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斋文集卷五　　　　元　欧阳　撰

译道州路重修濂溪书院记。道州路濂溪书院，是专门祭祀周子周敦颐的祠堂。它的地址在郡城西边，与郡学相邻。郡学有先圣庙，每年春秋两季的第二个月逢上丁日，郡侯率领教授、山长，各按职掌，命令生徒在郡学祭祀先圣；次一个丁日，便在书院专祠合祭周子。每月初一、十五前往拜谒，也都如此。考察它最初的建立，虽然由于当时君主下令专门祭祀濂溪，也因为地势恰好适宜，所以专祠之事从未有人非议。年代久了，祠宇渐渐破坏。至正壬午年，山长张某商议拆除重建。郡士李某乐意资助，来辅助他的志愿。工程还没有完成，继任者欧阳诚能接着办理，于是祠宇焕然一新。乙酉年，番阳吴侯肯来任郡判官，仰望新祠，却觉得门庑不相称，便与郡长商议，再次加以修缮。恰逢山长戴世荣又来接替欧阳诚，郡士蒋通又请求出资改建应门四楹，两座庑也相称。祠堂后面旧有诚源堂，堂后是已故郡守高峰杨公的祠堂。左边有爱莲亭和清远楼，后面有光风霁月堂。到这时拆除旧的换成新的，丹红色的彩绘交相辉映。戴世荣拿出自己的俸禄，在应门南面建石台，纵横各有所定，纵二丈，横为其倍。他又率领郡士文某建瞻德亭，在亭下砌石成道路，笔直如绳，平整如砥，内外面貌都改变了，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此前，周子有两个儿子，长子司封郎中寿，次子直徽猷阁焘。寿的后代迁居江州，焘的后代居住道州。吴侯寻访到周子的八世孙善溥，向当道推荐他，请求援照颜氏、孟氏的旧例，世代以其后人中贤能者担任书院山长，以奉专祠。宪府认为此议可行，移文有关官司，转达行省。第二年丙戌冬，吴侯因漕运事务到浏阳，与戴世荣带着事情的文状，拜访我欧阳玄，请我撰文作记。我想周子祠堂的事，像衡山、九江、豫章、邵阳等郡都有碑刻，作者又多是当世大儒。我在这里记叙劳绩、记载年月，也就可以了。然而反复推求父师的言论，也有可以赞述一番的地方，不敢只用抄袭旧说来推辞。过去子贡说：‘夫子的文章可以听到，但他说到人性与天道，却不能听到。’孔子谈性与天道，没有比《易》更显著的。所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都是在谈性与天道。当时孔门弟子能够参与理解这些话的人很少。子贡到晚年才有机会听闻，所以感叹并赞美它。孔子去世以后，知道这些道理的是子思、孟子；西汉以来的各位儒者，也只是约略看到了它。周子出生在一千多年以后，得到孔孟遗留下来的言论，著《太极图》《通书》，泄露造化的深奥，揭示圣贤的秘密，仿佛指在手掌上。因此孔孟以后，第一个谈性与天道的人，就是周子。世俗儒者有时怀疑周子、程子的传授不及《太极图》《通书》，却完全没有考察程子的言论。程子说：‘天地储藏精气，得到五行精秀的便成为人；人的根本是真而静，情感尚未发出时，五性都具备，就是仁义礼智信。形体既然生成，外物接触形体而在内心发动，内心发动便产生七情，就是喜怒哀惧爱恶欲。’说这些话不是出自《太极图说》《通书》，可以吗？孟子谈天地之性，程子又兼谈气质之性，于是荀子、扬雄、韩愈的学说都被废弃。关于气质之性的论述，源自周子，这是明白无疑的。而且自从《太极图说》《通书》流传于世，世上的儒者只要懂得读濂溪的书，没有不听到性与天道这些话的。假如子贡再生，一定会感叹今天的学者能够听到这些话是幸运；那么当时那些在众人中发表异议的儒者，难道真认为这两部书是不同的吗？还是立论的人喜欢标新立异呢？皇元确定宋代九位儒者从祀孔庙，周子位居首位。不久又有诏令，进封汝南伯为道国公。大概自乾道、淳熙以来，新安朱子最先尊崇相信他的著作。圣朝重视朱子之学，以程朱之法式天下士人，于是周子的著作更加受到表彰，这是很应当的啊！虽然如此，国家兴办学校的地方，可以说已经做到极致了。周子说：‘师道确立，善人就多；善人多，朝廷就端正，天下就太平。’从今以后，教育者以师道自我建立，学习者以成为善人为期望，将会看到真正儒者的作用施行于朝廷和四方，没有尽头。这样看来，修缮书院，难道只是扩大专祠、用来显示观美而已吗？我在幼年时，曾随先父在此邦任教，读书于濂塾旁，追忆往日来此游览歌咏的地方，于是借吴侯的请求，把过去从家庭中听到的旧闻附记在这里。吴侯肯字肯堂，由教官入仕，选为宪掾，升任行省掾，历任南海、武昌两县县尹，都因善政居最；为政廉明，而且懂得大体。此次工程中，达鲁花赤塔海大中、同知某人实际上总领其事；始终协力恭敬的，是经历李时、知事李信。

译贞文书院记。从前仁宗皇帝在位时，集贤大学士陈颢、翰林学士承旨和塔剌都哩、默色等人说：翰林揭傒斯的父亲揭来成，学问品行足为一方师表，应当特别赐给谥号，以显示圣朝崇尚德行的心意。于是下诏，赐谥‘贞文先生’。至正三年夏四月，中书平章政事特穆尔达实、右丞太平贺等人，又向今上皇帝请求建立书院，于是将‘贞文’的称号赐作匾额。书院地址在富州长宁乡旧山南面，前面面对远山，后面靠着高冈，平坦田野和曲折溪流环绕着林麓，这大概是揭氏先世的旧居之地。规制是：大成殿四楹，殿北为明伦堂四楹，殿南为门四楹，门上建重屋；门南为灵星门四楹；另建贞文祠，置于明伦堂之后；左边为山长官署四楹；两庑为诸生斋舍，左右各四楹；斋舍南面又各建屋五楹，粮仓、库房、厨房、浴室都依次设置。工程开始于至正三年九月，完成于至正九年七月。后来由从子范开始经营，元贞等僧人智辨辅助，山长汤盘继续完成。书院山长由行省从曾经担任学官的儒士中选任。门东边的屋子，是从孙德懋聚集旧冈书院的材料建成的。灵星门是僧人智辨所建。祭祀和教育长期所需的费用，是乡里好义的人拿出肥沃田地来资助的。书院将要完成时，文安公与我同在史馆。有一天他到我这里，请我为书院作记；我恭敬地答应了。他高兴地回去，对儿子汯说：‘今天我书院的事情办完了，欧阳君已经答应为我作记。’过了几天，文安公病发，又过几天便去世。三年后，汯再次提出请求，我才为它作记。又告诉门徒说：‘古代学校是为教育而设，而政事也由此产生。辟雍、泮宫中练习射箭、奉养老人、出兵和接受凯旋报告，都在学校之地进行，哪一样不是政事呢？后世学校虽然治理教育之事，却特别重视祭祀。考察它的起源，古代入学者向先师行释菜礼，并没有专门指向某一位；而释菜礼也是祭祀中最简略的。如今州县学校一定专门祭祀先圣、先师，于是国家把它列入祭祀典礼。至于书院，又多设先贤祠，有的是先贤教化经过的地方，有的是讲道的地方，情况各不相同。’ 也曾考察过它的起源。《周礼》说，大司乐让有道德的人担任教官，死后便把他作为乐祖，在瞽宗祭祀。瞽宗，是学校的名称。古代教育以德为先，涵养德性，没有比音乐更优先的。因此有道德而担任老师的人，活着时用来教导人，死后人们追溯他的教化根源，把他作为乐祖祭祀；不一定非要是洙泗一带的人，像汉代董仲舒，隋唐的王通、韩愈，宋代的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几位先生，先作为先儒，之后便可以这样祭祀。何况书院与学校的制度，起源也各不相同。东汉以来，士大夫往往在郊外建精舍；晋魏所谓春夏读书、秋冬射猎的地方，就是这种处所。唐宋时期，有的因朝廷赐给名士的书籍，有的因为故家藏书很多，学者到书籍所在之处读书，因而称为书院。等到有关官府设置官员来治理，制度便与学校相同，所以祭祀之事也不能缺少，于是有时寻找名闻当世的君子来奉祀。欧阳玄曾顺流而上追溯源头：从入学释菜先师，演变为普遍祭祀；从学校祭祀乐祖，演变为祭祀先贤；从春天诵读、夏天弦歌，演变为低声诵读，后来又演变为词章；从党庠、术序，演变为精舍，后来又演变为书院。学者如果不能知道建学最初的用意，又怎么能知道求学的最大功效？学校所重视的是祭祀之事，而宫室、塑像的制度一天比一天趋向于追求观赏之美；所承担的是教育之事，而礼乐、律历之学有时还推给专门人士，哪里还顾得上讨论所谓政事如何施行于学校呢？皇元超越历代帝王，致力于崇尚雅正、排斥浮华，以去除华饰、趋向实际为治学原则，复古的契机大概就在这里。贞文先生用道德教化一乡之人，死后在乡里设祠祭祀，考察《周礼》在瞽宗祭祀乐祖的制度，确实无愧于古人。欧阳玄因此记述它的起源，希望借此向好古博雅的君子求得指正。至于揭氏父子，以考究古学的功劳、修身的成效，受到两朝知遇，荣耀流传百世，可以说是儒者最大的荣誉，仍有待于论述。贞文先生名来成，字哲夫，因为儿子显贵，屡次追赠通奉大夫、江西等处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先谥贞文；本朝处士改赐谥号的制度从先生开始。文安公名傒斯，字曼硕，去世时官至翰林侍讲学士、中奉大夫、知制诰、同修国史，追赠护军，谥文安；父子都封为豫章郡公。两人的美德和高尚节操，各自已列于其他碑文中。

译袁州路修缮记。宜春作为郡，处在江湖之间，山水清幽，风俗敦厚，神灵能够显灵，百姓能够淳朴。做这里的长官，本来就容易移风易俗；用自身作表率来引导，便能建立有利的事功。至顺二年冬十二月，通议大夫济勒布哈从御史台升调来任此名郡的长官，自己尚未安顿好居所，便把一切公务都整饬起来。他察看府治，只见东撑西支，门庑破败，上面漏雨，旁边穿孔；部使的馆舍、宾客幕府的住所，以及宴饮休息的厅堂、登临远眺的楼阁、游息的园囿、饮酒吟咏的亭子，都已破坏。府中的属吏、守门人、马夫杂役，旧日都有安置，如今污秽失修，有的将倾倒毁坏，有的危险得像要压下来。于是锦侯召集同僚，询问宾客属吏，预先告诫父老，征召富民，进来后授给他们爵位。侯说：‘治理官署如同治理家庭，家庭兴衰，要看平日居住的地方；墙垣残破，廊庑台阶坍削，各种废坏，由此都可以知道。看看那些富足润泽的人家，还能察觉这些房屋的差别，形势本来就不相同，也是自己造成的。何况如今的牧守，比古代侯伯地位相当；如今的富民，在道理上如同子民，在身份上如同臣属。你们退下去居住，穿用华美，侧眼看待长官，心中却处在危险之中；跟随我一起修缮，难道宁可只有你们自己安乐吗？’我曾经考察各地风俗，发现所属官司兴修弊政有两种：百姓出赋税、劳力和财产，官吏却容许奸欺；官府督促期限，工匠便偷工减料，只求勉强完工而不求坚固，渐渐导致朽坏倾斜。又有一种文吏拘泥旧常，事情只要能够勉强过去，便总是持两端、姑息眼前，给后世留下祸患，最终彼此陷入困境，反而使众人更加受害。这两种弊病，我实在以为可耻。如今我同你们约定：按照恒产的高下，依次安排，只看你们出力多少，完全由你们尽力；官府不督逼，吏员也不催索。你们某人负责修甲处，你们某人负责修乙处，我只验看完工；有人不愿意，谁能强迫你们分摊？于是父老说：‘便利。’富民说：‘合宜。’说完饮酒，散席后约定日期。到期后众人前来，大家并手较量能力；立柱的用料强壮，承重的用料高大，覆盖的没有粗劣，填砌的没有空洞；砌边的石头像磨石一样平整，再铺砖；涂丹的、涂黑的、绘藻饰的，都没有漫漶。前后工程完成，完整美好如出一辙，屋宇纵横，楹柱数百，都是先前所陈列的建筑，焕然如新建成。侯于是选择吉日，准备牲牢醴酒，合奏音乐举行落成礼；又按起初的礼仪，给父老和各位富民进爵，对他们说：‘这宜春郡治，山川壮丽，发出灵气，神灵降福，风调雨顺，年成合时，百姓丰足，足以使士人秀美有文。我有幸处在这里，和你们共同享受安乐。将来我离去，只剩传舍，凡是这些美好建筑，你们的后代都可以享用。守长官与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呢？’ 父老和富民都俯身按手，异口同声回答侯公，并且向神明发誓祈福，愿意赐下繁多福祉，使自身与郡治一同更新。愿天子万寿，百事都得到考察；公聪敏而有才，理应成为忠贞之臣，不居此地只为奉养自己，而是把道理示范给我们。我们百姓应当彼此等同，受到教化而不再懈怠，以诚信接受上面的命令，勤劳侍奉亲长；占筮的吉兆正在这里，将福泽施及子孙，不给侯公留下忧虑，也使我们百姓不感到惭愧。参军杨某奉图来信，请求我作文章。我核实了这件事，推究其始末写成此文，并且告诉后来的人，要继承并延续它，不可有废弛不理之处。众人合力扶持它；杨某跟随我交游，于是请我把此事刻在石上。工程开始时，前任郡牧长巴延特穆尔一同出力资助，直到完成。这些都应当记载。尉韦元辅实际总管此事，吏员宋必达也出力甚多。侯到任第二年壬申九月开始施工；又第二年癸酉七月完工。此记作于这一年八月。土木、金石、陶土、垄断等工费若干，都是聚集众人之力，没有动用公款，因此无法考核具体数目。安成李氏重修安贤义塾记。安成李君辛翁，最初在州西郊建安贤义塾，完全仿照书院、精舍的制度，礼殿、廊庑、门、讲堂、斋舍，各有所在。还没多久便去世，原有规模仍有未完备之处；他的儿子刚慨然想到先世的美好功绩，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于是拿出若干亩上等肥田，确定为教育供养的长久制度，规定收支的常法。凡是可以长久而不废的事情，都一一考求并完善。于是塾师刘君权准备好事实，来请我作记。我赞美李氏有儿子能够继承，也感慨义塾的建立，这大概是君子至公之心，也是古道可以复兴的契机。于是作记说：从前先王设置井田以养育百姓，设置乡校以教育百姓。周朝衰落，井田法败坏，百姓的贫富悬殊到了极点；乡校法败坏，百姓的贤愚差别也到了极点。君子和小人的道路截然分开，卑贱者日益增多，尊贵者日益减少，法令日益严密，礼义日益疏薄。后世兴起的君主，虽然急切地设置教官之职，但井田的经界势必无法恢复，郡县的教育供养哪里能够遍及所有平民呢？有富裕而爱好礼义的人，于是出来建立义塾。义塾建成后，一乡的士人只担心自己没有志于学习，不担心没有拜师的费用；一所义塾的老师，只担心学生不勤奋，不担心供给和费用不能继续。把这种至公之心推广开来，寻求恢复古代的世道，契机不就在这种心志中吗？师道由此确立，善人由此增多，风俗由此变美，义理的作用便不可胜数。礼门左边的堂叫作塾，‘塾’的意思就是熟。我本来希望义塾的师友来到这里后，教者熟悉自己的教法，不要造成抵牾而没有秩序；学者熟悉自己的学业，不要忽冷忽热而没有功效。这样就不会辜负李氏建塾的美好心意。李氏是安成的大族，宋末多次把著述献给朝廷，贡士名列天府的人接连不断。辛翁号一峰，刚字立中，世代都以文章品行在州里著称。

译赵忠简公祠堂记。临川王安石以新学误导宋朝，导致天下骚然。河南程氏两位先生出面挽救，最终仍不能胜过王氏学说。后来蔡京任宰相，尊奉王氏学说，贬斥程氏之学，宋朝于是大坏。蔡京的门客张觷教蔡京，极力召用程氏门人杨中立，希望能够挽救一半。到宋朝中兴时，解人赵忠简公赵鼎任宰相，首先罢除王安石在孔庙配享的资格，尊崇二程先生的著作；凡是他们仅存的门人，都召来任用，江左于是重新振兴。不幸秦桧任宰相时，忠简公被斥退，程氏门人散亡。等到中兴事业衰败，又不幸韩侂胄任宰相，禁止建安朱文公朱熹一派中学习程氏之学的人；后来禁令稍稍放松，宋朝却已经日益削弱。皇元勃然兴起，江汉赵氏仍能加倍诵读程朱著作，渡江北上，私下抄写传授给学者许文正公许衡。许衡通晓这些著作的精义，把自己所得进献并辅佐世祖，使礼乐文教兴盛，形成太平。四十年后，贡举法实行，不是程朱之学便不能在有司应试，于是天下学术严肃地趋向正道。当时宰相接着确定濂洛以下九位儒者和许衡共十人，在孔子庙庭从祀，天子听从了。至顺二年春，赵忠简公第六世孙筼翁请求就解州闻喜县学建立忠简祠，文辞说：‘赵公处在宋室南渡之后，排斥王氏邪说，崇尚程子正学，直到今天，对这个世道的功劳很大，应当在他的乡里建祠。’ 国子监和集贤院赞同这个建议，中书省、礼部告知晋宁路，让它通知同年欧阳玄作记。欧阳玄平日读《孟子》读到‘承三圣’一章，从未不合上书卷、流下汗水，认为怎么会导致这样的惨烈呢？等到略微考察近世儒学的正邪，发现它关系到国家的兴衰、气运的盛衰、人民万物的荣枯，可以验证的，大概就是这样。唉，这座祠堂难道是小事吗？赵公以邵伯温为老师，以胡寅为友；他的学问师承源流以及施行于政事的情况，详见《宋史》。筼翁在延祐二年考中进士，卓然有志于继承前代正道，也可以从这件事大略看出来。保靓祠堂记。所谓保靓祠堂，是安成刘君尚节为祭祀他的七世祖考保靓先生而建的。先生名作，字贤砺，号保靓，居住在袁州、吉州之间，地方叫秀源。宋代乾道、淳熙年间，他的声名光彩显赫，从郡邑中兴起，最初出仕时，授官将仕郎，征召为赣州安远县尉，因母亲年老而没有赴任。中年时积蓄德行、怀抱才华，不屑于为世俗所用。他与当时的士大夫交游：清江两位尚书谢昌国、章茂献，庐陵杨文节公杨廷秀，都与他结交并往来笔墨。像胡忠简公胡邦衡这样刚正鲠直的人，也同他深相结纳。其他名贤多得无法一一列举。百余年来，世代变迁，遗留下来的风韵日益遥远。孙辈刘尚节不负志气，读他的遗书，慨然仰慕其一生，又担心亲族去世已久，后人没有可以瞻仰的地方，便谋划在故居建立祠堂，专门祭祀他。而诸位贤人的墨迹保存在碑版上的，也已经散失。后来寻得胡忠简公为保靓所作的记，以及谢公的几封书信。又有渔父来告知：‘某潭中有一块石头，形状像碑，用手摸它能摸到字。’尚节让潜水者和众人一同下水帮助渔人，把石头举出，果然是左宣郎刘廷直为保靓祠堂所作的铭文。后来营葬父亲于白石冈，挖地三尺，得到一块碑，碑上有‘勿【音窣没】’字样，读了它，又发现那是永州通判董德中所作的《保靓先生祠记》。于是尚节更加高兴，修缮祠堂也更加勤勉。至元后庚辰年春，祠堂建成，设置龛位供奉保靓先生的神主，在前面排列碑刻。商议拿出若干亩上等肥田，供给日常祭祀；选定日期，率领宗族亲属祭祀，以报告完成。事情办完后饮酒，宗族亲属举杯慰劳尚节说：‘保靓先生已经逝去，如果不是您的贤能，祠祀之事怎么会兴起？’造物主又拿出两块碑来帮助您的志愿。我到钤南族中时，本族与刘氏世代通婚，尚节请我作记。我想，瞽宗在学校中设祠，乡先生在社中设祠，是尊重有道、崇尚有德。这种礼制废弃已久；保靓祠堂虽然由后人建成，将来郡国如果能因一只羊而恢复告朔之礼，古道大概就有希望复兴了吧？于是作迎送神诗，留给刘氏子孙歌唱，用来祭祀先生。歌词说：吉州的桧树啊，袁州的后裔；处在两郡之间啊，伟大而刚正。昔日贤人居住在这里啊，万物没有灾害；万物没有灾害啊，百姓便有好年成。耕种道义啊，收获德行；收获德行啊，耕种道义。深深资养啊，保护保靓；保靓受到保护啊，还要做什么？山上有石碣啊，水中有石碑；碑石不会沉没啊，石碣不会被埋葬。曾孙建有祠堂啊，流传千代；世世代代裹幅巾啊，穿深衣。先生归来啊，不要违背我。不要违背我啊，您要到哪里去？跟随诸位贤人啊，吟咏而归。酒尊中的酒清冽啊，俎上的肉肥美；芳香芬芳啊，合上两扇门。石中蕴藏美玉啊，山中就有光辉；如果没有先生啊，后人将依靠谁？

译安先生祠堂记。所谓处士可贵，是能把自己坚守的操行，变成一国人所仰慕的榜样。即使当世英明的君主和贤能的宰辅，掌握着总揽豪杰、包举天下的权柄，一旦遇到爵禄庆赏也无法招致的人，便会欣然仰慕先王道德的美盛，真正认为那比自己所拥有的还尊贵；这样，上面的志趣才会确定，下面的风俗才会形成。这种人的功劳，难道在韩愈、孟子之下吗？元朝建国以来，学者谈论处士，必定以容城刘静修先生为宗主。当时闻其风而兴起的，有真定安敬仲。敬仲未曾亲自拜访刘氏，却从濂洛、考亭一派得到其学术传承，知道得非常深厚，实行得非常坚定。因此推尊宗师而与祖道相合。刘氏高亢明爽，进阶极为峻绝，亲自接受其教诲的士人很少；安氏简静和柔，胸襟气韵宽平，乐于依附他的士人很多。后来建立祠堂，想来应当是从先民石峰、恕斋两位先生开始，以学问教化乡里，到现在已经三世一百多年了。这又是祠堂建立的缘由吗？敬仲去世后，门人苏伯修写信给同舍、槀城西管镇的李士兴，请求为乡先生建祠。士兴的建议终于得到认同，于是在镇上建造祠堂，修成三间屋来奉祀他们。从敬仲向上直到石峰、恕斋，都各自有神位。这样可以彰显世代美德；祠堂落成时，率领乡里私塾的学生，依照节令和时日备办祭品，办理祭祀。到这时，伯修请我作记。然而我记述安氏祠堂而以容城刘氏为根本，难道不正如谈论东汉名节而从严光说起吗？汉代到了孔融、张俭末年的儒者，已经衰落了。若没有严光，东都士人从哪里重新振作？严光未必懂得大道，而且尚且如此，何况我们濂洛、考亭一派？何况我们容城先生呢？瞽宗在学校设祠，乡先生在社中设祠，是古代的典制。瞽宗早已无人听闻，乡先生的祭祀则从伯修、士兴开始。由此可知，古道并不难以恢复，只是人们担心不去做罢了。从今以后，西管镇的风俗一天比一天淳厚，百姓敬重学习而轻视利益，士人乐于学习而远离权势，安氏的恩泽难道会有终尽吗？读这篇文章的人，希望知道它的开端。石峰名滔，恕斋名松，敬仲名熙，他们的出处事迹详见家集。秀川罗氏祠堂记。先尚书公游学乡校时，和校官罗子远交好。子远是庐陵秀川的世家子弟，笃志求学，努力践行，有诗文流传于世。后来官至朝请大夫，主持榷货务。他说贾丞相专权误国，便弃官离去。我家收藏着他的遗墨，一直想见到他的子孙。如今他的族孙仁达来拜访我，为人英敏而有作为，写文章雄健流畅而富有气势。我因此高兴先友的文献还有传人。仁达请求我为秀川祠堂作记，他说：‘我的祖先大时府君在秀川入籍，传到第四代南塘府君。家族日益兴盛，到了大府君的儿子、孙子，才开始拿出乌石陂的肥田若干亩作为祭田，时间是宋嘉祐二年。此后便有人贡入太学，有人贡入乡学，有人在礼部登第，共有一百几十人。于是蓬山先生、溪园先生以及他们的儿子苍崖公、涧谷公，推广先人设置祭田的遗意。追念远祖，便有拜墓、合祭；团结宗族，便有族谱、聚拜。到今天三百多年，祭田世代守护如初；宗族虽然分散居住，昭穆秩序井然，绝不可以混乱。即使远在万里，也彼此相见相问；对外虽是骨肉，彼此相爱，不能把对方看成路人。这些都是我祖先遗留谋划的德泽，以及前代闻人的善于继述的功劳。’ 只是祠堂还没有建立，合祭时聚集拜祭没有固定的地方，议论此事的人都以为这是个缺憾。按照《家礼》，祠堂应在正寝的东面；贞的居所位于防事的东面，有一座堂，名叫逊緜，共有十八楹，深二丈有余，长度与之相称。堂前有轩，轩外有亭，高敞明亮而深静幽雅，适合建祠。于是请掌记务本翁主持此事，作为祠堂，祭祀大时府君以下八世，直到十二世；各支始祖到此为止，至于那些有德行、有文学、有爵位的人，则另行专祠祭祀。于是禹圭和翁的儿子绳祖，以及第一圗的孙瑛、第十圗的孙兰，又买田作为洒扫、修缮、祭祀燎香的费用。从此就在这里合祭、聚拜，并以祠田相伴，永久维持，以完成前人的志愿。先生幸望写一篇话来告诫后人。我既赞美仁逹能够世代继承他的学业，又赞美他们宗族能够追念祖先，私下庆幸自己的姓名得以载入其中，自称为通家之后，感到很荣耀。于是对众人说：‘凡是大姓的祖先，一定有未被人知的德行；没有德行，就不能使家族繁衍，不能使声名显著，也不能长久流传。因此，我们后人应当追念他们。追念他们，追念他们，难道只是奉行祭祀吗？难道只是行揖让之礼吗？思念其人，就必须继承他的事业；享受他的德泽，就必须厚积后代的福庆。父亲要以此教诏儿子，兄长要以此教诏弟弟，以《诗》《书》《礼》《乐》作为教育，以孝悌忠信作为行为准则。显达时就施恩于百姓，困穷时就修养自身，使国人都称颂并愿意亲近他。’又说：‘有这样的子孙，真是幸运！祠堂的建立就不是徒然的了。’《诗经》说：‘不要忘记你的祖先，要努力修养他的德行。’秀川的子孙们，应当勉励啊！当时，我的宗族正在故乡建造祠堂，写信来告诉我已经落成。秀川距离我的故乡不到百里，而两座祠堂的落成恰好前后相接，于是我为德行不会孤立无援而高兴，便用这些话告诫我本族，也告诫秀川。这就是通家之谊的道理。

译《仰更斋记》临川先生为安成刘氏读书的书斋题名为“仰更”。刘方升将要升任，嘱托我的门客彭斯文来求我写记。起初，方升的祖父号称更斋，前辈镏君耘庐曾为此作记，所以临川先生给书斋命名时，便寄托了他祖父的名号。所谓仰望“更”的意义，起源于子贡的话；我曾想，他当时一定另有深意。日月的光明从未停止，所以人们在它更新之后仍然仰望它，并不因为在它尚未进食之前而有所改变。拿君子来作比方，能够在众人之中保存本心，即使偶尔违背本心而离去，也只不过是暂时的罢了。至于本体的光明，本来就从未止息。我近来读《孟子》，读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等篇章，看见其中反复叙述历代圣人忧劳警惕、奋勉自励的事情，直到孟子自比孔子的心意，上下四章脉络相连；可是最后一章却说君子和小人的恩泽都只能延续五代而终止，起初似乎很没有意义。后来思考，才知道这是因为亲情有尽，而义理无穷。日月的光明不止息，君子不失去本心，这正是天理所以长存、人心所以不死的道理。“更斋”取名于“更”，临川先生又加上“仰”字，他的意思难道不是这样吗？《礼》中有这样的话：‘祖先有善行，不知道、不明白；知道了却不传承，是不仁。’这个责任就在方升身上了。知道了这个道理，那么“更”的流风余韵难道只能延续五代吗？刘氏从皆山翁起就是朋友，我本族的巽斋先生，以及一时的西磵叶氏、槐城李氏和清江萧氏，都是皆山翁所赞许的。至于方升能够继承并发扬他的学业，也正是临川先生所期待的。《吴氏观乐斋记》石桥是介于攸、舆、天水之间的地方，拥有两郡的文献传统。吴君明父的弟弟名叫礼逊堂，是藻播和嘉禾一带的人。他二十岁时奉檄任凤台司直，我偶然来到这里，他邀请我到家中，见到他的父亲和弟弟恭敬应答，兄弟之间和谐相亲，真可说名不虚传。他居所的西边，依山建了一间读书斋，请我为它作铭，准备以此作为自己的号。于是我给它命名为“观乐”。取名的事实，是私下取法延陵季子访问鲁国；取名的意义，则是用来说明君子立身于礼。所谓乐，是乐于礼的成就。《礼记》说：礼是天理的条理，乐是天理的和谐。然而圣人讲礼之后必继之以乐，是因为礼有不能通达之处，要靠乐来调和；礼有不能实行之处，也要靠乐来辅助。什么叫不能通达？什么叫不能实行？地位，人都不嫌高，但礼却辞让高位而不辞让卑位；财物，人都不嫌多，但礼却让多而不让少。口渴了，礼却牵制住他的手肘，使他不敢先于长者饮水；饥饿了，礼却扼住他的喉咙，使他不敢先于长者进食。这样一来，辞让之心不能长久维持，勉强行礼也不能持久，于是便用乐来调和，使人际交往融洽，辞让出于欣然自愿；疏导宣泄郁结，使勉强而行的礼达到安然自得。从前吴国的公子，难道已经看到了这个道理吗？季子的谦逊合乎礼，哪里可以说是勉强做到的呢？我知道季子所观的乐，就是所谓以礼乐为乐。他在家中实行谦逊，风气便影响到各国的观听；他的谦逊出于本性，又与先王的声容相合。他向南方观看某雅、某韶、某夏，都是以雍容有礼的进退升降为乐，而不是以乖戾争斗、彼此抵触为乐。孟子说：乐的实质，就是乐于这两件事，即仁和义。我也说：季子对于乐，是以礼为乐，以谦逊为乐，他所乐的也只是这两件事。有人说：把斋名叫“观乐”可以，但像季子那样的谦逊就难以说到了。我回答说：人若能扩充自己不肯狼吞虎咽、随意饮食的心，礼就有无穷的用处；人若能扩充自己不肯快走而超过长者的心，谦逊就有无穷的用处。难道只有季子才能这样吗？礼逊，是奉事父母；恭敬，是顺从兄长；敬慎，是专心求学；敏捷，是善于待人；温和。这样大概就是甜味接受调和，白色接受彩色的意思。假如能够观察乐，那么在辟雍陈列的豆笾，在曲台所戴的冔弁，就都能从中有所体会。小处，难道不能从魏国沨沨的乐声中获得美感吗？大处，难道不能从齐国泱泱的乐声中获得美感吗？那么我给书斋命名，难道只是徒然的吗？难道只是徒然的吗？《芳林记》宜春郭廷秀，是世代读书人家的子弟。他根据居住地的名称，取号为“芳林”。他托我的族兄宜翁来请我为他作记，我回答说：‘兰花生长在深林之中，并不是不自行隐藏它的芳香。人们认为它具有国香，便亲近爱赏它；兰花想要远离当时的世俗环境，能够做到吗？君子在暗室屋漏之处修养自身，而声名流传到四方万里之外，这难道是他所希望的吗？况且“芳林”这个名字，正是你用来比拟自己的。我虽然同你没有一日的交往，却乐意为你作记，实在是有缘由的。大概就像兰花处在偏僻之地，芳香却播散到远方。即使如此，兰花有时被人拿来侍奉君主，有时被人佩戴以举行修禊，但它浓烈的香气在深林中并不改变，难道不是由于它的本性如此吗？草木没有情感，却能始终保持自己的本性；人唯独有情感，很少有不被情欲浸染而改变本性的。君子能够保存本性，即使兰与荃同在一畦，也不与其他植物混同；兰与鲍鱼同处一室，也不因熏染而改变，这就是他不同于众人的地方。我听说廷秀的风度清正、操守廉白，即使有一天进入市朝任职，我知道他也不会愧对“芳林”这个名字。卓异啊，请让我用这些话作为记。’ 《圭斋文集》卷五 钦定《四库全书》《圭斋文集》卷六　元·欧阳玄撰 记 《分宜县官题名记》分宜县，袁上路设置达鲁花赤一员，县尹、县丞、主簿、县尉各一员。县尹以上由行省选任，县丞以下由有关部门选任。自至元十三年丙子起，直到现在至正二年壬午，共六十七年。在这里任职的人接连不断，县中却从未刻立姓名。浚仪赵君思顺以世家文献之才来治理这个县，任职两年，政务整饬而有成效。于是考察查找旧府档案，得到历任县尹的姓名以及到任、罢任的年月，全部登载在石碑上。欧阳玄恰好来访问族邑钤南防里，便在碑文开头题写此文，以告诫后来的人。我曾经说，刻石题名的设置，各官署都有，本来并不是专门用来劝善的，但劝善的道理寓含其中。士人历任官职、享受俸禄，品行各不相同。品德最高的人并不常有，品德最低的人也不必多说；中等之人的苟且政务，十件中有八九件，他们的心思都只是做到三年任满换任，自己离开这里也就完了。却不知道人虽离职，姓名还会留在石上，善恶毁誉怎么能够泯灭？假如能因此把这些放在心上，就会知道做官就是要为百姓解除疾苦，已经很久没有做到这一点了。即便如此，那些认为自己离职后便无人过问的人，是没有才能而且昏暗不明、不懂事务的人；追求留下名声，甚至制造事端来苦害百姓的人，则是有才而超过中道的人。我既然认为题名之碑有劝善的道理，就不敢不揭示追逐虚名的弊病，用来作为警戒。赵君替我把这些话刻在碑上，后来观看的人如果能够因此自我反省，那么我们钤冈地方的人从今以后就会继续受到廉洁勤政的恩惠，永远蒙受和乐仁厚的福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