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子遗书卷十二 【终】

译题高先生遗像——倪元璐。始宁倪元璐。赞说：在道义沦丧的时代，忠臣只能以死相守。君上先死，臣下便以忠而死；君上先忠，臣下便因忠而死。忠臣之死，并不只是死去而已；为忠而死，也不会损害国家的美德。小人像鱼贯鸡连一样结党，钩连党羽，杀害士人。士人几乎死尽，公的死便更加合乎大义和礼法。为士人锻造荣耀，为同文之狱增添罪证，也为国家洗刷耻辱。汨罗水边，谁能与公的忠诚并列？宋朝的文天祥，正面与反面互相彰明，如同车轮彼此合轨。等到宋朝已经覆灭，羝羊也坠落了祭祀。鸣奏烈声、取得显著声名，所以选择在燕市明白地死去。鼎盛时期宦官破坏纲纪，避开耻辱、选择隐晦，所以投身止水。燕市成就国家的光荣，止水保全国家的体统。大人的死亡，绝不是苟且而已。书写高先生帖子之后——刘宗周。刘宗周。我读了先生的遗表和写给朋友的信，看见先生直到临终时的学力；回顾他的言语，各自都切合所处的情势，不能草草看过。读完后，我告诉君主说：“愿意效法屈平留下的准则，不忘记君主。”又告诉友人说：“能够跟随李范同游，不辜负朋友。”这是用几位贤人的义理来审察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不是果真把自己比作那几个人。至于他说“心如太虚，本无生死”，先生的心与道合一，尽其道而生，尽其道而死，这才叫无生死，并不是佛氏所说的无生死。从前他曾写信给我说：“我们这些人只要有一丝逃避死亡的心，本来就会损害道；有一丝追求死亡的心，也同样会损害道。”这是像金针刺入骨髓一样直截了当的话。要从生死关头理解先生，应当以此为准则。又先生临终时，端立在水中，面向北方倚靠池边，左手捧心，右手下垂，腰带以下没有沾湿一勺水，众人都觉得奇异。先生平日的学力坚定，所以临终变化时能够自己作主，这也是我们儒者的常事。如果用佛氏临终显现幻异的方法来求解，反而会迷惑。我担心后来学习先生的人，有的只从东汉人物那里浅薄地求取，有的又过分从佛、道二氏那里求取，辜负先生临别时的苦心，所以特意把这些情况详细写出来。题跋高先生帖子——叶茂才。同邑叶茂才。我和高存之先生是同年相交的朋友，和他共同求学将近四十年。他的大节小行不下千百件，而最终归于一节，尤其足以作为大臣处置变故的法则。当乙丑、丙寅年间，逆阉魏忠贤及其党羽崔呈秀等假传圣旨，逮捕拘禁各位名士，几乎遍及天下；大多死于诏狱，即使侥幸被发配戍边，所受的屈辱也已经非常严重。先生听说缇骑四处出动，已经逮捕吴中诸公，默默思量说：“这次行动将要涉及我。我忝居风宪大臣之首，可以被杀，不可以受辱；使自身受辱，就是使国家受辱。”于是逮捕他的人到达官府后，他便在开读诏书的前一天，秉烛写下临终前的几句话，把自己比作屈平，然后沉入园池而死。唉！屈平的忠诚，是先生所远远胜过的；先生的学问和修养，则不是屈平敢于相比的。屈平当时，上官大夫对他并没有深仇，只要放逐他也就罢了，所以屈平本来可以不死；而崔呈秀、魏忠贤这些凶徒对先生，却一定要杀掉他才痛快。与其低头接受逮捕，让狱吏凌辱逼迫，给先皇留下杀害大臣的名声，哪里比得上投身清池，既保全国家体统，又使自己不受刑具、杖笞之苦呢？所以先生把自己比作屈平，不明白的人认为他是在自夸，明白的人则认为他是在说明自己的志向。而他四十年的学力，到了这里才真正显示出力量；先生大概自己也相信这一点了。后来想要观察先生的人，只需看他最终归全时，斋戒沐浴、焚香，告天、告君，并告知各位祖先，举止从容，审慎周详，与平日没有不同；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修养了。即使在颠沛困顿之中也必定如此，先生确实做到了。墓志铭——朱国祯。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先生墓志铭。

译【大学士】朱国祯。理学到了本朝，明盛达到了极点；中间也有时受到困厄而衰蚀，就像日月一样，暂时受到蚀损后必定复明，复明后反而更加显出光明。正统八年癸亥，河东薛先生受到王振迫害，几乎死去，后来终于参与机密政务，死后被祀于朝廷。过了一百二十四年，到丙寅年，才有梁溪高先生。先生名攀龙，字存之，号景逸。祖父孟永公，开始定居在本县东南角。一传为耕乐公如圭，二传为省轩公翼，三传为雪楼公适，世代都被称为长者。雪楼生静成公材，这就是先生的祖父；他考中孝廉，任黄岩县令，有特殊的政绩，祀于名宦祠和乡贤祠。静成生继成公德征，娶陆夫人为正室、邵夫人为妾，先生就是他们所生。先生出生时有盆中莲花的祥瑞，祖父静成作诗记载此事，至今还题跋收藏着。静成有弟弟静逸公校，娶朱夫人，没有儿子，于是把先生过继给他。先生从小神采奕奕，善于读书，言语举动像成年人。母亲给他果品食物，他一定拱手接受；有时命他自己取，也完全按照教给他的礼节行事。学习科举文章时，他早已超出章句范围，默默背诵诸儒语录和性理诸书。二十一岁时，在壬午年乡试中举，居家为嗣母服丧。丙戌、丁亥年间，顾泾阳先生正在讲学，他听了非常高兴，立即说：“学习是要成为圣人的。” 话一出口就是议论，落实到手便在自身实践，怎么可以泛泛地追求呢？有一次读《大学》，有人问他，朱子说进入道的要领没有比“敬”更重要的，他悚然说道：“正是这样。”始终以整齐严肃为主。过了很久，他看到程子说“心要在腔子里”，解释说：“所谓腔子，就是说应当到什么地方去寻找根本；身体就是心，最终归于一道，并不远离人。”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学问。己丑年考中进士，出自高邑赵侪鹤先生门下，当时就有知晓学问的评价。廷试列三甲，本应授县令；又逢丁嗣父忧，前后都竭尽哀痛，守丧十分谨慎，更加修养为子之职，断绝人事，读礼书和《易经》。服丧期满后赴吏部谒选，本应改授京官；有人援引旧例之外的规定，仍让他任外官，他非常高兴地说：“居于京城，悠悠然坐着耗尽岁月，不如趁现在年力尚强，出去做一番事业，以后便可以像解开刀刃一样获得解脱。”然而最终还是授任行人。他自己发誓说：“我在道上还没有真正见到什么，只能依靠独知来承担，希望可以由此深入造诣。”恰逢佥事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想要改易经传注释，皇上将他所进献的书要求颁行天下。高攀龙对此非常愤怒，上疏《崇正学辟异说》，皇帝答复说：“高攀龙所说，关系到世道人心。”不久他又论述道统的根本和关键，言语极其恳切。高邑当时正在铨部任职，和他共同反复考证，深深体会《河东粹言》，认为其内容简约而精纯。他正在临摹字体帖子时，孙立亭任司寇，见面勉励他努力学习，并且说法律是用来治理世务的根本，于是他更加用心学习法律，作了《日省编》《集崇正编》。他认为读书时思想没有进步，是因为尊德性的功夫太少。他通常用半天静坐，然后才出去参加公会；水边石上、僧房之中，都是他默默斋心的地方。五更时空气清爽，他尤其自我警策。忽然想到“闲邪存诚”这句话，觉得当下没有邪念，浑然就是诚；又觉得寻找诚本身就是邪，保存它也只是旧说，于是改用“云从”等字。奉命出使金陵时，邹南皋和在刑部任职的人各自谈到自己的志向，都以最高等的功夫相期许。回到朝廷后，他感慨时事，上疏请求君臣同心、珍惜人才、远离奸佞；奏疏于是交给阁臣和各部院会议。听到这件事，他神色坦然。泾阳说只应闭门存养以等待，邹南皋认为他过于坦然，也觉得自己还没有达到这种境界，应当由自己取得，十分佩服他的话。奏疏议定后，他被降为杂职，不久调往极边。泾阳也因上疏论事被黜，写信说：“我们这些人一时退居，都获得了闲暇之身，怎样修养来报答君恩呢？”甲午年赴揭阳任典史，在船中严格立定规程，只在静中用力。当心气澄澈寂静时，便有充塞天地的气象。所经过的奇峻山川、险绝的滩头峰顶，无不使人心情喜悦，眼前的一切境遇都成为我的助力。经过汀州时，坐在旅舍的一座小楼上，感到非常快乐。手中拿着二程的书，读到“万变都在人，其实没有一件事”这句话，猛然醒悟说：“果真没有事。从来纠缠我的东西，忽然一下斩断了。”到任后勤勉处理政务，考订艺文，汇集朱子的要语刊印公布。县令是同年，便帮助他弥补不足；除掉一个凶恶之人，署理政务三个月后，寻找差事回到当地。有个萧自麓，是从前念庵先生的门人，临别时对他说：“您应当暗中修养数年，不可显露。前辈曾在背地里下一番苦功，所以才能有所成就。”他拜谢说：“岂敢不铭记在心。”到漳州拜见李见罗先生，李先生说：“既然知道宗旨，那么心与意、知与物各自安于其位。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过是在有缺漏的地方加以照管，真正应当达到的是无所事事的境界。”他回答说：“《大学》的格物致知，就是《中庸》的明善；要使求学的人辨明志向、确定事业，使这颗心光明通达，没有丝毫含糊；否则就近似于把自欺当作根本。然后行善去恶，意念真诚，内心端正，身体修养，善行因此纯粹精密；有所止息，才能敦厚而稳固。” 不这样做，各种事端纷纷发生，如何用功？而且修身是根本，人人都知道；然而必须辨明义与利、是与非的极致，追究到完全没有偷盗之心，才算知道所止。功夫必须紧迫而沉着，怎么可以平铺直叙、轻描淡写，毫无气力，连同各个条目和次序笼统地做去呢？”李先生无法反驳，自己说从出门到这里，学力已经三次改变了用力的方式。乙未年回乡后，又取佛、道两家来参究，认为佛氏与圣人所争的只差毫厘；在精微处我们儒家本来就具备，只是佛氏总不超出“无极”二字的弊病；我们儒家所具备的道理，也总不超出“无理”二字的弊病。不久接连为父母服丧，一切依照文公《家礼》办理。把家产让给几个兄弟没有成功，便把全部财物用来办理丧葬，剩余的置办义田来赡养宗族。戊戌年在湖边建造水居，其中有一座楼，取“无所不可”之意。武郡吴子往来拜访，与他深相契合，于是共同闭关盘腿静坐；每次静坐必定七日，制定“复七”规程，取《大易》“来复”之义。甲辰年东林书院建成，原来龟山先生的遗址上有道南祠，位于僧院旁边；邵文庄曾计划修复但没有成功，到这时便与泾阳共同完成，聚集吴越士人在其中举行大会，一切依照白鹿洞书院旧规；每次会讲都提出“大”字，彼此互相印证，最终归于端坐静养。

译他说，大圣大贤自然有大精神；以静为主，只在平常日用中下功夫。求学者精神不足、气浮躁，必须以一分功夫当作一百分使用，以十分功夫当作一千分使用，长久积累、深厚聚集，拔除世俗的根，才希望看见天理。把学问作为教化，从前多以静定为主，间或会友应酬；到这时连这些也没有了，因为如果静功在一切接触中自然流行，就不必再费力收摄。他曾说，丙午年以后，才真正相信性善，知道《中庸》所谓“本”都是这种道；完全抛开名言，程子称它为天理，阳明称它为致良知，却都不如《中庸》“中庸”二字。“中”就是停停当当，“庸”就是平平常常；本体如此，功夫也如此，丝毫不能造作或偏离。心的规矩和学习的规矩有时有离有合；达到中和浑成的境界，在朱子那里叫贯通，在孟子那里叫集义所生，在孔子、颜子那里叫不二、不迁。这是四十年艰苦磨炼后确实可以自信的地方。两朝之间鼎革完成，被废黜的臣子按次序重新起用。庚申年奉召授任光禄寺丞，同日高邑任太常少卿；福清叶台山先生再次被召为首辅，邹南皋任总宪，众多正直之士一同登用。因会讲之事交给同年叶闲适办理，然后实行。辛酉年晋升光禄少卿并署理事务，综合处理精密周详，中官起初在前面阻挠，不久便驯服帖从。他曾说，事情的头绪虽然很多，却都能做成。东疆警报接连传来，他请求逐出郑养性、李如桢、李可灼，以消除祸患、铲除邪恶。淇澳孙先生上疏论红丸，弹劾旧辅方从哲；他读后叹道：“这简直是一部《春秋》。”他坚持主张，毫不顾忌，调任太常少卿后作《寅直说》，又陈述务学的要领，说要通过明白道理来明白本心，通过明白本心来施行政务。方从哲、郑养性在大义上不能不讨伐，否则孝就不是孝，反而把不孝当作大孝；忠就不是忠，反而把不忠当作大忠；黑白颠倒，人和禽兽互相倒置，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传旨要从重惩处，福清争辩说：“这个人有很高的声望，如果处置他，满朝一定会争论，我也将和他一同离去。” 最终只罚俸禄，但仍有“朕不孝”的说法。皇上本来英明，能够看重首辅、容纳直言；逆阉魏忠贤虽然在旁边散布恶言，却还没有完全肆意妄为。后来他转任大理少卿，又转任太仆卿。方从哲、郑养性的党羽又愤怒又害怕，私下只谈论东林，准备把毒害倾注到东林身上。恰逢京师建立首善书院，大概是邹南皋、冯少墟两位中丞率同道之士筹建的，福清为它作记，称为一时盛事。给事中朱童蒙连续上疏公开诋毁，大体上是把责任归重到东林。接着起而响应的人很多，两位中丞都辞职离去。先生也上疏辞职，说：“讲学为什么竟然成为空谈？执掌法纪的臣子禁止讲学，哪有这种名义？这件事竟发生在圣明时代。”后来又称病，请求调职，说有“邪气侵扰，元气大为损伤”等话，以自身作比，希望有所感动。福清挽留他，极力加以保护。第二年奉差回乡，给事中王志道上疏议论两朝之事混杂不伦，他写信反驳，大意说：“臣子为国家办事，应当防微杜渐、惩前毖后，不应替乱臣贼子开脱，替君父留下祸患。”皇祖把威福掌握在手中，善于调停，这是皇祖自身的事情；皇考仁慈孝顺，发自内心，善于隐忍，这是皇考自身的事情；如今皇上思念祖先，善于作出裁处，这是皇上自身的事情。至于严守万古纲常、维护三尺法纪，君主的仇敌一定要报复，君主的贼臣一定要讨伐，这是臣子自身的事情。然而为什么要对此加以避讳，还要加上诬陷诽谤，使天下人更加不敢开口说一个“乱贼”字样呢？看见这种情形的人无不胆寒，但他们都把中官当作巢穴，翻云覆雨，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他心中忧虑，天天玩味《易经》来自我排遣。幸好郑养性在会审时被逐出京城，颇使他得到安慰；他说：“身上的事情做成了一个小小的结局。”方才请假的张太宰诚宇说：“高公就是因为这个人而获罪，大家都害怕。”又指着自己的心说：“他的心明白，把话说出来，人自然知道害怕。”不久奉差乘船出行，完成《易经》注释；回到家后，照旧讲学于东

译林，说“宦海之情如秋露，求学之境如春风”，这是可以作出决断选择的了。福清看见自己势力孤单，想要补入阁臣，带我作为助力，点用了四个人，其中有聊城朱蓼水、南乐魏道冲。我经过梁溪与他相见，极力陈说大义，但事情仍未实行。不久他晋升刑部侍郎，催促我回朝。皇子出生，推恩赠封三代，荫封一子；他说：“圣恩如此优厚，怎么敢让自己安逸呢？”当时高邑已经任太宰，给事中魏廓园过去曾与东林同席讲学，晋升为首吏垣，彼此约定一心把惩治贪污作为当务之急，朝廷内外都感到凛然。当时魏忠贤已经掌权，南乐（魏广微）结交并成为阉党首领，实际上很有力量。起初他在众人面前还忌讳谈论此事，魏忠贤也说：“我家的人实在不中用。”然而暗中已经输诚，诱导他做坏事。有一天讲筵结束后，魏忠贤喋喋不休地品评人物，还说：“不要任用东林一边的人。”那么他的真实意图就可知道了。所妨碍他的只有阁臣。不久，魏忠贤被杨副院杨涟弹劾，列举二十四条大罪，他内心很害怕，便和南乐商量，说一定要除掉福清（叶向高）才行。于是趁福清请求归乡，表面上慰问劝解，实际上以难以忍受的事情逼迫他【林汝翥的事】，福清才离去，魏忠贤从此无所顾忌。总宪孙蓝石病逝，众人商议由杨副院代行职务，魏忠贤不答应，又议定由冯少墟代理，魏忠贤传旨推举在京官员，户部、兵部、刑部三位尚书都不合人望；各部侍郎中于是补任少宰以及南太宰的候选人，兼任正推的人都引退了。有人说，宫中原本就是要借此排除异己。只有先生、高攀龙以及饶豫章、李懋明三人；饶豫章年老，李懋明新近到任、资历浅，又受到同僚排挤，于是便把此事归到先生身上。先生苦苦推辞说：“师生分别任职于各部各院，攻击门户的人会拿这个做借口，我怎样为自己辩解？”但众议已经决定，不能改变，于是仍然推举上去。我看出内外所忌惮的只是先生，任命未必会下达；按照旧例，送票之后才发布，预计要三天。谁知这一次第二天就发布了，众人都很高兴，只有我感到奇怪，认为这并不是好意。当福清叶向高任职时，他常说聊城（傅櫆）长期处在不合时局的位置上，一句话也难以揣测。南乐是木阁老的门生，票拟时，福清挥笔如飞，忽然说：“糊涂。”其他事情也多与南乐意见相左。临近发布时，福清秘密对我说：“他在宫中有所倚仗，逼人太甚，我不得不避开。蒲州（韩爌）更不是他的对手，必定不能长久，你应当早作归乡的打算。”又说：“梁溪（高攀龙）在宫中很受憎恶，在外廷又特别受人侧目；他还是太宰的门生，是你的同年好友，却因迎合世俗而成为眼中钉，更要妥善应对。”我记在心里，但也都不敢说出来。先生进入都察院后，首先弹劾极其贪婪的御史崔呈秀，夺去他的官职并审问赃款；不久又上疏申明严肃的宪法纲纪，责成郡县执行，列举五十多项，期望选拔人才、铲除贼害，显示出统一的法度。其主要意思是调和内阁与外廷：内阁应当借重外廷，不可因为外廷正直便怀疑它过于激烈；外廷应当责成内阁，不可因为内阁和缓便怀疑它谄媚。福清深深理解了这个意思，我也有幸和他同心，认为他的作为本来很值得称道；可是议论者纷纷说我们两人都大可怀疑，还有人用冷言冷语挑剔。我们都称病不出，以至于劳烦鸿胪寺传旨，暂时免除孟冬祭庙。南乐等到首辅垣等人严厉弹劾他时，知道事情一定不能容忍，极其愤怒，于是公开依附魏忠贤，和聊城商量，合谋献策。凡是内阁拟票用墨写，宫中批示用朱笔写；宫中有可否之处，必定发回改正，内阁大臣坚持正理，甚至据理力争，宫中也不能把他们怎样，何必委曲求全地听从呢？即使只增改一两个字，也必定注明“等待考察”，这都是首辅大臣亲自执笔拟定的。正统初年，张太皇太后下令确定：“凡事听先生主持，世世代代遵守。”内阁大臣只有这一项权力可以发挥作用。即使神宗在位很久，很多事情独断专行，留中不发，也未尝不按照内阁票拟改写批示。

译到了这时，魏忠贤献策说：“把这项权力分散掉。”某人拼死奉行命令，还有什么事情不能做？魏忠贤大为高兴，便传下这样的旨意。崔呈秀也投身附和，说曾经弹劾陶朗先，高曲意包庇，是借此事报仇。当时山西巡抚职位空缺，已经拟定郭尚友，改为推举谢应祥。谢应祥曾任嘉善县令，是首辅垣等人一向识拔的人；御史陈九畴正好从外任转调，也被说成是门生。诏令停用谢应祥，另行推举选郎。首辅垣被夺职，责备太宰和先生阿附朋比。我惊讶地说：“部院方面等待定罪，或许还能免除。”聊城出乎意料地瞪大眼睛说：“谁能免？谁能免？”大概成算早已确定，只是其中的人知道罢了。第二天，陈九畴被留任，陶朗先被直接追缴赃款四十八万。凡是蒲州原先拟定而后来改动的，都是这两个人暗中改动、暗中递送的。

译他们屡次贬黜员外郎徐大化，又在宫中暗自润色奏章，一动笔就是几百上千字。蒲州原本因为王安的事情，和南昌刘是庵先生一起被魏忠贤所憎恨。刘是庵早早离职，仅仅得以免祸。到了这时又屡遭侵凌，只能坚卧在我肩次，交出职权离去，无法有所作为。朱童蒙因为任苏松兵备时将人打死，许多人上告灾异，群情大哗，他便称病退职。我按照惯例票拟准许，聊城夺取票拟，改为提拔到京堂。御史李蕃、李恒茂谈论其他事情，暗中讥刺前一案件，我驳斥了他们。南乐追还先前改动的褒奖，我立即快步出去。十天之内，蒲州太宰和先生都被逐出，我获准归乡。除夕离开京城，竟然被一网打尽。崔呈秀又被起用作先锋。第二年乙丑，毁掉东林书院，多次兴起大狱，杀害副院首辅垣等十多人。太宰被发往戍所，他们还想把先生一并定罪，吴锦衣竭力解救，才得以停止。到了丙寅三月，终于传来逮捕的消息。十六日，我拜谒道南祠，告别圣文后回来，在后园观看雩祭，叫来几个儿子，举出“原无生死”四个字给他们看，并说：“赶紧料理出门的事情。”只身接受审理，可以免得牵连别人。写了两张字，锁在箱子里，又回到内寝，和夫人从容交谈。过了一会儿出来，取出封好的纸给两个孙子看，说：“不要先打开，明天把它交给官旗。” 当时已经三更，先生命令他们暂且退下。过了一会儿，声音寂静了，几个儿子推门进去，只见灯火微明，打开封好的纸，原来是遗表。几个儿子急忙从旁门跑到池边，先生已经投水而死了。大概是在第二天丑时。异香扑鼻，邻人都听见车马声和瓦片破裂声；他的衣服鞋子整整齐齐，淤泥没有沾身，水一滴也没有进入腹中。几天后入殓，面色还像活着一样。遗表说：“臣虽然被削夺官职，但原来是大臣；大臣受到侮辱，就是国家受到侮辱，所以面向北方叩头，追随屈平的遗志。只是君恩尚未报答，结愿来生再报。臣高攀龙临终写下此表，请使者拿它报告皇上。”又有一封写给朋友的信说：“我已经能够和李元礼、范孟博交游了。一生的学问到了这里，也算稍有力量。心如同太虚，本来没有生死，哪里值得留恋这虚幻的形体呢？”听到的人没有不悲哀痛苦的，我为他设位哭泣，因而成病。到了秋天稍稍痊愈，前往吊祭灵柩，风声肃然，好像还看见了他。呜呼，悲痛啊！河东先生当年受王振迫害，即使枣强那样强悍，也因为身为台长受到呵斥，不敢审问，最终还依赖灶下掌厨的奴仆拿着炊具哭泣求情才得以免祸。如今魏忠贤的叛逆，超过王振十倍，阁臣反而迎合他的恶行，其余人像草一样随风倒伏，借此报怨逞志；黑色的浪涛翻天，鬼魅般的风席卷大地，眼看正直之人被毁烂，也连累先生，竟然还不如当年那个灶下奴仆。人们只知道南乐，却不知道聊城也有一套东西、有相应的对策；一个显露，一个隐微，小人借此结缘，最终还是暴露出丑态。不到一个月，春闱副考官的职位突然被夺去，他闷闷不乐，发出违逆的言论，既然不能始终守信，最终还是成为人们口中的话柄，只好用胡乱的言辞解嘲。夺职的人没有不快意的，威势也没有不增加的。然而良心逐渐显露，公论难以容忍。最后一篇奏疏，唉，后悔也来不及了！魏忠贤把他归入叛逆一类，崔呈秀责怪他事情做得太多，立即被谴责遣归，蒙面而死；而那些依附他们的人仍然安然自得，夸耀自己的得意，自以为远则还可享受十年，近则也有五七年，可以坐享富贵。然而到了改元之年，圣主即位，首先杀死逆阉魏忠贤和崔呈秀，其余人也依次被清除一空。先生获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谥号忠宪，荫封儿子高世儒入仕；他到宫阙谢恩，诏旨称赞他是“孤忠邃学，秉节正终”。高世儒又因先生两次请求给母亲移封而未获一命，具疏请求恩典，于是母亲得封夫人，又进一步获得三代诰赠；自雪楼公以下，都得到和先生官职相应的恩赠。唉，这也可以用来安慰了！先生生于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至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配偶王夫人，生三子四女，孙男七人，孙女五人，曾孙一人，都在记述中详细说明。高世儒等人在崇祯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把先生安葬在九龙南■〈山华〉■〈山利〉的谕茔。先生去世以后，又受到追恤，天下更加悲伤思念，认为普通人到了盖棺才能定论，而真正有学问的人到了这时才显现出光辉和力量。孔孟以后，程朱树立了准则，陆象山与他们相互印证，于是逐渐显出分歧。后世学习他们学说的人，都不免产生流弊。先生认为，跟从朱学所产生的弊病属于实证，还可以消除；跟从陆学所产生的弊病流于虚证，难以弥补。这是因为他深深看见了近世的情况。聪明人用夸大的言论鼓动人，使人心陷溺；先生想救治这种弊病，又不愿明确指出那些人，只是反复说明道理，所以用“敬”来约束自身，用“静”来窥见精妙，用《易》义中乾坤、姤、复的转折枢纽来遮蔽实证、补救虚证，这样之后学术源流才开始清明，邪说自然止息。他的功劳不在排斥杨墨之下，即使遭受困厄，也能从容符合《明夷》的宗旨；在静中得道，各种苦难都被消除，由死入生，当下超脱，称为古今第一人，又有什么可疑的呢？他的著作很多，其中《朱子节要》研订最为精审，《蒙集》批注解释最为完备；《周易孔义》则是他一生精力所注，确实是前代圣贤从未阐发的内容。我一向不知道学问，长期跟随先生，只因“真”这个字受到他的赞许，本来希望他能经世济用，如今却已经不能实现了。高世儒等把墓志之事托付给我，当时一同求学的朋友已经凋零殆尽，除了我没有人可以承担。你的父亲过去也这样说过，但真正下笔实在困难；描绘天空、测量大海，不能草草从事，可是天崩海枯，在惊惧得几乎要死去的余波中，眼泪和思绪都无法连接。这样拖延了一年多，钱宫詹的神道碑铭已经写成，于是我惊醒过来，摘取其中的文字书写，赞美的话多得写不完。另有完整碑刻不可不读，姑且为他作铭：铭文说。千古以来的学术，自有真实的学问；各位儒者讲学，多半各自分途。我们的道统向南传播了。梁溪之地，东林书院，天下闻名。顾公开坛讲学，追随者如云。高公率领赞扬，同列其中。程朱考订确定，扫除纷乱。阴霾积聚已久，终于看见清晨。任凭青蛙的喧叫反复嘈杂，独自发扬孔门道脉，精深而勤勉。剖析神妙的义理，穷究无边的奥妙。即使细密如蚕丝、牛毛，又有什么值得夸说的呢？兴起善类，受到德行熏陶。树立言论传于后世，可与经典相称。振作整肃纲纪，涤荡世间的污浊。可怜世人没有加以察看，只露出牙龈，对我又有什么关系呢？飞蚊般超然离去，像箕星尾星一样远离魔军。投入水中而不被水淹，容貌欣然。雩祭的香气、池中的影子，气息凝聚如一壶。生死本来相同，得见真实的君子。谥号称忠，称宪，显扬清美的声名。我再增加一个字，那就是文。○神道碑铭　钱士升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谥忠宪高公神道碑铭。

译【南礼部侍郎】钱士升 万历末年，朝廷官员把东林看作可耻可恨之事。东林，是梁溪诸位君子讲学的地方，而景逸高先生是他们的导师。先生自从被贬谪后在乡间居住了几十年，晚年从田野中起用，升任九卿，公开直言、神色严正，率领同僚澄清政治，因而声望和气节著称。大道不能被容纳，他遭受灾难却守住正直的志向；遇到当今皇上褒奖抚恤，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祭葬，议定改赐谥号。又奉有“孤忠邃学、秉节正终”的明旨，于是忠义更加显著。然而先生的风节、忠义，全都来自学问。穷究事理，就能使爱憎自然真诚；见到本性，就不会因夭寿不同而改变志向。退处隐密之地，却在仓促困顿之际显露仁德。呜呼，这正是先生之所以成为先生的地方。先生名攀龙，字存之，别号景逸。始祖是孟永公，三代传到雪楼公，世代都有隐逸的德行。雪楼公生静成公，名材，是先生的祖父；乡试中举，任黄岩县令，有特殊政绩。静成公生继成公，名德征，配陆夫人、继配邵夫人，先生就是邵夫人所生。静成公有弟弟静逸公，年龄超过壮年还没有儿子，请求把先生作为嗣子，静成公答应了。后来都因先生显贵，追赠静逸公为太仆卿。先生获得抚恤恩典后，嫡长子世儒到宫阙谢恩，并请求三代诰赠；自雪楼公以下，都得到和先生相应的追赠官职。先生十九岁补为县学生员，再过两年，壬午年乡试中举。二十五岁时，跟随顾泾阳先生讲学，读《大学》。有人问进入道的要诀，没有比“敬”更重要的，于是先生便以严肃恭敬作为主持方寸之心的原则。时间久了，他领悟到所谓“腔子”并不是心只在方寸之间，而是全身都是心。大概在立志求学时，他就已经以程朱为目标了。己丑年考中进士，随后为丁静逸公服丧，在庐中读《礼》、读《易》。壬辰年赴吏部谒选，被授为行人。适逢佥事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请求改易《易传》注释，把自己所写的书颁行天下。先生奋然说道：“小人竟然放肆到这种地步吗！”于是上疏《崇正学、辟异说》，洋洋数千言。先生曾说，读书时思想不能进步，是因为尊崇德性的工夫太少。每天一半时间静坐，一半时间读书。有一次坐在僧房里，反省自己的本体，忽然想到“防止邪念、保持真诚”，却觉察到当下并没有邪念，也就不必再去察验真诚，心中快然，像解脱了缠绕束缚。奉使回京后，当时太仓（叶向高）主持国政，内阁与吏部互相抵牾。小人有人依附内阁攻击六部，先生复命进京，才三天，皇帝和宰相便共同珍惜人才、疏远奸佞，先生上了一疏，言语涉及阁臣。奏疏交部院会议，拟定条款上报，而先生已经被降为杂职。〔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半日〕 甲午年赴揭阳时，他感到过去反省身心始终没有真正受用，于是在船中大大发愤，严格订立规程，采用先儒静坐的法门，一项一项参究体会。心气澄清时，感到有一种充塞天地的气象。经过汀州，住在旅舍小楼中，领悟了明道先生“万般变化都在人身上，实际上没有一件事”的话。一念缠绵，忽然斩断。自己认为出门到这里，学力已经有三次转变，具体经过记在《三时记》中。乙未年借故休假回乡，戊戌年在蠡湖拼水居住，闭门盘坐，制定《复七规程》。甲辰年东林书院建成。东林原有道南祠，是杨龟山先生讲学的遗址。先生和顾泾阳先生请求恢复它，建造精舍，和志同道合的人在那里讲习。每次集会提出学术宗旨，都反复阐发、提醒启发，远近靠墙站立的人都各有所得。然而先生认为端居静定尤其不可缺少，因为学人的精神短浅、气息浮躁，又受到世俗浸染，必须埋头读书，使义理融会贯通；还要澄清精神、默默静坐，使尘俗妄念消散，这才可以。他自己说，丙午年以后，才真正相信孟子“性善”的道理；这也是程子“鸢飞鱼跃，必有事焉”的道理；都已经达到《大学》“知本”和《中庸》的宗旨，详细记在《困学记》中。先生自癸巳年离开朝廷到这时，总共三十年，学问日益精进，道德日益尊崇，声望也日益厚重。光宗即位，下诏起用因进言而被废弃的诸臣。天启元年起用先生为光禄寺丞。第二年晋升少卿，代理寺务，综理细密，积弊和蠹虫全部清除。不久广宁失陷，京师震动，先生请求驱逐郑养性，诛杀李如桢、崔文升，以消除隐患。孙宗伯上疏论红丸案，先生说：“这就是一部《春秋》。”会议认为旧相结交郑氏、戚氏，不知道君臣大义，言辞十分严厉。不久转任太常寺少卿，上一道讲学奏疏，大略说：“明白事理是为了明白本心，明白本心是为了施行政事；否则连孝也不知道是孝还是不孝，认为是大孝也不知道是忠还是不忠，认为是大忠。”奏疏上达后，传旨要重重处置，清议竭力坚持，才只罚俸禄。后来转任大理寺少卿，又升太仆寺卿。讲学禁令兴起后，邹、冯两位先生都请求退休。先生在辞职疏以及议论明代时政的奏疏中，竭力请求以疾病为由离任，但没有获准。第二年春天请求出京办差，写信给给事中王志道，评论两朝的事情，大意说：“人臣为国家办事，应当防微杜渐，惩前毖后，不应替乱臣贼子开脱罪责，给君父留下祸患。” 先祖皇帝把威权福泽掌握在手中，善于调停，这是先祖皇帝自身的事情。先皇帝仁慈孝顺发自内心，善于隐忍，这是先皇帝自身的事情。当今皇上思念祖先父辈，善于裁决处置，这是当今皇上自身的事情。至于严守万古纲常、遵守三尺法纪，君主的仇恨必须报复，君主的贼党必须讨伐，这是臣子自身的事情。为什么反而要讳言，还要加以诬谤呢？这话说得太好了！即使圣人再生，也不能改动。过了不久，起用先生为刑部右侍郎，他上疏辞谢，没有获准。适逢皇子出生的恩典，赐给他三代诰命。先生说：“君恩已经很厚重了，我将怎样报答呢？”志同道合的人也用大义勉励催促他。甲子年春天进京，而副院杨公弹劾魏忠贤的奏疏上达，其中涉及枚卜，大概是指南乐。南乐恼怒，渐渐想和魏忠贤合谋，而外廷诸臣又因权势彼此倾轧，形势逐渐恶化。先生暗中联络各方，费尽苦心。恰逢总宪职位空缺，朝廷推举先生为首选；当时同年赵鹤为太宰，先生因门生关系而有所顾忌，竭力辞让。太宰心中动摇，而台省众人急于推举，先生很认为不能因为避嫌而使天下大事废弃公议，于是决定任命下达。先生上疏辞谢，没有获准。进入都察院后，振作风采，揭发御史崔呈秀任淮扬巡按时收受数万巨额贿赂，终于剥夺他的官职并遣送戍边，天下人都为之快意。

译崔呈秀受到重罚以后，潜伏在京城，急忙奔走投靠魏忠贤，图谋泄愤；南乐又因为傲慢怠慢而被弹劾，更加恼怒怨恨，于是打定主意不再回头，和宫中合谋。他们想首先紧急驱逐的是各部各院，于是借山西巡抚的事情作为发端，驱逐首辅垣和选郎，先生与太宰也一同罢职归乡。乙丑年春天，诏狱兴起，追缴赃款一案将要牵连先生，幸赖吴锦衣竭力坚持，才得以免除。等到游凤翔的奏疏上达，先生已经被削职夺禄。此时又已经请求毁掉东林书院。先生隐居河边，闭门断绝交往一年多，便发生了丙寅三月十七日的事情。缪周二公被逮捕时，先生估计自己不能幸免，前一天穿戴整齐，拜谒道南祠，告别圣文回来，又得到吴门的消息，颇为惊异而微笑说：“果真如此吗？”到了晚上，家人像平常一样聚饮，他只说卖田可以得到千金，足够支付缇骑费用，便萧然上路。入寝直到半夜，又传来白天的消息。先生听到后，整理衣服起身，从容走入书斋，对几个儿子说：“我稍微要料理一下出门的事情，你们赶快找船；我束身接受拘捕，不必害怕。”家人退下后，他写了两张字，锁在箱子里，又回到内寝，和夫人从容交谈了半晌；出来后取出封好的纸放在几案上，指给两个孙子看：“明天把这个交给官旗，不要先打开，暂且退下。” 过了一会儿，声息寂静，几个儿子推门进去，只见灯火荧荧，已经不见先生踪迹。打开封好的纸，原来是遗表。遗表说：“臣虽然被削职夺禄，原来仍属大臣；大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所以面向北方叩头，追随屈平的遗志，只是君恩尚未报答，结愿来生再报。”臣高攀龙临终写下此表，请使者拿它报告皇上。又有写给朋友的信说：“我已经能够和李元礼、范孟博交游了。”一生的学问到了这里，也算稍有力量。心如同太虚，本来没有生死，哪里值得留恋这虚幻的形体呢？几个儿子惊惶害怕，急忙从旁门跑到池边，先生已经投水了。仔细看，他直立在水面，衣服鞋子整齐，淤泥没有沾身，身上一滴水也没有，腹中也没有进水。几天后入殓，面色像活着一样。呜呼！仲由临死结缨，曾参临死改换席子，先生和他们相同而又不同，不同而又相同吗？先生曾说：“年轻时不学习，老了就没有受用。”世事常常违背心意，疾病的痛苦、老死的痛苦，更加难以言说。静心而见道，这些痛苦全都不存在了。先生到了最后的道路上，终于得到并实践了自己的学问。先生的书没有不读的，尤其精深于《易》。著作有《周易孔义》《乾坤姤复》等论说；他谈论心性义理，细密得如蚕丝牛毛，对学术源流的参订最为精细。他认为学问中隐约有心与性的分别，孔孟已经看见了端绪，朱熹和陆九渊于是形成异同。到了文成、文清，便成为两条道路；两边相传下去，必然各有弊病。归根结底，实证之病容易消除，虚证之病难以补救，如今虚证已经显现，应当共同考察弊病，使它返回真实。又说：“佛教的学问，它的精微之处我们儒家都有，总不超出‘无极’二字。”佛教的弊病，先儒已经全部说过，总不超出‘无理’二字。佛教最忌讳分别是非，怎么能够治理纲纪分明的世界？圣人依据事物的是非来判定是非，我并不赞同佛教那样的做法，所以才能开明事物、成就功业。这种消除邪说、辅助圣道的功劳，难道在排斥杨墨之下吗？先生生于嘉靖壬戌七月十三日，至去世享年六十五岁。配偶为今已诰封的王夫人，生三子四女。长子世儒，以诸生身份荫入太学；次子世学，依附例承荫；次子世宁，是诸生。孙男七人，孙女七人，详见志状。世儒在庚申年己丑月壬申日丁未时，将先生安葬在■〈山华〉■〈山利〉的谕茔，并把墓道碑文之事托付给我。我钱士升五十岁而没有什么声名，哪里能窥见先生万分之一？只是我从做诸生时便跟随泾阳先生在东林求学，因而亲自受先生熏陶；等先生起任勋署后，又得以和他同朝任职，多次往来接受教诲。直到如今读完先生留下的全部文章，只恨未能当面向他请教，不能像医闾先生之于白沙先生那样。我私下揣想先生的风采：光风霁月，像周敦颐；太和元气，像明道；整齐严肃，像伊川；读书穷理、立朝刚正，又像晦翁。像新会的洒脱、余干的主张、河津的实践、姚江的超悟，先生兼有它们而没有它们的弊病。大概本朝理学名臣中，能够上接伊洛渊源、再往上承接洙泗学统的，只有先生一人罢了。其他美德事迹不一一记载，只记下其中大的方面，再用铭词系在后面。宋代有大儒，只有程朱二位；居敬穷理，与孔门法则相合。精微的言论流传久远后，正学逐渐荒芜。“无善无恶”的说法，竟然堕入野狐先生的学问。程朱学说流传到闽洛，竭力排斥禅宗，以圣人之教引导人。境界有动有静，工夫兼顾简约与广博，达到精微之处。抛弃那些糟粕，在山林泉石间讲道，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晚年从废籍中起用，与诸贤并肩。扶植天常，正直坦荡，激扬风纪。顾先生与邵先生接续先贤，道统渐渐得到信服；如同亢龙有血，按义理不能使国家受辱。从容而明断，昼夜之间也可贯通。泡影忽然消灭，投入水中而不沾湿。汨罗之死也不能与他相比，皇帝鉴察他的忠精，褒奖抚恤于九京之下。将作营造墓葬，太常改定谥号，只有“忠”和“宪”。二种法则合为一体，德行还有余美，名号绝不是苟且形成的。新宫如同正堂，穹碑高耸如山。精神运行于天地之间，经历千百代。先生曾说：“本来没有生死，空阔如太虚，哪里有终结和开始？” ○行状　叶茂才 资德大夫、正治上卿、都察院左都御史、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景逸高先生行状。

译【工部侍郎】叶茂才 明朝兴起二百五十多年，我县以理学著名的人物，自邵文庄公以下，代代都不缺。隆庆、万历以来，则有顾泾阳先生，在本县东林建立道南精舍，以鼓舞善类，讲明正学，士人纷纷向往，几乎和白鹿、紫阳两大书院并立于天下。当时在泾阳先生身边，继先生之后主持讲学并完成其事业的人，就是高先生存之。先生名攀龙，字存之，世人称景逸先生。天启丙寅年，先生陷入党争祸患。如今皇上即位，迅速颁布抚恤恩典，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祭葬，使儿子沆的冤屈得以昭雪。嫡子世儒等将要营造墓穴，谋求使先生名垂不朽的办法，先把行状托付给我。我和存之同入县学，又同中礼部试；从年轻到壮年，再到老年，出仕和退处之间相互友爱将近四十年，了解存之的人应当没有谁比我更合适。于是勉强为他编次叙述，以备采择。高氏祖先有孟永公，最初居住在县城东南一角。孟永生耕乐，耕乐生省轩，省轩生雪楼。雪楼公娶浦氏，生二子；长子静成公，凭孝廉出身，任浙江黄岩县令，有循良的声誉，在乡里以宽厚著称，死后祭祀于名宦祠、乡贤祠。次子是静逸公，年长却没有儿子。静成公生继成公，名德征，共有七个儿子。嫡配陆氏没有生育，继室邵氏生了五个，存之是其中第二个。当时存之还在襁褓中，静成公抱着他对弟弟说：“这个孩子出生时有美好的征兆，弟弟应当把他作为自己的儿子。”于是他成为静逸公的后嗣。存之任光禄寺少卿、升任刑部侍郎后，两次遇到普遍恩典，追赠祖父静成公，嗣父静逸公也按他的官职追赠。祖母、嗣母追赠为淑人。生父继成公的嫡母陆氏、生母邵氏，也援引移封的例制得到同样的追赠。存之年少时就有非凡禀赋，言语行动不苟且。五六岁时，嗣母给他果品和食物，他一定弯腰恭敬地接受；有时让他自己取，他也只按所教的数量取用就停下。他的根器早熟，已经显露出一斑。稍长后，跟从文学茹澄泉先生学习，又和孝廉许静余先生交游，也尊敬侍奉他，以学问品行相互砥砺。未满二十岁补为县学生员，壬午年乡试中举，年仅二十一岁。为沈相国龙江公、徐中丞简吾公所识拔，二人一见就期许他成为天下人才。癸未年为嗣母服丧，悲痛和礼仪都做到极致，丧葬完全合乎礼制。到了丙戌、丁亥年间，县令李元冲邀请江右罗止庵和泾阳先生到学校讲学，士绅云集。存之欣然说道：“我早就有志于求学，如今县令父母官给我开了头，我的学问或许可以兴起了！”于是早晚勤勉不懈，把全部精神用在止、敬、谨慎修养、存心养性、迁善改过上；闲暇时学习，这才开始入门。到己丑年考中进士，和薛以身、王信甫、欧阳千仞等同出赵鹤先生门下。赵先生是古今少有的豪杰，同门之中又有许多出众英才；一时聚集在一起，所见更加远大，所得更加深邃，彼此劝勉，有不到达最高境界便不停止的人。不久听到嗣父去世的讣告，连夜奔驰回家，捶胸顿足，悲号痛哭，几乎不想活下去，完全沉浸在悲痛中。服丧期满后赴吏部谒选，被授为行人。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献上自己所写的书，请求颁行天下，存之非常惊骇。存之上疏尊崇正学、排斥异说、统一人心、端正政治根本，得到圣旨说：“程朱正学受到崇尚已经很久，怎能轻易议论？近来士人的习气空疏虚浮，对实际有什么补益？高攀龙所说的关系到世道人心。张世则抄袭浮泛言辞来上奏，姑且免予追究。”不到几天，他又上《今日第一要》移文，其中谈到天下的根本和天下的关键，希望皇上效法祖宗、操持心志、讲学勤政、发放钱财治理财政，洋洋数千百言，言辞十分恳切，但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达。议论者说，这两道奏疏对学术源流和纲常的关系极大，即使一篇实行、一篇不实行，存之平素积蓄的见识也已经在朝廷上完全显露了。当时同僚朋友中志趣相同的，如聊城逯与权、江右陈彝仲、徽郡洪平叔，都是天下名士。存之和他们相互讨论，有时推究古代，有时斟酌当今，有时讲论典籍，有时考察人物；或以善相互帮助增长，或以过失相互规劝，常常谈到半夜还不停止，称为莫逆之交。后来诸位都成为声名显著的大臣，存之也有力量促成了这一点。行人署中藏书很多，他任意深入钻研，得到要旨便亲手摘录。有一天读薛文清《粹言》，看到：“一个字不可轻易送给别人，一句话不可轻易许诺别人，一个笑容不可轻易给予别人。”他警醒地觉得很有切合，从此每件事都一定要做到不愧于这“三言”才停止。于是写成《日省编》，把先儒所教导的切要工夫分别附在《大学》章句之下，作为初学者的指南。又编成《崇正编》，把先儒论述儒家与佛教分歧之处的内容汇成一书，以端正学术源流。久而久之，他忽然想到，读书虽然很多却没有太大力量，是因为尊崇德性的工夫太少；应当每天一半时间读书，一半时间静坐，作为涵养德性的地方。每次出游，他就坐在水边石上、茂林修竹之间静坐；学习礼仪时，就在禫扉静坐。夜里睡到天亮、气息清明时，便拥着被子端正地坐着。有一天坐得久了，精心思考“防止邪念、保持真诚”的话，觉察到当下没有邪念，浑然都是真诚，不必再去察验，顿时像解脱了缠绕束缚。从此反躬实践，和朋友会面谈心，无非是体察万物自身不知道的情状以及它们合乎义理的亲切关系。壬辰年腊月，带着诏书来到金陵，事情办完后，拜访邹南皋、朱虞崶、瞿洞观诸位先生，请求教益。诸先生一见如故，深夜同榻，各自倾吐内心，互相质证，把存之看作天下少数杰出人物，结交后告别。回到家中，早晚侍奉父母以娱亲；在外则更加努力亲近老师、结交朋友，考察德行、询问学业。前往毗陵拜谒钱启新先生，前往姑苏拜谒王少湖先生。他每次面对几个儿子便说：“钱先生说，孔门的学术源流，凡事只求上天知道，这句话很正确。王先生说，士君子处在贫困时不能完善自身，显达时不能使天下完善，怎么能算有成就？必须立定大节，居乡不要做乡愿，做官不要做鄙夫，这才有可说之处。”这些话使人警醒而深刻反省。又说：“我的沉静高雅不如泾阳，勇猛奋发不如文石，正直严厉不如元喜，朴斋却笃信先觉之言，不难屈己下人，就是这样。”

译癸巳年冬天，抵达京城，遇到户部郎郑林、杨应宿，他们暗中依附权势，极力攻击贤者。存之愤怒激烈，上疏请求君主和宰相同心爱惜人才、远离奸佞，以达到至治。诏旨命令部院会同有关科道按实情审问；等会审奏疏上报后，杨应宿有暗中援助，只降级调任外地，存之却被贬为揭阳尉。赴贬所途中遇到东粤陆古樵，听说白沙先生以主静为学，想到自己对道还没有见解，便发愤说：“这次出行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真是白过一生了。”途中严格订立规程，采用先前制定的涵养德性方法，把静坐和读书交替进行。这样过了两个月，心气澄清，和从前胶扰纷乱的时候大不相同。经过汀州，走陆路住在旅舍，面对山岭、临近溪涧，心中非常喜悦；手里拿着二程的书，看到明道先生说：“百官万事，即使有百万军队，弯曲手臂当枕头、喝水，也能在其中得到快乐；万般变化都在人身上，实际上他并没有一件事。”他猛然省悟说：“原来如此，实际上没有一件事。”存之平日很鄙视学者张扬地谈论悟道，这时却把这种领悟看作平常事。到揭阳后，他在衙署中讲课考核士人，端正文体，解释经书义理，汇集诸儒的重要言论刊印示众，诸生受到教化而文质彬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月〕 又得到良友萧公，他是自麓罗念庵先生的门人，学问以主敬为根基，和存之志趣相合。自麓归来时，萧公赠言说：“您应当潜心涵养几年，不可急于显露；前辈都是默默下了一番坚苦工夫，所以才能有所成就。”存之深以为然。临行前，又为地方除掉一个大恶人。到了漳州，和李见罗先生辩论了几天。李先生的意思是主张“明宗”，认为修身是本，是学问的宗旨。明白根本，那么心、意、知、物各安其位，便有无所事事的境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过是对有缺漏的地方加以照管提醒罢了。存之则认为格物致知是《大学》入门的第一要义，也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善；它能使学者辨明志向、确定学业，剖析为己与为人的界限，分别义利、公私的极致，关系最为紧要。初学入手，必须使这颗心光明通达，在隐微处没有丝毫含糊疑似，作为防止自欺的根本；这样以后，善一定去做，恶一定去除，意念真诚、内心端正而身体修养，善就能纯粹精深，止就能凝定坚固。否则，并不是不想安止、不想修身，而是气质禀赋和物欲会造成各种拘束蒙蔽，恐怕不能真正用上力量。而且修养条目的次序，并不是今天致知、明天诚意；但是写出先后次序也有意义，不应笼统地说过去。他这样严格遵守程朱学说，但存之曾对我说：“李见老提出以修身为学问的根本，对学者很有益，所以在他门下求学的人都切实可观。至于他关于明宗的宗旨，大概也没有不心服的。”丙申年，接连遭遇生父母的丧事，悲伤得形销骨立；在丧期内穿朞服，称为降服；丧期过后又以心服相续，懂得这些的人认为很合礼体。遗命把家产分成七份。存之说：“儿子已有嗣产，这些我不敢承受，全都拿出来作为丧葬费用；剩下的置办义租，用来供养亲族以及父亲没有子女的妾。”四场丧事办完后，他就在湖边筑室，作为终老的打算，把楼命名为“可楼”，意思是没有什么不可为。带着一两个童子在湖上徘徊游览，动辄以十天、一个月计算。志同道合者如吴子往来归去，季思前来拜访，大家一起焚香端坐，每次必坐七天，取《大易》“七日来复”的意义，作《复七规程》。这一年秋天，才在二泉之上会集苏州、常州的朋友，和管东溟先生辩论“无善无恶”的宗旨；前来观看聆听的人接踵而至，几乎没有容身之处。于是泾阳先生倡议说：“各种工匠住在作坊里才能成就事业，我们这些人难道可以没有讲习的场所吗？”于是集合几位志同道合者，筹集数百金，选择杨龟山先生讲学的遗址营建房舍；相传这就是所谓东林，和朋友们一起居住其中。每月召集吴越士绅举行会讲三天，远近来参加的有几百人。高攀龙与顾泾阳先生主持会盟。每次开讲，都能听到前所未闻的道理，没有谁不是满意而去的。高攀龙常对求学者说：“诸位虽然从事讲学，终究不能没有平日静心安定的功夫，因为每个人所患的毛病不同，救治的方法也不同。”总的以调养元气为主。大圣大贤善于养浩然之气，所以能够收摄精神，以主静而确立根本。求学者精神不足、气浮不定，必须有几十年的静心功夫，才可以改变气质、培养德性。而他们所受的最大病根，又在于从幼年起就把求取功名利禄当作学习，先重文艺而后重德行，世俗的根性深入骨髓，不是片刻之间可以拔除的。必须埋头读书，使义理融会贯通，改变那种世俗的心肠和骨气；澄清精神，默默静坐，使尘念妄想消散，坚定凝聚正心正气，这才可以。至于他自己叙说进学的次序，则说：“我到丙午年才真正相信孟子‘性善’的旨意；到丁未年才真正相信程子所说‘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的道理；到辛亥年才真正相信《大学》‘知本’的旨意；到壬子年才真正领会《中庸》二字的旨意。到了这时，觉得天地间的道理只是一个恰到好处的‘中’，一个平平常常的‘庸’。” 只要有一丝偏离，就不能恰到好处；只要有一丝造作，就不是平常的本体。这样的功夫，即使天地间的圣人也不能穷尽，何况我们这些人，难道会有尽头吗？勤于体察万物、敦厚地处理人伦关系，谨慎说话、敏捷做事，战战兢兢、勤勤恳恳，直到死去才停止罢了。唉，高攀龙的见识达到这个境界，确实没有辜负萧自麓所说的‘潜心涵养数年，默默地成就自己’。又过了几年，到庚申年，他洗涤心灵、退处收藏，功夫更加严密，应用更加圆融。和朋友交往，诚恳亲切，越发深沉而平和。众人都说，集东林学派大成的，就是高攀龙。第二年天启改元，朝廷奉遗诏起用被贬籍的诸位大臣，台省官员交相推荐，起用他为光禄丞；他本来不想赴任。我们劝他出仕的人说这是义所不容辞的事，他于是毅然说道：‘如果道义果真如此，而且我父母还没有受到一项恩命，假如世道容不下我，那我只不过是不等到一天终了就离开罢了。’于是把东林讲会托付给好友吴觐华主持，自己乘一辆车上路。到年底抵达京城，随即写了一首偶语贴在座位右边：‘精诚发自内心，一切遵循不减少也不增加；使真实本性安静和顺，才能居于相应的位置；不要昧失自己可以出仕、也可以退止的本心。’第二年二月升任太常寺少卿，代理太常寺事务。适逢上元节缺少进贡的天鹅，群宦官肆意索取，高攀龙援引旧例，以家鹅代替，喧闹索取的人便平静下来。

译代理太常寺事务几个月，裁减没有名目的供奉费用，公布铺户商行的物价，革除各曹铺垫物资的积弊，治理得干干净净。宦官见了都害怕服从，退下后互相告诫不要触犯他。不久广宁失陷，京城危急，人们没有坚定的志向，高攀龙以镇定安抚众人，上疏推荐孙恺阳、董见龙、李之藻、鹿善继等人，并慎重选择京畿内的守令，实行保甲防御之法，得到圣旨允许施行。他又看见外戚勋贵之中，有人奉旨在京城窝藏奸细，认为祸根不可不除，便抗疏直陈其事。大宗伯孙淇澳追论过去辅臣红丸一案，下令交由各部院、九卿、科道会审，高攀龙持论更加确凿，毫不顾忌。各位贵戚、大臣和近侍都侧目收手，想着办法要中伤他。不久转任太常寺少卿，呈上《恭陈务学之要以立致治之本》疏，疏中又提到方、郑二人。传旨要重重处置叶相国，经过维持只罚了俸禄。又转任大理寺少卿，晋升太仆卿，上疏辞谢没有获准，于是请求差遣回乡。船中寂静，他撰写《周易孔义大旨》，认为五经是后儒作注，《易经》则是孔夫子作注。解释《易经》的人如果能阐明孔夫子的言语，也就阐明了《易经》。几年前他曾与钱启新先生讲论《易经》，东林学者多有阐发，本想编成一家之言，却尚未完成。到这时才得以完成，所论《易经》简约而精微，多是前人没有阐发过的内容。居乡几个月，朝廷即从家中起用他为刑部侍郎；他再次上疏辞职，未获批准，于是和门人华水部同船北上。当时杨副院大洪上疏论列魏忠贤二十四条大罪，奉旨受到严厉斥责。又有圣旨逮捕林御史，杖责万工部。宦官包围首辅的门第，索要御史；把工部郎官殴打至死，也无人过问。天下大权渐渐全归宦官，实在无可奈何。高攀龙于是对当权者说：“如今外廷办事应当采用正直的原则，内阁办事应当采用和婉的原则。内阁应当借助外廷，不可因为正直就怀疑他们过于激烈；外廷应当督促内阁成事，不可因为和婉就怀疑他们谄媚。这样才能互相成就。”又说：“宦官掌权，既然还不能拔除他们的毒害，暂且也必须削弱这种毒害。应当像归德相公当年的做法那样，恳切劝导各位宦官不要和我们这些人作对，这样士大夫的祸患或许可以减少万分之一。”不久总宪职位空缺，满朝聚议，没有人能超过高攀龙。高攀龙激愤地推辞说：“赵太宰是龙座师，难道可以和门生分掌部院吗？大司寇乔公、左司寇饶公都是正人，而饶公资历和俸禄深厚，所受杖责又更惨，难道可以越次任用我高攀龙吗？” 不如让副院代理职务就好。众人都说对，于是拟定副院的名字上报。魏忠贤大怒，传旨要推究查问在职的众人，又强行起用高攀龙。高攀龙推让给饶太宰，朝廷也允许把饶太宰列入拟任人选，但河南道坚持不肯，最终还是把高攀龙的名字列在首位上报。当天得到圣旨，高攀龙更加局促不安，于是具疏恳切辞谢说：“都御史，就是古代御史大夫的职位，天下的事情都可以发言。无奈世俗习气渐渐衰败已久，臣下若不以正直之心为国效力，就会有难以振作的气象来请命。把贿赂当作理所当然，就会形成难以洗刷的习惯；因意见相同或不同而产生爱憎，又以爱憎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就会难以辨明是非；无缘无故地划分界限，因疑心像看见弓影而误认为蛇，就难以调伏这些弊病。之所以困难，是因为人人各有私心，于是由私心造成隔阂。身居这个职位的人，必须先做到无私，然后才能消除别人的私心；先做到没有隔阂，然后才能沟通别人的隔阂。至于御史执笔书写，关系着公论的明暗；巡行地方，关系着亿兆百姓的安危。一定要做他们首领的人，必须把众人合成一体，最终归于一心，只为君主和国家献身，不可苟且经营自身和家业，然后才可以在艰难中广泛成就事业。否则，御史失职，就是都御史失职。这种关系是何等重大，怎么能由臣来承担呢？” 那样岂不是要把鼎中的食物打翻吗！奏疏呈上后没有获准，于是他就职。高攀龙说：“安定百姓必须从这里做起，惩治贪欲；惩治贪欲必须从京城开始。”一进入都察院，就张贴并悬挂禁止馈送礼仪的文告于县城通衢，明白告示做臣子的，不应当因为爱好财货而成为贪官。恰好有……恰好史官巡视回道。有人一到任便廉洁，如今谢操台；有人上考评即列为贪污，如今崔呈秀。他立即上疏弹劾崔呈秀，奉旨交吏部从重议处。吏部覆奏迎合圣意，剥夺崔呈秀的官职，贪赃私财交由抚按会同勘查属实，依律发遣戍边。当时人称高攀龙刚入都察院就能尽职。崔呈秀在昏夜间向魏忠贤哀求，魏忠贤当时像猛禽伏藏，虽然没有立即出手救他，却和崔呈秀结成父子般的交情。高攀龙痛恨外廷确实已经腐败，知道时局不可挽救，只能振兴吏治以安定民生，稍稍延缓危亡。于是又上《申严宪约》疏，大意是要责成抚按约束司道，责成司道约束府州县，责成府州县安定民生。逐条列出五十多项，如农桑水利、敦厚教化、培养人才、端正人心、厚重风俗，以及刑名钱谷、积储发放、保甲防御、彰善惩恶、剔除蠹虫、整治奸邪等办法，极为详备，而关键在于亲自实行、率先倡导，节省费用、爱护百姓。他掌管宪台的风纪，大致可以看见。然而又能怎样抵挡群小的构陷呢？当时魏南乐担任台省交参，害怕不能被容纳，便和崔呈秀一同投进宦官的门下，恐吓魏忠贤，合谋倾覆正直之士。于是借会推巡抚一事，策划把他们一网打尽，先攻击罢免夏文选，接着攻击魏都谏、各部院、内阁政府，进而攻击敢于直言的言官和各衙门守正不阿的人，没有一个幸免。乙丑年春夏之间，缇骑四处出动，假传圣旨逮捕杨副院等六人到京，分别以重大的贪赃罪名治罪，先后死于诏狱。各奸邪之人怨恨仍未消除，又想把贪赃罪名加在高攀龙身上，借吴锦衣孟明以百口担保，才得以免罪。到《三朝要典》编成，高攀龙因移宫一案被南道御史游凤翔弹劾，削去官籍，贬为平民，追夺诰命。高攀龙欣然说：“如果没有这一遭，将来便无法在地下见到诸位公卿。”此前京城已经议论要毁掉邹南皋、冯少墟等人所建的首善书院，削去两人的名籍。到这时又议论把天下书院全部毁掉，尤其忌恨东林书院，想索取一万多两银子用于大工程，拆除估价入官后只得到三四百两金银，于是东林书院遂成一片瓦砾，读书人连立锥之地也没有了。当时高攀龙隐居在湖上，不停研习《易经》，有客人来就到断桥阻挡他们。

译丙寅年春天，又逮捕缪西溪、周来玉两位先生，高攀龙自料不能幸免，却始终没有流露出一丝声色。到三月十六日早晨，他整肃衣冠拜谒龟山祠，回来后和一两个亲近知交在园中赏花，谈笑自如。忽然传来缇骑到来的消息，高攀龙微笑说：“这个消息如果确实，我视死如归罢了。”又多次举起“原无生死”四字给在座的人看，说：“本来就没有生死，怎么能把生死看成两件事？如果临死时反而转变念头，便会堕入苦海，哪里还谈得上立命呢！”他一生讲学，在这一点上看得透彻，所得功力很深。这天晚上，祖孙父子相聚，晚间饮酒时一句也没有谈及家事，只说：“我有赡田二百亩，卖掉它可以抵付缇骑的费用，等到天亮便清清白白地上路。”儿辈各自回房睡觉，我也安然入睡了。到了半夜，又传来先前的消息，高攀龙起身坐着问：“消息确实吗？”他走进书斋，取纸写了几行字，锁在箱子里；又到夫人那里，亲切交谈了半晌，出来后两个孙子快步前来侍奉，他告诉他们：“我这次出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叮嘱你们的只有四个字：‘不要给祖父留下羞耻。’”又取出箱中纸张，亲手封好，放在几案上说：“把这个交给官差，不要先打开看。” 两个孙子走出去，关上寝室门，以为他又上床睡了。过了一会儿听不见声响，儿子和孙子推门进去，只见床上空空的，到处寻找也找不到他，急忙打开几案上的封件查看，原来是遗书。遗书说：“臣虽已被削职夺禄，过去毕竟是大臣；大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所以向北叩头，效法屈平遗志；只是君恩尚未报答，愿结愿于来生。臣高攀龙将要死去，写信请求使者拿此报告皇上。”诸子还没读完，大惊，急忙奔去查看，发现池塘岸边他已经投水而死。这是十七日丑时。午后府里的公文送到，县官施某在隔晚到府，高攀龙投水正好就在那个时候。难道他一生静心涵养，神明暗中启发，使他真诚到能够预知未来吗？为什么他能这样从容闲适，不快不慢地做到这一步呢？最奇异的是，他平直地站在水面上，帽子没有湿，鞋子没有沾泥，被人抬起一整天，身上竟没有一滴水。停放在外面数日，等待长子。面色如同活着一样，观看的人无不惊叹为神异。高攀龙的学说，以程朱为准则，以恢复本性为主旨，以知本为宗旨，以居敬、穷理相辅相成地推进作为一生确定的事业。四方来跟随游学的人到了，先让他们读《小学》《近思录》等书，接着就让他们静坐，以培养深厚的气质。他作《心性说》说：心和性，说是一件事就不能混淆，说是两件事又不能分割。佛氏所说的性，全都是心。他们说慈悲就是仁，说般若就是知，却绝不谈礼义。因此，他们所谓的仁知，不是我们圣人所说的仁知。圣学从穷理入手，所以说心就是性；佛氏不穷理，所以说这是心而不是性。又说：佛氏主张一切平等，最忌讳分别是非。这样怎么能够治理世界、建立纲纪呢？治理世界、建立纲纪，完全要靠明辨是非。圣人根据事物本身作相应处理，是就说是，非就说非，我不夹杂私意，所以能够开明事物、成就事务。又说：学习必须从格物入手，有物就必然有其法则。法则就是至善。穷究事物的道理，就是穷究到至善之处。格物如果达不到极致，往往因为毫厘的差别，造成千里之远的错误。又说：我的本性本来没有外物的牵累，不可自己生出纠缠扰乱；本来圆满具足，不可自己怀疑有所亏欠；本来平坦正直，不可自己造作迂曲；本来广大无边，不可自己使它局促；本来光明通达，不可自己使它昏暗迷乱；本来简易直截，不可自己加以造作。他作《气质说》说：性是学习的根源。知道性本善，然后才可以谈学习；知道气质，然后才可以谈性。性如果不靠学习就不能恢复，学习如果不改变气质也不能恢复本性。人自从承受形体以后，天地之性已经成为气质之性了。并不是在天地之性之外另有气质之性；如果善于反求本性，气质之性就是天地之性，也不是在气质之性之外另有天地之性。所以说：‘把它分成两件事，就不对了。’他作《静坐说》说：静坐的方法，不能容纳一丝安排，只须平平常常、默默地静下来。开天辟地以前的《易》是如此，人生而为静时是如此，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也是如此。静坐时的妄念不能强行排除，昏沉之气也不能强行排除。真实本体显现后，妄念自然止息；妄念止息后，昏沉之气自然清明。从静转为动，也只须平平常常。静时和动时是同一个样子，动时和静时也是同一个样子，不过是借静坐来体认这个不静不动的本体罢了。又说：只有天理是极静的，只有喜怒哀乐尚未发出时，完全是天理。周濂溪以静为主，主张的是未发之时。主静的学问开始于谨慎独处，最终归于没有私欲。又说：在静中看功夫，在动中看本体。功夫还不纯正时，在静中不能作主；本体还不真实时，在动中也不能作主。学习没有所谓动静之分，开始时借静来澄清自己，达到无动无静，才是真正的静。又说：静有理静、气静的区别。理静，是道理明白、欲望清净，胸中无事而安静；气静，是安定日久、气息澄清，不被外物牵动而安静。二者互相资助、互相增益，不可偏废。如果只讲气静，稍一活动就会失去它，那有什么益处呢？他驳斥王阳明‘无善无恶’的说法，认为程朱说性善，是把无声无臭作为善的本体；王阳明却把无善无恶作为心的本体。前者认为善就是性，后者认为善属于意念。所以说：‘有善有恶，是意念的发动。’佛氏也说：不思善，不思恶，把善当作善事，把恶当作恶事，这怎么说得通呢？明善作《洗心说》说：不求吃饱，不求安逸，不把居住饮食放在心上；别人富有，我守仁德；别人有爵位，我守义理，不把富贵放在心上；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不把怨恨责怪放在心上；被任用就施行道义，被舍弃就退藏自守，不把困穷显达放在心上；做不义之事、杀无辜的人，即使因此得到天下，也不肯去做，有什么能够动摇我呢？世人知道我心胸广大，世人不知道我心胸广大，有什么能够使我痛苦呢？不合仁德的事不做，不合礼义的事不行，有什么能够使我恐惧呢？”

译让江汉之水洗涤我，让秋日的阳光曝晒我，有什么能够玷污我呢？鹰飞上高空，鱼跃入深渊，有什么能够使我局促呢？认识到这个真实本体，还要有什么心念才能浩大呢？怎样才能认识它？答道：退藏于幽密之处罢了。越幽密就越真实，这叫作一物也容纳不下，这叫作无声无臭，这叫作洗心。他作《主敬说》说：学习有无穷的功夫，‘心’这一个字，是最大的总括；心有无穷的功夫，‘敬’这一个字，是最大的总括。千圣万贤，都由一个‘敬’字成就。专一不二叫作敬，没有趋向外物叫作一。怎样才能没有趋向呢？程明道说：求学的人必须先认识仁，认识仁以后，以诚敬保存它，不要把它分成两端，不要掺杂第三件事，这就叫主一。又说：主敬有三种方法，伊川的整齐严肃、上蔡的常常清醒警惕、和靖的收敛其心而不容一物，就是这三种。然而清醒警惕和收敛心念很难恰到好处，刚一着意就不对了；只有整齐严肃，未尝不清醒，未尝不收敛，内外都卓然自立，不用刻意用力。他自己求学和教人的方法，总不超出这些说法。希望求学者进取时就把它施用于天下，退处时就用它修养自身，就像行路的人有家、耕田的人有田界一样，完全如同程朱的家法。高攀龙的著述很多，有二十多种，全都关系到社会教化。他辑录《朱子节要》一书，与《近思录》相互表里，尤其用心极苦。无论长篇短文，还是一句话、一个词，都脍炙人口，不能全部列举。他曾对同道说：“天下的事情败坏在邪见的小人、毫无见识的庸人和有偏见的君子手里。”又说：“人们一点点的羞耻心被冯道消灭尽了，一点点的敬畏心被王安石消灭尽了，后世还有人称道他们，真是小人而无所顾忌了。”又说：“天下不怕没有政事，怕的是没有学术。学术是天下的大根本。学术端正，政事哪有不端正的？末世把讲学当作禁忌，政事又怎么办呢？”又说：“政事以人才为根本，离开人才谈政事，必然没有政事；财用以政事为根本，离开政事谈财用，必然没有财用。”又说：“圣人的学问常常采用相反的方法。普通人从幼年起每天都顺从人欲，所以每天都更加违背天理；圣人从幼年起每天都逆着人欲，所以每天都更加顺合天理。”又说：“我们儒家的学术源流有两支，孔子、孟子只是隐约显露出苗头，朱熹、陆九渊于是形成异同，文清、文成便分成两条道路。我们本朝的学术源流，只有文清真正得到了宗旨。” 一百年前尊奉文清的人多，一百年后尊奉文成的人多。尊奉文成的人说文清的弊病在于过实，却不知道文成的弊病在于空虚。归根到底，实病容易消除，虚病难以补救。如今空虚的弊病已经显现，我们这些人应当考察弊病，使它回归于实。”这几条见解，前面没有因袭，后面也没有承接，完全是他独自发现、独自说出的；他忧虑世道、善化世人、针砭流俗、挽回狂澜的心意，充分流露在言语之间。他约束自身，眼睛不看不合礼的颜色，耳朵不听不合礼的声音，手不接不合礼的财物，脚不踏不合礼的地方，门不接纳不合礼的人。他治理家庭，孝顺友爱出于天性；养育他的、生育他的父母，全都得到他的欢心。五个弟弟和一个兄长，直到白头都没有隔阂。他和夫人王氏和睦庄敬，相敬如宾；把侄子看作儿子，把侄孙看作孙子；义方教子的训诫、燕翼谋及后人的安排，都充分体现出来。下至奴仆，对待他们严厉而有恩惠，和司马家的仆人没有两样。他对待老师朋友，幼年时和澄泉、静余一起谈论文艺，世代结交的情谊始终不变；后来对于子弟的老师和偶然结交的朋友，也没有不始终相互欢悦、在急缓之间互相周济、在患难中彼此体恤，如同左右手一样。他对待亲戚姻亲，如外家、甥家、女婿家中贫困的就帮助，有才德的就奖励，羸弱的就保护，能写文章的就推荐提拔。他对待乡里，凡有孝、义、忠、节的，都尽力表彰；凡有大利大害的事，都尽力兴办或革除；逢凶年饥岁，都尽力赈济。直到设置役田、役米来缓解粮长的困苦，设置同善会来救济乡里鳏寡孤独的人，尤其优厚救济那些贫穷而有贤德的人，他施行的恩惠更加宏大而深远。评论者说，他在朝廷任职，有坚定美善、正直敢言的气象；处世有不随流俗、不偏不倚、不争斗、不结党的气象；闲居有和悦舒缓的气象；教诲别人有循循善诱的气象；进取时敢说危言、敢做危行、奋不顾身，也有高墙万仞、砥柱中流的气象；退处时愿意学习孔孟、不混杂异端，也有醇厚至极、如精金美玉的气象；祸患突然降临时，从容就义，也有内省无愧、不忧不惧的气象。唉，这才是真实的高攀龙啊！我还记得从前赴任滁阳时，高攀龙亲笔写信与我同行，并解释送我同行的意思说：‘与时偕行。’《易经》说‘与时偕行’的有三卦：乾、损、益。我说，乾卦所说的顺时而行，高攀龙有五种情形：他被列入谪籍、居家不仕时，我三十年遁世而不后悔，仿佛要终身如此，这是时机潜藏便随之潜藏；他主持东林讲会，阐发圣贤精微的道理，以振兴斯文为自己的责任，这是时机显现便随之显现；他日积月累地进学，片刻都在存养心性，不敢有一刻懈怠，这是时机警惕便随之警惕；他在出仕、退处、进退之间迟疑，在勋寺、冏卿任职期间自我检验，这是时机跃动便随之跃动；至于掌管都察院，成为众贤之首，到了对外考察、作为贪官利剑锋芒的时候，就近于亢极了。何况宦官像伏在险处的老虎，奸邪小人施展报复的谋略；履霜而知坚冰将至，高攀龙必定在祸患尚未显露之前已经明白，只是恰好遭逢穷困，不得不随着时势达到亢极，于是追随屈平，含笑投入木水之中。他所说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不正是因为高攀龙常说自己一生运用《易经》没有白费吗？只是我们这一党失去了一位良友，海内失去了一座泰山北斗，朝廷和民间失去了一位规矩准绳般的君子，不能不为世道三声叹息。我没有什么才能，不能仿佛高攀龙的万分之一，哪里能够阐扬他的美德来昭示后世？所依靠的，是大君子挥动如椽的笔、宏大的裁断，一句话加以表彰，便可千载不朽。祭文　范凤翼 祭高先生文

译范凤翼 唉，唉！悲哉！悲哉！为什么使我流泪和墨，笔却多次无法落下呢？我为什么为先生悲伤？因为上天不肯留下先生，使国家空虚。先生使我独自悲伤得尤其厉害，因为我认为海内真正知己只有先生一人；有先生在，本来足以无所遗憾，而今却再也见不到了。如今汉署中那些成群结队、显赫自得的人，难道不是充数占位吗？谁配得上先生？国家本来可以因一人而兴，先生怀抱志向却未能施展的事情，十件中有九件。我因触犯流俗、违背时宜，而先生却对周吏部说：‘范某是旧日铨选制度的典型，应当像任用泾阳先生的旧例那样任用他，才能脱胎换骨。’这话我实在不敢当，只是不知道先生为什么看重我而这样说。先生又曾经写文章为先人祝寿，文章虽然是为先人祝寿，实际上却是在教导我。先生说：‘圣人为什么和普通人不同呢？圣人通过学习而安于道，普通人不安于道，也不学习。’这就是先生以普通人的情况警醒我，又以圣人的道路诱导我，多么深厚真挚啊！我闲居在家二十多年，脚不踏出门户，却和先生通过书信往来，没有一个月中断。我每当谈到重大的时事，常独自说诸位君子的过激做法不对；这话不宜让诸位君子听见，先生来信却独自赞同我的话，说：‘诸位君子过于激烈，使公论反而出自小人，私情反而出自君子，正如来信所说的君子的公论。’ 由此可见，天下的事情有确定而不可改变的道理，如此等等。先生若不是深知我，我哪里敢把这些话拿来进言，而先生果然独自认定我的话没有错。那么海内唯一的知己，不是先生又是谁？如今已经完了，还有谁会理解我？我又怎么能够停止悲伤呢！不过，人们因为感情而悲悼先生；先生却深得大道，有龙的德性，得时便兴云布雨于天下，不逢其时便蛰伏在泉壤之中罢了。正当逆宦煽动暴虐，缇骑将要到达先生门前时，难道不是因为先生清明在身、志气如神，并且深得大道吗？先生生而后死，死而后葬，也如同龙蛰伏泉壤罢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又有什么可悲伤的呢？我正遭逢海上乱民作乱，所受祸患极其惨烈，恨不得早日杀死宦官，却仅仅被削籍罢了。也只是因为疲于奔命，未能及时到先生灵堂哭祭，只能遥远地献上鸡和絮帛，难道最终能够停止悲伤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人〕 《高子坿录》【终】本邑后学吴祥霖校订文字 《高忠宪公年谱》书后 明代邵文庄、愿端文、高忠宪三位先生，是我们无锡的三位大儒。当初，文庄去世后，长期没有年谱；到端文、忠宪两位先生相继兴起，才招集众人共同补成。那部年谱，出自私下师法浚儒，本来是以道相互感发，因此能够见到高处。至于忠宪年谱，编纂它的是华吏部凤超先生；这部年谱出自入室弟子，更能亲身接受教诲，因而能够见到真实情况。我们同道读它，几乎没有不受到激发的。然而编谱的始末，以及它感动、影响读者的情形，难道人人都完全知道吗？崇祯初年，吏部起复补任工曹，想到忠宪先生的官秩……，急忙写成数千字的奏疏，准备请朝廷表彰。适逢杜黄门先行进言，事情没有获准。吏部的二哥龙超公从家中寄信到京城，说这不是令百姓所应当说的事，只应当竭力表彰，使忠宪之学昭明于世，而不必议论到这些。吏部收到信后叹息，于是把奏疏稿收藏起来，并竭力以表彰师传为己任，招集编纂忠宪年谱。先前，吏部曾跟随学习于东林；及至考中进士，浚儒前往拜贺。后来同船北上，吏部心悦诚服，认为几乎没有一件事不是与先生相合，这些都详细记载在札记中。于是便把平日自己独知独见的情况，拿出来让天下人共同阅读、共同见证；广泛寻求同门知交的意见，秘密订正遗书记录，所以这部编年谱，没有一处不是谱学。他的谱学，是为请求祭祀立下根本。这就是吏部的心意。况且真正的感应一定会有真实的回应。正当忠宪被逮捕而投水时，他拜表谢恩、面向宫阙，雷声震动祠堂，而在外面一句话也没有说，只嘱咐家人亲手写一帖诀别书。吏部于是阅历二十多年；如果吏部没有再以身殉节，仿佛先前借这部年谱在心中相互印证、心意相通；与愿端文、高忠宪两公的年谱相比，难道不是更加光彩吗？忠宪的从孙楚培氏及其儿子象□，早年接受学宪公的家庭训诫，勤勉不懈地继承发扬忠宪的家学。己巳年冬天，他们已经捐出钱财重新刻印《高子遗书》，又搜集这部年谱附在浚儒所编之书后，使学者读其书便想到了解其人：一方面成全吏部表彰师门的心愿，一方面彰显师弟之间相继发扬的事迹，作为将来议定祭祀的依据，又何必等待其他求证呢？我从前说，仪部几亭在崇祯辛未年订定遗书，吏部又在乙亥年完成年谱；两位先生对高氏家门的功劳，如鸟的两翼、车的两轮，缺一不可，应当让这两部书合璧流传。我私下认为它们先已符合我的心意，所以写下这些话加以备述。因而想起吏部的孙子何思大令曾对我说：‘先吏部关于忠宪入道的次序，都是依据《困学记》提纲挈领地说明的。’又如壬寅年《朱子节要》编成，戊午年有《戊午吟》，辛酉年入京，把东林讲席托付下来，叶、吴两位先生都在书卷中格外用心思考，这些话也是如此。夏中心中收藏此事，也冒昧私下记在末简，告知读年谱的人。鸟 时 康熙己巳年嘉平月，同里浚学张夏拜手恭敬书写。《高忠宪公年谱》

译受业门人华允诚谨慎撰述 世宗肃皇帝嘉靖四十一年壬戌七月十三日午时，先生出生。先生姓高，名攀龙，起初字云从，后来字存之，别号景逸。他的先祖孟永公开始居住在无锡。第一代是耕乐公高如圭，第二代是省轩公高翼，第三代是雪楼公高适，世代都有隐逸而有德之人。雪楼公生静成公高材，考中孝廉，任黄岩县令，有特殊的政绩，入祀名宦祠和乡贤祠。静成公生继成公高德征，娶陆夫人、邵夫人。先生是静成公所生，有弟弟静逸公高校，娶朱夫人，没有儿子，于是把先生作为继嗣。先生出生时，有盆莲呈祥。静成公作诗记下喜悦。后来先生在一张废纸中得到静成公的手稿，捧读珍重而感叹，跋语说：‘莲花是君子啊，从盆盎中生长出来，小地方也能成就大气象。普通人的精神局限在六尺之躯，君子的精神充满宇宙，也正是这样。它从污泥中长出，却能够洁净；普通人的心被五官欲望役使，君子的心超越万物，也正是这样。莲花多结莲子，子又生子；愿我们兄弟的子孙相继成为君子，这就是报答祖先、报答上天恩赐的方法。’ 四十二年癸亥，二岁。四十三年甲子，三岁。四十四年乙丑，四岁。四十五年丙寅，五岁。穆宗庄皇帝隆庆元年丁卯，六岁，开始跟随外傅学习。先生神采奕奕，善于读书，说话举止像成年人。母亲给他果品和点心，他恭敬地接受；有时命他自己取，他也一定按照平常所给的那样取。数 二年戊辰，七岁。三年己巳，八岁。四年庚午，九岁。五年辛未，十岁。六年壬申，十一岁。神宗显皇帝万历元年癸酉，十二岁，擅长写文章。二年甲戌，十三岁。三年乙亥，十四岁。四年丙子，十五岁，参加童子试。拜同乡茹澄泉兄为师，侍奉孝廉许静余，以学问和品行相互砥砺。有空便默默搜集研读各位儒者的语录和有关性理的书籍。五年丁丑，十六岁。六年戊寅，十七岁。七年己卯，十八岁。八年庚辰，十九岁。九年辛巳，二十岁，补为本县诸生。十月，娶王夫人。起初聘娶王抑所的女儿，后来又娶山孙的女儿，但她夭亡了。王抑所认为先生是天下第一流的人品，于是又迎娶内戚沈氏的女儿续弦。先生始终守持德行不变，终身没有另娶。十年壬午，二十一岁，在乡试中中举。受到沈龙江、徐蕳吾的赏识提拔，两人一见面就把他视为天下士人来期待。考试中，他的试卷原本被列在落选卷中，已经快要发榜了。徐蕳吾躺在床上不能入睡，老鼠三次咬他的脚。徐蕳吾觉得奇异，暗中抽出一份落选卷，正是高攀龙的试卷，便呈给主考官，于是得以录取。十一年癸□，十二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十二岁〕 十二年甲申，二十三岁，为嗣母朱夫人服丧。十三年乙酉，二十四岁。每天严格安排课程，从卧榻直到每日行走经过的地方，墙壁之间全都贴上一圈文字，希望一抬眼就能警醒内心，不让这颗心放纵散逸。又作《日鉴篇》，把德业方面的恭敬和怠惰分门记录在天时、人事之下，每天查验，每月考核。十四年丙戌，二十五岁，开始立志求学。县令李元冲请江西罗止庵和顾泾阳先生到县学讲学，士绅云集。先生高兴地说：‘我早就立志求学，如今得到县令父母官作为开端，我的学问或许可以兴起了！’于是早起，勤勉不懈，把全部精神用于主敬、慎独、存心养性、迁善改过，间或学习，从此才算开始入门。十五年丁亥，二十六岁，服丧期满。十六年戊子，二十七岁，进入南雍。司成赵定宇略去师生之间的身份差别，与他结为忘年之交。十七年己丑，二十八岁，中进士。廷试列三甲。分考官高邑人赵南星，字侪鹤，评论说：‘这份试卷像是懂得学问的人写的，应当超越只看外表、肤色而取舍的标准来选拔他。’同年同榜有薛以身、敷教、欧阳宜、诸东凤、王中嵩、述古。七月，为嗣父服丧，回乡。读礼服丧三年，哀慕之情如同第一天。除了亲自料理丧葬事务以外，只把探望问候生身父母、讲学会友、翻阅经史作为每日安排，其他事情都不放在心上。十八年庚寅，二十九岁。十九年辛卯，三十岁，服丧期满。二十年壬辰，三十一岁，到京师参加吏部选官。先生廷试列三甲，按例应当任县令。服丧期满重新起用，本应改任京官。当时正值选司邹孚如援引旧例议论，仍然把他选作外任。先生很高兴，写信给父亲说：“儿子看今天的时事一天比一天坏，天下的事情没有一件可以做成；若想稍微酬答平生志愿，只有做地方官罢了。部中的官员悠悠闲闲地坐着，任岁月老去，不如趁着现在年力尚强，做一番出人头地的事业，以后便可以迎刃而解。严厉却不至于像竹笋那样突兀，宽和却不至于随波逐流，这些儿子自量还能够做到。爱护百姓，尊重士人，一丝一毫也不取，这些儿子自量也能做到。本县的豪杰虽然很多，儿子心中想要效法的，是邵文庄、王继山两位先生，他们都是从州官做起的。儿子的志向就是如此，不知能否实现？”不久，邹孚如的议论没有实行。六月，授任行人司行人。上奏《崇正学辟异说疏》。不久又上奏《今日要务疏》。当时四川佥事张世则上疏诋毁程朱之学，想要改换传统的传注，并请求把自己所著的书颁行天下。先生对此极为愤怒惊愕，便上疏《崇正学，辟异说》，主张尊崇正学、排斥异说，以统一人心、端正根本。奏疏呈上后，皇帝嘉奖他说：“高攀龙所说的，关系到世道人心。”不到十天，先生又上《今日第一要务疏》，论述天下的根本和天下的关键，希望皇帝效法祖宗，专心治心，讲学勤政，拨发国库钱财、治理财政，言辞十分恳切，奏疏留在宫中，没有下发。当时同僚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如聊城逯与权、中立于江右的陈彝仲、徽郡的洪平叔、文衡先生，都同他上下古今，讲求性命之学，访求人物，彼此取长补短，有过失便互相规劝，称为莫逆之交。后来这些人都成为蔚然有声望的名臣，先生对此很有助力。行人司中没有多少事务，藏书却很多，可以任意探究讨论。他取来《二程全书》《朱子全书》、薛文清的《读书录》，亲手摘录抄写，编成《日省编》《集崇正编》，尤其多采用尊德性的工夫。他安排半天静坐，半天读书。有一天静坐很久，忽然想到“闲邪存诚”这句话，觉得当下没有邪念，浑然都是诚，不必再去寻找。一时感到畅快，好像脱去了缠绕束缚；从此反省自身、付诸实践，同朋友交往、谈论心性，种种事情无不成为实物实事。十二月，携带诏书前往金陵。拜访邹南皋、朱虞葑、瞿洞观诸位先生。二十一年癸巳，三十二岁。正月，从金陵回来。

译元宵节前抵达家中，早晚侍奉双亲，使亲长欢娱；在外则更加致力于亲近老师、结交朋友，考察品德，询问学业。曾到毘陵拜访钱启新先生，到苏州拜访王少湖先生。他曾说：“王先生说，士君子必须立定一个大节，居住乡里不可做乡愿，做官不可做卑鄙小人，这样才有可说之处。”话说得不多，却使人警醒而深刻反省。十二月，因再次上书议论政事，被贬为广东揭阳典史。进京三天后，看见郑材、杨应宿依附内阁，攻击六部，猛烈打击正直之士。先生愤怒而不平，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以臻至治疏》，言辞涉及内阁大臣，于是遭到这次贬谪。大意是说，众臣被罢免斥退，不是辅臣想除掉不依附自己的人，就是宦官不愿任用正直之人；郑材、杨应宿等人反而借“不依附吏部”的名义，达到阿谀顺从内阁大臣的实际目的。内阁大臣表面上的声色笑貌，平时虽显出开诚布公的意思，但其内在的精神心术，实在不免有好恶私心，以致暗中运用权力，正直善良的人因而被排空。奏疏下达圣旨说，令部院会同有关科道官员据实查问。先生侃侃而谈地诘问，一点也不隐讳回避。因为皇长子明年春天出阁读书的谕旨已经下达，先生虽然身处危险疑惧之中，却为国本终于确定而高兴，和知交斟酒相庆，忘了自己失去一个官职。他又赠言给吴海洲说：“人去实行义理并不难，难的是心安于义理。此心在清净之中，不能容着一物；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安着外物呢？如果对一个官职还有一个念头没有融化，所行之道就不光明了。明白这一点，便如凤凰飞翔在千仞高空。”吴海洲也是因为替先生上书进言而被削去官籍的人。十二月，辞别朝廷回乡。二十二年甲午，三十三岁。七月，赴广东任职。顾泾阳也因上书议论政事被贬黜。先生写信给他，有“我们这些人一时退居在家，共同得到闲暇之身，还有什么修养、报效、酬答可说呢”的话。到了武林，与广东的陆古樵粹明、嘉善的吴蘧庵志远谈论数日。古樵专心研究陈白沙以静为主的学问，先生受到他的提醒，自己感到在道理上还没有真正见地，一向都没有得到实际受用，于是发愤说：“这次出行如果不能彻底解决这件事，我这一生真是辜负了自身。”在船中严格制定规程，反复实行从前所说的“半日静坐，半日读书”。当心气澄清时，便有一种与天地同其清寒的气象。在路上走了两个月，像武夷山天游、九龙十八滩那样险绝奇绝的地方，多得无法屈指计算，无不尽情领略其胜景。休息在九峰书院，登上子陵钓台，溪水声、鸟鸣声、茂密的树木、修长的竹林，种种都令人心情愉悦，但内心并不执着于外境，自认为得到了山水的帮助。走过汀州，在旅舍登上小楼，感到十分快乐。手里拿着二程的书，偶然看到明道先生说：“百官万事，即使有百万军队，饮水、弯曲手臂当枕头，也能以此为乐。万般变化都在人自身，其实没有一件事。”先生猛然醒悟说：“原来如此，实在没有一件事。”一个缠绵不去的念头，顿时斩断，彻底消失。忽然像一百斤的担子一下子落了地，又像电光一闪，身体内外都通透明亮；于是同天地万物的化育融洽无边，再没有天与人、内与外的隔阂。到这时才看见六合都是心，胸腔就是它的区域，方寸之心也都各得其本位。神妙而明白的境界，总没有一个固定方所可以言说。平日里很鄙视学者夸张地谈论悟道，这时只把自己的境界看作平常，也知道从此才适合真正下工夫。到了揭阳，他没有因为是被贬的闲散官员而怠慢职事，每天在衙斋教导士子，端正文体，讲解书义，同时编集《朱子要语》刊印传播。受到激发而奋起求学的学生有几十人。县令朱任宇先生是他的同年，请他访察民情和吏治弊病；先生都尽心启发告诫。临行前，他严惩一个凶人陈所蕴。此人以制造祸乱、报复私怨为事，占有主家女子，侵害百姓，从乡绅、地方官府到各方人士都没有人敢过问。先生彻底追究他的罪行，终于依法处置。游览莲花峰，拜谒文丞相祠、周元公祠、韩昌黎祠、陆丞相祠。结交到的朋友有萧自麓；自麓原是罗念庵先生的门人，因为立志笃实、以故为学，见解十分端正。代理政务三个月，借公差回乡，与萧自麓告别，请教他说：“您应当暗中涵养几年，不可急于显露。前辈都是背地里下过一阵苦工夫，所以才能有所成就。” 先生深以为然。启程时，诸生不惜走上百里来送行。临别时依依不舍地说：“诸位努力，将来一定会在中原相遇。”他同诸位发誓，从今以后，如果自己毁坏廉节、玷辱名声，便没有脸面再见诸位；诸位如果不能磨砺自己，厌弃世俗、随波逐流，也没有脸面相见。众人都说：“确实如此，就以此为盟。”到了漳州，拜访李见罗先生，辩论《大学》格物致知的宗旨，说《大学》的格物致知就是《中庸》所说的明善，用来使学习的人辨明志向、确定事业，断绝求利的根源，分清为自己和为他人的界限，精细研究义利、是非的极端要害，使这颗心光明通达，直接彻底，痛快明白，在隐微之处没有丝毫含糊疑似，用它作为自我欺骗的根本防线。这样以后才会行善，而且不再有不愿行善的念头；在恶念出现以前便拒绝它，不去作恶，而且不再有想作恶的念头；在善念出现以后便引导它。意念诚实，内心端正，修养自身，善便因此纯粹精明；安止于善，便因此敦厚而坚定。否则，并不是不想安止、不想修身，而是气质禀赋和物欲有万般拘束蒙蔽，恐怕不能真正用上自己的力量。况且修身是根本，圣人的教训千古昭然。之所以只是知道这一点，是因为知识被外物诱导、被外物改变，不能反省自身；不是欲望能够累害人的道理没有明白，而是认识还没有达到。为什么白天不会产生偷盗的念头，夜里也一定不会做偷盗的梦呢？因为认识得切实而深刻。学习的人辨明义利、是非的根本极处，必须都达到这种程度，这才叫作真正的知。到了这里，下工夫必须紧密而沉着，怎么可以平铺直叙、任意放松呢？那样说出来全没有力量。而且逐条说明每日工夫的次第，虽然不是说今天修养便能使明天立即达到，但既然明确说有先后次序，也有一定意义，不应这样笼统。经过延平，拜谒李先生祠；到考亭，拜谒朱夫子祠；经过崇安，拜谒赵清献祠。身世萧瑟，云水孤清，自己说自从出门到这里，学力已经三次转变了方式。为《王文成年谱》作序，写成《阳明说辨》，共四首。二十三年乙未，三十四岁。二月，抵达家中。再次取佛、道两家的学说来参照，认为佛、道两家同圣人争执的地方只差毫厘；它们精微之处，儒家本来就具备，总不出“无极”两个字。它们的弊病所在，先儒已经全部说过，总不出“无理”两个字。观察佛、道两家，便更加知道圣道的尊贵；如果没有圣人的道，便没有百姓这一类人的生存，即使佛、道两家也会在其中饮食穿衣而不自知。二十四年丙申，三十五岁。陆成公与陆夫人一同庆祝七十岁寿辰，先生和兄弟们举杯设宴招待宾客。三月、六月接连遭逢父母丧事。

译遵循丧礼，不服两次斩衰，而改服降等的丧服。儿子居丧，竭尽力量帮助办理丧事。父亲遗命把家产分成七份，先生推让给兄弟们，不能全部拿出来作为丧葬费用。设置义租，用来赡养亲族，分别供养祖妾中没有儿子的那些人。二十五年丁酉，三十六岁。二十六年戊戌，三十七岁。建造水居，作为静坐、读书的安排。几年之间，迁居、婚嫁等事接连不断，一年到头没有安宁；但在行动中磨炼，在静处涵养，下工夫始终没有片刻废弃。在水居建造一座可楼，“可”是说没有什么不可以。茅屋几间，尽得湖山的风致；他谢绝宾客，住在其中，动辄以十天、一个月计算。偶尔有远近志同道合的人，如归季思、吴子往诸位先生来访，便彼此闭目焚香，闭门盘腿静坐，每次必坐满七天。游览阳羡诸山，就在龙池顶静坐；游览武林诸山，就在弢光、黄龙、荻秋庵静坐。又制定《复七规程》。这年秋天，在二泉之上会集志同道合者，同管东溟辨析“无善无恶”的宗旨，作《山居课程》。二十七年己亥，三十八岁。偶然到了黄岩县，拜谒静成公祠，父老都感叹说：“这是高一合的孙子啊。”因为静成公任黄岩县令时，百姓没有积压的诉讼，只要带一合米就可以办结，所以这样说。二十八年庚子，三十九岁。同吴子往等人在水居静坐的日记说：每天只是在“顾諟明命”上用工夫。又说：有一天觉得气在胸膈之间稍有阻滞，想要调息，呼吸细微得若有若无，误把气当作息来调理，这会大大坏事。第二天感觉好了一些，才明白所谓调息，只是一念诚实、无所作为，不能再在“息”上着意。二十九年辛丑，四十岁。八月，和四郡志同道合者在乐志堂会讲。三十年壬寅，四十一岁。编成《朱子节要》。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岁。注：《正蒙》完成。三十二年甲辰，四十三岁。东林书院建成。锡东林是宋代杨龟山先生讲学的地方，后来废弃成为僧院，邵文庄公曾加以修复，王文成的记文可以考证。后来又变成僧院，先生和顾泾阳先生凭吊它的废墟，把情况报告给当道，于是修葺道南祠，建造讲堂和书舍，彼此在其中讲习。每月朔日、望日举行小会，春秋举行大会，年年以此为常规。顾泾阳仿照白鹿洞书院制定会约，先生为之作序。顾泾阳去世后，先生独自承担这项责任。每次会讲，都选取儒释、朱陆之辨，文成、文清、真悟、真修之辨，为己与为人、义利与公私、欺妄谦逊与邪正之辨，时时提出来展示，使人洗涤明白、痛快透彻，让人豁然开悟，油然有所获得。他尤其认为，学习的人虽然有朋友讲习的功效，却不能没有独处时静定的力量。各人的病痛不同，大圣大贤必定有大的精神；他们以静为主，也只是在平常岁月中实行。学习的人精神不足、气浮不定，就必须用数十年的静功，才可以厚积深培。而最容易受病的地方，是从小没有受到小学教育，长期浸染世俗，所以世俗的根性难以拔除；必须埋头读书，使义理浸润通达，改变世俗的肠骨；澄清精神，默然静坐，使正心正气坚固凝聚，这才可以。三十三年乙巳，四十四岁。作《异端辨》。先生游览武林，遇到一名僧人，原来曾在学宫领取廪饩。一旦叛入异教，著有数种书，多是贬抑儒学、抬高佛教的言语。先生于是摘录他的言论，逐条剖析驳破，分为四条，刻印后收入遗书。三十四年丙午，四十五岁。确实相信孟子“性善”的宗旨，和顾泾阳先生在虞山书院会面。有《虞山书院商语小引》。三十五年丁未，四十六岁。确实相信程子“鸢飞鱼跃”和“必有事焉”的宗旨，订立家训，分给诸子家产，并制定按照收入支出的约定。三十六年戊申，四十七岁。到毘陵参加经正堂会讲，为大水灾分条议定救荒办法，又为同区设置役田。三十七年己酉，四十八岁。到金沙参加志矩堂会讲，到毘陵参加经正堂会讲。三十八年庚戌，四十九岁。六月，在焦山讲学，由段幻然主持会讲。到嘉禾参加天心书院会讲。三十九年辛亥，五十岁。确实相信《大学》“知本”的宗旨，订定古本《大学》。三月，在金沙志矩堂讲学；四月，在荆溪明道书院讲学。秋天，到毘陵参加经正堂会讲。四十年壬子，五十一岁。确实相信《中庸》的宗旨。四十一年癸丑，五十二岁。三月，在金沙志矩堂讲学。九月，在武林弢光山中静坐，著《静坐说》。十一月，请钱启新先生到东林讲《易》。四十二年甲寅，五十三岁。春天，举行同善会，用来赈济鳏、寡、孤、独，其中有节妇孝子的人，尤其加以优待。到荆溪明道书院。七月，作《困学记》。四十三年乙卯，五十四岁。著《理义说》《气质说》《未发说》《朋党说》。四十四年丙辰，五十五岁。到毘陵参加经正堂会讲。四十五年丁巳，五十六岁。到荆溪明道书院参加会讲。四十六年戊午，五十七岁。有《戊午吟》。四十七年己未，五十八岁。四十八年，即光宗贞皇帝泰昌元年庚申，五十九岁。八月，神宗皇帝驾崩，光宗即位，停止商税，发放内帑，起用被废黜的官员，朝政为之一清。刚过一个月，鼎湖又传来哭泣之声。先生当时正在东林讲学，噩耗传来，便停止讲学。十月，少司寇邹南皋先生上疏推荐。十一月，御史方孩未上疏推荐。熹宗哲皇帝天启元年辛酉，六十岁。正月，作《寿戒》。先生说：“人活到六十岁，已经老了。老人的年纪日益增长，事务应当日益减少。应当忧虑的是减少得不彻底，不应忧虑减少得过分。先从眼前最紧要的事情减起。戒除寿文、寿诗、寿酒、寿服、寿画、寿屏、寿灯、寿筵、演戏、集分、迎宾等礼俗；守住这七条戒律，老人就会清静无事了。无事的快乐，还有什么快乐能比得上它呢？” 被推举为郡中乡饮大宾。三月，诏令起用为光禄寺丞。九月，启程到京，冬天辞别东林诸位朋友，北上是为了会讲之事。适逢叶间，吴觐华主持会盟，他拜了两拜，嘱咐说：“毕竟这件事是我们这些人的究竟大事。弟此行原本是准备为君亲二字献身的，如果能够回来就回来，不要让东林荒草丛生。”到任后，作了一副对联贴在堂中：“精诚守住内心，一切都不增不减；本性安定，共同守好这个职位，不要昏昧于该出仕还是该退止的本心。”

译二年壬戌，六十一岁。正月，升任本寺少卿，追赠嗣父母为奉政大夫、宜人，生母也同样追赠。著《乾坤说》《心性说》《寅直说》。太庙春祭时，任执事官，当时寺官正卿、副卿都空缺，事务极其烦劳。元宵节进献供品，九种茶饭中缺少天鹅，群宦官任意索取，先生只是唯唯应承。他暗中上疏援引历朝成例，用家鹅代替天鹅。月旨下帖，答应了。裁减没有名目的供给费用，公布铺行物价，革除各衙门向铺户摊派垫付的做法，又用多余的粮食赈济贫困士人。先生说：“光禄寺的事务虽然很多，全都能够办好。起初还有宦官喧扰，事事干预，事事不肯罢休，后来终于完全服帖，不敢再动。如今更加顺利了。但不能马上把这些当作尽职，以为其他事情一概不管；这类职务完全算不上什么。”不久广宁失陷，人心惶惶，先生独自用镇定安抚众人。上疏请求破格任用人才，以防备意外。推荐孙恺阳、董应举、李之藻、鹿善继，并谨慎选择京畿以内的守令；实行保甲防御之法，这些建议都获准施行。上疏请求驱逐郑养性。奏疏中说：“请把郑养性等发回原籍，对李如桢、崔文升明正典刑，这样或许可以消除危疑，销弭潜在祸患。”皇帝答复知道了。议论方从哲目无君上的罪行。当时孙淇澳任大宗伯，上疏议论方从哲处理红丸一事。先生看后说：“这就是一篇《春秋》。”皇帝下旨交给部院、九卿、科道官员会同议论，先生竭力坚持正论，一点也不顾忌。议论写成另行刻印，人们认为这是不可推翻的定案。他又曾在室内贴一副对联：“有闲就暂且休息，今天不要思虑明天的事；该做便做，一年可以当作百年来做。”不久升任太常寺少卿，对祭祀典礼多有厘正。上疏陈述致力于学习的要领和达到治理的根本。奏疏中又提到方从哲、郑养性，传旨想要从重处置。福清争辩说：“此人有很高的声望，如果从重处置，满朝必然争论，我也会同他们一起离去，还是只罚俸禄吧。”先生在京一年，提拔引荐后进贤能，充满朝廷。言官中贤能的人稍微发生争端，他便竭力制止，不使起用废臣之后再次出现正邪相争。他曾说，默默融化才是道理，和煦调停只是世俗人情。二者相差如同天壤，连调停的意图也应一并消除。九月，转任大理寺右少卿。当时掌院邹南皋、副院冯少墟倡建首善书院，设立讲学会。给事中朱童蒙连续上疏公开诋毁，指责其意图在于偏重东林，想让天下人把讲学当作戒惧之事。先生想写奏疏辨明，恰好奉到明旨，如日中天，于是写揭帖说明是非。不久邹、冯两位先生请求告老还乡，词林文湛持也抗疏归去。先生三次上疏抗辞，未获允许；又上论学揭、罢商税揭。八月，奉命到庆陵掩闭龙口并举行祭告。十一月，晋升太仆卿。上疏辞任，又没有获准。其中有“讲学有什么罪，竟使法纪之臣顿然空缺；禁止讲学又有什么名义”的话；还说想要开创圣明之世，却又有阴阳相互争斗、上下隔绝阻塞、邪气侵扰、元气大受损伤等情形，这是借自身疾病比喻朝政。除夕，陪同祭祀。三年癸亥，六十二岁。请求出差回乡。阐明讨伐贼人的大义。《周易孔义》完成。给事中王志道上疏议论两朝事情混杂而不合伦常，先生写信驳斥他，大略说：臣子为国，应当防微杜渐，惩前毖后，不应替乱臣贼子开脱罪责，为君父种下祸根。张差手持木棍，美女以剑相代；前者进献热药，后者进献泄药，事情明白显著，中外都知道，谁能讳言？“讳”这个字，是为乱臣贼子设置护身符；再加上“诬谤”二字，又为乱臣贼子立下堵住别人嘴的办法。关系到大义，不容忍辱隐忍。“先前撰写的《周易孔义》，在船中完成。” 四月，抵达家中，又重新寻访东林会社。先生虽然回乡，朝中的各位君子实在没有一天忘记他，便从家中起用他。十一月，升任刑部右侍郎，上疏辞任，没有获准。皇子诞生，追赠三代，荫封一个儿子。先生感慨地说：“君主的恩典太厚重了，我将用什么来报答呢？” 四年甲子，六十三岁。三月，和门人华允诚启程，途中历时两个月，彼此相对讲学。到了维杨，拜谒王心斋祠。心斋的儿子王泰留下先生讲学。到了宝应，和余兄燕超公、刘清之在范文正公祠讲学。燕超任宝应教谕，倡导阐明理学，建造兴让堂，作为诸生讲习的场所。先生为它作记。六月，进京。当时杨副院上疏论列魏珰二十四条大罪，奉旨受到严厉斥责，满朝争辩而不能改变；工部郎万燝被杖打致死，御史林汝翥被逮捕，怀疑他藏在福清寓所中，官兵竟包围了他的门宅，天下大权渐渐全部归于宫中宦官。先生说：“外廷的法度要运用正直，内阁的法度要运用和缓。内阁应当借助外廷，不可以因为正直便怀疑它过于激烈；外廷应当督责内阁，不可以因为和缓便怀疑它谄媚。这样才能彼此成就。”又说：“宦官掌权，既然还不能拔除其毒害，暂且也必须削弱其毒害。应当像归德相公劝化各位宦官那样，不要同我们这些人成为敌人，或许士大夫的祸患可以减少万分之一。”

译九月，升任都察院左都御史。都察院掌管全国监察的职位空缺，满朝共同推举先生。先生恳切辞让说：“太宰是我的房师，难道可以同门人分掌部院吗？”大司寇乔公、左司寇饶公都是正直之人，而饶公资历俸禄深厚，却遭受杖刑，难道可以越次任用我吗？又劝大家推举冯少墟。太宰也认为这样对，已经拟定饶公了。但河南道袁化中坚持不从，最终还是把先生的名字上报。第二天得到圣旨，先生更加局促不安，上疏说：“都御史就是古代的御史大夫，天下的事情都可以进言，臣下百官的邪曲都可以纠察。然而世俗习气逐渐衰败，这些话就难以说了。臣子不真心为国家，不真心修治职业，悠悠忽忽，就形成难以振作的气象；把请托看作理所当然，以财货相互结纳，就形成难以洗除的习气；升迁阻滞，仰面对着屋梁写空字，就形成难以安定的志向；把谬误的同异当作是非，把错误的爱憎当作好恶，就形成难以澄清的见识；无缘无故建立界限藩篱，无缘无故产生杯弓蛇影、鬼怪豕类的疑惧，就形成难以调和的情感。这些事情之所以难办，都是因为人必定各有隐私，所以各自形成隔阂。担任这个职位的人，必须先使自己心中没有隐私，然后才能消除别人的隐私；必须先使自己心中没有隔阂，然后才能沟通别人的隔阂。等到御史头插笔管站在朝廷之上，公共舆论的光明或昏暗就由此决定；手持斧钺寓居京内，一方的安危也系于此。担任长官的人，必须把众人联合成一体、聚合成一心，只为君主和国家献身，不可苟且经营自身和家族，然后才能在艰难中大有作为。如今大计即将举行，巡行各地的使者应当使循良之臣中的麒麟凤凰全都显现光明，使贪婪残暴的豺狼老虎都被驱逐到北方。这样，四海困穷、灾荒中的遗民，或许还能获得稍微延续喘息的机会；否则，御史失职，就是都御史失职。这件事关系何等重大，竟然让臣这样浅薄低劣的人来承担，正是《易》所谓“覆餗□”的情形。”奏疏呈上，没有获准辞任，于是就任。张榜禁止馈送礼仪，弹劾御史崔呈秀。先生认为，今天安定百姓的办法，只在于铲除贪婪残酷的官吏。想要官吏不贪，先要从京城开始。他一进入都察院，就张榜禁止馈送礼仪。五城御史张榜，九门令也得以知晓。清明的朝廷，决不容许污秽浑浊之事。恰好魏珰的私人党羽崔呈秀巡按淮扬回道，贪赃营私数额巨大，污秽声名流传各处。先生立即上疏弹劾，部议回复后削去官职，发配戍边，舆论无不称快。先生又说，都察院总管六部之事，职责在于把握要领，不在于处理细节；这个衙门很可以挽救。世间巡抚、按察使彼此贯通，京内外应当共同如同一堂。京师五方杂处，见闻广博而容易得到真实情况。如今只在京城向各省贤能的监司、守令咨询访问，人人都咨询，件件都记录。贪暴残酷、危害百姓而巡抚、按察使不加纠察的，就在传递公文中诘问他们。第一要义在于立身守法，连一丝馈赠也不收，连一字请托也不发。即使不说话，人们自然也会敬畏。又说，天下的事情，君主和宰相同心，才能做到内阁和吏部同心，这就成功了一半；部院同心次之。如果巡抚、按察使、学政的选任全都用对人，士人的习气、百姓的风俗也会得到一些补益。十月，颁行历书，陪同祭祀。上疏请求为挺击案中的三位大臣追赐谥号、荫封，奉旨交给有关部门办理，但没有施行。李俸、张庭、陆大受三位大臣，也曾为君主和父亲申告变乱，执法时获罪，最终抑郁抱志而死。先生特意请求为他们赐谥荫封，以表彰他们的忠魂。恰逢朝局发生重大变化，事情没有施行。上疏答复吉人，说明当时适宜任用的人才。御史乔承诏上疏推荐王纪、邹元标、满朝荐、徐大相、冯从吾、李炳、公诸位正直之士，奉到严厉的圣旨斥责，交部院参看。先生又上疏竭力推荐他们，也没有施行。写成《申严宪约疏》，还没有来得及上奏，便罢官归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奏疏说：我观察天下的治理，端正根本、澄清源头，必定要从上面率领下面开始；遵循法令、恪守职守，必定要从下面奉行上面开始。所以朝廷的恩泽到达州县，才能进一步施及百姓。州县，是奉行法令、恪守职守的开端。州县官贤能，百姓就安定；州县官不贤能，百姓就不得安宁。但天下有州二百二十一、县一千一百六十六，难道能够全部得到贤能之人来任用吗？贤能之人把君主看作上天，不可欺骗；把百姓看作儿子，不忍伤害。奉行法令、恪守职守，出于内心不能停止的要求，并不是故意有所作为。次一等的人，是有所仰慕而勉力行善，有所畏惧而不敢行恶；最下等的人不知道职业是什么事情，也不知道法度是什么东西，只放纵自己的欲望罢了，这就是百姓的盗贼。所以治理政事的人，应当拔擢贤才，除掉民贼，约束中等资质的人。天下中等资质的人最多，只要用法律约束他们，也都不会失去成为贤人的可能。太守约束州县，司道约束府县，巡抚、按察使则无所不约束。约束他们，使人人遵守法令，如同农田有田埂一样，不越过界限妄想，那么天下就能得到治理。列举州县应当实行的有五十多条，凡是农桑、水利、敦厚教化、培养人才、端正人心、厚植风俗、刑名、钱谷、积储、发放、保甲、防御、听讼、恤刑、表彰善行、惩戒恶行、剔除弊害、整治奸邪的方法，纤细详尽地全都具备。巡行地方的官员另有禁约，想要把应当实行的事情按次序推行。后来因为会推巡抚的事情发生，未能实现。先生掌管都察院仅一个多月，人们认为这是北方又出现了顾泾阳、南方又出现了邵文庄。此前魏广微通过钻营而入阁，长期同正直之士互相倾轧；到这时又因为颁发历书不到、太庙祭祀误期，被台省的魏廓园、李仲达等人交相参劾。他害怕不能容身，便同崔呈秀一起进入宦官集团，合谋倾覆正直之士，打算一网打尽。先生和太宰及诸位贤臣同时被罢官归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人〕 十二月，送静成公入乡贤祠。五年乙丑，六十四岁。正月，被推举为郡中乡饮大宾，辞谢没有前往。三月，斟酌调拨灾区的漕运粮米。当时代理印务的王通判追逼灾区缴纳兑运粮米，甚至有人被杖打致死。先生对此十分悲悯，替他们设法，约计水灾占十分之一二，把赋粮均摊到高乡，每亩不过一勺一合，借此补足本年漕粮兑运；各家都发给票据，约定以后逐年兑还作为偿付，这样福泽无穷。四月，被削去官籍，作为平民，并追夺诰命。五月，送魏廓园到高桥。有《高桥别语》。

译春夏之间，杨副院等六人先后被捕，受拷讯而死。六月，金星在白天出现，与太阳争辉。赵冢宰等十五人都被提审追赃，首善书院被毁。邹、冯两位先生也被削去官籍。先生最被群奸痛恨，他们一定要把重额赃款的罪名加在他身上。有一位锦衣卫理刑吴孟明平素并不认识先生，却替他四处作保说：“如果高老先生被判为贪赃，凭什么使天下人信服？”这才得以免罪。《要典》把他列入移宫一案定罪，南道游凤翔上疏诋毁他，于是被削籍为民，追夺诰命。先生欣然说：“若不是这样，日后便没有办法在地下见到诸公了。”后来张讷说：“东林是淮抚李三才搜刮东南民脂民膏所建，田产无数；奉旨拆毁、估价入官，所值只有三四百金，于是东林成为一片瓦砾之地。”有人替先生担忧，他用“居易俟命”回答说：“我们今天的一切都听天命，一切都依靠天命；一天没有祸患，就是一天享福罢了。”于是隐居在湖边，自称湖上老人，不接见任何宾客，也不谈论任何时事，以花鸟为伴，自我吟咏娱乐。他说，大臣被废黜时，退处是义理当然之事，并写信给知交说：“弟在这里实在有事情可做，并不是白白浪费光阴的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百口〕 亲手写信给诸子说：“屈原游于江潭，袁生自囚于土室，他们本来都是根据各自所处的时代而行，何况我已经老了，又有病。承蒙明主不杀之恩，守住微臣自引其罪的义理，停止交游、进入山中，本来就是道理。如果想在山中接见客人，哪里比不上不进山更方便？如果听说有客人来到便回去，哪里比不上不出门更安稳？这两件事势必不能兼得，客人来了，只能由你们代我谢绝罢了。”有人乘小船来访，他坚决不出门，说：“这个头一开，水居就住不成了。” 六年丙寅，六十五岁。二月，仲丁日奉六位君子配祀道南祠。六位先生是泾阳、泾凡两位顾先生，顾子启新，钱子元台，薛子我素，安子本儒，刘子进则。他们在朝廷正言直谏，退居乡野便阐明善道、教化好人；年轻时便发誓竭尽丹心，晚年也不改变平素的节操。如今讲坛已经被毁，恐怕时间久了事情会湮没，所以有这次配祀。三月十六日，拜谒道南祠。十七日丑时，被捕，不受辱，投水而死。初六日，缉捕缪西溪、周季侯。十四日，又有缇骑前往苏州。先生自料不能幸免，十六日早晨，因为东林拆毁以后会讲已经停办很久，诸位神主都藏在道南祠中，便特意整肃衣冠前往拜谒。写有告别圣文，随即把草稿焚烧。回来后在后园赏花，和一两个门生谈笑自若。午后，门生华仲通从吴门来，传来的消息很不寻常。先生脸色没有丝毫改变。小弟从山中进城，兄弟相聚在园亭畅饮，脸色酡红，心情愉悦。旁边有一位朋友说这个消息还不确实，先生微笑说：“这个消息想来是真的，我看待死亡就像回家一样。心同太虚，本来没有生死，怎么能把生死看作两回事？如果临死时反而转动一个念头，便会掉进坑沟，这不是立命之学。平生讲学，在这个地方看得最分明，也得到很大的力量。”这天晚上，祖孙父子从容地晚间饮酒，一句话也没有谈到家事，只说：“我有赡田二百亩，卖掉它就可以偿清缇骑费用。”随后清清爽爽地上路了。晚饭后，他高兴地上床休息，呼唤诸子说：“明天恐怕有事情，你们各自回房睡吧。”半夜，女婿秦君邻又传来白天的消息，诸子没有让先生知道。先生正在睡醒，问道：“消息是真的吗？” 他整了整衣服起身坐下，从容地走进书斋。几个儿子随后跟来，他说：“我想稍微料理一下出门的安排，你们可以暂且退下；但赶快叫家人找船，明早进郡城。若没有被逮捕的事，我就回来；若有事，就直接赴京，不让官差到家里吓着你们。”他写了两三张纸，锁在箱子里，又回到内寝，和夫人从容交谈了半晌；他叫出两个孙子趋前侍奉，取出一封信，用黄纸包好放在几案上，指示说：“明天把这个交给官差，不要先拆开。”又嘱咐说：“我明天从郡城前往京城，就没有回家相见的机会了。我反复叮嘱你们的，只有四个字：‘不要给祖先留下羞辱。’”于是命他们仍暂且退下。几个儿子等候在书斋外，正商量赴京的事情，过了三四刻钟还没有听见动静，推门进去，只见灯火微明，几案寂静，祖祠中的炉香袅袅；寻找先生却不见踪影，急忙拆开先前的纸一看，原来是遗表。遗表说：“臣虽然被削夺官职，旧日仍属大臣；大臣受辱，就是国家受辱，所以面向北方叩头，遵从屈平遗留下来的做法。君恩尚未报答，只愿来生再报。臣高攀龙临终前写此信，乞请使者持此报告皇上。”另外还有一封给友人的信说：“我已经能够和李元礼、范孟博交游了。一生的学问功力达到这里，也算稍稍有了成就。心就像太虚，本来没有生死，哪里值得留恋这虚幻的形体呢？”几个儿子惊惶害怕，急忙从旁门跑到池塘边，原来先生已经投水了。这是三月十七日丑时的事。此前，门人华闇修梦见自己游历桃园，看见一个洞穴，景色奇异绝伦，想进去却不能。他便睡在洞口，有两个人穿深衣、戴幅巾，挥动麈尾说：“快醒！快醒！”闇修问他们的姓名，他们说：“我们是周衡台、魏廓园。请转告你的老师，他的意志坚定不可动摇，是潜藏的蛟龙。快来！快来！时机一到不要错过，我们将在桃源深处相会。”闇修醒后觉得奇异，把梦告诉先生。先生点头说：“或许还有更加奇异的应验。”先生平直地站在水中，左手护着心口，右手扶在岸边，衣服鞋子整整齐齐，泥污一点也没有沾上，身上滴水也没有进入；腹部过了数日才形成殓相，面色仍像活着一样，人们都认为奇异。据说曾有朋友询问避乱的办法，先生说：“首先要坚定一个最大的主意，随遇而行。”邵康节的诗说：“上天生我，上天死我，一切听从上天，有什么不可以的？”人若没有这个主意，临事就会手忙脚乱，不能安于天理。又有人问：“早晨听到真理，晚上死去，为什么说这样就可以呢？”

译先生说：“我有四个字。”人们忽然认为这是平常话，没必要再说。那位朋友极力追问，先生说：“该死的时候就死。”他平日一向这样说，由此就可以看出先生了。刘念台说：“先生平日的学问功力坚定，所以临终时能够这样自己作主。”收摄气息归于心，收摄心神归于虚，形体虽化而精神不化，也是我们儒者的常事。如果用佛教临终显现幻相的方法来求解，就会迷惑。真是懂得言语的人啊！唉！先生本来已经用精微的话向我们显示了。先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天性和乐，既能以和颜悦色奉养父母，又使承继家业者和在世亲属都得到欢喜。他对待各位兄弟，委婉周到而诚恳深切，和悦亲切。他爱各位侄子如同爱儿子，教导他们如同父亲。内室之中，和睦而庄重，终身没有改变对妻子的专一。自幼没有狎邪的交游，也没有追求华丽的嗜好。居家时有固定功课，早晨起床洗漱，拜谒家庙完毕，就关门读书；四壁不粉刷，庭院的草也不除，帷帐不加装饰，使用破砚秃笔，整日庄严端坐。饭后一定闭目静坐片刻，即使极忙也不废止。常常在子夜起身静坐，说这个时候可以体会阳气复生的景象；五更又起身静坐，说刚刚醒来时精神状态很好。遇到先人的忌日就斋戒吃素，谢绝宾客，祭祀时斋戒一天。东林举行丁祭时，他斋宿三日。平日自奉极其简朴，但祭祀以及接待宾客、老师时却极其虔诚。他不经营生息产业，对财物淡然无所谋求；但亲友把生计托付给他，他就竭力代为筹划。甚至捐出资财履行约定，对宗族亲属有人供养终身，有人供养到第二代。对于老师和学生，他供养活着的人、办理死者的殡葬；对于自幼交往的朋友，无不始终相互欢悦。他救济贫困，抚恤孤儿，举荐寒士，从不遗余力。对乡绅和在外做官的人，他谆谆劝勉他们爱护百姓、喜爱士人、砥砺名声、磨炼节操。乡里有重大的是非，得到先生才能裁定；有重大的利害，得到先生才能伸张。至于设置通区、在全县实行均役田、均役米以平抑粮赋，使乡里的困苦得到缓解；同善会救济远近的鳏夫、寡妇、孤儿、独居老人，为乡里积德，这些还只是他多种善行中的一部分。他写家训数千言，大意说：声色欲望会迷惑人，面对财物会误导人，逢迎谄媚、虚伪柔顺的朋友会败坏人；一会妨碍人的读书功夫，一会消磨人的高明志趣。必须以孝悌为根本，以诚实为先导，把读书穷理、谨慎言语、选择交游作为做人的第一要义。他曾说，子弟如果懂得名节的防护、诗书的滋味和农耕的艰难，就足以成为贤良子弟。又说，要知道圣人取法狂者、狷者的用意：狂者、狷者都与世俗不能相容，然而可以由此进入道。子弟如果憎恶这类人，就不是好的征兆。所交往的都是庸俗之人，自己没有不陷入庸俗的；一旦出仕为世所用，就会亲近小人、仇视君子，这是最大的祸害所在。又说：善行必须积累，积少就能成多；一个念头、一次言语或一件事情的差错，有时会因此丧身亡家。又说：遇到事情让别人一步，自然会留下余地；面对财物放宽一分，自然会留下余味。又说：看见过错正是为了求福，反省自己正是为了免祸，只要肯反过来追究自己，道理自然会显现。小人之所以成为小人，只是因为只看见别人的不是罢了。又说：人生的爵位有定数，不是可以经营求取的；只要看透“义命”二字，就能安然做一个君子。乡里各位前辈中，凡有一句话、一个举动可以作为师法的，他总是时时向几个儿子称述。在京城听说几个儿子曾参加讲会，便写信勉励说：“这是天地之间不可断绝的善的脉络，是贤良子弟不可败坏的家声，不是小事。”又说：叶年伯是你们真正的老师，应当常在他身边，坐上一会儿听他教诲。又说：到了东林，最好从这里入手。大众聚集时，满堂寂静，这时默默静坐、澄清心念，看一看究竟有没有妄想；一片寂静就是真心，真心一放纵就成了妄想，二者并不是两种东西。不会用功的人，想驱除妄想，另找真心；妄想无法驱除，真心也无法另行求得。善于用功的人知道，真心昏昧就成为妄想，妄想醒悟就成为真心，只在一反一复之间。领会这个意思后到东林，真正下功夫，才不会虚度这一天，才算没有白做人。时间久了，其中的滋味无穷，所得到的受用也无尽。又说：我如今能这样，全靠平日的静功；年轻时不学习，年老就没有受用，你们要记住这件事。静功不是静上三四十年就不能成就，而是人的精神一向向外驰逐，已经不肯为你们收摄了。事情多不合心意，疾病困苦，直到老死，苦痛更加不可言说；若能在安静中见道，这些苦就都不存在了。你们要赶紧下功夫，接受一些口诀；否则这件事就无法传授。天下只有这件事，父亲不能传给儿子，因为自己没有亲身经历过，言语就无法使人领会；即使整天讲说，也像没有听见一样。他对待奴仆，委曲体恤，知道他们的饥渴劳苦，只是很少有让他们谋生的事，处理事情始终不肯宽纵。出外做官时，对他们更加严格约束。他曾说：“人家为了体面而故意摆出高岸的姿态，曲意掩护自己的短处，竭力把事情说成理直，这其实正是在损伤自己的体面、毁掉自己的高岸姿态。”助长小人的气焰，造成不可预料的变故，多半由此而来。因此家人也战战兢兢地守法。他两次出任官职，只有四五个仆役随行，供差遣、负责洒扫。即使是邮递来的文书，也由他亲自启封和封闭，一个字也不让家人经手。他一任总宪，便写信回家说：“居于这个官位，家人越要谨慎勤勉。家人一旦显露出得意骄矜的神色，就会发生意外之事。不要为了图利反而招来祸患；不要因为倚仗权势反而失去权势。”他又曾说：“士大夫闲居时获取不义之财的丑态，不亚于闺女翻墙私奔的羞耻。世俗风气滚滚而来，人们安然视之为平常，只是因为没有立志。因此我一生从未轻易接受一文钱，从未妄言一件事。”有位知交因为遇到一件不公平的事，答应替他申辩；那人带着贿赂来，说：“难道没听说士人得到钱，就像女子失身吗？”他谢绝而不参与。有一个以讲学为名自居高明的人，家产巨万，每年重金聘请一位德高望重者主持讲席，先生说：“这是教人求自己的学问，还是教人求给别人看的学问？”于是推辞不去。他初次做官所得俸禄，不敢私用，一定拿来奉养父亲。被贬官时，有人怜惜他的俸禄微薄，送给他丰厚的资助，他一概不接受。从揭阳回来后，有人拿着俸禄文书来送给他；太常寺罚俸时，有同乡在户部把自己的俸禄赠给他，他也一概不接受。即使交际往来绝不可能完全断绝，能够用义理相通，也从未让分毫进入自己的钱袋。

译他马上拿出去用于救济贫困、帮助危难以及刻书广泛教化。他曾说：“凡是办事时带上一个‘苟’字，便会败坏自己；享用时带上一个‘苟’字，反而就能得到妙处。我一生正是靠这一点力量，所以能够随遇而安。”掌院时写信给同道说：“弟所处的是风波之地，一旦狂风刮起，把我吹进菰芦之中，也没有什么难处。”奉诏告老时，因为大臣没有获赐驿站驰传，他就不走驿站；同僚集资给他路费，他严词拒绝，雇车夫、买船回乡，说：“留下一天就做一天的事情，离开一天就得到一天的快乐。”“快乐”这个字，只有山林中的人说得出来；烟云鱼鸟无不成为快乐的事情。朝廷中的人却说不出，因为国家混乱、百姓困穷，没有一件事不令人忧虑。朝廷中的人说快乐，归根结底只是权势和利禄两件事迷惑人，为什么竟把这当作快乐呢？先生在朝廷任职，确实有坚定忠诚、宽厚公正、直言敢谏、刚正不阿的气象；经历世事，确实有不随流俗、不偏不倚、不争强、不结党的气象；闲居时，确实有和悦自得、舒展安详的气象；施行教化，确实有无论什么行为都不违背道理、循循善诱的气象。他得到进用并举荐人才，就是要和志同道合者共同扶持纲常、建立法纪。他真正做到上则一定希望使君主成为尧舜，下则一定希望使百姓成为尧舜。他说危险的话、做危险的事，只是因为特立独行而不动摇。真正做到一家人非难他不顾，一国人非难他不顾，天下人非难他也不顾。他退处时竭力维护朱子，防范佛、道二氏，不让支离破碎的训诂之谈、虚无寂灭之说混淆我们儒家精一、博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教诲。他真正做到了为往圣继承中断的学术，为万世开创太平。他在出处行藏之外胸襟开阔，在祸患降临时仍然怡然自得。他真正懂得进退、存亡而不失正道，具有内省而无愧、因此无忧无惧的气象。他在太常寺时曾说：“魏忠贤和客氏最值得忧虑，这两个奸人结合起来造成的祸害不可言说。”没想到崔、魏的毒害正逐渐深重扩大，终于乘隙而起，果然如先生所说。唉！先生一生的学问，在生平经历中已经显现；到了死亡时更显现其宏大，也更显现其真实。毅宗烈皇帝崇祯二年己巳，追赠太子少保、兵部尚书，赐谥号忠宪，荫封一个儿子，送入国子监读书。著书总记 古本《大学》《正蒙集注》《四子要书》《朱子节要》《东林讲义札记就正录》《同善会录》《邵文庄公年谱》《高氏家谱》《疏稿揭议》《周易孔义》《春秋集注》《毛诗集注》《困学记》《三时记》《州县条约语录序说志传碑文》等，以及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古风、律诗、纪句，共若干卷。以三代以后的诏诰为《书》之余编，以《太极图》《通书》《经世启蒙》为《易》之余编，选取骚、赋、铭、赞为《诗》之余编，稍加斟酌《纲鉴》为《春秋》之余编，把历代典章制度中合于古制而又适宜今世的编为《礼》之余编。《高忠宪公年谱》【完】十世从孙光照恭敬校订 ●跋 先从祖忠宪公的遗书，已经刊刻的有十二卷，是嘉善陈几亭先生编次的。当明朝万历初年，新学盛行，各种异说纷纷兴起；先忠宪公出世后，便专以程朱为宗旨，深入探究而有所自得，其中精微的义理和深奥的言语，更多有发明前代儒者未曾发明之处。古人说，孔子以后，朱子集诸儒之大成；朱子以后，高子集诸儒之大成，这绝不是空话。只是遗书刊成于壬申、辛未之间，到了甲申、乙酉，林【缺字】攴逸无【缺字】子。数十年来，各地学者尊奉他的书，与《洛闽全书》同等看重；苦于刊印后流传不久，远方偏僻地区甚至有贫困的晚辈仰慕它，却没有机会看上一眼。先公在学术上对于先儒各家著作，没有不融会贯通而深入研究、反复探究的。忠宪遗书到了晚年，曾仿照《近思录》的体例，编纂《高子节要》十四卷，以方便后学；而想要看到全书的人，几乎没有一天不来征求索取。我多次想重新交付刊刻，却一直没有空闲。芷生我见识浅陋，幼年侍奉先公身旁，受到耳提面命，颇为了解诵习这部书的情形。近年来嵀儿一辈渐渐长大，课读之余，就把这部书作为功课，而嵀儿【缺字】尽尽会心。幸而遇到当今盛世崇尚儒学、尊重道统，先儒的著作全都从南宫刊行出来；发策时曾有【缺字】以祭祀先忠宪公为言，但遗书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这正是后人的责任。因此谋划刻版自行刊行，于是和嵀儿一起抄写校对，刊刻在梨枣木板上，完全遵循陈几亭先生的原本，不作丝毫改动，以免自己获罪于【缺字】贤者。先忠宪公的年谱早已有刻本，是先公与从父季远先生共同参订的，最为详尽。家中收藏的抄本则是华凤超先生编纂的，大多归于简要。凤超先生与几亭先生同为先忠宪公的入室弟子，他们的编述一定都经过苦心经营；有见识的人说，与先君的刻本并行并不妨碍，因此把它附刻在后面。公之于海内，考察核实事迹，参照验证年代，实在是读书论世者的一项帮助。芷生我力量微薄而责任重大，冒昧承担此事，【缺字】只希望不要忘记先公往日的提诲。康熙己巳年小【缺字】上浣，从孙芷生恭敬题写。

译《高忠宪公遗书》前明崇祯壬申年刊刻，国朝康熙己巳年重刻。乾隆年间适逢禁毁，挟藏在家中的本子非常少。等到高宗纯皇帝将其收入《四库全书》，才稍稍重新流传出来。从乾隆至今，刻版不【缺字】流传，原本极少。我友周拙耒【缺字】员学博士锦，担心它终于湮没无闻，便和同道商议，借用公款资助，交付刊刻。于是此书才又显现于世。明朝正德、嘉靖年间，王学盛行；到了隆庆、万历年间，甚至倡导三教合一的说法，狂妄放肆、毫无顾忌，学术分裂达到极点。高公与顾端文公挺身而出加以挽救，揭露阳儒阴释的祸害，辨明姚江学派在格物致知上的错误；他们的言论深刻明白，因此绝学重新彰明，孔孟之道不至于被异端淹没，他们捍卫道统的功劳很大。大概高公的学问由程朱入手，居敬而不陷于固执，重视主静而不流于空虚；由宋儒所说的格物归结到认识根本；等到涵养深厚、知识达到极致，直说天地间深远真实的道理，完全没有声息形迹，哪里还会有富贵贫贱、患难或夷狄之分？又说：“心如太虚，本来没有生死。”唉！高公的真实修养达到极高境界，巍然成为一代大儒，最终却遭受宦官之祸，这是高公的不幸，也是时代造成的。而刘念台说，高公的心与道合一，穷尽道而死，这叫作无生无死，却不是佛氏所说的无生无死。这样说来，高公献出生命、完成志向，又岂能和那些自以为崇尚气节的人相提并论呢？从前我蝇桴亭陆先生在东林书院讲学，举顾、高清二位先生为学问宏大的人，一再阐发性善之说，启示求学者。如今桴亭先生已经从祀于孔庙，而高公仍然缺席，这也是拙【缺字】员与各位君子的责任。因此我高兴地看到这部书完成，便一并说到这件事。光绪二年丙子季夏之月，镇洋后学叶裕仁恭敬作跋。同治十三年春天，巴州廖侯养泉先生廖纶来代理金匮县政务，刚到任，首先拜谒道南祠，把端正人心、敦厚风俗作为施政原则。一天，他屈尊来访，首先询问顾端文、高忠宪两位先生流传下来的风范、遗教以及祠宇的情况。当时端文公祠还存在，而忠宪公祠只剩旁边的一间屋子，于是他首先倡议捐出廉俸，限定日期召集工匠。随后又拿出《高子遗书》给我看，嘱托【士锦】完成刊刻。于是我和同道商议，借用东林书院儒寡会的公款来交付刊刻，并用书籍出售所得归还这笔款项，以便资助发放给各位同人，大家都认为可行。于是于光绪二年春正月交付刊刻，夏六月完工。从今以后，各家都可以收藏一部，彼此共同读书、敦厚实行，一概以高子为准则，事事反躬实践，不要把讲学当作欺骗世人、盗取名声的工具。这样看来，人心端正而风俗敦厚，或许就不辜负贤侯的苦心了吧？顾子著作的裔孙顾任之，每日来告知此书即将完成。两部书一同流行于世，道南这一脉大概可以由此延续下去，难道不是美事吗？同县后学周士锦谨慎作跋。●参阅姓氏 张夏【秋绍】；安璇【孟公】；顾鏊【隽生】秦学洙【逊五】；刘源宏【紫澜】；赵锡秬【畇昭】姚琛【藏密】；秦道然【洛生】；邵绪广【羲书】汤万炳【孔卓】；边修【宏撰】；顾锺仁【来端】邵璇【虞扗】；吴颖锐【江生】；秦孝然【石经】吴鼎铨【武新】；秦源宽【未能】；童长吉【心见】秦靖然【药师】；顾振基【子遇】；张允孙【人修】刘冣【汾阳】；吴天锡【龙生】；秦敬然【学伊】施廷瓒【瑟文】；王逑【来宾】；刘上行【玉焉】秦实然【涑子】；何以逵【曰鸿】；王宁。从兄愈【紫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