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中庵集卷十三元刘敏中撰记三

译尚志斋记 士人之所以不同于普通人，只在于崇尚自己的志向罢了。我曾经讨论过这件事：心是志的本体，志是心的作用。所以心本来专一，而志却有两种趋向。光明正大、虚静纯一、广大开阔而没有外界隔阂的心，是上天赋予人的本来善良之心。等到耳目接触外物，便没有不产生爱慕的。有了爱慕，念头必然从心中兴起；念头不停，便各自随着所爱慕的事物前往，这就叫作志。于是善恶分明，小大有别。所以说心本来专一，而志有两种趋向。这样一来，善的志向使人保全善，恶的志向使人走向恶；大的志向使人成就大业，小的志向使人停留在小处，这些无不取决于志。如今有个从事技艺的人说：“我的志向在技艺。”左手拿准绳，右手拿圆规方尺，磨利器具，竭尽力量，白天不能休息，夜晚不能停歇，孜孜不倦地追求技巧。他的技艺已经精湛了，还认为没有达到极致，于是遍访天下从事这种技艺的人，取长补短、折中比较。天下的技艺之人都佩服他的巧妙，没有人能够超过他。这样，他的志向也算达到极点了。然而乡里平民却能轻视他说：“他不过是个做技艺的人，我可以驱使役用他。”有个追逐利益的人说：“我的志向在利益。”行动时便拿着钩饵，停下来便设置机关陷阱，急急忙忙地追求富贵。高处到山上，深处到深渊，近处遍及一国之内，远处达到四海之外，凡是可以获得利益的地方，没有不到的。利益已经很丰厚了，还认为没有达到极致，于是遍访天下追逐利益的人，跟着他们比较竞争。天下逐利之人都佩服他的富贵，没有人能赶上他。这样，他的志向也算达到极点了。然而粗布衣服的人却能轻视他说：“他不过是个贪婪的人，我可以欺凌、轻慢他。”有一个人说：“我的志向在道。”白天劳作，夜晚睡眠，寒冷时穿衣，饥饿时吃饭，安闲自得，好像没有什么特殊作为。他的技艺和财富，连先前那些技艺者、逐利者的万分之一也赶不上。然而宗族称赞他的孝，乡党佩服他的悌，朋友认可他的信；让他立于朝廷，面对百姓，无论出仕、退处、升进、退让，都没有什么不可以。和那些在乡里受人驱使、被粗布衣人欺凌的人相比，这两者究竟怎么样呢？唉！只在一个念头之间，善恶和大小的差距就如此悬殊，那么士人想要不同于普通人，难道能不崇尚自己的志向吗？从前王子垫问孟子：“士人应当从事什么？”孟子说：“崇尚志向。”“什么叫崇尚志向？”“仁义罢了。”说的就是这个。我的朋友智仲敬建了一所房屋居住，悬挂匾额题名为“尚志”，大概取自孟子的说法，于是请求我作记。我说：“我和您交游二十年了，了解您的事情，没有人比我更全面。您从小聪敏有才，喜欢学习而不知疲倦，对父母确实孝顺，对兄长敬爱，对朋友守信。孝、悌、信三件事既已树立，那么所谓仁义，不就在其中吗？您崇尚自己的志向，已经很久了。这个小小的名称罢了。古人害怕有名无实，如今您的实际修养已经具备，名称自然会随之而来，还要做什么呢？”仲敬说：“不是这样。凡事都有开头，却很少有人能够坚持到底，这是愚者和智者都不能避免的。因此孔甲有刻在盘盂上的诚意，武王有刻在衣带和铜镜上的铭文，都是害怕自己不能坚持到底。圣人贤者尚且如此，何况我们这些人呢？我担心自己的志向逐渐不能坚持到底，离去而不再留存。希望能够看着这块匾额，早晚自我反省。我的本意不是为了求取名声。”我说：“您果真能够这样，那么即使不想不同于普通人，难道做得到吗？”所以我乐意替他写下这篇记。

译审安斋记 贵贱、贫富、进退、存亡，是世上的重大变化，而一个人一生都可能具备这些处境。以一个人的身份来应对这几种变化，也实在困难啊！那么应对它们有方法吗？回答说：安然处之罢了。怎样才能安然处之呢？回答说：合乎义罢了。义，就是适宜。合乎适宜就能安然。夏天穿葛衣，冬天穿皮衣，饥饿时吃饭，口渴时饮水，不过如此罢了。处在尊贵地位而合乎义，我就安于尊贵；处在卑贱地位而合乎义，我就安于卑贱；富有而合乎义，我就安于富有；贫穷而合乎义，我就安于贫穷；处在进退、存亡之中而合乎义，我就安于进退、存亡。义所在的地方，就是安所在的地方。这样便能无论到哪里都安然，又有什么难以应对的呢？然而尊贵、富有、进取和生存，是我所希望的；贫穷、卑贱、退处和死亡，是我所厌恶的。如果使我所希望的不能得到，却说我一定要安于这种处境，本来就没有这样的道理；我所厌恶的处境，幸而可以摆脱，却说我一定要安于其中，难道合乎人的常情吗？所以我说：合乎适宜就能安然。穿着绣有龙纹的衣服、华丽的下裳，却不认为这很奢泰，是周公的安然；住在简陋的巷子里、吃着箪食瓢饮，却不因此忧愁，是颜氏的安然；接受三次聘请的礼遇，起身出仕而毫不犹疑，是伊尹的安然；辞去万钟的俸禄，离开而不接受，是孟子的安然；召忽为国难而死，管仲侍奉杀害公子纠的仇敌，这些也都是他们认为安然的处境。他们所安于的事情虽然不同，但所依据的义却是相同的。我的朋友刘仲泽建了一间屋子，亲自把它命名为审安，早晚居住其中，即使饥寒逼近身体，也未曾不吟啸歌咏、自得其乐，从不羡慕外界，安闲自得，仿佛将要终身如此。我私下对此感到奇怪，却不敢说出来。一天，他请求我写一篇记，我说：“请问审安的含义是什么？”他说：“陶渊明说过：‘倚靠南窗寄托傲意，深知容膝之处容易安居。’您难道没有听说过吗？”我听了更加奇怪，说：“审安这个说法，在陶渊明那里可以，在您这里却不可以。陶渊明说这话，难道是厌恶富贵而想要贫贱吗？只是因为不得已，才安于合乎义的处境。陶渊明处在晋朝政局动荡、国势衰败的时候，想要推行自己的道却不能实现，所以弦歌还没有终止，便担心被乡里的小人耻笑；于是拂袖而去，作《归去来》来自我表明心志，所以才这样说。如果让他遇到太平盛世，难道会只愿安居在容膝之地吗？如今朝廷清明，天下安定，这正是有作为的士人凭借富贵自我安顿的时候。只是您独自以贫贱为乐，安于古人不得已才处于的境地，我私下觉得奇怪，认为您厌恶自己所希望的，却想要自己所厌恶的。难道您所谓的安，是夏天穿皮衣、冬天穿葛衣，饥饿时饮水、口渴时吃稀粥吗？由此看来，您的安并不是合乎义的安。即便如此，世上本来就有名义相同而实际不同、话说在这里而意义在那里的情况。《左传》说：“君子先安定自身，然后行动。”又说：“安于所安，并且能够迁移。”如果您能够把这两句话真正落实并一直实行下去，将来功德施及众人，声名显著于世，即使居住华美的屋舍、得到大厦遮蔽，享用精美食物、穿着华丽服饰，也一定会泰然自若而无愧。这样的安，和今天的安相比，究竟怎么样呢？仲泽年纪正盛，才华又非常俊秀，我担心他安于那种处境，最终忘记这里的道理。所以不能不说几句话来劝告他。王氏孝敬堂记 从前圣人著述经典，把最高的德行和重要的道理示范给人，所说的不过是孝和敬两个字罢了。孟子阐述说：“人人亲爱自己的亲人，尊敬自己的长辈，天下就会太平。”大概天伦亲情，对于父母和兄弟是相通的。所以从来没有能够侍奉父母却不能友爱兄弟的人，也没有不能友爱兄弟却能够侍奉父母的人。唉！能够把这两方面的道理都做到，大概只有孝敬吧？商河县王氏兄弟三人，用逊、用弼、用弼？他们谨慎守节、勤劳辛苦，彼此和睦如同手足左右，共同奉养父母，没有不顺从父母心意的。根本树立，道便产生，家庭一天比一天有秩序。用弼都隐居不做官。用逊受到周定夫先生的知遇，等到先生任江东宣慰时，便推荐用逊任漂阳课税提举，又任龙泉、零陵二县主簿，都有惠民政绩。在零陵任职时，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便回家服丧；服丧期满后，以知事身份辅佐道州路政务，于是请求退休养老。起初，他的父亲还健在时，教导用逊等人说：“我每次看见别人家的兄弟，往往因为财货而愤怒争执，伤害骨肉亲情，我对此非常惭愧。如今把你们的产业分开，希望不至于伤害兄弟之义。”于是分别把契券交给他们，但三人都悲伤，不忍把产业分开，最终没有分开；而共同生活、共同使用财物的情谊反而更加深厚。三人年近白头仍相互跟随，每天读书、努力耕作，教训子孙，言笑之间和乐融融，在上面端正了家庭的规范；各位子侄、弟妇嫂妇，直到僮仆、妾婢和年幼者，都各自约束仪容举止，谨慎地在下位遵循礼节。全家合计有五百多人，和睦欢乐而又严肃恭敬，彼此之间没有亲疏、厚薄之分；而且这样三十年始终不衰，仍如当初一般。君子对此感到惊异，说：“距离古代已经很远了，古人所说的对父亲摆出骄矜脸色、对母亲出言不逊，溺爱子女、贪图财利，以及防备隔阂、扭臂相争的情形，不过像草随风倒、波随势流一样罢了，竟然还有王氏这样的人家！”这时，新泉杨秘书听说此事，感叹道：“这可以说是能够孝敬了。”于是把“孝敬”二字大书写下来送给他们，让他们把它悬挂在屋室上。逊之的儿子继祖，以国子伴读的身份请求回家奉养母亲，来请我撰写记文。我想，名与实对于善恶来说，就像形影和声响一样相随；有这样的实，就一定有这样的名；有这样的名，也一定有这样的实。王氏在孝敬方面，名实相符了。给这所屋室命名，就是给他们的名声命名。君子为人命名，这样做可以吗？虽然如此，古代的盘、盂、几、杖上都有铭文，座右也有铭文，之所以这样，是希望早晚出入时经常能够看见，用来警戒自己、反省察验，不敢有丝毫懈怠。那么，这所屋室的命名，也正是这个意思。凡是称为王氏的人家，必将早晚警醒自省，更加勉励自己，只尊崇孝敬之道，每日更新而永无穷尽，使它没有始终间断；这样，他们的实际德行应当更加充实，名声应当更加显著，就可以激励鄙陋顽钝的人，启发耳聋目盲的人，使余庆绵延，并使家风更加昌盛了。唉！以这些道理来给他们命名，难道不可以吗？所以我乐意为他们书写。通甫、逊仲、谦弼、仲辅，是他们的字。至大己酉年冬十月十六日记。

译田仲珪孝敬堂记 孝，是做人子女的常分，其中有人的本性存在。自从亲生子女，使他们处在膝下，直到奉养父母、日益长大，究竟是谁使人这样做的呢？本来就是人的天性。虽然如此，人的本性不能没有外在条件；如果受到懒惰、鄙陋、散漫、粗疏等习气的损害，本有的孝性就会变成矫饰，名义上虽像美德，实际上却昏暗丧失，失去了所谓的本性。因此圣人根据人性初始的本然来教导说：“父母活着时按照礼来侍奉，父母死后按照礼来安葬，按照礼来祭祀，这就可以称为孝了。”又说：“礼，不过就是敬罢了。”所以，孝而且能够敬，然后才可以说得到了人的本性吗？燕山田侯仲珪，在他母亲的墓地建了一座堂，命名为“孝敬”，请我撰写记文。我于是询问其中缘故，侯流着眼泪说：“仲珪不幸，未满成童便失去了父亲。母亲常常教诲我说：‘当国家开始建立时，你的祖父安抚府君因为医术得到太祖圣武皇帝的宠幸，实际掌管太医，曾以节行安抚使的身份办理事务，后来征讨西域时战死。你的父亲倜傥而有气节，太祖喜爱他，于是赐名库库。他凭借父亲的官职而居于近幸之列，跟随出征回鹘，秘密地把方略交给几个人，擒获回鹘王蘓尔坦而归。皇帝下诏恢复他家的旧职，以表彰他的功劳。不久授予金虎符，以提刑转运使的身份镇守朔方，调度兵粮。’ 皇帝经略河南、关右时，他担任防军，虽然身在征伐之中，却以拯救陷溺者为主；凡是穿儒服的人以及通晓二教和各种技艺的人，大多招纳收容，所保全救活的人不知有多少。他后来又回来掌管太医，于是天下的医生都隶属于他。他上奏请求郡国设立惠药局，用来救济患病者，竭尽心力侍奉两朝，德行和功业十分盛大。因为你年幼而又是众多孤儿中的一个，担心你不能知道这些，也就无法继承先人创业守成的辛劳，所以把这些告诉你，你应当努力啊。’仲珪把这些话恭敬地铭记在心中，感动得流泪并加以思考；在自己供职承奉的闲暇、早晚省视母亲的间隙，战战兢兢、勤勉努力，不敢自我懈怠。只怕不能继承母亲的教诲，一直到今天。我的母亲姓韩，性情尤其安静刚烈，平素很喜爱都城南面的家园，曾从容地说：‘我看燕地的风俗崇尚墓祭，可是郊野常常风尘很大，尘土落满席位，鬼魂也不会享用。我死后，你一定要把我安置在园中，并在上面盖屋，使它像平日居住的地方一样，以满足我的心愿。’至元甲申年春三月五日，她六十五岁时去世。于是选择园子中央作为墓地，安葬而不起坟，上面设置神座，盖四间庇护性的屋子，门窗宽敞华美，台阶高峻整齐，四周围以墙垣，以高大的门作为标志。遵从母亲的遗命，仲珪早晚前来祭奠哭泣，按岁时进献祭享，恍惚间就像母亲仍在内庭之中。王鹿庵承防让人把它命名为“孝敬”，张寓轩尚书为它题字。还没有人为它撰写记文；然而，命名这座堂的意义，我哪里足以知道呢？只希望借助您的文章，使母亲的教诲和志愿有所彰明，以此稍稍伸展无法报答的恩德罢了。”我肃然起敬地说：“确实如此！”上古时代安葬而不与祖先合葬，只筑墓而不起坟。秦朝废除了家庙制度，汉代公卿才在墓地建祠堂。田侯的这种安葬，难道还近似古制吗？唉！后世距离古代越来越远了。人的本性中本有的东西，能够不被风俗改变的实在很少。对父亲显露骄矜脸色，对母亲出言不逊，人们竟不知道这是错误；即使知道错误，又有谁能像田侯这样奉上甘旨、按时省视、兢兢业业而不懈怠呢？能够尽到奉养父母的责任，又有谁能像田侯这样慎重办理丧葬，完全不违背母亲的志愿呢？能够慎重地办理父母的后事，又有谁能像田侯这样把死者当作生者侍奉，思念父母的德行和教诲，始终不忘，最终又能有所成就呢？由此看来，所谓孝而能敬，田侯果然已经差不多做到了。命名这座堂的意义，与它的实际相称。因此写下这篇记。田侯字瑞卿，曾经在朝廷任职，办理事务很有成绩。宰相把这件事报告给世祖，世祖想起他说：“这就是田库库的儿子啊。”特意赐给他楮币五千贯。如今以朝请大夫的身份任济南少尹。元贞元年秋九月某日，刘敏中记。中乐堂记 一个人因什么而快乐呢？又因什么而不快乐呢？知道什么可以快乐便去快乐，知道什么不可以快乐便不去快乐，并且只以可乐之事为乐，这其中一定有道理。不是因显赫富贵、偶然到来的尊贵、苟且获得的安逸而快乐，谁能做到呢？而我独独不把这些当作快乐。身处简陋小巷，饿了吃箪中饭，困了曲肱而枕，渴了饮水，谁能以此为乐呢？而我独独以此为乐。若不是把义和道作为衡量标准，明明白白地在肝、膈、胸、臆之间有所体会，谁能够做到呢？燕人蔡君显卿，从前任我乡阳丘县的税官，因此曾经与他相识。我观察他读古书，通晓古学，聪明善辩而有所作为，以操守自我勉励，叹道：“这是位佳客啊。”因此交情更加亲密。等我来到燕地，听说他有和蔼而退隐的美誉，知道他与我分别的这些年中，不曾再做一天官，于是前去拜访他；只见他气度充实，容貌纯粹，宽裕从容，好像还有余力。我高兴地说：“您为什么不出仕呢？古人所说的学道而有所得，大概就是这样吗？”蔡君说：“唉！我把足迹放在这个世上，好比沧海中的一粒粟；我的仕宦，好比大粮仓中一粒已经腐烂的米；我百年人生的光阴，好比骏马从缝隙前一跃而过。凭一粒米般的官职、如一粟般的行迹，漂浮在沧海般的世间，骏马般的光阴还能剩下多少呢？却还要在一座城市的征税、考核、升降、取舍这些事务上，拘拘纠缠、固执结纳，纷纷争夺、奔走跳跃吗？唉！造物主欺骗我已经很久了。”我家住在都城，这里是贤士豪杰聚集的地方，货物充盈，想要归市总能有所收获。我只是让童仆开始做功课，劳作休息之间作作歌诗，含杯饮酒、鼓琴自娱；世间那些危惧、盈溢、负重乘势、巧取侥幸、攫取争夺、忧喜、得失的变化，都与我无关。我不过如此罢了，又哪里有空去管什么学道有没有所得呢？”话还没说完，他就捧着酒杯上前说：“我刚刚建成一座堂，希望您用一篇文章来最终教导我。”我肃然说：“观察您的处世之道，可以说是知道什么可以快乐便去快乐的人了；圣人所说的‘乐在其中’，您差不多无愧于这句话。请让我就用‘中乐’来命名它，可以吗？”蔡君辞谢说：“不敢有所期待。”于是我大书“中乐”二字，让他把它悬挂起来，并且为他撰写了这篇记。仰高堂记 蔡君季良取《诗经》中“高山仰止”的意义，把他的堂命名为“仰高”，并为此说明道：“山的形势高大，人们仰望它；贤人的德行高尚，人们仰慕他。然而，仰望山的人不能到达山顶，仰慕贤人的人却可以达到那位贤人的境界。如果知道那个人贤明，却不知道应当怎样仰慕并追赶他，那就是甘居下位的人。所以君子因为仰望山的高大，便想到追求人的高尚；能够追求人的高尚，那么别人也将追求我的高尚。由贤达到贤，由圣达到圣，正是运用这个道理，难道可以甘居下位吗？”季良给堂命名，他的志向远大啊。《中庵集》卷十三

译钦定四库全书 《中庵集》卷十四，元刘敏中撰写的碑文第一 邹平县至大四年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 天地生育万物，人居于万物之中，而万物都供人役使。因此，人是万物之灵；在人之中，有的被称为圣人，有的被称为贤人，其他人都处在他们之下，那么圣贤又是人类中的精英。那些圣贤，活着时发挥神明、仁厚、智慧和哲哲明达的作用，死后又有盛大的德行和功业显著于世；所以历代盛德之君无不选择古代圣贤德行功业所在的地方，建祠祭祀，加封尊崇，使一代人都有所景仰，于是效法他们、迁善远罪，彼此受到教化而达到治理。圣贤之中，道与天地造化同样混融，与天地相始终的，只有孔子。所以他的子孙世袭爵位，祠祀遍布天下，而褒奖尊崇的典礼也越来越隆重。大概自汉代以后，先称侯，后称公；唐开元年间才开始加王号，称文宣王；宋代加称至圣；本朝又加“大成”。“大成”的意义，大概取自《孟子》；尊奉圣人的礼制，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邹平的庙学将要把诏书刻在石上，监县带着属官请求我说：‘希望您写一篇记述。’邹平是古代的名县，汉代有伏胜，曾经把《尚书》传授给晁错，如今把他的乡里命名为伏生。宋代有范仲淹在长白山中读书，如今把那座山岭称为黉堂，百姓都祭祀他。所谓景仰圣人、受到感化而效法他们，在这里就可以大略看到了。何况大圣人的尊号在至为隆盛、天下太平的时候公布，百姓的视听必然因此焕然一新，不只是像雨过天晴看见日月，又像春天听到雷雨一样。他们秉持常性的善意，自然从内心涌出，受到感动而奋发兴起，有些事情即使不期望它发生也会自然发生。担任师帅的人，再把朝廷尊奉圣人的意旨广泛宣示，开导、劝勉、奖励百姓，休养并培植他们，那么一县的治理，在一周年之内就可以不费力而达到。这样一来，将来还会有像伏生那样的大儒、像范公那样的大贤出现，作为日后治理成效的回应。唉！圣人的道，帝王的制度，真是伟大啊。蒲台县皇庆二年秋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 从前孔子想要不说话，子贡说：“老师如果不说话，那么我们这些学生还记述什么呢？”孔子说：“上天说了什么呢？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唉！上天不说话，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圣人却不能不说话，因为圣人的言语使纲常确定，使三极建立，成为万世的准则。由此可知，圣人的言语与上天的无言，道理是相同的。圣人就是上天；上天的广大不可命名，然而人们还称它为苍天、昊天、旻天、上天、皇天，这都是知道它不可命名，只根据所见而称呼它罢了。圣人的伟大也不可命名，然而鲁人称他为尼父，汉代称为褒成、褒尊、先圣、隆道，爵位有时为公、有时为侯，到唐代才加王号称文宣王，宋代加称元圣，改称至圣；这也是知道圣人不可命名，于是极尽尊崇来尊崇他罢了。天开有元以来，历代圣人相承，以人文教化天下。武皇登上帝位，考察制度，询问礼制，把圣人放在首位，取《孟子》中的意义，加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在阙里举行隆重祭奠，并向内外广泛宣告；尊奉圣人的礼制，到这里已经达到极点。蒲台是古代的名县，从监县以下官员都恭敬谨慎，商议把诏书刻在庙学中，认为应当有人作记述，下面姑且谨慎记下年月。县尹张某来请求我撰写此文。唉！国家尊奉圣人，难道可以不知道这样做的缘由吗？道存在于人心，教化保存在六经之中；好的政令不如好的教化能够得到民心。因此应当加以规范、陶冶、熏陶、涵养和滋润，使百姓中的贤者、智者接连出现，家家都可以比户受封，形成郁郁盛大的唐虞三代气象，并传播到四方。以一个县作为示范，那么凡是负有县大夫责任的人，都应当慎重思考并加倍努力，这就可以了。延祐二年夏四月，般阳路加封大成至圣文宣王碑 般阳路总管谷杲经过某地绣水，说谷杲此次前来没有别的事情。前些日子初一，他和同列的监郡僚佐一起拜谒庙学，祭奠完毕后，大家相互瞻望感叹，不约而同地说：“我们接受天子的命令，荣幸地穿戴冠裳，享受俸禄，来治理这个地方，那么对于施政的根本，为什么不也深入思考、周密谋划呢？”

译《易传》不是说：“观察人文，用它来教化而成就天下”吗？又说：“能够经纬天地的叫作文。”又说：“守住成业叫作文。”说到尧，就说：“钦敬、明察、文雅、深思。”说到舜，就说：“深邃明智而文明。”说到禹，就说：“文命布施于四海。”又说：“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制度，礼乐文化多么盛美啊！”这样看来，文固然是政治的根本吗？周朝衰落，大的防范崩溃，偏邪混乱达到极点，于是孔子出现了。孔子删定《诗》，审定《书》，系联《易》，创作《春秋》。于是三纲得以确立，五常得以建立，善恶得到辨别，取舍有了确定标准。二帝三王文明教化的光辉，灿烂得如同日月。这就是孔子的道。这个道，遵循它就能得到治理，违背它就会陷入混乱。那么孔子的道，又是文的根本吗？所以历代褒奖、尊崇、奉祀孔子的典制，没有超过孔子的。大概从汉代以后，有公侯的封爵；到唐代才封王，称文宣王；宋代加称至圣。大元安抚统有中原和夏地，凡是施行的制度，都以此道为根本。从中统、至元直到元贞、大德年间，文治蓬勃兴盛，超过汉唐。到了武宗皇帝，制定诏令，加孔子尊号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并向内外广泛宣告。“大成”二字，取自《孟子》“集大成”的意义。尊崇孔子到极点了。今上刚继承帝位，便下明诏，首先把兴办学校作为劝勉天下的首要事务，接着又设置科举，以经术选取士人；他斟酌制定法宪、尊崇政治根本的用意，已经如此清楚。如果奉行它、实行它，努力使它成功，难道不是我们这些治理百姓的人的责任吗？何况圣人的尊号又是崇文的根本，诏书公布之初，本来应当大书深刻，用来焕新人们的景仰；如今却仍然空缺，没有赶快谋划，我们如何对得起自己的责任呢？石碑已经准备好了，众人希望得到您的文章，姑且谨慎记下年月。谷杲斗胆前来请求。敏中肃然说：“圣人的道、国家的治理、治理百姓的官吏所负的责任，您的话已经说尽了。”于是写下此文，并作赞说：周朝姬姓王室衰微，恩泽枯竭，道统熄灭；但斯文没有丧失，圣人于是出现，删定、编系、创作，使天地人三极得以建立；一句话中微妙的意义，成为万世的准则。盛大的君王奉行圣人的教诲，于是建立国家。皇帝啊，这是我大元所奉行、所遵循的。治理成就，根本牢固；今日的荣耀超过往昔。于是加上美好的尊号，典礼因此显赫。大邦有般阳，官吏守土尽职；刻石宣扬教化，后来者应当循迹而来。邹平监县布延君去思碑 本朝的官制，路、府、州、县都设置一名达鲁花赤，地位在长吏之上，监督当地的治理。至大四年六月，白霫布颜特穆尔以进义校尉的身份担任邹平监县，当时二十一岁。他的父亲和兄长都在吴王府中任大官，告诫他说：“邹平号称难治，你年纪轻轻却去监督难治的县，危险啊！一定要谨慎、努力；如果将来后悔，我们就不要再见面了。”他刚到任，就有能干的声誉。一年之后，百姓歌颂他；三年任满代归时，百姓拉住他不让离开，思念他而不能停止。于是县中的士人高某、赵某，通过国子先生张长白慎一同来见我，把乡老和百姓的话告诉我说：“我们这些乡野之人，生逢太平，承受天恩的滋润，勤劳服役、努力耕作，来奉养上面的父母、养育下面的妻子儿女，实在是极大的幸运。近些年来，县中积累的弊害繁多，不能一一列举。最严重的，例如地方物产的和买费用、官马的草料豆料价格，都是每年由大农司供给，朝廷本来并不以此扰害百姓。然而作奸生弊的人却借此谋利，出入其间，控制、扭曲、攫取，没有限度而且永不满足。又如诉讼是无法避免的，一旦递上状纸，就像掉进陷阱，两造都受到吞噬，动辄牵连数年，曲直还未判明，而生计已经破败了。” 又有人掩饰错误、遂行奸诈，明明是自己理亏却提起诉讼，像把诱饵投入深谷，酿成种种机关，使善良之人屈服受制而无法申辩，使孤单弱小的人忍受痛苦而遭受损害；只要能够获利便成了风气，完全没有禁令和斥责。又如赋税和徭役本来有贫富、上下、轻重的差别，这是常制；然而实际却反其道而行，变动恍惚如鬼神一般不可捉摸，所以富人更加富，穷人更加穷。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百姓长期以来的困苦。进义君到任后，一天之内就把这些弊害全部刮除，我们顿时像久患沉疴遇到良医而获得新生一样。进义君起初因为父兄的约束而能够廉洁，廉洁便能刚正，没有什么可怕的；刚正便能公正，断绝偏私；公正便能明察，听见看见都精审。他具备这四点，又能以严厉来推行，以宽厚来调和，以勤勉来成就，以果断来裁决。凡是与百姓接触的事情，他都亲自办理，一定做到妥当才停止。因此他的僚佐彼此勉励和睦相处，属吏收敛形迹，不敢有丝毫欺骗。从前那些拿捏短长、攫取争夺、大肆吞食而自鸣得意的人，都收脚束手，畏惧地逃走了。这就是我们获得新生。君子的恩惠深厚而且广大！只是我们没有什么可以报答的；您若不吝惜一篇文章，把这些事刻在石上，传给天下后世，使我们乡野百姓的愚诚得以完成，那又是您的恩赐了。因此我们斗胆请求。唉！百姓是国家的根本。设置路、府、州、县，都是为了百姓；而亲自接近百姓，没有比县令更直接的，所以县中得到合适的人才总是极难。得到人才还是不得人才，百姓的利害祸福立即就会出现，如同影子随形、回声随声一样。县令的责任重大啊！我曾经观察古人，承担这种责任而为百姓建立功业、使美名永垂不朽的，没有别的道路，只是廉洁而且有才能罢了。后世却不是这样：廉洁的人未必有才能，有才能的人未必廉洁；大概他们的廉洁并非真正的廉洁，他们的才能也并非真正的才能。有才能而不正的人，必定喜欢多事，以此苛刻百姓，认为百姓足以欺骗；自称廉洁的人则一定不办理具体事务，放任属吏去苛刻百姓，认为自己与此无关。于是政令失当，贪婪暴虐横行；冤屈痛苦增多，诽谤怨言兴起。幸而任期终了离开时，必定还说：‘那个县难以治理。’唉！自己不称职却反过来诬陷百姓，难道可以吗？不能得到人才，就是这样。如今进义君担任监县，政绩格外卓异，感动人心，难道不正是由于前面所说的廉洁而且有才能吗？唉！从君子的事迹看，县真的难治吗？百姓不能忘记他，是理所当然的。因此我为他写下这篇碑文。益都路总管李公去思碑

译益都是《禹贡》所说九州中的地区，青州是齐国的封域，绵延连接海、岱之间，百姓众多、物产丰富，历代都是雄强的藩镇。圣朝更改制度，以郡为上下路，路设置总管，统辖各县，而青州是东方上路中最重要的地方。担任这一职位的人，如果没有向来宏大的名声和崇高的声望，没有长期的才干和高雅的德行，就不能适合这样的选任，也不能担当这样的责任。大德三年，岭北湖南道肃政廉访使李公谔因选拔而来任职；三年后代任归去，百姓攀援着他的车子哭泣流泪，就像失去了慈父慈母。又过了三年，百姓仍然思念他不止，乡老伏珍等人共同谋议说：‘与其徒然思念而没有益处，为什么不刻石颂扬他的德行呢？’于是列举李公的政绩，通过我的故人、今本路经历王文羽伯仪来征求我的文章。我得到的李公善政，大的方面有五件：消除百姓的疾苦，重视百姓的根本，慎重处理对百姓的刑罚，谨慎施行对百姓的教化，清除吏治积习。起初主管盐铁的人，认为青地多有卤水，盐容易产出，于是按户按人口摊派食盐，收取盐价，以防百姓私自贩盐，称为食盐。时间久了，吏员借此作奸，摊派每人每年达到五十斤；盐多得吃不完，却诬陷百姓私自贩卖，盐价高而偿还不足，便以拖欠课税治罪，敲打、拘禁，多方索取，往往把家产都毁掉才罢休；有时还先责令交钱，最终又把盐扣下，百姓骚动，却没有地方申诉，这样已经很多年了。李公到任后访察得知实情，叹道：‘这种弊病不除掉，我凭什么施政？’恰逢诏使来青州询问百姓疾苦，又有宣慰司在此，李公立即直言请求废除食盐制度，听任百姓自行买盐食用。宣慰使认为他说得对，便把意见上报朝廷。不久命令下达，朝廷选派官员与李公共同审定可行与否并上报，于是议定：靠近海边的居民仍照旧食盐，同时遏制吏员作奸；益都、临朐、莒、临沂四县以及青州的录司、益都县的颜神，共六处可以由官局发盐出售；滕、峄二州，邹、滕、峄三县以及沂水的新寨，共六处听任商贩往来贩运。议案上报后得到批准，百姓高兴得像获得新生。又有兵籍中的百姓，强弱差别悬殊，有些人不能承受原有负担，朝廷准备改订制度，便派使者与李公核查实际情况。李公亲自到每家每户，逐口询问，亲眼察看，无论风雨、早晨还是深夜都不停止，使吏员不能从中营私，百姓也都服从他的公平；这就是所谓消除百姓疾苦。李公说：‘百姓稍微宽舒了，但还不知道根本。’于是鼓励勤劳，禁止游惰，谨慎顺应天时，利用地利，使牛羊不践踏方苞初生的禾苗，原野低湿之地都有如土山般的收获，粮食堆积如狼藉，甚至多到可以流入其他州；这就是所谓重视百姓的根本。李公说：‘百姓已经致力于根本了，但还不知道禁令。’ 于是他公布各项条章，申明应当喜爱和厌恶的事情，听取所有百姓的诉辞，详细审阅公文；大小案件都一定依据实情办理，不再容许高下其手。人人都知道畏惧，诉讼也更加简少；这就是所谓慎重对待百姓刑罚。李公说：‘百姓已经知道禁令了，但还不知道教化。’于是整顿学校，阐明人伦；子弟入学的，免除他们的徭役；秀才、选士中可用的人，推荐上达朝廷；通过考核比较加以磨炼激励，亲自作表率。一月之内，风俗大概就变得文雅起来了。这就是所谓谨慎施行百姓教化。李公说：‘百姓已经知道教化了，但吏治积习还没有清除。’要使吏治积习清除，没有比自身作示范更好的办法。因此公田每年的收入，必定拿出来分给贫寒士人和贫困饥乏的小民；佃户如果收成不足，就免除他们的租税。因为这样做，他家中常常没有多余财物，自己生活清俭而安然。属吏受到感化，也形成了廉洁知耻的风气。这就是所谓清除吏治积习。能够消除百姓疾苦，重视百姓根本，慎重用刑而谨慎施教，最后以端正自己来端正他人，治理百姓的能事就完成了。唉！这就是百姓之所以不能忘记他的原因吧？汉代的良吏，史书称赞他们‘所居之地百姓富足，离开之后百姓思念’，然而史书所记载的也不过几个人。我本来就知道良吏很少。为什么这样说呢？做官希望果断，而果断的人大多失之于严猛；严猛就必然使刑罚失当，无辜的人很多，百姓便会遭受其害。这种情形十人中有三人。想要施惠而施惠的人，大多失之于宽缓；宽缓就会使号令不能执行，豪强狡猾之徒放肆，百姓便会遭受其害。这种情形十人中有三人。想要廉洁而廉洁的人，大多失之于苛刻；苛刻就连细微之事也不能容忍，于是猜疑和嫌隙产生，个人私愤互相攻击，公道便废弃，百姓也会遭受其害。这种情形十人中有三人。至于果断而不严猛，施惠而不宽缓，廉洁而不苛刻，使百姓得到利益却不受伤害，这才是所谓良吏。这样的人十人中才有一人。因此，百姓受害的官吏常有十之九，而良吏才只有十之一。唉，良吏竟然这样少啊！一个人有幸遇到这样的良吏，又怎么能忘记他呢？我既赞美李公能够成为良吏，得到百姓永不忘怀的思念，又嘉许青州百姓能够不忘李公的德行，知道遇到李公是他们的幸运。于是根据事实写成此文，又缀以诗。李公字德贞，是恩州人，自号谷山。他仪表爽朗，气度沉静高雅，博学能文，而尤其长于政事。如今的翰林学士承旨野斋先生，是他的兄长。他们家门的德行声望，为世人所景仰。诗说：上天生育我们的百姓，把他们交给大君。大君有命令说：‘官吏啊，你们要亲近百姓。官吏尽到职分，我就保护他们、像鸟张翼护卵一样；职分不能尽到，我就使他们像受螟虫、螣虫侵害一样。’幸运地生逢盛世，官吏的职守十分修明；治理这大邦，没有比李侯更好的。李侯是伟大的公卿，深沉宁静而明达正直，不急迫也不迟缓，确实有谋略，确实有法则。我们的疾病已经深入膏肓，侯能治愈它；我们的困厄使我们饥寒，侯能抵御它。严明禁令，慎重刑罚，使人以打官司为耻；劝勉学习，阐明人伦，风俗因此随之改变。端正自己又端正他人，侯的恩惠不可估量。侯的恩惠不可估量，而我们百姓的思念也无法宣泄。怎么能够停止呢？砍取石头刻下文辞，传给子孙后代。大智全寺碑

译大智全寺，是仪天兴圣慈仁昭懿寿元皇太后所建。起初，皇太后命工匠在都城西面高良河东南的亭子里绘制观世音菩萨像，设置长明灯，以供养佛、报答佛恩。后来她进香时说：‘我从前归依佛法，崇奉九子之母，希望借此帮助子嗣获得福德；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实现，于是命令就在这里扩建为寺。’寺院建成后，皇帝下诏命翰林撰文刻在石上。臣等私下认为，佛教的教法由戒而生定，由定而生慧，达到慧便成为佛。说到它的究竟，法相都是空；说到它的神通，功德没有穷尽。凡是知道归依佛法的人，没有不能如愿的。佛道大概根本就在于救济众生、利益万物罢了。因此历代都尊崇信奉佛教；然而一定要有圣人出现，才能取得佛教救济众生、利益万物的道理，并推广到天下。佛也因此时显现广大的威德，增厚圣人的福报，成就圣人的志愿。佛与圣人是一致的。皇上以天生的圣德继承宏大的帝业，早晚勤勉，忧虑德化还未周遍、百姓生活还未遂愿，因此施行深厚广大的恩泽，涵养温暖无所不及，希望动植物之类都归于大和。这就是皇上从佛道中取得助益，以及佛道增厚皇上福德的地方。从根本上说，实在是我们皇太后从前护佑、启发、引导的功劳。她如此恳切而恭敬，光大佛寺，思虑为后代留下宽裕的福泽。她救济众生、利益万物的心意深厚啊。寺院的布局是：正殿供奉三世佛，前殿供奉观世音菩萨，右边是九子母殿，左边是大藏经殿。北面有偏殿，以备皇帝临幸；前面是三门，设置四天王像；僧房、斋堂、库房、粮仓、厨房、浴室等屋宇鳞次相连，周匝相接。三门外有两座亭子，西边叫宝华，东边叫瑞庆。中间有池，池上有桥，莲花芬芳，洁净的供品仿佛从天而降；金碧、丹雘交相辉映，光彩灿烂。赐名为“大智全”，取智慧之意。命开府仪同三司、圆明广照三藏大师沙津爱护持天藏，主持寺院；高僧云集，佛像庄严，钟鼓、幢盖幽深宏亮，梵呗之声早晚洋溢。参观的人不知不觉就踊跃兴起善心，好像进入祗陀园、登上兜率天。所用资费都出自兴圣宫，官府和百姓都没有参与。命银青荣禄大夫、徽政院使章庆，及殊祥院使甄用、监卿、大同亲军指挥使、领群牧监臣锡哩玛勒，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同知徽政院事、左都威卫使臣王恒共同主管此事。工程始于皇庆元年三月一日，于同年八月落成。皇太后亲自察看，赏赐周到完备。唉！因果报应，感应昭然。皇太后敬奉祖先、裕福后代的诚心，圣天子承顺母亲颜色、顺遂母亲心意的孝心，以及佛如来知慧方便的教法，应当像回声随声音一样，暗中相合、默默感应。皇族的根源日益深厚，皇家的子孙日益繁茂；福禄千亿，惠及天下百姓，以此巩固我国家亿万年永远无疆的美好命运。多么盛大啊！于是作颂说：佛道真实而深奥，佛门虚静而尊贵。不是空，也不是有；成为智慧，成为慧明；神妙变化，不可思议。有所求必能获得，有所愿不会违背。三界没有比它更大的，微尘中也没有比它更小的。在光辉的圣元时代，以它为景仰，以它为法式。八方都服从教化，万物都感怀德泽。帝王之道光明显融，只有佛法圆满通达。国家的形势高大隆盛，只有佛法最为崇高。时代的至和之气，没有比这更盛大的。蠢动含灵的一切生物，都能顺遂其本性。和乐的圣母，以仁爱为本；庄严的天子，每日恭敬地奉养母亲。圣母有所思念，所思念的只是国家宗社，所看重、所依赖的只是子孙。她说有福田，就是佛所居之处，于是开辟新的宫殿。新宫宽大高敞，圆明大师在此主持，承受佛的心印。新宫于是建成，大法因此振兴；祝祷福德、储积祥瑞，祥瑞纷纷而来，诚信和恩赐遍及各方。国家的光辉，借佛的光辉更加显扬；刻下这篇篆籀文字。圣母与天子共同享有美好快乐，长寿无疆。敕赐应昌府罔极寺碑 皇庆改元年冬十一月，皇帝下诏说，应昌府罔极寺的碑文还没有建立，命我把事情的始末撰写成文，让人刻在碑上，这是依从皇姊大长公主的请求。臣敏中接受诏命后考察圣元建国以来勋臣贵族之家，女子成为后妃，男子世代娶公主为妻，家族世代威望尊贵、恩宠远超常品的，只有鸿吉哩氏罢了。最初，鸿吉哩氏由昂吉诺延凭佐命功劳在太祖朝显达。成宗元贞元年，追封为济宁王，谥忠武。他的儿子驸马纳沁娶公主色彻罕，她是太祖的孙女；所生的儿子驸马特穆尔，有北征之功，赐号阿勒逹尔图。他娶世祖的第三女囊嘉特戬，被封为皇姑鲁国大长公主。鲁国大长公主有三个儿子，长子为乌敦巴拉驸马，大德十一年封鲁王，娶顺皇女僧格喇。正是今上初登帝位时，封为皇姊大长公主。她的儿子阿哩雅实哩承袭鲁王爵位。当初至元辛未年，鲁国公主因为深受内宫宠爱，却远嫁外地，感慨长久思念，筹划可以表达孝心的办法，于是相看忠武王经营牧场的旧地。那里北面是天都，西南方有抚地，东北方有金山环拱；大泽有两处，水面深广，分列左右，称为东西海。两海之间土地肥沃、宽广爽朗，于是请求皇帝下诏，在那里修筑城郭、宫室、府署和佛寺。府署赐名为应昌府，寺院名为罔极寺。修建正殿、环绕的廊庑，廊庑四角建楼，又建碑楼、墙垣、门，以及斋舍、厨房和库房；上下金碧辉映，绚丽灿烂。各尊佛像的设置精妙至极、庄严无比。又建佛塔，在府城西面聘请有德行功业的梵僧，诵经持咒，祝祷福德、祈求丰年。这期间本来几次想刻石，却总没有办成，如今已经四十年了。所以皇姊才提出了这个请求。我私下认为，佛法有四种恩德的说法，父母之恩居于首位，这与《蓼莪》诗的意义相合。诗说：‘父亲啊生育我，母亲啊养育我；想要报答父母的恩德，却如昊天一样没有尽头。’寺名大概就是由此而来吧？所以可知，人之所以成为人，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百行的出处、万种教化的产生，无论大小、终始，都必定以孝为根本，然后才可以成立。因此说：‘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道就由此产生。’孝的作用多么广大啊！唉！世祖以孝治理天下，所以九族亲睦，四海安宁，雍和熙盛的气象在当时达到融洽。鲁国公主因此归心于佛教，增殖福利，报答父母养育顾复之恩，孝行已经在前代隆盛。圣上继承帝位，遵循斟酌制定的成法，所以美好的教化得以推行，良善的风俗得以兴起，孝治的美德又在今天恢复了。皇姊因此继承先志、继续前人的事业，广泛发下誓愿，成就前人的美德，使孝行在后世更加宏大。这样的功德哪里能够估量啊！并且还会使忠武王的功勋烈绩、家世荣耀显赫，子孙繁衍昌盛，永远庇护国家，享有无疆的盛大福泽。这座寺就是由此开始的。唉！孝道果然广大啊！‘罔极’二字的意义，在这里就可以看见了。铭文说：

译佛以空性传道，儒以有形的教化立教。空与有虽然不同，相同的只有孝。孝的作用，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根本如果被遗忘，善行凭什么存在？行孝没有固定的方法，关键只在内心。一片真诚所能达到的地方，孝便没有不足。鲁国公主的孝心，深深怀念父母养育顾复之恩；筹划建造佛宫来报答，确实与福德相合。世祖为此感到喜悦，以此命名来启发后人。皇姊继承先志，奉诏把它记载下来。皇帝的诏命赫赫有光，玉石上的刻文灿然发明。鲁国公主的举动，忠武王的功烈；忠武王的子孙，活着便成为帝王的姻亲，遵循这一法门。世世代代以孝闻名，永远报答国家的恩德。《中庵集》卷十四 钦定四库全书 《中庵集》卷十五，元刘敏中撰写的碑文第二 忠武王庙碑 上天降生圣人来福佑这个时代，必定会有承担重任、杰出非凡、宏大伟岸的人才出现在其中。圣人得到这样的人才，然后最大的谋划可以毫不迟疑地施行，非凡的功业可以不费劳力而完成。尧得到禹，洪水在大地上泛滥，禹使水流入江河，人民因此万世受益；汤得到阿衡，武王得到师尚父，都把百姓从水火中拯救出来，巍然建立长久安治的基业。圣人与贤臣的相遇，果然不是偶然。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以唐尧、虞舜、商汤、周武王那样的圣德，承受宏大的天命，扩大光大伟大的帝业。当时作为心腹和爪牙、寄托国家重任的人，宣扬功劳、竭力效命，全都是最优之选。至于出入将相之间，动辄符合圣人的谋略，渡过长江，夺取整个宋地，使大元的盛业超越百代、光耀万世的，只有忠武王。皇上居于太子宫时，赞许忠武王的功勋，赐给他钱币，命行中书省在杭州为他建庙。刚继承帝位，便命令用公帑十万缗资助建成，并且刻立碑石。碑文命臣敏中撰写。谨按：忠武王名讳巴延，是朔方人，他的族氏为巴琳氏。曾祖父默尔根图，太祖起兵时任巴琳部左千户。祖父阿拉克承袭父亲的官职，平定呼展有功，跟随宪宗西巡，死于军中。父亲尼固尔岱，以世袭爵位跟随宗王实喇开拓西域，死在那里。王在西域长大。至元初年，他刚满三十岁，奉宗王之命入朝奏事。世皇与他交谈一次，便认为他非同寻常，立即留在身边，不让他离开。不久，授任光禄大夫、中书左丞相。他仪容凝重严峻而端正整肃。各曹官员来禀报事务，尤其是难以裁决的事情，往往反复陈说，辞意繁多。王安然如同没有听见，等对方说完，只抬眼说一句话，便击中事情的根本要旨；事情于是得到解决，中书省上下这才恭敬畏服，知道他是真正的宰辅。至元七年，任同知枢密院事。十一年，再任左丞相。朝廷议论认为，宋朝凭借险要地势，拘留我方使者，资助我方叛臣，扰乱我东部地区；何况君权和刑赏下移，百姓将要遭受祸害，兴师问罪，正是时候。皇帝诏告王说：“从前曹彬因为不杀戮而平定江南，如今把六军交给你，你也可以做我的曹彬。”王拜受诏命便动身，没有回到自己的家中。这年十二月渡过长江，第二年五月被召入朝觐见，并陈述了自始至终的谋划。七月授中书右丞相，八月返回南方。第二年正月，宋朝投降。五月，把宋主及其母后送到京城，圣统于是统一了。唉！上天生王来辅佐国家，世皇能够识别他；世皇把重大任务交给王，王也能自行担当。天下统一的盛大功业，人人都在王凯旋之日看见了，却不知道世皇早在王刚到来之时就已经看见了。宋朝平定的日期，人人都在大军渡江以后才看见，却不知道王早在拜受诏命、开始出发时就已经看见了。世皇以至诚奉行天意，以至仁救济天下；王以尽忠报国，以竭尽全力履行自己的职责。上下互相信任，天人相应，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地取得这一伟大功绩。长江的险要，古人曾有“这是上天限制南北”的感叹，也有“搬来土袋想把江水堵住”的讥笑。险要地势固然值得凭恃，然而我军一到，南北便不能再成为阻隔，土袋也不必搬来堵江，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对方君臣的治道不足。对方有所不足而我们有所富余，险要又算得了什么呢？《传》说：“在于德，而不在于险。”确实如此。王的功勋事迹中，重大的有四件。起初，我军到达郢州，王想不去攻打，诸将认为郢州占据上游，经过而不取，必然会有腹背受敌的忧患，大家都极力请求进攻。王说：“我奉命讨伐罪人，不能因为不攻下一座城就停下；况且用兵有机变，得失在我，不是你们所应忧虑的。”最终舍弃郢州，从另一条港道渡船，顺流而下，进军开阔，仿佛无人之境。阳逻控制着长江北岸，宋人筑堡自守，进攻它坚固得无法拔除。王秘密对副将左丞相阿珠说：“他们所依仗的只有这里，可以采用攻其空虚的计策，乘其不备，南岸就可以夺取。” 一旦夺取，立即报告我。阿珠夜里率三千精锐士卒，背着阳逻乘快船突袭占据南岸，黎明时报告送到。王立即率大军直接渡江，宋军丧失斗志，于是武昌、金陵沿江各州全都归我方所有。等到王奉召返回时，便分三路形成掎角之势进军。王率中军直抵余杭，宣示圣天子问罪、吊民的意旨，宋朝于是出城投降。他取得敌方，就像这样。左丞相阿珠才智勇猛，善于作战，但士卒颇不归附。王为此忧虑，便独自对他格外礼敬，因此众人看待王更加敬畏。王能协调各位文武将佐，大家也都暗中了解他的才能；遇到事情，便分别任用授职，使每个人都发挥所长，所以所向无敌，行动必然成功。他驾驭部众，就像这样。王用兵，纪律在外严格而内里宽厚，以圣训“不杀”为根本；威势使人畏惧，德行使人归附，归顺者每天都有。有人请求进入降城查看府库的簿册账目，以了解金帛、粮食和户口的多少。王笑道：“这是想借机侵吞我们的百姓。”于是下令诸将士，敢有肆意暴行劫掠以及进入城中的，一律按军法论处。因此军队所到之处，连鸡犬都不受惊扰，士农工商都安然无事，获得了百姓盼望复苏的声望。他处置事务，就像这样。江南地区繁华富庶已久，金玉、锦绮以及珍异奇古的玩物，在各处充满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千人〕 王一眼也不看。宋朝投降的将领有人献上赵氏宗室的两个女子，王当即呵斥让她们离开。等到宋朝投降的小皇帝和母后请求见面时，王推辞说：“只等着拜见天子。”最终也不与他们见面。回去以后，皇帝慰问并称赞他的功劳，王拜谢两次说：“全靠陛下神圣英明，以及阿珠的辛劳才取得这些成果，臣有什么功劳呢？”他的礼节就是这样。唉，若不是上天所命，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吗？此后授金紫光禄大夫、知枢密院事，晋升开府仪同三司、太傅，录军国重事。至于平定东部藩国的叛乱，辛劳于北征的战役，世皇去世、成宗尚未即位时，朝廷依靠他发挥伊尹、霍光那样的作用，详情太史已有记载，这里不再叙述。他五十九岁时因病在京师甘棠里的宅第去世，正是至元三十一年十二月。大德八年正月，诏赠宣忠佐命开济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追封淮安王，谥号忠武王。铭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