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编 卷六
《史 货殖传》曰：“贪贾三之，廉贾五之。”夫贪贾所得宜多，而反少，廉贾所得宜少，而反多，何也？廉贾知取予，贪贾知取而不知予也。夫以予为取，则其获利也大。富商豪贾，若恶贩夫贩妇之分其利，而靳靳自守，则亦无大利之获矣。巨贾吕不韦见秦子异人质于赵，曰：“此奇货可居。”遂不吝千金，为之经营于秦，异人卒有秦国，而不韦为相。此其事固不足道，而其以予为取，则亦商贾之雄也。汉高帝捐四万斤金与陈平，不问其出入，裂数千里地封韩、彭，无爱惜心，遂能灭项氏有天下。刘晏造船，合费五百缗者，给千缗，使吏胥工匠，皆有赢余，由是舟船坚好，漕运无亏，足以佐唐之中兴。是皆得廉贾之术者也。东坡曰：“天下之事，成于大度之士，而败于寒陋之小人。”
高登，字彦先，漳浦名儒，志节高亮。少游太学，值靖康之乱，与陈东上书陈六贼之罪，且言金虏不可和状。绍兴间，对策鲠直，有司拟降文学，高宗不可，调静江府古县令。时秦桧当国，桧父尝宰是邑，帅胡舜陟欲立祠逢迎，彦先毅然不从。舜陟欲以危法中之，逮系讯掠，迄无罪状可指。校文潮阳，出“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桧闻之大怒，谓其阴附赵鼎，削籍流容州，死焉。桧没，诸贤遭诬陷者皆昭雪，彦先以远人下士，无为言者。乾道间，梁克家始为之请。傅伯寿、朱文公守漳，又连为之请，皆格不下。余为容法曹掾，容士犹能言其风猷，传其文墨。偶摄校宫，遂为立祠于学宫。同时有吴元美者，三山文士，作《夏二子赋》，讥切秦桧。其家立潜光亭、商隐堂，其怨家摘以告桧曰：“亭号潜光，盖有心于党李；堂名商隐，本无意于事秦。”李，谓泰发也。亦削籍流容州，死焉，因并祠之。彦先有《修学门庭》传于世，元美有《游勾漏洞天记》，载《容州志》。
陈应求尝告孝宗曰：“近时宰相罢去，则所用之人，不问贤否，一切屏弃。此钩党之渐，非国家之福。”赵温叔为相，多引蜀士，及罢相，有为飞语以撼蜀士者，王季海言：“一宰相去，所用者皆去，此唐季党祸之胎也，岂圣世所宜有哉！”蜀士乃安。二公之论善矣，然此为平时宰相善罢者言也，若权奸之去，则正当洗肠涤胃。若借温太真之事，为小人开一线之路，借范尧夫之言，为君子忧后来之祸，则失之矣。
《战国策》：苏代曰：“齐，紫败素也，而贾十倍。”言外美而中腐，如以败素染紫也，与蜡鞭之说正相似。
王龟龄年四十七魁天下，以书报其弟梦龄、昌龄曰：“今日唱名，蒙恩赐进士及第，惜二亲不见，痛不可言，嫂及闻诗、闻礼可以此示之。”诗、礼，其二子也。于十数字之间，上念二亲，而不以科名为喜，专报二弟，而不以妻子为先，孝友之意皆在焉。为御史，首弹史丞相浩，乞专用张浚。上为出浩帅绍兴，龟龄又上疏，言舜去四凶，末闻使之为十二牧。与胡邦衡并为左右史，相得最欢。奏补先弟而后子。尝赋《不欺》诗云：“室明室暗两奚疑，方寸常存不可欺，莫问天高鬼神恶，要须先畏自家知。”其自吏部侍郎出帅夔门也，有临安录事参军祝怀，抗疏银台，谓：“王十朋忠义謇谔，借令不容于朝，亦合置之近藩，缓急呼来，无仓卒乏使之忧，今遣往万里外，非计之得也。”虽不报，时论韪之。
孝宗之末，诏皇太子参决庶务。杨诚斋时为官僚，上书太子曰：“民无二主，国无二君，今陛下在上，而又置参决，是国有二君也。自古未有国贰而不危者，盖国有贰，则天下向背之心生；向背之心生，则彼此之党立；彼此之党立，则谗间之言启；谗间之言启，则父子之隙开。开者不可复合，隙者不可复全。昔赵武灵王命其子何听朝，而从傍观之，魏太武命其子晃监国，而自将于外，间隙一开，四父子皆及于祸。唐太宗使太子承乾监国，旋以罪废。国朝天禧亦尝行之，若非寇准、王曾，几生大变。盖君父在上而太子监国，此
译《史记·货殖列传》说：“贪婪的商人获利三倍，廉洁的商人获利五倍。”贪婪的商人所得理应更多，反而更少；廉洁的商人所得理应更少，反而更多，为什么呢？因为廉洁的商人懂得给予和获取的道理，贪婪的商人只知道获取而不懂得给予。把给予当作获取的手段，那么获得的利益就大了。富商大贾，如果厌恶小贩小妇分取他们的利润，而吝啬地独自守财，也就无法获得巨大的利益了。大商人吕不韦看见秦国公子异人在赵国做人质，说：“这是一件奇货可以囤积。”于是他不吝惜千金，在秦国为异人经营运作，异人最终拥有了秦国，而吕不韦做了丞相。这件事固然不值得称道，但他以给予作为获取的手段，也是商贾中的豪杰了。汉高祖拿出四万斤黄金给陈平，不过问他的收支情况，分割数千里土地封给韩信、彭越，没有爱惜之心，于是能够消灭项羽拥有天下。刘晏造船，合计费用五百缗的，给予一千缗，让官吏胥吏工匠都有盈余，因此船只坚固良好，漕运没有亏损，足以辅助唐朝的中兴。这些都是掌握了廉洁商人方法的人。苏东坡说：“天下的事情，成就于大度的人，而败坏于寒酸鄙陋的小人。”
高登，字彦先，是漳浦的名儒，志向节操高洁刚亮。年轻时游学太学，正值靖康之乱，与陈东上书陈述六贼的罪行，并且陈述金人不可议和的情况。绍兴年间，对策直言刚正，有关部门打算降授他为文学，高宗不同意，调任静江府古县县令。当时秦桧当权，秦桧的父亲曾经做过这个县的县令，帅臣胡舜陟想建立祠堂来逢迎，彦先坚决不从。胡舜陟想用严酷的法律陷害他，逮捕关押审讯拷打，最终没有罪状可以指认。在潮阳校勘文章，出题“则将焉用彼相赋”、“直言不闻深可畏论”，策问水灾。秦桧听说后大怒，认为他暗中依附赵鼎，削去官籍流放到容州，死在那里。秦桧死后，各位贤臣遭受诬陷的都得到昭雪，彦先因为身处偏远之地且是下层士人，没有人替他说话。乾道年间，梁克家才开始为他请求平反。傅伯寿、朱文公镇守漳州，又接连为他请求，都被搁置没有下达。我担任容州法曹掾，容州的士人还能谈论他的风范道义，传颂他的文章。偶然代理校宫职务，于是为他在学校里建立祠堂。同时有个叫吴元美的，是三山的文士，作《夏二子赋》，讥讽切责秦桧。他家建立潜光亭、商隐堂，他的仇家摘取这些来向秦桧告发说：“亭子名叫潜光，大概有心于党附李光；堂名叫商隐，本无意于侍奉秦桧。”李，指的是李光（字泰发）。也被削去官籍流放到容州，死在那里，因此一并为他立祠。彦先有《修学门庭》传世，元美有《游勾漏洞天记》，记载在《容州志》中。
陈应求曾经告诉孝宗说：“近来宰相罢免离去，那么他所任用的人，不论贤良与否，一概摒弃。这是结党营私的开端，不是国家的福气。”赵温叔做宰相，多引荐蜀地士人，等到罢相，有人散布流言来动摇蜀地士人，王季海说：“一个宰相离去，他所任用的人都离去，这是唐朝末年党争祸乱的根源，难道是圣明时代所应该有的吗！”蜀地士人才安定下来。两位公子的议论很好，然而这是针对平时宰相善始善终罢免时所说的，如果是权奸离去，就应当彻底清洗。如果借温太真的事，为小人开一条生路，借范尧夫的话，为君子担忧后来的祸患，那就错了。
《战国策》：苏代说：“齐国的紫布是败坏的素布染成的，而价格十倍。”意思是外表美丽而内部腐朽，就像用败坏的素布染成紫色一样，与蜡鞭的说法正相似。
王龟龄四十七岁考中状元，写信告诉他的弟弟梦龄、昌龄说：“今天唱名，蒙受恩赐进士及第，可惜两位双亲没有看到，悲痛不可言说，嫂子以及闻诗、闻礼可以把这封信给他们看。”闻诗、闻礼，是他的两个儿子。在十几个字之间，上念两位双亲，而不以科举名誉为喜，专门报告两位弟弟，而不以妻子儿女为先，孝顺友爱的意思都在其中。担任御史，首先弹劾史浩丞相，请求专用张浚。皇上因此让史浩出任绍兴帅，龟龄又上疏，说舜帝除去四凶，没听说让他们去做十二州的长官。与胡邦衡一起担任左右史，相处最融洽。奏请补官先补弟弟而后补儿子。曾经作《不欺》诗说：“室内明亮或昏暗有什么可怀疑的，方寸之心常存不可欺骗，不要问天高鬼神恶，必须要先畏惧自己知道。”他从吏部侍郎出任夔门帅时，有临安录事参军祝怀，在银台抗疏，说：“王十朋忠义刚直，假使不被朝廷容纳，也应该安置在近藩，缓急时呼唤前来，没有仓促缺乏使者的担忧，现在派遣到万里之外，不是好的计策。”虽然没有回复，当时的舆论认为他是对的。
孝宗末年，下诏皇太子参与决断各种事务。杨诚斋当时是官僚，上书给太子说：“百姓没有两个君主，国家没有两个君王，现在陛下在上，又设置参决，这是国家有两个君王了。自古以来没有国家有两个君王而不危险的，大概国家有两个君王，那么天下向背之心就会产生；向背之心产生，那么彼此的党派就会建立；彼此的党派建立，那么谗言离间的话就会开启；谗言离间的话开启，那么父子之间的嫌隙就会打开。打开的不能再复合，有嫌隙的不能再完整。从前赵武灵王命令他的儿子何听政，自己从旁边观看，魏太武帝命令他的儿子晃监国，自己在外领兵，嫌隙一开，四个父子都遭到祸患。唐太宗让太子承乾监国，随即因罪废黜。宋朝天禧年间也曾实行过，如果不是寇准、王曾，几乎发生大变。大概君父在上而太子监国，这
胡澹庵为清节先生制师之服，张魏公为张无垢制友之服。
胡澹庵上书乞斩秦桧，金虏闻之，以千金求其书。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入。”盖足以破其阴遣桧归之谋也。乾道初，虏使宋，犹问胡铨今安在。张魏公曰：“秦太师专柄二十年，只成就得一胡邦衡。”
自陈、黄之后，诗人无逾陈简斋。其诗繇简古而发▯纤。值靖康之乱，崎岖流落，感时恨别，颇有一饭不忘君之意。如“凉风又落宫南木，老雁孤鸣汉北洲”，“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近得会稽消息不？稍传荆渚路歧宽”，“东南鬼火成何事，终藉胡锋作争臣’，“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皆可味也。
太史公《伯夷传》，苏东坡《赤壁赋》，文章绝唱也。其机轴略同，《伯夷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之语设问，谓夫子称其不怨，而《采薇》之诗犹若未免于怨，何也？盖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而达观古今，操行不轨者多富乐，公正发愤者每遇祸，是以不免子怨也。虽然，富贵何足求，节操为可尚，其重在此，则其轻在彼。况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伯夷、颜子得夫子而名益彰，则所得亦已多矣，又何怨之有！《赤壁赋》因客吹箫而有怨慕之声，以此设问，谓举酒相属，凌万顷之茫然，可谓至乐，而箫声乃若哀怨，何也？盖此乃周郎破曹公之地，以曹公之雄豪，亦终归于安在？况吾与子寄蜉蝣于天地，哀吾生之须臾，宜其托遗响而悲怨也。虽然，自其变者而观之，虽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又何必羡长江而哀吾生哉！矧江风山月，用之无尽，此天下之至乐，于是洗盏更酌，而向之感慨风休冰释矣。东坡步骤太史公者也。
绍兴壬子冬，刘豫入寇，赵元镇当国，请高宗亲征。行次姑苏，喻子才谓元镇曰：“相公此举，有万全之策乎？亦赌彩一掷也？”元镇曰：“利钝亦安能必？事成则幸，不成则死之尔。”子才曰：“今若直前，万一蹉跌，退将安托？要须留后门，则庶几进退有据。”元镇曰：“诚有之，则甚善，计将安出？”子才曰：“张枢密在福唐，若除闽浙江淮宣抚使，则命到之日，便有官府军旅钱谷，彼之来路，即我之后门也。”元镇大以为然，于是魏公复用。余谓銮辂亲征，事大体重，固宜进退有据。若论兵法，则置之死地而后生矣，岂预留后门哉？留后门，则士不死战矣。项羽救赵，既渡，沉船破甑，持三日粮，示士必死无还心，故能破秦。
光宗即位，谢艮斋为文昌，进《十铭》云：“业成而难，其败或易。兢兢保之，常恐失坠。道甚简易，在尊所闻。帝王之学，匪艺匪文。畏天之威，主德为最。水旱雷风，天之仁爱。存心公正，治之所起。毫厘之私，患及千里。妄赏不劝，妄罚不畏，赏罚大权，以妄为忌。贪吏虐民，戒石莫听。奖廉以激，捷于号令。民之疾苦，幽远难知，日访日问，犹恐或遗。财在天下，理之以义，未闻刻敛，其罪在吏。乱之所生，非止夷狄，奸回谀说，尤害于国。自治十全，乃可理外。重乃驭轻，轻动为戒。”辞简理明，时人以比李卫公《丹▯箴》。又作《劝农》诗云：“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旧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柘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又云：“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直千直万。”词旨平易，足以谕俗，然其言农夫之乐，想乾淳间有之，今则甚于聂夷中之诗矣，宁复有此气象哉！
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乃撑拄也。“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
译胡澹庵为清节先生制作师长的丧服，张魏公为张无垢制作朋友的丧服。
胡澹庵上书请求斩首秦桧，金人听说后，用千金求购这份奏书。三天后得到了它，金国君臣大惊失色地说：“南宋有人才啊。”这足以挫败他们暗中派遣秦桧回国议和的阴谋。乾道初年，金国使者出使宋朝，还询问胡铨现在在哪里。张魏公说：“秦太师专权二十年，只成就了一个胡邦衡。”
自从陈师道、黄庭坚之后，诗人没有超过陈简斋的。他的诗由简练古朴而显得精微细致。正值靖康之乱，他颠沛流离，感伤时局、怨恨离别，颇有每顿饭都不忘君恩的意思。如“凉风又落宫南木，老雁孤鸣汉北洲”，“乾坤万事集双鬓，臣子一谪今五年”，“天翻地覆伤春色，齿豁头童祝圣时”，“近得会稽消息不？稍传荆渚路歧宽”，“东南鬼火成何事，终藉胡锋作争臣”，“龙沙此日西风冷，谁折黄花寿两宫”，都值得细细品味。
太史公的《伯夷列传》，苏东坡的《赤壁赋》，是文章的绝唱。它们的构思大致相同，《伯夷列传》以“求仁得仁，又何怨”这句话设问，认为孔子称赞伯夷不怨恨，而《采薇》这首诗似乎还难免有怨恨，为什么呢？大概是因为天道没有偏爱，常与善人同在，而纵观古今，行为不轨的人多富贵安乐，公正发愤的人常遭祸患，因此不免有怨恨。虽然如此，富贵有什么值得追求的，节操才是值得崇尚的，看重在这里，就轻视在那里。况且君子痛恨死后名声不被称颂，伯夷、颜回得到孔子的称许而名声更加显扬，那么所得也已经很多了，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赤壁赋》因为客人吹箫而有怨恨思慕的声音，以此设问，认为举杯相邀，凌驾于万顷茫然之上，可以说是极致的快乐，而箫声却显得哀怨，为什么呢？大概因为这里是周瑜大破曹操的地方，以曹操的雄豪，最终也归于何处呢？何况我们像蜉蝣一样寄居在天地之间，哀叹人生短暂，适宜寄托余音而悲怨。虽然如此，从变化的方面看，即使天地也不能保持一瞬间不变；从不变的方面看，那么万物和我们都是无尽的，又何必羡慕长江而哀叹人生呢！况且江风山月，取用不尽，这是天下的极致快乐，于是洗净酒杯重新斟酒，而之前的感慨像风吹冰释一样消散了。东坡是步武太史公的。
绍兴壬子年冬天，刘豫入侵，赵元镇主持国政，请求高宗亲自出征。行军到姑苏，喻子才对元镇说：“相公此举，有万全之策吗？还是赌一把呢？”元镇说：“顺利与否怎么能一定？事成则是幸运，不成则死罢了。”子才说：“现在如果直进，万一失足，退守将依托哪里？必须留好后路，那么大概进退都有依据。”元镇说：“确实如此，那就很好，计策是什么？”子才说：“张枢密在福唐，如果任命他为闽浙两淮宣抚使，那么命令到达之日，就有官府、军队、钱粮，他的来路，就是我的后路。”元镇非常赞同，于是张魏公再次被起用。我认为皇帝亲自出征，事情重大，确实应该进退有据。但如果论兵法，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哪里是预留后路呢？留后路，士兵就不会死战了。项羽救赵，渡河后沉船破釜，只带三天粮食，向士兵表示必死无还之心，所以能打败秦军。
光宗即位，谢艮斋任礼部尚书，进献《十铭》说：“事业成功艰难，失败却容易。兢兢业业保持它，常恐失去。道理非常简易，在于尊重所听到的。帝王之学，不是技艺不是文章。敬畏天的威严，君主德行最为重要。水旱雷风，是天的仁爱。心存公正，治理由此兴起。毫厘之私，祸患波及千里。胡乱赏赐不能鼓励，胡乱惩罚不能使人畏惧，赏罚大权，以胡乱为忌讳。贪官虐民，戒石莫听。奖励廉洁以激励，比号令更快捷。百姓疾苦，幽远难知，每天探访询问，还恐遗漏。财富在天下，以义治理，没听说苛刻聚敛，罪责在官吏。动乱产生，不只是夷狄，奸邪谄媚，尤其危害国家。自身治理十全，才可治理外部。重驭轻，轻动为戒。”言辞简练道理明了，当时人把它比作李卫公的《丹扆箴》。又作《劝农》诗说：“莫入州衙与县衙，劝君勤理旧生涯。池塘多放聊添税，田地深耕足养家。教子教孙须教义，栽桑栽柘胜栽花。闲非闲是都休管，渴饮清泉困饮茶。”又说：“仕宦之人，南州北县。商贾之人，天涯海岸。争如农夫，六亲对面。夏绢新衣，秋米白饭。鹅鸭成群，猪羊满圈。官税早输，逍遥散诞。似此之人，直千直万。”词意平易，足以晓谕百姓，但他所说的农夫之乐，想乾道淳熙年间有之，现在则比聂夷中的诗更甚了，哪里还有这种气象呢！
作诗要用健字撑拄，用活字斡旋，如“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弟子贫原宪，诸生老伏虔”。“入”与“归”字，“贫”与“老”字，就是撑拄。“生理何颜面，忧端且岁时”，“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何”
与“且”字，“岂”与“应”字，乃斡旋也。撑拄如屋之有柱，斡旋如车之有轴，文亦然。诗以字，文以句。
译“且”字与“岂”字、“应”字，起到的是斡旋转折的作用。撑拄好比房屋有柱子，斡旋好比车辆有轴，文章的道理也是如此。诗歌靠字来体现，文章靠句子来体现。
荆公诗云：“岂无他忧能老我，付与天地从今始。”朱文公每喜诵之。
魏鹤山诗云：“远钟入枕报新晴，衾铁衣棱梦不成。起傍梅花读《周易》，一窗明月四檐声。”后贬渠阳，于古梅下立读易亭，作诗云：“向来未识梅生时，绕溪问讯巡檐索。绝怜玉雪倚横参，又爱清黄弄烟日。中年《易》里逢梅生，便向根心见华实。候虫奋地桃李妍，野火烧原葭▯出。方从阳壮争出门，直待阴穷排闼入。随时作计何太痴，争似此君藏用密。”推究精微，前此咏梅者未之及。
韩信未遇时，识之者惟萧何及淮阴漂母尔。何之英杰，固足以识信，漂母一市媪，乃亦识之，异哉！故尝谓子房狙击祖龙，意气过于轻锐，故圯上老人抑之。韩信俯出市胯，意气邻于消沮，故淮阴漂母扬之。一翁一媪，皆异入也。唐子西作《淮阴贤母墓铭》曰：“项王喑呜，范增谋谟，信来不呼，信去不追，坐视信逋，反噬其躬，匹妇区区，而知信乎？吁！”
唐明皇时，教坊舞马百匹，天宝之乱，流落人间。魏博田承嗣得之，初不识也，尝燕宾僚，酒行乐作，马忽起舞，承嗣以为妖，杀之。昭宗养一猴，衣以俳优服，谓之“侯部头”。朱温既篡，引至坐侧，猴忽号掷，自裂其衣，温叱令杀之。呜呼！明皇之马，有愧于昭宗之猴矣。
朱文公守漳，将行经界，王子合疑其扰。公答书曰：“经界一事，固知不能无小扰，但以为不若此，则贫民受害无有了时。故忍而为之，庶几一劳永逸耳。若一一顾恤，必待人人情愿而后行之，则无时可行矣。绍兴间，正施行时，人人嗟怨，如在汤火中，但讫事后，田税均齐，田里安静，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远如何耳。少时见所在所立土封，皆为人题作李椿年墓，岂不知人之常情，恶劳喜逸，顾以为利害之实，有不得而避者耳。禹治水，益焚山，周公驱猛兽，岂能不役人徒而坐致成功？想见当时亦须有不乐者，但有见识人，须自见得利害之实，知其劳我者乃所以逸我，自不怨耳。子合议汉事甚熟，曾看高祖初定天下，萧何大治宫室，又从娄敬策，徙齐楚大姓十数万于长安，不知当时是几个土封底工夫，而不闻天下之不安，何也？”文公此论，可谓明确。盖自商鞅有成大事者不和于众之说，卒以灭宗。故后之为政者，每畏拂人情，不知人情固不可拂，亦不可徇。唯当论理之是非，事之当否尔。商之迁毫，周之迁洛，何尝不拂人情？及其事久论定，然后知拂之者，乃所以爱之也。司马相如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异也。故曰非常之元，黎民惧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亦见得此理。东坡嘉▯间作《思治论》曰：“所谓从众者，非从众多之口也，从其不言而同然者耳。”其说最好。然厥后荆公行新法，公上书争之，乃曰：“为国者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其说却有病，天下岂有悖理伤道之事，可以众心之所向而姑为之乎！宜其不足以服荆公，而指为战国纵横之学也。
南轩质责虞丞相并甫不当用张说，至以京、黼面斥并甫，并甫曰：“先丞相亦有隐忍就功名处，何相非之深也。”南轩曰：“先公固有隐忍处，何尝用此等狎邪小人？”并甫拱手曰：“某服矣，某服矣。”《语录》中载谏并甫事，无此数语。南轩亲与诚斋言之。
胡澹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文公不乐，誓不复作诗，迄不能不作也。尝同张宣公游南岳，唱酬至百余篇。忽瞿然曰：“吾二人得无荒于诗乎？”杨宋卿以诗集求品题，公答之曰：“诗者，志之所之，岂有工拙哉！亦观其志之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其于诗固不学而能之。至于格律之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之善否，今以魏晋以来诸贤之作考之，盖未有用意于其间者，而况于古诗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于此，故诗有工拙之论，葩藻之词胜，言志之功
译王安石诗说：“难道没有其他忧虑能使我衰老，只是把身心交付给天地，从今开始罢了。”朱熹经常喜欢诵读这首诗。
魏了翁诗说：“远处的钟声传入枕中报告天已放晴，被子冷硬如铁，衣服棱角分明，难以成眠。起身靠在梅花旁阅读《周易》，一窗明月，四周屋檐传来声响。”后来他被贬到渠阳，在古梅树下建立读易亭，作诗说：“以前不认识梅花生长的时候，绕着溪边探问，沿着屋檐寻找。非常怜爱那如玉如雪倚靠着横斜参差的枝干，又喜爱那清黄的花朵在烟霭日光中摇曳。中年时在《周易》中遇见梅花，便从根心看到花果。候虫奋起于地，桃李艳丽，野火烧尽原野，芦苇丛生。正从阳气壮盛时争着出门，一直等到阴气穷尽时排开大门进入。随时打算怎么太痴傻，怎比得上这位君子隐藏作用深密。”推究精微，以前咏梅的人没有达到这个境界。
韩信未得志时，认识他的只有萧何和淮阴的漂母罢了。萧何的英明杰出，固然足以认识韩信，漂母只是一个市井老妇，竟然也认识他，真是奇异啊！所以曾说张良狙击秦始皇，意气过于轻率锐利，所以圯上老人抑制他。韩信从市井人胯下爬过，意气接近消沉沮丧，所以淮阴漂母激励他。一位老人一位老妇，都是奇异的人。唐庚作《淮阴贤母墓铭》说：“项王声音嘶哑，范增谋划谋略，韩信来不呼唤，韩信去不追赶，坐视韩信逃跑，反而咬噬自身，普通妇女见识浅陋，却知道韩信吗？唉！”
唐明皇时，教坊有一百匹舞马，天宝之乱后，流落民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得到它们，起初不认识，曾经宴请宾客僚属，酒过三巡音乐响起，马忽然起舞，田承嗣认为是妖异，杀了它们。唐昭宗养了一只猴子，给它穿上俳优的衣服，称为“侯部头”。朱温篡位后，把它引到座位旁边，猴子忽然号叫投掷，自己撕裂衣服，朱温呵斥命令杀了它。唉！唐明皇的马，比起唐昭宗的猴子来，真是惭愧啊。
朱熹守漳州，将要实行经界法，王子合怀疑这会扰民。朱熹回信说：“经界这件事，固然知道不能没有小的扰乱，但认为如果不这样做，那么贫民受害就没有尽头的时候。所以忍耐而做这件事，希望一次劳累永远安逸罢了。如果一一顾惜体恤，一定等到人人情愿然后实行，那么就没有时候可以实行了。绍兴年间，正在实行的时候，人人嗟叹怨恨，如在汤火之中，但事情结束后，田税均平，乡里安静，公私都享受利益。凡事也要看长远如何罢了。年轻时看到各地所立的土封，都被人们题作李椿年墓，难道不知道人的常情，厌恶劳累喜欢安逸，但认为利害的实质，有不能回避的啊。大禹治水，伯益焚山，周公驱赶猛兽，难道能不役使人力而坐享成功？想见当时也一定有不乐意的人，但有见识的人，必须自己看到利害的实质，知道使我劳累的正是为了使我安逸，自然不怨恨罢了。王子合对汉朝的事很熟悉，曾看高祖刚平定天下，萧何大修宫室，又听从娄敬的策略，迁徙齐楚大姓十几万人到长安，不知道当时是多少个土封的功夫，而不听说天下不安定，为什么呢？”朱熹这个论述，可以说很明确。大概自从商鞅有成就大事的人不和于众人的说法，最终导致灭族。所以后来执政的人，常常害怕违背人情，不知道人情固然不可违背，也不可顺从。只应当论理的是非，事的当否罢了。商朝迁都毫，周朝迁都洛，何尝不违背人情？等到事情久远议论确定，然后知道违背的，正是为了爱护啊。司马相如说：“世上一定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那非常之人，固然是常人所不同的。所以说非常之始，百姓恐惧；等到成功，天下安宁。”也看到这个道理。苏轼嘉祐年间作《思治论》说：“所谓从众，不是从众多之口，而是从不言而同然者。”这个说法最好。然而后来王安石实行新法，苏轼上书争辩，却说：“治国的人未论行事的是非，先看众心的向背。”这个说法却有毛病，天下哪有悖理伤道的事，可以因为众心所向而姑且做的呢！适宜他不足以说服王安石，而被指为战国纵横之学。
张栻质问虞允文不当用张说，甚至当面斥责京镗、秦桧，虞允文说：“先丞相也有隐忍成就功名之处，为什么相非议这么深呢。”张栻说：“先公固然有隐忍之处，何尝用这等狎邪小人？”虞允文拱手说：“我服了，我服了。”《语录》中记载谏虞允文的事，没有这几句话。张栻亲自对杨万里说的。
胡铨上章，推荐诗人十人，朱熹在其中。朱熹不乐意，发誓不再作诗，最终不能不作。曾经和张栻游南岳，唱和达到百余篇。忽然惊觉说：“我们二人得无荒于诗吗？”杨宋卿以诗集求品题，朱熹回答说：“诗是志之所向，哪有工拙呢！只看其志的高下如何罢了。所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一定出于高明纯一之地，对于诗固然不学而能。至于格律的精粗，用韵属对比事遣词的善否，现在以魏晋以来诸贤的作品考察，大概没有用意于其中的，何况古诗之流呢！近世作者，才开始留情于此，所以诗有工拙之论，华美的辞藻胜过，言志的功效
隐矣。”又曰：“古今之诗凡三变。盖自《书传》所载，虞夏以来，及汉魏，自为一等。自晋宋间颜谢以后，下及唐初，自为一等。自沈宋以后，定著律诗，下及今日，又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为诗者，固有高下，而法犹未变。至律诗出，而后诗之与法始皆大变，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无复古人之风矣。故尝妄欲抄取经史诸书所载韵语，下及《文选》汉魏古词，以尽乎郭景纯、陶渊明之所作，自为一编，而附于《三百篇》、《楚辞》之后，以为诗之根本准则。又于其下二等之中，择其近于古者，各为一编，以为之羽翼舆卫。其不合者，则悉去之，不使其接于吾之耳目，而入于吾之胸次。要使方寸之中，无一字世俗言语意态，则其诗不期于高远而自高远矣。”又曰：“来喻欲漱六艺之芳润，以求真澹，此诚极至之论。然亦须先识得古今体制，雅俗向背，仍更洗涤得尽肠胃间夙生荤血脂膏，然后此语方有所措。如其未然，窃恐秽浊为主，芳润入不得也。近世诗人，只缘不曾透得此关，而规规于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满人意，无足深论。”又曰：“作诗须从陶、柳门庭中来乃佳，不如是，无以发萧散冲澹之趣，无由到古人佳处。”又曰：“作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杜，只学那▯▯奚底，便学得十分好后，把作什么用！”公之论诗，可谓本末兼该矣。公尝题广成子像云：“陈光泽见示此像，偶记李太白诗云：‘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写以示之。今人舍命作诗，开口便说李、杜，以此观之，何曾梦见他脚板耶？”又言：“余平生爱王摩诘诗云：‘漆园非傲吏，自缺经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以为不可及，而举以语人，领解者少。”观此，则公之所取，概可见矣。公尝举似所作绝句示学者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盖借物以明道也。又尝诵其诗示学者云：“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曰：“此虽眼前语，然非心源澄静者不能道。”观此，则公之所作，又可概见矣。
译隐晦了。”又说：“古今诗歌大概经历了三次变革。从《尚书》《左传》所记载的虞夏以来，直到汉魏，自为一类。从晋宋之间颜延之、谢灵运以后，下至唐初，自为一类。从沈佺期、宋之问以后，确立了律诗，下至今天，又自为一类。然而从唐初以前，写诗的人虽然有高下之分，但诗法还没有改变。到了律诗出现，诗歌和诗法才开始发生巨大变化，直到今天，越来越精巧严密，却没有古人的风范了。所以我曾妄想要抄录经史诸书所记载的韵语，下至《文选》中的汉魏古词，直到郭璞、陶渊明的作品，编成一册，附在《诗经》《楚辞》之后，作为诗歌的根本准则。又在这下两等之中，选择那些接近古风的，各编成一册，作为它的辅佐护卫。那些不符合的，就全部去掉，不让它们接触我的耳目，进入我的心中。要使心中，没有一个字是世俗的语言意态，那么他的诗不追求高远而自然高远了。”又说：“来信说想汲取六艺的芳香滋润，以求得真淳淡远，这确实是极至的言论。但也必须先认清古今体制，雅俗趋向，仍然要洗涤干净肠胃间前世积累的荤血脂膏，然后这话才有落脚之处。如果做不到，我恐怕秽浊为主，芳香滋润就进不去了。近世诗人，只因为不曾看透这一关，而拘泥于近时的格局，所以他们所成就的，都不令人满意，不值得深入讨论。”又说：“写诗必须从陶渊明、柳宗元的门庭中来才好，不这样，就无法抒发萧散冲淡的情趣，无法达到古人的佳境。”又说：“写诗不学六朝，又不学李白杜甫，只学那〇〇奚底，就算学得十分好，又能拿来做什么用！”先生论诗，可以说是本末兼顾了。先生曾题写广成子像说：“陈光泽给我看这幅像，我偶然想起李白的诗说：‘世道日交丧，浇风变淳源，不求桂树枝，反栖恶木根，所以桃李树，吐花竟不言。大运有兴没，群动若飞奔，归来广成子，去入无穷门。’因此写下来给他看。现在的人拼命写诗，开口就说李白、杜甫，由此看来，何曾梦见他们的脚板呢？”又说：“我平生喜爱王维的诗说：‘漆园非傲吏，自缺经世具，偶寄一微官，婆娑数株树。’认为不可及，并拿来说给人听，能领会理解的很少。”由此看来，先生所推崇的，大概可以看见了。先生曾举出自己所作的绝句给学者看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概是借物来阐明道理。又曾诵读他的诗给学者看说：“孤灯耿寒焰，照此一窗幽。卧听檐前雨，浪浪殊未休。”说：“这虽然是眼前的话语，但不是心源澄静的人不能说。”由此看来，先生所作的诗，又可以大概看见了。
孝宗时，近习梁俊彦请税两淮沙田，以助军饷。上大喜，付外施行。叶子昂为相，奏曰：“沙田者，乃江滨出没之地，水激于东，则沙涨于西；水激于西，则沙复涨于东。百姓随沙涨之东西而田焉，是未可以为常也。且辛巳兵兴，两淮之田租并复。至今未征，况沙田乎？”上大悟，即诏罢之。子昂退至中书，令人逮俊彦至。叱责之曰：“汝言利求进，万一淮民怨咨，为国生事，虽斩汝万段，岂足塞责！”俊彦皇汗免冠谢，久乃释之。子昂此举，颇有申屠嘉困辱邓通，韩魏公以头子勾任守忠之遗意。大率近习畏宰相，则为盛世，宰相畏近习，则为衰世。
◎乙编
或曰：“子记事述言，断以己意，惧贾僭妄之讥奈何？”余曰：“樵夫谈王，童子知国，余乌乎僭？若以为妄，则疑以传疑，《春秋》许之。”时宋淳▯辛亥四月，庐陵罗大经景纶。
●乙编 卷一
高庙配享，洪容斋在翰苑，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盖文武各用两人，出于孝宗圣意也，遂令侍从议。时宇文子英等十二人以为宜如明诏，而识者多谓吕元直不厌人望，张魏公不应独遗。杨诚斋时为秘书少监，上书争之，以欺、专、私三罪斥容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复辟之勋，一也。发储嗣之议，二也。诛范琼以正朝纲，三也。用吴▯以保全蜀，四也。却刘麟以定江左，五也。于是有旨再令详议。越数日，上忽谕大臣曰：“吕颐浩等配享，正合公论，更不须议。洪迈固是轻率，杨万里亦未免浮薄。”于是二人皆求去，容斋守南徐，诚斋守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诚斋诗云：“出却金宫入梵宫，翠微绿雾染衣浓。三年不识西湖月，一夜初闻南涧钟。藏室蓬山真昨戏，园翁溪友得今从。若非朝士追相送，何处冥鸿更有踪。”又云：“新晴在在野花香，过雨迢迢沙路长。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犹嫌数骑传书札，剩喜千峰入肺肠。到得前头上船处，莫将白发照沧浪。”此去国时诗也，可谓无几微见于颜面矣。其冢嗣东山先生伯子跋其《论配享书稿》云：“覆羹真得皂囊书，锦水元来胜石渠。但宝银钩并铁画，何须玉带与金鱼。”盖苗刘作乱时，矫隆▯诏贬窜魏公，高宗在升▯宫方啜羹，左右来告，惊惧，羹覆于手，手为之伤。既复辟，见魏公，泣数行下，举手示公，痕迹犹存。左次魏和伯子诗云：“銮坡蓬监两封书，道院东西各付渠。乾道圣人无固必，是非付与直哉鱼。”词意亦佳，但当途乃江东道院，容斋守南徐，非当途也。
渡江以来，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绍兴九年，诏公卿长吏毋得以戎服临民，复用冠带。论者以为扰，于是士大夫皆服凉衫。乾道中，李献之上言：“会聚之际，颜色可憎，今陛下上承两宫，宜服紫衫为便。”上从之。盖人情乐简便久矣。昔节孝先生徐仲车事母至孝，一日，竦然自省曰：“吾以衤阑幞谒贵人，而不以见母，是敬母不如敬贵人也，不可。”乃日具衤阑幞揖母，人皆笑之。节孝行之终身。近时静春先生刘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阳，日以冠裳莅事。宪使赵民则尝紫衫来见，子澄不脱冠裳见之。民则请免冠裳，子澄端笏肃容曰：“戒石在前，小臣岂敢！”民则皇恐，退具冠裳以见，然由是不相乐。夫衤阑幞揖母，冠裳临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且难之。至于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于兵兴一时权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则古道何时而可复乎？
李泰伯著《常语》非孟子，后举茂材，论题出“经正则庶民兴”，不知出处，曰：“吾无书不读，此必《孟子》中语也。”掷笔而出。晁说之亦著论非孟子，建炎中，宰相进拟除官，高宗曰：“《孟子》发挥王道，说之何人，乃敢非之！”勒令致仕。郑叔友著《崇正论》，亦非孟子曰：“轲，忍人也，辨士也，仪、秦之流也。战国纵横捭阉之士，皆发冢之人，而轲能以诗礼者也。”余谓孟子以仪、秦之齿舌，明周、孔之肺肠，的切痛快
译宋孝宗时期，亲近的侍从梁俊彦请求对两淮地区的沙田征税，以资助军饷。皇上非常高兴，交付外朝执行。叶子昂担任宰相，上奏说：“沙田，是江边时隐时现的地方，水流冲击东岸，沙洲就涨在西岸；水流冲击西岸，沙洲又涨在东岸。百姓随着沙洲涨落的方位而耕种田地，这不能视为常态。况且辛巳年战乱兴起，两淮地区的田租都已免除。到现在还没有征收，何况是沙田呢？”皇上恍然大悟，立即下诏停止此事。叶子昂退回到中书省，派人把梁俊彦抓来。斥责他说：“你为了谋取利益而求取晋升，万一淮地百姓怨恨抱怨，给国家制造事端，即使把你斩成万段，难道足以抵偿罪责吗！”梁俊彦惊慌出汗，摘下帽子谢罪，过了很久才被释放。叶子昂这一举动，颇有申屠嘉困辱邓通、韩琦用头子勾召任守忠的遗风。大抵亲近的侍从畏惧宰相，就是盛世；宰相畏惧亲近的侍从，就是衰世。
◎乙编
有人问：“您记录事迹、陈述言论，用个人的意见加以裁断，恐怕会招来僭越妄断的讥讽，怎么办？”我说：“樵夫谈论帝王，孩童知晓国事，我哪里会僭越呢？如果认为这是妄断，那么存疑以传疑，《春秋》是允许的。”当时是宋淳熙辛亥年四月，庐陵人罗大经景纶。
●乙编 卷一
高宗配享太庙，洪迈在翰林院任职，请求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配享。大概是因为文武各用两人，出自孝宗的圣意，于是命令侍从官员商议。当时宇文子英等十二人认为应该遵照明诏，而有见识的人大多认为吕颐浩不能让人心服，韩世忠不应被单独遗漏。杨万里当时担任秘书少监，上书争辩，以欺骗、专断、自私三罪斥责洪迈，并且说韩世忠有安定社稷的五项大功：建立恢复帝位的功勋，是第一；发起确立储君继承人的议论，是第二；诛杀范琼以端正朝廷纲纪，是第三；任用吴玠以保全蜀地，是第四；击退刘麟以安定江东，是第五。于是有旨意再次命令详细商议。过了几天，皇上忽然告诉大臣说：“吕颐浩等人配享，正符合公论，不再需要商议。洪迈固然是轻率，杨万里也未免轻浮浅薄。”于是两人都请求离职，洪迈守南徐，杨万里守高安，而韩世忠最终没能配享太庙。杨万里的诗说：“出却金宫入梵宫，翠微绿雾染衣浓。三年不识西湖月，一夜初闻南涧钟。藏室蓬山真昨戏，园翁溪友得今从。若非朝士追相送，何处冥鸿更有踪。”又说：“新晴在在野花香，过雨迢迢沙路长。两度立朝今结局，一生行客老还乡。犹嫌数骑传书札，剩喜千峰入肺肠。到得前头上船处，莫将白发照沧浪。”这是离开朝廷时的诗，可以说脸上没有丝毫流露出不满的神色。他的长子东山先生韩伯子为他的《论配享书稿》作跋说：“覆羹真得皂囊书，锦水元来胜石渠。但宝银钩并铁画，何须玉带与金鱼。”大概苗刘作乱时，假传隆祐太后的诏书贬谪放逐韩世忠，高宗在升阳宫正喝着羹汤，左右侍从来报告，惊惧之下，羹汤翻倒在手上，手因此受伤。既已恢复帝位，见到韩世忠，泪流数行，举手给韩世忠看，伤痕依然存在。左次魏和伯子诗说：“銮坡蓬监两封书，道院东西各付渠。乾道圣人无固必，是非付与直哉鱼。”词句意思也很好，但当权者乃是江东道院，洪迈守南徐，并非当权者。
渡江以来，士大夫开始穿紫色窄袖衫，上下等级一样。绍兴九年，下诏公卿长吏不得穿着军服治理百姓，恢复使用冠带。议论的人认为这是扰民，于是士大夫都穿凉衫。乾道年间，李献之上言：“聚会之时，颜色可憎，现在陛下上承两宫，应当穿紫衫才方便。”皇上听从了他的建议。大概人情乐于简便已经很久了。从前节孝先生徐仲车侍奉母亲极其孝顺，一天，他肃然自省说：“我穿着便服拜见贵人，却不以此拜见母亲，这是敬母不如敬贵人，不可以。”于是每天穿戴便服向母亲作揖，人们都嘲笑他。徐仲车终身坚持这样做。近时静春先生刘子澄，是朱熹的高徒，守衡阳，每天穿着冠服处理政务。宪使赵民则曾经穿着紫衫来见他，刘子澄不脱去冠服接见他。赵民则请求脱去冠服，刘子澄端正笏板、严肃神色说：“戒石在前，小臣岂敢！”赵民则惶恐，退下穿戴好冠服再来见，但从此两人关系不和睦。穿着便服向母亲作揖，穿着冠服治理百姓，是常事，而世俗却嘲笑它，且认为它难办。至于紫色窄袖衫，乃是军服，出于战乱时期一时的权宜之计，而沿袭至今不能改变，那么古道什么时候才能恢复呢？
李泰伯著《常语》非议孟子，后来考中茂材，论题出自“经正则庶民兴”，不知道出处，说：“我没有不读的书，这一定是《孟子》中的话。”掷笔而出。晁说之也著论非议孟子，建炎年间，宰相进呈拟任官员，高宗说：“《孟子》阐发王道，晁说之是什么人，竟敢非议它！”勒令他退休。郑叔友著《崇正论》，也非议孟子说：“孟轲，是残忍的人，是善辩的人，是张仪、苏秦一流的人。战国纵横捭阖之士，都是发冢盗墓的人，而孟轲是能运用诗礼的人。”我认为孟轲用张仪、苏秦的口才，阐明周公、孔子的肺腑之言，确切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