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集卷十一　　　　　　宋　李觏　撰

译掌囚掌管看守盗贼。凡是囚犯，上等罪用梏、拲和桎，中等罪用桎和梏，下等罪用梏。君王的同族戴拲，有爵位的人戴桎，等待审定罪行和执行刑杀；把刑罚报告给君王后，捧送到朝士那里，再加上明显的木梏，送到市场执行刑杀。凡有爵位的人和君王的同族，都捧送到甸师氏那里，等待刑杀。由此看来，先王的制度是：即使是同族，即使有爵位，犯法应当受刑，也同庶民没有差别。法律是天子与天下共同遵守的。假如同族犯法却不施刑杀，就是作为君王的偏爱自己的亲属；有爵位的人犯法却不施刑杀，就是作为臣子的偏爱自身。君王偏爱亲属，臣子偏爱自身，君臣都各自徇私，那么五刑的三千条只针对百姓了。奖赏庆贺时让尊贵的人先得到，刑罚惩处时却只有卑贱的人承担。这是上不惭愧于下、下不怨恨于上的治理之道吗？所以王者不区别亲疏，不区别贵贱，一律依法处理。他们之所以不在市场和朝廷公开处刑，而送到甸师氏那里，是因为顾及他们的羞耻，不让众人看见。《文王世子》说：“公族中有死罪的，就在甸人那里处以磬刑；有应受刑的罪，就割断肢体，也要告知甸人。”公族不施宫刑，案件审理完毕后，由有关官员向公报告并议定。如果是死罪，就说：“某人的罪应处大辟。”如果是一般刑罪，就说：“某人的罪应处小辟。”公说：“赦免他。”有关官员又说：“罪在刑罚之中。”公又说：“赦免他。”有关官员又说：“罪在刑罚之中。”到了三次请求赦免而公不再回答，有关官员便走出去，把刑罚交给甸人执行。公又派人追赶说：“即使如此，也一定赦免他。”有关官员回答说：“已经来不及了。”回去向公复命，公穿素服，不举行宴饮，为他改变常礼，像办理同类人的丧事一样；没有服丧关系的亲属为他哭泣。公族犯罪，即使是亲属也不能因此干预主管官员，这是端正的原则，也是用来体恤百姓的。因为要在隐蔽处行刑，不同全国的人一起谋议兄弟之罪；不去吊唁，不为他服丧，在异姓之庙哭泣，是因为认为他辱没祖先、疏远族类；穿素服居住在外，不听音乐，是把它当作私人的丧事。骨肉亲情不能断绝；公族不施宫刑，是不斩断他的后代。古代诸侯的礼制，也这样美善啊！孟子说，舜做天子，皋陶做士，瞽瞍杀了人，皋陶就把他逮捕。舜看待抛弃天下，就像抛弃破旧鞋一样，偷偷背着父亲逃走，沿着海边居住，终身欣然快乐而忘掉天下。连天子的父亲都不能曲解法律，何况官员的子孙竟可以凭借关系徇私吗？刑禁第五 司救掌管万民的邪恶和过失，用礼义责备劝导他们，防止禁止并救正他们。凡百姓有邪恶行为的，责让三次后处罚；处罚三次后，交给士加施明刑，使他在嘉石上受辱，交给司空服劳役。有过失的人，责让三次后处罚；处罚三次后，送入圜土。邪恶，指侮辱怠慢长者，言语没有顾忌但尚未构成罪的行为；过失，也由邪恶造成，如酗酒、好争讼，或者拔出兵器，误伤他人，已经构成罪的，就要加以责罚。诛，是责备；罚，是鞭打。加施明刑，是除去他的冠帽装饰，把他的邪恶情状写出来，挂在背上。嘉石在外朝门的左边，让他坐在那里，使他感到羞辱。随后交给司空服劳役。圜土，是监狱。过失接近犯罪的人，白天让他承担劳役，夜间收押在狱中，也加施明刑使他羞耻。所以大司寇用圜土聚集并教导疲惫困顿的百姓。凡是伤害别人的人，都安置在圜土，给他安排职事，用明刑使他羞耻。能够改过的，重罪三年后释放，中罪二年后释放，轻罪一年后释放；不能改过而从圜土出来的，就杀掉。即使出狱三年，也不让他列入平民之中。用嘉石来安置和整治疲惫困顿的百姓。凡百姓有罪过而尚未触犯正式法律、却危害乡里的人，就给他戴上桎梏，坐在嘉石上，并交给司空服劳役。重罪，在圜土坐十日，服一年劳役；次一等的罪坐九日，服九个月劳役；再次一等坐七日，服七个月劳役；再下一等坐五日，服五个月劳役；最轻的罪坐三日，服三个月劳役。让州里负责监督他，于是赦免并释放他。司圜掌管收容和教导疲惫困顿的百姓。凡伤害他人的人，不让他戴冠饰而给他施加明刑，安排事务让他服役，并收容教导他。能够改过的，重罪三年释放，中罪二年释放，轻罪一年释放；不能改过而从圜土出来的，就杀掉。即使出狱三年，也不让他列入平民。凡在圜土施刑于人，不损伤身体；惩罚人，也不损害财产。善于治理国家啊！人的大恶，难道是在一朝一夕形成的吗？放纵邪僻、奸邪奢侈的欲望一旦发动而没有畏惧禁忌，就会像细流渐渐汇成江河，像毫末逐渐磨成斧柄。有的人死尸横陈于市朝，有的人血流在刀锯之下；即使后来悔恨，也已经像咬自己的肚脐一样来不及了。所以先王驾驭百姓，必定及早防治。罪行较轻的，就让他坐在嘉石上；稍重的，就送入圜土；这些都还没有进入五刑的范围。如果因受困辱而终于能够自我更新，就恢复为普通平民，哪里还会牵涉刑杀呢？这也是使百姓迁向善良、远离罪恶的方法。孔子说：“小人不以不仁为羞耻，不畏惧不义；看不见利益就不肯勉励自己，没有威势就不会受到惩罚。” 小的惩罚可以带来大的警诫，《易经》说：“脚上戴着刑具，遮没了脚趾，没有灾祸。”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成王、康王时刑具搁置不用，难道不是这种办法的一种辅助吗？刑禁第六 萍氏负责稽查酒，指严格察看酿造和买卖是否过多、是否不合时令；谨慎用酒，是使百姓节制酒的使用。司虣掌管公布市场的禁令，禁止结伙在市场上游乐饮食的人；如果不能禁止，就拘捕并杀戮他们。所谓结伙游乐饮食，是指聚众饮食。酒造成祸害，已经很久了。君子因酒覆亡国家，小人因酒不能免于刑戮，这种事难道可以数得清吗？《酒诰》说：“文王告诫教导小子，有正职的、有办事的，不要经常饮酒。至于众多诸侯国饮酒，只在祭祀时凭借德行自我扶持，不要喝醉。”又说：“妹土的人民，要继续尽你们的力量，专心种植黍稷，奔走侍奉父亲和兄长；开始赶着车牛，到远方经商，用所得孝养父母；父母感到欣慰，子女才自己洗净酒器，厚厚地置办酒来奉养他们。”这就是说，文王告诫他的民众小子和群吏，不得经常饮酒。至于诸侯国的君臣百姓饮酒，也只在祭祀时凭借德行自我持守，不要达到醉酒的程度，所以告诫康叔，应当按照文王的法令前往治理妹土的人，使他们专一修行，勤劳种植黍稷，奔走侍奉父兄。农事完成以后，才开始赶着车牛到远方经商，把所得的珍奇物品用来孝养父母；父母赞许子女的行为，子女才自己清洁酒器，厚备酒食来奉养父母。按照文王的法令，百姓置办酒，只为祭祀和奉养父母；但小人饮酒不看疏密、没有时令，多少没有节制，聚集在市井饮食，妨碍自己的职业，耗费自己的财物，助长淫邪，引发争斗诉讼，所以要禁止它。

译既然如此，那么圣人治理天下，对于每件事都制定制度，曲折周密地设置防范，究竟是怎样做的呢？从前曹参离开齐国时，嘱托继任的相国，把齐国的狱讼和市场寄托给他，说狱讼和市场是容纳并扰乱奸人的地方，怎么能放任不管呢？大概当时天下刚刚安定，所以顺从百姓的愿望而不去扰乱他们，难道这是常行不变的道理吗？狱讼和市场不可以不治理，奸人不可以不禁止。大司徒用十二项救荒政令聚集万民，其中第三项是宽缓刑罚，第十二项是除去盗贼。这是救济饥荒的政令；即使宽缓刑罚，至于盗贼，也不能不加急惩治以便除掉。唉！如果主管酒的官职没有废除，萍氏的禁令、司虣的法令就不会重新施行了。然而宽缓刑罚是仁，除去盗贼是义；即使在凶年饥馑之时仍然保存仁义，也不比先王差。《旴江集》卷十 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十一　宋代李觏撰 官人第一 做君上的人，谁不想进用贤人？但贤人有时不能被进用；谁不想罢退不肖之人？但不肖者有时不能被罢退，难道是明知其不肖却故意放纵吗？人并不容易了解。能知人就是明智，帝尧尚且认为困难。那些外表严厉、内心怯弱，言语和行为互不相顾的人，到处都是；不长久与他相处，怎么能看出他的真伪呢？能够长久相处的，不就是邻里乡党的人吗？所以闾胥每逢春秋祭祀、服役政务、丧葬礼纪等事务，就聚集众庶；编比之后，便宣读法令文书。对于恭敬、敏捷、能任事并且能体恤他人的人，族师每月初一就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对于孝顺父母、敬爱兄长、和睦亲族、友爱姻亲且有学问的人，春秋祭祀酺神时也这样做。党正在正月召集民众宣读法令，并记载他们的德行道艺。州长在正月初一，各自召集本州百姓宣读法令，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予以劝勉；纠正他们的过恶，予以告诫。如果按照时令祭祀州社，就召集百姓宣读法令，也这样做。乡大夫每三年举行大比，考察他们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者和能者。乡老和乡大夫率领属吏以及众人，以礼仪礼遇宾客。第二天，乡老和乡大夫以及群吏把贤者能者的名册献给君王，君王拜两拜接受，收藏在天府，内史另存副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正岁〕 退朝后又按照乡射礼用五项询问众庶：第一是和，第二是容，第三是主皮，第四是和容，第五是兴舞。闾胥是管理二十五家的官吏，凡因防卫而聚集，就登记其中的人才。族师每月初一登记，春秋祭酺时又登记。党正在夏正之月登记，州长在正月初一考察春秋社祭，又再考察。一年之中，究竟要登记多少次、考察多少次？到了三年，乡大夫才考察并选拔他们，把名册献给君王。退朝后又询问众庶，难道还会有贤能而未被举荐的人吗？事情如此详细，审慎到这种程度，官员的毁谤还不能止息，治理之道还不能兴盛，是从来没有过的。孔子说：“从前我对待人，听了他说的话就相信他的行为；现在我对待人，要考察他说的话并观察他的行为。不见到这个人的姓名，不知道他的品行好坏，才能与否却凭几百字就决定，要想不犯错误就难了。” 官人第二 司士掌管群臣的名册：根据德行宣布爵位，根据功劳宣布俸禄，根据才能宣布职事，根据任职年限确定饮食待遇。德，是指贤能；凡是贤能和有才能的人，都要先让他试办事务，任职久了并且有功劳，然后授予爵位，使他得到俸禄和食禄。爵位是用来使人尊贵的，天下人共同尊贵他；俸禄是用来使人富裕的，天下人共同使他富裕。他戴着高冠、乘着大车，官吏和百姓奔走侍奉，唯恐赶不上，这是天下人共同尊贵他；领取钱财、粮食，农夫和蚕桑之人缴纳赋税贡物还来不及，这是天下人共同使他富裕。天下人共同尊贵他，却尊贵的不是合适的人；天下人共同使他富裕，却富裕的不是合适的人，那么君王的任命果真合乎义吗？众人的内心果真服从吗？况且每个人各有能做和不能做的事，孟公绰不能担任滕、薛的大夫，禆谌谋划国家事务尚且有时不行，何况才能在他之下的人呢？如果不试验其所办事务，不考察其功劳，就仓促授予爵禄，岂不是空置上天设置的官位、败坏公事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王制》说：“议论审定以后才任命为官，任命为官以后才授予爵位，职位确定以后才给以俸禄。”所谓任命为官，是让他先试任代理。尧舜难道不圣明吗？仍然让臣下试任职务，可见慎重到了极点。这样，贤者必定被任用，不肖者必定被舍弃；有才能者必定得到施展，无能者必定被藏置。啬夫的印绶，不可以侥幸取得，何况高位的职位，怎么能轻慢呢？职位有高低，俸禄有厚薄，但说到它掌握的权柄，就没有什么不重要的。州县的职务，前代把它看作徒劳之事；可是百姓的生命却系于其上，从未听说明确考察其功绩后才让他居位受禄。一个官职的成效，竟要等到任职以后才学习；有美好的锦缎，尚且不让人临时学习裁制。百姓的生死贫富，难道不重要吗？官人第三 大宰在年终命令各官府整治各自的政务，接受年度考核报告，听取他们陈述职事，并向君王报告官员的升降。三年举行大考核，全面考察群吏的治理，分别加以惩罚和奖赏。宰夫在年终命令群吏整理年度考核报告；月终命令他们整理月度要报；旬终命令他们整理每日成效报告，以考察政务。不能按时举行政务的，就报告上去加以惩罚。司会用相互参照的方法考察每日成效，用月度要报考察月度成绩，用年度考核报告考察年度成绩，以全面了解四方的政务，并向君王和冢宰报告官员的升降。年度统计叫作防，月度统计叫作要，日常统计叫作成。凡各官府在旬终、月终，都要考察治理情况。如果不能按时举行政务，宰夫就报告冢宰并责备他。到了年终，又要考察，不只是责备而已；有功或无功，由司会报告冢宰，冢宰再报告君王，决定升降。所谓升，是提高他的爵位；所谓降，是降低他的爵位。到了三年，冢宰全面考察政绩；大无功者不只是降职，还一定加罪；大有功者不只是升职，还一定奖赏。唉！先王考核官吏、评定功绩，竟然这样严密。每天报告成效，就没有一天可以懒散放荡；年终决定升降，就没有一年不受到劝勉和惩戒。三年有了成效，再用惩罚和奖赏来确认。〔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岁、正月、正日〕 有功的人很快获得利益，无功的人最终承担罪责。即使是能说话的人，也知道要受到劝勉、努力和羞愧，何况有智慧的人呢？《舜典》说：“三年考核政绩，三次考核后罢退昏暗者、升进贤明者。”他们三年考核一次，九年以后才升降官员，大概是帝王之道宽缓简约，或者是时代造成的；但不如周公的典章足以垂示后世子孙。董仲舒说：“古人所说的功劳，是以担任官职并称职的程度为差等，并不是说任职日子积累得久。所以下等才干的人即使任职日久，也不会脱离小官；贤能的人即使任职不久，也不妨碍他担任辅佐。假如不求实际功绩，却把年月作为期限，三年升迁一个官职，那么只要是人而且没有死亡，谁不能做到公卿呢？” 官人第四

译《冬官·考工记》的注释中称“某氏”的，是因为官职有世代相传的功业，或者家族有世代相传的职业，所以用氏来命名官职。官职有世代相传的功业，就以官职为氏，例如冯相氏、保章氏、师氏、保氏、韦氏、裘氏、冶氏之类。家族有世代相传的职业，就用氏来命名官职，例如桃氏造剑，筑氏造削，鳬氏造钟，防氏制造量器之类。事情不能不长期坚持，实在太重要了。《易经》说：“天地的规律，恒常长久而不停息。日月得到天道，所以能够长久照耀；四时不断变化，所以能够长久成就。”圣人长久地实行他的道，天下才能教化成功。孔子说：“如果有王者兴起，一定要经过一世而后才能达到仁政。”善人治理国家一百年，才可以胜过残暴、去除杀戮。以圣人的德行，处在天子的位置上，尚且说要长久实行其道，必须三十年、必须一百年以后，仁政才能成功，残暴杀戮才能去除；何况中等人以下，分别掌管职务、接受政权，难道可以不长期任职吗？所以先王设置官职，有世代守职的制度，甚至以此作为氏。汉文帝、汉景帝到汉武帝初年，国家没有大事，做官的人使子孙长期承袭，居官者把官职作为姓号，仓氏、庾氏就是这样。那么古代治理天下，都是这样吗？官吏对于百姓，必须彼此了解内心，然后才能治理。官吏了解民心，就会明察；官吏明察，政事就公平。百姓了解官吏的内心，就会信任；百姓信任，法令就能施行。想要彼此了解内心，难道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吗？上下还没有互相了解，或者了解还不久，就仓促地把官吏调走，后来的人也这样，那么官吏从来没有真正了解民心，百姓也从来没有真正了解官吏的内心。官吏把所治理的地方当作旅舍，事情有时没有办成，就说留给后人处理；百姓把所属官府看作过客，事情有时不能胜任，也说留给后人处理。官府凭什么能够修治？众人凭什么服从？如果说他有功，那么提升他的爵位可以，增加他的奖赏也可以；至于职务事务本身，则以长期任职为可贵。所以汉代有本来应当升迁而增加俸秩、却把他留任的事。何况无功之人，怎么可以白白接受俸禄，在道路之间来来往往呢？《旴江集》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