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文长逸稿卷之十九

译龙山子已经在住宅东北建起楼来，又稍稍并取邻居的竹子，在其中著书《乐道集》，和朋友们在其中交游宴饮谈笑，自己题名为“借竹楼”。当时方蝉子前往拜访他，龙山子说：“起初我先父选择居处住在这里，便买下邻居的土地来建宅；如今我办不到了，便借邻居的竹子来建楼，如此而已。”方蝉子起身环顾四周，指着这些竹子问道：“像您所借的，只是这一家邻居的竹子吗？不是吗？”他说：“是。”那么，在这一家邻居的竹子之外，还有什么呢？他说：“是其他邻居的竹子。”在其他邻居的竹子之外，又有什么呢？他说：“是会稽山，从南面远远伸出，又曲折延伸到东面。”山之外又有什么呢？他说：“是云天所覆盖的地方。”方蝉子沉默了很久，龙山子坚持启发他。方蝉子说：“您看见这一家邻居的竹子而感到快乐，想要拥有它却得不到，所以说是借来的吗？不是吗？”他说：“是。”那么，看见其他邻居的竹子而感到快乐，也是借；看见没有一样不是邻居的竹子而感到快乐，也都是借；再远一些，看见会稽山和云天所覆盖的地方而感到快乐，也没有一样不是借来的。为什么偏偏只说这一家邻居的竹子呢？” 假使您看见云天而感到快乐，却不说是借来的；看见山而感到快乐，也不说是借来的；那么近处看见没有一样不是邻居的竹子而感到快乐，理应也不说是借来的；又为什么偏偏只说这一家邻居的竹子呢？况且如果确实如您所说，假设把您的住处向东移到这一家邻居的东边，再依次直到云天，那么您所快乐并说是借来的东西，能不随着次序向东移动吗？而您所不说是借来的东西，反而不就在这一家邻居那里吗？又假设把您的住处向西退到云天的西边，再依次直到这一家邻居，那么您所快乐并说是借来的东西，能不随着次序向西移动吗？而您所不说是借来的东西，反而不在云天那里吗？那么您所说的‘借’，究竟安放在哪里呢？”龙山子惊觉地说：“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能忘掉远处的事物，却不能忘掉近处的事物；并不是真能忘情，而是因为事物有远近。凡是对可以得到的东西急切追逐，对不可得到的东西飘然自得，便自以为能够忘情；天下万物，全都如此。如果不是您，我几乎不能免于这种弊病。请您替我改掉题名，以扩大我的志向，好吗？”方蝉子说：“为什么要改呢？所谓‘借’，本来也是存在的。您的内心虚静而正直，行为清廉而闲适，文章铿锵有节奏，这就是您从竹子那里借来的东西；只是您自己本来不知道。竹子的根交错而坚固，形势高昂而挺立，流传出的风气萧然洒脱而不繁冗，这就是竹子从您那里借来的东西；只是竹子本来不知道。这样又有什么不可以呢？”龙山子仰头思考，低头释然。于是让方蝉子题写楼名，并记下这些话。○《百昌斋记》以“昌”命名的草有两种：一种叫昌阳，茎叶宽长，像剑脊，根部的节也高低不平，像马厩里的鞭子。它喜欢生长在泥泽中，采下叶子晒干后，用来熏烟帐和竹席，力量足以驱走蚊虱。仲夏午日，民家把它的根屑和雄黄调入酒中饮用，味道很苦而且辛辣；又常把叶子插在屋檐、门户和神厨之间，说是可以辟邪。另一种叫菖蒲，是当今世人珍爱的东西，所谓虎须菖蒲就是它。《图经》尤其看重它，不仅把它列为甲乙等次于昌阳；而文人中的六子沉溺于它，比《图经》所说还厉害。如果把世人珍爱的菖蒲买来装满一百个钵子，于是把书斋命名为“百昌”，请我作记。我常常前往观看，想夺取其中一钵，却做不到。唉，虎须菖蒲在《图经》中如此受重视，于是说它适合各种药用，又说服食它可以长寿，甚至可以成仙。六子对它的沉溺、世人的珍爱以及我的想夺取，并不是因为它能入药、使人长寿或使人成仙，而只是悦目罢了。假如要在午日使用它，虎须菖蒲难道可以取代昌阳而兼具其功效吗？广成子告诉黄帝时说过：“百昌都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岁时记》又引《吕氏春秋》说：“冬至以后五十天，菖蒲的叶子生长。”《吕氏月令》中没有这句话，大概还没有得到广成子的本意。吴人在正月初一，把柏树叶、柿子和橘子悬挂在堂上，说是“百事吉”。我记“百菖斋”也仿效这种说法，称为“百事昌”，只是少了一只柿子而已。幸好所种的菖蒲并不美妙，足以令人一笑。○《虚室生白斋扁记（代作）》《南华经》有句话说：“空虚的屋子里便产生光明。”可是前面一定先说“看那空缺的地方”，这是什么意思呢？大概光明不能自己产生，而产生于空虚；空虚也不能自己成为空虚，而产生于空缺。一间屋子之中，堆积着东西，收藏着东西，万物没有不充满其中的，就像大庭氏的仓库，又像欢里的牢笼；夜里连月亮和星星都看不见。这就不是空虚；不是空虚，也就不会有光明。当它没有光明时，如果能够空缺，就能自己变得空虚；自己变得空虚，就能自己产生光明。因此我说：“光明产生于不收藏，尤其产生于不关闭。不关闭，就是空缺，就像重重门户全部敞开一样。”后来《南华经》又说：“屋里没有空虚，妇女和婆婆便会争吵。”这正和这里互相印证。因此学习道的人，如果能够舍弃收藏，不把门户锁上，道就在这里了。虽然如此，黑与白是水火般相反的。老子、庄子本是一家，偶然有人把其中的矛盾揭示出来：庄子以产生光明为贵，老子以守持黑暗为贵，仿佛一家之中自相矛盾。其实并不是这样，月亮本是同一个月亮，晦日、朔日则黑暗消失，弦月、望日则光明产生。何况我们儒家也说：“幽暗而不显露，却日益彰明。”幽暗难道不是黑，彰明难道不是白吗？世人用文字损害辞意，往往像这样拘泥牵强。南雄翁的小叔名某，字某，有匾额题作“虚室生白”。小叔的居室，我的女儿年少而聪敏，是可以谈论道理的人；他托我作记，于是我写下这篇记。记是替谁作的？是女儿的父亲赵氏，‘堂’是堂名。○《天马山房记》

译天马山在松江郡城西北二十五里左右，相传是干将铸剑的地方。旧名叫于山，到唐天宝年间才改为今天的名字。它实际上是华亭九峰中的第八峰。九峰分别叫锺宝山、余山、细林山、玉屏山、罗山、凤凰山；其中锺宝山最为优胜。它的胜景在于嘉树林。机山、云山则最为著名，它们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二陆曾经在那里读书。这八座山加上天马山，合为九峰，彼此距离天马山都不过一里左右。它们既相互映照，又有不列入九峰的山，叫作小赤峰，与天马山相对而立，几乎像宾主一样。佛教、道教之流遇到一丘一壑，往往便在其中修建居处。然而考察地方志所记的八山，情形并不相同；唯独天马山的佛寺道观多达数十处，因此修道之人、剑客以及羁旅游人和吟啸的同伴接踵而来、肩摩踵接，却始终不知道其中究竟是什么缘故。此外还有大卯，黄浦环绕它的东西两面，距离都不过几里左右；向远处眺望大海，也仅在百里之内。唉，其中的情趣可以想见了。华亭的璩仲玉起初居住在城郭之中，隆庆壬申年父亲去世，父亲把安葬之地选在这座山上，于是他建屋奉养母亲而居住在那里，也就在那里读书。后来他来到南都，在市门处与我一见，交往日久，彼此十分投契。他将要告别时，把天马山的遗迹像上面所写的那样向我陈述，请我为他作记。依我看仲玉，他精神昂扬而目光斜视，头发多已斑白，才艺很多，却不被才艺所束缚；他的傲岸中似乎正要逃离什么。他自称比在这座山上葬墓的三位先生更高明，握着笔和锥子忽然振作起来。他又自称与二陆不相上下，然而这些难道足以增加仲玉的声誉吗？仲玉这次来，已经从天马山得到很多东西了。我反而要说：这些还不足以使仲玉声名更高吗？仲玉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正确。我听说仲玉善于向白莲本师请教，如果经过那里，就拿我的话去验证他，究竟对不对便可见了。○豁然堂记　前半幅点染故佳 越地的大山，如禹穴、香炉、蛾眉、秦望之类，有十几座；小山多得无法计数。至于湖泊，总称为鉴湖，而支流和湖汊又各有分别，流出的水道更是多得数不清。郡城隍祠在卧龙山的山臂上，它的西面有一座堂，正处于湖山环抱会合之处。说它的景色，大致是青山缭绕、白水萦回，山峰如发髻耸立，湖水如衣带澄澈；近处俯视城墙，远处可望村落。其中林木草莽、田地洼地交错分布，鸟兽人家、宫室房屋时隐时现，稻、黍、菱、蒲、莲、芡等物产，耕作和渔猎所用的犁、船桨等器具，纷纷散布在洲渚低洼之间；烟云、雪月的变化，则在朝夕之间倏忽呈现。方圆几十至上百里之内，宏伟壮丽和纤巧华美的景物无不汇聚于此。游人衣襟带间，有时还可见游船和美酒，歌声笑语彼此应答，仿佛当年龟龄所说的莲女渔郎，也时时点缀其中。因此登上这座堂，不必询问来者是谁，即使有外物触动、内心郁结烦闷无聊之事，每次一经眺望，烦恼忧虑便顿时消散。在这里任职的人，每逢宴请宾客，也往往把厨房设在这里。只是堂的规制没有章法，四面都被遮蔽，西面开窗，只能容下两个人。宾主的座位一定朝东，但这样便背对湖山；起身观看一番，回座后景色又随即看不见了，这就是坐在狭窄处排斥开阔明亮，自己造成昏暗闭塞。〔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里〕 我认为这样很不好，便把西南两面窗户所在的墙全部拆取，开辟东面一侧，使宾客坐在东边面向西方，倚着栏杆临望湖山，这样整席之间都不会失去湖山之景。这样一来，先前所说的那些景物，就像舍弃闭塞而趋向开阔、离开昏暗而接近光明。我给它命名时想，没有比“豁然”更合适的了。命名之后，又思考其中的意义，说：唉！人的心本来只有一个；当它被私欲遮蔽时，往往只知道有自己的七尺之躯，即使同室亲人的痛痒就在眼前，也茫然如同什么都看不见，不正像先前的湖山虽近在眼前，却被遮蔽而看不见吗？等到遮蔽已经除去，即使四海之内与自己疏远之人的痛痒未必就在面前，也会明亮得仿佛没有一件不映入自己的眼中，不正像如今的湖山虽远在百里之外，却通过窗户而尽收眼底吗？由此看来，心胸豁达与不豁达，只相差一线；而私心一旦消除，能否公正地对待万物，关键就系于此。给这座堂命名的人和登上这座堂的人，都不可不相互勉励；难道它的意义仅仅在于一片湖山吗？既然已经命名，我便把其中的意义公诸世人。于是写下这篇记。○万佛寺记 距京师约六十里，有个县叫房山，山叫大南峪。那里原有一顷地，起初只建了一间庵，供僧人能贵居住。后来中人某某等人认为南面的土地很广阔而且优美，又处在县界之内，暑雨冰霜之时，来往的人很多，常常背弯肩红却没有休息停留的地方，便想扩建它，于是逐渐拿出集资的钱，又让同党和募捐者把钱交给能贵。从嘉靖辛亥年开始，到万历己卯年，寺院建成。寺中有三间大殿，东西两翼各是它的两倍；厨房和沐浴用房的规模也与大殿相当，计算这些是为了容纳众人。设置一口大钟，是为了召集众人；凿一口井，是为了供众人使用；建一座佛塔，而佛像的数目超过一万，于是把寺院命名为万佛寺。到这时工程完毕，便来请我作记。如今大户人家召集宾客，没有不表示敬意的。但宾客三五人时还从容，十人便警惕起来，百人则惶惶不安，只怕其中有人有所失误。敬意本来是一样的，却有从容和忧惧的区别，是因为宾客人数多少不同。这与用草泥和金碧颜料塑成佛像，把它们安置在佛殿中，世人骤然望见时的情形有什么不同呢？佛像一尊时显得寥落，十尊百尊便显得纷繁，到了千尊万尊便光彩焕发，接待它们尚且来不及，何况还能轻慢它们吗？不过，这还只是从敬意来说。至于使人畏惧，也没有不是这样。假设设置幽都的牢狱刑具，用来恐吓那些不守规矩的人，起初只看见一件刑具，便会惊恐；看到三五件，就忧惧不安；看到十件，便毛发竖起，转身逃走。上等智慧的人不必等到受到敬仰或畏惧，自己就会行善；下等愚昧的人，要畏惧惩罚以后才会行善。至于因敬仰而成为善人的，大多是中等以上的人。人的禀赋属于上等和下等的少，属于中等的多，那么设置足以引起敬意的事物来促成他们行善，人数多的便胜过人数少的。佛像达到一万尊，引起敬意的条件就多了。所以我因此为某某等人的喜悦而写下这篇记。不过我听说能贵有戒行，这大概是接近所谓“敬”的，因此如今他得以从万佛寺迁往主御所建的慈寿寺中任住持。○诸暨学记

译诸暨的学校自国初至今已有二百多年，新建过三次，却又三次倒塌，师生都不得安定，从事学业的人也因为居处和讲习场所不专一，于是报告说打算重建。只是征集费用很困难，恰逢有废置馆舍的钱和学校学田的年收入折合成银两，共有若干两，估计略微足以办理此事。于是把所有堂阁——明伦堂、尊经阁以及殿堂廊庑等房屋——全部翻新。礼乐器具中损坏而不齐备的，补充并更换；射圃原来没有围墙，逐渐湮没而成为民居的，也恢复并筑起围墙。工程始于万历癸未年十月，经过三个月才落成。如今官府修建公署，百姓修建私宅，工程结束，官府只向上级长官报告落成，工匠只向主人报告完工罢了。县令长官修建学校，所从事的是学业，而他的身份又是老师，难道也可以只报告落成就算了吗？那就必定要有所训诫。假如训诫流于空泛，只袭用旧说，还不如不训诫。如今关于此事的旧说有两条：一是说学校用来明白人伦，我怎么能不把它叫作明伦堂？二是说学校要致力于尊崇经典并深入探究，以求实用，不抄袭旧有的空泛说法，我怎么能不把它叫作尊经阁？减少旧有的空泛说法固然可以，但若明伦一定要强迫人追随古代胶庠的迂腐习俗，尊经而减少空泛说法，却又让人完全舍弃科举经义，一心钻研古书，那么法堂下的杂草恐怕都会长到几尺深了，又何必拆掉房舍来翻新呢？如今愤怒乖戾与温婉愉悦，都表现在形貌和脸色上；舌根强硬，愤怒乖戾就是劳苦，温婉愉悦就是安逸。博闻强记与专心精研，都作用于心思；博闻强记是劳苦，专心精研是安逸。人情没有不厌恶劳苦而喜欢安逸的，而且安逸的效果广博，劳苦的效果微小。可是如今做子弟的在家中、做士人的在同类之间，反而舍弃温婉愉悦而选择愤怒乖戾，排斥专精而推崇博记，这是为什么呢？他们厌恶安逸而喜好劳苦，舍弃广博的功效而一起趋向微小的功效，这是什么道理？也许是训诫他们的人迂腐，世人苦于遵从，正如我前面所说，因此不得不全部背弃并抛开它吗？然而，把愤怒乖戾换成温婉愉悦，专务精研，舍弃博记，劳逸相差既然如此，而人伦也因此日益明白，经书也因此日益深入，尊经的功效相差百倍，又是这样，难道也可以推说迂腐而苦于遵从吗？医生医治疾病，处方相同而引药不同，病就有治愈和不治愈的区别。别人的训诫，是明伦与尊经，犹如医生开出的处方；我的训诫，也是明伦与尊经，犹如医生所用的引药。不过，这种训诫并不是对所有人的通用训诫；没有病的人不必等着开方，何况还要用引药？我难道敢说诸暨的士人全都有病吗？同僚和属官某君某都参与了修建，其中负责督办工程的某人劳苦最多。○刑部题名记（代作） 刑部设置题名碑，始于尚书白公昂。经过若干年，万公镗又重新修整它。白公有记文，万公还没有写完记文，便调任吏部而离去。后来何公鳌才重新写了记文。大致说来，白公开始这项工程时，排列长官和副职，只按照到任先后为次序，不问职位高低。而万公则改了这种做法，先列长官，其次列左右侍郎，又在下方留下空白，便于以后续刻琐细事项。至于籍贯、任职和调任，也都没有遗漏。然而他追溯创建经过，分别说明沿革以及各司分合的详情，说明任官理政和守职的法则，又以劝诫来结束，用来昭示后人。这样看来，白公创始的辛劳，是不可缺少的。到现在又过了若干年，担任长官和副职的，又有若干人了。如果现在不继续记录，后世将更加荒废，不仅无法昭示后人，也会更加违背前人的本意。因此我谨慎地把长官和副职诸公的姓名刻在石上，依照旧法，并附带写下这些话：“古人谈论图经，其中药石的名称已经记载得很完备了。到了唐代编修《本草》，把遗漏而没有记载的药物搜集补入，不论数百种，都是补益虚弱、疏通滞塞的资助。至于名医用药治病的医案，连同那些人的姓氏、籍贯，从和缓、扁鹊、仓公直到近代的朱氏、李氏，大概前后相望，每年都多得写不尽。”〔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千年〕 让后世行医而漫不经心的人，也就只会漫不经心罢了。谨慎的人则一定要查清那位医者，说：某人曾用某方治疗某病，我谨慎地考察它，这样方法才不会错误。否则也只是漫不经心罢了。如今把形制和内容记录下来，用来补救缺失、疏通滞塞，就像医治这些文书；又像医案中记载某人使用某种方法来处理某件事情；也像《本草》和图经中记载药物。如果不写下医者的姓名，那么对于和缓、李氏、朱氏来说，也只能是漫不经心：不知道医者是谁，也就没有可以奉为准则的人。由此看来，姓名被记载还是湮没，难道是小事吗？创始者已经倡导了，继承者如果不相应响应，久而久之也会一同湮没。○三贤祠记 溧水有一座名叫便民的粮仓，在日球湖旁边。距离县城约五十里，湖面宽阔而险要，运粮的人常常翻船。又因为距离遥远，需要守卫南畿的将士，假如不能按时到达，粮食就无法发放。能够发放时，县令长官又不能经常前往查看，于是守仓的人便有机会侵吞损耗，发粮时又多被将士搜刮，百姓苦不堪言。等贺侯某来任溧水知县，询问百姓的疾苦，有人说到便民仓的不便。贺侯于是把球湖仓迁到红兰埠。红兰埠距离县城约二十里，县令长官早晚可以往返一次；从京畿来领粮的人一到，长官便可方便地前往监督，百姓有所依靠，士卒便不敢多索取一斗一升。又因为距离近，容易守卫，不会有侵吞，也没有风浪，不会翻船；百姓因此除去三种祸患，得到三种便利。贺侯治理政事又能先抓根本，清廉仁厚而且有才干。如今他离任被召回已经若干年，做御史也有若干年了，百姓思念他，便在某处建祠。祠堂建成后，借某人来请我作记，并且说：“继贺侯之后任县令的是傅侯某，继傅侯之后的是吴侯某，他们的贤能也和贺侯一样。百姓一并感念他们，也将一并建祠，或者也可以一并写入记中吗？”我认为贺侯正处在要职，吴侯正在本县任职，如今这件事似乎不能不使好事者产生疑议。至于傅侯，他是受到谴责的人，百姓有什么理由依附他、援引他呢？由此更加知道这两位侯爷确实给溧水带来了恩惠。贺侯对于粮仓的工程，已经如此明白；吴侯则列出十几条赋税文书，为了使百姓得到苏息，多次向上级官员据理争辩之后才获准。傅侯曾经写过数百字的乡约，恳切诚挚，如同在同父子家人说话；这些全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事。事情虽然不同，最终都归于仁爱。譬如上党的参、滇地的茯苓、岭南的桂皮，都足以治蛊病、使僵卧者复起，都是陈藏器所称述的药物，同列于一部药谱。○修郡学记　语言能够删取要旨

译郡学自府梅公某修治以来，到现在经过若干年，又逐渐毁坏。隆庆戊辰年，适逢广德岑公某从南垣出任知府，便重新修建。新建的先师殿一座及廊庑，用来排列先贤；东西二门、内外棂星门；三卿贤祠一座，共四项工程、七座建筑。所建房屋共六十一间。过去没有的建筑有：南、西两馆，用来居住诸生，共二处；乡贤祠旁建厂屋，用来准备仪仗，一处；射圃建亭，用来供人观看，一处，共三项工程、四座建筑。所建房屋又有四十一间。总计房屋一百零二间。各项工程费用以银两计算，共四百八十余两。当时把每件事都责成丞某某完成。工程始于己巳年某月某日，到庚午年秋八月落成。学官子弟某等若干人相互说道：这项工程，举办起来很盛大，工程很浩大，功德不可以忘记，但遗迹却容易湮没。为什么不把它刻写在这里呢？于是磨石，将大略记载如上。大家一起请某某写记，说：古人建造大型工程，有文字记载；但文字只用来记录时间而已，没有其他言辞。写辞并非古法。不过，学校兴建，士人写辞是可以的。近世为学校立碑并作文，没有比新建公更好的了。他的言论十分灼然，认为学校的更新在于主管官员，学者自身的更新在于士人。唉，这话说得极其精到！我私下又接着说：学校由新变旧、由旧再变新，如同循环不止。今天主管官员相继兴办学校，正是这样。士人对于自己的学业，也应当新而不旧、旧而复新，必须像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那样不断自我更新。谁能承担这件事呢？我没有才智，冒昧把这些话为诸位写下。至于岑公的治理，有许多功绩不能一一述说；或许应当像《诗经》的《泮水》《閟宫》那样，另篇记载鲁僖公的功业，这才符合这种文体吧？○蜀汉关侯祠记 蜀汉前将军关侯的神灵，与我们孔子的道并行于天下。然而祭祀孔子的祠庙只在郡县而已，关侯的祠庙却遍布九州之广。从上至都城，下至村落，即使只有几户人家的地方，也无不集资建祠，塑造他的像，让他面对车马弓刀，竭尽当地力量所能办到的一切。集资时，即使妇女儿童也都欢欣踊跃，只怕落在别人后面。拿它与奉祀孔子相比，几乎还超过了。唉，也真盛大啊！我认为关侯之所以能使人如此，有两个原因：君子看见他的大节，便认为孙权以大国之君的身份向他求婚，他却辱骂使者；羁旅于强大的曹操之处，曹操薄待他的礼遇，他一夜之间离去而不告辞；最后被逼迫得无处可去，想迁徙以避祸，这在众多将帅中似乎没有可以和他相比的人。普通百姓看到他的细节，则多从稗官野史和小说中取材，聚在一起私下议论吴国，或编成歌谣传唱，常常彼此惊叹，如所谓“曹操把关侯和嫂嫂关在一室”以及“亲手杀死吕布的妻子”等，都是正史没有记载的事，人们却共同相信并感到惊异。然而我认为，这些都不足以完全说明关侯。评论人物贵在举出他的全貌，而一个人被谁认可，也要看认可他的人是什么样的人。诸葛亮是大贤人，张翼德是关侯最亲近且地位尊贵的人，尚且还曾指出关侯的短处；从张翼德以下的人都没有能够符合关侯心意的，只有诸葛亮称许关侯卓异超群。先主是英明的君主，为关侯报仇，宁可失去自己的国家也不后悔。他们二人的评论最为可靠，因为都亲眼见过关侯平日的作为，深刻了解他的全部。难道后人所说的，君子和普通百姓各自从一两件小事出发，各据所见，数说他的优点来称扬他，能够与之相比吗？这就不像孟子称说孔子那样。追究到极致，孟子只是举出子夏、子游、子张、宰予、子贡、有若等人的称誉来回答公孙丑，孔子的圣德于是才成为无法用言语穷尽的。因此我评论关侯，也只根据诸葛亮和先主对关侯寄托的心意；这样一来，关侯的美德大概多得无法数尽。不这样做，后世祭祀关侯的祠庙反而独盛于孔子，岂不是会留下非议吗？马水口在万山之中，是防备胡人的要地，近来设置参将，统领三千人。辽东李君某是当今宁远伯的嫡长子，世人称为名将军，他凭借才干、勇气、忠诚和廉洁奉朝命掌管此事。到任后节省自己的俸禄，营建关侯祠，建殿三座、门一座，并建三间正房和两廊，壮丽整洁而不奢侈，工程一开始人们便欢快趋赴。李君告诫不要急于求成，经过若干个月才完成。恰好适适公的书信送到某某处，从燕地寄来，命我作文记载，于是写下此记。○稽古阁记（代作） 凡是设置学校，都是为了明白人伦。如果明白人伦就停止在这里，仅仅达到子舆氏所说的儿童爱亲敬长，那么人人从自身和内心取得这些就足够了，何必向别人求问？既然向别人求问，却又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又何必考察古代？只是因为从自己爱亲敬长的萌芽推展开来，直到国家天下这样的大事，礼制的极致有五类，大的礼数有三百条，小的多至三千条；于是求学的人想凭自己创制出来，便会力量不足；想自己思考得到，又时间有限，而实际应用不能等待。古代的圣人贤者本来已经各自竭尽心思，并在实际事务中加以验证，经历数千百年的长久时间，汇集众人的长处，写入经书，以等待后人取用。这些并非一人一时所汇集，仿佛高处成为丘陵，低处成为川泽。我们的夫子所说文王、武王的典籍，以及他致力于搜求杞、宋两国文献，都是这个道理。各部经书不可以忽视，后世学者也必定要从事考察古代，大概就是如此。后来有些人偏离外在事物、驰骋空想，过于惩戒讲求文字，于是想把文字全部束缚起来，直接求取本心；他们的本意原是为了挽救支离破碎的弊病，但不善学习的人一下便陷入割裂混乱，也无法遵循考察古代的意义，反而把它看成多余之物，何况他们所处的地方和所居的房舍，哪里有一个曾经顾及这些的呢？我明白，凡是府、州、县所在的地方，必定设置学校来彰明人伦，又往往设置名为“稽古”的楼阁来辅助学校。唯独山阴县学一直没有设置楼阁，近来因为前面所说的缘故，大概是来不及了。如今贵溪徐君某，贤能而富有文才，仍然留心于教育之事，开始筹建楼阁。适逢有应当赎回的钱款，便把这件事告诉我；我向省中大吏请示，楼阁于是建成。楼高三丈三尺，进深增加三分之一，面阔为进深的两倍。从甲戌年仲冬初五开始，到乙亥年望日落成。唉！古人经过宫阙就快步走，经过宗庙就肃然恭敬；有这样的感触，就必定有这样的回应。如今楼阁建成，难道不是诸位学生受“稽古”之意触动的结果吗？即使如此，在还没有楼阁的时候，假如有人响应稽古之意，不聚集在楼阁中，也仍然是在稽古，谁能禁止他们呢？如今楼阁已经建成，假如没有志于稽古的人，即使聚集在楼阁中，也仍然不是稽古，又有谁能禁止他们呢？这全在诸位学生自己。《养贤堂记》（代作，未采用）

译明朝初年，县学登记在册的廪膳生员有二十人，增广生员数量加倍，于是设置号房，让他们按等级居住。这两类生员有膳堂，供二十人在其中用膳；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专心学习，勤惰也容易考察。到了弘治、正德年间以来直到现在，附学生员多达四五百人，不仅号房无法容纳，连原先两类生员也都散居在外，廪膳生员也停止在膳堂用膳。膳堂有时废弃，有时保存；山阴的膳堂废弃将近二十多年，没有人提议恢复。恰逢如今某侯来主持县政，等到三年任期将满，几乎达到了没有诉讼的境地。于是又顾及士人，文教大为兴盛。不久他想到：“鲁国的正月不向周天子报告，羊也不能因此废弃。”于是就在学宫右侧建造三间堂屋，题名为“养贤堂”，用来供二十人聚集用膳，希望他们像从前一样专心学习并考察勤惰。诸生共同振作起来，又把这件事绘图刻记在石上，私下比拟于古人把格言写在衣带上的做法，联名请求我作记。我认为天下的事情，以实际效果为贵，但名称也不能废弃。如今皇上设廪膳供养诸生，有司修建堂屋，以便利诸生用膳；诸生接受供养，也不敢不用心而嬉戏，这是实际。修建堂屋而一定题名为“养贤”，又刻碑阐明养贤的意义，这是名义。那些不必督促却勤奋的人，致力于实际行动，并不需要借助名义来警戒自己。万一其中混有懒惰的人，他低头吃饭，抬头看见匾额和碑文，说：“这里是为养贤而设置的。”我吃着供养贤者的粮食，难道可以辜负“贤”的称号吗？如果这样还说名义对实际没有补益，那恐怕并不是事实。因此我作《养贤堂记》，谨慎记下侯的任期和建堂时间：“侯名某，凭辛未年进士身份任知县。堂始建于某年某月某日，落成于某年某月某日。” 《史氏桥记》水牌东南有若干处沙洲，其中一处距离昌安门约五里，环绕沙洲居住的人家不下千余户，而史氏占其中的十分之二，并且大多住在洲中。后来有史某从洲中迁到北岸，从此族人常有向北迁徙的。每逢岁时祭祀聚会，总因乘船而感到困难，于是改建木桥。木桥容易坍塌，便又免不了乘船。后来史某的侄子某人辞去府判职务归来，考虑到方便通行，便捐钱买下北岸适合建桥的地方，长宽都各有一丈二尺，于是修治洲北的道路，又略微率领众人捐资，靠着沙洲向北建成石桥。桥长约五丈，宽度减少四分之一。工程始于某年某月某日，过了几个月建成。沙洲以北原来要乘船才能往来、如今开始聚会的地方，已经因桥而便利；而这座桥向北连通三江，向东到海则通达曹娥江，凡是百余里内行旅商贩的往来，都应当没有不便利的地方，不只是方便史氏一家。桥建成后，众人谋划刻碑，碑刻成后前来告知我，于是我把这件事写了下来。《正义堂记》有一件事由一人倡议而众人响应，不到几个月，三百人捐银，合计一千一百四十多两；买地一百亩，分成畦地三千六百多畦；房屋大小合计四十间，果树、木材和荫木还不在其中。像这样，暂且可以把它看作谋利吗？回答说：可以说是谋利。又问：谋利将用来做什么？回答说：用来埋葬本乡夭折的孩子。问：埋葬为什么要筹划，所用的利益又为什么这样多？回答说：夭折者不埋葬也就罢了，既然要埋葬，就不能只以一百年或十年计算。因此，用一千畦地等待埋葬，用七间屋存放棺材，余下两千畦用来招募种植者，十间屋用来招募建屋者，把收益储存起来，以备新的埋葬和祭祀。土地适宜种植，也适宜守护；一间屋供守护者居住，另一间屋用收益供给守护者；五间屋和六百畦地免收收益，以招募种植者。又请鬼神和厉神降临守护；观音大士、关壮缪、张英济三位尊者，是当时所崇奉、百姓所仰望的神灵。供奉他们的屋子合在一堂，共有三间；土地神的祠屋有一间。这些都是先后建成的，中间自行建造的堂屋只有三间。堂屋南面有四间屋，正堂东西两侧各有三间屋；所谓“耳”屋较小，不太适用，“肱”屋略大，可以作小规模使用。凡是大规模集会商议，或有大工程，必定在堂中进行。像这样，从前面说是谋利，从后面说又是谋利吗？还是合乎义呢？回答说：唉，是合乎义的。不只是合乎义，仁、礼、智、信也都包括在其中。什么叫仁？就是恻隐之心。因为有恻隐之心，所以兴办埋葬，义便成立；因为兴办埋葬，所以筹划斟酌，智便发挥作用；因为筹划斟酌，所以创立祭祀，礼便兴起；因为创立祭祀，所以众人不会懈怠于劳役，风俗不会偷懒怠惰，信也因此树立。我所以说它把这些都包括了。客人说：《诗经》说：“别人有心思，我可以揣度它。”这项事业的倡议者，是本乡白子某。白子从前看见有人把一具寄存的棺材放在禅寺中，三次发生变化：起初被搬到路边，后来溃坏，最终丢失了。因此，如今开始兴办埋葬的义，最终归根到底是恻隐之仁。即便如此，我以义开始，难道就能保证人不会以谋利结束吗？回答说：不能保证没有这种情况。如果真有这种人，那么就是人能够有恻隐之心，而他却不知道羞恶之心；这是子舆氏所指斥为不是人的人，而他自己却甘心如此。难道他真的不是人，却要夺取鬼的地位吗？恐怕连鬼也会认为他不合格。后来有客人到来，听到这些话，拜了两拜起身说：“好，姑且把这件事放在堂中，等待记文。我冒昧以记文相烦。”我不敏达，起初听说有人出卖这项事业，认为其中夸饰过甚，便以为凡是在这座堂中办事的人未必都合乎义，所以发问；如果不发问，也就不知道凡是在这座堂中办事的人都合乎义。董子说：“端正自己的义，不谋求自己的利。”但有些事情本来就必须先谋利，才能使义得到端正；否则《易经》为什么说“利于万物，足以和合义”呢？所以可以知道，兴办这项事业的人，是谋求利益而又端正义的人。问：堂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正义堂”。问：合宜。问：客人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受采说：“更加合宜。” 《三省殿记》

译神灵在下界接受祭祀，地位尊贵而且灵验的，楚地有玄帝，蜀地有梓潼帝君，江右则有张天师。三位神灵虽然所处地位不同，主持的教化也不同，但说到辅佐守卫国运、代替上下承受德福，就好比不同山谷中的回声，内外呼应；从根本上说，都是帝与师。历代都尊崇他们，到了我朝明代，仍然大有封赏。自文皇帝征役武当山以来，历代圣君承继此事，报答神灵的典礼没有不虔敬的。当今皇帝继承皇位，确实一向勤勉恭敬；凡是有所施行，早晨举行，晚上就有回应；时令调和、谷物成熟、万物没有夭折的情况，已经八年了。后来皇上起身思考，仿佛说：“如今这样的大顺境，难道只是人的力量所能达到的吗？我将更加为百姓向诸神请求福命。”于是减少尚方的费用，增加拨发大长秋每年的盈余，寻求在阎浮世界以清净慈悲住世、死后仍有利于众生的人，为他们建宫祠。又治理修建妨碍车舆步行的桥梁道路；凡是百姓的疾苦，都像已经加在自己身上一样。皇上希望使百姓脱离疾苦，也像自己脱离疾苦一样。于是侍卫之臣，如某官某、加某某等人，谋划如何恭敬承受皇上的德意，以微薄力量帮助广大国政；他们于是找到都城西南的菜市口，取得若干亩有余的土地，建造一座殿宇，塑造前面所说的三位神灵供奉其中，并将殿名为“三省殿”，意思是楚、蜀和江右三地。工程完毕后，某人因此请某人作记。我认为天下的事情，只要不偏私于自己而有利于他人，就不必问做事的人是谁、所做的事是什么，都可以赞助天地化育之理，而不妨害其成为正道。假如存有私心，那么名称即使正确，实际却不正确，最终也免不了灾祸。以我从前所见，有人借斥责邪说之名，任意请求把宫观、佛寺的土地全部归给自己；名册中大多是士大夫替他们办理的，但这样做的人，后来没有见到谁能最终保全这些财产。至于舍弃住宅建成宫观寺院，舍弃财产和产业作为费用，即使只是平民百姓，后世仍会世世代代称颂其人，塑造其像，使福泽遗留给子孙，永无穷尽。何况是侍卫之臣，又何况是仰体皇上为百姓祈福之意的人呢？由此看来，行正还是行邪，不可以徒有虚名而追逐。于是有所感触，作记说：殿宇始建于某年某月某日，经过若干月若干日建成，耗费金若干两。殿中屋宇共若干间；至于掌管门户、锁钥以及焚香修行，则谨慎选择道士某及其弟子若干人充任此号，如不是合适的人选就更换。《徐文长逸稿》卷十九完。《徐文长逸稿》卷二十 山阴张汝霖肃之父评选，王思任季重父评选；张维城宗子父校订辑录。碑 《山阴刘侯去思碑》《王先生去思碑》（代作） 《沈氏祭田碑铭》（代作） 《沈氏为外亲营墓及置祭田碑铭》（代作） 《山阴刘侯去思碑》一个治理方圆百里的长官，要听取和裁断方圆百里百姓的事务，长官的心只有一个，并不是两个；耳、口、眼也只有一套，并不是两套。然而百里之内的百姓，大概有成千上万，他们的心也有成千上万，耳目口舌更是如此；并不是成千上万颗心和成千上万双耳目、张张口，怎么能应付这样众多的事务呢？何况鬼魅凭借隐藏、狐狸凭借奸诈，层出不穷地利用长官顾及不到的地方；若想只凭一颗心、一双耳目、一张口来面对他们，一旦判断不当，强弱就会颠倒，淳厚和狡黠也无从分别。文书史吏兴起后，暗中掌握衡量公平的权力，十件中有一件公平、九件不公平，诽谤怨骂于是兴起，怨声也随之出现。唉！既然如此，谁说听讼断事是容易的吗？刘侯名某，任我们山阴的长官；他的才能确实足以振兴弊政、修补破败，只是承接某侯之后任职，某侯安然承受而已。这句话是文章的骨架，我不想搜罗显赫的事迹来夸耀、更改旧政。唯独他听讼断事，真像止水一样清明，连人的眉须都没有不能照见的。就像禹铸造九鼎，即使有魑魅魍魉，也都会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而无法逃脱。他裁断案件、权衡高下，又像秤和砝码一样，没有不恰当地符合轻重标准然后才停止的。从一件事到百千件事，从一天到三年，百姓愁苦而来，没有不欢欣而出的。因此，在整个方圆百里的县邑之中，安安稳稳，仿佛没有事情发生。吏胥、舆台一类的人，也都缩手缩脚地退避。听讼断事时，没有人敢夺取百姓一粟一钱。汉史中，刘陶凭孝廉身份任顺阳县令，没有别的事迹，只是因为县中奸猾之人很多，而刘陶能够察访揭发他们。他离任以后，吏民思念他，作歌说：“忧郁不平，思念我的刘君；什么时候再来，使我下民安宁？”如今刘侯因为被征召入朝，百姓思念他而作歌，也和这相似。事情还没有结束，百姓又谋划共同撰文刻碑，并嘱托我写下来。唉！这本来就是应该的。过去县学坍坏，刘侯修缮它，却不让百姓劳苦，也不让他们破费。江水冲刷，天乐侯修筑堤岸，长度约十万丈，宽窄长短根据田业情况向主管者征取，百姓也不知道有劳役之苦。凡此种种，都是教化和养育百姓的大事。然而如果学校没有坍坏、堤岸没有毁坏，刘侯也就不会去兴建。我所说的他不搜罗显赫事迹、不一定要让功劳出自自己，大体就是这个意思。唉！有才能却不急于求名，这就更加难得了。《王先生去思碑》（代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