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斋文集卷十一

译《圭斋文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圭斋文集》卷十一　元·欧阳玄撰 阡表　哀辞 安成刘氏儒行阡表 至正甲申年，安成刘君粹衷以翰林应奉的身份，担任后宋局修史官。在他病发前一个月，他叙述先世的梗概，说凡是葬在乡里的儒行乡，概括起来都称为“儒行阡”，来请求我撰写表文，我已经答应了他的请求。粹衷不久便病发，又不久病势加重，便派他的儿子都来催促我写阡表，我实在不忍心。后来他果然去世了，我悲哭极为哀痛，并告诉他说：“古人有挂剑的义举，关于儒行阡的表文，我已经答应了您的请求。我难道忍心对古人有愧吗？”过了两年，到丙戌年春天，我将要南归，才写表说：“安成在汉代隶属长沙国，定王刘发的子孙很多，如今安成的刘氏比其他地方更多，大概就是他的后代。安成的刘氏又有两支，其中一支是南阳太守刘遐的后裔；刘遐是魏元阳的女婿。考察刘遐的先世，也是汉代宗室。粹衷性情质朴正直，叙述他的先世，从五世祖直卿府君起，到父亲龙泉府君为止，把事迹有考可据的写下来，不可考的也只是略加叙述罢了。直卿府君名谔，娶彭氏，死后合葬在小唐的原野。儿子雄材，字子厚，生于淳熙壬寅年，死于至定壬戌年，附葬在祖坟东南，娶李氏，葬于双牌岭；继娶王氏，附葬在子厚墓右。生三个儿子：长子炳，字季文，死于至元乙酉年，附葬在祖坟左边；次子煗，三子皆无后。季文生三个儿子：长子应龙，娶赵氏，死后与赵氏合葬在李孺人墓旁；次子祐孙，娶钟氏，合葬在慈湾；次子承翁，字德甫，是王氏所生，先后任吉水、泰和、吴城、南康等地的税务官，生于宋淳祐壬子年六月，死于大德壬寅年四月，附葬在祐孙的墓地，娶穰氏，生于景定庚申年十一月，死于大历年九月，附葬在王孺人墓右。儿子辉，字明卿，生于至元辛巳年，死于至治壬戌年，因儿子显贵而被追赠承事郎、龙泉县尹，葬在乡里的稼木塘，娶阳氏，封为宜人。儿子性，就是粹衷；孙子一人，名都。这就是他的自述。五代人都以儒业为生，他的乡里又以儒行著名。墓道称为“儒行”，谁说不合适呢？士大夫惋惜他说：刘氏数代努力学习，到粹衷才在朝廷取得俸禄爵位。以粹衷的才华，假使能够享有中等寿命，他的成就哪里能够估量呢？我却说：天下的事情，正因为有所不足，才会有余。太阳运行一天，比天体少行一度；月亮运行一天，比天体少行十三度有余，这就是不足。积累这些不足，才形成余分。等到设置闰月，节气和朔望的分数调齐，事情便成功了。天地尚且如此，何况人呢？人们说这是不足，那么刘氏将来有余庆，大概就在这里。粹衷有学问见识，能写文章，会试、御试都考取第二名，在南方士人中实际上是第一。起初任旌德县尹，廉洁明察而有威严，政教大为推行，升任应奉翰林文字、儒林郎同知制诰兼修国史院编修官。他参与修撰《宋史》，大大满足了士人的舆论。我在庚午科主持南宫考试时，他正是我录取的士子，与我有文章上的契合，所以为他写这篇表。” 萧同善哀辞 人贵在有后代啊，儿子贵在生为男儿。男儿固然值得尊重啊，但为人子女的职责怎能承当？出生时悬挂弓矢啊，志在驰骋西北东南。最终老死在地下啊，壮志因此惭愧。违背亲意而出仕求禄啊，谁能把地下当作甘美？荣华和奉养一同得到啊，这种快乐多么令人沉醉。希望造物主事事完备啊，十件中却难有两三件。一旦有一件不如意啊，便成为终身的遗憾。隐君有个儿子啊，研习的是诗书礼义。又学习法律条令啊，阅读条例以及各种文书。卯年因儒生荐举啊，辰年却抱着愤恨悲惨。回头仰望隐君啊，墓旁的树木已经高大。幸好还有母亲啊，满头白发蓬乱。儿子衣冠楚楚啊，心中牵挂母亲而忧闷。燕地的砧声响了十年啊，吴地的桑树正遭受蚕食。收缩边戍，盼望换防啊，并不是贪图升进。活着本可以奉养母亲啊，死去后恩情却更加深长。岁月从不宽贷啊，像枯鱼等待水。唉，隐君啊，声名流传而声势盛大。说孝却近于愚啊，寿命又不能像彭祖。遭逢乱世而困顿啊，终于逃脱了刀兵。背负母亲逃亡啊，盗贼的锋刃令人戒惧。荒野中血流浸湿小腿啊，只有脯肉才是咸的。创伤虽大而相隔遥远啊，永远被幽暗的棺函封藏。属吏的话反而如此啊，烦忧像烈火一样。泰山上有云啊，从高高的山岩间升起。云气才聚成一片很薄的云啊，八方飞翔的鸟也可以遮蔽。这里低洼湿润啊，水气升入江潭。将要遍布而降雨啊，风把云气吹散了。想要灌溉根本啊，恩泽却已经蔓延到枝叶。感叹那事情何其容易啊，顺势而行就像扬帆疾驰。这样的进取唯独艰难啊，右脚赤裸着踏过险峻山石。所处境遇实在不同啊，命运又能向谁诉说谗毁？志向坚定不改啊，明神确实在监视。写下这篇哀词啊，请看这幽暗的墓刻。《圭斋文集》卷十一

译钦定《四库全书》《圭斋文集》卷十二　元·欧阳玄撰 经疑 问孔夫子：“用小器来评价管仲，却又说‘像他的仁’，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圣人任用人，有时从德的本体来说，有时从德的功用来说，不能一概而论。若从德的完整本体来说，那么上天赋予人的、人与生俱来从天得到的德，它的本体是非常宏大的。只有圣人能够充分践行这种本性，低于圣人的各等人，如果从德的完整本体来评论，怎么能不稍加贬低呢？所以用器物来比喻它。器物就是像容纳物体一样，各有浅深限量，其中自有不能歪曲的地方。至于从德的功用来说，就不是这样了。德并不只是贵在足以完善自身，还因为它有惠及万物的功效。至于王道、霸道的消长和世局的变化，有这样一个人，能够彰明大义来安定百姓，圣人就从这个方面评价他，怎么能不深加赞许呢？所以称之为仁。仁者的功用，没有比爱护万物更大的了。考察他的恩惠存于民心、功业存在天下，又怎么能把它泯灭呢？从前孔夫子评论管仲，有时说他是小器，有时又说他‘像他的仁’，这是因为本体和功用不同吗？‘仁’这个字，孔夫子从未轻易用来许给别人。因此像颜回、冉耕一类的人，他们在修养功夫上的高下，孔夫子在谈到仁时，似乎总要在其中分出尺寸来比较。唯独对管仲却说‘像他的仁’，又说‘像他的仁’，既然已经赞许，却又不是完全赞许，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大概自从周王室东迁以后，楚国的气势逐渐强盛，百姓纷扰不安的局面，没有止境。管仲出仕辅佐齐桓公，会合诸侯，匡正天下，并不是依靠战争的力量，他的仁惠及万物到了什么程度呢？在当时寻找，没有见到能与他相比的人。至于他的器量容易满足，不能使自己不再有三归台的僭越，不能使齐桓公避免宠爱过多妇人的过失，齐国政局很快衰败，这就是器量所能容纳的不过如此罢了。假使他能够扩充这种德性，达到最初完整本体的境界，就可以拓展圣贤的事业，承担宇宙的重任。可惜这不是管仲所能达到的。大概一定要达到这个境界，才算具有大器的本体。管仲被称为小器，不也是合宜的吗？既然如此，圣人的评论，哪里又不公允呢？问：孟子用狭隘和不恭敬来评价伯夷、柳下惠，却又推许他们为圣人、百世之师，这是为什么？” 回答说：人有超绝于世的品行，可以成为圣人，但还没有达到化育万物的境界，所以不能没有偏执的弊病。圣人达到化育的境界后，世人无法只用某一件圣人的事来称说他；只有到了极致，才会有超绝于世的名声。因为有这种超绝的名声，所以清高的人专一于清高，未必能和顺；和顺的人专一于和顺，未必能清高。于是便产生了狭隘的意念和不恭敬的气象。虽然这不妨碍他们成为圣人，但君子至公的评论，难道能因此废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吗？孟子称说伯夷、柳下惠，有时说他们狭隘、不恭敬，有时又推许他们为百世之师，这并不是不同的议论。从今天看来，伯夷让国而逃避劝谏，饿死在首阳山；柳下惠不以侍奉污秽的君主为羞，也不以官职低微为卑下。听到他们遗风的人，顽固者变得廉洁，懦弱者能够立身，刻薄者变得厚道，鄙陋者变得宽容，那么百世之中只有一个伯夷、柳下惠，确实可以称为圣人。然而，伯夷拘泥于朝服被污、柳下惠袒露身体而不以为意的偏处，难道不是厌恶坏人过甚，和流合污而失去分别吗？大体说来，清高并非有意造成狭隘，和顺也并非有意造成不恭敬，只是因为不能达到化育境界，才逐渐形成这种弊病；伯夷、柳下惠自己也不知道会这样。由此看来，负有超绝世俗名声的人，伯夷、柳下惠之所以能够成为圣人，是因为这个；他们之所以不能成为广大而化育万物的圣人，也正是因为这个。” 至于我们的孔子却不是这样。他断绝与孺悲的交往，拒绝阳货；在卫国接见国君夫人，又在中牟应佛肸之召；有时清高，有时和顺，无论处在什么情形都无不可。伯夷、柳下惠能做到吗？所以不观察孔子，就无法看出伯夷、柳下惠的不足。不过，难道能因此就轻视伯夷、柳下惠吗？孟子说：‘伯夷，是圣人中的清者；柳下惠，是圣人中的和者；孔子，是圣人中的时者。’那么这两个人也是孔子的门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