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高子遗书》（明）高攀龙撰 目录 《四库全书》提要 序 卷一：语一百八十二则 卷二：札记四十六则 卷三：经解、辨、类、赞 卷四：讲义 卷五：语录 卷六：四言诗、五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绝句、六言诗、七言歌行、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卷七：疏、揭、问 卷八上：书，共一百零一首 卷八下：书，共一百三十九首 卷九上：序，共四十一首 卷九下：序，共三十五首 卷十上：碑、传、记 卷十下：家谱、家训二十一条 卷十一上：墓志铭、墓表 卷十一中：行状 卷十一下：行状、祭文 卷十二：题跋、杂书类 附录 《年谱》书后 年谱 跋 参阅姓氏 《四库全书》提要 《高子遗书》十二卷，附录一卷。明代高攀龙撰。高攀龙另有《周易易简说》，已著录。高攀龙出自赵南星门下，学术渊源有自。他的学问以格物为先，同时吸取朱、陆两家的长处；操守实践笃实纯正，完全归于正道。他起初亲自编录自己的语录文章，名为《就正录》；后来他的门人嘉善陈龙正编成此集，共分十二类：一是语，二是札记，三是经说、辨、赞，四是讲义，五是语录，六是诗，七是疏、揭、问，八是书，九是序，十是碑、传、记、谱、训，十一是志、表、状、祭文，十二是题跋、杂书。附录志、状、年谱一卷。他讲学的话，大多切近而笃实，阐发周密。诗意冲淡，文格清劲，也都没有明末纤巧诡异的习气。大概高攀龙虽然也聚徒讲学，不免受到时尚风气的浸染，然而气节严正，卓然自立，实在不是那些标榜门户的人可比。因此，他在朝廷建立的重大节操，不愧古人；发而为文章，也不追求辞藻，而品格自然高超。这大概就是真实不同于虚伪的地方吧？序 旧序 原序 小序 旧序 重刊《高书》序 《高先生遗书》共十二卷，是几亭陈氏编纂刊行的书。历经兵乱，书版毁坏殆尽。我曾设法搜求它的版本，过了一年才得到，拿给四方各位门人看，他们都欣喜地认为这是过去没有见过的书。有个姓高的学生名叫程，字象姚，来跟随我游学，我便在谈话间告诉他说：‘先生这部书如果不让它湮没，就应该谋划重新刊刻它，托付给高生吧？’他原来是先生的从曾孙。高生回去后便谋划此事，他的父亲楚土?否，拿出全部家中资财，召集工匠、安排劳役；如果还有不足，就卖掉肥沃田地三十亩来资助这件事。总共耗费白银若干两，经过若干日才告完成，用来惠及后来的学者，他的用意实在深厚。这年正月，他又到我门下，请我为此书作序。我想，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多年间，以大儒硕望著称于世的贤士大夫，前后相接；若求其学术纯粹精深、议论醇正的人，前有薛文清，后来就只有先生了。只是两位先生都遭受宦官的祸害，文清仅仅得以免祸，而先生不幸竟走上楚累沉渊的旧路。上天降下罪网，奸邪之徒从内部争斗，这正是明朝社稷终于倾覆的原因；后世评论者也免不了产生人才死亡、国事衰败的悲痛。我自认为有志于求学，但气质昏昧、资质愚钝，到如今头发已经斑白，仍不能稍有进步。年轻时便听闻先生的风范，壮年后诵读先生的著作，慨然想见他的为人：光明灿烂，仿佛太阳照耀天空；浩浩荡荡，仿佛江河流经大地；巍峨高大，仿佛嵩山、泰山彼此并立。像我这样浅陋无能的人，抬头仰望、低头揣测，哪里能够穷尽先生学问所达到的高深境界呢？我仰慕先生的高山，观行先生的道路，尚且忙不过来，哪里还敢妄自作一篇赞语来描摹仿效他呢？姑且接受高生的请求，详细叙述重新刊刻此书的始末，以满足他的心意，也安慰四方学者欣喜赞叹、希望一睹此书的心情；而我又能够把自己的姓名列在卷首，私下里自认为实在是很幸运。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后第二日，长洲后学汪琬谨记。重刊《高子遗书》序

译上天生下朱子，于是正统的学问昌明，汇集诸儒学说的大成。他所讲的道极为中正而没有偏差，他所施的教极为实在而不是空虚，确实是万古不会产生弊病的学说。自明代嘉靖、隆庆年间以来，姚江心学关于良知的学说兴起，天下人喜欢它的新奇，轻易地转相传习，流弊一天比一天严重，把格物说成支离，把性善说成偏执，把主敬说成矫揉造作。于是夸大顿悟，轻视真实修养，赞扬陆学而诋毁朱学，尊崇佛教而贬低孔学。梁溪高忠宪公忧心忡忡地为此忧虑。他和泾阳顾先生在龟山东林书院讲学，公开大力排斥攻击这种学说，不顾世俗议论。于是朱子的道统由晦暗而重新显明。当时的学者只讲致知而不讲格物，先生却说：‘求学一定要从格物入手。圣学之所以不同于佛学，就在于通过格物而达到致知。儒学常常陷入禅学，是因为只讲致知而不讲格物。’他又说：‘有事物就一定有法则，法则就是至善。穷究事物的道理，就是穷究到至善之处。’当时的学者大多用无善无恶来谈性，认为说善会执着于善，便不是性。先生竭力辨析这种说法。三教几乎混合为一了。他用功遵循朱子，半天静坐，半天读书，积累努力达数十年之久。他教人先读《小学》《近思录》，然后静坐，以涵养深厚沉静的气质。大概他所说的格物，是为了明白我的本性本来是善，而不是务求博杂；他所说的主静，是为了体察我本性尚未发出时的状态，而不是守着空寂。到了晚年，涵养更加纯粹，用功更加严密，始终战战兢兢，直到死后才停止。因此他说：‘求学开始是要认识本性，中间是要恢复本性，最后是要穷尽本性，说到底只有一个性而已。通过敬来认识本性，通过敬来恢复本性，通过敬来穷尽本性，说到底只有一个敬而已。’这又足以看出先生学问的完整广大。他像砥柱中流一样，对天下后世的功劳不小。由此，他的道德发而为气节，流露为文章，没有不合于圣贤之道的。在朝廷任职时，他神色严正、直言不讳；面临危难时，他从容地接受正命。有明一代诸儒大概没有超过他的，这说明他继承朱子的道统并非虚妄。《遗书》十二卷，是他的门人陈几亭先生广泛搜集而择取编成的。相国钱御泠任南宗伯时，曾把它刊刻在礼?东?日。经历丧乱后，?东?日已经不能流通，版本也散失了，天下想诵读此书的人很难得到它。先生的从孙楚□和长子象姚，担心正统学问失传，卖掉几十亩田地重新付梓刊刻，他们存心公正，用意深远。书刻成后，请我作序。我很高兴能够把姓名列在这部书的末尾，于是叙述先生治学、为人的大略，以及重刻此书的始末。至于他事迹的详细情况，附录中已有各位前辈的序和例文，何必再多作赘述呢？康熙己巳年冬季朔日，昆山后学徐秉义恭敬题写。重刻《高子书》后序 历来儒者的学问，大端有两个方面：一是修养，二是悟道。二者不可偏废。然而谈修养的人把悟道看作越级，直接陷入虚无；谈悟道的人把修养看作执着于器物，停滞在表象而流于固陋。两方面相互讥刺，不能彼此改变，这就是学术分道的原因。我们同乡高忠宪先生笃信程朱之学，以圣学为己任。他在汀州旅舍中一次悟道，彻底通透明白，不再有天人与内外的隔阂。别人得到这种境界便以为究竟，先生却只把它看作入门。从此动静交相涵养，亲身实践验证。经过数十年，悟道用来开启修养，修养用来验证悟道，归结于恢复本性，止于明德。在诸儒之中，可以说是集大成者。《遗书》过去在金陵刊刻，经过战乱散失。先生的侄子学宪公辑录其中的节要数卷，流行于世。四方学者终究因为没有见到全书而感到遗憾。近来睢州汤司空巡抚吴地，准备重新刊刻《遗书》，来惠及后来的学者。汤公不久离任，这件事便逐渐搁置。我每每叹息此书不能流传于世，实在是学者的不幸。学宪公的小儿子楚□读书守礼，没有辱没祖先；己巳年□，他和长兄嵀取出家藏原本，朝夕校勘，交付刻工刊刻。历经秋冬，书才完成，于是请我作序。松龄是后学，见识浅陋，平生仰慕先生的学问，却未能稍稍窥见其中的端绪，哪里有资格为先生的书作序呢？只是我乐于看到此书广泛流布，世上的学者将会读到它并受到激发，懂得求学的方法，以达到圣贤的境界。而楚□在这件事上的勤勉，他的功劳实在很大。因此谨在书后记下几句话。康熙己巳年冬，同邑后学秦松龄拜书。《高忠宪公□集》序

译学问有不同的道路，但性命没有不同的道路。性命由天所赋，天性就是天理。天理极其真实，却无声无臭，因此未尝不虚；天理极其空灵，却有事物、有法则，因此未尝不实。性归根到底只有一个而已。自从性学不明，立教便越来越产生弊病。笃实行事的人忌讳谈虚灵，谈空的人扫除事理。忌讳谈虚灵，就将等同于不明道理的百姓；扫除事理，则会成为毫无顾忌的小人。流弊虽不同，但同样是不认识本性。孔子说：‘穷究道理、穷尽本性，以达到天命。’孟子讲性善，善是理的总称。到了宋代程朱诸儒出现，邹鲁一脉才断而复续。周敦颐体认天理，朱熹穷究事物的道理。唉！圣学与异端之间只差毫厘却谬误千里，大概就在这里吧？这是我明高忠宪公的《性学正传》。先生年轻时便立志求学，说：‘学习孔子而不以程朱为宗，就像面对大海却丢失了指南针。’于是取程朱的书细读深思，参究很久，有一天豁然贯通，不必拘泥于成说的格式，也能充分发明其中的蕴意。其大旨以见性为宗旨，以明善为要务，以人生来本静、未被意念沾染的状态为继善的真实本体，以辨明志向、确定事业、断绝私利的根源、不留下丝毫疑似而自欺的念头为格物致知的实际功夫。谈到心与气时说：‘圣人所涵养的是道义之气，所存有的是仁义之心。’ 谈到理与义时说：‘心是存在于万物中的理，所以万象森然罗列；心是处理万物的义，所以一点灵明能够变化。’ 谈到情与性时说：‘未发，是喜怒哀乐之情尚未发出；不发，是万古常寂的本性。’ 谈到知与能时说：‘乾卦表示认识万物之始，如闪电一样无踪；坤卦表示生成成就万物，如房屋宅舍一样可以守持。’这些都是程朱以后学者长期禁锢于心中的疑网，而先生把它们剖析开来，就像蚕丝和牛毛不能混淆，铢、两、絫、黍等微小分量不能调换。至于涉及君主和父亲的义理，辨别一定精确；关系道统兴衰消长，扶持或抑制一定及时。甚至酬答事物、远行交游的篇章，触景生情、陶冶性情的诗作，也无不确立形体、赋予形象，脱口便成文辞。大概他的内心精微而外在形迹显著，随处都呈现出来，而先生自己也没有察觉。《易》说：‘忠信是增进德行的凭借；修饰文辞、树立诚意，是安顿事业的凭借。’假使只是看到了这句话，却没有亲身拥有这种德性，即便每句话都能透彻说明本性，也只是对着佛塔谈论塔顶的相轮，哪里谈得上诚呢？先生自从三十岁悟道以后，修养持守数十年：静时心与气都归于寂静，动时事与理相互融通；警惕得像面临冰层和深渊，纯粹得像美玉，严肃得像收敛肃整，和煦得像春风融解；具备各种德行，而心体不挂一丝尘念。到了以生命完成使命、实现志向的时候，他使自身和国家都不受辱，多么从容；昼夜通达明白，多么超脱。若只用一节来称述先生，不能称尽他；若只用孤忠来称述先生，也不能称尽他；若用佛、道二教所谓尸解、蝉脱、入定、立亡来称述先生，也同样不能。这样以后，才知道先生确实能够复归本性。有事物、有法则，是把道理归还于真实；无声无臭，是把道理归还于虚静。所谓‘穷理尽性以至于命’，如果不是先生，我还能归依谁呢？我曾为此作过解释：宋代周敦颐以后，谈禅学的人把无极和太极分开，程朱把它们合起来；明代薛文清以后，谈心学的人把致知和格物分开，高子把它们合起来。分与合之间，正是性学兴衰明暗的关键。有人问：‘那么先生与程朱有哪些相似之处？’我说：‘程朱都是穷理，但各自有不同的入门途径。周敦颐从戒慎恐惧入手，朱熹从学问思辨入手，先生兼取二者，而用力更多在居敬上。他坐着像泥塑的人，接待别人时浑然是一团和气，这些地方就很相似了。’先生过去有《就正录》。先生去世后，门弟子从高长公伯珍抄录书笥中的遗文若干篇，由陈惕龙校订、编次、详加说明，反复寻味，标举宗旨，独具眼光，命名为《高子遗书》。与那些入关东、见洛阳诸录，只传述老师学说却拘滞而不圆通、杂乱而不精纯的书相比，相差很远。我私下向先生学习多年，认为若想端正人心，首先要端正学术；若想端正学术，就必须以程朱为宗。而先生这部书，实际上就是程朱学说的心传印证。于是我便和诸位同僚商议刊刻此书，并冒昧写下这篇序言。崇祯壬申年春，魏里后学钱士升恭敬题写于寅清堂南轩。《高子遗书》序 把言语当作道，就没有不离开的；把自身当作道，就没有不贯通的。认识上想要达到上等圣人的境界，行为却不超过普通人，那么知与行就分离了。静的时候仿佛有所获得，行动起来却失去了它，那么动与静也就分离了。真诚地去实践，真实地拥有它，又怎么会有分离呢？高子的学问，不顺从私心而顺从本性，不以知识为宗旨而以善为宗旨。无声无臭的善，要用有形有色的身体去践履；格物的功夫，所谓认识本性、所谓恢复本性，全都在这里。因此，教导的内容只有一个，学习所认识的道理也只有一个。天下的道理，怕的是不能归于一，不怕不能贯通；归于一自然就能贯通。若想在讲论辨析中求得统一，统一又在哪里呢？使自己的行为归于道而达到统一，那么身心统一，天下还有什么不能统一的呢？人的嗜欲不外乎色欲、财利、声名，推到极端就是生死。高子超然高远，仿佛都已蝉蜕而出。居家和出游，也不超出家庭、国家、天下的范围。高子和乐而诚恳，一切都合乎准绳，没有虚妄。看他坤道般的承载能力，因此相信他乾道般的刚健精神。知道身体的修养只在百年之内，而精神却足以震动无穷的后世。大概本朝的大儒，没有超过文清、文成二人。高子在精微处超过薛文清，在纯实而没有弊病方面胜过王文成。至于修养持守的纯洁、实践履行的方法，则只有一个道理。在这里不能归于一，就成不了儒者，更何况成为圣贤呢？品行纯洁端正却没有听闻道理，只能说是确实有其德行；听闻了道理却玷污自身、毁坏自己的方正，从来没有这样的事。然而自朱、陆以来，道统始终不能合一。薛文清并非没有悟道，只是修养方面更多；王文成并非没有力量，只是机巧方面偏重。一人偏于修养，一人偏于机巧和力量，朱学与陆学的分合，只有我们的先生把它们统一起来。除去先生亲自订定的几种书外，遗言大多散漫而没有次序，恐怕时间久了会更加纷乱，所以恭敬地汇编成十二卷。凡是不想流传、没有必要流传的，都删去了。宁可简略，不要繁多，是为了后世；这就是体察并实现先生的志向。崇祯辛未年九月壬申，门人嘉善陈龙正谨序。小序 第一类：语 第二类：札记 第三类：经说、辨、赞类 第四类：讲义 第五类：语录 第六类：诗 第七类：疏、揭、问类 第八类：书 第九类：序 第十类：碑、传、记、谱、训类 第十一类：志、表、状、祭文类 第十二类：题跋、杂书类 第一类：语

译这一卷是先生亲自订定的，刻于天启癸亥年秋天，与讲义、奏疏及各类学说合称《就正录》，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从格物一直到平治天下，从日常饮食一直到天地鬼神，大体都平正切实；至于所谓精微玄奥、前贤未曾发明的深意，也全都包含在其中。全书以明道为宗旨，而明道没有比语录更切近的。语录出自门人的杂记，不如先生亲自记录的精纯，所以把它放在最前面。原有二百五十六则，觐华吴先生后来再次刊刻，删并九十多条。觐华是高子的左丘明、伯玉，他所作的斟酌取舍，自有真正的契合。然而品味高子的言论，有些看似浅显却不能不保存；有些看似空虚玄妙，实际上出于亲身实践和默默体认，即使与先儒略有不同也不妨。于是我根据它的大略稍加扩充，最后定为一百八十二则。第二类：札记 这一卷也是先生亲自选定的，大概把最精要的编入《就正录》中，其余的保存下来但尚未刊布。大多引用前人的话加以阐发、折中。然而其中所说体道在于言行、上达在于孝悌、恶念杂念与真实当下等内容，都用片言只语揭示深奥道理。大概是癸亥年秋冬以后，先生日日更新、不断精进的心得；这些如碎金尚未铸成、狐腋尚未缝缀，并不全是《就正录》留下的余稿。门人相互传抄，重复之处很多，现在定为四十六则。第三类：经说、辨、赞类 这一卷都是先生体察经书、达到心得后，亲笔写成的著作。对于古本《大学》，先生虽然尊信程朱，却不敢强求完全相同，而愿意与崔氏《困学记》相合。按照它的文体，原本并不属于说理文章；只是先生亲自叙述平生求学进步的次序，仿佛用没有颜色的绘画来描绘天光，用无声的话语来传达天籁，实际上是引导人渡脱的金针，不能和其他记文相提并论。《山居课程》以下各篇，是对初学者的指示，最亲切、最切实。《好学说》以下各篇，在折中取舍方面确立原则，在明确剖析方面穷尽微妙。比如乾坤、寅直的旨意，未发与不发的辨析，佛教以心为性、道教以气为性等说法，即使伊川、晦翁的论述也不完备，都是先生自行发明的。然而文章有的质朴、有的文饰，大概只是期望阐明道理、增益他人罢了。三篇辨文，论阳明到了极点，却不嫌辨驳；不嫌辨驳，是因为在捍卫道统。论莲池到了极卑处，却不推辞辨析；不推辞辨析，也是因为在捍卫道统。论管氏陷入邪说到了极点，却不遗漏批辨；不遗漏批辨，还是因为在捍卫道统。先生的心志和事业，先生的著述就是这样。把宋代四家赞为配享孔庙的四配，难道可以说他们的德行完全相等吗？这恐怕将成为道统的忧患。第四类：讲义 先生对经书没有不通晓的，尤其精通《易》；而在大会之日一定讲授《学》《庸》《语》《孟》，因为这些切近日常生活，而且士人共同学习，不像五经那样各有专门之学。讲义很多，先生亲自选取五十多章；他向同道广泛讲授的内容，虽然引用孔孟的话，实际上也是先生自己说出的心里话。大概只是口头述说，圣人便希望自己不必再说；亲身体现并实行，才是求学明道、爱人的实处。圣人把自己的言语归功于子游，说明先生所说的，也都是先生自己知道并实践的。它和子游所说的‘学习道’相类似，先生本来就说：‘不敢再从圣人那里寻求圣人的言语了。’读讲义的人，又可以从先生本人那里寻求先生的讲义吗？第五类：语录 先生亲笔著述的还很多，只是暂且放在后面，而先编语录。语录对于阐明道理最为切近，是周、祝二位门人辑录他们所听闻的内容，甚至付出了大量记录的辛劳；甚至先生在乙丑年曾把它交给我，并嘱咐说：‘其中还有很多可以商榷的地方，希望你仔细看看。’由此可见先生的意思。因此我便把其中杂乱而不纯、往往有牵连而不精确的地方删去。若删去它会使先生的道理晦暗、遗漏二人的话，我不敢这样做；若删去它能使先生的道理更加明白，并显出二人话中的旨意，我便删去其中错综杂乱的部分，稍加编次，使人容易辨识。《门庭高桥别语》出自魏忠节，《初谒语》出自先生的侄子敳。敳在弱冠时仰慕道学，所以先生教他读书的大意；魏忠节正值面临危难、接受使命的时候，所以先生向他说明如何处置患难、安定疾痛、视死生如一。人啊！人啊！时势啊！时势啊！先生的话，仿佛造化一样。第六类：诗 表达志向、陶冶性情，没有比诗更早、更合适的。《诗经》三百篇以后，诗人不懂得道，有道德的士人又不擅长作诗，就像孟子以后，德行功业分道扬镳，处理事务的人忘了修养身心，求学明道的人又遗忘了世间事务。陶渊明的诗足以独占千古，然而他对于性与天道究竟知道得怎样，尚且难以确定，何况其他人呢？先生并不完全仿效陶渊明，大体上却有陶诗的韵味；超逸的兴致、幽深的情怀，正与陶渊明相合。韩愈说：‘欢愉的言辞很难写得工巧。’先生最好的诗作，十篇有八九篇是欢愉的，这也可见他厌弃浓艳华丽的欢愉，而认为寂静空旷的欢愉才高妙。假如把寂静空旷看作愁思，还能写出好诗吗？《静坐戊午诸吟》则专门用来守持和举扬道理，就像禅家的偈语、术士的歌诀；假设不过借用宫商声调，阐明宗旨、传授要诀，使人吟哦起来容易，却□□起来难以忘记，那么句字之间的陶冶、淘洗、雕琢、磨炼，大概都不是它所考虑的。关键全在学者善于观读。第七类：疏、揭、问类 用言语陈述政事，用功绩接受考核，这两者是通达大道的主要方面。先生初次做官时，因为上书论事而离职；六十岁才重新出仕，又任职于闲散部门。他所施行的通达之道，都凭借言论而不是功绩。从前孟夫子不动心的修养已经完成，游历魏国、齐国，只求驳正不合于道心的事务；通达权变，从心中自然流出，没有什么能使他昏乱动摇，不是因喜悦而欣然感动，就是因忧戚而凄然感动。先生壮年时弹劾张世则，以及《第一要务》《圣明务学》等奏疏，虽然神机深远、文思奔涌，尚未能与亚圣并驾齐驱，但那种端正根本、澄清源流的用意，和孟子有什么不同呢？晚年主持西台，于是经世济民的实际才能充分显现出来；没有比《责成州县一疏》更详尽的了。可惜他后来入林越深，来不及上疏，便严厉弹劾奸臣崔呈秀；那未曾显现的光明，大概也在这里孕育了他杀身成仁的根由。有人怀疑这不符合明哲保身的宗旨。先生既然已经任职，他所知道的难道只是设法侍奉一个人吗？难道可以预先防备奸人的报复，像世俗那样模棱两可以养成邪恶吗？受到阻拦后立即离职，离职后仍不能免祸，是一代人的时运，并不是先生一人的命运。临近死亡时仍然从容，实际上合乎中庸之道，难道还是从前那种愤激、回风般凄怆的情绪吗？志愿未能实现，他所遗憾的是还没有通过责成州县来安定百姓生活；如果继任他职务的人肯做他所做的事，那么忠宪公就如同复生了。他不阿附同道，不抛弃异己，不忘记故乡，因此又有揭文和问文。第八类：书

译言语不能完全表达心意，但能够传达心意的没有超过言语；书信不能完全记录言语，但能够代替言语的没有超过书信。舍弃书信，就更加没有办法尽情表达了。相互对视的时候，大概都希望对方默默领会，含笑而心意相通；可是相隔千里之外，甚至上下数十百世，又凭什么沟通呢？不是依靠书信又能依靠什么？所以用言语传达心意，只有书信最为接近。书信，是使彼此两颗心相通，在当世亲自传授接受的东西。先生的书信，论学的占十分之七，论政事的占十分之二，感慨时世、逍遥于物外的占十分之一。没有一篇不是学问，也没有一篇不是教诲。从前王阳明在各封书信上都标明年月，使后人能够看到思想的先后浅深。先生的书信不都能看见年月，但根据意思推测，大概也可以了解。然而遥遥推测它们的时间次序，哪里比得上实际按照它们的主旨来编排呢？于是把论学的放在前面，论政事的放在后面，感慨时事、寄托心意的间杂排列其中。大概同一个人的多封书信，就依次编排，使首尾清楚，但也不强行把它们完全分清类别。只有在被削职以后，知道灾祸将要降临，必定像屈原那样以死明志，事先已经做到无愧。从孙宗伯以下的八封书信，不可不按次序连贯阅读，以看出‘夕可’的意思。至于拱手作答的一封信，暗中寄托着全身而退；临终前的几句话，向各位相知者表达心意，宛然如同子舆氏临终呼唤‘小子’一般。既然接受了先生这样的呼唤，谁忍心忘记其中的心意呢？第九类：序 有的序写古人，有的序写今人，有的是自序自己与当世之人的关系；有的用来庆贺，有的用来慰问，有的用来勉励，总之情形纷繁，无法穷尽，也难以一一拟议。那么序文究竟有没有固定的内容和情感，又怎么会有固定的规定呢？可是我读先生的各篇序文，却发现其中有一定的宗旨。谈本体，只说‘性善而已’；谈工夫，只说‘真实修养、真实悟道而已’。然而他的序文并不拘滞：也归于虚无，也重视悟道，也崇尚沉默，也看重自然，也取法孤高，这些是他叙述道理的方式。也喜爱机敏警策，也衡量时势，也举说感应和鬼神，这些是他叙述人才、政事的方式。也赏花，也玩月，也畅饮高歌，也喜欢习静，也赞美旷达，这些是他叙述文章、宴会、送别情致的方式。无所不通，却不离开根本宗旨。假使一定只说‘性善’，只说‘实修’，只说‘实悟’，一人一句便说完了，听的人难道不会索然无味吗？纵横铺陈，这正是在诱导人。容易触动听到道理的人说的话，哪里会有不活泼的呢？先生以道来作文，因此可以从他的文章看见道。第十类：碑、传、记、谱、训类 那个人虽然已经逝去，到如今仍不能忘记。在我们这一代有人如此，后代也想听闻了解他。这就是碑传之文所以写作的原因。碑传彰显那个人，使他的事迹留在人们中间。至于记述他的事迹，人也在事迹之中；自己记述自己的事情，心意也在事情之中。谱是为了追思过去，训是为了使后人富足，没有一篇不涉及自身而又不涉及他人，没有一个家庭不联系天下。它们都是仁人不能不发之于言的内容，考察其要旨，归根到底只是人伦、人性罢了。人伦没有形象，就称为性；本性有了形象，就称为伦。两者穷尽，也就都穷尽了。先生的各种著述难道有两种学说吗？第十一类：志、表、状、祭文类 赞誉活人已经接近于厚待，赞誉死者更接近于厚待。然而总的说来，都容易陷入欺骗：欺骗观看的人，欺骗写作者，欺骗死者，无不是自欺。以厚待之心而践行欺骗，哪里是格物的学问呢？先生所阐述的，多是幽隐之人的奇特品行；其中有的已经在当世显名，先生便直率地叙述，不超过他们的实际情况。仁人中好学的人，不诋毁别人容易，赞誉别人困难；不赞誉活人容易，不赞誉死人困难。对于是非的分寸，既不忍心把衡量标准弄错，反而怎么忍心颠倒是非呢？所以要相信谁的诋毁，就看他赞誉谁。若更加没有留意这个道理，那不过是世俗之人谄媚墓主罢了。如果不追究这个道理，也就只是刻板记述罢了。反复阅读这些篇章，可以看见先生格物而不自欺的道理。第十二类：题跋、杂书类 关于人心、世道，哪怕只是小小的长处、微末的技艺；异端、俗人；饮食、器具，凡是有所关联的，没有不加以谈论的；凡是有所请求的，没有不予以回应的。有人说：‘何必屑屑于做这些琐碎的事？’这样就是厌倦事务，不是我的门徒；或者就是厌倦分类，天下哪里能人人都成为入门的正人呢？难道眼前都必须是震动天下的大事业，然后才施行教化、鼓舞发扬吗？没有根基的议论，走一步看一步，常常会有所失误；有根本的学问，即使对象和方法各不相同，纯正的学问仍然自如。这就叫作不知疲倦的教诲。我编定《家靖质集》到最后，以自作祭文作为绝笔；编定《陶庵集》到最后，以札记作为未停止的文章。如今编到先生这部集子的末尾，以杂书收束，是因为杂书杂而更能显明纯正。难道是说自己有所知而不敢苟且吗？我的意思不过如此。龙正记 《高子遗书》卷一 语一百八十二则 语【一百八十二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