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定国朝馆课经世宏辞卷之三

译征收新铸造的钱币作为铜的本源，制定钱法的方法几乎都符合孔顗的这一说法。另外铸造一种新钱，用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流通天下的货物，革除天下的积弊，造福天下的百姓。那么新制的钱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回答说：每枚钱币以十分作为重量标准。钱币中间的文字，必须使用古篆体，或者使用年号，另外制定美好的名称。在钱币的背面用楷书加上两个字的标识，上面写“皇”，下面写“明”。在钱币外缘的周围，凿刻花纹。每枚钱币计算使用铜十五分，经过锉磨之后，去掉五分，剩下十分。新钱铸成之后，又命令天下人将旧钱上缴官府，用来兑换新钱。将所得到的旧钱，四周刻上细纹，如同新钱的制度。其正面也铲刻两个字，或者在两旁，或者在上下。然后再将这些旧钱散发出去。同时下诏通告天下，除了这两种样式的钱币外，不允许使用。并且再次申明废旧铜必须送到官府出售的法律。这样钱法就能流通，公私都方便了。改制旧钱也是一种节省费用的方法。

译○考正孔庙祀典议（程敏政）

朱恭靖玊峰公评曰：孔庙祀典是国家的大礼，若非贤者混杂其中，便是大缺大漏。历代沿袭，无人知晓加以厘正。篁墩公熟谙典故，考究详明，纠正沿袭的讹误，抒发独到的见解，可谓对尊崇圣人有所贡献了。

程敏政【翰林学士礼部尚书】

臣听说，古代圣王治理天下，必定以祭祀典礼为重，以此来崇尚德行、报答功绩，从而垂示世教、教化人心。所以，对一时有一时功德的人，就在一时祭祀他，朝代更替就停止了；对一方有一方功德的人，就在一方祭祀他，越过境界就停止了。然而还想要以此劝勉一时、规范一方，尚且不敢轻易议论，何况先师孔子对天下万世都有功德，天下祭祀他，万世纪念他，那么庙庭之中陪祀的人，怎么可以苟且了事呢？必须得到文才与品行兼备，名声与实际相符，对圣门有功，而在公议中没有瑕疵的人，才足以符合崇尚德行、报答功绩的本意。如果陪祀的人不是合适的人选，那么不仅先师降临，神灵不会顾念享用，还将使作为典范的人不知道教导什么，作为弟子的人不知道学习什么，世教不明，人心不善，影响遍及天下并施及后世，这种关系岂止是一时一方可以比拟的呢？近来言官想要罢黜文庙中陪祀的有罪诸贤，诏令礼部集议，臣愚也在参与议论的行列中。怀疑他们所说的话还有未尽之处，而议论的人相互持守，畏惧改变旧制。臣考察书籍，揣度内心，不敢随波逐流，谨逐条陈述，冒犯圣上阅览。

一、唐贞观三十一年，才开始让左丘明等二十二人陪祀孔子庙庭，考证详明，不沿袭贞观以前的陋习，马融以下的人虽然想厚颜陪祀，也不可能了。大概当时圣学不明，议论的人没有见识，拘泥于旧的注疏，认为释奠先师，就像《诗经》有毛公、《礼记》有高堂生、《尚书》有伏生之类，于是认为专门从事训诂之学的人，是得到了圣道的传承，从而一并让马融等人陪祀，实行至今，确实不可不考察其实行的得失与义理的可否，而在大明有道之世加以厘正。臣考察历代正史，马融起初应邓骘的征召，担任秘书，历任南郡太守，因贪污污浊被免官，剃去头发服劳役于朔方，自杀未死，又不拘守儒者的节操，前面教授学生，后面陈列女乐，为梁冀起草奏章，杀害忠臣李固，作《西第颂》来赞美梁冀，被正直的人所羞耻。由此看来，那么众丑集于一身，五经为之扫地，后世却凭他的空谈，视他为经师，让他陪坐在孔子的庙庭，臣不知道这是什么说法。刘向起初凭借献赋进身，喜好诵读神仙方术，曾经上书说黄金可以炼成，铸作不成，下狱应当处死，他的哥哥阳城侯救了他，才得以免罪。他所著的《洪范五行传》最为错乱驳杂，使箕子经世的微言，流变为阴阳家之言。圣道原本不在语言，即使这几个人没有这些明显的过错，也不过是训诂之功，尚且还不应列于道术之林，何况章明较著像这样呢？篁墩此说发自于古，是不可磨灭的见解。术家的小技，贾逵凭借献颂成为郎官，不修小节，专门附会图谶，以致显贵，大概是左道乱政的人。王弼与何晏倡导清谈，所注的《易》，专门推崇老庄，而范寗追究晋室的动乱，认为是王弼、何晏的罪过，比桀纣还深。何休则只有《春秋觧诂》一书，黜周王鲁，又注《风角》等书，附于《孝经》《论语》之后，大概是异端邪说的流派。戴圣担任九江太守，治理行为多不守法，害怕何武弹劾他而自行免官，后来成为博士，在朝廷毁谤何武，等到儿子宾客做盗贼被关进监狱，而何武平心决断，使他得不死，却又造谢而不惭愧。先儒说戴圣是礼家的宗师，而自身是赃吏，儿子是贼徒，可谓世鉴。王肃在魏，将女儿嫁给司马昭，当时司马昭篡魏的势头已经形成，王肃作为世臣，封兰陵侯，官至中领军，于是坐观成败，等到毌丘俭起兵讨贼，王肃又为司马师出谋划策，以助成其恶。如果好人佞己，那是他小的过错。杜预所著的，只有《左氏经传集解》，他的大节无可称道，如守卫襄阳，就多次馈赠洛阳的权贵，对人说，是害怕他们为害罢了，不是以求取利益。伐吴之际，因为砍瘿的讥讽，尽杀江陵的人，作为官吏则不廉洁，作为将领则不义，像这样的人，其千名教得罪非小，而议论的人，说他能守其遗经，转相授受，以待后之学者，不为无。臣私下认为不然。守其遗经，像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之于《春秋》，伏胜、孔安国之于《尚书》，毛长之于《诗》，高堂生之于《仪礼》，后苍之于《礼记》，郑子春之于《周礼》，可以当之。大概秦火之后，只有《易》因卜筮仅存，而其他经书，若非这九人，就几乎熄灭了。这其功不可磨灭，以此存祀可以。如果马融等人，也不过是训诂这九人所传的东西罢了。况且他们的书行于唐，所以唐姑且以备经师之数祀之。今当圣学大明之后，易用朱熹，诗用朱子，书用蔡氏，春秋用胡安国，又何必取汉魏以来驳而不正之人，使安享天下之祀呢？夫所以祀之者，非徒使学者诵其诗、读其书，还将效法其人，而使之尚友也。臣恐学者习其训�

译戴圣等八人罢去祭祀，郑众等五人祭祀于乡里，又提升后苍进入庙庭，彰显显明，阐明幽微，不奇特也不泛滥，祭祀的典制从此确定。然而考察那些奸佞、谄媚、淫邪、贪婪、腐败、怪异、妄诞的踪迹，将甘心效仿于先贤之地，说：“先贤竟然像这样吗？”其祸害儒学、损害道统的后果，将有不可胜言的。至于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寗五人，虽然似乎没有过错，然而他们的行为，尚不能窥见圣人的门径；他们的著作，尚不能阐发圣人的学问。这五人如果得以参与从祀，那么汉唐以来应当参与从祀的人还很多。臣愚昧地请求将戴圣、刘向、贾逵、马融、何休、王肃、王弼、杜预八人，剥夺爵位，停止祭祀；郑众、卢植、郑玄、服虔、范�五人，各自在乡里祭祀；后苍在汉初解说礼制数万言，号称《后氏曲台记》，戴圣等都受其学业，大概现在的《礼记》一书，如果没有后氏，就不再流传于世了。请求加封爵位，与左丘明等人一体从祀，那么伪儒免除欺世的名声，贤者接受专门的祭祀，而情理与文饰都得以兼顾了。

一、孔子弟子，见于《家语》，自颜回以下，共七十六人。《家语》一书，出于孔氏，应当得到实情。而司马迁《史记》所载，多出公伯寮、秦冉、颜何三人；文翁成都庙壁所画，又多出遽瑗、林放、申枨三人。先儒认为后人所见增益，殊不可据。臣考证宋邢昺《论语注疏》，申枨，孔子弟子，在《家语》作申续，《史记》作申党，其实是一人。现在庙庭从祀，申枨封文登侯，在东庑；申党封临川侯，在西庑，重复无稽，一至于此。况且公伯寮诬告子路以阻碍孔子，乃是圣门的害虫；而孔子称遽瑗为夫子，决非及门之士；林放虽然曾问礼，然而《家语》、《史记》、邢昺注，都不记载在诸子之列；秦冉、颜何，大概是字画相近之误，如申枨、申党者，都不可考证。臣愚昧地认为申枨、申党位号宜保留其一；公伯寮、秦冉、颜何、遽瑗、林放五人，既然不在《家语》七十子之数中，宜罢去祭祀。如果遽瑗、林放二人，不可无祀，则请求祭祀遽瑗于其地，祭祀林放于鲁，或附祭于本处乡贤祠，仍保留其爵位，以显示优崇贤者的意思，也差不多名实相符，而不违背礼制了。申枨、申党之混淆，颜冉、秦何之舛谬，至于遽瑗、林放误列于弟子，公伯寮阑入于圣门，种种传讹，殊可笑。篁墩此说，尽洗圣门之尘矣。

贬黜荀况而进用程颐、胡瑗，岂独知人，抑且见道。一、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司副杨砥，建议，请黜杨雄，进用董仲舒，太祖高皇帝嘉纳其言而行之，主张斯道，以淑人心，可谓大矣。然而荀况、杨雄实相伯仲，荀况以性为恶，以礼为伪，以子思、孟子为乱天下，以子张、子夏、子泸为贱儒，故程子有“荀卿过多，杨雄过少”之说。现在言者欲并黜荀况、杨雄之祀，宜也。然而臣窃以为汉儒莫若董仲舒，唐儒莫若韩愈，而尚有可议者一人，文中子王通是也。王通的言行，先儒之论已多，大约以为僭越经典，而不得比于董仲舒、韩愈云尔。议论确凿而识见亦到。臣请断之以程朱之说。程子说：“王通是隐德君子，论其精粹之处，大概不是荀况、杨雄所能赶上的。至于续经之类，都不是他的所作。”那么程子难道偏私于王通吗？正是因为他言语的精粹，而知道他不是僭越经典的人。朱子说：“文中子论治体处，高似董仲舒，而本领不及；爽似董仲舒，而纯不及。”又说：“韩子《原道》诸篇，如果不是王通所能赶上的，然而终不免文士之习，利达之求。”如果阅览古论，文中子、安定胡瑗二公，悉折服于程朱之说，可谓识见大者。现在的举措诸事，恐怕不如王通之精到恳切，而有条理。至于河汾师道之立，出于魏晋佛老之余，迨今人以为盏，则王通固豪杰之士也。现在董仲舒、韩愈并列从祀，而王通不参与，疑为阙典。臣又按宋儒自周敦颐以下九人，同列从祀，而尚有可议者一人，安定胡瑗是也。胡瑗的言行，先儒之论已详，大约以为少著述，而不得比于濂洛云耳。臣请断之以程朱之说。程子看详学制说：“宜建尊贤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如胡瑗、张载、邵雍，使学者得以矜式。”朱子《小学》书，备载胡瑗事，以为百世之法。臣以为自秦汉以来，师道之立，未有过胡瑗者。况且程子在胡瑗生时，欲致其与张载、邵雍并居于尊贤之堂；其死后，乃不得与张载、邵雍并侑于宣圣之庙，其为阙典信矣。况且宋端平二年，议增十贤从祀，以胡瑗为首。如果谓胡瑗无著述之功，则元之许衡也无著述，但其身教之懿，与胡瑗相望，诚有不可偏废者。臣考证礼制，有道有德，于教于学者，死则为乐祖，祭于瞽宗；乡先生殁，则祭于社。如果王通、胡瑗两人之师道，百世如新，得加封爵，使与许衡同列祀于学宫，最得礼意。论启公而以杞国、邾国采芜泗水并配觧大绅，曾为圣祖陈矣，岂当时不果行？

译耶篁墩再次加以阐明，其考据比之前的解释更为详尽，这确实是具有宏大识见的人。自从唐宋以来，以颜回、曾参、子思、孟子配享，坐在正堂之上，而颜回的父亲颜无繇、曾参的父亲曾点、子思的父亲孔鲤都坐在廊下。臣考察礼制，儿子即使圣明，也不应在父亲之前进食。而夏商周三代的学问，都是为了阐明人伦关系。孔子之所以施教，以及众弟子之所以求学，不过是为了阐明这一点罢了。如今却让儿子坐在上位，父亲坐在下位，这难道合乎礼制吗？如果认为这是论及传道之功，那么从古至今，没有脱离人伦关系而谈论大道的。纵然这是出于后世的尊崇，也并非各位先贤的本意。恐怕各位先贤在冥冥之中，必定内心不安，而不敢享受不合礼制的祭祀。臣考察，元至顺三年，曾封颜无繇为杞国公，谥号文裕；孟子的父亲孟孙氏也曾被封为邾国公。臣愚昧地请求下达给有关部门，在各处的庙宇中，依照乡贤祠的制度另外建立一座祠堂，中间祭祀启圣王，以杞国公颜无繇、莱芜侯曾点、泗水侯孔鲤、邾国公孟孙氏配享，这样才不至于失去以礼尊奉圣贤的本意。臣又私下观察，圣人的学问失传了一千五百年，直到程颢、程颐和朱熹出现，孟子的道统才得以延续。那么程朱的先人，是不可缺少的。况且程子的父亲太中大夫程珦，被封为永年伯，他首先在属椽之中识别出濂溪周敦颐，推荐他代替自己，并且让两个儿子跟随周敦颐学习。朱子的父亲韦斋先生朱松，追谥为献靖公，朱松临终之时，将朱子托付给好友籍溪胡氏，从而得以继承程氏的学问。程珦因不依附王安石的新法，退居洛阳；朱松因不依附秦桧的和议，在福建奉祠。他们历任官职和品行，都有值得称道的地方。臣愚昧地请求将永年伯程珦、献靖公朱松从祀于启圣王祠，使学者知道道学的传承，必有开创者先于其后，阐明人伦的意义，就不会成为空泛的文辞了。论述启圣的祭祀典制，并提及永年伯和献靖公，又是失绅先生所没有想到的，如果不是篁墩，是不能达到这一点的。

译○东宫官议（王鏊）

东宫官议，丘文庄公琼山公评曰：“太子乃天下之本，辅导之人不可不慎重。今日仪文用来尊崇东宫的，已经极至了，但尊师重道的道理在哪里呢？”王济考究精确，拟议恰当，日后担任东宫僚属的人，应当秉持这个原则去做。

王鏊【少傅柱国】

国君学习与不学习，关系到天下的治乱；太子学习与不学习，关系到日后的治乱，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贾谊说：“天下的命运，悬系于太子。太子的善行，在于及早进行教导，慎重选择左右近臣。”现在平民百姓家有了儿子，必定选择保姆来保护他，选择良师来教导他，何况是神器所系、关乎宗庙社稷安危、百姓休戚的人呢？从前成王年幼在襁褓中时，召公担任太保，周公担任太傅，太公担任太师，用来保护他的身体，传授他德义，引导他接受教训，这是三公的职责。又设置三少，即少师、少傅、少保，是与太子一起宴游的人。又选拔天下端正、孝顺悌敬、博闻且有道术的人，来辅佐护卫他，是与太子一起居住出入的人。驱逐邪恶之人，不让他看见恶行。所以太子出生后见到的是正事，听到的是正言，行走的是正道，前后左右都是正人，他的身心有不端正的吗？古代教导太子，制度就是这样。

现在国家东宫的官员，往下有庶子、谕德、洗马、校书等官，也已经完备了。然而官员按资历晋升，未必都是天下的精选。学习的时候，早晨授书，授完就退下；中午进讲，讲完就退下。况且遇到严寒酷暑或雨天，学习都间歇停止。间歇的日子，与太子一起宴游的是谁？与太子一起居住出入的是谁？无法得知。又近代弊病在于上下不沟通，然而作为太子，也还不同于君主，现在却已经俨然端坐沉默，有话也不敢进言，何况等到他成为君主的时候呢？想要上下沟通而德业成就，怎么可能呢？论时政应当恳切。

从前三王教导世子，必定让他在学校中按年龄排辈，国人观看后说：“将要统治我们的人，却与我们按年龄排辈谦让，为什么呢？”回答说：“有父亲在，所以礼制如此。”然而众人就知道了父子的道理。其二说：“将要统治我们的人，却与我们按年龄排辈，为什么呢？”回答说：“有君主在，所以礼制如此。”然而众人就知道了君臣的大义。其三说：“将要统治我们的人，却与我们按年龄排辈让座，为什么呢？”回答说：“尊重年长的人。”然而众人就知道了长幼尊卑的节度。这就是学习父子、君臣、长幼之道，而与人相同的原因。如此往下直到汉唐，这种意旨就湮灭了。然而明帝向桓荣授书，等到成为天子后，拿着酱料进献，拿着酒爵敬酒。唐朝刘泊、岑文本、马周轮流前往东宫，谈论治国之道。李泌与肃宗以布衣之交相交，出行就并辔而行，睡觉就对着床榻。叙述祖制，可行。

本朝洪武初年建立大本堂，选取古今图书，充实其中，延请四方名士，教导太子、亲王，分班夜间值班，才俊之士，充任伴读，时常赐宴赋诗，商讨古今，评论文学，没有虚度一天。仁宗在潜邸时，臣曾亲眼目睹他的教导，命令冬至宴劳东宫的臣子，如同家人父子，又跟随学习诗，学习写表，那么本朝之初，也未曾像现在的制度这样。英宗年幼，当时的大臣没有深识远虑，迎合时下的喜好，务求尊崇君主、贬低臣下，这不是祖宗法度的本来面目。

现在虽然不能完全像古代的制度，也应当稍微略去君臣的仪节，敦厚东宫石画师友的关系，使东宫僚属每天侍奉在侧，从容讲读。讲读的闲暇，宴饮、出入、居住，都能周旋其间，直到傍晚才退下。如果有剪桐折柳之类的事，随时劝谏制止；游戏翰墨，端正他的嗜好。东宫僚属有不法行为，由三师纠举改正，严重的斥退驱逐，不让邪恶之人参与其间。这样，所谓“一人元良，万邦以贞”，三代所以长久的原因，就是用的这个道理。

汉宣帝时，想让外戚许氏监护太子家，疏广认为太子历引东宫官僚接见的制度详晰朗赡，对国储养德有帮助，师友必定是天下英俊，不宜单独亲近外戚。太子官属已经完备，又让许氏监护，见识浅陋，这不是用来在天下推广太子德行的做法。贞观中，撰写太子接见三师的礼仪，出殿门迎接，太子先拜，三师答拜。每经过门让三师坐，给三师写信，前面署名惶恐，后面署名惶恐再拜。宋天禧二年，庶子张士逊等说：“臣等每天到资善堂，参见皇太子，虽然命令升阶列坐，然后跪受，希望让皇太子坐受参见。”允许不允许。至道元年，皇太子每次见宾客，必定先拜，迎送常降阶到门。干道七年，讨论东宫开讲，并庆贺辞谢礼仪，宫僚讲读，应当依仿讲筵，稍微减轻礼仪。詹事以下，到讲读官上堂，都用宾礼参见，依官职顺序坐，皇太子正席，讲读官依次起立如仪，延英讲罢，复位。节朔不受宫僚参贺，元日冬至，詹事以下，笺贺谢辞，初以常见之礼，后离位致辞，复位就坐，茶汤罢，詹事参见拜，皇太子答拜，庶子私初上参见，皇太子受拜，庶子谕德，乃讲读。虽然有坐受之礼，只是五礼，定三师朝贺东宫仪，考究精密，皇上以东宫师传都是勋旧大臣，待以殊礼，朝贺难同庶僚，乃命考定其仪曰：“唐制群臣朝贺东宫，行四拜礼，皇太子答拜二拜，三公朝贺，前后俱答拜。”近代

译答拜的礼仪不施行，但对待三师的礼仪不可不重视。现在拟定，凡是在大朝会的前一天，在大本堂设置太子的座位，在堂中设置答拜的褥位，三师和宾客的拜位设在堂前。到了那天，太子穿着常服升座，三师和宾客穿着常服进入各自的位置，面向北站立。皇太子起身面向南站立，赞礼官引导行四拜之礼。太子接受前两拜，回礼后两拜，然后退下。议定礼仪有斟酌得当之处。

译○东宫圣学议（霍韬）

东宫圣学议，杨论撰，升庵公评，陈图进戒，述古献箴，得纳约自牖之忠，不负宫僚辅导之任。岂独培圣功于一时，即有道文孙，世世玩之可也。

霍韬【大学士】

臣私下伏蒙圣恩，擢补东宫官僚，恩命下临，无任感激。古人蒙受一顿饭的恩惠，尚且想着报答；圣上唯独提拔臣等，给予清高的官职，委以重任，这哪里只是一顿饭的恩德可比呢？臣等因此万分感激，图报之心没有边际。仰惟皇太子如今尚未出阁，臣僚未能供职，未能陈说文辞图说以涵养睿智资质、预先培养圣功的基础，只是说听闻正言、看见正事、习行正道，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习惯与本性自然养成罢了。臣等又听说古代圣人的学问，图史箴诫，每日陈列在面前，用以维持身心，无不具备。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广泛听取饱览听闻，善言每日进献，则德行日益崇高；谤言每日听闻，则过错日益减少。帝王乐于寻求谤言，为什么呢？是为了图谋更好地进入圣人的境界。臣等窃取古人的意旨，绘制为《圣功图》十三幅，装订成一册，进献给东宫殿下。第一幅是文王世子问安，希望皇太子以大孝为准则，效法文王；第二幅是文王世子视膳，希望皇太子默契古圣王的谦德；第三幅是汉儒桓荣授经，希望皇太子看到东汉保存古风，去隆代不远；第四幅是神尧茅茨土阶，阐述十三图的意旨委婉有序，渭厓忠爱之情见于言辞，希望皇太子知道我们祖宗皇帝的圣德上符神尧；第五幅是太禹菲饮食、恶衣服，希望皇太子敦厚节俭、重视祭祀；第六幅是大禹卑宫室、力沟洫，希望皇太子知道圣王爱惜自身、勤勉为民；第七幅是周王稼穑艰难，希望皇太子默契帝王传授的心法，帝王知道稼穑艰难，才知小民所依靠，不纵情逸乐欲望，所以祈求上天永命；第八幅是周室后妃蚕织，希望皇太子知道帝王家法，后妃知道蚕织的辛劳，才知绮绣难得，不敢奢侈；第九幅是宫中隙地种蔬，希望皇太子知道我们圣祖的盛德同符尧禹，这是万世太平的大基业；第十幅是西苑耕田，希望皇太子知道我们圣上体恤民力、稼穑艰难，同符成周，上契舜帝；第十一幅是西苑蚕桑，希望皇太子知道我们圣上的家法即是成周家法，是《关雎》《麟趾》的风范；第十二幅是商王高宗访道，希望皇太子知道帝王圣学，圣王务必勤学诚恳，贤臣语学谆切，没有比高宗和傅说更盛大的，这是万世的准则。这是图次先后的微意。伏愿皇上稍垂圣览，如果认为臣等所绘图册，对东宫成就圣德稍有裨益，敕令内使中谨厚的人员，将臣等所绘图册时常进呈皇太子观玩，暂且不用讲解文义，且观图象，得意契悟自然深刻，胜过讲解的烦琐。臣等据事直辞，无所忌讳，虽不及古人拾遗补过的盛节，也差不多言语没有伪饰，希望皇太子预先培养纳言的度量，不让古人树立诽谤木的美名专美于前。绘图效忠，前古未有，这一端谕教对圣功的裨益不浅。

○盐政利弊议（霍韬）

盐政利弊议，邹祭酒廓庵公评：盐政与边计、国计相关，乃国家第一机宜，今日第一弊政。渭厓述利弊如指掌，即使孔格、刘景掌管赋税，也不能超出公的范围了。

霍韬【大学士】

我私下认为，立法必须公正而普遍推行，行法必须严格而周密，然而又要善于适应变通的权宜，才可以长久而没有弊端。唐代刘晏只使用淮盐，就足以济助国用。臣现在姑且议论淮盐的利弊，推及天下也可以适用。国家初年，将两淮的卤地授予百姓煎盐，每年征收课盐有差别，这也如同授予百姓田地而征收赋税一样。只有盐课条例说，凡是各灶丁，除了正额盐外，将煎到的余盐夹带出场以及私自贩卖的，处以绞刑。然而耕民缴纳赋租之外，将余粟贩卖的，也处以绞刑吗？此法原本有深意，但后人失掉了它。淮盐原额，每年办理三十五万引有余，后来改为办理小引七十万有余。然而两淮盐课，除了正额外，还产生余盐三百万引有余。现在正额已经不能多取，余盐又不得私自贸易，那么三百万余盐，安置在哪里消耗呢？两淮行盐的地方，南到湖广，西到河南，东到东海，地方数千里，人民亿万家，所仰仗食用的盐，只有七十万引，饮食从哪里取足呢？这就不奇怪私盐泛滥，而盐价涌贵了。国家灶丁办理盐，每引四百斤，给予工本钞二贯五百，想要善治盐政，须恢复祖制，后来行法的弊端，灶户、商人都受其害，渭厓此议可谓悉心探讨了。因为洪武年间钞一贯值钱千文，灶丁得到实利如此，而冒禁卖私盐，绞死也可以。现在钞一贯换不到二升粟，却禁绝灶丁不要卖私盐，这是逼迫他们饿死。这是后来行法的弊端，不是初年的过失。正统二年令说，贫难灶丁，除正额盐照旧收纳，其余盐收贮本场，每二百斤官给米麦二斗。十三年令说，

译每剩余盐二百斤，给予米一石。如果剩余盐二百斤，灶丁实际得到米一石，却私下卖盐，那就绞死他也可以。大概当时，这道命令虽然颁布，但米实际上无处筹措，所以官府凭借这道命令来征收剩余盐，实际上并不能一定执行这道命令，给百姓米麦。况且贫弱的灶丁，早上有剩余盐，晚上就盼望米麦，不得已就先从富裕人家借贷米麦，然后加倍偿还盐，以此获取利息的情况是有的。所以盐禁越严，贫弱灶丁就越多，这就是原因。贫民卖私盐，人们就捕获他们；富裕人家卖私盐，官府也宽容隐瞒？贫弱灶丁的剩余盐，必定依靠富裕人家，才能私下卖出。富裕人家的豪强，凭借大海和险要地势，多招揽贫民，广泛占据煮盐的土地，煎盐私下卖出，财富足以匹敌王侯。所以盐禁越严，富裕人家就越横行，这就是原因。而且法令越严，利益就越大，顽固的百姓只看到利益而看不到法令。淮安的顽固百姓有数千万家，荒废农田，专门贩卖私盐，携带兵器弩箭，官府不敢呵斥询问。近年来他们依仗人多，往往进行抢劫。这个祸患如果不消除，必定留下大患，不只是破坏盐法罢了。然而既然不能讲求古法来处理剩余盐，又不能变通钞法来补给工本，那么贫民依靠什么而不发生变故呢？盐禁越严，盗贼越多，这就是原因。贫弱灶丁多，富裕人家横行，盗贼滋生，这都是盐场灶户的弊端。这是盐场灶户的利弊。洪武年间，招徕商人缴纳盐引，每引缴纳银八分，官府的征收很轻，商人的获利很厚，所以盐价平贱，百姓也蒙受恩赐。永乐年间，每盐一引，输送边粮二斗五升，商税虽然增加，但边粮充足，百姓也蒙受恩赐。自永乐以前，淮盐开中每年没有定额。永乐以后，每年定为七十二万引，又规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积。所谓常股，就是常年通行的。商人先缴纳边粮，然后发给盐引，在盐场等候支取常年盐。有等候数十年，老死而不能支取的，现在兄弟妻子代替支取的命令可以考证。所谓存积，就是盐堆积在盐场，遇到边粮紧急缺乏，就加倍价格开中，越级放支的盐。这是囤积货物谋取利益，不是王法的正道。成化以后，允许缴纳折色，每盐一引，允许缴纳银三钱五分或四钱二分。盐政历代沿革，由此可见。命令说，客商如果没有现盐，允许在本场买补。所谓本场买补，就是开放剩余盐私下买卖的禁令了。所以奸商借官引来掩护私盐。然而商人和灶户，都获得赢利，州县的百姓士人，也吃便宜的盐。只是私盐越流行，官盐就越滞销，而法令于是大坏。现在两浙盐场允许缴纳折色的命令可以考证。弘治、正德年间，有时权奸奏请索取，有时勋戚恩赐，都发给盐引自行购买剩余盐，所以法令于是大坏，而盐价也平贱。又有各年开中没有完的盐，名叫零盐，称掣剩余盐堆积在所在，名叫所盐，都是权要报中借掩护私盐来阻碍正额。所以正德以前，盐价虽然平贱，但正课日益减少。自御史秦钺奏请革除所盐，称掣剩余盐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税银一两，那么取之过重。自御史金奏请减盐价，每盐一引，缴纳银，前面有遗漏文字者，破坏盐法者，全部革除。又选拔廉洁而有才能的人一人，担任漕运都御史兼理盐法，让他自行举用运司提举等官。凡是商人纳完粮料，就给他支盐，不得久拖。凡是积年为商人害的，破坏盐法的，就革除。漕运没有策略是不行钞法，那么灶户贫困而私盐泛滥，正盐滞销，这是盐政的弊端。漕运都御史，与提督都御史，盐课边储，互相关通，盈缩交替接济，利弊共同兴革。边方腹地，共为一心。两个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后足以成事。实行几年，边储就可以充足，于是用余积，招募游民，开垦边地，劝课农事。边地越开辟，边防越巩固，百年之利。所以说中策。何谓无策？洪武初年，给灶丁卤地，又给草荡，所以利于灶户的很厚。正额盐一引，给工本钞二贯五百文，又免除灶丁杂差，所以资助灶丁的很厚。岁课只七十万引，所以取之很薄。只有剩余盐不许私卖，有余就给官钞收之，下以资助灶户，上以总揽利权，而均其施。天下吃便宜盐的利益，灶户没有剩余盐的滞销，这方法极好。自钞法不行，那么官府没有办法，四弊道尽，盐的害处以处理剩余盐了。于是说，挟带剩余盐的绞，贩卖私盐的绞，果真可行吗？实行而严，那么灶丁空腹而死。不然，就发生变故。实行而宽，那么三百万剩余盐的利益，全部落入奸人囊中。法令的弊端而穷尽者一也。灶丁贫困了，转而逃匿，于是区区赈济，区区招抚，千日握其喉，一朝与之食，可以聊生吗？所以抚赈徒劳，逃匿益多。法令的弊端而穷尽者二也。招徕商人中盐，一引银四钱，已经重了。现在又加到七钱，尤其重了。买窝卖窝，刻取二钱，边上科罚，或三四钱，劝借米麦，也复二钱，几乎不知道几倍重了。税越重，那么利越大。奸人避重税，而趋大利。避重，那么正课滞销。趋大利，那么私盐流行。私盐越泛滥，正课越滞销，虽然用绞刑治理，不可禁遏。况且有赎刑的命令，有获，不获人不问，获人不获盐不问。

译这是政令。大概是开辟了宽大的道路来引导他们趋向。那么私盐如何能不更加泛滥，正课如何能不更加阻塞呢？这是法令弊端穷尽的第三点。私盐盛行了，官兵捕获，终日不得安宁。顽劣的百姓手持利刃，往往成群结队地抗拒。在扬子江及各海港，高桅大船，千百艘聚集在一起，行动时如鸟飞，停止时如狼群，杀人劫掠，不可禁止防御。官兵只敢远远观望而不敢靠近。在两淮通泰、宝应等州县，百姓厌恶农耕，只图谋盐利。所以山阳的百姓，十之五六都习练武勇，气性又顽固强悍，不忌讳死刑。前年流寇劫掠，几乎酿成大变。所以淮安的官军，不仅不抓捕私盐，反而接受贿赂，替他们护送出境。山东的官军，不仅不抓捕私盐，反而向盐徒乞求盐来充饥。盐徒千百人，白天手持利刃，径直在州邑行走，官兵不敢质问。州县不敢说，科道官不肯说，盐政弊端到了这个地步，局势危急了。有司的懈怠究竟是何居心？陛下高居深宫，怎能得知？或许也是推托说弊端已经极度严重，无可奈何。再过几年，那么官兵的追捕日益严厉，盐徒的抗拒日益激烈，抗拒抓捕的迹象日益明显，那么罪恶的状况日益深重。官府罗列罪状请求依法处置，愚民陷入法网，为了逃生不得已，必定激起其他变故。如果要诛杀他们，那么情理上可怜值得体恤；如果要宽缓放纵，那么顽劣之气更加严重。祸患的极点，就有不可言说的后果了。这是法令弊端穷尽的第四点。所以说没有对策。我曾经私下用治理黄河来比喻治理盐政，非常恰当。说治理盐利如同治理黄河水患。治理盐利不追究弊端的根源，只防备末流的后果，就像治理黄河水患不从冀州、孟津、怀州、卫州等地，修筑堤堰，开凿沟渠，以扩大水流并分散水势，反而从徐州、沛县的下流，疏浚淤土，加厚堤防，那么越疏浚越淤塞，越修筑越溃决，这也是必然的趋势。自正统年间以后，讲求治理盐法，事例繁杂琐碎，对盐利没有益处，只是驱使百姓成为盗贼罢了。所以现在想要振兴淮盐的利益，必须选拔淮安漕运及三边提督都御史，讲求其中的方法，并责成他们取得成效。选人的得失，委托的专断或暂代，成效的虚实，尤其应该责成吏部。期望几年之内，盐利不振兴，边储不充实，边民不繁衍，边地不开拓，没有取得长久的巨大成效，却坐享治安，两位都御史、户部尚书侍郎，都要连坐受罚。这样任用的人不敢苟且，被任用的人不敢怠慢，政事才有实效。这是两淮盐利的利弊。举两淮可知天下，归重任人尤其有卓越的见解。

译○ 惩胡议（袁襄）

《惩胡议》的作者袁襄，少年时就有治理天下的志向，中途遭遇坎坷，未能充分展现其蕴藏的才能。他阐述治国的大谋略，文笔高古，词锋精炼，技艺已臻化境。

袁襄 【庶吉士】

从前，蒙古部族凭借阴山残余的势力，恰逢阳九之厄的坏运气。遭遇宋朝国运将衰，金朝气数已尽。他们从沙漠兴起，吞并中原。上天奖助他们的凶暴，盗取象征皇权的神鼎。穿着羊皮衣的君主，安然居于帝王之位。北边穷尽幽陵，南边界限炎州，东边到达咸池，西边逼近虞渊。九夷八蛮没有不服从的。自开国以来，獯鬻的强盛，疆域的广阔，没有超过这个的。然而，丑恶的习俗和昏暗的风气，大多沿袭旧制。《诗》《书》败坏而礼乐崩溃，天地闭塞而贤人隐退。聚集尘埃般的污秽，弥漫于宫廷帷帐之中；互相残杀的祸患，接连发生在骨肉之间。三纲既已断绝，四维也随之败坏。因此，大盗纷纷兴起，神州震动如鹿受惊。那些争胜的人，一起兴起而灭亡了胡人。当时占据州郡、窃取名号的有二十七个姓氏。然而他们都政令刑罚不修，弑杀杀戮相继发生，攻城屠邑，血流成河。以暴易暴，秦朝与项羽相比，相差几何？我太祖皇帝身具龙虎之姿，统领江淮军队，掌握霸王的谋略，顺应天人的运势，不凭借一寸土地，从涂山崛起，首先攻下采石，雄踞金陵，深根固本以奠定宏大的基业。叙述圣祖驱逐胡虏的功绩，气势雄厚，辞藻丰富，机智灵活，精神旺盛。对内引进江东的粮食，对外借助淮泗的形势，勇士如熊罴般聚集，猛将如爪牙般到来。日夜思念以来，王宋的英才虚心接受以采纳陶、刘的计策，推举以加重徐、常的权力，分封以尊崇李、汤的职务。群策尽出，百战皆胜，算计没有遗漏，行动没有失误。彭蠡之战，血战数十天，湖水变红，元凶被斩首。即使是黄帝的涿鹿之战，光武帝的昆阳之战，相比这也显得微不足道。于是天下归心，三灵效顺，不出建业而派遣虎臣，摧毁强敌如燎毛，扫平坚城如风吹落叶。中原廓清，河朔平定，残余的胡虏孽丑远遁龙荒。千古的凶恶被铲除，百王的耻辱被洗雪，伟大的功绩和显赫的业绩，自有人类以来，没有像我太祖这样的。天下既定，厌恶战争，虽然肃清沙漠，每年成为常事，但仍未能穷追远讨，使王庭断绝于幕南，困兽窜入古穴。我雄才大略的文皇帝，深思远虑，领悟娄敬的正直谋略，念及留侯的遗策，认为天子建都，必须占据形胜之地。金陵偏安，不是长久之计。睿思天启，秘略神授，于是选择幽并作为都城，左控辽海，后枕翳闾，三关虎踞，九边如绳贯穿，坚固足以确立华夷界限，超越周秦的都城。还认为不劳一次就不能长久安逸，一日纵敌就是百世之患。因此连年北讨，消灭裔胡，越过偬岭，出阴山，在燕然勒石铭功，在瀚海筑京观。萧条万里，不见虏迹。即使是秦始皇驱逐匈奴，汉武帝抗击单于，也未能亲身披甲戴盔，冒着霜露，离开法宫。文皇驱胡的功烈，文笔凌厉，万夫莫当，深入驰骋于不毛之地，像文皇这样的人，为子孙考虑万世之深远。传位一两次后，边防逐渐松懈，胡运再次振兴。己巳之秋，土木之祸，至今令人寒心。还依赖社稷有灵，也先悔悟，后世虏患，忧时感事，颇见忠诚。祸乱中君主丧命，又有新君，庙算失误。于谦在内竭尽忠诚，石亨在外出力。京城危急，而天下安定。因此能将皇舆返回紫闼，端正帝座于黄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饶之地，遂被放弃为外地。水草耕牧，虏人获得利益。成化以来，火筛、小王子，跳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肃，疲于奔命，朝廷肝食，几乎没有安宁的岁月。直到今天，吉囊侵扰尤其严重。以往控弦十万，长驱深入，蹂躏疆场，残毁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书飞至神完气茂而词彩蔚然，车毂挫败，军队溃败，失亡相继，情见力屈，虏人更加得志。又以债帅成风，骁将失职，盐法败坏而不修，屯田废弃而徒设，仓府空虚，衣粮不给，六边士兵空腹荷枪，日不饱食，寒冬凛冽，衣不蔽体，虏人到来则丧胆夺魄，奔逃不及，虏人退去则上下相庆，认为暂时无事。这确实是贾生痛哭的秋天，江统忧思的日子。为什么呢？刘渊、石勒的雄强不能拥有晋朝，吐蕃、回纥的众多不能拥有唐朝，志向不出金帛，欲望不过子女。自从金元肇祸，虏人志向不可测，心里想着：“中国者，我曾据有。”大概没有一天忘记中国。由此说来，然后知道文皇帝虑患深远，惩胡之策，不可不熟讲。杞人忧天吗？多有感慨。

○ 广谥议（徐师）

《广谥议》文太史衡山公评：昌大俊伟，不事雕镂而精彩烨然。

徐师 【翰林吉士】

赏罚是一时的荣辱，谥法是万世的荣辱。贤者赏，不肖者罚，是常理。然而贤者有时不幸受罚，不肖者有时侥幸受赏，那么是非的辨别就不明，劝惩的典章就不显著，而人主鼓舞天下的方法就穷尽了。圣人知道这样，因此制定谥法来补救。贤者不幸生前受罚，死后获得美谥，足以成为万世的荣耀。不肖者生前侥幸受赏，死后不免恶谥，足以成为万世的耻辱。唉，一时的荣辱很轻，万世的荣辱很重，那么人情怎肯冒一时的荣耀而甘受万世的耻辱呢？古代臣子对君主称天，以谥不徇私。

译现在可以为万世确立公正的谥号，尚且不敢徇私。所以有幽、厉、桀、纣这样的恶号，何况君主对于臣子呢？本朝赏罚得当。偶尔有生前被称颂，死后却难免有非议的人。那么制定谥法确实不可迟缓。太祖刚兴起时，来不及处理这件事，所以只有藩王和武臣有谥号。到成祖才开始给文臣赐谥。此后受赐的人很多，但有的源于奏请，有的出自内廷直接下达，不经过考核评定。如今谥号不及于恶人，是最为切中要害的；功绩不通过太常寺评定而赐予的人，享受美名；不赐予的人，免除恶名。国家两百年的文治兴隆和谐，却在这件事上不常进行，我私下感到奇怪。难道是有其他更大的事情，而不屑于做这个吗？还是吝惜而不给予呢？古人所说的谥号，是兼美恶而称之的，因此有荣耀有耻辱，可以劝勉可以羞辱。如果给予的人享受美名，不给予的人免除恶名，那么荣耀侥幸在生前冒领，耻辱不及于死后，这如同废除了谥法。谥法既然废除了，将必定专门依靠刑罚来惩治恶人，这样可以吗？我私下认为，现在在京师府部院寺五品以上官员，在外方面诸臣，都应当有谥号。无论任职还是罢免，死后必须申报考功司、河南道，条文都应当稽查在任期间的功过，评定人品高下，移文太常寺撰写评议，奏请。然后由吏部、礼部大臣审定覆奏，不经过内阁拟票，不从中制，使天下清楚地知道，贤能的人，即使被压制也必定伸张；不肖的人，即使被申张也必定压制。那么劝惩的机制风行海内，反而有超出刑赏之上的作用，有什么害怕而不做的呢？有人说，古代人生前没有爵位，死后没有谥号，像您所说的，不几乎流于泛滥了吗？我回答说：不是这样。古人所说的爵位有两种。《尚书》说：“列爵惟五”，这是以公、侯、伯、子、男为爵位。孟子说“公卿大夫”，这是人爵，这是以公、卿、大夫为爵位。何况周人称爵，下及命士，难道一定要分封土地、剖分玉圭，然后才算是爵位吗？现在京师五品以上官员，在外方面诸臣，位列大夫，不仅仅是周朝的命士而已。用来符合谥法，何名为泛滥。怎么能错误地引用偏曲之论，来阻挠古今的大典呢？议论都正当。

译○关于郊社两祖共同配享的议奏

（前文有缺失）如果两祖共同配享，那么两者都失去了应有的尊崇。臣不敢擅自做主，应当遵从圣上的制度。即便勉强迁就，也仍是不合礼制。如果在圜丘和方丘都配享两祖，这就是当今的过失。况且我皇上刚刚建立大礼，怎么可以再次给后人留下非议呢？臣不敢遵从。于是尚书方献夫赞同说：“这话说得对。两郊的配享，是日新之礼，应当寻求最恰当的做法。”李承勋也赞同说：“这应当分别上奏，等待圣上裁决。”群臣依次在奏章上画题表示同意，臣也画题后退出。从此不知道礼官议奏的内容如何。然而奏疏呈上至今已九天了，没有接到明确的旨意。连日来外面传闻少傅张璁、大学士桂萼接连上奏，一定要两祖共同配享，臣不胜疑惑惊骇。起初以为圣上的制度已经明示在朝，得到了礼制的正统，不容他人置喙了。等到久候明确旨意不下，私下担心圣心也不免产生疑虑，那么就不免要更改制度了。万一有这种情况，就是违背经义、背离礼制，招致万世的讥讽，不是小事。臣敢冒死为陛下陈述。

臣谨查《孝经》说：“在郊祀中以后稷配享上天，在明堂中宗祀文王以配享上帝。”《春秋传》说：“从外面来的神灵，没有主祭者就不会停留。”那么天地之间必然有所配享，都是作为神灵辅佐、确立主祭者的意思。况且面对天地，神灵没有两个主宰，礼制专一，所以说不可共同配享，一一配享是为了奉承天地的尊崇，表明不敢亵渎。考察神理，这是不可共同配享的第一点。

况且三代和两汉的盛世，没有人敢改变。西汉以高祖配享上天，东汉以光武配享上帝，义理也是正确的。唐朝初年才有兼配的事情。垂拱年间，礼官迎合旨意，郊丘各祠，于是有了三祖共同配享的礼制。开元十年，明皇亲自祭祀圜丘，礼官建议，于是废除了三祖共同配享。至道三年，诏书亲自祭祀圜丘，以太祖、太宗共同配享。到景佑二年，诏令礼官详细查考典礼，辨别尊崇配享的次序，仍然以太祖定配。嘉佑六年，谏官杨畋论述水灾，是因为郊庙不顺。礼院也说三祖共同配享不合礼制。翰林学士王珪等人说：“推崇尊崇以享帝，是义理的极致。然而尊崇不可以这样，所以说不可共同配享的是第二点：亵渎。所以郊祀没有两个主宰，现在三位后君共同辅佐，想要以此尽孝，却恰恰亵渎了天帝，不是安抚神灵的方法，请依照礼官的议定。”七年，诏令南郊以太祖定配。司马光说：“古代的帝王，如果不是开疆拓土以及建立华夏的，都没有配享上天的道理。所以虽然……”这个论述足以破除众人的疑虑。周的成康、汉的文景、明的章帝，他们的德业不是不美好，然而子孙不敢让他们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讳祖宗。司马光的话，可以作为万世的训诫。这是汉唐宋的旧例如此。考察往日的记录，这是不可共同配享的第二点。

礼说：“父亲坐着，儿子站着。”孔子说：“侍奉死者如同侍奉生者。”又说：“祭祀要合乎礼制。”现在太祖是父亲，太宗是儿子。那么太祖在位的时候，我太宗敢和他并坐吗？从名分上说，父亲；从功德上说，开创基业、承受天命的祖先，我说得痛快，他为主，他为主，共同配享的人将用什么话来辩解呢？太宗建立北都，为子孙垂下万世久安长治的基业，功劳确实盛大。然而平定僭越叛乱，统一疆域，扫除弥漫天际的虏寇，恢复我们中国帝王所自立的天下的，则是太祖的功德，又是自古帝王所没有的。现在以父子之间连袂并席，尊卑不符合次序，幽明不通于情理，这是不可共同配享的第三点。这怎么能安抚我太宗的心呢？怎么能安抚我太祖的心呢？怎么能安抚我皇上的心呢？衡量伦理，这是不可共同配享的第三点。

况且圣谕说：“朕原本因为缺少祭祀上天、报答根本的典礼，所以所问的，应当遵复皇祖的初始制度，在坛上露天祭祀，才符合古代圣王的意思，以尽事天的根本。”又说：“人君祭祀上天，是报答根本的祭祀。”伟大的王言，真正洞达礼乐的根本了。程子说：“如果两祖共同配享，就是有两个根本了，怎么可以呢？”说：“万物根本于天，人根本于祖先。所以冬至祭天而以祖先配享，因为冬至是气之始。所以人根本于一个祖先，万物根本于一气，难道有两个根本吗？如果以两祖共同配享，就失去了一个根本的意义了。”先儒陈氏说：“古代在圜丘祭天，扫地行事，器具用陶器匏器，牺牲用牛犊，礼制极其简朴。圣人的意思，认为不足以尽其意之委曲，所以有大享的礼。这是周家明堂祭祀的起源。天就是帝，郊祀称天，是为了尊崇它，所以以后稷配享。后稷久远，配祭于郊，也是为了尊崇后稷。明堂称帝，是为了亲近它，以文王配享。文王亲近，配文王于明堂，也是为了亲近文王。尊崇远祖而亲近近祖，周道完备了。所以郊祀是古礼，明堂是周制，是周公根据义理设立的。想要尊崇文王而不敢让他配享上天，是为了避讳后稷。这是周朝的事情。现在陛下阅览古代，更定大礼，正符合宗周的典制。所以奉我太祖配享上天于圜丘，就是周的后稷配祭于郊，是为了尊崇太祖。奉我太宗配享上帝于大祀殿，就是周的文王配祭于明堂，是为了尊崇太宗。两配至重，是万世不迁的法度，怎么可以在其间扬轻抑重呢？所以共同配享则各自失去尊崇，分别配享则各自保全尊崇。臣不知道议者还有什么可怀疑的。以臣看来，所谓圣人复

译这是不可更改的。建立百代君王不可变更的盛大典礼，留下万世无穷的美名，那么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公、孔子在天之灵，我太祖、太宗及历代先帝在天之灵，我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的献皇帝在天之灵，没有不感到欣慰喜悦的；下至濂、洛、关、闽等地的各位大儒，以及我国初定礼制时去世的诸侯，若有知，也将在九泉之下含笑。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恳请圣明君主留意此事，天下人将非常幸运，万世也将非常幸运。

译○ 奏进乐书乞兴正乐议（严嵩）

奏进乐书乞兴正乐议。文贞存斋公评：乐在国家，其典章重大，其义理难以阐明，所以记录下来，以等待后来兴起正乐的人有所考证。

严嵩 【大学士】

本部从礼科抄出新选山西辽州同知李文察的奏疏。臣听说《周礼》记载：演奏黄钟，歌唱大吕，舞蹈云门，用来祭祀天神；演奏太簇，歌唱应钟，舞蹈咸池，用来祭祀地祇；演奏夷则，歌唱小吕，舞蹈太濩，用来享祭先妣；演奏无射，歌唱夹钟，舞蹈大武，用来享祭先祖。听说《诗经》记载：肃穆雍容和谐鸣响，先祖因此听闻。听说《尚书》记载：舜命令夔掌管音乐，教导贵族子弟。自古圣帝明王，没有舍弃这些而能使天下教化成风的。陛下圣德，在今天恢复古乐，正是当前急务中的首要任务。所以臣顺承其美，对于《乐记》有补说之作，以补足陈澔《集说》的意思，用来阐明乐理；对于《律吕新书》有补注之作，以阐发蔡元定的深意，用来阐明乐声；对于伏羲卦图、文王卦图、夏禹九畴图、箕子洪范图，有解说之作，用来阐明乐理的根源；对于兴乐有要论之作，用来阐明古乐必定可以在今天复兴。臣不自量力，冒昧奉献，作为兴乐时采择备览的资料。况且四圣图中，不仅仅寄托了乐理，本体无不具备，功用无不周全，有修身的方法，有论乐卓有独见、不同于抄袭之说的正心方法，有完备自身的要领，有建立政事的道理。所以臣又作四图用说。第一图用说，用来保护圣上身体；第二图用说，用来阐明圣上心志；第三图用说，用来统一圣上行动；第四图用说，用来匡正圣上政事。为此将臣所撰写的《四圣图解》二卷、《乐记补说》二卷、《律吕新书补注》一卷、《兴乐要论》三卷，共两包，亲自携带，谨具奏闻等因。奉圣旨：礼部看了来报告。臣等深切思惟，我太祖高皇帝平定天下之后，念念不忘恢复古乐。但当时正值草创，想要做却未能完成。仰赖圣上审音知乐，如今罕见其匹，可惜当时没有一两位懂乐的臣子与他共同订正古乐，古乐怎能恢复呢？皇上以羲皇、黄帝、尧、舜的德行，处于重熙累洽的盛世，正值百年之际，圣德兼具述作，既制定大礼以安定天下之乱，必定要制作大乐以平定天下之情。但乐的道理，广大微妙，不仅情义难以阐明，而且所谓的制度，失传已久。西汉距离圣人时代不远，乐家有制度，世代在乐官任职，但只能记住其铿锵鼓舞，而不能言说其义理，何况数千载之后呢。现在辽州同知李文察奏进乐书，请求兴起正乐一事，臣等查看他所进献的《乐记补说》、补注等书，用来阐明乐声、乐理、乐原，都有前人未曾阐发的地方。他的议请在人声中考定五音，作为制定律吕、候气之本，其方法似乎最为直接。从前宋人杨杰议曰：八音都不能没有失误，只有人禀受中和之气，而有中和之声，八音律吕都应当以人声为尺度。况且人言人志，咏唱成为歌，五声随歌，这就是依律；律吕协调演奏，这就是和声。这都是取自《虞书》的。李文察所议，似乎与此相合。只有我皇上圣德居位，大力建立中和之治，实在掌握制作的权力，那么考求元声，兴复雅乐，今天确实是时候了。

○ 论户部出入揭帖（张居正）

论户部出入揭帖。陆宗伯平原公评：太岳丁丑年以前足以称为贤相，至于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只在戊寅年以后。像这篇这样慷慨切中要害，忧国之情宛然可见，岂是其他那些模棱两可、污浊苟且的臣子所能望其万一的呢？

张居正 【太师文忠公】

臣等查看，国家财赋正供的数额，总计一年，输送到太仓银库的，不过四百三十多万两，而细微到吏员承纳班、僧道度牒等项，毫厘丝忽，都包含在其中了。嘉靖、隆庆年间，海内空虚耗损，公私积蓄，实在令人寒心。自从皇上临御以来，躬行节俭之德，核实考成，有司征收赋税，按时进行，拖欠者少，奸贪犯赃之人，严厉并案不予宽贷。加上北虏款贡，边费节省，又恰逢天幸，连年丰收，所以仓库积贮，稍有盈余。然而民间百姓，已经不堪诛求之扰了。臣等正想等国用稍宽裕，请皇上特别下达蠲免租税的诏令，以慰安百姓之心。现在查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五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而六年所入，仅三百五十五万九千八百余两，这比往年少进八千多万两了。五年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万八千四百余两，这比往年多用四十万余两了。询问该部说，因为各处奏留蠲免数额多，以及历年追赃人犯，财产已经耗尽，无可完纳，所以收入数额突然减少。又两次奉旨取用，以及凑补金花拖欠银两，计三十余万，都是额外明尽的需要，所以支出数额反而多了。古代王制，在年终制定国用，量入以为出，计算三年所入，必定积蓄有一年之余，然后才可以应对非常之事，没有匮乏的忧虑。

译如今一年之内，支出的反而多于收入。像这样年复一年，旧有的积蓄日渐消耗，新征收的日渐减少，目前维持已觉得吃力。倘若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灾，边疆意外之变，拿什么来供给呢？这些都是不可预知的事情，但却是形势发展必然到达的结果。到那时想从官府取用，仓库里都是空的，无处筹措；想从百姓身上取用，百姓的膏血已经枯竭，难以再支撑。而百姓穷困，形势紧迫，计策穷尽。天下的祸患不可胜数，这是臣等深深忧虑的。天地所生财富只有这么多，设法巧取不能增多，只有注意节约，那么费用自然充足。伏望皇上将有关部门呈进的揭帖放在座位旁边，时常赐览，总计内外用度，一切无益的开支，该省的省之；无功的赏赐，该罢的罢之。务使每年的收入常多于支出，逐渐恢复祖宗的旧制，或许国家用度可以充裕，而民力也借此稍微宽缓。俗语说：“常在有日子的时候想着没日子的情况，不要等到没日子的时侯才想有日子的情况。”这话虽然小，可以用来比喻大事，伏惟圣明留意。

译○裁定宗藩事例议（张居正）

裁定宗藩事例议，高祖国中玄公评：宗藩一事实，□区□中间指□事例未妥者凡九条，皆确然至论也。酌而裁之，永可无弊。

张居正 【大学士】

先前臣等上奏，奉圣旨批准。重修《大明会典》。接连奉到敕谕：“卿等应当督率各官悉心研究，以成就一代统一、恒常的法典，昭示无穷后世。”钦此，钦遵。随即开设馆舍纂修，其间臣等查看各衙门的事例，只有礼部最为繁杂。国家典章，也只有礼制最为重要。于是嘱咐纂修官，先将礼部的事例纂修完毕，送给副总裁官审阅修改，然后呈送臣等删改润色。近来副总裁礼部尚书潘晟等人，将各官所纂修的礼部事例，互相考证订正，呈送稿本到内阁。臣等仔细参详，国家典礼，如仪制、秩祀等项，都是出自祖宗列圣的睿智思考，亲自制定，极其精当。臣等不敢妄加议论。只是调整其年月，删去其重复，分类编录，足以垂范永久。只有宗藩一事，条例最为繁杂，前后事体，参差不齐，似乎都是因时制宜而立法，未能完全符合中道。直到嘉靖四十四年，由礼部上奏回复言官的建议，才定为《宗藩条例》一书，颁布天下。当时礼官，也自认为考察了累朝典制，广泛采纳各宗室的建议，斟酌损益，已经竭尽心力了。然而以臣等愚见看来，衡量事理，尚多有不当之处。推究其本意，只是因为天潢宗支繁衍浩繁，禄粮匮乏，国家财力已经枯竭，宗室冒滥滋多，不得不曲意设防，严加裁抑。但集议之初，下文都详细说明了此意，闲暇时精详推敲，中间彼此矛盾，前后抵触，有的减削太苛刻，有损敦睦；有的议拟不定，无所适从；有的同一件事，时而给予时而剥夺；有的同一命令，刚施行就停止；有的事与理相悖，窒碍难行；有的法与情相乖，轻重失当。徒然让奸猾之人得以滋生弊端，有司无所遵循。略举数端，可知其大概。

如亲王乐工二十七户，是高皇帝所定，载在会典。因为藩王体尊，其宴饮皆可使用音乐，不只是迎接诏敕如此。现在却一概裁革，这是减削太苛，事例不妥之处。又如亲王去世绝嗣，既允许为之继封，以重大宗，又说必须亲弟亲侄，才允许请继。等到查核例行之后，也有不由亲弟侄而继封的。这是议拟不定，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郡王初封，□□削太奇，议拟不定，亲无隆杀，恩恤太薄，恩纪失伦，事同例异，厘革无序，混施无别，立法太严。凡此数条，确实属于不妥。爵秩虽然相同，但有帝孙、王孙的区别，也应当视其亲疏，以为差等。现在房屋等项，一概停给，这是亲无隆杀，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现在文官三品以上，皆给予祭葬。郡王体亚亲藩，乃身后坟价，一概停给，这是恩恤太薄，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郡王去世绝嗣者，不准袭封，而以罪革夺者，反得袭封。将军等未有子者，许选继室，而亲、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许选继。擅婚庶人，俸粮止给五十石，而罪宗庶人，乃得七十余石，又历世不减。这是恩纪失伦，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郡王与亲王同城住居，去世绝嗣者，止以本等官职奉祀，而另城郡王去世绝嗣者，其子又得世授镇国将军。这是事同例异，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一概查革，有一府而至数百位者，于法不可尽革，不革，则又废法。这是厘革无序，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郡王去世绝嗣与以罪革降者，事体原自不同，其册印亦当分别进缴，现在却一概缴夺。这是混施无别，也是事例不妥之处。又如滥妾及花生传生子女，冒请名封，将保勘宗室，通行革夺，长史等官，俱问发边卫充军，及流官寄籍，奏请选婚者革退另选，将被选之人，发边卫充军，遇赦不宥。这是立法太严，也是事例不妥之处。诸如此类，尚不可以悉数。

夫令所以布信，数易则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则玩。见今该部处置宗藩事情，悉用此为准，因时救弊，似亦未为大害。但欲勒成简册，昭示将来，则必考求国体，审察人情，上不亏展亲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济虚之术，使情法允协，裒益适宜，乃足为经常可久之规，垂万世不刊之典。今观其例，议实多未妥。臣等欲因仍记载，则恐事理不顺，有碍施行；欲径从改易，则先皆题奉钦依，今不敢以臆见擅为更定。查万历四年六月内，该礼部题为名封事，奉圣旨：“这宗室滥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许请名请封，乃至令改姓易籍，发为编民，殊非情理之当。见今重修会典，此等条例都着议拟停当改正行。”钦此。合无敕下礼部。

译遵照之前的旨意，将前述条例再次斟酌，并连同历朝现行的事例，凡是涉及宗室藩王的，全部搜集汇总，分类编录。仍会同多位官员，商议妥当，呈请皇上裁决，定为法令，然后交付臣等编纂入《会典》，使得法令统一而可遵守，命令坚定而不动摇，昭示于天下，万世没有弊端。因为这是编纂修撰的事理，臣等不敢擅自决断，谨此上奏请旨。

译○保申议（何洛文）

保申议，此议非常确切。

何洛文【翰林学士】

恭敬地考察，保甲之名始于熙宁、元丰年间，被当时的儒生诋毁，认为是弊政，因而不愿施行。我认为并非如此。法令有适宜于古代而不适宜于今天的，即使是夏商周三代的良法，在今天也会成为弊政。这并非政令本身有弊病，而是与时代相违背。如果适宜于时代，即使是管仲、商鞅所建立的制度，我怎么能废除它呢？况且如果因为惩戒熙宁、元丰年间的做法而废除保甲，那么此前的周朝政令，本来就不值得讨论，而周朝的比闾、五两制度难道也不是邪恶的吗？何况只是沿袭其名，而不完全沿袭其名；沿袭其名，而不完全沿袭其实质。用古代的法度，施行今天的意思，谁能说不可呢？如今海内百姓安居乐业，偶尔有不逞之徒在民间作乱，随即就被消灭，似乎无需忧虑。然而，对于桑土之防，古今都谨慎对待。这话是说保甲的施行有三点好处：存卫兵，兵籍在卫所；兵壮，籍在郡邑；保甲之籍在乡里。互相表里印证，这是万全之道。百姓可以与其共同完成事业，却难以与其共同谋划开始。突然发起端绪，很少有不怕其扰民的人。我认为保甲的施行有三点好处：现在这里有积蓄，是让官员守卫呢，还是招募百姓守卫呢？或者是与其家人合力守卫呢？所以卫兵，是官员守卫的；民壮，是招募百姓守卫的；保甲，是与其家人合力守卫的。现在只规定十家为一甲，甲有甲长；各乡为一保，保有保正。乡大的，或许分为数保；乡小的，都合并为一保。保统领户口，由官府督责，而掌管甲长、保正的任免。如同绳索系着纲纪，如同手臂指挥手指。仍规定家中登记壮丁多少，衣粮多少，应手器械机巧多少。保自行修筑壕沟，甲自行守望。家长教导告诫，隶属于甲长；甲长教导告诫，隶属于保正。寇贼来到，在这一甲，则各户相互救援；在这一保，则各甲相互救援；在各乡，则各保相互救援。并衡量其远近，列出规条，明确赏罚，著为会约。不遵守约定者，保正报告，官府惩罚。官府只是时常以游兵在其间作为掎角之势。这样，则缓急都有救济，寇贼突然难以乘虚而入，这是第一点好处。况且寇贼往往凭借山险、阻隔江河，依仗岩险，作为无赖游民的渊薮。而他们出动时，潜伏在城邑市场，侦察虚实。又突然籍没其乡里的无赖者，作为乡导。这是保甲的第二点好处。现在保甲既已施行，命令各户开具丁男的数量，以及其衣食的职业，出入远近的期限，悬挂于门上。即使有游惰之人，作奸犯科，也显然可以籍没，这是第二点好处。又商肆、旅邸，朝夕互相察访。稍涉可疑，共同审问查究。否则连坐。即使有奸细，也无地可容，踪迹得以获知，这是第三点好处。所以保甲之法，可行得很明白。天下无事，则相互隶属，众人诵读法令，劝善规过，申说高皇帝的谕词，大致如同周朝党正的遗意，以成就风俗礼仪，而消弭诉讼之事。即使军令寄托于内政，师徒出于比闾，这与征调召募的纷纭相比，相差甚远了。只是其弊病在于，官府不举其实，保正从中剥削百姓。久而久之，法度废弛而初衷丧失。乃至将编入保甲的丁口作为徭役，将保甲的费用作为赋税。又或许调派其他差役，假借其他需求。乡豪自行设置，渔猎下户。大概保甲对百姓无益，反而滋生弊病，这是官府不善用法之过。如果韩魏公刺陕西，起初也说听任百姓自便，不再有其他用途。其后却借此配边。我曾感叹韩公没有能够持守其后。然而也是无可奈何了。百姓虽然极其涣散，本意是想为闾阎赤子做无穷之计。认为应当悬挂文书于公门，务必施行。明示其籍，在各保而不在官府。官府只以法度治理，而不参与其事。至于各郡事宜，也听任百姓自陈其便，而度可者，疏行之。慎重保正的举荐，加重因循之罚，或许可以。然而如果不是良善的官府，也不能承担其责。这是使韩公之弊复起于今，而法与熙宁无异。所以法一而已，周公以王，管子以伯，熙丰以弊，这是什么缘故呢？当事者可以深思长想了。

○保甲议（许国）

保甲议论，若是通达世务者。

许国【大学士】

保甲之法好吗？说：好。然而熙宁、元丰年间用它来残害百姓，为什么呢？说：这不是法度的过错，而是使用法度的过错。保甲之名，自熙宁、元丰年间开始。然而其法度不始于熙宁、元丰。周朝有比闾、五两；齐国有轨、里、连、乡；秦国有收司、连坐。周朝还是这个法度，然而主要在于和睦其民，因而设立比胥。所以民生和同，历叙齐秦都实行保甲之法，周朝得以永宁。齐朝还是这个法度，然而主要在于寄托军令，以期望方于天下。要使民守相固，战相强。所以其民比志而齐以霸。秦朝还是这个法度，然而主要在于使民告奸。其民比居而有相仇之心，所以虽然盗贼寝息，最终却贻留秦亡。由此谈论，法度看使用它如何罢了。法度有什么过错呢？王安石开始使用保甲时，本来说，使民自相保而弥盗。百姓未称厉。已经勒令肆习武事，而百姓困苦的，十分之二三了。王安石说，寓兵于农，古也。那么古代未曾命令百姓输送兵费。宋朝既然已经赋税百姓财物招募士兵了，又命令自为兵，这是再次役使。那么不要说保甲之利有三论。

译那些士兵的骚扰，以及起初确实存在不可行的情况。虽然如此，难道不是他们督促保甲在官府习武吗？如果是这样，就可以；如果不是推行保甲，就不可以。保甲是抑制盗贼的重要策略，其方法沿用至今，而利益还可以屈指可数。联合几户为一甲，联合几甲为一保。一户有警报，众人起来互相救援。有的抵御贼寇的冲击，有的拦截贼寇的归路，盗贼将无处安身，这是第一个利益。依次掌管名册，互相监视察觉。出门必查问其所往，即使有投石杀人、埋尸灭迹之徒，也不能萌发祸端，这是第二个利益。有借宿在家的人，登记在其户下，众人连坐，必定仔细审问，奸邪之人无处藏匿，这是第三个利益。宋朝的祸害，从登记民户为兵开始。现在固然未曾登记民户为兵，而三种利益依然存在。怎么能说这方法不可行呢？然而现在推行的情况，这话说保甲的祸害，也有如今利益与宋朝相同，而祸害与宋朝不同的地方。官吏推行时，往来于村落，务必明白地表达意图，让百姓舍弃农事来互相送迎，甚至把编组保甲当作徭役，征收丁赋来充作需用。县尉以下的官吏，借稽核之名作为谋利的漏洞。官府剥削保，保剥削甲，甲剥削户，一旦不满足欲望，就诬陷其他罪名。百姓不害怕盗贼而害怕官吏。所谓保长、甲正这些人，又多豪强狡诈，因此而在乡间专横跋扈，甚至自己成为盗贼的渊薮，大家害怕被伤害，不敢质问。乡村茅屋有时隔着山岭，守望互相不及，却一概连坐，让百姓认为保甲对百姓没有益处，反而增加祸害，这也是不善用法的过错。宋朝的祸害，变化在法度之外；如今的祸害，缘起于法度之内，过错在于官吏。句法非常老练。官吏如果真能下令，命令保甲说：“你们专门负责互相守望，一切公家役使都不涉及你们。平时我不查问你们，你们务必自己治理。如果盗贼发生，我用法律制裁其后患。保长、甲正不是合适的人选，众人推举长者告诉我，我为你们更换。居住偏远不能互相守望的，告诉我，我为你们选择便利近便的重新编附。”坚持这样的命令，必定守信必定果断，如果说百姓不称便，那也是不善议论法度了。像王阳明所说的：“借此来修明它，纠正其偏颇并补救其弊端，那么赋役可以均平；借此来修明它，警戒其薄恶并劝勉其厚道，那么风俗可以淳朴；借此来修明它，用义理引导并用礼仪训导，那么礼乐可以兴盛。”这取决于其人，不是我所能一一列举的。

译○审查举荐弹劾的议论（王锡爵）

审查举荐弹劾的议论，吕相国吕豫所公正评价举荐虞舜，齐威王考察古事，遏制不当言论，重视巡抚按察使的举荐弹劾，显示出驾驭官吏的大才。沈太史沈门公评价这篇文章，不仅文势雄健，而且议论也恰当。掌管举荐弹劾大权的人，应当把它放在座位旁诵读。

王锡爵 【柱国大学士】

我曾经读史书，而赞叹齐威王掌握了驾驭臣下的方法。齐威王委任政事以来，国家治理不善。当时，即墨大夫最为贤能，而齐威王身边的人却天天诋毁他。齐威王派人去视察，发现田野开垦，百姓富足，官府没有积压的事务，东方得以安宁。认为他是贤能的，就召来对他说：“你不依靠我身边的人来谋求赞誉。”于是封赏他万户。阿地大夫最不贤能，而身边的人却天天赞誉他。齐威王派人去视察，发现田野没有开垦，百姓贫困困苦，赵国攻打鄄地不去救援，卫国夺取薛陵却不知晓。认为他不贤能，就召来对他说：“你大概是用厚礼贿赂我身边的人来谋求赞誉吧。”于是把他烹杀，赞誉他的人一并烹杀。赞誉阿地大夫的，就是诋毁即墨大夫的人。于是群臣震惊恐惧，没有人敢修饰欺诈，都尽力保持诚实。齐国大治。即墨大夫贤能，封赏贤能；阿地大夫不贤能，烹杀不贤能，这就够了。而私下诋毁、私下赞誉的人必定被诛杀，难道不是因为谗言嫉妒的人就是败坏政治的根源，结党营私的人就是借用的手段吗？驩兜被放逐到崇山，他的罪行无法考证，只听说他曾经举荐共工罢了。而舜也自称厌恶谗言和灭绝善行的行为。由此说来，齐威王之所以振作精神，以警示臣工，大概就是舜的方法吧。现在，仓公用药，想要让它祛除邪气而保全正气，就必定先要制约它的药性，炮制、炙烤、浸泡，无不周到。如果不加以制约而任凭它的本性发挥作用，那么就会横冲直撞、腐烂放纵，邪气更加嚣张，正气更加耗损，怎么能不突然死亡呢？君主用人怎么与此不同呢？天下司、府、州、县官吏的贤能与否，由巡抚、按察使举荐弹劾，洞察人情，洞见肝胆，真可以说是笔端有舌，全在巡抚、按察使。我曾经听说邸报上的情况了。那些被举荐的，必定是方面大官，不然，必定是进士、州县官，不然，必定是那些圆滑世故、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不是这样的，千百中只有一个。那些被弹劾的，必定是州县小官，不然，必定是举人、方面官，不然，必定是那些刚强倨傲、不善于阿谀奉承的人，不是这样的，千百中没有一个。因此，东方明亮了，卑贱的人在门屏前等候，斥责车盖，排斥仪仗，锦绣排列如雁行，躲避身影，像天鹅一样站立，临近厕所，弯腰曲背，唯唯诺诺，口吃结巴，好像有东西要吞下，大官没有不是这样的，何况小官呢？为什么呢？祈求举荐而避免弹劾。使车到了，喘息流汗地在路上迎接，抱着机杼看饮食，望见尘土就下拜，进献的菜品极尽水陆珍馐，供帐比拟王者，凡是用来悦耳目、娱心意的，细微之处都具备，那么进士没有不是这样的。自从东方明亮到这里，祈求举荐避免弹劾，两位贵人形容卑贱谄媚的姿态十分切当，使无耻的人听了，灵魂都消散，何况举人以下的人呢？为什么呢？祈求举荐而避免弹劾。大官、进士熏灼未止，我的举荐，常在，而又用谄媚来催促；小官、举人、贡生，止泊有所，我的弹劾，常在，而又用谄媚来邀求。因此玉石混淆，邪正混杂，公道阻塞，人心侥幸，这是国家政治的大害，时俗的深痛。天下如此之大，贤人君子如此之多，我怎么敢妄加诋毁呢？人们说，听取言论的方法，必定要根据事情来观察，那么说话的人就不敢妄言。我曾经考察过事情了，蒿藋成林，粮仓告急，田野没有看到开垦，糟糠吃不饱，短褐穿不完，百姓没有看到富足，官吏懈怠而不勤勉，吏员奸诈而等待贿赂，没有看到不滞留的，贫困困苦，失去官职，乡里呻吟，百姓没有看到安宁，天下是一家，本来没有敌国，国家互相侵犯的寇贼，然而郊外，这话不修治国政而冒然举荐的人，门外盗贼天天屠杀乡聚，老幼被捆绑，罪人因此流泪，掌管军队的人不曾派遣一卒去扰乱他们，缓急之时难道可以这样吗？都往往被举荐了。这就是我妄加议论的原因。美丑因强弱而定，那么刚强的人吐露而软弱的人吞咽；善恶视苦甘而定，那么佞人登用而直人远离；射狠载道，牂豕为辜，狸鼠同游，狐兔变态，如果遇到齐威王，必定没事了。而且药没有不制约而可以使用的。我希望揽权收柄，这些话真是国家的远虑，陛下拥有虞舜的权柄，收取齐威王的权柄，审查举荐弹劾的机构，加重巡按的责任，如所说的派人视察阿地、即墨的行为，然后执行刑罚，那么公道昭明，谁不怀畏？而又操持纲纪，专门治理刺举的官吏，那么制约御史就是制约天下郡县。使天下至广，君主怎么能全部知道？所以寄耳目于左右，眼睛瞎了黑白不分，耳朵聋了淫雅相混，那么必定是天子自己去做才可以吗？人们不忠太严重了！天子本来没有自己做的道理，而左右又不可尽信，那么齐威王的方法可以因为它不同于舜而废弃吗？结尾仍然使用齐威王、虞舜的文法，有照应。

○恢复河套的议论（王锡爵）

恢复河套的议论

王锡爵 【文华殿大学士】

一篇的关键尽在这几句话：大概听说智者必定等待时机而举事，君子不违背形势以图功。因此，理有所当尽而机有所宜审，志有所必奋而谋有所不可略，这些如果不具备，难以与虑终了。河套本来是中国故土，以黄河为界，固然是上天用来限制华夷的，哪里应该抛弃而不守，借寇赍盗？然而衡量当今的时势，则有当复之理而无可乘之机，多必奋之志而鲜万全之算，因此不能不为图事者深长考虑。

译河套地区，自周秦以来，就作为国家的郡县。汉代设置朔方郡，唐代修筑受降城，凭借险要地势遏制胡人，过去的遗迹都还在。我们太祖凭借神武平定天下，成祖亲自率领六军三次深入虏庭。那些虏人既已残破，我们也无暇顾及，放弃黄河而驻守东胜，这计策是偏颇的。后来又撤去东胜以就延绥，河套之地于是沦陷于犬羊之族了。然而，在正统、弘治年间，当时不能夺取，如今日益没有希望了。在这期间，虽然我们未加守卫，他们也未夺取。看不到可欲之物，他们的心就不会动；不剥夺他们所依赖的东西，他们的进攻就不会猛烈。夺取它是可以的。竟然因循守旧，划定地域自我防守，丢弃天然设置的险要，失去肥沃田野的利益，这是边疆大臣应当卧薪尝胆的，也是有志之士扼腕叹息、卷起袖子奋起的原因。前任巡抚余肃敏公，在榆林设置镇守，想必也有志于此举，而河套最终未能收复，镇守则空设，开垦没有听说，转运供给难以持续，孤悬独立，沙碛成为废墟，对外不足以作为藩篱，对内没有资源资助，赋役不拥有其利，反而增加了劳苦，难道是豪杰贤人固守于远谋，还是当时或许有掣肘而未能实现其志向呢？然而弘治以前，我军还每年常进入河套捣毁其巢穴，此后我们的谋划日益疏漏，任凭虏人出入，涉水踏冰，挥鞭靠近边塞，毫无顾忌。如今他们盘踞其中，繁殖畜牧，满足生活养育，譬如安家，成就基业久了。又如今昔不同，强弱形势不同，事体利害的缓急，人情好恶的向背，万有不齐，不可以不虑。想要一举收复它，难道不难吗？这四句正应上文以启下文的空缺处。所以说有应当收复的道理，而没有可乘的时机；多有奋发的志向，而少有万全的计策。请极而言之，以冒犯天听。敌人有盛衰，我有强弱，以强值弱，仅足相当；以弱值强，是为无策。汉武帝雄断天启，卫青、霍去病是不世出的奇才，深入沙漠四处出击，不能使单于屈膝；成帝、哀帝短命，内乱将生，而呼韩邪单于稽颡，愿保北藩。这是什么原因呢？汉武帝正值其盛强，而成帝、哀帝际遇其衰弱。马步矢刃，各有所宜，主客劳逸，徒步异状。韩信背水置阵，死地以生；魏武帝舍弃鞍马，与吴越争于舟楫之间，乌林削迹。这是什么原因呢？韩信以死地为主而得其逸，魏武帝舍弃中国之长而困于所短。人情莫不爱其亲，然而负米以致其养，与遇变而捍其患，缓急自有不同；人情莫不爱其身，然而一劳以永其逸，与暂息以休其体，向背亦空缺。以盛功强弱之形论，见河套之谁复为殊等。我们国家拯救天下于胡元，天威所及，雷击风扫，遗虏游魂，仅存喘息。年来收养残秽，加之虏戎生口，日滋月息，即今小王子、吉囊、俺答诸部落，可三四十万，亲昔之奔命穷荒，不见马矢者，盛邪衰邪？强邪弱邪？而我们承平日久，军政多偷，三五年来，虽赖廊庙注意，边防渐次振举，而其竭筹虑，耗财用，其功业也非一矣。视二祖之时，其强弱盈缩又何如邪？河久沦虏，中间谍罕至，虏人屋居畜牧其内，山川之险易，途路之纾直，水草之有无，我不可必知也。提军深入其境，能无虞乎？夫塞以内，我中国地也，将领讲求其形势，卒伍谙记其要害，尚不能悉，而况塞以外乎？今我劳而往，彼逸而待，我马出塞，三日而疲，彼骑遍野，一呼而集，得有小利，归途尚难，倘失乡导，全军何赖？数万之众，缓行持重，则虏备益严，疾行趋利，则辎重在后，且克日有定期，裹粮有定数，虏迁徙靡常，则战无定地，远近不测，则战无定期，时势之空缺一至干此，当事者能不空缺之空缺？并一战之后，虏或保聚，或佯为逃遁，笳角时闻，壁垒相待，已离复合，终不渡河，而我军于此战邪？退邪？两相守邪？数万之众出塞，亦必有数万之众援之否邪？有骁将以通粮道否邪？保无抄掠不至匮乏否邪？是皆至难而不可任者也。夫驰击者，虏之所长也；守险者，我之所便也；弓矢利于驰击，而火器利于守险者也。此以得失之形论，见其难复合火器守险而与之驰射突击于黄沙白草之间，得邪？失邪？今塞下兵，即塞下人也，坟墓庐舍，先人之所营，妻孥眷属，骨肉之所居，禾黍桑业，产之所具，牛马牲畜，身养之所供，迫于兵刃，怵于生死，尚每每退怯，以烦上人之督责，今驱之于无人迹之地，限之以可立尽之食，要之以难必成之功，苦之以不即罢之役，恐之以将徙之祸，而欲得人之死力，可乎？议者欲整六万之众，为三岁期，春夏马瘦，为虏弱，而我利于征；秋冬马肥，为虏强，而我利于守。春搜于套，秋守于边，三年三举，虏必难支，待其远遁，拒河为守，是固一说矣。然矢时物性，不甚相远也，秋冬虏马肥矣，而我马不亦肥乎？乃止利于守邪？春夏虏马瘦矣，而我马不亦瘦乎？乃

译难道只利于出征吗？春夏时节，马匹瘦弱，敌虏势弱，不能入侵，但他们坐等我们行动，确实是害怕我们扰击他们。秋冬时节，马匹肥壮，敌虏势强，能够入侵，那么多作长远考虑，退守顽抗，这才是老成持重的上策。然而时势如此，也无可奈何，令人叹息！方才设谋，确实是害怕他们报复我们。六万大军，不是用来袭击敌人的；千里路途，不是用来让自己安逸的。转眼之间，情态各异，一年做一次，等待三次出击，就能成功吗？兵家胜败本来难以预料，一旦失利，士兵伤亡，马匹损耗，议论蜂起，那么就此作罢吗？还是竭尽天下之力，排除天下议论，等待成功呢？三年三次出击，都能得逞，敌虏败退而坚守，我们退去他们又来，始终不渡河，修筑工事难以进行，那么何时才能停止呢？大概议论的人看到近来捣毁敌巢，常获首功；昔年在大同五堡筑城，敌虏也不深入，认为河套之地容易收复。然而收复河套与这两者，实在不同。捣毁敌巢是因为靠近边塞，乘其不备，胜利则迅速返回，失败也能支撑撤退，举足向南，便是家门壕堑、城堡作为援护，可以依赖。收复河套则是深入敌境，后援不继，胜利固然艰难，失败则担忧陷入绝境，事势不同。必胜的军队，有限的士卒，这是李陵失败的原因。如今我们的将士，能做到李陵做不到的吗？沿城各边，确实靠近我国土地，又沿边之地，敌虏原本不认为有利，所以虽然筑城修墙，少有侵取，敌虏也不在意。河套之地则自从火筛入侵以来，据为己家，四季之间，不离住牧。夺取河套如同夺虎穴，事虽不同，难则相同。一旦想要夺取占有，他们肯安然不争吗？事体不同。所以说，杀虎容易，夺虎子难；夺虎子容易，夺虎穴而居难。如今未能杀虎，而其子砍处其穴，能得吗？夫先据比山，将勇者胜，这是赵奢成功的原因。如今我们的将士，能做到赵奢所做到的吗？如果说，等待敌虏出套，拒守黄河，先将渡口及可以履冰的道路，急忙筑墙，依次将边堡移置到沿河，如昔年王晋溪、近年张南川及总兵官周尚文所论，似乎可以，敌虏中事一一如指诸掌。而不知今日各酋长各有分地，河套之地为吉囊四子所居，控弦者当不下十余万，岂有空套以出之理？沿河计二千余里，筑墙为限，岂时日可完？移置边堡，非百数十不相联络，边堡置兵，非千人不可，而游徼瞭望踃守者，不得三十万众不止。诚恐布置未定而争穴之虎至矣。况且我边去河，动辄千里，一年之食，为数此言转输之艰，亿万沿边出，仅足自供，益以此数，必仰内地，由内地而十之，边远者二千里，近亦不下千余里，乃又自边而输之于河，即粮道可通，飞挽实难，此尤所当摅虑而殚思者也。然而河套中之地，其终不可复乎？曰：事变之来至无常也，要之君子不可有徼幸之心。夫秦之所虑者胡，而终秦无北边之警；汉之所备者胡，而中叶有款塞之顺。事变之来，孰能逆覩？我皇上以圣德建极，元老以上知作辅，天心助顺，将来虏之盛衰强弱，虏能保邪？自相攻击如匈奴之南北，荐遭疾疫如先零之殄灭，岂无期邪？彼此示人定胜大之意，有其隙，我乘其弊，套地之复，此其时乎？谨我塞障，饬我戎兵，和我行伍，固我元气，以俟其隙，计之得也。故曰：知彼知已，百胜之道也。夫不察虏势之强弱，不审事情之难易，不揆我力之有余不足，使塞下之民迫于备边者喘息不获，定沿边之卒伤于锋刃者疮痍不起，而复攒挑强寇以事非常，则臣所不觧者也。谨议。

译关于收复河套的议论

拟定新建文成侯谥号的议状（范谦）

拟定新建文成侯谥号的议状，马相国干庵公评述阳明先生的德行声望与功勋业绩，历历在目，如同指掌。倘若先生有知，在九泉之下应当九次叩首以谢恩。至于那如圭璋般高洁的文辞、如锦绣般华丽的藻饰，又是近代词臣中的冠冕。

范谦 【翰林检讨】

谨按：已故南京兵部尚书、封新建伯的王公守仁，自幼禀赋奇资，潜心于宏大事业，长大后敦厚正学，刻意效法前代贤修，坚定地以圣贤为师，刚毅地以豪杰自待。学问经历三次变化而达到大道，意志历经百次挫折而不回头。起初恰逢明世宗即位，他从比部起家，接着遭遇明武宗时期，升任兵部官员。他随分效忠，感时陈疏，触犯逆鳞，于是遭遇盛怒，穷尽奸佞，大概触犯了危机，流窜到魑魅之乡，化妖异为德行，跋涉于烟岚之地，身处险境却如履平地，逐渐返回康庄大道。后来居官旧次，周旋于郎署，多次历任地方长官。他以理学滋润身心，践行道义坦荡；以儒术治理世务，施政优游。蕴藉着美好的谋略，综合经纬人伦纲纪。于是学者仰视他如北斗，百姓盼望他如东山。当时蛮洞频繁用兵，内地煽动祸乱，于是推举他前往，颁布鲜明的法度。他到达后，宣扬声教，播撒皇灵，怀柔来归，武威文德相附。因此，一举而漳浦平定，再举而横水歼灭，三举而桶冈剿除，四举而浰头斩首魁首。反叛者被反绑，胁从者角崩瓦解，于是那些负隅顽抗的巢穴，全部变为井邑之地。天威震响于岩谷，阳德覆盖于幽阴。礼乐诗书，五更鼓角声悲，杜子美三峡星河影动摇，俨然中军之却縠；于戈俎豆，超越征虏之祭遵。人们正庆幸外部安宁，他独自勤于内顾。义旗于是举起，节钺再次指挥，探入虎穴之中，缚住江上长鲸，于是使皇帝在九重深宫坐俘汉濞，孤城围解睢阳。然而他将胜算归于庙堂谋略，将首功分给幕府，不矜不伐，若虚若无，处之淡泊，无人能离间。再次安抚江表，随即赞理南枢，刚申乌鸟之情，就忤逆貂铛之贵。赤舄正勤于逊避，白麻仍笃于登庸。恰逢遭遇外艰，竟终哀制。适逢肃皇帝初登大宝，日夜思念旧贤，虽然当宁之召甚殷，但阙廷之阶竟受阻。他方才息机于越水，谈道于吴山，似乎将终老于此，不是过誉。不久因思田遗孽久逸网罗，于是从岩壑起用重臣，再次授予节钺。北至其强，开府于梧州，不震不惊，不游不纾，察上流之得失，计抚剿之后先，宣德德布，威垂櫜甲。旬日之间，二酋自缚于帐下；三月之内，八寨尽毙于窟中。于是统一以王法更置其长官，以土俗抚循其百姓。于是犷悍顽徭悉归顺治，颠连赤子更荷生成。功业伟大无前，利益贻留善后，这是功臣谋士所以负戟而长叹的原因。正将陈情于阙下，归骨于江边，岂知马援功成空标铜柱，班超老去难望玉关，于是星陨大庾，风号南埜，士民共悼，邦国咸哀。如今事属盖棺，适遭投抒，致使功高不赏，名重见疑，常典所宜，议而未决，识者伤之。现在皇上恤录遗忠，推恩宿草，于是下礼官议所以易其名，以示优异。臣认为谥法有曰：道德博闻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公倡绝学于人，只此数言可作阳明先生实录。心久溺之余，道不诡于洙泗；收强虏于鬼方，负固之域；化己格于有苗。至于伐叛捄民，体国经制，民到于今安之。揆之谥法，不啻相当。昔留侯佐汉，实兼二美；我诚意辅明，亦具兹义。至论兴起来觉，提挈道宗，则公尤伟也。虽翊运之佐命，其遇不同；然定难之与廓基，其功则一。况且逆藩之羽翼既成，而事发于仓卒，非从容帷幄之时；若洞蛮之唇齿相依，而谋断于一人，非群策毕举之日。以今天下视之，似为一方之难；以彼一时言之，实为腹心之忧。因时论功，循名责实，宜申明带砺，更美声称。合而议之，请谥曰文成。谨议。

新建文成侯谥议（利瓦伊祯】

新建文成侯谥议

利瓦伊祯 【国史编修】

伏以：已故南京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史、封新建伯的王公守仁，天性接近圣人，学问不待兴起。自其少时，即已潜心大业，励志前修。曾经泛滥于翰墨词章，驰鹜于韬钤技射，浸淫于佛老神仙，历经英风澟澟，尤有生色。多方始窥真境。当武庙初登大宝，奄瑾窃弄威权，他抗疏九关，投荒万里，动心忍性，戚怨不形。演绎六经，渊源一贯。岂惟缙绅士类景仰高名，抑且魍魉群夷倾从雅教。已而开府虔镇，益殚叙文成勋业，赫赫如昨。张施壮猷，天威问云流。初克漳浦桶冈，继歼浰头横水。军旅不忘问学，俎豆已具折冲。会宁庶人，畜淮南之阴谋，踵吴楚之官。非守土士仅千人，而能勘此大难，不世功也。覆辄民穷盗起，既间隙之可乘，近构远交，复网罗之肆布。守仁官非守土，士仅千人，而能以忠诚任国家之难，以节义激将卒之心。一举而南昌底定，再举而祸本全消。宗社无虞，臣民胥戴。方逊硕肤之舄，仍来满箧之书。处之晏然，略无愠色。嗣以忧去，屏迹山中，涵养益精，朋徒渐广。所以启诱群蒙，阐明注训，勤恳笃志，不间终始。先帝初载，始典留曹。思田之役，再借旌麾。挞苏王，破八

译于是将险峻的山岩洞穴变为城镇村落的聚居地，使原本未开化的獞、徭等少数民族地区转变为穿戴冠带、接受教化的文明国度。这样的功业宏大而奇特，近世之人难以目睹。既然德行如此高尚，功绩又如此显著，理应给予美好的谥号以推崇和激励。谨查《谥法》规定：道德广博、见闻渊博称为“文”；安定百姓、建立政事称为“成”。自大明王朝开创基业以来，历经百数十年，政令文明，卓越于往昔，然而圣贤心法的传承却郁郁不得畅达。虽然河东王阳明（王畿）的良知学说由先生兴起，前后呼应，但一倡而寡和，最终中途沦丧。唯有王守仁独自倡导致良知的学说，直指人的本性灵明，开辟出通往圣贤的坦途，使后学有所依归，先贤的绪论得以延续而不坠地，这与“道德广博、见闻渊博”的谥法相合。观察他在仓促遭遇变故时，不动声色，在短短几个月内，政绩便已显著。起初被贬谪到遥远的边陲，最终身处危难的诽谤之中，却依然步履安详舒缓，弦歌不辍，这正是“道德广博、见闻渊博”的明显验证。宁王朱宸濠发动叛乱，国家安危系于呼吸之间，祸乱蔓延，流毒已近百年。王守仁本是儒生，却亲自披挂铠甲，一举铲除僭越叛逆，两次平定凶顽之敌。皇权颠危，随即得以匡正恢复。六省的百姓得以安定，这与“安定百姓、建立政事”的谥法相合。其功绩尚且超过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晋公平定淮蔡之乱，兼有他们的美德，这正是“安定百姓、建立政事”的最大体现。昔日留侯张良辅佐炎汉，青田伯刘基辅佐高皇帝，都遇到了不世出的君主，处于否极泰来的时机，建树功业，因时势而变得容易。探究他们的学识底蕴，未必完全符合圣贤的宗旨，但他们去世后，都谥为“文成”。王守仁所处的时势比他们二人更为容易，然而他平定叛乱、安定国家的功绩与之相当，至于在身心性情方面的蕴藉，以及继往开来的学问，恐怕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我上考《礼经》，下参法令，衡量舆论，考察其平素品行，谥为“文成”，确实不是虚美。谨此议定。

译○闽广善后事宜议（沈一贯）

闽广善后事宜议，呈请相国瑶泉公评阅条陈六项便利，仆认为可行，实为闽广善后之策。

沈一贯 【翰林学士兼少宗伯】

臣见闽广海寇，近日已被歼灭，俘获首恶献俘，举行饮至仪式并嘉奖赏赐，使海边偏远之地，知晓天威远及，明白犯法必诛，没有遗漏，这是非常盛大的举措。然而大军之后，官府困于招募，民力疲于征敛，居住者有转运物资之苦，服役者有创伤之痛，饥者未得喂养，病者方才起身。当此之时，若不思考妥善处置以善后，恐怕百姓不安居，变乱将再次发生。古人说平定吴国之后，才烦劳圣上忧虑，这好像是说今日的话。所以臣敢议论可行的事宜以进献。

臣听说漳、泉、惠、潮之间，背靠山峦，面临大海，独占肥沃富饶之利，其民喜好争斗，时而聚集时而离散。官府逼迫他们，他们不藏在溪谷悬崖竹林之中，就泛舟入海，随风停泊，时常出来抄掠，成为各郡的祸患。这不仅是习性如此，也是官吏安抚不得当的效果。人没有不好生恶死的，顾念亲戚而重视离散死亡，然而犯法不顾忌，是因为这边无法生存，而那边可以侥幸逃脱。又如在当地做官的人，大多是被贬谪或寄居外地之人。用这样的人事奉上级，他们只希望得到贿赂，谁肯为百姓做长远的打算呢？二者相合，酿成祸端，上下忧虑，以至于有今日。然而臣的愚见，认为兵不可玩弄，威不可轻慢。方今海寇荡平，那些依山凭险的人，虽然怀着凶恶之心，必定士气沮丧。乘此时安抚他们，使他们销毁兵器，整治农具；否则就出兵剿灭，他们必定畏惧我们的威势而感怀我们的恩惠，这功效胜过百万大军，这是第一项便利，师出远矣，这是韩信安抚燕国的策略。便利一。

安抚之后，选拔温良长厚的人治理，退斥刻薄之吏，开辟生息之路，节制赋敛之用，坚定乐生之愿，这是第二项便利，使百姓重视亲戚而畏惧死亡。便利二。

又事情到来则恐惧，事情平息则懈怠，这是人之常情。如今能告诫闽广诸臣，在提兵驻守之处，整顿军备，时常简练以备不测，虽然边境安宁烽火熄灭，考核足以资任满，不得频繁更换，特别增加他们的俸禄以褒奖他们，使百姓安心，这是第三项便利，安于其土，熟悉其俗。便利三。

古代乡有乡长，闾有闾师，党有党正，所以什伍相互维系，民用和睦。如今仿照此法设立保甲，纠察其职业，稽查其户口，这是第四项便利，即使想作乱也不能了。便利四。

君子想要立功名以效忠上级，甚于上级求取下级。然而做事未见成功，就被众议阻挠，被浮言迷惑，那么谁肯以身殉死呢？昔日龚遂治理渤海，也说希望陛下稍宽文法。如今想要闽广久安无事，不如听任将吏以便宜行事，不效，然后治其罪，不要从此中阻碍，这是第五项便利。便利五。

齐桓公不违背曹沫的盟约，晋文公不追逐伐原的利益，不仅显示信用，也是以劝诱来者。如今闽广海寇杀死其同党来投降，不仅希望活命，也是以一人尝试我们。如果使悬赏招降，又罗织其罪而杀之，那么其他负隅顽抗的人会说朝廷不可信如此。这就是禁止他们归顺而教他们背叛，此后就没有投降者了。元朝至正年间，张瑄、朱清，寇掠海上，后来投降而被任用，子孙依赖其用。哪里知道今日没有这类人呢？这是第六项便利。便利六。

后人看今天，犹如今天看过去。只因循以养祸，所以至此。如今幸好决其痈疽，不大力安抚，何以善后呢？传曰圣人防患于未然，书曰事事乃其有备，有备无患。如今闽广刚安宁，所以希望陛下抚绥，其时机正在于此。

臣见陛下赏赐将士，已经授官并任子，恐怕有懈怠成功的祸患，荒废善后之策。所以陈述此议。谨议。

○闽广善后事宜议（张一桂）

闽广善后事宜议

张一桂 【国学少司成】

臣听说善于谋国者，贵在谋划未然，而不贵在应对突然之计。只有起初人情大抵如此，没有预备，遇到事变来临，就惊愕相顾，而叹其来不及。等到事变一平，就怡然安处，自以为如泰山盘石般稳固，而不思考所以善后。这是怀抱忧时之诚者，扼腕而长叹。

恭惟皇上，秉受天命，统治天下，四海之内，无不稽首，进贡珍宝，辗转翻译，纳贽致敬。只有这闽广，实在处于边疆，依山滨海，四面险阻，时常有一二桀骜不逞者，在其中行称作乱，星驰飙发，大肆屠杀。而闽之漳泉，广之潮惠，遭受毒害尤其惨烈。幸赖我皇上威灵，穷尽数省兵力，而后攻克。肤功告成，元恶授首，也既纾解庙堂于南顾之忧，安置闽广于安枕之地。如果习惯于目前之安，而善后无策，臣恐怕余党遗孽，又将如前日般相煽，东南之忧，将未止息。

谨质之土俗，稽之见闻，列为数事，用备采择。先儒说欲求良民，先求良吏，言转移之机在上不在下。昔日龚遂任渤海，而盗贼解散；张敞为京兆，而枹鼓不惊。只看上级之人如何罢了。往日闽广之区，谈论者率指以为远方，而宦游此途者，非出于杂

译那么，官员的贬谪，是因为老迈罢免者因昏聩无能而废弛政务，贪婪者因贪赃枉法而徇私舞弊。即使刑罚严酷、赋税沉重，百姓也无法承受无尽的索取，被驱赶至此，这正说明守令的选拔不可不慎重，沦为盗贼，往往由此而起。如果当今的官吏都能得到合适的人选，那么官吏称职、百姓安宁，盗贼也就没有产生的根源了。所以，守令的选拔不可不慎重。《易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守卫国家。”这是说地利应当巩固。从前张仁愿修筑三受降城，胡人不敢南下放牧；刘江设立沿海各卫所，海上百年没有警报。考察往事，可以证明这一点。盗贼在闽广出没，难道没有险要之地可以占据吗？现在应当全面考察地形，详细商议对策，大的地方设立州治，次等的地方设立县治，再次等的地方设立巡检司来镇守。这样，无事时可以暗中消除奸人的念头，有事时可以坐守扼制盗贼的咽喉。巩固国家、安定百姓，没有比这更优先的计策了。所以，险要的防守不可不重视。俗话说：“用斗笠牧羊，用木桩系虎。”这是说保甲之法不可不严格，意指制约要有器具。先臣王守仁平定浰头、桶冈等地的寇乱，于是创立十牌法，地方因此安宁。如果在闽广地区，确实能在盗贼平定之后，仿照他的遗意，创立定制，使百姓平时互相监督检举，发生变故时互相守望相助，奸人无处容身，善良百姓安宁，可以预先遏制祸乱的萌芽。所以，保甲之法不可不严格。《诗经》说：“吃我的桑葚，怀念我的好音。”这是比喻教化的迅速。从前陈宴在颖川施恩惠，盗贼自行归顺；阳城在道州安抚百姓，民众以不善为耻。自古以来就是这样。现在那些甘心做盗贼的人，难道没有迫不得已、内心痛苦的情况吗？如果能让居上位者减轻赋役，免除拖欠的债务，体恤他们的疾苦，他们还会冒着不可饶恕的罪责，拿自己宝贵的生命去冒险，拿自己深爱的妻子儿女去托付给不知生死的盗贼吗？必定不会这样。所以，安抚之道不可不周全。《尚书》说：“驾驭他们如果得法，那么狡诈之人都会成为使者。”这是说驾驭边远地区之难。先臣韩雍平定大藤峡的叛乱，奏请任用土官为知州，疆域安宁，至今依赖于此。闽广的版图，那些列入郡县的地区，自不必说。从此以外，难道没有重岩叠嶂、草木遮蔽的地区，无法用常规方法治理；言语不通、倔强愚钝的人，无法用教化说服吗？现在应当顺应他们的旧俗，选择勇猛矫健、众人敬畏信服的人，授予职权，让他们统制当地，对内巩固边防，对外抵御侵扰，这也是怀柔远方的一种策略。所以，驾驭之术不可不讲求。虽然如此，这只是一时善后的大略罢了。我又听说，周成王时太和之气洋溢，越裳氏前来进献；汉文帝恭敬修养玄默之道，南越王赵佗称臣。现在闽广之地，本来就是百越的旧地。以古推今，道理没有两样。恳请皇上高瞻远瞩，深思古道，以内在德行的修养为镜，使外部自然安宁，这是探求根本的说法。采纳内在修养的胜算，凡是关乎自我治理的政策，都振作举荐而不遗漏，那么威德暗中信服，远方之人效法顺从，闽广将留下万年的安宁，而周汉的功绩就显得不足称道了。好比善于养生的人，只须先培固元气，四肢百骸不期望调理而自然调理。这难道不是怀柔远方的长策吗？《尚书》说：“英明的君王谨慎德行，四方蛮夷都来朝见。”《诗经》说：“王的道义确实充实，徐方已经归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恭敬地陈述意见。

译○闽广善后事宜议（利瓦伊祯撰）

闽广善后事宜议

利瓦伊祯 【庶吉士】

开口便自苍然，天下犹人身也，吐纳之非时，启处之靡节，皆足以病其身。善治身者，必求所为致病之原而治焉，然后可以无后患。治天下之乱，何以异此？始之不慎而养其乱，幸而少戢，遂诩诩然以为安，而祸源未塞，鏬漏可乘，一旦溃决而起，将至于不可救，斯不能善后之过也。

巳，闽广之寇，内讧爚乱者，十载余矣。以国之灵，得就芟薙，譬诸病者，仅免于死，而元气耗荡，不绝如线。善后之策，非所宜熟虑而疾行者乎？

盖甞总其大势而较之：贼之出没海上者，若乌合蜂屯，难与争锋，然非有根柢之势，故一战而胜，则其党与为易散。贼之盘踞山谷者，若蔓延萝附，株连蔕结，非其摧折之难，而惟其刬绝之尽为不易。斯二者，其声势递相伏，而吾所以备之者，亦宜兼修而无废。

诚欲为善后之计：在海贼，二茦皆当则，当申通夷之禁，而修沿海之备；在山贼，则当行保甲之法，而治郡县之兵。慎简守令，恊力区处，斯又其大凡矣。

夫汀漳惠潮，地与夷邻，诸商利其所有，驾舶而互为市，久则导入内地，诸所此言通海之禁当严，掠取画地而分。夷既餍饫而归，彼方且离跂攘臂乎其间，而自幸夫刑辟之不加矣。是宜严为之，防诸凡采捕贩鬻，一切勿与通，庶可以绝向导之路，而携其构援之渐耳。

国初濒海之区，列此言沿海之备当修，戌置守，星罗碁布。世入恬熙，缺然寝阁，将不习旗鼓之节，士不闲弓马之技，熢燧斥候，委之荒野，而樵牧其上，甚无谓也。今虽少饬，然地岂尽可守，士岂尽可用者乎？作而新之，存乎其人，斯要计也。

国家幅员广袤，即茂林深箐之域，莫中王土，莫非赤子。而吏其地者，至不得以尺一之书，相号召，何也？今海贼巳平，山贼势无藉赖，恐恐然有不免之惧，或抚或剿，可一言而决矣。俟其剿抚有成，则宜深入其阻，夷其部落，以分其党，为之联里此言保甲之法当行，甲授田宅，稽出入，使人相觉察，有犯辄什伍连坐。如此，将左右牵引，无间可投，虽欲为盗，得乎？

至夫郡县之民兵，无事，则以备城守；有事，则以共战鬬者也。今尺籍之中，名存实亡，仅余老弱，以资迎送，倏然有警，何以应之？夫守藏者，恐盗之胠箧探囊也，此言郡县之兵当治，则必摄缄腾固扃鐍也。而有司以薄书期会为功，练兵之道漠然不加于心。诚使邑皆有兵，兵皆可战，则何虞贼哉？

夫贼之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彰也。闽广素称沃饶，土者不胜其朵，此言守令当慎简，颐之私，以其翡翠珠玑、犀象绮纨之利，盈于身，而又以其桁杨接折、凿枘窝矢之威，加之民。官敛其一，私浚其十，故民之财日竭，生日蹙，而后忍以其父母妻子之身，委之于盗贼。诚得良守令，而伛拊之，损非作文，务蠲积岁之逋，使安其常业，无至转徙，则民不见夫此之为害，而彼之为利，即驱之使盗，不从矣。

夫十指齐力，则射可及远；四马均任，则车无留行。闽广交壤，势如此言闽广诸臣当恊力区处，唇齿，而两省当事之臣，率以胡越相视，不能戮力御侮，故贼之势常合，而吾之势常。往来聚散，莫敢谁何。诚协两省之兵力，平居，则切同舟共济之谊；贼稍啸聚，即掎角而进，则力不分而事易，斯亦协共之道宜尔也。

夫六策者，若阔略而无当，而致乱之原，实不外此。惟其图之不早，故被祸若是之烈。不于此时亟反其，弊而善治之，将何以税驾哉？语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也；前事之失，后事之师也。”不谨其前，而复不善其后，是加酒于醉，而横斧于朽，难矣。嗟乎，陆生掉三寸之舌，说尉佗而为之臣；武帝遣楼将军率五十万之师，而不能愽南越尺寸之地。岂三军之勇，不若一介之使哉？则委任权力之殊也。士君子不出户庭，欲端拜而议当世之故，中若审括，坚若金石，岂易哉？岂易哉？

○班军议（何洛书撰）

班军议

赵宗伯定宇公评：当今武备不振，班军废弛，君独欲申法简帅，所以振刷申饬者甚备，而省工作、禁诛求，其柎循燠咻之意兼至焉，军政自此大振矣。

何洛书 【庶吉士】

译臣认为，中都、河南、山东等地的京操班军，是国家用来保卫京师、巩固根本的最重要事务。沿袭日久，懈怠滋生，有不可不立即整顿的。请就懈怠的弊端来说：各处春秋两班原有定额，近年每次上班、下班也都多报，实际上十个人中不满八九个，大体上是由于班官折价顶替，而逃亡不补的，也间或有之。既然十个人中不满八九个，却常常多报满员，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领班官虚报冒领。如每年应当起行时，各该巡抚及都司官员曾点验过，就招募人来凑足数目；等到京城时，兵部及团营曾点验过，又招募人来充数；等到入营随操时，巡视科道官员曾抽队点验过，又招募人来充数；或者拨去做工，那些招募来充数的人，依然如故。只要不是点验、不是做工，而问实际名额，哪里还有呢？像这样，能够免于惩罚，不止是侥幸了，反而往往因此得到奖赏，甚至有滥加推荐的。这使得奸伪得逞，而核实之政不能施行。他们还有什么可惩戒的呢？况且班军的设立，本意是居重驭轻，无事时随营操练，有事时抵御外侮、决断胜负。现在只是应付文书罢了，哪里符合法令周密、祖宗立制的本意呢？臣认为，要革除弊端，有两点：申明法令、简选将帅罢了。什么叫申明法令？请指示下达给巡抚、兵备、卫所官员，互相责成，务必使服役者必须满额，折价顶替者不容其奸诈。又用年龄相貌来稽查，用互相监察来防范，用严惩虚报冒领来威慑。其行粮预支等项，一到即委派廉正官员，按名发放，如冬衣布花的例子，不许都司及领班官侵吞克扣。这是应当申明法令的地方。什么叫简选将帅？所谓简选将帅，领班军的差事，卫官中有身家、知道自爱的人，大多不愿去，而往往交给无赖之徒，想要责成他们不虚报，怎么可能呢？从今以后，应当严格选拔人选，并且让卫官必须经历领班军的差事，然后才授予司印、佥书的职务。至于都司的统领者，尤其需要精心挑选来充任。如果卫官一旦有折价顶替，都司一旦有搜刮克扣，立即加以治罪，并更换人员，不要拖延。这样，人们才会知道警戒，而积习可以革除。这是应当简选将帅的地方。体恤军情，禁止搜刮。固知此议一出，三军如同穿着棉衣一样温暖了。然而臣还有话说。军士是最寒苦的，赴班是最劳役的。仔细考察他们的情状，大多不抱怨操练，而推诿抱怨做工。因为做工的事，不是宫府，就是山陵，往往有宦官参与。他们不利于服役整齐，而常利于做工折价。贫民糊口尚且不足，又加以搜刮，刚借债未还，而利息又催其偿还。即使想不逃亡，怎么可能呢？领班官虚报冒领已成习惯，都司官即使想不沿袭旧例、苟且行事，怎么可能呢？当今圣上，纲纪肃清，尚未完全涤除的，只有这一点了。更望圣断，凡有不得已的做工，务必敕令巡视官员，严加稽查，有敢搜刮的，不论中外，必治其罪，不宽贷。这样，官军不至于重累，而督责之法，于是就可以施行了。伏乞圣裁。

译○边事议（张位）

《边事议》黄宗伯仪公评论说：九边的形势、防边的利弊，都包含在这几句话中了。其他人即使写满篇累牍，也几乎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张位【宫詹学士】

古今抵御外族入侵的策略，不过进攻和防守两个方面。防守依靠地形，进攻凭借兵力，这两者常常相互倚重，不可偏废。我国家建都燕京，三面与敌虏相邻，防边的大计，比古代更加周详。从东到西，绵延万里，称为辽东、蓟镇、宣府、大同、三关、延绥、宁夏、甘肃，这就是九边形势的大致概况。每个边镇都部署重兵，由大将统领，副将辅佐，御史监察，开府镇守，总督联络。无事时划定区域防守，有事时互相支援，地形和兵力可以说完备且周密了。但是和平日子久了，旧制度逐渐败坏，没有不可议论的地方。自从大宁都司内迁，左臂显得单薄寒冷；自从辽阳旧城被弃，守望劳苦耗费；开平迁移，上谷的烽火更加逼近；东胜废弃，二关的防备更加严密，现在甚至不守偏头而改守宁武了。河套被敌虏占据，镇远缺乏防守，朔方的形势亏损了。哈密被土鲁番吞并，河西的孤立更加严重了。大体上形势日益收缩，敌患日益逼近，这就像撤去篱笆退守门庭的人，他能安然高枕无忧吗？又调入卫所的士兵作为常备，那么轮替服役疲于奔命，这是自我消耗的方法；设置驻守边界的士兵以求稳固，那么力量分散推诿，这是自我削弱的方法。张位精健古朴，防边忧国之意溢于言表，录下此文以警醒处理边事的人。招募南兵暂时作为技击的倡导是可以的，但还应当训练本地居民作为长久之需；修筑墩台用来壮大关塞的声势是可以的，但还应当修缮城堡作为清野之计。壮丁困于修筑，隐于占役，而取数于荷戈；粮饷克扣于椿头，苦于折支，难以期望他们吃饱。当今顺治威严，敌虏首领归顺，外宁内安，这是暂时的局面。但是贡市利益归于酋长，而部落尚怀狼心；马价暗中赔偿，脂膏已经枯竭；金缯日日索取，豺豕何曾满足？板升聚集毒害，担心有溃决的忧患；土蛮垂涎，担心有勾结的行动。宋朝起初患于西夏，最终苦于金元，胡人运势盛衰，东西哪有常理？未雨绸缪而怀桑土之谋，既济之后谨衣袽之戒，这是今日应当急切讲求并妥善谋划的。

○二失三害议（冯琦）

《二失三害议》张□酉玉阳公评论说：琢庵是奇士，辞藻构思直追古人，他的筹划事务切中要害，如此议论亲近节俭、敦宗恤民，迫切地逼近古意，适宜他日后的丝纶事业，这可以称古了。

冯琦【经筵侍讲】

臣听说天下不可倚仗的是治安的形势，而天下最难得的是治安的时机。知道不可倚仗，那么即使占据泰山盘石般的坚固，也常有厝火积薪的忧患；念及最难得，那么即使乘着万代一时的盛世，也常有朝不及夕的打算。古代帝王的宏大基业流传千百年而不衰，就是由此道而来。以臣的愚见，看清当今，可以说处于治安了。陛下神圣统天，委任政事给贤相，中外百官，井然有序，大小庶官，也已经顺从风向。虽然如此，自从泰宁日久，隋窳日益滋生，世变侵寻，瑕衅潜伏，我祖之法，渐渐陵迟，其势有不恢复的了。古代先哲王创制的时候，他们见事周全而后考虑详细，流传百世可以没有过错。但是法久则弊，弊则变，变则通，所以《诗》咏率由，《书》称成宪，而《易》说通则变，使民不倦，也是理势如此。如果让善于通变的人斟酌剂量，不违背时宜，逐渐恢复祖宗的旧制，这岂不是保治的上策呢？臣曾经抵掌筹划时事，私下认为今天下，有二失三害，都关系到社稷的大计，应当乘今日而急切为之图谋。曾经观看复召见之典，祖宗时凡再朝，政事之暇，时时延见大臣，平台暖阁，召对无数，赐茶命坐，体貌有加，所以上有练于事，而下有所效其诚。现在午朝之制，已经不能猝复了，而一二腹心元老，及九卿文学侍从之臣，时或召见便殿，谘诹治理，考论古今，北亦所以恢弘睿质而植太平之基。现在常朝之期，月不过数日，讲读之时，日不过数刻，比者虽俞辅臣之请，详阅章奏，然未闻超然降辞，有所访逮也。此一失也。陛下虽至圣神，四海万几，岂能玄览独悟，而诸臣即怀忠抱□，亦何缘而达哉？此一失也。祖宗朝，内府岁用，不过二十万。夫王者以四海为家，亦何求弗定，内用之额得而数，俭于此，岂非为天子民不忍厉天下以自飬乎？兹者内用之额，岁且踰百万，内帑不足而外取给于度支，费有日增而窦不内塞，滋侈心，耗利源，岁复一岁，而将何以善其后？夫大有两宫之飬，而细有驭幸之恩，累年之额，臣知其不可以一旦而此亡失也，骤削也。独宜稍核其出入，事事而节缩之，岁岁而逓减之，数年之后，提衡于多寡之间，定为常额，着之令甲，以贻后世，毋令奸人窟穴其间，于以昭主德，而宽国用，此最便计也。而虑亡

译达到这种地步，所以说这是两种过失。建国之初，亲王的俸禄每年五万石，恩惠极其优厚了。不久就减少到一万石，有的甚至减到一千石，这是给予不久，而削减得太急促了。那么，不因为亲属关系而困竭天下的财力，是很明显的了。如今宗正寺的户籍，多达一万五千人。亲王以下，郡王、将军、中尉，不用说罢了。其他乡君、仪宾，以及疏远的庶人，有罪而降为庶人的，都有俸禄。如果裁减宗室藩王的俸禄，即使耗尽海内的财力也不能供养。而议论的人拘泥于祖训，谈到藩王的俸禄，没有人敢直言争辩。自从高皇帝不能以五万石的俸禄长久供给诸王，而十代之后仍然由官府供给，与以往没有不同。俸禄供给，国家没有神运鬼输的财富；俸禄不供给，宗室之人就有啼饥号寒的祸患。究其弊端，不改变就不会停止。到现在还因循拖延没有决断，就像生了痈疽一样，这是第二种祸害。侥幸于一天之内没有溃烂，就以为安全，难道不迂腐吗？祸害一。天下的大事，主要在于边防。祖宗时代，各边卫所犬牙交错，一个卫所的军队足以保卫一方，没有听说调遣客兵，也没有客兵带来的骚扰。自从撤除宁王屏障，而北边就多事了。固原城巨大，而西部边境更加骚动不安。以现在的形势，即使想要全部撤除客兵，又怎么可以轻易做到呢？然而却倚重于南兵，这是谋划者的过错。臣听说供给边防的费用，土兵两个相当于南兵一个，供给一个南兵的费用，哪里知道招募一个土兵呢？而且起初调遣南兵，是为了训练。土卒没有训练，而南兵依然如故，可以吗？况且当时，剥削士兵来供养南兵，南兵日益骄横，而北兵日益怨恨，这是第二种祸害。祸害二。国家的财赋，大半依赖东南。洪武年间，免除租税、赈济借贷的命令，没有一年不下达。百姓富足，而官府的供给，往往不缺乏。近年以来，因为免除东南的租税，经费日益扩大。没有灾荒而免除租税，势必行不通了。如果有大灾，广泛施恩以救济疲惫的百姓，难道不是最好的计策吗？近来东南报告灾荒，圣旨多次下达，深切关怀民间疾苦，民间欣然愿意稍等片刻，不死以蒙受再生的恩泽。而议论的人为国家保守财利，习惯于得到鱼的利益，而忘记竭泽而渔的危害。一旦有变故，这是第三种祸害。不是疥癣小病，而是腹心之疾，很明显了。臣用什么来抵御呢？祸害三。祖宗的法度，实行了两百年，没有不好的，只是时势不同，有适宜的有不适宜的罢了。但总之，推究祖宗的意思，所期望于圣子神孙的，主要在于亲近贤臣、勤于政事、端正自身、率领下属、广泛敦睦宗族、重视边防、体恤百姓、保全社稷、谋划经国远大的策略。词臣典章在笔礼之中，哪里熟悉时政如此？这命令培养国脉，以保全万世的太平罢了。确实让陛下在这几件事上，缺失的就补充，祸害的就弥补，对于祖宗的法度，不必尺寸模仿，步步追随，只要不违背时宜，就是完善祖制了。这是万世治安的策略所由建立的。如果不趁此时计算利益，乘便光大基业，而洗刷旧有的瑕疵，那么后来的困难将比这更严重了。只有后来将有不能作为的时候，才知道在可以作为的时候不作为，确实值得惋惜。恳请圣明裁察。臣愚昧，不胜恳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