎你的职任和使命，遵循典常，以藩屏王室，〇效法你的烈祖，约束你的百姓，永远安固你的地位，辅佐我一人，世代享受恩德，万邦作为楷模，使我周朝不厌弃。唉，前往吧，只有美好，不要废弃我的命令。（这以下是勉励告诫的话。服谓上公九旒九章的服饰，命谓上公九命，凡车旗献享的节度等。宋是王者之后，得以在天子礼乐于先王之庙使用，然而宋公的命服则不可不谨慎。微子的贤能不待告诫，然而周室哀伤武庚之乱，为后世考虑，也是保全宋国，所以勉励他、告诫他，更加详细。世世享受恩德。）万邦作为楷模，传文所说诸侯，宋、鲁在这里观礼。大概礼守先代，爵位为上公，也是诸侯的倡导者。无斁，是不厌弃的意思。《书序》说：“成王既黜殷命，杀武庚，命令微子启代殷复。”《左氏》说：“宋是先代之后，天子有事则赐肉，有丧则拜。”《路史》说：“哀吊其民，诛杀其君，却立其子，独不因其将不利而废黜他，这是周朝的至德啊。至于周公漫然派管叔、蔡叔监视商，所谓监视，是为了制止其沉湎淫奔的习俗而纳入正道罢了。土地人民，犹我之有，固然不是贪图其国而想要它，如宇文之于萧氏那样。等到武庚作难，三监、淮、奄并起响应，当此之时，周朝的事也汹汹然了。周公于是濯征龛伐，很久才攻克。这时应该深刻鉴戒武庚之事，却更立商王的元子。以微子之贤，我君之子，而商人父师的顾念，就让他代商后而邦于宋。宋是故毫，商之旧都，百姓被其恩泽的，固然未忘。假如微子稍有异心，那么全商之地也不是周的了。成王、周公也安然命令他，不少怀疑，终于安堵，不是圣人的盛德能这样吗？由此可知立国在于贤，而不在于疑之多。秦汉而下，不推原仁义，而徒汲汲以防备天下，岂不大可羞耻呢。”

在商地诛杀管叔，在郭邻囚禁蔡叔，将霍叔降为庶人。（《书》说：“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岁不齿。”蔡氏说：“致辟者，诛戮之也。囚云者，限制其出入，而还随从以七乘之车。降霍叔于庶人，三岁不齿。三年之后，方才齿录以复其国也。”《逸周书》说：“王子禄父北奔，管叔霍叔缢死，乃囚蔡叔于郭邻。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国，俘虏殷献民，迁于九里，使康叔居于殷，使中旄父居于东。”云霍叔缢死，必是传闻之误。康叔居于殷，大概是以殷都益封康叔而徙居之也。《书序》说：“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封康叔。”康叔受封在武王之世，所以《汉书》言康叔后扞禄父之难，又说周公善康叔，不从管蔡之乱，至此伐管蔡，以其民益封康叔。《书序》大概误以此事加之康诰之上。尔履祥说，《书》称群叔流言，传称管蔡启商，而管叔独诛死，蔡叔还有车七乘，霍叔三年而复之。纵然管叔首恶，然而同罪异罚，轻重死生也殊不等了。《逸周书》称管）

译叔被绞杀，而《尚书》也只说处以死刑，这一定是因为他被绞杀而加以劫杀，大概是将他的罪行记录在案并陈尸示众。而蔡叔、霍叔都没有死，这就是所说的对活人施恩、对死者行刑，对于至亲之间本来不忍心下手，因为他们已经死了就加以诛杀以彰显王法，因为他们还活着就施予恩惠以保全私情。

译四年，周公作《立政》篇说：“周公如此说：我恭敬地叩头，向继位的天子成王禀告，用以全面警戒成王说：‘大王身边的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说：唉！懂得爱惜人才的人太少了！古人遵循正道，只有夏朝曾使国家强盛，他们举荐贤才以尊崇上帝，亲身践行并深知九德的实行，于是敢向君主禀告说：‘我恭敬地叩头，向君主禀告。’说：‘安置好你的办事大臣，安置好你的地方长官，安置好你的执法官员，这才是君主应有的作为。经过谋划和亲自考察，任用那些大顺于德的人，才让他们任职。’然而到了夏桀，这三大类官员中却没有正直的人，桀只推行恶德，废弃了以往任用的正道，只任用暴虐之德，因此夏朝最终灭亡而没有后代。’

‘又接着说，成汤升为天子，光大上帝的明命，于是任用三位有职之人能够胜任其职，说三位有德之俊能够胜任其才，严肃地遵循大法，能够任用三宅和三俊。在商都，因此使都城和谐；在四方，因此使人们在大法中见到圣人的德意。

‘唉！至于纣王昏庸，只任用那些施行刑罚、暴虐的人治理国家，只任用那些惯于安逸享乐的人参与政事。上帝因此严厉惩罚他，于是让我们周朝取代夏朝而效法商朝，承受天命，以统辖天下万民。

‘又接着说，文王、武王能够了解三宅官员的心意，明察三俊贤才的心意，以此恭敬地侍奉上帝，设立民众的长官，设立政事任用贤人，以准人、牧伯作为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防、卢烝，三亳、阪尹。

译“蒸”是指四夷之国的民众。这是周王派往四夷担任监守的官员。三亳之中，防地为北亳，谷熟为南亳，偃师为夏亳，地势险要。古代对于地形险要的地方不用于分封，而是由三位官员共同镇守。三亳是商朝的旧都，其地势平坦而险要，所以周朝在那里设置监守。这说明周文王、周武王能够洞察三宅官员的内心而任用他们毫不怀疑，明察三俊的内心而知道他们可以被任用，所以上层以恭敬的态度治理天下，以此长久地统治百姓。他们在确立政事时，常任准人、牧夫，在上层内部处理三宅的事务，以及禁卫、仆御、百官、众府；在外层则有都鄙、艺人、百官、太史、尹伯，都选拔贤良之士来担任。而这些贤良之士又分布在诸侯、夷狄的国家以及险要地带的官职上。大概文王、武王所了解的是三宅、三俊，而人按类别聚集，各自举荐所知之人，各自选拔其下属，布置在内外各处，没有不得到合适的人选。这一章连续列举文王、武王时事，其中的官职未必都是文王、武王时期的官职，但这些人都是文王、武王所储备的人才。吕氏说：凡是所说的官吏，没有不在内外百官之中的，至于特别提到名字的，都是有所用意的。虎贲、缀衣、趣马、小尹，以及左右的携仆，用来扈从护卫亲近之人，并显现于众府，是因为这些人地位低贱容易被忽视；提到艺人，是担心他们制作奇巧之物来动摇君心；提到太史，是因为他们负责记载忌讳恶行、书写是非；提到尹伯，是因为他们掌管小大的体制；提到大都、小伯，是因为他们分驻在郊畿，不列入有司的数目。大都只说都不说伯，小伯只说伯不说都，这是互相补充说明。从诸侯三卿以下，只列出官名而没有其他话语，这是承接上文“庶常吉士”的文意，由内而外显现。

文王只有能够安守其心，才能确立这些常事，主管牧养百姓的人都是俊才而有德行的。文王不兼管众言、众狱、众慎，只听从主管牧养百姓的有司，并训诫他们处理众狱、众慎。文王不敢过问这些。上文总说文武知人任官的详细情况，这里又单独推举文王来说，大概是担心成王只听到细节而不知道纲领，只看到效果而不知道根本。说文王只有先能尽到安守其心的学问，才能确立这些常事，主管牧养的人都是俊才而有德行的。大体上，君主的心患在于见识偏颇、嗜好蒙蔽，所以不能知人，而人才也患在于有才而无德来统领。只有文王能安守其心，所以能识别任用俊才而有德的人，常事由主管牧养的人负责，不提及准人，这也是互相补充说明。这一节论述任人的根本，众言指号令，众狱指狱讼，众慎指法禁。称为“众”，本来就不是那些重大的事。如果是重大号令、重大狱讼、重大法禁，则不是大臣所敢专断，也不是文王所敢推卸。至于那些众多琐碎的事，则只听从有司、只听从牧夫。难道文王不亲身兼管吗？或许在众言上还有所参与，因为号令虽小，却关系到教化。如果是众狱、众慎，文王则不敢过问这些了。这一节论述任人的体制。

还有武王，遵循文王的功业，不敢废弃他的义德，遵循文王的谋略，顺从他的容德，以此来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这是申述武王的事，用人之根本与得人之多，都是文王的事，武王只是遵循执行罢了。蔡氏说：义德，指有拨乱反正之才；容德，指有休休乐善之量，都是成就德行的人。武王遵循文王的功业，就不敢废弃他所任用的义德之人；遵循文王的谋略，就不敢违背他所任用的容德之人。因为武王能与文王共同承受这伟大的基业。

唉，孺子已经继位为王了！从今以后，我们确立政事，准人、牧夫，我们务必明察了解他们的才能，然后让他们治理，辅佐我承受天命之民，调和我的众狱众慎，这时就不要有隔阂。从一句话、一言谈起，我们最终都要依靠成就德行的贤人来治理我承受天命之民。这一章以下勉励成王。我指成王。灼知犹言明察了解。乱即治。一话一言即上章的众言。末即终，尽。说孺子已守丧完毕即政，从此以后，王在确立政事时，务必在安宅、准人、牧夫的任用上，能明察他们的才能德行如何，然后让他们治理，辅佐我所承受之民，均调我众狱众慎之事，不要以自己的意思或小臣来隔阂。至于众言，也最终只依靠成就德行的贤人专任来治理我所承受之民，说的是了解得明，任用得专。

唉，我旦已经接受了别人的美好言论，都已告诉孺子王了！从今以后，文子文孙不要在众狱众慎上出错，只让正当的人来治理。前面所说的商、夏、文、武之事，都是至美之言。我所传受于人的，都已告诉孺子王了。又说成王是今日守文的王，是文王的文孙，武王的文子，不要在众狱众慎之事上出错，只让正当的人来治理。误是指以己兼管之事繁杂，独自用力容易出错。蔡氏说：正犹《康诰》所说的正人，指当职者而言。

自古商人以及我周文王确立政事，牧夫、准人，就能安守其职，就能推究审察，这才让他们治理，国家就没有确立政事而任用奸佞小人的，不训导德行，是不显耀在其世代的。从今以后确立政事，不要任用奸佞小人，只任用贤良之士，来勉力辅佐我的国家。这是总括上文，说自古之人、商汤以及我周文王确立政事，对于牧夫、准人这三者，就能安守其职，安守其职是指当其职而专其任。然而也只有能推究审察他们的德行，然后才让他们担任治理。自古治国，没有确立政事而任用奸利小人的。

译大概那些奸巧贪利之人，沾沾自喜于机巧便利，以才能凌驾于德行之上，那么国家的政事就会日益陷入穿凿附会，最终导致昏暗败坏。从今以后，成王不要任用奸巧之人，只任用贤良之士，以此来勉力辅助我的国家。现在的文子文孙，你们已经是年轻的君王了，不要在审理各种案件上出现差错，只有那些掌管刑罚的官员。刑罚是百姓的生命所系，尤其应当重视，掌管刑罚的官员足以代表三宅的职责，但特别标举牧夫之名，是因为尤其重视亲近百姓的职责。三宅在朝廷就是三公，在地方就是牧夫，牧夫离百姓更近，而且事务与法律也都是他们兼管的。就像现在朝廷的事务分属六部，在外地的郡县虽然专门负责治理百姓，但六部的事务也是兼有的。你们能够整顿你们的军队，遵循大禹的足迹，巡视四方，直到海外，没有不服从的，以此彰显文王的盛德，以此发扬武王的伟大功业。诘，意思是告诫申明、检阅纪律；陟，如同巡行远方，大禹的五服旧迹是中国疆域，方指四方，表指四极之地，意思是德威所及没有不服从的，觐是朝见，让天下人看到，耿光是盛德，大烈是功业，文光武烈各自举其盛者来称颂。当时正向东征伐淮夷和奄国尚未平定，所以篇末说这些。但这与上文通为一章，告诫年轻君王关于刑罚和军事，所以吕氏说军事是刑罚的大端，周公关于整顿军队的训诫，紧接在不要误判案件之后，监狱之间尚且担心刑罚有误，何况六师万众的生命，怎敢不审慎而轻举妄动呢？只有怀着不误判案件的心，奉行整顿军队的戒律，必定不是不得已不停止，而轻易使用百姓的生命。唉，从今以后，后来的君王建立政事，只任用有常德之人。周公的告诫之意，连后来的君王也一并告诫，让成王实行；后来的君王把它作为家法传承。常人，是有常德的人，就是上文所说的吉士。常人与奸巧之人相反。凡是奸巧便利的，是奸巧之人；凡是持重守正的，是常人。奸巧之人常以制造事端为功劳，常人常以养育万物为心意。常人如同四季有序，万物生成，而不知道是谁做的；奸巧之人如同盛夏突然凉爽，隆冬忽然温暖，一时似乎让人痛快，但百姓疾疫、生物夭折的祸患，从此就滋生了。这是用人者应当辨别的。周公说：“太史、司寇、苏公，你们要恭敬，通过谨慎处理案件来壮大我的王国，这样就能谨慎，从而排列使用中正的刑罚。”这是周公告诫君主，因谈论谨慎处理案件的事，又在君主面前就苏公谨慎处理案件的事，命令太史一并记录下来，作为掌管司法者的法则。苏，是国名；公，是名字。忿生担任武王的司寇，能够恭敬谨慎地处理所用的案件，这就是培植忠厚之风，以壮大我的王国，让后来担任司寇的人能以此为法而谨慎，就能条列轻重，使用中正的刑罚，而没有过当的祸患了。

译履祥按：关于《立政》这篇文献，前代儒者认为它被错误地排列在其他篇章之后，说是周公告别君主的绝笔，这是不对的。这也是成王初年的文献。所以其中的官职名称与现今的《周礼》不完全相符，大概是因为当时还沿用旧制。至于文中提到“整顿你们的军队”，大概是因为那时东征尚未完全平定。所以胡氏《大纪》将《立政》系于成王四年之下，这是正确的。按古代整顿军队，本是国家的常政。军队编制藏于井田甸服之中，阵法讲习于搜猎狝狩之时，巡视边疆、四方征伐寓于巡狩防同之中。只是担心守成之主或许会自行废弛罢了。所以成王、康王之初，元老大臣都有“整顿军队”、“张大六师”的告诫，这都是国家应当讲习的。而他们所说的“整顿”，不过是警戒军备充实，检阅器械，严明纪律而已。凭借这些来“登上禹的足迹”、“征讨不庭”，必定不是滥用武力、劳民伤财的战争，不像后世守成之世以用兵为忌讳，日渐废弛，一旦有警急之事则荒乱无措。一有好大喜功之心，又在常规征调之外诛求征发。何况当时淮夷、奄国尚未安宁，平时武备尚且不应松懈，何况在此时呢？至于说“登上禹的足迹”，又有深意。古代圣人划分治理中国，华夏与夷狄适宜不同，各有界限。所以“禹迹”的旧制，中国世代坚守。一旦有缺损，则中国的祸患终究不可估量。后世有将燕云之地抛弃给夷狄的，华夏与夷狄同处一地，曾不防备，子孙亲身承受祸患，最终给中国留下无穷的祸害。这样之后才知道周公的话，不是为了土地，他的用意深远。然而他说“至于海表”，难道不是开启广泛征伐的端倪吗？回答说：这是说威德声教的余效。“海表”犹如说海隅日出，主要也是指淮夷、奄国而言罢了。那么后世大臣，固有因放弃燕云而成就守成之治的，也有因收复燕云而导致不测之祸的，又为什么呢？回答说：这些都不是周公。不是周公，若是君子则不能这样做，若是小人则妄为。世间若有周公那样的臣子，我就不担忧中国的祸患了。

成王向东征伐淮夷，于是践奄【《书序》说：成王向东征伐淮夷，于是践奄，作《成王政》】五年，将奄君迁往蒲姑【《书序》说：成王已经践奄，将要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成王》。周公东征时，召公必定留守，所以周公告召公谋划此事。孟子说：伐奄三年，讨伐其君】

成王从奄地回来，大大宽降四国，命令百姓迁往洛邑。

《多士》篇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我大大宽降你们四国的性命。我于是明确施行天罚，迁移你们到遥远的地方。亲近侍奉我的宗周，多有谦逊之美【蔡氏说：降犹如现在法律所说的降等，意思是说从前我从奄地回来的时候，你们四国的百姓罪都应死，我大大宽降你们的性命，不忍诛杀，于是只明确施行天罚，迁移你们到远处居住在洛邑，以亲近侍奉我的宗周，多有谦逊之美。这惩罚大概也很轻，恩惠本来已经很厚，现在竟然还怨恨吗】

五月丁亥日，到达宗周，告诫四国，多方。

《多方》篇说：只有五月丁亥日，成王从奄地回来，到达宗周【成王向东征伐淮夷，于是践奄而返回，所以说从奄地回来。宗周，指丰邑。西周之初，凡说宗周的，指丰镐。东迁之后，则洛邑也称宗周。所谓在宗周即宫就是这样。大概庙朝所在，就称为宗周罢了】周公说：成王这样说：谋划告诫你们四国多方，只有你们殷侯治理百姓，我只有大大宽降你们的性命，你们没有不知道的，广大谋求上天的命令，不永远敬念祭祀【《书》中写“王若曰”而冠以“周公曰”，是周公代王说话。成王年幼，周公执政，从《大诰》以后，凡诰命的言辞，都是周公代言。而在《多方》独书“周公曰”，古书没有多余的辞例罢了。四国者，指三监、武庚国内的臣民。多方者，指淮、奄、徐、戎新归服的国家，以及凡武庚作乱时，东北诸侯观望两端，或参与作乱的人。告诫四国而进而及于多方，也是为了厌服天下之心罢了。殷侯，指武庚。尹民，指他仍有国君民。我惟大降尔命，指贷其死。只有你们武庚仍有民社，大概我有周贷其死命，竟然不知觊觎非望，谋求上天的命令，不永远敬念宗祀，以自取覆灭之祸。这是说杀武庚的缘故。一说指谕武庚故臣为殷侯尹民的人】只有上帝降临于夏，夏桀大为放纵逸乐，不肯对百姓说忧戚的话，于是大大淫乱昏聩，不能终日劝勉于上帝的道，于是你们所听闻他的图谋上帝的命令，不能开启百姓的依靠，于是大大降罚，积乱于夏，开始于内乱，不能善承于旅，不伟大只有进献的恭敬，宽大于百姓，也只有夏的百姓，贪暴日益钦劓割夏邑，天只有这时寻求民主，于是大大降显休命于成汤，刑殄夏【诞，大。迪，蹈。丽，依靠。民之丽，指百姓所依靠以生存的，如说小人之依是也。崇，积。甲，开始。灵，善。舒，宽。叨，贪。懫，忿暴。此章述有夏天命所以亡而证之，谓昔者帝尝降格于夏矣，而夏桵大为肆逸，且不肯加忧戚之言于民，则其不忧爱于民可知。不

译如果能在一日之间勉力遵循天理而行，那么没有一天不沉溺于安逸放纵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这些都是你们所听说的，目的是让你们由夏桀的灭亡而知晓商纣的结局。又说，夏桀难道不想谋求上天的命数吗？只是他不知道得民心才是得天命的根本。他谋求上天的命数，却不能开辟百姓衣食的源头，于是上天降下巨大的灾祸惩罚，在他的百姓中积累动乱。起初是妹喜、女谒等宠妃盛行，扰乱了内宫；而夏桀又不能很好地顺从外部的民众，不任用恭敬有德之人，以宽厚待民，反而推崇助长贪婪暴虐之人，以残害百姓。上天因为百姓没有君主，于是寻求能主宰他们的人，于是将明显的天命降给成汤，用刑罚灭掉了夏朝。只有上天不给予夏朝纯全的福分，而是依靠你们各方的义民，不能长久地享有天命。只有夏朝所敬用的众多士人，不能明白地保全并享有百姓，反而一起虐待百姓，以至于各种行为，都不能开辟百姓所依赖的生存之道。这篇《多方》既告诫多方，也告诫殷朝的众多士人，所以讲述夏桀的罪过，而夏朝的众多士人也没有无罪。说上天不给予夏朝如此巨大的灾祸，固然因为夏桀拥有各方的义民，却不能凭借他们享有天命；但也因为夏朝所敬用的众多士人，不能明白长久保全百姓的道理，反而共同施虐于民，以至于各种所作所为，都不能开辟百姓所依赖的生存之道。那么夏桀失去民心，不只是桀的罪过，他的臣子也有罪过。又借此来责备殷朝的众多士人。于是只有成汤能够凭借你们各方被简选，代替夏朝成为百姓的君主，谨慎地修治百姓所依附的事物，于是劝勉百姓遵守刑律，用来劝勉以至于帝乙，没有不明德慎罚的，也能用来劝勉。拘禁诛杀众多罪人，也能用来劝勉。释放无辜的人，也能用来劝勉。现在到了你们的君主不能凭借你们各方享有上天的命数，唉！王说：“告诫你们各方，不是上天有意舍弃夏朝，也不是上天有意舍弃殷朝，而是你们的君主因为你们各方大为淫佚，谋求上天的命数，琐碎地以此为借口。于是只有夏朝谋求其政事，不能集于享有天命，上天降下这时丧亡，让有邦国的人得以介入其间。于是只有你们商朝的后王安逸于其安逸，谋求政事不洁净不进步，上天于是降下这时丧亡。只有圣人没有念头就会变成狂人，只有狂人能够念头就会变成圣人。上天只有五年等待闲暇的子孙，诞生作为百姓的君主，没有可以念想听从的。上天只寻求你们各方，大动以威严，开导其眷顾，上天只有你们各方没有能够眷顾的。只有我们周王灵明地顺承于众人，能够堪用德行，遵循神天，上天于是效法教导我用美善，简选给予殷朝的命数，治理你们各方。”

译之。只有周王能够胜任并使用他们。这确实可以作为祭祀神天的主祭者，所以上天启示并诱导他们以美好吉庆的道理，从而简选并交付重任，以取代殷商的命运，用来治理和匡正你们各方。吕氏说：所谓“式教我用休”，是怎样的教导呢？文王和武王既然已经获得了天命，天理日益更新，左右逢源，他们的思考好像有人启发，他们的行动好像有人辅助。这就是上天用来教导并使他们昌盛光明的原因，而不是谆谆教诲他们。】现在我怎敢多言告诫？我只是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的民命，你们为何不真诚宽厚地对待你们各方？你们为何不夹辅佐助我周王，以承受上天的命令？现在你们还居住在你们的住宅，耕种你们的田地，你们为何不顺从周王，以光大上天的命令？【此以下专门责备四国的士民。现在我怎敢多言告诫？我只是大大地降下你们四国民命。其间上下必有缺文。此章以下的要旨是责备他们参与武庚的叛乱，说从前征伐殷商的战役，殷商的士众没有杀戮一人，你们为何不信我周家而各自安于多方呢？你们为何不夹辅佐助并顺从我周王，以承受你们的天命呢？世代变迁而田里依旧，你们为何不顺从周王，以广增你们的天命呢？】你们却引导屡次不安分，你们的心不知自爱。你们不大大地安守天命，你们轻率地播弄天命，你们自作不典而想要别人相信你们以为正。【此章责备他们跟随武庚叛乱。你们屡次蹈入不安分，自取灭亡，这是你们的心不知道如何自爱。你们大大不安守天命，你们轻弃天命，你们自作不典而想要别人相信你们以为正直。凡你们所做的，既不自爱，又倡导恢复旧制的说法，这是又想误导他人。】我只是适时地教导告诫他们，我只是适时地战胜擒获囚禁他们，至于第二次，至于第三次，仍然有不听从的。我降下你们的命，我就大大地惩罚诛灭他们。不是我周朝秉持德行不使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此一节即《多士》篇所说的“昔朕来自奄，予惟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于是明确地致上天之罚，将你们迁移到远方。说我只是适时地教导告诫他们，大概东征之时必有文告之辞。我适时地战胜擒获囚禁他们，是说东征之时曾战胜而俘囚他们，然而不杀他们。至再至三，仍然不听从我所降下的命，是说他们不感恩顺德。我于是明确地致上天之罚，将你们迁移到洛邑，如同放逐诛灭。不是我周朝所以执持德音，不使你们安宁，而是你们自己招致罪过罢了。这就是《多士》篇所说的“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秉德不康寜，时惟天命”。】王说：“呜呼！告诫你们各方多士以及殷商多士。现在你们奔走臣服于我，监守五年，越是有胥伯、大小多正，你们无不能够作为准则。自己造成不和，你们要和谐。你们的家庭不和睦，你们要和谐。你们的邑能够明理，你们要能够勤勉于你们的事务。你们尚且不忌恨凶德，也要以穆穆之态在你们的职位上，能够考察你们邑中的谋略以自助。你们从这洛邑，尚且永远努力耕种你们的田地，上天将怜悯你们。我周朝将大大地助赉你们，引导简选在王庭，尚且你们的事务有服在大僚。【此以下告诫迁移到洛邑的多士。上章即《多士》篇所说的“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此篇即所说的“比事臣我宗多逊”。有方多士，是三国之遗臣；殷多士，是武庚之遗臣。奔走臣服于我监守五年，监即三监，说他们跟随三监叛乱至今五年。一说五祀属下句，说今五年所置胥伯小大多正。胥伯小大多正，是说大胥、小胥教职；党正、县正治职，都是今日周朝所置教之之官。这就是《召诰》所说的“比介于我有周御事”。臬，准则。邑，如四井为邑之邑，说所治之部。夫谓之多士，则皆在官之人，集结其分族，率领其丑类，以迁移到洛邑者。意者比闾井邑丘甸之类的，都是殷士为之。大胥、小胥之教化，党正、县正之长，则置王官。忌，古文作□，即諅字，被人言所欺。尔多士不可受凶德介助之欺诳。周公既述所以致罚迁殷之意，于是比喻四国殷士所以臣服我多逊之风。说现在你们自从奔走跟随我三监而乱以来，今已五年。三监已诛，越置胥伯小大多政，以掌毅治。你们应当以为表的，自身而家，而在官邑都应当以和顺为主。至于官邑之事，明理整肃是为你们能够勤勉于其职。然而你们不可为顽民凶悍所欺诳而跟随他们，也只要以和敬在职，而简问你们邑中的善者，谋以自助，则善习日盛而恶习日消。你们从这洛邑，尚且永远努力耕田，安土乐天，则天意将怜悯你们，而我周朝将大大地助赉你们。启防于王庭之上，崇尔职事；服采在大僚之间，言将大用，之所以勉励他们。自此章以至篇终，五峰胡氏说与《多士》互有错简，而子王子防自此章以下都是《多士》之文。如此则章首五祀之说，乃是自七年营洛之时逆数，黜商之后再为置监，故云“臣我监五祀”。但上文方述迁洛之由，不应全无慰勉之语，或

译从这几节来看，没有不出现一两条简册错乱的情况，现在保留这些疑点，以等待明白的人来解答。

王说：“唉，众位士人！你们如果不能努力诚恳地奉行我的命令，你们也就不能享受福祉。一般百姓只说不能享受，你们却只知安逸放纵、行为邪僻，大大违背王命，那么就是你们众方自取上天的威严，我将执行上天的惩罚，使你们远离故土。

王说：“我不仅仅是多次告诫，我只是恭敬地宣告你们的命运。”

又说：“现在正是你们革新的时候，如果不能恭敬地追求和谐，那就不要抱怨我。”

王说：“唉，众位士人！你们如果不能……”（此处原文有脱简，下文接）

王说：“我不只是多次告诫，我只是恭敬地宣告你们的命运。”

又说：“现在正是你们革新的时候，如果不能恭敬地和谐相处，那就不要怨恨我。”

（按：此章多士、多方首尾必有一处错误，古文中“方”字写作〇，与“士”字相近，更容易写错。蔡氏认为“多方”二字当作“多士”，我认为都应当是“多方”。因为这一章又是比喻不迁徙的国家。篇首已经训诫四方众国，上一章只责备四方众士，所以这一章又着重告诫多方不能享受福祉，一般百姓只说不能享受，这与《洛诰》中“百官享受”的说法相同，文字应当是告诫多方的，意思是你们多方不能互相劝勉信任我的教命，那就是你们多方不能享受上天的福佑了，这就是你们认为放纵安逸、行为邪僻，大大违背王命，那就是你们多方自取天威，我将执行上天的惩罚，各自远离你们的土地了，意思是也将迁徙你们。如果说殷代众士，那么他们已经远离迁徙到洛邑，不应该在这里再次提及。）

王说：“我不只是多次告诫，我只是恭敬地宣告你们的命令。”

（按：上文“现在我怎敢多次告诫，我只是大大降下你们的命令”，意思是杀伐不如教化。这一章意思是教化他们生生之道。）

又说：“现在正是你们革新的时候，如果不能恭敬和谐，那就不要怨恨我。”

（按：又以警戒作为结尾，意思是今天为你们革新的时候，如果不能恭敬和谐，再次作乱，那么我将另有诛戮，那是你们自取，无处归怨。子王子认为多士、多方结尾都有“王曰”与“又曰”的文字，而多士“王曰”之下没有话语，必定是脱简，在这里应当共同作为多士篇的结尾。苏氏说：《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八篇，虽然训诫的对象不同，但大致是因为殷人内心不服周朝而作。我读《泰誓》、《武成》，曾经奇怪周朝取代殷朝如此容易；等到读这八篇，又奇怪周朝安定殷朝如此困难。《多方》所训诫的，不止是殷人，还涉及到四方之士，那些纷纷内心不服的，不仅仅是殷人。我这才知道，商汤以下七位先王的德行深厚。当纣王暴虐时，人们如同在油锅烈火之中，归附周朝如流水般迅速，来不及思念先王的德行；等到天下大致安定，人们从油锅烈火中出来，就思念殷朝先七王如同父母。即使以武王、周公的圣明，相继安抚他们，也不能禁止这种思念。拿西汉的道德与殷朝相比，就像碔砆石与美玉的区别。王莽、公孙述、隗嚣之类的人，最终不能使人忘记汉朝。光武帝成功如同建瓴水般容易，如果周朝没有周公，那么也危险了。这就是周公畏惧而不离去的原因。子王子说：商朝自太甲以后，多次经历衰乱，已经四次振兴王业。武乙再次建都河北，国家尤其衰败了四五十年的样子，到纣王才彻底败坏并加速灭亡，又过了三十年。周家仁德之声日益兴盛；商王的恶德暴政日益积累。当时，天下三分，周朝占有其二，不是周朝夺取的，都是抛弃商朝而归附周朝的。纣王都城，百姓从事农业劳作的，也未尝不心悦诚服而安居乐业；那些愚顽吵闹容易动摇的，只是游手好闲之民，平时酗酒暴横、偷盗奸诈、逃亡隐匿，未曾伏法，不习惯勤劳，不喜欢安静，呼喊噪杂于风尘警报之中，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上纣王宠信非人，豪强巨室不遵守法度的人，怨恨周朝不招诱无赖作为爪牙，不过借恢复商朝之名，来鼓动群凶，残害百姓。如果用战国秦汉的手段处理，不过坑杀他们罢了。周家积累有素，不忍心轻易杀戮，不是力量不足以制服他们，必定是想使他们革心从化。这之所以难以改变，正是忠厚到了极点。苏氏认为人心不服周朝而难以安定，是没有深思啊。）

译履祥按：多方叙称王来自奄，告戒多方。而多士书曰：「昔朕来自奄」。那么多方在多士之前，是明确的。而自孔安国以来就弄错了。胡氏大纪独独把多方排在前面，多士排在后面。说这样看来，古时候事情的前后顺序，必定已经具备在编年史中，而《尚书》每篇各自有首尾，本来未必各篇之间相互有次序。这样的篇章很多，然而又怎么知道《尚书》的前后顺序，孔安国、伏生没有差错呢？这些都是不可知的。多方、多士的篇章，都是教化商人的篇章。多士用来告戒殷民，而多方则不限于殷民。多方、周官的篇章，都是归于周朝的篇章。多方用来治理外部，而周官用来治理内部。流言的变故由三叔发起，而乱局由武庚造成。武庚本来就容易反叛，淮夷、奄国、徐戎为什么也反叛？或许人心像殷民一样的还很多。成王、周公东征，经历多年而后平定，践奄归来，迁移殷四国之民到宗周，诸侯都来朝见。估计淮夷、奄国、徐戎，多方新归顺的国家，变更设置的君主，都参与在行列中，所以告戒殷民而波及多方，是为了安抚人心。多士的篇章则在洛邑的民众安定，只是告戒罢了。自从践奄归来，告戒多方。于是天下已经平定，制礼作乐，来文饰太平，开始颁布周官的法度，确立一代的制度。这是周官篇章所作的原因。传所说的「六年制礼作乐」就是指的这个。周官的序言说：「四征弗庭，六服承德。」四征弗庭，是说黜退殷商、征伐淮夷、践奄。六服承德，是说作多方，安定各国，在岐阳搜狩，与诸侯结盟。从此太平四十余年，刑罚搁置不用。多么兴盛啊！

搜于岐阳【左氏说：成王有岐阳之搜。杜氏说：成王从奄国归来，在岐山之南大举搜狩。外传说：从前成王在岐阳与诸侯结盟，楚国作为荆蛮，设置蕝草，设立望表，与鲜牟看守燎祭，所以不参与结盟】

六年，整顿治理官制，制礼作乐【大传说：六年制礼作乐】

《尚书·周官》篇说：周王安抚万邦，巡视侯甸，四方征讨不来朝庭的国家，安抚他的百姓。六服各国君主，没有不承受德政的，回到宗周。整顿治理官制【此篇应当在《多方》之后，大概是从奄国归来以后。大传所说的六年制礼作乐。成王东伐，三年在外，至此外部祸患平息，而太平的典章举行了。四征弗庭，大概是黜退商朝、征伐淮夷、践奄。当时兵威所及不止一国，所以说四征。说四方征讨，弗庭指不来朝庭的国家。另一种说法庭，是平、直的意思。征讨弗庭是为了保全中国，所以说安抚他的百姓。六服各国君主，没有不承受德行的，是说《多方》告戒各国、在岐阳与诸侯结盟。六服，是中国诸侯在九州之内的，如果连同九州之外来说，就是九服了。宗周，就是《多方》所说的至于宗周，指丰、镐。董，是督；正，是齐；治官，是凡治理事务的官员。传曰：如果不是圣人，外部安宁必定有内部忧患。后世外部祸患既已平息，很少有不至于逐渐衰乱的。只有圣人不是这样，当天下无事之后，则整理维持的功夫更加严密，这就是圣人的地方】王说：遵循往昔的大道，在混乱之前建立治理，在危险之前保卫国家【自此以下「王曰」共有两处，此处是叙述设置官职确立制度的意图，后章则是训戒勉励的言辞。若昔大猷，是说顺从古者大道的训诫而在未危乱之时建立治理保卫国家。这两句大概是古语，然而用来建立治理保卫国家的，在于建立官职确立制度，得到人来担任，所以下文详细论述】说：唐虞考察古制，建立官职只有百个，内部有百揆、四岳，外部有州牧、侯伯，各种政务和谐，万国安宁。夏商官职加倍，也能治理好。圣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只看重人【上述古语，此「曰」字大概是成王自述。建立官职由来已久，虽然唐虞也考察上古，损益适宜，而建立百职。内部则百揆来揣度百事，四岳来察按四方。外部则州牧是一州之长，各统领其州国；侯伯是大国之侯，各率领其属国。国内外相承，体统不乱，所以各种政务和谐而万物安宁。夏商之时，世变事繁，观察其通塞，制定其繁简，官数加倍，而也能治理好。然而这只是制度数量罢了，大抵官职得到合适的人就治理得好，不合适的人就废弃，事邪就混乱，所以圣明的君王建立政事，不只看重官职的多，只看重得到合适的人。传曰：有虞氏的官职百个，夏二百，商三百，周三百六十】现在我小子恭敬勤勉于德行，早晚都担心不及，仰思前代按时训导他的官员【逮是及，早晚常像不及，这是圣贤不停息的心，敬德是求贤任官的根本，所以成王先在自身寻求】设立太师、太傅、太保，这就是三公，讨论治国之道，调理阴阳，官职不必具备，只看重人【自此以下颁布周公官制的大纲，按《文王世子》则三公的职责由来已久，至此确立官制又把它放在首位，所以说立。道是事理当行的路，论是讲明以究其极，这是用来匡正君心的，经是紧密经理的意思，

译夑，是调和治理的意思；阴阳，是天地造化的根本；论道，是用来治理国家的；治理国家，是用来调和阴阳的。蔡氏说：如果不能治理天下的大纲，赞颂天地的化育，就不足以担任这个职位，所以官职不必齐备，只要合适的人选即可。少师、少傅、少保，称为三孤，是三公的副职。化育寅亮天地，辅佐我一人。蔡氏说：孤，是特立的意思，三少虽然是三公的副职，但不属于三公的下属，所以称为孤。化，就是治理国家的运用；阴阳是从功用的角度说的，天地是从形体的角度说的。三公纯粹是师道，所以不说辅佐，而三孤则说辅佐，这就是三公和三孤的区别。冢宰掌管国家的治理，统领百官，均衡四海；司徒掌管国家的教化，推广五典，安抚亿万百姓；宗伯掌管国家的礼仪，治理神人，调和上下；司马掌管国家的政务，统领六军，平定邦国；司寇掌管国家的禁令，查究奸恶，惩罚暴乱；司空掌管国家的土地，安置四民，适时利用地利。六卿分别任职，各自率领他们的下属来倡导九州的牧伯，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功。这是周公制定礼制，先确定六官之长，然后各自率领下属，六典的制度依次推行。古代任命官员都根据事务，凡是治理事务的长官称为宰，所以家相叫宰，天子的相叫冢宰。冢，是长、大的意思，就像说冢子一样。冢宰是天官，凡是国家的政事法制都归他管辖，所以说掌管邦治。对内统领百官，对外均衡四海。百官职责不同，总摄他们使之归于统一，所以叫统。四海情况不同，调剂他们使之得到平衡，叫均。司，是专主的意思，只有冢宰无所不统，从此以下就有专主了。徒，是人众的意思，司徒则主管凡夫家的人众，所以说地官。治理人众没有比教化更大的，所以司徒掌管邦教。敷五典，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人道常理，司徒则颁布人道应当遵循的准则。扰，是劳苦而使之熟练的意思，凡夫家徒役分发事务、任用百姓、保爱教导、纠察征役、考核比较，都是扰的意思。宗伯不说司，大概是因为他所掌管的是礼，礼没有比祭祀更大的，祭祀没有比宗庙更切近的。在宗庙不敢说司。又礼，是王者所看重的，而春官是四时的长官，所以叫伯。这是为了尊崇宗庙而崇尚礼。宗伯治理天神、地祇、人鬼的礼仪，神祇都叫神，上下是尊卑贵贱等仪的礼仪，和，是使之不僭越不逼迫，各安其分。所谓有序则和。司马，夏官主管兵政，兵以车马为重，而没有比马更急迫的，所以政官叫司马。六师就是六军，天子六军，司马掌管。从人臣的职责来说，所以不叫大军而叫六师。师，是众的意思，就是说六军的众。平，是使强不欺凌弱，众不暴虐寡，而邦国各得其平。邦国的事都是政，而唯独兵事叫邦政，政，是正的意思，征伐是用来纠正人的不正的。所以王政没有比这更大的。司寇，是主管防贼的官员。秋官是刑官，不说刑而说邦禁，禁止的意思，用来阻止人作恶。从木从示，是说把刑罚写在木上以示人，用来阻止人作恶。至于刑罚则加在人身上，圣人设立刑罚，大概是为了在未然之前禁止，至于刑罚则是不得已而为之。吕氏说：奸慝难以知晓，所以说诘，推究穷诘而求其情。暴乱容易看见，直接惩罚就行了。司空，冬官主管空土的官员，凡是土地的旷废，田地未授予的，都由司空主管。所以划分空土以待四民受禄、受田、受肆、受尘，时地利也是任空土而兴其利。凡是土地未授予的，都由司空主管，既授予则由司徒掌管。所以有人说地官的属官疑是司空的属官，就是这个原因。司空六十属官，周礼缺失，汉儒用考工记补之，只是四民的一件事罢了。六卿分职，各自率领下属，周公既已确定六官的制度，其他属官所掌管的事，则由六卿详细制定。朝廷，是天下之本，所以用来倡导九牧，使亿万百姓富足成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于是时巡，考制度于四岳，诸侯各自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是侯、甸、男、采、卫。篇首说六服，是连要服而言。周礼职方有九服，卫服之外还有蛮夷镇藩，行人所掌六服则将蛮夷藩镇统为要服，圣人详内略外，不治夷狄，职方极。王化所到之处，虽有九服，而行人所掌，朝觐之节只到六服。周官之初，又只限于五服。王者安全中国，不务远略，于此可见。然而行人所掌，侯服岁一见，至要服六年一见，则六年而六服朝觐始遍。这里说五服一朝，是说六年之内，五服朝觐俱遍。周官立大纲，特举其略。其详则周礼续定。不说要服，大概是因为此外有朝觐不及的，圣人不责之。又六年则十二年，而王乃时巡则五服朝觐凡两遍。然而这只是举其粗。周礼三岁遍覜，五岁遍省，七岁象胥谕言语，协辞命，九岁外史考书名，十有一岁同度量，修法则，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国。这是王者所以一道同风，治天下的大经。王说：“呜呼！凡我有官君子，敬慎你们的职责，谨慎你们的命令。命令发出就执行，

译不要只是表面顺从。用公正之心消除私欲，百姓才会真心归附。学习古代治国之道后出仕为官，依据具体情况来制定政策，政令就不会混乱。你们应当以常行的法度为准则，将其作为效法的榜样，不要凭伶牙俐齿扰乱职守。心存疑虑会败坏谋略，懈怠疏忽会荒废政务，不学习就像面壁而立，处理事务就会烦乱不堪。告诫你们卿士，成就功业在于立志，扩大事业在于勤奋，只有能够果断并预防祸患，才能没有日后的艰难。身居高位不要期望以此骄横，享有俸禄不要期望以此奢侈，恭敬节俭才是美德，不要施行虚伪，修养德行内心安逸且日益美好，施行虚伪内心劳碌且日益拙劣，身处尊宠要想到危险，没有不应当畏惧的，如果不畏惧，就会陷入可畏的境地。推举贤人让位于能者，众官才会和谐，不和谐则政事混乱，选拔能者担任官职，只要你们有能力，如果职位与人才不相称，那是你们不能胜任。王说：唉！三公和大夫们，敬重你们的官职，治理你们的政务，以此辅佐你们的君主，使亿万百姓长久安乐，万国才会永不厌弃。

译资治通鉴前编卷七

《史部，编年类，资治通鉴前编》

钦定四库全书

资治通鉴前编卷八

宋 金履祥 编

周成王七年二月乙未日，成王从镐京步行前往丰京，命令太保（召公）先行于周公之前，勘察选址。《召诰》篇说：“正值二月既望。”林氏说：“《汉书·律历志》记载，周公摄政七年二月乙亥日初一，庚寅日十五，过了六天是乙未日，成王从镐京步行到达丰京，太保在周公之前勘察选址。《传》说：在既望后六天乙未日，成王从镐京到丰京，将迁都之事告知文王庙。太保，是三公的官名，即召公。”《淮南子》说：“武王攻克商朝后，想在五行山建造宫殿。”许氏说：“五行山就是现在的太行山。”周公说：“不行，五行山是阻塞险要之地。如果我的德行能够覆盖它，那么天下纳贡服役的人就会绕远路；如果我有暴乱的行为，那么天下讨伐我就困难了。”《左传》说：“武王攻克商朝，将九鼎迁到洛邑。”《史记》说：“武王征召九州牧伯，登上豳地的高丘，眺望商邑。武王回到镐京，整夜睡不着。周公旦来到武王住所说：‘为什么睡不着？’武王说：‘告诉你，上天不享祭商朝，从太甲到现在六十年，麋鹿在牧场，蜚虫鸣叫充满田野，上天不享祭商朝，现在才有所成就。现在我还未安定，太保哪有闲暇睡觉？日夜辛劳，安定我的西土，我凭借显赫的功业和德行，从洛水之滨延伸到伊水之滨，地势平坦不坚固，那是夏朝的居所。我南望三涂山，北望狱鄙，回头看有黄河，又瞻望洛水伊水，不远离天室，在洛邑营造周都然后离去。”按照文意大多难以理解，也出自《逸周书》。又说：“成王派召公再次经营洛邑，遵循武王的意愿。周公再次占卜审视，最终营建说：‘这是天下的中心，四方进贡的道路里程均等。’《宅书》又说：‘使有德行的人容易兴盛，无德行的人容易灭亡。’《周官·大司徒》篇说：‘用土圭的方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日影以求得地中。冬至日影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是天地相合的地方，四季交汇的地方，风雨汇聚的地方，阴阳调和的地方。这样百物丰足安宁，于是建立王国，划定方圆千里的京畿并树立封界。’”

郑司农说：“土圭长一尺五寸，在夏至那天树立八尺的表，其日影恰好与土圭相等，称为地中，现在颍川阳城地方就是这样。”郑康成说：“凡是日影在地面上，千里相差一寸，大地与星辰游动升降在三万里之中，日影一尺五寸，是因为南方距离日下一万五千里，所以取一半得到地中。”金履祥按：两位郑氏的说法，都遵循《周髀》的方法，详见《周髀算经》。然而天有岁差，所以古今日影自然略有差异。一尺五寸的日影，周朝在洛阳，汉朝在阳城，唐朝在浚仪，宋朝在岳台。

三月戊申日，太保到达洛水占卜选址。《召诰》说：“再过几天，三月丙干日初生微光。”朱熹说：“朏，是明亮的意思，是月亮初三日微光初生的名称。”林氏说：“《汉书·律历志》说：这年三月甲辰日初一，三月丙午日与上面既望的意思相同。”刘谏议说：“越与粤同，若是发语词，来三月就是明月的意思。”过了三天戊申日，太保早晨到达洛水占卜选址。既然得到了吉兆，就开始经营规划。《传》说：“三日五日。”叶氏说：“《周官》太卜，国家大规模迁徙或出征则用龟甲占卜。《传》说：经营，是规划城郭、郊庙、朝市的方位。王氏说：规划南北并四周经营。”过了三天庚戌日，太保于是率领众殷民在洛水之滨确定位置。过了五天甲寅日，位置确定。《传》说：“洛汭，是洛水北岸的合流处。庚戌，是三月七日，甲寅是三月十一日。庶殷，是说原本是殷民。”叶氏说：“攻位，是开辟荆棘，平整高低，以确定所经营的位置。”乙卯日，周公到达洛水。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戊午日，在新邑祭社。《召诰》说：“如果第二天乙卯日，周公早晨到达洛水，就全面观察新邑的经营情况。”《传》说：“翼，是明的意思。防说：是十二日。”苏氏说：“全面观察所经营的地方。”朱熹说：“根据后篇，这天占卜，过了三天丁巳日，在郊外用牲祭祀，用两头牛。”《传》说：“向天报告设立郊祀之位，以后稷配享，所以用两头牛。”过了第二天戊午日，于是在新邑祭社，用一头牛，一只羊，一头猪。”《传》说：“向社稷报告设立社稷之位，用太牢祭祀。社稷共用太牢。防说：是十五日。礼制规定建成庙宇就衅祭，这是衅祭的礼仪吗？庙宇有土木之功，所以郊社先建成而衅祭。”朱熹说：“这里应当有报告占卜的话。”

甲子日，周公上朝，用文书命令众殷民及侯、甸、男、邦、伯。

《召诰》说：“过了七天甲子日，周公于是上朝用文书命令众殷民及侯、甸、男、伯。”【这就是《多士》篇的文书。大概是以王命为文书诰命众殷民，所以下文召公又说‘诰命众殷民以及从你们办事的人’，意思是周公以王命告知众殷民，又应当自我治理。侯、甸、男、邦、伯也应当有文书，其叙述也出自《康诰》之首，其书现在见于《梓材》】《多士》篇说：“三月，周公初次在新邑洛水用文书告知商王的士人。”【三月，是成王七年的三月。于，是往的意思，于是周公在三月乙卯日到达新邑，过了十天甲子日用文书命令众殷民，这就是所谓的‘初次在新邑洛水’。而旧说认为是第二年的文书，是错误的。周公经营洛水直到成王蒸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