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斋文集卷六　　　　元　欧阳　撰

译《分宜县学复田记》从前南宋咸淳癸酉年，分宜有个百姓叫宋应槐，控告说他乡里有一块田，声称是梁子思置办、立户为万寿庵长明庄的说法，是崇法院僧人正冲伪造的。宋代田令规定，寺院已有常住田，不得购买百姓的产业；正冲违法私买，妄称是梁氏所置，所以宋应槐揭发了他。漕使钟某查验属实，依据法律治罪正冲等人，并没收田地交给分宜县学作为养士之资；士人刻石作记，文章载在县志中，非常清楚。过了三年宋朝灭亡，分宜归附元朝，这些田地的租税每年收入县学廪饩，前后共有二十八年。大德己亥、庚子年，县学直学镏应丑去世，他的儿子自昭接受崇法寺僧人的钱，盗取县学的砧基簿卖给寺僧，因此僧人依仗势力夺取田地。县学虽有公文存于官府，要求与僧人辩明是非，但儒生多贫寒，学官任满三年便离去，力量无法抗争。僧人凭借多余的财力，又每年收取所夺田地的租税来增强势力，所以诉讼连续多年不能判决。延祐年间，江西佥宪萨勒迪黙色巡按审问到县，考察核实事情始末，把田地归还县学，僧人又来争夺。后来奉使宣抚以及江西行省都认为道理在县学一方，田地又归还县学。僧人德旻到宣政院申诉，宣政院将此事转达都省，都省按照惯例移文行省，命其查验事实究竟如何。行省下檄给袁州路，袁州路把此事交给录事判官克哷审理。克哷只听信僧人的话，僧人又诱使受过刑罚、冒充儒生的人宋应祥到官府，诬陷并屈服认罪，克哷便擅自把县学的田归给僧人。舆论都认为判决不公，县学于是写下诉状，辗转多年未决。本路专门委任县尹赵侯思顺查究此事。县尹亲自到田地所在之处，召集父老和佃户，询问得知确实是县学的田。恰逢宋应槐的儿子从我这里出来，拿出前任主持县学的徐祺所盖印信的征租文书，作为旁证。此前自昭把县学的砧基簿盗卖给僧人，县学没有副本，田地的条段和四至也无从查考；到这时得到宋应槐儿子的文书，疆界便清楚了。县尹于是周密询问、暗中访查，把事实详尽地上报袁州路，议定将田归还县学。袁州路向宪佥巴延征询意见，巴延恰好正在巡按所属地区，极力支持这个意见。宪掾某某协助路推官郑时中，郑时中也多次提出此事。不久又得到行省儒学提举范君汇，把全部事实告诉行省大臣，众人都认为赵县尹的话公正，于是照原样把田归还县学。寺主大有因这场争执也受到困顿，罢职归去，责怪当初谋划赴官、写下准伏状的人，愿意遵从分宜县的判决，把田地重新作为分宜县学的产业。只是其中有水田四十亩以及山园地，是大有过去租佃的，请求减轻租额，仍交给他耕种，每年把租谷缴给县尹，再由县尹交县学。又再三审查此事，把他的亲笔书信收入案卷，然后再商议他所提出的请求。于是延续四十多年的诉讼，一天之内便彻底了结。诸位儒生磨治石碑，请我写文章记载这件事。我于是长叹而说：‘天地之间的事物，各自能够由其所有者占有，是因为可以依靠当时帝王的法律。法律认定可以占有的，事物才是其所有；法律认定不能占有的，就不是自己的东西。僧人违法，而田地归于官府，那么田地就不再是僧人的所有物。官府把田地给县学，县学是从官府接受田地，并不是从僧人那里接受田地。圣人受天命而继承帝位，改朝换代以后，凡是前代所给予的产业，也只愿意遵从合理合法的归属罢了。世祖皇帝在位时，多次颁下崇尚儒学的诏令；把膳学钱粮作为供养士人的资财，已经实行很久，那么分宜县学的田实在也属于这种产业。成庙即位后，又明文规定任何人不得侵占学田。由此考察，分宜县学对这些田地的所有权，在宋代时间很短，在皇元时间很长。从丙子年分宜内附到庚子年这二十五年间，田地本来就是县学所有，僧人在这段时间从未起来争夺；直到刘自昭盗卖砧基簿之后，才开始产生诡诈谋划，那么谁曲谁直，就很容易看清了。近来国家又颁行田令，民间的田地房宅，僧道不得作为邻接产业；既然不得作为邻接产业，也就不许他们购买百姓的产业。后至元以来，又明文规定禁止僧道买田，那么正冲私自购买的田，在今天的法律下难道还能算作寺院的产业吗？唉！士人是四民之一，僧人也同样是由百姓出身的。王朝的官员奉命掌管百姓的是非，在这两类人之间，哪里容得下私心呢？事情如果不公正，就一定会得到纠正；事情如果公正，就容易判决。赵侯明察，能够相信公正的一方，所以没有疑问。田地在儒林乡良歩等处，共一顷二十三亩三分六厘，每年收入租谷七十三石二斗一升。又有一处山园地，共五顷四十三亩一角，也在同一地方。’这次出力帮助儒生的人，名叫某某，特意附记在这里。《求志堂记》安成彭君自堂，把他的读书处命名为“求志”。他的两个弟弟防学、尊闻带着文辞来作贽礼，对我说：‘先君子建造求志堂，有志愿寄托在这里，只是还没有记文，希望您为我们完成它。’我于是写道：‘隐居是为了求得自己的志向，实行义是为了通达自己的道。’我听过这句话，却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先儒解释说：‘求得志向，就是守住自己所通达的道；通达自己的道，就是实行自己所追求的志向。’只有伊尹、太公足以当之；其次颜子差不多可以达到，却还没有来得及有所施行，所以孔子为此叹息。照这样说，老翁和二翁把堂命名为“求志”，意义多么重大啊！不过，古人给堂命名，也不是不知道别人会因此议论自己。王子垫问士人应做什么，孟子说：‘士人应当尊崇志向。’又问所尊崇的志向是什么，孟子说：‘仁义罢了。’伊尹、太公、颜子这三位圣贤，难道还能把仁义之外的东西作为志向吗？所以士人的志向，即使是认识三位圣贤的人，也不能说是太过；我从未听说有谁因为把仁义作为志向而被讥为过分。我曾经怜悯世上的人，追求外在事物，追求的未必能够得到，却很少有人畏惧这种追求，为什么这样的人竟如此之多！如今贤明的老翁和二翁只求取在自己身上的东西，又有什么过分呢？’ 求志堂俯临庐江，遥对孤山，面向安成城郭。堂前有一座楼，题名“清高”；有一座亭，题名“会文”；又有一间临池的楹室，题名“知乐”，足以领略一郡的胜景。这正是自堂留给后人作为藏修、游息之处的地方。

译《世德堂记》渌江廖氏，自从先代以来就在家中积累善行，向乡里施恩，世代保持淳厚德行，家中多有年高德劭之人。宜山府君的子孙众多，福禄丰厚，晚年身体康健，亲身享受荣华奉养；每逢岁时，子孙们成行前来祝寿，衣冠子弟接连出现，乡里人都以此为荣耀。因此取宋代名臣廖刚用中甫家世世代相传的旧称“世德”，作为这座堂的匾额。我家距离渌江只有数舍，虽然没有机会登上世德堂，但先内翰曾与宜山公交好，两家子弟往来熟悉。有人名叫士元，字泰福，是廖氏的优秀子弟，来请我作这座堂的记。我认为，“世德”这个名称，源自老莱子装作婴儿来娱乐父母。起初我曾评论说，老莱子爱亲的心纯一无伪，一时感情触发，无法抑制，所以忘记自己已年老，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模仿儿童吃奶时的姿态，希望给父母带来一点欢乐。在当时，他并不是不知道父母，也不是不明白父母与自己在天性上相互契合，深爱父母所喜爱的事情，其中大概有不由自主的成分；否则一时嬉笑的快乐，怎么能使后人在千百年后想象并如此盛赞呢？按照礼制，子女侍奉父母时的装束，要剪发并夹束鬓发；父母在世，即使子女年老，也不敢去掉这种装束，不敢忘记自己最初如赤子的状态。深衣的制度规定，要详细说明祖父母、父母衣服的镶边用彩色绣文。那么老莱子的装束仪容，或许是上古时代有父母者的常服吗？所谓“戏”，只是说他要做出逗弄幼儿一类的事情罢了。即使如此，我在这里也有话要对廖氏子弟说。孟子说：‘美好的声誉广泛传播到自身，不愿意用别人给的文饰来装扮自己。’你们家用中甫担任中执法时，守正不阿，声名震动远近。绍兴年间，他的曾祖父母年已九十，我私下想象，高堂上头发斑白的双亲，看见曾孙承载一生的声名，退朝以后从容舒缓，显现出羔羊素丝般的淳厚风范，心中一定向往《南陔》《白华》所说的奉养亲长。这样成为世代相传的德行，也就很大了。古代的孝子，出仕便治理官府，回家便治理家庭，在夫妻、兄弟、朋友、宗族、乡党之间周旋进退，就像手捧玉器、托着满器之物那样战战兢兢、自我持守，无论到哪里都把它作为侍奉父母的场所。他们不敢计算父母是否喜欢，只求自己问心无愧，大概也就使父母无愧了。我希望廖氏世世代代登上这座堂的子孙，都能推广这种心意，把它作为立身和显扬亲人的道路；这样，即使达到中执法那样的事业也是可能的，难道只是继承他的美名而已吗？国家统一初年，宜山公因荐举而担任宜山县簿尉，壮年便勇于退隐不再做官。近年赈济饥民，招募百姓以粮食补授官职，宜山公拿出数万钱请求推恩授爵，却没有接受。朝廷和行省表彰他的家门，又设置义廪。凡是宗族亲戚以及乡里的贫困者，在婚嫁和丧葬时，只要有所不足，他就给予帮助；对死了而没有棺木安葬的人，就制作棺材供给他们；划出数百亩田，建成一百所义舍，用来接待前来求学的子弟；礼聘名士来教育他们。我曾经为此作记：他平日奉养自己清俭简约，待人谦逊恭敬，唯独对于施舍救济如此热心。他的儿子膺福，号玉峯；泰福，号纳庵。兄弟二人都像他们的父亲，生长在富贵之家，却能够穿戴儒服、研习诗书，完全没有膏粱子弟的习气，所以所交往的多是名士大夫。其他贤能的子孙，不能全部列举。《坦明堂记》古代杭州山水的秀美，没有比所属县临安更秀美的了，因为那里是钱武穆王的故乡。当地百姓大多豪爽俊逸。章君子明居住在这个地方，位于鸡山的南面，胸襟磊落，所到之处通达敏捷，壮年时游历四方，名士大夫都乐意同他交往。近年我因侍讲杨廷镇在京师认识了他。我年老告归浏上，他从远方来拜访我，说：‘从前我举行冠礼，父兄给我取字，命名为子明；我拜受这个字。从此一生都奉行它，凡是模糊污浊、卑琐不堪的事情，一丝一毫也不敢藏在心中，以求不辜负父兄用“明”字命名我的心意。如今我在家中建堂，因此题名为“坦明”，希望听您说一句话来警戒自己。’我进一步告诉他说：‘《易经》说：“乾以平易而使人知。”解释《易经》的人说：“人的行为如果像乾那样平易，那么他的内心就明白而容易被人了解。”天所运行的道理幽深而遥远，追究它所以如此的原因，也不过是坦荡明白罢了。古语说：“君子坦荡荡。”君子不同于众人之处，在于能够保存天性，所以归属于阳。小人不能保存天性，因此内心迂回、纠结、昏暗、险恶，别人无法测知，所以归属于阴。’ 这难道只是使别人容易了解吗？对自己来说，也容易实行；自己和别人都没有抵触，到哪里不能坦荡荡呢？如今子明的志向趋向于光明，内心安置于坦荡，已经知道最先应做的事情了。用不欺骗来守护它，用永不停息来实行它，日后归入君子的行列，谁能阻挡他呢？’我另外写了一篇辞送给他；他辞别归去后，把它列在“坦明”堂中，作为记。《继善堂记》镏性存，是安成人。居住乡里时，以孝悌闻名；客居醴泉十多年，士人君子都推重他的信义。近来他的朋友、浙江人章子性明来访，请我写“继善堂”三个字，随后又殷勤地请求我作文章。我难道能无话可说吗？孟子说“性善”，已经说得极其完备。《易大传》说：‘继承它的是善，成就它的是性。’详细考察这句话的深意，在性尚未赋予人以前，善已经具备于其中了吗？《易》说‘一阴一阳叫作道’；道具备于阴，运行于阳；所谓‘继’，说的是运行。阳所施行的凡是显现在万物生长发育中的功效，没有不是善的。万物出生时，便有这种义理赋予其中；接受这种义理而出生的，就叫作性。所谓‘成’，说的是具备。道具备于阴，运行于阳，知道这两者的深意，造化的功用也就完成了。因此善就是性，性就是善；继承它的是这个善，成就它的也是这个善。人能够明白自己的善性，使本性复归，那么承载阴阳二气而成为人的自己，难道可以无愧于天地之间吗？我听说安成、醴泉都多有通晓经书的士人；性存是儒家子弟，应当用这些话来讲习探求。

译《精道堂记》我的同宗性翁，居住在安成郡北的凤林，是安福府君的第五世孙，达明处士的后裔；按世次推算，与兖文忠公分派相近，已有十一世。府君号精道居士，父子祖孙相继参加科举，一门共有五六人登科。府君曾在住宅旁另建新居，让长子攸县丞、幼子平阳县丞居住。又在故居建一所书院，命名为精道堂，与仲子光、叔子干居住在那里。世代变迁，子孙的兴衰各不相同。干的后代有人抛弃祖先的产业，于是这座堂的基址被豪强兼并，遍地长满荆棘荒草。性翁是第八世孙，名奋，自立自强，慨然将它恢复。不久找到尚书谢公艮斋过去题写的堂匾，于是清除旧址，建成正厅，一重楼，一重堂。正堂北面的楣上悬挂‘精道堂故扁’。后来把事情始末准备齐全，拜见文宗盟，请他训诫后裔。我推辞不掉，于是作记说：‘《易》中有这样的道理：太阳西去，月亮升起；月亮西去，太阳升起；寒冷过去，暑热到来；暑热过去，寒冷到来。阴阳的屈伸，造成万事万物的变化，哪里有穷尽呢？尺蠖弯曲身体，是为了求得伸展；龙蛇蛰伏，是为了保存自身；’ ‘精研义理而达到神妙，是为了施行实际功用；善于利用事物、使自身安定，是为了增崇德行。这也是我们自身的屈伸。精道堂对于居士来说，已经是伸展很久了；到了中世一度屈抑，性翁使它重新伸展。从今以后居住在这座堂中的人，也只应当恒久地修养人事，以控制气化无常的变化。只有内外共同涵养，精研义理、崇尚德行作为屈伏的一面，才可以由屈伏而求进取；施行实际功用、善于利用作为伸展的一面，才可以由伸展而长久保持。唉！“精”这个字，说的是明察义理和欲望的界限。顺从义理就没有不宽裕的，顺从欲望就没有不危险的。宽裕，堂业就会一天天兴盛；应当努力远离顺从欲望的危险。精道堂的子孙们，千万要勉励啊！’堂建于至元后戊寅年十二月，壬子年建成，己卯年正月完成，辛未年于是迁入居住。到庚辰年，子舍接连考中两位才俊，阳类的伸展大概从此开始，所以特意记下这件事。《读书堂记》庐陵永和的萧尚宾世代行医，已经十一世，能够以儒业为根基，并不只是借儒学来装饰门面罢了。他的六世祖子信能写文章，受到胡忠简公的赏识。胡公送给他田地和金钱，他推辞了荐举做官，也推辞了财物。问他想要什么，他说：‘富贵不是我的愿望，只要世世代代的子孙读书立身，扩大救活世人的功业，那也就足够了。’忠简公笑着说：‘您所说的，是轻视利益而厚重德行的人吗？’于是写下“读书堂”三个大字送给他，使他用来勉励后人。到他的祖父震甫，号竹轩，又进一步阐发其中的道理说：‘医道从儒书中产生，不精通义理的人，不能舍弃儒学而谈医术；世俗的医生才会如此。’尚宾的父亲德祥，于是扩建住宅东边的屋舍，建成读书堂，悬挂忠简公的匾额，用来记载祖先的训诫。尚宾到京师，带着事情的始末来拜见我，我为他作记。儒者读书，把端正心术作为要务；医者读书，更应把端正心术作为急务。心术端正，学术也端正；心术偏邪，学术也偏邪。端正，人们就受到他的恩惠；偏邪，别人和自己都会受其拖累。近世儒家子弟往往考中科第，人们认为这是祖先积有阴德；而这种阴德的实行，正是从心术开始的。所以我特意为萧氏祝愿如此。《听雨堂记》人生活在俯仰之间、天地之中，耳目所接触的事物，会引发心志。士人君子出仕而思念君主，看见太阳就想到长安；出仕在外而思念父母，看见云飞就想到亲人；离开独居生活而思念朋友，看见明月就想到故人。兄弟友爱，一旦远行分别，夜里听到雨声，就会思念同胞。近代眉山苏长公送弟弟子由出任官职，有‘夜雨何时听萧瑟’的诗句，后世在外做官的兄弟，往往吟诵此句而引发思念。安成大姓周君士能生下来就是遗腹子，他的兄长士弘也在六周岁时成为孤儿；兄弟共同经历艰难困苦，如今都才华出众，一起穿着儒者冠服，处在圣明时代。士弘如今是龙南县大夫，士能如今是南丰州幕官，儿子叔量又被征辟为公府属官。一门之中仕途盛大，但兄弟分处南北，相隔道路遥远，时时追忆少年时的情味，确实有苏公所深深思念的情怀。于是他们在家中建堂，题名为“听雨”，以此记载深切不已的思念。此前士弘有一座楼名叫“归云”，我曾为它作记。到这时，叔量带着尊公的文辞来，请我为听雨堂作记。唉，君主、父母、兄弟、朋友，对于人的纲常来说是一体的；太阳、云、月亮、雨水，对于人的见闻来说也是一体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外物引发感受而在内心发动，其中有浅有深。这正是士人君子内心所存不同于普通人的地方。雨倾注在屋檐上，声音铿锵；滴落在台阶上，声音淅沥；飞驰在竹林松树间，声音细碎。春天听雨，有万物发生的意味，兄弟和睦的气息也因此欢愉；秋天听雨，有寂静凝肃的情状，兄弟的精神也因此凝聚，思虑深远。之所以如此，难道是有什么外在因素特别造成的吗？我同母的兄弟共有五人，如今都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我晚年迫于召命，抱病来到京师，因叔量的请求，我大概已经真正知道“听雨”的情状，所以能够用言语把它写出来。于是作这篇记。《霞外庵记》宇宙之间的云、霞、雨、露，同属一气，却各有区别。云属阴，霞属阳，雨露使万物生长，是阴中的阳。霜雪则相反，所以能够使万物肃杀。如今早晨出现霞和雨，是阳气过盛的征兆，足以改变阴气；阴气形成，于是下雨。傍晚出现霞而有太阳，是阴气旺盛的征兆，却还不足以胜过阳气，第二天早晨太阳还会出来吗？道家有“大霞”的称号，就是纯阳的别名。因此道士佩戴的物件叫“飞霞”，阳精上腾，佩戴它便可以步行于日影之中；所食用的东西叫“飱霞”，阳气充实，食用它便可以不吃五谷。道士频繁取法于霞，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我与寿昌观炼师周允中建造庵，命名为“霞外”，他来请我写文章记载此事，于是同他谈论阴阳的奥妙，也感慨田野中劳动的人，早晚等待云霞出现，哪里知道阴阳的道理竟然如此呢？像允中所说的“外意”，如果另有超然的认识，能够超脱于阴阳二气的表层之外，这就是方内之士哪里能够知道的了。

译《永思庵记》永思庵，是安成王君宜远在亲人的墓旁结庐而建的。宜远的先父，就是梅边先生。梅边先生起初进入太学，不久遭逢父亲丧事，因为不能同父亲永远诀别，终身不愿出仕。他侍奉母亲极为孝顺，三十年不懈怠。母亲去世后，他在墓旁守墓三年，孝行感动人，声名显著。宜远天性纯厚笃实，才气超迈，受到父亲亲身教诲，世代以孝行闻名乡里。父亲患病时，他昼夜扶持，连续两年衣不解带。父亲去世，他悲痛到吐血，昏厥后才苏醒。安葬以后，他结草庐如茧，睡在墓旁，悲哀至极便哭泣，草席因泪水和污秽而腐烂，风雪和豺狼也不躲避。过了很久，母亲多次命令他才回家。服丧期满后，仍不吃醋、酱、蔬菜和果实。如今墓旁的树木已经粗到两手合抱，谈到父亲时，悲哀仍像当初一样。每当饮食稍有甘美，他一定派人飞驰送到墓地，回来后才进食。乡里人在墓道上表彰他为“白华”，把他的居所命名为“永思”，但这些都不是宜远本人的意思。他的朋友刘君省吾来到京师，详细告诉我永思庵建立的始末，请我作记。我在京师时，四方士人来拜访，多是替他们的父兄请求我为楼居斋室作记。像永思庵这样的，却是朋友担心他的德行在世上没有声闻，因而为他作记。孟子说：‘五十岁还思慕父母，这种人只有在舜身上见到过。’相隔千百世才见到一个五十岁仍思慕父母的人，直到终身都保持这种思慕，尚且还要推求而知其内心，那么孝子的长久思念，难道不是极其难得吗？梅边先生曾与先父渤海侯同住一舍，又同年出生，两家有通家之好，我又怀有良友之谊，因此不能推辞写这篇记。宜远的儿子名留孙，弟弟初远字寿；孙子孚远字敏，来远字州，学行字皆能像他们的父兄。《临溪亭记》安成李君鼎翁喜爱贤人而笃守义行。乡里的士大夫乐于赞美他的善行，亲近他的贤德。鼎翁又能同他们享受超脱尘俗的快乐，本来就存在于心中的快乐，充沛而有余裕。他家居住在溪水旁，于溪边建亭，取《醉翁滁亭记》中的话给亭命名。他来信并附图，请我作记。我年轻时有喜好山水的癖好，壮年才出仕求禄。如今老了，仍未能摆脱壮年时的牵累，却时时还有年轻时的兴致。听客人谈到幽居的胜景，遗憾不能欣然舍弃自己的一切去追随他们，更何况看到了鼎翁的图呢？什么时候才能与他分坐在溪边，俯视清流，连毛发都可以照见，水中潜鱼游泳，也不躲避人的影子。清风缓缓吹来，水波回旋，我悟到溪水有文采。霜天的急流冲击湍石，石齿如玉雪，我又喜欢溪水能够发出声响。于是摇琴而歌：‘溪水深而且清啊，我在这里洗我的帽缨；溪水清而且深啊，我在这里洗我的心。帽缨沾染尘垢，还可以洗净；内心有了牵累，溪水将无从洗涤我。外表清洁幽静啊，内心明亮娟秀。我与溪水，各自保全自己的天性。’ 欧阳公写这篇文章时，我随从皇帝在上都；回来时，欧阳公已经因病辞职离去了。第二年十月，鼎翁的儿子本禹请求我书写此文。欧阳公年纪还不到六十岁，就想分得临溪的快乐；我将近七十岁，却写下这篇文章，实在惭愧。揭傒斯记。《竹西亭记》安成郡南面的刘君定宇，正值强仕之年，具有很高雅的操守。他就在住宅西边开辟园圃，建造亭子，园中有竹林。内翰揭公于是给亭命名为“竹西”，定宇又用它作为自己的号。我听说我来到他乡里，便派儿子仲炯来拜见我，请我为这座亭作记。于是想起古人给宫室命名，往往只是指明事实而已：有的标记耳目所接触的景物，有的标记所处的时令，有的标记所居的方位形势。鲁国的坛叫“杏”，齐国的宫叫“雪”，东观叫“东”，南门叫“南”，到处都是这样。后世一味追求美名，古人的本意便消失了。揭公给亭命名为“竹西”，很好；亭在竹林西边，只是据实命名而已。况且《诗》的六义中，兴多于比。有人记“竹西亭”说：‘主人清正修洁，大概取法于竹；主人疏朗正直，也取法于竹。’把竹子和主人相提并论，主人虽然未必会推辞，却好比燕国和韩国相互取譬。韩国相国曾说：‘举用贤人治理国家，国家确实可以治理；但和本指有什么关系呢？’《卫风·淇澳》固然是在赞美武公，其中说到‘菉竹’，不过是起兴罢了。所谓‘猗猗’‘青青’，究竟与‘瑟僴赫喧’有什么关系？解释《诗经》的人并不把‘淇澳’‘菉竹’当作比喻。我记述定宇的“竹西”，如果要求详细谈论竹子，大概是不可能的。定宇盛年时胸怀经世用世的志向，于是有能够承担事务、治理家业的“干蛊”之子；退居山林而追求闲适的乐趣，于是有可以怡养性情的“嘉遯”之地。这才是建造亭子的意义，不能不记下来。这就是《竹西亭记》。《其乐亭记》宜春士人骆秉哲把他宴饮休息的亭子命名为“其乐”。我的兄长南翁曾经寄居在他家，秉哲托他来请求我写文章记载此事。我说，从前的君子对于自己藏修、游息的地方，有所警戒便命名，有所仰慕便命名；只有确实有所心得而命名，才是表达志向和喜悦。“其乐”这个名称，是孔子用来称赞颜子的。近代周茂叔教导程伯淳兄弟，让他们寻求仲尼、颜子快乐的所在，究竟所乐是什么？圣贤谈论快乐，大多只是引导而不明说，是想让学习者自己有所领会。尚未得到它而去寻求，一定有寻求的方法；已经得到它而安居其中，一定有安居的处所。快乐不能用言语譬喻，却可以通过学习来求得；安处不能靠蛮力达到，却可以通过学习来实现。因此不学习，就不能知道寻求的门径；没有所得，就不能知道安居的处所。秉哲从事于此已经很久了，如今用这个名称来命名他的亭子，由此可以知道他的志向了吧？我请假归来，也想着从容享受名教中的快乐，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径直到其乐亭，向主人请问他所说的快乐究竟在何处。《圭斋文集》卷六 钦定《四库全书》《圭斋文集》卷七　元代欧阳玄撰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