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遗书卷七

译同颁行天下。永乐二年，饶州儒士朱友季到朝廷进献所著之书，专门诋毁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学说，皇上看后大怒说：“这是儒学的贼啊！” 皇帝特意派行人押送朱友季回饶州，命有关官吏宣布他的罪状，杖责后遣返，并把他所著的书全部焚毁，说：“不要误导人。”此后邪说于是销声匿迹，我道如同太阳升到正中。到如今二百多年，学校所教的、科举所取的，全都遵循这一体系。学者小时候读它，直到老年却不知道其中有一句可以实行，这样的人固然很多；然而像薛瑄、胡居仁、吴与弼、陈真晟、曹端、罗伦、庄■〈日上永下〉、卓懋、张元祯、陈茂烈、蔡清、陈献章、王守仁这样的真正儒者，也人才济济。至于一代的风俗，上有纲纪，下重名节；遭逢变故时，大多有仗义死节之士；遇到权奸当道时，也不缺敢于直言进谏的大臣。贤士大夫的公论，士人百姓的清议，是非分明；一旦有不合人心的事情，众人便群起议论其后果。所以直到今天，上下仍能相互维系，这难道不是祖宗明智教育的明显效果吗？没想到今天竟有像张世则这样的人，肆意斥责程朱之学“误人”“不诚”，想改变祖宗表彰正学的深意，率领天下人全部背弃它。即使按照张世则所说的程朱之学，他也可以说是没有找到入门之处。程朱之学从始至终的条理完备、由下学而上达的精妙，本来就不是容易用语言形容的。然而它的大要，不外乎“涵养用敬，进学在致知”两句话。这并不是程朱独有的教诲，而是孔子的教诲。因此穷究义理，就是孔子所说的博文；居守敬意，就是孔子所说的约礼。这也不只是孔子的教诲，更是尧舜的教诲。因此博文就是尧舜所说的惟精，约礼就是惟一。二者合为一体，共同进修，而以主敬为根本；所以义理越发明澈，内心就越发安静空明，行动正直，却并不沉溺于辞章；内心越发安定宁静，义理就越能深入并获得根源，却也不会流于空寂。这就是圣学之所以真正把握中道。至于《大学》一书，程子揭示它是初学者进入德行之门的著作，而《大学章句》则是朱子穷尽一生精力写成的作品。后人学问尚未达到他们的境界，怎么可以轻率议论？何况古书都有错简，古本怎么能全部相信？张世则说“诚意”是对的，难道诸儒唯独不教人诚意吗？诚是圣人的根本，是学问始终成就的依据；功夫首先在格物致知，正是为了使诚意和正心真正实现。意念不诚，内心不正，就不能称为格物致知。如果沉溺于记诵，顺从外在事物而忘记根本，那是俗学的鄙陋，难道是《大学》关于格物致知的教诲吗？孔子的道，到程朱那里几乎已经阐明尽了。学习孔子而必定要经过程朱，正如进入房屋必须经过门一样。世上的学者如果真能虚心涵养体会，切实结合自身观察，不追求新奇，也不要先用自己的私意作主张；不要急于在前人之上另立学说，而应取用圣贤的话，反复琢磨，使其为自己所用；循序渐进地把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作为通往四书的阶梯，把四书作为通往五经的阶梯，能够自己有所领会，道就接近了。因此善于学习的人默默体会而牢记，不必多说便能相信，传述前人而不妄自创作，心神安逸，日日得到休息。何况今天天下不缺少议论，缺少的是亲身实行；对于圣贤已经阐明的道理，只要诚心诚意地努力实行，就会事半功倍。何必喋喋不休，偏要凭自己的私意和聪明，把个人的说法强行推行呢？张世则又把宋代不能振兴归咎于诸儒之学。唉！这是什么话？君主不能采用他们的道，即使孔子那样圣明，生在鲁国，也不能挽救鲁国的衰微，何况诸儒呢？宋朝灭亡，往前说，是坏在新法；往后说，是坏在和议。

译如今不责怪王安石、吕惠卿、蔡京、章惇、黄潜善、汪伯彦、秦桧、韩侂冑这些人，却责怪诸儒之学，究竟是什么心思？所谓“议论多而成功少”，不是发表意见者的罪过，而是采纳意见者的罪过。自古以来，即使樵夫献策、乐师陈述规谏，他们的议论难道不是很多吗？然而上位者善于执掌中道，片言就可以裁断，满朝议论也可以废置；天下只看见实际的功业，而看不见空泛的议论。上位者漫无可否，人人各持己见，邪正混杂，徒然增加耳目上的烦扰，对经世治国的实际却没有补益。难道要人人闭口不言，才算盛世吗？张世则又说，本朝主持国家大政的人缺乏果断决断的勇气，分掌各项职务的人有模棱两可的风气，学校中没有真才实学之士，朝廷上缺少真心任事的大臣。这些确实存在，正是因为不学习的缘故；为什么反而要归咎于程朱之学？臣还有深深的忧虑。世宗以前，虽然有沉溺训诂辞章的习气，但天下还有许多实学；穆宗以来，大多是玲珑虚幻的言谈，弊病不知会发展到什么地步。如今有人嘲笑宋儒笨拙，使规矩准绳脱落殆尽，以顿悟作为功夫，追求巧妙变化和圆融通达，几乎没有任何规范。所以如今所谓高明之士，有一半已经成了佛教、道教之徒；但他们仍知道儒学尊贵，必定借用假儒家的文辞来解释佛道，把佛道引入儒学，正是因为内心还有秉持常性的善良，外在还有皇帝的制度约束。然而他们隐藏的内心和真正的志向，都是借孔孟作装饰，实际上已经把程朱视为仇敌。因此今天对治弊病的药方，正在于扶植程朱之学，严密防范佛、道二氏，然后孔孟之学才能彰明；若张世则的言论一经倡导，天下抛弃程朱这个仇敌，便会像丢弃草狗一样轻易。于是人人都放纵自己的私意，淫邪的言辞充斥天下，正道荒芜，将二祖列宗的教化一扫而空。伏望陛下建立天下共同的准则，端正根本以教化众人，亲身实践孔孟的精微言论，首先尊崇程朱的正学。一定要亲自研读经书以穷究义理，一定要收回放纵的心以守敬意，早晚勤勉警惕，反省察验并克制修治。思考上天赋予人的、以及人从天那里承受的，不过是仁、义、礼、智四者。君主是上天的儿子，必须完全守住上天的赋予，然后才能长久承受上天的眷顾和命令。每一个念头发起、每一件事情行动，都要审察它是否合于仁、义、礼、智；合于的，就努力扩大充实并竭力实行；不合的，就努力遏制，不让它进入思想，也不让它付诸行动。这样日新又新，使自身纯然成为天德，那么万物变化的源头就清明，各项政务也会依次完成。圣明君主的精神一振奋，天下的意气就会焕然一新。于是体会二祖的深意，在正学衰败废弃之后振兴它，明白诏告朝廷内外：除了四书五经不许读，也不得沉溺于佛道学说；除了濂洛关闽之学不许讲，也不得用新奇言论混淆它。学术不分门派，士人没有异样习俗，人心纯正统一，教化完全相同。这样做了，如果人才仍不出现、政治仍不兴盛，自古以来从未有过这种情况。臣刚入仕时，恰好看见张世则的奏疏，内心忧虑不已，于是写下这篇辨论。有人说：“四方多事，哪里有闲暇做这种清谈？”臣认为不是这样，这是天下的大根本、古今的命脉；危微之间的分别，差之毫厘便会谬以千里。千圣都对此战战兢兢，怎么可以把它看作小事？所以臣不顾僭越的嫌疑和迂阔的讥诮，冒昧上陈，伏望圣明采纳选择。○《今日第一要务疏》【万历二十年任行人时上疏，留中未发】

译臣看今天天下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贼虏已经成为门庭之患，倭夷又成为堂奥之灾。人心喧扰不安，有见识的人为此寒心。所幸的是，纲纪还没有完全败坏，人心仍在离散与团结之间。果真能够抓住关键谋划此事，就能感动上天，取悦民心；元气一旦恢复，精神气势就会振作，天下便可安置在泰山一样的稳固之上。因此臣不敢琐碎烦扰，只把最重要的两端揭示上奏。第一，是天下的大根本。臣听说天下的事情有根本有枝末，端正根本，表面看似迂缓，实际上容易施力；挽救枝末，表面看似急切，实际上很难成功。所谓天下的根本是什么？就是陛下的内心。君主之心与天合一，呼吸相通。一个念头善，天就以善来回应；一个念头不善，天就以不善来回应，像影子跟随身体一样，丝毫不会差错。因此古代圣王整天勤勉不懈，操持此心来面对上天。所以说：“昊天说光明，就伴随你出入；昊天说清晨，就伴随你游息。”大概从早到晚，出入游息没有停止，始终不与天相背。因此天理流行，人欲屏息，才能经常在无声无臭之处凝聚上天的眷顾。然而人心极其活跃，顷刻之间便会产生和消灭各种念头；从来没有什么都不做而能把心悬空守住的。所以一定要研读经书，以求得圣贤存心养性的道理；或者考察史书，以求得古今治乱兴亡的根源，以及君子小人立心行事的区别。还一定要时时召见侍臣，与他们共同讲说讨论，以求得治理国家、使天下太平的要领。这样一来，一天之中闲暇的时刻，此心常常停留在义理上，人欲就不能乘机而入。心有所止，就会安静；心静则气和；气和则喜怒都合乎节度，刑罚也不会超过法则。圣明之心冲和安平，圣明之体安泰舒适，然后天地的和气会回应，日月五星等七政循行有轨，雨水旱情合乎时令，万物茂盛，百姓富足。所谓“笃实恭敬而天下太平”，正是自然的真实道理。太祖高皇帝说：“人心虚灵，随着气机出入，想要操持而保存它很难。”成祖文皇帝说：“君主不可有所偏好，若随之流转而不能返回，欲望一定会胜过义理。”朕每次退朝之后，没有不认为管束此心是紧要之事的。这正是二祖远远继承尧舜精纯专一的传承，也是圣明子孙应当世世代代铭记敬佩的。臣年轻时居于草野，远远听说陛下忧虑天时亢旱，穿着布袍步行祈雨。陛下当时怀着的是什么心呢？是敬畏天命、悲悯百姓困穷，内心恻然不能安宁，所以屈尊万乘之主的身份，甘愿步行劳苦而不以为意。然而灵验的雨水随着车驾而来，上天的心意被感动了。当时臣看见，即使是山中的童子和田间的农夫，也没有不举手加额，欢欣鼓舞，说圣天子的举动足以让万代瞻仰；这是人心也被感动了。陛下一次行动，便使天人交相感应到这种程度，谁能说苍苍上天不可知，芸芸众生难以教化呢？伏望陛下常常提起这颗心，保守它而不要失去，扩大它而使之充实，凡事都如此。陛下今天这样，今天就是尧舜；明天这样，明天就是尧舜。尧舜之道最容易、最简约，说起来似乎迂阔，实行起来其实并不困难。所以即使已经堆土将成九仞高山，只要一个念头懈怠荒废，先前的功劳便全部丧失；即使还没有倒下一筐土，只要一个念头专心奋进而继续做下去，也就是这样了。陛下为什么畏惧而不去成为尧舜，使圣德光照海角，使美好的声誉流传万世呢？这就是天下的大根本，伏望圣明留意，臣愚昧而恳切不胜。第二，是天下的大关键。臣听说天下的事情必然有其关键，掌握住事机，百年事业可以在一天之内最终完成，万民的心情也能在片刻之间转变。为什么呢？关键是神妙变化的枢纽，得到关键，变化就会神妙。我看今天，朝廷内的百官、朝廷外的百姓，所引颈盼望陛下的事情，其中最急切的，是：停止刑戮，举行朝会讲学并任用谏臣，打开内库。这四件事，陛下做起来易如反掌。然而天下臣民的注意力所集中之处，会在一朝之间忽然感到痛快，如同饥饿的人得到食物、口渴的人得到饮水；天下的视听立刻焕然一新，精神也顿时振奋。天下的事情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做成了。上帝把养育万物作为自己的心愿，天子把上天的心愿作为自己的心愿，难道像陛下这样仁慈圣明的人反而独不如此吗？臣本来知道，是左右侍从和传令之人害怕天威，举动失措，所以反而更加激怒上天，使刑罚责罚过重。人不安定就会倾覆，压迫到了极点就会发生变化，这是常理。难道像陛下这样睿智的人会不考虑到这一点吗？臣以为，即使考虑它也没有益处，改变这种情况本来是很容易的。陛下如果从今天开始诚心诚意地晓谕众人，允许重新开始，全部停止刑戮，就会看见人心喜悦归服，好像全都获得了新生。圣明君主推心置腹地对待众人，左右近臣也全心全意拥戴；上下同心相安，永远没有意外的变故，这难道不是挽回上天心意、安定宗庙社稷的最高计策吗？关键只在陛下一念之间的转变，请陛下听取。至于举行朝会讲学，陛下即使不能完全恢复旧制，也可以五日举行一次，或十日举行一次，稍微减少空文，使圣体不至于厌倦，谁说不合适呢？可以在午朝举行，也可以在晚朝举行，预先传令宣布，一切听凭圣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执意说：难道不应该这样吗？有时在便殿召见辅臣，从容地询问访问，彼此共同筹划天下人心，难道不是比现在警策万倍吗？所谓任用谏臣，并不是说进言的诸臣全都是君子，而其中没有小人夹杂。天下本来就有沽名钓誉的小人，却一定没有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君子，所以诸臣未必都是真正贤良，但真正贤良的人会从其中出现。陛下如果容许吏部顺从一时的舆论，精心选择、升擢贤能而任用，难道不是彰显天地无心而化育万物的恩德，以及帝王听从谏言的美德吗？如今一定要使掌管铨选的人畏惧获罪而不敢推举，又把被贬谪的人视为官场中的禁锢，这就是使贤能和不肖之人都没有机会显露，让天下后世说圣人的朝廷把言论当作禁忌，这对圣德来说成何体统？安居而享受荣华富贵，自守本分而等待升迁任用，难道不是人情中最便利的事情吗？诸臣明知这样做对自己不利，却一定慷慨陈述议论，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心中忠君爱国的诚意受到激发，不能自已罢了。做儿子的向父母进谏，遇到父母发怒，甚至遭受鞭打，事情平定以后，父母没有不思考他的话、怜惜他的情意的。我本来知道陛下对于诸诸【原文疑误】一定也会像父母对于子女一样。所谓打开内库，并不是希望陛下把宫内积蓄全部损耗掉来供天下使用。

译臣考察古今善于理财的人，没有比周公更好的；周官所设置的泉府，之所以称为“泉”，是希望钱财像泉水一样流通而不滞塞。《礼记》说：“有财，才有用。”所以财与用是相互依存的，善于使用它，便成为治理太平之道；不使用它，便成为无益之物。臣以为应当允许户部灵活调度出入，有事时暂时借用来供边方使用，免得天下急于征敛赋税而激发其他变故；无事时仍补还原数，以备不时之需。这样既向天下明白显示天子没有私财，实际上府库中的财物又没有不是天子的财物。天下的事情可以进言的远不止这些，但这四件是关键所在，恭请圣明留意。臣愚昧而忧思不尽，认为上面两件事是今日第一要务，而圣心尤其是根本。一定这样做，那么天心就会被感格，天下可以没有水旱灾害；民心喜悦，四海之内更加坚定地尊敬亲戴陛下。陛下试行臣的建议，将会看到不到一年之间万事都改变面貌，边方将吏的勇气增加百倍，还忧虑什么微小的叛贼呢？否则，上下之间的情意日益隔绝，天下人心日益离散，臣恐怕值得忧虑的事情不只在叛军、骄横的胡虏和海岛上不可预测的夷人那里，还会有不可知的事情发生。伏愿陛下扩充覆盖天地般宏大的仁德，垂示日照月临般精明的鉴察，慨然批准并坚决实行，隆重传达圣谕，宣布清秋举行朝讲的日期，再命吏部、户部议定施行。这样，臣所说的百官万民穷年累月的希望，就会一旦变成欢腾踊跃的心情。不必说其他事情，单是中外人心的这种变化，也足以感动皇天而使四海发生巨大变化了。○恳请圣明立即体恤百姓的奏疏【天启元年任光禄寺寺丞时起草，因台臣李公的奏疏先上，得到旨意准许施行，于是停止】臣三十年前任行人司行人时，曾在严寒中看见穷苦百姓赤身裸体行乞，不胜惊惧；然而那时只是偶尔有这种情况而已【相隔三十年，本应有十年的积蓄，却使贫民日益增加，政事究竟在哪里】。如今蒙受圣恩被提拔任用，再次来到京师，赤身裸体的穷民却遍布街道。每到日暮时分，皇城左右哀号的声音，悲惨万状。臣往来经过那里，眼睛不忍看，耳朵不忍听，痛心刺肠，寝食俱恶【原文疑误】。臣每天在东门恭敬进献陛下的膳食，慨然叹息说：“满眼的穷民，不过花费陛下一朝的享用就足以救济了。”从前齐景公时，天下大雨雪，景公穿着狐白裘到朝廷临政，说：“不冷。”晏婴进谏说：“古代贤君，吃饱时想到饥饿，暖和时想到寒冷。”景公醒悟，脱下皮裘，发放粮食给饥寒之人。齐景公不过是一国诸侯，能够行一件善事，名声却昭著千古。何况我皇上神圣，有什么善事不能做呢，不过在一念之间罢了。景泰年间，本寺寺丞王锺上奏说：“东安门外夹道中，每天都有穷民跪拜乞钱，四座城关没有一处没有这种人。遇到严寒，必定会有人冻死。请下敕户部等衙门查验审定，每人发给布衣一身、米一斗。” 查明原籍有亲戚的，等到来年春暖，沿途发给口粮，递送回家；没有亲戚的，在京城用没收的官房安置。仍命天下有司，遇到穷民，一体加以怜恤。”得到旨意，命户部议定施行。成化年间，礼部尚书姚夔上奏，请特别敕令巡街御史督率五城兵马，拘捕审查道路上乞讨的残疾人；有家可归的，责令亲邻收养管理；无家可归的，收入养济院，照例发给柴薪米粮。外地来的，也暂时收容，等天气暖和，酌量发给路粮送还原籍；有司一体存恤，务必使他们得到安置。这也是调养和气的一种办法。宪宗批准了他的奏疏说：“无论老幼男女、有无家属以及外地来的，都由顺天府尹全部收入养济院，登记姓名，设法供养，不要使他们无所安身。”万历四十年，本寺少卿徐必达的奏疏中有一项请恤穷民的内容说：“周文王哀怜那些无父无子、孤独无靠的人，伊尹以一人没有得到收养为耻。怎么能让京城之下有这种人？近处尚且不能救济，远方又能有什么作为？”又说：“我在丁宾署理南京光禄寺时【丁司空随地实行实事，这里可见一斑】，清理南京饭堂的名册，登记全城饥民姓名，逐坊约定日期发给钱米，使他们都得到实际的恩惠。” 何况这是皇帝亲临、六马驾车之地，为什么偏偏独自吝惜这些膏泽？请敕令各城御史按照这两位大臣的办法办理。”题奏获准施行：由兵马司按街坊、按铺舍核查各处饥民，发给带有火烙印记的牌子。户部发放米粮，御史凭牌亲自发给。夜间则查找空闲官房，分编字号，也凭牌安排住宿。这一办法非常好，可惜这份奏疏留中不发，未能施行。臣认为，这是王政绝对不能不做的一件事。何况陛下新登大位，万寿刚刚开始，如今万国执玉来朝，九夷进献珍宝，却让百姓受寒而没有一缕衣服，赤身露骨，辗转在泥泞中，在风雪之夜哀号，这难道是盛世的景象，可以让四海九州、无数耳目听见看见吗？臣暗自估计，这类穷民大多不过一千多人；眼下最急迫的，应当每人给一件棉衣、一身米一斗。户部、工部正值百孔千疮的时候，决不能顾及此事。适宜由本寺预借库银四百两、仓米一百石，暂且作为一千人度过一年的计划【苦心设法，以求一定施行】。容许本寺臣涂乔迁等会同巡视科道，清查应当节省的钱粮，上奏请陛下准许施行后补还这些数目，这样可以不耗费陛下一丝一毫，却能无限增加圣德。如果不认为臣的建议错误，请立即发给本寺库银四百两、仓米一百石，委派本寺堂上官一人督促精明能干的属官制作衣服，并设法随米一并发放，务必使每个人都得到实际的恩惠。这只是权宜之计，以后不可作为常例。还请敕令户部、工部，按照景泰、成化年间王锺、姚夔题奏准许的事例，以及万历年间徐必达题请的办法，建立可以长久实行的制度。这样对于导和迎祥，难道还会说只是小小的补益吗？○破格任用人才的奏疏【天启二年，任光禄寺少卿时上奏，得到旨意准许施行】

译臣看今天的局势，实在大不可测。敌军是否长驱直入，不可测；山海关能否坚守，不可测；各边关能否确保没有疏漏灾患，不可测；西部胡虏能否乘虚而入，不可测。而我们用来防备它的办法，却空泛地日复一日，没有一件看得见的实事，这就是坐等危亡罢了。在非常时期，难道还应当拘守寻常的规制吗？臣认为应当特别设置一名防御大臣，专门管理守城和作战。招揽豪杰，如协理詹事府事、礼部右侍郎孙承宗，就是合适的人选。臣不认识孙承宗，只是见过他的言论，忠义恳切，绝不瞻顾回避。询问贤士大夫，他们都说他是豪杰之士，有成事的才能；又一向留心军事。如果果真任用他，应当让他以学士兼任尚书、都御史的职衔，像在外总督一样，在京师设府办事，地位与各部院相等，职权彼此相通，这样或许行动不会受到阻碍。另行拨发数万帑金，命他整顿办理各项事务，免得支用各部钱款而拖延时日。近来奉旨练兵教射的董应举、旧日奉旨制造军需的李之藻，也都应当加授职衔，协助孙承宗，这是重要措施。守卫京师，并不只是守卫京师本身。四辅八府以及中州附近地区，从巡抚、各道直到各府州县，都必须任用得人。如今大计考核之后，难道还会有不称职的人吗？只是有些人的禀性与武事一向不熟悉，应当调任到适宜的地方，另行选拔奇才，布置在京畿各地。无事时训练士兵、积储粮食；有事时率兵勤王，这是重要措施。守御之道，以人心为根本。百姓不知道义理，见到危难便争相逃避，不能守；无赖恶少突然起来抢劫，不能守；奸细潜伏藏匿，乘危暗中发动，不能守。治理这些问题的方法，没有超过保甲制度的。诸臣已经详细说过，皇上也已经再次下令了。然而能否实行取决于执行的人：责成府县施行，他们没有能力；责成五城御史施行，他们又没有空暇。应当专门任用一人办理这件事，走遍街巷、到达每户，巡行稽查，教导忠义，表彰善人，精心选择壮丁，使他们学习骑射。像兵部职方司主事鹿善继，就可以担当此任。臣曾经见过他一次，他刚毅清廉俭约，确实能够任事。应让他以本部郎中的身份带御史职衔，令他与五城御史拥有同等的事权，并与府县的职事相互配合，以便振作推行法纪、支取使用经费。这也是重要措施。国家的事情，被拘束在规章套式之中，因意见不同而分裂，受议论动摇改变，来由已经很久了。即使在圣明的朝廷，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但有志之士想做事而不能做，大多就是因为这些原因。今天是什么时候了？还可以沿袭积弊吗？臣这个腐儒越过职掌进言，如果因此获罪于越职，又还有什么可说的？伏望皇上施行臣的建议，同时治臣越职进言之罪，这就是臣的愿望。○解释群疑、消除隐患的奏疏【天启二年任光禄寺少卿时上奏，得到报闻】臣看如今朝廷内外的人心都在怀疑外戚郑氏，以及郑氏过去任用的人，认为他们是潜伏在陛下宫中的奸细。一旦外有寇患逼近、内有奸细发难，那灾祸真是不堪设想。臣在田野间久已听到这种说法，如今来到京城，民间议论更加厉害，全国上下都感到危疑，没有人能确定自己的命运。近来流言甚至传入大内。臣伏下思考，人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从前张差谋逆，实在是郑国泰主谋，张差的供词在案；刘保谋逆，实在是卢受与他共同谋划，刘保的供词在案。卢受也是郑氏的人，这一点无法掩盖。于是人言汹汹，是有来由的。然而臣认为，祖宗功德深厚，陛下福禄正盛，天地鬼神森然排列、共同拥护，所以张差、刘保先后被诛杀。凡是谋反的人一定失败，失败后一定被诛，即使天下最愚蠢的人，也不应再萌发这种念头。何况郑养性等人蒙受三朝不杀的恩典，正是保守富贵的日子，难道还会再有邪谋吗？只是人心积累的疑虑无法消除。人心与国势相互决定存亡；人心疑惧，就会恐惧，恐惧便容易动摇而不能稳固，即使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又凭什么守得住？臣认为奸细之说，不必先论事情究竟有没有，而应思考消除这种办法：不过是顺着人心积累的疑虑来加以解释，并不是要伤害他们，而正是要使他们远离祸害、保全自己。所以从郑养性自身打算，不应把自己置于众人共同指斥的危疑之中；陛下替养性打算，也不应让众人共同怀疑的人密切接近禁宫，应该立即让他回到湖广原籍，仍然让他带俸，以表示优厚待遇。至于李如桢一家，他们与郑氏相互勾连，设计陷害名将，杀害百万军民，丧失千里土地，祸患延续至今，都是他的兄弟所做。刘于简原来的供词明白说，李永芳约定让李如桢在内部响应。陛下如果不诛杀李如桢，正是养虎遗患；应当立即依法处以典刑，以铲除祸根。至于崔文升，先帝刚刚去世时，哀痛万端、劳累困瘁，凡有疾病，症状必然虚弱，即使极其庸劣的医生也能辨别。崔文升故意使用泄药，使元气一旦泄尽就不能恢复，这明明是用药弑害。按照法律，故意违背本方而杀死平民的都要斩首，何况是至尊呢？陛下没有立即诛灭他，只是斥退驱逐，四海人心已经愤懑不平。如今崔文升又暗中留在京师，究竟想干什么？应当立即明正典刑，以成全陛下父子之间的至情，向天下显示君臣之间的大义。崔文升一向是郑氏的心腹，只是当时刑罚失当，没有来得及审讯，所以不像张差、刘保那样早早被按谋逆之罪处置；他的罪难道会在张差、刘保之下吗？天下的事情，在可以作为的时候，即使诏令的出纳也绰绰有余；在不可以作为的时候，即使斧钺破缺也不足以处理。如今事情紧急了，伏望陛下立即作出果断决定：把郑养性一家遣返回原籍，将李如桢、崔文升立即依法处以典刑。这样，人心的危疑便可以消释，身边的隐患便可以消除，国家的纲纪法度一旦严明，天下的精神气势便会振作起来，然后守战之事就可以依次实行了。事情关系安危大计，臣下都可以直言，臣不敢推辞越职进言的罪责。○恭敬陈述圣明致力于学习要旨的奏疏【天启二年任太常寺少卿时上奏，得到旨意罚俸一年】

译臣看帝王的德性，只在于明罢了。正因为明，天下人才称颂他“明明”。后来即使有尧舜那样的圣德，也不过是把他崇高的德性彰明出来，成为“明明”之后。因此，成为“明明”之君，必须彰明光明的德性。所谓明德，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心。人的心本来明，有时却不明，为什么呢？心本来明，还必须由人自己使它明。所以心放纵于外物，就不明；返归自身，就明；陷入欲望，就不明；遵循义理，就明；被意气发动，就不明；安于止静，就明；荒废于怠惰，就不明【原文“则不，月居于敬则明”疑有脱误】；驰骛于躁动，就不明；以宁静为主，就明。明与不明，就在一念转移之间，如同翻转手掌，并不困难。如今陛下临朝，百官在下面整肃恭敬，陛下在上面也整肃恭敬，陛下的心没有不明的。陛下临祭时，百官执事在庭中整肃恭敬，陛下在祭位上整肃恭敬，陛下的心也没有不明的。然而这还不能算真正明。为什么呢？在临朝、临祭之时，陛下的心没有不明，但陛下自己还不知道这种明。必须回过头来思考说：“这时心中没有着落于任何事情，难道不是心无所作为而守住至正吗？”这就是所谓心返归自身、遵循义理、安于止静、处于敬慎、以宁静为主。这就是所谓不放纵于外物、不沉溺于欲望、不被意气所动、不荒废于怠惰、不惊扰于躁动。所以说：“思考就能得到，不思考就得不到。”所谓得到，就是知道我的心本来如此明，并不是靠人为造作出来的。然后陛下便知道，我心没有外在界限，就是天；我心有所主宰，就是上帝。所以说：“上帝临察着你，不要使你的心有二心。”又说：“小心翼翼，明白地侍奉上帝。”这颗心一刻放失，就是使自己的心有二心，不是侍奉上帝的办法。这样以后，在深宫之中、得以放纵的地方，即使想不凛然守护这颗心，也不可能了。能够在深宫之中、放纵之地仍凛然守护它，然后才算彰明光明的德性。这样以后，陛下阅读圣贤书，便会知道没有一个字不是在讲心，没有一个字不是在讲心的光明，并且读得津津有味。到了对书籍津津有味时，守护这颗心就不困难了。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没有不好读书的；君主喜爱读书，没有不成为贤君明主的。人心容易放纵而难以操持，除了读书，再没有操持它的办法。《大学》一书既然已经在经筵讲授，也进入了圣心。臣认为只要反复玩味此书，“把光明的德性彰明于天下”就可以从容做到了。推而广之，宋臣真德秀的《大学衍义》不可不读；再推而广之，先臣邱浚的《大学衍义补》也不可不读。陛下把心思完全用在这三部书上，帝王治国的心法和治理法则就没有不具备的。这样以后，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理财、如何治兵，人臣如何为正、如何为邪，臣下的话如何正确、如何错误，如何表面正直而实际邪恶，如何表面正确而实际错误，都会在圣心中明白无误；这样以后才算彰明光明的德性，才算成为彰明德性的明君。比如近日礼部尚书孙慎行论述旧辅臣方从哲的一份奏疏，关系重大，影响深远。方从哲的罪过不只在红丸，最大的问题在于勾结郑国泰。郑国泰父子谋害先帝的事情不止一件：开始是张差持梃行刺，继而进献美貌女子，最后是崔文升进药，而方从哲竭力在旁协助；凡是培植、拥护郑氏的人，他便铲除；凡是不投靠郑氏的人，他一时之间竟像发疯一样打击，只知道有郑氏而已。这是贼臣。讨伐贼臣就是陛下的孝道，可是议论者却说替先帝隐讳才是孝，这是造成大乱的道路，不可不辨明。又如戎政尚书黄克缵论述选侍一事，陛下顾念圣母，便宣布选侍的罪过；顾念皇考，便优厚对待选侍的礼数，义已经尽到，仁也达到了极点。可是议论者却说替圣母隐讳才是孝，把明白如圣谕的事情说成是假造，把忠诚如杨涟的人说成居功；人臣逃避居功、甘愿承受罪责，君父有急难却冷眼旁观，这是造成大乱的道路，不可不辨明。一旦被“这是孝”的说法迷惑，就不知道它究竟是孝还是不孝；认为大孝就是忠，又不知道究竟是真忠还是不忠；既然把它当作大忠，那么忠孝的大节都可以把黑说成白，还有什么事情不能指鹿为马呢？从前宋朝要把蔡确贬到岭南，宰执害怕开了这个先例，朱熹叹息说：“如果让后世看见对君主无礼的人，拱手坐视而不敢驱逐，一定会说出这种话。”如今只求隐讳，那将来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有些事情如果不能在最细微处辨明，就会把祸患遗留到无穷无尽，都是这一类。陛下多读书、精通义理，这颗心常常明澈，自然能够辨别。如果果真能够辨别，那么像方从哲、郑养性这样违背大义的人，难道能不讨伐吗？怎么可以让他们一天留居京城？邪臣蒙受陛下提拔，从废弃之地重新起用，玷污朝班，已经八个月了。臣伏见陛下确实具有成为尧、舜的资质，天下确实可以享有成为唐、虞的福气；然而祸乱还没有停止，太平还没有到来，群臣的言论无论大小都已经具备，能否举措施行全在陛下一人，因此扭转天地的气运、掌握宇宙的枢纽、提挈纲纪、兼总条理，也全在陛下的一心。否则就像没有舵的船、没有指针的车，拿什么把持，向哪里遵循呢？所以臣举其要点来说，必须读书来明白义理，以明白义理来使心明，以使心明来施行政事，这样才可以在艰难中大有作为，建立中兴的大业。臣并非迂腐之言，这是四十年来用身心体验、考究经史所得，确实相信其中道理必然如此，就像吃芹菜而觉得甘美、晒太阳而感到温暖一样，献给至尊。臣年老了，不能长久侍奉陛下，不敢不把想说的话全部说完，伏望圣明稍加察看。○辞免承担重任的奏疏【天启四年任刑部侍郎时上奏，得到旨意命其遵从新命供职】

译臣听到任命便惊惧，俯身自感惭愧。臣曾读《易经》说：“德行浅薄而地位尊贵，见识短小而谋划重大，力量微小而承担重任，很少有不失败的。”臣蒙受圣恩提拔，担任秋官的副职，自量超过本分，正准备靠墙退避。何况都御史一职，天下的事情都可以参与议论，臣工的邪曲都可以纠察。然而世俗习气日益衰败，实在难以言说。臣子不真心为国家办事，也不真心修治职务，悠悠忽忽，便形成难以振作的风气；把请托视为理所当然，以货赂相互结纳，便形成难以洗除的积习；升迁阻滞，仰面对着屋子徒然书写，便形成难以安定的志向；错误地把异同当作是非，把爱憎误作好恶，便形成难以澄清的见识；无缘无故设置界限藩篱，无缘无故产生弓蛇鬼豕般的猜疑，便形成难以调和的情绪。这些困难，都是因为人心各自藏有私心，所以各自形成隔阂。一定要身居上位的人自己的心先没有私心，然后才能暗中消除别人的私心；自己的心先没有隔阂，然后才能潜移默化地沟通别人的隔阂。至于御史簪笔立于朝廷，公论的明暗由他们决定；手持斧钺而寄身一方，一方的安危也由他们决定。一定要做他们长官的人把众人联结为一体、聚合为一心，只为君主和国家舍身效命，不要苟且经营自身和家族，这样以后才可以在艰难中大有作为。如今大计考核就在眼前，巡按各方的使者应当使清廉善良的人才都显现光明，使贪婪残暴的豺狼老虎全部投往北方，或许这样，天下困穷的百姓、遭受灾荒的遗民，还能得到稍稍延续喘息的机会。否则，御史失职，就是都御史失职，这件事的关系是多么重大？却让臣这样浅薄低劣的人来承担，正是《易经》所说的“覆餗”啊。何况朝廷中英才贤能充满，以臣来比较别人，确实人人胜过臣；以臣自己来看，确实不如别人。伏乞圣明赶快收回新任命，仍任用臣担任旧职，另选贤能来担当这次任命。○纠察弹劾贪污御史的奏疏【天启四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时上奏，得到旨意准许施行】臣认为御史巡按回道时，考察宪纲本来是最严格的。历代圣明皇帝的旨意，皇上的再次告诫，已经反复而郑重了。却没想到有人轻慢地看待宪规，任意妄为而无所顾忌，如巡按淮扬御史崔呈秀。陛下不认为臣不肖，让臣掌管西台，难道不是希望臣做到是就是、非就是，不阿谀、不隐瞒、不沉默吗？臣刚进入都察院，恰好见到有两名御史巡按回道，一个是妄自巡按江西的御史谢文锦，一个是崔呈秀。臣心中惊讶说：“奇怪啊！两名御史同时回道，一个极清廉，一个极贪浊，泾渭分明。”臣如果不加以辨白、向陛下明白说明，就是最大的不忠。随即发交河南道考核。不久，河南道御史袁化中带着对谢文锦的考核结果到来，臣便以称职的考语奉旨令其回道完毕。过了二十天，袁化中才带着对崔呈秀的考核结果到来，袁化中大概有难以说出口的地方。臣去年奉差出行，今年复命回来，往来淮扬之间，所见淮扬士民没有不说历来巡按地方的御史，从未有像崔呈秀这样贪污的。强盗是地方的大害，每一名强盗得到三千两金钱的贿赂，他就立即释放；访查到的地方大恶之徒，每人得到一千两金钱的贿赂，也立即释放。不肖的有司中应当弹劾的人，大多用贿赂免罪；不应当推荐的人，大多用贿赂得到推荐。至于御史出巡时，往往有人节省公费、补助国用，崔呈秀到处却透支至一万四千两，各县赔补不胜其苦，这在地方上耳目众多、昭然可见。臣当时因为这不属于自己的职掌，不敢查问究竟是谁经手、谁收受。至于举荐和弹劾失实、贪酷之徒漏网，则有两淮运司同知谈天相在此，正是崔呈秀所推荐的。崔呈秀刚离开地方，盐臣樊尚燝、按臣刘大绶便把他的赃私列举上报了。又有霍邱知县郑延祚在此，也是崔呈秀所推荐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又揭发他馈送财物的事情，奉旨提拿审问。这就是收受贿赂而加以推荐的实证。臣曾暗自嘲笑那些既辜负国家又辜负自己的人，受到国家怎样的宠荣，却不去做足以荣耀的事情，反而都陷入极端耻辱。御史巡按地方，宠荣已经到了极点。像崔呈秀这样，辱没自身、辱没国家，究竟算什么呢？臣听说崔呈秀知道谈天相贪污，想弹劾他；谈天相知道崔呈秀容易对付，便送给他千金，求他免于弹劾，最终果然免除了。谈天相更加知道崔呈秀容易对付，又送给他千金，求他推荐，最终果然得到推荐。这样一来，能够撼动山岳的威势，只供他收受贿赂、攫取金钱使用；而一个坟间垄断祭物的卑贱之人，竟还冒充居处纠察邪恶、指斥奸佞的官员。所以臣认为，他所造成的极端耻辱，应当从重惩处，以彻底洗刷巡按御史的耻辱。伏乞皇上下敕吏部议定回复施行。○申明并严格宪约、责成州县的奏疏【拟定而未上奏】

译臣看天下的治理，端正而澄清根本，必定由上而率领下；奉行法令、恪守职务，也必须由下而奉承上。因此朝廷的恩泽到达州县，才开始施加到百姓身上。州县是奉行法令、修守职务的起点。州县官贤明，百姓就安定；州县官不贤明，百姓就不得安宁。然而天下的州共有二百二十一，县共有一千一百六十六，哪里能够全都得到贤能之人来任用？贤能的人把君主看作上天，不敢欺骗；把百姓看作子女，不忍伤害。他奉行法令、修治职务，是出于内心不能不这样，并不是为了有所图谋。次一等的人，是有所仰慕而勉力行善，有所畏惧而不敢作恶；最下等的人，不知道职务是什么，法度是什么，只放纵自己的欲望，这就是百姓的贼害。所以执政者应当选拔才贤，铲除民贼，约束中等之人。天下唯独中等之人最多，用法令约束他们，都可以不失为贤者。太守是约束州县的人，司道是约束府、州、县的人，抚按则没有不约束的。约束他们，使人人守法，就像农田有田埂一样，不越出界限而妄想，天下就治理好了。臣谨慎地规划州县所应当奉行的事项，命令从抚按以下逐级相互约束。皇上如果不认为臣的话错误，认为可以施行，还请降下天语再次敕令，命臣等刊刻成书，发给各差遣御史，颁行天下。臣等据此考核天下的州守、县令，也据此考核那些约束州守、县令的人，这样或许皇上的仁恩能够真正落实到百姓身上。谨将条款列在下面。一、督课农桑，必须内心诚恳。要开辟百姓衣食的来源，奖赏勤劳、警戒懒惰，使百姓振作起来。不得只做表面文章，派人下乡反而增加百姓的祸害。一、兴起教化。教化应当从自身做起，不是靠繁琐的文饰。所以说：百姓不听从他的命令，却会听从他的喜好。身居上位的人，应当以恭敬持守自身，以廉洁砥砺操守，以严肃驾驭下属。百姓自然会观察他而受到感化；还必须表彰善人、憎恶恶行，树立良好的风气。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必须加以表扬；乡绅和有德望的长者，必须尊敬礼待；县中经学明达、品行修养、声誉显著的人，必须考察事实，报告巡按御史，由巡按御史上疏推荐给朝廷，以补救乡举里选这一废弃的制度。不孝、不悌以及一切违背人伦、伤害风俗的行为，必须真正依法惩处【原文“真之法”疑有误】。这样长久实行，教化自然兴起。一、培育人才。每月初一、十五到学宫视察，必须用圣贤明确的教诲恳切地教导诸生。俊秀之士，必须让他们读《四书》《五经》《小学》《近思录》《性理纲目》，以端正心术、端正见识，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一、乡约是教化中的一件要事。但县官如果不以诚心实行，便徒然成为表面文章，而约正、约副等人反而会成为百姓的祸害。如果确实有力行乡约的人，必须诚恳邀请县中有德行的乡绅，或者受乡民敬服的孝廉、贡士来主持其事，约正、约副等人只负责奔走办事。乡约实行后，一乡的善恶都无从逃脱；盗贼平息、百姓安宁、风气转移、习俗改变，都可以由此得到。应当有记善簿、记恶簿，还必须有改过簿，允许人们自我更新。一、乡饮是重大典礼，不得滥及不正派的人。一、社学务必选任合适的人担任教读。一、学宫破败，立即申报详明，进行修缮。境内凡是古代圣贤以及祀典所载山川的祠宇破败，也要及时修理。完好之处仍要打扫洁净，锁好祠门，不得容许人们堆积杂物、坐卧践踏。四方过客瞻拜时，有见识的人常常以此判断州县官员的品行，怎么可以忽视呢？一、积蓄粮食，是百姓的性命。丰收时没有储备，灾荒时没有赈济，还能称为百姓的父母官吗？必须因地制宜设法，使一县的积谷足以供应一县的赈济。这样不只是使百姓活命，也可以用来平息动乱。州县的功绩，关系到百姓；子孙是否能够长久流传【原文“氷流子孙”疑有误】，根本也系于此。一、社仓是救济荒年的良法。各乡应劝导缙绅和名门大户自行建造仓廒，自行发放、自行收回，不可以交给官府办理。其办法是根据人户耕田多少、人口多少，在青黄不接时按二分利息借贷。又必须由二三十户联名担保借粮，欠粮的人由同保内各户分摊赔偿。小荒年减免利息，中等荒年免除利息，大荒年连本金和米粮一起减免到秋收以后；征收催缴由官府发给印信文簿，以便究治奸猾顽抗者，使制度能够长久实行。一、境内有荒芜的田地，应当竭力开垦；流徙的百姓，应当竭力招抚。一、境内有应该疏浚的陂塘水池，要及时疏浚；应该修筑的圩岸，要及时修筑；城墙倾颓、桥梁毁坏，要及时整修；高地、原野和低洼之处适宜种树的，要及时种植【原文“及时种”疑有脱字】。一、仓中粮食的主管和看守，必须选择富裕、谨慎、厚道的人；按礼节给予适当待遇，每年交接更换，不要使某一人偏受拖累而倾家荡产，只让接管的人照数交接收受。不得让吏员书办参与，以免滋生索取；粮食应及时收放，出陈粮换新粮，这些都由县官亲自办理。一、养济院近来竟成了弊病丛生的地方，孤苦无依的人得不到实际恩惠，都是因为吏胥增添捏造虚假姓名、混杂冒领。必须由州县官根据他们的陈诉查验属实，发给写有面貌的木牌，并且不时查核，分别革退或留用。凡男女犯有重罪，或者游荡败家，以及有子孙、女婿、侄子可以供养的，不得混杂收容，以免妨碍真正无依无靠的人。一、州县中极其贫困、等待死亡的百姓，大约可以计算人数。每年动用预备仓的粮食，在城中四门选择宽敞的寺观煮粥，每人发米五合，就可以暂且延续残喘。从十月十五日开始，到正月十五日为止；孤老即使有粮，也不许混杂冒领，大约只需耗费一百多石米。假如认真实行，救济的好处不会少。应当委任得力的人，稽查粮食的出纳，不要使它成为空文。一、钱粮是一个县的大事。秋冬交替时，必须先计算确定分派数额，通过发帖让小民预先知道应当办理缴纳的数目。征收粮税时总共立一本簿册，算定各户的额定田数、田粮数、均徭、里甲、条编数，分为十个期限，每月完成几分，只准依据这一本簿册比较考核，不得另立第二本。已完和未完都必须据实填写，不得使用浮票。民间依限完纳的，就不许再催比；过期未完的，才拘拿其中最严重者催比责罚。必须把分数写得清楚：如欠一两而从来未完，就从重追究；欠十两但已经完纳七八分、尚有少数余欠的，就从宽处理。不得只论数目多少，而不区分全欠和零欠。催征只使用里甲，偶尔对奸猾顽抗的户采用不可预测的威势，发票拘拿一两个，不得遍派皂快持牌下乡，徒然惊扰鸡犬，对百姓毫无益处。一、征收银两而不加收火耗，赞颂之声就会遍布各地，这也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天下竟然寥寥无几，确实如此！立志高远的人之所以难得，正应当对此猛然反省。一、收取银两时，务必不时拿取收银头、法马、等子等衡量器具查对，命解户亲自敲击银针验看。

译一、起运解送银两，必须委派佐贰官，不得任用贫困的官员和狡猾的吏员，以免造成失误。一、天下的库藏，没有不被库吏、书办侵吞欺骗的。查库盘点时，那些借支推诿、含糊应付的，并不是实际情况【原文“那借支吾”疑有误】。必须查访确实后将其监禁；立即变卖家产补足缴纳的，可以免其死罪；不能补足的，就上报上司，依法处置。一切负责收放钱粮的掌印官，细小事务都要亲自封存、亲自判定，不要再让钱粮经手于他们。一、无情无理的诉状，十份中没有一份是真实的。县官贪取钱财，往往多以罚赎了事。只要准许这类诉状，就会使原告、被告两家一同走向毁灭。这是百姓穷困的一个原因。作为百姓父母官，应当诚恳劝导、化解，不要轻易受理诉讼；事情涉及伦理而没有重大变故的，就替他们烧掉诉状，免除彼此的仇隙。其他如果没有关系，也一概可以不受理【原文“肫勿劝化合”疑有误】。一、人命案件的诉状，尤其不可轻易受理。在城中有人投状告发人命案，县官立即到他家验看、审问；四邻诬告的，严加惩罚，确有事实的才准许受理。在乡里的，必须命其带着尸体到验尸处，并带四邻到尸体所在之处，然后投递诉状。县官立即到验尸处验看、审问，一如在城中的办法。这样，不真实的案件自然不敢轻易告发；不但官府省事，百姓可以保全家产，用人命讹诈别人的事情也会平息。老人和幼童得以保全性命的，会多起来。一、佐贰官不得让人擅自接受百姓诉状、擅自发出票牌，衙役尤其应当严加约束。佐贰官危害百姓，就是县令危害百姓。一、拘捕传唤应当停止，只派里长；除非是真正的强盗、人命案件和重大恶行，不得滥派皂快下乡，以免滋生欺诈扰害，这是为小民造福的第一要义。原告、被告各自只派一人作证，似乎更加简便【“一勾摄止”原文标点及字词疑有误】。一、本县人不得容许棍徒到别县投递诉状；除强盗案件外，凡需关提的，不许受理。一、妇人除非犯奸淫、人命案件，或者被公婆、丈夫、儿子告讼，一律不许拘拿。一、对轻罪犯人，不要轻易送进监铺，以免感染瘟疫，也免得被牢头勒索。妇女除犯大辟罪以及勘合追赃的案件外，即使是家属或娼妇，也不要滥加拘禁。一、罪犯除大辟罪和依引例充军之外，如果其祖父母、父母年老或患病，家中又没有其他成年男丁的，依照《大明会典》，发往本州岛县摆站、做工、煎盐、哨嘹。在京城的，不论军民，都发往两京府会同馆摆站，徒刑、流刑期满后各自释放。这种刑罚中的仁慈恩典，不能废置而不施行。一、监狱中的重囚，白天可以稍微宽松，夜间必须严密关闭狱门，不许有人出入，并且要经常以防不测为由查点。一、吏、书、门、皂等人，亲近他们、纵容他们，都是县令的责任。众多胥役分取其中的利益，最后却由一个县令承担名声。愚蠢的人不肯这样做，往往却愚昧而不自知，为什么呢？这是应当猛然省察的。一、善人，是一方百姓的元气。民间有孝子、悌弟，这是上等；其次是仗义好施的人；再次是终身自守、不做坏事的人。必须访查核实，分别写明他们的长处，制作匾额表彰其门第，免除他们的杂泛差役，用来劝勉百姓。一、恶人，是良民中的害虫盗贼。除掉害虫盗贼，良民才开始安宁。像天罡、地煞、打降、把棍之类的人，应访查其中的首恶，严加惩治，仍登记入官府，使其党羽受到禁制。一旦有其党羽诈骗、侵害良民，就连同首恶一起治罪。一、讼师教唆人兴讼、撤讼，破坏百姓家庭，败坏民间风俗。他们惯于玩弄机巧、变诈，无知的人反而争相把这当作本领，逐渐沉溺于这种伎俩而不自知，竟不再顾念天理人心是什么了。对此应当访查核实，把他们的姓名全部张贴在申明亭；审出刁诬的词状后，追究写状之人，并将其捉拿严惩。词状上写明“代书人某”，他自然不敢欺骗。一、豪奴倚仗主人的势力，欺凌残害小民，使人无处申诉。访查核实其恶行后，报请巡按御史捉拿治罪。一、刑杖、竹篦不得重过一斤，务必削平棱角和竹节；不许集中打在一处，不许打腿弯；拶指不得超过两时；除非是强盗、人命案件，不许轻易使用；夹棍施夹不得超过两时；敲杖不得超过三十下。一、公堂之上必须肃静清空，不得容许吏、书、皂、快、门役拥立在左右，以免意外发生奸弊。一、每天办理的事务，必须设立一簿逐件登记，办完的就勾销。一月以内的事务，必须在一月以内办结，使吏、书不得拖延敷衍、借机勒索。上司交办的事务也不至于搁置而招致罪责。一、私衙的关防必须严密。许多清廉谨慎的官员，往往被妻子、儿女、僮仆、亲戚败坏；他们与衙役勾结，私自发出官票，暗中骗取民间财物，必须时时察觉防范。一、县官不得容留乡里的亲戚。若在寺院里替人说情办事，收取钱财，就会迅速招来官场的讥评。一、本县每天的供给，必须按照时价付现银，与市民公平交易；不得倚仗官势压低价格、亏短拖欠；不得纵容买办人向商铺索取钱物，佐贰衙门也一并禁止。一、各项差役的工食银，按季度发给，不得提前发放，也不得扣减。一、生日和节日，不得接受礼物，以免助长奔走钻营之风。一、不得借巡查缉捕、查点之名，向没有到场的人役罚取银粮。一、不得向富户借贷，也不得到富户、监生家中饮宴。一、上司所需的铺陈物品，往往借用当铺；江南则派粮长借办，极其扰害。必须由本县节省公用经费置办，交库吏收领、封存，列入查盘事项，不许挪用，以免日后缺少。一、解送备用的马匹，不得克扣马价。一、保甲制度是用来平息盗乱、安定百姓的。如今本县开报保长时，既已让吏胥饱餐一番，凶恶无赖又充任保长，继续无休止地欺诈侵害良民，竟使善法都变成了苛政。团练乡兵也是如此，只会徒然增加扰害而已。既然不能因为噎住就废弃吃饭，怎么可以不按照名义考察实际呢？关键在于贤能的人切实推行，周密防备。天下多事之时，这两项实在是未雨绸缪的办法，不可忽视。一、武备不只是保卫地方，也是在保卫官府自身。从前有人任县令时，突然遇到大盗。盗贼假装承差，冲入县衙，拔刀劫掠库房。县官骗他们说库银是大锭，难以立即使用，要发票到大户家取银。所选的大户，都是民壮中勇猛的人。众人知道县令有急难，便都背着砖石进入，终于擒获群盗。若不是平时选拔训练，怎么能够在仓促之间应变？所以各州县的民壮、弓兵，应淘汰老弱，核实虚冒名额，全部足以募得壮士、练成精兵，以防备意外。

译一、盗贼是地方的大祸，必定有窝藏他们的家户，也必定同捕快相互勾结。平时应秘密访查窝家以及与盗贼勾结的捕快，依法处置；一有盗情发生，就立即严加捕捉，务必擒获后才停止。这样的声威传扬开来，盗贼自然会畏惧收敛。可是有些不肖官吏把盗贼像子弟一样包庇，既想取得盗贼平息、百姓安宁的名声，又想逃避上司追究地方盗贼众多的责任，往往对失主的呈告大发怒火，反而责怪捕快捏造诬告；更严重的还同盗贼勾结，收受他们的财货贿赂，致使盗贼认为这个县便于行劫，可以横行无忌。失主不敢告发，捕快不敢擒拿，酿成大乱，通常都由此而起。这是应当深切引以为戒的。一、强盗、窃盗到了官府，县官应立即亲自审问，不要轻易用刑。只须严急追问赃物下落，确认赃物真实后再制作供词。不要轻信攀诬之词，使□快有可乘之机。应先拷问，不要先行发落，由佐贰官审问。一、赌博是盗贼产生的根源，必须严加禁止。民间有人开场赌博，应责令左右两邻首告；不首告的，与赌博者同罪。一、娼家是盗贼聚集的巢穴，不许容留在城内居住。已经居住的，左右两邻不首告，与其同罪。一、白莲、无为等教，自古以来就是倡乱的首领，务必秘密察访，严加驱逐，不要使它们遗患地方。一、州县官是地方的表率，应当先从简朴做起，以挽回奢侈靡费的风俗。即使宴会、名刺等事，也不能认为是小事而任意随从流俗。应依照宪规刊刻简约规定，与本地缙绅彼此共同遵行。节省钱财用于容易被忽视之处，移易风俗也会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一、民间溺杀子女，最为伤害天地间的和气。有犯者，严加惩治。四邻不首告的，与犯者同罪。一、宰杀耕牛、张网捕鸟，都应设法严禁，这也是仁政的一端。近来江南有人用鸟铳发射弹丸打飞鸟，一发就常常杀死许多生命，尤其残忍，更应严禁。○自请罢斥疏【得旨回籍】臣于本月初八日奉旨，会同吏部尚书赵南星审议御史陈九畴弹劾新近推举的山西巡抚谢应祥，以及文选司员外夏嘉遇与陈九畴互相奏辩一事，随即具疏上奏。十二日奉到严旨，予以处分。谢应祥被推举为巡抚，是出自冢臣的真知灼见：认为别人遇到缺额便千方百计求取，谢应祥却安静自守，所以想借此奖劝恬淡自守之士，因而向夏嘉遇说起此事，并特意任用谢应祥。会同官员推举时，众议一致，已经蒙皇上点用。谁知陈九畴说他昏聩老迈，说他有所图谋，竟又诬陷不肯收钱、不肯任意议论政事的吏科都给事中魏大中。天地神明光明昭著、森然排列，陈九畴误受他人驱使来欺骗皇上，我难道敢欺骗皇上、进而欺骗天地神明吗？如今魏大中、夏嘉遇都已经降职斥退，部院又奉到皇上含糊偏袒、委曲调停的旨意，我惭愧得无地自容，只能自我伤痛。只因愚昧，不能仰合圣心，报答皇上的知遇之恩；又痛惜烦琐的言论扰乱政务，致使皇上多次发怒，损害皇上公平明察的原则。臣身为谏臣之长，以进谏为职责，本应有明确的劝谏。但我伏地思量，臣下侍奉君主，如同儿子侍奉父母；父母发怒时，做儿子的应当恭敬战栗，等待亲长自己明白、怒气自行消散，怎么可以再去激惹冒犯呢？臣又伏地思量，陈九畴的奏疏中有“背公植党”的话。前代往往因为“党”这个字，凭空使善类倾覆国家，也往往是当时大臣过于激烈而加速造成灾祸。今天怎么可以另外再去激惹冒犯呢？然而臣的职责已经失掉了。官员以进谏为职责，却失掉自己的职责，那么皇上还为什么要任用一个失职的臣子呢？伏乞立即罢斥臣，以作为臣下不能尽职者的警戒。○遗疏 臣虽已被削籍，过去毕竟是大臣；大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因此臣面向北方叩头，仿效屈平临终留下遗言：君恩尚未报答，只能把愿望寄托在来生。臣高攀龙临死前写下此信，请使者拿着它报告皇上。◆揭 罢商税揭 论学揭 ○罢商税揭 我恭敬地看到天津抚台李懋明老先生的奏疏中有一条主张恢复商税，高攀龙不禁跺脚叹息说：“怎么会想到欺骗性的言论竟出自贤者之口？”神祖在位时，群臣说破嘴、写秃笔，请求罢除商税而不能实现；光考在位时一朝将它罢除，天下欢呼，像获得了新生。这是一月之间施行的仁政，却留下千古的美名，是最大的政事。既然罢税时百姓欢呼，那么恢复商税就会招来怨恨叹息；既然欢呼着称颂光考的仁圣，那么怨恨叹息时就会说皇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君主呢？这虽然只是一件事，却关系到皇上的子道，也关系到君道。今天百姓的议论，就是后世信史的笔墨。臣下即使不怕自身遭受讥讽诋毁，难道独独不怕君父蒙受讥议吗？如果连这个也不怕，那么王安石之后那些人的议论就不值得忧虑了。今天平定乱局，以得人心为根本。满朝正惴惴不安，担心加派会失去人心，而商税所造成的人心丧失，比加派多出数倍。加派的危害按年计算，商税的危害按日计算。商税并不是困扰商人，而是困扰百姓。商人用高价买进，绝不会低价卖出，民间各种物价都贵，都是因为商人把税钱算入成本。如今税被撤除而价格仍不下降，实在是因为苛税遗祸四海，加上贫困、水旱灾害频繁、战乱遍地。撤税后物价尚且上涨，何况恢复商税，又怎知它会涨到什么地步呢？自从战事兴起以来，主张求利的人把能想到的办法几乎都提了出来，却没有一种真正可以依靠，实在不是良策。钞关、当铺等办法，都只会使百姓怨恨、上天震怒，反而导致不正当取得的财物又以不正当方式失去；这是夺取民财，不是生财之道。生财的方法，不过是增加收入和节约开支两个方面。试看二祖开创基业时，军费国费何等浩大，曾有今天这些名目的税收吗？曾有今天这样不足用的吗？不过是屯田、盐法、钱钞等事，施行得当罢了。宋仁宗用兵西夏时，命近臣和三司商议节省浮费，下诏说从皇帝车舆服御以及宫中所需，都务必从简从约；至于官吏、士兵的俸禄赏赐，不得任意裁减。太平之朝生财如此。如今增加收入不能立即增加，就应当节省却又不肯立即节省；眼下最急要的是让天下巡抚都任用得人，使他们因地制宜、相机处置，每年务必设法筹办若干款项来补助国用，难道最终还会比不上恢复商税所得的数额吗？先用这个办法等待屯田成功、盗寇消灭，或许可以实现。商税这件事，说起来实在痛心万分，恳请李老先生上念皇考，下念皇上，千万不要把恢复商税放在心上。同朝的各位老先生，也千万不要再谈恢复商税。谨此揭陈。○论学揭

译近来黄门朱五吉老先生说，宪臣建议开设讲学之坛；国家担心由此逐渐形成门户之争，便在一篇奏疏中把责任归重于东林，甚至想以东林为戒，从此不再讲学。这种错误的倡议一旦开始，对我们的道统是大祸，对天下国家也是大祸。我本来就是东林中人，即使不说到我自己，怎么忍心坐视东林遭受诬陷？正想具疏申辩，随即奉到圣明旨意，如太阳当空，因此不再冒渎上奏以开启争端，只谨慎地具此揭陈。黄门所说的东林，并不是东林，而是攻击东林者的说法；所说东林造成的祸患，并不是东林能够祸害别人，而是攻击东林的人想要祸害东林。几年来我常常私下惊叹：理义和人心本来相同，为什么谈论理义的人却总被指为朋党，不能容于世呢？有一天我忽然明白：正因为大家在理义上有共同认识，所以才被说成结党。国家任用一个应当任用的人，实行一件应当实行的事，罢去一个应当罢去的人，必定有人说这是东林一脉；有谁说某人应当任用、某事应当实行、某人应当罢去，也必定有人说这是东林中人。不论东西南北，不论彼此风马牛不相及的人，只要行为出于正义，就被指作同一党，东林何其有幸，竟能合并天下众人？正义又何其不幸，竟要承受天下群起的猜疑？画蛇添足、涂画猪和鬼车，这些都不是事实。就像郭明龙、正域，平生从未讲学，平生也不认识东林，黄门却说他们同顾宪成在东林开讲；由此看来，其他事情也可以类推。难道不是黄门师生、姻亲之间长期受到熏陶浸染，谈论时局的说法不知不觉深入了内心吗？否则，为什么两三年来门户之争已经成为人们口头上的话题，却仍然沿用当年的口吻呢？那么，时局中的人为什么要攻击东林呢？方中涵担任相国以前，第一个参劾他的，是吴严所亮；他入相以后，第一个参劾他的，是钱梅谷春。因此一时迎合相国的人，都把攻击东林当作职业，摧残善人、伤害国家根本，大多由此造成。这究竟是东林所为，还是攻击东林者所为？如果认为是东林所为，那么东林能够控制自己的乡里，言官难道就不能参劾议论他人吗？从前程伊川先生在焄丰讲学，却受到蔡京等人的攻击；朱晦庵先生在庆元讲学，却受到韩侂冑等人的攻击。不以蔡京、韩侂冑等人为戒，反而以伊川、晦庵为戒，可以吗？东林虽然比不上程朱，却是学习程朱教诲的人，不幸也遭遇了类似的事情。所谓学，是什么？就是人的本性。所谓本性，是什么？就是上天的道。懂得这个道理，那么刑名、钱谷也都是实在的事务；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礼乐刑政也都是空虚的文饰。关键只在这颗心的迷惑与觉悟之间。诸位老先生从迷惑走向觉悟，不忍心看着别人当面迷失，所以讲学来阐明它，正是要让人就现实事务来求学，并不是用学问废弃事务。黄门说：“谁是仕途上有余力的人，才可以学习；否则不要谈学习。”我也说：“谁是学习上有余力的人，才可以做官；否则不要谈做官。”如果果真如此，可以做官的人就少了。宇宙非常广大，不能因为一己所见便彼此妨碍。释、老二教尚且不能废弃，何况可以废弃儒学吗？儒学是用来彰明道的，并不是儒生只会作帖括文章，也不是督学主持学校事务那一套。它是收摄精神，而不是耗损精神。人若不知道学习，世道就会一同丧失，于是朋党之祸便兴起。彼此相安就彼此安定，彼此相危就彼此危险。所以，作为类别群体的“党”不能没有，这是群体分属的品类；作为偏私结党的“党”却不可有，这是乱亡的根本。要知道类别群体不可能没有，就应使它们各得其所，不要彼此猜忌；要知道偏私结党不可有，就应让各自惩戒其祸患，不要做得过分。只要人人反省自己，不要一味责怪别人，那么就没有什么不能把差异融为共同、把小的扩大为大的。所以，有教化就没有类别上的分别，连作为群体类别的党也可以融合。难道这一定要靠学习吗？只有学习能够消除门户之见。若反而把学习当作建立门户的工具，我从未见过建立门户的人还可以称为真正的学者。谨此揭陈。◆问 解头问 ○解头问

译有人问解送差役的事务，说：“江南除了解送粮食以外，解送差役中最重的有四项：一是解送朱漆，二是解送荼蜡，三是解送皇砖，四是解送胖袄。这四项都足以毁掉百姓的家产、逼死百姓。”问：“有这么严重吗？”答：“百姓要到三千里以外服役，又要听命于宦官；宦官看待富民，就像老虎看待肉一样，哪里会有满足的时候？”问：“那么将怎么办？”答：“百姓负责办理物品，官府负责解送；百姓多出一些解送纲费供给解官，使解官有利可得而无损害，这就好了。”问：“负责办理物品的人不是解送的人，负责解送的人也不是办理物品的人，百姓竞相把粗劣物品塞充其中，物品无法解送，解官又能到京城脚下向谁申诉呢？”答：“这其中有主管者，终究不能逃避责任，百姓又怎么敢这样做？况且物品不齐备，解官也无法出发。”问：“解官凭借无法成行的势力来盘剥百姓，怎么办？”答：“解官有管辖他的上级，百姓有申诉的地方，有什么忧患？”问：“那么主管者是谁？”答：“上等富户，其次是中等富户作为贴户，不取下等富户。”问：“怎样知道哪户是上等、哪户是下等？”答：“上等富户在县里显著有名，不必只根据田产来判断，因为田产有飞诡隐漏；中等富户根据田产来判断，按照田产多少分等。主管者平时应有一本小册，将富户分等，并通过多方面询问访查，周知全境，以便核定粮役和解送人员。这样，户等不会临事混淆，也不会被胥吏欺骗。” 问：“我听说差役办法没有比使用贴户更好的。譬如一头牛拉一张犁，牛未必疲惫；一张犁让十只羊来拉，羊死了，犁也无法拉动。”答：“贴户有两种：贴役的，即使分担极少，也同样会遭受不可预料的祸患，说是让羊代替牛可以；贴钱的，即使只出很少的钱，也有确定的分派数额，说是众人共同承担、容易完成可以。我所说的贴，是贴钱而不是贴役。”问：“这种办法怎样实行？”答：“每有一项解送差役，就选点几户上等富户作为主管，但必须是三年内没有担任粮长、承办私项和重役的人；同时估量所需费用是多少，再确定贴户若干，让贴户出钱，由主管者办理解送物品；差官和解官也必须选择能够胜任的人。如今候缺的小吏，贫困无聊，正好像守候年节一样，百姓出钱供给官员，官员出力服务百姓，官民双方都有利益，筹划办法没有比这更好的了。”问：“费用多少，怎么知道？”答：“这必须详细询问曾经承办过差役、熟悉事务的人，详细列明某项物品的时价、某项物品的工价，这样就可以知道解户的费用；再详细列明沿途某项费用以及到京后的某项费用，这样就可以知道解官的费用。对解户来说，务必多给贴钱而不使其财力困乏；对解官来说，务必多给粮饷而不使其因行程困苦。这样上下都便利，才可以长久实行。” 我常常看到，以前由百姓解送改为官府解送，后来又由官府解送恢复为百姓解送，并不是官府解送无法实行，而是解送物资节省了，官府却认为这件事过于艰苦。当初议论官府解送时，百姓舍不得出钱，即使稍微增加一点给解官的费用，也不能平息；等到恢复由百姓解送时，百姓又不堪其苦，即使想多交给解官一些钱，也无法得到允许。百姓可以同他们一起享受成功，却不能同他们谋划开始，本来就要靠上面的人坚持主持、公平裁断。若说官府解送终究不能实行，那么金花也属于官府解送，经收也属于宦官办理，为什么人们还争相求取，甚至要托人居间呢？这是因为金花解纲最为丰厚。问：“官府解送实行久了，宦官知道解纲丰厚，难道不会穷追索取解官吗？”答：“当然会，但与对待百姓相比还是有区别的。解官有官差身份可以凭借，有当权者可以申诉，有地方官员可以求助；在宦官及各衙门吏胥眼中，他像有肋骨可以保护的人。哪里像富民那样容易欺凌？先儒说过：‘天下的事情，没有只得利益而没有害处的，只能选择利益多、害处少的去做。’不过我又有一番感慨。如今天下的白粮独出于江南，江南又独出于七府，宫闱和百官都靠这些粮食供食；百姓出财力用船运送来供给国家，却唯独承担天下的劳苦，而白粮船所到的关津又要征税，这是为什么呢？” 如今百姓买卖米麦，关津也不加税，难道贡赋的米反而应当征税吗？有人说：“不是给粮食征税，是给私货征税。”这又是最不仁义的做法。粮食有规定的数额，船也有规定的数额，所携带的东西有多少，怎么能不让百姓借此获取一点利益来弥补劳苦呢？这正是圣王必定听任而不禁止的事情。如果真有当权者特别上奏请求免税，那么他赐福于百姓将无穷无尽，聚集福报于自身也将无穷无尽。这正是救济民间粮食解送中最苦一项的办法。《高子遗书》卷七【完】本县后学胡文湘、尢文澜校字 ●《高子遗书》卷八上 书信共一百一首 ◆书信共一百一首 致李见罗先生 致许敬庵先生 答顾泾阳先生论格物 答泾阳论周元公不排斥佛教 答泾阳论程朱排斥佛教 答泾阳论管东溟 答泾阳论“生之谓性” 答泾阳论儒、佛两家“善”字的不同 答泾阳论“犹龙”一语 致泾阳论知本 答泾阳病中修养功夫书 观《白鹭洲问答》致泾阳 致泾阳论东林 致顾泾凡论已发、未发二条 答邹南皋先生六条 致冯少墟四条 致逯确斋三条 答刘念台三条 致安我素二条 答钱启新二条 致揭阳诸位生员 致管东溟二条 呈给赵侪鹤老师五条 答钱御泠 答叶台山 答朱平涵 致萧自麓二条 致罗匡湖三条 答耿庭怀 致陈思冈 复钱渐庵二条 致徐匡岳大参 答曹真子论辛复元书 致刘云峤二条 复朱密所 致何天玉二条 答吴安节年伯三条 致洪桂渚 答陈伯襄宪副 致吴子往四条 致周自淑 答史玉池 致周念潜 致张子慎 致吴怀野二条 答萧康侯 复陈敬伯 答周二鲁 答瞿洞观二条 致顾新蒲 致丁子行 答刘直洲 致罗止庵。致王具茨。答复张鸡山。答复吕钊潭大行。答复王仪寰二守。答复汤海若。答复吴严所司封。答复区罗阳太常。答复吴进士。答友人书。答复吴伯昌中翰。答复田双南。致周怀鲁中丞。○致李见罗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