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遗书卷十一中

译他在墙上写道：“读得孔子的书才是真快乐，即使住在颜回那样的陋巷，也不以贫穷为苦。” 一天跟随老师讲学，有人问禘祭的道理，先生说：“可惜啊。”那人少问了一句，老师问：“为什么？”先生说：“假如那个人再问一句，您不知道禘祭的道理，又凭什么知道呢？知道这个道理的人，对于天下万事就像看眼前的东西一样清楚。孔子一定是有他的说法的。”老师高兴地说：“能这样看待问题，就可以读《论语》了。”又有一天讲到“养心没有比减少欲望更好的方法”，先生说：“我私下认为，减少欲望没有比保养心性更好的方法。”老师说：“为什么？”先生说：“心是耳目四肢的主人。主人明白，就不会被美色役使；主人聪慧，就不会被声音役使。如果只是追逐声色，排除欲望，就变成主人和奴仆争斗。至于孔子所说的仁，我还不知道。”老师高兴地说：“能这样看待问题，就可以读《孟子》了。”二十一岁时，隆庆庚午年补为本邑诸生第一名；万历丙子年乡试考中第一名。这年冬天，南野公去世，先生服丧。当时先生的名声已传遍天下，他在文章方面斟酌古今，独自开辟新天地，学者像尊山岳、宗大海一样尊崇他。但先生退然自守，认为这些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内心真正契合的，是五经四书、濂洛关闽之学，致力于细致分析、深入探究，务求真正理解并努力实践，除此以外都不屑一顾。庚辰年服丧期满，参加春官试，名列第二十。廷试对策列为二甲第二名，任户部主事；与南乐魏昆溟允中、漳浦刘纫华庭兰以道义互相切磋，当时称为三解元。江陵相忌惮他的风采，有一天对申相国说：“您的门生中有三个三元，您知道吗？”他每日评论时事，俨然如同给一代人褒贬。相国说：“不知道。”江陵于是说明所谓三个三元就是三个解元某某，而三位先生果然因为时事一天比一天坏，相约写信给申公，委婉劝他匡正挽救。先生的信已经写好，等看到魏、刘两位先生的信后，感叹说：“已经说得尽善尽美了，我的话是多余的。”于是停止寄出。江陵生病，满朝官员像发狂一样为他向神灵祈祷，先生独自不肯同众官署名；有人威胁他，代他签了名。先生骑马飞驰而去，亲手把自己的名字抹掉。壬午年，江陵去世。先生调任吏部时，勤勉选拔人才，与同僚结社，以自己听见和看见的情况互相验证；对于边远地方的下级官员、山林中隐藏的德才之士，务必为他们阐明，使人们知道原本不知道的人。不久因钱太安人将满六十岁，请求归乡，读《易》《春秋》三年。丙戌年，授封司主事。丁亥年，考核京官和朝官。在此以前，南北两都的都御史长期没有合适人选。一天特旨任命章自修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海瑞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朝廷内外都庆贺圣明英断，认为两人确实是合格的都御史。当权者对此不高兴。于是御史房寰上疏，丑诋海公。先生的弟弟季时正因丙戌年廷试而考察吏部政务，于是和同年彭旦阳、遵古诸景阳、寿贤一起弹劾房寰，虽然各自都被削除名籍，却使正气得到了一次伸张。到这时，辛公主持考察计典，所判定的是非都与时俗相违，当权者更加憎恶他。工部尚书何起鸣正处在拾遗考察之中，有人对他说，如果何起鸣能够罢黜辛大，便能迎合执政者的意旨，于是他就同辛公一起归去。后来公没有失去原有职位，何起鸣大喜，便迎合旨意弹劾辛公，给事中陈与郊也随声附和，并且一同评论辛、何二人的升降；言辞实际上是在攻击辛公，结果辛、何果然一同被罢免。先生上疏大意说：“何起鸣究竟是君子还是小人？他弹劾自修，究竟有根据还是没有根据？御史高维崧等共同弹劾起鸣，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这些都是清清楚楚的。皇上因为起鸣弹劾自修而罢免自修，已经替起鸣报复了；可是又把维崧等四名御史降职，这又是为什么？皇上认为任用人出自朝廷，这话是对的。现在起鸣弹劾自修，结果自修被罢免；自修反过来弹劾维崧等人，结果维崧等被降职，那么维崧等人的任用可以说是出自朝廷吗？自修是否贤能，臣暂且不论；主管考察的人反而受到诋毁，大计这一重大典制一朝之间败坏，也暂且不论。只是如果认为维崧等人的奏疏是出于迎合上意，臣认为这是错误的。近年以来，猜忌频繁兴起，谗毁诽谤积聚成灾。幸而前些日子本部奉旨考察，不问恩怨，一概秉持至公；命令下达之日，朝廷内外一致称服，认为我皇上的明察、二三位执政大臣的宽容能做到这样，也看见人心公正明白，仍然没有泯灭，挽回局势或许还有希望。哪里想到又看见这样纷纷扰扰的事情？起鸣认为自己因旧日嫌隙而蒙受诋毁，自修认为自己因违逆时俗而招致怨恨，起鸣认为自修有所依靠而巧妙排斥他，自修认为自己受到委屈而急于辩解，这些都错了。难道只有维崧等人是在迎合上意吗？即便如此，给事中陈与郊等人深深诋毁自修，又是为了什么？眼下的办法，臣认为不如各自努力反省罢了。起鸣应当想想自己为什么受到众人鄙视；自修应当想想自己为什么使同僚猜疑；维崧等应当想想为什么一开口就招来侮辱；与郊等应当想想为什么一开口就引起疑虑。至于执政大臣，更应当加倍自我检束，严厉整饬百官。若把有当作无、把无当作有，勤勤恳恳、急切不懈，积累日久，精神就会透彻，诚意也会纯一。本来没有偏好，谁能强求别人同己？本来没有偏恶，谁能强求别人异己？即使那些心胸狭窄、气势锐利，自以为光明磊落而高人一等的人，也会惭愧悔恨，茫然自失。此前御史甘士价提出调和众议的主张，用意很好；只是没有致力于拔除根本、堵塞源头，而只想在声色之间调停，最终不是强迫上面迁就下面，就是强迫下面迁就上面。这就是臣不能不进言的原因。臣又看到如今的情形：不是科道官而进言的人，必定被斥责为“越职”“好名”，又说“这只是求取进身的捷径”；否则又说“这是做了许多不当之事，没有办法可想，只是借进言掩盖丑事、逃脱法网”。这四种情况确实都有，但不能不追究它们的原因。明朝兴起二百多年，西汉的经术、东汉的节义、唐代的诗词、宋代的理学，都文雅兴盛，唯独言官的气势稍显不振。天下多事，危急的言论和正直的议论，往往出自其他官署。就像我皇上登基以后，故相张居正掌权，几年之内，言官接连不断地歌颂、请求保留、祈祷，吴、赵、邹、沈、王、艾这些人，为什么如此寥寥无几？又如近日维崧等共同弹劾起鸣，本来属于公议；等皇上责问时，却纷纷惶恐推诿，没人肯居首，只顾谢罪，竟不能说明事情的始末，开阔圣上的心意。

译如果维崧等人确实能够披露内心实情，说明事实，剖析义理，恳切有力地陈述，皇上一看便能明白，也未可知。臣对此十分惋惜。由此看来，假使言官不被利益诱惑，不被威势恐吓，平常无事时不琐碎烦扰以致令人厌恶，有事时不依违回避以求容身，那么牵衣挽留、折断门槛的人并不缺少；但如果没有这样的环境，他们也无从振作起来发表自己的主张。既然如此，使人能够越职进言，是台省的责任。人的感情没有不喜欢顺从而厌恶违逆的，何况身居尊贵显要地位的人呢？他们的喜爱能使人荣耀，他们的厌恶能使人受辱。有一个人，端正言辞、严肃神色，侃侃而谈而毫不顾忌，怎么能不声名显著？他声名显著以后，居上位者却苦于承受不了，便厌恶、怨恨、废弃、摧折他，于是天下人都会在心中愤愤不平。一旦时势改变、事情改观，是非得到判定，又怎么能不特别提拔他呢？所以压抑他的人，反而成就了他的显扬；使他受屈的人，反而借此帮助他伸展；使他退处的人，反而帮助他进用。假如他的言论正确，就应当忧惧地接受；他的言论错误，也应当宽宏地容纳。只取用他的长处，不苛责他的短处；褒奖他的正直，不因他的狂直而恼怒。采纳他的意见，何必计较这个人？不采纳他的意见，又何必憎恨这个人？如果确实如此，人人都能够进言，那么还有什么名声可供买卖？有什么利益可以求取？又有什么丑事可以掩盖？这还不只是如此，我反而会因此获得宽容和正直的名声，收获采纳言论的好处。既然如此，使人能够借进言求取名声、谋求利益，又能掩盖丑事，是朝廷的责任。至于进言的人，大多意气用事而自鸣得意，不耐受约束，遇到事情便激愤发言，往往超过分寸。听的人心中本来就不服，退下后再考察他的行事，又觉得不能满足自己的心意，便说：“你用古人要求我，为什么不也用古人要求自己？”而迎合上意的人又借机陷害他，寻找污点、挑剔毛病，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便把他的言论置之不理，同时轻贱他这个人。假如士人能够洁身自好、修养品行，在家不愧对妻子儿女，出外不愧对朋友同僚，那么他本人自然受到尊重，他的言论也会受到重视，怎么会没有人听取呢？既然如此，使人能够被举出来而陷入众人诟骂之中，是进言者自己的责任。所以臣认为，也不如致力于自我反省。自己反省，上面就没有空闲把言论当作罪过，下面也没有空闲把言论当作求取声誉的手段；各自尽到自己的责任罢了。此前科臣杨廷相想严厉惩罚矫激之风，臣愚见以为，将来的祸患恐怕恰恰不在矫激。如果说从前张居正掌权，应该崇尚异议；如今不是那个时候，应该崇尚同调，那么即使唐虞之时也是如此，朝廷上还有争辩，民间还有诽谤，孔子也说：“国家有道时，要有危险正直的言论和行为。”不以唐虞有道的时代来要求今天的天下和百姓，却只拿今天同张居正掌权的时期比较高下，这是臣感到痛心的地方。奏疏上呈后，皇上下旨严厉责备，贬为湖广桂阳州判官。当时王京兆麟对人说：“顾勋部调和辛、何二人的议论，尤其是要求各自反省的主张，实在切中要害，拔除根本、堵塞源头，我们这些人应当各自抄写一份，放在座右。”陈司寇雨亭公对王娄江说：“顾勋部立论最为公正，为什么反而不能免祸？”娄江愤然说：“他拘守书生见解，顺从道路上的议论，哪里知道朝廷深处的苦心？”司寇说：“书生的见解应当守护，道路上的议论也应当采纳。”勋部的苦心，也不能不察看。先生到桂阳后，当地士人都来请教。先生说，桂阳是桺子厚、苏子瞻两位先生被贬居住之地，庄定山先生也曾被贬到这里，对百姓有很大的恩惠。于是把居所题为“媿轩”，以表示面对前贤的惭愧。又认为桺氏已经超越了文章本身，苏氏还没有离开文章，庄氏差不多已经超越文章了。他深感惭愧，认为除了文字之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使桂阳众多士人受益；先立身行事而后作文，大体就是这样。戊子年任处州府司理，先生想到太安人不愿远行，太安人也不同意；恰逢季时授任南康郡博。季时说：“叔父外出任职，难道让我留在家中吗？”当天便请求退休。于是先生到任，专心致力于教化。有兄弟争讼多年不能解决，先生召来对他们说：“你们的两只手、两只脚会互相争斗吗？兄弟如同手足，彼此争斗不是很奇怪吗？”既然手足相争，又有什么可奇怪的？既然已经争斗，就自己治理自己吧。先生各给他们一根杖，对兄长说：“替我打你的弟弟。”又对弟弟说：“替我打你的兄长。”两人互相看着，惊愕不已，先生故意催促他们。两人叩头请求说：“过去官府替我们剖析曲直，所以我们不服；如今我们服了，因为根本不知道谁曲谁直，只愿重新做人。”先生很高兴，命兄弟互相作揖道歉。两人大哭着离去。当时蔡御史巡视浙江，不敢以官事求见先生，便借故让他差遣回乡。己丑年为太安人服丧，辛丑年又任泉州司理。壬辰年考核群吏，先生因公正、廉洁、寡欲，被推举为天下司理第一。不久升任主事，进入考功铨司；出仕后又重新入任，从先生开始。这一年下诏将三位皇子一并封王，先生倡议四司上疏，大意说：“我伏见皇上思考祖训中关于立嫡的条文，想暂且把三位皇子一并封王，以等待将来有嫡子便立嫡子、没有嫡子便立长子。由此可知皇上有所警惕，不敢自作专断，必定要上合圣祖之心才安心。又见皇上谕告辅臣王锡爵等说：‘朕是天下之主，无缘无故在这里受到诬陷。’由此可知皇上心中有所不满，不敢自我宽慰，必定要下合天下人的心意才安心。只是‘等待’这一说法，皇上据此认为合乎正道，天下人却共同据此认为失当；这是吉凶的根源、安危的关键，不可不早加辨析、谨慎防范。太子是天下的根本，确立根本就是不忘天下；预先确定太子，是为了巩固根本。因此有嫡子便立嫡子、没有嫡子便立长子，这是正确的；等待嫡子，不对；就当前事实论定是否有嫡子，对；等待将来再论定是否有嫡子，不对。‘等待’这个说法，拖延而不能决断，悬置而难以预期，动摇不可刊改的典章，冲毁不可轻易改变的防线，毁弃不可携离的信约，丛生无法解开的疑惑，开启无法挽救的祸端，留下不可预测的忧患，实在不可行。皇上称述祖训，情意十分恳切。”

译只是祖训所记载的“立嫡”“待嫡”两条，各自有具体主旨，拿它们来比附建立储君之事，显然完全不同。皇上只是因为它符合自己的心意，便援引附会它，这是遵守祖训呢，还是违背祖训呢？这是第一个不可行之处。我朝建立储君的家法，东宫不等待嫡子，长子不与其他皇子一同封王，朝廷大臣已经说得很详细。皇上因为它不合自己的心意，便一概置之不理，难道皇上新创的见解竟能超过列圣吗？这是第二个不可行之处。拥有天下的人称为天子，天子的长子称为太子，太子的长子称为太孙。天子与天相联系，君主与天本为一体；太子与父亲相联系，太孙与祖父相联系，父子祖孙本为一体，主持祭祀、继承宗庙就在于此，不能加以紊乱。如今想把三位皇子一并封王，长子的封号与什么相联系呢？如果没有所联系的对象，就难以确定名分；如果有所联系，又难以落实实际。这是第三个不可行之处。皇上也只是说这是“权宜之计”罢了。所谓权宜，是不得已才设置的。长子升为太子，其他儿子分封藩国，在道理上顺当，在情理上安稳，在名分上相称，在祖训上合乎常规，有什么可疑虑的？又有什么牵制？有什么不得已而这样做呢？嫡长子与诸王地位相等、势力都大，才是造成逼迫的原因，难道是小事吗？”}], 却姑且任其发展，这是第四个不可行之处。皇上以圣祖为法，圣子神孙又以皇上为法；皇上尚且不难创立过去没有的制度，后世难道还会难以沿袭已经有的制度吗？从今以后，幸而有嫡子还可以；否则便是没有东宫了，岂不是贻误万世的大计吗？又幸而皇上如今日这般英明还可以；否则便会使所有皇子都成为东宫，这难道不是酿成万世大患吗？这是第五个不可行之处。皇后是与皇上共同承继宗庙社稷的人，只要宗庙社稷有了合适的继承人，皇后的职责就完成了，难道一定要有嫡子才觉得满意吗？皇上是以父亲之道统治天下的，皇后是以母亲之道统治天下的，二者本为一体。皇上的长子就是皇后的长子，即使恭妃也不能把他据为己有；皇上的众子就是皇后的众子，即使皇贵妃也不能把他们据为己有，这是因为都统属于尊长。如今平民之家，妾有了儿子，也把正妻当作嫡母，难道非要亲生才算儿子吗？又难道一定要像辅臣王锡爵所请求的那样，必须行拜礼以后才称为儿子吗？皇上为什么不以大义断定，却要做这种小事？这是第六个不可行之处。何况起初奉旨只说稍候二三年而已，不久改为二十年，又不久改为二十一年，然而这仍然可以用年限作为期限。如今却说要等待嫡嗣，那么以后便不能再以年限作为期限了。恩德的诏令刚刚公布，圣意却忽然改变；期限屡屡推迟而越来越宽缓，若不是因为预先亵渎圣意，若不是因为群臣激切进言，那又凭什么向天下谢罪呢？这是第七个不可行之处。作为天下之主，没有谁不是把天下放在心上的。自从三王并封的诏命下达，一天之内叩击宫门、上呈封事的人便数不胜数。至于里巷小民，也怅然若有所失，惊愕不安，聚集家族议论。这是谁使他们这样呢？是人心共同的公意。皇上却还责备元辅王锡爵要担当责任。锡爵日夜赶来应召，正是想替皇上决定这件大事，排除群议而顺从圣旨。这难道就是所谓担当吗？只有矢志不移、积累诚意，一定要使皇上处在没有过错的地步，才是真正的担当。否则，皇上尚且不能把天下怎样，又何况锡爵呢？这是第八个不可行之处。皇上天资神明，确实不是沉溺宠爱、亲狎私昵之类。然而不肯退让的人，是看见影子便怀疑实体，听见回声便怀疑声音。皇上正认为自己无端受到诬陷，天下却将认为皇上无端反悔。无端受诬，难道只是皇上有所不能忍受吗？我们这些臣子也替皇上感到不能忍受。无端反悔，难道只是我们不能替皇上解释吗？皇上也不能替我们解释。皇上的盛德大业，可以与三代五帝相媲美，却竟然遇到这种意外的纷纷扰扰，难道不可惜吗？这是第九个不可行之处。这一切都只要等待皇上一句话便能解决。伏望皇上反躬自省、长远思虑，把成法看作绝对不可违背，把舆论看作绝对不可违拗，把最初的诏命看作绝对不可背弃，把新的说法看作绝对不可实行。早日正式册立皇元子为太子，皇第三子、皇第五子都赐予王爵，使父父子子各尽其道，君君臣臣各安其位，兄兄弟弟各守其序；宗庙的福泽、社稷的庆幸、万世无疆的吉祥，都将由此而兴盛。我又写信给娄江公说：‘昨天请教册立太子这件事，实在有百般困难。圣旨已经确定，怎样才能改变汹汹的人情？怎样才能使局势安定？上面想不违背明旨，下面又想不惊骇人情，所以说困难。究竟说来，请求确定期限这一着，尚且还可以谋划；然而除了阁下没有谁能够承担。自万历十四年以来，朝廷大臣因建储而请求的奏疏不下数十篇，而皇上的旨意也几经改变。然而说等待二三年，就是二三年而已；说等待超过十岁，就是到十岁而已；说二十一年，就是二十一年而已。期限未到便请求，皇上可以拿激扰圣听作为推辞；期限既到才请求，皇上又有什么理由向天下谢罪呢？这种拖延的办法，是可以穷尽的。如今又以等待皇后生嫡子为借口，从今以后再凭什么依据来请求呢？这种借口式的办法，是不可穷尽的。阁下请端正心意仔细思考。皇上的旨意之所以屡屡推迟，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是册立太子的盛典。九庙神灵将显威，两宫心中欣愿，百官万姓都在仰望企盼，而一提到这件事便获罪。如果竟有极不合皇上心意的地方，又是什么原因呢？也可以推知了。三王同时封王，尊卑相等、势力相齐，也已经可以看出端倪了。阁下难道没有想到吗？从前秦皇、汉武，难道不是盖世雄主吗？只因一念稍有偏差，便落入妇人女子之手。即使是这两位君主，谁能料到会这样呢？如果说‘有嫡子立嫡子，无嫡子立长子’这两句话像日月星辰一样明白，谁能从中作奸呢？那么长幼有序的圣旨，已经不止一次说明了。为什么到了今天反而又增加立嫡的条文，再用祖训加以重压，借中宫之名来回旋弥缝，使改变越来越容易、挽回越来越困难呢？一年又一年，究竟什么时候才是尽头？我私下认为，应当听任九卿、科道仍旧尊奉历次诏旨，共同上疏请求，而阁下从中调停，恳切地请示确定期限，即使很迟也不得超过一年。这样或许能使圣心确有主张，不开窥伺的端绪；人心也有专一归属，不萌生反复猜疑的祸端。

译议论正喧嚣时重新确定，国本几乎动摇却得到安定，这才真是阁下的功劳。假如一次请求不能成功，就应当到第二次、第三次，甚至十次百次；至于辞去职位也可以，至于死生也可以。如果皇上悬置一个未必实现的说法，来掩盖已经决定立长子的诏命，阁下又抱持一个必不实现的见解，来构成主张立嫡的托辞，彼此互相辜负，这不是今日君臣应有的情形。癸巳年，内计功郎赵侪鹤先生秉持至公办事。执政的弟弟，他不顾；执政所庇护的人，他不顾；太宰的外甥，他不顾；自己的姻亲，他也不顾。计典考核的结果，人们说二百年来没有像这次这样符合舆情的，而先生与李公元冲实在从旁辅佐了此事。政府大为恼怒，赵先生借刘黄门道隆上疏评论科道拾遗人员不应留用之机，于是票拟圣旨严加斥责，将先生与元冲降职调任。元冲公上疏说：‘近来皇上严厉责备吏部专权结党，赵南星被降职调往外任。我等平生以道义与南星相互期许，及至同在一部，又以职务彼此切磋。此次内计考核，起初咨询，继而商议，我等都参与其中。至于议论留用虞淳熙、杨于庭二位大臣，我等也认为这是出于爱惜人才，曾经从旁劝助。如今南星获罪，我独有什么理由可以免罪呢？南星一心奉公，不因私情庇护，也不因权势而动摇，希望稍稍挽回衰败的风气，以报答皇上，却竟然不能免罪。何况我等自量才识远远不及南星，迂拙鲁钝，或许还超过他。如果再厚着脸皮留在官列，将来招致祸患和罪责，恐怕会比南星更严重。既然如此，与其罢免南星，哪里比得上罢免我等？与其留用我等，哪里比得上留用南星？伏望皇上扩大天地般的度量，增加日月般的明察，想到南星为自己谋划虽拙，为国家谋划却忠诚，恢复他的原职，以此鼓励任事之臣，不要只使那些被考察之人感到快意。倘若始终认为他专权结党，请把我等一并罢斥，不要让南星独自承担罪责。’没有得到答复。不久，先生主持选官，以扶助阳正、抑制阴邪为根本，以不激进、不随从为方法。他对娄江公以至诚相待，每件事都必定告知，希望加以转变；但凡举用贤才而与世俗相抵触的事，娄江表面答应，实际上暗中阻挠。先生察觉其中的险恶，趁娄江休假，推举孟公一派的人才，却没有告知王公德新，奏疏一上便被压下。娄江又表面高兴，对先生说：‘主上的征兆非常好，从此正人应当赶紧推举任用。’ 先生又察觉其中的险恶，说：‘幸而有好的征兆，正不必急切聒噪。’不久，会议推举阁臣的命令下达了。在此以前，先生在勋司，恰逢邹南皋先生请求罢免娄江，说：‘昨天文书房传旨，说要放他离去。’先生说：‘不是这样。如果放他离去确实是正确的，相国就应当承认皇上这样做是正确的，该部也应当承认相国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放他离去是错误的，相国就不应承认皇上这样做是错误的，该部也不应承认相国这样做是错误的。’娄江无言以对，最终上疏请求留用。又一天，太宰孙公立峯被罢免，正推举代理人时，少宰赵公定宇署理印信，娄江嘱咐他首先推举大宗伯罗康洲万化先生，说：‘不可以。内阁是翰林的最终归宿，冢宰是各衙门的最终归宿。如今天下大势已经转而归入内阁，何况还可以让冢宰兼据其中吗？’选郎刘用斋说：‘嘉靖年间不是曾任用吕余姚、严常熟吗？’先生说：‘那时威权在世庙，决定出于圣心，所以可以；如今威权在内阁，决定出于相国的指使，不可以。我太祖废除中书省而设置六部，只是怕权力不分散；严分宜以来，内阁兼并六部而把权力总揽，只是怕权力不集中。’ 权力分散，彼此牵制，权臣不能行私，是国家的利益；权力集中，独断专制，各人不能守住自己的职分，是权臣的利益。国家安危的关键，就在这里。怎么能背弃圣祖而顺从严分宜呢？何况过去内阁的推举，往往也任用各衙门的人，不专用翰林；即使由冢宰兼翰林，也可以。如今不能使内阁与各衙门共同承担，却又要使冢宰与翰林相兼，这也太过分了。因此谈论任人的大道，只应当问谁可以任内阁，谁可以任冢宰，不应当问谁代表某个衙门来论救时局。大的关键在于把冢宰与翰林相通，这种形势容易沟通；把内阁与各衙门相通，形势困难，不可不深思。刘用斋听后大为惊愕，于是和先生拜访少宰。少宰说：‘议论已经形成，而且近来又有吴镇揭发断绝婚事，怎么办呢？’先生说：‘国家大事，难道要回避小小的嫌疑吗？自从王杨相继任部官以来，他们把内阁的指使当作对待奴婢；到陆平湖才开始端正统属均衡的体制，孙余姚遵循而不改变。内阁对此咬牙切齿，接连把他们免职遣归。千思万算，才想出这一着，使吏部与内阁合为一家，其祸害真是说不尽。’从前高中元以内阁兼任冢宰，一天进内阁，一天进吏部，这是把分身当作全身。如今内阁利用本衙门的人来任冢宰，这是把分身当作全身。作用似乎不同，手段却完全一样，我私下担心自己每天陷在他们的圈套中而不自知。赵公醒悟说：‘如您所说，利害竟然如此严重。’于是前去对娄江说明。娄江说：‘是谁提出这个议论？’回答说：‘顾稽勋。’娄江无法驳倒，于是冢宰便得到了陈公心谷。娄江曾有一天对先生说：‘近来有一件怪事，你知道吗？’先生说：‘是什么？’娄江说：‘内阁认为正确的，外间舆论一定认为错误；内阁认为错误的，外间舆论一定认为正确。’先生说：‘外间也有一件怪事，您说是什么？’娄江问：‘是什么？’先生说：‘外间舆论认为正确的，内阁一定认为错误；外间舆论认为错误的，内阁一定认为正确。’二人相视而笑，便作罢了。到了这次推举阁臣陈公心谷时，娄江说先生暂且不要说话；各人分别写出所知的人选，每份列七人，结果都共同首先推举旧辅王对南。先生也同意，陈公大为高兴，便让先生说明。娄江大为恼怒，说：‘为什么不推举康洲？’先生说：‘外间舆论有一半不同意，假如言官这样说，究竟是他们自己承认，还是推举阁下承认？如果由推举阁下承认，吏部何必自己承认？又怎能成为吏部的意见？’

译这两件事我们都不敢说出口。’娄江更加恼怒，说：‘前次推举罗君为冢宰，您说翰林只适合推举为内阁；如今推举内阁又不可以，为什么？’先生说：‘前次谈的是事情，这次谈的是人。’娄江又嘱托相国赵兰溪出面说明。先生说：‘公论所在，司官不敢误导堂官。’娄江又亲自写信给陈公，陈公说：‘公论所在，本部不敢误导朝廷。’少宰赵心塘是罗康洲的门生，又向陈公说明，陈公说：‘这不是本部可以专擅决定的。’他又去说明，先生说：‘这不是本司可以专擅决定的。’赵公对陈公说：‘明天会同推举时，一定要推举他。’陈公笑说：‘堂官有口，司官有笔，这是二百年的旧例。假如老先生开口举荐，而司官不落笔，又怎样收拾？’到了会同推举时，王给谏弹劾罗康洲的奏疏也送到，而娄江必定不能容忍先生，于是先生被削籍归乡。给事逯公确斋上疏极力论说，认为宪成因为秉持直道而被斥退，恐怕从今以后，不像王国光、杨巍那样的人，就不能有一天担任太宰；不像徐一槚、谢廷寀、刘希孟那样的人，就不能有一天担任司官。是非善恶混淆，举措颠倒，将使黜陟官员的重大制度成为权贵之家发泄爱憎的工具，使铨选人才的要地成为私门培植桃李的场所。天下不知道什么是是非，人心不知道什么是劝惩，风气随风飘荡、随波流转，没有人追究究竟应当遵循什么等级。确斋也被贬斥。先生曾说：天下的事情，君主与宰相同心，才可以办成。对于内阁和铨选之事，即使同心也只完成了一半；如今这些都没有了，只剩三十名巡抚、十三名提学可以选择任用。如果能全部选得熟悉人才和民生的人，或许还可以略有补益。先生当时正勤勉不懈地做这件事。那时，太宰是宋陆、孙、陈四位，四司则有王秋澄公、邹大泽公观光、孟云浦公化鲤、赵侪鹤先生，以及先生本人，都是一代最优秀的人选。虽然人才没有全都得到任用，但贤者相继出现，前后遵循同一条道路。到了先生主持选官时，人心更加蓬勃，政治风气发生了重大变化。然而宦官的请托不能实行，掌国者的好恶又彼此相反；两者合在一起，表面施行、暗中设置阻碍，非要把贤者全部驱逐才罢休。自从先生离去，防堤全都决裂，有见识的人不能不叹息痛恨。先生归乡后，又因积劳成疾，头部昏沉，眩晕而痛苦。乙未年春天，病势几乎危殆。几个儿子围在身边哭泣，先生睁开眼说：‘人有来处，也应有去处，这有什么可悲伤的呢？’ 忽然病势好转，吟诗说：‘茫茫天地造化任凭推移变迁，消息盈虚总是自然而然。若想在其中判断取舍，请看看四十六年前。’到了丙申、丁酉年，病情才逐渐痊愈。病中体察研究心性之理更加精微，所以《札记》开始于甲午年。戊戌年，开始在二泉之上会见吴中各位同道，与管东溟辩论‘无善无恶’。管东溟的学说贯通三教，实际上以佛学为主。先生说，佛学三藏十二部共五千四百八十卷，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无善无恶’，七佛偈已经说得明白了，所以提取要旨纲领，竭力剖析这四个字。又说，在告子那里辨析这四个字比较容易，在佛氏那里辨析这四个字比较困难，因为告子的见性粗浅，佛氏的见性精微。在佛氏那里辨析这四个字容易，在阳明那里辨析这四个字困难，问题就在佛氏自立空宗，暗中败坏了儒家的实学。他说：‘自古圣人教人，不过是行善去恶而已。行善，是因为善本来就是自己固有的；去恶，是去掉本来没有的东西。本体如此，工夫也如此，达到的目标只有一个。阳明难道不也教人行善去恶吗？然而既然说无善无恶，又说行善去恶，学者执着前一句，就不得不忽略后一句。为什么呢？’ 心的本体无善无恶，那么通常所说的善与恶，都不是我本来固有的东西。都不是我本来固有的东西，就都是情感意识在起作用。都是情感意识在起作用，就都不能免于成为本体的障碍。这样将选择什么来实行，还没有答案。心的本体无善无恶，那么通常所说的善与恶，也都不是我所能拥有的东西。都不是我所能拥有的东西，就都是因感受遭遇而产生的应对痕迹。都是因感受遭遇而产生的应对痕迹，就都不足以成为本体的障碍。这样将选择什么来去除，也仍然没有答案。心的本体无善无恶，我也只是无善无恶罢了。如果还要选择某种善去实行，便不免有恶，便不是所谓无善无恶了。阳明说：‘四无之说，是为上等根器的人立教；四有之说，是为中等根器以下的人立教。’这就是说，阳明已经用无善无恶扫除了行善去恶。既然已经扫除了，却还想把它保留下来。即使说行善去恶的工夫从初学一直到圣人终身无穷，他们也只把它看作权宜之教，而不是实学。谁肯听从呢？既然已经提出一个虚寂，又担心养成一个虚寂。即使一重又一重地教诫，一重又一重地嘱咐，他们也只认为这是对众人说的，不是对我们这一类人说的。又有谁肯听从呢？为什么会这样？人们喜欢上面的、厌恶下面的，喜欢容易的、以困难为苦，大体上人情都是如此。先把他们所喜欢的交给他们，随后又用他们所厌恶的困扰他们；先把他们所喜欢的交给他们，随后又用他们所苦恼的牵累他们，这样的做法一定行不通。所以说：只要执着于前一句，即使想不忽略后一句，也做不到；至于忽略了后一句，那么前一句即使想不败坏，也做不到。罗念翁说：“整天谈本体，却不谈工夫；刚一提到工夫，便把它当作外道。即使阳明先生再生，也一定会皱眉。”王塘翁说：“心、意、知、物都无善无恶，求学的人把空虚的见解当作真实的觉悟，必定会把这句话当作鸩毒来服用，没有不害人的。海内有些人号称超悟，最终却因破戒而背负大恶之名，正是中了这种毒所造成的。况且‘四无’之说，是针对本体而言的。阳明当时说这是接引上根人的法门，而有识之士竟把它等同于鸩毒。‘四有’之说，是针对工夫而言的。阳明只说这是接引中根以下人的法门，昧于此理的人便把它等同于外道。那么，阳明如果再生，亲眼看见这种弊病，将会痛心疾首、扼腕叹息，不能有一天安宁，哪里只是皱眉而已呢？”先生的说法十分详尽，见《证性篇》。

译于是先生常常对攀龙说：“日月已经流逝，百工都在作坊中完成自己的事情，我们难道可以没有讲习的地方吗？”锡地原有东林书院，是宋代龟山杨先生居住的地方。杨先生离开萧山归来后，依附邹忠公志完住在毘陵。忠公不久去世，他又依附李忠定公伯纪住在梁溪，共计十八年，往来于毘陵、梁溪之间，栖居东林，阐发伊洛之学。后来书院废为僧舍，邵文庄公谋划修复，却没有成功。到了这时，先生凭吊遗址，感慨地说：“大概就在这里吧！”于是把这件事报告给当道者，修葺杨先生祠堂，同道之人共同建造精舍居住。甲辰年冬天，才开始会集吴越的士人朋友。先生为此订立约规，完全以考亭、白鹿洞的规约作为教法，关键在于亲身修养、努力践行。先生曾说：“讲学从孔子开始，但说到讲学，容易落到口耳之间，所以‘先行后言’和‘慎言敏行’的训诫，我始终反复叮咛。”至于他自我表述时，不把自己放在仁圣的地位，却只处在教诲人的位置。看来，那些谈圣说仁、聪明善辩的人，还可以寻找一些奇特之处，卖弄一些技巧，炫耀一些才华；但推究到不厌倦、不懈怠的境界，一切这些都派不上用场。那么，孔子所说的工夫，恰恰就是本体。世人所谓的本体，层次高的不过是一段光景，次一等的不过是一种意见，最下等的不过是一场议论而已。我深深忧虑世间的学者喜欢趋向便利容易，冒然把自然状态认作真实境界，因此对于“不思不勉”“当下即是”等说法，都让他们追查其源头，究竟是不是从性命之学上透彻领会而来的；又劝他们考察关头，究竟是不是在境界上真正闯过来了。这些都是先生切实教导人的地方。丁未年，娄江相再次征召先生，先生梦见自己为他设宴送行，握着他的手说：“有这样的君子在，我怎么忍心辜负他呢！”郑重叮咛，再三重复，直到流泪哭泣，不知不觉大声呼喊，屋里的人全都惊醒，而泪水也已经浸湿了枕头。先生不忍心虚掷这段真诚，于是把梦中的话写出来送给他，但他没有省察。戊申年，诏令起用先生为南京光禄寺少卿。先生同诸位同道商议，有人说应当赴任，有人说应当停止。先生说：“做官宁可退不要进，我已经衰老了，应当顺从退隐的一方。”于是请求退休而得到允许。太宰孙立亭公没有察知沈司马继山、李司徒修吾的情形，先生说：“太宰被人误导，乙未年的事情已经很可叹了。如今如果又固执地坚持自己所受的误导，那么从前的错误就再也无法挽回。可惜了您的晚节，天下人也会因此受到牵累。” 这种弊病的结果，是我自己处在进退两难之间。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关键，可以成全三位贤者，撤去一张罗网，于是我写信送给您。当时，司徒已经受到弹劾，把情况告知了政府；然而这件事同当时的政治局势极为抵触，于是有人憎恨这些多嘴的人。朝廷上的议论纷纷扰扰，天下都震动不安。有人说先生应当设法为自己辩明。先生答复说：“我读了南北各位君子的奏疏，有些使我跃然欢喜。欢喜什么？欢喜听到善言。有些使我惭愧羞耻。羞耻什么？羞耻于过分的赞美。有些使我悚然畏惧。畏惧什么？畏惧由此助长争竞。有些使我忧愁不安。忧愁什么？忧愁因此激发祸患。这样看来，凡是纠正我、评判我曲直的人，都是在提携鞭策我；凡是提携鞭策我的人，都是在成全我。我尚且不知道应当怎样修养，才能稍稍报答德意的万分之一，又有什么可计较的呢？”东司徒说：“赤金处在烈焰之中，借助火的力量，才使真正的颜色显露于世。也像我们这些人借助各位贤者的力量，才使真实的面目显露于世。各位贤者确实对我们有功，这就是古人拜谢昌言的原因。”凡是先生自我反省，都是这样。大概先生认为，在江陵当政时，吴、赵、沈、邹诸位君子冒着万死竭尽力量，为天下扶植纲常。魏中丞见泉公任侍御时，论述科道积弊，触犯了张蒲州相国，使他被罢职；李司徒上疏抗辩救护张相国，也被罢职。此后，司徒历任中外官职，吴、浙一带的诸位宰相没有喜欢他的，四明对他尤其怀恨。到了矿税之事兴起，豺狼般的势力遍布天下，司徒巍然扼守南北交通的要冲，使江淮千里之民有所倚赖而不感到恐惧，也不想到作乱。这个人确实是世道所依赖的，所以无论朝廷内外，人们都为天下共同惋惜他。他所珍视的，确实表现出他的宏大胸襟。先生常说：“我从尼圣那里观察人的方法，得到五条标准：仕进时没有不是讥刺的狂士和狷士，退居时没有不是讥刺的乡愿，这是第一条；能够承受重大的事情，不以浅陋的见识自限，这是第二条；能够察知众人的恶，这是第三条；喜欢善的程度超过喜欢一般的好，厌恶恶的程度超过厌恶一般的不善，这是第四条；从人的过错中看出他的仁，这是第五条。”至于朋友之间的交往和情谊，不是用来评论先生的依据。难道先生会仅仅因为朋友之间的交情，就在天下树立门户、彼此争斗吗？我曾见他写信给熟人说：“我私下观察近来的局势，实在像冰山将要崩塌。弟在旁边静静观察，也不过是开始于意见分歧，形成于意气激愤罢了，并非不能转移、联合。若真想使局势转移并联合起来，大概有办法：局内的人应当把自己置身于局外，以虚心处置它，这样才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局外的人应当设身处地置身局内，以公心裁量它，这样才可以充分体察别人的本性。什么叫虚心？各自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求取，不从别人的职责范围内求取。各自在独自见到、独自知道的地方争论，不肯退让；在共同见到、共同知道的地方争强斗胜。什么叫公心？认为对的就说对，认为不对的就说不对，不故意含糊其辞；知道正确之中有不正确，知道不正确之中有正确，不偏执于一端。这样一来，意见本来不期待融合，也会自然融合，哪里还容得下分歧？意气本来不期待平息，也会自然平息，哪里还容得下激愤？这对国家大概也有好处吧！至于自我责备却很轻，对别人则以严格的标准责备；周全地对待自己所爱的人，就只看见他的美处，甚至把他的缺点也说成美处；而对于自己憎恶的人，则只看见他的缺点，甚至把他的美处也看成缺点。这样一来，事情中的过错如此，持议论的人也如此。好像用水助长水势，用火助长火势，这是把君子变成小人，把一家变成敌国；这是把百年有限的光阴全都用在彼此争斗、竞逐上，而不用在互相补救、互相援助上；这是把双方有限的精神全都用来维护各自微小的体面，而不用来为君父、显赫的国家和百姓效力。难道不可惜吗！”先生的用心就是这样。先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慈善宽惠，浑然出于天性。

译他的父亲南野公，是一位豪杰之士，却不能养活自己，反而慨然仰慕范文正公的为人。先生还是诸生时，有司发给他灯油和膏火的费用，南野公说，读书人不应接受别人的怜悯，一定要谢绝它才痛快。先生谨慎周全地奉行父亲的意思来应对处置，因此早年成熟、志向高远。先生兄弟四人，南野公命令长子、次子经营生计，叔、季二人治经求学。经营生计的人负责辅助，治经求学的人因此能够专心。先生和幼弟有时不问生产之事，仲公善于筹划，又多得天助，家业到晚年才渐渐兴起。兄弟们都想到南野公仰慕范公却抱负未酬而终，于是捐出产业，供养族中贫困者和地方上的事务。君子说，人若有这样的志向，上天就会成就他的事业。先生对两位兄长像对父亲一样敬重，对弟弟则像对朋友一样资助；一举一动，没有不由仲兄承担协助；一字一句，没有不由季弟参订。东林书院的创建和经营，是仲兄的功劳；切磋学问，是季弟的功劳。先生说：“我能得到兄弟们这样多的帮助，真是幸运。”对于宗族亲属，有供养他们终身的，有延及他们第二代的；对于老师和学生，则供养其生养、死后殡葬；对于朋友，从幼年相交的，到老年都没有不相互欢聚的。即使有人因有机会而趋利，几乎败坏自己的名声，先生也安然不问。对于同县而在四方做官的人，只要一定默默地为他们提携扶助；只要有一项长处可以显现，就一定尽力为他表彰。那些人却不知道这一点。对于兄弟的儿子，先生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爱他们，像父亲一样教导他们；兄弟中有前母、后母所生的，有承继嫡系的，他一定使各人都得到适当的安排。他说：“我把兄弟的孤儿看作兄弟的孩子，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的父母看作兄弟孤儿的祖父母，也就都当作孙辈一样。哪里还分什么前母、后母？什么承嗣、嫡出？我想到大兄年轻时独自辛苦，希望得到报答却没有机会。大兄的儿子参加有司考试，我一定替他们通报姓名，说：‘考试是公家的制度。’我想到我的兄长，只是姑且把他的儿子们通报上去，以备有司采择，这是私人情谊。对于自己的儿子，我绝不替他们托人求情。我曾告诫长子说：‘凡是做父亲、兄长的，没有不爱自己的子弟，没有不希望他们读书进取的。如今府县考选童生，我始终不愿意让你的名字被主考者知道，并不是不托人，也不是抛弃你、看不起你，而是我自有道理。从义理上看，男子有七尺之躯，顶天立地，怎么能向别人开口说一个“求”字？孟夫子所说的齐人一章，讲的就是这个“求”字。读到那篇行状，实在羞愧得不能把它当作平常文章来看。从命运上看，穷困或通达、顺利或困顿，落地出生时就已经确定了，怎么能够增加或减少一点呢？眼前人人都想做秀才，但最终能不能做到，自有一定的数目。如果可以凭权势去求取，可以凭贿赂去求取，那么那些不会求取的人，岂不是连命运造化也变得炎凉无常了吗？从我自己的身份来看，我本来没有丝毫长处，只是依赖祖宗的庇佑，幸而考中一第；后来再次做官又没有成效，即使犯有丘山一般的罪过，仍然穿暖吃饱、安享太平。我看从前的大圣大贤，往往困厄贫穷直到老年，甚至流离颠沛、不能养活自己。我是什么人，已经远远超过本分了。若替你请求仕进，是贪得无厌；再从你的本分来看，只在于志向怎么样。你如果肯刻苦读书，最终把工夫做到透彻，科举功名自然也不难得到，何必在意一个秀才呢？如果还肯继续向上追求，立志做一个真正的人，即使像吴康斋、胡敬斋两位先生那样，只是平民百姓，也都成为大儒。直到今天说起这两位圣人，谁不敬仰羡慕？连科举功名都没有用处，又何必在意一个秀才呢？你试着反复推究思考这番话，懂得其中的意思，就能省下多少闲心、多少闲气力、多少无谓的悲欢，这就是一生真正的受用。先生在世上没有什么嗜好，吃东西只求填饱肚子，穿衣只求遮蔽身体，居住只求能够坐卧，不知道其他事情。房屋四壁不粉刷，庭院里的草也不除，帷帐不加装饰，只有一张几案、一张床榻，破旧的砚台和秃笔。他整天端坐静默读书，只处理四方来往的应答而已。他忧虑时局就像身体疼痛，喜好善行就像饥渴，对人对事没有不坦率平易的。至于关系到纲常的事情，他毅然坚持，毫不动摇；对一切事物都宽厚浑融，至于关系到邪正的事情，却分辨得清清楚楚，而且能够及早看见。他又不凭成见去抵触外物、憎恶别人，也不因要求过分而苛求完美；说话简洁而稳重，喜怒很少表露，常常默然自持。他同天地相对而立，同万物往来交接，哪里容得下儿戏！他从未断绝同郡县的公文往来，凡不是一方百姓的冤屈压抑，他就不去告发；他从未断绝同当权者的交际，但在辨别货物、取舍利益方面最为严格。丁仪部长孺看见一位选司的老吏，屈指计算自己所见最廉洁正直的人，说：“我眼中所见的，只有陈尚书心谷、孙尚书立亭、顾选君泾阳、孟选君云浦罢了。”先生的学问，是性学，远远追溯孔圣，不掺杂二氏之说；近处契合周元公，坚定遵循洛学、闽学。他曾说：“谈本体，只是‘性善’两个字；讲工夫，只是‘小心’两个字。”又说：“内心不逾越分寸，是孔子的‘小心’；内心不违背仁，是颜回的‘小心’。”这就是他的学问大旨。先生有超越常人的资质，对于世间百家众技，本来没有不能达到精妙的；但他唯独把全部力量用在圣学上，一切技巧都不能使他分心，所以他的功夫专一。对于学问，百家众说，本来没有不能探究的；但他唯独把全部力量用在圣学的精微之处，一切玄妙之说都不能使他分心，所以他的学问纯正。对于五经四书，他都直接从其中的神情和血脉入手，逐字咀嚼，因此观察细密，毫厘不差；对于各位圣贤豪杰，他都直接考察到他们的外表、骨骼和骨髓，同每个人逐一对照，因此衡量判断分毫不爽。他曾说：“周元公对于道已经达到极致；所以替他推行这一道，使它在当时昌盛起来的，是程伯子；所以替他阐明这一道，使它流传到后世的，是朱晦翁。周元公把道藏在作用之中，所以源头深厚；两位先生把道显现在仁德之中，所以流传久远。”又说：“二程与横渠、康节在同一时代鼎盛兴起，气类相求、声息相应，这是我们的道将要兴盛的征兆。若没有周元公，谁替它开创开始？流传最久之后却分裂而失去真实，有以禅为儒的，有以霸为儒的，有以史为儒的，这是我们的道将要涣散的征兆。若没有晦翁，谁替它守住最后？元公的天资和境界在孟子之下，晦翁的功劳却不在元公之下。”攀龙也说：“自孟子以来，得到文公，是一千四百年间一次大的折中；自文公以来，得到先生，又是四百年间一次大的折中。”先生自甲午年以来，见理越来越精微，见识事情越来越卓越，充养越来越纯粹，应对外物越来越周密，接受善言像水流一样顺畅，迁移到正义像猛禽一样迅疾，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

译我推想他的志向，必定是要同一乡的善人交友，同一国的善人交友，同天下的善人交友，同万世的善人交友；如果不是这样，只把眼光放在“小家相”上，先生就不屑于去做。必定是要让尧、舜做自己的君主，让皋、夔做自己的宰相，处在唐虞那样的时代，把孔子、孟子作为同道；如果不是这样，只说“第二义”，先生就不屑于去做。上天如果假以年寿，他的进境不可估量；上天如果假以职位，他的作为也不可估量。壬子五月廿又三日，先生因轻微疾病凄然去世，享年六十有三。我想到从前明道先生去世时，有人说：“伯淳没有福气，天下人也没有福气。”我对于先生所著的作品说来，现有《藏稿》二十二卷、《札记》十二卷、《大学通考》《质言》《东林会约》《商语》流传于世；现在还保存着《札记》的三分之一、《藏稿》的十分之三，另有《经录》《证性编》《桑梓录》尚未刊刻。甲寅年冬天，先生的嗣子与渟等奉母亲朱太安人的命令，把先生安葬在贤关桥，并请攀龙编次他的言论和事迹，向南皋邹先生请求撰写墓志铭。我私下想到，上天生下非同寻常的人，一定是有用意的。如果不让他受命治理天下，就会让他受命治理万世。”}], 像泾阳先生这样的人，难道可以说上天没有让他承担什么使命吗？如果说上天没有使命交给他，就不应当让他参与这条道；如果说上天确实有使命交给他，就不应当让他在这一世困穷。莫非上天交给他的使命就在这里，而不在那一边吗？那么，无边无际的岁月从今天开始，又凭什么使他的道能够被人相信并流传下去呢？如今天下能够使人相信先生，并使他的道传到后世的人，除了南皋先生，还能有谁呢？所以我冒昧地九次叩首恳求您。○顾季时行状。季时名允成，别号泾凡，就是世人所知道的泾阳先生的同母弟。季时年少时聪敏慧黠，很喜欢嬉戏；十四岁跟随少弦张公学习举子业，却不擅长。老师把情况告诉季时的父亲南野公，南野公说：“这个孩子不是会落在人后面的。”老师笑着说：“我也知道，只是不给他激发，他就不会奋发罢了。”南野公认为有道理，便让他改换老师，过了半年。季时忽然对泾阳先生说：“弟弟已经知道过错了，请让我回去接受规矩约束。”先生非常高兴，向张公请求让他回来，众人起初都不相信。过了很久，果然如他所说。先生问季时：“弟弟为什么突然有这样的感悟？”季时说：“恐怕伤了两位尊长的心。”先生说：“这就是做人立身的根本。”过了很久，他的学业日益进步。万历己丑年考中乡试，癸未年考中会试，丙戌年参加大廷对策，指斥切责时事，丝毫没有避讳。大意说：“陛下用来策问臣下的内容，不下数十上百句话，推究它的旨意归宿，不过是赏罚两项罢了。赏，是劝勉天下人的方法；但有不依靠赏赐的做法，那才是劝勉天下人的本意。罚，是惩戒天下人的方法；但有不依靠刑罚的做法，那才是惩戒天下人的本意。如今赏罚的制度已经很完备，然而恩德不能推及到底，法令不能实行，这没有别的原因，圣人的制度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勉强整顿风气的措施，并不是根本；督促统率的措施，也不是实际内容。根本和实际，就是我愚见所说的心意。我私下观察当今的形势，探究其中的根本要害，之所以屡屡牵累皇上的心意，大概有两件事：表面上以所喜爱的事物示人，而这两件事却总在暗中改变皇上所喜爱的东西；表面上以所厌恶的事物示人，而这两件事却总在暗中改变皇上所厌恶的东西。这两件事是什么？一是内宠将要兴盛，二是群小将要得志。君主地位尊贵、财富充足，没有什么不是足以满足欲望、昏乱心志的，而女色尤其如此，正是圣王急于远离的东西。近来皇上因郑妃侍奉勤劳，特意册封她为皇贵妃，大小臣工不胜私下忧虑和过度谋划，于是请求册立皇太子，又请求加封王恭妃；皇上若不以温和的诏

译旨答复而予以罢止，便严厉地下旨斥责驱逐。皇太子是国家的根本，忠言嘉谋是国家的辅助；这两者都是天下的公事。郑贵妃即使侍奉勤劳，相对于天下大事来说，仍只是皇上一人的私情。以私情遮蔽公事，以一己之事遮蔽天下，已经很偏颇了。偏颇之后，皇贵妃或许就能凭爱憎在宫内玩弄威福；她的亲属或许就能凭爱憎在宫外玩弄威福；宦官和侍妾，也可能乘着这种偏颇，在宫内外之间凭爱憎玩弄威福。如果这样，那么所谓赏罚，将不再按照皇上的好恶施行，而会按照内宠的好恶施行；想使它们可信而且一定公正，就不可能了。君主即使极其圣明，他的聪明也不足以遍知天下，必然要把耳目寄托给别人。托付得人，就安定；托付不得人，就危险，这不是小事。近年以来，皇上熟悉政务，听取奏报、阅览章奏如同神明，大概连左高、渊鲁等偏僻之处也辨察到了，几乎可以说无所不知。我私下听道路传闻，往往是几个小人窥伺察访而得到这些情况，这能说是托付得人吗？皇上不是不知道托付给不得当的人，只是姑且托付给他们，大概也是不得已。或许他说：‘我过去把天下的事交给张居正，张居正欺瞒皇上、营私舞弊，一时公卿台省都随风倒向他，外廷实在不值得信任，这是明明白白的，所以把耳目寄托给这些人，表示天下没有人能够欺骗我。’我认为不是这样。善于治理的人，应当保存整体来纠正偏颇，没有听说用偏颇来增加偏颇的。皇上惩戒张居正的专擅，把权力分散交给九卿，是可以的；如果把权力集中起来交给这些人，那么张居正的专擅还只是和皇上相对为二，而这些人的专擅却会和皇上合为一体，想挽救就难以施力了，岂不是更加严重吗？况且这些人开始掌权，正好在皇上锐意求治之初，他们当时只是显出一点小小的信用来结交自己，所陈说的大都依托公义，看起来还没有造成危害。时间久了，表面上公正而暗中营私；再久一些，就完全出于私心了。如果这样，那么所谓赏罚，将不再按照皇上的好恶施行，而会按照群小的好恶施行，想使它可信而且一定公正，就不可能了。恩德的阻塞、政令的受阻，都是有原因的。我认为，想要对皇上尽忠，应当从今天开始；想要对今天尽忠，应当从这两件事开始。当时担任读卷官的大理寺何心泉，对众人说：‘这个考生写的是什么话？真应该把他的名字锁在榜上。’大学士娄江王公取来阅读，稍稍调整了名次，把他改列为第二百十三名。季时退下后，伤心地认为自己不幸；只要能够传达到皇上那里，即使因此死去也不遗憾。恰逢南京右都御史刚峰海公屡次受到房御史诋毁，季时愤然说：‘臣下都把自己置于私心之中，怎么能希望皇上没有私心呢？’于是他同彭公旦阳、诸公景阳等联合上疏，列举房御史欺骗妄言的罪行共七条，并且说：‘人固然有吃污秽来肥养自己，却庆幸别人不来攻击我的；从未有把自己的贪婪执持不放、不怕别人攻击，反而想攻击别人的廉洁，并且在君父面前公开宣扬的。要想使天下人成为寰身享受贪婪饕餮的利益，却反而讥笑廉士的迂腐笨拙，这是我们所痛心的。’ 从前司马光说：‘小人倾陷君子，对付他们有三种办法：一是利用其好名，二是利用其好胜，三是揭露君主的过错。’现在看房寰诋毁高瑞的话，一千多字，概括起来完全不超出这三种办法：他说‘欺世盗名’，不就是所谓利用好名来对付他吗？他说‘自居独清’，不就是所谓利用好胜来对付他吗？他说‘贬夺主威，损辱国体’，不就是所谓揭露君主过错来对付他吗？以房寰诋毁高瑞的用心，即使吹毛求疵、搜寻毛病，也应当无所不用其极；可是他所凭借的不过如此，恰好足以说明高瑞没有别的瑕疵，而房寰阴险窥伺的伎俩也无从施展。陛下正看重高瑞、爱惜高瑞，借助他来激励天下，而房寰却想逆势销磨天下的气节，压抑慷慨之士，使他们没有立足之地；这正是陛下所褒奖的，房寰必定要排斥的；是士君子所师法的，房寰必定要摒弃

译的。以这样一个仇视正直、毫无羞耻的人，安然处在师表的位置上，驱使天下士人走向谄媚欺诈，我们宁可撕裂冠冕离去，也不愿同他一起立于朝廷。我们是新近进用的年轻人，发表天下的清议，即使房寰的奸邪堆积如山，也不能动摇。可是公论既然明白，人心自然感到痛快。

译房寰虽然顽钝无耻，又有什么脸面一日站在东南诸士之上呢？我们同房寰有什么仇怨？同高瑞有什么私情？只是担心是非的公论郁结而不能宣明。一个高瑞还不值得吝惜，如果像高瑞这样的人接连被指为邪恶，那么君子的道义就会一天天消亡；一个房寰还不足以畏惧，如果像房寰这样的人接连倾陷贤能，那么小人的道路就会一天天增长。剥复、否泰转变的关键，就在这里，不可不对此深思。奏疏上达后，得到削去名籍、遣归原籍的处分。恰逢南京太仆寺继山峾公、南台警亭陈公、直指厚斋荆公先后上奏推荐。戊子年，奉诏起用为江西南康府教授。季时想到母亲钱太安人年老且多病，不忍离开她身边，于是辞官。没多久，遭逢钱太安人之丧，服丧期满后，再次起用为保定府教授，累次升任礼部仪制司主事。朝廷下诏同时册封三王，于是他又同张公文石等联合上疏进言。不久，考功郎赵公侪鹤主持内部考察，完全秉公而不屈服，把当权者的私人关系一概黜退。当权者怀恨，设法将他排挤出去，于是他又抗疏进言，被贬为光州判官。季时即使不能立于朝廷，难道就只能隐居田野吗？他忧虑国家、忧虑时局，没有一个念头不在君父身上；即使倾覆君主，也没有一件事不想到世路上的防范。此前，己丑年薛元台因为南都耿总宪定向，参劾御史王公藩臣没有递送揭帖，认为他阻塞言路。当权者对此大为恼怒。薛元台的座师、内阁颖阳许公，便上疏论劾元台。吏科都给事陈海宁又看风向而排击他。季时听说后，仰天长叹，写信给许公说：‘阁下因进士薛敷教遇事直陈，甚至以贡举不得其人来弹劾自己，并且想请皇上下敕，让九卿、科道各自陈述纲纪，如何做才能端正风俗，如何做才能使风俗淳厚？我认为没有必要让九卿、科道来谋划。’朱子说：‘纲纪之所以振兴，是因为宰执秉持它而不敢丧失，台谏补正察举而不怀私心；天下人自然各自振奋，更相互劝勉，于是礼义之风、廉耻之俗已经大为改变了。’既然如此，纲纪的端正、风俗的淳厚，不在于凭势力相互威胁，而在于凭道义相互成就；不在于使人不敢说话，而在于使人没有可说的弊端。近来看到吏科陈给事中关于言路的一篇奏疏，悍然以言路自任，说从台省提出就是宽广平坦，不从台省提出就是旁门曲径。他不知道，言路是天下的公事，不是台省的私有物。出于公心，就是宽广平坦；出于私心，就是旁门曲径。陈三谟、曾士楚这些人，什么时候不是身在台省、掌握言路？结果又怎么样呢？他还说：‘如今担任台谏的人，遇到事情没有不能说的，不能说言路闭塞。即使一个学究能够上书，一个市井佣工也能击鼓申诉，不能说言路闭塞。即使有一两个人误触圣怒，大家相继营救，完全说尽他们所忌讳的话，也不能说言路闭塞。’这番话说得漂亮。然而像李君懋桧、刘君志选、高君桂饶、君伸等这样的言官，为什么没有听说他们相继营救呢？不仅不营救，有的还捋起袖子帮助攻击他们。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些人触犯了宰执的怒气，犯了台谏的忌讳。偶尔有一两个人触犯圣怒，众人相继营救，不过是沿袭杜钦、谷永依附外戚威势、专门攻击皇上的旧伎俩。他所说的上书、击鼓，又没有能力让宰执和台谏改变轻重。凭这些就说言路没有闭塞吗？即使在张居正当政时，这条道路本来也从未闭塞。为什么要说壬午年以前是忌讳进言，壬午年以后是轻易进言呢？他还说：‘近来那些铤而走险、侥幸求进的人，寄身于言路，功名富贵就仿佛已经稳操胜券而可以收取。’ 所以浮躁妄进的人争相奔趋，顽钝的人争相依附；据我亲眼所见，除前面五人之外，进言的不过黄君道瞻、卢君洪春、王君德新以及我的兄长宪成；在众多庶官中，隔了三四年，也只有这几个人而已。什么叫争相奔趋？什么叫争相依附？什么叫举世都轻易进言呢？他把进言说成钓取名声、掩饰过错、越级求位、取得捷径。是非自有真实，名声哪里那么容易钓取？过错哪里那么容易掩饰？就拿他们来说吧，他们依附曾王，后来又反过来辱骂曾王，天下最终不会相信他们不是权门的门客；暗中接受馈赠，白天却请求禁止，天下最终不会相信他们不是垄断牟利之徒。至于越级求位、取得捷径的说法，从前进言的诸位公卿，确实有一两个要紧人物，但到晚年不能坚持始终，专门做讨好容悦之事，或者只守一节便自鸣得意，袖手旁观罢了。假如坚持旧志，我刚强自守而不改变，那么进退两难，也看不出有什么越级或捷径可走。如果真如他们所说，必然要使天下人都这样做；他们违背孔子所说以顺从为正，把京堂的美职视为已经稳操胜券而取得，难道这样才算不越级、不走捷径吗？况且近来进言的人，往往是遇到具体事情才发言，并不是无事可做而徒然叹息。假如临江的父老没有值得怜悯的罪过，道瞻就不会进言；假如皇上没有废止郊祀，洪春就不会进言；假如何尚书起鸣没有构陷辛左都自修，德新等人就不会进言；假如邵给事庶没有请求申明出位之禁，懋桧等人就不会进言；假如戊子年顺天科场完全没有弊端，桂等人就不会进言；假如耿右都定向没有逢迎当权者，而是因为先行揭发、后来报告而参劾王御史藩臣，敷教就不会进言。怎么能责骂进言者，说他们不应当像蛰虫出土后雷鸣、像清晨鸡鸣那样呢？他还说如今时势不同，既没有严嵩、张居正那样掌握威福的人，也没有鄢、赵、曾、王等阿谀朋比之人，哪里会有杨继盛、艾穆、邹元标那样的慷慨激昂呢？即使处在尧舜的时代，克服艰难的劝告没有停止，告诫不要怠慢游乐的劝告没有停止，规劝辅佐的劝告没有停止，劝人增减损益的劝告没有停止，警戒之言又何尝不慷慨激昂呢？难道他们习惯于陈三谟、曾士楚那样的从容安逸，便把慷慨激昂当作奇异，还说尧舜之世不应有这种事吗？况且那些乞丐般的匈奴人，反复趋奉依附，以苟且满足为常态。宰执大臣富贵已经达到极点，难道还有什么没有满足？为什么要被那一伙人玩弄，只是增加别人的富贵，反而损害自己的名声和实际呢？

译我又看到童生儒生到有司参加考试，奔走竞争成为风气，孤寒之士往往在府试中被排斥，便写信给边南亭郡伯说明此事。丰城李见罗先生因云南报功的事情败露，被逮捕并判处死刑，舆论都认为他冤屈。广东希衣翟从先想要到朝廷申诉救援，不惜跋涉三千里，特意经过泾上来同季时商议，季时高兴地说：‘很好。’布衣又想把澄海唐曙台编纂的《礼经》进献朝廷，季时又高兴地说：‘很好。’并且替他们起草奏疏。季时平生最深恶痛绝的，是乡愿式的道学家，认为这类人占尽世间便宜，简直把弑父弑君的种子暗暗播撒在人心中。有一天，他叹息起来。泾阳先生说：‘弟弟为什么叹息？’他说：‘我叹息如今讲学的人。’先生说：‘为什么？’他说：‘即使天崩地陷，他们也不管，只管讲学，快快乐乐地过日子。’先生说：‘那么他们讲的是什么？’他说：‘在缙绅中，只是“明哲保身”一句；在平民中，只是“传食诸侯”一句。’先生因此低下了头。又一天，他读《朱子集》，其中说：‘海内学术的弊病，只有两个极端：江西的顿悟，永康的事功。’ 季时说：‘这种弊病如今尤其严重。’于是取《朱子集》中的《无极辨》《王伯辨》以及凡是论及这两个极端的文字，编成一书，命名为《朱子二大辨》。泾阳先生为它作序并刊行。又摘录其中论治道的文字，编成《惟此四字编》，并亲自作序。他平日说话迟钝，好像难以出口；一遇到是非纷纭的事情，却像刀斩斧劈一样分明，大体完全依循正道，不喜欢说调和折中的话。有人怀疑他拘泥，他对那人说：‘如果把握住根本和源头，看得透彻，自然就能四通八达，谁能拘束他呢？如果在这里糊涂，却偏要讲调和折中，怎么能不掉进坑沟，丧失性命？我们千万不要草率开启这条道路，误害天下苍生。’听到的人都惊惧。评论人物时，他有时反而同世俗的褒贬相反，常常只凭一句话、一个动作来判断其一生，丝毫没有差错；谋划事情时，有时同众人所预料的成败相反，慢慢考察，却像符契相合。钱启新先生曾说：‘我们这一党并不缺少有心人，至于推举有眼光的人，有眼光就是大英雄。’必须首先推重季时。他天性孝友，侍奉双亲，恳切深厚，能够委曲周全地合乎他们的心意。泾阳先生中丙子科时，南野公便去世了。兄弟间谈到这件事，常常相对抽泣，并且互相勉励说：‘我们的父亲平日喜欢称道范文正公的为人，这是把万物视为一体的思想萌芽。庭周老师分出俸禄帮助我们读书，父亲命令我们不要接受，这是凤凰翱翔于千仞之上的风格。我们兄弟应当不要失去这种心意。’他侍奉钱太安人，依恋地侍立膝下，同婴儿和小孩没有差别。癸未年考中南宫，不立即参加廷对，是因为太安人；不赴任南康府教授，也是因为太安人。他性情十分耿介，取舍分毫都不苟且。壬辰年被贬为光州别驾，曾公景默任中丞，发文让有关部门送来俸禄薪资，他谢绝不受。过了十四年，后来巡抚中州的人又沿用景默的旧例，季时托泾阳先生坚决辞谢，说：‘我不能欺骗曾公。’前后计算积存的俸禄，大约有千金。季时去世后，州守璩公又拿出二百四十金作为赙仪，两个孤儿将季时的遗志告知灵前后，带回了这些钱。他性情慷慨，喜欢行义。县里遭遇大灾荒，饿死者遍布道路，季时的廪米仅有一百多石，便捐出一半赈济灾民。他的业师尤公、张公去世，他都替他们料理丧事。门人孙申卿把遗孤托付给他，他竭尽全力维持，不顾及恩怨。他喜好清静，每天独自端坐在一室之中，喜欢整理案头，只摊开一部书，读完后才换另一部。各种文具以及锥、砺一类的东西，位置都有固定之处。他喜欢朴素的衣服，不求华丽；饮食不求精美，只求能够供给自己而已。身边只有一两个供使唤的仆人，偶尔行走在乡里街巷，戴角巾、穿布鞋，遇到他的人都不知道他是谁。丙申年九月，他因病四十天不能进食。泾阳先生抽空来问候，问他有没有痛苦，他说：‘没有。’问他有没有想说的话，他说：‘没有。’这时只是凝神定气，等待天命，并且想为这个身体作打算。这个身体不是我所有，是为子孙作打算；每个人各有一个乾坤，我无从参与其中。他在生死关头超然如此。过了很久，病竟然痊愈；又过了十一年才去世，享年五十四岁。有人问泾阳先生说：‘从前明道、象山两位先生都享年五十四岁，季时同他们享有相同的寿数，他的造诣可以说说吗？’先生沉默了很久，才说：‘弟弟差不多已经能够见到大意了。从前我同弟弟安坐闲谈，我问他：“近来下了什么功夫？”弟弟说：“上面不从玄妙之门寻找入路，下面也不从方便之门寻找出路，究竟怎样才是恰到好处？”我说：“必须认得自己。”弟弟说：“我默默自我反省，性情很接近狷介，情感又很接近狂放，该怎么办？”我说：“试着举出来看看。”’ 弟弟说：“我平日妄想着要做天下第一等的人，这不是近于狂吗？反过来按实际考察自己，我还不能跳出拘拘谨谨的小圈子，这不是也近于狷吗？我私下里恐怕自己两头都沾不上。”我说：“这样看来，即使你想不成为中行之士，也不可能了。”弟弟说：“这件事很难说。如今世人所谓的中行之士，大多是孔子所说的乡愿，我哪里敢仿效呢？而且我检点自己的毛病，正是一个‘粗’字，距离中行更加遥远。”我说：“这反倒是好消息。只要粗，就一定不会走进乡愿的道路，这正是接近中行的原因。粗是真实的本色，由粗练到细，细也就真实了。狂与狷本来都是粗，中行、中行只是细；狂与狷并没有超出一个‘真’字。如果不论真实与否，只论粗细，那么乡愿还有比中行更细密的地方，并不只是狂狷不如它。”弟弟说：“粗所造成的危害也确实不小，好在自己还能察觉，如今只管一遍又一遍地磨炼洗濯。”我说：“还有一种说法。弟弟以为自己的本性近于狷，这还是习惯形成的性情；感情近于狂，这还是习惯形成的情感。若论真正的性情，这两者又与此有什么关系？参悟明白之后，才认得自己。既然认得自己，一切毛病就都是【原文‘邨魔垑崇’字样有误，语义不可确考】；群魔邪祟便不敢在白日之下显形了。”

译弟弟说：“这就是‘性善’的宗旨。”弟弟也曾经下过很大功夫，可是一到临事之时，这个毛病仍旧又发作，熟习的地方难以忘掉，这可怎么办呢？”我莞尔一笑，弟弟带着疑惑离去了。第二天清晨，他忽然来到我的书斋，对我说：“我今天豁然明白了，昨天还多留了一个疑问。比如有人要到京城去，走水路就准备船只，走陆路就准备车马，径直向前走，没有到不了的。途中如果遇到艰难险阻，只须耐心设法处理；如果因此便产生懊恼，严重的甚至归罪于船只车马，想要退回去另寻方便，那就错了。”我说：“正是这样，正是这样。”弟弟又说：“原来孔子提出一个‘中’字，正是要唤醒狂、狷之士，使精神归于一处，心体逐渐平和；假如上天再给他一些年岁，谁能测知他最终会达到什么境界呢？”先生所谓“认得自己”，其中的旨意非常微妙。季时自己看见本色已经荡平正直，便以此为是，不必再增添比较计量。若不是他平日对宾主之间的分别一向看得明白、判断坚决，也达不到这种境界。这足以看出季时的伟大了。而攀龙又追忆从前，季时曾对我说：“世态容易使人陷溺，进入学术之途也容易误人，你可要谨慎啊。”我说：“学术也会误人吗？” 季时说：“唉，这很难说。”我于是逐一列举各家学说，季时说：“姑且放下这些吧。”我说：“您的意思究竟在哪里呢？”他说：“推究孔子、孟子隐微的言论，遵守程朱一家的学术法则，或许可以少有差错吧？”我到这时才知道他的志向所在。先生又说：“我和弟弟之间，彼此劝勉、彼此规诫，忘记了‘你我’的分别，那是多么和乐；既是道义中的骨肉至亲，彼此又那样恳切地相互劝勉；同时又是骨肉至亲中的道义之交。这样相互交往，究竟是什么情形呢？哪里只是先生如此，即使我在三四周之间【‘周志’疑为人名或词语有误】，亲近他、爱护他，敬重他又畏惧他，他实在是异姓的天生至亲、同辈中的师长和保护者啊。”唉，一切都结束了！他所著有《小辨斋偶存》。《小辨斋》，是季时读书的处所。大程使小程受到教化，小程使大程获得成就；两位顾先生颇为接近这种情形。叔大而季方，然而叔并不以大自居，而以真实自处；季也不以方自居，而以粗自处。求学者的心事就是这样。读到这里而有眼光的人，一定首先推重季公，更令人产生未能起用他的遗憾。《高子遗书》卷十一中【完】。本邑后学秦树校订文字。●《高子遗书》卷十一下。行状。祭文。◆行状。《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状》。《江西安福县知县台卿夏公行状略》。○《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