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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钦定《四库全书》　集部第三 《旴江集》　别集类第二【宋】提要 臣等谨按：《旴江集》三十七卷，《年谱》一卷，《外集》三卷，是宋代李觏所撰。李觏字防伯，建昌南城人。皇祐初年，他因被荐举授任太学助教，最后任海门主簿。曾在太学任说书，事迹详见《宋史·儒林传》。考察李觏《年谱》，其中称庆历三年癸未编成《退居类稿》十二卷，又于皇祐四年庚辰编成 《皇祐续稿》八卷。这部集子是明代南城人左赞编纂的，共收诗文杂著三十七卷，前面列有《年谱》一卷，后面把制诰、荐章之类编为《外集》三卷，大概不是李觏当日的旧编。宋人多说李觏不喜欢《孟子》；余允文《尊孟辨》中记载李觏平时的话十七条，但这部集子所载的只有“仲尼之徒”一条，却没有 谈论齐桓公、晋文公之事以及伊尹放逐太甲、周公封鲁三件事，大概是左赞忌讳这些话而删去了。集子开头载有祖无择《退居类稿序》，特意把孟轲与李觏相比。集中的《答李观书》又说：“孟子大概是宣扬醇厚而指摘瑕疵的学说，不可以再随意加以轻重评判。”其他文章中也多次引用孟子，这与宋人所记载的种种情况相反。根据被删去的那些平时言论推测，难道不是左赞篡改错乱了原文吗？李觏的文章格调仅次于欧阳修、曾巩，他关于治理体制的论述都可以落实到实际运用上，所以朱子说李觏的文章确实从经书中有所领会。他不喜欢孟子，只是偶然的偏见，并不像欧阳修那样 喜欢《系辞》，两者可以置而不论。左赞却一定要曲折弥补，务求抹去痕迹，他的见识实在浅陋。集中《王土》《书明堂》《五宗》三篇都另有图，这个版本没有收载，或许是久已散佚失传，未必是左赞删去的。李觏在宋代并不以诗著名，但王士祯《居易录》曾称赞他的《王方平璧月》《梁元帝送僧还庐山》《忆钱塘江》五首绝句，认为其风致近似李商隐。如今看这些诗，只有《梁元帝送僧还庐山》一首不显得有鄙俗寒伧的面目，其余都无愧于王士祯的称誉。陶渊明曾作《闲情赋》。 《湘山野录》记载李觏《望海亭席上作》一首，这部集子没有收录。当时蔡襄任福唐太守，在这座亭子邀请李觏和陈烈饮酒。陈烈听到官妓唱歌，刚一开口，便越墙攀树逃走，讲学家把这件事当作美谈。李觏所说“山鸟不知红粉乐，一声拍板便惊飞”，正是用来嘲笑陈烈的，大概也是左赞认为它轻薄而加以忌讳删去的吗？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旴江集》原序 孔子去世以后，经过一千多年，这种文化已经衰败。其间的作者，如孟轲、荀卿、贾谊、董仲舒、扬雄、王通之流，在不同朝代相继出现，却不能挽救衰败、补救弊病，是因为职位不能得到，志向不能施行。如果能够得到职位来施行自己的志向，那么三代的风气，我知道一定能够恢复。唉！秦汉以来，不实行礼乐，却任用刑罚来驱使百姓，想把他们纳入治理之中，结果恰好只能使天下混乱。历代延续日久，人人都认为天下本来就应当这样；能够达到治理却没有达到，只是时势如此罢了。因此有人奋笔论说，写成章句，最终却没有达到礼乐的境界，这种文章实在是末流啊。旴江李泰伯，具有孟轲以及六位君子那样的深厚抱负。他年少而志向宏大，常为文化衰败而愤恨忧虑，说：“文化坠落到如此严重的地步，谁来拯救它？”于是日夜研讨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制，同时通晓当代事务，把这些全部写在篇章中。他又感叹说：“生长在偏远地方，自己不出而求进身，还有谁能推荐我呢？”于是徒步走了二千里进入京城，凭借文章求得通达于天子，终于被举为茂材异等，得到召试第一名。随后在有关部门应试，有关部门却黜退了他。唉！难道是有关部门的过错吗？还是泰伯的命运如此呢？或者上天只是把文章才华给予泰伯，却没有把仕途命运给予他吗？还是必须等到得到职位、施行志向以后才有时机吗？这些我都无法知道了。泰伯退居的第二年，把自己的文章按类别编次为十二卷，寄给南康的祖无择，并请他作序。祖无择接受以后，读了整整一月没有停下。好啊！文王、武王、周公、孔子遗留下来的文章和旧制，以及当代事务，这些文章全都论述完备了。致力于学习的君子，难道不可以以此为榜样而努力践行吗？庆历三年冬至日作序。李觏泰伯因考中茂材而被罢归。第二年，即庆历癸未年秋天，整理自己所写的文章，从加冠到现在十五年间，共得到草稿二百三十三篇。恐怕它们散失，姑且按类别编排为十二卷。抄录期间，有些是应酬应制之作，不能全都没有惭愧之处；怜惜自己创作的劳苦，便没有轻易舍弃。至于妖冶淫靡、刻意雕饰、尤其没有用处的作品，即使已经流传在人们口中，也一概不收。唉！上天将要使我长寿吗？如果这样，我所写的本来确实还不够好；不然，这十二卷，或许可以借此让后人看见古人。所以写下这篇自序。

译李直讲年谱 宋代魏峙撰 真宗皇帝大中祥符二年己酉，先生出生。祥符三年庚戌，二岁。祥符四年辛亥，三岁。祥符五年壬子，四岁。祥符六年癸丑，五岁。祥符七年甲寅，六岁。祥符八年乙卯，七岁。按：先生在《见苏祠部书》中说：“六七岁时，调习声韵，学习文字，勤勉不忘。”由此可知，先生在一两年之间就知道向学了【苏祠部，即苏舜钦】。祥符九年丙辰，八岁。天禧元年丁巳，九岁。天禧二年戊午，十岁。按：先生在《见余监丞书》中说：“十岁便懂得声律。”由此可知，先生在这一年已经知道学习科举业了【余监丞当时任南城令】。天禧三年己未，十一岁。按：先生作《疑仙赋序》说：“我母亲没有儿子，遍处祈祷，没有一个地方不去。祥符元年，梦见两位道士在门外下棋，前往观看，其中一人取出一枚棋子交给我，于是便怀孕了。”又说：“我出生十多年后，跟随先父到田间去，住宿在东郊，梦见有人把一部书的书签交给我，说：‘《王状元文集》。’梦中认为这是沂公的文章。后来入学，果然不太愚钝，有时打开书卷，恍然想起，认为自己曾经读过这部书；再仔细思考，却从未见过它。”详细考察这两个梦，就知道上天生下贤哲，是为了延续文化的气脉，难道是偶然的吗？天禧四年庚申，十二岁。按：先生在《见余监丞书》中说：“十二岁，已经接近能写文章。”由此可知，先生在这一年已经会写文章了。天禧五年辛酉，十三岁。乾兴元年壬戌，十四岁。这一年，丁府君去世。按：郑夫人墓志说：“十四岁时，先父去世。”又说：“先父曾经学习，却不参加科举，教他的儿子作诗赋，也乐于施舍恩惠，尤其正直守信。”由此可知，先生的家学是有源流的。仁宗皇帝天圣元年癸亥，十五岁。天圣二年甲子，十六岁。天圣三年乙丑，十七岁。这一年，丁府君服丧期满。按：郑夫人墓志说：“渐渐外出游历，寻访师友。”由此可知，先生外出游历一定在丁府君服丧期满以后。天圣四年丙寅，十八岁。天圣五年丁卯，十九岁。天圣六年戊辰，二十岁。天圣七年己巳，二十一岁。天圣八年庚午，二十二岁。这一年娶陈氏为夫人。按：庆历七年，先生作夫人墓志说：“陈氏如今是南城人，五岁时由伯父抚养，又过了十一年出嫁，出嫁十一年后去世。”又说：“回到旧居，娶妻。”大概先生此前一直在外游历，到这一年才回到家中吧？又有《见余监丞书》说：“十岁懂得声律，十二岁接近能写文章，思想狂放，耳目困病，已经十年了。”这封信应当作于这一年。天圣九年辛未，二十三岁。这一年写成《潜书》十五篇。又有《见孙寺丞书》说：“二十三岁时，鸡鸣便起床，诵读孔子、孟子以及群圣人的书，编纂文章，以使国家安宁、救济百姓为宗旨。”这里所说的文章，大概就是《潜书》【孙寺丞当时任南城令】。明道元年壬申，二十四岁。这一年写成《礼论》七篇。后来余襄公写信给先生说：“您给我看的《礼论》七篇，推进了《礼经》的准则，使世间教化流行仁义，取代刑政，难道只是独步江南、与后起俊才争名而已吗？”先生对于《礼经》的贡献就是如此。又作《陈仲温进士墓志》。按：陈仲温名璆，是先生的伯岳父。因此墓志序末说：“当初，您的弟弟和弟媳一同去世，留下的女儿刚断奶，您爱护抚养她如同自己的女儿，长大后把她嫁给了李氏。” 明道二年癸酉，二十五岁。景祐元年甲戌，二十六岁。这一年，有一篇《邵氏神祠记》，大意说：建昌城北有一户百姓姓邵，世代奉祀五通神。每天来祈祷祭祀的人多达几十、几百。景祐元年，乡里发生大疫，我们家也遭遇其中。只有五通神告诉我们疾病不会造成伤害，疾病便消退了；大家都约定了日期和时辰，认为神明对我们有功，难道可以废弃而不记载吗？这篇记大概就是这一年所作。景祐二年乙亥，二十七岁。按：先生在《见苏祠部书》中说：“从六七岁时调习声韵、学习文字、勤勉不忘，到如今已经二十七岁了。”这封信应当作于这一年。景祐三年丙子，二十八岁。这一年作《明堂定制图并序》《平土书》《上聂记注书》《上李修撰书》《上宋修撰书》《太平院住持记》。《冬至夜酒醒诗》《甘露亭诗》。按：从《上聂记注书》中可见“我已二十八岁”，应当是在这一年。从《上李修撰书》中可见：“我平生写文章，谨慎地选取二十四篇，抄成一册，连同《明堂定制图》一份及序的草稿，一并把副本呈给诸位侍者。”从《上宋修撰书》中可见：“我曾经作《明堂定制图并序》，意在赞明经义，以补益一代君王盛大的礼制，谨慎抄写副本，陈列在座席旁边。”可知《明堂图》也是在这一年作成的。唯独《平土书》没有记载写作年月，但先生第二年见范公，而范公后来推荐先生，一定把《礼论》《易论》《明堂定制图》《平土书》一同献上，因此一定是在这一两年间同时写成。张宗古《送先生南归序》大意说：从周王室到现在，经过了一千多年，这种礼制废绝了，所以学者各自以自己的见解为是，争相拘泥于师承习说；因此泰伯再次出现，来阐明礼制的根本，大概指的就是《明堂图》。这一年进京拜见宋修撰、李修撰、聂记注、叶集贤诸位先生，都得到他们的认可。宋公是宋庠，李公是李淑，聂公是聂冠卿，叶公是叶清臣。方才贡举考试结束，便回去了。景祐四年丁丑，二十九岁。这一年到鄱阳拜见范文正公。他的书信说：“二十九岁时曾游京城，徘徊而归，又在乡试中落第。”后来范公写信给先生说：“您在鄱阳劳驾惠然来访，因为改任郡守，不敢奉邀。”由此可知，先生这一年乡试不利，前往鄱阳拜访范公。宝元元年戊寅，三十岁。这一年作《广潜书》十五篇、《命箴》《野记》《邓公仪伤辞》《缘槩师诗》《惜鸡诗》。按：《广潜书自序》说：“辛未年，泰伯以《潜》为名写书；后来寄居山岩七年，便在原书基础上加以扩充，又写成十五篇。”所以这部书应当作于这一年。《命箴》说：“三十岁叫作壮年，圣人认为这时应当有所建树。”所以这篇箴也应当作于这一年。《广潜书》说“寄居山岩”，那么《野记》也作于这一年。宝元二年己卯，三十一岁。

译这一年，先生梦见大雨震动了所居的房屋，有一个身穿紫衣、头戴冠帽的人，自称雷神，呼唤先生上前，给他一道题目，题为《春社词》。先生提笔写成八句交给他。醒来后，记住了开头三句，颇为奇异华丽。后来过了七年，又补足五句。按：这个梦与《疑仙序》中的两个梦合起来就是三个梦：第一个是出生月份的祥瑞，第二个是神灵授予文章之印。上天生下贤哲，难道这不是它的证明吗？这三个梦都可以记载。关于富国强兵、安定百姓的三十条策略，按：先生在康定二年参加制科考试时 考策，因此这篇策论必定作于这一年。康定元年庚辰，三十二岁。这一年生子参鲁，有《上江职方书》，又前往越州接受范高平公的邀请，所以有《登越山诗》。按：丁亥年先生作亡室墓志说：“一个儿子参鲁，才刚刚换牙。”从庚辰到丁亥共八年，所以说“才刚刚换牙”。按：先生《上江职方书》说：“我年过三十，最近访游吴越归来。”其中说“年过三十”，应当就是这一年；说“访游吴越归来”，就是访见范公【江镐，宝元元年以职方员外郎出任旴江太守】。康定二年十一月，改为庆历元年。辛巳，三十三岁。这一年作《建昌军集贤亭记》《修麻姑殿记》《麻姑山仙都观修三清殿记》《梓山院修佛殿记》《上吴舍人王内翰富舍人刘集贤慎殿丞书》《日出诗》《感事诗》《和慎史君出城见梅诗》。按：《集贤亭记》序说：康定二年夏六月，太守慎公在军门南面建造新亭，初秋建成，郡人李觏为之作记。《三清殿记》和《麻姑殿记》都使用康定年号，《梓山佛殿记》也说是康定二年秋九月，因此这几篇记都作于康定改元以前。《上慎殿丞书》中的慎公名釴，当时以殿中丞出任旴江太守，这封信应当作于他入京以前。《上吴舍人王内翰富舍人刘集贤书》中的吴公是吴肃，王公是王尧臣，富公是富弼，刘公是刘敞，当时都在朝中；这封信应当作于先生入京之时。然而这一年郡中荐举先生参加茂材异等科，有诏召试，所以入京后给各位公卿写信，又寄诗给祖秘丞无择，详细叙述应试的始末，说自己忧愁了一年；由此可知先生留在京城一年。庆历二年壬午，三十四岁。这一年，先生参加制科考试，取得召试第一名。长沙萧注给先生写信说：“昨天和弟弟萧英一同到京城求取科举功名，听说您应贤良方正科，预取第一名；召试以后，没有人不是心里思慕、眼睛想看，都希望认识您的面容。”秋季七月，参加制科考试没有中选，回去，经过南康，拜见郡守祖秘丞。按：《皇祐类稿》和寄给祖秘丞的诗中说：“经过庐山南面时，听说您刚开始治理这里。”又说：“暂时因得到高第而欢喜，故园应当赶快回去。”由此可知，先生留在康、庐一带的日子很短，而归乡的心情很迫切。这一年又有《寄小儿诗》《送余畴若序》《与章望之秘校书》《与杨屯田书【杨文公杨亿之子】》《麻姑山赋》《寄周寺丞诗》《惜才诗》《送侯殿直知吉州诗》。按：《寄小儿诗》注说：“这个孩子才三岁。”大概庚辰年生子，到壬午年正好三岁。《送余畴若序》和《寄周寺丞诗》，大概是因为周燮这一年任南丰县令，请余畴若任南丰县学主学，所以先生作序为他送行。杨屯田当时任筠州太守，所以有信写给他。《麻姑山赋》是叙写高台层叠如瑶、曲折围墙洁白如粉的美景，必定是修缮麻姑殿后所作，应当在这一年。《送侯殿直诗》中的侯殿直曾任滁州知州，滁州在先生故乡附近。按国史，欧阳公在庆历二年任滁州知州，这首诗也应当作于这一年。《惜才诗》恐怕也是在落第之后所作。庆历三年癸未，三十五岁。这一年编成《退居类稿》十二卷、《庆历民言》三十篇，作《周礼致太平论》三十篇，以及《抚州菜园院记》《雪中赠柳枝及柳枝答诗》《寄周寺丞诗》《送钱寺丞知白州诗》《三贤咏》《上蔡学士诗》《寄祖秘丞诗》。按：先生所编文章，名为《退居类稿》，说从二十岁到现在十五年间，得到草稿二百三十五首，编为十二卷。这年冬至日，南康太守祖无择为先生作序，由此可知，先生这一年落第退居，既编成《退居类稿》，又写了《周礼致太平论》。后来陈次公撰写先生墓志说：“退居以后作《周礼致太平论》并序。”由此可知确实作于这一年。《上蔡学士书》谈到邹子房的事，大概蔡公在庆历三年任谏官，这封信也作于这一年。周寺丞周燮当时任南丰县令，钱寺丞钱得臣当时以南城县令出任白州知州，所以先生有诗为他们送行。又有《寄祖秘丞诗》说：“郡守正仁慈贤能，学校大力修治；亲自登门勤恳致意，命我讲论经书学艺。”余襄公的荐章说：“落第退居后，四方学生跟随他讲习。” 邓温伯说：“庆历三年，南城才开始奉诏建立学校，先生担任老师，四面八方前来求学的人曾有几百名。”由此可知，先生这一年退居家中，所以郡守请他主持学校事务。《柳枝诗》大概是因为这一年二月进京时遇到大雪而作。这一年生了二女。按：丁亥年先生作《陈夫人墓志》说：“二女五岁，小女还没有满周岁。”由此可知二女出生在这一年。先生作《周礼·致太平论》三十篇，其中《内治》七篇列在最前面。大意说：“内宰用阴礼教导六宫，六宫就是王后所居之处；又用阴礼教导九嫔，九嫔掌管妇女学习的法则，用来教导九御。王后尊贵，不能不接受教导；女御地位卑下，教导也同样涉及她们。可见凡是在王宫中的人，都不能不知道礼。”我认为，这一篇反复感叹，成王、周公实现太平的道理和书籍，其精神心术全都在这里。假使先生的志向得以施行，正如有人任用我时那样，沿着这条道路做下去，难道只是王通、河汾先生能够说到吗？可惜最终没有实现。

译先生作《庆历民言》三十篇，从揭露讳饰的事情开始，句句都是治病救命的良药，字字都是规劝告诫。先生当时没有官职，也少有进言的责任，便把一两年间看到的弊病直陈出来。杜富、韩范、欧余、王蔡、君明、臣忠、三阳、道泰公，既不能作《三谏诗》来帮助君主谋划，也不能写浓墨重彩的颂文来帮助石介。先生虽然身在田野，忠心恳切，不能自已，于是写成这篇文章。天子圣明，能够广泛采纳民间意见；把这篇文章呈上去，即使进言的人也无罪。四十二年的治理，确实会因它而受益。所以祖无择说：“这真是医治国家的书啊。” 庆历四年甲申，三十六岁。这一年，给富公、范公写信。作《麻姑山真君殿记》《李子高墓表》《陈伯英墓表》《寄祖秘丞书》《除夜感怀诗》《南塘观鱼诗》【这两首诗都依次用陈殿丞肃的韵】。按：给富公、范公的信，大概是献上《庆历民言》，并且谈论国家事务。《李子高墓表》说：“李子高死于庆历四年。”因此墓表想来也是这一年所作。《陈伯英墓表》说：“我曾经为陈仲温下葬作铭，他的儿子汉公，字伯英，过了十二年又去世，我于是又为他作了墓表。”陈仲温是先生的伯岳父，伯英是先生的郎舅。仲温葬于壬申年，伯英在甲申年去世，所以说“过了十二年”；由此墓表也应当作于这一年。《寄祖秘丞书》说：“教化之道也难以推行，只是徒然招来不断的毁谤。把书箱收拾起来回到破旧的屋舍，学校任其荒芜污秽。”先生这话，大概是因为《上蔡学士书》中谈到邹子房的事情。邹子房因捏造诬陷，使先生一同被关进郡狱；事情澄清以后，先生便放弃学校事务，重新回家居住。庆历五年乙酉，三十七岁。这一年，有《与胡安定书》《寄祖秘丞诗》《南城县学记》《处士陈君墓志铭及祭文》《白石暹师塔铭》。按：《与安定书》说：“康定初年，钱塘分别以后过了两年，从京城回来，途中曾经写过一封信；如今又过了四年。”因此这封信应当作于这一年。这一年，余襄公向朝廷推荐先生。荐章大意说：“李觏博学多识，通贯古今，潜心著书，深入研究治乱之道。江南的儒士，共同把他当作老师和榜样。”闽中名士黄通写信给范文正公说：“李觏生在圣明时代，至今三十七年。他的德行、文学、智识和才能，恐怕是三代英灵重新生于当今。大江以南的人，都称他为先生。”等到他应诏来到京城，如今的副枢富公、谏省欧阳公、紫微余正言、三班田紫微、淮南祖提刑，都是当世著名儒者，没有不争相登门并以优厚礼节相待的。像您这样的人，了解泰伯最为深切。正因为了解得深，所以曾经有论荐泰伯的心意。庆历六年丙戌，三十八岁。这一年作《长江赋》，为《皇祐续稿》作序，补足《梦中春社诗》，作《上王刑部书》《次王刑部游麻姑山诗》及唱和诗序、《傅代言墓表》。按：先生乙未年再次给富公写信说：“庆历四年写信谈论南方事务，过了两年作《长江赋》。”因此这篇赋应当作于这一年。王刑部就是漕使王逵。这一年游历信州，作《弋阳县学铭》《闻女子疟寄诗》《弋阳县堂北见夹竹桃海棠二诗》，题咏《灵阳宫》《龟峰精舍》，作《葛陂怀古诗》《逢何道士诗》。按：先生皇祐三年作《新成院记》说：“此前我从信州回来；又说离开那里已经五六年。”从这一年到皇祐三年约五六年，因此游信州必定在这一年。这些铭文和诗歌都是在信州时所作。庆历七年丁亥，三十九岁。这一年作《礼论后语》、删定《刘牧易图序》、《宋屯田延平集序》《亡室陈氏墓志》《处士饶君墓表》《建昌知军学记》《景德寺重修大殿及造弥陀阁记》《邵武军学庄田记》《小女诗》《海南编集》《题韩偓诗后》《答黄汉杰书》。按：《礼论》作于明道元年，而《后语》说：“我写《礼论》之后十五年，有人拿着章望之的一篇论说，说我是喜欢怪异。”因此《礼论后语》应当在这一年删定。《刘牧易图序》的论述见于《答宋屯田书》，也应当作于这一年。《宋屯田延平集》大概是因为入闽拜访福州太守蔡学士，途中经过昭武而作【宋屯田名咸，字贯之，当时任延平通判，代理昭武知军】。《海南编》诗是因宋屯田给他看《海南编》而作。《题韩偓诗后》是因为游历福建而作。《答黄汉杰书》是因黄汉杰来信谈及《景德寺记》和《邵武军学记》以及佛教之事。先生答黄汉杰说：“我排斥佛教，本来早在《潜书》和《富国策》中就已经明确了，人人都看得见。难道年近四十反而忽然改变了吗？只是汉杰您没有很熟悉地看那两篇记罢了。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深深责备儒者，并不是尊奉佛教。”先生说“年近四十”，因此这封信应当作于这一年。这一年，陈夫人去世。按：陈次公叙述先生墓志说：“后来又娶饶氏为妻，不知道是在何年娶的。” 庆历八年戊子，四十岁。这一年，二女去世，有《哭女诗》。诗中说：“妻子去世，女儿已经患病超过一年，接连遭遇两场丧事。”又说：“所谓超过一年，大概是去年陈夫人去世，今年二女去世。”冬季十一月，作《建昌军仪门记》《太平寺浴室记》《寄祖秘丞诗》。皇祐元年己丑，四十一岁。这一年作《宋中舍及江夫人墓碣铭》《送李山甫诗》。这一年范文正公向朝廷推荐他，荐章大意说：“李觏著书立言，有孟轲、扬雄的风范。臣如今取到本人所作的《礼论》七篇、《明堂定制图序》一篇、《平土书》三篇、《易论》十三篇，共二十四篇，编为十卷，抄写后进呈，请求赐予御览。由此可知此人的才学不是普通儒者可比。他因为母亲年老，不愿出仕，请求就近授予一官，以便奉养母亲。” 皇祐二年庚寅，四十二岁。这一年作《周医博墓表》《回向院记》《谢官表》《谢范资政启》《怡山长庆寺诗》。

译这一年前往杭州接受范文正公的邀请。范公再次向朝廷推荐他，荐章说：“臣去年录进李觏所作十卷，其中《明堂图序》一卷。如今朝廷举行这一重大礼仪，千年难逢一次。此人学习古制的心意，与圣人所作相契合。现再次录写进呈，请求加以天子奖赏，用来劝勉儒林。”于是授任将仕郎、太学助教。诰词说：“学业优秀，议论正直，具有著书立言的体制，而且品行修养端正诚实。正如荐章所说，特授给你一命。希望你更加进修道业，不要担心朝廷不了解你。” 皇祐三年辛卯，四十三岁。这一年作《广文陈生墓铭》《承天院记》《麻姑山仙都观御书阁记》《新成院记》《送知军曹比部移知邵州诗》。按：《旴志》说：曹公观在皇祐三年任旴江太守，这首诗应当作于这一年。这一年丁母亲郑夫人之忧，十二月葬在先父墓的东南角，墓地实际位于建昌凤凰山山麓。按墓志说：正谋划扶侍母亲向西游历时，夫人答应了他，还未成行便遭遇大故。皇祐四年壬辰，四十四岁。这一年，编成《皇祐续稿》八卷并作序，刊行《周礼致太平论》十卷，作《上孙观文书》《酬陈屯田诗》。按：《续稿序》说：“我年四十四岁，疾病时时发作，在文字方面还能够有所进步吗？”又说：“庆历癸未年，编录《退居稿》后三年，又写成一百多篇。”应当就是这一年。《上孙观文书》大概是这一年侬志高在广西作乱，孙观文孙沔奉节出征讨伐他时所作；先生写信陈述十件利害之事。孙公回信说：“您所指示的百姓疾苦，如果不是留心博爱，怎么能够达到这种程度？”《酬陈屯田诗》说：“封豕长蛇，战岭南。”大概指侬志高之乱。这首诗也应当作于这一年。皇祐五年癸巳，四十五岁。这一年，作《常语》上、中、下三卷、承天院《罗汉阁记》、柏林《温氏书楼记》、傅进士《墓铭》。皇祐六年甲午四月，改为至和元年，四十六岁。这一年，为郑夫人服丧期满。作《常语后序》《袁州学记》《清话堂诗》《送严介序》《聂夫人墓志》《徐夫人墓志》《张都官墓志》《袁州杂诗》三首。先生撰写《袁州学记》，由河东柳淇书写，京兆章友直篆书，天下称为“三绝”。《学记》大略说：考察四代的学校制度，从经书中可以看见。天下太平时，就用礼乐陶冶百姓；一旦遭遇不幸，也应当坚持大节，做臣子的为忠而死，做儿子的为孝而死。详细体味这些话，难道只是为了提高袁州学校的地位，也将提高天下国家的地位。因此说：“君子教化百姓、形成风俗，大概一定要通过学校吧？”袁州杂诗，郡守祖无择都依次和韵。清话堂诗，大概是与周伯达一起住宿景德寺时所作，诗说：“心中有无穷的不平之事，一夜清谈又成空。”于是把这个地方命名为清话堂，并且题写八句诗说：至和二年乙未，四十七岁。这一年，写信给富公，又作《长江赋》一首，都论说东南地区的利害。《寄祖秘丞诗》《送春二绝》《送陈司理序》《江屯田墓志》《陈都官墓碣铭》《邹夫人墓志铭》《郑助教母陈氏墓铭》《陈府君夫人聂氏墓铭》。至和三年丙申九月，改为嘉祐元年，四十八岁。这一年，撰有《铅山县尉陈君墓铭》。嘉祐二年丁酉，四十九岁。这一年，国子监上奏请求调派太学助教李觏担任太学说书，仍令他到太学供职。考察奏札说：“他虽然因为名儒推荐，受命试任一官，但尚未沾受正式俸禄，仍在山林中修养道德，希望朝廷调他充任太学说书，希望他能有益于学校的教化。” 嘉祐三年戊戌，五十岁。这一年，授任通州海门主簿、太学说书。作《太学议》一篇、《景德寺修院记》。考察诰词说：“你醇厚明达、茂盛美善，精通经术，东南士人推许你为第一。自从辅助学校政务以来已经一年多了，勤勤恳恳，努力恪守职责。祭酒、司业认为博士的职务没有比你更合适的，可以特授你为通州海门县主簿，太学说书仍照旧。”仍令他详细研究太学制度，所以有了《太学议》。嘉祐四年己亥，五十一岁。这一年，代理掌管太学。大概因为胡瑗因病请假，所以有这一任命。不久又因祖母尚未祔葬到祖茔，请假回乡办理迁葬，获准休假一月。先生于是回去了。八月在家中去世。十二月祔葬在凤凰山府君的墓地。考察陈次公所作先生墓志说：“临终没有别的话，只是握着次公的手，把明堂图托付给他。三礼没有完成，是他的遗恨。”可见先生又作《三礼论》，尚未完成便搁笔去世了。

译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一　宋李觏撰，赋。《长江赋》。我听说，能够养育万物的只有广大的土地；水流聚集在土地上，土地就不能承载它，于是冲撞、侵蚀、截断、挖掘土地，深的或许没有底，远的或许达到几千万里。这样看来，长江作为水，我就无法计算它了。蜀地是我的头顶，吴地是我的腹部，淮水是我的腋下，大海是我的双足。早晨的溪流、傍晚的山谷，刮骨磨肉，任凭它填塞、冲击，却怎么也满足不了它的欲望。万山高耸，仿佛要把我包裹束缚；就像儿童看见奔马，缩头收手，避开道路而徘徊。时世清平、天气和暖时，没有波涛风浪，千丈江面如同一席平地，可以睡卧，也可以歌唱。顷刻之间形势变化，四面天空都显出怒色，凶猛的烟雾和暴烈的云气迎面而来，黑得如同漆一样。谁是风神？谁是水神？它们不守规矩、不讲法度，也没有区别和知觉。风啊，你有什么声音？水啊，你是什么形状？前面是雷，后面是霆，冰堆积，雪层叠。驾船的老手尚且不能保全自己，何况远行的旅客，谁能不捶胸长叹？船出江如同登山，入江如同沉泉，后退没有停留之处，前进又不能通行。蛟龙、螭龙、蛇、鼋本来牢牢掌握着杀生的权力，虾蟹等微小之物还往往逞勇争先。唉！生存艰难，成事也艰难，父母、君主、老师所爱护的人，却把性命托付在这里。侥幸免死的人大概还是有的，不幸而死的人哪里数得清呢？鱼尸尚未腐烂，船桨声却接连不断，难道不是利益欲望牵引着人，使人即使面临危险也不肯回避吗？扬州、荆州、巴蜀，交州、广州、瓯地、闽地，各地都有固定的物产和珍品：供人穿的、吃的、使用的、玩赏的，以及歌童舞女，奇异妖艳。官府不取的东西，就掠夺它。私人宅舍中哪一个贤、哪一个才？真是贪婪，真是鄙陋！装载重重叠叠，越过长江和淮河。这样看来，面对长鲸的怒势，东海简直就像小虫漂在杯中。唉！山川的险阻、土地的富饶，天下有道时，是王室在外的府库；天下无道时，是奸雄据守的地方，大概既足以供应财用，又有利于防守。因此周朝衰微时，有吴国和楚国；汉朝动乱时，有韩信的计策和张良的权谋。琅琊王氏凭借它建立大号，刘裕凭借它进入中原；从萧道成、萧衍直到陈霸先，都是自己取得、自己守住，谁敢非议？赤壁战败的是曹操，寿春逃走的是苻坚。虽然也有历数命运的因素，却也是形势所造成的。到了孙皓暴虐、陈叔宝昏庸之后，这些地方才被消灭。辛劳啊！经历了几代、多少年。我听说《周书》说：“在尚未动乱时制定治国措施，在尚未危急时保全国家。”阴阳有消有长，日月有暗有明，关键在于防备是否得当；如果防备得当，祸患怎么能造成危害呢？我恭敬地想到，国家重视西北而轻视东南，我凭什么知道呢？西北的官员，特别选拔；东南的官员，却要按资历逐级升迁。赋税聚敛在东南，却没有人知道它何时会枯竭；财物输送到西北，又唯恐支撑不住。任官只看资历，就使庸人也一同进用；赋税聚敛枯竭，就使百姓的产业大多毁坏。让百姓贪婪、暴虐、受寒、挨饿，到了这种地步却不成为盗贼，我不知道他们还能归向哪里。中原在内部，是腹心；夷狄在外部，是手足。轻重的道理，难道神明会看不清吗？秦朝防备胡人，陈胜便起兵；唐朝戍守南蛮，庞勋便肆虐。看它们土崩瓦解的原因，实在令人痛哭。古代设有采诗之官，赋也是古诗的一种流派。我这个卑贱的臣子不能在朝廷发言，斗胆用赋表达内心的忧愁。怎样才能成为太平时代的草木，承受雨露直到千秋万代呢？《麻姑山赋》。多么高大啊！这座山的奇异，我不知道它究竟有几百几千里宽广，只见土壤古老、岩石顽硬，直上接天，考察地势所达到的极点，它本来也是东南的屏障吧？山路曲折盘绕，前后彼此迷失；山冈峰峦高峻险绝，向左右奔突。鸣响的泉水如百雷齐鸣，从云中洞穴飞跃而下；高大的杉树如万支长矛，舞动着刺破烟雾。灵异奇特，恍惚变幻，时隐时现，耳目所能听见看见的已经难以穷尽，却还不能探究其万分之一。其中有名为天的洞穴、礼神的堂宇、高台和层层美玉般的楼阁，吸纳日月的光辉；环绕的墙垣涂成粉白，孕育着芝兰的香气。偏门曲廊，使人进入后迷失方向；斜轩杂窗，有的温暖，有的清凉。何况还有用龙膏酿成的酒，倚着云和之瑟；一饮就是一石，一醉就是千日。哪里知道亿万凡人的尘衣上飞着跳蚤虱子？有时山色昏暗如雾，有时雨丝飘落，近在几步之内也昏蒙得什么都看不见。长夜漫漫，山中空寂，月色寒冷；群鹤迎风嬉戏，舞动羽翼缓缓而行；老猿抱着幼子，吟叫声仿佛将要嘶哑。各种怪物形态不一，在松枝和水边，有的行走，有的奔跑，有的长啸悲鸣。是仙吗？是鬼吗？千姿万态，使人心中疑惑。另有曲折延伸的涧石和深不见底的圆潭，这就是蛟龙栖息的地方；它懒怠时造成旱灾，发怒时造成洪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千里〕 可怜那些辛勤耕作的百姓，停止供给衣食的费用，却拿来支付祷告祭祀的花费。山岩幽深险峻，古来无人行走；百兽饿死，虎狼夜间哀鸣。这究竟是谁借用上真之名，成为神奸凭借的地方呢？可悲啊！凭借土地的奇异和万物的灵异，那些逃避尘世的客人经营修炼、保全形体、涵养元气，采食仙术草药、服食菁华，却从未有笳箫之声，也没有鸾凤来迎。他们舍弃人的品格而凌驾太清境界，最终只看见山色寒冷而青，秋水清冷而响。云路近在咫尺，却不能飞升，这难道不是仙道可以得到却不能强求，道理可以悟得却不能靠学习得到吗？他们背弃农耕的功劳，抛弃家庭的欢乐，越过天伦常理而羡慕寂寞，理应到白头仍守在炼丹炉旁，幽闭而死，却无所依托。《疑仙赋》（并序）。我家在旴江，向西十里就是麻姑山，颜太师真卿的记文还保存在那里。稍向北就是麻源，谢灵运诗中所谓“入华子岗”，就是麻源第三谷。那里山水清丽妩媚，与神仙的踪迹相互依附，流传在人们口中。我母亲起初没有儿子，凡是可以祈祷的地方，没有不前往的。祥符元年，她梦见两位道士下棋，便到门外观看，其中一人取出棋盘上的一枚棋子交给她，于是怀孕。等我十多岁时，跟随先父到田间去，住宿在东郊。睡醒以后，有人把一本书交给我，书的形制像公文牍，封面用黄色，上面题名为《王状元文集》。梦中认为那是沂公的文章。自从入学以来，我果然不太愚笨，有时打开书，忽然就感到似曾读过，认为自己曾读过这本书。再仔细想，却从未见过它。用墨笔写文章，虽然还不高明，但总是自然流出，不太费力，内心感到欣喜庆幸。想到自己所接受的东西颇为灵异，却不敢说出来。如今我三十八岁，于是根据自身的疑惑，作《疑仙赋》。儒者不谈论仙人，大概是担心有人耗费钱财、舍弃生命去求学仙道。如果与那种情况不同，应当没有害处。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