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集卷十四

译《明堂定制图序》臣恭敬地认为，明堂是古代圣王的大事。它用来侍奉上帝、尊严地祭祀先祖、颁布时令、会合诸侯；朝廷的礼仪，没有比这里更盛大的。然而年代久远，制度规模已经看不见了，经传所记又参差不同，群儒各自夸张其说、固守所学，究竟应当修补废坠、补正缺漏而遵从哪一种呢？臣虽然愚昧，也曾私下对这件事加以考论。臣谨按《周礼·考工记》说：“周人的明堂，堂基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高一筵，有五室，每室二筵。”《大戴礼·盛德记》说：“明堂自古就有，共有九室，每室四门、八窗，共三十六门、七十二窗。”《礼记·月令》说：“天子正月居于青阳左个，二月居于青阳太庙，三月居于青阳右个；四月居于明堂左个，五月居于明堂太庙，六月居于明堂右个；中央属土，居于太庙太室；七月居于总章左个，八月居于总章太庙，九月居于总章右个；十月居于玄堂左个，十一月居于玄堂太庙，十二月居于玄堂右个。”这三部书都是圣贤所作、学者所传习的著作，然而同一件事的制度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尺〕 各家的注释也都不够精确恰当。《考工记》所说的五室，郑康成解释说：“木室在东北，火室在东南，金室在西南，水室在西北，土室在中央。”所以聂崇义《三礼图》绘制明堂时，把太室的四角连接起来作为四室，大概就是采用了这种说法。既然已经用五室象征五行，那么木、火、金、水之室应当位于东、南、西、北的正位，为什么反而放在四角，又说木室兼属水，火室兼属木呢？如果一定这样，那么中央的室又兼属什么呢？这种说法实在不能采用。《盛德记》所说的九室，是蔡伯喈一派传下来的：在四室的角上再连接设置四室。聂崇义误以为这是秦人的明堂图，正是这种情况。【按：秦朝实际上没有明堂，只是后世儒者看见《月令》中有“天子居明堂”的文字，而《月令》又是秦相吕不韦所作《春秋十二纪》的首章，于是怀疑是秦代的明堂。然而现在看《月令》，明堂有十三个位置，并没有九室的说法，大概是聂崇义错误地把《大戴》九室的明堂当成了秦制。郑康成也驳斥《大戴》说：“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似乎是秦相吕不韦作《春秋》时增益的内容，不是古制。”】然而四室的角上又设置四室，不知道用来做什么？是要用来象征五行、享祀五帝吗？那么五室已经足够了，何必再用其余的四室？是要用来配十二辰吗？那么四隅各有两室，就会有两个室重叠在一方之上；考察其中意义，反复推求都不妥当。这种说法也不能采用。唉，康成注释《礼记》时既然知道《月令》是吕不韦所作《春秋》，那么《月令》哪里有九室的文字呢？为什么竟然反过来驳斥《大戴》九室，说它出自《吕氏春秋》呢？实在是错误得太厉害了。】至于四室的角上又设置四室，不知道究竟用来做什么？难道是用来象征五行、享祀五帝吗？那么五室就足以完备了，哪里还用得着其余的室？难道是用来配十二辰吗？那么四个角各有两室，就会在一方之上重叠；考察它的意义，反复推求也不妥当。这种说法也不能采用。《月令》所说的十三位，【原文并没有这个总数，只是一个太室、四个太庙、八个左右个，实际共十三位。】郑康成注释“青阳左个”说：“是太寝东堂的北侧。”【说是太寝，是想说明明堂与太寝的制度相同。】孔颖达《正义》认为，既然说是东堂，就可知道听取朔告都在堂上，并不在五角的室中。况且既然称为庙和个，就应当各自是一个位置，怎么能同在一堂之中，没有界限，却还称为庙和个呢？大概是康成既然坚持明堂为五室，如果对于这十三个位次又设置界限，就会使室数太多，与自己的意见相违背，所以委曲修饰其说，认为三个位次同在一堂中，以求不妨害五室的说法。这种说法当然不能采用。到了唐代，李林甫等人为《月令》作注，青阳左个说是“寅位上的室”，青阳太庙说是“卯位上的室”，青阳右个说是“辰位上的室”，明堂左个说是“巳位上的室”，明堂太庙说是“午位上的室”，明堂右个说是“未位上的室”；太庙太室说：“太庙、明堂是总名，太室是中央之室。”总章左个说是“申位上的室”，总章太庙说是“酉位上的室”，总章右个说是“戌位上的室”；玄堂左个说是“亥位上的室”，玄堂太庙说是“子位上的室”，玄堂右个说是“丑位上的室”。看这样说，太室位于中央，其余十二个位次分别置于相应的十二辰之上，确实合乎道理。然而说太庙、明堂是总名，并把十三个位次都称为室，就是错误了。【明堂之上既然只有子、午、卯、酉称为太庙，太庙怎么能成为明堂的总名呢？十三个位次也不应都称为室，详见后文。】而且他们只知道十三室各自在相应的辰位之上，却没有谋划它们应当建置在什么地方。况且太室既然居于中央，如果把其余的室连接太室建造，那么四面各可以设置一室，四角空缺的地方又各可以设置一室，却仍不能使它们各自在相应的辰位之上；其余四室又应当安置在哪里呢？如果想勉强巧妙地建成，反而会更加违背方位。或者把它们远离太室来建造吗？又没有见到明文这样说。可见这种说法也不能采用。北魏时有个李谧，哀痛大礼沦亡，愤恨先儒的异议，作《明堂制度论》来折衷当世诸说。他以《月令》为宗旨，又采纳《周礼》《大戴礼》的说法来参合。认为居于中央的室称为太庙太室；位于太室东面的太庙称为青阳；位于太室南面的太庙称为明堂；位于太室西面的太庙称为总章；位于太室北面的太庙称为玄堂。太庙这样就与《周礼》五室的说法相合。又说四面的室各有便房，称为左右个，共有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此与《大戴》所说户牖的数量相合。现在图样虽然已经不存在了，但按文字考察，李谧所说的内容，臣私下仍不能理解。况且太室四面各有一室，那么四角空缺的地方，每方各有二筵、二筵的土地，便成为两个便房。【例如东南角二筵的地方，就应当作为青阳右个和明堂左个，其他各角依此类推。】地基既然狭窄，何况地形还是斜角，不知道怎样安置，又怎么能使各室处在相应的辰位之上呢？

译划分十二辰的位置，必须使尺步均匀，这样以后才能方位端正。哪里有四面的室既然以二筵作为一个辰位，左右的个却以二筵作为两个辰位的道理呢？由这一角推知其他各处，也知道这种说法不足以取法。臣愚昧，私下认为《考工记》《盛德记》《月令》三家所说的制度，确实大体相同，只是立言简略质朴，意义没有显明。解释传注的人拘泥文字过度，因而彼此背离。李谧的意图，是稍微想把这些说法撮合起来，无奈没有得到其中要领，反而更加错误地仿效。臣认为《月令》的文字最为明白，便也取它作为根本，并与《周礼》《大戴礼》相通。【《月令》虽然是秦人所作，但都是追述古代圣王之道；其中虽有官名、时事与周法不合的地方，大概是吕氏想把古道施行于当时，所以略有损益，怎么可以说都不是古制呢？】又《白虎通》说：“明堂上圆下方，八窗四门；上圆取法于天，下方取法于地；八窗象征八风，四门取法于四时；九室取法于九州，十二座取法于十二月，三十六户取法于三十六雨，七十二牖取法于七十二风。”这些话符合事理，所以臣也采用它们。臣谨慎考察《考工记》，这段话说的是堂基的长宽，并不是说室的数目；东西九筵、南北七筵，说的是堂上范围，并不是说室内范围。东西两面的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两面的堂各深三筵半。【如果把堂和室都放在九筵、七筵的范围内，那么即使按照郑氏五室的制度，从东到西也必须有三室占据六筵之地，东堂只剩一筵半，西堂也只剩一筵半。每筵深一丈三尺五寸；从南到北又有三室，占据六筵之地，南北两堂各自只剩半筵，深四尺五寸，实在过于狭窄。何况室的数目更多，哪里容纳得下？大概记载者前面说堂上的长宽，接着说室内的丈尺，本来就不是一贯连起来谈的。四堂：东面叫青阳，南面叫明堂，西面叫总章，北面叫玄堂。】五室，每室二筵。这是说四堂中央有一块方十筵的地方，可以从东到西营建五室，从南到北也可以营建五室。中央十筵之中方二筵的地方，已经作为太室。若想把其余的室连接太室建造，就不能使十二个位次各自正对相应的辰位。因此必须在东、南、西、北四面各空出方二筵的地方，四角的缺处也各空出方二筵的地方，环绕贯通起来作为太庙，而太室正好位于中央。所谓“太庙太室”，是说这座太庙之中有太室。太庙之外，应当在子、午、卯、酉四个方位各画出方二筵的地面，与太庙相通（不是作为室）。这就是所谓青阳、明堂、总章、玄堂等太庙（因为它们位于青阳之堂上，所以称青阳太庙，其余三面依此类推）。有人问我说：“经书所说的太庙太室，应当是青阳等四座太庙分居四方，而太室处在它们中央，所以说太庙太室。您为什么一定要说太室四旁的空地是太庙，而说太室在其中呢？”我回答说：“太室四旁既然不得不有空地，既然有空地，而经书说太庙太室，那么太室四旁的空地不是太庙又是什么呢？况且青阳等四座太庙距离太室还隔着二筵的地面，怎么能说太室在四座太庙的中央呢？”又问：“您一定要说四座太庙不是室，而是与太室相通，这又是为什么呢？”我回答说：“中央既然有太庙，子、午、卯、酉又各自称为太庙，而地面实际上相连，就不得不相通。”应当在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个方位各画出方二筵的地面作为室，这就是所谓左个、右个。八个个室连同太室共九室，这就是所谓九室。每室四面各有一扇门，门旁两侧各夹着两扇窗，这就是所谓三十六户、七十二牖。青阳、明堂、总章、玄堂四座太庙的前面各有一门，门从堂上通出，门旁两侧各夹着两扇窗，这就是所谓八窗、四闼（太庙与堂之间应当有所隔开，所以各设一门。称为“闼”，就是小门。因为是太庙的出入口，所以其形制不同于各室的门。窗与牖有所不同，也是因为太庙门旁的设置改变了室中的制度。四座太庙、九个室，共有十三个位置，而《白虎通》说有十二座，当是略去了中央土所居的位置）。左右两侧的个实际上都是室，只是分别位于左右，形状像夹房，所以有“个”的名称。太庙之内（这里说的是太室四旁各二筵的地面，不是青阳等太庙）以及太室，实际上都是祭祀文王、配享上帝的位置，称为“庙”是合乎道理的。土在四时中分别主宰各时，承载万物，在五行中最为尊贵，所以天子在土所主的时节居于太室，使用祭天的位置来表示尊严。四个仲月各自处于一时的中间，与其他月份不同，所以又在子、午、卯、酉四方各取二筵的地面，借用太庙的名称来听取朔日政事（这里说的是青阳等太庙）。有人问我说：“太室四旁各二筵的地面既然是太庙，又正当子、午、卯、酉四方的正位，君主若要尊重仲月，为什么不只在这里听取朔日政事，却又在它外面另取二筵的地面，借用太庙的名称呢？”我回答说：“太室四旁各二筵的地面虽然是太庙，又正当子、午、卯、酉的正位，可以听取仲月的朔日政事。然而如果把这二筵的地面就作为子、午、卯、酉的方位，那么其他辰位便又不能居正了。这和把太室连进去作为一个室有什么区别呢？假如把太室东户前的二筵地面作为卯位，听取仲春的政事；把南户前的二筵地面作为午位，听取仲夏的政事，那么辰、巳两个方位就必须越过东南一角，岂还能正当青阳右个、明堂左个的位置吗？所以应当分别在太庙之外另取二筵的地面，与左右两侧的个并列，并借用太庙的名称，这样才能使十二辰都处于正位。”这样看来，三家所说的意义哪里有不同呢？只是《周礼》说到基址而没有说室，《大戴礼》说到室而没有说庙，考察《月令》就完备了。然而若没有《白虎通》，也无法知道窗和闼的形制。我又详细考察郑玄的说法：明堂有九级台阶，南面有三级，其他三面各有两级，而且每一面各有三个位置；唯独南面有三级台阶，其余各面都有两级。

译探求其中的意义，找不到可以取法的象征；从实际事务考虑，又不便于上下通行。如今看聂崇义所说的秦人明堂图，它的制度有十二级台阶，似乎恐怕是古代遗留下来的制度，也应当予以采用。《礼记外传》说：“明堂四面各有五门。”现在考察《明堂位》说：“九夷之国在东门之外；八蛮之国在南门之外；六戎之国在西门之外；五狄之国在北门之外；九采之国在应门之外，当时天子背靠斧扆，面向南站立。”南门之外的人面向北，东边为上位；应门之外的人也面向北，东边为上位。这样看来，南门之外还有应门。既然有应门，就不能没有皋门、库门、雉门。明堂是四时所居之处，四面应当完全相同。南面既然有五门，其余三面也都应当有五门。郑康成注《明堂位》说：“正门称为应门。”孔颖达《正义》说：“正门称为应门，是因为明堂没有重门，不是王路门外的应门。天子的宫内有路寝，所以应门之内还有路门。明堂既然没有路寝，所以没有路门以及路门以外的其他门，只设有应门。”既然已经有东、南、西、北四门，又有应门，这难道不是重门吗？考察郑说的本意，应当是把南门的名称改称为应门。他又只看见王宫有路门，第二道才是应门；如今明堂没有“路门”这个名称而只有“应门”，便说它没有重门，南门就是应门。况且路寝之前称为路门，路门之后才有应门。明堂不是路寝，而是把它的内门名称改作东门、南门，之后再设应门，这对道理又有什么妨害呢？何况夷、蛮、戎、狄的君长既然在四门之外，而外面又没有重门，那就等于排列在郊野道路之间，朝会仪礼难道会如此草率吗？王宫是日常居住的地方，尚且设置五门来区分内外；明堂取法天、顺应地，尊奉祖先、配享上帝，却只设一门来表示这些意义，这难道合乎实际情况吗？因此，四面各有五门，是确定无疑的。我又详细考察郑康成注《考工记》：“夏后氏世室”，说：“世室就是宗庙。”“商人重屋”，说：“重屋就是王宫的正堂，像太寝一样。”“周人明堂”，说：“明堂就是彰明政教的堂。”这三种说法，有的举宗庙，有的举正寝，有的举明堂，是相互说明，以表明三者制度相同。他又注《玉藻》说：“天子的宗庙和路寝，都采用明堂的制度。”他还与各位儒者反复辩答，从各方面援引材料，坚定地认为三者制度相同，后来的学者承袭这一说法，没有人加以非难。我私下认为并不是这样。如果路寝有四时的位置，那么天子自己坐在那里就可以听取朔日政事，何必还要远赴明堂？如果认为为了尊重国政，应当借用祭天的宗庙来听取政事，那么事情完毕后返回路寝，居住在相应时令的堂中，又有什么必要呢？宗庙祭祀，堂上的仪式、室中的仪式，在一面举行就足够了；四方的堂，没听说还要另行设置（虽然有世室五室的说法，也未必像郑注所说的有四堂）。既然说是明堂，就是要用来事奉上帝；宗庙，是要用来尊奉先祖。却把自己的正寝与它们采用同样的制度，大概不符合尊祖事天的本意。何况郑氏这个说法完全出自胸中臆测，硬说明堂、宗庙、路寝都同为五室，三代都是如此，只是修建的宽广程度随时代而改变。周代借鉴夏、商二代：建宗庙，就取法夏代的宽广规模；建路寝，就采用商代的寻尺制度；建明堂，则另自制定尺度。筵的制度，在五室上实际上都没有改变。这种说法既然没有经书依据，何必采用迂曲空泛的议论呢？为什么不直接说周家建宗庙就取法夏代，建路寝就取法商代，建明堂则自行制定制度，各自考求其制度，以此昭示后世呢？难道不是康成看见世室有五室，已经用五行来推求它；明堂的文字又说有五室，却求不到合理解释；至于重屋之下，根本没有室数，于是便巧作言辞，说三者制度完全相同吗？又大概看见《明堂位》说：“太庙，是天子的明堂；库门，是天子的皋门；雉门，是天子的应门”，便认为鲁国实行天子的礼制。鲁国的太庙既然像明堂，那么周代的太庙也就像明堂了。我认为，如果周代的太庙制度像明堂，鲁国的太庙又像明堂，那么鲁国的太庙就等同于周代的太庙。那为什么不说“太庙，是天子的太庙”，却要说“明堂”呢？这大概是因为鲁国实行天子的礼乐，祭享上帝、举行告朔，都应当仿照周代；但鲁国作为臣下，不敢建立天子用来施行政教的明堂，所以就在周公庙中略微仿照明堂的制度，以备行礼，并不是说周代的宗庙像明堂（有人问我说：“路寝的制度像明堂，虽然经书没有明文，但《太史职》说‘闰月诏告王居门终月’，先儒都认为天子在闰月于明堂门中听取朔日政事，回来后又居于路寝门中。”）。既然闰月在明堂门中听取朔日政事，回来后又处在路寝门中，那么平常月份就在明堂之上听取朔日政事，回来后处在路寝之上；他所居的位置也应当如同在明堂中时一样。这样看来，路寝也像明堂一样有四时的位置，是很明显的了。我回答说：“《太史职》所说‘闰月诏告王居门终月’，大概只是朔日诏告天子居于明堂的门中，听取一个月应当施行的政事，月终便返回罢了，哪里又有明文说返回后处在路寝门中呢？大概是郑氏一派想要说明三者制度相同，妄自增添枝节，才这样解释。”何况蔡伯喈认为明堂、太庙、太室、太学、辟雍虽然名称不同而实际相同，这种错误不是太严重了吗？袁准《正论》已经详细驳斥了它（《大戴礼》又说明堂外有水，名叫辟雍，这也是错误）。至于明堂建置的地点，淳于登说，明堂在国都的南面，距离国都三里以外、七里以内，在丙巳之地。《玉藻》说在南门之外听取朔日政事，康成的注解也与此相合。称为“明堂”，应当在国都的南面；用来事奉天神，也应当在城门之外。关于建置地点的说法，这里可以采用。唉！贤哲已经逝去，礼制器物日渐衰败，先王的大法散见于简册之中，文字浅近而旨意深远，学者多有迷惑，各守一家之说，互相诋毁。我所以从汉代兴起直到唐代，施行政令的宫室屡次营建修缮，却规划得草率粗疏，没有符合圣人制度的。众议纷争，谁来纠正它呢？明君贤士为此忧心已经很久了。我生长于民间，沉浸在恩泽之中，仰慕这项大典，常常加以考察探究。恭敬地思量，我国家疆域拓展超过四海，太平将近百年，德义充满天下，礼教兴盛实行。封禅泰山，祭祀汾阴，亲耕藉田，在郊外朝见上帝，散失的文献和美好的制度，于是交相显现圣明神武的本意，大概将要在此营建明堂了吧？四方有识之士对此期待已久。我虽身份卑微，也愿在此时略尽绵薄，以求寄托于不朽。所以如今冒昧先把我所见的制度画成图献上。图中以九分相当于九尺之筵，东西两面的堂共九筵，南北两面的堂共七筵；中央的地面，从东到西共五个室，从南到北也共五个室，每室二筵，这是取自《周礼·考工记》。一个太室、八个左右个，共九室；每室有四门、八窗，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这是符合《大戴礼·盛德记》的。九室四庙，共十三个位置，这是以《礼记·月令》为依据。四座太庙的每一面各设一门，门旁夹着两扇窗，共八窗、四闼，这是考察《白虎通》得出的。

译十二级台阶，是采用聂崇义《三礼图》的制度。四面各有五门，是斟酌《明堂位》和《礼记外传》而定的（堂下门内本来没有说明长宽的数目，所以现在只画五重门，不计算它们的丈尺。旧说认为明堂宫方圆三百步，自然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安排）。有人问我说：“皋门、库门、雉门、应门的名称，四面都相同，为什么呢？”我回答说：“四座堂都是天子所居之处，既然都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就都像王朝一样，没有东西南北的差别。现在只是改变内门的名称，用来标明四方；应门以外的各门仍不改变罢了。”又问：“既然说路寝与明堂制度不同，为什么明堂的门又借用王宫各门的名称呢？”我回答说：“明堂之上是事奉上天、尊奉祖先、施行政教的地方，所以不与王寝采用相同制度。门的作用是区分内外、通达出入，而旧图没有可供取法的象征。只是因为明堂是天子听取政事的居处，形制像王朝，所以借用王宫门的名称，这对道理又有什么妨害呢？”何况各种书籍都已取用，并没有偏废或回避异同的议论，希望可以因此平息争论。古代先王的制度，也许就在这里。题名为《明堂定制图》。愿皇天覆护而无所偏私，如果幸蒙垂察录用，施行于实际，一定会有可观的效果。〔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尺、四户、三十六户〕 至于栋宇的高低、土木的文饰、至尊居处所用的服饰器物、神明享用的礼仪器物，这些是礼官和学士的职责，不是我这样的小臣所能全部论述的。轻率议论国家的礼制仪容，罪当处死。谨此上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百步〕 五宗图序。

译《大传》说：“别子作为祖。”注释说：“别子，是指公子；例如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后世把他作为祖先。”又说：“继承别子的人成为大宗。”注释说：“别子的世嫡子，族人尊奉他，称为大宗，这就是宗子。”又说：“继承父亲的人成为小宗。”注释说：“这是父亲的嫡子，兄弟尊奉他，称为小宗。”又说：“有百世不迁的大宗，有五世便迁的小宗。百世不迁的，是别子的后代。尊奉继承别子所自出的那一支，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尊奉继承高祖的那一支，五世便迁。”注释说：“迁，就如同变更。继承别子的，是别子的世嫡子；继承高祖的，也是小宗。先说继承父亲的，是针对别子的子弟之子而言的。既然高祖和父亲都有继承者，那么曾祖、祖父也都有继承者；这样小宗有四个，加上大宗共五宗。”解释的人说：“别子，是指公子，即诸侯的庶子。若详细区别，正妻所生的是嫡子，妾所生的是庶子；若只根据正统嫡庶来说，正妻的长子是嫡子，其余儿子以及妾所生的，都可以统称为庶子。诸侯的嫡子、嫡孙世代继承君位，而庶子不能以先君为父，所以从自己开始，与后世子孙共同奉自己为始祖。” 又说：“例如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是说他不是君主的亲属，或者是异姓中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也可以称为别子，自此与后世子孙共同奉他为始祖。别子的嫡子世代继承别子，成为大宗；族人尊奉他，即使超过五世，也都为他服齐衰三月；对于他的母亲和妻子也是如此。这就是所谓百世不迁。别子的庶子不能以别子为父，于是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成为小宗，这就是所谓继承父亲者为小宗。继承父亲的，与亲兄弟共同奉为宗主；他的嫡子又继承祖父，与同堂兄弟共同奉为宗主；再有嫡子，便继承曾祖，与再从兄弟共同奉为宗主；又有嫡子，便继承高祖，与三从兄弟共同奉为宗主。庶子都不能继承父亲，于是各自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成为小宗。”“从高祖以后到玄孙，共有四世。就第四世小宗的三从兄弟来说，此人有四个小宗：以继承父亲的为宗，是亲兄弟；又与亲兄弟共同以继承祖父的为宗，是同堂兄弟；又与他们共同以继承曾祖的为宗，是再从兄弟；又与他们共同以继承高祖的为宗，是三从兄弟。这样，四个小宗就齐备了。” 云：“如果是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即使不是君主的亲属；或者是异姓而最初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也可以称作别子，他本人及其后代子孙便以他为始祖。别子的嫡子世代继承别子，成为大宗；族人都尊奉他，即使出了五代以外，也都为他服齐衰三月；对于他的母亲和妻子也是这样。这就是所谓百世不迁的宗。别子的庶子不能把别子奉为祢，于是各自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成为小宗；所谓继承祢的，就是小宗。继承祢，便同亲兄弟共为一宗。再往下，他的嫡子继承祖，便同堂兄弟共为一宗。再往下，又有嫡子继承曾祖，便同再从兄弟共为一宗。再往下，又有嫡子继承高祖，便同三从兄弟共为一宗。他的庶子都不能继承祢，只能各自让自己的嫡子继承自己，成为小宗。这样，从高祖以下到▯孙，共有四代；就这第四代小宗的三从兄弟来说，这个人便有四个小宗。共同继承祢的，是亲兄弟；又同他在继承祖这一层共为一宗的，是同堂兄弟；又同他在继承曾祖这一层共为一宗的，是再从兄弟；又同他在继承高祖这一层共为一宗的，是三从兄弟。这样，四种宗族关系就齐备了。” 又与四个小宗共同奉大宗为宗主，这就是五宗。对于各个小宗，按照本来的丧服亲疏关系服丧：亲兄弟服齐衰一年，同堂兄弟服大功，再从兄弟服小功，三从兄弟服缌麻。到了第五世，继承高祖的父亲这一支，与四从兄弟之间已经没有丧服关系，也不再奉他为宗主，这就是所谓五世便迁。如果世代尚少，那么小宗有的只有三个，有的只有两个，有的只有一个；所说的四个小宗，只是把可能达到的数目说到极致，并不一定人人如此。凡人生育子女，有的多，有的少；现在这张图一律画作两个儿子，分别以甲、乙排列，这只是为了设置法式、节省文字。庶子多的，也可以依此类推。甲都代表嫡子，乙都代表庶子；嫡子都成为小宗，庶子都不能继承父亲，这一点界限非常清楚，所以不再逐一注释。赞语说：我从三宗的制度中，看见了孝悌的极致。高祖以上已经遥远了，但经过几十代、上百代，仍然尊奉嫡系正统，不忘记祖先，这是多么孝啊！袒免服以外的亲属关系已经疏远了，却把他们聚在一起共同饮食，按照昭穆排列，这是厚待同姓亲族，多么合乎悌道啊！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原则，难道不就在这里吗？周道衰微，法制松弛，这种道理也随之消亡；庶子压过嫡子的有了，幼者欺凌长者的有了；祖先因为世代久远而被忘记了；宗族因为依服丧亲疏来处理而日渐淡薄了；骨肉亲人有时竟像路人一样，这样还谈得上治理天下吗？唉！书籍遭焚烧，竹简又有脱落，幸而还保存了大略，可是学者却没有察觉这一点，我对此非常忧虑，所以把它表现在图中。《旴江集》卷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