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集卷十五

译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十六，宋代李觏撰：《富国策》十首。《富国策》第一。我私下观察儒者的议论，很少有不重义轻利的，他们口中如果不是道德教化，就不会说别的。然而《洪范》的八项政务，第一是食，第二是货。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人民就会信任统治者。”由此可见，治理国家的实际事务，必定以财用为根本。城郭宫室，没有财力就不能完备；衣服车马，没有财力就不能具备；百官群吏，没有财力就不能供养；军队征戍，没有财力就不能供给；郊祀、社祭、宗庙祭祀，没有财力就不能举行；兄弟婚姻，没有财力就不能亲善；诸侯和四夷来朝见、聘问，没有财力就不能接待；鳏寡孤独、凶年荒年、疫病灾害，没有财力就不能救济。礼制因此得以举行，政事因此得以成就，仁爱因此得以树立，威严因此得以施行。舍弃财用而能够治理好国家的，从来没有这种事。因此贤明圣德的君主和善于经国理财的人，必定先使国家富足。所谓富国，并不是说巧妙计算，斤斤计较，向百姓过度征取以招致怨恨；关键在于加强根本、节省用度，使下层百姓没有不足，而上层国家有所盈余。节省用度应当怎样做呢？凡是谈论国计的人，没有不把俭朴的德行挂在嘴上的，却都没有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他们一定要把茅草屋顶、土台阶、冬穿皮衣、夏穿葛衣说成帝王的德行，这其实是不合圣人之道、违背法度，也不近人情，君主不听从他们是理所当然的。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使自己拘谨吝啬，降低到和普通百姓一样，不能充分享用应有的待遇，那么还要尊卑之分做什么呢？周代的制度，天子有六寝，王后有六宫，内官有一百二十人，女奴还不计在内。饮食用六谷，膳食用六牲，饮料用六清，进食的小菜有一百二十品，珍贵食物有八类，酱有一百二十罐。衣服有文绣，器物有宝玉，住宿器用一应俱全，所到之处没有缺少。四代的礼仪都完备，四夷的音乐、玩物和珍好也都有，还有分赐之物、日常享用之物。天子和王后所用的财物，完全不加限制，他们用来充分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是怎样的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遵从墨翟的道术、晏婴的学说，把俭陋当作正确，那么周公制定的制度难道反而错了吗？所以说，凡是只谈俭德的人，都没有真正懂得其中的道理。我认为，时代有不同，事务有通变；财用不足时，用度就应随之减省，这也是圣人的意思。周代以及周代以前，兵农没有分离：天子有六军，诸侯中的大国有三军，次国有二军，小国有一军，都由平民居住的组织出兵；平时是比、闾、族、党、州、乡，出行作战时便编为伍、两、卒、旅、师、军。人民必须耕种才能获得食物，必须养蚕才能得到衣服，国家经费不需要承担这些。所以凭九州的财力，供养一千八百个诸侯还绰绰有余。秦、汉以后，兵农逐渐分离，靠官府供给衣食的人动辄数百万；内有严密的宫廷宿卫，外有驱逐戎狄的军队，物资转运千里，赏赐动辄数万，国家经费日益扩大。因此凭九州的财力供养一个君主，反而不够。在财用有余的时候，用度可以充分满足礼制；遇到财用不足的时候，就应当极力节俭。即使按照周代的制度，也还应当裁减；比周代更加奢侈的做法，我不敢听闻。《小过》说：“君子以用过于俭。”俗语说：“奢侈就不谦逊，节俭就固陋。与其不谦逊，宁可固陋节俭。”这并不是圣人所定的中正制度，只是有时出于不得已而如此。因此孝文帝亲自穿着粗厚的弋绨，穿皮鞋，系皮带；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服也不拖到地上。想建一座台，估计要用百金，便废止不建。他难道不知道这样可以赏心悦目、便利身体、尽情满足至尊的享用吗？只是考虑到不能损伤财力、不能伤害百姓，这是损上益下的道理。因此到了孝文帝十二年，便把民间租税减免一半；第二年又免除了民田的租税。孝景帝时，才下令百姓只缴纳一半田租，三十税一。到了武帝初年，七十年之间，人民家给户足，城市和乡里的粮仓都装满了，府库财物有余，京师的钱串腐朽得无法清点，大仓的粮食陈陈相因。后世谈到盛德的君主，必定称道汉文帝、汉景帝，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们能够适应时势的变化，过分地使自己节俭，所以才达到那样的结果。如今我朝一祖二宗，开创基业、承继统绪，功德已经极为深厚；使福泽延及后代，没有不勤劳节俭的。然而如今羌、戎背弃恩惠，边境上军队频繁出动，劳费没有止息，国库仓藏并不充实。现在正是过分节俭、减少上层用度而使下层受益的时候。恭敬地希望陛下每日减省，再减省，以汉文帝、汉景帝的心作为自己的心，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富国策》第二。百姓最大的生计，是谷米；国家所珍视的，是租税。天下已经长久安定，人口也已经繁多了，可是谷米没有增加，租税也没有增加，是什么原因呢？是土地的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田地没有得到开垦。周代实行井田制，每个成年男子有百亩田，按今天的尺度约为四十一亩有余。人民不改变职业，一心从事农业；不误农时，耕作不粗疏，那么土地的生产力就能充分发挥。又把莱田分给他们，有的五十亩，有的百亩，有的二百亩，考核他们的余力，让他们治理荒地，那么田地就能得到开垦。经界制度已经毁坏，王法也不能恢复，但仍不时有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李悝为魏文侯制定发挥土地生产力的教令，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登记在册的土地有九万顷，除去山泽和城邑居处的三分之一，剩下可作田的有六百万亩。治理田地勤劳谨慎，每亩可增产三斗；不勤劳，减少的也同样多。方圆百里的土地，增减一次，就相当于粟一百八十万石。汉代搜粟都尉赵过能够推行代田法：每亩开三条畎沟，两夫开三百畎，把种子播在畎沟中。禾苗长出叶子以后，逐渐锄去垄上的杂草，并趁机把土培到禾苗根部。盛暑时垄土尽数培下，根便深扎，能够抵御风和旱灾；一年的收成通常超过漫田一斛以上，做得好的可以加倍。

译这就是充分发挥土地生产力的效果。孝景帝诏令说：“郡国之中，有的土地贫瘠狭小，无法从事农桑；有的土地肥沃广大，却长满荒草，水泉又有利用价值而百姓不能迁徙。应当商议：百姓想迁往宽广肥沃的土地，听任他们迁徙。”这就是开垦田地的意思。如今天下虽然安定，人口虽然众多，但重视农业的法令有时仍然宽松废弛。为什么呢？贫苦百姓没有立锥之地，而富人的田地连绵到道路两旁。富人虽然有壮丁，乘坐坚固的车、驾驭优良的马，吃的是精米和肉食，但他们势必不能亲自用力耕作，只是凭借财力役使贫民罢了。贫民中机灵的便去从事末业，或成为吃闲饭的人；不能这样做的，就依附富人的田庄房舍，成为流动的佃客。田地广大而耕作者少，耕作必然粗疏；天时地利、风雨变化紧急时，又没有人能够相互救助，所以土地的生产力无法充分发挥。山林、薮泽、原野、低湿地中可以开垦的地方，到处都是。贫民则连自己的粮食都不能满足，或者土地并非自己所有，即使想出力，也没有办法。富人依仗财力雄厚，肥沃土地容易获得，谁肯费心从事开荒种熟的事业呢？所以田地不能得到开垦。土地生产力没有充分发挥，谷米就不会多；田地没有开垦，租税就不会增加，这是必然的道理。如今要挽救这种情况，不如先实行抑制末业的办法，以驱使人民归农。把人民从末业驱赶回来以后，再限制每个人占有的田地，各自规定顷数，不得超过制度。人民回归农业而兼并又不能实行，土地价格必然降低；土地价格降低，田地就容易得到；田地容易得到，又没有从事末业、吃闲饭的机会，人民便会一心务农。一心务农，土地生产力就能充分发挥。那些不能独立耕作的人，又会依附富家成为流动佃客，于是富家役使的劳动力就多了。役使的人多，耕作的人就多；耕作的人多，土地生产力就能充分发挥。然后在规定的占田数之外，凡有能力开垦荒地的，不限制其数目。从前晁错对文帝说：“招募天下人把粮食缴给官府，就可以授予爵位。”如今应当远取秦、汉的做法，权宜设置爵位等级；凡开垦田地达到若干顷的，依次给予奖赏。富人既不能广泛占有田地，又可以通过开垦获得爵位，于是都会用财力役使雇工，专心开垦。这样一来，人民有剩余的劳力，土地有未利用的利益，如果仓廪还不充实、赞颂之声还不出现，我是不相信的。管子说：“给予在君主，夺取也在君主；使人贫穷在君主，使人富裕也在君主，全看上面的裁决选择。” 《富国策》第三。货物中没有比黄金更贵重的，财物中没有比丝帛更重要的。黄金之所以贵重，是因为铸成器物后可以改变用途，改变之后也不会损耗。丝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制作时耗费的功力很少，却有助于御寒。如今皇帝乘舆所用的器物，宴享所用的物品，宫内赏赐群臣，宫外与四夷交往，都不能不使用金银。百官任职，六军登记在册，夏天有暑热，冬天有寒冷，也不能不使用丝帛。怎样才能使黄金多而足以使用，使丝帛价格低廉而容易获得呢？我认为，东南各郡，山势高的地方几乎没有不挖掘的，土层深的地方几乎没有不掘取的。失去职业的人和法网漏掉的奸徒，昼夜不停地劳作，脚踏深泉却不担心陷落，头顶山川水泽也不怕矿石坍压。炉中炭火如云涌起，从来没有熄灭过。一泥一沙都不放过，丝毫不遗留其中的利益。这样看来，黄金并不是没有产出。平原沃土上，桑树柘树非常茂盛，养蚕女子辛勤劳苦，不怕饥渴，急忙采桑、快速喂蚕，如同躲避盗贼。蚕茧堆积如山，缫车之声相互连接，屋檐相接处都能听到。无论贵贱骄惰，没有人不从事这件事。这样看来，丝也不是不多。黄金全部开采出来而仍不够使用，大概是使用它的人太多；丝虽然很多而丝帛价格仍不低，大概是没有专门把它织成丝帛。古代把金银作为货币，与泉布一同流通。后来逐渐把金银用作器物装饰，但还没有十分显著。如今一窝蜂地使用，完全没有品级制度。守在乡里的富人，只知道看重财力，连饮食、洗漱的器具，玩赏喜好的器物，有的加以装饰，有的直接制作，都一定要用白金，动辄以斤、累、钧计算，以多为满足。财力越雄厚的人，就越没有什么不做的。天下人都这样，所以黄金虽然全部开采出来，使用起来却越来越不够。古代锦绣花纹的衣物不在市场出售，不向百姓显示奢侈。如今平民之家也一定穿多重锦绣，穿厚重的绫、罗、縠，名目样式多得数不完。织工们交替操作机杼，争相制作纤巧的织物，以此牟取数倍利润。那些织成丝帛的，只是把粗恶的丝加工出来罢了。所以丝虽然很多，丝帛却不便宜。黄金不足，价格就飞涨；价格飞涨，便要拿出国家的布帛到市场购买，费用日益增加。即使仍不能达到所需数目，便强令百姓购买。那些农民从来没有储蓄金银，一旦需要置办，就必定向豪强借贷；向豪强借贷，有时便会毁掉自己的产业。官府增加费用，百姓毁掉产业，这实在是最大的弊病。丝帛不便宜，贫民便得不到；贫民得不到，麻布和絮就不足以御寒，受冻的人便多了。官府按税价购买，价格并没有降低，只有通过行滥才能得到丝帛；行滥之后，军吏的衣服不能完整坚固，贫困的人也就多了。官府购买的价格没有降低，百姓却有许多人受冻，军吏也有许多人贫困，这也是最大的弊病。如今要挽救它，不如明确建立制度，规定使用金银有上下等级；数量多少各有定额，平民和卑贱之人不得僭越仿效，这样金银就用不尽了。君子和小人的服饰章采有所区别，百姓不得不使用布帛便不能随意穿用其他衣料；织机工人的功效将恢复本来价值，这样丝帛也用不尽了。如果真能实行这套办法，长期积累的弊病根源就可以坐在那里加以堵塞。孔子说：“治理政事首先要讲礼，礼大概是政事的根本吧？制度就是礼的实际内容。善于治理政事的人，难道能不留意这些吗！” 《富国策》第四。有人说：前面所说驱使人民归农，是指驱逐从事末业的人和吃闲饭的人。所谓末业，是什么事情？所谓冗员，又指哪些人？驱逐他们的办法，请让我说明。回答说：所谓末业，就是工商；所谓冗员，就是不属于士、农、工、商四民之列的人。古代，工匠不制造雕琢之物，商人不流通奢侈靡费之物；对于虚伪装饰的禁令，施加在百姓身上的有十二项，施加在商人的有十二项，施加在贩卖者的有十二项，施加在工匠的有十二项。因此工匠所制作的、贩卖者所出售的、商人所经营的，都是有实际用途的物品。物品用途有限，工商人数也就有限。如今民间淫侈没有限度，以奇异相互炫耀，以新奇相互夸示。工匠把有实际用途的物品视为鄙陋，争相制作机巧之物；商人把有实际用途的物品视为平凡，争相贩运珍奇异物。有的经过十天一个月的工夫制作出来，早晚之间就破损了；有的从万里之外运来，落地便毁坏。物品没有益处而利润却无法计算，所以百姓乐于去做，工商人数也就日益增多。古代祭祀天神、地祇和人鬼，除此之外没有听说还奉祀别的。如今释教、道教兴盛，带领我们的百姓去事奉它们，有的剃发穿黑衣，有的戴黄冠。登记而尚未度入教籍的人，以及百姓中以此为业的，估计有几百万人；他们广泛占有良田，享用有利的住宅和美好的衣服，饱食终日，坐谈空虚，用来欺骗炫耀愚昧的民俗，这些人也不属于四民之列。

译古代府史、胥徒等属吏，官府都有固定人数；如今郡县治理，不能免于宽纵，冒充名额等待补缺、替人抄书、雇人代纳、托人请托之类的人动辄成千上万，内则充满官府，外则塞满街道，彼此相互帮助，招揽权势以行奸邪，像狗偷食、蚕食一样，耗尽百姓的膏血，这些人也不属于四民之列。古代，凭借左道扰乱政事的人要杀；借鬼神、时日、卜筮来惑乱众人的人要杀。《周礼》有医师掌管疾病，有医师和疡医治疗万民的疾病、疮疡，人数不过十几个。如今巫师、医生、卜者、相士之类肩挨着肩、车毂碰着车毂。有人假托淫邪之鬼，有人使用没有验证的药方，有人轻率谈论天地气数，有人自称能够鉴定人的品行；他们迂腐怪异、矫饰虚妄，以搜取财物为目的，而人们信任他们如同信任掌管生命的神，这些人也不属于四民之列。古代天子、诸侯、大夫、士才可以使用音乐，没有庶人使用音乐的文献依据。何况新乐兴起，子夏不愿谈论，平民以新乐迷惑诸侯，孔子还诛杀了这样的人。如今里巷之中，鼓吹没有节制，歌舞互相娱乐，倡优混杂，角抵游戏、木棋、革鞠、饲养玩赏鸟兽；这些人的数量成群结队，任意往来，依靠他人供养，这些人也不属于四民之列。一个男子不耕作，就有人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就有人因此受冻。那么不耕作的男子总共有多少？不织布的女子总共有多少？为什么百姓还没有普遍饥寒呢？百姓不足，君主和谁共同富足？百姓饥寒而上层不匮乏，从来没有这种事。想驱逐工商，不如恢复朴素、禁止奇巧虚伪。朴素恢复，物品就少而价格上涨？原文“则物少价”疑有脱文或语义省略，译文保留其大意：物品减少、价格受到影响；奇巧虚伪除去，物品用途就有定数。利润微薄而卖不出去，有些人就会停业回归农业。这样，工商就可以被驱回农业。想驱逐僧道，不如停止度人出家、禁止修建寺观。停止度人，尚未出家的人没有可等待的去处，都会停业归农；禁止修建寺观，已经出家的人也不能安居，其中有些也会停业归农。那些不归农的，过几十年也会全部死亡。这样，僧道就可以被驱回。想驱除官府中的奸邪，不如申明法令，谨慎选择郡守县令。法律严明而官吏清察，他们就无从下手；无从下手，便不得不停止活动归农。这样，官府中的奸邪就可以被驱除。想驱除方术中的滥杂现象，不如设立医学来教育学生，限定人数，要求他们精通深奥的医理。医治病人不能痊愈，就登记为罪；其余妖妄之人假托祸福之说，一概禁止，并加重处罚，按法论罪。按这种规定行事既然困难，他们就不得不停止活动归农。这样，方术中的滥杂现象就可以被驱除。想驱除低贱的声伎，不如命令百姓之家不得使用音乐，衣冠人家也不得接纳俳优杂戏；申明关卡禁令，呵斥阻止他们经过。使用他们的机会少了，他们就不得不停止活动归农。这样，低贱的声伎就可以被驱除。驱逐他们有办法，恢复他们又有职业；如果这样仍然不能使人致力于农业，我是不相信的。《富国策》第五。有人说：“佛教、道教的弊端，严厉排斥它们的人已经很多了。然而它们以修养心性、以善教化人，有时也对世道有益，所以圣贤相承，都重视对它们加以改造。如今想驱逐僧道，使他们归还俗世，恐怕未免太过分了吧？”回答说：“所谓修养心性、教化他人，如果舍弃我们尧舜的道统，还能归向哪里呢？那些修心化人却不依据礼法，不过是苟且简略、任性放纵罢了。从前孟子排斥杨朱、墨翟，说：‘杨氏只知为我，这是目无君主；墨氏主张兼爱，这是不认父亲。’如今山林泽野中的隐逸之士，专意做到不向世俗有所求，讲究吐纳、服食，认为这样可以延年益寿，难道不是只顾自己吗？佛教的教法，抛弃家庭、违背亲长，连鸟兽鱼鳖也不得捕杀，难道不是兼爱吗？只顾自己，就是无君；主张兼爱，就是无父。无父无君，就是不忠不孝，何况那些连这些也做不到的人，他们的罪过就可想而知了。所以韩愈说：‘佛教、道教的弊害，超过杨朱、墨翟。’然而他说‘让人恢复人的本分，烧掉他们的书，拆毁他们的居所’，言辞未免过于猛烈，驱逐他们也没有采取渐进办法。为什么呢？他们吃得饱、住得安，这种习惯已经很久了，如果一下子收取数十万、上百万人，强行给他们戴上冠带，就会造成极大惊扰。所以前面所说停止剃度出家、禁止修建寺观，正是逐步驱逐他们的方法。〔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百万人〕 僧道存在，就有十种危害；僧道去除，就有十种利益。男子不懂耕作，却由农夫供养；女子不懂养蚕，却由织妇供给衣服，这是第一种危害。男子便会闲散，女子便会怨恨；上则感动阴阳，下则助长淫乱，这是第二种危害。不服兵役而逃避丁役，坐享其便，逃避徭役，不向官府供给，这是第三种危害。世俗不忧虑贫穷，却忧虑没有布施；不忧虑作恶，却忧虑没有斋戒，民间财力因此耗尽，国家用度因此损耗，这是第四种危害。诱骗别人的子弟，使他们剃发出家；父母年老无人奉养，家庭贫困无人救济，这是第五种危害。不改耕的田地、种植的园圃，以及大山大泽，几乎都被他们占据，这是第六种危害。营造修缮的工程，年年月月不能停止，驱使我们的贫民，夺去他们的农时，这是第七种危害。木材、砖瓦、石料一并收取采伐，市场价格飞涨，百姓没有房屋居住，这是第八种危害。门堂的装饰、器物的华美，雕刻绘画、涂丹施漆，使工商业等末业更加兴盛，这是第九种危害。懒惰农民的子弟、逃避官吏的狡猾之徒，或被雇用，或被役使，所到之处竟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这是第十种危害。如果果真去除它们，那么男子可以让他们耕种，农夫也不至于停止供养他们了；女子可以让她们养蚕，织妇也不至于停止供给衣服了，这是第一种利益。男子便有妻室，女子便有家庭，和谐之气由此到来，风俗也会端正，这是第二种利益。户口会增加，户籍中的丁数会增加，徭役于是均平，民力不会困乏，这是第三种利益。财物无处拿去布施，粮食无处拿去斋供，民间有了剩余，国家也因此充实，这是第四种利益。父亲能够保全儿子，哥哥能够保全弟弟；他们戴冠束带，终身不再离弃家庭，这是第五种利益。田地的价值可以用来资助，经费和山泽的财富，全部归入衡虞之官掌管，这是第六种利益。营造修缮的劳役，全部禁止；不驱使贫民，不夺取农时，这是第七种利益。良材和密石既然没有了用处，百姓可以用来建筑房屋，官府可以用来修缮完备，这是第八种利益。淫靡奇巧的工匠无从下手，舍弃末业而返回根本，全都去经营南亩，这是第九种利益。宫殿毁坏、寺院崩坏，也没有人可以雇用、役使；懒惰者和狡猾者，再也没有逃避的地方，这是第十种利益。去掉十种危害而取得十种利益，百姓安于职业，国家富足强盛，这是万世的策略，还有什么可畏惧而不去做呢？难道要让它们继续存在而置之不论吗？那么董仲舒认为，凡是不属于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的，都应断绝其道，不让它们同时发展；邪僻的学说消灭止息之后，纲纪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应该听从谁。难道要把它们留下来为百姓祈福吗？《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求福不走邪曲之路。’这些都是贤人的至理名言，是先圣的规范之言。只要稍微留意此事，谁能抵挡它呢？富国策第六

译古人说过：‘粮食太便宜就会损害农民，太贵就会损害商人。’这是说农民总是卖粮，而商人总是买粮。这只是笼统的说法。我认为：粮价低会损害农民，粮价高也会损害农民；粮价低会使商人获利，粮价高也会使商人获利。因为农民并不是总卖粮，也有时需要买粮；商人并不是总买粮，也有时需要卖粮。按一年之中的情况来说，大抵粮食收获时多半便宜，播种时多半昂贵。农民耕作劳苦，甚至比患病还艰苦；他们爱惜粮食，超过爱惜自己的生命。不得已卖粮，必定有缘由：小事是置办衣服器物，大事是办理婚姻、修筑堤防；公家有赋税徭役的命令，私人有借贷偿还的责任。所以一粒粮食刚成熟，腰间的镰刀还没有解下，就天天运到市场上出售。卖粮的人既然多，价格自然不得不低。价格低了，商人便乘机欺骗他们，压低钱价而加大斗斛；否则就不肯收购。所以说：收获时粮价多半便宜，价格低就损害农民而使商人获利。农民的仓廪既不充盈，窖穴也不充实，粮食多则数月、少则十天半月，用度就耗尽了。土地将要播种，却有时没有种子；农具将要拿起，却有时没有食物。于是每天都要到市场上买粮。买粮的人既然多，价格自然不得不高。价格高了，商人便乘机囤积不卖，提高钱价而缩小斗斛；否则就不肯出售。所以说：播种时粮价多半昂贵，价格高也损害农民而使商人获利。农民卖粮时，有时一顷田的收成一齐收割，连车运出，却仍不能满足日常用度；等到买粮时，有时只好加倍借贷、低价卖出，甚至毁屋伐树，也仍不能满足吃饭需要。而坐在店中的商人，常常窥伺农民的剩余，利用别人不足的机会，做事非常安逸，所得却非常丰厚。这就是农民困穷而商人肆意兼并的原因。《易·系辞》说：‘用什么聚集人民？回答说是财货。治理财货、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非分之事，这叫义。财货，是君主所应治理的。君主不治理，囤积货物的商人就会专擅其事，控制百姓的命运。上面的恩泽因此不能向下流布，人民就无所依靠了。’平籴之法正是有所作为而制定的。管仲在齐国实行，李悝在魏国实行，耿寿昌在汉代实行，国家没有失去实利，人民也得到好处。自晋到隋，时而兴办、时而废止，相关记载不甚明白。唐天宝年间，全国平籴几乎达到五百万斛，这是最盛大的情形。大宋受命将近百年，粮食收入储藏在各地，堆积如山，平籴之法实行已久。平籴之法实行，农民秋天卖粮时价格不会太低，春天买粮时价格不会太高，大商人和囤积之家便不能任意强行夺取。官府出卖粮食所得利息通常为十分之一或十分之二，百姓既不困乏，国家又有利益，这正是古代圣贤的用心。然而它还没有完全达到理想，有三点原因：数量少，道路远，官吏奸诈。一郡所收购的粮食不过数千万，其余全被商人收去。到了春天应当卖粮时，官府出粮太少，出得少，就不足以救济饥荒；出得多，又可以计算日子，很快就会用尽。于是商人深藏粮食，等待官粮耗尽；官粮耗尽，粮食的控制权就归商人了。这是数量少的弊病。仓储的设置都在郡治，偏远县份有的相距数百里。贫民买得多就没有资金，买得少又不可能早晨出发、晚上返回，所以始终吃不到官粮。这是道路远的弊病。掌管此事的人，政事有时以贿赂为准则；斗斛不均，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等到出卖粮食时，有的减量，有的掺杂，名义上说是裁减价格，实际上却更加昂贵。这是官吏奸诈的弊病。如今如果广泛增置本钱，增加收购数量，囤积货物的商人就无法独占利益。仓储分别设在各县，远方百姓就可以得到粮食。再告诫州部，务必任用廉洁能干的人，奸吏就无法侵吞克扣。这样做有利国家、便利百姓，事情可以长久实行，这就是通达地调节物价轻重的权力，不可不加以考察。富国策第七 水旱灾害的忧患，是圣王也不能避免的。尧、汤遭遇灾害的事，贤者愚者都曾共同听闻。所以做君主的人，务必多多积蓄，以此预备灾害。《王制》说：‘耕种三年，必定要有一年的粮食；耕种九年，必定要有三年的粮食。’按三十年的积蓄计算，即使发生旱灾、水灾，百姓也不会面有菜色。《周礼》说：‘遗人掌管国家的储积，以等待施惠；乡里的储积，用来救济百姓的艰难困厄；门关的储积，用来供养老人和孤儿；郊里的储积，用来接待宾客；野鄙的储积，用来接待羁旅之人；县都的储积，用来应付灾荒。’这些都是计算国家用度有余之后，随地储蓄，以等待贫乏困顿。所以时令可以遭灾，万物可以夭折，禾苗可以枯槁，土地可以变红，但人民不可以挨饿。自从井田法败坏，军务日益繁重，政事只顾眼前征取，情况有的还没有完全改善。军队有储备，边疆有防备，就是国家的幸运，也是官吏的能干；至于普通百姓，不过是自己设法解决罢了。百姓没有知识，衣服敝陋，饮食苟且；丰年粮食多得散乱，却有不爱惜的。吃没有节制，用没有限度，有的丢在粪土中，有的腐烂在甑甗里，有的拿去喂饱狗马，有的拿去肥养鸡鸭。按人口计算费用，怎么会不增加到原来的五倍十倍呢？等到遇上【年景字疑】时，家中平时没有积蓄，个人也没有预先准备，房屋空空如也，烟囱还没有烧黑，连草木的根和果实都不足以填饱肚子。于是强壮的人做盗贼，弱小的人转眼死在沟壑中，父母妻子儿女不能彼此保全，这正是祸乱的开端，是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应当留意的事。从前天地曾经发生灾害，百姓也曾经遭遇饥荒。假使让以安抚为名号的人，手持符节连夜出发；让以劝诱为言辞的官吏，耳边不断发出劝说；有时拿出御府的金钱，有时颁布卖官爵的命令，君主内心勤劳不息，甚至超过慈母。然而粮食生长有时，不能坐着等待；储备也有定数，不可能从天上降下来。极力寻求，所得却很少。用这种办法救济人民，不也很困难吗？我私下考察古代制度中适合当今的办法，没有比义仓更好的了。它在丰年减少百姓的有余，在歉年救济百姓的不足，事情周详细密，功效可以流传无穷。所以隋朝开皇年间开始设立社仓，一直到文皇帝时期，始终没有发生饥荒。唐太宗说：‘既然已经替百姓先行储藏粮食，由官府掌管，以备【年景字疑】，这不是供我个人使用的，不应横加赋敛；这种有利于百姓的事情，实在值得深深嘉奖。’如今应当在天下各县的县治都修建仓廪，沿用唐代制度，以‘义’命名。

译然而唐代的用心固然很好，收取和发放的办法却还没有完全适宜。他们按百姓所耕种的田亩征收粮食，即使没有田地的人也各有定额，那么能够缴纳粮食的人，就不是穷困百姓。到了【年景字疑】，缴粮之家有的本来就有储备，不应当接受赈济，于是穷困百姓反而享用了这些粮食。从这个人那里拿来，送到那个人那里，有防备却没有收获，这同加重赋税有什么区别呢？如今不如把农民和商人等百姓分别划分户等，每年秋收时按等级缴纳粮食，称为寄留。到了【年景字疑】，下等户缺粮的，按数额发还；上等户所缴的，则转给穷困百姓。记录转给的数额，逐年累积，数量达到若干的，就授予相应爵级，以此来宠异他们。这样富人乐于输纳，穷人得到赈济。这和临事才卖爵、没有粮食却空求爵位，根本不能同日而语。富国策第八 从前神农时代，每天正午设立市场，使百姓聚集货物，以有余交换不足；但物价轻重没有人主持调节，所以后世圣人制造货币来调控它。起初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白金为下币。但珠玉、金银价值很重，不适合日常小额使用，只有铸造泉布，才是历代君王都不改变的办法。它根植于周，发芽于汉，蔓延到隋唐，时而沿用、时而变革，制度没有固定。只有开元年号时，最为合乎中正制度，承袭下来一直到今天，这确实是前代长期经营商业的结果。大体说来，钱多就轻，钱轻则物价重；钱少就重，钱重则物价轻。物价重，使用物品有时会缺乏；物价轻，货物有时会滞销。一重一轻，利弊都关系到百姓。至于从国家财政来讲，没有比钱多更可贵的了，为什么？因为国家用度有固定数目，不可以削减。朝廷治理太平日久，钱库中的钱串曾经腐朽；可是近年以来，钱财有时已经空竭，天下各郡国也很少有余财。货币流通散布，贯通上下，不足于国家，就会多余于百姓，这是必然的趋势。而如今民间又少有储藏钱财的人家，加上旧钱没有销毁，新钱又天天增铸，钱本应当增加，却反而减少了旧有钱数，这是为什么？钱不是温暖的东西，不能用来穿戴而损坏它；钱也不是脆弱的东西，不能拿来吃掉而耗尽它。然而钱究竟到哪里去了呢？这是有奸人把它销毁了。奸人之所以能够销钱，是因为劣钱可以容许在市场上流通，铜像、铜器也可以容许在寺观中使用。我私下观察民间，有人把合法钱币销毁，掺杂其他材料，铸成劣钱；他们一定在重湖大江、深山幽谷之中制造，那些地方风涛阻隔、猛兽出没，百姓看不见，官吏也无法呵斥制止，因此法令无法胜过他们。销毁一枚合法钱，有时可以铸成四五枚劣钱；市场上的人拿劣钱交换货物，即使按二三成的价值计算，也总能获得数倍利润。百姓既然储藏了劣钱，就不可能让他们完全不用；利益所在，法令也无法胜过它。国家失去合法钱，百姓得到劣钱，而劣钱终究不能成为国家的财用，这就是钱越来越少的原因。又有僧道之家争相礼敬铜像，改换模具、变造形制，动辄充满厅堂；铙、钲、钟、磬等器物到处发出雷鸣般的声响。若说取自官府就会有害，他们便私自冶铸，而铸造这些东西又要用钱。新旧混杂，公私难以辨明，因此法令也无法胜过它。使用范围如此广，利润又有数倍，所以到处都有装囊携带、鼓风熔炼、锻打发声的人；披荆斩棘而行、带着兵器经商的人在道路上络绎不绝，宽缓时便任意作为，严急时便争斗而死，因此法令也无法胜过它。铜像天天更新，铜器天天增加，他们所销毁的钱哪里会有穷尽呢？这就是钱越来越少的原因。如今想断绝私铸，莫如先去除劣钱；去除劣钱并不是说要立即诛杀私铸者。想辨别铜像、铜器，莫如一概收取并销毁，不许再使用。什么叫断绝私铸？就是去除劣钱。私铸的人分散在偏远幽僻之地，如果仓促按法律惩办，官吏必定苛刻审察，案件必定冤屈滥判，乡里之间将不得安居。只要有利可图，即使面临死亡也一定要去追逐；如果没有用途，即使放纵他们，他们也不会去做。劣钱被去除，私铸者就没有用途；没有用途，私铸自然断绝。所以说，断绝私铸，莫如去除劣钱。什么叫去除劣钱？并不是说要立即诛杀私铸者。如今民间已经有很多劣钱，如果一下子严厉禁绝，百姓就不敢拿出来；不敢拿出来，就会把合法钱币熔成铜，积存在没有用途的地方，国家既失去实物财富，百姓又损失财产。因此不如颁布命令，收取劣钱加以销毁，除去其中的杂质，按铜价补偿，并限定日期，规定重刑。百姓既畏惧法律，又乐于获得补偿，就会全部交入官府。官府掌握这些铜，便用来资助铸造，于是合法钱币增加，劣钱全部去除。所以说，去除劣钱，并不是说要立即诛杀私铸者。什么叫想辨别铜像、铜器？莫如一概收取并销毁，不许再使用。如今寺观密集相连，所设置的铜像铜器，仓促计算也数不清，必定要逐件追问：是新近制作的吗？还是旧有的？是从官府取得的吗？还是从私人那里得到的？这样一来，即使增加官吏也不够查验，即使扩大监狱也不够拘押。命令越急，奸邪越多，这不是好的办法。如果一概收取并销毁，不许再使用，那么积存的铜就足以资助冶铸，工匠的奇巧也无处施展，销毁钱币的弊端不用禁止就会自行停止。所以说，想辨别铜像、铜器，莫如一概收取并销毁，不许再使用。至于蛮夷之国，既然舟车可以通达，就会偷取我国货币，这不可不察。古人说：钱是没有使用价值的器物，却可以用来交换富贵；富贵是君主掌握的权柄。如果果真慎重对待这种办法，掌握的权柄就不会丧失，群臣百姓也会服从，这是拥有国家者的紧要事务。富国策第九 县官靠收取租税来供给饮食和衣服，这是古代的制度。自汉代以后，战争日益兴起，经费越来越不足，于是每天产生新的名目，仍然不能解决问题，形势也无法停止。这并不是君上失策，因为山林川泽的财富，是天地用来养育人的；贩盐的利益非常丰厚。所以东郭咸阳经营盐业积累了千金，吴王刘濞的财富可以同天子相比。汉孝武帝因此设置盐铁官，当时国家用度充裕，而百姓没有增加赋税，未必不是由于这个缘故。朝廷斟酌古代盐法，有的沿用，有的变革：有的从盐池引取，有的从盐井汲取，有的从海水熬制，一律由官府掌握，百姓不能私自经营，这是沿用的方面。东南各郡，官府自行贩卖，运盐的船只首尾相接，仓储堆积如山，商旅行动受到限制、无从施展，这是变革的方面。然而先王的制度，没有开始时很好而末世不产生弊端的。制定法令时，君上的心意十分迫切，官吏都想建立功劳，人人畏惧法令，奸谋还没有产生，所以开始时因此很好。经过数代以后，事情变得平常，官吏有时懈怠，百姓有时习惯，而奸谋日益产生，所以末期因此产生弊病。官府最初卖盐时，掌握的利润非常丰厚，但各郡国积存的盐却常常不够出售。如今的郡国，正是从前的郡国；人口繁衍已经增加数倍，然而卖出的盐反而更少，盐反而更加滞销，为什么呢？

译只是奸谋介入其中罢了。盐运来时，远的要渡过江湖，常年经受波浪、每月经受风雨；近的也有一百几十里，要经过堤堰，夜宿芦苇丛中。军队中穷困的人、官吏中狡猾的人，靠此为生、靠此养家，私下卖掉其中十分之几，就足以换取其他物品，这本来是常事。盐运到仓中以后，掌管盐务的人又私下卖掉十分之几，换取其他物品，大概官盐常常有一半被损失，另一半也被换成其他物品。百姓食用的盐，已经有很多是私卖的；而官盐出售时不能赊账，因此坐在店铺中专门卖盐的，每郡才几十家，却要供应数万户人家的食盐，只能依靠这几十户盐商。百姓一铢一两也不能同官府交易，必定要向这些人购买。这样一来，盐商的势力必然变小，他们便在秤量中增加粪土等杂物，百姓常常要用两倍的价格买到一半的盐。官盐昂贵而污浊，私盐便宜而洁净，山泽中的百姓、城邑里的豪强都争相食用，私下贩卖的人也交相奔走。因此百姓虽然很多，有的吃私盐，有的吃粪土，利益流入奸人手中，官府卖出的盐越来越少，盐也越来越滞销。命令并不宽松，法令也不轻，然而利益一旦诱惑人，即使每天刑罚罪犯，号哭疼痛的声音震动天地，也不能禁止。所以今日适宜的办法，莫如开放盐业贸易；贸易一旦畅通，官府利益不会减少，盐也不会滞销。什么叫贸易畅通，官府利益就不会减少？官府自行卖盐，利润确实丰厚，但船只会损坏，仓库会坍塌，官员有俸禄，士卒有粮食，费用已经很多了。如果官府把盐卖给商人，让商人自行经营，官府既衡量、收取其中的利润，又征收关市税，费用便可以减少，这就是官府利益不会减少。什么叫贸易畅通，盐就不会滞销？商人多而且都努力销售，盐就不会掺杂；到了各地，又把盐分发给市场上的人，于是各家店铺都能得到盐来销售。销售者多而又努力销售，盐也不会掺杂。从前吃粪土的人，如今都吃盐；从前喜欢私下贩卖的人，如今都公开经营。盐的用途更加广泛，因此不会滞销。官府利益不减少，盐又不滞销，财用因此充足，刑罚因此清明，这是治理太平世道的美事。有人说：‘官府把盐卖给商人，商人还要从中获利，官府还要征税。利润少、税收薄，官府利益就会受损；利润多、税收厚，商人就不会来。怎么办呢？’回答说：‘不如利润少、税收薄更好。’利润少、税收薄，怎样才能使官府利益不受损呢？回答说：‘东南地区的和籴接近二百万，转运粮食的费用不能说不多。如今如果用粮食同商人换取盐，作为抵偿，那么数百万斛粮食就可以不用费力而运到淮海地区。这样对于官府的利益，难道还算少吗？’ 《易经》说：‘使变化流通起来，使百姓不感到困倦。’现在正是实行这种变通的时候，不可忽视。富国策第十 有人说：‘天下的货物中，茶最后兴起，而国家的用度还要依赖它。如今对此有什么说法吗？’回答说：‘茶并不是古代就有的，起源于江左，流传到天下，到了近代才逐渐盛行。君子小人没有不喜欢它的，富贵贫贱没有不用它的。拥有国家的人于是加以专卖，国家只从一个方面获取利益。然而世人所看重、各家所储藏的，为什么偏偏不是官茶呢？这是因为官茶低劣恶劣，入口没有滋味。每年春天茶芽采摘完毕，烘焙的茶制成以后，官吏便呼喊着收买，百姓便拉运着交纳。百姓淳朴，有时却因利益而作奸；官吏负责查验，有时又因受贿而昏暗。于是掺杂劣茶的行为便混入其中。是草是邪木，只怕容器装不满；是尘土是煤灰，只怕茶行不上等。商人计算成本后运去，有时卖不出去，于是贩卖的人就少了。茶叶长期储藏，有时腐败，于是水火灾害乘机而来。因此国家的钱币耗尽在市场估价之中，茶叶积存到没有用处的地方，利息还没有收回，本钱却有时已经亏损。至于东南各郡，官吏自行贩卖，课税不算很多，时常还有完不成的时候。然而百姓自己使用的茶，通常是官茶的数倍。茶叶来源有非常远的，价格有非常贵的，人们却争相购买，是因为滋味美好。道路有非常险的，法令有非常重的，人们却争相贩卖，是因为利润丰厚。’ 巡按的使者、追捕的士卒，每天奔驰在野外；额头刺字的官吏、背上挨鞭打的人，每天充满庭院。愁苦怨恨越来越多，奸弊却不能禁止；督责越来越重，财货却不能增加。形势已经发展到这里，还有什么办法呢？算了！今天适宜的办法，也莫如一概开放贸易，官府不再买卖，听任商人自行经营，而登记茶山的租税，征收商人的税，把两种办法比较起来，虽然道路不同，结果却是一致的。而且商人自行到市场购买，所选择的必定精良；所选精良，卖出时就必定畅销；货物畅销，商人就会增多；商人增多，收入的税也就多了。过去那些披荆斩棘、怀带刀兵、专门私贩茶盐的人，是因为禁令严密。既然开放贸易，就应当让他们安全地行走在通行道路上，使官府自身充实，也能增加税收。何况既不使货物滞留，又不必以威刑狱讼来强迫，利国便民，没有比这更好的办法了。有人说：‘你说开放茶盐贸易，难道不会导致大家追逐末业吗？’回答说：‘从前没有开放贸易时，法令严峻、罗网密集，富厚而谨慎的人无法钻空子，所以那些无知的小民才拿生命换取财物，进入其中。如果开放贸易，那么大商人和囤积之家会窥伺时机、趋逐利益，小民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这并不是引导人追逐末业的道路。唉！盐业始于汉代，茶业始于唐代，都是为了救济时务，并不是一味师法古代。’ 将来国家财货丰足，王道逐渐昌盛，把这些事业交还给百姓，就是我最大的愿望。《旴江集》卷十六

译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十七　　　　宋·李觏撰 强兵策十首 强兵策第一 兵器的产生，历史已经很久远了。自黄帝、尧、舜以来，从未改变过。所以国家对于军队，就像鹰隼对于羽翼、虎豹对于爪牙一样。羽翼不强劲，猛禽就不能奋力搏击；即使尺鷃的爪牙不锋利，猛兽也不能靠捕食肉类生存。军队不强，圣人也不能用它来制服普通人。所谓强兵，并不是说天天寻求战争，让尸骨暴露在万里之外，逞一时的愤怒，以求横行天下。强兵必定要以仁义存在其中。什么叫仁义？考察历来世俗谈论用兵的人，大多只懂得一个方面而不能完备。儒生说：‘只要仁义就够了，何必讲诈术和武力？’武夫说：‘只要诈术和武力就够了，何必讲仁义？’这些人都只知道其中一面，不知道另一面。我认为仁义是军队的根本，诈术和武力是军队的末端。根本和末端相互配合，使用得当，就能无敌。所以君主应当专注于根本，将领则应当兼用末端。孙子说：‘君主谁有道？将领谁有才能？道，就是道德；能，就是才智。’又说：‘将领应具备智、信、仁、勇、严。’由此可知，君主专门运用道德，将领则把智、信、仁、勇、严一并运用。从前大道流行的时代，以及夏、商、周三代的英杰，我不敢远引，只用汉代的事情来说明。韩信对汉王说：‘项王所经过的地方，没有不遭到残害毁灭的，天下人多有怨恨，百姓不亲近归附他。他名义上称霸，实际上却失去了天下人的心。大王进入武关时，连秋毫也没有伤害，废除秦朝的苛法，同秦人约定法令三章，秦人无不希望得到大王。如今大王占有秦地，向东进军，三秦只要传递檄文就可以平定。’这就是说项王失去了仁义，而汉王得到了仁义。等到韩信做将领，他用木罂缶渡河，俘虏魏王；背水列阵，竖起赤色旗帜，击败成安君。成安君不听广武君的防备建议，认为义兵不应使用诈谋奇计，所以自己死在泜水之上。这就是成安君失去诈术武力，而韩信得到它们的验证。然而做将领的多知道诈术武力，做君主的却有时不通晓仁义，所以即使百战百胜，国家反而更加不安，敌人反而更加不服。所谓仁义，也不是早晨大赦，晚上行赏，姑息迁就人情。贤能的人得到任用，愚昧的人被废弃；善良的人得到劝勉，作恶的人受到惩罚；赋税征收有法，徭役征发有时；人人都有职业而不缺乏生活用品，乐于生活并亲近君上。这就是仁义的大要。敌国使百姓贫穷，而我国使百姓富足；敌国使百姓劳苦，而我国使百姓安逸；敌国虐待百姓，而我国宽待百姓，那么敌国人仰望我国，就像婴儿哭喊着寻找父母，很快就会匍匐而来。敌国即使有石筑的城池、滚烫的护城河，谁还会替它守卫？即使有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谁还会替它拿着？这就叫不交战而使敌人的军队屈服。如果敌国使百姓贫穷，我也使百姓贫穷；敌国使百姓劳苦，我也使百姓劳苦；敌国虐待百姓，我也虐待百姓，却希望敌人前来归附，这就像拿鸩毒酒浆等待口渴的人，拿附子去召唤饥饿的人。敌人宁可无所依靠，也必定拼死而已，谁会前来呢？敌人没有归顺之心而发誓死战，那么即使我以姜太公为将领，以孟贲为士卒，以飞兔为骑兵，以太阿为兵器，也不容易图谋取胜，何况我国百姓又不归附，自己还会发生其他变故，更不可不慎重。国家积累德行、累积仁爱，已经有一百年了。百姓怀念恩惠，甚至已经歌舞起来。不幸敌人心怀叛乱，阻挠我朝王命，军队兴师已经三年，却没有取得振奋军威的大胜。虽然上天勤劳而忧恤百姓，但军事事务仍然十分繁重，有时征取财赋，有时征发民力。普通百姓没有知识，有的颇为愁苦怨恨，而西方尤其严重。伏望陛下发布有德的诏令，为天下百姓考虑，对内使我国百姓得到宽缓，对外诱导敌方前来归附，那么边境就可以安定，大功就可以建立，这是有识之士的愿望。强兵策第二 有人说：‘天下的事情，应当忧虑什么呢？’回答说：‘把天下看成一个人的身体，那么中原诸夏就是腹心，边疆就是手足。腹心安宁，气息调和而精神旺盛，手足的疾病就不是我的祸患。若腹心不安，用劳损气力、疲惫精神来专门治理手足，那么手足还没有痊愈，腹心已经危险了。所以用兵的方法，必须先修治内部，然后才施用于外部。敌人长于技击，风气强悍刚直，强大时就侵犯上国，弱小时就离散；捕获并诛杀他们，需要耗费不少力量；放弃而不理会，他们又会不时侵犯掠夺，只看权宜控制的方法怎样罢了。’所以当今的忧虑，是兴办屯田的利益，把粮食积存在边境，外部足以供给军粮，内部免除运输负担，百姓可以歇息肩力，国家可以节省费用。既安定又饱足，按时训练；敌人来就奋力攻击，敌人离去就不要追赶，以逸待劳，使敌军疲惫衰老，这是防御的上策。如果把军队长期驻扎在外面，仰赖内地供给，前进不敢前进，后退不敢后退，虽然说不上取得功劳，好在可以避免失败；千里运送粮食，二十份中只能有一份到达，木材在车运中损坏，牛马死于牵引，男女困苦饥饿，家庭空虚。这样实行几年，敌人就会乘我方疲敝进攻，这是防御的中策。如果率领军队深入敌境，携带粮食跟随，人数少则攻战力量不足，人数多则粮饷接续不上；道路险要而有伏兵，势力孤单而没有援军，同无知的敌俗争夺一时的性命，万一失误，祸患就不可预料，这是防御的下策。’ 如今将要实行上策，应当怎样做呢？回答说：‘屯田的好处，建议的人很多，但执政者没有采纳，难道是因为可耕地太少吗？难道是军中没有可以耕作的人吗？如今各郡国的百姓已经很多，确实很少有空闲土地可以耕种。如今的禁卫军士向来骄惰，确实没有勤劳的人可以耕作。然而可耕的田地从哪里取得呢？回答说：边郡百姓有困苦的，有不能安居的，如果招募他们迁往内地，授予他们生业，使他们安居，然后把他们原来的田宅隶属屯田官管理，就不用担心没有田地了。那么可耕作的人从哪里取得呢？回答说：边郡的军队，除禁旅之外，另设屯军；把天下厢军中多余的役卒、依法流移的人、百姓中愿意从军的人，合并登记，隶属于屯田官，就不用担心没有人了。田地既已收入，人也聚集起来，然后划分每人的夫、亩，排列住宅，发给耒耜，教他们耕种，明确建立劝勉考核的制度，按时加以督察；勤劳的有奖赏，懒惰的有刑罚。这样农事就兴盛起来了。又把他们编为什伍，设置长官和统帅，发给兵器和铠甲，利用农闲时间，训练他们战斗。这叫依靠内政来寄托军令。这样武事就兴起了。粮食已经充足，兵士已经训练，禁旅还没有出动，屯军本身就已经。’

译锐利了；用仓中陈年而色红的积粮来供给虎貔般的军队，形势有利就进攻作战，否则就坚守不出，国家不知道损耗，百姓不知道劳苦，而边将可以高枕无忧。敌人不忠不孝，愚弄自己的百姓，让他们置身于箭石之间；我国用余力驾驭他们，他们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有人说：‘屯田固然便利，迁移百姓到内地，难道不会造成扰乱吗？况且授予他们生业，对国家用度又怎么样呢？’回答说：‘百姓能够离开兵祸，减轻赋税徭役而迁往善地，就像水流向低处、鱼游入深渊一样。如今招募他们迁徙，是顺从民心的政事。汉武帝曾把关东贫民迁往陇西、北地、西河、上郡，共七十余万口，后来又把奸猾的官吏迁到关内，当时没有听说造成扰乱。况且把运输费用用来置办迁民的生业，难道不是更划算吗？运输粮食年年不能停止，给百姓置办生业只需一次而已，这不正是暂时劳苦、长久安逸吗？那么百姓乐于迁往内地，边郡空虚了，该怎么办呢？回答说：从前百姓多而士兵少，所以作战的人少而受惊的人多；如果百姓少而士兵多，那么作战的人多，百姓也有依靠。用士兵代替百姓，怎么会空虚呢？汉代的赵充国、唐代的娄师德，都曾以屯田的利益使西部土地得到充分开发，威势震慑羌胡，这是士大夫先生们常常谈论的。’ 还请仔细谋划。强兵策第三 有人说：‘屯军耕作，供养自己已经可以了；禁卫军坐享粮食，怎么能够供给他们呢？’回答说：‘古代规定农田一百亩，一百亩田的上等农夫养活九人，其次养活八人，再次养活七人，再次养活六人，下等农夫养活五人。这些人的粮食，上等年景每人四釜，中等年景每人三釜，下等年景每人二釜。计算一个农夫耕种所得的粮食，并不少。如今屯军耕作，姑且按下等农夫计算，一个人耕种可以养活五人，那么十万夫耕种所得就可以供养四十万禁卫军。二十万夫耕种，就可以多出供养四十万人的粮食。耕种三年，就有两年的积蓄。即使发生旱灾、水灾，在朝廷之上也可以不必忧虑西方。’那么屯田的利益可以施行于天下吗？回答说：‘如今天下的公田到处都有，登记没收的产业从来没有中断，有的被豪强党徒占有租种，有的按裁减价格出售，公家的利益也实在很薄。形势上不如设置屯田官加以管理，选用善于耕田的人做官吏，招募漂泊寄居的人做士卒，为他们建立家庭，种植桑麻，三季治理田地，一季讲习军务；男子耕作后才吃饭，女子养蚕后才穿衣；一粒粮食也不从仓中领取，一寸布帛也不从府库领取，而身披铠甲的壮士、手执兵器的精锐之士，出动时遍布田野，进入时充满城邑。’ 他们所缴纳的粮食又多于百姓，却没有供养士卒的费用，只需积存在仓中罢了。这是使粮食充足、兵力充足的好办法。”有人说：“议论的人大多称赞乡军，怎么样呢？”回答说：“《周礼》记载，小司徒掌管编制万民的卒伍并使用他们；每家出一人，邻里编为伍，闾里编为两，族编为卒，党编为旅，州编为师，乡编为军，这是先王的制度。管子制定寓兵于民的政令，使卒伍在乡里确定，军政在郊外完成；把什伍相连，使居处同乐，生死同忧，祸福共同承担。所以夜战时彼此听得见声音，白天作战时彼此看得见，缓急之际足以相互舍命，因此能够对外排斥戎狄，对内尊奉天子，使诸夏安定。设置乡军以自卫，前代贤哲的用意很深。人爱护亲属、重视财物，大概是人的天性。盗贼到来，将杀死我家的成年男子，强行掳走我家的老弱，践踏我家的田地房屋，抢走我家的金帛，那么凡是有一口气的人都会产生战斗之心。君主顺应民心加以引导，既训练他们，又任命将领统率他们，那么他们守卫、作战直到死去，并不是单靠赏罚使他们这样做的。我私下观察近世，乡里没有军队的编制，百姓不懂武事，家中不收藏兵器；盗贼到来，就以赤身露体的身体投入虎口作为诱饵，盗贼离去两夜，官吏士卒才到；官吏士卒到了又一无所获，只是徒然劳苦疲敝。即使如此，难道不只是乡野地区才这样吗？不是说过：“这是郡的军队吗？是县的军队吗？”除非是方镇，大多都没有预先防备。客军不过一百几十人，简直像旅店中的过客。幸而天下太平，一旦有狂妄之徒大声呼喊，又拿什么来抵御呢？所以，乡军的名义不能不加以考察。近来也登记民户来编组乡军，每万户编五百人，也已经很多了。然而恐怕将领和官吏没有选得合适，训练也没有掌握方法。为什么呢？统帅就是县令，县令难道个个贤能吗？偏将副将就是普通民户，民户难道个个都善于抚慰和统率吗？有时遇到变故而应变失常，这就是将吏没有选得合适。县令所教的，只是姑且让士卒练习射箭，却根本不知道坐、起、进、退的节度，以及向心、背心、左右行动的规则；他们分辨不出金鼓的号令，眼睛也辨不明旌旗的指示，一旦把他们投入战斗，不过是驱赶市民罢了。这就是训练没有掌握方法。若想将吏选得合适，不如精心选择县令，不拘泥于官阶次序，一概以才能为标准。县令选得合适，偏将副将的选择也就会合适。然后把战阵的法则明确地教给他们，训练就会有条理了。这样一来，乡军就会日益强盛。屯军用来征伐，乡军用来守备，郡国的军势全都是君王的藩篱屏障。强兵防第四 有人说：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地势高而寒冷，那里的人体格厚实、力气强，气性刚劲而意志果断；地势低而温暖，那里的人体格单薄、力气弱，气性柔和而意志反复。所以西北的军队能够吃苦并取得成功，而东南的士卒很少有所建树。这是士大夫都知道的。可是您说郡国的屯军可以用来征伐，想来指的不是东南一带吧？我说：这是老生常谈。百姓的性情固然受到地气影响，这叫作风气；教导他们、使他们成才，则在于君长，这叫作习俗。圣王不会挑剔百姓才施教，贤将也不会挑剔士卒才任用。若要挑选百姓后才施教，那天下没有颜回、冉耕便都不能学习了吗？若要挑选士卒后才任用，那世间没有孟贲、夏育便都不能作战了吗？水是最柔弱的东西，借助风力扬起它，却能使船覆没；金是最刚硬的东西，用火冶炼它，却能使它成为器物。关键只在于使用它的方法怎样罢了。江南有地势卑下、民性薄弱的称说，荆楚有轻剽浮躁的议论，这种说法流传已经不止一代了。然而楚国若敖披荆斩棘、乘柴车开路，而他的后代仍常常同晋国争夺诸侯；吴太伯断发文身，而他的后代也曾先于晋国举行歃血盟誓。项籍凭八千人起兵于会稽，杀死投降的秦王，迁汉王到蜀地，分裂天下，号称霸王；宋武帝凭一百多人起兵于丹徒，诛杀桓玄，匡正晋室，终于平定齐地，长驱直入关洛。

译由此可见，东南的士卒也曾经同西北军队较量过，关键只在于将领有才还是无才。然而从今天的情况来说，各地的习俗有所不同，所擅长的技能也有所不同，这一点同样不能不察看。至于平坦的沙地、浅短的草丛，千里地面一望可见，土地不能形成丘陵，水流不能形成山谷，战马肥壮、士卒轻捷，往来如电光惊掠，身带双弓、背负两副箭囊，左右驰骋射击，这不是南方军队所擅长的。山陵险峻，草木茂密，江流仿佛吞没天空，巨浪不时涌起，行人迷惑难行，飞鸟也不能飞渡，只能徒步搏斗、用短兵器交战，这也不是北方军队所擅长的。向北方征战而使用南军，众人就会嘲笑；向南方征战而使用北军，却从未有人说不行，我私下实在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江海边上，有时一个盗贼肆意作乱，一个邦国受到骚扰，便命王室之人率领王室军队前去捕讨，以多击少、以短击长，耗费有时非常巨大，而功效有时仍不能建立，这也是一大失策。先前征讨南方蛮夷的溪洞，就可以作为鉴戒。离开平地而进入险阻之处，走出中原而进入瘴疠之地，盗贼的巢穴还没有填平，我军就已经危险了。我私下认为，朝廷深思熟虑的谋划，未必没有想到这一点。大概是因为郡国没有精锐军队，所以不得不从内地调兵。假使设置军队屯田，随时根据便利之处征发，那么还有什么征讨不能使其服从、什么叛逆不能诛除呢？至于用古代名将统率他们，用骑战的方法训练他们，舍弃他们的短处而发挥他们的长处，那么即使把他们调动到天下各地，也会像在席子之间运转一样容易。强兵防第五 兵器和箭，是军队的神威；铠甲和头盔，是士卒的性命所系。所以一个人奋起挥剑，千人都会披靡；孟贲袒露上身，即使童子张弓也能杀死他。然而兵器不锋利，还不如没有兵器好；没有兵器就会谨慎选择攻击对象，反而远离失败。铠甲不坚固，还不如没有铠甲好；没有铠甲就知道躲避，也能免于死亡。有兵器却不锋利，有铠甲却不坚固，却借此求胜、依靠它求生，那就是耽误大事、招致大祸，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所以《周官·考工记》讲制造器物的方法说：天有时令，地有地气，材料有优劣，工匠有巧拙，四者相合，才可以制成良器。凡是器物都如此，何况兵器呢？因此制造弓时，要取用六种材料，而且必须合乎时令。凡观察弓干，要颜色赤黑而发声阳刚；角要青白而末端丰厚；胶要朱红色而坚实；筋要细密而长大，结实而有光泽；漆要清纯；丝要沉实。六种材料齐备以后，冬天剖治弓干，春天熬炼角，夏天治理筋，秋天合成三种材料，寒冷时定型，结冰时剖削漆层，春天蒙上弓弦。制造箭时，前部软弱就会低垂，后部软弱就会上扬，中部软弱就会弯曲，中部坚硬就会飞扬，羽毛太丰厚就迟缓，羽毛太少就轻躁。因此要夹住箭杆摇动它，用来观察羽毛丰少的程度。弯曲箭杆来观察它粗细是否适当。凡观察箭杆，要看它是否生长自然而圆匀；同样圆匀的，要看是否沉重；同样沉重的，要看节是否稀疏；同样稀疏的，要看是否坚固。制造戈、殳、戟、矛的柄，进攻敌国时要短，防守本国时要长。把它竖起来摇动，观察它是否弯曲；把它们靠在墙上，观察弯曲是否均匀；横着摇动，观察它是否坚韧。制造铠甲，要看钻孔，孔应当圆深；看内里，应当平易；看铠甲的筋脉，应当直；装入甲袋，要收束紧密；举起来看，要厚实；穿上时要没有不齐整之处。先王制造兵器铠甲，一定合乎时令，一定选用优良材料，工匠一定精良，制成后一定试用，做到如此周全。只是现在郡国进贡的兵器，究竟怎样呢？聚集工匠制造，直到年终才完工，从来没有试用过。车车相连运来，船船相接运上，无不照数接收。检查不明，精粗便无法区别；精粗无法区别，制作必然粗滥；制作粗滥，工匠未必巧，材料未必美，更何况天时呢？更何况地气呢？再加上军队兴起时，突然要求取用，砍树做弩，伐竹做箭，有的取材不合时令，有的产地不对，只求凑足数目就停止，粗滥的器物自然很多。晒在太阳下就焦，淋到雨水就腐朽，用它们来应敌，实在不知道能不能用。何况新式铠甲的制作出于仓促应付，用次等纸制成甲片，用麻绳制成丝缕，费用虽然节省了，长久使用又将怎么办呢？这些事情，都是有见识的人所听到、看到的。至于郡国的兵器仓库，有的长久不打开，战守器具从未修整。事情临头才考虑，也不是智者所能为。愚以为，天下制造兵器，应专门命令守臣负责监督，另设总置使之名加以督察。工匠的选择，一定要慎重选取合适的人，并增加他们的俸禄来优待他们。材料的采集，一定要选好物品，并提高价格来吸引供应者。取材要有固定地点，采集要有规定时令，制作要有一定法则。每天检查，按月试用。成绩优良的多就奖赏，稍有恶劣也要处罚。上下共同检验，把这件事作为急务。旧有的兵器铠甲不要停止修缮，使其保持完整，以预先防备为政务，那么龙渊、太阿就不只在古代闻名，而蛮夷扰乱中原也会有被利刃诛杀的时候了。强兵防第六 孙子说：“将领有才能，而君主不加以牵制，就能取胜。”所以古代天子在太庙遣将时，亲自拿着斧钺，握住斧柄，把斧首交给将领，说：“从这里向上直到天，军队由将军控制。”又拿着斧柄把刃部交给将领，说：“从这里向下直到深渊，军队由将军控制。”因此李牧担任赵国将领、驻守边境时，军市的租税都由他自行使用，犒赏士卒、决定赏赐都在外面办理，不受朝廷从中控制。周亚夫驻军细柳，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书。古代先哲和先王成就王业，也经历了艰难；在安定时防备危险，他们的用心也达到极致。难道他们是故意把利器交给人，把威权交给人，把天下的命运托付给一个臣子吗？大概是任用贤能的道理，不得不如此。马能够日行千里的原因，在于它能够独自奔跑。假如给它套上载货的车，再让跛驴来协同驾车，又让疲弱的役夫在它上面执缰，那么它未必不翻车，何况要让它到远方去呢？凤凰能够飞上千仞高空的原因，在于它能够自由舒展。假如用丝线把它系住，把它养在园囿篱笆之类的地方，旁边又有鸟雀啁啾，它未必不忧郁而死，何况还要让它冲上云天呢？用兵的法则，一步之中就有百般变化，看到可以进取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却；如果还说有王命在此，那就像把大火报告给大人、等他来救火一样，尚未回来复命，灰烬早已堆积很久了。

译如果说还有监军，那就像在道路旁边建造房屋一样，谋划没有人听从，最终也不可能成功。我私下考察它的根源，大概是对将领了解不够、信任不深。了解不够，是担心他不贤能；信任不深，是害怕他不忠诚。不贤能而没有人制约，或许会败坏事情；不忠诚而没有人监视，或许会发生变乱。因此用诏令束缚他，用亲贵之臣控制他。然而既然怕他不贤，为什么不选择贤能的人来任用？既然怕他不忠，为什么不选择忠诚的人来派遣？没有见到他的贤能便任用他，难道国家没有贤能之人吗？不知道他的忠诚便使用他，难道臣下没有忠诚之人吗？与其在使用他时疑虑重重，哪如在选取他时谨慎一些？孔子说：“考察他做事的动机，观察他所走的道路，考察他安于什么，人的真情还能隐藏在哪里呢？”如果一定要授予他节度使的权力，让他遵照执行，那么地位低微的王室使者完全足以承担此事，何必用大臣呢？如果连大臣都还可以怀疑，那么小臣为什么反而可以信任呢？他如果确实不忠，就说明他不知道有君主，又何必害怕一个小臣呢？从前韩信平定齐国，拥有七十余城，面向南方自称孤王；他归楚则楚国势重，归汉则汉国势重，鼎足而立的形势可以安坐而定。他却顾念与汉王的金石之交，承受汉王解衣推食的恩德，没有忍心听从蒯通的劝说。在那个时候，难道有监视他的人吗？等到他被削去王爵、降为侯爵，居住在京师奉行朝请，才想对外联结陈豨、对内依靠各官府的徒隶奴仆来发动大事，这确实已经不是当初三分天下的形势了。他最终反叛，是因为君主的恩德没有延续到底，使他心怀怨望。汉孝武帝对于霍子孟，蜀先主对于诸葛孔明，都把六尺之孤托付给他们，却没有听说发生变乱，这是因为君臣之间的义理极其深厚，国士受到的礼遇足以使人感怀。假如君主推心置腹，谁敢不顺从？如果把人当作可疑之人，那么也就没有谁值得信任了。如今战争已经兴起，将要任用将领，只要君主心胸开阔，同忠臣贤者融为一体，不在中间设置条条框框，那么将领的才略就会如神，军队的锋芒就会如雷，功业很容易成就。强兵防第七 国家之所以成为国家，在于能够选择将领；将领之所以成为将领，在于能够养育士卒。人没有不爱惜自身的，却有人能以身体承受箭矢和石块；没有不怕死的，却有人能以死守卫社稷，是因为恩厚到了无所不至的地步。所以说：把士卒看作婴儿，就可以带领他们赴汤蹈火；把士卒看作爱子，就可以带领他们一同赴死。吴起替士卒吮吸毒疮，士卒作战时便勇往直前；李广同士卒一起饮食，士卒也乐于为他效力。他们并不是父母，关系也不是兄弟，然而能够抚慰体恤士卒、完全取得他们的欢心，并非一朝一夕之功。所以临敌时更换将领，是兵家所忌讳的。那位将领推行恩信、和士卒同甘共苦，历时已久，上下亲近，尚且不能因为一时没有功劳便更换他。即使新将领贤能、仁厚，君主的恩意也不是一句话就能融洽，士卒的内心也不是一顾之间就能沟通。仓促任用他，又怎能有所作为呢？马正在奔驰，却斩断它的蹄子，即使换上千里马的蹄足，也不能行走；孩子正在吃奶，却夺走他的乳汁，即使换成毛嫱来哺养，也不能使他长大。从前燕国用骑劫代替乐毅，于是遭到即墨之败，七十余座城全都反归齐国；赵国用马服子赵括代替廉颇，于是遭到长平之败，四十万军队都被秦军活埋。功业有时不能过早建立，事情有时不能急于求成，这也是明君应当察知的。我私下观察如今频繁更换将领，确实是因为他们战败受挫、不能称职。任用人应当审察他贤能还是不贤能，不能只责问他取胜还是不能取胜。不贤能却取胜，不是国家的福气，恰好会招来敌人；贤能却没有取胜，也不是国家的祸患，恰好可以使敌人警惕。假使敌人获胜而骄傲，我军失败而愤怒，以没有功劳的将领统率没有功劳的士卒，竭尽智力和力量来洗雪耻辱，那么他们就不知道山有多高、石有多坚、水会使人溺死、火会使人焚毁，也忘记死亡可怕、生命可爱了。谁能抵挡他们的锋芒呢？吴起对魏武侯说：“人各有长处和短处，士气有盛有衰，请君主调发三万没有功劳的士卒，臣率领他们来试一试，行吗？”现在假使旷野中有一个拼死的盗贼，千人去追赶他，没有人不睁眼警戒、回头顾盼，为什么呢？因为害怕他突然暴起伤害自己。可见一个人舍命，就足以使千人畏惧。所以他凭三万人击破秦国十万军队。如今因为战败就更换将领，难道古代名将从未失败过吗？孟明视在崤山战败，秦伯仍恢复他的职位，后来才有焚船报仇之功；荀林父在邲地战败，晋侯赦免他的罪过，最终取得曲梁之功。抛开瑕疵而录用人才，是古代的做法。若贤能的人一失败就更换，那么即使他有超过常人的谋略，也再没有施展的机会，这只能使盗贼内心痛快罢了；若不贤能的人一失败就更换，那就像离开艰难岗位而获得清闲、卸下负担一样，只能使他的私心得到满足。后人将会说：“只要取胜，何必担心富贵？只要失败，不过是降职罢了；任用不会太久，责罚也不会太重，人们或许只会敷衍，任用这种将领又有什么用呢？”幸而天威在上，盗贼不敢前进。假如在更换将领之际，众人的心情尚未安定，约束尚未确定，谋划尚未周密，防备尚未设置，而犬羊般的敌人乘机进攻，祸患也就无法估量了。确实能够重视贤才，对他们期待长远而重大的功业，那么一次胜利不要急着奖赏，等盗贼平定之后，封爵土地仍然在；一次失败也不要急着处罚，等事情最终不能成功时，斧钺刑罚仍然在。困兽尚且要挣扎，何况大将呢？这样一来，耻辱还没有洗雪，盗贼也还没有平定。强兵防第八 有人说：“一次失败不处罚，可以说是略过过错；一次胜利不奖赏，靠什么来驱使人呢？”我说：“胜利却不奖赏，这正是驱使人的方法。”我曾深入考察有国家者的行事，从来没有不靠奖赏来驱使人的，但有时会失去驱使人的方法。爵位，是使人尊贵的东西；俸禄，是使人富有的东西。富贵，是人人想要的。若不是伯夷、叔齐那样的仁人，不是于陵仲子那样的廉士，谁能不为之动心呢？所以智者竭尽思虑，勇者竭尽力量，善辩者用言辞，文士用檄文，不敢顾念自己的家，不敢顾惜自己的身体，不因路远而避开蛮貊之外，不因威险而退避箭石之间，烈日不觉暑热，寒风不觉寒冷，口渴无暇饮水，饥饿无暇进食，勤勉不懈地从事君王的事业，都是奖赏使他们这样做的。即使有天性至善、发自内心的至诚，不需要劝阻便能决定去留的，那是非同寻常的人，难道可以用普通人的标准要求他们吗？由此可知，奖赏对于驱使人作用极大；奖赏之所以失效，是因为奖赏过早而超过了功劳。只知道奖赏可以驱使人，却不知道奖赏用尽之后就不能再驱使人了。动员亿万民众，运送千里粮食，脚还没有踏上山川，手还没有劳累于击鼓，俘获还没有装满车辆，斩首还没有达到数级，幕府已经献上捷报，朝廷已经议论功劳。

译爵位等级有一定数目，而敌人没有数目限制；赏赐物品有穷尽，而贼众没有穷尽。因此上天的讨伐尚未进行，官爵的授予已经达到极限；一尺土地尚未收复，府库却已经耗尽。自身已经显贵，家族已经富裕，子女玉帛等欲望之物都陈列在面前，兄弟亲戚所爱的人也都接受了他的赏赐；身体习惯于宴饮安逸，志向在于骄纵放荡，胜利再没有什么可以增加的，失败却会失去原有的一切。这就像给画好的蛇再添脚，是世人所戒惧的。赏赐的制度虽还存在，又怎么能再驱使他们呢？其中也有夸耀功劳、骄横跋扈，以求国家姑息宽容的，国家的弊病往往由此而生。唐朝末年和五代的事情，可以反复察看。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奖赏过早而超过功劳的过错。所以说：“胜利却不奖赏，这正是驱使人的方法。”古代军队凯旋，在太庙举行饮至礼，功劳完成后才奖赏，谁说太晚呢？又听说《尚书》说：“德行丰厚的，授予丰厚的官职；功劳丰厚的，给予丰厚的奖赏。”没有德行却授官，官位就不足以劝勉人；有德行而无功劳却奖赏，奖赏也不足以劝勉人。有功劳的人，假如让卑劣者占据官位，让私人亲信接受赏赐，那么用什么对待有功有德之臣呢？官位虽高，却同卑劣者相同；赏赐虽厚，却同私人亲信相同。这样德行就不足以尊贵，功劳也不足以看重，谁还会勉励自己呢？如今圣明的君主在上，确实能够每天谨慎对待授爵，那么军队就可以驱使，武臣就可以任用，竭尽力量，四方也就没有忧患了。强兵防第九 人没有不具备才能的，才能也没有不能使用的。取用他的长处，在适当的地方使用他，那么天下的士人都将成为我的臂膀和手指。所以说：可以使用智者，可以使用勇者，可以使用贪者，可以使用愚者。智者乐于建立功劳，勇者喜欢施展志向，贪者决意取得利益，愚者不吝惜自己的性命；顺着他们最真实的性情来使用他们，这是用兵的精微权术。从前伊尹兴修土木工程时，让脊力强的人背土，让眼睛有缺陷的人推车，让驼背的人涂泥，各自安排在适合的位置，于是人的性情和能力都得到发挥。我私下观察世俗的议论，却同此不同：不从自己身上寻求原因，专门责备别人；不使用别人的长处，专门攻击别人的短处。合乎时宜就说他违背礼法，权宜变通就说他破坏法令；刚强坚毅就说他不谦逊，洒脱不拘就说他不检点；轻视钱财就说他不节俭，谋求生计就说他不知防备。只看见一点，不追问其余；只观察外表，不考察内心。拿帷幄中的谋略同老生常谈相比，把领兵作战的任务同俗吏的选拔标准等同。这就像要求越地来客骑马射箭，指望燕国士卒乘船；即使他们有贤能才干，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呢？苏秦对燕易王说：“孝顺如曾参的人，因为义理不能离开父母，夜宿在外，君王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去侍奉处于危难中的弱燕之王呢？” 廉洁如伯夷的人，因为义理不肯做孤竹君的继承人，不肯做周武王的臣子，不接受封侯，最后饿死在首阳山下；有这样的廉洁，君王又怎么能使他步行千里，到齐国去谋求进取呢？守信如尾生的人，同女子约定在桥柱下相会，女子没有来，洪水涨了也不离开，抱着桥柱而死；有这样的守信，他怎么肯宣扬燕国和秦国的威势，击退齐国的强兵呢？”由此可知，善行未必处处适用，恶行也未必处处不可取；安排人才要有合适的地方，使用人才要有适当的时机，这两点都不可废弃。小才能用于大任务，就像一只小雏鸟不能举起千钧重物；大才能用于小任务，就像尧舜不能以牧羊为职。所以说：多言多语，恶口恶舌，整天说坏话，睡卧时也不停，是众人憎恶、别人厌恨的人，这种人可以派去守卫巷口，侦察奸人、窥伺祸患。善于权谋计数、喜好做事，夜晚睡下早早起身，即使事情繁重也不后悔，这是能够统率妻子儿女的人。先向人说明事情，察看情势，劝勉并给他食物，实际长处在于少说话，财物分配平均，这是能够统率十人的人。言语恳切严肃，专心致志，神情庄重，不采纳劝谏，屡次施行刑罚，刑罚一定见血，不回避亲戚，这是能够统率百人的人。争辩好胜，嫉妒残害、侵犯凌辱，动辄以刑罚斥责他人，想整治全体众人，这是能够统率千人的人。外表恭谨惭怍，言语时时发出，知道别人饥饱，熟悉人的难易强弱，这是能够统率万人的人。战战兢兢，每天比前一天更加谨慎，亲近贤者、采纳谋略，使人懂得节制言语；说话不怠慢，忠心完全尽到，这是能够统率十万人的人。温和善良，确有长处，用心专一不二，见到贤者就提拔，执行法令不枉曲，这是能够统率百万人の人。明君如果确实不受世俗议论牵制，充分按照人才的适宜之处来使用，那么即使不亲自察看其形貌、不亲自听闻其声音，也不用离开座席，就能横行于四夷之间。强兵防第十 将领拥有兵法，就像儒者拥有六经。儒者没有不读六经的，但懂得其中道理的人很少；将领没有不读兵法的，但能够适应变化的人很少。世间有一个贤士，尚且有人跟随他的脚步；国家有一个贤将，尚且有人同他并肩。原因是什么呢？性情产生于内在，学问成就于外在，不能靠学习改变人的本性。湍急的水，是因为水道被决开；即使聚集郑国、白公治水的工匠，也不能使干涸的泽薮重新流水。刀刃锋利，是因为经过磨砺；即使用尽南山的石头，也不能把铅刀磨利。本质不好，末端便无从补救。然而处在太平时代，谈论尧舜的人都可以成为善人；到了有事变的时候，学习孙武、吴起的人却未必能应敌。缓急的形势不同。用兵是诡诈之道，形势有时不能看见，声音有时不能听到，聚合离散如雷电，隐藏显现如鬼神，却想拿古人的余论、过去的旧迹来比拟筹划其中的事情，不是很难吗？如果没有高出世人的见识、超越常人的才能，行动如循环往复、一步之中有百般变化，那么谁能参与其中呢？楚汉之际，将领很多，只有韩信出身饥饿奴隶，作战必胜，攻打必取，从未失败。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他的兵法都是众人没有学过的吗？

译大概是因为他运用兵法的方式不是众人所能达到的。这就叫反过来运用兵法而真正使用兵法。兵法说：“截断水流时一定要远离水边；敌人渡水而来，要在水中迎击，让敌人渡过一半时再攻击，这样有利。若想作战，不要背靠水面迎敌。”等到韩信同龙且在潍水两岸列阵时，却在夜间命人用一万多个袋子装满沙土，堵塞上游，引军渡过一半后攻击龙且，又假装不能取胜而退走。龙且果然高兴地说：“我本来就知道韩信胆怯。”这就是反用兵法所说的“半渡而击”，但最终仍然取胜，因为把有利条件混合运用，便能使事情得到伸展；把不利条件混合运用，便能解除祸患。兵法说军队右边背靠山陵，前方和左边靠近水泽；可是韩信攻打赵国、尚未到达井陉口时，却派一万人先行，背靠水面列阵。赵军看见，大笑他。这样反用了兵法所说的前方、左方依水之法，最终却能取胜，因为把军队置于必死之地，士卒才会死里求生，置于灭亡之地，才会求得生存。反过来使用兵法明面上的规则而取用其中隐微的道理，别人认为笨拙，自己却认为高妙。智者不能同他谋划，巧者不能同他比试技巧。用兵如果能做到这样，才可以说是真正学习了兵法。如今凭众人的见识，读众人所读的书，却想靠此战胜敌人，也太疏阔了。从前赵奢的儿子赵括，自幼学习兵法，谈论军事，认为天下没有人能抵挡自己。他曾同父亲赵奢谈论军事，赵奢不能驳倒他，却没有称赞他善于用兵。赵括的母亲问赵奢其中的原因，赵奢说：“战争是置人于死地的事情，赵括却把它说得很轻易。假使赵国不任用赵括为将也就罢了；如果一定任用他，击败赵国军队的人必定是赵括。”等到孝成王任命赵括为将，蔺相如说：“大王凭名声任用赵括，就像把琴柱胶住后再弹琴一样。赵括只会读他父亲留下的兵书，却不知道结合实际随机应变。”赵王不听，所以有长平之败。由此才知道，有将帅才能的人必定学习兵法；学习兵法的人却未必有将帅才能。何况只凭言论取人，孔子就曾以此为忧。战争的战场，是尸体堆积的地方，本来就是明君应当特别留意的。《旴江集》卷十七 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十八，宋代李觏撰《安民策》十首 安民策第一 我读《尚书》读到“上天的聪明，来自我们百姓的聪明；上天的明察，来自我们百姓所显示的威严”，从来没有不放下书叹息的。唉！上天生育这些百姓，能够为百姓树立君主，却不能替君主养育百姓。树立君主的是天，养育百姓的是君主。并不是天命偏爱某一个人而把亿万人民交给他。百姓归附的人，是天所赞助的；百姓离弃的人，是天所抛弃的。天命难道可以改变吗？民心难道不可畏惧吗？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都勤勤恳恳地把安定百姓作为要务。所谓安定，不只是给他们饮食、治理他们、命令他们罢了，必须先从教化做起。教化的道理怎样呢？我说，世俗之人的议论，没有不重视刑法、轻视礼义的，以为天下广大，可以用牢狱来限制；众多生民的性命，可以用刀锯来制服。听说有人称颂王道、诵读教化经典，众人就一同嘲笑他。一定会说，杀人而不使人畏惧，那还要教化做什么？这些人都没有看见圣人的用心。他们唯独不知道，教化失效后才产生恶行，教化完成后才使用刑罚；刑罚之所以不能胜过恶行，正是因为教化失误。善于观察百姓的人，看见刑罚不能制止恶行，便反过来说：“这是教化的罪过。”怎么可以因为刑罚不能胜过恶行，就说教化更加不可采用呢？譬如人的身体，调养得当，就不会生病；疾病发生后才用药，药物之所以不能胜过疾病，是因为病已经形成。善于观察身体的人，看见药物不能胜过疾病，便反过来说：“这是调养失误造成的。”怎么可以因为药物不能胜过疾病，就说调养更加不可采用呢？《礼记》说：“婚姻的礼制废弃，夫妇之道就会受到损害，淫乱邪僻的罪行便增多；乡饮酒的礼制废弃，长幼尊卑的次序就会丧失，争斗的案件便繁多；丧祭的礼制废弃，臣子和后代的恩义就会淡薄，背弃死者、忘却生者的人便增

译多；聘问朝觐的礼制废弃，君臣的名位就会混乱，诸侯的行为变坏，背叛、侵凌的祸乱便兴起。”所以礼的教化作用，是在邪恶尚未显露时隐微地制止它，使人每天迁向善处，远离罪过而自己还不知道。因此先王尊崇礼制。住在山里的人不知道捕鱼，住在水泽边的人不知道打猎，这是由于所习不同。如今想用网罟禁止捕鱼的人，用追逐禽兽的方式责备猎人，即使每天鞭打他们，也不能改变他们。百姓只让他们生存，却不对他们施教，不知道怎样做儿子却要求他们孝顺，不知道怎样做弟弟却要求他们友爱，不知道怎样做臣子却要求他们忠诚，不知道怎样同朋友交往却要求他们守信，不知道廉洁可贵却因贪婪治罪，不知道谦让美好却因争夺治罪，不知道男女有别却因淫乱治罪，不知道上下有节制却因骄傲治罪，这是把百姓送进陷阱，即使每天杀戮。被杀死的人不会因此悔改，活着的人也不会因此觉悟。假使让百姓父子亲爱、夫妇和睦、宗族相亲、乡党互信，不因财物争夺，不因力量斗殴，庄重和谐地一同走在礼让的境地，这叫安定吗？假使让百姓父子不亲、夫妇不和、宗族不睦、乡党不信，遇到财物必定争夺，凭力气必定斗殴，呼天捶胸，一同走向刑罚杀戮的场所，这叫安定吗？这就是周朝能够长久传世、秦朝所以断绝祭祀的原因。伟大的圣明君主，扫除五代的弊病，跨越唐代而据有汉代的基业，恭敬地向三王致意，教化的本意没有不存于心中的。然而其中有的地方还不明白、不完备，无法展示给下面的百姓。幸而能够像日月一样明白地垂示光辉，使所有洞穴缝隙中的隐蔽之处都能看见，这将是万世的福祉。安民策第二 有人说：“想使教化明白而完备，应当从哪里做起？”我说：“不如使学校适合时势。”士人，是众人所仰望的对象。穿着儒者的衣服，读着儒家的书，却亲自做小人的事情，这是蒙蔽百姓的耳目。士人没有德行，是老师没有选对的缘故；老师没有才能，是学校没有修治的过错。《礼记》说：“君子懂得学习达到高深境界的难易，也懂得学习内容的美恶，然后才能广泛晓喻别人；能够广泛晓喻别人，然后才能做老师；能够做老师，然后才能做长官；能够做长官，然后才能做君主。”所以老师，是用来学习如何做君主的。因此选择老师不能不慎重。既然如此，老师虽然没有君主的职位，也一定要有君主的德行。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已经做官的人退休后就回到乡里教人。大夫做父师，士做少师。乡里的小地方，尚且让国家的老臣担任老师，何况较大的地方呢？老师有人选，教育有事业，以《诗》《书》《礼》《乐》作为根本，以干戈、羽籥等礼乐器物加以文饰。天子在这里养老，世子在这里按年龄排列就学，党正官在这里举行乡饮酒礼，乡大夫在这里接待贤能之士。父子、君臣、长幼之间的道理，都在这里得到观察。六德、六行、六艺的教育，也在这里取法。司马辨别、评议官吏的材能，评定之后才授官，授官之后才授爵，职位确定之后才给俸禄。那些不遵从教化的人，命令国中的右乡把他迁到左乡，左乡迁到右乡；仍不改变，就迁到郊外；仍不改变，就迁到远郊；仍不改变，就屏弃到远方，终身不与士人同列。这样教导严明，选拔又极其慎重，善人必定兴起，恶人必定废弃，那么求学的人都会因勉励和羞耻而努力成为君子。士人都成为君子，众人就会像追随影子和回声一样仰望他们，怎么会不向善呢？所以说：“君子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习俗，大概一定要从学校开始吧？”古代的君王建立国家、统治百姓，把教育放在首位。后来的君王事务繁多，无暇实行古制，便各家自行设学，个人自行选择老师。学习什么学说、以孔子还是墨子为师，取决于自己；选择什么老师、以尧还是桀为榜样，也取决于自己。因此有人把无用的文章当作学问，以不善良的人当作老师；听他们的言论，想同圣贤齐名；观察他们的行为，却有时在乡里人面前感到惭愧。随波逐流一再迁徙，漫无边际而不再回头，却不知道这是错误，后来的人又把它视为当然，愚昧

译的百姓凭什么取法呢？如今朝廷内有国子监，外有诸侯之学，圣人的本意已经有所体现。然而老师以讲说为名，却不负责教育；士人以文章辞藻为业，却不考察自己的德行。老师不掌管教育，那么除了解释经书之外，一个人的贤能与否就完全不必知道；士人不考察德行，那么执笔写作之外，自身善良还是不善良，也完全不必顾虑。这样对事情有什么补益呢？实在应当重新命令学官，把教育作为职责。若时下没有贤才，就是学官的过错。应当明确写在学校规章中，把德行作为选拔标准。乡里有良好声誉的，就可以推荐晋用。这样做了，如果人才仍不多、风俗仍不美，那就是六经和诸家言论全都在欺骗后世。安民策第三

译有人说：“如今京师作为首善之地，每年评定优秀士人，转而考察德行，这还可以。可是州郡的学校没有推荐引进的文书，想一概从那里选取人才，怎么样？”我说：“先施教再任用，这是古代兴办学校的做法；不施教便任用，这是当今盛行的选举方式。施教，人容易向善；向善而遵从正道，这是国家得以治理的原因。不施教，人容易作恶；作恶而得到职位，这是百姓遭殃的原因。考试考的是言论，任用看的是行为。言论中有虚假的善，便可能被选取；行为中的真实恶，却无法知道。然而把权柄授给这样的人，让他处在人上，就像把婴儿的血肉投进虎穴。何况雕饰华美的文章，又不足以成为善言吗？这样一来，他从前的志向、早晚的学习，全都耗尽在几刻钟的考试中，而胸中从来没有一丝可以用来治理官职的资质。礼仪只能向同列学习，政务制度只能向老吏请教，从接受爵位那天才开始学习为官制度，怎么能希望达到治理国家、兴盛教化呢？如今太学评议士人，既不观察德行，学士名册又只记录姓名而已；来请求考试，失败后离去，把天子的辟雍当作同诸生借道经过罢了。郡国即使有时兴办学校，士人求取功名也不从这里出发，这都是保留学校的名义而失去学校的实质。按照唐代制度，从京师到郡县都有学校。每年仲冬考核试验，成绩合格的人，由长吏会同属官，设置宾主之位，陈列俎豆，备办管弦和牲礼，使用少牢，举行乡饮酒礼，歌唱《鹿鸣》诗，召集年高德劭者，使少长按次序排列，共同观看。饯行之后，与他们一起赴京参加计偕；不在学校就读而被举荐的，称为乡贡，这是近古以来广泛访求人才的方法。然而一旦只凭考核考试，不考察实际德行，也同样会归于弊病。为朝廷谋划，不如扩建七馆，使士大夫家族的子弟都来就学；增修州学，使士人和平民中的优秀者都在其中。选择贤者担任老师，分别安排经学作为学业，限定长期学习，不得擅自离开。每天观察德行，每月考核学业。贤能不是一时表现贤能，长久居学而不变，才是真贤；有才能不是一时表现才能，历经考验而始终如一，才是真有才。这样做还不能得到精确的人才选择，我不相信。那些急于耕作养家，或一向已经成就，不在学校学习的人，就依照旧日贡举办法，先看名誉，后看考试，举荐他们。不能由一个人单独举荐，必须由乡里共同举荐；任用他们，也不能由一个人单独决定，必须由天下共同认可。这样做还不能得到精确的人才选择，我也不相信。古代诸侯贡举士人，第一次合格称为好德，第二次合格称为贤贤，第三次合格称为有功，然后加赐九锡。不贡举士人，第一次便降黜爵位，第二次便削减封地；第三次则爵位和封地一并削减，事情就结束了。如果确实能够把得到士人作为奖赏，把失去贤才作为惩罚，那么群臣谁不会专心致志地考察举荐人才呢？还担心有遗漏，那么不如让大臣能够举荐自己所了解的人。汉代的制度，三公、大将军都可以开府征召人才，难道是空话吗？有人说：“从前也曾经先看名誉、后考察试，但因为推荐的人太滥，选取的人又有私心，如今再恢复这种办法，行得通吗？”我说：“推荐都有滥杂，选取都有私心，只要看它带来的利弊怎样罢了。”把姓名糊住而交换试卷，使主管官员不能凭轻重取舍，这是官吏的公正。君子的道义，不应在童子雕虫小技上逞强，这是制度的私密。按名声选取，就反过来会成为相同的问题。官吏的私心，可以迅速用刑罚制止；制度本身的私弊，即使圣人沿用它，也没有办法补救。这就是贤才日渐减少、教化法令不能兴盛的原因。只有加以解释并重新调整制度，才是治理国家的盛大举措。安民策第四 上天生人，有耳朵，声音就进入其中；有眼睛，色彩就停留其中；有鼻子，气味就使它昏乱；有嘴巴，滋味就堵塞其中。耳朵喜爱声音没有穷尽，即使钟磬等金石乐器也不够听；眼睛喜爱美色没有穷尽，即使绣有黼黻的礼服也不够看；鼻子喜爱香气没有穷尽，即使郁鬯也不算佳美的气味；嘴巴喜爱美味没有穷尽，即使太牢也不算丰盛的食物。如果不以制度加以节制，那么普通人想要比拟万乘之国的财富，恐怕也未必能满足他的心。《周礼·大司徒》的职掌施行十二项教化，其中第九项说“以法度教人，使人懂得节制”，意思是用法度教导百姓，使他们知道尊卑的节制，那么百姓即使所用不多，也会自知满足。又用六种保息之法安定万民，其中第六项说“使衣服相同”，意思是百姓即使有富人，衣服也不能有所不同，都穿深衣而已，这样贫民就能安定。自从周朝纲纪解体，礼乐崩坏，商人中富大的，衣服必定绣饰华美，饮食必定是精粮肥肉；凭借财富丰厚，他们交结王侯，力量超过官吏的声势，以利益彼此倾轧；千里之内，防守关隘和往来游荡者相接，车马仪仗相望；乘坐坚固的车，驾驭肥壮的马，穿着丝鞋，拖着白绢；兼并土地、结党逞强的人，凭武力在乡里专断；宗室有封地，公卿大夫以下也争相奢侈，住宅、车舆和服饰僭越上制，没有限度，贪婪之人任意而行了。凡是风俗日益浅薄、诉讼日益繁多的原因，都是百姓贪婪。人的生活需要，难道彼此相差很远吗？食物即使丰足，也不过是供几个人吃的粮食；衣服即使厚实，也不过是供几个人穿的丝帛；一夫的田地、五亩桑田，也足以自给了。然而有人粮食腐烂在仓里，却比饥饿还严重；钱币朽坏在贯中，却比贫穷还严重；他们藏奸怀诈，白天争夺，夜里劫取，像盗贼一样行事，是有原因的。天下的材料，最大的可以建造房屋；天下的珍宝，最贵重的可以制成器物；天下的织物，最精巧的可以做衣服；天下的牲畜，最珍贵的可以食用。骏马可以骑乘，良马可以驾驭，郑、卫之地的歌舞可以娱乐，燕、赵的美女可以娶作妃妾。婚姻之时，宾客交接，防备器具都有，祭祀用品也有等级；以多为贵，以奢侈为礼。妇女、婢女、愚夫、小儿都喜爱、赞叹、传诵，习惯成了风俗。这样即使穷尽天地间的物产，怎么能满足一个人的欲望呢？所以那些极富有的人贪欲无法止息。受此影响，平民也努力互相仿效，有的耗尽一年的积蓄，只在片刻之间花掉；冒着死亡的刑罚，去满足宴饮享乐；善士不能教化他们，齐斧也不能威慑他们。原因没有别的，只是以不如别人为耻。假如上下有等级，奢侈有制度；处在权势地位的便尊贵，没有官位的都卑贱；富人不能单独追求文饰，穷人不能单独安于质朴；价值万金的住宅与下等人相同，那么饱食之后就没有什么可再使用的了。这样或许可以兴起廉洁谦让的风气，达到和平。安民策第五。

译治理国家的人，没有不希望百姓富裕而长寿的。减轻赋税，是使他们富裕；但水旱灾害接连而来，百姓也就不能富裕。减少刑罚，是使他们长寿；但瘟疫夺去生命，百姓也就不能长寿。水旱灾害和瘟疫的到来，是阴阳不调和造成的。阳气在复卦时开始专一增长，在乾卦时达到六成；阴气在午时产生，到亥时完成。它们的消长有规律，进退有时，并不是狂乱妄行的东西。它们没有形体，当然不是因为安逸才运动、因为劳累才停止；它们没有情感，也不是参与喜悦、被愤怒夺取。然而它们不按正常次序运行，是因为有所感而应，有所召而来。《洪范》九畴中的第二畴是“五事”：一是容貌，二是言语，三是视察，四是听闻，五是思考。第八畴是“庶征”：雨、旸、燠、寒、风。容貌恭敬，恭敬就产生严肃，严肃则应时之雨顺利降下，意思是君主行为恭敬，时雨就会顺应。言语顺从，顺从就产生治理，治理则应时之旸顺利出现，意思是君主政治得当，晴日就会顺应。视察明晰，明晰就产生智慧，智慧则应时之温暖顺利出现，意思是君主能够明察通达，时暖就会顺应。听闻聪敏，聪敏就产生谋略，谋略则应时之寒冷顺利出现，意思是君主能够谋划，时寒就会顺应。思考通达，通达就产生圣明，圣明则应时之风顺利出现，意思是君主能够通晓事理，时风就会顺应。与此相反就叫狂妄，恒常下雨就会应验，意思是君主行为狂妄，恒雨就会顺应；僭越，恒常晴朗就会应验，意思是君主行为僭越失常，恒旸就会顺应；逸乐，恒常温暖就会应验，意思是君主行为安逸享乐，恒暖就会顺应；急躁，恒常寒冷就会应验，意思是君主行为急迫，恒寒就会顺应；昏暗，恒常刮风就会应验，意思是君主行为蒙昧，恒风就会顺应。《洪范》的传文又说：容貌不恭敬，叫作不严肃，只有金气侵害木气；言语不顺从，叫作不能治理，只有火气侵害金气；视察不明，叫作没有智慧，只有水气侵害火气；治理不聪敏，叫作不能谋划，只有土气侵害水气；思考不通达，叫作不圣明，则金、木、水、火、土都相互侵害。由此说来，君主不修治五事，雨、旸、燠、寒、风就不按时令运行，水、火、木、金、土彼此交相为害，这就是水旱灾害频繁到来、瘟疫任意流行的原因。然而作为君主，不应把自身当作自身，而应把天下人的身体当作自己的身体；不应把自己的心当作自己的心，而应把天下人的心当作自己的心。假如下面的人全都狂妄，上面同谁一起保持肃敬？下面的人全都僭越，上面同谁一起治理？下面的人全都逸乐，上面同谁一起明哲？下面的人全都急躁，上面同谁一起谋划？下面的人全都昏暗，上面同谁一起圣明？所以明君想要肃敬，就要去除下面人的狂妄；想要治理，就要去除下面人的僭越；想要明哲，就要去除下面人的逸乐；想要谋划，就要去除下面人的急躁；想要圣明，就要去除下面人的昏暗。君主明察，臣下忠诚，百姓亲近和睦，然后才可以招致和气。如果只能自知却不能知人，只能治理自己却不能治理他人，那就是愚蠢的人在位、贪婪的人任职，因而残害百姓，使家家忧愁、户户怨恨，没有地方申诉。即使尧做天子、舜总领百官，又凭什么取悦天地上下的神祇呢？所以除去四种昏暗之人，任用十六位贤相，才成为大功。郡守、县令，是我们百姓的司命。汉孝宣帝与贤良的二千石共同治理天下，显宗说：“出任百里之长，如果不是合适的人，百姓就会遭受祸害。”这难道只是空话吗？愿圣明睿智的君主更加留意任用官吏，那么灾害就可以消除，富裕长寿也就可以实现了。安民策第六。百姓所服从的，不是服从君主，而是服从君主的命令。君主所守护的，不只是守护国家，而是守护自己的命令。君主端正衣冠坐在内朝东阶的位置上，百姓却身披坚甲、手执锐器，踏着肠血，奔赴万里之外的死亡，是命令使他们这样做的。君主早早驾车在苑囿宫墙之中，而百姓安居欢笑，仿佛毫不知情，是因为命令没有传达到他们那里。因此，百姓服从的是命令，不是君主。边疆有坚固的防守，山川有险阻，人还是会越过它们；乡里的小吏拿着三尺法令，老奸大恶之人却没有敢违抗的。这说明君主守护国家，不如守护命令。君主用命令役使百姓，百姓凭命令侍奉君主；命令所取的，百姓也取；命令所禁止的，百姓也禁止。所以命令可以统一而不能反复改变。这正如万物遵循四时。上天对待万物，春夏使它们生长，秋冬使它们收敛，这是四时的常规。假如柔风已经吹拂，疾雷已经震动，植物向荣，虫类从蛰伏中出来，却又用沉阴改变它，用繁霜扰乱它，那么刚刚萌芽的植物就会受伤，蠕动的虫类就会死亡。只有那些迟钝而晚出的，才会庆幸自己得计。到了秋冬也是这样：即使春神句芒再次到来，万物也不会把它当作春天；黄叶在此时凋落，明智的人也不会把它当作秋天。因此，命令对于百姓，与其发布以后中途废止，不如一开始不发布更好。善人受到鼓励，却没有人肯前进，因为害怕命令改变而最终不一定得到奖赏；恶人受到禁止，却没有人肯改正，因为侥幸命令改变而最终不一定受罚。早晨发布一道命令，晚上又发布一道命令，群吏忙于奉承还来不及，愚民惶惑而失去主意。这样发布命令，不如不发布更好。先王谨慎发布命令，是说先在宫内审慎考虑，然后才在外面施行。若事情不可行，即使是稷、契的言论，皋陶的谋略，不合时宜，也不能实行。若事情可行，即使士人传言、庶人诽谤，既定的志向也不应疑惑。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一起谋划开端。从前子产治理郑国，开始时百姓憎恨他说：“谁来杀死子产？我愿意参加！”等到时间久了，百姓爱他说：“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假如子产听到诽谤就仓促改变小国的政令，那会怎样呢？《洪范》说：“庶民像星星一样，各自喜欢风；星星各自喜欢雨。太阳月亮运行，于是有冬有夏；月亮顺着星宿运行，于是有风有雨。”意思是众民的爱好各不相同，而君臣的政治各有常法，不能丧失政治教化的常规，去顺从百姓的欲望。为什么呢？因为善人少而恶人多。圣明的君主如果确实能谨慎发布命令，那么众人的心意就会受到洗涤，知道应当服从什么了。安民策第七。

译君主是父亲，百姓是子女，官吏是乳母和保姆。父亲不能亲自养育子女，养育他们的是乳母和保姆；君主不能亲自治理百姓，治理他们的是官吏。婴儿在襁褓中，只知道有乳汁，不知道有母亲；平民在田野间，只知道有官吏，不知道有君主。乳母保姆无能，就会使婴儿饥饿、口渴、惊恐、抽搐；父亲即使慈爱，也不能保全孩子使他活下来。官吏无能，就会使百姓穷困、服役、被杀、受害；君主即使仁慈，也不能保全百姓使他们安宁。然而乳母保姆的职责不离帷房之内，父亲起居时可以接触到她们；官吏的职务却一定远在京畿疆域之外，君主的视听无法到达。因此任用官吏不可不谨慎。我私下考虑，如今所谓的良吏，多数并没有得到其中的要领。他们不思考古道，不观察人情，只认为自己所认为的是对的，自己所认为不是的便是错的。那些专求近世名声的，说：“施政一定要严猛。”那些专求暗中积德的，说：“施政一定要宽缓。”那些专求自我标异的，说：“前任的政令太严猛，我一定要宽缓；前任的政令太宽缓，我一定要严猛。”那些专求自我守持的，说：“何必严猛，何必宽缓，只依照法律裁断罢了。” 这些都只是片面的说法。施政一定要严猛吗？那善人怎么办？如果大量逮捕，审讯严酷苛细，就称作有才智；罗织深文，就称作公正。火焰燃烧时，哪里会区别玉石？霜降落时，谁能分辨兰花和蕙草？仁人的爱，果真应当这样吗？施政一定要宽缓吗？那恶人怎么办？放松囚禁，减轻鞭打杀戮，把容忍奸邪当作宽宏，把缓慢执行命令当作懂得体制。猫头鹰在树上鸣叫却不忍心责问，虎豹射杀人食人却不忍心过问。用来裁断邪恶的刑法，果真应当这样吗？施政一定要改变前任吗？那么前任严猛治理的都是恶人，我改用宽缓，谁说这样可以？前任宽缓治理的都是善人，我改用严猛，谁说这样可以？施政一定要依靠法律吗？法律轻而情理重的，凭什么威慑？法律重而情理轻的，凭什么施恩？因此，追求名声的人是刻薄之人；暗中积德的人是柔弱邪曲之人；标新立异的人是诡诈偏激之人；只求自守的人是畏缩软弱之人。他们都不足以懂得治理的根本。仲尼说：“宽缓用来补救严猛，严猛用来补救宽缓，政治因此和谐。”这是说宽缓和严猛不可偏用。宽缓失当，就用严猛补救；严猛失当，就用宽缓补救。宽缓和严猛并行，然后才是治理。什么叫宽猛并行？对善人宽缓，对恶人严猛。皋陶说：“对过错，即使重大也宽赦；对故意犯罪，即使轻微也施刑。”过错虽大却宽赦，这是宽；故意犯罪虽小也施刑，这是猛。明君确实应当把宽猛并用的原则命令群吏遵行，谨慎考察他们的作为，并据此决定任用或罢黜。这样治理之道就能一致，百姓也会富足安康。安民策第八。赦免，是用来体恤百姓的；赎罪，是用来优待臣属的。百姓无故犯罪，自己招致罪责，有的在市中口衔刀具受刑，有的刻伤肌肤，早晨受刑，晚上又犯罪，缠绵不断；被围在丛生的荆棘中，戴着五种刑具，寄身狱吏之手，最终死在蝼蚁般的环境里，圣人对此感到悲伤，这就是赦免产生的原因。群公卿士竭尽职守，以自身侍奉君主，以家族殉国，但子侄有过错，有的触犯法律，被鞭打、被杀戮，同普通百姓和奴隶一样，于是耻辱波及家门，忧患波及亲属，圣人对此感到悲伤，这就是赎罪产生的原因。这是恻隐之心达到极点、顾念功劳十分显著的表现，但儒家先贤的论说却没有人说它可以实行，为什么呢？因为获利少而受害的人多。我考察古代圣王的制度，刑法并不是期望杀人，而是为了使人活下去；并不是想要逞威，而是为了造福。万物生长各有类别，有类别便形成群体，有群体便相互争斗，有争斗便相互伤害。因此强者胁迫弱者，多数欺凌少数，聪明者欺诈愚昧者，勇敢者苦害怯弱者；有的杀人，有的伤人。若没有王者兴起，人类将要彼此吞食殆尽。所以先王制定礼制，是取法上天的明察；顺应大地的本性，设置刑罚、威严和监狱，是取法上天震动光耀、杀戮惩治的一面；施行温厚、慈爱、惠和，是取法上天生殖繁育、养育万物的一面。重刑使用甲兵，其次使用斧钺；中等刑罚使用刀锯，其次使用钻凿；轻刑使用鞭打。大刑在郊野公开执行，小刑在市朝执行。杀人者处死，然后人们不敢杀人；伤人者受刑，然后人们不敢伤人。弱者、寡者、愚者、怯者的百姓便有了依靠。所以说：鞭打之刑不可在家中废弛，刑罚不可在国家废除，征伐不可在天下停止。若说可以赦免，可以赎罪，这都是仁者的过错。从前王符说过：“伤害善良百姓最严重的事，没有比屡次赦免和赎罪更大的。赦免赎罪频繁，恶人就昌盛，善人就受伤。”他的论述很详细，前代贤哲都称许它。然而今天的事情又比古代更严重。况且国家的大祭祀，都有规定的日期，天下人都知道。偏偏在这些时候赦免罪犯，就是诱导人作恶；他们挟持奸邪以放纵欲望，逃脱身体后四处行动，躲避官吏于偏僻遥远之处；上天恩泽一洒，又重新成为编户百姓，到处都能见到。为什么在百神接受职事的年份，会有盗掘坟墓、行奸作恶的弊病；商旅有时不敢越过疆界，孤儿寡妇有时不敢走出门户？这正是百姓无处申诉、受害最严重的时候。又有衣冠子弟凭借权势驰骋，掠夺下户，贪暴没有止境；自己的赎金没有穷尽，而别人的肌肉却有尽头，谁能用敲打的痛苦换取铢两般的刑罚呢？这又是百姓无处申诉、受害最严重的时候。与其赦免他们，哪里如使他们畏惧而不犯罪；与其允许赎罪，哪里如使他们以犯罪为耻而不去做。侥幸得到赦免，却最终仍不悔改，便使人神愤怒，使死亡迅速到来，这不是体恤他们。侥幸得到赎免，恶行最终仍不悔改，便辱没祖先，败坏家门，也不是优待他们。文中子说：“没有赦免的国家，刑罚一定公平，这就是诸葛亮治理蜀国的办法。”古代公族如果犯死罪，就在甸人那里击磬处死；如果犯应受刑的罪，也由甸人执行，并向甸人报告。案件审理完毕，有司向公报告，公三次宽宥他；他不接受，就跑出去，由甸人执行刑罚。所以说：“公族犯罪，即使是亲属，也不因亲近而违犯法官，这是端正的办法，也是用来以身作则、体恤百姓的。”公族尚且如此，何况地位低下的人呢？如果您能留心，以义断绝这种偏私，向天下显示大公无私，那么万世都会永远依赖您。安民策第九。

译先王的制度，从百姓那里征取财物有一定规制：按人口征收钱财叫作赋，征收田地收入叫作税。赋用来供给车马、兵甲、士卒服役的需要，充实府库和赏赐的用度；税用来供给郊社、宗庙、百神祭祀，以及天子供养百官俸禄、饮食和各种事务的费用。诸侯也按十分之一征税；大国向天子进贡本国收入的一半，次国进贡三分之一，小国进贡四分之一，都从本州市场征取美好物产，每年进贡。因此太宰用九类贡物供给诸侯国的用度：一是祀贡，即荆州的包茅之类；二是嫔贡，即青州的丝、麻；三是器贡，即梁州的银铁、徐州的磬、荆州的丹砂、兖州的漆；四是币贡，即雍州的璆琳、梁州的熊罴狐狸皮、徐州的细绢；五是财贡，即荆州的杶木、栝木、柏木，扬州的篠竹、簜竹；六是货贡，即扬州的金和贝，荆州的大龟；七是服贡，即豫州的细葛布和苎麻布；八是斿贡，即徐州的珍珠、荆州的玑珠、雍州的琅玕；九是物贡，即徐州的鱼、青州的盐、扬州的橘柚。土地所生的物产各有适宜之处，贡物所纳的种类各有常规。土地适宜，物产就能保持本性，没有不能使用的；贡物有常规，百姓知道日期，没有不预先具备的。这对国家有益而不损害百姓，正是先王能够统治天下的原因。土地不按适宜之处种植，物产就不美；物产不美却责令必须供用，不到别的国家购买就无法使用。贡物没有常规，百姓就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却责令必须拥有，不向储藏货物的人购买就无法得到。因此从不产这种物品的地方征取，在没有常规的期限内索求，都是农人的祸患、商人的利益。管子说：“年岁有凶有丰，所以粮食有贵有贱；命令有缓有急，所以物价有轻有重。”君主治理不当，囤积货物的商人就在市场上活动，趁人们供应不足，把本钱增加百倍。意思是说，上面的命令急于索求某物，物价就贵；缓于索求某物，物价就贱。商人专心囤积货物，等待上面急需索求，往往能获得百倍利润。何况兴兵之时，事务从多方面突然发生，昨天索求，今天就要备齐，还认为太晚。到别国购买，百姓平日的产业就交进商人的口袋；向囤积货物的人购买，一年所需的日常用品就落入商贩手中。饥寒的忧患很快就会到来。我私下认为，仁德之人在上，难道想要摧残我们的百姓吗？只是因为国家没有平时的储备。物资没有平时储备，事情来到才索求；事情来到才索求，就不能得到常备之物；不能得到常备之物，就担心一个地方无法供给。因此把需求平均分配给各郡，平均分配给各郡，就不必拘泥于某一特定产地。古人说：“旱灾时准备车辆，水灾时准备船只，事物的道理就是这样。能够把平时不用的东西当作有用的，把不急需的事当作急需来预备，万物都有储备，国家就没有忧患，百姓也不会劳苦。” 安民策第十。前代记载说：“王法一定以农事为根本。”唉！衣食的急迫，是百姓最大的祸患，是仁君和良吏应当勤勉不懈办理的事。从前周公遭逢变故，陈述后稷和先公施行教化、成就王业的艰难，《七月》这首诗就是如此。第一章说：“一之日凿冰冲冲，二之日寒气凛冽。没有衣服没有粗布衣，靠什么度过年终？”这是说寒气已经到来，贵人没有衣服，贱人没有粗布衣，怎样度过一年呢？“三之日修理耒耜，四之日抬足耕作；带着我的妻子儿女，把饭送到南边田地，田畯来到便喜悦。”这是说夏历正月开始修理农具，二月抬足耕地，耕作者的妻子儿女一起送饭到南边田地；田大夫到来，又为他们设置酒食，既说劝勉农事，也说爱护他的属吏。第三章说春日已经温暖，黄鹂已经鸣叫，到了养蚕时节；女子便沿着墙下小路寻找嫩桑，又感到劳苦，产生了想同公子一起归去的愿望。第四章说伯劳鸟鸣叫，天气将寒，缫丝之事完成，麻事开始，又染色制作祭祀的礼服。第五章说取狐貉皮制裘，来帮助女子的工作；随后君臣和百姓因而操练兵事，一同出田。第六章说堵塞墙壁孔穴，熏除虫害，堵住朝北的窗，涂泥封门，以避寒气而居。第七章说收获稻谷酿酒，用来帮助养老；又把瓜、瓠、麻籽、干苦菜和恶木柴薪，用来帮助男子养育农夫。第八章说修筑场地和菜圃，收纳禾稼；田野的劳作已经完成，便进入宫中办理事务，白天取茅草，夜里搓绳索，同时修整田野房屋，并在公社祈求来年百谷丰收。这就是圣人治理国家，使百姓男女互相帮助来经营衣食；田官亲临巡视，和百姓同在田间，体察他们的悲伤，按时安排婚嫁，果蔬一定备办，房屋一定修整；忧虑、思考和勤劳辛苦到了这样的程度，然后才利用闲暇讲习武事，供养老人，宴享群臣，确定年齿位次，使礼义兴起，王业得以成就。《豳风》中有《雅》《颂》，不是达到极点了吗？如今天下如此广大，百姓如此众多，天子坐在法宫之中，把成效责成于亲近百姓的各级官吏，他们果真都能任用得人吗？习惯富贵的人把田野之事看作卑贱的事务，喜好儒雅的人把远离世俗看作清高贤能；奸诈贪赃、平庸昏暗的人更是这样，细微具体的农事意见从哪里传得进来呢？有的诉讼不能判决，逮捕拖延多年；有的功役频繁兴起，接连不断地驱赶掠夺；乡里之中，烦扰和费用多种多样，夺走百姓耕作时间，扰乱他们养蚕织布，到处都是这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章〕 这些事并不是没有旧例，也不是没有可以借用的法律、可以诬陷的地方。若确实向四方重申命令，把考核官吏放在后面，把农政放在首位；劝农之官互相举荐、各尽职责，按时巡视所属县，询问百姓疾苦，土地得到开垦，庄稼繁茂，百姓乐于从事本业，没有含冤之人，就记录为功劳；反过来就弹劾定罪。这样或许可以做到不违误农时，也可以兴起歌颂之声。《旴江集》卷十八。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十九　宋·李觏撰。

译《平土书》。养育百姓的根本，食物最为重要。有国家的人，没有谁没听说过这个道理，只是很少知道它的根本。不知道根本而只求末节，即使竭尽智力，也无法办成。因此，土地是根本，耕种收获是末节。没有土地却责令耕种，就像让空手的人去作战。法制不建立，土地不均分，富人日益增长，穷人日益削弱，即使有耒耜，也不能得到粮食来吃。食物不足，心志就不能安定；即使有礼义，也不能教化百姓。即使尧舜再次出现，也无可奈何。所以，均平土地的制度，圣人首先实行。夏、商以前的传述过于简略，完备而明白的，没有比周朝制度更好的。自从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开通阡陌以来，至今已有数千百年，学者因循旧习，很少能说明均平土地的道理。即使有人说明，也仍然粗略，未见详细内容。唉！古代施行王政，一定从这里开始。儒者如果想谈论三王，难道可以不尽心吗？又怎知这种制度不会再次被采用呢？于是我以经书为根本，参考各种传记，分条辨析如下。第一，考察《周礼·大司徒职》说：“按照土圭的办法测量土地深度，校正太阳影子来寻求地中的位置。夏至日的影子长一尺五寸，称为地中。于是建立王国，划定王畿，方圆千里，封土植树作标志。”这就是王畿纵横范围的数目。〔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日〕 第二，考察《司马法》说：“王国方圆百里为郊，二百里为州，三百里为野，四百里为县，五百里为都。”又考察《周礼·载师职》说：“用防地和里地安排国中的土地；用场圃安排园地；用宅田、士田、贾田安排近郊的土地；用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安排远郊的土地；用公邑的田安排甸地；用家邑的田安排稍地；用小都的田安排县地；用大都的田安排疆地。”杜子春认为五十里为近郊，百里为远郊；郑康成认为二百里为甸地，三百里为稍地，四百里为县地，五百里为疆地。【郑氏的注释不十分明白，但前代儒者都相同。《周礼》也说五百里为都；它所说的甸、稍、县、都，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王国远近区域的区别。然而《司马法》和《周礼》的说法颇有不同。或许文王在岐地制定《司马法》，后来周公代理天子之位，因而增删它，制定《周礼》吧？现在以现行《周礼》为定论【以下意思都仿此】。第三，考察《大司徒职》说：“命令五家组成比，使他们互相保护；五比组成闾，使他们互相接纳；四闾组成族，使他们互相安葬；五族组成党，使他们互相救助；五党组成州，使他们互相救济；五州组成乡，使他们互相宾敬。”又考察《遂人职》说：“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鄼，五鄼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都划有地域，挖沟并植树作为界限。”郑司农说：“百里以内为六乡，百里以外为六遂。”郑康成认为名称不同，只是表示彼此变换。现在据此，百里以内包括近郊、远郊的土地。近郊、远郊既设置六乡，其余土地又用作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场圃和园地，郊、甸都有；这里只说郊，是省略。】百里以外是甸地。甸地既设置六遂，其余又用作公邑的田。司农说：“赏田是赏赐给人的田地。”康成认为圃是种植果实瓜瓠一类的地方，季秋时在其中筑场；围起来的圃叫作园。宅田，是退休官员之家所受的田地；士田，任职者也接受田地，就是所谓圭田。贾田，是市场上的商人及其家属所受的田地。官田，是在官府任职的平民及其家属所受的田地。牛田、牧田，是从事畜牧者之家所受的田地。公邑，是指六遂以外的土地，由天子派大夫治理；此处以外的区域也都如此。二百里、三百里地区，其上大夫相当于州长；四百里、五百里地区，其下大夫相当于县正。因此有人认为二百里为州，四百里为县，遂人也在此监督。家邑，是大夫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大都，是公的采地，也是王的子弟食用的封邑。【王的子弟所食的封邑也分三等：同母弟以及王的庶子与公相同，食邑在疆地；关系稍疏的与卿相同，食邑在县地；关系更疏的与大夫相同，食邑在稍地，所以在下文另说王子弟所食的封邑。】这样，稍地为家邑，县地为小都，疆地为大都，其余也都作为公邑。这就是分配土地的不同。第四，考察《司马法》说：“六尺为步【指方六尺；步是由三十六个方尺组成的面积】，一百步为亩，一百亩为夫，三夫为屋，三屋为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同是方圆百里。”又考察《周礼·小司徒职》说：“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康成说：“这是说建造都鄙。采地采用井田制度，不同于乡遂。九夫为井，方一里；四井为邑，方二里；四邑为丘，方四里；四丘为甸，方八里；在旁边加一里，便方十里为一成。四甸为县，方二十里【实际上是四成】；四县为都，方四十里；四都方八十里，在旁边加十里，才得到方百里为一同。”又考察《匠人职》说：“一耦翻地，沟宽一尺、深一尺，叫作畎田；畎头加倍，宽二尺、深二尺，叫作遂。九夫为井，井与井之间沟宽四尺、深四尺，叫作沟；方十里为成，成与成之间沟宽八尺、深八尺，叫作洫；

译方百里为同，同与同之间沟宽二寻、深二仞，叫作浍。”康成说：“井田的制度，《小司徒》制定经界，《匠人》具体施行；沟和洫彼此包纳，制度才完整。”又考察《遂人职》说：“夫与夫之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之间有沟，沟上有畛；百夫之间有洫，洫上有涂；千夫之间有浍，浍上有道；万夫之间有川，川上有路，通达王畿。”康成说：“十夫是二邻的田，百夫是一鄼的田，千夫是二鄙的田，万夫是四县的田。由此说来，这是六遂所有土地的田制；举出六遂，六乡也就自然明白了。”这就是田地制度的条例。然而《司马法》和《周礼》的说法又有不同。《司马法》有步、亩、夫、屋、井，《周礼》也有这些，只是不另设屋一级。《司马法》十井为通，十通为成；《周礼》则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在甸旁加一里为成。《司马法》十成为终，十终为同；《周礼》则四成为县，四县为都，在四都旁加十里为同。《司马法》只有一种制度，没有远近的区别；《周礼》则把三百里以外的都鄙规定为井田。【郑氏说：都鄙，是王子弟、公卿大夫的采地，其边界称为都鄙，那里是他们居住的地方。】二百里以内的乡遂采用十夫、百夫、千夫、万夫的制度，这就是不同的制度。现在也以《周礼》为定论。第五，考察郑康成的注释，大概依照《王制》“凡土地除去山陵、林麓、川泽、沟渠、城郭、宫室、道路街巷，三分去一，其余作为田地”的说法。李觏认为，《王制》的说法恐怕并不正确，康成采用它，实在是错误。山川的宽广狭窄，如果不是亲眼看见，不能凭空估量。土地形势有的绵延数百里，平坦没有山川；有的连片分布着城郭、道路街巷一类，又无法知道各自多少。假如山川广阔、城郭道路众多，那么三分土地所占的或许不止一分；山川狭窄、城郭道路很少，那么三分土地所占的或许还不到一分。这样说“三分去一”，不知道依据从何而来。现在我所计算的，只除去王城以及五沟、五涂中有明确数目可见的部分，其余全按平地作为田地计算。其中山川、城郭等所占、所废的土地，令主管人员依照实际占用的丈尺裁减。制定法令之初，不应预先规定。况且经文所说“方十里为成，方百里为同”，也都是按平地的标准制定，并未说有其他事物占据其中。由此推论，其他问题也可以知道了。第六，考察《匠人职》：遂宽二尺、深二尺；沟宽四尺、深四尺；洫宽八尺、深八尺；浍宽二寻【八尺为寻，郑氏注《重屋》的义理如此】，深二仞。而《遂人职》对遂、沟、洫、浍、川都没有说明尺数。康成认为，遂、沟、洫、浍都是把水引到川中的水道；遂宽深各二尺，沟加倍，洫又是沟的加倍，浍宽二寻、深二仞。按南边田地的图形来说，遂纵向，沟横向；洫纵向，浍横向。九条浍的外围环绕着川。它们的尺数都依据《匠人》，这样经文彼此参照，意义就明白了。但川的宽度和深度，康成没有解释。贾公彦解释说：这条川也是人工开凿的，虽然没有丈尺的数目，大概也加倍于浍。这样，川宽四寻、深四仞。又《遂人职》说遂上有径，沟上有畛，洫上有涂，浍上有道，川上有路。康成认为径、畛、涂、道、路都是使车辆和徒众通往国都的道路；径可容牛马，畛可容大车，涂可容一条车轨【八尺为轨，郑氏注《经涂》的义理如此】，道可容两条车轨，路可容三条车轨。我认为涂可容一条车轨，宽八尺。那么畛宽四尺、径宽二尺就是明白的了。【郑氏说径可容牛马，畛可容大车，认为可容大车一轨，宽六尺；但这些都没有文献可以依据，只是凭意思推说罢了。既然涂依洫的宽度，道依浍的宽度，那么径、畛自然可以依照遂、沟的二尺、四尺。】而《匠人职》说遂、沟、洫、浍，康成说遂上也有径。我认为既然可以用互文来观察，那么沟上也有畛，洫上也有涂，浍上也有道；它们的尺数也应当如此。然而这五种沟、五种道路所占土地不少，康成的注释只说万夫之田方三十三里多一点，一甸方八里，旁边加一里为一成，完全没有说沟、道路所占的地方。如果沟渠道路已包含在三分去一的数目中，那么这五沟五涂本来纵横分布在田地之间，确实不另占一处。假如田在这里、沟在别处，可以说已经包含在三分去一之数中；如今田和沟混在一处，那么万夫之田就不应只方三十三里多一点，一甸也不应只方八里。如果沟和道路不另行计算，只从减少夫田中设置，那么名义上授田百亩，实际上又被沟和道路占去，这不符合损上益下的道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里〕 况且遂、径很小，川、路很大；靠近遂、径的土地减少很少，靠近川、路的土地减少很多。名义上叫作均平土地，实际上却极不均平，到了这种程度。这难道是圣人的本意吗？现在我把这些都计算出来，列在后文。但是万夫之田，在原来三十三里多一点之外还要增加占地；一甸虽然在原来八里之外也要增加占地，但旁边已有加一里之地，因而可以利用它，终究仍不超出一成的范围。关键都在于把官地用作沟渠道路，不损害百姓的田地而已。再说，乡遂的土地统一归公，所以在三十三里多一点之外可以增加占地；都鄙接受封地，各有规定的里数，所以一成之外不能另行索求。封邑虽然不止一成，但从一成开始计算，其他部分才可以免于不足。〔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里〕

译七说：按旧制，万夫之田为方三十三里又少半里【凡数分为三份，其中一份叫少半】；这就是三十三里一百步【三百步为一里】。万夫之田东西方向，从东到西有九十条遂、九十条径；遂宽二尺，径宽二尺，共为六十步【这里的“步”只是指宽度六尺，并不是说方圆面积，后文可据此推知】。九条洫、九条涂，洫宽八尺，涂宽八尺，共为二十四步。两旁有二条川、三条路，川宽四寻，即三十二尺；路宽三轨，即二十四尺，共为十八步四尺。东西方向共增加一百零二步四尺。南北方向有九十条沟、九十条畛，沟宽四尺，畛宽四尺，共为一百二十步。九条浍、九条道，浍宽二寻，即十六尺；道宽二轨，即十六尺，共为四十八步。两旁有二条川、二条路【宽度与上面相同】，共为十八步四尺。南北方向共增加一百八十六步四尺。东西方向增加的一百零二步四尺，加上原来的三十三里一百步，共计三十三里二百零二步四尺。南北方向增加的一百八十六步四尺，加上原来的三十三里一百步，共计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四尺。又把增加的土地折算为夫【把原来的方三十三里一百步归入万夫，此外增加的部分也一并计算】。东西方向增加的部分，从一百零二步四尺，横向三十三里一百步，求得一百零二万步；余数折算为尺，得二十四万尺。南北方向增加的部分，从一百八十六步四尺，横向三十三里二百零二步四尺，求得一百八十七万八千九百七十二步；余数折算为尺，得二十四万六千九百二十八尺。两项合计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二十八尺，折合为步，又得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五步二十八尺【这里以三十六尺为方一歩】。合计得二百九十一万二千四百九十七步二十八尺。百步为一畮，百畮为一夫，共为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每一万夫连同五条沟、五条涂所占的土地，合计为一万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八说：按五十里为近郊，合两面来说，方圆就是一百里。王城位于中央，方九里；从王城四面到近郊边界，各有四十五里半，横向各为一百里。按旧制，一个万夫之田方三十三里一百步，每面可以安置三万夫。现在既然增加了沟洫道路所占的土地，就不能容纳三万夫，只能恰好安置二万夫。况且城外有野涂，每面三座城门，本来就有三条涂；它们势必位于中间，直通郊外，于是二万夫必须避开道路，安置在两角。分别看每面，各有二万夫；总的来说，四角才共能安置四万夫。百里为远郊，合两面来说，方圆就是二百里。从近郊边界到远郊边界，各有五十里，横向各为二百里。东西两面各可安置五万夫，南北两面各可安置三万夫；都因地形彼此挤占，才足以容纳这十六万夫。二百里为甸地，合两面来说，方圆就是四百里。从远郊边界到甸地边界，各有一百里，横向各为四百里。东西两面各可重行安置二十万夫【外行十一万夫，里行九万夫】，南北两面各可重行安置十六万夫【外行九万夫，里行七万夫】；也都因地形互相挤占，才足以容纳这七十二万夫【其余土地都不方正，不能作为万夫之川，数目见后文】。九说：按近郊以内方圆一百里计算，其中方一里的土地有一万块；每里有九夫，共九万夫。除去王城九里，即方一里的土地八十一块，共七百二十九夫。其余方一里的土地九千九百一十九块，共八万九千二百七十一夫。四角安置四万夫的田地；每万夫连同五条沟、五条涂所占土地，共一万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四段合计四万一千一百六十四夫九十九畮九十一步四尺，外面还剩四万八千一百六夫八步三十二尺【这些土地不方正，不能作为万夫之川】。十说：按远郊以内方圆二百里计算，其中方一里的土地有四万块；每里九夫，共三十六万夫。除去近郊以内已经占用的方一里土地一万块，即九万夫，远郊还剩方一里的土地三万块，共二十七万夫。四面安置十六万夫的田地；每万夫连同五条沟、五条涂所占土地，共一万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十六段合计十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畮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东面一行五万夫，按前面的计算，每万夫四周各有川、路；它们大概如同近郊四角的四万夫，彼此不相连接。现在这五万夫排列成行，其中间应当省去四条川、四条路【指由西向东的川、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宽约九步二尺，东西长三十三里二百零二步四尺；求得九万零九百一十八步，余数折尺得十二万一千四百四十八尺，折合为步又得三千三百七十三步二十尺，合计九万四千二百九十一步二十尺。百步为畮，百畮为夫，即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二十尺。五万夫之间省去四条川、四条路，共省三十七夫七十一畮六十六步八尺。

译西面也是如此。南面一行三万夫，其中间应省去二条川、二条路【指由北向南的川、路】。每一川一路，东西宽九步二尺，南北长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四尺；求得九万一千六百七十四步，余数折尺得十二万二千四百五十六尺，折合为步又得三千四百零一步二十尺，合计九万五千零七十五步二十尺。百步为畮，百畮为夫，即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三万夫之间省去二条川、二条路，共省十九夫一畮五十一步四尺。北面也是如此。四面共省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畮三十四步二十四尺。从上面十六段共十六万四千六百五十九夫九十九畮六十四步一十六尺中，除去这一百一十三夫四十六畮三十四步二十四尺外，还占有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远郊二十七万夫，除去十六段所占的十六万四千五百四十六夫五十三畮二十九步二十八尺外，还占有二十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八尺【这些土地也不方正，不能作为万夫之川】。十一说：按甸地以内方圆四百里计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里〕 除去远郊以内已经占用的方一里土地四万块，即三十六万夫，甸地还剩方一里的土地十二万块，共一百零八万夫。四面安置重行排列的七十二万夫田地；每万夫连同五条沟、五条涂所占土地，共一万二百九十一夫二十四畮九十七步二十八尺，七十二段合计七十四万零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东面外行十一万夫，其中省去十条川、十条路，每一川一路为九夫四十二畮九十一步三十尺，共省九十四夫二十九畮十五步二十尺。东面里行九万夫，其中省去八条川、八条路，共省七十五夫四十三畮三十二步一十六尺。上面两行中间又省去一条横向的川和一条横向的路【指由北向南横贯九万夫】。按前面的计算，每万夫南北宽三十三里二百八十六步四尺，九万夫南北共宽三百零五里一百八十步。现在其中已经先省去八条川、八条路，每一川一路南北宽九步二尺，八川八路共省去七十四步四尺；九万夫还宽三百零五里一百零五步二尺。于是这条川路横向长三百零五里一百零五步二尺，纵向宽九步二尺，求得八十二万四千四百四十五步。〔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五里〕 余数折算为尺，得一百零九万九千三百七十二尺；折合为步，又得三万零五百三十八步四尺，合计八十五万四千九百八十三步四尺。百步为畮，百畮为夫，所以这一条横川横路省去八十五夫四十九畮八十三步四尺。东面两行二十段之间，省去十八条川、十八条路以及一条横川、一条横路，共省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畮三十一步四尺【原文“二百五十五夫二十二畮三十一尺有四步”疑有次序讹误，按数量关系译】。西面也是如此。南面外行九万夫，其中省去八条川、八条路；每一川一路为九夫五十畮七十五步二十尺，共省七十六夫六畮四步一十六尺。南面里行七万夫，其中省去六条川、六条路，共省五十七夫四畮五十三步一十二尺。上面两行中间又省去一条横川、一条横路【指由西向东横贯七万夫】。按前面的计算，每万夫东西宽三十三里二百零二步四尺，七万夫东西共宽二百三十五里二百一十八步四尺。现在其中已经先省去六条川、六条路，每一川一路东西宽九步二尺，六川六路共省五十六步；七万夫还宽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四尺。于是这条川路横向长二百三十五里一百六十二步四尺，纵向宽九步二尺，求得六十三万五千九百五十八步；余数折尺得八十四万八千一百六十八尺，折合为步又得三万三千五百六十步八尺，合计六十五万九千五百一十八步八尺。百步为畮，百畮为夫，所以这一条横川横路省去六十五夫九十五畮十八步八尺。南面两行十六段之间，省去十四条川、十四条路以及一条横川、一条横路，共省一百九十九夫五畮七十六步。北面也是如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百九万九千三百七十二尺〕 四面共省去九百零八夫五十六畮十四步八尺。从上面七十二段共七十四万零九百六十九夫九十八畮四十步中，除去这九百零八夫五十六畮十四步八尺外，还占有七十三万九千零六十一夫四十二畮二十五步二十八尺。甸地一百零八万夫，除去这七十二段所占的七十三万九千零六十一夫四十二畮二十五步二十八尺外，还剩三十三万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八尺【这些土地也不方正，不能作为万夫之川】。这样，乡、遂的田制就完备了。

译十二说：按一甸旧制方八里，旁边增加一里为成，成方十里。一甸的田地方八里，其中有六十四井，东西有八井；每井九夫，东西有三夫。三夫之间有二条遂、二条径【遂宽二尺，径也宽二尺】；八井共有十六条遂、十六条径。八井之间及两旁有九条沟、九条畛【沟宽四尺，畛也宽四尺】。遂、径、沟、畛共增加二十二步四尺【南北方向也是如此。凡这种井田的沟洫制度不同于乡遂的万夫田：这里每夫四面的纵横界线都是遂，井的四面纵横界线都是沟；一直到邑、丘、甸，都不再另行分隔，旁边增加部分成为洫。成的四面纵横界线都是洫；一直到县、都，也不再另行分隔，四都旁边增加部分成为浍，环绕在外】。十里之中，已经取出八里二十二步四尺作为一甸之田，除去遂、径、沟、畛之外，只剩一里二百七十七步二尺；每面分得二百八十八步四尺。于是取二百步作为二夫的田【纵向为二夫】，二夫之间及其外面又取一歩二尺作为二条遂、二条径，共为二百零一步二尺。其余还有八十七步二尺；成的每面又有一条洫、一条涂【洫宽八尺，涂也宽八尺】。但大多是两成相接而平分，因此这一面占一歩二尺；从八十七步二尺中除去这一歩二尺，只剩八十六步。现在把二夫之田作为两行【前面所说取二百步为二夫】，又把八十六步作为一行【共三行】。四面每面第一行横向排列二十四夫，四角另有四夫，共一百夫。每面第二行二十六夫，四角另有四夫，共一百零八夫。第三行不能整成夫数，只按畮计算。四面每面横宽一百步、纵长八十六步的有二十八段，共一百一十二段；每段方一歩的面积为八千六百，合八十六畮。四角每角方八十六步的一段，共四段；每段方一歩的面积为七千三百九十六，合七十三畮九十六步。合计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每段中已有遂、径、沟、畛间隔，不再折算为夫】。一成之中，除去一甸之田以及遂、径、沟、畛、洫、涂所占的土地，旁边增加部分还得到二百零八夫；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又得到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郑玄说，旁边增加一里就是增加一井；但按这里的计算，已不能成为一井。】又计算成的各面：横宽一百步的有二十八段，横宽八十六步的有二段，共横二千九百七十二步。其间设置二十条遂、二十条径、九条沟、九条畛，以及两条半洫、两条半涂，共占二十八步。合计三千步；三百步为一里，所以这一横向十里大致没有差错。四面都如此。四成为县【《周礼》说四甸，实际上是四成】，四县为都，四都共六十四成，方八十里；旁边增加十里【增加一成】，成为一百里，称为一同。一同共有一百成。前面计算一成的制度时，每一成四周外面各应有一条洫、一条涂；但因为大多是两成相接，所以平分，每成各占半条洫、半条涂。现在一同一百成中，中央六十四成四面都有相接之处，每面各只占半洫、半涂，和前面的算法相同。至于旁边增加的三十六成，四旁三十二成各有一面不相接，四角四成各自曲折，两面都不相接。既然不相接，是否应当设置完整的洫、涂？回答说：不是。凡一同之外，应当设置浍和道；浍环绕同，道环绕浍。这样，就必须把半洫、半涂改为一条浍、一道【半洫半涂宽一歩二尺，一浍一道宽五步二尺，因此增加四步】。三十二成各有一面不相接，就把这一面原有的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浍、道增加的土地，横向十里，纵向四步，求得一万二千步。其中除去横二十八步、纵四步的部分；这部分原有二十条遂、二十条径、九条沟、九条畛、两条半洫、两条半涂【都是纵向的】，展开计算共一百一十二步。外面还占一万一千八百八十八步。百步为畮，即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前面计算一成的田地，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还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现在又增加浍、道所占的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外面只剩九千八百零八畮九十六步。四角四成各有两面曲折而不相接，把两面的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一面如上面计算，增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另一面横九里二百九十六步【原本也是十里，其中四步已并入右面计算】，纵四步。

译求步得一万一千九百八十四步。其中除去横二十六步四尺、纵四步的部分；这部分原有二十条遂、二十条径、九条沟、九条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经在刻意退去的四步土地中计算】。展开计算共一百零四步；余数折算为尺得九十六尺，折合为步又得二步二十四尺，合计一百零六步二十四尺。外面还占一万一千八百七十七步一十二尺。百步为畮，即一百一十八畮七十七步一十二尺。前面计算一成的田地，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还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现在又增加这两面浍、道所占的土地，共二百三十七畮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面只剩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一同方圆百里，其中方一里的土地有一万块；每里九夫，即九万夫。现在计算一同一百成：成中有一甸，甸有六十四井，每井九夫，共五百七十六夫；旁边增加部分又得二百零八夫，共七百八十四夫；一百成就是七万八千四百夫。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中，中央六十四成每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边缘三十六成中，三十二成每成有九千八百零八畮九十六步，另四成每成有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一百成合计九十八万八千零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全部折算为夫，又为九千八百八十夫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总的说，一同的土地可作为田地的共有八万八千二百八十夫二十九畮二十二步二十四尺，其余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九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一千七百一十九夫七十畮七十七步一十二尺】。不过，这里只是单独计算一同；如果两同相接，还可以省去一些土地，另见后文【现在按稍、县、都计算，都是两同相接，不采用这种制度；但讲述计算方法的开始，必须先确定一同的制度，然后才能讨论有无相接，所以特意先制定这一制度。】也担心山川把其中隔断，或许有单独设置一同的地方罢了。《周礼》说“同间谓之浍”，确实是说两同之间设置一条浍；洫以下的道理也相同。以都鄙来比拟乡遂，所以前面说两万夫之间都省去一条川。十三说：按稍地有二十同，其中十六同各有三面相接、一面不相接【接近甸地。甸地虽然有万夫之川与它相接，但制度不同，因此这里的稍地另设浍、道，等同于不相接】，另四同四面都相接【位于四角】。十六同各有三面相接、一面不相接。每同不相接的一面共有十成，其中间八成，每成的一面都把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和前面计算的一样；每成增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零八畮九十六步。左右两成，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也和前面计算的一样；每成增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另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因为曲折，这一面也要改变；但它与另一同相接，所以只设半浍、半道。半洫半涂宽八尺，半浍半道宽一十六尺，因此增加一歩二尺的土地】。增加的土地横九里二百九十六步【原本也是十里，其中四步已并入右面计算】，纵一歩二尺，求得二千九百九十六步；余数折尺得三万五千九百五十二尺，折合为步又得九百九十八步二十四尺，合计三千九百九十四步二十四尺。其中除去横二十六步四尺、纵一歩二尺的部分；这部分原有二十条遂、二十条径、九条沟、九条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经包含在刻意退去的一歩二尺之内】，展开计算共二十六步；余数折尺得三百四十四尺，折合为步又得九步二十尺，合计三十五步二十尺。外面还占三千九百五十九步四尺。百步为畮，即三十九畮五十九步四尺。每成两面增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步四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有相接的面共有二十六成，其中二十四成处在三面相接的位置【每面八成】；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增加的土地横十里、纵一歩二尺，求得三千步；余数折尺得三万六千尺，折合为一千步，合计四千步。其中除去横二十八步、纵一歩二尺的部分；这部分原有二十条遂、二十条径、九条沟、九条畛、两条半洫、两条半涂，展开计算共二十八步。余数折尺得三百三十六尺，折合为九步一十二尺，合计三十七步一十二尺。外面还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百步为畮，即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每成除去浍、道增加所占的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两成处在两角，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按前面的计算增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另一面也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都是因为曲折而改变】。增加的土地横九里二百九十八步四尺【原本也是十里，其中一歩二尺已经并入右面计算】，纵一歩二尺，求得二千九百九十八步；余数折尺得三万六千零八尺，折合为一千步八尺，合计三千八百九十八步八尺。其中除去横二十六步四尺、纵一歩二尺的部分；这部分原有二十条遂、二十条径、九条沟、九条畛、一半洫、一半涂【一半洫、一半涂已经在刻意退去的一歩二尺土地中计算】，展开计算共三十五步二十尺【展开步尺的详细计算见上文；此后凡不再计算而只说成数的，大概是前面已有同类计算，重复查阅即可明白】。外面还占三千九百六十二步二十四尺。百步为畮，即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

译每成两面增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一百成，共计七万八千四百夫。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中，中央六十四成每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边缘三十六成中，八成每成有九千八百零八畮九十六步，二成每成有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另二十四成每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另二成每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一百成合计九十九万零四百零六畮四十七步四尺，全部折算为夫，又为九千九百零四夫六畮四十七步四尺。总的说，这一同的土地可作为田地的共有八万八千三百零四夫六畮四十七步四尺，其余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九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一千六百九十五夫九十三畮五十二步三十二尺】。四同四面都相接；每同四面有三十二成，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每成增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四角四成各自曲折、两面相接；每成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每成增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一百成，共计七万八千四百夫。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中，中央六十四成每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边缘三十六成中，三十二成每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四成每成有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一百成合计九十九万一千一百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全部折算为夫，又为九千九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总的说，这一同的土地可作为田地的共有八万八千三百一十一夫九十八畮九十三步一十二尺。其余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九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一千六百八十八夫一畮六步二十四尺】。所有稍地共有二十同，每同九万夫，合计一百八十万夫。现在累计所得田地为一百七十六万六千一百一十二夫九十九畮二十七步四尺，大概其余土地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一百八十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三万三千八百八十七夫七十二步三十三尺】。十四说：按县地有二十八同，每同四面都相接，其制度如同稍地的四角【四角安置四同】。二十八同，每同九万夫，合计二百五十二万夫。现在累计所得田地为二百四十七万二千七百三十五夫七十畮一十三步一十二尺，大概其余土地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二百五十二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四万七千二百六十四夫二十九畮八十六步二十四尺】。十五说：按畺地有三十六同，其中三十二同各有三面相接、一面不相接，其制度如同稍地的中部【中部安置十六同】；四角四同各有两面相接、两面不相接【因为曲折】。每同前面的左右两行共十六成【从内向角看，称为前面】，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计算增加一百一十八畮八十八步，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零八畮九十六步。后面的左右两行共十六成，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计算增加三十九畮六十二步二十四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前角一成，把两面的半洫、半涂分别改为一浍、一道，计算增加二百三十七畮六十五步一十二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左右两角二成，每成的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另一面也把半洫、半涂改为一浍、一道，再一面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合计增加一百五十八畮四十七步四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后一角一成，两面各把半洫、半涂改为半浍、半道，合计增加七十九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外面不能整成夫数的田还剩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每同一百成，共计七万八千四百夫。不能整成夫数的部分中，中央六十四成每成有九千九百二十七畮八十四步；边缘三十六成中，十六成每成有九千八百零八畮九十六步，另十六成每成有九千八百八十八畮二十一步一十二尺，另有一成九千六百九十畮一十八步二十四尺，另有二成每成九千七百六十九畮三十六步三十二尺，另有一成九千八百四十八畮五十八步二十四尺。

译一百成合计九十八万九千六百一十四畮四步一十六尺，全部折算为夫，又为九千八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四步一十六尺。总的说，这一同的土地可作为田地的共有八万八千二百九十六夫一十四畮四步一十六尺，其余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九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一千七百零三夫八十五畮九十五步二十尺】。所有畺地共有三十六同，每同九万夫，合计三百二十四万夫。现在累计所得田地为三百一十七万八千九百一十四夫六十三畮二十五步一十二尺，大概其余土地全都作为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按三百二十四万夫计算，遂、径、沟、畛、洫、涂、浍、道所占为六万一千八十五夫三十六畮七十四步二十四尺。五种涂各有相隔之处：径与沟相隔，畛与洫相隔，涂与浍相隔，道与川相隔；凡有相隔之处，必定设置桥梁。川水必定冲开道路泄出，使水归入大川，具体位置随地势趋向而定，不能固定说明隔在何处。井田中的径、畛、涂、道也和乡遂一样设置桥梁，浍水也泄出而归入大川。《司险》说：“周遍了解山林川泽的险阻，并使道路通达。”康成解释说，川泽的险阻就是桥梁。《司险》下文说：“设置国中的五沟五涂，使道路通达。”康成虽然没有再作解释，但从上文看，这里指桥梁是明白的。《匠人》说到浍时说：“专门通达于川。”各家都记载这个名称，大概是说大川。由此推知其他地方，也都是如此】。这样，都鄙的田制就完备了。十六说：有人问：王畿的广阔，王国远近地区的划分，因土地不同而制定的制度，田地的等级，山川不能预先估量，沟涂有所增加和占用，从万夫之田直到一同，从近郊直到畺地，您的论述已经很详细了；至于授予百姓土地的数量，能否听您说一说？回答说：治理百姓，必须先确定他们的居处，然后才能使他们安于职业。因此司空掌握尺度，丈量土地来安置居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现在六乡、六遂各有七万五千家；不过这只是说农民，此外还有百工、商贾、庶人以及在官府任职的人，这些人总数也很多。《载师》说：“以防里来管理国中的土地。”康成解释说，防是百姓的区域，里是居处。《遗人》说：“掌管乡里的储积，以救济百姓的困厄。”康成解释说，乡里就是乡人所居之处。《县师》说：“掌管邦国、都鄙、稍、甸、郊、里的地域。”康成解释说，郊里就是郊外的居处。贾公彦解释说：乡里是指国中【即六乡百姓居住在国中，载师所说以防里管理的土地就是这种情况】，郊里是指居住在郊外【即六乡百姓中居住在郊外的人】。这样看来，六乡的居处分布在国中，向外直到近郊、远郊。《遂人》说：“辨别野外的土地，以分配田地和居处。” 一个防的田地有一百畮，所以六遂的居处是在甸地【旧说防是二畮半，是一家居住的地方。孟子说：“五畮的住宅地，要在其中种桑。”应当以孟子所说五畮为正确。既然甸地的一防是五畮，那么郊内、国中也都各为五畮】。可是康成注释《遂人》说“防是城邑的居处”，注释《载师》说“以防里管理国中土地”；而《遂人》又说授给百姓田地，一个防的田地是一百畮，那么这里的防里，难道不是指百姓在都城中的邑居吗？郑玄的意思是：六遂百姓虽然在甸地耕田，却居住在国中；况且甸地距国有二百里，离家二百里去耕作，谁会认为便利呢？再说王城方九里，方一里的土地有八十一块；每里九百畮，共七万二千九百畮，全部用来安置遂民，每家五畮，也只能容纳一万四千五百八十家，何况其中还有王宫、祖庙、社稷、朝廷、市场、国宅等建筑，以及乡民居住的地方呢？那么六遂七万五千家要安置在哪里？如果郑玄所说的都城，是指都邑之城，那么六遂所管辖的地方与都邑不同，遂民不可能越过来居住在都邑中；而且往来路程也并不近。况且康成既然认为六乡的居处有在郊外的，六遂百姓为什么就不能居住在甸地呢？这实在是错得太厉害了。《大司徒》的职掌说：“凡是营建都、鄙，要划定它们的地域并修筑沟界，按照家室的数目来制定田制。”康成也说，城郭中的住宅叫作“室”，大概郑玄认为六遂的居民住在国中，所以说到都邑也称“室在城郭之中”。经文的意思只是把室数当作家数，难道还要区分城内和城外吗？实际上，采地的百姓有的住在城郭，有的住在郊野；他们所占的土地，大概也不超过一防五畮的数目。有人说：“请问，难道不都是君王的百姓吗？可是您的论述把六乡说成农人居住之地，而百工、商贾之类却不计入其中，这是什么缘故？”我考察郑玄的注解，确实如此，而且他的裁断极为恰当。农人是国家的根本，一年三季努力耕作，农闲时讲习武事；靠他们可以使粮食充足，也可以使兵力充足，有时还把他们送入庠序，学习礼义，成为贤能人才；这是上天所生百姓中最优秀的一类。所以设置乡、遂来编制他们，并由司徒统领，因为司徒是掌教化的官。至于工商之类，舍弃根本而追逐末业，只凭世代积累的资财来供给使用。他们固然不可缺少，但怎么能和农人相比呢？或者说，他们各自也有统属：工匠由司空统领，商贾由司市统领，在官府任职的庶人各由所属官府统领，其余也都如此。即使不隶属于乡、遂，也可以。有人问：“既然不隶属于乡、遂，那么他们居住的地方，是郊外还是国中？”回答说：“圣王敦厚根本、崇尚俭朴，即使有工匠和商贾，也一定不会很多；在官府任职的庶人也有固定数目，其余的人就更少了。国中或许可以容纳他们，或者因为他们早晚都要到市、朝办事，住在国中才方便。”

译十七，有人问：“百姓的居处既已承蒙教诲，耕田的数目，希望详细听闻。”回答说：考察《大司徒》的职掌说：“凡是营建都、鄙，要划定地域并修筑沟界，按照家室数目制定田制：不易之地，每家一百畮；一易之地，每家二百畮；再易之地，每家三百畮。”这就是都、鄙授田的制度。不易之地每年耕种，所以每家一百畮；一易之地两年耕种一次，所以每家二百畮；再易之地三年耕种一次，所以每家三百畮。这是因为土地肥瘠不同，应当按等级加以区别。又《遂人》的职掌说：“辨别郊野土地：上地，每个夫男田一百畮，休耕地五十畮，余夫也如此；中地，每个夫男田一百畮，休耕地一百畮，余夫也如此；下地，每个夫男田一百畮，休耕地二百畮，余夫也如此。”这就是六遂授田的制度，也是因为土地肥瘠不同，所以增加或减少休耕地的数目来调平。莱，就是休耕而不耕作的田。至于六乡的田制，没有见到明确文字，只有《小司徒》的职掌说：“于是均分土地，考察人民，并全面知道他们的数目：上地，每家七人，其中可任役者三人；中地，每家六人，其中可任役者二家五人；下地，每家五人，其中可任役者每家二人。”依我看来，如果认为这是都、鄙和六遂的制度，那么中地、下地已经增加了田和莱的畮数，核计它们的收入也必然没有偏差，不能再有七人、六人、五人所需粮食多少的差别。这大概是六乡授田的制度，因为郊地狭窄，要由六乡分配，何况其间还有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所以即使是中地、下地，也不能再增加畮数，只按照每家的口数来制定：七口以上授予上地，六口授予中地，五口以下授予下地。实际上它们全都是一百畮。【土地有九等，所供养的男女从二人到十人；这里说七、六、五人，是举中地的三等而言。】现在考察远郊以内的田地，共二十万夫【近郊四万夫，远郊十六万夫】；其中不作为万夫之川的，又有十五万三千五百五十九夫四十六畮七十九步四尺【近郊四万八千一百六夫八步三十二尺，远郊十万五千四百五十三夫四十六畮七十步八尺】。这些大概就是六乡的田、里的田【里，就是居处】、场圃、宅田、士田、贾田、官田、牛田、赏田、牧田。其余土地则有王城以外的环涂【环涂宽七轨】有野涂【野涂宽五轨】，有郊【四郊都有神兆】，有明堂【明堂在国城南面，距国城三里以外、七里以内的丙巳之地，宫室方圆三百步】，有借田【借田一千畮】，有学校【虞庠在国城西郊】，有榭【榭是用来检阅军事实力的场所，只足以登临观看君王的士卒而已；不占用收获之地的瘠薄土地，就在这里设置榭，其地势必须在城外】；也可能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横跨在这些土地上【其中不作为万夫之川的土地，也还没有计算五沟、五涂所占的面积，以下同】。再剩下的土地就用来安置余夫。有人说：“郊内没有余夫的文字依据，您凭什么这样说？”回答说：“六乡的人民不可能没有余夫；况且举六遂的情况，六乡也就可以知道了，也可以推知郊内仍有土地用来安置余夫。甸地的田有七十二万夫，其中不作为万夫之川的，又有三十二万九千九百三十八夫五十七畮七十四步八尺，大概就是六遂的田、遂的居处；其余也可能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横跨其间，再剩下的土地就作为公邑。有人说：“您既然说乡有余夫，为什么不说遂也有余夫？”回答说：“《遂人》的职掌已经记载了。遂的余夫所受的田地属于公邑，所以不能分开来说。遂的家数和田地既有定额，地域又已经挖沟、植树划定；如果有余夫，他们的田从哪里来？必定要从外部的公邑取得。”有人说：“既然如此，六乡余夫所受的田为什么不算作公邑？”回答说：“郊内土地狭窄，空隙之地必定不多，而且靠近王国，所以即使预留给余夫，也不再另称为公邑。”有人说：“公邑只是由遂的余夫耕种吗？”回答说：“不是。康成说，士、工商因职事入官，而余夫凭劳力出来耕种公邑。我认为也不只是士、工商，连在官府任职的庶人、畜牧之家中的余夫，也会出来在这里耕种。百姓繁衍，年月渐久，积累几代以后，余夫哪里数得清？公邑即使广大，有时也容纳不下。所以圣人预先有所安排。稍地以外则有八十四同【稍地二十同，县地二十八同，畺地三十六同】，除名山大泽之外，不另行分配【凡是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只要不废弃，都一并分配；以下同】；其余土地作为王子弟的食邑、公卿大夫的采地，再剩下的就作为公邑。食邑、采地以内的土地，就由他们自行授给所管辖的 百姓；其中剩下的土地，也可能有山陵、林麓、川泽、沟渎横跨其间，再剩下的就用来安置余夫。如果仍然容纳不下，也应当到附近的公邑耕种。余夫的人身隶属于都、鄙，田税则归王室官府，这是公私两方面都有利的意思。有人说：“《遂人》说‘一万夫有一条川，川上有道路通达王畿’。康成认为，除去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道路和巷道三分之一的面积，剩下的土地如此划分，一直通到王畿。康成既然知道都、鄙实行井田制，那么他的意思是否是说，公邑从稍地以外也像甸地一样，按一万夫一川来划分呢？”回答说：“这是康成的错误。‘川上有路以达于畿’，只是说由这条道路前往，可以通达王畿，用来说明在田间设置道路并不是妄为，而是为了便利往来的人，向内通往国中，向外通往王畿。国中较近而王畿较远，既然远处可以通达，近处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省略文字只说王畿而不说国中，并不是说一概都按一万夫一川的制度一直划到王畿。况且从稍地以外，公邑确实是采地剩余的土地，一概让大夫治理；后来又要把爵禄封给别人，还要从中取地作为采邑。”

译公卿大夫确实有固定员额，如果有王子弟，他们世世代代繁衍，哪里会有尽头？所以采邑的增加，没有一代不发生。假如现在公邑全都按一万夫一川来划分，日后营建都、鄙而实行井田制，难道还要重新改造吗？那该多么劳费力气！如果营建都、鄙而沿用万夫之川的制度，也不是合乎制度的做法。依我看来，甸地、公邑应当依照六遂一万夫一川的制度；稍、县、畺地及其公邑，也应遵循都、鄙井田的制度，或近或远，随宜改变，这才合乎道理。有人说：“都、鄙授田有不易之地每家一百畮、一易之地每家二百畮、再易之地每家三百畮，共三等。遂地授田有上地田一百畮、莱五十畮，中地田一百畮、莱一百畮，下地田一百畮、莱二百畮，共三等。乡地授田有上地每家七人、中地每家六人、下地每家五人。虽然根据土地的肥瘠来区别人口数，但田地实际上全是一百畮，共为一等。而康成的意思，从六乡直到甸、稍、县、都，全都用‘不易、一易、再易’来通率，说每家接受二夫；况且‘不易、一易、再易’只是都、鄙授田的制度，怎么可以用来概括乡、遂呢？” 回答说：“康成确实是妄说。不仅不能用来概括乡、遂，即使都、鄙的制度有‘不易、一易、再易’，也必须确定有一百畮的不易之地、二百畮的一易之地、三百畮的再易之地，合计六百畮，由三家接受。这样才可以说按通率每家接受二夫。如果多少稍有差错，就已经不对了。何况他计算数百万夫的土地，却笼统地说每家按通率接受二夫，这是多么徒劳地用心啊！现在则一概不采用这种说法，只把乡、遂、都、鄙授田的明确制度全部列举出来，使执事者亲自察看土地的宜否再行颁授，不敢预先妄加规定。” 十八，有人问：“关于田里制度的论述已经明白了，那么王子弟的食邑、公卿大夫采地大小的制度怎样？”回答说：康成认为，这种制度分为三等：百里之国，共有四都，一都的田税收入王；五十里之国，共有四县，一县的田税收入王；二十五里之国，共有四甸，一甸的田税收入王。他的意思是，公的采地属于百里之国这一等【王的母弟和庶子相同】；卿的采地属于五十里之国这一等【关系稍疏者相同】；大夫的采地属于二十五里之国这一等【关系最疏者相同】。又据他注释《载师》说，家邑是大夫的采地，小都是卿的采地，大都是公的采地，食邑则是王子弟所享有的。这样说来，三公的百里之国在畺地，卿的五十里之国在县地，大夫的二十五里之国在稍地。畺地三十六同，每同为百里之国，一同就是三十六国；县地二十八同，每同为五十里之国，四同就是一百一十二国；稍地二十同，每同为二十五里之国，十六同就是三百二十国。这只是大略。如果有名山大泽占据其地，就依所占之数减去；或者王子弟、公卿大夫人数少，不能把土地全部享用，就把剩余土地作为公邑，以待后用。然而现在考察《周礼》，公有三人【乡老掌管二乡，所以两乡设一公，三公兼任此职】；卿有十五人【三孤、六官及六卿大夫，每乡一卿】；大夫则因《冬官》已经亡佚，只有五官在，五官所属大夫三百三十七人【繁琐，不能一一列举】。如果再加上《冬官》所属大夫以及另有大夫治理的公邑，人数大概不会少于四百人。现在稍地作为二十五里之国有三百二十国，有名山大泽占据后还要减去，又有王子弟中关系最疏者的食邑在其中；若作为大夫的采邑，不足的地方一定很多。县地作为五十里之国有一百一十二国，虽然有名山大泽占据，又有王子弟中关系稍疏者的食邑在其中，但卿只有十五人，剩余土地大概还很多。大夫采邑不足，难道可以从这里取得吗？即使王的母弟、庶子很多，畺地不能容纳，从这里取得也可以。再剩下的就作为公邑。有人说：“《礼》说天子设置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为什么同《周礼》如此不同？”回答说：“这是夏代的礼制。”〔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商代沿用了它。这种制度是公的采地百里，卿七十里，大夫五十里。到了周代，从卿以下增加了官员数目，却减少了俸禄。这大概是因为后世政务逐渐繁多，事务繁多，官员就不得不增加；官员多了，俸禄就不得不减少，这是形势所造成的。” 十九，有人请问赋税制度。李觏回答说：考察《周礼·太宰》的职掌，以九种赋来征收财货：一是邦中之赋，二是四郊之赋，三是邦甸之赋，四是家削之赋，五是邦县之赋，六是邦都之赋【其余三种不出自田里，所以不列举】。康成认为，赋是按人口征收钱，今天计算钱，有人称为赋，这大概就是它的旧称。乡大夫按时登记夫家人数的多少，辨别其中可以服役的人，全部征发；《遂师》的职掌也说，要命令他们缴纳财征，说的都是这种赋。这样看来，周代已经像汉代一样征收算钱，只是汉法每人缴纳一百二十钱，周代赋钱的数目则没有传闻。又考察《载师》的职掌说：“凡是分配土地，国宅不征税；园圃二十税一；近郊十一税一；远郊二十税三；甸、稍、县、都都不超过十二税一；只有漆林征税二十税五。”这种征税都指田税。康成说，国宅是凡属官府所有、供官员办公的宫室。周代税收近处轻、远处重，是因为近处的劳役多。园圃也税轻，是因为圃地没有谷物，园地收益少。经文又说：“凡是住宅不种植桑麻的，要出里布；凡是田不耕作的，要出屋粟；凡是百姓没有职业的，要出夫家之征。”康成也说，住宅不种植桑麻的，要罚缴一里二十五家所出的钱。现在详细考察司农的注解引用《孟子》的话说，园圃不缴夫里之布，这个意思可以取用。大凡征税，各随土地所产而征收：田地有谷物，就缴纳谷物；住宅有桑麻，就缴纳布帛。只有国中的园圃和里居，人口多、房屋广，却没有种植的地方，于是按其园圃土地能够种植多少，依二十税一的价格征收。如果城外住宅可以种桑麻，却懒惰荒废、不肯种植，就依照国中的例子征收钱布；这是因为种植桑麻容易出力，却要缴纳钱布，难以出力，所以用来惩罚他们，使其勤劳。因此说住宅不种植桑麻的要出里布。田地不耕作的要出屋粟，康成说罚缴三家的税粟【《周礼》并不说‘屋’，这里只是借三家的税粟来相称】。大概一个夫男不耕作一夫之田，却要缴纳三夫的税粟，加倍加重，也是为了惩罚他的懒惰。百姓没有职业的，要出夫家之征。康成说，要缴纳夫税和家税：夫税是百畮田地的税，家税是出士徒、车辆来供应徭役。勤劳从事田业的，就有夫家之税；闲散而没有职业的，也有夫家之税。与其没有土地却缴纳财物，哪里比得上接受田地而获得利益呢？这也是为了劝勉他们勤劳。大体上，从国中直到王畿，税轻的不会少于二十税一，税重的不会超过十二税一【漆林虽然税重，但毕竟面积少】，都是根据劳役多少相互折算的。这就是赋税的定制。有人说：“古人都说周代税率十分取一，现在这个论述为什么等级这样多？”回答说：“他们所说的十分取一，是举近郊而言。古人说话质朴，往往举近处而略去远处。后世儒者耳目不能亲见，只得到大略而失去详尽，因而说一概都是十分取一。《周礼》难道可以诬蔑吗？而且不只是周代如此。所谓夏、商十分取一，也同样是这个意思【后面凡是说十分取一的，意思都相同】。有人又问：‘幸而赋税的事已经说完了；至于怎样制定军队、备办车辆和铠甲，希望也趁此说明。’回答说：考察《夏官·司马》说：‘凡是编制军队，一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王有六军，每军将领都由卿担任。二千五百人为一师，师帅都由中大夫担任。五百人为一旅，旅帅都由下大夫担任。一百人为一卒，卒长都由上士担任。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都由中士担任。五人为伍，每伍都有伍长。’康成说，军、师、旅、卒、两、伍都是人数编制的名称。五伍为一比，两为一闾，卒为一族，旅为一党，师为一州，军为一乡，每家出一人。”

译这样，六乡就是六军，共七万五千人。又考察《遂人》的职掌说：“按时考察人民，把田野授给他们，检查他们的兵器，教导他们耕种。”康成说，六遂的军法，追捕、巡察以及征发徒役，都同六乡一样。如果这样，那么六遂也组成六军，共七万五千人。不过因为王室轮流使用他们，通常只征发六军，所以只说六军。这就是乡、遂编制军队的制度。又考察《司马法》说：“三十家合计出一匹马、一名士、二名徒；成三百家出一辆革车、十名士、二十名徒；终三千家出十辆革车、一百名士、二百名徒；同三万家出一百辆革车、一千名士、二千名徒。”这虽然是井田制度，却与周代制度不同。现在考察《春秋》成公元年三月鲁国制造丘甲，杜氏注认为，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甸出长毂车一辆、戎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这是甸应出的赋。现在鲁国却让丘来承担，所以《春秋》讥刺它加重征敛，特意记载此事。《左传》哀公十一年，季孙想按田地征赋，让冉有向孔子请教。孔子没有当面回答，却私下对冉有说：“君子的施政，要以礼法衡量；施舍要取其厚，办事要取其中，征敛要从其薄。”〔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千五百人、五百人、二十五人〕 这样看来，按丘征赋也就足够了【杜氏也说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这是赋税的常法】；如果不以礼法衡量而贪得无厌，即使按田地征赋，将来也还会嫌不足。况且季孙如果想依法施行，周公的典章还在，为什么还要来询问？由此看来，丘赋确实是周公的典章；举出丘的制度，甸的制度也就明白了。这样，一同有一百甸【在甸旁增加一块作为成，就是一百成】，也就是一百辆车。一百辆车有戎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头、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车数虽然相同，但士卒的编制和人数却不同。现在也以周代制度作为定制。大概甸以内的六乡、六遂，组成十二军，轮流使用其中六军；军、稍以外的八十四同，则有八千四百辆车，远近的制度也不同【如果有名山大泽占据土地，使同的数目不足，也依实际数目减少】。总的来说，王畿以内方圆千里合计应有百同，所以古人称天子为万乘之主。大体上，康成认为一成的一甸、四都的一同都出田税；田旁增加的土地，甸旁是用来治理成的洫，都旁是用来治理同的浍。我认为，沟洫是在最初开辟土地时修筑的，所费劳力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万五千人、一人、十人、二十人、二千人、元年、三月、七十二人、十一年〕 这样看来，按丘征赋也就足够了【杜预也说，丘出戎马一匹、牛三头，这是赋税的常法】。如果不依据礼制而贪得无厌，那么即使按田赋征收，将来也还是不够。况且季孙大夫如果想依照成法施行，周公的典制就在那里；如果想苟且行事，又何必来询问呢？由此看来，丘赋确实是周公的典制；推及丘制，那么甸制也就明白了。这样，一同有一百甸【甸旁加“为”字，便是百成】；一百成也就是一百乘。一百乘有戎马四百匹、牛一千二百头、甲士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车乘的数目虽然相同，但士卒编制的多少却不同。现在也依据周制来确定。大概甸以内的六乡六遂，编为十二军，轮流使用其中的六军；军稍以外的八十四同，则有八千四百乘，远近的制度也各不相同【例如有名山大泽被占用，同的数目不足，也就按数目相应减少】。概括地说，王畿千里合计应当有一百同，所以古代称天子为万乘之尊。大体上，郑康成认为，一成就是一甸；一同辖四都，征收田税；甸旁加出的部分，是在甸旁修治洫；都旁加出的部分，是在都旁修治浍。我认为，沟洫是在最初开辟时修治的，因而用力较多；后来再加以修治时，用力就少了。这样怎么能免除它的田税呢？现在看车赋只说到甸，却不说成，难道不是因为旁加的部分不承担车赋，只是专门负责修治洫吗？一百成旁加的部分，既各自尽力修治本成的洫，又共同修治本同的浍，以一项劳役抵补另一项劳役，在事务上是合宜的。况且修治洫、浍，一年之中难道会屡次进行吗？关于赋税、军旅、车乘和甲士的议论，到这里就完了。二十：有人说：“古人都认为周代实行公田制。公田有一百亩，其中二十亩作为八家的住宅；八家各自接受一百亩作为私田，合计九百亩为一井。公田借用民力耕种，不向私田征税。《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的说法都是如此，只有《周礼》的说法不同。郑康成认为，征收夫税而没有公田，是夏代的贡法【征收夫税而没有公田，是夏代的贡法】；设置公田而不征夫税，是商代的助法【设置公田、不征夫税，是商代的助法】。王畿采用贡法，是因为乡、遂和公邑的官吏早晚都参与民间事务，能够以公事催促百姓，使他们无暇顾及自己的私田。诸侯国采用助法，是因为诸侯独自掌握一国政权，容易贪暴地向百姓无限制征税。这种说法怎么样？”我说：“天子的政令，是从天子之国推行到天下的，哪里有天子在自己的国中向民田征税，却让诸侯只设公田而不征税的道理？即使每年的收入最终都归于同一处，也不能说这是天子亲自作表率的办法。况且王畿有乡、遂、公邑的官吏，早晚以公事催促百姓，难道诸侯国就没有能够催促百姓的官吏吗？如果说诸侯会因为贪暴而无限制地向百姓征税，那么只要王政清明、诸侯奉行法令，即使让他们征税，他们又怎敢超过制度规定呢？” 如果王政不清明、诸侯不奉行法令，即使设置公田，他们难道就不能从其他方面额外取用吗？这些都不是通达事理的说法。我认为，周代从王畿直到天下诸侯，都一律采用贡法，即征收夫税而没有公田。公田是商代的礼制。或者文王当时虽然已经受命于天，仍是商代的诸侯，所以田制还依照商礼；到了武王取得天下、周公摄政，制定礼乐，才最终改变了它。因此，那些说周代实行公田制的人，只是听说了文王、武王时期的制度，却不知道周公已经改变了它。《孟子》说：‘夏后氏每五十亩征贡，商人每七十亩实行助法，周人每百亩实行彻法，其实都是十分取一。’又说：‘彻，就是彻取；助，就是借用。’这样看来，孟子已经知道周制与商制不同了。但他下文又说：‘《诗经》说：“雨水降到我的公田，继而降到我的私田。”只有助法才有公田。’由此看来，即使周代也实行助法。孟子虽然知道周制与商制不同，但看到《诗经》中有公田的文字，而这首诗又属于《周雅》，所以又怀疑周代也实行公田，像商代的助法一样。他说‘由此看来，即使周代也实行助法’，是表示疑惑的话。既然怀疑周代实行公田，所以到了滕文公派毕战来询问井田制度时，便回答了圭田、余夫、公田等说法，认为这些制度现在仍可以实行。”

译圭田也是商代的礼制，周代则称为“士田”。余夫二十五亩，大概也是商代的礼制，周代则一律为一百亩。这样看来，孟子所说的全都是他听闻的商代礼制，只是看到《周诗》中引用了公田，才又怀疑那是周代的制度罢了。否则，为什么他上文说“周人每百亩实行彻法”，仿佛把彻解释为征取呢？至于《周诗》中所引用的公田，也不是指当时的事实，大概是因为幽王时政务烦乱、赋税沉重，君子忧伤于现实而思念古代，所以引用古代的公田来讽谏，并没有说这种公田究竟存在于哪一位君王的时代。唯独《周诗》上章说“播下那百谷，既茂盛又硕大，曾孙顺应这些事”，郑玄的笺注说“曾孙指成王”。如果按成王时期解释，那么周公已经制定礼乐，却说“雨水降到我的公田”，这就成了周制确实实行公田。然而郑康成为什么偏偏把曾孙指为成王呢？“孝孙”“曾孙”也许只是祭祀宗庙时的通称。《礼记》说“称为孝子、孝孙，是根据其意义来称呼”，称“曾孙某”，是指国家。这样看来，君主能够继承先祖而拥有国家，君子便取宗庙中的称谓称他为曾孙，谁都可以如此称呼，哪里能说只有成王才配称曾孙呢？又怎么知道诗人所指的不是武王，或文王呢？” 如果诗人所指的是武王以前的时代，那么那就是周公制定礼制以前的事，确实不妨碍周礼规定征收夫税。况且孟子回答齐宣王时也说：“从前文王治理岐地，耕田者取九分之一。”这正是明确说九一的公田制度存在于文王时期；文王采用商礼，这是确定无疑的。只是到了《周诗》，孟子才产生怀疑；产生怀疑后又没有明确辨析，反而顺着这个疑惑继续说下去【指回答毕战的话】；这样一来，前后次序也颠倒了【先说彻法，后说公田】。《春秋》宣公十五年记载“开始按亩征税”，《左传》说：“开始按亩征税，不合礼制。谷物的征收不过是借取十分之一，是为了增加财用。”我认为，鲁国原先已经确定了田税，但山林川泽旁边的土地，经过历代以后，有些被开垦出来，增加了田亩，宣公又丈量这些土地而征税。《左传》所说“谷物的征收不过是借取”，大概是左丘明认为，周家虽然不称公田，但井邑所出产的税谷，也不过采用商代借取的数额，正如孟子所说“其实都是十分取一”的意思，并不是说周代有公田、借用民力来耕种。公羊氏说“古代什一而借”，谷梁氏说“古代以公田作为居处，井、灶、葱、韭都包括在其中”，这些都是举商礼来说明。大体上，先儒多称说商代礼制；也许他们不只是听闻了文王、武王时期的制度，而是不知道周公已经改变了它。大概孔子也是商代的子孙，他所遵行的服制和礼法仍依照商礼【《檀弓》记载，孔子说：“夏后氏把灵柩停放在东阶之上，这仍是在主阶；殷人把灵柩停放在两楹之间，这是让宾主夹在两旁；周人把灵柩停放在西阶之上，这仍是把死者当作宾客。而我孔丘是商人。前些日子夜里我梦见坐在两楹之间接受祭奠。明王不能兴起，天下还有谁能尊奉我呢？我大概将要死了。”】但《论语》说：“周代借鉴夏、商二代，礼乐制度多么完美啊！我遵从周礼。”确实，孔子对于自身私人的事情遵循先祖礼制；对于天下公义的事情，则遵从当时君王的制度。况且周制比商制更加文备，难道可以忽视吗？先儒只是看到孔子实行商礼，便认为天下的法度全都应当遵从商礼，所以他们所说的很多是商礼；这些说法流传日久，后世不知道它的本源，误以为是周制。因此，凡是谈论周制的人，有时把商礼混杂其中，使后世关于周制的说法更加不可信。比如有若回答鲁哀公“为什么不实行彻法”以及“实际只取十分之一”，就是认为周家的什一彻法还不够，又怀疑周制采用公田。这样看来，《诗经》《春秋》《论语》《孟子》都没有说周公的制度中有公田，后世各儒对它们的解释是错误的。郑康成受此迷惑，也是不对的。从王国直到诸侯的藩服之国，制度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助法不好，所以周公才改变了它。”我说：“助法本来有很大的优点，周公改变它，是因为考虑得更加深远。”周公认为百姓越来越顽劣，官吏越来越狡猾，耕种公田时可能不尽力，交纳借取的谷物时也可能隐瞒欺骗；不如把田地一概交给百姓，再规定赋税。税额有固定标准，责任也有所归属，可以安坐而察看收入。礼制越来越崇高，国家费用越来越多，哪里还有闲暇从容地采用上古那种办法呢？不过，赋税并没有增加，只是把确定的数额规定得更加严密罢了。对百姓来说没有损害，对国家来说也不至于缺乏，这正是圣人考虑深远、制度适中的地方。有人说：‘请问，《司马法》既然规定了井田制，周公为什么还要改变它？’我说：‘《司马法》虽然规定井田制，但其中的区域并不都方正。只有井方一里，成方十里，同方百里；其余十井为通，长十里、宽一里；十成为终，长百里、宽十里，都不是方形。周公想用来分封诸侯和群臣，所以从井以上的区域都使它们方正：邑方二里，丘方四里，甸方八里，县方二十里，都方四十里；成和同仍然依照《司马法》。方正的沿用，不方正的改变，无论大小都使之方正，这样全面施行起来就容易了。’ 井田制既然改变，车赋也就不能再依照《司马法》，所以采用丘、甸来制定。况且一甸有六十四井，即使全是经过再次变更的土地，仍然可以授给一百九十二家；它所出的甲士和步卒合计七十五人，并不算多。况且征伐有一定时机，并不是时时都要使用军队，所以增加士卒的数目，都是圣人根据义理来处理事务、预先防备意外的办法。有人说：《司马法》是文王时期制定的，周公怎么敢改变它？我说：所谓孝，是能够承继先人的志意，并不是一定要完全沿袭他的政令，拘泥不改。何况文王虽然制定了《司马法》，却还没有施行它。文王在岐地做诸侯时，看到商朝国运将尽，知道天命已经归于自己，所以开始制定《司马法》，等待自己登上天子之位后施行。文王的大功尚未完成，武王灭纣后去世，周公摄政，于是取出这部书加以阐述、传承；可行的就沿用，不可行的就改革，广泛依据众多制度，制定成《周礼》，更加没有什么过错。有人说：文王是圣人，他所写的书怎么会有不可取之处而需要改革呢？我说：圣人根据时势制定适宜的制度，文王的时代与周公的时代不同，所以文王根据他的时代立言，周公则根据自己的时代加以改变。

译有人说：诸侯的国家也实行井田制，它的制度是怎样的？我说：也不过同都鄙的制度一样罢了。起初设置乡、遂，接着设置都、鄙，有的以一万夫为满额，有的最多达到一同。至于诸侯，就不再说明他们的田制；从都鄙取法，毫无疑问。想知道外地的情况，可以观察内地；想知道远处的情况，可以以近处为依据。这些不必详尽说明，也可以作为鉴戒。周公真伟大啊！承接文王、武王的圣德，挽救商代百姓的弊病，用它制定礼制，礼没有不合适的；用它处理政务，政务没有不和谐的。天下土地如此广阔，却没有一块土地敢争先越过界限，因为他预先为它划定了界限。天下人口如此众多，却没有人缺少一勺饮水，因为他预先为百姓安排了产业。他使普天下衣食饱暖的百姓都归入仁义之中，欢欣而行，难道还会回头反顾吗？称他“兼有三王之道”，不是很恰当吗？后世即使再有制作者，周公的制度也终究不可改变了。有人说：那么究竟怎样做才可以呢？我说：奉行这些法度，重新成就一个周代吗？《旴江集》卷十九〔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章、千里〕 钦定四库全书 《旴江集》卷二十　宋代李觏撰 《潜书》《广潜书野记》《潜书》十五篇【并序】泰伯闲居时，写有十五篇文章。对世间的变故感到愤懑并加以悼惜，用来警戒国家。探究深远，譬喻切近，文辞不柔弱屈服。唉！正道没有实行，却很快招来诽谤，为什么呢？姑且等待知晓它的人再把它刊布出来吗？于是命名为《潜书》。我们的百姓挨饿，难道是不耕田吗？回答说：天下没有荒废的田地。我们的百姓受寒，难道是不养蚕吗？回答说：柔软的桑树遍布田野，女子的双手全都在采摘。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又饥又寒呢？回答说：耕田不能免除饥饿，养蚕也得不到衣服。不耕田、不养蚕，利益反而会自行来到。耕田不能免除饥饿，是因为土地不属于他们；养蚕却得不到衣服，是因为衣食被权贵吞夺。锄头、耰还没有干，喉咙已经没有甘美的食物；新丝刚从器皿中取出，皮肤却没有衣服可缝。巨富、积财之家，谷物陈积，丝帛腐烂；饥饿的雇工男子、寒冷的婢女，所卖的东西不过一升一斗、一尺一寸。唉！我如今才知道，井田制度是养活百姓的权衡吗？井田制度建立，田地就均平；田地均平，耕田的人就能得到食物；食物充足，养蚕的人就能得到衣服。不耕田、不养蚕而又不饥不寒的人，就很少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篇〕 佛教徒把不杀生作为道行，饮水而食蔬菜，全天下都称赞他们仁慈。鸡、豕、狗、猪这些牲畜，都是依靠人之后才能生存的；它们吃人的粮食来繁殖自己的种类，一旦没有人供养就会饥饿而死。然而天下百姓之所以不吝惜资财来饲养它们，是因为它们在家中有用途。祭祀神灵、供奉宾客，都要从这里取用。现在假使让百姓连手也不能在其中摇动一下，那么还靠什么来喂养它们呢？我看它们将不会留下一个后代。难道要不杀它们的身体，却努力断绝它们的种类吗？仁者不会这样做。难道要夺取人的食物来喂饱这些无用的禽畜吗？仁者也不会这样做。唉！佛教徒的仁慈，难道仅仅止于此而已吗？” 善于占卜的人，能够把祸福告诉别人，却不能使祸福一定降临到别人身上。喜欢福而懒于修身，福就转变为祸；忧惧祸患而思考戒慎，祸就转变为福。既然如此，龟卜和蓍筮全都是妄言。因此，歌颂大宁的人，对昏庸的君主没有验证；忧虑危亡的人，常常在英明的君主那里失误。善于谈论天下的人，应当说明凭什么可以治理或导致乱，而不应说它必然治或必然乱。梦中人在睡眠时，住在他身旁的人看不出什么不同，他的耳、目、鼻、口、手、足全都保持原来的形态；可是他的魂魄游荡时，有时化作羽士成仙，有时戴冠临朝，有宫室、车马，女子奏乐起舞，在眼前兴盛出现，忽然富有，骤然显贵，快乐没有尽头。等到醒来，抚摸自己的身体，发现没有一根毛发因梦而得到，这才知道梦是虚妄，因而发笑。这没有别的原因，只是他的心沉溺其中罢了。假如迎合别人来希求声誉，窃取权势来向人炫耀，咬住利益来封闭自己，进退迟疑而又嬉笑呵斥，早晨开始，晚上便停止；旁人看他，狗嘴里说着话、猪皮做的衣裳，从未有任何改变，可那个人却喧嚣自得，自称贤能聪明，显赫广大而没有人能与他抗衡。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