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辩第七
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凊。圣王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诲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为衣服之法：「冬则练帛之中，足以为轻且暖；夏则絺绤之中，足以为轻且凊。」谨此则止。故圣人之为衣服，适身体，和肌肤而足矣，非荣耳目而观愚民也。当是之时，坚车良马不知贵也，刻镂文采不知喜也。何则？其所道之然。故民衣食之财，家足以待旱水凶饥者何也？得其所以自养之情，而不感于外也。是以其民俭而易治，其君用财节而易赡也。府库实满，足以待不然，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业可行于天下矣。当今之主，其为衣服，则与此异矣。冬则轻暖，夏则轻凊，皆已具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锦绣文采靡曼之衣，铸金以为钩，珠玉以为佩，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镂，以为身服。此非云益暖之情也，单财劳力毕归之于无用也。以此观之，其为衣服，非为身体，皆为观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难治，其君奢侈而难谏也。夫以奢侈之君御好淫僻之民，欲国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衣服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知为饮食时，素食而分处，故圣人作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其为食也，足以增气充虚，强体适腹而已矣。故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今则不然，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冬则冻冰，夏则饰饐。人君为饮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贵者奢侈，孤寡者冻馁虽欲无乱，不可得也。君实欲天下治而恶其乱，当为食饮不可不节。
古之民未为知舟车时，重任不移，远道不至，故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可以任重致远，其为用财少，而为利多，是以民乐而利之。法令不急而行，民不劳而上足用，故民归之。当今之主，其为舟车与此异矣。全固轻利皆已具，必厚作敛于百姓，以饰舟车，饰车以文采，饰舟以刻镂。女子废其纺织而修文采，故民寒，男子离其耕稼而修刻镂，故民饥。人君为舟车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饥寒并至，故为奸邪。奸邪多则刑罚深，刑罚深则国乱。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为舟车不可不节。
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虽至圣不能更也，何以知其然？圣人有传，天地也，则曰上下；四时也，则曰阴阳；人情也，则曰男女；禽兽也，则曰牡牝雄雌也。真天壤之情，虽有先王不能更也。虽上世至圣，必蓄私不以伤行，故民无怨，宫无拘女，故天下无寡夫。内无拘女，外无寡夫，故天下之民众。当今之君其蓄私也，大国拘女累千，小国累百，是以天下之男多寡无妻，女多拘无夫，男女失时，故民少，君实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当蓄私不可不节。
凡此五者，圣人之所俭节也，小人之所淫佚也，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此五者不可不节。夫妇节而天地和，风雨节而五谷孰，衣服节而肌肤和。』
三辩第七
程繁问于子墨子曰：『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昔诸侯倦于听治，息于钟鼓之乐；士大夫倦于听治，息于竽瑟之乐；农夫春耕夏耘，秋敛冬藏，息于聆缶之乐。今夫子曰：「圣王不为乐」，此譬之犹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弛，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不能至邪？』
子墨子曰：『昔者尧舜有茅茨者，且以为礼，且以为乐；汤放桀于大水，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护，又修九招；武王胜殷杀纣，环天下自立以为王，事成功立，无大后患，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象；周成王因先王之乐，又自作乐，命曰驺虞。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成汤，成汤之治天下也，不若尧舜。故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自此观之，乐非所以治天下也。』
程繁曰：『子曰：「圣王无乐」，此亦乐已，若之何其谓圣王无乐也？』
译古代的百姓不知道制作衣服的时候，穿着兽皮和草编的衣物，冬天虽然不轻便但能保暖，夏天虽然不轻便但能清凉。圣王认为这不符合人的情理，所以教导妇人治理丝麻，织造布绢，用来给百姓做衣服。制作衣服的法则是：“冬天穿着细帛和粗帛，足以做到轻便且温暖；夏天穿着细葛和粗葛，足以做到轻便且清凉。”只要做到这些就够了。所以圣人制作衣服，只要适合身体，调和肌肤就足够了，并不是为了炫耀耳目而让愚昧的百姓观看。在那个时候，坚固的车子和优良的马匹不知道珍贵，雕刻的花纹不知道喜好。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所遵循的道理就是这样。所以百姓衣食的财物，家家户户都足以应对旱灾、水灾、荒年和饥荒，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他们懂得了自我供养的情理，而不被外物所诱惑。因此他们的百姓节俭而容易治理，他们的君主使用财物节制而容易供养。府库充实饱满，足以应对意外之事，兵器不钝，士兵百姓不劳累，足以征讨不服从的人，所以霸王的事业可以在天下推行了。当今的君主，他们制作衣服，就和这不同了。冬天轻便温暖，夏天轻便清凉，都已经具备了，却一定要向百姓重重地征收赋税，强行夺取百姓衣食的财物，用来制作锦绣文采华丽柔软的衣物，铸造金属作为钩饰，用珠玉作为佩饰，女工制作花纹，男工制作雕刻，作为自身的服饰。这并不是说增加了温暖的情理，而是耗费财力劳力全部归于无用了。由此看来，他们制作衣服，不是为了身体，都是为了观赏喜好。因此他们的百姓淫乱邪僻而难以治理，他们的君主奢侈而难以劝谏。用奢侈的君主驾驭喜好淫乱邪僻的百姓，想要国家不乱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它的混乱，在制作衣服上就不能不节制。
古代的百姓不知道制作饮食的时候，吃素食而分散居住，所以圣人教导，男子耕种庄稼种植作物，用来给百姓提供食物。他们制作食物，足以增加元气、充实空虚、强健体魄、满足腹部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使用财物节制，自我供养节俭，百姓富裕国家治理得好。现在却不是这样，向百姓重重地征收赋税，用来制作美食和饲养牲畜，蒸煮烤炙鱼鳖，大国累积上百种器具，小国累积十种器具，食物铺满一丈见方，眼睛不能全部看遍，手不能全部拿遍，嘴不能全部尝遍，冬天食物冻成冰，夏天食物装饰得变质。人君制作饮食像这样，所以身边的人效仿他，因此富贵的人奢侈，孤寡的人受冻挨饿，虽然想要不乱，也是不可能的。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它的混乱，在饮食方面就不能不节制。
古代的百姓不知道制作舟车的时候，沉重的东西不能移动，遥远的路程不能到达，所以圣王制作舟车，以便利于百姓的事务。他们制作的舟车，完整坚固轻便锋利，可以承载重物到达远方，他们使用的财物少，而得到的利益多，因此百姓喜欢并认为有利。法令不紧急也能推行，百姓不劳累而君主足够使用，所以百姓归附他。当今的君主，他们制作舟车就和这不同了。完整坚固轻便锋利都已经具备了，却一定要向百姓重重地征收赋税，用来装饰舟车，用车上的花纹装饰车，用车上的雕刻装饰船。女子废弃纺织而修习花纹，所以百姓寒冷，男子离开耕种而修习雕刻，所以百姓饥饿。人君制作舟车像这样，所以身边的人效仿他，因此他们的百姓饥饿寒冷同时到来，所以做出奸邪之事。奸邪之事多则刑罚深重，刑罚深重则国家混乱。君主如果真的想要天下治理好而厌恶它的混乱，在制作舟车上就不能不节制。
凡是处于天地之间，包容在四海之内，天地的实情，阴阳的和谐，没有不存在的，即使是至圣也不能改变，怎么知道它是这样的呢？圣人有传说，对于天地，就说上下；对于四季，就说阴阳；对于人情，就说男女；对于禽兽，就说牡牝雄雌。这是真实的天地实情，虽然有先王也不能改变。即使是上古的至圣，也必定蓄养私欲但不伤害品行，所以百姓没有怨恨，宫中没有拘禁的女子，所以天下没有丧妻的男子。内没有拘禁的女子，外没有丧妻的男子，所以天下的百姓众多。当今的君主他们蓄养私欲，大国拘禁女子累积上千，小国累积上百，因此天下的男子多丧妻无妻，女子多被拘禁无夫，男女错过婚配时机，所以百姓稀少，君主如果真的想要百姓众多而厌恶他们的稀少，在蓄养私欲上就不能不节制。
大凡这五件事，是圣人所节俭节制的，是小人放纵淫逸的，节俭节制就昌盛，放纵淫逸就灭亡，这五件事不能不节制。夫妇节制而天地和谐，风雨节制而五谷成熟，衣服节制而肌肤调和。
三辩第七
程繁问墨子说：“您说‘圣王不制作音乐’。从前诸侯疲倦于听政，在钟鼓的音乐中休息；士大夫疲倦于听政，在竽瑟的音乐中休息；农夫春天耕种夏天除草，秋天收获冬天储藏，在聆听陶缶的音乐中休息。现在您说：‘圣王不制作音乐’，这好比马驾着车却不卸套，弓拉开却不放松，恐怕不是有血气的人所能做到的吧？”
墨子说：“从前尧舜有茅草屋顶的宫室，且把它作为礼，且把它作为乐；商汤把夏桀放逐到大水，环绕天下自立为王，事情成功功业建立，没有大的后患，沿袭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护》，又修习《九招》；周武王战胜殷商杀死纣王，环绕天下自立为王，事情成功功业建立，没有大的后患，沿袭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象》；周成王沿袭先王的音乐，又自己制作音乐，命名为《驺虞》。周成王治理天下，不如武王，武王治理天下，不如成汤，成汤治理天下，不如尧舜。所以他们的音乐越繁复，他们的治理越差。由此看来，音乐不是用来治理天下的。”
程繁说：“您说：‘圣王没有音乐’，这也算是音乐了，怎么能说圣王没有音乐呢？”
子墨子曰：『圣王之命也，多寡之。食之利也，以知饥而食之者智也，因为无智矣。今圣有乐而少，此亦无也。』
卷二
尚贤上第八
子墨子言曰：『今者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皆欲国家之富，人民之众，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贫，不得众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乱，则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恶，是其故何也？』
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为政于国家者，不能以尚贤事能为政也。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己。』
曰：『然则众贤之术将柰何哉？』
子墨子言曰：『譬若欲众其国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将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善射御之士，将可得而众也。况又有贤良之士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者乎，此固国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贵之，敬之，誉之，然后国之良士，亦将可得而众也。
是故古者圣王之为政也，言曰：『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是以国之富贵人闻之，皆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富贵也，今上举义不辟贫贱，然则我不可不为义。」亲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亲也，今上举义不辟疏，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近者闻之，亦退而谋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举义不避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远者闻之，亦退而谋曰：「我始以远为无恃，今上举义不辟远，然则我不可不为义。」逮至远鄙郊外之臣，门庭庶子，国中之众、四鄙之萌人闻之，皆竞为义。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术也。譬之富者有高墙深宫，墙立既，谨上为凿一门，有盗人入，阖其自入而求之，盗其无自出。是其故何也？则上得要也。
故古者圣王之为政，列德而尚贤，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则民弗敬，蓄禄不厚则民不信，政令不断则民不畏』，举三者授之贤者，非为贤赐也，欲其事之成。故当是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赏，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举公义，辟私怨，此若言之谓也。故古者尧举舜于服泽之阳，授之政，天下平；禹举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岛成；汤举伊尹于庖厨之中，授之政，其谋得；文王举闳夭泰颠于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当是时，虽在于厚禄尊位之臣，莫不敬惧而施，虽在农与工肆之人，莫不竞劝而尚意。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恶不生，则由得士也。』
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尚欲祖述尧舜禹汤之道，将不可以不尚贤。夫尚贤者，政之本也。』
尚贤中第九
子墨子言曰：『今王公大人之君人民，主社稷，治国家，欲修保而勿失，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何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曰自贵且智者，为政乎愚且贱者，则治；自愚贱者，为政乎贵且智者，则乱。是以知尚贤之为政本也。故古者圣王甚尊尚贤而任使能，不党父兄，不偏贵富，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是以民皆劝其赏，畏其罚，相率而为贤。者以贤者众，而不肖者寡，此谓进贤。然后圣人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谓事能。故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凡所使治国家，官府，邑里，此皆国之贤者也。
贤者之治国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故国家治则刑法正，官府实则万民富。上有以絜为酒醴栥盛，以祭祀天鬼；外有以为皮币，与四邻诸侯交接，内有以食饥息劳，将养其万民。外有以怀天下之贤人。是故上者天鬼富之，外者诸侯与之，内者万民亲之，贤人归之，以此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固，出诛则疆。故唯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天下正诸侯者，此亦其法已。
译墨子说：“圣王的政令，有多有少。饮食的利益，在于知道饥饿而进食的人是明智的，因此没有智慧的人就不进食了。现在圣王有音乐却很少，这也是没有（音乐）。”
卷二
尚贤上第八
墨子说：“现在那些在诸侯国中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都希望国家富裕，人口众多，刑罚政令治理得好，然而结果没有得到富裕却得到了贫穷，没有得到人口众多却得到了人口稀少，没有得到治理得好却得到了混乱，这是根本失去了他们所想要的，得到了他们所厌恶的，这是什么原因呢？”
墨子说：“这是因为在诸侯国中治理国家的王公大人，不能以尊重贤人、任用能人来治理国家。所以国家中贤良之士多，国家的治理就厚实；贤良之士少，国家的治理就薄弱。因此，王公大人的要务，就在于使贤人增多罢了。”
问：“那么使贤人增多的方法是什么呢？”
墨子说：“譬如想要使国家中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增多，一定要使他们富裕，使他们尊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使他们受到赞誉，然后国家中善于射箭驾车的人，就可以得到而增多了。何况还有那些德行深厚、言谈善辩、道术广博的贤良之士呢，这些人本来就是国家的珍宝，社稷的辅佐，也一定要使他们富裕，使他们尊贵，使他们受到尊敬，使他们受到赞誉，然后国家中的良士，也就可以得到而增多了。
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时，说：“不义的人不使他富裕，不义的人不使他尊贵，不义的人不与他亲近，不义的人不与他接近。”因此，国家中富贵的人听到这话，都退回去商量说：“起初我所依仗的是富贵，现在君主推崇道义不回避贫贱，那么我不能不践行道义。”亲近的人听到这话，也退回去商量说：“起初我所依仗的是亲近，现在君主推崇道义不回避疏远，那么我不能不践行道义。”接近的人听到这话，也退回去商量说：“起初我所依仗的是接近，现在君主推崇道义不回避遥远，那么我不能不践行道义。”遥远的人听到这话，也退回去商量说：“我起初认为遥远就没有依仗，现在君主推崇道义不回避遥远，那么我不能不践行道义。”等到偏远郊外的臣子，门庭庶子，国中的众人，四方边远的百姓听到这话，都争相践行道义。这是什么原因呢？回答说：上级用来驱使下级的，是一个原则；下级用来侍奉上级的，是一种方法。譬如富有的人有高墙深宫，墙建成后，谨慎地在上面开一个门，有盗贼进入，关上他进入的地方而搜寻他，盗贼就没有出路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上级掌握了关键。
所以古代圣王治理国家，排列德行而尊重贤人，即使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人，有才能就提拔他，给他高的爵位，给他厚的俸禄，委任他事务，授予他决断的权力，说：“爵位不高，百姓就不尊敬；积蓄的俸禄不厚，百姓就不信任；政令不决断，百姓就不畏惧。”把这三样授予贤人，不是为了恩赐贤人，而是希望事情能够成功。所以在当时，凭德行来排列职位，凭官职来从事工作，凭功劳来评定赏赐，衡量功劳来分配俸禄。所以官员没有永远的尊贵，百姓没有永远的卑贱，有才能就提拔他，没有才能就罢免他，推崇公义，避开私怨，这就是所说的话。所以古代尧在服泽的南面提拔舜，把政事交给他，天下太平；禹在阴方之中提拔益，把政事交给他，九州成就；汤在厨房之中提拔伊尹，把政事交给他，他的谋略得以实现；文王在捕兽的网罗之中提拔闳夭、泰颠，把政事交给他，西土臣服。所以在当时，即使是那些俸禄丰厚、地位尊贵的臣子，没有不恭敬恐惧而施行的；即使是从事农业和手工业的人，没有不争相勉励而崇尚道义的。所以士人是用来辅佐继承的。所以得到士人，谋略就不会困窘，身体就不会劳累，名声建立而功业成就，美德彰显而恶行不生，这都是因为得到了士人。”
所以墨子说：“得意的贤士不能不提拔，不得意的贤士不能不提拔，想要效法尧舜禹汤的道，就不能不尊重贤人。尊重贤人，是政治的根本。”
尚贤中第九
墨子说：“现在王公大人统治人民，主持社稷，治理国家，想要修明保持而不失去，所以不考察尊重贤人是政治的根本。怎么知道尊重贤人是政治的根本呢？回答说：从尊贵且智慧的人，治理愚昧且卑贱的人，就治理得好；从愚昧卑贱的人，治理尊贵且智慧的人，就混乱。由此知道尊重贤人是政治的根本。所以古代圣王非常尊重贤人而任用能人，不偏袒父兄，不偏向富贵，不宠爱美色，贤人提拔而让他们上位，使他们富裕尊贵，让他们担任官长；不贤的人压制而废黜他们，使他们贫穷卑贱，让他们充当徒役，因此百姓都勉励追求赏赐，畏惧刑罚，相继成为贤人。因为贤人多，而不贤的人少，这叫做进贤。然后圣人听取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的行为，审察他们的才能，而谨慎地授予官职，这叫做事能。所以可以治理国家的人，让他治理国家；可以担任长官的人，让他担任长官；可以治理城邑的人，让他治理城邑。凡是所派去治理国家、官府、城邑的，这些都是国家的贤人。
贤人治理国家，早朝晚退，审理案件治理政事，因此国家治理得好而刑罚公正。贤人担任长官，晚睡早起，征收关市、山林、水泽的利益，来充实官府，因此官府充实而财用不散失。贤人治理城邑，早出晚归，耕种庄稼，种植树木，聚集豆粟，因此豆粟多而百姓足以食用。所以国家治理得好则刑罚公正，官府充实则万民富裕。上面有用来洁净地制作酒醴和黍稷，来祭祀天鬼；外面有用来制作皮币，与四方邻国的诸侯交往；里面有用来让饥饿的人吃饭，让劳累的人休息，供养万民。外面有用来安抚天下的贤人。所以上面天鬼使他们富裕，外面诸侯与他们交好，里面万民亲近他们，贤人归附他们，因此谋划事情就能成功，举事就能成就，入守就坚固，出征就强大。所以只有从前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称王天下、正定诸侯的，这也是他们的方法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