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集卷一　　　　　　　宋　李觏　撰赋

译唉！唉！仙人究竟存在吗？是有，还是没有？是居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的房屋？是以山为国，还是以水为都？是古代有，还是如今有？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尊贵，还是卑下？是肥胖，还是瘦弱？与人类相同吗？还是与人不同？将要掌握天下的利益吗？还是只顾一身而已？既然没有听见也没有看见，我怎么知道他们归向何处？我的一生，卓异奇特，地气特别，神灵的福佑与我相合，引导愚昧的心迅速前进，触犯古人的边界；有所攀援，或许没有高不可及之处，广泛求取，或许没有广大不到之处；嬉戏于钧天传下的乐声，冒受庆云浓厚的光彩。我料想是灵物在帮助我，幸而能在当代迅速成就；可是难得而容易失去的，正是时机啊！青春正在流逝，白发催人老去；炫耀金丹却无人购买，抚摸道路上饿死的尸体而含悲。既然如此，我为什么出生？又为什么来到世上？算了！嵩山降下神灵，生下申侯、甫侯，收拾残局使国家中兴，辅佐圣主；长庚星入梦，生下李白，在江南高声呼喊，终于成为被贬逐的臣子。如今生下我，难道没有用意吗？这两种结果，日后终究会得到一种；仙人如果住在金银宫殿，我归去时，谁能阻隔我呢？《旴江集》卷一。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二　宋李觏撰。《礼论》七篇。我一向喜好古代，诵读体味经籍，窥察揣摩圣贤教化的意义，但最终还不能说明它的纲要条理。到了今年，我二十四岁，对此思考已经成熟。近来因为多病，退居伏卧在屋舍之下，身体没有其他事务，得以接近纸笔，所以作《礼论》七篇。推究它的根本以说明末节，端正它的名义以责求实际，尊崇先圣遗留下来的制度，抨击后世的乖谬缺失。国家的龟卜筮占，百姓的耳目，都在于此。《礼论第一》。有人问：“圣人的话，为什么把礼说得这样重大？”回答说：“礼，是做人之道的准则，是世间教化的主宰。圣人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修养自身、端正内心，没有别的，只在于专一实行礼罢了。”问：“我曾听说，礼、乐、刑、政，是天下的大法；仁、义、礼、智、信，是天下最高的德行。这八项一同施用，流传已经很久了，而您却把一切归本于礼，恐怕不可以吧？”回答说：“这些全都是礼。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幼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是礼的根本。所谓乐、政、刑，是礼的分支；刑又属于政。所谓仁、义、智、信，是礼的不同名称。这七项大概全都是礼。”问：“请问为什么这样说？”回答说：“礼的起初，是顺应人的性情欲望而给它规定节制和文饰。人刚出生时，饥渴存在于内，寒暑交替侵袭于外；饥渴寒暑，是百姓的大患。吃草木的果实、鸟兽的肉，连毛一起吃、连血一起喝，不足以养活口腹；披头散发、穿兽皮，也不足以合宜地遮蔽身体。圣王兴起，于是根据土地的适宜性种植百谷，根据水火的便利制作炮、燔、烹、炙等食物，治理犬豕牛羊，并制作酱、酒、醴、酏来供饮食；种麻织布，缫丝织帛来制作衣服。” 夏天居住在树上的巢中，就有跌落的忧患；冬天进入洞穴，就有阴冷和身体肿胀的疾病。于是为人建造栋宇，从山中取材，从地上取土来建造宫室。手脚不能独自完成事情，饮食也不能直接放在地上。于是冶炼金属、砍削木材，有的制成陶器瓦器，再用油脂、胶、丹砂、漆制作器皿。夫妇关系不端正，男女就没有区别；父子不亲爱，人就没有根本；长幼不分，强弱就会相互侵犯。于是制定婚姻，以端正夫妇；规定左右侍奉供养，以亲爱父子；规定伯仲叔季，以分别长幼。君臣不辨明，事务就没有统属；上下不排列，群党就会争斗。于是制定朝觐、会同，以辨明君臣；设置公卿大夫、士、庶人，以排列上下。人的心智不学习，就会愚昧。于是设置庠序，讲习学问，以建立师友关系；人与人的交往不通，就会离散。于是设置宴享和馈赠，以交接宾客。死亡是人的终点，不能不厚待。于是准备衣衾、棺椁，穿丧服、戴麻、哭泣、跳踊，以办理死丧。神灵是人的根本，不能不奉事。于是举行禘、尝、郊、社以及山川、中霤等祭祀，以修治祭祀之礼。丰厚或减省各有等级，亲疏或频繁各有尺度；尊贵者有固定的奉养，卑贱者有固定的操守；贤者不敢超过，不肖者不敢达不到。这就是礼的大根本。饮食已经得到，衣服已经具备，宫室已经建成，器皿已经便利，夫妇已经端正，父子已经亲爱，长幼已经分明，君臣已经辨明，上下已经排列，师友已经建立，宾客已经交接，死丧已经厚办，祭祀已经修治，于是天下大为和谐。人的和谐必然有所表现，于是顺着这种表现加以节制。和谐长久了必然懈怠，于是率领并推动这种懈怠而使之运行。推动而不服从，就惩罚不服从者以示威严。这三项，是礼的主要作用，都是出于礼而辅助礼的。如果不分别、不区分，就不足以在世上大力施行。因此，节制和谐的称为乐；推动懈怠的称为政；威慑不服从的称为刑。这是礼的三支。在礼之中，有温厚而广泛爱人的，有果断决断而顺应适宜的，有通达而善于谋划的，有坚守而不改变的。这四项是礼的主要方面，都是出于礼而不可缺少的。于是又分别命名：温厚而广泛爱人的称为仁；果断决断而顺应适宜的称为义；通达而善于谋划的称为智；坚守而不改变的称为信。这是礼的四个名称。” 三支，就好比人的手脚，同生于人而辅助人的行动。手脚不完整，头和腹难道能够活动吗？手脚齐备，人的身体才能行动；三支确立，礼的根本才能施行。四个名称，就好比筋骨一类，也同生于人而名称不同。说到人，手脚筋骨都包括在其中；说到礼，乐、刑、政、仁、义、智、信也都包括在其中。所以说：礼，是做人之道的准则，是世间教化的主宰。圣人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修养自身、端正内心，没有别的，只在于专一实行礼罢了。”},{

译《礼论》第二 有人不明白，说：“节制和谐的叫作乐，施行政令以推行教化的叫作政，用威势使不服从者畏惧的叫作刑。确实如此，但它们为什么都统属于礼，希望听听其中的要旨。”回答说：“从前圣人制定礼，依据十二个月的节气分别制定六律六吕；依据六律六吕制成十二管；依据声音的清浊、轻重配成五声；依据五声的变化并杂合起来制成八音。有的用于歌诗，有的奏于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等乐器，还使用干戚、羽旄，以引导人的和谐之心，以规范人的手足舞动。乐章无论大小，都有终始；有固定的起唱与应和，有一定的秩序和节奏，有不同的屈伸俯仰，都必须整齐。乐队的缀兆、行列，也必须端正。宫、轩、特县各自处在应有的位置，四、六、八、羽各自彰明其数，用来取法五行，调和八风，均平百事，象征德行，彰明功业，考察政治，使人与神和谐。这是礼的一支，乐就由此彰显了。又发布号令，设置官府，编制军队，聚集粮食财货。号令用来明确约束，官府用来厘正职掌，军队用来防备意外，粮食财货用来救济不足。因此制作符、玺、节、旄来使号令取信；设置掾属、胥徒来充备官府；装备甲胄和五兵来组建军队；实行井田、赋税、贡纳来兴办粮食财货；修筑城郭、沟池来限制内外；制定度、量、权、衡来平准多少；制作书契、版图来穷尽变诈、预防遗忘；设置圄犴、桎梏来严明审讯考核、禁止逃逸。” 各级官府都有自己的职守，各项事务都有期限，先后有次序，迟速有检查，用来辨明国家的大事，使天下百姓得到公平治理，以达到最高的治境。这是礼的第二支，政由此形成。讨伐不义，攻伐不朝服者，刺杀有罪之人，有时使用鈇钺，有时使用刀锯；设置大辟、宫、刖、墨、劓、剕、鞭、扑、流、赎等刑罚。轻刑有等级，重刑有常法，施用各有适当之地，裁决各有适当之时，用来惩罚天下人，使他们都改过向善而远离罪恶。这是礼的第三支，刑由此施行。所谓礼，就是有所作为并加以节制。以上三者，是自行形成的吗？果真有制定它们的人吗？它们能自行治理吗？果真有给它们加以节制的人吗？如果没有制定，也没有节制，那么十二管就不能制作，五声就不能辨别，八音的乐器就不能备齐，干戚、羽旄就不能设置；乐章无论大小，都没有终始，没有固定的起唱与应和，没有秩序和节奏，没有屈伸俯仰的差等，也不能整齐。缀兆、行列不能端正，悬挂乐器的朝向不能区别，羽旄的数目不能分辨。这样又凭什么看见乐呢？如果没有制定，也没有节制，那么号令不能发布，官府不能设置，军队不能编制，粮食财货不能聚集；符、玺、节、旄不能聚合，掾属、胥徒不能设置，甲胄、五兵不能备齐，井田、赋贡不能成办，城郭、沟池不能兴建，度量、权衡不能修治，书契、版图不能均平，圄犴、桎梏不能设置严明，官员没有职守，事务没有期限，先后没有次序，迟速没有检查。这样又凭什么看见政呢？如果没有制定，也没有节制，那么不义之事就不能讨伐，不朝服者就不能攻伐，有罪者就不能刺杀；鈇钺没有准则，刀锯没有公平，大辟、宫、刖、墨、劓、剕、鞭、扑、流、赎都没有法度，轻刑没有等级，重刑没有常法，施用没有适当之地，裁决没有适当之时。这样又凭什么看见刑呢？由此说来，所以知道这三者果真有制定并加以节制的人，然后才能形成和治理。对于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防、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亡、丧葬、祭祀等加以制定并节制，才称作礼。对于十二管、五声、八音、干戚、羽旄、号令、官府、军队、粮食财货、符玺节旄、掾属胥徒、甲胄五兵、井田赋贡、城郭沟池、度量权衡、书契版图、圄犴桎梏、鈇钺刀锯、大辟宫刖墨劓剕鞭扑流赎等加以制定并节制，反而不能称作礼，可以吗？如果这样，那么这三者果然就是礼的分支，只是勉强给它们另立名称罢了。《礼论》第三 有人说：“关于乐、刑、政的说法，我已经承蒙教诲了。敢问，温厚而广泛爱人的叫仁，果断决断而依从适宜的叫义，疏通达理而善于谋划的叫智，坚守而不改变的叫信；这些说法既然正确，它们同礼有什么关系呢？”回答说：“百亩田地不耽误农时，百姓就不会挨饿；五亩住宅周围种上桑树，百姓就不会受冻；倡导孝悌，老人就有归宿，病人就有人奉养；整治丧葬礼制，死者就能得到安葬；修治祭祀，鬼神就能享用祭品；征伐有节制，诛杀有分寸，百姓就不会横遭死亡。这就是温厚而广泛爱人，是仁的道理。君主尽君主的职责，主持政令，掌握生杀大权，臣下不得不服从；臣下尽臣下的职责，守住职事，即使死于战争也不能稍有改变；男女有别，不能互相混乱；长幼有序，不能互相凌辱；倡导辞让，财物不能苟且取得，职位不能妄自接受；建立谏诤制度，就不能隐讳君主的过恶；设置选举制度，贤能之人就不会被遗漏；端正刑法，有罪的人就一定被诛罚。这就是果断决断而依从适宜，是义的道理。供给衣食，建造宫室，备办器皿，人们就不会缺少所需；区别亲疏，排列上下，人们就不会发生混乱。” 设置官府，整理文书，奸诈就可以穷究；修筑城郭，治理军队，寇贼就不会兴起；亲近师傅，扩大求学问道，百般思虑就都能得到解决。这就是疏通达理而善于谋划，是智的道理。用号令、律式约束民心，就没有人能够欺骗；以俸禄、职位、等级次序区别贤愚，就没有人互相侵犯；以车马、服饰、器用彰明贵贱，人们就不会疑惑；百官不改变自己的职守，四民不改变自己的行业，事务就不会有差错；说话一定兑现，行动一定坚决，天下人就会全都跟从。这就是坚守而不改变，是信的道理。至于百亩田地不耽误农时，五亩住宅种植桑树，以孝悌奉养老人和病人，以整治丧葬礼制安葬死者，以修治祭祀供享鬼神；征伐有节制，诛杀有分寸；确定君臣关系，区别男女，排列长防，倡导辞让，建立谏诤制度，设置选举制度，端正刑法；供给衣食，建造宫室，备办器皿；区别亲疏，排列上下；设置官府，整理文书；修筑城郭，治理军队；亲近师傅，扩大求学问道；制定号令、律式，确定俸禄、职位和等级次序，规定车马、服饰和器用；官员守职，百姓守业；说话一定兑现，行动一定坚决——把这些说成不是礼，可以吗？既然说是仁，说是义，说是智，说是信，总括起来，又全都是礼。这样看来，仁、义、智、信果然都是礼的别名。”

译《礼论》第四 有人说：“仁、义、智、信，似乎是根植于人的本性的。按照您的说法，难道一定要学习礼以后才能做到吗？”回答说：“圣人，是顺着根植于本性的仁、义、智、信而成就的；贤人，是学习礼以后才能做到的。圣人顺从自己仁、义、智、信的本性，加以防范节制而成为礼。礼形成以后，仁、义、智、信才能显现。仁、义、智、信，是圣人的本性；礼，是圣人的法制。本性蓄积在内，法制施行于外。即使具有这种本性，如果不把它制定为法则，就会幽暗而不显明。譬如树木，大的可以做栋梁，小的可以做椽桷；如果不把它做成房屋，就会朽烂在深山之中，与普通灌木同类，怎么能成为栋梁椽桷呢？温厚可以成为仁，果断可以成为义，疏通达理可以成为智，坚守不变可以成为信；如果不把它制定为礼，就会滞留在心胸之内，与没有知识的人无异，怎么能称为仁、义、智、信呢？房屋建成以后，即使笨拙的人也一定会指着它说：‘这是栋，这是梁，这是椽，这是桷。’礼施行以后，即使愚昧的人也一定知道说：‘这是仁，这是义，这是智，这是信。’贤人，就是知道仁、义、智、信的美善，学习礼来求得它们的人。” 得到礼以后，仁、义、智、信也就能够显现了。圣人与贤人最终是相同的；他们开始时之所以不同，说的是本性与学习的区别。《中庸》说：‘由真诚而明白道理，叫作性；由明白道理而达到真诚，叫作教。真诚就能明白，明白就能真诚。由真诚而明白，是圣人；由明白而真诚，是贤人。’那么，贤人的本性果真没有仁、义、智、信吗？”回答说：“贤人的本性处在中等。扬雄所说的‘善恶混杂’，怎么会天然具有仁、义、智、信呢？人的本性有三等：上等的智慧，不学习也能自然做到，这是圣人；下等的愚昧，即使学习也不能做到，只具备人的形体罢了；中等的人又可以分为三类：学习而得到根本的，是贤人；同上等智慧的人一样学习，却失掉根本的，是迷惑之人，只停留在中等人的层次；茫然无知而不学习的，是固陋之人，与下等愚人相同。这样说来，本性有三等，而人的类别有五种。”又问：“学习有所得和有所失，分别是什么？”回答说：“所谓根本，就是礼。知道仁、义、智、信的美善，却不知道从礼中求取它们，任从自己的私意，依附邪说，放荡而不回头，这就是失掉根本。因此世上有不合礼的仁，有不合礼的义，有不合礼的智，有不合礼的信。” 这些都是因为失掉根本才会如此。”又问：“它们的具体表现是什么？”回答说：“夺走百姓固定的产业，废弃农时，加重赋税，使他们饥寒交迫、憔悴不堪，却不时赏赐米帛，把这当作怜悯百姓的困苦；法令章程繁琐严密，官吏枉法残酷，杀戮无数，却不时发布赦免，把这当作爱惜人的生命；军队屡次出动，鲜血遍野，百姓疲惫到了极点，却不顾丧葬，不收敛尸骨，把这当作恩惠施及死者。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仁。背弃君主和父母，疏远兄弟，却结连私人党羽，愿意以死相救，把这当作共同承担他人的祸患；用谄媚、阿谀和机巧来打动君主之心，却屡次推辞自己的爵位和财物，把这当作谦让；君主有过失却不能进谏匡正，反而在外面公开宣扬；自身有隐蔽的恶行不能自我改正，却专门攻击别人的短处，把这当作刚强正直；贤能、才干、果敢、勇武的人不能为公家所用，却私下互相援引推荐，把这当作自己的力量；对于下层百姓的愚昧不能教导，使他们防止作恶，等到后来却用严刑诛杀他们，把这当作奉行法令。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义。运用智力，却不能用来节制民众的使用需要、修明世间教化、兴办政事以治理人民、整顿军队以抵御祸乱，不能用来为天下国家谋求长久的防备；反而专门施展奸诈和巧辩，以求取一时的利益。” 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智。施行信，却不能用来统一号令，尊重爵位等级，彰明车马服饰，辨别等级、守住职业，以兴办事务，使天下人仰赖它而不怀疑；反而专门因循敷衍、观望犹豫，以迎合儿女之情的言语而死守。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信。如今有人想要实行仁、义、智、信，却不知道从礼中求取它们，这将要失掉根本了。”

译《礼论》第五 有人请问：“乐、刑、政也有不合礼的吗？”回答说：“你问得好！夷、蛮、戎、狄的荒淫、靡曼之音，夹杂着倡优歌舞，辅以男女，嬉笑谐谑，颠倒混乱，以此扰动人的耳目，改变人的心气。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乐。有的加重刑罚，改变法律，窥伺别人的小过失，钩取别人的隐私，把这当作明察；有的悲哀怯懦，宽容赦免奸邪，把这当作慈爱；有的急于征收、横加赋税，用各种方法搜刮，聚敛积蓄，把这当作使国家强盛；有的时常兴建土木工程，驱使人充当士卒，把人用于无用之处，把这当作预先防备。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政。有的施行轘裂、鼎镬、炮烙、菹醢、剥面、夷族等刑罚，以此威慑天下。像这一类，就是不合礼的刑。又说：‘您所说的礼，是对事物加以制定和节制。像这三者，难道没有制定它们的人吗？难道全都没有节制吗？’回答说：‘所谓制定，是先王的制定；所谓节制，是先王的节制。先王之所以制定并节制它们，并不是妄为，其中必定存有仁、义、智、信的美善。不念及古昔，不以先王为师，这些全都是妄自作为、妄自节制。君子不把它们当作礼。’ 有人说：“乐、刑、政全都是礼。先儒著述时，为什么不只说礼，而要把礼、乐、刑、政并列来说？”回答说：“乐、刑、政虽然统属于礼，但圣人已经分别为它们命名，世代流传也已久远；如果只说礼，人们就不知道乐、刑、政，所以把它们并列起来，使人能够兼而使用。然而把礼放在首位，乐、刑、政排在后面，或许是说乐、刑、政全都统属于礼吧？这就像孔门的四教，说的是文、行、忠、信。忠、信难道不属于行吗？只是如果只说行，人们就不知道忠、信，所以把它们并列起来。然而先说行，后说忠、信，是说忠、信全都统属于行。那么仁、义、礼、智、信，也同样是这样吗？”回答说：“不是。乐、刑、政是礼的分支，还没有穷尽礼的道理；它们的根本仍然存在，这也如同忠、信没有穷尽行的道理一样。把礼的根本拿出来同乐、刑、政并列，是可以的。如今说到仁、义、智、信，礼的道理就没有遗漏。礼与仁、义、智、信，难道是可以并列的事物吗？仁、义、智、信，是实际的作用。” 礼，是一个空泛的称呼，是法制的总名称。然而它之所以同仁、义、智、信并列，并且排在三者之后，或许是说即使有仁、义、智、信，也必须用礼来加以节制，使它们合乎中道后再施行吗？”回答说：“郑氏注释《中庸》关于性命的说法，认为木之神是仁，金之神是义，火之神是礼，水之神是智，土之神是信。似乎这五者共同产生于圣人的本性，然后加以防范而成为法制。法制形成以后，以礼为主，而仁、义、智、信统属于其中，就像君臣之类一样。”又说：“你认为礼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回答说：“难道不是能够节制吗？本有温厚、果断、疏通达理、坚守不变的本性，再加上节制，于是就形成法制。”又说：“加以节制的，是义的本性。义在果断决断而依从适宜，难道不是能够节制吗？”法制的产生，其根本在太古时代。当时人民不知道怎样应对饥寒、混乱和祸患，没有人能够救助制止。上天降生圣人，赋予他们仁、义、智、信的本性。仁使人忧虑这些祸患，智使人谋划对策；谋划已经得到，就不能不加以节制，于是用义来节制；节制已经形成，就不能有所改变，于是用信来守持。四者完全具备，法制就建立了。” 法制建立以后，给它的总名称命名为礼。哪里有礼的本性呢？郑氏之学其实不能包举礼的根本，只是随着章句来解释，句子说向东便解释向东，句子说向西便解释向西，头绪繁多，却没有统摄贯穿。因此谈到性命之说时，便广泛寻找人事来配合五行，既不探究开端，也不推究末端，这难道是懂得礼吗？有人说：“《月令》推论五种本性，也是这样，怎么样呢？”回答说：“《月令》这部书，大概是战国时期吕氏门人所作，到唐代又增补修订，不能用来观察圣人的防范之道。”后人看到仁、义、礼、智、信并列同等，便认为五者的作用各有分区；所以施行仁、义、智、信时不取法于礼而任凭私心，施行礼时又不能辨明仁、义、智、信，只把器物、服饰、颜色、升降、辞语当作玩赏，认为圣人制定礼的方法不过是穷极奢侈、极尽富丽，炫耀人的耳目罢了。实行礼的事情却不知道它的根本，只观察礼的外在形象而不知道它的意义，于是说礼有质朴和文饰，可以随时采用；先王有所创制，我也可以创制，先王有所改变，我也可以改变，却不知道先王之所以创制和改变，是有所作为【“伪”反切】的。这种创制和改变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假如礼所涉及的内容只停留在器物、服饰、物色、升降进退和言辞用语等方面，而没有仁、义、智、信这些重大的内容，那么这不过是琐琐有司的职掌罢了，圣人为什么还要这样殷切重视它呢？《郊特牲》说：“礼所尊崇的，是尊崇它的意义。丧失了它的意义，只陈列它的仪节数字，那是祝官、史官的事情。所以那些仪节数字可以陈列出来，而它的意义却难以知晓。懂得它的意义并谨慎地守持它，是天子用来治理天下的办法。”有人说：“您所说的先儒把礼乐刑政以及仁义礼智信并列起来的意思，凭什么知道先儒的意思果真像您所说的这样呢？”我说：“依我推测，先儒的意思应当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那就好；如果与此不同，那么先儒所说的话就都是不懂礼的妄言了。这难道是我的过错吗？”有人说：“先儒既然把它们并列起来，而您却加以论说，把它们归为一体，请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说：“把它们并列起来，是为了使人记住各项条目，施行时不致遗漏，这是先儒的用意；加以论说而归为一体，是为了使人知道它的根本，学习时不致失去，这是我的志向。”有人说：“前面所说的调节和谐，称作乐；施行其所懈怠的，称作政；以威势使不服从者服从，称作刑；温和厚重而广泛爱人的，称作仁；

译能够裁断决疑而依从适宜的，称作义；能够防范通达而善于谋划的，称作智；坚守不变的，称作信。按照这样的说法，那么这七者似乎都是礼的不同名称。为什么乐、刑、政却称为礼的支属，并且说它们是勉强命名的；而仁、义、智、信只说是礼的不同名称呢？”我说：“乐、刑、政各自都有具体的事物，与礼分别掌管不同领域。十二管、五声、八音、干戚、羽旄，是乐所用的事物；号令、官府、军旅、食货，是政所用的事物；鈇钺、刀锯、大辟、宫刖、墨劓、剕、鞭扑、流赎，是刑所用的事物。这三者所涉及的事物，与饮食、衣服、宫室、器皿、夫妇、父子、长防、君臣、上下、师友、宾客、死丧、祭祀等条目相差不多，所以可以称为礼的支属，并说它们的名称是勉强建立的。至于仁、义、智、信，哪里有各自具体的事物呢？总括礼、乐、刑、政而命名它们，就是仁、义、智、信。所以只说它们是礼的不同名称。有了仁、义、智、信，然后才有法制；法制就是礼、乐、刑、政。有了法制，然后才有具体的事物；没有具体的事物，就无法显现法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能显现仁、义、智、信。完备其所需的事物，端正其法度，然后仁、义、智、信才会光明显著。有人说：“前面所说的刑，是政的一部分，这确实如此。但您又把它同礼、乐并列，这是为什么？”我说：“我是因循先儒的话，顺着它加以论述，没有工夫改易罢了。既然我已经明确说明了它的界限，虽然保留原来的说法，又有什么妨害事情的呢？”有人说：“请问您所列举的礼、乐、刑、政之事，以及仁、义、智、信的作用，都包含在您的论述中了吗？还是有所遗漏呢？”我说：“我所说的，讲的是大的方面，没有涉及细节；讲的是概略，没有涉及详尽之处。顺着这些类别推论，只要符合礼、根本出自圣人，就都包括在内。哪里需要等我把一切都说尽呢？”

译《礼论》第六 有人说：《乐记》说：“圣人制作乐来应合天，制定礼来配合地。礼乐明备，天地的职能就都能得到治理。”又根据天地的高下、动静以及万物在方位上的分别，认为在天上形成的是形象，在地上形成的是形体，礼就是天地之间的区别。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互摩擦，天地彼此激荡，于是有雷霆风雨、四时日月以及万物的兴起，乐就是天地之间的和谐。由此看来，礼乐的等级高下和大小之别，已经很明显了。然而您却把它们都统属于礼，我更加疑惑。您说：“他们把礼看作辨别差异，把乐看作统合相同，只是推究其象征和类别，以至于天地之间，并不能追溯礼乐产生的根本。礼，难道只在于辨别差异吗？乐，难道只在于统合相同吗？这都是只看见一面而忘了另一面。”有人说：“古人谈论礼乐，一定要穷究天地阴阳。如今您的论述为什么这样浅小？”我说：“天地阴阳，是礼乐的象征；人事，才是礼乐的实际内容。谈它的象征，只足以尊崇、夸大礼乐的教化；谈它的实际内容，才足以用来规范人。前代谈教化之道的人很多，但通常都空泛宏大，意义浩瀚无边，文章把旧说写得陈腐，把空话说得玄妙，出入混沌，升降鬼神，使学习的人看了眼花耳惊，却不知道该取用什么；这也是教人的人的罪过。有人问孟子说：“恻隐之心，人人都有；羞耻憎恶之心，人人都有；辞让之心，人人都有；是非之心，人人都有。恻隐之心，是仁的萌芽；羞耻憎恶之心，是义的萌芽；辞让之心，是礼的萌芽；是非之心，是智的萌芽。”孟子既然说人人都有仁义的本性，而您的论述却只说圣人才有，这怎么解释？我说：“孟子认为人的本性都是善的，所以才有这样的话。古人关于本性的说法有四种：孟子认为本性都善，荀卿认为本性都恶，扬雄认为善恶混杂，韩退之认为人的本性分为三等：上等本性是善，中等本性善恶混杂，下等本性只是恶。如今看韩退之的辨析，确实是很有所得的。难道仁义只能由孟子专说吗？”有人说：“关于本性的说法既然已经说尽了，那么把礼同仁、义、智并列，又该怎样解释？”我说：“这都是根据世俗的说法来讲，只是没有把它们统摄起来罢了。辞让只是义的一部分。”又有淳于髡问：“男女之间互相授受东西不亲手相接，这是礼。如果嫂嫂落水，是否可以用手去拉她？”孟子说：“嫂嫂落水而不去救，是豺狼。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嫂嫂落水，用手去救她，是权变。权变，是智的发动，也是义的防卫。”详细考察孟子这句话，难道义和智不在先王的礼中吗？我说：孟子只是根据自己听到的情况，把礼按自己的意思说成权变，并不是说先王的礼本来就没有权变。从今天的说法来看，就一定应当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嫂嫂落水，用手去救她，也同样是礼。《丧服四制》说：“父亲在世时，为母亲服齐衰一年，是因为不能有两个尊长。”百官齐备、百物齐全，不用说话事情就能办理的，扶着病人起身；要说话之后事情才能办理的，拄杖起身；必须亲自处理事务才能办理的，只须面容污垢而已。秃头的人不束发成髽，驼背的人不袒露上衣，跛脚的人不跳跃哭踊，年老多病的人不停止饮酒吃肉。这八件事，都是根据权变来制订的。既然如此，先王的礼难道没有权变吗？然而它的上文又说：“恩，是仁；理，是义；节，是礼；权，是智。”这样看来，说这话的人反而糊涂了。它所谓的恩，是父亲去世服斩衰三年；所谓的理，是君主去世也服斩衰三年。像这两种丧服，以及父亲在世时为母服齐衰、扶杖而起、面容污垢、不髽、不袒、不踊、不停止饮酒吃肉等事，如果不是礼，又凭什么能够确立呢？从今天的说法来看，就应当把四制总合起来称为礼，同时把仁、义、智分别包含在其中。有人变了脸色，起身说道：“先生的论述好啊！乐、刑、政以及仁、义、智、信，全都统属于礼。”这是您自己从心里领悟到的呢，还是曾经听到圣人说过这些话呢？我说：“我是从圣人那里听来的。”《礼运》记载孔子的话说：“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六位君子，没有不谨慎遵守礼的。用礼彰明义理，用礼考察诚信；彰明过错便施加刑罚，讲求仁爱，推行谦让，向百姓显示常道。”它的下文说：“礼，是君主的大权柄。用来辨别嫌疑、明确防范，礼敬鬼神，考察制度，分别仁义；它用来治理政事、安定君主。”周公制定六官的典章，称为治典、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并总称为《周礼》。如今的《礼记》，创制篇章、命名篇名时，有些并不是专讲威仪制度的，如《中庸》《缁衣》《儒行》《大学》等就是这样。等到成书以后，总称为《礼记》，可见传述这部书的人也知道礼的含义。不只是这两部书如此。韩宣子到鲁国，见到《易》的卦象和鲁国的《春秋》，说：“周礼全都保存在鲁国了。” 这说明当时也把《易》象和《春秋》看作礼经。所以知道礼，是百姓生存的大道。乐得到礼的精神，就能成就政事；得到礼，就能施行刑罚；得到礼，仁爱就能清明；得到礼，义就不会废弃；得到礼，智就不会受到欺骗；得到礼，信就不会迷乱，也不会改变。圣人创制礼，贤人传述礼，天子用礼端正天下，诸侯用礼治理国家，卿、大夫、士用礼守住职位，庶人用礼保全生命，没有任何事物不凭借礼。穷尽天地，贯通万世，都不能片刻离开礼。有人说：“《曲礼》说礼不施行到庶人，您却说到庶人，这是为什么？”我说：“我所说的是道；道没有不完备的地方，也没有不到达的地方。它所说的只是财物罢了，是说人的贫富不均，不能用同一种标准使他们完全相同。然而《王制》说：‘庶人的坟墓筑起土封，埋葬不能因为下雨而停止；不筑封土，不栽树；服丧时不兼办其他事务。’这也是庶人的丧礼。庶人春天荐韭，夏天荐麦，秋天荐黍，冬天荐稻；韭配卯，麦配鱼，黍配豚，稻配雁。这也是庶人的祭礼。既然庶人的丧礼、祭礼都有相应的礼，却说礼不施行到庶人，难道不是记述《曲礼》的人说错了吗？”

译《礼论》第七 有人恭敬地问：“礼是从哪里兴起的？”我说：扬子云认为，法始于伏羲，完成于尧。如今考察《易·系辞》，其中关于制作器物、取法象征的内容，确实是从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形成的。礼的兴起根本，在三皇时期就可以看出来了。《大章》彰明礼义，《咸池》已经完备。《咸池》是黄帝的事迹。上古结绳治理政事，后世圣人改用文字契刻，百官凭此治理，万民凭此明察，这也是黄帝的事迹。把木头弯成弓，把木头削尖制成箭，弓箭的威力用来威慑天下，这也是黄帝的事迹。那么乐、政、刑的兴起，也在三皇时期。到了尧、舜相继禅让，禹完成治水功业，成汤、文王、武王剪除祸乱，周公安坐而修明礼制，孔子把它写在典册上，七十子门徒奉行它作为教化；这样以后，礼乐刑政之事，以及仁义智信的作用，就包罗无遗了。有人说：“周道已经很盛大了，可鲁国只是诸侯，却使用天子的礼乐，这应该怎样解释？”我说：“从前武王去世，成王年幼不能登上王位，周公摄行天子之位，制作礼乐，朝会诸侯，于是天下大定；七年后把政权交还给成王。成王认为周公对天下有功劳，于是把曲阜封给他，土地纵横七百里，革车千乘，并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天子的礼乐祭祀周公。” 这大概是成王认为周公具有王者的德行，摄行王者的职位，辅佐周室使天下太平，这些都是周公的功劳。因此周公死后，用王者的礼仪祭祀他，以表示尊崇。这样看来，鲁国用这种礼乐祭祀周公是可以的，难道还能推广到其他事情吗？后来他的子孙竟然把这套礼乐普遍采用，凡是修建宫室宗庙、设置官职、举行祭祀和丧纪、使用车马服饰器物，大都仿照周王室，这就不对了。周是君主，鲁是臣下；臣子使用君主的礼乐，拿什么向百姓作示范呢？成王如果一定要让周公的臣属使用天子礼乐，就应当只赐给周公本人，让他自身使用，不必命令鲁公世世代代用它祭祀周公。周公活着是臣子，死后是鬼神；鬼神与人不同，使用王礼并不算僭越。所以知道鲁国用这种礼乐祭祀周公是可以的。穆公的母亲去世，派人向曾子询问：“应当怎么办？”曾子说：“哭泣的悲哀，齐衰、斩衰的感情，吃粥的饮食，从天子一直到庶人，都是这样。用布作幕是鲁国的礼制，用缯帛作幕是天子的礼制。”曾子憎恶鲁国僭越，所以列举诸侯的礼制来使它明白。隐公为仲子修建宗庙，快要举行某种仪式时，向众仲询问舞蹈所用羽旄的数目。众仲回答说：“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大夫四佾，士二佾。” 隐公听从了他。

译《春秋》记载：“九月修治仲子的宗庙，开始献舞时使用六羽。” 考察《春秋》的微言大义，大概是说鲁国僭越上级已经很久，贤明的君主能够详细询问礼制而重新开始，所以才记载这件事。杞国、宋国，不过各自是夏、商一代王者的后代罢了；它们的祖先所用的天子礼乐不同于周，使用它们是可以的。周王室还存在，鲁国却仿效它，就是僭越。孔子说：“只有名分和礼器，不可以借给他人。”鲁国的事情，还有比把这些借给他人更严重的吗？有人说：“评论者认为三代以后，汉、唐最为兴盛，怎么可以拿它们同古代相提并论呢？”我说：“汉、唐其实很卑下。汉高帝从田野间起兵，草创天下，法制尚未修整。汉文帝、景帝相继即位，拘谨地守成，公卿多是武人，而黄老、刑名之学在其中盛行。贾生一类人称道先圣，诵说仁义，却茫然不知应当遵从什么。汉武帝聪明卓异，奋然兴起，聘用贤良，尊崇文学，改定正朔，更易制度，有志于先王之道。然而他穷兵黩武、好强争胜，耗尽天下财力来对付四夷；延请方士，修筑宫馆以求神仙；采用不合经典的话，到东方封泰山，在梁父山行禅礼。汉光武帝忧劳于民事，却不致力于根本大体，专门考核俗吏，不以经籍为师，而听信采用图谶之书，只是使天下人的耳目疑惑。” 唐高祖是平庸之才，乘时而起。唐太宗有非凡的气度，却杀害嫡长子以取得帝位，不能纯粹采用先王制度，而是因循沿袭、杂乱不纯；佛教扰乱法制，他不知道禁止；进士科破坏文章，他不知道改革；更换太子，犹豫不决。唐明皇亲眼见到祸乱，心里想要矫正，却兴起老子、庄周的学说来损害教化；宠信任用武臣，专意于兵力和粮食；皇帝出巡游猎，出入没有定时；进用女色，又间杂谗佞奸贼，使纲纪混乱。从这几位君主以后，其余的就更不值得数说了。有人说：“封泰山、禅梁父，是前代的大典，而您却认为是不合经典的说法，这是为什么？”我说：“所谓经典，是二帝三王的事迹，以及孔子所传述的内容，六经就是这些。可是封禅的文章在哪里呢？只有司马迁《封禅书》说：‘自古接受天命的帝王，哪有不封禅的？大概有的没有祥瑞也照样举行了。没有看见符瑞出现而不到泰山去的。’于是又引用《尚书》：‘舜年满二月，向东巡狩，到达岱宗，举行柴祭’，似乎把这当成封禅之事。这种礼，其实是巡狩的一部分。天子巡狩到达四方名山，在那里祭天、报告到达，又到名山大川，都按照等级和声望加以祭祀；这是祭祀鬼神的常道，并不是封禅。” 况且舜在正月初一于文祖那里接受帝位，孔安国认为“上日”就是朔日。后来聚集五瑞，到了当月，才每天接见四岳和各州牧，向诸侯颁发瑞玉；孔安国认为，是在正月之内每天接见四岳及九州牧监，把瑞玉还给他们。到了二月，向东巡狩，到达岱宗。孔安国说：“在颁发瑞玉的次月，才顺着春季向东巡狩到岱宗。”这样看来，舜摄帝位才一个月，德行未必马上就能遍及人民，功业也未必马上就能有益于世间，符瑞的出现未必会这样迅速。况且他还没有真正即位，将凭什么名义举行封禅呢？五年巡狩一次，如果每次巡狩都封禅，那么舜在位总共有几年、举行了多少次封禅？封禅的礼仪一定有可供采录之处，为什么不广泛记载，却只说举行柴祭呢？封禅之礼本来不只是柴祭。禽兽看见生死之物，尚且把有关事项列在后面，何况封禅这样盛大的典礼，怎么会反而略去呢？这一定是不对的。又说齐桓公称霸以后，在葵丘会盟诸侯，想要举行封禅。管仲说：“古代封泰山、禅梁父的有七十二家，而我夷吾所记得的有十二家：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 夷吾这些话也没有什么证据。孔子整理六经，祖述尧、舜，效法文王、武王，难道前代真有封禅之说，管仲听说了而孔子反倒没有听说吗？即使确实有这种事，孔子删去而不记载，它也不足以采用。你如果一定说古代帝王封禅的说法都是虚妄的，那还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什么时候开始。到了秦始皇，终于把它付诸实行；等到汉孝武帝即位，又讨论封禅之事。齐人公孙卿说他的老师申公的书中写道：“封禅的七十二位帝王，只有黄帝能够登上泰山封禅。”又说申公的话：“汉主也能登封，登封就能成仙升天。”汉孝武帝后来登上泰山封禅，没有风雨灾害，于是自己很高兴，以为差不多遇到神仙了。唉，真是奇怪！文中子说：“封禅的费用不是古制，用来向天下夸耀，这是秦、汉奢侈的心思吧！”这才真是明白的话。有人说：“您说汉、唐几位君主如此错误杂乱，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能开创基业、达到太平呢？”我说：“他们起初都能寻求辅佐，采纳劝谏，早起晚睡，把安定天下、救济百姓作为心愿，这就是他们兴盛的原因。到了后世，却放逐忠良，亲近邪僻之人；有时妇人掌权，有时外戚专政，有时宦官窃取命令；官爵授给不该授的人，财物散用于无益之处，兵役劳作耗费在不急迫的事情上；荒淫怠慢，厌弃百姓，皇天震怒，奸雄一同兴起，于是天下土崩瓦解。” 唉！汉、唐的盛世尚且不足以令人观赏，汉、唐的衰败却是万世的鉴戒。《礼论后语》

译我写成《礼论》七篇，已经十五年了。有位学者拿着章望之的一篇文章来，文章认为我喜好怪异，让天下人都讲礼，却不向内心寻求，反而竞相追逐外在形式；人的内在没有充实，却只装饰外表，最终也一定会混乱罢了。这也像老子所说的那样，把礼看作忠信衰薄的表现；其实是因为不知道礼的根本，只看到礼的节制、文饰、献酬、揖让、登降、俯仰等繁琐形式，便加以责怪。唉！章子是有耳目呢，还是又昏蒙又聋呢？如果有耳目，为什么不看看我的文章、听听我的话？我的论述是说：后世的人看见仁、义、礼、智、信并列而同等看待，认为这五者的作用各有界限，所以实行仁、义、智、信时便不取法于礼，而任凭自己的私心；实行礼时又不能辨明仁、义、智、信，只把器物、服饰、颜色、升降、言辞当作玩赏，以为圣人制作礼的目的，不过是穷奢极富、炫耀于人的耳目罢了。于是我追溯根本说：仁、义、智、信是实际的作用，礼是一个空泛的名称，是法制的总称。圣人率循仁、义、智、信的本性，防范约束而制定礼；礼制定以后，仁、义、智、信才可以显现。贤人知道仁、义、智、信的美好，学习礼来求得它们；得到礼以后，仁、义、智、信也就可以显现了。我的论述既然是这样，哪里曾经让人制定礼而不向内心寻求、反而竞逐外在形式呢？哪里曾经把节制、文饰之类当作礼的实质呢？章子有耳目，不至于误解到这种地步。章子把仁、义、礼、智、信看作内在的东西，就像饥饿时寻求食物、口渴时寻求饮水；饮食并不是从外面来的，只是发端于我们的内心罢了。礼、乐、刑、政属于外在，就像冠帽戴在头上、衣裳穿在身上，必须使它们端正罢了。衣冠并不是从内心生出来的。唉！章子的迷惑太深了。内在具有的东西一定会表现于外，外在的东西也一定由于内在，谁说礼、乐、刑、政这样重大的事不是发自内心，而只是虚伪的装饰呢？况且如果说衣冠不是从内心产生的，那么天气寒冷却披葛布，天气炎热却披皮裘，可以吗？夏天希望轻便，冬天希望温暖，本来同饥渴时求饮食一样，都出于我们的内心；章子却把它们区别开来，不是太迷惑了吗？所以天下一切善，没有不是出于内在的。圣人防范约束仁、义、智、信而制定法制，本来就是由于内在；贤人学习法制来求取仁义，也同样是内在。蓝草本身是青色，朱砂本身是红色，这是它们的本质；布帛的青红色则是染成的。然而能够接受染色的，也正是布帛自身的质地；若拿来染铁石，颜色就不能渗入。所以贤人学习法制来求取仁义，也同样是内在的。下等愚人即使学习，也不能得到它。《中庸》说：有人生来就知道，有人学习后知道，有人经历困苦后知道；等到知道时，结果是一样的。有人安然自得地实行，有人因有利可图而实行，有人勉强实行；等到取得成功时，结果也是一样的。既然如此，我的论述哪里曾把内外分开呢？又何必担忧最终一定会混乱呢？我的论述明明说：“这是从圣人那里听来的”，于是又引用《礼运》《周公六典》之类来说明。如今章子却说：“学习圣人的人，何必改变圣人的说法？”可见他根本没有读过我的论述。赵简子向子太叔询问揖让周旋的礼，子太叔回答说：“那是仪，不是礼。礼，是天的常经、地的义理、人民的行为。天地的常经，人民实际上都取法于它，所以制定九歌、八风、七音、六律来奉行五声；制定政事，勤勉尽力地施行事务，以顺应四时；制定刑罚和威狱，使人民畏惧禁忌，用来类比雷霆的震耀和杀戮。这样说来，乐、政、刑难道不是礼吗？”颜渊问仁，孔子说：“克制自己，恢复礼，就是仁。”颜渊请问具体条目，孔子说：“不合礼的不要看，不合礼的不要听，不合礼的不要说，不合礼的不要做。” 这样说来，仁难道不是礼吗？章子尚且没有读过《左氏传》和《论语》，他责难我的话也是理所当然的。圣人谈礼，所说有大小之别：谈它的大处，就没有什么事情不包括；谈它的小处，它只是众多事务中的一项。所以《周官》三百六十种职官，题名为《周礼》来总括它，这是说礼的大处。其次，称为礼典，并同治、教、政、刑、事诸典相配，这是中等层面；更小的，则同五礼、射、御、书、数并列。章子只得到它的小处而没有得到它的大处，难怪要责难我的话。他说：“走到百步以外去救落水的人是困难的，快步走到百步以外向人行礼却容易。快步走可以做到，快步走不成而快跑就不做了。”这样一来，后来乡里人只要有一天的生命需要救助，向他行拜礼可以；坐在他的下方、走在他的后面可以；听到有人遭逢急难，却不肯为他死。这样看来，仁义反而难于礼。他又说：“顺从父亲是礼，违背父亲不是礼。有人掉进水火之中，自己已经要去救，而父亲在旁边说不要救，那么即使违背父亲，也可以匍匐前去救人。夫妻分属不同等级是礼；如果妻子在公婆面前跌倒受伤，不能起身，可以尽力扶她。”他又说：“内心爱兄长，却向先兄、次兄行拜礼，这是容易做到的礼，本来就胜过仁。” 千金的宝物分给别人，所得就多；对长兄行礼，这是礼不胜过仁。兄长和嫂嫂争斗时不去救兄长，是因为有嫂嫂的嫌疑。乡里长者同兄长争斗，先帮助兄长，不能胜过对方又帮助他一起争斗，这是礼不胜过义。”唉！章子把揖拜看作礼，难怪不能兼顾仁义。况且章子哪里懂得仁义呢？万物生长，没有一样不顺遂我所谓的仁；万事的道理，没有一样不合乎我所谓的义。而章子却只把救落水者、为急难而死当作事情，不是太浅小了吗？如果一个人凭自己的力量，见到落水者就一定救，见到急难就一定拼死，我担心章子的仁义所能及的人太少，而自己的天年也无法终了。他所谓的仁，我说不过是佛教徒的行为罢了；他所谓的义，我说不过是侠客的行为罢了。孔子说：“父亲在世时，观察他的志向；父亲去世后，观察他的行为。三年不改变父亲的道路，可以说是孝了。”父亲去世三年，尚且不忍心改变他的道路；如果父亲在旁边说：“不要救水火中的人”，却可以违背他吗？自己已经把救人当作仁，而父亲说不要救，于是显明父亲不仁，不能看出这可以称为仁。父亲不仁，就应该违背他；

译兄长争斗时，不辨明是非，只帮助兄长，这是把父亲看轻而把兄长看重吗？兄长同嫂嫂争斗时，却因为嫌疑而不去救，害怕失礼；妻子跌倒受伤时却扶她，不顾礼，这难道是厚待妻子而薄待嫂嫂吗？厚待妻子而薄待嫂嫂，是小人的情感；轻视父亲而重视兄长，即使是小人也不会这样做。章子却把这些当作仁义，不是我所敢于听闻的。或者，他所谓内在的礼，包括丧事的悲哀、祭祀的恭敬、忠于君主、孝顺父亲，这些本来都是仁义的具体表现，只是他没有明白，这就荒谬了。别人不了解自己，自己却不恼怒，这叫君子；我不得已再加以申说，是因为他会迷惑众人。我的话到这里为止了，章子即使再发表意见，我也不会恼怒。《旴江集》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三　　　　宋·李觏撰 《易论》十三篇 《易论》第一 有人说：“《易》这部书，难道不可以学习吗？为什么它这样隐晦而不显明？”我说：“这是学习者的过错。圣人创作《易》，本来是用来教人的；可是世上的鄙陋儒生忽略常道，竞相学习异端。有人说：‘我明白了卦象，那么卜筮之书就不能算泥古。’有人说：‘我通晓了它的意义，那么释、老的学说也不能算荒诞。’他们白天读、夜里想，把心力疲劳在无用的说法上，这样被迷惑，不也是应该的吗？伏羲画出八卦并重叠成六十四卦，文王、周公、孔子为它们系辞，王弼这样的贤者又为之作注，明亮如秋日，平坦如大道。君主从中得到君主之道，臣子从中得到臣子之道，万事的道理，就像车辐汇聚于车轮，没有不包含在其中的。你想听听这些道理吗？”有人说：“既然如此，请问做君主的道理。”我说：“运用尊贵的地位，没有比恭敬更重要；拥有财富，没有比节俭更重要。恭敬，众人就会归附；节俭，财物就会富足。恭敬和节俭，是先王用来保有四海的道理。《损》卦六五说：‘有人增益他，十朋之龟也不能违背，大吉。’龟可以决断疑惑，比喻明智。以阴柔之爻居尊位而实行损道，明智的人都会乐意被任用。不只是有人帮助，天也会降福给他。所以《象传》说：‘六五大吉，是受到上天的保佑。’” 恭敬能够得到众人拥护，就是这样。《贲》卦六五说：“装饰丘园，束帛微薄，开始有遗憾，最终吉祥。”丘园，是指质朴素淡的地方。处在尊贵的位置，作为装饰的主宰，却事事质朴素淡，同丘园相似，那么所耗费的财物很少，束帛也只是微薄少量。节俭而足以满足需要，就是这样。不只是自身节俭，祭祀鬼神也可以简薄。《既济》卦九五说：“东邻杀牛举行祭祀，不如西邻举行薄薄的禴祭，实际受到福佑。”禴祭是简薄的祭祀，意思是修养德行来祭祀，虽然祭品简薄，也能受到福佑。君主用财物使百姓获利，还不算充分；使百姓安居，不毁坏他们的产业，才是最大的利益。《益》卦九五说：“心怀诚信而施惠，不必疑问，大吉。”有诚信地施惠于我，意思是顺着百姓所需要的利益使他们获利，施惠而不耗费，不必疑虑询问，必定得到大吉，而万物也会因信任和恩惠归附于我。广泛爱护而没有私心，是君主的德行。反过来就不能称为益。《屯》卦九五说：“聚积恩膏，小事守正吉，大事守正有危险。”膏，指恩惠。处在屯难之时，居于尊位之上，却不能广泛施惠于众人，而与二爻相应，所施的恩惠偏狭；对于主管事务者守正则吉，对于大人守正则有危险。《比》卦九五说：“显明地亲比，君王采用三面驱赶的办法，放走前面的禽兽，邑中人不戒备，吉祥。”这是说作为比卦的主宰，而与二爻有应，是显明地亲比。不能对万物毫无私心，只亲近贤者，喜爱来归附的，厌恶离去的，采用三面驱赶的办法。讨伐不加于自己的城邑，行动必然讨伐叛逆，虽然可以得到显明亲比的吉祥，可以作为上位者的使者，却不是上位者的治国之道。所以《象传》说：“邑中人不戒备，是上位者役使得当。”运用刚强，没有比采用柔和更好；责备别人，没有比先修养自己更好。崇尚力量、求取胜利，也已经很劳苦了。《同人》卦九五说：“与人相同，先号哭后欢笑，大军获胜而相遇。”意思是不能使万物自行归附，却使用强硬刚直的手段，所以必定要等大军获胜之后才能实现志愿。《困》卦九五说：“割鼻断足，被困于赤绂之中，于是渐渐得到解脱，适宜祭祀。”赤绂，指异方之物。九五刚猛，万物不来依附；因万物不依附而施行威刑，只会使异方更加不来归顺。不过它居中，能够不继续迷惑，渐渐修养德行，就能得到喜悦。处在尊贵位置上，有过错而能够改正，用这种心态祭祀，必定受到福佑。以最尊贵的身份同最卑贱者对抗，即使胜利也不足以称为勇武。《夬》卦九五说：“苋陆决去又决去，行于中道没有过失。” 苋陆，是柔弱脆嫩的草，指上六爻。夬卦之时，君子决断铲除小人；九五处在尊位，亲自去决断，即使能够取胜，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只是处于中道而行，足以免除过失罢了。所以《象传》说：“行于中道没有过失，是因为中道还没有光大。”安逸不一定是福，危险也不一定是祸；知道危险而警惧，没有比这更安稳的。《否》卦九五说：“休止闭塞，大人吉祥；将要灭亡，将要灭亡，像系在丛生桑树上一样牢固。”处在君子之道消退的时代，已经居于尊位，能够使小人之道闭塞，又自我警戒国家将亡，于是获得丛桑般的稳固。挽救弊病的方法，没有比通达变化更重要；然而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难以同他们一起谋划开始的事情，若不果断实行，就不足以有所作为。《巽》卦初六说：“进退不定，利于武人守正。”意思是处在命令发布的开始，还不能使人服从命令，所以进退不定；这时应当使用武力威势来整齐他们，才能完成命令。《革》卦上六说：“君子如豹变，小人改变面貌。”意思是处在变革的终点，变革之道已经完成，于是小人改变面貌来顺从上位者。治理国家始于整顿家庭，王道教化根本在于夫妇，这是百代不变的道理。《家人》卦九五说：“君王来到自己的家，治理家道，不必忧虑，吉祥。”意思是处于尊位而彰明家道，下面的人没有不受到教化的。父亲像父亲，儿子像儿子；兄长像兄长，弟弟像弟弟；丈夫像丈夫，妻子像妻子；六亲和睦，彼此相爱相乐，家道就端正了。端正家庭，天下就安定，所以不必忧虑而吉祥。这些都是做君主的道理。有人说：“您说运用刚强不如体现柔和，责备别人不如自我修养，可是又说要用威武来完成命令，这是为什么？”我说：“《同人》卦九五所面对的是刚强的敌人，《困》卦九五所面对的是远方的异族。想战胜敌人、安抚远方，不可以暴躁对待。舜对有苗，文王对崇国，就是这样的事迹。《巽》卦初六，是对自己的人民施行命令。命令本身是善的，但众人疑惑而不能完成；如果始终只靠威势，也不能成事。”《周官》说，凡是发布教令，必定摇铃使众人听见，并说：“不遵守法令的，国家有固定的刑罚。”说的就是这种事。所施用的对象各不相同，怎么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呢？”

译《易论》第二 有人说：“做君主的道理，任用官吏是最紧要的，请谈谈它的要点。”我说：“《井》卦九五说：‘井水清冽，是可饮用的寒泉。’意思是九五居中得正，秉性刚直，不肯食用污秽之物，必须等到井水清澈、成为寒泉，然后才饮用。用来说明刚正的君主，不接纳不贤之人，必须先实行考察，等人才真正高明以后才任用。”《兑》卦九五说：“对剥落之道信以为然，有危险。”意思是处在尊贵守正的位置，却不喜爱信任君子，反而喜爱信任小人，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增长，国家就有危险。《剥》卦六五说：“像串联群鱼一样，以宫人身份加以宠爱，没有不利。”意思是施恩宠给小人，只把他们同宫人一样对待，不让他们危害正道，最终就没有祸患。因此君主任用人，应当得到贤才，不可以喜爱信任小人；即使不能不给他们恩宠，也应当把他们安置在闲散之地，不让他们乘势削弱君子。有人说：“君主有不亲自治理国家，而把政事委托给大臣的情况，可以吗？”我说：“这是祸福的关键。事情有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也有不能一概这样做的时候，只在审度合宜之后实行罢了。《蒙》卦六五说：‘童蒙，吉祥。’意思是把政事委托给九二。蒙昧之时，阴暗而阳明；六五以阴柔之质处于尊位，不敢凭自己的蒙昧承担政事，而把它委托给刚阳之臣，任用有能力的人，所以获得吉祥。” 《师》卦六五说：“田野中有禽兽，利于发布命令，没有过失。长子统率军队，弟子用车载着尸体回来，守正有危险。”意思是阴柔不适合做军队统帅，阴柔也不具备刚强武力，所以不亲自行动，必须把军队交给别人。交给的人如果不是合适的主将，众人仍然不会服从；所以长子可以，弟子则有危险。大概九二居中，可以担当此任。从国门以内以外的地方，由将军控制，正是用兵的适宜办法。《临》卦六五说：“以智慧临御，是大君的适宜之道，吉祥。”临卦阳刚渐渐增长，是君子之道盛大的时候；顺势接纳君子，把政事委托给他，就可以不劳而成功。任用君子，难道不是智慧吗？《大壮》卦六五说：“在田野边失去羊，没有悔恨。”羊象征刚壮。君主处在大壮之时，以阴柔居阳位，以柔弱乘刚强，过分使用刚壮；敌寇来临，就会失去居处。因此不等到陷入险难，便先舍弃自己的刚壮，把政事委托给九二，于是可以没有悔恨。这些都是事情的适宜处，是不得不这样做的。遍观各卦，这类情况很多，大都因为阴柔之爻处于尊位，未得到刚正之臣，居于上位却废弃自己的聪明，把政权委托给下面。任用得其人，百姓就受到恩赐；任用不得其人，职位就成为祸乱的阶梯。这是不得不如此的情形。《恒》卦六五说：“长久保持自己的德行，守正；妇人吉祥，丈夫有凶。”意思是处在尊贵位置，却不能自己裁断，而同九二有应，专门听从九二的主张；把这作为常法，只是妇人的吉祥，不是丈夫的道路。” 用来说明君主处在职位上，如果不能独自决断而受臣下牵制，临时权宜处置还可以；若把它作为常法，就不是君主之道。《坤》卦初六说：“踩到霜，坚冰就要到来。”这是告诫要防止事态逐渐发展。《坤》卦上六说：“龙在旷野交战。”是因为没有及早辨别，等到阴盛才行动，所以必然发生交战。这就是任用官吏的要点，先王对此一定很谨慎。

译《易论》第三 有人请问做臣子的道理。我说：“君子进身多么困难啊！如果一味求进，就会谄媚；一旦谄媚，对君主还有什么益处呢？只有求取私利罢了。”《否》卦初六说：“拔起茅草，连同同类一起拔出，守正吉祥亨通。”《象传》说：“拔茅守正而吉，是因为志向在君主。”意思是处在否塞之时，一行动就会进入邪道，三阴同类，都不可以进用；所以像茅草牵连同类一样，守正而不谄媚，志向在君主，因此不苟且求进。坚持刚正、采用直道，进身不是为了私利，以忠诚作为志向，鬼神也会享用他的祭祀。《升》卦九二说：“心怀诚信，于是适宜举行禴祭，没有过失。”意思是同六五相应，前往必定会被任用；保持刚正的德行，进身不求宠幸，防止邪恶、保存诚信，志向在于大业，所以适宜以简约的祭礼告祭神明。君臣交往之初，尚未彼此亲近；在君主还没有信任自己时便进谏，别人会把它当作毁谤。《损》卦初九说：“事情已经办完，就赶快前往，没有过失。”这是斟酌减损的意思：刚强者用来奉事柔弱者，应当自行斟酌，减损自己的刚强，才能同君主志趣相合。志趣既然相合，道路就可以推行。然而刚正德行的成长不能完全削弱；志意已经相合后，应当自己守正。九二说：“利于守正，前进有凶。”这是不再减损而转为增益的意思：初九已经减损刚强来顺从柔弱，九二又减损自己来增益柔弱，就会形成剥落之道，所以不能急于前往，而应当守正。”}], 道虽然正固，也应当取其中道，不可以过度。《小畜》上九说：“已经下雨，已经安定；崇尚德行而有所承载，妇人守正而有危险。”月亮将近满月，君子出征会有凶险。意思是说，卦体为巽而居上卦之刚位，不敢冒犯，这是崇尚德行；它作为阴的主导，能够蓄养刚健之气，德行积累而有所承载。妇人制约丈夫，臣下制约君主，虽然守正，却已接近危险，所以说“妇人守正而有危险”。盈满之后又继续前进，必然会失去正道；阴气与阳气相疑，必然发生战争，即使是君子出征，也一定凶险，所以说“君子出征会有凶险”。《恒》初六说：“深求恒久，守正而有凶险，没有什么利益。”《象传》说：“深求恒久的凶险，是因为一开始就求得太深。”意思是说，求索深入到底，使事物不留下任何内蕴，把这种做法当作恒常，必然凶险；这样守正反而损害德行，无论施行什么都没有好处。大概做人不能过于苛察。《节》上六说：“苦于节制，守正而有危险，悔恨消失。”意思是说，节制超过适中的范围而达到极端，就是苦于节制。以这种方式施行节制，事物不能承受，是守正所导致的危险；以此修养自身，行为合乎无妄之道，所以能够消除悔恨。大概施政不能过于严峻苛刻。虽然不可以过度，也不可以尚未达到应有程度就停止。《晋》初六说：“前进而又受挫，守正则吉，没有得到信任，宽裕处之就没有过失。”意思是说，前进时明察，退处时顺从，不失正道；但处在卦的开始，功业尚未显著，众人还没有信任他，如果把这种状态当作满足，就会自行丧失发展的长处，所以一定要宽裕处置，然后才没有过失。君主的耳目，是用来掌管听闻和明察的；不能排除邪恶之人，使他们到达君主身边，这是谁的罪过呢？《兑》九四说：“商议喜悦之事尚未安定，隔绝疾害便有喜庆。”意思是说，六三是以谄媚取悦之人，将要接近至尊；九四凭借刚健的德行裁断并阻隔他。开始时尚未安定，最终便有喜庆。这种喜庆，是得到至尊的嘉许，也是天下所仰赖的。所以《象传》说：“九四的喜庆，是有福庆。”侍奉君主完全合乎礼，极其恭敬而保全职位，这是古代的道理。《履》九四说：“踩着老虎尾巴，战战兢兢，最终吉祥。”意思是说，逼近至尊，处在多所畏惧的地位；然而以阳居阴，以谦逊为根本，虽处于危险畏惧之中，最终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君主倡导，臣下应和，这是常理。专断而被怀疑，很少有不遭祸患的。《坤》六三说：“含藏美德可以守正，有时奉行王事，不求成就而有善终。”意思是说，把美德含藏于内，等待命令再施行，不做事情的首倡者，顺从上位而获得善终，可以说是有智慧了。所以《象传》说：“含藏美德可以守正，是要等待时机发挥。”有时奉行王事，是智慧光大。《无妄》六二说：“不耕种而求收获，不开垦荒地而求成熟田地，这样前往有利。”也是说，代替上级完成已经形成的事业，而不另行创制；不专擅其美名，才算尽到臣下的道义，所以前往有利。虽然不能自行专断，但时势有时尚未安定，不可不忧虑。《涣》六四说：“涣散其朋党，大为吉祥；涣散形成丘陵，不能以常情推度。”意思是说，与九五同心，内掌机密，外宣教化和命令，能够替众人消除险害；然而处在上卦的下位，不能自行专断，仍有丘墟尚未平定的忧虑。虽然已经取得大功，所应思虑的事情也不可忘记。如果时势不用我，不参与政事，就应当收束起来藏在心中，不要让行动导致悔恨。《坤》六四说：“扎紧口袋，没有过失，也没有声誉。”意思是说，以阴居阴，不参与阳刚之事，隐藏自己的贤能德行，才可以免除过失。所以《象传》说：“扎紧口袋而无过失，是谨慎便不会受害。”有时竭尽忠信，志在建功图国而忘却自身，即使谨慎也可以这样做。《随》九四说：“随从而有所获得，守正而有危险，但有诚信；行于正道而使功业明白，哪里会有过失？”意思是说，身处臣下之位，却专擅其民，失去臣下之道，违背正道。卦体刚健而居悦位，能够得到民心，能够主持事情并成就功业。虽违背常理，但志在救济万物，显明诚信并合于正道，说明自己的功业，哪里会有过失呢？权力所在之处，就是众人归附之处；不以正道守持它，只会招来灾祸。《益》六二说：“有人来增益他，送来十朋之龟，不能拒绝，长久守正则吉。”意思是说，居中而得位，增益从外面到来，朋友献龟以示警戒；这与《损》卦六五的地位相同，地位并不应当尊贵，所以长久守正才吉。忠臣的本分是，即使处在险难之中，也不能在道义上忘记君主。《蹇》六二说：“君王的臣子艰难又艰难，不是为了自身的缘故。”意思是说，居于臣位而与九五相应，不因为君主身陷险难就顾惜自身、远避祸害；他坚持心志而不改变，志在挽救王室。所以《象传》说：“君王的臣子艰难又艰难，最终没有可责怪之处。”这些都是做臣下的道理。孔子说：“做臣下并不容易。”难道是空话吗？

译《易论》第四 有人问：“君臣之道广大深远，已经听到了，请问大凡修治自身的方法是怎样的？”回答说：“人的本性不能自行成为贤德，必定要有所学习；事情不能自行明白，必定要有所见识。所学习的正确，所见的广博，这就是君子能够有所成就的原因。”《蒙》六四说：“困于蒙昧，吝。”意思是说，独自远离阳刚之爻，处在两个阴爻之间，困于蒙昧，不能亲近贤者来启发自己的志向，所以说“吝”。《观》初六说：“像儿童一样观看，小人没有过失，君子则可惜。”意思是说，处在观察的时势中，却最远离朝廷的美盛之处；本身阴柔，不能自行进取，没有可以借鉴、观察的东西，所以说“儿童般的观看”。小人处于这种状态没有过失，君子这样做则属于可惜的道路。道对于人来说，一刻也不能离开。前进时修饰自己的行为，退处时却不自我勉励，这是逐利之人的做法，君子以此为耻。《履》九二说：“行走在平坦的道路上，幽居之人守正而吉。”意思是说，处在内卦幽隐之地而践行中道，不以居于外为荣耀，也不以居于内为屈辱；无论显达还是隐退都一样，始终践行正道，自然应当吉祥。《中孚》九二说：“鸣叫的鹤在阴处，它的幼鹤应和它；我有美好的爵位，我愿与你共同享有。”意思是说，处在内卦而居于重阴之下，行为不失中道，不迎合外在事物，确立诚信而深厚真挚；即使处在昏暗之中，万物也会回应他。《晋》六二说：“前进而忧愁，守正则吉，从王母那里接受这大福。”意思是说，前进却没有相应之人，德行不能显明；不因没有相应而改变志向，处在晦暗中仍能使自己的诚意达到，所以得到守正之吉。起初虽然忧愁，践行正道而不改变，最终便能从母亲那里接受大福。《井》九三说：“井水已经淘清，却无人饮用，使我的心感到悲伤；可以汲取，君王明察时便共同受到福泽。”意思是说，井已经淘清却不被饮用，就像有人修养自身、德行完备却不被任用，所以使我心中悲伤。水没有流下而使应求之处停止，因此是可以汲取的。井水可以汲取，就像人才可以任用；如果遇到贤明的君王，既赞美他的德行，又敬重他的才用，所以说“共同受到福泽”。欲望不可放纵，刚强不可倚仗；放任私心而不知道戒惧，是招致危险的道路。《震》初九说：“雷震到来时恐惧不安，后来谈笑自若，吉。”意思是说，具有刚健德行，处在全卦的最前面，能够因恐惧而修养德行，于是招致福泽。《豫》初六说：“因喜悦而自鸣得意，凶。”意思是说，处在豫乐的开始，却特别在上位得到志得意满；欢乐过度就会淫荡，志意穷尽就会凶险。《大壮》九三说：“小人凭借强壮，君子则不用强力，守正而有危险。公羊撞击篱笆，角被困住。”意思是说，处在刚健的极点，以阳居阳，使用自己的强壮。所以小人利用它来显示强壮，君子利用它来约束自己。即使公羊凭此去撞篱笆，也必然被困住而使角受损。《益》上九说：“没有人来增益他，反而有人攻击他；立定心志不可恒久，凶。”意思是说，处在增益的极点，已经过于盈满；求取增益没有满足，人们不愿给予，怨恨他的人不止一个，所以有人攻击他。安静地等待时机，就没有悔恨；躁动地求取利益，就会有羞耻，不可不谨慎。《颐》初九说：“舍弃你的灵龟，却看着我张口求食。”凶。意思是说，处在养育贤才的时代，不能端正自己的行为，反而舍弃灵龟般明察的德性，羡慕我张口求食而急躁追求，这不足以尊贵。《咸》六二说：“感动自己的小腿，凶。”居守则吉。小腿，是指躁动的部位；以躁动感应外物，是招致凶险的道路。由于躁动而凶险，安居不动就吉祥。遵循正道而行，不被世俗牵引，是明智之人的职责；与众人雷同，是柔弱善顺之人的做法。《豫》六二说：“坚定得如磐石，不到一天便作出决定，守正而吉。”意思是说，顺从却不苟且跟随，处于豫乐却不违背中道，不改变自己的操守，所以吉祥。《咸》九三说：“感动大腿，执意跟随他，前往则可惜。”意思是说，志向在于跟随别人，所执持的东西已经很卑下了；凭此而前往，理应可惜。《小过》九三说：“不能超过，便防备它；跟随它，或许会受到伤害。”意思是说，处在下卦的上位，以阳居正位，却不能在事情尚未过度之前预先防备，以致小事全都过度，反而又应和而跟随它。跟随它，受伤害的凶险就到来了。然而，断绝同类、离开群体，是众人所非议的；毁弃方正而勉强合群，也有时是儒者权宜之道。《萃》六二说：“受到牵引则吉，没有过失。”意思是说，处在坤卦中位，已经独自居正，与众人不同；民众大多偏邪，独自守正的人不能改变自己的操守以远离祸害，所以必须有人牵引，之后才吉祥而无过失。这些都是修治自身的道理。有人问：“修身以及治家，从天子到平民都是一样的吗？”回答说：“《蛊》初六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有这样的儿子，父亲可以安息，没有过失；虽有危险，最终吉祥。’《象传》说：‘整治父亲留下的弊病，是心意承继父亲。’意思是说，整治父亲的事业，不能无论大小都任意损益，应当完全依照父亲的命令，同时衡量事情、制定适宜的办法，不过是用心意承继父亲罢了。九二说：‘整治母亲留下的弊病，不可以一味守正。’《象传》说：‘整治母亲留下的弊病，是采取中道。’意思是说，妇人的性情很难完全守正，应当屈抑自己的刚强，既整治又顺从，所以说“不可以一味守正”。虽然不适宜完全守正，也不能把她纳入邪道，所以说“采取中道”。《家人》初九说：“整顿家庭，在家庭形成放纵风气之前预先防范，悔恨便会消失。”意思是说，治家的方法，是在家人的志向尚未改变时就预先防范，这样悔恨便会消失。等到家庭已经轻慢混乱之后才严加整治，就来不及了。九三说：“家人严厉责备，虽悔恨其严酷，仍然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放纵，最终可惜。”意思是说，家人虽然严厉责备，悔恨自己过于严酷，却还能保全吉祥；妇女孩子嬉笑放纵，就是失去了节度。这是威严胜过溺爱，是治家之道中较好的做法。

译《易论》第五 有人问：“修身和治家的道理，先前已经听到了，请问通常与人相处应当怎样？”回答说：“上位者对待下位者有一定的道理。《屯》初九说：‘徘徊不进，利于安居守正，利于建立诸侯。’《象传》说：‘虽然徘徊，志向仍在实行正道。’以尊贵身份居于卑贱者之下，就能大大得到民众。尊贵指阳，卑贱指阴。初九的阳爻在三个阴爻之下，所以是以尊贵居于卑贱之下，因而大得民心。《无妄》初九说：‘没有妄念，前往吉祥。’《象传》说：‘没有妄念而前往，是实现了志向。’也是说，卦体刚健而居下位，以尊贵居于卑贱之下，行为不妄，所以前往能够实现志愿。《困》九二说：‘困于酒食，朱绂将要到来，利于举行享祀，出征凶险而无过失。’意思是说，以阳居阴，是崇尚谦逊的人；本质刚健而行中道、践履谦逊，应合的对象不止一个，心中没有私心，虽处困境，众人没有不来归附的，丰盛得几乎无法承受，所以说“困于酒食”。能够招致远方之人，所以说“朱绂将要到来”。然而不可以轻慢。 《颐》六四说：‘颠倒养育，吉祥；像老虎一样目光炯炯，欲望连续不断，没有过失。’意思是说，居于合宜的地位，从上位养育下位，合乎颐养的道理；但与下位交往不可以轻慢，所以说“像老虎一样目光炯炯”，有威严却不凶猛，不令人憎恶却严肃。下位者对待上位者也有一定的道理。《大过》初六说：‘借用白茅垫在下面，没有过失。’意思是说，以柔顺处在下位，内心能够谨慎，所以没有过失。《讼》六三说：‘享用过去积累的德业，守正而有危险，最终吉祥；有时奉行王事，不求成就。’意思是说，本性柔弱，顺从上位，不像九二那样由下而上争讼；不受侵夺，保全自己原有的东西，所以能够享用旧有德业而不失去它。然而不可以谄媚。《颐》六三说：‘违背颐养之道，守正而凶，十年不可任用，没有什么利益。’意思是说，践履不正之道，却以此奉养上位，是以谄媚迎合上位的人。处在颐养之时而采取这种行为，十年之内都会被弃置。依此立身行事，无论做什么都没有好处。《兑》六三说：‘前来求取喜悦，凶。’意思是说，以不正之道前来，寻求以邪曲谄佞取悦，所以凶险。《巽》九二说：‘谦逊到床下，使用史官、巫者纷纷祈祷，吉祥，没有过失。’意思是说，处在巽卦中位，已经在下位，又以阳居阴，卑下谦逊到了极点，所以说“谦逊到床下”。如果只把这种极度卑下用于神灵，而不把它用于权势者，就能吉祥而无过失。阳代表君子，阴代表小人；与君子同道便吉祥，依附小人便凶险。《临》九二说：‘感应而临近，吉祥，没有不利。’ 意思是说，与九五有应，但九五的本体柔弱；如果顺从九五，刚健的德行就不能增长。虽然正值感应之时，也不能完全与它相违背，但必须不顺从它的命令，这样才吉祥而无所不利。六四说：‘亲自临近，没有过失。’意思是说，处于顺从的位置而践履正道，不忌惮刚阳增长，反而与之相应，所以没有过失。《剥》六三说：‘剥落之时可以无过失。’意思是说，与上九相应，群阴剥落阳刚，只有我与它协同；虽处在剥落之时，也可以没有过失。《夬》九三说：‘面颧骨处强盛，有危险；君子果断又果断，独自行走遇到雨，仿佛被淋湿，有怨愤而无过失。’意思是说，夬卦表示刚阳增长，而九三独自与上六相应，帮助小人，所以有危险。君子处在这种情形下，必须舍弃情感牵累，果断决断而不疑，所以说“君子果断又果断”。如果不与众阳结为群体，独自坚持不同的志向而与小人相应，就会遭受困厄；遇到雨仿佛被淋湿，虽有怨恨却没有过失。心贵在公正，器量贵在广大；公正就能平等看待他人，广大就没有什么不能包容。平等看待他人，就只跟从善；没有什么不能包容，即使愚昧之人也能得到安置。《比》初六说：‘有诚信地亲比，没有过失；诚信充满瓦缶，最终还会有另外的吉祥。’意思是说，处在亲比之始，应合的对象不止一个；内心没有私心吝惜，就没有人不来亲比，所以最终一定有额外的吉祥。《同人》初九说：‘在门外与人同心，没有过失。’意思是说，处在同人卦的首位，却不与上位相应；心中没有系恋和吝惜，通达于天下大同，出了门人人都可以同心，谁会给他造成过失呢？《兑》初九说：‘和悦相处，吉祥。’意思是说，居于兑卦之初，应合的对象不止一个，没有党派系属，这就是和悦。喜悦不在于谄媚，依此行事，没有人会怀疑他，理应吉祥。《大过》九四说：‘栋梁隆起，吉祥；另有牵累，吝。’意思是说，虽然能够拯救柔弱者，不被下位者扰乱，但应合在初六，心志不够广大，所以另有牵累而可惜。《蒙》九二说：‘包容蒙昧，吉祥；接纳妇人，吉祥；儿子能够治理家业。’意思是说，以刚健居中，是幼稚蒙昧者所归附的。能够包容而不拒绝，远近之人都会到来，所以包容蒙昧是吉祥。《泰》九二说：‘包容荒秽，能够徒步涉河，不遗漏远方之人，消除朋党，才可以配合六五而行中道。’意思是说，本体刚健而居中，施用于泰卦，能够包容荒秽，接纳敢于徒步涉河的人；用心广大，不遗弃远方，也没有朋党，这才可以与六五相配。这些都是与人相处的道理。

译《易论》第六 有人问：“吉、凶、悔、吝都是由行动产生的吗？请问行动而没有悔恨，应当依据什么？”回答说：“关键在于时机，时机啊，时机！智慧的人也不能违背它。早于时机行动，是妄动；晚于时机而不前进，是怠惰。妄动是过失的媒介，怠惰是功业的盗贼。”《蹇》初六说：“前往会艰难，回来则有声誉。”意思是说，处在困难的开始，居于止息的初位，独自见识在前，看到险阻便停止，以等待时机，所以前往就遇到艰难，回来就获得声誉。《归妹》六三说：“女子出嫁还要等待，退回来作为陪嫁妹妹。”意思是说，正室主人还在，却急于求进；前进尚未遇到合适时机，所以必须等待。既然不能前进，就退回来，等到以陪嫁妹妹的身份才能出行。这些都是不能抢在时机之前的例子。《丰》上六说：“房屋高大，遮蔽自己的家；从门缝窥视，寂静得像没有人；三年都见不到人。”意思是说，处在光明发动且崇尚盛大的时代，却深深隐遁来提高自己的操行；大道已经成就仍然不肯显现，隐藏不再是贤德，反而成为违背正道，凶险就在自己的居室。三年是丰盛之道成就的期限；政治之道尚未完成时，隐退还可以；已经完成后仍隐退，就是把治理当作混乱。《节》九二说：“不走出门庭。”意思是说，初九已经开创此事，到九二本应公布制度，却故意隐藏它，这是最严重的失时，事情终于废弃，所以不走出门庭便凶险。凡是这些，都是不能错过时机的事情。唉！进取的时机容易看出，退避的时机却难以知晓。因为利益是人所欲求的，既然欲求它，便存于心中；存于心中，谋划就已经成熟了。祸害是人所厌恶的，既然厌恶它，便庆幸它没有发生，却不知道为此谋划。有人请问退避的方法，回答说：“君子看见时机便行动，愚蠢的人对事情的形成毫无觉察，等祸患临头才躲避，也来不及了。”《涣》卦初六说：“用来拯救的马强壮，吉利。”这是说处在涣散的开始，乖离涣散还不严重，所以可以往来行动而实现自己的志愿，避开祸难；不是等到危险严重以后才逃窜，所以说“用来拯救的马强壮，吉利”。《遯》卦初六说：“退避落在最后，有危险，不要有所前往。”这是说处在退避之时，却成为最后退避的人，祸患已经波及；危险到了才寻求行动，哪里还容易免除祸难？所以说不要有所前往。然而矫正偏差如果超过限度，也会被众人憎恶；能够与人和谐相处而不随波逐流，自身才不会有祸患。《明夷》卦初九说：“光明受伤而飞行，垂下翅膀；君子出行，三日不吃东西；有所前往，主人会有责言。”这是说处在卦的开始，离祸难最远；远离祸难过了头，明夷之时远走逃避，断绝踪迹、隐藏形迹，不沿着通常道路行走，与众人区别过甚，凭这种方式到别人那里去，别人一定会怀疑他，所以说“有所前往，主人会有责言”。六二说：“光明受伤，伤在左大腿；用来拯救的马强壮，吉利。”左大腿受伤，是表示不能行走。以柔爻居于中位，使自己的光明受到损伤，前进时不与众人特别相异，后退时也不逃避祸难，所以可以凭借强壮的救援之马而获得吉利。凡有所避让，就不可以再有所顾虑；如果贪图欲望而忘记祸患，就像鳞介类动物因贪食诱饵而死。《遯》卦九三说：“有所牵系而退避，有疾病和危险；蓄养臣妾则吉利。”这是说它处在内卦，接近六二，以阳爻依附阴爻，本应退避却有所牵系，所以说“有所牵系而退避”。退避的意义，是应当远离小人；以阳爻依附阴爻，牵系于所在之处，不能远离祸害，也已经疲惫不堪了，当然会屈辱而危险。既然牵系于所在之处，蓄养臣妾还可以；如果把这种做法用于大事，就是防患之道。九四说：“善于退避，君子吉利，小人则不利。”这是说处在外卦而与内卦有应，君子善于退避，所以能够舍弃；小人有所牵恋，因此不利。至于有些事情既然职责和义理已经确定，不能离去，那么不如守持正道更为有利。《泰》卦九三说：“没有平坦而不变为陡坡的，没有前往而不返回的；在艰难中守正则无咎，不必忧虑其诚信，饮食方面有福。”这是说处在天地将要闭塞、平坦道路将要变陡、时代将要大变、世道将要彻底改变之时，居处不失其正，行动不失其应，在艰难中仍能守正，不失其义，所以没有灾咎。诚信和义理确实彰明，所以不必忧虑自己的诚信，在饮食方面也有福。《明夷》卦六五说：“箕子的光明受到伤害，利于守正。”这是说它最接近昏暗，与祸难相邻，却仍不能使光明完全被遮蔽，不能使光明熄灭；守正而不忧惧危险，所以利于守正。以上都是躲避祸患的方法。《诗经》说：“既聪明又明智，以此保全自身。”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译《易论》第七 有人说：“单独的阴从哪里开始？单独的阳由什么产生？万事万物的变化和作为，没有不是借助人而成就的。所以大而言之有君臣之间的交往，小而言之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交往。变化和事故并不只有一种，希望听听其中的详细道理。”回答说：“人事的变化，有的相隔很远却彼此呼应，有的距离很近却彼此相合。相隔很远而彼此呼应，是君臣名分确定的缘故；距离很近而彼此相合，是因为各自没有与别人相应，而与志同道合者相合。然而与远方相应的人，有时会被近处的事物困住；承受上位者的人，有时会被下位者逼迫。臣子想要响应君主，却被寇难阻挡；君主想要响应臣子，却被谗邪之人制约。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决定取舍，守持内心不改变，最终才不会有过错。”《屯》卦六二说：“困难重重，徘徊不进；乘马往来不前，并非寇盗，而是求婚者。女子守正而不出嫁，十年之后才出嫁。”这是说志向在九五，不顺从初九；虽然与初九相近，却不能相合，因受到侵害而困顿。当时正处在屯难之世，正道尚未通达，跋涉远行很困难，不能够前进。屯难之世的形势不会超过十年；十年之后便恢复常态，恢复常态后，原来的志愿就能实现。《大有》卦九四说：“不使自己过于盛大，没有灾咎。”这是说既然失去了本位，上面接近至尊的威势，下面又与掌握权力的臣子相邻，所处的处境实在可怕，可以说很危险。只有具有圣明智慧的人，才能免除这种灾咎。九四虽然处在极盛之时，却不可舍弃九五；能够辨明这种形势，专心承奉九五，常常做到“不使自己过于盛大”，就没有灾咎。《睽》卦六三说：“看见车子被拖拽，牛被牵制；那个人被剃去鬓发并割掉鼻子，开始虽不好，最终有结果。”这是说以阴爻居阳位，以柔爻凌驾刚爻，志向在上方却与九四不和；六二应于六五，虽然接近却不能相亲，所以受到阻滞隔绝，不能前进。九四从上方取得，六二从下方取得，而应在上九；坚守志向不改变，起初虽受困，最终还是得到刚爻的帮助。《渐》卦九五说：“鸿雁渐渐飞到山陵上，妇人三年不能怀孕，最终没有人能够胜过她，吉利。”这是说前进而得到中位，却被九三、六四阻隔，不能与自己的应爻相合；但各自都履行正道而居中，九三、六四不能长久堵塞道路，不超过三年，一定能实现愿望。九三说：“鸿雁渐渐飞到陆地上，丈夫出征而不返回，妻子怀孕却不能生育，要防备。”这是说以阳爻作为下卦的主爻，却抛弃同类，与九四相得，终于不再返回。丈夫出征而不返回，是乐于邪僻的配偶；这样一来，妻子也不能守持正道。然而小人的心性厌恶正直、鄙视守正，即使彼此接近而不能相合，也应当防备。《既济》卦六四说：“衣服有破絮，整天戒备。”这是说履行正道而得其正位，但接近九三、九五却不能相合，处在邻近而不亲近、因此得以保全的境地，所以要整天戒备。此外，在交往之中，道理并不完全一致：有的名义上似乎相应，实际上却互不接触；有的义理上可以相合，感情上却并不相同。聪明的人会反复思量，所以一旦前往就一定能被接纳；愚蠢的人径直行动，行动起来便常常后悔。《屯》卦六四说：“乘马来回徘徊，寻求婚配；前往吉利，没有不利。”这是说六二虽然与初九相近，却守持正道而不顺从，因此不会妨害自己的志向。前往求取和好，一定会被接纳。所以《象传》说：“有所求而前往，这是明智的。”《小畜》卦初九说：“从自己的道路返回，有什么灾咎？吉利。”这是说处在乾卦的开始，以上升到巽卦初九、九四为自己的应爻；九四并不拒绝自己。以阳爻上升而接近阴爻，从自己的道路返回，顺从而没有违逆，哪里会犯什么灾咎？这是合乎义理的吉利。《随》卦六三说：“系附于丈夫，失去小子；随从而有所求，能够得到；居守正道。”这是说虽然六三属于下卦，九二已经占据初九，自己还能够依附谁呢？所以舍弃初九而系附九四，志向在于丈夫。九四也没有应爻，正想让六三随从自己；这样便能得到所求。《睽》卦六五说：“悔恨消失；自己的宗族，咬食柔脆之物；前往没有灾咎。”这是说应爻在六二、九三；虽然接近六二，但六二所咬食的东西并不妨害自己的应爻。按照这种情形前往，有什么灾咎呢？前往一定能够相合。这些都是智者的思虑，是能够看清对方心情的表现。《屯》卦六三说：“追逐鹿而没有虞人引导，只是进入林中；君子见机，不如舍弃；前往则有困难。” 这是说六三既接近六五，又没有寇难；六四虽然与六五相近，但志向在初九，不妨碍自己的道路，因此可以前进而不再屯难徘徊。只看见道路容易，却不揣度对方的志向；六五应于六三，前往一定不会被接纳。这与没有虞人引导却追逐禽兽有什么不同？哪里能够捕获它呢？所以不如舍弃；继续前往，最终只会困穷。《大畜》卦九二说：“车子脱落了车轴上的輹。”这是说六五处在蓄积强盛之时，不可以冒犯。遇到这种情形仍然前进，所以只好脱落车輹而停止。这些都是愚蠢者的行动，是不知道对方心情的表现。因此，也有彼此并非应爻、并非比邻，各自对立于一方，却能涣然相合、没有猜疑嫌隙的情况；共同遭受祸患而彼此体恤，是形势使然。《睽》卦九四说：“乖离而孤独，遇到贤人，彼此交相诚信；虽有危险却没有灾咎。”这是说没有应爻而独自处于一方，初九也没有应爻；二者在睽离之时都独立存在，又同处下位，所以寻求同类而自我依托，彼此相得而没有疑虑，因此说“交相诚信”。虽然处在乖离变革之中，志向仍然能够施行；虽然危险，却没有灾咎。所以说：“如果确实了解对方的情实，就不忧虑彼此乖离而相隔遥远；如果确实明白对方的意趣，就不必烦劳强力相争。能够使各种意见在心中得到解释，能够推究各种思虑；在乖离中知道同类，在不同中知道相通，这大概只有明白爻义的人才能做到吧。”

译《易论》第八 有人说：“天有常道，所以四时运行；地有常道，所以万物生长；人有常道，所以德行成就。但是事情有时会变化，形势有时会不同，用固定不变的常道来应对，可以吗？”回答说：“常道，是大道的纲纪。大道如果不运用权变，就不能成功。因此，权变就是对常道的变通。事情已经变化，形势已经不同，却仍一味以常道为本，就像把琴柱胶住后再弹琴一样。《履》卦九五说：‘夬然决断，履行正道，守正而有危险。’这是说履行之道崇尚谦逊，不喜欢处在盈满之地；九五以阳爻居阳位，正当其位，所以反而有危险。《丰》卦六二说：‘丰盛而遮蔽，正午却看见北斗；前往会招来疑惑和疾病；有诚信而发露出来，吉利。’这是说处在光明发动之时，各爻都以居阳位为美，又不与阴爻相应；而六二以阴爻居阴位，安守自己的位置，所以幽暗而什么也看不见，不能自行发明。至于排除祸患、解除纷争，就要衡量时势、制定适宜的办法，事情往往出于权宜，更不能拘守常法。《益》卦六三说：‘增益之事要用防备；事情没有灾咎；有诚信而行中道，告诉公侯时要用圭玉。’这是说以阴爻居阳位，处在下卦的上位，刚强过盛。若以谦退自守来要求它，罪过就大到可以诛戮；若用来挽救衰败危急，万物就有所依靠。因此把这种情况告诉公侯，是国家君主所任用的人。《大过》卦九二说：‘枯杨树生出嫩芽，老年男子得到年轻女子为妻，没有不利。’ 这是说以阳爻居阴位，能够超越本分而救助自己的衰弱者。上面没有应爻，心中没有牵挂吝惜；处在大过之时采用这种做法，就没有衰败不能救济的。《大过》卦九三说：“栋梁弯曲，要防备。”这是说处在大过之时，位于下体的极端，不能救助危难、拯救弱小以加固栋梁；又以阳爻居阳位，只守护自己的处所，并且与上爻相应，心意系着一处，当然会沉溺其中而应防备衰败。有人说：“干治蛊乱的困难太大了！才能不能胜任，也可以勉强去做吗？”回答说：“劣马即使快跑，也比不上良马安稳地行走。小人装饰自己的聪明，不能赶上君子任用真实才能。上天所赋予人的本性，其中的才能是有限的；如果所承担的不是自己适宜的事情，就是在以自身招来祸患。《大有》卦九二说：‘用大车装载，有所前往，没有灾咎。’这是说刚健而不违背中道，被九五任用；所负责任重大却没有危险，能够到达远方而不陷入泥泞，所以可以前往而没有灾咎。《鼎》卦九四说：‘鼎折断了足，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沾满污物，要防备。’这是说处在上体之下，又与初九相应，既承受任务又向下施行，所承担的不是自己能够胜任的，所以说“鼎折足，覆公餗”。既然倾覆了公侯的食物，鼎身便被沾污；才智小而谋划大事，不能胜任其职，受到最大的羞辱，灾祸也殃及自身，所以说“其形渥，防”。《解》卦六三说：‘背负东西却乘坐车子，招致寇盗到来。’ 这是说处在不相称的位置，履行不合正道的行为；乘坐九二所驾的车而背负六四的物品，以此容身。小人却乘坐君子的车器，盗贼就会产生夺取它的念头。以上这些，都是拿自身去招引祸患。也有才干可以适用、德行可以惠及万物，却因所处形势不允许而不能施为的情况，必须谨慎考察。《井》卦九二说：“井谷，射取鲋鱼；瓦瓮破损而漏水。”这是说处在上位应当向下，处在下位应当向上；而九二没有与上方相应，反而向下与初九相合，所以没有人帮助它。这说明地位卑下的人不能有所作为。《旅》卦九三说：“旅舍被焚烧，丧失了童仆；守正也有危险。”这是说居于下体之上，与六二相合；以寄居旅途之身，却采取施加于下位的做法，萌生侵夺权势的行为，因而受到君主疑忌，所以旅舍被烧、童仆丧失，自身也处于危险之中。这说明关系疏远的人不能有所作为。以上也都是招引祸患的方法。有的人不估量自己的力量，违背大道、逆反义理，企图谋求非分之望，这又是罪过中最严重的。《履》卦六三说：“眼睛昏花却自以为能看，脚跛却自以为能走；踩到老虎尾巴，老虎咬人；要防备武人图谋君主。”这是说以阴爻居阳位，以柔爻凌驾刚爻，志向在刚强勇健，却不修治自己的行为，想凭借强暴凌驾他人，图谋君主之位；行动尚且不能免于危险，志向却存于王位，这是极其顽愚的。《同人》卦九三说：“把军队埋伏在草莽中，登上高陵窥望，三年不能兴兵。” 这是说贪恋所亲近的人，占据上方应爻的位置；他的敌手刚强有力，不是自己力量所能抵挡的，所以把军队埋伏在草莽中，不敢公开对抗。登上高陵，是因为有所观望而不敢前进，是在估量这种形势。三年也不能兴兵。三年不能兴兵，那么九五所行的道路也已经成就了，还能到哪里去施行呢？《随》卦上六说：“拘禁并系缚他，随后再用绳索捆住他；君王用他在西山举行享祭。”这是说《随》卦的体义，是阴顺从阳；上六处在最上端，却是不肯顺从的人。随从之道已经形成，而它在当时不肯顺从，所以先拘系它，随后它才顺从。《离》卦九四说：“突然来临，像火焚烧，像死亡，像被抛弃。”这是说逼近至尊之位，所处位置又不合适，却想使自己的势力更加盛大，以火势炎上，生命必定不能长久。唉！上天不可违逆，人也不可欺骗；忠孝的美德，是有生命的人所应当诚心坚持的。

译《易论》第九 有人说：“事情竟然是这样吗？祸福就像影子和回声一样随之而来，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谨慎呢？”回答说：“火刚燃起时，一勺水就能胜过它；等到火势蔓延，河水奔流也无法与之抗衡。因此君子在事情开始时就谨慎。《节》卦初九说：‘不走出内室的庭院，没有灾咎。’这是说处在《节》卦开始，将要整顿离散、建立制度的人，所以要明白通达与阻塞，考虑危险和虚伪；不走出内室的庭院，谨慎周密而不失误，然后事情才能成功，没有灾咎。《夬》卦初九说：‘强壮地迈出前脚，前往不能取胜，便会造成灾咎。’这是说处在刚健之初、决断的开始，应当审慎防备，然后施行事情；如果逞强迈步，前往却不能取胜，就应当有灾咎。既然如此，那么不谨慎而导致失败的人，还能来得及挽救吗？”回答说：“也在于人的明智与昏昧。明智的人早早辨明是非，有过错而能够改正，所以还来得及；昏昧的人用聪明掩饰错误，直到罪恶累积满盈，即使后悔也来不及了。《复》卦初九说：‘返回得不远，没有大的悔恨，大吉利。’这是说处在《复》卦的最初，是返回的人；没有走远便能返回，刚刚接近悔恨就回头。用这种方式修养自身，祸患就会远离；把它用于处理事情，大概也差不多如此，所以大吉。《需》卦九三说：‘在泥泞中等待，招致寇盗到来。’《象传》说：‘在泥泞中等待，灾祸在外面。’ 这是自己招来的寇盗；只要敬慎戒备，就不会失败。”这是说以刚强逼近祸难，想要推进自己的道路，所以招来寇盗而使敌人到来。仍然能够有所等待，不使刚强陷入险境；寇盗的到来是自己招来的，只要敬慎防备，就可以不失败。《讼》卦九四说：“不能胜讼，返回而依从天命，改变原来的做法；安守正道，吉利。”这是说处在上方而与下方争讼，仍然可以改变。因此过错不大；如果能够回到根本的道理，改变先前的做法，安守正道而不犯错，不失去自己的道路，那么实行仁德全由自己决定，吉利也会随之而来。《噬嗑》卦初九说：“脚戴刑具，遮没脚趾；没有灾咎。”这是说过错轻微，只施以足部的轻刑来惩罚而已；小的惩罚能够使人受到大的警戒，于是可以没有灾咎。《同人》卦九四说：“登上城墙，却不能进攻；吉利。”这是说所处位置不正，却要与别人争斗；六二自有六五为应，九三并没有侵犯自己，自己却进攻九三、谋求六二，别人犯错自己又仿效，违背义理、损伤道理，众人都不会支持他，所以虽然登上城墙，却不能进攻。不能进攻之后，反过来思考自己的过错，依从法则，所以得到吉利。《临》卦六三说：“用甜言蜜语临近他人，没有什么利益；如果已经为此忧虑，就没有灾咎。”这是说所处位置不正，居于阳刚增长的时代，却用邪曲言论面对众人，当然没有什么利益。如果能够充分忧虑其中的危险，改正并修治自己的道路，阳刚就不会损害正道，所以灾咎不会长久。以上这些，都是及早辨明，因此还来得及挽救的情况。《复》卦上六说：“迷失而不能返回；要防备灾祸。用这种状态出兵，最终会大败；由于这会给国君带来危险，以至于十年也不能出征。”这是说处在《复》卦的最后，是迷失的人；以迷失的状态寻求返回，所以说“迷复”。用这种状态出兵，很难取胜，最终一定大败。把它用于治理国家，就会违背君主之道；大败之后才会返回正道。估量这种形势，即使再用十年修治，也仍然不能出征。《噬嗑》卦上九说：“肩负重刑的刑具遮没耳朵。”这是说处罚到了极点，是罪恶积累而不改的人。罪行已经不是普通刑罚所能惩处的，所以刑罚施加到头部，以至于遮没耳朵。刑罚施及头部不能再起到警戒作用，遮没耳朵也不能再起到惩罚作用，危险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以上这些，都是罪恶累积满盈，即使后悔也来不及的情况。也有形势还可以挽救，却不运用谋略，最终导致失败覆亡的情况，这又是极其不明智的。《夬》卦九四说：“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不前；牵着羊，悔恨就会消失。”这是说下方的阳刚之爻想要前进，却不是自己所能占据的地位，必然受到侵害吞噬，失去安居之处。九五是《夬》卦的主爻，不是下面的九四所能侵害的；如果牵系于九五，就可以使悔恨消失。但刚强高亢而不能采纳劝告，只顾自任其所处的位置，听到劝告也不相信，按这种方式行动，危险就可想而知了。” 唉！有过错却不能察觉，这是没有智慧；已经知道却不能改正，这是没有勇气。心怀疑虑而犹豫不决，却把它看作没有危害，古代亡国败家，没有不是由于这个原因的。

译《易论》第十 有人说：“文王被囚禁、箕子做奴隶，难道都是他们自己招来的祸患吗？”回答说：“祸患是自己招来的，才值得忧虑；祸患不是自己招来的，就不值得忧虑。他一定能够免除祸患。假如不能免除，那是命运如此，并不是智慧的过错。《节卦》六三爻说：‘不能节制，就会叹息；这样也没有灾咎。’这是说以阴爻居阳位、以柔爻乘刚爻，违背节制之道，以至于哀叹，都是自己造成的，所以没有什么可怨恨责怪的。这就是祸患由自己招来的例子。《渐卦》初六爻说：‘鸿雁渐渐飞到水边，小子有危险，有诽谤之言，但没有灾咎。’这是说刚开始进取而没有得到相应的位置，于是受困于小人，陷于谗谤之言，所以说‘小子有危险，有诽谤之言’。受困于小人和谗妄之言，并没有损伤君子的义理，所以说‘没有灾咎’。《姤卦》九三爻说：‘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有危险但没有大的灾咎。’这是说处在下卦的最上爻，而九二又据守在初六之上，不能让自己乘居其上，因此居处不得安稳，行动又没有应援，不能借助牵连和依凭来巩固自己的处境，所以说‘臀部没有皮肤，行走迟疑’。九三在《履卦》中得到正位，并不是妄居其位，只是没有遇到合适的时机，所以使自己处于危险之中；灾祸不是自己招来的，因此没有大的灾咎。这就是祸患不是自己招来、最终必能免除的例子。《蹇卦》六四爻说：‘前往则艰难，回来也相连而难行。’这是说前往没有应援，回来又乘临刚爻，往来都很艰难，所以说‘前往则艰难，回来也相连而难行’。然而它得到了正位，行为也合乎正道，本来就是极其艰难；遭遇艰难，并不是妄自招来的。这就是祸患不是自己招来却不可避免的情形。既然是命运如此，就不是智慧的过错。也有人进取而不违背自己的志愿，是为了拯救危难，即使因此危及自身；这又是君子的大义，并不是有智慧的人应当感到羞耻的事。《大过卦》上六爻说：‘涉水过深，水淹没头顶；因为防备，所以没有灾咎。’这是说处在《大过卦》的极端位置，过失已经非常严重，涉入艰难太深，所以到了灭顶的地步；但其志向在于挽救时局，因此不应责怪。古人说：‘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刚烈的人为名而死，夸张自负的人为权势而死；凡有所欲求的人，必然会为了所厌恶的事而付出生命。’关龙逄死于夏，王子比干死于商，这是做人臣的义理，不得不如此。因此，知道事物先兆的贤人和欲望很少的士人，拂衣离开尘世之外，高尚自守而不回头；如鸿雁高飞，弋人无法捕获。《蛊卦》上九爻说：‘不侍奉王侯，以自己的事业为高尚。’这是说处在事情的最上位，却不被职位所牵累，不承受王侯的役使，只使自己的事业高尚，所以他的志向可以作为法则。《渐卦》上九爻说：‘鸿雁渐渐飞到高地，它的羽毛可以用来作为仪饰，吉祥。’这是说进取而处在高洁之地，不被职位所牵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屈曲他的心志、扰乱他的意志；高峻清远，仪范可贵。《贲卦》初九爻说：‘装饰自己的脚趾，舍弃车乘而徒步行走。’ 这是说处在《贲卦》的开始，以刚爻居下位，处在没有职位的地位，舍弃不合义的事，安然徒步行走来追随自己的志向。这两位疏姓的人因此免于汉祸，四位高士因此免于秦祸；他们特立独行，不是凡人所能企及的。唉！天道的变化，日月星辰循环运行，推测它而不发生差错，是因为懂得其中的规律。人事的变动，真情与虚伪交错，顺应它而不发生谬误，是因为懂得其中的趋势。持守正道，运用中正之理，众多福禄到来时，是无法推辞的。唉！如果不是天下最为重大的变化，谁能够参与并做到这一点呢？《易论》第十一 有人说：“卦代表时势，爻代表适应时势的变化。时势既然各不相同，事情也各不一样，不能互相假借。如今您把它们合起来论述，难道不是违背时势吗？”回答说：“时势虽然不同，事情虽然各异，但事情随着时势变化，是它们的形迹；把它们合起来论述，是因为它们的用心。形迹有时万般不同，而用心有时却是一致的。比如洪水浩荡，禹在那个时候疏浚河道；百姓受阻而饥饿，稷在那个时候播种；百姓关系不亲睦，契在那个时候施行五教；蛮夷侵扰华夏，皋陶在那个时候明确五刑。它们的形迹不同，但用来成就事情的用心是一致的。把它们合起来论述，说它们有功，是可以的。又有顺应时势而建立事业，而事业并不局限于一个时代，可以成为百代共同实行的常法，例如仁、义、忠、信之类。因此孔子在《上系》《下系》中所称说的爻，十九处中有十八处没有说到具体时势，大概是因为这些事情不局限于某一时刻。所以时势有大小：把一生当作一个时势，这是大的时势；把一件事当作一个时势，这是小的时势。把一世当作一个时势，如《否》《泰》之类，是天下人共同遭遇的；把一件事当作一个时势，如《讼》《师》之类，是当事者个人所遭遇的。” 借如今天这个时代来说，这是《泰卦》的时势，是天下人共同处在其中的；但每个人所遇到的事情，却各不相同。比如资质愚钝而寻求老师、辨明疑惑，是《蒙卦》的时势；立身向道，不合礼的事不去做，是《履卦》的时势；守持自己的德义，等待施恩，是《井卦》的时势；从远处走近处，观察并鉴察朝廷的美善，是《观卦》的时势；衡量才能而接受任用，各自承担相应的职责，是《鼎卦》的时势；早晚奉公，办理君主的事务，是《蛊卦》的时势；运用刚正之道，辨析事物，是《讼卦》的时势；判决刑罚而没有不恰当的地方，是《噬嗑卦》的时势；出兵遣将，讨伐不服从者，是《师卦》的时势；险难在前，按兵不动，观察敌人的破绽，是《需卦》的时势；百姓有困苦贫穷，就跟随他们并养育他们，是《颐卦》的时势；事情有所失误，知道后加以改正，是《复卦》的时势；礼制有所过失偏差，议论后加以确定，是《节卦》的时势；放纵享乐的情绪，用正道来约束它，是《豫卦》的时势；文饰过于繁盛，使它返回质朴，是《贲卦》的时势；人有懈怠怠慢，就向他显示威严，是《震卦》的时势。这一类情况，都是把一件事当作一个时势。各卦所代表的时势，君主所遭遇的较多，因为君主统摄的事情没有不包括的；臣下所遭遇的较少，因为臣下有分掌的职务。有时一个人身上兼有几种事情，有时一顿饭的工夫就转变了几个时势。时势既然屡次迁移，形迹也都会改变；如果不探求其用心所归，只专门观察外在形迹，那么典籍就会散乱纷繁、千头万绪，难道是中等才智的人所能弄明白的吗？” 孔子说：“天下有什么可思虑的呢？天下同归于一个结果，却走着不同的道路；达到同一个目标，却有百般思虑。天下还有什么可思虑的呢？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这是说，思虑少反而能够得到，思虑多反而会迷惑。既然如此，那么把它们合起来论述，不也是可以的吗？

译《易论》第十二 有人请问：“《乾卦》和《坤卦》分别代表什么时势？”回答说：“《乾卦》代表圣人进取天位的时势，不是天下太平时的时势。因此初爻是潜藏，二爻是显现，三爻是勤勉不息，四爻是或进或退，五爻是飞腾，上爻是亢极。《坤卦》代表圣人防范臣下的时势，不是天下大通的时势。因此初爻是踏霜，上爻是龙战；三爻含藏文采而不敢居首；四爻束紧袋口而后没有灾咎；五爻穿黄裳而后大吉。只有六二处在下卦，履行中正之道，才可以任其自然。又问：《大过卦》的时势应当致力于挽救危难，《遯卦》《明夷卦》的时势则贵在躲避灾难，为什么如此不同？”回答说：“《大过卦》的时势，根本和末端虽然衰弱，但还没有显现君主昏乱、臣子谗邪；这是国家的灾难，哪个时代没有呢？君子的义理是不可能不去挽救的。《遯卦》是小人得志，《明夷卦》是昏暗的君主在上，忠良之士只能白白受害，已经没有什么可以作为的了；君子的智慧不得不选择避开。又问：“阴爻逐渐增长，都是小人的势力强盛。《剥卦》有五个阴爻，《否卦》有三个阴爻，小人已经很多了，却看不出君子躲避它们的意思；刚有两个阴爻开始进逼，君子就退避，还担心成为尾随其后的一个，为什么呢？”回答说：“君子的道，能够察知事物的先兆而近于神明。因此知道两个阴爻开始当权、小人将要强盛，就赶快避开，这样便没有祸患了。” 如果等到闭塞、剥落之后才退避，不是已经太晚了吗？《易经》用《遯卦》，就是为了显示先见之明。那么《剥卦》和《明夷卦》相比，哪一个是更大的祸患？”回答说：“小人虽然强盛，但制约他们的权力在君主手中，所以像鱼贯而入、以宫人为宠那样，便没有什么不利，这是较小的祸患。君主昏暗，就无可奈何了；所以说南方出征而取得大首领，这是大的祸患。又问：《屯》《蹇》《困》三卦，名称相近，请说说它们的区别。”回答说：“《屯卦》是在险难中行动，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时代，然而仍足以建立功业。《蹇卦》是看见险难便停止，是不能有所作为的时代，然而足以不犯过失。《困卦》是刚爻被柔爻遮蔽，君子被小人蒙蔽，陷于穷困艰厄、困顿委靡的状态；人所忧患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比》《同人》《随》三卦，义理相近，请说说它们的不同。”回答说：“《比卦》是刚爻取得尊位，上下都来应和它，天下人都亲近自己的君主。《同人卦》是柔爻居中得正而与乾相应，志同道合的人彼此结合，各种事物各自结成朋党。《随卦》是刚爻来到柔爻之下，行动而趋向喜悦，说明能够谦下待人，一行动就使人喜悦，没有谁不跟随他的作为；这是居上位者所应致力的事情，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那《谦卦》和《巽卦》又怎么样呢？” 回答说：“《谦卦》是内卦为阳、外卦为阴，使刚强的德性屈居于万物之下。《巽卦》是内外都是阴，内心与外表一致，情意真实而谦卑顺从。《豫卦》和《兑卦》又怎么样呢？”回答说：“《豫卦》以安逸享乐为主，《兑卦》只是喜悦罢了。《晋卦》和《升卦》又怎么样呢？”回答说：“《升卦》是上升而得到职位；《晋卦》是进见君主。《泰卦》和《既济卦》又怎么样呢？”回答说：“《泰卦》是君臣和好、君子在位、小人在野的时代。然而万物既然大为通达，便容易失去节制，所以不完全具备利贞的德性。至于万物都得到适当的位置，事情都办得合宜，没有比《既济卦》的盛况更好的了，即使尧、舜大概也会忧虑吧？然而安定时不能忘记危险，警戒在于事情终结之时，所以说：‘开始吉祥，最终混乱。’《泰卦》发展到极点，城墙会坍塌回到城壕中；《既济卦》发展到极点，水会浸到头部。祸福相互依存转化，实在可怕。过去大禹教诫说：‘我面对亿万百姓，战战兢兢，就像驾驭用腐朽绳索系着的六匹马。’能够保有万世无穷的美好，大概只有懂得畏惧的人吧？”

译《易论》第十三 有人说：“‘八卦排列成行，万物的形象就在其中了。’这是说它具备天下万物的形象。请大略说明一下。”回答说：“‘天地万物，都存在于《说卦传》之中。’姑且用人事来说明。八卦的道理在人身上没有不存在的，只是贤人得到它的正面，不贤的人处在它的偏面。刚强而不暴虐，是乾的正面；顺从而不邪僻，是坤的正面；行动而不妄为，是震的正面；谦卑而不受辱，是巽的正面；处于险境而不可侵犯，是坎的正面；明察而不可欺骗，是离的正面；安静而不被利益诱惑，是艮的正面；和悦而不被愤怒扰乱，是兑的正面。刚强却不能容纳万物，是乾的偏面；顺从却不守正道，是坤的偏面；行动而变得躁动，是震的偏面；谦卑而变成谄媚，是巽的偏面；处于险境而成为贼害，是坎的偏面；明察而变得苛细，是离的偏面；停止而不能把握时机，是艮的偏面；喜悦而不依据礼，是兑的偏面。因此贤人凭此建立功绩，不肖之人凭此造成过失；贤人得到福，不肖之人遭受祸。由于所采用的道不同，名称虽然相同，实际却不同。然而贤人的道，有时所具备的方面不完整，有时施行的范围狭小。能够具备八卦的功用，把它从自身发扬出来，充满天地之间，大概只有圣人吧？”},{ 所以，把这些道理用在国家治理上，近处的人就会安定；用在军队上，远方的人就会服从。以鼓声激励、以舞蹈鼓舞，万事万物没有不得其宜的。纯粹精诚、刚劲正直，成就各种事业，废寝忘食而不知疲倦，周而复始地实行，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乾道。含蓄深藏而广大厚重，没有什么事物不加以爱护；安然和顺，没有烦扰，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坤道。使用铠甲兵器、斧钺来增强威势，使人不敢作奸犯科、不敢怠惰，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震道。顺应时势的变化，权宜之计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尊贵的身份礼待卑贱者，士人争相归附，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巽道。封锁疆界，使其险阻坚固，以山河划分界限；尊贵者贵在始终保持尊严，不可让人轻慢接近，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坎道。善行没有不被照察的，恶行没有不被发现的；以人伦教化成就众人，使上下肃敬和睦，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离道。修明典章礼仪，在邪恶尚未显露时就加以制止，使怠慢轻忽之心无从进入，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艮道。施行庆赏、广施恩惠，使其融洽于众人之心，无论大小都一视同仁，众人一致地欣喜拥戴，这就是在国家中运用兑道。以刚强果断处理事务，以勇气面对敌人，不断应变行动而不止，却不失其正道，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乾道。抚养士卒，如同母亲爱护子女；即使表现得柔和仁慈，也不妨害方正刚直，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坤道。先造成声势，后采取实际行动，威名传遍敌国，行动如同震动九天，万物都不能抗拒，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震道。隐藏自己的形势，向敌人显示自己不能取胜；开始时像处女般安静，后来像脱逃的兔子般迅疾，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巽道。挖深壕沟，筑高营垒，把侦察兵派得远些，使敌人不能偷袭，刺客不能接近，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坎道。把各部队区分清楚，各有所属和标志；号令明确，使众人没有疑惑，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离道。败退时，假装不再追击；发现利益时，假装没有看见。行动持重而有所等待，像山一样高峻屹立不动，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艮道。诛杀敌人的首领，慰问他们的百姓；百姓用箪盛饭、用壶装浆，出来迎接王者的军队，这就是在军队中运用兑道。所以可知，八卦之道是多么广大啊！有高处，就一定能乘其上；有深处，就一定能承载其底。凡有旁侧之处，就一定能环绕其外。幽深之处没有不能贯通的，防守之处没有不能彻底到达的，只看运用它时究竟如何罢了！唉！创作《易》的人，已经有忧患意识了。读《易》的人，难道可以没有忧患意识吗？如果安定时不忘记危险，存在时不忘记灭亡，治理时不忘记动乱，以忧患之心思考忧患的缘由，通晓并疏通事物的变化，使百姓不感到疲倦；神妙地运用并化育这些道理，使百姓各得其宜，那么自然会得到上天的保佑，吉祥之事没有不利的了。《旴江集》第三卷。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第四卷，宋代李觏撰写。《删定易图序论》。我曾经撰写《易论》十三篇，援引王弼的注释来解释《易》的义理，大概是急于说明它对于天下国家的实际用处，对于幽深隐微之处加以剖析，对于防范隐患加以阐明，所以没有暇力去做其他事情。世上有研究《易》而以刘牧为根本的人，他们的说法每天都在变化，于是我买来刘牧所作的《易图》五十五首，考察之后，觉得内容非常繁复重复。假使他的说法确实有可取之处，也仍然不超出《河图》《洛书》和八卦这三项之外；那么其余五十二首都是多余的赘疣。何况他竭力穿凿附会以追求奇异，考察起来支离破碎，很少有可以相信和采用的地方。我非常担心这会贻误学子、败坏世代的教化，于是删去他的图，只保存三种，即所谓《河图》《洛书》和八卦。在这三种图的序文和解释中，我撮取要点加以辨正；凡是由此触类旁通的内容，也一并详细说明，写成六篇论说，希望人事得到修治而王道得以彰明。至于其中那些无关大体的小的得失，不值得为之高兴或恼怒的，我没有全部纠正删削；另有一本书，是黄黎献为它作序的，其中增添了很多荒诞欺妄的内容，像这样的人和文章，连郐国以下的水平都达不到，也就没有什么可讥刺的了。刘牧又注释《易》，所谓创立新意的地方，不过是把卦象和数术牵强地合在一起罢了；其余部分则窃取王弼的旨意而改换他的文辞，这样一来，自己的说法将会不攻自破。前代各位儒者，各自立说成家，喜欢相同而厌恶不同，有时甚至到了把异己视同仇敌的地步；我难道是这些人的一类吗？我是因为忧虑后来的学者，实在不得已才这样做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