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宇集卷一　　　　　　　元　陈栎　撰序

译《论语训蒙口义》自序 学习《四书》的次序，一定应当先读《大学》。然而《大学》的三纲八目分布在十一章之中，初学者还没有那么大的心胸，难以包罗贯通。《论语》有时一两句，有时三五句成为一章，前后照应还容易理解，用来启发蒙昧的初学者，应该没有比它更适合先读的了。朱子的集注浑然一体，像经文一样，初学者确实不容易领悟。坊间的逐句解释，大多浅薄错谬，而且只是为初学者写的，难道就可以这样吗？我沉浸于《四书》三十多年，自从授徒以来，凡是能够读懂集注的学生，当然谨慎地教给他们。遇到资质迟钝的童生，被口头讲说所困，于是顺着原文推求本意，逐句写下解释。对于集注中阐发、发挥和约略说明的地方，扩充章旨，一定揭示要点，务求简约而明白。日积月累，终于编成此书，沿用旧名，称为《论语训蒙口义》。除集注之外，朱子的语录、黄氏的《通释》、赵氏的《纂疏》以及其他儒者能够采纳的讲学内容，都加以采集。广汉张氏的说法，也间或有所采用。我的一点愚见，往往附带列出；有时虽有前人未曾发明的内容，实际上也从未超出朱子的范围。丙申年春天，把它拿给曹弘斋先生质正，他一看就表示认可。于是请他作序，勉励我刊刻，依靠同道朋友的帮助，历时四年才完成。我自知是晚辈，害怕被讥为僭越，只不过把它施用于初学者，使它成为阅读集注的阶梯，并不敢把它当作对成年学者的著作。从前程子传《易》，尚且说只能讲出七分，何况我这个晚辈，又何况这是为蒙昧幼童着想呢？我这些年来又有《读易编》《书解折衷》《诗句解》《春秋三传节注》《增广通略》《批评古文》等书，今后若有所进步，还敢逐渐拿出来，与朋友们商讨。读者不要因为学问浅小，就只把我看成会讲《论语》的小儿吧。大德己亥立秋日。《中庸口义》自序 程子说：“《中庸》一书，开头说一个道理【指‘天命谓性’而言】，中间分散为万事【指其中所说的许多事情，如达道、达德、九经、祭祀、鬼神之类】，末尾又合归为一个道理【指‘无声无臭’而言】。把它放开，就充满六合；把它卷收，就退藏于幽深之处。它的意味无穷，都是实学；它的言语简约而意义完备。”朱子分为三十三章，又截然分为三大段。他说：“第一章，子思推究所传之意的根本而立言，大概是一篇的体要。其下十章，引用先圣的话来阐明它【从性情来说叫中和，从德行来说叫中庸，其实是一回事，这是一大段】。到第十二章，又是子思的话；其下八章，再用先圣的话来阐明它【第十二章说明道的体用，下面各章说平常的言语、平常的行为，是夫妇所知道、所能做到的；君子之道、鬼神之德，以及舜、文、武、周公的事，孔子的话，则有圣人也有所不知、不能做到的。道作为作用，广泛到这种程度；然而它的本体微妙，如果不是懂得道的人，谁能窥见？这就是说明‘费而隐’的意义，又是一大段】。第二十一章以下直到末章，又都是子思的话，反复推演阐明，以充分说明所传之意【第二十一章承接上章谈诚，总说天道、人道；第二十二章至第三十二章分别谈天道、人道；末章反过来谈下学的起点，以显示进入德行的途径，随后说明所达到的境界，以及性命、道、教、费、隐、诚、明的奥妙，以结束全篇的意思，这是从人进入天的又一大段】。朱子的分别，也已经十分精密了。” 至于他提出一个“诚”字，把它作为全书的枢纽，这一点在《或问》中说得很详细，尤其是学习者应当反复熟读并贯通的。朱子又曾说：“《中庸》这部书很难读，初学者还不能理解，其中多说无形的事，如鬼神、天地之类，说得高深，谈下学的地方少，谈上达的地方多。”如今考察起来，谈下学的内容固然少，但其中谈下学

译的地方却非常切实，如第二十章“择善固执”一条，以及第二十七章“尊德性、道问学”一条就是这样。而且朱子也曾在序文中提出“择善固执”，用来配合大舜“精一”的话，以表明道统的传承不外乎此。学习者如果确实能据此作为用力的方法，再用“诚”这一句话贯通全书，并且像朱子那样分成三大段来区别，那么所谓“开始说一个道理，末尾又合归为一个道理”，其中的道理就都显现为真实的道理；所谓“中间分散为万事”，其中的事情也都显现为真实的事情；所谓“意味无穷，都是实学”，也确实成为实学，而不是空话。书中谈下学的地方虽然少，却都是提纲挈领、切中要害的话；谈上达的地方虽然多，难道也会是涣散无统、玄妙空泛而不可究诘的议论吗？我常常担心跟随我学习的人还没有精通《大学》《论语》《孟子》三部书，就急着要学习《中庸》，把朱子的章句或《或问》授给他们，他们往往难以入门。不得已，只好推演朱子的意思，逐句为他们解释；又在这里叙述读这部书的大概。大德八年甲辰七月二十七日。《礼记集义自序》【附凡例】我从小读《礼记》，有许多地方没有研究透；又较多研习朱子的《大学》《中庸》，私下有所领会。根据已经听闻的内容，推求尚未研究透的地方，并非没有所得，只是还不够融会贯通。大德丙午年，开始看到卫氏《集说》，于是能够根据众说纷纭的情况加以折衷，决定取舍。到大德庚戌年，才融会贯通各家说法，逐句为它作解释；我的一点愚见，也在其中有所体现。从前朱子作《诗传》，没有载录各家的姓氏，当时连张宣公也不以为然。如今怎么知道不会有人执持张宣公的说法，来更加指责朱子呢？然而，融化百家学说，铸成自己的见解，又怎么能逐字逐句一一标明出处，从而自取支离破碎的弊病呢？至于整段采录的内容，必须记载作者姓名的，已经谨慎地记下了。于是把它命名为《礼记集义详解》。皇庆元年壬子五月十一日。儒家把《大学》看作门庭，把《中庸》看作深奥的内室；进入门庭，抵达内室，凭此再去读戴记中的四十七篇，大根本已经树立，应该没有什么困难。《大学》《中庸》本来就是自程子、朱子以后才得到阐明的。在四十九篇之中，它们被尊列在四库数万签册之上。然而宋仁宗天圣五年丁卯，王尧臣考中进士时，朝廷赐给他《中庸》篇；宝元元年戊寅，吕溱考中进士时，朝廷赐给他《大学》篇。在《戴记》中表彰这两篇，用来激励儒臣，难道不是已经开启了《四书》的先端吗？一听到这种说法，先辈在《古礼记》中把《月令》置于经书开头，有人说“没有什么不敬”，一句话就概括了《礼经》的要旨，于是便把《曲礼》移到开头。范祖禹于是论述《诗经三百篇》说：“求学的人一定要致力于掌握纲要；掌握纲要就能守住简约，守住简约就足以达到广博。”礼经有三百篇，曲礼有三千条，也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为：“没有什么不敬。” 郑玄康成注释《礼记》，在解释得好的地方，文辞简洁、意义明白；对于没有弄清楚的地方，缺漏它也不算过失。但遇到解释不通的地方，他却一定要强行改字，例如把某字读作某字，像把“宿离不贷”中的“离”改为“俪”，把“急缮其怒”中的“缮”改为“劲”之类。只要依据原字，本来就有证据，义理十分确切，怎么可以轻易改动？一定要像《大学》把“亲民”解释为“新民”、把“命也”解释为“慢也”这样，才算恰当。不过郑玄所改的字，也有确实应当遵从的；如今各家解释者又一定全盘否定、全部改回去，也同样不可。姑且略举这些例子，留给明达的人自行选择。这部编书多有删取，有

译人认为不应按句作解释，否则人们会把它看作儿童启蒙书；于是劝我把整段经文抄出，再作成段解释。我起初想听从，后来重新改作兼有逐句解释，成段解释则多省字；若要增字，必然会更多。世上难道没有具备眼力的人吗？试着打开书一看，自然就会明白。它哪里只是对阅读这部经书的人有益，对凭此经参加科举、决定取第的人，也未必没有帮助。《诗经句解序》

译《诗经》的部分有三类，叫作风、雅、颂；诗的表现方法也有三种，叫作赋、比、兴。这就是所谓“诗有六义”。风有十五国风，雅有大雅、小雅，颂有周颂、鲁颂、商颂三颂。风有正风和变风：《周南》《召南》是正风；《邶风》《鄘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十三国风，是变风。雅也有正雅和变雅：从《鹿鸣》到《菁菁者莪》十六篇，是正小雅；从《六月》到《何草不黄》三十八篇，是变小雅；从《文王》到《卷阿》十八篇，是正大雅；从《民劳》到《召旻》十三篇，是变大雅。三颂就是周颂、鲁颂、商颂。风，就是风俗，是民间歌谣之诗；雅，就是正，是朝廷宴享、朝会乐歌之诗；颂，就是赞美，是宗庙祭祀乐歌之诗。直接陈述事情叫赋，用彼物比喻此事叫比，寄托于事物而引发文辞叫兴。六义的大概就是这样。诗的创作，有的出自公卿大夫，有的出自平民和卑贱的奴隶，有的出自妇女，都是人声自然的表达，自古以来就有。《康衢谣》就是这样。如今见于典籍的，如舜、皋陶、启、明良等人的歌，就是虞诗；《五子之歌》就是夏诗。商诗大多亡佚，如今保存的《商颂》五篇，只是尚未全部亡佚的部分。除此之外，风、雅、二颂，都是周诗。《王风·黍离》不再列入雅，而降为与列国之风同类，显示周朝由盛转衰。王诗降为国风之后，诗也亡佚了；诗亡佚而《春秋》便产生了。用诗进行教化，自古就是如此。舜命夔教导贵族子弟说：“诗是表达志意的。”《周礼》记载太师教六诗说：“风、雅、颂、赋、比、兴。”就是这个意思。到孔子删定诗篇为三百篇，才列入六经；孔子尤其把它看作教育人的首要事务，比对其他经书还反复叮咛。他说：“从诗开始兴发情感。”“诵读《诗》三百篇。”“小子们，为什么没有人学习诗呢？”他对儿子伯鱼说：“你学习《周南》《召南》了吗？”后来在庭院中听到的教诲，也先问是否学习过诗。孔子平日所讲的内容，诗也一定排在《书》《礼》之前；而他提纲挈领地教人读诗的方法，就是说：“《诗》三百篇，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思想纯正、没有邪念。” 这是因为诗虽然有三百篇之多，根本内容不出赞美善行和讽刺恶行两类。读赞美善行的诗，可以感发我们的善心；读讽刺恶行的诗，可以惩戒、抑制我们放纵的志向；都是为了端正我们的心，使思想没有邪念。求学者认识赋、比、兴的体制，用来阅读风、雅、颂的诗，并始终以思想无邪为根本，那么《诗经》这一部经书就可以学习了。《诗序》的作者，有人认为是孔子，有人认为是子夏，有人认为是国史，都没有明确文献可以考证。只有《后汉书·儒林传》认为卫宏作《诗序》，这一说法流传于世。如今考察各篇小序，常常与诗文相抵牾，凭主观臆测加以附会，荒谬浅陋；能够根据诗文而得到诗意的情况，反而很少。它不是孔子、子夏所作，而是卫宏所作，这是明白的。各篇序原本合编为一书，到毛氏作《诗训传》时，才把序引入经文，分置在各篇开头，不作为注文，而直接当作经文。于是读者相互尊信，不敢议论；即使遇到讲不通的地方，也一定曲意迁就、穿凿附会，宁可使经文原文变得纠结破碎、不成文理，也始终不敢承认小序出自汉代儒者。只有朱文公的《诗传》才开始删去小序，另编一书；可信的序说便采用，不可信的就加以纠正。从此后学才知道小序并不可靠，听到了正大之道，实在达到极点了。如今我叙述朱文公的传注，编成逐句解释，用来教授初学者。又因为序与诗分开排列，不便阅览，于是依照毛氏的次序，把各篇序仍列在篇首，只是把行距排高或排低来加以区别，希望序说的是非，打开书便一目了然，也使诗的意义容易推求。《百一易略自序》六经没有比《易》更优先的，也没有比《易》更难的。刚开始读《易》就急于想通晓《易》的奥旨，尤其困难啊！孔子平常教人的话，只说《诗》《书》《礼》，对于《易》却从未说过一句。他自己说：“再给我几年时间，到五十岁来学习《易》，就可以没有大的过错了。”《易》难以学习，由此可见。如今想使人们大致知道入门路径，姑且叙述其中百分之一。《老子节注序》“道德经”也只是后人尊称这部书的名称罢了。看屈原的《离骚》，词人把它尊称为经书，就可以明白这一点。老子所说的道德，与六经以及孔子、孟子所说的道德不同，所以韩文公说：“把他所说的称作道，把他所说的称作德，并不是我所说的道德。”现在姑且按照老子的学说来读《老子》。老子的学问，大概喜欢谈论道体，却没有真正看见道的本体；想穷究道的根源，却没有精细探究道的根源。他论道以“无”为本，颇像周子“无极”的说法；他论述不欲而归于静，也颇像周子“无欲故静”的说法，但实际上仍不免有弊病。“无”不能与“有”相结合，体不能与用贯通。因此他的论说有弊端，他的学说最终也不能实行。求学者如果还没有精通六经、《论语》《孟子》以及周子、程子、朱子的学问，就想读老庄，自然是困难的事。比如《老子》谈“体道无源”的两篇，如果不是精通周子的《太极图说》，又怎么能够洞察老子的错误，认识老子的旨趣呢？《庄子节注序》我认为《庄子》中多用寓言。所谓寓言，就是把意思寄托在事物和人物上来说。因此，所说的事情和事物未必真的存在，所说的人以及那个人所说的话，也未必真有其人。这些话虚幻荒诞、奇异诡谲，有时令人喜爱，有时令人感叹，有时令人惊怪，有时令人惊愕；读者只应凭自己的理解去体会。《批评古文序》有人说：如今选录古文，却把李斯上给秦皇的《逐客书》排在《楚辞》之后。他的文章虽然优美，但他这个人又怎样呢？我说：不能因为作者的人品而废弃他的文章。况且把《离骚》列为卷首，是要以忠臣劝勉万世；把这篇文章列在它之后，是要以奸臣警戒万世。劝勉和警戒都很明显，读古文而首先明白这一点，难道没有一点帮助吗？

译《太极图说序》这篇《太极图说》是周子亲自撰写的，是道学中精深的论述。不仅道理深远，文章也简洁庄重、正大纯粹，完全是圣人经书和贤者训诫的文辞。如今选编古文，以《太极图说》《西铭》两篇作结，难道没有用意吗？文章和道理实际并不是两回事，是想让学习者由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的词章文章进步到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理学文章。用道理加深文章的渊源，用词章壮大文章的气骨，这样文章才不会有弊病。这就是我编次文章的大致用意。《增广历代通略后序》《通略》就是《资治通鉴》的大略。所编纂记载的全是前朝历代的事情，都是古代的事；起初并没有记载当今的事情。有人把它叫作《古今通略》，实在令人无法理解。《宋史讲义》是吕氏所著，其中议论大多详细明白，文辞也条理通畅。不过它成书于理宗朝，仍有隐讳而没有尽情说出的地方；如今已经可以不必顾忌了。于是我采录其中的长处，补充其中的缺漏，又多叙述我平日考订所得以及从父辈、老师那里听到的内容，再加上我管窥蠡测的见解。理宗、度宗两朝没有史书可以依据，姑且缺略不述。金朝的事情，廷芳（胡双峰先生）虽然略有叙述，但我也因为没有见到有关史书，不敢轻率下笔，全部留待后来的君子。至大三年庚戌岁仲夏十七日夏至。《两都赋纂释序》律赋受到格律的凿刻束缚，只有古赋才能鸣发天然之趣。科举考试第二场有赋，以古赋取士而不用律赋，这是多么盛大美好啊！《离骚》是赋的祖宗；往下降到汉代以前，除此之外还能归向哪里？班孟坚的《两都赋》气力有余，运笔没有困难。汉赋如果舍弃班固，又还能归向哪里？寅科各省取士考赋，众人都说湖广所取的赋最好，难道不是因为《天马歌》出自《礼乐志》，而且熟悉《汉书》的缘故吗？银峰金君尚絅用尽一生精力编纂、注释这两篇赋。他去世二十年后，他的嗣子谋划刊刻此书。董君季真嘱托我写序，我本来才疏学浅，怎么敢僭越呢？季真说：“你熟悉科举文章的事情，不必推辞。”我当时正与季真研习《书经》的精义，没有时间顾及别的。浮生半日，哪里能把尚絅一生所熟悉的内容全部说尽？然而这部书条理疏通有序，归宿明确。学习古赋的人，能够以尚絅熟悉班固赋作的功夫为借鉴，也就差不多了。于是写下这些话，放在书的卷首。《自得楼诗序》“自得”的说法从哪里开始的？大概是从邹孟氏、蒙庄氏开始的吧？所谓自得，就是内心安定地居守它。邹子的论说，是得到人的所得，而不是自己得到自己的所得；庄子的论说虽然奇特有趣、似乎不同，归根结底却是相同的。中斋赵君自己营造寿藏，又在旁边建了一座楼，题名为“自得”。他想让我为它作诗，但我没有读过楼中的乐章，不能作诗，请求辞谢。有人说：“没有韵语，为什么不能作序？”于是我勉强说几句。道可以接受，却不能由别人传授；内心必须自己有所领悟，外来的东西才能接受，否则就像把珠玉投进黑暗之中，却责怪它不接受我，这怎么可以呢？所以胸中必须有山水丘壑，才可能真正得到山水丘壑的妙处；胸中必须有清风明月，才可能真正得到清风明月的妙处。中斋闲适宁静而见识深远，是君子。他阅览闲暇中的古今，追求尘世之外的神仙境界，将要优游自在地享尽天年，大概就是想达到“自得”吧？所谓自得，就像人喝水，冷暖只有自己知道，不是别人能够给予的，也不是别人能够窥见的。万象充满眼前，整片天地都由自己领受，吸收它却不觉得满，斟取它也不会枯竭，供自己享用，真是无穷无尽的宝藏。那些不能自得的人，把自己和外物混同；即使外物建有高入云霄、可比落星的楼阁，也只能用视力所及的界限来限制它。我担心万象会因傲慢骄横而不肯顺从。中斋确实可以说是已经造就了“自得”的人。万象都以真实而又虚空的状态接受它，正是孟子所说的“自得而居之安”；不只是今天如此，即使俯仰于天地宇宙之间，也无处不是安居之所。庄子所说的“自得其得”，关键就在这里。若只是得到他人的所得，怎么能飞到九万里高空而使风就在身下呢？“自得”的主人听了，认为怎样呢？一定会说：“你的话可以说是得到了我自己所得的东西。”于是写下这些话。《定宇集》卷一 钦定《四库全书》《定宇集》卷二　元代陈栎撰 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