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斋文集卷七　　　　　元　欧阳　撰序

译《防里欧阳氏族谱序》欧阳氏的起初，望族出自两个郡，千乘一支中断了；如今保存下来的都属于渤海一支的后裔。与其他姓氏相比，欧阳氏的谱牒本应更容易考查。况且自唐代以后，谱学长期废弛，我文忠公最先倡导修谱；与其他姓氏相比，欧阳氏的谱牒本应更早完备。如今有时不能做到，是因为子孙众多，迁徙又不固定。我们家自赵宋淳熙丁酉年起，高祖八府君从防里迁到浏县的马渡，曾大父宜轩先生从马渡迁到长沙，大父澹轩先生以及先太常渤海伯又迁回浏县居住。听说八府君在世时，隔一年还要到防里一次。自曾大父以下，因做官或求学而来到四方的人大概很少。所幸我族的族属还不至于被人轻视，因此能够叙述各代的次序。前些时候我在朝廷，防里族兄奇翁先生派侄子到京师慰劳我；去年我告假南归，他又到家中慰劳我，并且嘱托我为族谱作序。我当时正约定要去谱亭，应该可以详细询问并全部记录下来。不久，环之的使者到了，因此终于没能成行。于是想到我们宗族兴盛，读书人又多，所修族谱有时彼此不一致，留下了先正巽斋公的遗憾。然而以我今天的事情来看，又何必责怪前人呢？即便如此，编修族谱，是为了尊重伦常纲纪，淳厚社会风俗，使子孙知道本族源流所自，这就足够了。如果一定要像唐人的谱学那样，从受姓以来的世系都能够考查，当然会有困难。若实在不能做到，就采用我文忠公的方法，姑且叙述防里附近的世系，这样或许还可以继续访求。族谱在我这里存放了半年，等到将要北行时，才作序后归还给奇翁，留待日后再说。《彭氏族谱序》分宜彭氏的先祖，是东汉长平侯彭宣，居住在淮阳；传到第九世北齐陈留王彭乐，居住在安定；又传八世，到唐代礼部侍郎彭景直，居住在瀛州。其子彭构云为躲避天宝年间的祸乱，迁到江右；传四世为安定王彭玗，居住在庐陵。彭玗兄弟五人，其中四人做过太尉；有子十一人，人人都做过检校太傅、太保、六曹尚书或各镇刺史。孙辈二十七人，相继考中进士，成为显贵官员。第五世孙彭嗣庆又迁到分宜县南面的珠溪。如今珠溪彭氏族人十分兴盛，有的隐居在山林，有的显达于王侯之门，卓越豪杰代代不乏；有的研习经学、进修进士业的人，几乎数不清。我曾读过彭氏家传：彭王雄踞一方，士卒战马精锐，多次与淮阳争衡。湖南马楚替他向后唐请求封赏，后唐赐予他尊贵爵位。考察他的才智和英毅，难道比五代十国的诸位雄主差吗？只是他能够自处谦抑，不窃取帝王的位号，所以子孙众多，美誉不衰。这大概是鬼神在福佑谦逊的人吧？传记又说，彭王享年九十八岁，继承学习的风气始终不衰，子弟跟随他学习二戴《礼记》和《春秋》的有一千多人。若没有超越常人的资质，是不可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或者说，彭氏世代都有闻名之人，爵位达到侯王：长平侯凭文学著称，陈留王凭武功显名，安定王则兼具文才和武略。今后若以此作为子孙的准则，遵守先人的训诫，继承文武两方面的事业，以满足国家的需要，那么这种显赫兴盛难道会有尽头吗？珠溪彭氏与我们防里欧阳氏，族望相当，婚姻世代相继，所以我为这部族谱作序而不推辞。《白石周氏族谱序》六朝以来，各家都有研究谱系的学问，也有谱系之书。隋代《经籍志》记载天下郡国族谱若干卷，吉州族谱有八卷，洪都、袁州也与此相称，江右各郡记载详细，其他郡也有。唐代这种学问和书籍盛行。五代混乱，四方割据，马殷在湖南，却能减轻徭役赋税，又招纳贤才，因此中原的名门士人多归附他。后来马殷因希声兄弟争夺国权，士人渐渐离散。如今看庐陵周氏族谱，说他们的先世为避乱迁到江淮，正逢马氏作乱，又迁往金陵。大概是唐末从中原依附马氏，及至发生动乱才迁到这里，也是当时的一个家族。但谱中说江淮，应当作江湖，因为马殷的疆土从未到达淮河。考察马氏亡国已经很久，南唐才灭亡，周氏府君羡在唐代做官至仆射，这样说是合理的。自仆射以来直到今天，冠盖人物不断，屡次迁徙而家业不衰，可知周氏的德业多么兴盛。孙辈中有个叫师韩的人，有志于修谱，长久准备资料，终于刻印成书。他的侄子谅带着刻本来到京城，请我为这部书作序。谱学废弛、谱书亡佚，已经很久了。我能有幸在周氏这里见到古人的传统，是多么幸运啊！然而我曾认为，杜君卿编纂《通典》时，谱书还都保存着，杜氏却没有记录下来，这是令人遗憾的。如今即使想买，也无处可买了。恰逢承命修纂《经世大典》，偶然看到了周氏族谱，于是附带记述在这里；我也由此感慨，我们庐陵人尊重推崇氏族，这种风气由来已久。《后林周氏谱序》庐陵周叔量拿着本族族谱来拜见我，请我为谱首作序。我为南北各大姓作序已经很多了，但要寻求从受姓以来世系始终不断、清清楚楚可以考查的，很少。大概由于世代变迁相承，有的在南北六朝分合中断续，有的在五代诸国纷争中散失，这种情况常常如此。只有历代不断有闻名人物出来振兴家族，或者有卓越见识的人在世变将至时善于选择居处，家族才可能不断，族谱才可能不毁。我考察周氏，始迁于周原；到汉代，有人受封彻侯；后来降为魏国博士；历经晋代，至北周成为长安周氏。他们的兴盛延续到隋代和唐代中叶。府君璟在当时显达兴盛；到第四世周威遇到世乱，避居金陵；第五世周矩在南唐任御史，晚年喜爱庐陵山水秀美，适宜居住，于是依附郡公杨竦在此安家，就是今天的西昌。宋初有任史馆学士的，有任光禄仆射的，都是家族中杰出显赫的人物。淳化以后，仕宦事业日益兴盛，朝廷赐他们所居之里为‘爵誉’。第六世周倩又赞美安成泉石的胜景，称为‘后林’，于是迁居在那里。归附朝廷以后，子孙也能够整理前代的事迹；从此诗书教化与爵誉相互辉映，到现在大概已经九代了。叔量得到当权者的知遇，被选为公府属官。恰逢朝廷特别规定省台官员南北士人都可以通用，于是他应诏首先担任御史台属官，升任台照磨，进而担任中书检校官。我想到近代有些名公卿，因先世受限于偏僻地方，未能在中原显声；等到显贵后迁居中原，却颇受士人舆论轻视。如今看叔量的际遇，那么为子孙选择居处，只应看山水风俗的美好；至于地处偏僻，自当等到天下大同之世，以一视同仁的原则对待。即便如此，居家的人要积德来庇荫后代，出仕的人要积累学问来发展自身，光大宗族的道理就在这里罢了。叔量名浩，学问品行都很伟大，当时的声誉都归于他。后林周氏重新兴盛，难道是从这里开始的吗？

译《庐陵中州刘氏族谱序》前代的艺文志记载郡县氏族的书很多，士君子中像唐代路氏、宋代吕氏那样研究谱牒之学的，也不乏其人。近世氏族书散失，士人对谱学也没有了解。中州的旧家屡次遭遇兵火，做官的人把谱牒投交给天官，曾大父、大父有时还触犯了天官的名讳，那么他们的族谱就可想而知了。江南归附以后，多半不劳兵戈，太平日久，冠盖家族有幸遇到明时，受到深厚仁德的滋养，往往修治自己的家谱。不知情的人认为这是一个家庭的私事，明白的人则由此可以看到太平时代的气象。至正壬午十月，我到宜阳寻访族人并求医，路过南泉，和中州的刘君西岩、宗海在山中会面。他们拿出所修族谱给我看，请我为此事作序。庐陵刘氏显达的人，唯独多于郡中州族；他们从广平迁来，始祖绍闻府君传到现在，已经十七代，诗礼相传，簪绂相继。我试着阅览这部族谱，支派分别，清楚地呈现在眼前。西岩、宗海二位的用心，可以说很勤勉了。我家族籍在宜阳，家居浏县之间，多次想访寻族人，却因疾病受阻；听说族中有人擅长医术，便前往求治。途中看见刘氏族谱，私下很是高兴，知道我们家族一定可以寻访到治病的人，这件事已经成功了一半。因此应他们的请求，乐意为这部族谱作序。端绍归附宋朝，积累官职做到运使；他的儿子中有人与金陵李氏结为姻亲，可见也是大姓。详细情况见王城山先生和宗海亲自所作的叙述。《国朝名臣事略序》应奉翰林文字、赵郡人苏伯修，年满二十岁时，就已经有志于著书。起初他还是国子学生时，科举制度尚未实行，馆中士人讲论词章；讲诵已有余暇，而且笔札也很丰富，唯独他广泛搜集元朝中央大官和勋臣的文集，每天抄录。凡是元朝大臣、世袭卿相的墓表、家传，往往都见于这些编帙之中。又把闲居时的记录、师友对元初以来值得考证的文献的讲述，汇集编纂起来。起初分别列出人物若干，按人物附列事迹；中间反复校勘，删去繁冗而保存重要内容，发掘隐逸、搜集散佚，经过很久终于成书，命名为《国朝名臣事略》。后来我和伯修一同参与史馆事务，借来阅读，起身感叹说：‘元朝建立得多么壮盛啊！难道不是完全依靠人才吗？像太师鲁国王、淮安王、河南王、楚王等诸王公的功勋，中书令丞相耶律、杨、史诸人的才器功业，宋、商、姚、张诸人的谋略，保定、藁城、东平、巩昌诸人的方略，二王、杨、徐诸人的文章，刘、李、贾、赵诸人的政绩，兴元、顺德所具有的古代贤相遗风，恒山、康军国所具有的士君子操守，其他台府中忠贞尽节之臣、帷幄中的文武之士，朝廷内部的枢机大臣、外部的藩镇重臣，都清清楚楚可以记载。’ 太保、少师以及三位太史所具有的天人之学，陵川、容城二人的特殊名节，世代之间难道能多见吗？至于司徒文正公尊奉君主、庇护百姓的办法，正所谓‘如果九京可以起死复生’，那么我愿意追随武子吗？天地这样广大，人才本应一代代涌现，伯修这部书的编纂还没有到尽头。我姑且把我所见到的这些记在这里。《庐陵镏氏〈通鉴纲目〉书法后序》从前司马文正公把纪传体改为编年体，撰成《资治通鉴》。朱文公稍稍改变了它的方法，并且寄托了自己的取舍，这就是《纲目》。读这部书的人，人人都认为它承接了《春秋》三传遗留下来的旨意。我考察文公一生对于《易》《诗》《书》《礼》的著述，有的亲自作传注，有的交给门人，都已经成书，唯独《春秋》缺失。到了胡氏作传，仍然屡屡相信，却没有明确考定，那么《纲目》为什么要写作呢？我曾经探求其中原因：《春秋》是鲁国史书的旧文，解说者说它直书其事，是非美恶自然显现，起初并没有拘泥于义例；我不敢断定这种说法错误。司马公则把鉴戒存于心中，这已经表现在书名上；但他在褒贬取舍、权衡是非方面，有时令人遗憾，文公对此忧虑，所以才有这部书。两者最初的用意本来就有不同。称周王为‘宗周’，当时天下有和周朝使用同一称号的吗？贬黜魏帝，汉代已有先例。干侯之公的事迹正在这里。房陵的那位，是帝还是王呢？是帝吗？因此可知，这部书在与《春秋》不同的地方，正可以看出它与《春秋》相同的原则。推究这两条大原则，再引申开来，《纲目》的书法就绝不会虚妄。近来儒者怀疑这是文公未脱稿的书，有的怀疑是门人所作，都是没有究明朱文公作《纲目》的用意罢了。庐陵镏先生在这件事上精心研究了三十多年，临到辞世仍反复考核，研究推究史事来寻求法度，纲目分明、条理清楚，如同指掌可见。他说：‘《通鉴纲目》的书法，确实严谨吗？’我从友人、鄂省宰属冯君子羽那里得到这部书并读了它，反复读了三遍，感叹说：‘《春秋》即使没有公羊、谷梁、啖助、赵匡等人的解说，也还可以；《纲目》如果没有镏氏的书法，实在不行。什么时候回到青原故乡，我愿意立即把先生的一二分见解发扬并加以确证。姑且把我的意见记在书卷末尾。

译《忠史序》‘忠’，就是尽己之心的名称。上天把事物应然的道理赋予人，人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无所遗憾，这就叫忠。如今对人说：‘臣子侍奉君主以忠，这个忠和忠恕的忠相同。’人们无不惊骇，认为不对，但实际上确实如此。有人说：‘臣子对君主尽到臣子的道理，就是忠；儿子对父亲尽到儿子的道理，为什么单独称为孝呢？’我说：‘不是这样。《礼记》所说“内尽于己而外顺于道”，忠臣用来侍奉君主，孝子用来侍奉父母，它们的根本是一样的。’这就是我的说法。既然如此，处在上位的人对下位的人尽到应尽的责任，应该叫什么呢？回答说：‘尽责中含有不敢不努力的意义。’上下之间必然有所区别。所以‘尽’的对应面是推及，也就是恕。程子曾说忠恕是一回事。侍奉上位者的道理，没有比忠更好的；对待下位者的道理，没有比恕更好的。后来的儒者对此产生疑惑，是因为没有明白这个道理。人出生时本来寂静，一旦活动并与外物接触，尽己和推己这两件事就从中产生。有见识的人知道这一点，那么本来就没有一刻不是我们尽忠的时候。这种道理，是用来侍奉君主的，也是用来侍奉上天的。《诗经》说：‘昊天说它光明，直到你出入往来；昊天说它明亮，直到你游玩舒展。’ ‘确实严谨啊！’番易杨玄翁对此已有领会。我的大父通守左轩先生，在宋朝末年任官，以正直闻名，临难时以死守节。玄翁感慨仰慕先人的志向，写作《忠史》十多年，终于成书。于是上下数千年间臣子的大义，都灿然齐备了。即使细微到一言一行，只要无愧于尽己之心的，也全部记录下来；又细微到边远异族、小国、妇女、女子的操守，也没有遗漏；再深入到内心和行迹、外在表现之间，都能考核其实际，是非清楚，不与古人相违。多么公正而恰当啊！唉！自从忠的道理不明，士大夫平时没有涵养和反省的功夫，办事时没有鞠躬尽瘁的志向，立于朝廷没有直言极谏的风气，到了危难之际，怎么能保证他们一定以死守节呢？唉！在天地之间，这种道理一旦明白，天地运行变化，草木就会繁茂；一旦不明白，天地就会闭塞，贤人就会隐退，实在令人畏惧。我任国子博士时，职责正是校订进献的书籍，已经为它表彰申明，却仍担心玄翁著书的志向没有得到说明。因此在这里叙述《忠说》。唉！这部书如果真的流行于世，那是书的幸运，是天下的幸运啊，是啊。《虚籁集序》古人的诗，配上弦乐歌唱，它深入人心，还要借助声音。今人的诗，只写在简牍上，有时一个字用得工巧，一句话写得奇妙，确实能使人铭记在心而不忘。因此往往能在千里之外知遇知音，在百代之后彼此会心。探求其中的原因却不知道，是什么使它这样呢？不是天意吗？我读秀江县春洲的诗，清旷简远，模拟古诗而精确到位，有韦应物、柳宗元的风致，却把自己的诗集命名为《虚籁》。唉！葫芦，我知道它是匏；筒子，我知道它是管。如今我和春洲神交于茫昧而不识不知的境地，读他的诗，喜爱他这个人，却不知道自己究竟怀着怎样的心情。这大概就是南郭子綦所做的凭几而坐、听任万物自然发声的事吗？或者又听说，通达之人的诗，就像太平时代的乐声；人尚未通达，世道将要太平，有见识的人能从中察觉。天地之间有无相互推移，虚实相互感应，声音能够使万物显现其妙，难道就在这里吗？孙君努力吧！我由此已经了解你了，题写在诗集上，把它归还给你。《至正条格序》至元四年戊寅三月二十六日，中书省大臣说：《大元通制》成书于延祐乙卯年，颁行于至治癸未年，距今已经二十多年。朝廷不断颁下诏条，法司不断议定格例，年月既久，文书日益繁多，制度沿革没有常规，前后标准互相冲突，有关部门无所依据和订正，往复拖延滞留，奸吏便舞文弄墨，台臣屡次以此进言，请选择年高德劭、熟悉文学和法理的老臣，重新删定为宜。皇上于是命令中书省专门设置官员主持此事，选拔枢府、宪台、大宗正、翰林、集贤等官员，通晓章程、熟悉典故的人，全面阅览旧府收藏的新旧条格和各种议案，广泛听取意见，参照斟酌、比较校勘，增删取舍，务求适当。成书后制定诏令一百五十条、格一千七百条、断例一千零五十九条。至正五年冬十一月十四日，右丞相阿噜图、左丞相伯勒济尔布哈、平章政事特穆尔达实、恭布巴勒纳琳巴延、右丞相吹斯防、参知政事多尔济巴勒等上奏，请求赐名为《至正条格》。皇上说：‘可以。’不久群臣又议论说：‘制诏是国家的常典，尊重它而将它收藏起来，是礼。’ 从前周代官制规定，正月初一，太宰以下各官开始共同制定政教和刑法，把它们悬挂在象魏之上，过了若干日便收起来，表示不敢轻慢。条格和断例，是有关部门奉行的事务。《甫刑》说：‘明确地启用刑书，众人共同判断。’它的来历已经很久远了。我大元以忠厚质朴治理天下，以宽厚取得民心，以简易制定国政；遇到事情便因时制宜，这就是晋国叔向所说的古人议事时制定适当办法的意思，确实可以说得到了它的要领。请将制诏刻印三部：一部置于宣文阁，以备皇上阅览；一部留在中书省；一部收藏在国史院，与条格、断例一起下令刻印，向天下公布。皇上赞同这个建议，于是命令我欧阳玄为书的开头作序。欧阳玄于是拜手叩首，宣扬说道：‘君主制定法律，是奉承天意而施行；我知道侍奉君主就是侍奉上天，敬重君主、敬重上天，岂敢不敬重法律？《尚书》说：“上天把有德之人命定为君，五服五章由此确立；上天讨伐有罪之人，五种刑罚由此施行。”《易经》说：“雷电合在一起，就是噬嗑卦，先王由此明辨刑罚、整饬法令。”又说：“雷电同时到来，就是丰卦，君子由此判决诉讼、施行刑罚。”两卦的卦象都是电和雷，是用来彰明上天威严的。从今以后，主管刑狱的官员和执掌法律的士人，在任官理政时，都应以此书为依据，不要亵渎国家法典，不要触犯上天的常理；使刑罚的目的在于最终不再用刑，确实要从这里开始，也可说要努力敬重它啊。’

译《奕序》古时候，人入小学学习，到了二十岁以前，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已经都学习过了。后来利用射箭之余的意思创制投壶，同时寄托礼的意义；利用数术的意思创制围棋，同时寄托智慧的意义。起初这两件事都足以培养人的善心，并且符合张弛相济的道理。投壶的论述见于《礼记》，围棋的论述孔子、孟子也曾谈到。世间传说尧因为丹朱缺少智慧，教他下棋，虽然未必确实如此，但棋中确实有计算的方法，足以引导智慧，也可能有这样的道理。如今小学教育已经废弃很久，而这两件事被当作技艺，精通它们的人往往因此闻名于世。庐陵严德甫擅长下棋，最初汇集棋法编成一书。晏文可是世家子弟，于是拿出家中收藏的各种棋谱，又加以增补。奉礼青城杨君带着书来，请我为它作序，准备刻印传播。我性情偏狭而且愚拙，年轻时贫贱而努力求学，没有时间学习琴和棋，对二者都懵懂无知，常常被士大夫嘲笑。杨君请求我作序，我惭愧于不能说明棋道的幽微精妙来回答他，只姑且把自己所知道的写成这样。《考古臆说序》从前诚斋先生解释《易经》，取史事来证明爻辞；安成李廷杰上书，取史事来议论时务。他们都能穷尽事变、洞悉人情，不仅足以把教训留给后世，推行这些主张，还足以挽救当时的弊病。然而若不是学问广博、义理明白，怎么能够像这样精确地援引依据、这样详尽切实地考核论述呢？举子们在灯窗下拘泥于套式，只求笼□主司的询问，立志本来就在求取功名；他们所作的文章为什么会不迂腐疏浅呢？廷杰这部著作，志在革除时弊、解除百姓疾苦，难道是急切地为功名打算吗？所以它应当直截恳切而无所避讳，明白晓畅而可以施行。我闲居中读到这部书，知道山林之间有像廷杰这样洞察时势的俊才和忧虑世事的人，只是还没有被任用罢了。如果得到任用，对百姓难道会没有益处吗？《钤冈续志序》郡县的图志，为什么要编写呢？国家有贤能的太守县令，就像家庭有贤能的子孙。太守县令保存图志来治理所分管的土地，子孙保存契券来治理所分得的产业。能够治理好自己所有的事物，就是贤能了。因为田野有确定的界限，就考察其中是否有荒芜的地方；因为户口有确定的数目，就考察其中是否有流亡的人；因为赋役有固定的制度，就考察公家的是否有湮没，私人的是否有暴横；因为士人的习气有旧日风俗，就考察其中是否有可以匡正、端直并振兴道德的，是否有可以洗涤磨炼、使之更新的。治理而不厌倦，田野就可以开垦，户口就可以增加，赋役就可以均平，风俗教化可以日益美好，人才可以日益兴盛。这样说来，图志难道可以有一天缺少吗？分宜设县，始于宋雍熙年间，到了南渡后的嘉定年间，谢县令谋划编写县志，不久又未能完成。淳祐年间黄县尉才终于完成它。自天下统一以来，又过了六十七年。浚仪赵侯尚之任县尹，百废俱兴，于是编写《钤冈新志》，用来续接前编。书成之时，正好我为族谱作序，来到县南的防里。赵侯认为我与这个地方确实有乡土之谊，把作序的事交给我。我推辞不得，于是愿意以古人把治理官府如同治理家庭的责任，告诫那些到我县求取粮食的人，希望他们知道前人编写图志的用意，并不只是扩大记载、备考订正而已，而是要把它作为勤政的一大帮助。推究作者的用意，努力叙述编纂者的事业，那么我们县和我们百姓，难道不是很幸运吗？《风雅类编序》风雅之道，是先王治理天下的一项重要事务。‘风’就是用来感动人的风，‘雅’就是雅正之声的雅，因为它们的声音能够感动万物。它起源于各诸侯国，传播到乐府，进献到郊庙，用来考察风俗、观察世道，这种意义很崇高。然而重在声音本身，不一定重在歌词，所以有只有声音而没有歌词的，也有只有歌词而没有声音的则没有。孔子评论《韶》舞，着重的只是它的声音。周武王所处的遭遇与虞舜不同，后世儒者因二者不同而判定优劣，未必是圣人的本意。周朝衰落，风雅之道熄灭，后来关于声音的学问逐渐废弃；退一步而求之于言辞之间，那么后世的诗最为接近。大概诗中志气的盛衰、意趣的高下、音节的淳厚浮薄，对于风俗世道仍有可以考察的地方，因此君子有所取法。袁君懋昭编写《风雅类编》，经我的族侄贞介绍来请求作序。我看了他的凡例，其中很有许多强有力、令人满意之处。按时代先后编排，这继承了诗谱遗留下来的方法；从四言诗起到乐府为止，五言、七言、绝句的论述建构精密详尽，取舍简明恰当。将来这部书在风雅方面完成，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我曾经主持太常事务，又曾出任观风使，对这件事很留意，却未能完成。伟大啊，袁君的这部书，它替我催促你赶快完成吧。《梅边先生吾汶稿序》评论人的行为，逐项列举并称道它，说明他的善行可以数清；评论人的文章，只举出一件来概括它，说明他的优点多得不可胜数。庐陵梅边先生与先父渤海侯同为太学存心斋舍友，咸淳甲戌年随路混补入学，又同为淳祐壬子年出生。先父曾称赞他的才器卓越，有古代贤哲的风范。时代变迁，他专心考究古学，希望写文章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我遗憾没有来得及认识他。后来我跟随他的门人镏君省吾，得到《吾汶稿》，读到《生祭文》和《丞相文》时，感叹说：‘唉！王鼎翁真是天地间的奇士。士人以言语劝人自裁，只有朱云对他的老师萧望之这样做过；然而萧望之只是为自己一身打算。鼎翁所说的，是替天下万世所有做臣子的人打算。唉！多么雄伟啊！’我曾经评论过，文章是天地间的元气。幸逢太平，把它施行于事业之中，就成为典谟、雅、颂；不幸而与此相反，就成为《春秋》、变风、变雅和《离骚》。然而正人心、扶世教的功效，在太平无事时难以看见，在流离颠沛的日子里却可以卓然依靠。到这时才知道文章所系是如此重要吗？《诗经》说：‘德行轻如毫毛，百姓很少有人能举扬它。我反复思量这件事，只有仲山甫能够举扬它，想要爱护却没有人能帮助。’在天地与人相互维系的关键处，只有这种心罢了。它含有多么深厚悠长的意味，竟从言语之外溢出啊！文王、武王的恩泽在人心中，它还没有泯灭吗？鼎翁的这篇文章和这首诗，言辞气势虽然似乎不同，实际上互相表里。我的愚见因此把它表彰出来。他其他的诗文有奇特的气势、壮烈的节操，大多也是这样。

译《环山诗稿序》前年我和族弟齐吾一同客居京城，有空时便相聚。齐吾口头吟诵近作，我倾听了很久，旅途中的情怀因此豁然开朗。今年我告假回家，又在浏东的沙江相遇，他拿出诗稿给我看，佳句接连出现，我私下非常高兴：我们宗族竟有这么多文人！齐吾正值盛年，子长远游的事业正盛，经历的地方日益遥远，见闻记忆日益广博，吟咏日益丰富，大部头的诗集应当从此开始。老兄我退居田野，享受凉竹席上的清风，晒着茅檐下的阳光，想着草池的诗句。得到新集来读，也足以怡悦晚年了。我反复品味三遍，题写在卷上后归还他的诗稿。《圭斋文集》卷七 钦定《四库全书》《圭斋文集》卷八　元代欧阳玄撰序 《玉振诗序》安成镏君玉振拿旧诗稿给我看，佳句接连出现，于是把他的诗集命名为《进修》。我看后感叹说：‘镏君这样命名这部诗集，真是不同寻常啊！’进修与诗，本来分成两件事，已经很久了。却不知道诗本来就是一种技艺，而技艺进步便通向道，没有什么比诗更能验证这一点。锤炼文辞、确立诚信，诗难道不是修辞的重要途径吗？胡五峰见到朱文公‘万古青山只么青’的句子，改写赋诗说：‘山中云气生出雨来，天空一下洗净了尘埃，山色更加美好。’文公的学问专门致力于体用一贯，他教导学生也是这样，难道一定要等五峰来借这首诗说明吗？由此可知，诗是进德修业的助力，难道不是很大的补益吗？玉振各种体裁的诗，能够写得华丽而合乎法则，却不流于轻浮；追求去掉陈腐，却不至于峭刻。我又将从他的诗中了解到他这个人。《梅南诗序》从性情中得到的诗为上品，从学问中得到的诗次之。不期望工巧却自然工巧的又次之，刻意求工而得到工巧的再次之。《离骚》不如《三百篇》，汉魏六朝不如《离骚》，唐人不如汉魏六朝，宋人不如唐人；以为这就是诗的道理，却学习诗而不加察考的人，都如此。高安儒者说：‘易君南友，是个恬淡愉悦、清白自守的人。富贵功名不能动摇他的内心，游历江湖，以得到诗句为乐。所以他写乐府和各种体裁的诗，往往出于性情受到触动，都达到精妙境界。然而他的学问也足以与性情相辅相成。这两者虽然还不能判定孰优孰劣，但诗集中作品气势伟美，确实是佳作。’近年京城的诗风发生变化而趋向古雅，奎章虞先生实在是倡导者。南友跟随虞公游学，古人说：‘既然见到奇异的人，就应当见到奇异的书。’我由此知道他的诗会日益进步而不会停止。《李宏谟诗序》宋朝灭亡、科举废止以后，士人多学习作诗。但前五十年流传的士大夫诗，大多没有摆脱时文的旧习。圣元颁布科举诏令以后，士人也没有废弃诗学，而诗作都趋向雅正。过去说举子诗容易像时文，其实并不是这样。安成李宏谟汇集自己所作的诗来请求我作序，我读完整部诗集，其中语言多清新脱俗，远远超出时文的旧窠臼，确实值得称许。还是因为本朝取士所用的文章，首先崇尚雅正吗？不知道是旧日浮靡的习气已经改变，所以他的其他作品也如此吗？还是太平时代的声音流传到乐府，正是从此开始吗？因此作序以记下我的喜悦。《李希说诗序》我到安成访寻族人，见到许多优秀士人，也见到许多佳作。将要回去时，得到秀才李希说的《山中小稿》，玩味它，几乎舍不得放下。写诗非常困难，写得多不行，写得少也不行。写得多容易勉强，写得少容易艰涩，两者都不行。佳句不是每一句都能成为佳句，而是兴致缺乏才没有佳句。境界和情趣的产生，就像本来不想作诗，却又不能不作诗，古今绝唱大多由此而来。希说这部稿子，开卷第一首杂赋就说：‘有我想要接近自然，万物各自依循天成。’以这样的志趣来求取诗句，还担心没有佳句吗？我这次出行，高兴地见到这么多优秀士人与佳句；即使还没有见到希说，也已经见到了他这个人。对于诗，不知什么时候才能握手相逢，和他共同讨论诗道呢？《镏执中诗序》《鸣皋集》是安成刘君执中汇集自己所作诗歌编成的集子。诗集编成后，请我为卷首作序。我看他的集中，乐府精深，各体诗壮丽而闲适，确实能够凭诗歌闻名。今人往往根据一个人已经遭遇的穷困或显达来推求他的诗，说显达者的诗从容而有余裕，困穷者的诗局促而不足。却不知道豫卦象征安逸快乐而有余裕，若发声不当就会凶；谦卦象征谦卑低下、仿佛不足，若发声得当就会吉。与穷困显达有什么关系呢？执中的吟咏，根据真实的境界情趣，发自真切的性情。我看他的吟咏会日益昌盛：中孚卦有‘鹤鸣’的象，子和有‘我爵尔縻’的象，上下相互感应，都是出自同一片真诚。将来执中凭诗歌闻名，名声与实际相称；一鸣而声闻四野，再鸣而声闻上天，哪里用担心九皋之地遥远呢？执中号后梅，是吉士中的老成之人。《萧同可诗序》诗歌自汉魏以后，没有比唐宋更兴盛的。东都、南渡以来，名家可以数出，但令人遗憾的地方也很多。金代诗风疏放越逸、跌宕有声，自以为胜过吴地诗人的萎靡；然而以大雅的标准衡量，仍然都不算真正得当。至元年间，山林遗老在闲暇中抒发思绪作诗，少数缙绅大夫也以和平的气象挥笔自娱，于是撰写文章论述诗歌的源流，越发显出旧日崇尚的浅陋。近来学者对诗，要么不作，作就五言诗必归于黄初风格，歌行乐府、七言诗则希望达到盛唐。虽然才情趣味有高下，用语也不同，但从前两家所遵守的规范，有些已经不适用于今天。虽然这是文辞的一次变化，世道本身也确实可以从中看出来。庐陵萧君同可汇集自己的诗作，编成巨大的诗集，请我为它作序。我曾和同可谈论诗歌：凡是晚宋诗歌气格接近卑弱之处，以及曲江诗作过于雕琢之处，同可都能避开而不涉足。何况他驰骋南北之后，览观燕代的雄杰，见到京城宫阙的美盛富丽，也已经把其中的神奇气象包摄于心而运用出来；他的诗应当会日益达到高远境界而没有止息。即便如此，人的荣遇往往可以从诗中预见，同可大概从此就要升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