旴江集卷八　　　　　　宋　李觏　撰

译职方氏规定：凡各邦国无论大小，都彼此维系；君王设置牧，规定各国的职分，使各自依照能力承担；规定贡赋，使各自依照所有物产承担，这里说的是各国土地上所有的物产。诸侯取得的田税，大国取一半，次国取三分之一，小国取四分之一；都在本国市场上取其所有物产，进贡给君王。土训掌管引导地图，用来告知土地事务，指示土地的隐患，辨别土地物产，并推究物产的生长时令，用来告知君王应当征求什么。辨别土地物产，就是区别当地所有和没有的；推究其生长，是因为物产有一定时令。把这两方面告诉君王后，即使是本州所有之物，如果有生长时令，或本地没有，或物产尚未成熟，就不征求。圣人真伟大，忧念百姓的劳苦，考虑财物匮乏竟然这样明显。土地上有而官府不用，物价就必然低；土地上没有却反而征求，价格就必然高。何况天时不生长的东西，即使名义上有，也等于没有。买入低价、卖出高价，乘人急迫，一定要取得加倍甚至数倍利润，这是大商人和富商的幸运。作为百姓父母，怎么能不考虑根本和末节，欺骗农夫来成全商贾？命令下达之日，官吏从旁作奸，公家得不到一点利益，私下却把百姓的骨髓都吸干了。这会毁坏百姓家庭、败坏百姓产业，是祸害中最严重的。《夏书》说根据土地情况制作贡赋，各州的贡物和贡篚，各不相同。前代圣人和后代圣人，难道不是同一个道理吗？汉代桑弘羊任大农时，领有各官府，让他们各自到市场争购物品，因此物价飞涨，天下各地缴纳赋税，有时还抵不上运输费用。于是他请求设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管郡国，命令远方各地都把本地物产，像从前商贾转运贩卖那样作为赋税运来。在京师设置平准官，统一接受天下输送的物品，大农所属各官府把天下的货物全部收纳。这样，富商大贾没有地方谋取暴利，物价便回归正常，万物不会飞涨；因此压制天下物价，称为平准。桑弘羊虽然是聚敛之臣，但这件事难道没有道理吗？孝武帝时，国家财用充足，而百姓没有增加赋税，确实是有原因的。国用第十。司稼巡视郊野，察看庄稼的丰歉，以决定征收办法。所谓征收办法，丰年按正常数额征收，歉年就减损。廪人掌握九谷的数量，根据年成的丰歉计算国家用度，了解是否足够，告知用谷办法，以处理年成的凶丰。凡万民的口粮，上等年景每人四鬴，中等年景每人三鬴，下等年景每人二鬴。如果粮食不能达到每人二鬴，就命令国家迁移百姓到有粮食的地方，并告知君王削减国家用度。这是说，根据年成丰歉，计算税收物品多少的账目，再计算国家用度，以了解是否足够。如果年成歉收，税物少而用度多，就会不足。廪人已经知道多少和是否足够，于是告知上级用粮的方法。按什一征税，是天下适中的正税，所以叫作彻；彻，就是通行普遍的意思。然而耕种收获之事，丰歉没有常数；不幸遇到旱灾水溢，或螟、螣、蟊、贼等虫害，农民即使竭尽力量，谷物也有不能成熟的时候，而主管官吏却一定要求依照定额征收，这在道理上怎么说得通呢？孟子称述龙子的话说：“治理土地，没有比助法更好的；没有比贡法更坏的。贡法是比较一年的中等收成作为常数；丰年谷粒多得散乱，多取一些也不算暴虐，于是少取；凶年土地肥料不足、收成不足，却一定要取足定额。作为百姓父母，使百姓终年忧惧劳作，不能用来奉养父母，还要借贷来补足，使老人幼儿辗转于沟壑之中，这哪里还像百姓的父母呢？” 所以圣人设置官职，一定在谷物将要成熟时巡视田野，观察丰歉，然后制定税收。丰年按正常数额征收，也不多取；凶荒之年就减免，怎么还会要求取足呢？这样看来，龙子所见，大概是周朝末世的情形；周公虽然采用贡法，却从未听说他的贡法不好。然而取税少了，用度就不能不削减；取税少而用度不削减，国家不能自给，不从百姓那里反过来取又从哪里得到呢？所以应当了解收入是否足够，再决定用谷办法。《王制》说：“冢宰制定国家用度，一定在年末，等五谷全部收入之后，然后制定国家用度。用度根据土地大小，察看年成的丰歉，以三十年收支平均数来制定国家用度，量入为出，就是遵循这个道理。”后世制定减免征税办法，已经听说过了；至于国家用度，难道可以忽视吗？《旴江集》卷七。

译钦定四库全书。《旴江集》卷八，宋代李觏撰。国用第十一。泉府掌管用市场征收的钱，收购市场上卖不出去、滞留在民间而有用的货物，按货物标记并记录价格，等待有急需的人来购买。购买者各自依照自己的居处到都鄙购买；国人由本国主管官府供给，郊人由有关官府供给，然后交给他们。凡赊取货物，祭祀不得超过十天，丧纪不得超过三个月。凡百姓借贷，和有关官府辨明后授给他们，以国家服役的税率作为利息，并给货物作标记、记下价格，即逐件记录货物的价钱。所谓不时购买，是指有急需的人。赊取，指祭祀和丧纪这两类事情，因为事情重大，所以允许赊取，并不向百姓收利息。借贷，就是如今以物生利的借贷。要和有关官府分别清楚所授的物品及其应出的利息，各自依照服役事务的税率办理。比如某人受有园圃田地，借贷一万泉，满一年应出利息五百，其他都依此类推。上天生育万物，却不自行使用，使用它们的是人；人拥有财物却不能自行治理，治理它们的是君主。《系辞》说：“治理财物，端正言辞，禁止百姓作恶，这叫义。”正是这个意思。君主不治理财物，权力就落在商贾手中；商贾操纵市场的权力，决定百姓物品的命运，而物品的缓急是人们时时都会遇到的。即使货物便宜也不得不卖，商人把价格压低一半以上；即使货物昂贵也不得不买，价格可以涨到成本的两倍、十倍甚至百倍。这样一来，愚昧的百姓凭什么生活繁育呢？所以卖不出去的货物就收购它，急需购买时就供给他；给货物作标记并记录价格，使人知道它的价钱。何况赊给货物以备礼仪，贷出本钱以经营生计，都是为了缓解贫困、抑制兼并，这样养育百姓的政策，不是很好吗？管仲调节物价轻重，齐桓公因此成就霸业；李悝实行平籴，魏国因此富强；耿寿昌修筑常平仓，百姓因此得到便利，这都是效法古制的成效。应当使这种遗风流传到今天；只要办事求得实效，官员任用得当，又有什么愧于古人呢？国用第十二。司市规定：凡治理市场上的财货、六畜、珍异物品，使有利于百姓的物品得到利益，使有害于百姓的物品消失，使有益的物品增多，使有害的物品减少，使奢靡之物减少。所谓有利于百姓，是指物品实在而质量厚；所谓有害于百姓，是指物品流通困难、质量低劣。使有利的物品增加，就是提高它的价格来征收；使有害的物品消失，就是压低它的价格来排斥。奢侈华靡的细巧玩好，只会使富人喜好奢侈，应当抑制它而已。又有禁止伪饰的规定：对百姓、商人、贾人、工匠，分别都有十二项禁令。之所以都各有十二项，是因为工匠不得制造，贾人不得出售，商人不得资助，百姓不得蓄藏。《王制》说：“器用不合尺度，不得在市场出售；兵车不合尺度，不得在市场出售；布帛精粗不合规定，幅宽幅窄不合度量，不得在市场出售；邪杂颜色扰乱正色，不得在市场出售；五谷不合时令，果实尚未成熟，不得在市场出售；木材不合砍伐标准，不得在市场出售；禽兽鱼鳖不合适宜的捕杀标准，不得在市场出售。”也属于这一类。治理财物的办法，以去除虚伪为首要。百姓的欺诈虚伪，大概是常有的心态，何况市场中粉饰行为、贩卖奸邪，无所不至呢？奸伪恶劣的物品如果可以混杂其中、欺骗人来获利，人们就会争相趋附。难道只有愚昧百姓受到欺骗吗？还会使人妨碍日常生产，荒废本业，去制造无用之物。人荒废本业，根本产业就不厚实；物品没有用处，国家财用就不充实。下民抛弃根本，上面失去实物财富，祸患就从这里开始。至于奢侈华靡之物，都是耗费人的财力；虽然不能全部去除，也应当加以节制，使它减少。孟冬的时令说：“不要有人制造过度奇巧的物品，以扰乱君上的心。”一定要以功用和质地为首要。《尚书》说：“不以奇异物品为贵，轻视日常实用物品，百姓才会富足。”说的就是这个。唉！治理国家的人，谁不曾有这样的意图呢？但说了必定守信、下令必定实行的人，实在太少了。国用第十三。遗人掌管国家储存的积粮，以等待施行恩惠。乡里的积粮，用来救济百姓的困厄；门关的积粮，用来奉养老人和孤儿；郊里的积粮，用来接待宾客；野鄙的积粮，用来供给羁旅之人；县都的积粮，用来应对凶荒。所谓委积，是计算九谷的数量，满足国家用度后，把剩余的粮食储存起来。囏阨，是说百姓有困乏时便赈济他们。门关，是说出入关门有税收，满足国家用度以外的部分，留下来奉养为国事死亡者的老人和孤儿。郊里，是六乡中居住在郊外的百姓；他们的积粮用来接待宾客，宾客到郊外与王国使者相接，便由此供给廪饩。野鄙，是说六遂之地有客人被羁留、不能离去，就在那里施惠给他们。县都，是说四百里、五百里之内，如果年成歉收，畿内畿外就相互供给。世间有饥荒丰收，是上天运行的常态；禹、汤这样的圣人尚且不能完全避免。至于困穷、孤独、寄居客地的人，都是国家常有的。安坐着看他们死亡，就不是仁人居上、把百姓看作受伤者的心意。若都推及恻隐之心，那么国家用度中有经常储存的粮食，哪一粒是闲置的？府库中的帛，哪一缕是多余的？如果这样却停止储备，祸患恐怕会很大。所以应当在大丰年时积蓄粮物，以备灾荒。仓人有余粮就收藏起来，以等待歉年分发。职内登记财物，以等待国家调拨使用，说的也是这件事。然而《洪范》说：“臣下不可擅自制造福泽。”晏子说：“私家施惠不能达到国家层面，使百姓不知道君主的恩德而认为是自己的力量，这是臣下常有的过错。”这也是国家的大患。因此乡师按时巡视国中和郊野，救济百姓的困厄，奉王命施行恩惠；这种考虑深远、礼意周到。这样看来，义仓的办法也是有所取法的。国用第十四。司救凡遇年时灾患、百姓疾病，就拿着节信巡视国中和郊野，奉王命施行恩惠。由此看来，不只是凶荒之后才施舍，疾病流行时也要施舍。四时的疫病，有时连续数月不能痊愈，有时全家都不能起床。壮年男子卧在床褥上，老人幼儿便无力做事；饮食不能供给，医药不能救治，以至于死亡，难道都是天命吗？君主应该因此动心。贾师凡遇天灾，禁止哄抬物价，使货物保持常价，也是为了这个。司关遇国家有大灾、疫病，就免除关门之征，仍然防守。由此看来，凶年不只是减免田租，财货的税也都应免除。疾病流行时也是如此。陷于饥荒的人为了谋求衣食，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做的，若还要征收其财货，又怎么能安置手脚呢？何况在疾病流行之时，怎能帮助天灾作恶呢？君主应该因此动心。掌客凡接待宾客，国家新建时减省礼仪，凶荒时减省礼仪，疫病丧亡时减省礼仪，灾祸时减省礼仪，在野外、国外时减省礼仪。由此看来，不只是年成低下时要削减国家用度，若新建国家以及疫病、丧亡、灾祸、在野外、在国外，也都要减省礼仪。礼仪允许节俭，并不责怪缺少；怎么能严重困迫无所依靠的百姓，还要求礼仪器物笾豆齐备呢？

译君主应该因此动心。膳夫在大荒年不备盛膳，大疫年不备盛膳，天地发生灾害时不备盛膳，国家有重大变故时不备盛膳。由此看来，不只是对外事务要减省礼仪，连君王的膳食也要因此降低。譬如父母，孩子没有奶吃，自己却每天享用膏粱，难道可以吗？君主应该因此动心。所以《曲礼》说：“凶荒年谷物不成熟，君主膳食不祭肺，马不吃谷，驰道不修，祭祀时不悬乐，大夫不吃粱，士饮酒不奏乐；都亲自减损，这是忧虑百姓的办法。”如果这样天还不因此感动、人民还不因此喜悦，费用不足、四海不安，我从未听说过这样的事。国用第十五。乡师依据国比之法，按时考察夫家人口多少，辨别老幼、贵贱、废疾以及马牛等物，辨别可以任役者和应当施舍免役者，掌管告诫、命令、纠察、禁令，审理狱讼。乡大夫按时登记夫家人口多少，辨别可以任役者。国中从身高七尺到六十岁，郊野从身高六尺到六十五岁，都征发服役。应当免役的，国中的贵人、贤人、有才能的人、服公事的人、老人、病人，都免役。按时把名册送入官府。所谓征发服役，是供给君上修筑、搬运、牵引、道路、水渠等劳役。国中免役的人多，服役的人少；人数少就劳苦，所以晚征发而早免除，即二十岁到六十岁。郊野免役的人少，服役的人多；人数多就较为宽裕，所以早征发而晚免除，即十五岁到六十五岁。君子对于役使百姓，调节他们的劳逸而使用，难道不能说合乎义吗？世上有些以仕宦、求学为主的乡里，有时一半人免役，那么其中务农的人不也很困难吗？上面却不加体恤，这是悖谬的。贵人有爵位任命，服公事的人有功劳，确实不可役使，但也只是免除他们本人而已。世上有一户人家全家都免役的，如果这样，老人、病人也可以全家不服役吗？至于马牛，也都要辨别它们是否能够任用、是否适宜役使。世上有人从未给牲畜喂草料，却责令他牵引车驾，因此耗费租钱、败坏家产的人很多。何况在水旱、疾病、疫病之年，对饥饿不加察看，对死亡不加设法，却拿固定制度来驱使他们供役，可以吗？所以均人凡均衡力役和赋税，都根据年成丰歉：丰年每旬公家用三日，中年每旬公家用二日，无年每旬公家用一日；遇到凶荒和疫病，就不征发力役，也不征收财赋。古代役使百姓一年不过三日，秦法却每月轮番服役，服役期满又服正役，一年戍守，一年服力役，是古代的三十倍，实在太不仁厚了！天下百姓背叛它，已经太晚了。国用第十六。大司徒用六种保息之法养育万民，第六种是安定富裕者。就是说平均徭役，不专门向富户征取。先王的法度真伟大，这大概就是他们拥有天下而百姓不厌弃的原因吧？孔子说：“人口已经多了，就使他们富裕；已经富裕了，就教导他们。”管子说：“仓廪充实，才知道礼节；衣食充足，才知道荣辱。”这样看来，百姓不富，仓廪不实，衣食不足，却想教他们礼节，使他们趋向荣耀、躲避耻辱，学者都知道这是困难的。可是到了治理国家时，却有反过来做的。田地都可以耕种，桑树都可以养蚕，材料都可以加工，货物都可以流通。只是凭这些致富的人，心中有见识，勤劳用力，早起晚睡，劳苦而食用粗淡食物，以顺应天时、听从上令。这样的人才可以成为百姓，反而憎恶他们，为什么呢？憎恶他们，就会加重他们承担的事务，增多对他们的要求；劳苦必然加在他们身上，费用也必然加在他们身上，富裕者有几个不会被削夺而变贫穷呢？假使天下都贫穷，作为君主的人难道有利吗？所以先王平均徭役，不专门向富户征取，以使他们安定。汉武帝时，计算商人的财产税；隐瞒不自行申报的，申报不完全的，都发往边疆戍守；一年之内没收入财产钱，并把其中一半赏给告发者。于是治理郡国的财产钱，获得百姓财物以亿计，奴婢多达千万，田地大县有数百顷，小县有一百多顷，住宅也如此。商贾中等以上人家，大多毁坏了百姓的产业，贪图美食华衣，不从事积蓄储藏的事业。在那个时候，天下没有灭亡，实在只是侥幸。世俗之人不辨是非，不分善恶，只把攻击强者当作要务。唉，富有的人就是强者吗？那些因椎埋等罪被诛杀的，究竟是什么人呢？《旴江集》卷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