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集卷十九

译他将有幸醒悟吗？还是要昏昏沉沉地一直到死呢？如果能够醒悟，就应当自己嘲笑自己了。〔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日〕 身边的人供奉养护他，给他衣服，并教导告诫他。儿子并不是比母亲尊贵，却勉力征伐、修缮、听命并施行诛杀；百姓也不是比君主尊贵。母亲因为有儿子而尊贵，君主因为有百姓而显贵。没有儿子，母亲就会被遣出；没有百姓，君主就会灭亡。人对待配偶，要用厚重的礼仪成全她。没有儿子却把妻子休弃，不是因为宗庙重大，而是偏爱一个女子。上天要立君主，便以祥瑞符命任命他；没有百姓而使他灭亡，也不是因为天下广大，而是偏爱一个人。这样看来，倚仗母亲的尊贵却不能养育儿子，就像家庭驱逐妻子；倚仗君主的显贵却不能爱护百姓，就像国家拒绝君王。如果得到百姓的心，少康即使只有一旅之众，也算拥有百姓；如果失去百姓的心，商王即使有亿兆人口，也等于没有百姓。因此圣人减少劳役、减轻赋税，喜爱德治而畏惧刑罚。名分和地位没有建立，尊卑贵贱没有区分，天下会怎样？回答说：只会混乱罢了。名分和地位已经建立，尊卑贵贱已经区分，天下又会怎样？回答说：也只会混乱罢了。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没有名分造成的混乱，是统属不能统一；有了名分造成的混乱，是人们为了欲望而争夺它。古人有话说：“拥有万乘的国家，杀害君主的必定是拥有千乘的卿大夫之家；拥有千乘的国家，杀害君主的必定是拥有百乘的卿大夫之家。”尊贵者发布命令而骄傲，卑贱者承受命令而受辱，能够没有觊觎之心的人，实在很少。因此君子地位越高、德行越修明，外表越荣耀，内心越戒惧；以恭敬俭约来谦下待人，以恩惠德泽来联结众人，正是为了以此自我戒备。〔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上天制定兵器和铠甲，难道是有意旨的吗？只看到末端的人说：“这是为了一个人，用威势压服天下。”明白根本的人说：“这是为了天下，用威势约束一个人。”百姓受到伤害，四海含冤呼号。汤、武的臣下，不能把斧钺私自施加给桀、纣。因此，即使是平庸的君主和中等才智的人，也会把手缩进袖中，不敢把祸害加在无辜的草木之上。唉！后世的人，难道可以凭放荡的德行，安坐在这个位置上吗？”}], 上天制定兵器和甲胄，难道是有意图的吗？只看到事情末端的人说：“这是为了一个人，威慑天下。”明白事情根本的人说：“这是为了天下，威慑一个人。”百姓生病受伤，四海怨恨呼号。商汤、周武王的臣下，不能把手中的斧钺私自用来对付桀、纣。因此，即使是平庸的君主和才智中等的君主，也会把手缩进袖中，不敢把灾祸施加给无辜的草木。唉！后世之人，难道可以凭借放纵无度的德行，安然坐在这兵器所造成的威势之上吗？虎豹的性情，是喜欢咬人的。除去它的爪牙，就可以使它变成羊猪，驯扰而蓄养它，也就没有危害了。贪婪暴虐而不顺从，是小人的常情。只有那些才华横溢的人，才可以把这种恶性施展到天下。王莽篡位、董卓弑君，这些人都有超过常人的才能，所以能够束缚同列之人的手，使他们不能有所行动。是才能吗？才能有道德作为功业，就能成事；没有道德，就会造成祸乱。做官吗？人究竟应当怎样呢？我听说过这样的话：没有道德而只有才能，就像把兵器资助给盗贼。周代的制度，真是仁厚啊！八家共九百亩田，足以供给他们的粮食；五亩地种桑，以供给他们衣服。媒氏按时主持婚姻，庠、塾以德行培养子弟。患病有医生，买卖有平准之法。管辖堤防，掌理隐秘事务，君王的心明察清楚。唉！秦、汉的国家，也曾经有意实行这些吗？由此才知道，古代的天下，是君主养育百姓；后世的天下，是百姓自己养活自己。为什么还要用恶劣的政令和恶吏，困苦这些自食其力的百姓呢？侍奉父母要用孝，侍奉君主要合乎礼。圣人凭借这些教导天下。佛法却说：“一定要断绝与父母的关系，离弃君主，剃去头发而穿偏衣，舍弃生命来侍奉我。这样所得的福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尽。”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接受了父母给予的身体，却不在父母身边奉养；吃着君主的田地，却一次也不拜见君主。家中有叛逆的儿子，族人却爱护他；国家有傲慢的百姓，官吏却不肯诛罚他们。由于佛成了他们的主宰，纣王曾做诸侯中逃亡者的主子，诸侯便讨伐他；佛成了天子所要逃避者的主子，天子却从来没有发怒。可

译悲啊！有官吏居于百姓之上，对人说：“你不要作恶，否则将伏受大刑。”即使是妇女和孩子，也都相信而害怕。假如有人说：“多收贿赂，给我定大罪而不追究，那么天子一定会降下诛罚，时人将指着我吐唾沫。”如今佛教徒却说：“人死后成为鬼，行善有美好的报应，作恶则有无穷的祸患。”这番话用来训诫愚人，大概多少有些合乎道理；但如果接着说：“即使奢侈地扩建我的寺院，庄严我的塑像，供给我的僧徒衣食，即使弑杀君父也不必顾虑，而王公大人反而和他们结党相和，这又是为什么呢？”

译狗平时没有事情时，呵斥它，它就逃走；丢给它一块骨头，它就争抢。等到它咬人时，拿棍棒临近它，它也不肯停下；用食物役使它，它也不顾及。爱护自己的家族，就不敢爱护自身。接受天子的俸禄，守护天子的土地，应当拘捕奸民，弹劾懒惰的官吏，把他们交付法官和上级官员处理。可是只因上级一句话、豪门送来一笔钱，就解开刑具放他们出去，连天亮也等不到。窥伺权势而恐惧，怀抱贿赂便欢喜，低头摇尾，这正是好狗的耻辱。上天憎恶恶人，常常会借助其他事物来惩罚他们。失德的君主，不会像这样使百姓困苦，也不会像这样迅速灭亡，正因为有上天相助。下方政事败坏，上方天象变异。君主取一分，天取十分。赋税还没有把百姓的钱财搜空，水旱灾害的惨酷已经夺去了他们的庄稼；刑罚还没有使人的皮肤溃烂，瘟疫流行已经残害了他们的生命。因此夫妇愁苦悲痛，盗贼乘机发作；恶行只有一丝，怨恨却已堆积如山。这难道是上天不仁吗？是因为憎恶他们的恶行，希望他们死亡。认为百姓不困苦，国家就不会迅速灭亡，所以才这样。唉！做百姓君长的人，不要成为上天用来助恶的对象，应当警戒啊！襁褓中的孩子有智慧吗？戴冠穿衣的成人有智慧吗？如果说襁褓中的孩子有智慧，而戴冠穿衣的成人反而昏昧，那么奴仆也一定会笑话。孩子在母亲怀中，违逆她而走出门限，就啼哭不安；指向他的父亲，他便嬉笑着归向父亲，他的心从来没有不在父母身上。等到长大成人，头上长角，能够冷静地说话，智慧越来越多，孝心却越来越少。放弃哺乳而追逐醉饱，背离家庭而谄媚妻妾，这难道是有智慧的人成了孝子的祸害吗？从前因为受父母养育而跟随亲人，如今因为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便忽视父母。即使父母病弱、耳聋、眼瞎，也从未离开膝下，难道有智慧的人果真成了孝子的祸害吗？唉！先王任用智慧，难道也是这样吗？所以成年人反而在婴儿面前惭愧，贤明的母亲不愿生养有才的儿子。孔子的言论充满天地，孔子的道却从来没有实行。簠簋、牲畜、币帛都齐备，宗庙按照君王的礼仪来祭祀【此处“食祥吏”疑有文字讹误】，人死后却不享用；人活着时以他的言论为老师，却不以他的道为老师。因此，得到他的言论的人获得富贵，得到他的道的人却成为饿肚子的穷人。可悲啊！《广潜书》十五篇【并序】辛未年，泰伯以《潜书》命名此书；过了七年，我寄居山岩之间，就在原书基础上加以扩充，又写成十五篇。内心更加困苦，言语也更加繁多。唉！这难道也是见到险境却不能停止前进的人吗？圣人是用道来强制【“其两”疑有脱误】人吗？为什么他的话这样严厉呢？回答说：不是。人本来就具有这种道。人具有它却不自觉珍惜，反而跳跃着追逐万物，放纵自己以至沉溺而死。圣人根据人所具有的本性加以品评节制，使人坚守它而不离开；否则圣人就是违背天理、使人受害，那还有什么德行呢？天下的各种事情，没有比圣人的道更容易实行的，也没有比圣人的门徒更安稳而荣耀的。父母，是我所爱的人，于是孝便存在；兄长，是我所敬畏的人，于是悌便显著。夫妻没有不希望和谐的，于是义便产生；男女没有不希望有分别的，于是礼便形成。教育儿子、抚养孙子，饮酒用觞、进食用豆，以善意对待乡党和同僚朋友，内心平和，身体安适，内心明达，外在治理得当，忧患因此消除，耻辱因此远离。把这种道理推行到国家，施行于天下，没有什么能够违逆它。还有什么比这样广大平坦的道路更好呢？有些人拾取小利而丢弃大义，只看见利益而看不见祸害，精神因欺诈而疲惫，筋骨因争斗而断绝，今日欢乐而每月忧愁，庆贺还没有撤去席位，吊丧的位置已经设立。唉！人本来就具有这些道理，确实容易实行；但要使安稳和荣耀接踵而来，就必须克制自己以顺从万物，这大概很难做到，于是忧患和耻辱最终随之而来。然而世俗之人仍轻易舍弃这一条道路而奔向另一条道路，这是因为不肯再精心思考，而对它发出嘘声的人太多了。人是接受天命，还是接受人意？接受天命，就是本性善；接受人意，就是顺从世俗。背弃国家而顺从伪道，叫作叛逆，获罪至死；背弃天理而顺从人欲，开始虽然能够得志，上天难道不会讨伐他吗？人谁能没有过错呢？孔门的高等弟子，从宰我、子贡、冉有到季路，有的也免不了受到讥刺。如今我虽然有罪，难道就可以推辞了吗？回答说：大玉圭曾经有瑕斑，并不妨碍它成为宝物；如果像碔砆那样，表面极其纯粹细密，终究还是石头。石头一有缺损，就应当抛弃，这是对贤者的责任。孔子因为他们有小过失而加以讥刺。如今所谓的是非，即使放在贤者门下衡量，也仍然有罪；如今所谓的罪过，还没有施加刑戮刀锯，为什么要私下议论别人呢？《易》说：“防范家庭，悔恨就会消失。”家庭不加防范，没有从来不产生悔恨的。人们没有不厌恶家庭混乱的，却没有想到混乱是怎样开始的。妾婢少，就没有怨女；婚姻及时，就没有旷夫。怨女和旷夫，是祸乱由此产生的原因。欲望损伤本性，女子比男子多十倍。闺门之内，看不见德行，只看见美色。唉！自己已经这样做了，却还说别人已经这样做了吗？佛教的法术，对这些事情有功吗？为什么？回答说：上天生养百姓，又把田地分给他们；如果田地低下贫瘠，就让他们从事工艺，或从事商业，使他们对人有益，然后才享受相应的报酬。否则，父母不能私自养活自己的孩子，只能把他们放到饿死者中间罢了。如今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剃光头发、穿黑衣，所到之处都吃饱穿暖、安逸放纵，这就是对懒惰有功。古代的教诲说：天道使善人得福，使淫恶者受祸。如今那些大奸大恶、暗中害人的人，担心罪责降临，于是供奉僧人、建造大佛寺，把这叫作忏悔；因而不断施舍，脸上再没有忧愁，这就是对恶行有功。宫室的规模，没有财力就不能奢侈；巨木丹青，平民很少使用，过度精巧的工艺也无处施展，唯独佛寺的住宅没有限制，不怕穷尽山岭、劈裂巨石，必定使淫巧之风日益丰富，这就是对末业有功，而且又宠爱奇珍。假如除去佛教，就会使懒惰者困苦，使作恶者恐惧，使末业、奇货无从发展，那么天下一天也不能没有佛教了。它被排斥却不被听从，正是应该的。

译你曾经学习过审断案件吗？我给你举出其中的要领。坐在狱中审问犯人说：“功劳，你说出来；罪过，你也说出来。”随后再追问：“功劳确实存在，但你的罪过这样大，微小的功劳不足以赎罪。”这样一来，这个人即使想不服罪，又能说什么呢？如果不问他的功劳，只追究他的罪过，即使罪恶滔天，这个人也会说：“我有功劳，你们却不追问，只是一味责罚我。”要使他无话可说就很困难了。从前排斥佛教的人，大概仍然有过失，只攻击它错误的地方，却没有涉及它正确的地方。即使柳宗元尚且不能使韩愈听从而退让，何况那些浅陋的人呢？为什么不追问到底说：“你的道，以慈悲普遍救济来率领百姓，以讲说报应来威慑他们，使他们不敢放纵作恶；其中最大的说法是见性。唉，这也算有道理。然而，你讲慈悲普济却不用礼来节制它，连六畜和蠢动之物都一概不知父子应当亲近、外人可以疏远；亲疏不分，就是夷狄。你讲报应却不用诚信守持它，只要拿一件财物媚事佛祖，就能把祸患反变成福，这就是招揽权势、收钱断狱，是污浊的官吏行为。你讲见性，却不让它逐渐受经典训诫的陶冶，周围一切都要照着它本来的样子，这就像婴儿不能长成人。看见红色就是红色，看见白色就是白色，不肯驾驭自己的心而使它趋向别处。若遵循这种道理，上面不能纠正下面，下面不能忠于上面，国家的纲维就会断绝，人民像逃逸到荒野的鹿一样散乱。这样败坏人心，谁还谈得上天下国家呢？用这些道理追问到底而仍不听从的人，是木偶。和木偶说话，哪里还值得希望它听取呢？孟子说：“男女同居，是人的大伦。即使圣人也没有不同于此，佛教为什么这样隔绝呢？”那些人彼此都能够淡泊地遵循佛法，只有普通人的愚昧，使父母徒然被他们的富厚安闲所迷惑，舍弃幼子而把他送去做奴仆。起初孩子还没有知觉，长大后便悔恨，难道不如归来而从事职业以求衣食吗？不得已而终于如此，他的心难道会不同于常人吗？钟声和梵音不足以使怨女旷夫快乐，又怎么能希望阴阳和合呢？制定礼是为了礼，不是为了财物，先王因此开通人的耳目。在中等以下的时代，人们不知道礼，却把获利作为图谋；即使身处权势之中，也有人可以用财货取得利益。因此那些喧嚣之人纷纷怀疑他们的君上，佛教徒便窥伺其中的机会。它又使人怀疑天地。古代侍奉上下神祇，只有天子、二王、周公之后才可以这样做；诸侯即使是大国，也不敢逾越。于是选择吉土筑坛，祭祀用的牛一定要在牲圈中饲养三个月，然后才斋戒清明、穿着盛服，战战兢兢，唯恐自己不相称。如今佛教徒扫荡民家，把人召来，还为他们赞助，拜见佛像后画地而坐，诵读层层翻译的经文，把这叫作加持。唉！谁说天地广大，却会像臣仆一样侍奉一场饮食吗？使人怀疑天地，是逐渐形成的。善于劫夺的人，一定会挟持、拿受害人的亲爱之人作人质。攻打他们，就一起杀掉；放过他们，就让他们侥幸活命。谁忍心因为自己的财货而使所爱之人流血呢？善于贪赃的人，一定会诱使当时的显贵官员作人质。他粉饰实情，把贪赃说成廉洁，把借助权力说成勤劳。一旦钓取成功，便凭借权势迅速逃走。攻打他，就会牵连治罪；放过他，他便侥幸免罪。谁敢因为自己的百姓而使显贵大臣受害呢？举用一个人，却剖割、残害亿万百姓，罪过正在这里，不在那些被牵连的人。警戒啊，警戒啊！不要成为贼人的人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人〕 后世的风俗，为什么这样光鲜奢华呢？彼此以富有相竞，以奢侈相夸。我的财物能够买卖的，即使是国宝也一定拿来使用。财物不足，帷帐、衣饰、梳妆不如别人，妻妾便责骂丈夫无能，女子羞惭哭泣，不肯登车出嫁。因此百姓被争夺所刑伤，官吏被贪婪所擒获。难道说他们不爱惜自身吗？是因为以不如别人为耻。应当端正礼制，严明禁令，防止僭越，使根本回归三代的范围。即使积蓄财物千万，钱贯腐朽，也无处可以使用；这或许能防止人们不廉洁而且不谦让。妇人，是跟从别人的人。能够跟从别人，就尊重那个人。轻视丈夫的妇人，从来没有能够听从丈夫命令的。丈夫在外软弱，妇人在内强横，上下颠倒其心而无人制止，还有什么祸乱不能达到呢？让天下都渐染这种风气，天下就乱了。王道教化的存在，靠什么防止这种情况呢？所以妇人在夫家，不可不让她把礼数完全做到。难道一定要等到与丈夫势均力敌之后才讲礼吗？那周代的女子岂不是先嫁给商，再嫁给秦吗？过去的事情不能追悔，未来的事情不能预期，这样就没有地方可以施行妇道了。那么，《彼襛矣》这首诗，难道是在说假话吗？仁义应当安置在哪里呢？防止失礼，正是仁义的极致。如今从篇章中寻求仁义，大概文采斐然；可是士大夫忌讳阅读那些专门讲教化的书，却不以此为忧。遇到悲哀就悲哀，悲哀过去便算了，贤者没有什么可以节制，不肖者也不受勉励。唉！三尺之法，为什么竟不穿锦衣跳舞送灵柩呢？法禁制怯弱者，却不禁制豪强者，礼制反而在左右扶助豪强而胜过法律。懂得礼却违背它，还说：“我难道能不感到惭愧吗？”懂得禁令却触犯它，还说：“谁敢说呢？”即便如此，士大夫还是没有真正看见尊亲之道。燕雀也必然有啁啾片刻；带着悲哀却不依礼行事，就是像燕雀那样送葬自己的亲人。周代末年，音乐败坏了，夷狄的音乐又取代了它，流传迷恋直到今天。那些邪僻之人还认为这不够，又取来歌唱其中淫荡的歌词。音乐能够打动人的地方已经很多，而歌词竟涉及床笫之事。中等资质的年轻人，狂舞、怨恨、哭泣都来不及，人的伦理在这里更加没有区别了。真是残忍啊！我们的百姓有什么罪，却要用这种东西来蛊惑他们？唉！仲尼没有再次担任司寇，所以蝼蚁般的小人不能在两观之间饮血。《法言》说：“大人的学习，是为了道；小人的学习，是为了利益。”我曾经考察过这种情况：是为了道吗？其实不必诱导；是为了利益吗？用利益辅助道，这才是趋向道。诱导人趋向道，汉代的事情就是这样；考察州郡征辟、公府征召的情况，小吏和卑贱之人，有的也会努力行善。诱导人背离道，近世的事情就是这样；不考察他的德行，只考验他的言辞，冠帽缨带之下，有的人其实只是屠夫商贩的器具。唉！如今站在道义之门的人，听见人的脚步声，大概已经欣喜了。善的根本在教化，教化的根本在老师。老师，是用来决定百姓命运的人，怎么可以不是合适的人呢？古代每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家有学，这是为百姓设立老师。学校废弃后，老师不再由上级任命，求学者便自行选择。见识达不到，选择就不精当，于是凡是会说话的人，没有不能做老师的。这样一来，父亲信奉儒学、儿子信奉墨学，早晨还崇尚华夏、晚上便归向戎狄，也就不足为怪了。唉！君子如果想教化百姓、形成风俗，难道只能照耀到末梢的微光吗？《野记》二篇【并序】我居住在东郊之外，耳目所见所闻，有可以作为世人警戒的事情，于是写成《野记》二篇。

译乡里有个百姓羡慕都市的奢侈，便拿自己蓄养的牛换了别人的乘马。过了几年，土地肥沃，却舍弃了牛而没有收获；仓中的豆粟消耗在马腹中，自己已经饥饿，却仍无从救济，而马的能力最终对锅灶也没有任何益处。唉！如今断绝旧日的低微关系而结交新人，轻视讲习而趋向奔走，难道没有使田地荒芜、豆粟耗空的情况吗？春日阳气兴起，百种草木生长在高丘、干涸的泽地和无人行走的地方。雾雨洗润它们，风气吹拂它们，幼苗坚实，藤蔓张扬，生长的本性自如。若舍弃这些地方而进入田亩，根便同稻争夺水分，叶便同粟争夺温暖，争相长高而同样青绿，几乎迷乱过路人的眼睛。农夫的父亲憎恶它们妨害庄稼，便挖出并除去，不留下种子。经火烧、水泡而腐烂，狼藉在道路旁，只愿化作粪土，连杂草也不能再长。唉！安守你的类别，估量你的才能；如果不把自己列入良种谷物之中，那么祸患又从哪里来呢？《旴江集》卷二十 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二十一，宋李觏撰：《庆历民言》三十篇【并序】庆历三年，我闲居乡里，想到自己生来从事仕宦和求学，内心操劳，考虑事情很多；既然不能出仕进用，又只能成为编户平民，直到死去，若没有一句话留下，对世道又有什么补益呢？《礼记》说：“君上斟酌采纳百姓的言论，下面就能承受天命；君上施行旧有的制度，所以……”【原文“上施故，为”疑有脱讹】于是写成《庆历民言》共三十篇。开讳、备乱、审奸、防蔽、效实、虑永、谨听、辨儒、广意、损欲、本仁、慎令。考能、止幸、裁举、精课、懋节、崇卫、省盗、释禁、南略、敌患、柬士、储将、远私、正局、厚农、复教、孝原、天谕、开讳。没有人不厌恶死亡，却从来没有人不死；没有国家不厌恶灭亡，却从来没有国家不灭亡。死亡都是死亡，早夭的人不如彭祖长寿；灭亡都是灭亡，秦朝不如周朝延续得久。寿命虽高，终究归于死亡；国运虽长，终究归于灭亡。然而把死亡当作忌讳，是不明智的。听到死亡就发怒，医生便不敢直说他的疾病；听到灭亡就发怒，臣子便不敢争论他的过失。疾病不医治就会死亡，或许还不是命中注定；过失不改正就会灭亡，或许还不是气数已尽。这就是忌讳死亡反而加速死亡，忌讳灭亡反而加速灭亡。明智的人果真会这样吗？所以古代天子即位时，卿大夫把策书授给他，说：“庆贺的人在堂上，吊丧的人在闾巷。”并告诫他要戒惧亳社，忌避子卯之日，战战兢兢，唯恐自己成为桀、纣那样的人。民间谚语说：“残害百姓的人怜悯君王，说绞紧衣带、射穿大腿、抽筋而死，比脓胞肿痛更厉害。”唉！做君主的人如果听到这些话，就会睡觉不能合眼，吃饭也不安稳，哪里还会放纵欲望呢？备乱 太平时期的百姓想要发生动乱，动乱时期的百姓想要恢复太平，为什么呢？生活在无事之时，身体安逸而心意奢纵，刑罚松弛了。稍加逼迫，他们就惊慌收敛，显得轻浮；稍加责罚，他们就怨恨，力量从未用于战斗，却自以为勇敢；心思从未用于谋划，却自以为聪明。他们只知道兵器的好处，却没有见过兵器的祸害。稍有不如意，就想张开翅膀飞走。所以说，太平时期的百姓会思念动乱。处在多难的时代，城里的人不能放纵，乡野的人不能耕种；强者僵死于战争，弱者死于饥饿。父母妻子儿女都被劫掠、捆绑、屠割，然后才看见兵祸的危害，却得不到用兵的好处。幸而有君主，就像将要下雨来滋润枯槁的草木。所以说，动乱时期的百姓会思念太平。百姓思念太平，即使中等才智的人也能得到他们的欢心；百姓思念动乱，就不是圣人不能消除它的渐变。大禹的告诫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如同用朽烂的绳索驾驭六匹马。”因此，聪明的人在太平时考虑动乱，愚蠢的人却认为太平不会再变成动乱，可悲啊。审察奸邪 盗贼的罪行尚未败露时，天天同他接触，却不知道他是盗贼；奸邪尚未显露时，天天同他相处，却不知道他是奸邪。他的衣冠、言语、行动与常人相同，但盗心奸心藏在内心，确实很难察知。等到赃物出现、刑具显现，在市上受刑被杀，众人才都知道他是盗贼；谋略施行、祸乱发生、国家败坏之后，后世才都知道他是奸邪。知道盗贼，不是众人的智慧，而是狱吏审理判决的结果；知道奸邪，不是后世人的贤明，而是史官笔下记载的结果。读史的人看见过去的祸患，都嘲笑当时的人不知道奸邪，却不说：“我这一时代的奸邪，也要等到史官下笔后才会被知道。”汉元帝说幽王、厉王任用巧言谄媚的人，自以为石显比他们强，所以京房说：“我恐怕后人看今天，正如今天的人看前代。”唉！哪里才能得到像京房这样敢于直言的人呢？防止蒙蔽 君主不知道祸乱的发生，是身边的人蒙蔽了他。他们难道不爱君主，反而希望君主灭亡吗？大概是害怕被诛杀罢了。平日以奸邪谄媚来安身，助长君主的欲望，迎合君主的错误。君主有所询问，他们一定说：“安稳得像泰山一样。”然而祸乱将要兴起，国家将要危亡，这说明他们过去欺骗了君主。君主一发怒，他们顷刻之间就会死去。于是他们堵住君主的耳朵，不让他听到危险和祸乱，只求暂缓自己的死亡，哪里有空考虑长远呢？陈后主时的沈客卿、隋炀帝时的虞世基，都是形势驱使他们如此，但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所以奸邪之臣不是不爱君主，而是不得到侍奉君主的方法；昏庸的君主不是不爱国家，而是不得到守护国家的策略。不得侍奉君主之道的人，开始时就不正直；不得守护国家之术的人，最终就不明智。假如说臣子爱君主，却始终任用他而不以明智照察，那么即使想保全宗庙，又能把宗庙怎么办呢？考核实际 官职的名称是一回事，实际功效是另一回事；有名无实，是天下的大患。上级松弛，下面偷懒，文书齐备，口舌便利，却把这当成办事的信用，就像看见劣马而称为骏马，却不考察它能不能日行千里。国家不是只有一个官职，官职也不是只办一件事，怎样才能得到实际情况呢？为什么不责问主管的人呢？县里有什么实际功效，就责问郡；郡有什么实际功效，就责问各道。各道属于外，诸司属于内。内外的实际功效，都应责问宰相。宰相的实际功效，上面观察天象，下面察看百姓吗？上面观察天象，看阴阳是否调和；下面察看百姓，看国家是否富足、军队是否强盛、百姓是否安康快乐、四方夷狄是否协和服从？这些不用走下台阶就能明白看见。责任有所在，罪过就有应当承担的人。所以说：四方郊外多有营垒，是卿大夫的耻辱；土地广大而荒芜、不能治理，也是士人的耻辱。这样一来，人人都不敢不尽心竭力。从前唐德宗不知道卢杞奸邪，大概是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离开四海广大的天下而逃到奉天，若不是奸邪之人，谁会使他如此？卢杞确实有与德宗相合之处，彼此相合便彼此信任，彼此信任便受到迷惑，受到迷惑便把非当作是、把是当作非。唉！做君主的人，难道不应当谨慎选择与自己相合的人吗？难道不应当谨慎选择与自己相合的人吗？考虑长远 亡国的君主，不都是邪恶之人；不是桀、纣那样的暴君，往往是祸患逐渐造成的。所谓渐，是在前人那里埋下祸根，却由后来的人承受祸患。天下的形势一旦向前发展，便一去不返，就像决开河堤，水只会向东流。埋下祸根的君主，对外长期维持安定，对内自以为贤明；道义在内心丧失，却不思考；权力转移到别人手中，却没有醒悟。然而祖先的德泽有时尚未完全消失，民心有时尚未完全离散，所以也有人幸而免祸。承受祸患的君主，乘着动乱取得帝位，名义上虽是皇帝，治理却不在自己手中，被囚困在旒冕和冠纩之下，得不到忠义之臣的帮助，所以不幸受到祸患。汉献帝、唐昭宗，他们有什么罪呢？因此明智的人舍弃眼前而谋划长远，不要认为眼前还不足以忧虑，须知它将成为子孙的祸患。那些徒具官名的臣子，把职位当作旅舍，只庆幸自己生逢其时，凡事都无暇想到身后。君主要为万世谋划，不可沉溺于苟且的议论；祸患即使不在自身而在子孙身上，也已经足以使他动心，何况还有仓猝之间发生的危险呢？谨慎听取意见

译进谗的人，是阻挠善人的人；进谏的人，是抑制恶行的人。称作进谏，人人都知道是好事；称作进谗，人人都知道是坏事。然而君主仍免不了相信谗言，因为谗言看起来像进谏；刚愎地拒绝进谏，是因为进谏看起来像谗言。君主说“可以任用”，臣子说“不能任用”，否定的言辞相同，但内心动机不同。任用君子而小人阻挠，这是进谗；任用小人而君子抑制他，这是进谏。君子和小人的内心，恍惚难以看见，因此谗言和进谏才会混乱。喜欢进谏却不谨慎，就会使奸臣进用；厌恶谗言却不察辨，就会使正人退避。世上有人相信谗言，众人便会非难他；有人刚愎拒谏，众人便会讥笑他。他若不是狂乱、轻浮、昏惑，难道不知道进谏的好处和谗言的危害吗？只是把不是进谏的称为进谏，把不是谗言的称为谗言罢了。《太甲》说：“有言语违逆你的心意，一定要从道理上考察；有言语顺合你的心意，一定要从不合道理上考察。”谗言和进谏，都是违逆内心的东西，姑且只从道理上考察它们罢了。如果不这样，那么像贝锦一样编织成的谗言，或许会在青蒲之上兴起，即使剖心沥血，也未必不会怀疑其中有陷害我的地方。唉，真困难啊！辨别儒者 儒者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吗？回答说：是。任用儒者就能治，不任用儒者就会乱吗？回答说：不是。任用儒者而得到治理的有，任用儒者而导致混乱的也有。所以儒者遇到合适的人就成为福，遇不到合适的人就成为祸害。以小人的资质披上圣贤的文章，就像老虎长了翅膀，本来只会在城市中抓人罢了。古代的事情很多，有的相同而实质不同，各有其作用。小人利用它们，就只称说其中一点而隐藏另外两点，以此欺骗君上、谋求私利。粉饰灾异，便说尧时有洪水、汤时有旱灾，却不说宋景公时退却荧惑星的灾异；四境多有营垒，便说猃狁到了太原，却不说守在四夷；想要专擅权力，便说舜的德行在于无为，却不说要明察四方、通达耳目；治理不如古代，便说帝王制度不相沿袭，却不说一变便可以达到大道。这一类情形像怪物变化一样，无法穷尽。所以帮助王凤的人多次称说燕王是压制皇帝的人，以此使皇帝疑惑，却避讳吕后、霍光而不肯称说。唉！任用儒者到了这种地步，秦朝的汤镬烈火也并非没有道理。扩充见识 人感受阴阳之气而生。阳主活动，阴主静止。活动就表现为谋划、思虑、决断和事业；静止就表现为懈怠、因循、安逸和享乐。活动胜过静止，便明察；静止胜过活动，便闭塞。这是必然的道理。登高居宽，走出宫外远行，明察视力、通达听力，广泛阅读、详细询问，亲近贤人、面对众人，讲礼播乐，这些都适合阳。阳得到这些适宜的条件就胜过阴。深宫重闱，时时坐着、屡屡躺卧，修饰容貌、巧作笑态，浓酒、淫声、俳优游戏、技艺巧作、谄媚和诬陷，这些都适合阴；阴得到这些适宜的条件就胜过阳。因此君子早晨听政，白天访问，晚上修明政令，到夜里才安身。不是九女当值侍奉，就不得让郑声和谄佞之人进来，一概放逐远离，是怕阴胜过阳。五年巡守一次，前往四岳；每年祭天九祭，祭地二次，在明堂听取朔政；十二个月都在孟春举行耕籍礼，四仲之月训练军队，这些都在国都之外。宗庙有四时和十二月的祭享，社有春秋祈报之礼，学校有合乐养老之礼，这些都是天子亲自参与的国都外事务。朝廷上有三询三刺，大庭上还向庶民谋议，都是希望阳胜过阴。人的心以耳目为官，耳目狭窄而内心广大，从来没有这样的事。耳目有所获得，便会感动于心；心有所感，便会思考；一经思考，就没有什么不能穷尽。臣下修饰言辞来欺骗君上，君主一离开席位便把它指为过分的举动，这是背弃经典、违背古道，闭塞君主的思考。减少欲望 形体相同，人的本性就相同；本性相同，情感就相同。圣人的形体与众人相同，那么他的性情难道会有不同吗？既然如此，众人欲望多而圣人欲望少，并不是圣人没有欲望，而是知道欲望会产生祸患。五霸中没有谁比齐桓公更强盛，他内宫宠爱的嫔妃足有六人；竖刁为了得到宠信而自宫，宠爱易牙，竟让他蒸煮自己的儿子，最后死于五位公子争夺君位，死后六十七天才入殓。七雄中没有谁比秦始皇的国家更大，他修建阿房宫、营造骊山墓，最终项籍焚烧了他的宫室，牧童烧毁了他的棺椁和收藏。祸患产生于欲望，确实值得畏惧。假如有欲望却没有祸患，尧、舜本来就会这样做了，何必自我苦行到这种地步？那些欲望多的君主，没有不自以为不会有祸患的；他们倚仗四海的力量，夸耀一人的智慧，以为天地也不足以成为长久的依靠，却不知道智慧和力量并不是抵御祸患的工具。圣人欲望少，所以能够得到自己所欲求的；众人欲望多，只能拿自己所欲求的去供奉别人。孟子说：“从前太王喜爱美色，爱他的妃子；文王用百姓的力量修筑台、开凿池沼，而百姓以其中有麋、鹿、鱼、鳖为乐。能够减少上面的欲望而增益下面，让百姓共同欢乐，谁能说这样不可以呢？” 以仁为根本 以仁为方法的人，都知道要爱人。但有人不能正确地施行爱，说那些仁者爱善人而不爱恶人，爱多数人而不爱少数人。不爱恶人，是怕他们伤害善人；不爱少数人，是怕他们妨害多数人。假如爱恶人而伤害善人，爱少数人而妨害多数人，那么这种仁者就是天下的贼，怎么配得到圣贤的称号呢？舜流放四凶，谥号却称仁圣；商汤开始征伐葛，放逐桀到南巢，仲虺称他宽厚仁慈；周武王斩纣，把他的首级悬挂在白旗上，孟子却说：“以最仁的人讨伐不仁的人，仁者本来就曾经杀人。”世俗所谓的仁，是忌讳刑罚、厌恶杀戮，只想保全罪人的安全。这是释氏的慈悲、墨家的兼爱，不是我们圣人所说的仁。守护国家在于政事，实行政事在于用人。臣下不忠就会扰乱政事，政事混乱，国家也将随之混乱。而且把不诛杀罪人当作仁，就是轻视国家而看重仁名。因此明智的君主主持法度以建立信用，用威势驾驭臣下。信用彰明，法令就能施行；威势足以制服臣下，臣下就会畏惧；然后才能谋求治理。慎重发布政令

译君主发布政令，臣下却阻挠它，怎么样？回答说：这是下面控制上面。百姓服从政令，君主却更改它，怎么样？回答说：这是上面欺骗下面。上面欺骗下面，民心就迷惑；下面控制上面，君权就轻弱。百姓既然迷惑，就不听从；君权既然轻弱，就没有威严。上面没有威严，下面不听从，逐渐发展下去也足以令人忧虑。发布政令的弊端有四种：起初没有审慎，最终不能决断，发言者自夸，听闻者争功。所谓《洪范》所说的大疑惑，要同卿士、庶人商议，并用卜筮；有的人办事不向众人咨询，考虑还没有周全就贸然施行，使人有理由责难，这就是起初没有审慎。日月运行，有冬有夏；月亮运行依随星辰，便有风雨。这是说政治不能一味顺从民众的欲望。有人一加阻挠，便不计利害大小而匆忙改变，这就是最终不能决断。君陈把谋略入朝报告，君主在外宣扬说：“这都是我们君主的德行。”有的人议论一件事，便夸耀为自己的功劳，使同党趁机离间而憎恨他，这就是发言者自夸。《秦誓》说：“对于有才德的贤人，内心喜爱他，就像那些话是自己亲口说出的一样。”有的人听到别人的功劳，耻于位居其下，即使事情正确也一定阻挠，这就是听闻者争功。君主能够知道这些弊端所在，就可以施行政令了。考察才能 同样一句话，其产生的来源不同：有的发自内心，有的来自耳朵。发自内心的话，是意志的统率；说出来后一定会体现于事情。来自耳朵的话，是剽窃别人的言语，把它施用于事情就会悖谬。因此上面不喜欢空谈，利益就不在言语上；言语都是志向的表现。上面喜欢听空谈，言语便可以成为求利的途径，没有志向的人也会说话。抄略古书，改今文把白改成素，把一个字析成两个字，以求迎合世俗愿望。用一件容易得到的东西换掉自己的粗布衣，言语就会被忘掉。对实际事情又有什么作用，何况只是偶句押韵呢？不是自己真正言说的言语，哪里值得询问呢？唉！天下人都凭言语求进身，也就不能不凭言语取士。既然已经取用了，为什么不拿实际事务考验他？实际事务与言语相符，然后才可以授予他官职。《王制》说：“评论确定以后才授予官职，先试任这一职务；任用为官以后才授予爵位，按照才能来任命。”这样就不会有空缺其职、尸位素餐的官员了。停止侥幸 祸乱开始于私恩，怨恨开始于宠幸。祸乱开始于私恩，是因为进用了不合适的人；怨恨开始于宠幸，是因为有人抱有希望却没有得到。选举的本意是招纳贤能，却说一定要多取，于是不肖之人也被选入。贤者少，任用他们可以用尽；不肖者遍天下，任用一个不肖者、舍弃另一个不肖者，尚且会有怨恨，何况任用一个不肖者而舍弃一百个不肖者呢？万物按同类活动，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任用他而舍弃我，怨恨是应当的。收藏玉器的人，如果只收藏纯玉，便会得到碈石；明知它低贱，却仍不得不使用碈石，那么山中的石头都等待出售了。有国家的人开启众人的侥幸心理，却想让人不怨恨，除非把所有同类的人都授予官职才可能。传说说：“百姓侥幸心太多，是国家的不幸。宠用不肖之人而败坏官职，已经是大不幸，何况还引起怨恨和愤怒呢！” 裁定举荐 只有善人能够举荐同类，不善之人也能够举荐同类。以尧那样的圣明，向朝廷询问时，驩兜、共工尚且彼此赞叹称美，何况遥远的郡县，是聪明才智无法接触到的地方呢？贤人处在下位，不让贤人自己举荐，偏偏一定要由长吏举荐。长吏都是贤人吗？不肖之人彼此喜欢，也像贤人喜欢贤人一样；不肖之人厌恶贤人，本来就像贤人厌恶不肖之人一样，都是喜欢相同、厌恶不同。不肖之人处在上位，却希望他们进用贤人，很难。贤人能够识别贤人，即使不幸不是自己的下属，也得不到举荐。这样看来，贤人不得志，难道是天命吗？所以与其责备被举荐者是否贤能，不如责备举荐者是否贤能。举荐者贤明，所举荐的人就贤明；举荐者不肖，所举荐的人就不肖。一个不肖者显达，就会举荐十个不肖者；十个举荐一百个，一百个举荐一千个，如此一来，剥削之道就形成了。《旴江集》卷二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