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定国朝馆课轻世宏辞卷之五

译汉室中衰，光武帝复兴汉室。征伐四方，日不暇给，却仍然推崇经术，礼聘儒雅之士，广开学宫，修明礼乐。继之以明帝、章帝亲临辟雍拜见老者，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官吏，都选用通晓经义、品行端正的人。因此教化确立于上，风俗形成于下。自夏商周三代以来，风俗之美，没有比东汉更兴盛的了。

君子说：国家风化的形成，不是一个人的作为，也不是短时间的积累。因为不是一个人的作为，所以推行起来没有弊端；因为不是短时间的积累，所以坚守起来有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一旦形成就日益兴隆，越久越不衰退的原因。周朝拥有天下，始于文王、武王，崇尚道德，尊崇礼制，设立辟雍、泮宫等学府，施行礼乐弦歌的教化，叙述人伦，教导未嫁之女，天下没有不明白晓然谕知孝悌之义、敦厚笃实之行的。所以仁义之道充满天下。继之以成王、康王，充盈守成，世代笃行忠厚。当时风俗之隆盛，比屋可封，大概垂裕了八百年之久。这难道是哪一个人在一天之内积累而成的吗？

成周时期风化的美好，没有比东汉更胜的了。然而如果不是光武帝率先躬行，明帝、章帝继承志向，都推崇经术、修明儒学作为要务，那么其效果所能达到的，又怎能达到极盛呢？因此，自建武、永平以至于建初、永元年间，上至朝廷，下至乡里，没有不以名节互相砥砺，而不肯有一丝一毫的苟且来欺骗自己。相互引导形成风气，和谐无间。这种习俗的美好，可以与成周相比，东汉的名节多么兴盛啊！其习俗的美好，虽然可以与成周相比拟。

到了元兴以后，宦官专政，小人挟持威福，互相勾结作恶，中等才能的人观望犹豫，不知如何是好，而汉朝已经失去了权柄，纲纪大坏了。然而在位的公卿大臣，有像袁安、杨震、李固、杜乔、蕃、李膺这样的人，都是豪杰奋起之士，相互发愤，同心协力，用公议来扶持危局，直道正言，分别是非黑白，毫不退缩。以至于形势不容，而织罗钩党之狱兴起，他们的意志更加坚定，行为更加激烈。志向虽然没有实现，但其忠诚却有余。天下的士人，闻其风而感其义者，人人感慨奋激，如符融、郭太、范滂、许劭之流，都建立私党，以补救朝廷的缺失。而更甚者，以至于解印绶，弃家旅，名节的效果一至于此。骨肉相勉，趋死而不避，有的人甚至以不能与他们同死为耻。

因此百余年间，拥兵专地者，虽然互相吞噬，但仍然都以尊汉为辞。即使是曹操这样的奸雄擅强，大觊非望，乃至殁身不敢背汉以自立，难道不是因为道义所在，知道所畏避而自我抑制吗？

唉！评论两汉习俗的人，西汉必说经术，东汉必说名节。难道不知道经术固然是名节的根本，而名节所产生的效果，对于国家天下关系尤为重大吗？程子说：“后汉名节，成于风俗，非自得也。然一变之，则可以至道矣。”司马光说：“风化国家之急务，风俗天下之大事。惟明智之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效之远也。”至哉言乎！其政治之龟鉴乎！

译○王翦论（王维桢）

王翦论唐□□荆川公评勘，乱世君臣相□计术，真得诛心之法，至舌?亲古，气雄识高，神王所谓秦人事奏人文也。

王维桢 【大司庶】

君臣之间，交孚在心，自昔谈尚之。然权重者国□，功高□积忌，人情大抵然也。□孚之不足，而又非有以自坚，则吾方握兵于外，而君之疑日胶于中，忌□之说且如猬毛起矣。即百喙何以自觧？有坐而伏膏镬巳尔。夫人臣立功，将以垂名竹帛，藏在盟府，而奈何以身犯不测之险乎？故善为术□计之早，而防之豫。宁以其身甘自利之污，母宁主上有威震之嫌；宁天下贪我鄙我，冐自好者之所以韪，毌宁吾身负不可觧之冤。安其所必忌，破其所必疑，然后吾可以专制而无所顾虑。噫！兹术也，谋臣策士之所托以自坚者也。通是说者，可以论王翦矣。古者天子拜将，亲推毂而命之，曰：“阃以内，寡人制之；阃以外，将宣制之。”任何专也？为将者亦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威何重也？任专而主不疑，威重而下不畏，主之疑是遵何术哉？心之交孚，三五所由；口诛茟伐，今衰世君臣莫逃其鉴。昌也，周德下衰，忠信薄矣。君之所为降体而授节者，非诚有心膂之寄，也不过籍其死力耳。臣之所为污马而树功者，非诚有社稷之忠，也不过欲居其成功耳。当其时，列侯大夫以□诈之习，转相倾危者比比也。况秦尤虎狼之国，秦王为人又怛申而轻食人，彼建功谭筴之士，得以功名终者几何人哉？此翦之所说破秦王心事，如镜握□门，不爽毛发，为日夜凛凛惧也。伐荆之举，王葢谋之翦矣。其不用翦者，非□六十万之师也，以为而将，恐不利于秦也。王疑剪之心，已隐隐伏犬。既而疆起颖阳，卒用之者，非轻六十万之师也，欲急其功于荆，不得不屈从其谋也。而疑剪之心，岂顷刻忘哉？翦为□名将，一将而拔赵，再将而定燕，三将而灭三晋，其树大勋已非一朝。不独秦之诸将畏之，敌国之君臣皆畏之。忌其成而乐其□者，盖屡矣。矧此一将也，以全秦之兵而顿之方城汉水之下，继李信之后而示以掠地破国之锋，则其功益高，其威益震。其思王剪所以为自全计者，其谋深矣。允宁于千百载下，窥奸雄之心，如烛照数计。呜呼！孰谓王剪之深谋不如允宁之茟？以中伤之者，又不知其几矣。使翦于此时不早及其君之方向，而亟为田宅之请以自坚，安知不有谤书盈箧如乐羊子？安知不有反间沮功如乐毅？安知不如武安君之以□死？夫勇畧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记之。翦也，挟震主之威，负不赏之功，秦王以多疑之主，听忌者之说，翦之不为沟中瘠者，盖无几也。此翦之所为日疚凛凛惧也。是故其数以田宅请也，王咲之，廷臣非之，而翦甘为之。翦岂不自爱哉？翦岂徒为子孙谋哉？翦岂要功以自恣睢哉？卑吾之志以夺彼之忌，张吾之欲以觧彼之疑，上以安秦王之心，下以杜谗人之口，卒之功成名立，而无有不测之险媒孽其间。善哉翦之为术！引淮阴侯事证王剪□觉，谘然其虑深而其防豫也。盖至于淮阴之事，有甚惜马。淮阴以盖世之功，固漠将之翘楚也，一旦奸人告变，竟成不白之狱，至今犹令人扼腕。夫高帝宽仁之主，何独于信少息哉？信之祻机，已胎于假王之请尔。翦之所以得免者，非翦幸而信不□也，信之为术疏，而翦之为术得也。嗟呼！人臣何乐乎以术事君哉？自古处述周公是□□正论，危疑之地，莫如周公。公公也不以流言废几几之度，日惟忠惟孝，惟□人是恤而已。卒之天威以彰，而王心以悟。诚不足而□之以术，此□世之风也。故曰：事君□周公者可也。不得已如翦□，几善自全哉。

○政要（高岱）

政要高相国中玄公评，体格方严，论议确当。

高岱 【翰林修传】

论政之说有二：宽□严。而已经术之士恒主于宽，刑名之家恒主于严。主宽之说者曰：“包含徧覆，乾坤之量；含垢纳污，山泽之常。故文王以惠栗而兴周，高帝以宽仁而创汉。纣之亡也，殃始于炮烙之刑；秦之灭也，祻胎于弃灰之律。是德化者圣人之所尚，而刑杀者仲尼之所隐也。”主严之说者曰：“峻防则民寡过，弛禁则民多辜。故火烈而避之者众，水柔而溺之者多。虏舜摄位，整饬典则，如程不识之兵，而四世臣之家同于殊殛。孔子相鲁，而少正卯之尸殜于两观。故鞭朴不可弛于家，而刑戮不可弃于国也。”愚则曰：二家之说，有遗论焉。主于严者，虽切于用，然任法而少息，终不免于刻核之弊；主于宽者，虽缘于道，然迂

译文采丰富却缺乏实效，也不免沦为迂腐空谈。大体上，变革而通达在于顺应时势，推行而落实在于抓住要害。所谓时势，是指世道的重视与轻视；一篇纲领性的文章，可以不必多言我的观点了。所谓要害，是指成就宽严效用根本所在。大概政令不贵在严厉，而贵在必然执行；不贵在宽缓，而贵在清明。执行不必然，即使严厉也无法使百姓畏惧；使用不清明，即使宽缓也无法使百姓归附。为什么呢？法令的执行，不能让人存有侥幸之心，也不能让人遭受冤屈。存有侥幸之心，人们就不会只以服从法律者为榜样去惩戒，而只会以侥幸免罪者为榜样去希冀，即使每家都设监狱，每天杀一个人也无济于事。遭受冤屈，即使百人放纵不足以赢得百姓的喜悦，而一人冤屈就足以伤害百姓的心，那么即使每年赦免灾祸，每月施行大赦，又有什么可珍贵的呢？存有侥幸之心，这就叫做不必然；遭受冤屈，这就叫做不清明。不必然，那么严厉有时就会阻塞；不清明，那么宽缓有时就会困窘。如今执法的人，我是知道的。他们操作如同捆扎柴薪，急切如同绞紧绳索，认为不这样不足以禁止奸邪而使百姓畏惧。反过来主张宽缓的人，则废弃法律而施予恩惠，喜好名声而惧怕诽谤，认为不这样不足以宣扬恩惠而使百姓归附。然而如果因宠幸而嘱托案件，因贿赂而买卖案件，那么存有侥幸之心的人就多了。上下其手，轻重其情，难道能没有遭受冤屈的人吗？所以囚犯死在监狱，奸邪潜伏在官府；首级悬挂在城门，盗贼却在街巷横行。雄才大略不减秦朝，文章里是，这难道是严厉不够吗？是严厉却不必然，让那万一侥幸的人存有希冀。打破枷锁，冤滥的弊端依然存在；减轻刑罚，愁叹的声音不断，这难道是宽缓没有到位吗？是宽缓却不清明，让无辜的人存有愤慨。不必然于有罪者的诛杀，而一味追求严厉，是想毁坏石头却增大玉石；不清明于无辜者的审理，而一味崇尚宽缓，是想爱惜庄稼却一起浇灌杂草。唉！石头可以毁坏，玉石何辜？庄稼应当爱惜，杂草何爱？严厉不能惩治奸邪，宽缓不能彰显德行，两者都失去了。不惩治奸邪，就无法使百姓畏惧，反而足以招致百姓的怨恨；不彰显德行，就无法使百姓归附，反而足以开启百姓的轻慢。怨恨则百姓不堪忍受而背叛，其势不得不放松禁令，而严厉不能长久。轻慢则百姓不严肃而放纵，其势不得不加强防备，而宽缓不能持久。于是严厉不免于阻塞，宽缓必至于困窘。后世人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愤恨百姓不畏惧，不说是不必然，而只归咎于严厉不够的过失；担忧百姓不归附，不说是不清明，而只归咎于宽缓不足的过错。看见脚被截断就毁坏鞋子，因为噎住就废除吃饭，那么刑罚怎能向东发展，政治怎能得到治理呢？古人有判处死刑而整天哭泣的，不是不宽缓，却难免于混乱；有三人偷一文钱而死的，不是不严厉，却终于导致灭亡。这没有别的，是严厉不必然而宽缓不清明。那么如今讨论治国的人，不在于宽严的辩论，在于抓住要害罢了。不清明而宽缓，是养成混乱的沉疴；不必然而严厉，是加速灭亡的剧毒。如此作结，也自严整，不必师法古人，居然独自成篇。

译辨谗论（高岱）

辨谗论，王□□□野公评：谗言难以辨别，而伯宗辨别得非常清晰，能使载以下的众人都能扪心自问，正直的人得以吐气扬眉。

高岱 【修撰□史】

最难确定的是人的品行，最难穷尽的是事物的变化，最难防备的是时机的空隙，最难消除的是心志的迷惑。品行难以确定，世上就没有不可指责的人；变化难以穷尽，人就没有不可非议的事；空隙难以防备，对方就没有不可乘虚而入的时候；迷惑难以消除，我的心志就没有不可被改变的时候。这四者相互交织，这就是天下谗言众多的原因。《诗经》说：“萋兮斐兮，成是贝锦”，描述了谗言的奸诈；“谗人罔极，交乱四国”，彰显了谗言的危害；“投畀豺虎，豺虎不食”，厌恶谗言的严酷。谗言为患已经很久了。世上的人谁说我不智慧、我不明察，谗言不能害到我呢？然而天下难道都是不智不明的人吗？那些被谗言所害的人，一定是小人。这两句，不是像镜子一样空明、像秤一样公平的人，不能遣除这种偏见啊。可是为什么谗言如此容易得逞呢？那些说谗言的人一定是小人，被谗言所害的人一定是君子。君子因为贤能而遭受小人的谗言。树木高大，风必定会摇撼它；石头峻峭，水必定会冲击它。那么君子的贤能，是小人深深不喜欢的。因此，积累贤能产生美好，积累美好产生赞誉，积累赞誉产生嫉妒，积累嫉妒产生谗言。那么君子怎么能避免小人的谗言呢？小人不足责备，君子被小人谗害，真是可悲啊！忠臣不能最终得到君王的宠信，孝子不能最终得到父亲的喜爱，贞女不能向丈夫表白心志，良士不能保全与朋友的交情。唉！他们有什么罪过而遭受这样的灾难呢？查阅史册，往日的痕迹都陈列其中，隐忍的忠臣蒙受冤屈，前仆后继。古今相互辜负的，难道只有一个人吗？所以，晁错削减诸侯封地以安定宗庙社稷，可以说是智慧了，但穿着朝服在东市被斩，悲惨到了极点。然而还可以推托说是因为刻薄而招致灾祸。文法多次转折，逐渐深入。屈原制定法令，修洁无私，可以说是忠诚了，沉入汨罗江，至今令人悲伤。还可以推托说是因为刚直而招致诽谤。伍子胥的功劳对吴国有什么亏欠，却遭受被装进皮袋投入江中的祸患？又推托说是君王宠信不深厚。楚国的宠妃对君王有什么疏远，却遭受被挖鼻子的祸患？又推托说是妃嫔愚昧，自己受骗。西伯的圣明足以保全自己，却难免姜里之囚的灾祸。又推托说是君臣关系疏远，别人容易离间。申生进献祭肉，并非疏远，但等待被烹煮的灾祸为何而至？又推托说是父亲不近人情，人伦变异。伯奇拾取柴草，并非没有遇到贤父，为何会有伯劳鸟的悲伤呢？唉！智慧如晁错，忠诚如屈原，功劳如伍子胥，受宠如宠妃，圣明如西伯，亲情如父子，聪明如尹吉甫，尚且不能保全，那么比不上这些人的人，又当如何呢？那么古今相互辜负的，难道只是那些渺小的人才吗？谗言造成的祸患太严重了，君子不能不辨别。泰山的滴水可以穿透石头，洪炉的烈火可以熔化金属，深壑的雾气可以遮蔽天空，层山的云雾可以遮住太阳。贤人的品行不如金石坚固，而巧言的毒害胜过水火；我们的心明不如天日皎洁，而壅蔽的祸患多于云雾。那么谗言难以辨别，哪里说得完呢？谗言的样子有百种，没有比这更宏大的了。所以，知道我有善行，就窥探我的空隙来怀疑我；知道我有厌恶的事，就夸大我的过错来加重它。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不了解我的心意，就用隐晦的言辞来试探我；未必顺从我的意思，就用其他事情来探察我。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势力所不能达到的，就依靠受宠的人来达到目的；言语所不能涉及的，就转移话题来涉及它。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贬低我的事情而假装不知道，转述别人的话而故意不表明其意图。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担心我核实，就托辞说是听来的；恐怕我宽恕，就触犯我的忌讳。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用反话多赞誉我，实际上却暴露我的缺点，谗言的情状分明刻尽，即□蔡或□短，假借事情来加深厌恶，并借此发泄私愤。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假装误泄而最终讳莫如深，等到紧急追问时才说，因概括性的言论而泛泛涉及，好像缓慢的言语而不切中要害。像这样的情形，不可以不审察。为什么？没有缘故却这样，其中必定有缘故。大体上，有的委婉有的真实，有的急促有的缓慢，有的正面有的反面，有的频繁有的间歇，有的多到装满箱子，有的少到只凭片言只语。高山深溪不足以沦陷其险恶，深渊大海不足以等同其深度，宵旰（早晚）的明亮不足以疏解其轩畅，有苏文忠（苏轼）的文风不足以比拟其幽深，浮云不足以比喻其变化，机械不足以类比其巧妙，鬼蜮不足以方其幻化。如果不是有上等的智慧、明察的见解和坚如磐石的操守，怎能不被其迷惑而落入奸计呢？我看到现在的人，仍然喜欢窥探察访，容易产生猜忌，把耳目寄托在卑微小人身上。

任当论（高岱）

任当论，王司□槐埜公评：辨别难以治理的政治，打击酷吏，类似苏洵、韩愈的风格，官员任用的法则从此大大确定了。

高岱 【修□】

朝廷任命官员，不知道是因为国家不可没有官员而任命他们呢，还是因为官员不可由非合适的人担任而寻求人来任命呢？如果是因为人不可没有官职而任命他们，那么我就没有什么可议论的了。如果是为了官职而寻求人，那么现在任命官员的人，难道不是大可疑惑吗？为什么呢？上天生成人才，不一定要求他们完美，而人在使用上，没有不有所短处的。所以修饰羽毛的不一定有四只脚，强化喙的不一定具备牙齿。因此古代用人不求全责备于一人，为何后世却不是这样呢？现在，天动则以雷，散则以风，晒则以日，润则以雨，没有不各自专司其职而奉行其命令的。如果让雷变成风，风变成雨，那么必定会有滞碍不通的变化了。器物也是这样，瑚琏不设置在厨房，釜甑等器具不登上几案，琴瑟不演奏于辕门，戈剑不陈列于俎豆。使用它们不可违背其本性。为何唯独在用人方面，却轻易改变它呢？后世之甚

译世人的迷惑在于，用考试来校验他们，用选拔来任用他们。既然没有特殊的科目，大家就归为一类了。像鱼一样依次登科，像雁一样排列次序。根据他们名次的先后来授予官职，说这是台谏官，这是郎署官，这是郡守，这是县令，这是县丞，这是主簿，这是县尉。还没看到他们的形貌，官职就可以预先拟定了。这是什么依据知道他们适合这些职位呢？言论精确，足以成为朝廷用人议论的准则。等到接受任命之后，县尉转而做主簿，主簿升任县丞，县丞升任县令，县令升任郡守。郎署的官吏，早上在户部，晚上就在礼部；昨天在兵部，今天就在吏部。即使是藩臬这样的使职，台省这样的长官，百官的职位，大抵都是遵循这条道路。那么他们的才能究竟擅长什么呢？文官武官的职司不同，应当有不同的任用。如今督学的官员，有时改任备兵之职，如果认为他不擅长文事而擅长武事，没过多久他又去从事文事了。南北边疆的情况不同，应当有不同的适宜。如今戍守南边的将领，都改去防御北边，如果认为他不适宜南边而适宜北边，没过多久他又回到南边了。巡抚的职务兼管军事，有事时一律按成例定罪，这是自古以来的用人谬误，用来充任制将之职。而官员到了左右辖的职位，按例应当升迁，不问他们是否懂得军事。上下相沿而不醒悟其错误，古今相袭而不议论其非议。宰相不能改变这个规矩，天子不能更改这个制度，动不动就说：这是成例。唉！成例是上天授予的吗？还是帝王所建立的制度呢？为什么爱护国家还不如爱护成例呢？从前卫灵公越做越奇怪，不容许说没有道义，让祝鮀治理鬼神，公叔圉治理宾客，王孙贾治理军队，所以得以保全而不灭亡。孔子稍微批评他。假使孔子治理国家，一定不会让子路治理军队，让子由掌管宾客。为什么呢？子路治理军队，一定会被怯懦所阻碍；子由掌管宾客，一定会被鲁莽所伤害。这两个人虽然贤能，难道能委屈他们的才能而使用他们吗？由此看来，可见任用得当其才，即使是亡国的大臣，到了尽头处，还可以与之谋划生存；任用违背其才，即使是圣门的高贤，也难以与之治理。现在的人，贤能的比不上子路、子由，不贤能的比不上祝鮀等人，谨慎他们的长处而因此认为他们贤能，遇到他们的短处而因此认为他们不贤能，任用和舍弃都失去了依据。为他们辩解的人就说：委吏、乘田，不改变方法而都能治理；司空、司寇，不改变车辙而都能治理。唉！为什么这么快就期望人像孔子呢？曲终余音

译○贤实（高岱）

贤实□□□介溪公评：国家凭借经术选拔人才，起初难以知晓其贤能与否。这篇文章历数时政的过失，慷慨激切，类似贾谊传的风格；而丰润华丽、雄健畅达，具有中垒（贾谊）的风骨。

高岱 【修撰□□】

国家之所以不能治理好，是因为贤与不贤混淆不清；贤与不贤之所以无法分辨，是因为名声与实际相互迷惑。虽然有中等资质的君主，没有不愿意治理好国家的；虽然有乱世，没有不求贤才的。然而最终不能得到贤才而实现大治，是因为被名实所迷惑的缘故。《尚书》说：“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赏。”这就是后世的选举制度。又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免昏庸者，提拔贤明者。”这就是后世的考课制度。这就是唐尧虞舜时期治理之所以兴盛的原因。汉朝兴起，虽然沿袭了秦朝的陋习，但其选拔人才的科目，还说是孝廉、茂才、贤良方正。至于任用官员，其君主还急切于对名实的综合核查。这虽然不告朔（祭告祖庙），但还存有饩羊（象征性的礼仪）存在。所以三代以下，汉朝的治理还算是接近古道的。魏晋以来，选拔人才依靠文艺，考核官员依靠文书档案。铲除文艺的浮华靡丽，打破文书档案的资格限制，本来就已经很难找到合适的人了。像这样却想要求得贤才，实现国家大治，实在是孟子所说的“缘木求鱼”啊。世上谈论治国的人，却推托说没有贤才，寄托于人才难得的言论。唉，世上难道真的没有贤才吗？高祖与之共同开创汉朝的，是被秦朝所摈弃的；太宗与之共同建立唐朝的，是被暴隋所排斥的。可见世上未曾没有人才，在于君主是否任用罢了。骊山的徒隶、晋阳招募的士兵，一旦都起来成为纯臣名将，谁说世上真的没有贤才呢？然而假如秦隋知道他们是贤才，又怎么肯摈弃排斥他们，而资助汉唐使用他们呢？他们之所以摈弃排斥这些人，是因为拘泥于条格的谬误，被阿谀奉承的言论所蒙蔽，而不审察名实啊。明朝兴起将近两百年，求贤并非不尽力，所设立的制度有顿挫有波澜，且气势汹涌逼人而来，如万斛泉水随地溢出，并非不详细。所担忧的是名实相迷惑，而贤才不能多得。怎么看出是这样的呢？现在每三年在乡里考核士人，又在京师会试考核。所得的大概一千二百多人，这一千二百人，固然是选拔时的精英，弘扬教化的才俊。现在取他们所考试的文章来阅读，没有不尊崇圣人而媲美贤人，推崇王道而排斥霸道的。不是五帝的辅佐不列入议论，不是三王的辅佐不编入典籍，萧何、曹参、房玄龄、杜如晦以下，一律置于贬斥的言辞中。真像他们所说的，是国家三年之间得到尹佚、说命、旦、奭这样的人才一千二百人。然而各种政务没有兴盛，百姓没有安乐，内政没有修明，外患没有抵御，这是什么缘故呢？那就是选拔他们依靠的是名声，而没有依靠实际啊。然而还可以推托说：选拔他们姑且依靠言辞，等到他们担任官职后，再试用他们的能力。那么就有考课的法度。等到观察他们通过考课来任用的人，还是像这样。在外，各长官考核其管辖范围，而总括于制使；在内，台省各自考核其僚属，而统领于考功。铨衡者，又总揽而斟酌。这并非不详细。然而不公正的人，或许因激切可采而顺从爱憎的私心；不明了的人，或许因毁誉的谬误而动摇；不精细的人，或许因文书的欺骗而蒙蔽；不刚强的人，或许因权贵的胁迫而畏惧。贪婪残酷而想减轻其惩罚，则依附于才力不及；刚正而想陷害其贤良，则诬陷其平日行为不谨。以廉洁被举荐的人，因贪污而败露，却不追究举荐者的过错；以才能被推荐的人，因罢黜而获罪，却不弹劾推荐者的罪行。其严重到真的有可迷惑的地方，可迷惑的人，则在升迁之后，又因前任的过错而被罢免。果真是不肖吗？为什么升迁呢？果真是贤良吗？又为什么罢免呢？乖谬像这样，怎么才能得到贤才的实际，而信服天下人的心呢？现在荐举的奏疏，给由的籍册，谁说不是廉洁、能干、勤敏、刚正、慈恕、公明？其政绩没有不昭然有可记载的。铨部记录这些而决定进退，于是每年罢免昏庸者，每年提拔贤明者。这是国家又每年得到尹佚、说命、旦、奭这样的人上千人。然而各种政务没有兴盛，百姓没有大治，内政没有修明，外患没有抵御，又是什么缘故呢？那就是考核他们依靠的是名声，而没有依靠实际啊。上面沿袭下面讹误，后面跟随前面弊端，往事已经不对，来忧方长。那么天下将什么时候才能治理好呢？现在国家幸好无事，忧君爱国之心宛然可见。内外大小之臣，大多以玄谈迂论混淆珠玉。一旦不幸而有事，我担心可以倚仗而重任的人，必定不多。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往年宸□仃逆，一旦收缚九十余人，这九十人都是百中选一，十中存一的，而当节死义，则只有孙、许二臣罢了。唉，国家培养士人数千，选拔这九十人而任用他们，尊崇以高官，豢养以厚禄，而尽忠报国的只有二人，有感慨叹焉。这也是可以痛哭而流涕的。当时选举所遗漏的，任用所□的，怎么知道没有更如二臣的人呢？名实相迷惑，而用舍的谬误啊。方今犬羊纵□□扬，多事频岁，简将连年用兵，而最终没有扫荡的功勋，难道当今的□独无人吗？其眩于名实的缘故啊。唉，那么天下，当何峕而□□

○交难论（高岱）

交难论唐太史荆川公评：风气日渐衰败，交友之道逐渐衰落，发挥更无渗漏。

高岱 【翰林国史修撰】

古代结交朋友难，现在结交朋友易；古代保全友谊易，现在保全友谊难。为什么古今如此相悖呢？大概是因为结交难，所以保全易；结交易，所以保全难。这是理所当然的，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古代的人论材而盟心，度德而缔志。《诗经》说：“人涉卭否。卭湏我友。”说的是结交难。《易经》说：“二

译人们同心协力，其锋利足以切断金属，这说的是保全友谊的容易。如今的人际交往，愚钝之人难以言说。那些递上名帖来拜访的，高谈阔论而尽情欢乐；脱鞋迎见的，亲切交谈而度过整天。为什么他们结合得如此容易呢？虽然如此，详细论述交友之道的，从刘孝标那里得到，伯宗阐发得更加详尽清晰，在于修饰外表而内心疏远，重视仪容而缺乏诚信。这是难以用古人的道德来要求他们，并期望他们获得美好的结局。大体上，保全友谊的困难，其弊病有六种：采集香草混杂恶草，汲取泾水注入渭水，广泛招揽而不加选择，广泛施予而不专一，像这样的人，叫做妄交。顺从喜悦而跟随愤怒，结党营私而讨伐仇敌，像这样的人，叫做私交。膝盖相接而交谈，意志却如冰炭不相容；同车并驾而前行，心意却如燕越相隔遥远，像这样的人，叫做伪交。手持权柄掌握中枢，竞相追逐其光辉；登上要津显位，争相依附其权势，像这样的人，叫做势交。货物钱财互相馈赠，借贷互相勾结，像这样的人，叫做利交。奋发于意气激昂而轻视躯命牺牲，像这样的人，叫做侠交。这六种弊病，文法源自韩非《说难》中的论述，弊病滋生，而君子之间的交往就稀少了。生活在当今世道，想要实行古人的道德，不也很难吗？因此，顺从他容易做的事，就认为他没有能力；强迫他做难做的事，就认为他喜欢标新立异；诋毁他所敬重的人，就认为他残害美德；赞美他所不齿的人，就认为他结党营私；不替好名的人宣扬美名，就认为他掩盖才华而埋没善行；迎合世俗的人，却想要求他学习古人，就认为他迟钝而不通情理；规劝他的过失，就勃然大怒而不听从；讽谏他的短处，就忧愁而不高兴；听到别人的议论，全都告诉工匠并上报，就认为他制造诽谤；看到他的私欲，让他远离，就认为他厌恶分享；指摘他的文章，就认为他嫉妒美德；展示他的美德，就认为他寻求胜利；处境困顿时，期望他疏远显贵，就借口避嫌；遭遇患难时，要求他救援，就推托不利；有人在他前面崛起，就厌恶互相掩盖而想要毁掉他的兴盛；有人在他后面追随，就嫌迫近自己而务必遏制他的光辉。所以，裂痕产生于忠告，缝隙开启于会文，愤恨基于辅助仁德，灾祸孕育于责备善行。有时因事导致……勘破世情，揣摩交往的形态，怜悯时世忧虑世俗的意见表现在言语外表；有时登上高位而背叛盟约，有时中途而抛弃捐弃，有时终身而饮恨，反德为怨，弃恩……仇敌入室操戈，堕井下石，将到哪里去而不发生呢？唉，他们的爱……不能先于他们的恶，寇仇不能甚于他们的恩，终身不能完成他们的欢乐，他们的怨恨一日不能忍受……这就是庞涓之所以怀抱马陵的仇恨，而陈余之所以有泜水的悲伤。末流的祸患竟然到了这种地步！考察其根源，都是六种弊病造成的祸患罢了。那么，生活在当今世道，想要实行古人的道德，不也很困难吗？有人说：交友之道自古就难，您为什么唯独怪罪于现在呢？旦柄国而奭怒，仲专政而鲍疏，赐连骑而旁引，转辨不遗余力，宪贫由结缨而羔避，啇有假葢之……，回蒙掇墨之谮，这些难道不是古圣贤的门徒吗？我回答说：这确实如此，但没有达到像现在这样严重。鹿鸣的宴饮，伐木的寻求，君子有让位的美德，小人有同胞的情谊，难道是现在所敢期望的吗？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也不像后世那样风气淡薄而习俗浇薄。豁达的人不能不对古今的变化感慨叹息了。

译○初命三晋为诸侯论（瞿景淳撰）

初命三晋为诸侯论，唐太史荆川公评曰：笔力高古，问学宏深，才思俊逸，气格昌大，师道以时艺名，乃馆试又复浩瀚，信兼才哉。

瞿景淳【宗伯学士】

名分存在于天下，并非君主私有，但世人有时借它作为私利，君子因此有遗论了。上天生育百姓而树立君主，是要兼治宇宙并安抚百姓的，所以分封广阔而都称为君土，普天之下都称为君臣，吃土地出产的都称为君物，怎么唯独在名分上没有呢？大概名是天所叙定的，分是天所排列的，上天未曾把名分赐予君主，只是寄托并让他守护罢了。君主守护天的名分，就应当驾驭其尊卑，区别其贵贱，而侵犯禁令必须严厉；君主守护天的分位，就应当区分其章服，辨别其等级威仪，而越分的欲望必须抑制。严厉则下面没有叛乱的人，抑制则人们没有非分的期望，这就叫做善于承受天威。威烈王承受上天的寄托，为什么会有三晋称侯的事呢？君子说：以凶德而受爵，不符合名；以大夫而称侯，不符合分。名不正则乖谬，分不尊则悖逆，这是用私意扰乱它，那对上天的名分该怎么办呢？《纲目》不写“命”而写“初”，表明败坏法纪、扰乱纲纪从此开始了。威烈王有什么值得称道的呢？我听说亲近有功勋之人，是周朝的礼制；禁止奸邪、诛杀叛乱，是周朝的刑法。晋国有唐叔的亲近关系，有文王的功勋，辅佐拥戴天子，是周朝所托付的，断制谨慎精严，深得紫阳遗意，可以凭信。所以晋室稳固则王国尊贵，王国尊贵则诸侯服从，韩、赵、魏怎么能消灭它呢？何况他们多次结盟于中原，世代不失成法，三家世代受命为卿，北面称臣很久了，又怎么敢消灭它呢？不是应该消灭的却消灭了，这是讨伐周朝的倚仗；不是敢消灭的却消灭了，这是无上的臣子。他们的奸邪与叛乱哪个更严重呢？威烈王以共主的尊贵，念及股肱之祸，本应在友邦声讨罪状，在卿士中命令军队，而将罪犯交付司法官，杀死他本人，残害他的家族，污秽他的宫室，然后才可以。刑罚不正，又迅速任命他们，所以天命施加于他们，是天讨了。难道是自己丧失尊贵而抛弃诸侯所以服从的理由吗？有人说：姬姓的福分已经衰落，威烈王微弱啊，三晋强大，怎么能拒绝他们？这不是这样。请说说为什么忌惮名分，思考深远啊。姬姓的微弱是形势，但还有名分存在。名分系于天，不依赖形势而改变。不然的话，以三晋的凭陵跋扈，难道不足以自己称侯吗？而一定要向周朝请求，他们本来有所忌惮。三晋忌惮周朝什么呢？忌惮名分存在于人心，而天下归向正直。君子说兴衰起替，这就是一个契机。威烈王在开始就失去了名分，后来的失误，事情核实、言辞严厉，能补救于最终吗？用训诫之辞告知，用顺逆之理昭示，拒绝他们的请求而杜绝他们的要求，也用以显示我不轻易授予爵位的意思。假使三晋有知，本来会惊恐而思惧，惭愧而觉悟，齐、楚等国也会恭敬地承受威命。假使三晋无知，也不过是违背欲望而拂逆心怀，怀忿而蓄怨，未必立即放纵使用以逞强。而曲直所在，天下可以有辞了。现在一举而封他们为侯，这是什么法度？先王的典制，只敬六德则封侯，以功定国则封侯。三晋对于周朝，果真是有功吗？有德吗？不是功而令，是党引先王封国的典制，责备威烈王精核严正，是奸邪；不是德而命，是赏赐叛乱。威烈王为什么对此糊涂呢？这没有别的，是把名分作为私利而苟且以取媚罢了。从前晋文公请求隧葬，襄王以王章拒绝他，文公最终安分，而不敢有逆志。如果以威烈王的旨意推论，那么文公有立己之功，下举共可，而襄王曾不少贷于一隧之微，也是因为名分所守，不敢假人故耳。现在三晋的叛乱与晋文公相比如何？而侯爵的荣耀，不仅仅是一隧啊。从而授予他们，则不仅不足以使人畏惧，而且有以使人们轻视。凡想要颠覆王室以自利，灭晋是灭周的开端，意思深远者都有所觊觎而兴起，这是威烈王君临诸侯，先以不臣教之罢了。夫人心无厌，灭晋而侯，也将灭周而帝，履霜坚冰，渐不可长。所以从此以后，七雄争强，嬴秦肆虐，周室遂以不振，而迁于惠孤之祸成矣。先人有言曰：三晋非能弱周，周自弱也。其知本之言欤？然则此一举也，偏听滥授，是不以名分处其身；匪人僭宠，是不以名分处其臣；作法于邪，是不以名分处其后。故田和篡齐，安王命厘正，非勘本所知，具见该传焉。和固继迹于三家，而安王则效尤于威烈者也。是故《纲目》缘兹以托始，以谨其初也。虽然，始之者非独威烈也，曲沃之赂一行，而七章之服锡焉，则在厘玉之世固有然者矣。故《无衣》之诗，圣人录之，亦慎微意也。诗纪其端，《纲目》书其备，姬之亡也，所由来者渐矣。人君鉴此，安得不为先乱之防？

○桓荣论（许国撰）

桓荣论，王太史荆石公评曰：桓荣夸稽古之力，此所谓鄙夫稍得意则志气扬扬，不胜德色者也。颖阳历以稽古责之，当使荣愧汗。此皆且渊思伟议，高出尘表，神品也。

许国【少传柱下】

士人所贵重的文学，难道只是用来获取荣名、谋求厚利而已吗？为名和利而学习，这种学习就浅陋了。三代以下，君主操持名和利来笼络天下的士人，而天下的士人也各自以名利自我笼络。他们谈论经书、喜好古事、博学而文的人，有不超出名利的吗？唉，太少了！当这个时候，上面以此求取，下面以此应和，老师以此教导，弟子以此学习。

译说：我学习而可以争得名声，这就足以称为学习了；我学习而可以谋取利益，这就足以称为学习了。但谁知道所学的是什么，难道没有疑惑吗？桓荣陈列车马、印绶来给学生们看，并以此夸耀自己研究古道的功力。君子说：桓荣的见识确实浅陋了，而世道的变迁更是令人悲痛。我本来没有闲暇去责备桓荣，而是评论他所处的时代。自从三皇五帝相继兴起，人文开始兴盛，诵读法度的人，早晚潜心钻研，浏览千古历史，不出家门而能包容天下，隐居草野而能谋划朝堂，拥有这样的才能，谁说研究古道不够呢？然而同样是研究古道，孔子、孟子凭借它垂教万世，子游、子夏凭借它润色六艺，仪、秦凭借它纵横列国，秦汉的儒生凭借它迎合时世以取宠，为什么呢？因为时势不同，而作用的大小也就不同。那桓荣，不过是汉代儒生中下等的人罢了。论及西汉名利之习，这是确切的议论，后来渐渐说到桓荣身上，步骤迂回婉转，得体恰当。焚书坑儒之后，腐儒仅存，起初是高祖的轻慢辱骂，接着是孝武帝的表彰推崇，于是贾谊、董仲舒继承其绪，公弘、辕固推波助澜，毛公、杨雄阐发其业，司马迁、班固阐明其谋略，于是文学才开始兴盛起来。所以后世谈论经术的人，必定归源于西汉。唉！论述得越详细，德行就越淡薄；学问越广博，本性就越受蒙蔽；文章越兴盛，实质就越衰败。王莽执政时，征聘贤才的车马相望，而研究古道的人，争相依附。大概那些强记广博的学问，只是用来作为盗取名声、谋取利益的资本，弊端已经很久了。贤如夏侯胜，尚且志在高官厚禄，何况桓荣呢？夸耀车马印绶，就如同追求高官厚禄的旧习，也是西汉遗留的风俗。自从建武年间以来，征召明儒订正经义，明帝还念念不忘，但所倡导的是文饰而非实质。上面用名声来统领天下，天下谁不争相追求名声；上面用利益来引诱天下，天下谁不争相趋附利益。那明帝假借三老五更之礼来博取崇儒重道的名声，那么那些担任三老五更的人，又谁不假借谈经论古的名声来博取车马印绶的利益呢？侥幸得到了，就以此自夸，桓荣有什么可说的呢？唉！桓荣愧对研究古道了。如果九泉之下的人可以复活，我应当以此质问并羞辱他，因为他傲慢自夸，本来就应该这样。况且桓荣研究古道，古时有贫贱而不失志、富贵而不骄纵的人，桓荣为什么不效法？古时有乘坐破车瘦马而自得其乐、住在蓬门陋室而不怨恨的人，桓荣为什么不效法？古有视金玉如尘土、视轩冕如铢两、轻视晋楚权势的人，桓荣为什么不效法？古有功盖天下而不骄傲、位极人臣而不夸耀、利尽万物而不贪取的人，桓荣为什么不效法？却傲慢地夸耀车马印绶，唉！见识也太浅陋了。桓荣既然以车马印绶为值得夸耀，并展示给弟子看，使得做子弟的也都以车马印绶为值得夸耀而觊觎朝廷，那么崇尚友道的风气就消失了，研究古道的志向就荒废了。东汉承继大乱之后，制度草创，孝明帝狭隘急躁、苛刻明察，当时难道没有弊端可以更正、失德可以进言吗？桓荣担任五更，应当进言匡正，这正是时机。如果桓荣能匡辅君心，调和教化，像申公那样力行的规则，可以说是研究古道的功力；其次能引申学生，辨析驳斥无遗漏，使桓荣在世也应当羞愧得死入地下了；能陈述时政，进谏可否，像贾生《治安策》那样，可以说是研究古道的功力；下等能铺张功业，润色宏图，像郑玄关于宗庙的议论、公带关于明堂的设计，可以说是研究古道的功力。如果都不是，议论不合而离去，像王吉那样请求退休，时势不可为而退隐，像严光那样高蹈远引，这也是研究古道的人所安于的。这几样没有一样，却安然地在辟雍之上接受天子的尊礼，脸皮也太厚了。况且还谦让以图报效，阐明忠孝之道来率领学生，尚且来不及，还敢说什么呢？从此假借研究古道的名义来谋取厚利、获取荣名的人，是桓荣开启的。桓荣的话足以祸害天下的文学，而皇帝尊崇桓荣又恰好自祸其风化。罢了，这确实是世道变迁中令人悲痛的事，君子深深为之扼腕叹息啊。

译九德论（徐显卿）

九德论□□□□□公说，谈论九德归结于一个“中”字，这是洞察根本原委的学问，才思如悬河倾泻，气势如倒峡奔流，直接承袭了苏东坡的气脉。

徐显卿 【天官学士】

“中”在人的身上，是蕴含一个根本而通达于万物应用的。通达于万物应用，就随着感应而表现出不同的反应；顺应感应而符合法则的，固然不能强行统一。蕴含于一个根本，就没有事物不是感应的对象，在未感应时，顺应感应的依据就在那里。太虚之中有真正的主宰，神妙之地有圆融的机枢。那些随着感应而反应，随着反应而恰当的都是一个根本的分支。什么是“一”？就是“中”。什么是“中”？就是我的心虚空而能感应，感应而能反应，反应而能迅速，迅速而未曾不周全，周全而未曾不恰当，不能用方位来推测，不能用偏倚来描述，这就是了。因此，“中”在我身上，发挥出来就没有不恰当的。“中”难道是九德的根源吗？为什么说九德呢？皋陶讲述选拔官员的方法，而设立这些作为观察品德者的辨别标准。选拔官员贵在了解得详细，所以根据人来考察他的品德，根据品德来寻求其中的“中”，于是九德就有了不同的名称。修养品德的人，则探究其根本，所以约归于一个“中”，而九德就没有多余的内涵了。尧不说过吗？说“执中”。舜不说过吗？说“精一”。唉！这确实是九德原本的根本所在。如今确立天的道理，叫阴与阳；确立地的道理，叫柔与刚；确立人的道理，叫仁与义。因此阳舒展了，用阴来制止；阴凄惨了，用阳来接续。阴阳交替运行，是天之中的体现。柔收敛了，用刚来振奋；刚扩张了，用柔来收敛。刚柔并用，是地之中的体现。仁爱了，用义来节制；义严肃了，用仁来调和。仁义适时施行，是人之中的体现。这是天、地、人三才合一的“中”。人承受天地之中的气而生，其蕴含在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一心通达于万物应用，本来就是这样参和而不偏颇，而九德有哪一样不具备呢？只是被气质遮蔽，被欲望搅乱，而“中”就偏颇了，九德才开始稀少。从天下来看，如今说宽厚、柔顺、谨慎、驯服、简略，是仁的发挥吗？是天之阴、地之柔吗？而严肃、庄重、恭敬、坚毅、廉洁，仁未曾不是义。这就是阳在天中济助阴，刚在地中济助柔。说扰乱、正直、刚强、强劲，是义的发挥吗？是天之阳、地之刚吗？而恭敬、温和、义气、充实，义未曾不是仁。这就是阴在天中济助阳，柔在地中济助刚。因此分析它们，柔而且严肃，是柔之中的体现；刚而且充实，是刚之中的体现。推演开来，九者各自有一种品德，就各自有一个“中”；合起来，柔之中的体现与刚之中的体现没有不同，说未曾有九种也可以。为什么呢？万物殊异而根本同一，比拟精当，名称不同而道理相同，原本就是这样。譬如天地流行发育万物，各具一个太极，哪一样不是天地的德性？然而万物归于一五行，五行归于一阴阳，阴阳归于一太极，那么万种合而为五，五种又合为一。人的九德有什么不同呢？当它柔的时候柔，当它刚的时候刚，广泛应对不同，称之为九；究其大原，不超过仁义适时施行，那么九德合而为仁义，仁义又合为一个“中”。因此，“中”是人心的太极，太极是天地的中，所谓“一以贯之”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不看看尧舜吗？像天一样喜好生养，恩泽遍及万邦，这是柔德；而制定典章、明确刑罚，难道单靠柔德就能做到吗？这是尧舜的柔而严肃。尧舜有什么心思呢？大概是无心的刚，刚就是“中”，而强劲与正直、扰乱，无不恰当是可以推知的。合九德而没有一样不是“中”，尧舜对“中”有什么心思呢？无心于“中”而自然合乎“中”，固然以精一、允执为基础。所以我说是蕴含一个根本而通达于万物应用的。那么九德的名称，难道是皋陶过分区分了吗？回答说：德以“中”为主，而德的成就，则各自跟随其本性所接近的。因此圣人难以得到全德，实在难得，有三德就可以治家，有六德就可以治国，德的多寡，见识的大小随之而来。这包容接受、布施施行，是唐虞之治之所以兴盛的原因。皋陶的话，固然为知人用人者设立，而不是用来谈论修养品德的根本。所以说，行为有九德。既然说是行为，就是通达于万物应用的。我敢推究其一个根本来补充它。

○读汉史平准书食货志论（徐显卿）

读汉史平准书食货志论，许相国颖阳公评说：主旨在于守成之君崇尚节俭而警戒奢侈充盈，可作座右铭。

徐显卿 【天官学士】

我考察阅览古代记载，一个朝代的开始无不号称殷实富裕，然而其后就稍微泛滥溢出、耗损弊病。耗损而不止，致使国库空虚，民间困乏，公私都穷尽。掌管财政的人虽然终年辛勤劳作，穷尽毫发，竟然无法取得盈余。为什么呢？因为建国初创，用度不丰，海内物力也趋向兴盛，所以不立法而自然充实，没有禁令而侵夺利益的人少。后来凭借升平基业，图谋奢侈安逸，经费不常，动辄以十倍百倍计算，所以法度穷尽而用度更加匮乏，禁令严密而弊病更加滋生，于是上下都遭受困顿。大概理财之难，由来已久。从前太史公作《平准书》，班孟坚沿袭它作《食货志》，概括汉代事务，细微详尽具备。我请求得以评论它。汉朝兴起，在高祖、惠帝时，海内太平安定，战争平息，土木营建，缺失而不修缮。等到文帝、景帝，以恭俭治理天下，没有台榭以节省百金，不拖地行走以疲惫宫女，端正自己率领百姓，百姓感化他们。所以都内、太仓的铜钱穿绳腐烂，粮食陈积，下至平民也没有断粮的叹息，所培植的富裕啊。至于武帝，英明驾驭天下，轻视狭小的规划，他看到汉家财力丰盛七十多年，想施展其雄心很久了。况且迂阔荒诞的士人，络绎不绝

译（武帝）到达后，群臣环绕侍立，迎合他的心意。因此骄傲自满的志向，在内心膨胀；对战争、祭祀、土木工程的喜好，在外表现混杂。祭祀太一神，祈祷五方之帝，开通西域，控制东瓯，开凿昆明池，修建柏梁台，放纵心意，四处奔驰。百姓耗尽收入，竭尽产出，来填满无底洞，大概汉朝国力已经枯竭了。至于那些刀笔吏，纷纷谈论利益，夸夸其谈，击掌谋划，那些酷吏又可以用刑法来笼络，让他们像桑弘羊、孔仅那样屈服。这好比割肉充饥，不顾早晚会有祸患。所以征收粮食不停止，就议论卖官；卖官不停止，就议论盐铁专卖；盐铁专卖不停止，就议论告缗；告缗不停止，就议论车船税。大概自从平准法实行之后，利孔逐渐增多，供应和征敛日益烦扰，整个西汉时期，都没有改变。延及哀帝、平帝以后，不仅官府和私人财力枯竭，天下贫困，而且风俗逾越礼法，人心疲惫，所以刘氏的国运不长久啊。天下是最大的，天地所生，人力所成，极其殷实富足。府库仓廪，比起创业之初，不是不更加丰盈；征收赋税、徭役、会合敛聚、推算的方法，不是不更加精密。然而文帝、景帝用爱惜节省的心意来守护，就常常充盈；武帝用淫逸穷奢的心意来消耗，就常常缩减。所以说，洪河的流水，决口于千个蚁穴；燎原的火焰，起于一寸烟。君主的心意稍微不节制，天下的民力、钱货就会涣散决裂，无法支撑。当初如果武帝凭借高祖、惠帝富庶的基础，亲身实行文帝、景帝清静无为的道理，停止战争，休养生息，降低宫室，安享饮食，与四海百姓安养休息，那些计事之臣所应当知道的，各位大臣也竭尽忠诚，深思熟虑，像晁错所说的重视粮食，贾谊所说的充足用度，来收拾他们的心意，荡涤他们的欲望，或许群小逐渐消亡，雄心不再耸动，国家没有漏卮般的耗费，百姓没有悬磬般的忧虑，大汉的基业虽然至今存在也是可能的。我对此有所感慨。

译○读《汉史·平准书·食货志》论（杨元祥）

读《汉史·平准书·食货志》，王□□对□公评曰：商确汉事，纤悉备具，且与二史并传。

杨元祥【翰林院庶吉士】

我读《平准书》《食货志》，看到汉朝一代财政盈亏、盛衰的变化，没有不放下书卷而感叹的。说：“唉！谈论财政计划的人，怎么可以轻易从事呢？国家空虚没有财物，则国家受困；想要充实国家而搜刮天下的财物，则百姓受困。国家受困了，其形势不得不采取一切权宜之术，而不暇顾及百姓的利害，那么国家的困窘又转而危害百姓；百姓受困了，国家依靠什么来立足呢？那么百姓的困窘又转而危害国家。唉！怎么能安置在不倾覆的地方，积蓄在不牢固的仓库，收藏在不枯竭的府库，使国家和百姓互相得利而没有困窘呢？”我看汉朝初年，征收十五税一，减免租税的诏令，每隔一年就下达一次，征收的收入很少。然而当时粮仓都满了，府库充裕，汉朝的财用取之如指掌，多余的财物，以至于粟米发红不能食用，钱串朽坏不能清点，是何等丰饶啊。后来官府渐渐不足，动不动就开郡国的粮仓，让百姓得以纳资拜爵、赎罪，更改钱币制造弊端，进用洛阳商人的儿子，利用他们的权谋，垄断盐铁，征收舟车税，输送天下的财物，在京城设置平准机构，以朝廷的尊贵，下而与商人争夺微利，最终不遗余力而让利于民。然而官府大大空虚，不足以供给战士，水衡少府没有终年的储备，又何等匮乏啊。我曾经取来思考，天地所产、九州所入，只有这个数目，没有神运鬼输。调度适宜，则要求少而常常有余；放纵无度，则经营多而常常匮乏。那在平城被围，织组断案，尽显笔力，轻慢书信的耻辱，不为此愤怒而入塞，只是抵御罢了；而大将军、贰师将军、楼船将军、车骑将军之类，却年年派遣。露台的耗费尚且吝惜，而开凿昆明池、建造建章宫、柏梁台、封禅泰山、禅祭姑衍、祭祀泰畤、汾阴，并且屡次兴起，天子斥责那些浮靡，而文成、五利之徒，赐予巨万，毫不吝惜。改正历法、改变服色，□□尚未安定，而朝臣随从马□瓦略卯笮，通西域，竭尽所恃以从事无用之事，不停止。夫白天地不能常侈常费，何况国家呢？俗话说江河不能填满漏底的杯子，这是很好的比喻。现在平民之家，互相告诫以勤苦，互相忍耐以饥寒，修习他们的职业并使之休养生息，即使遇到荒年，而能美衣安食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有互相以酒娱乐，互相以宴乐悲伤，耗尽他们的积蓄，一遇荒年，而今饥荒流离的，一定是这样的家庭。所以说治国有三种计划：有百世的计划，有一时的计划，有不终岁的计划。结句甚奇。

○汉唐宋党人之害论（王家屏）

汉唐宋党人之害论，许相□颖□公评曰：铸辞命意悉出匠心，而其特命起三党诸君千九渊之下，亦当针口。

王家屏【大学士】

党祸之大，真是严重啊。始于君子与小人的掎角相争，而不停止，正直者必然难以取胜，而国家遭受其害。以君子看待小人，则类别不同。然而顺从其心意，矫亢过激，以至于倾败天下，而不能挽回，怎么能没有罪过呢？试以汉唐宋的事来看：建和以后，蕃固秉政，范滂、张人之流，云翕附丽，思以清议濯易一时，曹王侧目，牢修构诬，尽锢名士，善类既歼，汉室之亡，曾不旋踵。至于长庆年间，牛李构隙，立交相轧，群众窥利鼓煽成风，迨其末路，白马清流，横罹毒手，识者悲焉。绍圣之初，申温弛政，章吕弹冠，杨畏叛，清臣媒进，継述熙，报复睚眦，凶汇寝昌，鼎祚逐南。嗟乎！自古戕害人国，未有若三党者之其烈也，可不善喻畏哉！夫小人群若粮莠，不种而生，去而复蕃，为嘉谷病。小人凶顽，则类苟可以空人之国而伤其善良，宜无不至，吾何诛焉！独惜夫诸君子之处此未善也。世不能尽小人，亦不能尽君子，贵在潜匡默导，救害于什一。吾既自立门户，标榜过高，一熏一莸，挟不两存之势，又不自度，锐意攻之，至以督邮劾常侍，郡吏捕叙事，典核无一语出汉以下黄门，力取成胜，反为所噬，并其身与党，扫而空之。古称图虗名受实祸，知进而不知退者，汉党锢诸君是。德裕奇意，并负时望，议论稍忤，氷炭遂分，宗闵结衅，敏中背恩，太牢羽翼既成，而德裕复以一夫之力，欲尽夷其类，宜祸之及矣。其后独孤、崔远之徒，兢效弊习，嫉恶过严，与患为邻，使柳灿、李振，因蚌之持，肆渔人之取，邦之殄瘁，德裕酿成之也。安石立法，初意亦善，秪以偏执，见嫉正士，元佑新政，尚当熟议缓行，乃徒知改弦之急，切缨冠之愤，不分玊石，一切芟除，奸人怨恨切者，绍述之谈，□缘得进，名贤火党禁，贬窜靡遗，谁执其咎手。要之数君子者，操□甚忠，其为国谟画非不切至也，机权稍闇，驭制无策，□蹈于壹竖之鱼肉，憸夫之网罗，而莫救，可哀也。已然党之为害，又非颛颛诸君子罪也，食必腐而蚋集，木必朽而

译蠹虫产生于桓帝、灵帝昏庸失德，武帝未能振兴，哲后年幼，命途多舛，政治偏颇，国家谬误乖戾，朝廷没有权衡公正的标准，民间有争讼告发，有识之士有议论的习气，谄媚之徒上升，贤良之士被排斥，党人开始昌盛。所以想要消除这种祸害，非君臣共同竭尽其道不可。君主的道，在于明察而果断；臣子的道，在于公正而宽恕。君子结党为德，小人结党为利，外表虽然相似，内心实则悬殊。进用真才，退斥伪善，裁断鉴察没有邪恶，师师济济，险诈之人没有容身之地，这就叫做明。权柄独自掌握，万事没有松懈，太阿宝剑不失落，吐珠必吞，卖弄威势、窃取权柄的大臣不敢斜视，寡廉鲜耻的人无法凭借依托，这就叫做断。百人共同开凿，凿名言可以流传不朽，船期在于渡河，岸上十只手一起射箭，志向在于射中靶心，异议不能成立，穆穆相济，这就叫做公。对待群小，以诚心感化他们，而器重使用他们的才能，他们将磨砺洗刷，求取包容，谁肯夸耀技能，互相勾结为奸，这就叫做恕。这四者是用来消除党争、逐渐安定、宁谧疆域的事务。因此，上有秉持皇极、大受之道的君主，则比附德化；下有秉持九二、中行之道的臣子，则淫邪朋党消亡。关键在于为天下国家的人审慎谋划罢了。

译汉唐宋党人之害论（张一桂）

汉唐宋党人之害论□□□□□□品评□□党□□诸掌而反复议论□滚滚不竭，知是眉山正脉。

张一桂【大司□】

□尝读史，至汉唐宋党人之变，辄废书而叹曰：嗟乎！国家之祸，恒由于泪而成也。语曰：“绵绵不绝，遂寻斧柯；涓涓不塞，遂成江河。”岂不信然乎哉？盖祸衅之作，其始也恒起于一人之私忿而不能遏，其终也遂酿成国家莫大之祸而不可救了。古之君子惟有见于此也，无我以为心，宽裕以为量，廓然而持己以公，泰然而接物以恕。其幸而人已交孚也，固和平浃洽，欢欣鼓舞，以共成天下之事功；其不幸而棋逆之我加也，则又形迹之不存，愤如有姬公之心，则自无党矣。惜汉唐诸君子无有以是告之者，戾之不作，惟优游含容以俟其自化，而不至矫激以启无穷之祸患，此其心何心哉？彼固所虑至远而不暇恤其私也。昔周公东征之变，流言交作，虽以召公之贤，犹不能无惑。夫公以叔父之尊，而居冡宰之位，握发吐哺，士之倾心于公者当亦不少。使公愤然出而与群言角，斯党类五分，而苍姬之事去矣。然公弗屑也，惟硕肤几几，处之以至诚，卒之群疑俱释，而大和气象譪然溢成周宇宙间，兹其心可与浅衷肤见者谈哉？善乎仲尼之争党□字，发明先圣未发之旨，言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夫君子之患，不止二端，而独以是并言者，盖以人情之弊，党始于争，惟是非之相兢，而后争端起；惟彼此之争胜，而后党与分。世未有不争而党者，仲尼并举而互言之，其旨微矣。为人臣而至于争且党，兹岂国家之福也？愚于汉唐宋党人，不能无遗憾焉。

汉之党人，始于臧否之相形。自规矩获印之谣一兴，而甘陵南北之遂立，各树朋徒，渐成尤。嗣后宦宫颛政，顾厨俊及诸贤，激烈太过，遂致党铜之祸，而邦家殄瘁矣。譬之削弱之家的豪强睥睨，诸子崇尚虗名招尤，设喻形容三党□□□当而□亦玲可诵起衅，乃不胜其愤愤之攘臂缨冠，以求逞于一击，一击不能□而身毙豪强，益无所惮而家随之亡。此汉之所谓党人也。

□之党人，始于名位之相兢。牛李之隙，不可居觧，而八关十六子，兢相蟠结，驯至白马黄之变，而唐室亡矣。譬之富翁以家政什，群仆各不相能，惟以逞睚眦争货利为事，凌夷废弛，卒之大坏而不可收拾。此唐之所谓党人也。

宋之党人，始于议论之相轧。啧有烦言，互相赀诋，而洛党、蜀党、朔党，分而为三。于是熙丰之小人，得以投间抵隙，而靖康之祸，兆于斯矣。譬之大军与劲评，三党人品甚确，敌相持，同心戮力，犹惧不克，顾群帅不恊，自相攻击，使敌人坐收渔人之利，而丧师失律，贻国家莫大之辱。此宋人之所谓党人也。

尝考之，汉之党多君子，唐之党多小人，宋之党皆号称君子，而亦不能无一二小人之随声依附者，厕于其间。虽其藏否之相形、名位之相兢、议论之相轧，心之公私，各迥然不侔，至其以血气用事，忘大计而修小忿，始之不慎，以激成夫无穷之祸，则先后若出于一辙。夫君子出而当世道之责，所任者非一家器量宏大之事也，所谋者非一巳之私也，无人巳无物我，小嫌不作，而惟求便于国家，如此而巳矣。乃逞其自是之私，而恣其上人之念，彼訑訑然以求胜于此，此讻讻然以求加于彼，潜滋暗长，宁贻宗社之忧而莫之恤，此其端固甚微，而其祸则甚大也，厥咎可胜言哉？

嗟乎！诸人亦自逞其一时之愤，而不知其流之至此极，如层峦迭嶂，而议论愈出愈奇也。使汉之党人而皆郭林宗、申屠蟠，则顾厨俊及之名可以不见于当时，而群贤夹辅，汉祚不移矣；唐之党人而皆裴度、李绛，则八关十六字之号可以不传于后世，而遗佚尚存，唐杜不屋矣；宋之党人而皆吕大防、范祖禹，则洛蜀朔之称可以不形于□册，而仁贤未亡，宋不南渡矣。先儒有言曰：“三党系宗社存亡。”□□□极系宗社存亡，而其始惟由于臧否之相形、名位之相兢、议论之轧，则夫为诸人者，尚得以辞其责乎？

□廉、蔺、寇、贾，时舌辩之士而介冑之夫也。当是时，强秦虎视，使二人内讧，则赵事不可支；汉方芟除祸乱，若各逞其不平之气，斯所损亦不关键精密小矣。乃能释愤结驩，同归于道。彼所以为此者，先国家之急，而后私雠也。噫！周召之至诚，固

译多么遥远啊，难以企及；拿汉、唐、宋的贤哲来说，他们的见识反而低于廉颇、蔺相如、寇准、贾谊，这难道不是大可惊诧的吗？

有人说：“香草和臭草不能同器收藏，施氏和厉氏不能同室居住，邪正不能并存，这是自古记载的。考察党锢之祸，是由于权宦浊流的惨害；元祐党人的流放，源于熙宁、元丰年间的小人。群邪丑化正人，只是假借‘党’的名义，来肆意施毒罢了。即使那些贤人不结党，却共同以正道自持，他们的处境也必然无法幸免，想要对国家有所补益就难了。现在你唯独归咎于那些贤人，难道不是苛刻吗？”

我回答说：“不是这样。东西一定是先腐烂了，然后虫子才会滋生；树木一定是先被蛀虫侵蚀了，然后风才会吹折它。君子的道理在于急于自我修养，那些权宦、篡逆、小人，不值得多嘴议论。君主所深深忌讳的，没有比结党更严重的了；而小人所借口的，也如同攀登七级浮屠，一层比一层高，没有比‘党’更巧妙的了。我们同道之人相互交往，同心协力，还担心因此被加罪，何况众人依附、互相诋毁，这正好迎合了君主的忌讳，自己投进了小人借口的圈套，于是使君主加重愤然不平之心，而小人得以逞其悍然不顾的恶行。自身尚且不足顾惜，国家的祸患由此开始了。假如那些贤人矫激的作风不显露，安然处于无党的境地，那么君主忌讳得不深，厌恶他们也就不会太甚；小人没有借口，除掉他们也就不能彻底。即使暂时被排斥，从容舒缓地等待时机的到来，那么国家的祸患还不至于不可挽救。

古语说：‘熏草因香气而自焚，膏脂因光亮而自销。谁制造了祸端，至今成为障碍？’这些人虽然想推卸罪责，怎么可能呢？

虽然如此，拿着伶伦的律管的人，不能用清浊来欺骗；拿着轩辕的明镜的人，不能用美丑来迷惑。自古小人想要掏空国家，没有不用朋党之说进言的。只庆幸君主能够辨别，有见识，君主辨别君子和小人罢了。唐尧虞舜的时代，皋陶、夔、稷、契同心协力，恭敬合作；共工、驩兜结党营私，如果略去内心只看行为，他们欢然相合是一样的。只有尧舜以钦敬明智、深邃智慧居高临下，有的被任用，有的被放逐，举措施行而天下信服，这时雍容风动之治之所以凌驾百代。假如汉唐宋的君主能够超然远览，使谁是正谁是邪都无法逃脱我的明察，那么国是就可以确定，国是确定而朋党的议论就熄灭了，难道不是很辉煌吗？

唉！唉！除非是极其昏乱的君主，没有不爱君子而厌恶小人的。然而辨别得不审慎，往往君子都被罢黜，最终成为小人的快事，这是古今共同的感慨。后世统治天下的人，要谨慎不要使自己的明智昏聩，而成为小人的快事啊！

译○四皓论（沈一贯）

世人议论四皓，都说他们高卧商山，有超然远举的文采，受太子聘请而出山，有辅佐太子、挽回天意的功劳。唯独您轻视他们，认为他们有三处过失，蔑视他们不能算作高士。虽然您的议论过于贬低，但确实是卓越独到的见解啊。

沈一贯【冢宰学士】

四皓可以说得上是高士吗？四皓出山有三处过失：辜负了隐士高蹈避世的志向，却接受了储君太子的聘请，这是轻率；顶着道德高洁的名声，却做了被迫胁迫的事情，这是欺诈；年老本该退休，却不断绝与世俗的交往，这是愚昧。轻率不足以重视节操，欺诈不足以统一道义，愚昧不足以通达大道。一举而犯下三处过失，像这样怎么能算是高士呢？

身居高位的人，处理义理要精当；处理义理的人，遇到时机要恰当。那些高出世俗的士人，对于出仕与隐居分辨得很清楚。神龙乘着六气来卷舒变化，麒麟、凤凰的隐藏与出现，预示着治乱，这些都是占卜的依据。所以伯夷、微子高尚隐退而深藏，不能称之为枯槁；傅说、伊尹拿着畚箕铁锹从事于辅相阿衡的职务，不能称之为追随。雷霆在夏天出现，雪霰在冬天兴起，乌雀白天鸣叫，蟋蟀夜晚吟唱，都是各自顺应时势罢了。

四皓兴起之时，正值秦朝衰败、汉朝尚未兴盛之际。在强暴焚毁的余烬中，以宽仁爱育来治理天下的人，不是刘邦还能是谁？凭借高祖的贤明来辅佐他，用道德来匡正他，用礼义来纠正他，那对于三代英主的功业，差不多可以企及了。四皓遇到了英明的汉高祖，却坚守不仕的节操，可以说是失去了时机的志向。为何对此昏暗不明，反而逃避到深谷中，追求却得不到呢？四君子在这里失去了时机。

说高祖轻慢辱骂、轻视士人，怀抱道义而不与他合作，这不是事实。高帝并不是轻视贤才的人，他所唾弃的真是那些迂腐的儒生罢了。知道张良的贤能就尊重他而不直呼其名，提拔韩信的才能就拜他为大将。世上没有张良、韩信那样的操守，高祖理应轻视他们。即使四皓的名声已经比张良、韩信更杰出，假使他们得以侍奉高祖，受到的尊敬不会亚于张良、韩信，哪里会有所谓轻慢辱骂、不辅佐高皇而辅佐太子这种情况呢？只询问名声而不考察实际，比拟事迹而不洞察内心，四君子在这里失去了对人性的判断。

由此看来，四皓并没有道德的实质，只是矫情亢奋、修养高名之士。如果坚守这种志向，终身窜伏隐蔽在草野之中，食用商山的灵芝，吟唱《采薇》的曲子，即使有聘礼来请，也视如泥涂，轻视如飘风，坚决不出山以最终实现这种志向，不也可以吗？看到这一点，四皓就犯了轻率的错误，处理义理不明。所以细微末节的情感容易动摇，怀抱的志向不能果断。所以功名之心最终兴起。以百年的高龄，栖迟远遁，进不能做帝师，退不能做王佐，因为太子一次聘请就出山了，最终被张良所驱使操控，区区羽翼之功，并没有奇谋伟议来打动天子，能不说是轻率吗？

以隐逸的贤人，以道德为谋略，他们用来调护太子的方法，入不能做到这一点。看到这一点，四皓就犯了欺诈的错误。教导太子以孝道，只说愿意为太子去死。凭借英豪旷世、特起不群的士人，难道会因为一次聘请的缘故就立刻为人去死吗？这种鄙陋荒谬的话，特别出自于一时被迫胁迫的策略罢了，能不说是欺诈吗？

轻视自身不足以重视天下，凭借他们的权术不能成就大功。四皓当时都已是八九十岁的年纪了，却不能深谋远虑，以与造物者同游，却做出这种庸碌的节操，何其看重为人而轻视为自己呢？能不说是愚昧吗？

庄周不接受楚王的聘请，因为时机不对；孔明不听从袭魏的策略，因为不合道义；太公晚年出山而为文王效力，最终鹰扬天下，时机与道义都具备。四皓先有一褒的高名，却不及此，也近乎虚伪了。

有人说：“四皓不出山，那么隐逸的智者将埋没于世，谋士将失去计策，储君将不得安宁。这三者缺一不可，您怎么能讥讽他们呢？”回答说：“四皓是退隐后又被贬抑的士人，在人生的末路操持不坚，最终依附世俗以获取功名，这不是四皓独有的，张良也操持了这一点。即使有沦落隐逸的士人，混沌幽深以为无穷，不担忧没有名声。凭借张良的智慧，驾驭四君子，出自他的指挥，即使四君子不出山，张良也不担忧没有计策。高祖想要更换太子，只是因为宠姬的缘故，眷恋而不能决断。凭借高祖的英明，吕后的窘迫，萧何、张良、周勃等贤臣的争辩，如果没有四皓，高祖始终不肯更换太子，可以说是确定的见解。四皓的到来，是不得已的吗？君子处世，与道同行而出，与时相合。高帝两度隐居，他的隐居失去了时机；惠帝出山，他的出山失去了道义。四皓的进退可以说没有依据了。内不足以顺应时势，大不足以选择事物，次不足以建立功业，仅仅出于或许的见解，最终不能得到其一。依我看来，四皓出山是为了张良呢，还是为了自己呢？所以说四皓不能算是高士。”

○汉高帝善将将论（于慎行）

汉高帝善于驾驭将领的论说。驾驭将领的事物，没有比得当的赏罚更重要的了。端正严肃，两者使之以诚信，又示之以不可测度。这是高帝之所以能够驾驭将领，而将领之所以受制于高帝的原因。有驾驭将领职责的人，应当反复研读这篇论说。

于慎行【太子宾客】

治理国家没有比驾驭将领更优先的，而驾驭将领的方法在于有所可信而有所不可测。将领，是依靠他们为国家作战的。有将领而没有赏罚，不可以作战；有赏罚而不诚信，不可以作战；诚信而可以测度，也不可以作战。所以使他们可信，而又使他们不可测，然后才可以被任用。为什么呢？将领并非没有自身利益，在刀山火海之中甘心赴死的，是因为上级可信；率领百万大军而归顺于万里之外的，凛然不敢违抗的，是因为上级不可测。然后可以战胜攻取，一支军队就可以拥有天下。古代的帝王，大概汉高帝能运用这种方法，而韩信说陛下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可信所以为陛下所知，而不可测所以为陛下所驾驭，真是了解君主啊！

译苏子评论汉高祖刘邦，认为他驾驭黥布、韩信、英布等人，采用的是“先赏”的方法；驾驭樊哙、周勃、灌婴等人，采用的是“不先赏”的方法，认为这是善于统帅将领的表现，这说得对。然而，在楚汉胜负未决的时候，得到土地就封为王，这哪里能体现他善于统帅呢？韩信之所以顺从，是因为高祖一定有足以震慑并收服他内心的手段，而不仅仅是这些封赏罢了。韩信没有听从武涉的游说，人们称赞他不背叛，这是不对的。韩信是不敢背叛。当韩信还在南郑时，他本是执戟的侍从和逃亡之人，这正是汉高祖深不可测的地方。高祖一见韩信就任命他为大将，将百万大军坦然交给他而不怀疑；等到韩信北上攻取燕赵，拥兵于大国郊外，声势极盛时，高祖假装使者驰入韩信卧内，夺取他的印符并更换将领，将百万军队忽然夺走而不觉得困难。既然能给予，就一定能夺取；那深不可测的夺取，与深不可测的给予交替使用，这才是高祖驾驭韩信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这样，凭借韩信的才能，也完全可以独自称帝，为什么他会犹豫徘徊而不敢发动叛乱呢？大概就是这样吧。唉！韩信侍奉高祖，内心已经彻底信服了。所以他攻下赵国、燕国，平定天下的一半，没有请求封地称王；得到齐国后才请求封王，是因为他揣度高祖一定会给他齐地，而且大事已定、功业已成，可以请求并得到。等到他占据十二郡的险要之地，面向南方称孤道寡时，却因为蒯通的一句话而犹豫徘徊，不敢发动叛乱，确实是畏惧高祖。有什么值得信任的呢？所以韩信不背叛；有什么不可测度的呢？所以韩信犹豫不敢发动。高祖真是善于统帅将领啊！黥布、韩信、英布三人都是人杰，高祖操纵他们、给予或剥夺他们，就像玩弄掌上明珠一样容易，其他的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唉！赏罚是统帅将领的工具。使将领信任，靠的是赏罚；使将领感到不可测度，也靠的是赏罚。法律规定某项功劳就给予奖赏，等到有人立下这项功劳时，果断地按照法律奖赏；法律规定某种罪行就给予惩罚，等到有人犯下这种罪行时，果断地按照法律惩罚，这样就能建立信任。如果说某项功劳应当奖赏，但奖赏却不一定完全依据功劳，意图中有超出奖赏之外的考量；或者说某种罪行应当惩罚，但惩罚却不一定完全依据罪行，意图中有超出惩罚之外的考量，这样就会失去信任。信任到了极点，使人舍弃千里国土而不请求封赏；不可测度到了极点，使人拥有千里国土而不敢说背叛我。这就是赏罚的不可测度之处，何况那些普通的将士呢？古代的赏罚能够调动千里国土的势力，而后世的赏罚连一个普通的将士都调动不了，这难道不奇怪吗？我听说，在开创基业的时代，恩惠应当超过威严，不这样人们就不会被任用；在守成治世的年代，威严应当超过恩惠，不这样人们就会玩忽职守而不振作。这就是驾驭国家的道理罢了。

译○汉高帝善于驾驭将领的论述（田一儁）

汉高帝善于驾驭将领，在于他善于任用和驱使；汉高帝善于任用和驱使，在于他善于识人；既然善于识人，又善于任用驱使，却又不完全授予他们实权。汉高帝之所以能驾驭众将、屈从众人的谋略，正在于此。

田一儁 【宗伯学士】

我读汉史，读到汉高帝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心里暗自赞同。等到读苏轼关于驾驭贤将、才将的论述，说那些良马遇到韩信、彭越，猛鹰看到樊哙、郦食其，便投书感叹说：“这话意味深长啊！”然而我私下认为，高帝在这方面还有细微的权术，而苏轼偶然没有提及。樊哙、郦食其、曹参、滕公都是丰、沛的老熟人，他们积心于高帝，想要拥立他为王，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成功了就是汉朝，不成功也是汉朝，中原的天下，本来就不是樊哙、郦食其、曹参、滕分所应得的。他们得到封侯享爵，志愿大大满足了。只担心他们不成功，不担心他们成功后成为汉朝的祸患。至于韩信、彭越、英布是什么样的人呢？是一群盗匪中的豪杰，而且是欺诈反复的小人。风云际会之前，他们低头借势；一旦羽翼丰满，恐怕没有不想称帝做天子的。这难道可以完全把汉朝的大业托付给他们吗？因此，这三个人如果没有巨大的利益和权力来打动他们的心，他们的力量就不会为我所用；如果没有制约他们的手段，他们就都是西楚的同伙，是争雄的豪杰。人们看到高帝当时以孱弱不胜征战的身躯，却能控制这三大将，想要他们的军队就夺取他们的军队，想要他们会师就催促他们会师，就像三岁孩童用钩子钓大象一样，任由自己摆布，不知道高帝处理此事有权术，而大权的柄柄掌握在自己手中。如今富人拿出巨额钱财，驾驭将领和仆役，事情虽然不同，但驾驭的方法是一样的。如果放纵仆人在都市游玩，那些豪爽狡猾足以任事的人，不是拿着千金就掉头不顾，而是任其所为，那么这千金他们就可以装入囊中带走了。所以善于驾驭仆役的人，必定给予千金以丰厚其资财，却又暗中有所掌控，使他们收敛而不敢妄动，所以能没有豪悍的忧患，最终享受奇异的赢利。汉高帝善于驾驭将领，大概通晓驾驭仆役的道理。以爵位土地作为千金，而又有所掌控，暗中削弱他们的豪强狡猾，这是高帝驾驭将领的妙处。考察史书记载，如韩信已经攻破魏国，威名显赫了，就任命张耳为梁国相，让他共同攻打齐国；彭越攻下梁地十七城，功勋名声还未显赫，就让刘贾以亲王身份参与楚地的积聚。高帝难道不知道这两个人足以独当一面吗？应当是顺应文辞，尤其有所参任以分割他们的权力。像这样，确实是害怕他们不可制约，表面上假借权力，暗中却掌控着。所以当此时，韩信、彭越虽然列地称王，但权力常在汉高帝手中，不在韩信、彭越手中。想要他们的军队就夺取他们的军队，想要他们会师就促使他们会师，就像钓鱼者把诱饵放在前面，高帝在这方面还有细微的权术。前面说“高帝在这方面还有细微的权术”，后面又说“……”，有关键的收束，悦服他们的心，而弱竿在手，伸缩由我，没有掣肘的忧患。所以虽然用尊贵的荣名、优厚的赏赐来宠信他们，最终却没有其他忧患。高帝之所以能从韩信、彭越那里获得成功，就是这个原因。不然的话，吴太子还惊骇于禄伯的话，李临淮还有拥兵之罪。从古到今，那些尊宠太盛的人，没有不反受其害的。难道像高帝这样明智的人，却不明白这个道理吗？所以我才说高帝在这方面还有细微的权术，说的就是这个。然而高帝之所以能做到这些，是因为他对众将的才能早已胸中有数。既然衡量众将，只有这三个人足以成就大功，又衡量我所用来掌控他们的手段足以相互制约，不至于互相仇杀。汉高帝善于驾驭将领，全在于此四句话。所以屡次取得成功，确实是因为善于驾驭将领。否则，授予他们权力而没有制约手段的，必定有董宪、庞萌那样的叛乱；制约他们而不合时宜的，必定有楼船将军、横海将军那样的祸患。这难道是善于驾驭将领的人吗？由此看来，汉高帝善于驾驭将领，在于善于任用驱使；而善于任用驱使，在于善于识人。后世负有驾驭将领责任的人，还以此为鉴戒吧！

○五谏论（于慎行）

五谏论 徐相国存 公评分别五谏，二中款中说“用谏之道有三”，尤为确论，必定是透彻剖析谏言情理的人。

于慎行 【太史宗□】

谏言并非能谏言难，而是让君主一定听从难。有社稷安危的关键，说了就像泰山一样稳固，不说就像累土一样崩塌；有生民休戚的端绪，说了就像坐在席子上一样安稳，不说就像落入汤火一样危险。在这个时候，保全自己的身体而不顾国家的利害，不是人臣的职责；尽了自己的职责而不顾君主是否听从，不是人臣的本心。唉，人臣的本心，确实没有违背君主不听而为之的。所以不可以没有道义。大概君子进谏有五种：叫谲、叫戆、叫降、叫直、叫讽。孔子大概取讽谏。我认为五种谏言是一样的，只是看使用的适宜如何罢了。谏言不同，有忠臣的谏言，有良臣的谏言，有说客的谏言。侃侃而陈，谔谔而争，万人卷舌，一夫碎首，可生可杀而不可使不言，这是忠臣的谏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直谏和戆谏。讲理开导他，让他自己寻求；隐晦地规劝他，让他自己领悟；君主享受进言的利益，而自己却没有进言的名声，这是良臣的谏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降谏和讽谏。俯仰庆吊，开合无方，听从谬误的大道，而往往有回澜遏日的功效，这是说客的谏言，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谲谏。忠臣的谏言足以立名，不足以唤醒君主；良臣的谏言足以唤醒君主，不足以成事；说客的谏言足以成事，而君子不采用。虽然如此，这话是说用谏之道有三种，谏言难道有恰当的吗？只是看我们如何使用罢了。使用的方法有三种：一是衡量君主而施行，二是观察时机而规劝，三是审视自己而行动。君主残暴吗？那么切直的话难以得到；君主宽厚吗？那么委曲的话容易进入；君主多智吗？那么揣摩的话可以中肯。所以衡量君主而……

译如果直言规劝，那么名声和实效都能得到；事情将要成功时，谈笑的话语显得迟缓，而流泪的□显得深沉；事情尚未显露时，引导它则回转，激怒它则□；事情已经成功时，用诡辩的言辞去迎合它，或者二。所以说，观察时机来规劝，可以大致做到。因此，观察时机来规劝，那么道理和形势就一致了。说话的人是谏臣吗？抵触逆鳞、剖析栅栏，并不是为了揭发；说话的人是重臣吗？采纳□遇到巷议，并不是为了宽容；说话的人是游说近幸之臣吗？诙谐滑稽、广泛比喻的谈话，并不是为了荒诞。因此，审视自己而三。所以说，审视自己而规劝，规劝那么道义和职责相符。规劝是最难的。一个普通人必定有详细的朋友，百里之地的君主必定□争臣。有臣子而不规劝，与没有臣子□。规劝而不听从，与没有规劝相同。所以规劝期望被听从。没有道义怎么能被听从呢？有人说。四规劝适宜了。君子侍奉他的君主，本来也有这个比喻，最亲切有味，诡诈吗？说这是人臣的不得已。父亲有恶药而病情危急，儿子想让他活，进药而说是汤，本来就有这种情况了。哪有在父母生死之际而坚守孝己的信用的呢？从龙逢以下以规劝闻名的不少，曾经总而观之，忠臣的规劝被听从的十分之一，良臣的规劝被听从的十分之五，说客的规劝被听从的十分之九。不是说客爱君本来深于謇謇匪躬之士，是术。况且说客的术不仅仅专于诡诈，也兼而用之。所以抵触忌讳，好像踏进不测的深渊而安然渡过，这难道没有原因吗？苏子说：龙逢、比干不能称为良臣，没有苏秦、张仪的术。唉，有龙逢、比干的心，我称之为道，不称之为术了。

译○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李长春）

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申少□□泉公评：微精妙□奥□□言，盖理举宗工也未？理一分殊之论，不至堕兼爱障，足以鼓吹经传，明翼注释矣，嘉哉。

李长春 【宗伯学士】

仁，大概是浑涵于一心而流通于三极的吧。因此，通达于无我的公心，以弘扬其无间的妙用，这样仁的体性就认识了。人凭借心来确立天命，心凭借仁来确立极致。它的理精粹而庄重，它的机微潜而细微，蕴藏得浑然一体，触之则盎然生机，固然不能用方体去窥探，不能用意象去执持。然而为什么说它与三极相互流通呢？又为什么说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体呢？这样看来，这仁不几乎是在兼容并包中驰骋，在委琐寥廓中勤思了吗？况且天地至大，万物至众，它们的阴阳刚柔、清浊高下，本来就难以测度，而爬行蠕动、生根呼吸，每日感应沟通于我面前的，又纷纭交错而茫无涯际，怎么将它们联属于我的身体，与它们成为一体呢？唉，这不是从形迹上说的，何不从仁的体性来观察呢？生民之初，就有恒常的本性，而我得到其神明的一面作为心，又得到其公正纯粹的一面作为仁，这是天地所储藏的精气，万物所孕育的神妙。所以藏之于浑沦，其量则广博而无限；敛之于冲漠，其施则活跃而不可阻挡。正论仁体，没有不感应的，感应就相通；没有不相遇的，相遇就回应。它一视同仁而无我，大同而无间，并不是在中间有所矫饰，这本来就是仁之所以为体的原因。人只是被形骸气质的拖累所束缚，既漠然与天地万物不相干，无法远观那一体之理，这是反论，失去了仁的体性的原因。那些自视渺小的人，又视天地万物如杳冥恍惚，认为一体的义理难以企及；偶尔有知道忘私循理的人，则未免在博施济众之间求仁，有时会陷入高远的弊端。所以合的离了，通的塞了，而仁的本体逐渐丧失了。唉，这大概是求□□仁而没有观察我的初心吧。看见幼儿落入井中，直指人心，洞见本来面目，就哀怜而想救援；看见牛被牵去宰杀而恐惧，就怜悯而想释放。幼儿与牛，与我身体固然判然如胡越之别，而我的哀怜怜悯之心从何而来呢？这心□□称之为有知。至于遇到草木的荣枯，就欢喜悲伤而区分；考察象伟的□顺，就忧喜而寄托。当处在欢喜悲伤忧喜之际，探求它而得不到头绪，□□而窥不见其妙，这究竟是什么心呢？这心，正是人所禀受用来立心的□，而所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就是能体验扩充，采纳此心而已。这说仁□官天范府芇物之功，所以仰观于天，就说：我所顶戴的是天，而凡是日月星辰的运行，风雨露雷的变化，都视之为性情形体附丽于身。俯察于地，就说：我所包容的是地，而凡是呼吸动静、疾痛奇羍，没有不与我相互管摄的。甚至为之调和其节宣的候应，为之经纬其土壤的适宜，用恩德养育万民，使鳏寡孤独都各得其所；用德行繁殖群类，使萌芽角兽都得以生长。真有见于天地待我以清宁，万物待我以蕃息，一体的验证，育而不忍自私自隘，以孤立其降衷之命。因此，举两仪如一息，纳八荒如一闼，在我身上不见其不足，在宇宙不见其有余，而其位天地、育万物，以弘弥纶参赞辅相左右之功，都从这一体中致之了。虽然无私固然是仁的体性，而求仁的人，难道能尽天地万物，屑屑然求所谓一体者而仁吗？势苟淂以真逐，则囊括天，此论深入理窟，更为有得，地包举民物，以满吾一体之分量者，固与天地为公而无难。力不能以从心，则虽爱有所未肚，泽有所未徧，而亦无病于物我无间之学。譬如善养身者，不拘拘于肥瘠，而有元气以为之仁焉，则保合太和，旁皇浃洽，而脉络荣卫自无不得其理者也。这是强恕而行之术，作为求仁的要旨，而异端兼爱之说，想要希冀我圣贤一体的仁，而最终不能达到。那么有志于天地万物的人，何不深思理一分殊的宗旨呢？

○曾点漆雕开巳见大意（河洛文

曾点漆雕开巳见大意。高相□中玄公评：梦幼尺地气象，陶铸尧舜规模，其达处俱是漆园叟见觧。

河洛文 【□□学士】

人那些以事功自我期许的，其识度常常有所局限。追求无累而超然的人，只有不役心于事功的人才能得到。我曾观察曾点春风沂水的快乐，与漆雕开“吾斯未信”的意思，好像他们忘情于世故，自处以无能，而孔子独自深深感叹而喜悦，喜欢他们能悟道。程子说：“曾点、漆雕开，巳见大意。”确实知道孔子感叹而喜悦的心意。为什么呢？君子学习以求用世，所以想各自凭借所长来表现自己。然而有所长则必有所短，而执着一事，则其所遗漏的必然很多。况且人肖形天地，天地之量冲然隤然，而万象森然毕具其间。如果没有天空海阔的胸襟，云淡风轻的情思，怎么能道只语感遇，聚散生成变化之迹，皆其固然，岂待物物而安排布置之哉？此心之小，上下同流，太虗与侔，万物吾度其间，礼乐刑政、兵戎教养之事，亦其端绪节

译眼睛看到的形体，虽然在我心中无所不有，但实际上从未真正拥有。所以尧舜那浩大崇高的功绩，万世之人仰望而震撼。前人将其比作太虚中飘过的一点浮云，因为尧舜的事业，不过是尧舜留下的粗浅痕迹罢了。他们内心空洞寥廓，包罗宇宙，涵盖古今，所以能成就唐虞的伟业，却涉入而不滞留，作为而不主宰。即使是圣贤和天地，如今衡量他们，说他们无所作为也可以。这正是尧舜之心与天地一样，达到了极大的境界。如果有一丝一毫的亏欠或停滞，心就会被遮蔽；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执着或刻意，心就会死亡。因此，圣贤的学问，有不自知其同类而类别不同的情况。子路追求政事，子夏追求礼乐，并非不斐然成章，尝试起来卓有成效。但从圣人看来，勇武的功绩、智慧的名声，以及华美的文章，都是器物。就像天地的五行四时，人的五官百礼，各自运行，都可以适用，却不自知已经分职于太极，受役于天君了。这是没有洞察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奥妙，而只得到了聪明才智的浅近之处。殊不知圣人有聪明而不炫耀，有才智而不自恃。见此心，说见大意，便见……为小本然之体，无内外，无物我，浩然无际而充满太和。天地自然变化，草木自然繁茂，何物不是我的本性所关涉？何远不是我的度量所及？其退藏时，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其显现变动时，无所不知，无不……水静止，风起而波纹焕彩；如镜子空明，影像至而美丑自现；如秤杆平衡，物体来而高低自定；如化工元气随形赋色。它们相忘于不知其所以然的天然状态。那巍巍荡荡的境界，且如有无，哪里是拘泥于事务末节的人足以动摇其意愿、期待其必然的呢？曾点与颜回的学问，尚未达到这个境界，但他们的见识已经到达这里。所以看待奇伟隆赫的功勋，漠然不动于中，方融合于其所真正的快乐。这正是二人见得大意之处，而勤勉地求信其所未信。宇宙无穷，盈虚有数。我的心与造化本没有一息的间隔，为何不随万物而皆春？一理不达其极，一物不得其所，我的本性就缺憾。这些都是我未透彻的缘故。因此，不汲汲于仕进，为何要出仕呢？大概他们真正的见识所及，已经几乎与天地万物流通契合，诚意独得其大意，而不暇以外慕迁就。这个意，体之有余，廓之无外。曾点终身乐而不穷，颜回求信之心久而弥笃。如果通达，便是尧舜的气象，而可以……圣人的全体，即二三子有何能及呢？他们所不足的，是精诣而力虚。虚实是见道的言语，践行罢了。夫天地之道，大无不包，小无不贯；圣人之学，全体浑然，泛应曲当。所以糟粕煨烬皆教，动静食息皆养，礼乐各物皆学。因此气象恢廓，脉络分明，外不滞隘而内不空疏。曾点与颜回，语上而遗下，合之大而析之未精。究而言之，三子不及曾点、颜回之大，曾点、颜回不及三子之实了。因此，圣人之道，大而有本。学者体验扩充以识其大，而又存省践履以豫其本，则穷大而失其居者就很少了。

译○冯异不夸耀功劳，赵充国陈述功劳，怎么样？（陈于陛）

冯异不夸耀功劳，赵充国陈述功劳，究竟怎么样？冯异和赵充国因为所遇到的时势不同，所以居功的方式也不同。然而他们都没有“有己”之心，那么冯异就像赵充国，赵充国也像冯异。阐发两位大臣的心志，可以说是忠于君王了。

陈于陛 【春坊庶士】

做臣子的没有“有己”之心。古时候的人建立功名，处境相同而居功方式不同的，这都是因为考虑深远，急于国家大事而乐于尽人臣的本分。做大臣的奋起侍奉君主，谁不殷切地希望效尽微薄之力？然而功业建立后安心地占有它，就违背了“满招损”的告诫；谦让而不居功，则是迎合自己以欺骗君主。这取决于所遇到的时势以及内心如何。内心真诚地以国家为先而不谋私利，那么时势允许谦让时就谦让，谦让而不是沽名钓誉；时势允许陈述功劳时就陈述，陈述而不是喜好夸大以邀取君主的宠幸。我对冯异、赵充国的事迹有所感触。冯异跟随光武帝在行伍间多次建立战功。每次行赏，众人争相陈述辛劳，冯异独自退避在树下，人们称他为“大树将军”，大概他不夸耀功劳就是这样。然而赵充国则不然。宣帝时平定羌乱归来，浩星赐劝他归功给两位将军，而自己不言功，赵充国最终还是陈述了功劳。这两位大臣为什么见识气量相差如此之大呢？现在评论的人说：“功高不赏，是古人所遵循的准则。冯异因为不夸耀，所以没有人和他争高；功高而不危，位尊而不溢，这是保全自身、护卫宗族的方法，差不多是谦谦君子吧。”又说：“极而言之，这是说冯异身心不二，尽公不顾私，是臣子的道义。赵充国的功劳像山丘一样大，怎么敢隐藏实情而追求谦让的名声呢？这大概是古人所说的‘论大事不计小嫌’了。”如果这样，那么冯异的谦让、赵充国的陈述，是因为赵充国的谦让所以为智，冯异的不欺所以为节。以谦让为智，是赵充国想要放纵而争胜，无所顾忌；以不欺为节，那么冯异也不过是沾沾自喜的直率之人罢了。总之，两位大臣所遇到的时势不同，但他们的心都是先国家之急而后私利，这两句话实在是全篇立论的宗旨，怎能不仔细考察呢？高祖开创基业，对待功臣恩厚，韩信、彭越的惨死，使志士扼腕叹息，愤恨很久了。白水真人顺应符命而起，天下攀附的人如云合雾集，谁不想垂名竹帛？智者角谋，勇者角力，谁肯自失？如果冯异在其中以功劳相争，且将被主上遗忘，有功而见忌，那么灾祸就不远了。这是说冯异不言功的心事。灾祸并非臣子所应回避的，但国家背负薄待功臣的名声，这是冯异所大大恐惧的，不只是为保全自身、护卫宗族打算罢了。宣帝在位，先零羌为患，不是一天两天了。皇上询问在朝大臣，谁可以领兵，赵充国说：“我是老臣，我的志向如何决断？”等到保全全城，赵充国略设九屯以困住羌人。这时破无强弩，两位将军主张言战，代替赵充国的计议，朝中只有魏相一人支持赵充国。即使宣帝也不知道两种策略哪个更得当。又先零羌未彻底平定，然后胜败的形势显现，而攻守的得失，洞察如观火。如果赵充国再次推功给两位将军，不以自明，那么皇帝将会说：“我向来就怀疑他。平定羌乱的业绩，白不白不是赵充国所顾虑的。”假使日后边境事务有类似的情况，主战攻的士人议论纷纷，谁能定夺呢？所以赵充国必定要直任金城之功而不敢回避。赵充国为汉朝谋划，大概非常深远了。当冯异攻破赤眉，进入长安时，有人诽谤他。光武帝对此论冯异下诏说：“君臣恩义如同父子，有什么嫌隙、什么疑虑，而有惧意向？如果不是冯异真正能不夸耀，他的灾祸难道会低于楚王、梁王吗？”所以光武帝遵守射钩、巾车的约定，不忘滹沱、芜蒌的恩情，这不是光武帝能做到的，是冯异使他做到的。汉朝自武帝以来，大兴边衅，海内虚耗过半。宣帝、元帝之际，战事平息，四夷也稽首阙庭。或许是因为看到赵充国金城之效，能修备附远，而言战者无所容其喙吧。然而说冯异是沽名钓誉，赵充国是好大喜功以邀取君宠，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不夸耀以保全汉朝恩义，应上文先国后私之意；自言功以定国论，其心先并社稷而不私，是两位大臣所相同的。难道要拘泥于眼前的利益而以过失留给君主？难道要取常人之名而以患难投给国家？这不是两位大臣所做的事。至于在中兴草创之时，其功不得不退让；值众论纷纭之会，其功不得不自明。这是冯异之事施于孝宣，而赵充国之言不可陈于建武的原因。大抵大臣处天下之事，当撤拘挛之见，应起“人臣无以有己”之意，黜忌避之私，自持其是，不拘于变。宽严异而皆兴，唐韩、范等边战守异而皆效。赵充国居功不用其求，利国家一而已矣。嗟乎，人臣事君，亦在审时度势而图之哉。

○冯异不夸耀功劳，赵充国陈述功绩，怎么样？（张□）

冯异不夸耀功劳，赵充国陈述功绩怎么样？世之评二子者多进冯而退赵，以其有功自伐，人臣之德之光，第不知时势不同，故居功之迹不得不异耳。原其心岂容轩轻哉？此文可谓充国知己。

张 □ 【□□学士】

我尝读两汉书而得二名将，曰冯异，曰赵充国。异之佐尤伟也。锄芟新莽，驱逐剧盗，炎运勃勃兴矣。暨邓禹不能定关西，遂伐禹，破赤眉于宜阳，玺书褒之曰：“始虽垂趐回溪，终能奋翼绳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厥功何伟也。然每论功，诸将纷纷，异独默然立树下，故军中有大树将军。

译这就是冯异的称号啊。赵充国辅佐宣帝时，西羌叛乱，他专主“坐困”之策，于是上奏屯田的十二项便利措施，最终先零部归降，其他部落也开诚布公，他的功绩也非常显赫。等到凯旋归来，浩星赐教导他不要自居其功。然而赵充国面见皇帝时，却直言不讳地陈述功劳，毫不推辞。这两位将领的成功，虽然都居有功位，但态度截然不同，为什么呢？评论的人说：“军队取胜在于和谐，所以古代成功的人，士兵把功劳归于将领，将领把功劳归于朝廷，这是崇尚谦逊的德行。因此，冯异不夸耀功劳，宣帝赞美他；曹彬不夸耀功劳，宋太祖喜欢他。而在沙场争功的，汉代的韩信、唐代的李靖、晋代的王敦，君子每每为之扼腕叹息。冯异不夸耀功劳，是得此道了；而赵充国的自任其功，难道缺少一点谦逊的光辉吗？我辩解说：两位将领对待功名的态度都是正确的，只是时势相同罢了。为什么呢？因为冯异处在光武帝创业之初，虽然汉朝国运兴起，但群盗仍然猖獗。如果以此论断，不能说不对，只是没有深入探究他的内心罢了。作为心腹之臣，受托以股肱之任，如果仅仅与诸将争论功劳，那也就是庸人罢了，不足以激励全军、慑服士卒。况且功高不赏，冯异正有盛满之惧，何必假借言语来争功呢？后来“咸阳王”的称号，虽然是因为皇帝的大度不疑，但意思也是冯异谦逊的诚意早已让皇帝信服，所以才有君臣父子的谕令。如果赵充国所处的情况就不同了。原本冯异有不夸耀功劳的心，在冯异那个时代，讨论讨伐西羌时，宣帝在上主张作战，群臣在下附和，主张“坐困”之策的，百中无一二。等到功业完成，虽然不靠“坐困”，但也借用了某些策略。赵充国当时如果沉默不语，伏羌、强弩两位将军的战功，如果他不陈述，皇帝将认为西陲的功劳是两位将军战伐之力，而不是“坐困”之策。西羌倚仗富强，邀功生事，边患必定从此开始了。自己的功劳无需忧虑，但让君主日后有开边启衅的过失，这难道是赵充国所愿的吗？所以成功的始末一一陈于皇帝面前，好像在说：这功劳不是靠战争得来的。皇帝深知赵充国的心意，宁愿让自己冒有功之名，也不愿让君主有勤远略之意；宁愿让自己受自荐之讥，也不愿让君主有开边启衅之图；宁愿天下不归功于伏羌、强弩两位将军，也不愿国家边将日后有贪功生事之忧。老臣的考虑深且远啊。如果赵充国处在光武帝的时代，也就是“大树将军”了，还有什么功劳可说的呢？不然的话，浩星赐的话意思也很好，为什么赵充国不听从呢？如果冯异处在宣帝的时代，也会显著地表露自己的功劳，又何必避嫌呢？不然的话，论功求赏，也是人情，为什么谦逊退让到这种地步呢？所以我所以说，两位将领对待功名的态度都是正确的，不可以因为叙述不同而轻易地评定高低。那些拿着冯异的谦逊来议论赵充国不谦逊的人，是不了解赵充国啊。后来的将领，是学冯异呢，还是学赵充国呢？我认为天下之事没有固定的模式，只求其正确罢了。冯异的不夸耀，是将领的常理；赵充国的言功，是将领的权变。拘泥于冯异，就不知道权变的妙用；拘泥于赵充国，就不知道常理应当遵守。所以执二者而取其一，宁愿做冯异的不夸耀，也不做赵充国的言功；略二者而求乎中道，不必做赵充国的言功，也不必做冯异的不夸耀，这才是大中至正的论调。

译冯异不夸耀功劳，赵充国陈述功绩，二者如何？（利瓦伊桢）

剖析冯异、赵充国两位公卿的心事非常详尽，即便两位公卿在世，他们自我陈述也不过如此。至于他们才华磊落，文势纵横，篇幅不过百余字，尤为奇绝，是当世罕见的才能。

利瓦伊桢 【翰林□修】

功名之际，难以把握啊！怀有自满之心的人，常常招致灾祸；而遵循退让节操的人，有时不足以决断国事。因此，古代君子拥有国家，成就功业，却不以居功自傲，这与常人不同。他们深思熟虑，必定有最恰当的谋划，而不能因为看似不协调的痕迹，就议论他们的得失。我阅读汉史，冯异在芜亭、滹沱河解了光武帝的困厄，又在赤眉之战中大获全胜，炎刘王朝凭借他得以中兴。赵充国在敦煌屯田，使先零羌人归附，西部世代为患的问题得以平息，百姓安居无事。这两人比较功绩和烈度，相当接近。然而冯异口中从不夸耀战功，当时人心无不归附这位“大树将军”。而赵充国却违背浩星赐的请求，按照自己的意思回答，反复列举功绩。难道冯异明白谦下的道理，而赵充国反而不明白退让的吉祥吗？他们的行为看似悖谬而不相称，后世那些拘泥于空文来评判千百年前人物的人，不能不感到困惑。我曾经推究两人的本心，以及他们当时所遭遇的时势，还有君臣相处的情况，然后才明白其中的恰当之处，不能因为是否夸耀功劳的表面现象来衡量他们的高下。俗话说：“功盖天下的人，首先陈述……”（此处原文缺字，意谓功高震主者需先陈明大义），以此作为对两位公卿的断案：不赏赐，勇略震主的人自身危险。所以灵龟靠近火就烧焦，甘泉靠近火就干涸，劳苦而不居功，是君子明哲保身的方法。然而事情有出于天下公义，而非一人私利的情况。君主以好大喜功的心专断于上，下面的人顺从附和，不敢有不同意见。我独自排斥错误而选择正确，最终取得成功。如果这样还以贪功为嫌，以猎取退让的名声，那么必定把我所做的正确之事视为侥幸万一的计策，而最初的争议更加胶结不可解开。所以不得不自己承担正确的责任，让大家都知道迟钝迟缓的人……（此处原文缺字，意谓让世人知道谨慎者终能成事，而轻率者难以谋划）。唉！这就是前面所说的老成持重、忧国深切的人啊。从前高帝提三尺剑而帝制天下，韩信、黥布的功劳如同父辈，带砺之盟还未干，醢戮的祸患就紧接着降临了。虽然高帝寡恩，也是韩信、黥布自取的。得到齐地就请求做齐王，讨伐楚国就要求裂土封王而后才会合兵，稍有挫折就发出怨言。这两人以盖世之功，侍奉多疑的君主，却公然夸耀功劳以招致祸患，他们的遭遇是理所当然的。那冯异，就是光武帝身边的韩信、黥布。韩信、黥布因夸耀功劳而遭祸，冯异因不夸耀而自保，这也是理势所必然的。而一概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赵充国的功绩，那么以下都是阐明赵充国陈述功绩之前的坚固理由了。当先零羌人倡乱时，宣帝派遣赵充国，以及破羌、强弩两位将军征讨他们。从两位将军以下，朝廷的臣子，谁不说“灭此朝食”呢？只有赵充国以屯守为计，所条陈的十二件便宜之事，历历如在指掌。宣帝仍然多次责问。他起初必定让两位将军一同前往，是认为赵充国难以独自担当。后来赵充国坚持主张，毫不退缩，然后先零羌人困服，羌人首领开自归。虽然他的谋略已经见效，但在宣帝最初看来，若亲见当日之事，内心已经背离了。假使赵充国谦逊地放弃屯守之策，把功劳归于两位将军，两位将军本来就习惯宣帝的说法，必定会教导他说之前的言论没有试验，而感叹成功太晚，展示可以开战的衅端，而更加滋长他们奢侈狂妄的心。这将导致老成持重的人被认为不可用，而新进喜事之谋乘虚而入。这是赵充国所担忧的。所以宁愿自己承担功劳，让宣帝知道成功在于他而不在于别人，他之所以抗辩明确，辟除群议，而坚守屯田之策，确实是知道先零羌人可以计谋困住，不可以武力夺取。希望宣帝恍然大悟，知道老臣长远的见识，终究不是新进喜事者所能企及的。等到想要举事，议论非常确切，对于天下之事，宁可有所持重而不发，不可以轻率从事。大概国事以遵从或违背为重，那么退让的小德就轻了。将要端正君心的趋向，即使冒着贪功的名声也不顾惜。冯异虽然有大功，但在他开始发谋时，与赵充国截然不同。赏罚的权力，由君主掌握；优劣的等级，由人辨别。赵充国何必喋喋不休地以言语争胜负，而蒙受人的猜疑，取君主的怀疑？冯异的功劳止于一个“贞”字，而赵充国的功劳则关系到国是和君心。虽然他们居功的表现不同，但在君臣人己之间筹度，以保全自身，完善君主，则切合大道了。我考察宣帝之时，距离武帝不远，征伐四夷，海内虚耗，难道是武帝的本性如此吗？是卫青、霍去病等臣子引导他这样做的。如果赵充国不自言功，归功两位将军，怎么知道宣帝不会以卫青、霍去病期望两位将军呢？高帝以后善于保全功臣的，没有比得上老式的，而冯异尤为亲信。然而当他攻破赤眉进入长安时，有人上书说冯异想做咸阳王，光武帝认为这是诽谤，而以玺书慰劳他，那么他不夸耀的行为，向来有以结得主知的原因。不然，生出异议就是诽谤者的计中了。只有赵充国直言，然后宣帝知道御夷的策略，在于自强，而消除他……（此处原文缺字，意谓消除他好战之心）。

译冯异不自我夸耀，然后才能享受茅土封侯的恩宠，而避免像韩信、彭越那样的灾祸。那么，汉宣帝不像汉武帝那样多疑，光武帝不像汉高祖那样猜忌，这两位大臣是有功劳的。不然的话，以赵充国老成持重的性格，必定能够退让，没有困难；从此以后，人们又都因为冯异、赵充国这两位公卿而详细论述他们的事情，难道赵充国反而在冯异之下吗？所以，假如让赵充国处在冯异的时代，那么他哪里会有自我夸耀的行为呢？假如让冯异处在赵充国的时代，也未必会沉默不语。怎么能仅仅因为行为表现不同就随意议论他们呢？《左传》评论鞌之战，晋国有三位主帅谦让功劳，而栾书位居前列；而孔子在夹谷之会，直接记载了季孙行父的功劳，以此垂示后世。圣人其中大概有深意，而退让这种疏略的节操，并不是所讨论的重点。难道孔子的圣明，还不如一位良将吗？大抵面临事情的人，应当斟酌于道理的是非，而不必殉求一时的名声；评论别人的人应当推究其本心，考察其时势，而不必强求其行为表象的吻合。因此，圭窦的危难相同，却有人死亡有人躲避；峻山的险阻虽然一样，却有人前行有人止步；证明父亲不正直，却暗中策划逆谋；归还卫国的天子，却又得以免于罪责；吞咽李县河水、才华亹亹不竭，并非廉洁；避开水灾、断绝粮食，穿着破旧衣服祭祀，却被称赞为有节操；用几匹马应对，与掉落文书的人，都符合大臣的体统；不辜负翟公，与劫夺将军符节的人，都逃脱了出卖朋友的讥讽。他们本来各自有恰当的理由。至于那些殉求名声而不斟酌道理，沿袭表象而不考察内心的人，那么伏在镬上受刑的父亲，与遵循海上的孝行相同；假装疯狂避世的人，与伯夷、叔齐在首阳山的行为相同了。这几微似同之间，应当明辨，而善于学习柳下惠的人，必定从那些不可行的事情开始。我本来因为冯异、赵充国两位君子的事迹而详细论述，以告诫后来面临事情和观察别人的人。

译○反驳柳氏关于《月令》的论说（张一桂）

反驳柳氏关于《月令》的论说□太史□□公评：学问贯通天人，才能优异足以经世济民，这是能够用经术来治理世务，而不是没有实际用处的人。

张一桂 【大司成】

过去《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汉代儒者记述它作为《月令》，把它置于治理原则之中作为大法，而唐代柳宗元著论诋毁它，说它不是出自圣人。唉，这多么拘泥而蒙昧，不了解先王的遗意啊。况且柳氏的意思，难道不是因为吕不韦的缘故，而一并抛弃他的言论吗？不知道《月令》所记载的，不是吕不韦的学说，而是古先王的言论；不是古先王的言论，而是唐尧、虞舜及夏商周三代行事的事迹。如果吕不韦的议论偶然合乎道义，君子尚且不因人废言，何况它所记载的都是唐尧、虞舜及三代行事的事迹呢？曾经听说《易经》说：“天地顺应而动，所以日月不逾越，四季不差错。圣王顺应而动，所以刑罚清明而百姓信服。”大概天地变化，必定由阴阳主导，阴阳的分别，以时节为纲纪。时节，是王事的根本，众生的命脉，自古圣贤没有不遵循它的。所以《尚书·尧典》赞美尧的盛世，首先提到恭敬地授民以时，而禹、稷的告诫，也在于适时安抚五行。重视的话，时节所关系到的也太重大了。王者居于天的位置而承受天的眷顾，又怎么能够不谨慎地顺应天时来有所作为呢？因此，承担至大至艰的责任，怀着敬天畏天的□□，而又本着不敢自闲自逸的心，那么没有一息不与天相通，也没有一时不与天相准。于是仰观星日雨露的变化，俯察昆虫草木的化育，配合五事配五行而施行政令，遵循十二个月七十二候，迎日步气以追踪寒暑的次序，类推事物的适宜而预先为之准备。这难道是穷究怪异以显示神奇，援引天意以抬高自己吗？王者以奉行天道为职责，不能违背天道而独自行动；入君以顺时应时为义，不能违逆时节而妄动。这不是放纵快乐而拘泥，而是想要效法天道之常，淡然提撕警觉，不至于有废时失事的忧患。如果有大政大令应当紧急施行而不能等待时节的，那么又未曾不变通适宜百姓而无所等待，起初又有什么妨害它承奉天道而顺随时宜呢？然而先王的心还担心我自身过去，我的法度也将随之过去，于是悬挂在象魏，著录在法令甲令，记载所施行的而传给后世，使聪明睿智、寓出作者本旨的人，固然随时变通而更加善于法度之外，昏昧傲诞的人也将因时警戒而不至于废弃我的法度。这本来是《月令》的本意。譬如饮汤饮水，是冬夏的常理，难道说天下的人冬天不一定喝水，夏天不一定喝汤吗？《月令》所陈述的是唐尧、虞舜及三代的事迹。试着就当时的行事考察它：布施德行恩惠，相随时节的适宜，通随时节的变化，配合形容曲尽，这是春令。那么又适时收养鳏寡，秋天省减赋敛，帮助不足，而不浪费；不兴兵事，这是夏令。那么又伐鬼方在三年，伐玁狁在六月，而不轻率；诛杀有罪，且穿裘衣，这是秋冬。那么又诛杀侏儒在方夏，取裘褐在冬日，而不差错；劳农休息，讲武习射，这是冬令。那么又入执宫，搜苖干在春夏，而不烦扰。那些等待时节而行的，既然确实不易以遵循其常；那些不等待时节而行的，又充沛不拘以通其变。先王的政事之所以对上不违背天，对下不失去民，本来就是这样。柳氏仅仅依据后世的记载，而拘泥于小人的浅陋之说，那么元不可以为亨，贞也不可以为利，《易经》的不足相信已经很久了，没有比这更谬误的了。过去孔子对于颜渊问如何治理国家，洪纲大典，应当灿然可以全部列举，而唯独首先以夏时教导。解说的人说时节正令善，仲尼大概有所取焉。至于后来子贡想要去掉告朔的饩羊，孔子又告诉他说：“你爱惜那羊，我爱惜那礼。”现在推究《月令》所施行的，全都准于夏正，而先王与时偕行的典礼，愚者方才依赖这个可以睹记。而柳氏独自非议它不止，岂不是与孔子首夏时、爱礼存羊的意思大相违背吗？唉，成周以后，王路虽然微弱，典章还在，沐浴在余泽中的人，大都能诵法先王，陈说古昔，或者形诸简编，或者见诸敷奏，都体天若时，不失载籍遗意。所以高庙有议服的章句，文帝下赈贷的命令，晁错陈顺时的谋略，弱翁上《月令》的疏，翼奉、李寻、谷永、刘向等人论定此时哉信不可失，各旁□远据以开导人主，抑何其耸然切也。自此意不明，古道遂冺，于是有宫室繁兴不恤民时的人了，于是有当春阳和杀人殿廷的人了，于是有三辅凶□而赈贷不施的人了，于是有禾稼方盛而畋猎不息的人了。凡此都是《月令》不明的缘故。柳氏又说它□□于圣人，尽斥之为不足信，那么□□往圣，蔑古□长□惰之风，而启昏暴自恣之渐，何其与于不仁之甚也，岂不为世□罪也哉。有人说，柳氏的论说，也不是完全不对。比如灾异之类，类似于瞽史的说法，也将非议柳氏而相信《月令》吗？我说不是这样。君子只依据理来垂训，而学者依据理来解释，足以古明理之功，贵淂意而忘言传，不云乎。春兴兑治则饥，秋兴震治则。冬兴离治则泄，夏兴坎治则雹，此感应自然之理也。《月令》也论述其理而已，而岂必一一求合哉。现在夫夫骄卒鸷捍可畏，及入祠宇见神像辄释戈而拜，闾里之暴横者，虽其父兄谕之弗止，至

译大巫用祸福来告诫他们，他们就惊恐不安，不敢继续做那些不对的事，为什么呢？确实是使他们警惕啊。《月令》的用意，引用经典作为判断，可以推测通晓经书的人，他们所用来警惕后世的，难道不深远吗？从前箕子阐述《洪范》，把持续下雨、持续晴天、持续炎热、持续寒冷、持续大风，作为貌、言、视、听、思的灾祸征兆，详尽地叙述了天与人相互感应的道理。如果像柳氏那样固执己见的看法，就说箕子是声史，可以吗？由此可知灾异的学说，并不是《月令》所诋毁的。唉，到了这里，柳氏的论点就穷尽了。

译○反驳柳氏《月令》论（贾三近）

（前文有缺失）……大概春天的德性在于木。木是阳气的初生，所以君王在这个时候颁布德政……顺应天时与人事相互作为表里……释放囚犯，赏赐贫穷的人，举荐贤能的人，以通达阳气的初生。夏天的德性在于火。火是阳气的壮盛，所以君王在这个时候赞颂俊杰，成就贤良，提拔年长的人，施行爵位，发放俸禄，以赞颂阳气的盛大。然而阳气盛大，阴气就潜伏了。所以又断绝轻薄之风，判决小罪，节制欲望，使百官安静，以顺应微弱的阴气。秋天的德性在于金。金是阴气的初生，所以君王在这个时候，选拔士人，磨砺兵器，任用有才能的人，诛杀暴虐傲慢的人，彰明好恶，修明法制，奉养老人，申明严酷的刑罚，斩杀必须得当，以顺应阴气的初生。冬天的德性在于水，水是阴气的盛大。所以君王在这个时候赏赐死士，抚恤孤寡，举荐结党营私的人，以抑制阴气。阴气到了极点，阳气就主宰了。所以又放宽关市，招来商旅，审查门闾，纠正贵戚，亲近习近之人，以助长初生的阳气。认识造化，这是天地恒常的规律，人事确定的纲纪，不可改变。然而阳气居于盛夏，五月却有草枯死；阴气极于严冬，十一月却有荠麦生长，那么天地的舒展与凄惨，难道可以用一概而论吗？从前夏禹南巡，应当在五月，却诛杀了防风氏；周宣王北伐，时节是……月，却在太原驱逐猃狁，这说明罪行必须诛杀，法律必须讨伐，刑罚何必一定要在秋冬呢？文王占卜狩猎而得到吕尚，于是尊他为尚父；高宗梦见象而得到傅说，于是立他为相，这说明机遇是天所授予，契合是神所结合，尊贵的爵位何必一定要在春夏呢？如果固执地用这些来议论五刑九伐的常规，八柄八法的驾驭，那么后世那些断案违背时节、斜封夜……的人，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柳氏又说：改变天的道理，断绝地的伦理，扰乱人的纲纪，除了孟……难道可以吗？制作淫巧之物来动摇君心，除了季春难道可以吗？《周礼》在正月吉日开始调和，颁布政令于邦国都鄙，于是悬挂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如果不是通达天人之秘的人，不能说道这个。观察治象，必须知道柳氏的说法，那么圣人颁布治象，也何必一定要在正月呢？未……天道、地理、人纪，是三才的大义。孟春正月是岁首，举而诏告君王，如同……象魏以觉悟百姓，法可以展示不可以玩忽，令可以举用不可以亵渎，交互举用而品节……凡是用来刷新天下人的耳目，使不玩忽且亵渎，难道其余的月份就可以……废弃……季春阳气过热，气盈，奢侈的心容易泛滥，所以戒律在于淫巧，寒其源头。圣王制定法律，都有……深意，难道可以用浅陋偏曲的胶柱鼓瑟之说来议论吗？又说：圣人的道理，不穷究怪异以作为神奇，不区别天……（后文有缺失）

○孔子学无常师论（陈于陛）

孔子学无常师论，李相国石麓公评：以“天”字立说，虽然……精微深远，但识见空洞，议论阔大，定非……上品。

陈于陛……

圣人的学问，是师法天而不是师法人的。因此他的知识广博而不匮乏，行为稳固而不偏颇，所以可以汇合性命的……，穷尽各法的纲纪，包罗变化的深奥，成为神明的宗祖。浩浩荡荡的大德啊！哪里是循着踪迹、守着常规，凭借耳目来滋益他的天性呢？天就是心。心是灵台，空洞莹彻，至虚而大，四通八达，六通无碍。譬如太极，万物森然包罗其中。只是世人精神驰骋于应酬，意志迷惑于取舍，每天用无边的思虑充塞内心，从外获取，拼凑见闻，而称之为学。这是世俗儒者不能通达圣人境界奥秘的原因。孔子是生来保全其天性的人。无所不知而没有所知的执着，无所不包而没有所包的执着，师法天而不师法人。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因此造化阴阳，世上有人设立浑天仪、立圭表，却不探究其详情的。孔子上下遵循律历，昼夜通晓，天包地罗，广阔无垠。皇王建……，以仁为经，以义为纬，精粕虽然存在，但不可传承的已经过去了。孔子嘉奖桨……宪章，统领百代，如同亲自游历其……孔子传……从前……天而不是在朝廷与之揖让而得到所谓渊源的妙处。昆虫草木，巍峨怪异，夏革不能陈述，隶首不能计算。孔子精心旁照，割判不差，数计而龟卜。像这样，是将要冥搜前……，深思而得到呢？还是沉游广涉，凭借他人而有所窥探呢？这也是师法天罢了。圣心之中……，小而能涵，大而能容，性命不离于精，名法必归于理，变化不越其宗，这是学问的极致。世人看见孔子潜心于文，梦寐于周，就认为他所师法的是古人。……礼于……宫于……，乐于弘于襄，也不免求益于当时以为学。不知道这些都是印证其天性的。不是舍弃天而有所师法的。所以师法不同，以天来说，孔子有常师；以人来说，孔子固然一无所师。人如莹烛布照，终夜不……议论甚奇，别蚊虻。太阳丽乎上，而万象无遗。詹向施钓，终甘不能繁……，江海待乎地，而蛟龙毕……也。工师调统，细促柱涩，音不可得……，天籁发而抑扬清浊朗也。众人……猎耳目，守一方之……高者窥半豹而失全牛，卑者不免于面墙，大人之胸怀，知通而行……上不离天字章关键处该，无所不运也。为什么？众人师法人，大人师法天。孔子不说过吗：“我有知吗？空空如也。”无知者，断绝了闻见的知识。空空者，此心至虚，而天的本体也。闻见断绝，则人者息，虚而大之

译形体不丧失，就是顺应天道。这完全是构成孔子的根本所在。孔子说：“颜回啊，他差不多接近了，只是常常处于贫困之中。”颜回的“空”，与孔子是一样的。颜回曾经说，坚守信实，专一于道，不喜好广泛地观察外物，摒弃形体，黜退聪明，进入忘我的境界。所以颜回顺从孔子，是出于“忘”；颜回顺从孔子，也是出于“忘”。这就是他被称为“差不多”的原因。子贡不接受天命而从事商业活动，这是因为他不能保全天命那至虚而大的本体，反而在见闻上增益，说到底还是没有摆脱“天”字的束缚，只是在商业事务上多加努力罢了。所以子贡的学问是以人为师的，而颜回的学问是以天为师，从而希望能接近孔子。唉，子贡只相信孔子所说的“学无常师”，却不知孔子以天为师，这本来就是有常道的。

译○孔子学无常师论（沈懋孝）

孔子学无常师论□□□□□□评：□师而能自得师，人□而无朗不师，这两句话最为精妙。

沈懋孝 【□□□□】

圣人真的有老师吗？回答说：有。但能自己找到老师。圣人真的没有老师吗？回答说：没有固定的老师，但也无所不师。无所不师，可以说是“有师”；但能自己找到老师，却不可以说是“有固定的老师”。那么圣人向谁学习呢？向“道”学习罢了。道是无穷尽的，所以心也是无穷尽的。心无穷尽，所以学习也是无穷尽的。道在哪里不存在呢？哪里不可以学习呢？所以子贡说：“孔子学习没有固定的老师。”道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存在的地方。从前夫子的道广大，天下没有人能给它命名。达巷的人惊讶于他传授学问，太宰夸耀他多才多艺。世上的人都认为他的学问用之不竭，却不知道他从哪里受教。然而夫子也不是故意标新立异才去学习的。他到周朝向老子问礼，大概是拿着弟子礼节回来。至于苌弘、师襄、剡子这些人，有一技之长，也因为道没有固定不变，所以老师也没有固定不变，这一篇的大意是面向他们而不推辞。这也是世人深深探求却得不到原因的地方。圣人的心是怎样的呢？道是公之于天下而不私藏于自己的门派的。私藏于自己的门派就不是道了。所以说：“德行没有固定的老师，以善为师。善没有固定的主宰，协调于能够□。”只有不专主于一德，一德都成为老师了。后来可以□之于善。只有不专主于一善，一善都成为老师了。然后可以说孔子的道公之于天下而不私藏于自己的门派，以协调于统一。天因为虚而细微和巨大的事物，没有不是天的。地因为虚而细微和巨大的事物没有不是地的。海因为虚而细微和巨大的事物没有不是海的。圣人因为虚而诸子百家的见解，以及愚夫愚妇的知识，没有不是圣人的。圣人的心开阔而像天一样明亮，顺从而像□一样静止，宏大而像海一样容纳。前没有往古，后没有来世，没有分明，没有他扶，没有定业，没有专□。公□下而不私藏于自己的门派，就是这样罢了。所以自称说：“三个人同行，□有我的老师在其中。”看见善行就跟随，看见贤人就看齐。发愤忘食，快乐得忘记了忧愁。做事不厌倦，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空空的休证，对于鄙夫，启助的益处，需要后世学者。没有寄托不是老师，没有地方不是学习。圣人的心，是多么恳切啊。道本来就是这样。道公之于天地，公之于万物，公之于自身，公之于后世，是羲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所共同的，也是诸子百家与愚夫愚妇所□的。没有彼此，没有可否，没有分门别类地看待它，就会散裂而不可收拾。合拜而视（下有逸文）

○丙魏同心辅政论（沈懋孝）

丙魏同心辅政论□□国□泉公评：以公天下之心为旨，得二臣心事，而议论层迭，才华当丽，升热于史斈者。

沈懋孝 【翰林修撰】

古代的大臣有不相同的相才却相同的相业，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有公天下的心，而不以才能互相胜过。只有都有公天下的心，所以各自尽到心安之处，共同维持天下的大体。精明果敢的人不自认为有才能，而浑厚敦大的人不自认为不足。他们哪里有以才能互相胜过的心呢？没有互相胜过，所以有可否而没有异同，所以能共同成就世道而兴起太平的功业，美好的名声流传于史册，天下万世又有谁能评判他们的优劣呢？从前读班固的《汉书》，看到汉宣帝时魏相做丞相，丙吉做御史大夫。这两个人同心协力辅佐朝政，赫然称为中兴。唉，萧何、曹参之后，丙、魏有声望。如果没有公天下的心而只以智谋行事，怎么能辅佐中兴之主，名声流传后世呢？曾经观察宣帝，励精图治，综核名实，他的志向已经像雷霆驱策、雷厉风行，扫荡六合而一新了。魏相辅佐皇帝剪除霍氏，收揽君权，特别符合心意，超出于群僚之上，而毅然条理天下大事，才识意气遭遇有时，不是所谓特达不群的人吗？丙吉为人，乃先叙述□臣才名的不同，独自退让不夸耀罢了，穆然淳厚罢了。这他们的才名相差，应当不止十倍百倍之悬隔。考察他们的事迹，评价他们的人，说同心辅政，好像不可得而轩轾（高低）。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曾经论述过。梗楠桐栢材质不同，但负荷相同；盐梅茶桂味道不同，但调燮相同；玄黄丹素颜色不同，但经纬相同。那么治理天下的人，张弛异用，刚柔异宜，而同归于大体不可改变，也不过如此罢了。这两位君子，他们的作用不必相同，点出二臣意见之合而有意焉。他们看到宣帝是不世出的英主，喜欢他有中兴振刷的才能，又担心他的才能过度而或许至于纷更高帝的约束，这其中的吁谟密议，大概未曾不驩然合也。所以采取汉兴以来的典章法度、忠言嘉谋，次第奏行，□日取四方水旱盗贼刑狱之事，奏进帝前，以坚定其旧章法守之思，而默止其纷更变动之意。当时天下的人只看到君权日振，赏罚日明，名实日审，吏治日进，民生日安，而宣帝的长材远畧，视汉家制度如规矩绳墨之不可易，则是丙魏同心之叙，一臣各尽其才，实一其志，微意百执事不能知，而独史臣知之。所以毅然条理天下之事者

译没有智谋的名声，没有勇武的功绩，说：“我这是为了振兴高祖的约束罢了。”却不认为那是矫饰退让，而是以谦逊厚道自居的人，不嫉妒别人的才能，不忌恨别人的美德，说：“我这是为了共同维持天下的大局罢了。”却不嫌弃那是懦弱宰相所做的事。这本来就是吉的意图，而吉所秉持的，也是相的心意。有所作为与无所作为，表现出的踪迹不同；有言论与无言论，运用的方式不同。但辅佐治理的根本，没有先回顾后，没有开始不同。就像木材同样用于承载负荷，就像味道同样用于调和五味，就像颜色同样用于编织经纬。这难道有彼此异同的心吗？所以说，这两位君子，都怀有公正之心，不因为自己的才能而胜过对方。虽然如此，丙吉尤其不可及。吉保护辅佐皇帝，从民间兴起，登上九五之尊，他的功勋和资历又是怎样的呢？相是新进的大臣罢了。按职位在吉的右边，敢于承担天下的事务，而吉一点也不因此嫌弃。知道有利于国家，而不知道有新旧相形的问题；知道共同成就太平，而不知道有舒缓急迫的不同原因。所以史臣论述吉的美德，极力称赞他不夸耀旧日的功劳，深厚得体，而不暇顾及其他的。那么，善于用功勋劳绩来隐藏自己，在同事之间调和斟酌的人，也差不多有同心协力的见识和根本的论义了。如果让吉以功劳烈业自居，而相又毅然行事而不顾，那么这两个人就像水和炭一样不相容，又怎么共同成就教化呢？世人曾经批评吉不询问格斗杀人，而询问牛喘。唉，吉对于两位公卿弘扬教化的道理，也有见识了。他难道是大发空谈，而对天下无用的人吗？所以萧规曹随、房谋杜断，没有不同心的。古代的大臣，他们互相包容、互相补救，都像是这样。我观察宋朝一代贤相，前有富弼、韩琦，后有张商英、赵鼎，而这四个人，最终不能相容。然后才知道丙、魏的贤德，真不可及。有人又说宣帝任用刑名之学，宠信宦官，对丙、魏的相业有所责备。格心之学，非伊尹、周公不足以当之。我不暇论。我只惋惜和衷之道遥远，同常山之蛇，击首则尾至，击尾则首至，德风微弱，势相逼迫，则嫌疑容易产生；才能相争，则裂痕容易形成。不致力于公天下以为心，汲汲于才智的相胜，像两位君子这样同心，又怎么能够多得呢？唉，两位君子的同心，记载在青史上，至今光辉灿烂，有余荣焉。那么英雄豪杰想要共同成就天下治理的人，又怎么可以有私心呢？

译○五谏论（习孔教）

五谏论，董太史阳公评曰：委婉曲折，明白爽恺，通篇一以竭忠为主，盖得夫子“勿欺”之旨者。

习孔教 【翰林学士】

凡臣子侍奉君主，进谏并不难，难的是竭尽忠诚。进谏的方法在于揣度君主的心意，而竭尽忠诚在于审视自己的内心。揣度君主心意的人，只要见到君主有过错，必定想着进谏，进谏时只怕君主不听从自己；审视自己内心的人，只要见到自己的心意有一点未尽，就自认为有过错，而不去看君主的过错。认为君主有过错，是因为自己无法感化引导他。自己无法感化引导，却使君主陷入错误的举动，那么罪责不在君主而在自己。自己不得已而进谏，又怎敢轻易表现出愤懑激昂，来彰显君主的不正确，以博取自己刚直的名节呢？

我观察从前孔子所论述的五种进谏方式，唯独推崇“讽谏”，未曾不感叹圣人侍奉君主以忠为心的用意，是多么微妙啊。议论的人说：如果有忠臣的心意，那么诡谲与顺从、愚直与刚正，只要揣度君主的心意而施行，都是可以的，为什么独取讽谏呢？或者又认为孔子推崇子思的讽谏，也是揣度君主的心意，害怕意见相抵触，而喜欢说辞容易契合，所以不做愚直与刚正，也不做诡谲与顺从，只是顺着君主的心意，慢慢比喻说明，希望他的话能被听从。即使违背了，也不至于严重违逆君主而招致罪责。唉，如果这样，那么圣人侍奉君主的心意，难道在其中如此纷乱扰攘，而预先算计到这种地步吗？用亲情来比喻侍奉君主，词意非常恳切，忠爱的诚意显而易见，一定不是这样的。

臣子侍奉君主，如同子女侍奉父母。子女侍奉父母，沉默而用行动体现道义，是孝道的极致。不幸有过错，可以盛气凌人吗？可以向人彰显其不正确吗？只是尽做子女的本分来感化引导，不得已然后进谏。进谏而不听从，就号啕哭泣跟随而已。终身只知道过错在自己而不在父母，然后才可以称为做子女的人。臣子侍奉君主，与此有什么不同呢？

现在君主谁不希望自身尊贵荣耀而没有贬损侮辱，政治清明而没有邪恶奸佞，国家安定而没有危亡？然而不免出现贬损侮辱、邪恶奸佞、危亡迹象的，不是他们的心意真的如此，而是因为蒙蔽所致。除非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君，很少有这样以下的情况。那些认为臣子进谏君主的心意不可感化而醒悟的人，姑且看看忠臣的心意如何罢了。忠臣的心意，不是敢必定君主会听从的。试着看看我用来在君主面前自我安定的原因，难道能做到履行正道、奉行公事而职务没有荒废吗？难道能不贪图利禄来效忠吗？难道能举起我的心意，没有一件不可以建立于天地、质问于鬼神而无愧吗？像这样，我的心意就尽了，自然可以没有过错了。

于是有幸遇到圣明的君主、英俊的同伴，上下安宁，内外无事，于是有美好的谋略，臣子的心意摹写出来如同看见，那么在内进告，在外顺从，说：“这谋略，只是我君主的德行，哪里用得着进谏呢？”不幸君主有过错，然后进谏。那作为君主的人，未必不体谅我平素的为人而相信我的话是正确的。即使不体谅且不相信，我也退而思考说：“这是我无法用至诚打动我的君主。”于是为此打开接纳简约的窗户，寻求巷陌间的意见，曲折引导、旁敲侧击，以求适应君主的情意。不必诡谲，不必愚直，不必顺从，不必刚正。不是忠臣，谁能做到这样而进入君主内心呢？方法虽然多，然而不敢诡谲。如果可以纠正君主的违误而迁向善道，即使牺牲生命又何妨？固然不做愚直。亲近君主的尊贵，如同天、如同神、如同雷霆不可侵犯，柔和其气息，温和其神色，承顺君主的心意而委曲地献出自己的愚见，这不是为了顺从。担忧治世，危惧明主，事关皇帝，政系朝廷，未曾不正言直论，然而不是为了沽名钓誉。诡谲与顺从，未免修饰游说，屈志节以求契合；愚直与刚正，必然导致彰显君主的过失，成就自己的名声，甚至激惹祸患以引发变故。忠应前竭，应前媚，忠者在自度其心。臣子只以讽谏君主，因此心意只自我尽到，常常思考自己有未尽的心意，而看见自己的过错。看见自己的过错，就每天思考用忠爱对待我的君主，而看不见君主的过错。看不见君主的过错而忠爱更加深切，那么他用来进谏君主的话，自然谦逊，不敢顺从君主的欲望，也不敢沽取自己的刚直。古时臣子的用心大概如此。

舜见到瞽瞍，能存有舜文的心，这就无愧于忠臣了。恭敬谨慎，战战兢兢，说：“父母不爱我，为什么呢？”只是尽做子女的本分而已。文王被囚禁在羑里，说：“天王圣明，臣罪当诛。”他们哪里是归咎于君主和父母的过错呢？大概说：“是我自己有过错罢了。”父母并非不慈，君主并非昏庸，这就是讽谏微妙的原因。

有人说：“如果这样，那么关龙逢、比干不是错了吗？而且你所说的是大臣匡正君心的方法，不是用来告诫有言责的人的。”唉，哪里知道龙逢、比干的心意呢？他们不幸而死，并非本意。孔子称殷朝直谏，本非人臣所能做到的。总之，这有什么害处呢？三位仁人，离开的人佯装疯狂，与死去的人是一样的，可以辨别心意了。况且以进谏为职责的人，难道一定要批逆鳞、履虎尾，大的被杀戮，小的被斥退，才开始算是尽职吗？意气用事以义感动，志向奋起于一时；忠爱由本性植根，顾虑存于万世。从容舒缓，讽喻多方，长歌的悲哀甚于痛哭，这是善于进谏的人。进谏而不一定被听从，就离去，直到义理上必不可离去，然后用死生来诤谏。忠臣的用心本来如此，这不容易说清楚。

又有人说：“秦迁太后，茅焦解衣危论，而秦帝立刻醒悟。汉武帝多欲，汲黯在朝廷上折服他。淮南王听说后，阴谋惭愧。这难道嫌于刚直吗？”我说：“我对此有感于时世了。自从虞、周以来，士人鲜明良善的遭遇，世间少有。不正确的朝廷，有能捐躯殉国、危言直论在君主面前的，即使称之为难，还哪里计较他彰显君主的过错而沽取自己的刚直呢？然而忠臣的用心，则在于此。”

译不在那方面的，是苏明所说的“仲尼之说”，纯粹符合经义罢了。我只取那纯粹符合经义的部分而已。他不能讽谏，有时却用诡诈、愚直、刚直，乃至机智、勇辩、游说之术来辅助他的忠诚，这叫做参用权变而归于经义。只有古代的忠臣才能做到，而不是后世那些徒以进谏著称的人所能企及的，也不是我所能知晓的。这才是正确的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