圭斋文集卷十二　　　元　欧阳　撰

译书义 广泛吸收任用人才，普遍施行教化，使九种德行的人都能任事，俊杰能人在官位上，百官互相学习效法，百工各得其时。自古以来都是根据成就德行来观察人，因此人才和政治成效的盛大，没有能够超过它的。所谓成德，是君子自然而然具备的德性。然而君子虽然有这种德性，却不能把这种德性直接显现在政事功业上。只有古代圣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并且常常把它作为观察人的方法。凡是各部门官员和各类执事之臣，无不依据这一点来选取人才。因此，好的谋略进呈朝廷，众多功业都兴盛，无论到哪里都不是这种德性的显现。人才和政绩的盛大，没有超过帝舜朝廷的，这就是原因吗？《尚书》说‘……’。所谓九德，不就是皋陶所说人的九种德性吗？解释《尚书》的人认为，这是成德的自然表现，并不是说要用某种德性来辅助另一种德性。自从帝舜时代就知道识别人很困难，皋陶陈述九德的条目：有的养成正直而温和，有的简约平易而有分寸，有的果敢刚毅却能安定事物，有的充实笃实而显得坚强，其余有六德或三德，各不一样。有六种德行而且严肃恭敬的，就把邦国交给他；有三种德行而且宣明通达的，就把家国交给他。观察人的方法，反复用心于九德。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不必担心没有职位，却要担心不能具备这种德性。因此无不精诚纯洁地承受美好使命，勤勉敏捷地趋赴政事，因为圣人能够广泛会合并接受人才，又把他们的才能铺陈施行出来。人们只看见俊杰能人在官位上，却不知道九德在适当时机施用的道理。所以九官相互谦让，这不就是百官互相学习效法而兴起吗？十二州牧都适时辅佐天工，这不就是百工各得其时的榜样吗？能够相互谦让、辅佐天工的，若不是有九德的君子，谁能参与其中？由此看来，‘九德咸事’这句话，是否就是虞舜朝廷观察人的方法，也是得到人才的根本呢？后世只有殷、周任用俊杰，或许接近这种做法，所以人才的盛况也仿佛有虞时代。秦汉以后，急于追求功利权谋的眼前效果，任用一些只有小聪明、胜过德行的小才，于是九德的条目只存在于书中罢了。有人说：虞舜朝廷君子很多，而舜仍说知人困难，大概是担心花言巧语、表面恭顺而实际违背的人混在朝廷，谗言邪说败坏政事、震惊百姓的现象还没有完全杜绝。圣人观察人的方法，一天也不能废弃。然而我观察‘百僚师师、百工惟时’以后，君子众多而不仁者远离了。所以又说：还怕什么巧言令色、极其奸佞的人呢？策问 问：如今天下的事情，可供议论的很多。姑且选其中重大的来说：冗官还没有裁减，铨选还不够精密，殿最还不够明白，法律还没有确定。这四件事，是当今的急务，是朝廷想听取的，也是士君子应当讲论的。你的策论应斟酌古今来回答，不要空泛，不要简略。回答说：我听说太平盛世设置优厚科目，招集众多士人，打开让他们直言陈述的门路。执事主持文衡，询问有学问的人，并以当今政务的大事来考问大夫。天下的事情确实很多，至于重大而可以议论的，也正是当今世人欲言又止的事情。士大夫之间把道理挂在嘴上，常常只是练习应酬性的言辞，用切要的话来求取干进，所以高明的言论很少听到。如今执事不遵循旧例，不看重空泛简略，提出急务来询问众人，岂不是盛世打开直言之门，因而得到不避讳的询问吗？然而所谓直述，不是说文章质朴粗野，而是说言语切实正直。既然用不避讳的话来询问，就应当用直言来回答。从前孔夫子认为林放的问题重大，不是认为他的问题本身重大，而是因为他知道根本。事情不知道根本，说得再多有什么帮助？我请求谈论政事的根本。明问中说‘……’，这四件事，正是当今想听的。我认为，它们不只是当今所想听的，也是当今已经实行的。只是其中有的实行得不彻底，有的守持得不一致，或许是还没有究明根本吧？比如裁减冗官，大德初年曾经实行，中书省设置机构来办理，并由平章某公主持。有的议论说某司应当并入某司，于是又创设某司来兼管；议论创设后又废罢的，不久便重新出现了。辛亥年改革，发布明白的诏令，削减遥授官职，改升和新设的官职每天议论合并废罢，于是把通政并入兵部，把武备等院也恢复为旧制。京畿的寺监，废罢的不止一个，这样看来，冗官已经裁减了。然而疆域广大，郡县众多，那些从旁门小路突然出现的职位，还没有全部裁减。铨选精密方面，自从统一以来，设立省选、部选两种选法；另立子弟承袭、承继、承荫三类条例；又设置吏员、译学、儒业、军功出身四种科目，这样看来，铨选已经精密了。然而氏族贵贱尚未分明，按年限考核而不论贤能与否、共同被埋没，或许还没有时间精密办理。殿最明白方面，自大德、皇庆以来制定了十三条章法，有时派宣抚巡观，有时命御史普遍巡历，这样看来并非不明白。然而各路官员推荐五人却没有见到立即任用，三考黜陟的办法也没有见到可以长久实行。法律确定方面，并不是没有至元新格，也不是没有省部编纂的条例。然而属吏一时议定而通行的条文，完全符合至元法律的本意吗？广平何相拟定而没有进呈的文书，最终能成为大德年间的成书吗？由此看来，这四件事并非不知道，也并非没有实行。我请求谈论它们的根本。第一，裁减冗官的根本，在于削减闲散官员的俸禄，使正式官员的俸禄优厚，以堵塞侥幸求进的道路，使正式选用清明。如今正式官员的俸禄很薄，而散秩官员的禄俸却很多。从前刘景升有一头大牛，所吃的草料豆料数倍于普通牲畜，但负重能力还不如普通牲畜；曹操便用它来款待士人，以此告诫不可白白养着闲人。何况如今把历年俸禄作为出身资格，若削减没有名目的禄俸，出身名额自然有限。至于侥幸求进的门路，那又是正式选用的大患。古代设置判行使、减少外同等官职，未必不是有所沿袭，才创立这些名目来安置人员；汉代的滥授胃官、晋代的续貂之滥，实在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真能像汉文帝想任用啬夫，而张释之最终认为不可；又像家人滥求郎官，而汉明帝最终不把它当作私恩，那么冗员就可以裁减了。第二，精密铨选的根本，在于严格区分族属，以尊重我国人的大略；按年限考核，则用来考察人才。如今女真、河西人已有明确法令，而混杂的色目人、北庭族属与近似者相邻，却同样看待蒙古人，让他们驾坚车、驱良马，迅速列入通显之位。大概我国人天性浑厚，不善于自我标榜。我担心数百年以后，再想求得麟趾之族的公姓，就无法重新分辨了。

译想要恢复淳厚古朴的风气，除去杰黠奸巧的习气，就必须像贞观年间对待崔、卢等氏族那样，命近臣编定族谱，使他们的支派世系分明，不得混杂冒进。至于按年限考核而使贤能与否一同停滞，这种办法只能用于蓄养常调官员，不能用来对待贤才。如果确实能够核验名实来甄别人才，使碌碌无能的老朽不能含糊苟且，只凭资历年限求取次序升迁，那么应当像崔祐甫任用官员八百人而不拘泥于通常资历那样；又像寇莱公拒绝按惯例任用新人，却号称得到贤才那样，这样铨选就可以精密了。第三，明辨殿最的根本，在于选择才能明察的监司，杜绝因考核不当而得以任用的污吏。那些以财货开路、玩弄法律、残害百姓的人，哪里还能再做百姓的父母官呢？三年考核为下等便调往边远之地，并不算悔改。孟子说：‘不祥的实际后果，应由埋没贤才的人承担。’身为方面长官而见到善人却不举荐，怎么还能做百姓的耳目呢？杜绝污吏，我希望像唐太宗对待党仁宏那样，只要犯了贪赃受贿，即使是至亲宠幸，也不能因此减轻公法的责罚。监司，我希望像齐宣王封赏即墨而烹杀阿大夫，像晋文公诛杀曹国而数说曹君不用僖负羁那样。这样监司必定会举荐贤能，污吏必定会被罢黜；考核优等者不能靠请托，考核下等者也不能侥幸。第四，制定法律的根本，在于斟酌古今而制定成法，记录优厚俸禄和官秩来选拔执法官。如今法令文书没有统一的定本，执法官也没有优厚的选任制度，推鞫审判混杂于普通官吏之中，条令堆积在书肆里，官员不能普遍看到，法律没有确定的科条，于是刑罚轻重高下随着个人喜怒，出入比附又取决于个人爱憎。没有成书，便近于欺罔百姓；没有优厚官秩，便不懂得以此劝善。从前子产铸造刑书，虽然叔向曾讥笑他，郑国却因此得到治理，因为它能够制止犯罪。于定国任廷尉，使百姓没有冤屈，最终升至三公。近代钱若水任同州推官，清廉正直而升任枢密副使，这是用来表示劝勉的先例。这样，法令文书一定能够制定，执法官一定能够得到优待，刑罚自然公平恰当，法律自然精通熟练。四件事的根本，我已经略加说明；若要把条目全部列举出来，即使换很多人来书写也不能写完。即便如此，四件事的根本，能够实行它们的原因却只有一个。一个是什么？就是诚信。当今天下急务中可以议论的事情，哪一件有比‘信’字更重大呢？

译《尚书》说：‘命令发出，就必须实行。’ 商鞅实行霸术，也把显示信用放在首位。命令发出却不守信，那么冗官凭什么裁减？铨选凭什么精密？殿最凭什么明白？法律凭什么确定？所以我说：‘能够使这些措施实行的，只是诚信罢了。’明问说：‘应当斟酌古今来回答，不要空泛，不要简略。’唉，执事以急务来询问，我难道敢用空泛简略的话回答吗？然而四件事能够有信用，就像水木都有根源一样。所以我斗胆把这句话作为全文结尾献给执事，请您思考。诏书说：‘我听说圣贤君主治理天下，有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有的忙碌得无暇吃饭，有的宽厚仁爱、恭敬节俭，有的努力行善。他们达到治理的方式虽然不同，等到百姓安定、物产丰足、风气淳厚、习俗美善，刑罚搁置而很少使用，颂歌在乡野间兴起，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天下和谐大治，于是麒麟、凤凰、龟、龙，嘉禾、朱草，甘露、醴泉等各种祥瑞之物，无不全部到来。帝王的美德固然不只在这些方面，这些也同样是气运的感应。舜和文王的德化已经十分崇高，像汉文帝、唐太宗尚且能够达到那样的治理，何况不把汉、唐放在眼里的人呢？如今天下虽然长久安宁，户口虽然十分繁盛，但庄稼有时受到水旱灾害，小民有时陷于饥荒，尚未能家家富足、人人丰衣足食，有时还要仰赖官府救济。难道施行仁义还有没有完全奏效的地方吗？你们大夫明白古代来认识今天，懂得常道而能通达变化，不可在政务实际方面迂腐空疏，不可违背典章法则，要明白地回答我，我将亲自阅览。’ 臣回答说：我听说有志向的人最终能够成功。君主想要达到大治，没有比立定志向更重要的。所以善于观察君主治理的人，首先观察他的志向。君主凭借能够达到目标的资质，掌握能够实现目标的形势，所谋求的没有不能获得，所希望的没有不能成功；向上天求取，天就响应他；向人民求取，人民就顺从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志向先已确定。如果治理的成效偶然还有不完备之处，天地人之间偶然还有不和谐，就应当专心守持、努力推行，以等待长久的成效，不能因疑惑和动摇而阻碍它。臣是草野中的卑贱士人，哪里敢向上揣度陛下深邃的心意？然而臣仔细观察陛下的作为，陛下实在是近古以来大有作为的君主。陛下从前在东宫时，仁厚孝顺的资质、英明刚毅的谋略，早已闻名天下。后来征集四方书籍来考察古今，飞龙年间开始，大规模召集宿儒，询问治国的要道。登临帝位以后，不亲近声色，不从事游猎，凡是耳目之娱、营造修缮之事，丝毫不曾放在心上，只有经籍史传每天呈现在面前。于是大力兴办儒科，用来文饰并成就大治；祖宗以来一百多年未曾举行的盛典，一旦便举而实行，使臣这样浅陋的人，也得以在圣明时代冒昧承受大廷策问。然而，臣对陛下的期望，是认为陛下有远大的志向；陛下的策问，也正好启发了臣的愚见。臣恭敬地读圣策说：‘我听说圣贤君主治理天下，有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有的忙碌得无暇吃饭，有的宽厚仁爱、恭敬节俭，有的努力行善。他们达到治理的方式虽然不同，等到百姓安定、物产丰足、风俗淳美，刑罚搁置而很少使用，颂歌在乡里兴起，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天下和谐大治，麒麟、凤凰、龟、龙、嘉禾、朱草、甘露、醴泉等各种祥瑞之物无不全部到来。帝王的美德固然不只在这些方面，这些也同样是气运的感应。’舜、文王的德化已经崇高，像汉文帝、唐太宗尚且能够达到那样的治理，何况不把汉、唐放在眼里的人呢？唉，‘不把汉、唐放在眼里’这一句话，正是圣明志向的显现。陛下的志向，可以同四代三王相比，可以同六代五帝相比。策中说‘有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有的无暇吃饭，有的宽仁恭俭，有的努力行善’，臣愚昧地认为，这还不能只用来观察达到治理的方法有何不同，而应当用来验证立志是否相同。古人说：‘开始于忧患勤劳，结束于安逸享乐。’如果认为恭敬自持、无为而治不同于无暇吃饭，那么上古恭敬自持、无为而治的人，没有谁比得上舜了。然而每天都有万件政务，舜为什么不稍微自我安逸享乐呢？如果认为恭俭宽仁不同于努力行善，那么近代恭俭宽仁的人，没有谁比得上汉文帝了；然而他拍着大腿思念贤才，半夜召见贾谊，汉文帝为什么不采取无为而治呢？由此看来，没有不是从自我忧劳勤勉开始的。以忧劳勤勉开始，就是志向相同。陛下既然不把汉、唐放在眼里，臣就不再详细引述汉、唐的事例，请以舜、文王来结束论述。舜、文王之道，都记载在典籍中。陛下既然仰慕舜、文王，也只须效法他们的作为罢了。若想百姓安定、物产丰足、风气淳厚、习俗美善，就应当思考《益稷》所谓利用厚生有多么急迫，《皋陶谟》所谓敦行典章、广施教化应当以什么为先，《由庚》《鱼丽》所歌咏的丰盛从哪里来，《关雎》《麟趾》所表现的厚德又从哪里来。陛下能够效法舜、文王，就成为舜、文王了。若想刑罚搁置而少用，颂歌在乡野兴起，就应当寻求像皋陶那样的人，命他掌管明刑；有像虞、芮那样的争讼者，就使他们停止诉讼。《九歌》可以使它不毁坏，《大雅》可以使它不废弃。陛下能够效法舜、文王，就成为舜、文王了。若想制定礼仪、创作音乐，天下和谐大治，就应当寻求像伯夷、后夔、周公那样的人，命他们参与制作。六典的制度，或许还可以讲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日〕 《九韶》的乐声，或许还可以学习。陛下能够效法舜、文王，也就成为舜、文王了。至于麒麟、凤凰、龟、龙等各种祥瑞之物无不全部到来，圣策说这也是气运的感应。臣愚昧地认为，懂得气运也就懂得志向了。圣人的志向和气都清明如神，一有所发动，天地便随之而动，各种祥瑞之物都从圣人的方寸之心中产生，并不是从外面来到的。《中庸》说：‘达到中和，天地就各安其位，万物就生长发育。’大概我们的气顺畅，天地万物的气也顺畅；我们的气和谐，天地万物的气也和谐。天地之气显现在万物中，万物都同样和顺，于是百兽自然在舜的庭前起舞，凤凰自然在文王的岐山鸣叫，又有什么祥瑞值得羡慕呢？臣恭敬地读圣策说：‘如今天下虽然长久安宁，户口虽然十分繁盛，但庄稼有时受到水旱灾害，小民有时陷于饥荒，尚未能家给人足，有时还要仰赖官府救济。难道施行仁义还没有完全奏效吗？’臣愚昧地认为，这是上天用来坚定陛下志向的。古人说：‘上天的心意是仁爱君主。’如果说庄稼有时受到水旱灾害，那么舜所说的‘洪水滔天使我惊惧’，还比今天庄稼受损严重得多；如果说百姓有时陷于饥荒，那么文王所说的‘小民怨恨你、辱骂你’，还比今天的饥荒更加危险。

译不过，舜、文王两位圣人平息灾害、救济忧患，除了无所不防、无所放纵，亲自敬重德行之外，没有听说还有别的办法。陛下既然效法舜、文王，怎么知道上天启发舜、文王的方式，不也是启发今天吗？陛下把敬天作为志向，水旱灾害就可以变成丰收；陛下把体恤百姓作为志向，饥荒就可以变成粮食充足，这只在心意转移之间罢了。如果推托说：‘难道施行仁义还没有完全奏效吗？’臣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仁义的功效，就像烧饭必然煮熟、播种必然生长一样。施行仁义却还没有达到极致的情况有过，但从来没有施行仁义而毫无效验的。陛下如果以长久的时间来等待它，或许有人会说：‘圣策既然这样询问，臣却突然认为可以同三王相比、可以同五帝相比，是从哪里知道的呢？’这是根据陛下已经实行的事情知道的；至于还没有实行的，只要扩充推广，就没有困难。仁义积累起来，礼乐一定兴盛。汉、唐的治理，像汉文帝穿粗厚丝绸、爱惜一座露台的费用，以至于天下富足；又像汉文帝时米价低至斗米三钱，外户不闭。自三代以后，也可以说是盛治了。然而贾谊劝汉文帝制定礼乐，汉文帝却说还没有空闲；祖孝孙、杜淹劝唐太宗制定礼乐，唐太宗却说治乱兴衰不在于此。臣因此知道，汉文帝、唐太宗对于仁义的功效，似乎还有所不明白。如今陛下热心于儒科，每天议论礼乐，并且专心致意于仁义二字，与汉、唐相比何止相差千万？这一志向得到充分扩展，当然应当同三代五帝的盛世相媲美。大体说来，国家的治理应当首先讨论根本，不能只在眼前责求成效。古代圣贤君主，没有不是开始时忧劳勤勉、最终安逸享乐，先有灾异、后有祥瑞。今天无暇休息、努力行善，就是将来的恭敬自持、无为而治、恭俭宽仁。今天水旱伤害庄稼、百姓陷于饥饿，就是将来的麒麟、凤凰、龟、龙、嘉禾、朱草。至于防备灾害不可没有方法，救济荒年不可没有政令，寻求牧草不可不慎重选择，不过是求得一位贤相的事情罢了，何必多说？臣恭敬地读圣策说：‘你们大夫明白古代来认识今天，懂得常道而通达变化，不可在政务实际方面迂腐空疏，不可违背典章法则，要明白地回答我，我将亲自阅览。’臣愚昧地认为，事情有古今之别，志向却没有古今之别；事情有通变之异，志向却没有通变之异。圣人的志向同天地的正气相通，志向在这里确定，气在彼处感应，这是有理必然的事情。如果讨论水旱灾害，却牵强附会于夏侯生等人《洪范》五事的说法，就近于迂腐空疏了；讨论百姓饥饿、物资匮乏，却附会于权万纪等人提出的求利谋略，就流于乖戾了。臣不是不知道这些说法，实在是不敢这样做。臣所反复陈说的，只是‘有志向的人事情终能成功’。请陛下留意，国家幸甚，天下幸甚。臣谨此回答。《圭斋文集》卷十二 钦定《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