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第一 《周易会通》　易类 提要 臣等谨慎考订：《周易会通》十四卷，元代董真卿撰写。董真卿字季真，鄱阳人。他曾向胡一桂求学，本书实际上以胡一桂的纂疏为基础，并广泛采集诸家学说。起初书名为《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其编排体例是：编列伏羲、文王、周公的经文，以孔子的传文加以辅翼，各自标明名目，使它们彼此相承而不相混杂。凡没有经文可附的传文，便总附在六十四卦之后，这部分称为“经传”。又取程子的传和朱子的本义，夹注在经传之下，这部分称为“集解”。程子的经说、朱子的语录，分别续在传义之后，这部分称为“附录”。又取胡一桂的纂疏，再增补各家学说，这部分称为“纂注”。后来定名为《会通》，是因为程传采用王弼本，本义采用吕祖谦本，次序本来就不同；而且有的以义理为主，有的以象数和占筮为主，根本旨趣又有差异。先儒各家学说也各有见仁见智，分别阐明一端，彼此争持门户之见。董真卿认为，各家的《易》虽然途径不同，但归宿相同，所以兼收博采，不专主一说，务求调和象数、义理两家。即使苏轼、朱震、林栗的著作是朱子所不取的，也一并收录。与胡一桂排斥杨万里的传、一个字也不肯收录相比，董真卿见识的广博，说是青出于蓝，也可以了。只是他改动经文，未免失去了先儒谨慎严密的本意，这一点就不必委曲替他说辞了。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敬校订上呈。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周易会通》原序 太极显现而成为图，包牺氏依此画出卦来。它如同树根树干上生有枝条，横竖方圆，往来交互，变化通达而没有穷尽，所以称为“易”。大的方面，天地日月；小的方面，万物万事的形象和道理，无不完备其中。文王、周公给它系上卦辞、爻辞，孔子又作传来解释，名为《周易》。于是四位圣人的著作便与天地并存。此书广大精深，不容易窥见其奥妙。先儒的传注，到了程子、朱子，可以说达到极点、完备无遗了，难道不是宋代的《易》学吗？然而文字有古今的差异，义理又有义理与象数的不同。所谓今易，是从费直、郑玄把孔子的《彖传》《象传》附在正经末尾，参照解释文王、周公卦爻经文之间，并附上《文言传》开始的。王弼承继了这种体例，程传以义理为主而仍沿用旧本。所谓古易，是从吕微仲、晁以道开始恢复的，但还没有完全恢复。吕伯恭又把伏羲、文王、周公上下经的六十四卦分作经二篇，把孔子的十翼作为传十篇，各自成卷，以符合古本。其义理以象数、占筮为主，并采用古本。二人的书在当今天下并行，万世尊奉为师，已没有异议了。但是经文的体制、传文义理的主张，各自都有适当之处，不能合成一部书。读《易》的人仍以此为苦。大德甲辰年，先父深山府君命真卿跟随先师新安双湖胡先生，在武夷山中学习《易》，并携带先父所著《蔡氏传辑录纂注》，访求有关文献。对于程子、朱子的著作，我沉潜玩味、反复研读了多年，却还没有能够把它们的说法统一起来。天台董楷大概曾在咸淳年间编会此书，依据王弼本分成上、下篇，以字行区别四圣二贤的《易》，但仍不能完全贯通《系辞》等各篇。直到近年此书才流传出来，没过多久便有人废弃他的体例。先师曾两次撰写《本义附录纂疏》，其中程传只在诸儒条目中摘取大意，天台本则还没有见到。我于是又熟读朱子的《本义》，读到《系辞上传》题目下的注，以及从伯父槃涧先生那里抄录的师训，通论一部经书的

译大体；凡例中关于没有经文可附而自行分为上系、下系的说法，以及《本义》语录押韵的说法，忽然有了相互印证之处。朱子之所以推崇晁氏、吕氏，不过是想让学者区别四圣的《易》，从而探求古《易》。如果一概按照古人著书、经传必须各自成卷的规矩，我私下认为，或许只是解经者谦逊的德行，同时也是因为竹简、刀刻篆写的烦难而如此。如果把孔子的传附在伏羲、文王、周公的经文上，也不过如同把程子、朱子的传义附在四圣人的著作上一样，本来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可以。按照今易的体例，乾卦的义例来看：经文与传文合在一起时，《彖传》《象传》《文言传》混杂而没有区分；附在经文下的传文，则卦象、彖辞、爻辞杂乱而没有次序。现在特意标明、排列并厘定次序。对于伏羲、文王、周公的经文和孔子的传文，起初并不混杂，却相互统摄。有经文可以附的，就附在相应经文之后；没有经文可以附的，就总附在六十四卦之后。这难道不也是朱子的意思吗？这样来读，周公的爻辞、孔子的《象传》《彖传》《文言传》，以及《系辞》以后四篇，无不各有声韵音律，清楚地会通起来。读《易》的人又有什么可苦恼的呢？我于是把四圣人的《易》分别在篇首标出经、传，来加以区别。虽然不分卷，但先后次序已经清楚。又把程子、朱子的传义夹注在下面，题为“集解”，并分别用“程子曰”“朱子曰”标明。既然不是不同的书，义理和象数就都包括在其中了。《系辞》以后，程子没有传，姑且用他的经说来补充。天台本中程子、朱子都有语录，现在朱子语录兼取先师所编的内容，采录其中精详而有条理的部分，各自补充其未完备之处，续在传义之后，题为“附录”，并分别用“程子语”“朱子语”标明。各家的学说，音训部分以吕氏为主，全部附在经文之后。其他能够彼此发明的内容，则完全采用先师的纂疏，并把我所听闻和见到的内容加以扩充，列在语录之后，题为“纂注”，并用“某氏曰”加以区别。我自己管窥所得的一点浅见，也间或附在末尾。合起来命名为《周易经传集程朱解附录纂注》。这就是我编集此书的体例和纲目。唉！《易》是伟大的经典，伏羲、文王、周公、孔子都是大圣人，程子、朱子都是大贤人。自天地开辟以来，不知经过多少千万年，到了包牺氏才开始创作《易》。从包牺氏到文王、周公，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才有卦爻辞。从文王、周公到孔子，经过五百多年，才有十翼之辞。从孔子到程子、朱子，经过一千五百多年，才有传和义。如今距离程子、朱子已有一百多年，离大圣人的时代这样遥远，离大贤人的时代又这样近，竟敢擅自分合经传，汇集四圣二贤以及历代诸儒的学说，编成一书，实在太冒昧了。然而如果能使读者打开书便明白古易、今易所以分合的缘由，明白先圣、后圣的经传应当如何区别，明白程子、朱子的传义各有所当，并且对天地万物万事的象与理能够一览而知，那么即使对于先圣先贤著书立言的本意不能说有所功劳，对于世间学者修心、修身、治家、治国、平天下的实际运用，也未必没有一点小小的帮助；这就不只是使人知道《易》而已。现在正值大衍用数之年，即天历初年，苍龙戊辰年，天开之月，阳复后十日，庚辰日。后学鄱阳董真卿季真父，自序于审安书屋。《周易》的经传，自汉代诸儒以来，纷乱而不统一。急于求成、喜欢走捷径的人，便把它们混在一起而无法分别；嗜好古制、想恢复原初体例的人，又把它们拆分开来而难以阅读。家君在传授和接

译受此学时，很想重新编定，把程子、朱子的《易传》《本义》合为一书，却一直未能决定。于是进行筮问，得到《师》卦变为《坤》卦。由此便尊重经文来统摄传文，不失古制；订正传文使之附于经文，又方便今人阅读。合并程子、朱子传义的全部内容，采集诸家著述的要旨。我有幸担任检阅、参校的职务，书已经编成很久，不敢把它私藏在自己的书箱里，便带到闽关，谋求刊刻，希望能够家家相传、人人诵读。时在元统二年，岁次甲戌，九月朔旦，男僎百拜专记。

译凡例【自序中没有说尽的内容，详见于此】一、四圣人的《易》：伏羲画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这三位圣人的著作称为“经”。现在在各卦开头标上“经”字。孔子的《大象传》《彖传》《小象传》《文言传》，凡有经文可以附的，就附在各卦之后。至于总论一部书的大体和体例、没有经文可以附的篇章，如《系辞上传》《系辞下传》《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就附在六十四卦之后。各篇题目仍保留“传”字，并用白字书写，希望不与正文混淆。读者打开书便能明白古易、今易，以及四圣人的书虽然形式不同而实质相同。程朱先生的《易传》《本义》也就可以合在一起阅读了。一、孔子的《大象传》是用来解释伏羲六画卦的卦义，《彖传》是用来解释文王写在卦下的卦辞，《小象传》是用来解释周公写在爻下的爻辞，《文言传》又总括解释一卦的意义，只是在乾、坤两卦中特别说明了这种体例。凡有经文可附的，从“系《易》者，象也”等几句话来看，前后次序非常清楚。现在各自遵循原来的次序，希望不扰乱孔子以传解释经的本意。没有经文可附的篇章，就仍依照旧有次序。一、东莱吕氏的音训，是朱子特别重视的。古易序中有文公孙鉴的跋语说：“先公所著经传，都加上音训，唯独《易》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有东莱先生这部书。”可惜刊刻《本义》的人没有把它附入，致使这部书几乎失传。现在得到善本，便全部附在经文之后；间有不完备的，仍附在程传末尾。一、程子的《易传》和朱子的《本义》两家全文，分别称作“程子曰”“朱子曰”，以相互区别，总称为“集解”，列在吕氏音训之后。一、程子语录，全部采用天台董氏所编的内容，又遍阅程子的各种著作以及其他编录文字，把其中尚未完备的内容采集来增补。明道先生的言论也收在其中，只依照朱子《四书》的体例，一概称为“程子”，不再分别。朱子语录除董氏所编的部分外，大多采用先师胡先生所编的内容，又广泛阅读文公的各种著作和其他编录文字，把其中尚未完备的内容采集来增补。大致都以顺应经文的次序排列：零碎的说法在前，通论经文的在后，涉及其他爻、其他卦以及朱子语中论程传、本义的内容又在其后。分别称作“程子语”“朱子语”，以相互区别，总称为“附录”，列在集解之后。一、程子、朱子两位先生的语录诸书中，有总论一部经的大体、体例，以及杂举众说和自述著作、难以分别附在各处的内容，另编为《纲领》二卷，放在全书卷帙的开头，也是阅读这部经的人应当先了解的。一、本书以程、朱两家为主，所以凡是语录诸书中应当有与《易经》相关内容的，全都搜集编入。不过其中难免有记录详略、工拙不同，议论先后、异同不一之处，因此加以审定，决定取舍，以备参考考订。一、程、朱两位先生的语录，都依据其出处的原本完整载录，并记下门人的姓名。考察文公《序遗书》说，家中有先人旧藏的几篇文字，都记有当时记录者的姓名；这样可以知道这句话是谁记录的、这个问题是谁提出的，也就不会埋没他人的长处。然而这部书本来有十卷，无法知道是哪一个人记录的，所以文公在《近思录》引用程子语录的地方，不再书写门人的姓名，本来就不可能全部保存。可是这些话也都是程子亲自说的，就像《二程子书》原来有若干卷，只称“二先生语”，所以这里只共同称为“程子”。近来有些编写文公著作和语录的人，常常删去记录门人的姓名，甚至把它们混在纂疏之中；有的还用来解释门人的文字，这实在很不妥。姑且拿《语》《孟》两部书来说，难道不就是孔子、孟子的两部语录吗？其中有门弟子提问、孔孟回答的，也有门人自述的，后世儒者引用时从未略去他们的姓名，为什么偏偏对朱子的门人一定要全部删掉呢？结果使其中有的只保留一个“问”字，后面却有几十、上百句话，先生回答说“然”“得之”“这个说法是对的”之类，竟不知道提问者是谁，这难道是著述的好方法吗？如果是先生自己说的话，只是记录者的姓名被省略了，那还可以。现在逐一核查完整的记录，凡能查到的都写上门人的姓名；确实不知道的，就暂且缺略不写。程子的语录也依照这个例子处理。一、各家的解释中凡能相互发明的，以先师的纂疏为基础，再把平日从父亲、老师那里听到的内容加以增补，并广泛参酌众说，选取其中议论优秀、义理和象数恰当的内容，依照经文次序排列；涉及其他爻、其他卦的列在其次；总论若干节、若干卦的又列在其次。全书不偏袒任何一派，也不固执己见，希望读者各有所得。用“称某氏曰”“某氏曰”来相互区别；有时是世次有先后，有时是学说有多有少，同姓的人则不得不在旁边注明名字，并不是为了表示轻重。总称为“纂注”，列在附录之后；“管窥一得之愚”则间或缀在末尾。一、本编虽然以程子、朱子两家的全书为主，但凡义理集中之处而不可遗漏、义理可以实行而没有妨碍的，历代各家的学说无不考察采纳，所以总名为《周易会通》。朱子又说：“会，就是从四面汇聚到一处；通，就是在空旷处能够运行。只有会而不通，就会阻塞而不能实行；只有通而不会，也不知道其中有多少曲折、正误和错杂之处。”又说：“一卦之中自然有会通，六爻也各自有会通。”我还认为，一部书之中也自然有会通。只要考察书名、体会其意义，那么对于随时变化而顺从正道的人，都可以有所认识。

译姓氏 程子门人【明道先生程颢，字伯淳。元丰八年任宗正寺丞，去世时五十四岁，谥号纯公。淳祐元年，诏令与周敦颐、张载、朱熹等五位贤人配祀孔子。本朝至顺二年，诏封豫国公。伊川先生程颐，封洛国公，其余事迹详见《因革》】李氏【李吁，字端伯，洛阳人，传述老师的学说。伊川先生说：语录中只有李吁领会了我的意思，不拘泥于言语，也没有错误。编录者】吕氏【吕大临，字与叔，蓝田人，曾在横渠张先生门下求学。张先生去世后，才到洛阳。元丰己未年，东见二先生语录】谢氏【谢良佐，字显道，上蔡人，记录平日听到的言论。元丰年间跟随学习。谢良佐曾说：从前在二先生门下，学生都有语录，只有我未曾记录；那么这部书大概是后来追记的】尹氏【尹焞，字定夫，建州人，元丰年间跟随学习；又有尹氏本《拾遗》】苏氏【苏昞，字季明，关中人，张子门人；但有记录二先生在洛阳的议论，即熙宁十年横渠先生到洛阳与二先生的议论，是各项记录中最早的】刘氏【刘安节，字元承，永嘉人，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刘氏【刘绚，字质夫，缑氏人，记录明道先生的言语】周氏【周行己，字恭叔，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杨氏【杨迪，字遵道，延平人，杨文靖公的长子，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所记内容中，有元符年以后、伊川先生从涪陵归来以后的事情。周氏【周孚先，字伯忱，毗陵人。建中靖国初年跟随学习，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尹氏【尹焞，字彦明；门人祁宽、吕坚中等记录他转述老师的学说】张氏【张绎，字思叔，寿安人，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唐氏【唐棣，字彦思，毗陵人，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胡氏【胡安国，字康侯，建州人，谥文定公，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又有胡氏本《拾遗》】鲍氏【鲍若雨，字汝霖，一说字商霖，永嘉人，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邹氏【邹柄，字德久，毗陵人，道乡公的儿子，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未曾亲自见过先生，不知道其传授来源，旧时附在《东见录》之后】畅氏【畅大隐，字潜道，记录伊川先生的言语，见于《晁氏客语》，但没有说明是谁说的，也没有说明是谁记录的；只有在延平罗氏《别录》中偶尔出现，并注明为畅氏本】朱氏【朱光庭，字公掞，沛国人，有《问学拾遗》】陈氏【陈渊，字几叟，杨龟山的门人，有陈氏本《拾遗》】李氏【李参，字端伯，李吁的弟弟，曾向伊川求学，有程氏本《拾遗》】冯氏【冯理，字圣先，曾向伊川求学，自号东皋子；他的儿子冯忠恕，字贯道，向尹氏求学，所编有冯氏本《拾遗》】罗氏【罗从彦，字仲素，杨文靖公的门人，有罗氏本《拾遗》】时氏【时紫芝本，有《拾遗》，题为《程子微言》，多处改动原本语句】王氏【王苹，字信伯，吴地人。曾学习《伊川集录》中关于《春秋》的各种言论，有《春秋录拾遗》】晁氏【晁说之，字以道，编有《晁氏客语》】关中学者【《入关录》】朱子门人【晦庵先生朱熹，事迹见后《因革》】黄氏【黄干，详见后】李氏【李方子，字正叔，号果斋，昭武人】廖氏【廖德明，字子晦，号槎溪，延平人】陈氏【陈埴，详见后】陈氏【陈淳，字安卿，号北溪，临漳人】董氏【董铢，详见后】廖氏【廖渊，字亚夫，涪陵人】黄氏【黄杲，字升卿，三山人】黄氏【黄干，字子耕，豫章人】辅氏【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嘉兴人】袭氏【袭盖卿，字梦锡，衡阳人】潘氏【潘柄，详见后】周氏【周涧，字伯庄，永嘉人；文公也称其为庄仲】沈氏【沈僴，字庄仲】刘氏【刘砥，字履之】刘氏【刘砺，字用之，二人都是建安人】甘氏【甘节，字吉父，临川人】万氏【万人人杰，字正淳，兴国人】余氏【余大猷，字公晦】陈氏【陈文蔚，字才卿，二人都是广信人】吴氏【吴昶，字叔夏】程氏【程洵，字允夫，二人都是新安人】金氏【金去伪，字敬直，鄱阳人】叶氏【叶贺孙，字味道，永嘉人】曾氏【曾祖道】胡氏【胡泳，字伯量，南康人】钱氏【钱木之，字子山，毗陵人】吴氏【吴必大，字伯丰，临江人】李氏【李闳祖，详见后】潘氏【潘时举，字子善，天台人】杨氏【杨道夫，字仲思，建安人】黄氏【黄义刚，字去私，另字毅然，临川人】林氏【林学蒙，字正卿】林氏【林学履，二人都是三山人】游氏【游敬仲，字连叔，延平人】廖氏【廖儆】黄氏【黄士毅，字子弘，莆田人】林氏【林夔孙，字子武，三山人】郭氏【郭友仁，字德元，淮安人】吕氏【吕焘，字德昭】周氏【周谟，字舜弼，南康人】童氏【童伯羽，字蜚卿，建安人】李氏【李季札，字季子，新安人】黄氏【黄灏，字商伯，南康人】方氏【方士繇，字伯谟，号远庵，莆阳人】杨氏【杨至，字至之，温陵人】张氏【张洽，详见后】蔡氏【蔡念成，字元思，九江人】林氏【林赐，字闻一，淮安人】吕氏【吕煇】王氏【王遇，字子合】汤氏【汤泳，字叔永，又字敬叔，镇江人】郑氏【郑可学，字子上，莆田人】何氏【何镐，字叔京，昭武人】范氏【范念德，字伯崇】范氏【范元裕】廖氏【廖谦，字益仲】黄氏【黄显，字子】黄氏【黄有开】魏氏【魏椿，字元寿】林氏【林恪，字叔恭，天台人】吴氏【吴雉，字和仲，居于考亭】郑氏【郑南升，字文振，潮阳人】度氏【度正，字善性，西川人】徐氏【徐霖，字居甫，永嘉人】钟氏【钟镇，又作钟震，长沙人】舒氏【舒高】邵氏【邵浩】萧氏【萧佐，豫章人】窦氏【窦从周，字文卿，镇江人】潘氏【潘履孙，号坦翁，金华人】杨氏【杨骧，字子昂，建安人】王氏【王过，字幼观，号拙斋，鄱阳人】杨氏【杨长孺，字伯子，东山诚斋之子】杨氏【杨与立】郭氏【郭雍】以下是语录中回答朋友的问答。程氏【程回】吴氏【吴仁杰】张氏【张栻】吕氏【吕祖谦】蔡氏【蔡元定】袁氏【袁枢】以上诸人均详见后。胡氏【胡季随】郑氏【郑仲礼】刘氏【刘君房】郭氏【郭冲晦】王氏【王洽】吕氏【吕祖俭，字子约】巩氏【巩丰，字仲至】吕氏【吕光祖】符氏【符复】赵氏【赵崇宪】方氏【方宾王】虞氏【虞大中】叶氏【叶永卿】赵氏【赵彦辅】连氏【连嵩卿】方氏【方谊】吴氏【吴翌】陈氏【陈亮，字同父】

译丘氏【丘子野】石氏【石𤥴，字子重，绍兴人】陆氏【陆九韶，字子美】陆氏【陆九渊，字子静】胡氏【胡广仲】江氏【江元通】刘氏【刘坪，字平甫】许氏【许升，温陵人】曾氏【曾三异，字无疑，庐陵人】徐氏【徐彦章】古今名贤 商瞿氏【见“因革”】　　　子夏氏 左氏【丘明】　　　　　新城董公 田氏【何，见“因革”】施氏【雠】孟氏【喜】　　　　　　梁丘氏【贺】焦氏【赣，另详见“因革”】京氏【房君明】扬氏【雄，字子云，成都人】费氏【直，详见“因革”】马氏【融，字季长，南郡太守，《周易章句》十卷】郑氏【玄，详见“因革”】许氏【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著有《周易》异义，又作《解字》《说文》。洪迈说：许叔重生活在东汉，和马融、郑玄等人的时代前后相差不大，而他所著《说文》引用《周易》经传的地方，多与今文不同。】荀氏【爽，字慈明，官至司空，著《周易章句》十卷，又著《集九家易解》十卷】宋氏【衷，《周易》五卷】王氏【弼，详见“因革”】董氏【遇，字季直，魏代大司农，著《周易注》十卷】姚氏【信，吴代太常，著《周易注》十卷】虞氏【翻，字仲翔，会稽人，吴骑都尉，著《易注》九卷】陆氏【绩，字公纪，吴人，任郁林太守，著《易注》十卷】向氏【秀，字子期】杜氏【预，字元凯】侯氏【果】蜀才【李鼎祚引颜之推的话说：就是范长生】郭氏【璞，字景纯，河东人】韩氏【伯康，又名伯晋，任太常】陆氏【元朗，字德明，以字行世。著《释文》一卷、《周易文句义疏》二十卷，另有《外大义》二卷】孔氏【颖达】，字仲达，冀州衡水人。唐代任国子祭酒，与颜师古、司马才意、王恭、马嘉运、赵干叶、王谈、于志宁等共同编撰《周易正义》十四卷，又撰《玄谈》六卷。起初奉诏编撰五经义训，名为《义赞》。唐太宗下诏改名为 《正义》，也称《疏》】李氏【鼎祚】，详见《因革》】东乡氏【助，朝散大夫、守江陵少尹，著《周易物象释疑》一卷。宋宣和四年，蔡攸把他的书进献朝廷】沙门一行【郯国公张公谨的孙子，出家后隐居嵩山，著《周易传》十二卷。朱震说：孟喜、京房的学说，大概都见于一行；大体上是从子夏那里传下来的】韩子【愈，字退之，谥文公，宋元丰年间封为昌黎伯】郭氏【京，苏州司户参军，著《周易举正》三卷。序中说，家中藏有王弼、韩康伯手札所依据的《周易》版本以及石经，校正了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其中有些地方可以根据经文、注文和义理推知。洪容斋《随笔》说，蜀地杨鼎卿的《六经图》以及诸家著作，多取自此书；但朱子认为这是扰乱正道，大概是因为厌恶它尊崇王弼、韩康伯】〔原文数字、纪年保留：正三卷〕 李氏【翱】陆氏【希声】，均详见“因革”】刘氏【瓛，字子珪】唐代《艺文志》没有记载，不知是哪一代，姑且附列于此 陈氏【臯，著《易论》十卷】句氏【微，著《易广疏》三十卷】这两人，郑氏《通志》没有记载。不知是哪一代，姑且附列于此】陈氏【抟，字图南，亳州真源人。邵伯温说：唐末考中进士，负有经纶天下的才略，经历五代的战乱离散，游历四方，志向没有实现，于是进入武当山，后来隐居华山。周世宗召见他，授为谏议大夫，赐号白云先生。宋太宗召见他，授为谏议大夫，赐号希夷先生。他的易学产生于意、言、象、数，不烦琐地用文字解释，只有一图，即先天方圆图；但这也不是他凭空创制的，孔子在《系辞》中已经叙述得很清楚了。这确实是穷究天理、尽性知命的学问。只有先父对此了解得最详细。《易龙图序》见朱子图下】胡氏【旦】胡氏【瑗，均详见“因革”】阮氏，孙氏【复，字明复，号泰山先生】石氏【介，字守道，号徂徕先生，直集贤院。传孙明复的学说，著《周易口义》十卷，建本作《解义》，说是本于王弼】刘氏【牧，字长民，著《周易解》十二卷，晁氏《志》作十五卷；又著《卦德通论》一卷、《钩隐》一卷。仁宗时谈论数术的人大多宗奉他。庆历初年，吴秘把他的书献给朝廷，田况作序。晁氏《志》记《钩隐图》三卷，都是讲《易》的数的，共四十八图，另有遗事九条，欧阳永叔作序，但他的文字没有流传下来。双湖先生也说，《钩隐图》除了易置图书之外，其余全是支离破碎、牵强附会。李泰伯说，刘牧又注《易新意》，牵合象数；其余部分援引辅嗣的意思来解释卦辞，往往就是所谓《易解》】欧阳公【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庐陵人，谥文忠公。著《易童子问》三卷。朱子说，欧公所作《易童子问》，纠正王 弼错误的地方有几十处。然而他因怀疑河图、洛书，也连带不相信《系辞》，这是欧公见识不足的地方】钱氏【藻，秘阁校理，和刘彝都是安定先生的门人】刘氏【彝，字执中，福州人，著《易注》一部】于氏【弇】王氏【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人，著《易解》十四卷】王氏【逢，号广陵，国子直讲，著《易传》十卷，学说宗奉王弼，是王介甫的门客】周子【敦颐，字茂叔，号濂溪先生，舂陵人，谥元公】邵子【雍，详见“因革”】张子【载，字子厚，号横渠先生，大梁人，谥献公，著《易说》三卷，阐发了二程尚未达到的地方】司马公【光，字君实，号涑水先生，陕州夏县人，谥文正公，著《易说》一卷、《系辞》二卷】苏氏【轼，字子瞻，号东坡先生，蜀郡人，谥文忠公，著《易传》九卷。晁氏《志》说，东坡有《毗陵易传》十一卷，其学说出自 父亲苏洵。冯氏说：“苏洵作传没有完成，命苏轼最终完成它。”朱子有辨析《苏氏易》的文字，说的就是这部书】房氏【审权，蜀人】编纂《易义海》一百卷，收集郑玄至王安石共百家的著说，摘取其中专门阐明人事的内容编成一书；各家说法有不同的，便加以评议，附在篇末】刘氏【敞，字原父】吕氏【大防，详见“因革”】晁氏【说之，详见“因革”】吕氏【大临，字与叔，号芸阁先生，字微仲的亲弟弟，著《易解》一卷、《统论》数篇，是一部未完成的书。学说出自程门。朱子说，吕与叔的《易说》精练简约，很值得阅读】　　　尹氏【焞，字彦明，号和靖先生，学说出自程门】

译游氏【酢，字定夫，建阳长平人，谥肃公，著《易说》，学说出自程门】〔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一卷〕 杨氏【时，字中立，号龟山，延平人，谥文靖公。其《易说》缺乾、坤二卦，学说出自程门。朱子说，龟山的《易》不如《程传》那样充实丰足】郭氏【忠孝，字立之，号兼山，河南人，著《易解》二卷、《四学渊源论》三卷】张氏【汝明，字舜文，吉州左利人，元祐壬申登第，任岳州知州。防定夫为他写墓志。著《易索》十三卷，每卦都先以“释”字开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卷〕 解释经文，又有《观象》《观变》《玩辞》《玩占》《丛说》《通》十三卷】张氏【汝弼，字舜元，莆阳人，泉州教授，赐号葆光处士，著《周易解义》十卷。绍圣二年，章惇进献其书九卷；建本作二十五卷。黄裳、龚原都为它作序，称赞它明白象数，古今各家学说都不能完全符合其旨意；他默诵《系辞》二十年，有一天豁然开悟，得到大要，约有几百条。毛伯玉说，他专门宗奉辅嗣，但也主张卦变，如朱子发】〔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三卷〕 龚氏【原，字深父，括苍人，工部侍郎，著《易续解义》十七卷，晁氏《志》作二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年、九卷、二十五卷、二十年、一日〕 耿氏【南仲，字希道，开封人，国子祭酒，著《周易讲义》十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七卷〕 林氏【疑独，字慎微】与吴子进、袁志行、李元量、刘仲平、路纯中、洪成季、陈子明、郑正夫、阎彦升共同完成〔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 一部书，共十二卷，名为《太学十先生易解》】李氏【元量】刘氏【槩，字仲平，东明人】路氏【纯中】〔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 郑氏【正夫】　　　　　阎氏【彦升】李氏【彦章、元达，与李端行、圣与、李舜由、彦安、李士表、元卓合成一书，共十卷，名为《四李先生周易全解》。宣和四年作序】李氏【士表，字元卓】朱氏【震，字子发，居蒙泉，号汉上，著《易集传》十一卷、《卦图》三卷、《丛说》一卷】宋代《艺文志》说：“汉代以来谈《易》的人局限于象数，王弼开始依据义理来阐说。李鼎祚宗奉郑玄，排斥王弼；邵雍也谈象数。到了程颐的《易传》出现，义理更加彰明，王弼的学说就显得浅薄了。张载、游酢、杨时、郭忠孝、邵雍都以程颐为宗。高宗时，朱震作《集传》，以程颐为宗，调和邵雍、张载的论说，把郑玄、王弼的说法合为一体，同时采用动爻、卦爻、互体、五行、纳甲。朱子说，王弼破除了互体，而朱子发阐明了互体；又说朱子发的《易解》像百衲袄，不知道究竟在说什么。拿这种书进呈讲读，教人以什么为主呢？如果这样也算明白了，又 怎么使用呢？】蔡氏【攸，宋徽宗朝进献七部《易》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年〕 邵氏【伯温，是康节先生的儿子】祁氏【宽，和靖先生的门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卷、三卷、一卷〕 郭氏【雍，字子和，是白云先生、兼山先生的后人。《易说》中说，郭雍放浪于长杨、山谷之间，曾奉诏却不肯出仕。《易说》自序说：他的先人从伊川受业二十多年，想到这门学说将要失传，于是考察《易》象来叙述旧闻。绍兴辛亥年自序】张氏【根，字知常，号吴园先生，饶州德兴人，是参政忠定公张焘的父亲，著《易解义》九卷、《序论》五卷、《杂说》《泰论》】郑氏【汝谐，字舜举，号东谷，著《周易翼传》二卷，大概是说孔子为文王的经作翼传；这部书则是为伊川的《易传》作翼传】凌氏【唐佐，朝奉大夫，著《周易集解》六卷】李氏【开，字去非，著《易解》三十卷】陆氏【秉，著《周易意学》十卷。考察冯氏所引版本，“秉”字作“东”】李氏【仁父】以上四氏，《宋志》没有记载，姑且附列于此 杨氏【绘，字元素】郑氏【湘乡】〔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卷、五卷、二卷〕 凌氏【唐佐，朝奉大夫，著《周易集解》六卷】李氏【开，字去非，著《易解》三十卷】陆氏【秉，著《周易意学》十卷。考察冯氏所引版本，“秉”字作“东】李氏【仁父】以上四氏，《宋志》没有记载，姑且附列于此 杨氏【绘，字元素】郑氏【湘乡】王氏【师心】　　　　　王氏【湘卿】李氏【光，字泰发，谥庄简公，绍兴初年被贬岭南，著书自号读《易》老人。他的学说出自刘元城；刘元城的学说出自司马公】都氏【洁，字圣与，丹阳人，任德庆府知府，著《周易变体》十六卷。都洁的父亲都郁，字子文，任惠州教官，是一州所取法的老师，在《易》学方面尤其精纯；将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内容编为传】丘氏【程，字宪古，建阳人】郑氏【东卿，字少梅，号合沙渔父，著《大易约解》九卷、《易说》二卷。《宋志》中冯氏作《周易疑难图解》三十卷。绍兴丁巳年序说，这是为朋友讲习而作；起初得到富沙丘先生的指点。东卿说：“《易》的义理全在卦画中。”于是每天画一卦放在座右，周而复始，历经五年，才有所领会】洪氏【迈，字景卢，号容斋，鄱阳人】刘氏【翔，福州水口人，著《易解》六卷，绍兴十五年上表进献。监学官审阅后说：通达经旨，贴近人情，间或有新意，议论不诡异，旁及史传，援引证明清楚；特授福州教授，书藏于禁中。洪迈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九卷、二卷、三十卷〕 郑氏【刚中，字亨仲，著《易窥余》十五卷。绍兴壬申年自序说：尊崇乾、坤，不论；从屯、蒙开始。大要是以象来阐述爻，通过爻认识卦。《易》从商瞿到汉、魏，著述多得数不清。大体上象义有两方面：李鼎祚专门阐明象变，不采用古注；另一派专门以义意训释，两者最不相合。然而有象才有义，解释义理不能遗弃象；义也不是不由象产生的，这就像整天谈论形体，却不知道形体所在。近世程正叔的《易传》、朱子发的《集解》，两者颇能互相弥缝。但《易》道广大，有可以窥见的地方，我兼收并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卷〕 吴氏【黼，字元绶，著《周易详解》四十卷，铺陈发挥文义，不涉及象数，绍兴丁丑年成书】闾丘氏【昕，字逢辰，和胡寅字明仲为友，因而出自文定公门下。这部书多由明仲润色。他的学说认为，卦由六爻组成；二爻象征臣，五爻象征君。二、五分别处于君臣正位，是君臣的正体。如果阳爻居阴位成为九二，臣有时就会失于强硬；阴爻居阳位成为六五，君有时就会失于柔弱。这部书大概作于绍兴年间，寄托了某种意旨。乾道辛卯年，张栻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五卷〕 胡氏【宏，字仁，号五峰先生，是文定公的幼子。著《易外传》，从屯到剥，多引用史事。又著《皇王大纪》】兰氏【廷瑞，字惠卿，著《渔樵易解》十二卷。自序称：《白云溪笺释》有上下经六卷、《系辞》二卷、《说序杂》一卷、《图〔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卷〕 说》二卷、《外编》一卷。始于绍兴己卯年，成于淳熙己酉年】王氏【大宝，字元龟，潮州人，礼部尚书，著《周易证义》十卷。孝宗时以谏议大夫兼侍讲进献，皇帝对他说：“高宗认为你精通《易》，所以有这次任命。”】　　薛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二卷、六卷、二卷、一卷〕 李氏【椿年，字仲永，饶州浮梁人，直学士院，著《易解》八卷、《疑问》一卷，由门人吴说之编成，淳熙乙未年胡铨作序】晁氏【公武，字子政，彭城人，高宗、孝宗时官至尚书直敷文阁，著《易故训传》十八卷、《郡斋读书志》二十卷】李氏【衡，江都人，著《易义海撮要》十二卷，删取房氏原书的一半编成，又作杂论补充房氏的缺漏；《宋志》只记载《撮要》而不记载房氏原书，也很可惜】程氏【迥，详见“因革”】曾氏【穜，字献之，温陵人，汇集二程、张子、游氏、杨氏、郭氏父子的七家解说，名为《大易粹言》，七十三卷，淳熙二年作序】李氏【舜臣，字子思，号隆山先生，蜀人，著《周易本传》十三卷，淳熙己亥年自序。大意说，《易》原本起于卦画，有卦画才有卦和卦辞；随着卦辞解释义理，泛泛议论事理，却不再追溯到卦画，用来验证古圣人设卦命辞的本意，失误就很远了。因此现在不作这种著述，都根据卦画论心性，宗主文王、孔子的学说，以推演《大易》的作用；这是全书的大旨，只是完全不涉及占】冯氏【当可，字时行，缙云人，蜀人，著《易论》三卷，只论六十四卦。常说：《易》的象在卦画，《易》的道在作用。他的学说传给李舜臣，由孙兴祖编纂。朱子说，冯当可字时行，名和字见于跋语；成氏《书解》说名为时行、字为当可，现从朱子】

译王氏【宗传，字景孟，号童溪，临安人，太学上舍免省，著《易传》三十二卷，淳熙丙午年林焞作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八卷、一卷、十八卷、二十卷〕 杨氏【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先生，庐陵人，著《易传》二十卷，淳熙戊申年自序。他的儿子长孺说，从戊申年到嘉定甲子年脱稿；嘉熙元年奉诏给札，由他家抄录后交付秘阁。其学说本于程氏，并多引用史传中的事例作为证明】王氏【炎，字晦叔，号双溪，徽州婺源人，官至国史大监，著《读易笔记》十卷，先总说象例，后对经传都有解释】吴氏【仁杰，字斗南，平江昆山人，著《周易图说》三卷、《集古易》一卷】〔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七十三卷、二年、十三卷〕 张氏【栻，字敬夫，号南轩先生，广汉人，谥宣公，著《易说》十一卷，乾、坤二卦缺失。学说出自五峰胡氏，以周敦颐、二程为宗】吕氏【祖谦，详见“因革”】林氏【栗，详见“因革”】〔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卷〕 蔡氏【元定，字季通，号西山先生，建安人，谥文节公】〔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三十二卷〕 黄氏【干，字直卿，号勉斋先生，三山人，谥文肃公】董氏【铢，字叔重，号槃涧先生，饶州德兴人，嘉定戊辰年登第，任迪功郎、婺州金华尉；勉斋先生为他写墓志】〔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万里、二十卷、元年〕 陈氏【埴，字器之，号木钟，永嘉人，著《木钟集》】李氏【闳祖，字守约】〔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卷、三卷、一卷〕 张氏【洽，字元德，临江人】袁氏【枢，字机仲】〔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卷〕 潘氏【柄，字谦之，号瓜山，著《周易集义》六十四卷】蔡氏【渊，详见“因革”】蔡氏【沉，字仲默，号九峰先生，著《皇极内篇》】刘氏【爚，字晦伯，号云庄，建安人，尚书文简公，著《经说》】李氏【过，详见“因革”】冯氏【椅，详见“因革”】毛氏【璞，字伯玉，泸川人，著《潼川宪易传》十一卷。嘉泰元年自序略说：观察卦象、画卦，以确定卦名；根据卦分出爻，以穷尽卦的变化。这个名称与这个卦相当，这句卦辞与这个爻相合，因而可以得到羲、文、周、孔的本心。又有外传《易辨》，逐一斥责先儒的错误，似乎也有道理；但略取王弼、二苏的观点，大概是所学不同】赵氏【汝腾，号庸斋】赵氏【汝楳】易氏【芾，字彦章，号山斋，著《周易总义》。门人陈章作序说：“名为总义，是总括各卦各爻的意义而加以解说。”】钱氏【时，字子是，号融堂，严州人，著《周易释传》二十卷。他的学说认为，伏羲、文王、周公的经文，由孔子作传，后来的学者怎么可以插嘴呢？所以只在传文下面略作释义，题为《周易释传》。嘉熙二年，乔丞相行简推荐进献此书。他曾跟随故宝谟阁学士杨简学习，大概很受杨简器重，因此授予秘阁校勘】〔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四卷〕 饶氏【鲁，字仲元，号双峰，饶州余干人，曾从学于勉斋黄氏，著《易说》】徐氏【几，字子与，号进斋，建安人，宣教郎，崇政殿说书，通判建宁府学，师从节斋蔡氏】蔡氏【著《易辑讲环中意》】冯氏【去非，字厚斋子，著《周易二篇通故图说》，义理方面有《易象通义》，专门解释上下经和《大象》】姚氏【小彭】黄氏【以翼，字宗台，温陵人，著《易说》】〔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一卷、元年〕 魏氏【了翁，字华父，号鹤山先生，临邛人，佥书枢密院事，谥文靖公，著《周易集义》六十四卷。此书收录周子、邵子、二程子、张子、吕氏、谢氏、杨氏、尹氏、游氏、胡五峰、朱汉上、刘屏山，以及朱子、张宣公、吕成公、李隆山、子心传，共十七家的说法；其他《易》书不收。郭氏父子因为背离程门而排除在外。鹤山曾说：“辞、变、象、占，是《易》的纲领；而繇辞、彖辞、爻辞，卦画、爻位、虚实的区别，互体、反体、飞伏的说法，乘、承、比、应的规则，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义理就会有缺失。”他的仲子克愚任徽州知州时，在紫阳书院刊刻此书。至元戊子年补刻。虚谷方回为此书作跋，说它对读《易》的人有所帮助】真氏【德秀，字景元，号西山先生，建州浦城人，参知政事，谥文忠公，著《读书记》。丙记说，谈兵的内容没有流传下来】刘氏【弥邵，字寿翁，莆阳人，著《易稿》。他的侄子后村刘克庄为之作序，大略说：我任建阳县令时，季父到县斋看望我，于是向蔡隐君伯静询问《易》的疑难；过了二十年，书才完成。大旨是由朱子、程子探求周公、孔子，再由周公、孔子探求羲皇、文王；他笃守师说，即使樵天授、袁道洁也不能超过他。中年放弃科举，闭门著书，凭行义成为乡里的先生，享年八十二岁】〔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卷〕 朱氏【鉴，字子明】文公的孙子，官至吏部侍郎、湖广总领，汇集文公语录编成《易说》二十三卷，淳祐壬子年自序】税氏【与权，蜀人】魏鹤山的门人】洪氏【咨，字舜俞，号平斋】项氏【安世，号平庵，著《周易玩辞》十六卷，又有《项氏家说》十卷，第一卷讲《易》，其余讲诸经史】柴氏【中行，字与之，号强恕斋，饶州余干人，太学上舍登第，最终任秘书丞，著《系辞》以后各篇的集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篇〕 赵氏【秉，号闲闲翁，中州人】潘氏【梦旂，字天锡，姑苏人，著《易解》，嘉定辛未年作序】杨氏【文焕，字彬夫，秦州人，释褐状元，著《集五十家易解》四十二卷】陈氏【友文，号隆山】著《大易集解精义》六十四卷、《读易纲领》三卷，贯通十门。考察隆山所编，收有王辅嗣、孔颖达、周濂溪、司马涑水、邵康节、程明道、程伊川、张横渠、苏东坡、游广平、杨龟山、郭兼山、郭白云、朱汉上、朱文公、张南轩、杨诚斋、冯缙云等人的说法。另有两家不知姓名，只称“先正”“先儒”加以区别。宝祐甲寅年 自序】史氏【绳祖，号学斋，眉山人】〔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年〕 翁氏【泳】著《永叔思斋口义》】董氏【楷，天台人，著《集周易程朱氏说》，咸淳丙寅年作序】徐氏【直方】著《立大古为》，广信人，著《易解》六卷，只补上下经；任迪功郎，咸淳三年进献《易解》；曾任正言、江东宪，其父为元，绍定壬辰年状元，曾从董槃涧学习】孙氏【奕】著《季昭履斋庐陵人示兜编》〔原文数字、纪年保留：二十三卷〕 沈氏【贵珤，又名汝砺，字诚叔，号毅斋先生，饶州德兴人，曾从学于介轩先生董梦程、毅斋沈氏；介轩又曾从勉斋先生黄氏学习，槃涧先生董氏】丘氏【富国，字行可，建安人，著《易全解》】〔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十六卷、十卷、一卷〕 张氏【彭老，号好古】　　　　　卢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十二卷〕

译单氏　　　　　　　雷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十四卷、三卷〕 史氏　　　　　　　冷氏 龙氏　　　　　　　蓝氏〔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六卷、三年〕 李氏【以上八氏，名字和世次均不详，姑且附列于此】方氏【逢辰，详见“因革”】谢氏【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先生，广信人，淳祐丙辰年登第；甲子年校阅江东试卷，发表策论十问，批评时政，被安置于兴国军；乙亥年授江东提刑，屡次升迁至江东制置使。元军进攻饶州时，他拒战于安仁而失败，又在信州失败；于是弃家入闽。后来程文海、留梦炎共同推荐他，他没有接受。至元戊子年，魏天祐拘押他北行，他绝食而死。著《易说》，取十三卦说明取象】许氏【衡，字仲平，号鲁斋先生，怀庆河内人。三十四岁时，听说姚雪斋从南方学者赵仁父那里接受伊洛之学，便前去访求，得到《伊川易传》《文公四书小学》的书，亲手抄写后归还。著《读易私言》。在本朝任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享年七十三岁，追赠荣禄大夫、大司徒、魏国文正公。皇庆二年，下诏让他与宋代九位儒者配享孔子】傅氏【立，字权甫，号初庵，饶州德兴人，官至正奉大夫、集贤院大学士，追赠荣禄大夫、柱国、饶国文懿公。皇帝赐给他宋、金内府收藏的《易》《书》数千卷。他按照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同乡王奕、字复初；摘取其中正大合理的内容，汇成一编，名为《易学纂言》十八卷。不收《系辞》以下各篇，元贞乙未年自序】胡氏【方平，号玉斋先生】徽州婺源人，师从鄱阳介轩董先生、毅斋沈先生，著《易学启蒙通释》，至元己丑年自序】胡氏【次焱，字济鼎，号余学斋，徽州婺源人，著《易说》】胡氏【允，号潜斋，饶州乐平人。《易解》说：阐发四道】齐氏【梦龙，号觉翁，又号节初，饶州德兴人，与兄兴龙先后在宋宝祐、景定年间登第，著《周易附说卦变图》】程氏【钜夫，元代原名文海，居白雪楼，建昌人，官至翰林承旨】谢氏【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先生，广信人。淳祐丙辰年登第，甲子年任江东校文，发表“十问”，触及当时的政治事务，因此被安置于兴国军。乙亥年授任江东提刑，屡次升迁至江东制置使。元军大举进攻饶州，他在安仁拒战而败，后来又在信州战败，于是弃家入闽。后来程文海、留梦炎相互推荐他，他没有接受。至元戊子年，魏天祐拘押他北行，他绝食而死。著有《易说》，取十三卦为象。】许氏【许衡，字仲平，号鲁斋先生，怀庆河内人。三十四岁时，听说姚雪斋从南方士人赵仁父那里接受了伊洛之学，便前往访求，得到《伊川易传》《文公四书小学》等书，亲手抄写后归还。著有《读易私言》。在本朝任中书左丞、集贤大学士，享年七十三岁，追赠荣禄大夫、大司徒，谥魏国文正公。皇庆二年，下诏让他与宋代九位儒者一同从祀孔子。】傅氏【傅立，字权甫，号初庵，饶州德兴人。官至正奉大夫、集贤院大学士，追赠荣禄大夫、柱国，谥饶国文懿公。皇帝赐给他宋、金内府所藏《易》《书》数千卷。他把自己的心得传授给同乡王奕复初，并摘取其中正大合理的内容，汇编成一部书，名为《易学纂言》，共十八卷。不包括《系辞》以下各篇。元贞乙未年自序。】胡氏【胡方平，号玉斋先生】，徽州婺源人，师从鄱阳介轩董先生、毅斋沈先生，著有《易学启蒙通释》，至元已[原文如此，疑为“己”字，且下文“丑自序”或与本句相连。]丑年自序。】胡氏【胡次焱，字济鼎，号余学斋，徽州婺源人，著有《易说》。】胡氏【胡允，号潜斋，饶州乐平人。著有《易解》，题为《四道发明》。】齐氏【齐梦龙，号觉翁，又号节初，饶州德兴人。与兄齐兴龙先后于宋宝祐年间、景定年间登第，著有《周易附说卦变图》。】程氏【程钜夫，元初名文海，居白雪楼，建昌人，官至翰林承旨。】程氏：程直方，字道大，前村人，徽州婺源人。《易解》名为《四圣一心》，又有《启蒙翼传》。程氏：程龙，字舜俞，号苟轩，徽州婺源人。宋景定乙丑年登第，后来官至中顺大夫、同知乡郡，退休。有《程子三分易图》刊行，此外还有《弄环余说》《筮法》等编。王氏：王希旦，字愈明，号葵初，饶州德兴人，有《易学摘编》。熊氏：熊禾，字去非，号勿轩先生，晚年号退斋，建安人。宋咸淳甲戌年登第，任迪功郎、邵武军司户。他的学问得自徐进斋以及永嘉刘敬堂。关于经世济民的学问，有四篇著作，名为《农礼刑兵稿》，大致写定但没有流传。如今流传于世的，有题为《四书》的著作以及这部《易说》的若干段，又有《诗选正宗》等编；他的杂文多见于《翰墨全书》。双湖胡先生：胡一桂，字庭芳。宋景定甲子年，十八岁考中乡举。他的学问出自父亲玉斋先生所著的书，有《周易本义附录纂疏》《本义启蒙易传》《朱子诗传附录纂疏》《十七史纂》，都流行于世。徐氏：徐之祥，字麒父，号方塘，饶州德兴人，任宾州上林簿，有《玩易详说》。张氏：张清子，字希献，号中溪，建安人，有《周易本义附录集注》十一卷。这部书把文公《本义》中表示高下的字排列位置倒置，放在王弼今本《易经》经文之下；大德癸卯年自序。汪氏：汪深，字所性，饶州德兴人，有《易占例》及自序。胡氏：胡炳文，字仲虎，号云峰，徽州婺源人，有《易本义通释》，延祐丙辰年由大梁郭郁作序。余氏：余□，字舒德，号新息斋，饶州德兴人，有《读易偶记》。牟氏：牟应龙，字成父，陵阳人，有《九经音考》。吴氏：吴澄，字伯清，号草庐，临川人，任奎章阁学士，有《周易纂》。言氏：言仁夫，号观复，麟州庐陵人，任湖广儒学提举，有《周易集传》。这部书的经文采用朱子《本义》，至治辛酉年自序。郑氏：郑原善，字复初，号思诚斋，广信人。延祐五年登第，任德兴县丞；当时曾对沈毅斋的《正防解》有所补充。程氏：程珙，字仲璧，饶州德兴人，是文公门人端蒙之从曾孙。有《易说》。他的经世济民之学，有一部书名为《九畴防疏》。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会通》，元代董真卿撰。《易程子传序》。“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易而顺从道。《易》这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将用来顺应性命之理，通晓幽明的缘故，穷尽事物的实情，并显示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方法。圣人为后世忧虑，可以说已经达到极点了。距离古代虽然久远，遗留下来的经书还存在。然而，前代儒者失去经文的本意，只传述言辞；后来的学者诵读言辞，却忘了其中的意味。自秦代以后，大概已经没有真正的传承了。我生在千余年之后，哀悼这些经文被湮没晦暗，想让后人沿着流派追寻源头，所以作了这篇传。《易》中有圣人的四种道理：用言语说明的，重视卦辞爻辞；用于行动的，重视变化；用于制作器物的，重视卦象；用于卜筮的，重视占断。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都完备地包含在辞中。推究卦辞、考察卦象，就可以知道变化；卦象和占断也包含在其中。君子平居时就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就观察变化、玩味占断。只从辞上得到一些意思，却不能通达其本意的人是有的；但从辞上没有所得，却能够通达其本意的人，从来没有。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观察事物的会合贯通之处，以实行典礼，那么卦辞就没有不完备的。因此善于学习的人，寻求言辞的意义一定从近处入手。《易》在近处的道理，如果不能理解，就不能算真正懂得言辞。” 我所传述的是卦辞爻辞；由辞得到其中的意义，就在于学习者自己。有宋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作序。附录：程子对郭忠孝议论《易传》序说：“《易》就是道，又从哪里去谈道呢？”有人把这话问伊川，伊川说：“人随着时势变化，为什么说是顺从道呢？”杨迪问：“既有道，又有易，如何理解？”先生回答：“这种说法完全不对，再把《传序》详细思考一下，自然就能贯通了。先发生变化而后合于道；‘易’字和‘道’字并不相似。”尹焞曾拿《易传》序请问说：“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这是不是说得太露骨了？”伊川说：“这样明白地说破了，仍然有人不能领悟。”祁宽记录说：伊川说：“你能这样看，已经很好了。”吕坚中记录说：伊川说：“也是不得已才这样说罢了。”朱子语录问：“《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易而顺从道。”回答说：“《易》是指卦爻而言。以乾卦潜、见、跃、飞等情形来看，就可以看出随着时势变化而顺从道。‘随时变易以从道’主要说卦爻，但天理人事也都包含在其中。” 现在姑且从乾卦的潜、见、飞、跃来看：事物流行变化而达到这个状态，是《易》；其中所确定的当然之理，是道。因此明道也说：“其体叫作《易》，其理叫作道。”伊川又说：“先变化而后合于道，‘易’字和‘道’字并不相似。”又说：“人随着时势变化，为什么说是顺从道呢？”这些话都可以看出他的意思。《易》中没有一个卦、一个爻不具备这个道理，所以可以沿着流派追寻它的源头。回答方士：所谓“易，就是变易，随着时势变易而顺从道”，正是说伊川这样的言语难以理解。大概他把这部书硬说成是专讲人事的书。他说圣人制作这部书，只是因为世间人事本来有许多变化，所以制作此书。胡渊说：“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与用同出一源，显与微之间没有间隔。”从理来说，就是体中已经包含了用，这就是所谓同出一源；从象来说，就是在显著的事物中，微妙的道理无所不在，这就是所谓没有间隔。它的文理细密明察，有条理而不紊乱，就是这样。又说：“所谓体用同出一源，程子的说法已经十分精密了。所谓体用同源，是从最微妙的理来说：它空寂无形，却已经明白具备万象。” 所谓显与微没有间隔，是从最显著的象来说：就在具体的事和物中，这个道理无处不在。说理时先说体后说用，因为举出体时，用的道理已经具备，所以说是同出一源。说事时先说显后说微，因为就在事物上可以看见理的本体，所以说是显微无间。“最微妙的是理，最显著的是象，体用同出一源，显微没有间隔。观察会合贯通之处，以实行典礼，那么辞就无所不备。”这里说的是一个理、一个象、一个辞。既要理解理与象，又必须从辞上考察其理。辞中所记载的，都是观察会合贯通之处、用来实行典礼的事情。对于一切事物，都必须在它们聚集、交错、难以分别的地方考察，寻找出一条可以贯通前行的道路。若找不到通路，只是贸然前进，就一定会妨碍典礼。这只是说寻常事务；所谓‘会’，是事情聚合交错、难以分别的地方。正如庖丁解牛，虽然进刀发出騞然之声，却没有不合乎节奏的地方。到了那种困难之处，就必须稍微用些力，才能够通达。贺孙于是记起前些年汪端明说：沈元用问尹和靖：“伊川先生的《易传》，什么地方最切要？”尹氏说：“体用同出一源，显微没有间隔，这是最切要的地方。”后来把这话告诉李先生，先生说：“尹氏说得固然好，但必须看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各自的着落处，才真正说得上这句话。” 如果学习的人还没有仔细考察明白，就这样对他说，难道不会误导他吗？偶然读到《浸记》说：“寻求言辞一定从近处入手，《易》在近处的道理，如果不能理解，就不能算真正懂得言辞。”这就是伊川费力为人讲解的地方。伊川先生晚年所见极为踏实，再没有一句空悬的说法。如今看《易传》就可以知道，哪有一句不切合实际？余大雅说：伊川晚年的文字，如《易传》，真像水盛满而不外溢。《易传》即使不看经文正文，也自成一部书。杨与立说：《诗》《书》大致只看训诂，使文义通顺罢了，关键还是玩味正文。它的道理都在正文下面，用小字说明；怎么能靠它把正文会通起来呢？至于《易传》，却可以脱离正文来看。程子这部书平淡地、慢慢地、委曲地说明，再没有多余的蕴含，不是那种敲击逼迫、挤压出来的义理，而是平铺直叙地放在面前。仅仅这种行文也很难学习。其他峭拔雄健的文章，反而可以模仿；像《易传》这样平淡的文字，怎么能够赶得上？吴必大说：《易传》明白，没有难看的地方；但这是先生把天下许多道理分散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中。若把它当作《易》来看，就没有意味了。”

译必须把它当作事情来读，这样句句字字都有用处。回答胡季随问《程传》：大概把三百八十四爻都作为人事来解释，恐怕还没有完全贯通吧？回答说：也是这样，只是不能固定地把它看成专说人事的；还要看占得的结果如何。有的从具体事情说，有的从爻位说。以吉凶来说，是事情；以终始来说，是时势；以高下来说，是位置。随着它所说的内容来观察，都可以贯通。《系辞》说：“不可作为固定的典要，只随着变化所趋而行。”怎么能固定地说成只讲人事呢？《易说》：程氏《易传》难看，是因为它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没有抑扬起伏。如果能读出其中的意味，那么这个人也就大大懂得义理了。大概《易》中所说的道理，是预先说明尚未发生的事情，初看起来很难。万人杰问如何看《易传》，回答说：这部书难读，必须经历世事，充分了解人情物理，才能读得进去。这部书文字平淡，但所说的事情都是现在还没有遇到的，例如讲侍奉君主，讲处理事务、应对变故和患难，都是现在还没有亲身遭遇的，因此读的时候很难体会。它说的是广大深远、尚未发生的事情，预先把它们包容记载在这里。学习者必须先读《诗》《书》等经书，自然形成自己的见识，并且曾经经历过前面所说的这类事情，才可以读出其中平淡文字里无穷的意味。这就是初学者不能马上读它的原因。比如《论语》所记载的，都是侍奉父母、结交朋友、居处乡党等眼下就可以实行的事情，所说的都正对着学习者当下的实际处境。《孟子》每一章先说出大意，然后又自行作注解。《大学》则用开头三句总括格物致知，接下来又列出纲目；讲“明明德”以下的一段，也作了总括。传中许多事情，就像锁子骨一样，刚一提起便能全部统摄起来，所以教学习者暂且先看这几部书。至于《易传》，在它的文字中忽然没有可以提挈的地方，因为其中的义理范围很广，有许多是伊川自己发挥的，和经文又仿佛隔着一层皮膜，所以读者没有贯穿的线索。《易》读完以后，暂且读《易传》，非常好。但这部书明白而精深，容易读却难以真正理解，必须兼读《论语》《孟子》以及《诗》《书》中明白的部分，才会有意味。回答符复：《易传》必须先读其他书，理解义理之后，才有入手的途径，能够看出它精密的地方。因为它所说的义理极为精妙，初学者还没有实际运用过，不能体会它的意味，便完全得不到启发。像《遗书》一类书，读者看了还有可以启发自己的地方；这不是《易传》不好，而是不适合让没有读过、没有基础的人读。必须是已经懂得义理的人，读了它才能进一步磨炼、深入细密处。这部书对于学习者来说，不是启发入门的工夫，而是磨炼深入的工夫。必大说：《易传》有许多极难记诵的地方，因为经文的文章本来宽平，如今《传》却过于详密，便不再是经文本来的意思了。所以只举出经文，便不能把《传》中所说的提挈起来，也不能贯穿起来。必须在《易》之外另作一种意思来读，才能达到它的极致。平常我每每想把其中要紧的地方逐项抄出，另写成一部书，却一直没有空闲。大致说来，读书求义，宁可简略而不要过于详尽，宁可疏通而不要过于严密，这样才有余地。过详就容易琐碎，过密就容易拘束。回答张洽：伊川《易》有相当多的重复之处。伯恭说，《易传》义理周密、语言精炼，平易恰当，立言没有丝毫遗憾，这确实是名言。与立说：伯恭常劝人读《易传》，简直像下了一道禁令，规定人不得再怀疑、不得再改变。学习者只守定这一套义理，固然很好；但因此使学习者不能自己增长见识和智慧，又怎么会有聪明呢？必大说：伊川讲义理非常完备，但象数方面有所欠缺。与立说：程先生《易传》的义理精密，字数充足，没有一丝欠缺；只是和《本义》不相合。《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出其中的一种义理。” 与立说：我的《本义》只是卜筮的大纲。如果要使义理充实而全面，就离不开程夫子的书。胡氏抄录《伊川先生易传》后说：《易》这部书，经过三位圣人，制作方式各不相同。像伏羲氏的卦象、文王的卦辞，都是依托卜筮来施教，但方法各有不同。至于孔子的《彖传》《象传》等赞语，则完全以义理施教，而不专门用于卜筮。这难道是他们故意相反吗？只是世俗风气有淳厚和浇薄的不同，所以施教和立法不能不不同，但道却从来没有不同。然而自秦汉以来，考察卦象卦辞的人拘泥于术数，不能得到其宏大、通达、简易的方法；谈论义理的人又沉溺于空寂，不能归于仁义中正。要寻求那种因时立教、承接三位圣人，在方法上虽不同而在道上相同的著作，只有伊川先生程氏的这部书罢了。后世君子如果真能每天取一卦或一爻，反复熟读、深入玩味，仿佛自己有所疑问，要通过筮法求决而得到答案一样，虚心端正意念，把它推用于事情，又反过来落实到自身，以求得处理这件事的实际办法，那么对于吉凶消长的道理、进退存亡的原则，将没有什么是求不到的。” 近可以用来侍奉父亲，远可以用来侍奉君主，也就没有什么地方不适用了。华山皇甫斌曾经读过这部书，非常喜爱它。他曾经把书中文字大幅书写、深深刻印，推广送给别人，唯恐传布得不广、读的人不多。后来他又来请问读这部书的缘由，我不能推辞，于是写下这些话送给他。淳熙六年秋八月丙戌朔，新安朱熹谨慎作书。刘子澄说：本朝只有四篇文章写得好：《太极图说》《西铭》《易传序》《春秋传序》。与立纂注：尹氏说：“先生平日践履实行，完全合乎《易》；他作《易传》，只是顺着所体会的道理写成罢了。读它并加以玩味，就可以看出来。”又说：“先生一生用心，唯一在《易传》上。想求得先生学问的人，看这部书就足够了。”语录一类的文字，出自学习者所记录、所见闻的内容，有深有浅，所以记录也有工巧和粗疏，大概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又对他的学生祁宽说：“与其读其他书，不如专门读《易》；与其看伊川的杂说，不如专门看伊川的《易传》。《易》这部书经过四位圣人而完成，都是圣人精粹的言论，是留给后世圣明之世的教训。伊川作《易传》，本意是要传给后世，其中的言论都是极为精到的。”

译祁宽每天体会《易》的一卦。和靖说：“每天只体会一卦，还必须用整整一天专门看其中的一爻。乾、坤二卦，必须每天读一遍。闲暇时看《系辞》。”又有一次，和靖读《易》读到无妄、大畜，自己有所领会，便引用伊川的话说：“观察言语，是为了认识他的心；观察行为，是为了认识他的作用。不认识这一点，后来怎么能蓄养呢？”又说：“为什么要等到身后才把伊川《易传》拿出来给人看呢？”又说：“我尹焞每天读伊川《易传》的一卦，近来很觉得其中有与内心相契合、相融会的地方。”祁宽问学习《易》的方法，和靖说：“从前我听伊川说，先要明白卦辞爻辞。伊川当时还让我看胡先生、王介甫的《易》，那时伊川《易传》还没有刊行。过了很久，我又请问伊川，他说：其次要认识它所处的时势。于是说：唐虞把天下禅让，夏、商、周相继而立；文王不取天下，武王却取天下。如果不知道时势，后来就会机械地去做文王、武王的事。说他们不同，是不对的。假使文王处在武王的时势，就会做武王所做的事；假使武王处在文王的时势，也只能做文王所做的事。这都是时势。认识时势以后，就会看出尧、舜、汤、武的原则其实是一致的。由此推及时势中最大的道理，我们的言语、沉默、出仕、退处，都必须懂得时势。这样，六十四卦的每一爻就都可以为自己所用了。” 至于孔子称许文王以臣礼侍奉殷，只是说他具有最高的德行；孟子说以大国事奉小国，只是说这是以顺应天道为乐，大概是在默默启发人理解这个意思。又说：学习者必须自己有所领悟。至于伊川《易传》，我们读它时在言辞之下能够领会，和伊川有什么不同？只是不能像伊川那样由自己真正领悟出来。所谓自己领悟，是不必再思考，意思就从胸中自然流出。东莱吕氏说：伊川先生留传到世上的著作，只有《易传》是一部完成的书。传抄日久，渐渐错乱，失去了原来的面貌，学习者都以此为忧。我过去收藏的本子，出自尹和靖先生家，标注全是和靖亲笔。近来又得到新安朱熹元晦校订的本子，校勘十分精密，于是把尹氏、朱氏两种本子合在一起，与一两位同道共同比较它们的异同，对不同文本都保存下来，等待有识者判断。后来又依据小学家的意见订正文字，虽不敢说没有遗憾，但与各种版本相比，也大概还算较好。会稽周女能尧天、鄮山楼锷景山，任东阳教职时，便取此书刊刻于学宫。乾道五年十月既望，东莱吕祖谦谨慎作书。愚按：伊川生于宋仁宗明道二年癸酉，哲宗元符二年己卯正月《易传》完成并作序时，年六十七岁。徽宗大观元年丁亥九月庚午去世，享年七十五岁。

译《易程子序》。《易》这部书，卦、爻、彖、象的意义都完备了，天地万物的情状也由此显现。圣人为天下和后世忧虑，已经达到极点。他在天下人之前开通万物，在天下人之后成就事务。因此穷尽数来确定天下的象，彰明象来确定天下的吉凶。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是用来顺应性命之理、穷尽变化之道的。分散开来说，理便有万种差别；总括起来归于道，则没有两样。所以《易》有太极，太极生两仪。太极就是道；两仪就是阴阳。阴阳就是一道，太极就是无极。万物生成，背负阴而怀抱阳，没有一样不具有太极，没有一样不具有两仪。阴阳二气氤氲交感，变化无穷。形体一旦接受这种生机，精神一旦发出智慧，真情和伪情就产生了，万般头绪也随之兴起。《易》因此能够确定吉凶，产生成就大业的条件。所以《易》是阴阳之道，卦是阴阳所形成的事物，爻是阴阳的运动。卦虽然各不相同，共同点在奇偶；爻虽然各不相同，共同点在九六。因此六十四卦作为体，三百八十四爻彼此发挥作用。远到六合之外，近在一身之中，短暂如一瞬，细微到动静之间，没有哪里不存在卦的象，也没有哪里不存在爻的义。《易》的道理真是伟大啊！它的道至大，没有什么不包容；它的作用至神，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时势本来从未只有一种，卦也从未有固定不变的象；事情本来从未穷尽，爻也从未有固定不变的位置。若只依据一个时势来求取卦，就会拘泥于没有变化的死法，这不是《易》；若只依据一个爻来解释爻，就会窒碍不通，这也不是《易》。知道卦、爻、彖、象的意义，却不知道卦、爻、彖、象的作用，同样不是《易》。所以必须从精神的运行、心术的发动中真正得到它，使自己的德与天地相合，明与日月相合，次序与四时相合，吉凶与鬼神相合，这样才可以说是懂得《易》。不过，有了卦，是《易》已经显形；有了爻，是卦已经显现。已经显形、显现的，可以谈认识；尚未显形、尚未显现的，不能用名称去强求。那么所谓《易》，究竟是什么呢？这是学习者应当知道的。附录：程子说上下篇的义理：乾、坤是天地之道、阴阳之本，所以作为上篇开头；坎、离是阴阳形成的实体，所以作为上篇结尾。咸、恒是夫妇之道、生育之本，所以作为下篇开头；未济是坎、离相合，既济是坎、离交合，交合便能生物，是阴阳成功的表现，所以作为下篇结尾。” 两篇的卦分定以后，才推究它们的义理来确定次序，这就是《序卦》。卦的划分，是按照阴阳的盛衰：阳盛的居上篇，阴盛的居下篇。所谓盛，有时从卦体说，有时从爻说。卦和爻取义不同。例如剥卦，从卦体说是阴气增长、阳气剥落；从爻说则是阳气在上极盛，而且一阳成为众阴的主宰。大壮卦，从卦体说是阳气增长而强盛；从爻说则是阴气在上，也各自依据所处位置取义，彼此并不妨害。乾是父，不能有比它更尊的；坤是母，没有乾就不能与之合为一体，也不能作为与乾相敌的存在。因此含乾的卦，有的在上篇，有的在下篇。复是阳气初生，临是阳气增长，观是阳气盛，剥是阳气达到极点；这些卦虽然有坤，却在上篇。姤是阴气初生，遯是阴气增长，大壮是阴气盛，夬是阴气达到极点；这些卦虽然有乾，却在下篇。其余含乾的卦都在上篇：泰、否、需、讼、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有坤而在上篇的，都是一阳之卦。五阴一阳，则这一阳成为主宰，所以一阳之卦都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其余含坤的卦都在下篇：晋、明夷、莘、升。一阴五阳的卦都有乾，阳多而且盛；虽然众阳受制于一阴，只是被这一阴所制，并不像一阳成为众阴的主宰。王弼说“一阴为之主”，是不对的。所以一阴之卦都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两个阳爻的卦，含坤的在下篇；小过虽然没有坤，却是阴气过盛的卦，也在下篇。其余两个阳爻的卦，都是一阳从下生起而通达于上，而且两个卦体都是阳，是阳气强盛，所以都在上篇：屯、蒙、颐、习坎。所谓阳生于下，是说震、坎在下，震从下生；坎从中开始。所谓通达于上，是说一阳上行，有的版本作“在上”，或说它得到正位；有的解释为“阳生于下而上达，阳气舒畅而盛”。阳生于下却不能通达于上，又阴多阳少，并且阳失去正位，这是阳气衰弱：震、解，上面有阳而下面没有阳，没有根本；艮、蹇也是如此。震、坎、艮从卦体说，是因为有阳；从爻来说，都只是刚开始变化、尚且微弱，而且震的上方、艮的下方没有阳，坎则是阳陷入阴中，都不是盛。只有习坎阳气向上通达，所以是盛卦。两个阴爻的卦，含乾的可以知道阳气强盛：需、讼、大畜、无妄。没有乾而仍然强盛的，是大过和离。大过是阳气盛于中部，上下的阴气便弱了。阳气处在上下，能够统摄阴气，颐卦就是这样；阴气处在上下，不能主宰制约阳气，反而显得弱。上下各有两个阴爻，中间只有两个阳爻，才算阴阳之中阳气占优势，小过就是这样。大过、小过的名称由此可见。离卦上下两个卦体都是阳，阴气实际依附于阳，阳气强盛。其余两个阴爻的卦，两个卦体都属阴，阴气强盛，都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兑、中孚。三阴三阳的卦，阴阳相敌，这时就以义理来判定谁胜谁负。阴阳尊卑的义理、男女长幼的次序，是天地间的大原则。阳少于阴而居上，便算胜：蛊是少阳居长阴之上；贲是少男在中女之上，这些都属于阳盛。坎虽然是阳卦，但阳被阴所陷溺，又与阴卦相重，所以阴盛。因此阴阳相敌而含坎的卦都在下篇：困、井、涣、节、既济、未济。有人问：一个卦体有坎，尚且说阳被阴陷；两个卦体都是坎，反而说阳盛，这是为什么？”

译回答说：一个卦体有坎，阳被阴所陷，又处在阴气之中；两个卦体都是坎，阳从下生起而通达于上，而且两个卦体都是阳，可以说是盛了。男子在女子之上，是常理，还不能算阳盛；如果失去正位，反而让阴居于尊位，就是阳弱。因此恒、损、归妹、丰都在下篇。女子在男子之上，是阴胜；凡是女子居上的，都在下篇：咸、益、渐、旅、困、涣、未济。只有随、噬嗑是男子居女子之下，不是女子胜过男子。因此随卦《彖》说“刚来而下柔”，噬嗑《彖》说“柔得中而上行”。长阳不是少阴所能匹敌的，因为长男居中少女之下，所以说是阳居下。若长男与少女相敌，力量相等，而阴在上便成为凌驾，阳在下便显得衰弱，咸、益一类就是这样。咸也有女子在下的象，但并不是长男居少女之下，而是两个少者相感，有的版本作“咸说”，彼此相与，所以造成阴凌阳的形势，因而有“利贞”的戒辞。困卦虽然女子少于男子，但阳陷而被阴遮蔽，是阳居下的意思。小过是两个阳爻处在四个阴爻之中，所以是阴盛；中孚是两个阴爻处在四个阳爻之中，却不说阳盛，为什么？” 回答说：阳的卦体是实，中孚的阳却是虚的。那么，颐卦中间四个阴爻难道不也是虚吗？回答说：颐的两个卦体都是阳卦，而且首尾都是阳，是阳盛到了极点；中孚的两个卦体都是阴卦，上下各有两个阳爻，不能形成首尾皆阳的形象，因为中间是虚的，所以称为中孚，由此可知阴盛。纂注：愚按：《易》的卦序以及上下篇的义理，有人因为它没有收入伊川的文集而表示怀疑；然而世俗流传已经很久，玩味其中的辞义，除了程夫子，别人也不能达到这种程度。现在把篇义附在序文下面，以备参考。又听先父说：“上下篇都以坎、离作为结尾，是因为《易》的道理不过是阴阳罢了。能够得到阴阳之全体的，只有乾、坤；能够得到阴阳之中和的，是坎、离。乾、坤不变，坎、离也不变，是父母有完全相似的子女。父母有完全相似的子女来承继家业，家道就无穷尽。乾、坤有坎、离的作用来济助万物，造化也就无穷尽。所以用它们作为结尾吧。” 《古易》朱子后序。以上是古文《周易》经传十二篇，是亡友东莱吕祖谦伯恭父所校定的；其中音训一篇，则是他的门人金华王莘叟亲笔记录的。我的看法一直是：《易》经本来是为卜筮而作，都是借吉凶来显示训诫，所以言辞虽然简约，所包含的内容却很广。孔子作传，也只是略举其中一个方面来显示通例罢了。然而自从各位儒者把经文分开、把传文合并以后，学习者便只根据文句取义，往往还没有用心通读全经，就仓促地执著于传文的一个方面，把它当作固定说法。这样一来，一个卦、一个爻就只被看成一件事情，《易》这部书反而受到局限，无法通晓天下万事的缘故。对于这种情况，我实在忧虑，所以再三阅读伯恭父的书而有所启发；不只是因为它的章句接近古本罢了。至于音训，我私下认为其中或许还有遗漏。莘叟说书刚写完伯恭父就去世了，这本来很可能如此，所以我也不敢擅自补写。另作说明附在篇末。淳熙九年夏六月庚子朔旦，新安朱熹谨慎作书。附录：朱子语：《古易》音训最后几版有想要改动的地方。现在把想全部改换的两版，以及第三十四版末行的五个字抄送过去。” 这已经按照元版的大小以及每行字的疏密抄定了。现在只要让人依照这个本子抄一遍，检查不要出错，然后交给工匠改刻，这样最好。这只是修改旧本，但要秘密进行，不要告诉别人；让人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才最好。如果同别人商量，必然有人以“伪学”为理由阻挠刁难，反而导致事情传播，这一点不能不戒慎。回答滕珙。纂注：朱子的孙子鉴在吕氏《音训》跋中说：先祖所著经传，全都加了音训，唯独《易》没有加，是因为已有东莱先生这部书。我刊刻《启蒙》本义以后，想到音训不可缺少，于是取宝婺、临漳、鄂渚三种本子，亲自订正六十多个讹误字，并一同刊刻。例如豫卦六三爻的“簪”，晁本作“戠”，婺、漳、鄂三本作“戏”；损卦《象传》的“窒”，晁本作□，婺本作□，漳本作□，鄂本作□，其中有些尚未详明。但这并不妨害文义，已经足以作为善本了。至于嵩山《古易》注文，先祖曾在后面折中晁氏、吕氏的说法；如今三种本子所载不同，而文集中又有晚年写信，告诉鄂教滕珙要改换最后两版的记载，这显然是后来出现的。鉴谨慎记下。愚按：朱子生于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孝宗淳熙九年壬寅时五十三岁，宁宗庆元六年庚申三月乙丑去世，享年七十一岁。”},{ 七十一。

译《易学启蒙序》。圣人观察卦象来画卦，分揲蓍草来确定爻，使天下后世的人都能够据此决断疑惑、确定犹豫，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他们的功劳可以说是盛大了。然而卦的形成，是从根本到主干，从主干到枝条，其势态仿佛受到某种推动而自然不能停止。蓍法的分合、进退、纵横、逆顺，也没有一项不彼此相遇。这难道是圣人凭心思智慧所能制作的吗？不过是气数的自然状态，呈现在法象中，显现在图书中，对圣人的心有所启发，圣人只是借此来完成罢了。近世学习者大多喜欢谈《易》，却没有察觉这一点。专门讲文义的，既然支离散漫而没有根基；涉及象数的，又都牵强附会，有的人甚至认为它出自圣人的心思智虑。对于这种情况，我私下感到忧虑。因此和同道者搜辑旧闻，写成四篇，给初学者看，使他们不要对这种说法产生疑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云台真逸手记。附录：朱子语：你所说明的读《易》之说很好。从前我见敬夫和吕伯恭，他们都让学习者专读《程传》，往往都没有所得。大概《程传》只是观察其中的义理，却不考察卦画和经文；如果这样读，它的意味无穷，各有用处，确实切合日常实践的工夫。但如果考察卦画和经文，就不免有可疑之处。我曾经依据康节的话来探求，得到了画卦的次第，这才知道圣人只是看见阴阳自然生生不息的形象，最初摹写时并没有有意安排。至于经文，也只是虚心读它，间或略微明白其中一两处；遇到不能明白的地方，就暂且放下，不敢穿凿附会，强求一定贯通。这样反而仿佛看出了一些意味。我也曾粗略写下相关说法，但还没有完成。至于画卦、揲蓍的方法，我又曾有一部书刻印流传，名叫《启蒙》。不知道贤者是否见过？现在把它寄给你，请详细考察。回答郑仲礼：读《易》也很好，只是经书难读，而这部经尤其难。因为还没有打开书卷时，就已经有一层关于象数的大概；打开书卷以后，经文本义又多被先儒硬行说死了。今人看出的意思很局促，看不见原来开通万物、成就事务的活法。廷老所传的鄙陋方法，正是想挽救这种弊病；只是当时草草抄出，疏略而没有写成完整文字罢了。但姑且略加考察，也可以粗略看见门径和大概。若还有其他说法，就不是我敢听闻的了。回答赵崇宪：你所说的读《易》很好。这部书本来是为卜筮而作，它的言语都依据象数来判断吉凶；如今这种方法已经失传，各位儒者谈象数的，通常都牵强附会；谈论义理的，又过于浩繁散漫，所以这部书很难读。这就是《本义啓蒙》创作的原因。不过，《本义》还没有完成，就被人私自刊刻流传，又重新雕版印刷，因而有损于读者的阅览。《啓蒙》原本是想让学习者暂且依据《大传》所说的卦画、蓍数加以推寻，不必过分作浮泛的议论。但从今天看来，例如论述河圗、洛书，也未免有多余的话。总之，这部书确实难读，不如《诗》《书》《论语》《孟子》那样明白易懂。这是伪学家的见识，不知道明白的人认为怎么样？答刘君房：大体说来，《易》这部书最不容易读，而如今人们却喜欢谈论它，正如所谓“描画鬼神”一样，却不知道这只不过是在自己所不懂的方面欺瞒自己，这样能成就什么事情呢？世上自然有真正明白的人，也不是可以欺骗得了的。我过去撰作《啓蒙》，正是因为看到人们的说法支离破碎，于是私下依据《易》中所说的象数，认为圣人已经说过的不过如此。如今学习《易》的人，只要明白这几条，《易》的大体就略通了，而象数也全都有用；除此以外那些纷纷杂说，都不必理会了。听说已经见到了这些，尝试推究考察，自然应当看出其中的[原文此处疑有脱漏]。第二篇论述太极、两仪、四象的学说，尤其精诚[原文疑有讹误]。理解了这种说法，就知道圣人画卦并没有凭借丝毫的思虑和计算；所谓“在画卦以前就已有《易》”，实在不是虚妄之言。答方宾王说：《启蒙》开头只是因为看了欧阳公文集中的《或问易大衍》，于是把它推算出来；由此可知，诸公文集虽然各自成为一家之言，其中自有可取之处。关键在于这个道理，人人都可以共同参究，只是有人能够看得彻底。叶贺孙纂注。玉斋胡氏说：《易本义》一书，阐明象数、理义的根源，展示开通万物、成就事业的教化，可以说深切而明白了。那么《启蒙》又为什么要写呢？朱子曾说，《易》最难读，因为打开书卷之初，先有一层象数，必须先明白象数，然后才可以读《易》。《启蒙》四篇，大概就是专门阐明象数，为读《本义》的人而设的。象若没有卦就不能成立，数若没有蓍就不能运行。象出于《河图》《洛书》，而表现于卦画，这样向上足以包括太极之理，《易》就不至于沦为空无形体；数从蓍策推演出来，而通达于变占，这样向下足以帮助世人的实际事务，《易》就不至于荒疏而无用。并且其中还多有阐发尊阳抑阴的意思，这是《易》的纲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呢？明白了这一点，那么《本义》一书就像指着手掌一样容易了解了。然而，《启蒙》固然是为读《本义》而设的，但读《启蒙》也不能轻易看待。双湖先生《本义启蒙论》说：有了天地，可以没有《易》吗？不可以。有了《易》，可以没有《本义》《启蒙》吗？也不可以。朱夫子如同金声玉振，集众说之大成；众说纷乱，就以圣人的言论来裁定。朱夫子难道不是圣人的门徒吗？大概自汉代儒者开始扰乱古《易》，后来流变为术数之学，最终又被王弼大大扰乱，并且杂入虚无之论，于是我们的《易》就在天下逐渐昏暗湮没了。寥寥千年，有谁使它觉醒呢？《大易》有图，《易通》有书，揭发上古未曾流传的秘密，开启万世理学的源头，这一学说才有了承续。到了《易传》写成胸中之学，《皇极》具备经世的大法，《正蒙》阐明象数的条目。虽然古经的错乱还没有完全得到纠正，但术数和虚无之学因此被涤荡一空，我们的《易》又灿然复明了。不久，浅陋的儒者妄自著述，异端蜂拥而起，置换《河图》《洛书》，刘牧指斥邵子，林栗冒称伪造著述，麻衣易之类使《易》道又几乎昏暗湮没。朱夫子应运兴起，探究前代圣人的精微，破除俗学的谬妄，写成《本义》《启蒙》，此后我们的《易》才在世间大为彰明。

译我曾说，自孔圣以来，朱夫子对《易》有功，其功劳确实无人能够相比。如今看《本义》这部书：确定《河图》《洛书》的方位，天地自然之《易》便明白了；区分先天、后天卦，伏羲、文王之《易》便辨别清楚了；二篇十翼彼此不相混杂，《易经》才重新恢复古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用两句话概括，就是“象”和“占”；观玩卦爻而不涉及空虚的文辞。至于扶助阳、抑制阴，进用君子、斥退小人，虽然只是从坤初六一爻中发出数语，却把天的常道、地的义理、人的纲纪以及《易》的要领，全都包括而没有遗漏。我遗憾的是，这部《本义》不可以缺少于天下。《启蒙》这部书，以《河图》《洛书》为根本，揭示“天生神物”一章，《易》的本原于是端正；探究卦画的根源，表明“易有太极”一章，卦的次序和位置于是明白；讲明蓍策，阐发“大衍”一章，卦扐之法于是确定；考察变占，广泛取用《左传》以说明断占的例子，对趋吉避凶的认识于是审慎。四篇的大纲合在一起，全都寄寓着尊阳的微意，使小人和盗贼不能偷取来使用。这就是《启蒙》不可缺少于天下的原因。《语录》成书后，像《太玄》《闗易》《麻衣》《刘牧》，以及林栗、袁枢之流，那些用来惑乱世人、欺诬百姓的说法，无不被斥责其谬误、黜退其伪妄、折服其悖逆，予以摧毁、陷破、廓清，从而使数位圣人的《易》在天下得到辅翼。这就是我所说的，自孔圣以来，朱夫子对《易》有功，其功劳确实无人能够相比，难道是我在诬妄吗？有人说：既然如此，《易》是讲阴阳刚柔、仁义性命和道德的书。如今却断然把它归结为卜筮，难道不会局限于一端，因而免不了汉儒术数之学的弊病吗？况且《系辞》明明说《易》有圣人之道四项，如今《本义》只用“象”“占”来区分，却没有涉及“辞”“变”，难道不是把四项遗漏了其中两项吗？唉！这些说法都是没有认真思考。《易》固然是讲阴阳刚柔、仁义性命和道德的书，而卜筮正是要使人尽行仁义之道，参合阴阳刚柔，以顺应性命、调和道德，难道只是寄托于空言，而不落实到实际作用吗？况且在卜筮之时，至理无所不在，这正合乎圣人作《易》的本意。朱子已经说过这些，怎么能因此怀疑我们的《易》呢？至于圣人之道，虽然有四项，实际并不离开两项。有象然后有辞，有占然后有变。不从象来理解，玩味辞义就成了空话；不经过占，观察变化又有什么依据呢？所以先有象、辞，有占；由辞和占而后有卦变、爻辞。举出象和占，辞与变就在其中；如果只举出占，那么象、辞、变也都在其中了。这四项的次序，是由轻而归于重；辞和变统属于象和占，而象又统属于占。因此《本义》举出“象”“占”来统论《易》书，一以贯之地说“占”，能说它有所遗漏吗？又有人说：《易》所重在占，固然如此。人对于《易》，一定要占筮以后才可以使用；如果不占，《易》竟然就没有用了吗？回答说：不是这样。朱子曾说：“凡是读一卦一爻，就应当像占筮所得一样，虚心探求辞义的归宿，把它作为判断吉凶、可否的依据；然后考察其中卦象所以如此的原因，探求其中义理所以如此的原因，并把它推及事情。这样上至王公，下至百姓，在修身治国方面，都有可以运用的地方；这从来没有不是在向人显示学习《易》并运用《易》的方法。”如果一定说必须“占”以后才能运用，那么朱子的志向就荒废了。我考查：文公年谱记载，淳熙十二年乙巳春二月，崇道任期届满，再次请求祠禄官。夏四月，接受华州云台的任命，所以次年称为云台真逸，当时五十七岁。

译因革 我考查：朱子认为伏羲《易》、文王《易》、孔子《易》应当分为三个等级；又说：“《易》从伏羲到伊川，自成四种样式。”由此推论，自伏羲开始画八卦以来，历代圣贤的经传、注解，其中因袭和变革之处，岂止三等四样的不同？姑且依据师承和所闻所见，叙述其大概，列在本编开头。不只是为了使读《易》的人不被古今的同异所迷惑，也使他们完全知道程子、朱子的因袭和变革；这样，对于我所重新订定的部分，大概就不会有大的过错了。包牺氏《易》起初依据《河图》画出八卦，因而重叠八卦成为六十四卦，共有三百八十四爻。朱子说：圣人开始作《易》时，只有这六画，还没有可以流传的文字；到了文王、周公，才给它们系上卦辞、爻辞。我考查《易·系辞传》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这是总说三位圣人作《易》的开始，用来教人卜筮。又说：“天一至地十，天数五至行鬼神也。”这是专门讲《河图》的数。又说：“古代包牺氏统治天下时，……以类比万物的情状。”又说：“《易》有太极，……于是产生八卦。”又说：“八卦排列成行，……爻也包含在其中了。”这些话说的是伏羲开始画八卦，重叠成六十四卦。又《说卦传》说：“天地确定方位，……八卦彼此交错。”这是说伏羲八卦的方位。又说：“雷用来发动万物，……坤用来收藏万物。”这是说以六十四卦在外面环绕成圆，又在其中叠成方形，取阴阳对待来建立体制。邵子得到这种传授，列成四图，这就是所谓先天之学。又《说卦传》说：“从前圣人创作《易》，……以达到天命。”这是说伏羲画卦，教人运用《易》来穷尽理、性、命的精微。又《系辞传》说：“大衍之数为五十，……于是成卦。”这是说伏羲教人揲蓍的方法。又说：“包牺氏创作八卦，结绳编成网罟，用来打猎、捕鱼，大概取法于离卦。”这是说圣人即使不凭借卜筮，也可以运用《易》；这就是所谓制作器物而崇尚卦象的事情。以上这些，都是伏羲之《易》。汉上朱氏说：“先儒讨论重卦的人有六家：王弼、虞翻认为是伏羲重卦；郑玄等人认为是神农重卦；孙盛认为是夏禹重卦；司马迁、扬雄认为是文王重卦。孔颖达说：‘《说卦》说“从前圣人创作《易》，幽赞神明而产生蓍草”，说的就是伏羲。’《系辞上传》讨论四营而成《易》、十八变而成卦，明确说明使用蓍草在六爻之后，那么这时伏羲已经重卦了。又《系辞下传》开头说‘八卦排列成行，因而重叠它们’，十三卦取象，如果没有重卦也不可能。况且《周礼》所说三种《易》都有六十四卦，应当以王弼、虞翻、孔颖达的说法为定。”又考查《周礼》所说三《易》：一叫《连山》，二叫《归藏》，三叫《周易》；它们的经卦都是八个，别卦都是六十四个。杜子春说：“《连山》属于伏羲，《归藏》属于黄帝。” 郑玄说：“夏代叫《连山》，商代叫《归藏》，周代叫《周易》。”解释者认为，三代所建正朔不同，所以《易》的首卦各自显现其意义。孔颖达说：“考察世谱等书，神农又叫连山氏，也叫列山氏；黄帝又叫归藏氏。既然都是时代的称号，那么《周易》称‘周’，是取岐阳的地名。《易纬》说：‘因时代来题名，周就是这样。’东莱吕氏很赞同《连山》《归藏》都是时代称号的说法，并且说：‘《系辞下传》的十三卦，讲制作器物、崇尚卦象；神农、黄帝曾从《易》中有所取法，但夏、商则无法考证。认为孔氏的说法没有什么可疑之处。’《连山》十卷，见于《唐艺文志》，有司马膺注。唐代以前并没有这部书。《隋书·儒林传》说：牛弘奏请搜求天下遗书，何用、刘光伯于是伪造《连山易》《鲁史记》等，抄录上送官府，接受赏赐后离去。后来有人告发他们，因此获罪并被除名。这样，唐代的《连山》一定是隋代的伪书。《归藏易》十三卷，《隋经籍志》记载为晋太尉薛贞注，长孙无忌等人编次此书。有人认为《归藏》在汉初已经亡佚；考察《晋中经》却有此书，只记载卜筮，不像圣人的经典。” 因为《归藏》的本卦还保存着，所以把它附在《周易》之前，用来补备《周易》的缺失。宋代《崇文总目》记载《归藏》三卷，说隋代有十三卷；如今只保存《初经》《齐母本》《蓍》三篇，文字多有缺乱，无法详考。朱子答林学蒙问说：“《连山》《归藏》也说没有可考的资料，应当阙而不论。”大体上，它们和《三坟》以及其他《易》一样，都是伪书，没有足以取信的证据，所以没有列为夏、商二代的《易》。文王《易》取伏羲的六十四卦，分为上经、下经两篇。因为伏羲《易》只有卦画而没有卦辞、爻辞，于是在每卦下面撰作卦辞，称为彖辞。《左传》又称为繇辞，例如乾卦的“元亨利贞”、坤卦的“元亨，利牝马之贞”之类。我考查，伏羲的《易》只是由太极产生两仪，逐步累积到六画而成为六十四卦，所以横图的次序以乾为首、以坤为终；圆图的方位则是天尊而地卑。文王的《易》之所以以乾为首、坤为次，大概是取法天地的方位，彰明君臣上下的区分，以建立人伦纲纪。如今看乾、坤二卦的彖辞，其中“利贞”“安贞吉”的训诫，可以看出文王的心意。总的说来，文王的彖辞只是用于卜筮占断的言辞，其中也多取卦象和卦变，大体都是借占筮寄托教化。又考查《说卦传》“帝出乎震，齐乎巽”以下以及“万物出乎震”两章，是取万物流行来成就实际功用。邵子说，这就是文王八卦进入实际运用的方位，是后天之学。详细内容见《朱子易图》。又《系辞传》说：“《易》的兴起，大概在中古时代吧，……巽以行权。”这是阐明文王处在忧患中，不凭借卜筮而运用《易》的事情，也就是所谓“行动的人崇尚变化”的意义吧。以上这些，都是文王之《易》。周公《易》

译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爻下面的爻辞。例如乾卦初九“潜龙勿用”、坤卦初六“履霜，坚冰至”之类。我考查，爻辞是周公所作，这一点《易经》原文没有明文说明。马融、王肃、姚信认为是周公作爻辞。孔颖达《正义》引用解释者的话说：爻辞中有涉及文王身后的事情，如升卦上六“王用享于岐山”之类；武王灭商以后，才开始追称文王为王。如果爻辞全是文王所作，文王不应自称“王用享于岐山”。又如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武王观兵之后，箕子才遭到囚禁奴役，文王不应预先说到箕子的明夷。又《左传》记载韩宣子到鲁国，看见《易》象而知道周公的德行。根据这些说法，可以认为卦辞是文王所作，爻辞是周公所作；马融、陆绩等人都采用这种说法。以上三位圣人的《易》，合称为经。孔子《易》《易》十翼的文辞，共十篇。《彖传上》第一，《彖传下》第二。《象传上》第三，《象传下》第四。《系辞传上》第五，《系辞传下》第六。《文言传》第七，《说卦传》第八。《序卦传》第九，《杂卦传》第十。以上根据东莱吕氏所定。孔颖达说：“十翼的文辞，认为是孔子所作，先儒再没有不同意见。”不过，关于十翼的数目也有许多说法。双湖先生《十翼论》说：“《易》有十翼，就如同天有日月、人有耳目、轻重有权衡、长短有尺度；它确实是《易》的门庭，也是象数的关键。”十翼写成之后，《易》的名义才确立。看到卦，才知道它是伏羲所画；看到辞，才知道它是文王的繇辞；看到卦辞，才知道它用于卜筮。看到乾，才知道它代表天；看到坤，才知道它代表地；看到震、巽、坎、离、艮、兑，才知道它们分别代表雷、风、水、火、山、泽。不仅如此，读“仰观俯察”一章，就知道伏羲广泛观察而寄寓于《易》的情况；读“神物变化”一章，就知道伏羲默默体会《易》的要旨；读“极仪象卦成列因重”一章，就知道伏羲确定八卦方位和六十四卦次序的缘由。这样看来，伏羲之《易》如果没有十翼，就无法自行向世人说明。《易》的兴起，大概在殷代末世、周代盛德之时吗？是在文王和纣王的事情中吗？我已经知道是文王使《易》兴盛起来的了。《易》的创作，大概在中古时代吗？创作《易》的人，大概经历了忧患吧？直到陈述九卦，完全根据全卦的次序，我又知道文王是因为忧患而作《易》的；不仅系上卦辞、爻辞，并且编排《易》的次序，也出自文王。至于“帝出乎震，齐乎巽”以下后天八卦方位的次序，十翼如果不说出这些，就没有办法自行向世人说明文王之《易》。十翼说：“圣人创作《易》，产生蓍草以推数，建立卦而产生爻，用来调和道德、顺应性命。”这是说圣人不只是画出固定的卦，还像这样运用蓍草和《易》。又说：“大衍之数五十，分而为二，挂一，揲四，归奇于扐，再扐，然后挂。”这是阐明揲蓍的方法，向万世传授，而且首尾曲折、完备无遗，也正是如此。又说：“系上辞以说明吉凶”，又说：“系上辞以断定吉凶”，又说：“系上辞以穷尽言语，变通它以穷尽利益，鼓舞它以穷尽神妙。”这是说明圣人系辞，也无非是为了发挥崇尚占筮的作用，同样如此。伏羲、文王的《易》，如果没有十翼，也就无法阐明它在世间的功用。再如八卦不只是具有八种事物的象，还分别有天的刚健、地的柔顺、雷风的发动和入、坎离的陷与丽、山泽的止与说，都必须分毫析理地说明，唯恐世人只知道它们的象，却不知道它们的德

译性。至于六十四卦的大象，论述卦象以后，一定向人说明运用《易》的方法，简直如同在耳边提点、当面教诲。这样，卦爻的性情如果没有十翼，也无法把其中蕴含的意义发明于世。还不止如此：至于尊崇阳、抑制阴，进用君子、斥退小人，尊卑的分别、贵贱的等级，以及幽明的道理、死生的学说、鬼神的情状，凡是可以借此发明性命道德的深意、使人心趋于善良的内容，都纤细详尽地说到了。于是《易》才不只是局限于粗浅的象数卜筮，而确实具有极精微、极变化、极神妙的道理。天下后世都可以由此认识太极之理，穷究三才之道，尽知事物的情状。即使不借助卜筮，也自然足以预知吉凶。十翼的写作，对万世的功劳确实如此重大啊！以上孔子的十翼，都称为“传”。不过，从孔子看前代圣人，二篇称为经，十翼称为传；从孔子以后直到千万世，卦、爻和十翼通称为《易经》，也是可以的。商瞿氏《易》《西汉儒林传》说：“鲁国的商瞿子木从孔子那里接受《易》，传给鲁国的桥庇子庸；子庸传给江东的馯臂子弓；子弓传给燕国的周丑子家；子家传给东吴的孙虞子乘；子乘传给齐国的田何子装。”卜子夏《易解》十卷。晁公武说：“《汉艺文志》已经没有子夏的书，此书是约取王弼注编成的，只保存《杂卦》。景迂说，有人认为是张弧伪造。”又考查孙坦说：“世间有《子夏传》，认为它亲自得到孔子的精髓；但看它的文辞简略而不很纯粹，间或引用《左氏春秋》的传文来作证明，后来又得到十八占。称天子就说‘县官’，我曾怀疑是汉代杜子夏的学说；及至读到杜氏传记，看见其中引用《明夷》答问，这个疑惑才开始解开。否则班固编《儒林传》，为什么只说学派始于商瞿，却突然遗漏卜商呢？”程子说：“《子夏易》虽然不是卜商所作，也不是杜子夏所能作成的，一定是得自师传。”程氏说：“《子夏易传》是京房为它作笺注的。先儒怀疑它不是卜商所作。近世有浅陋儒者用王弼本为它作注，鄙陋浅薄得很，也假托称为子夏之作。凡是先儒所引用的《子夏传》，今本都没有。” 熙宁年间，房审权汇集百家训诂，凡是署名子夏的，都是取自后世伪本。东莱吕氏说：“《崇文总目》删去子夏的名号，以消除错误和迷惑，这是最有道理的。”双湖先生说：“我曾读杜邺传，看到他解释王商时，引用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举行禴祭的义理，也足以作为证据。各家的说法，也不能不知道。”又考查徐几说：“梁丘氏一派有邓彭祖，也字子夏，所以没有把它列为一家。” 田氏《易》。何氏考查：田何因齐国田氏迁居杜陵，号称杜田何。《儒林传》说：汉朝兴起以后，讲《易》的人以田何为根本。田何传给东武的王同、子中，洛阳的周王孙，梁地的丁宽、子襄，齐地的服生，他们都写有数篇《易》传。起初，梁项生跟随田何学习《易》，当时丁宽是项生的侍从。丁宽读《易》精敏，才能超过项生，于是就侍奉田何。学成后，田何向丁宽致歉，丁宽回到东方。田何对门人说：“《易》向东传去了。”丁宽到洛阳，又跟随周王孙学习古义，号称“周氏传”。汉景帝时，丁宽任梁孝王将军，抵抗吴、楚军，号称“丁将军”，作《易》说三万字，只训释故义、举出大义而已；现在流行的小章句就是这一派。丁宽传给同郡砀县、梁郡的田王孙。田王孙传给沛地的施雠、长卿，以及兰陵的孟喜、长卿。孟喜的父亲号孟卿，擅长《礼》和《春秋》，让孟喜跟随王孙学习《易》。琅邪一带的人

译有梁丘贺、长翁，于是形成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的学派。施氏、孟氏、梁丘氏《易》

译《汉艺文志》记载《易经》十二篇，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三家。颜师古说：“上下经和十翼，所以是十二篇。”我考查：商瞿从孔子那里接受《易》，传到田何，又传到施氏、孟氏、梁丘氏，是其中最著名的，也就是古《易》，所以专门列出这几家。后来又传到费直，这才是现今《易》的起始。如果是这样，那么施、孟、梁丘三家之后，正是古今《易》因袭和变革的一个关节点。寥寥数千年以后，到程子、朱子，又成为古今《易》因袭和变革的另一个关节点。如今既然合取二人的著作，所以不得不斟酌其适宜之处而贯通它们。这就是我编集《经传集解》的缘由，也是古今《易》不能不加以区别的原因。焦氏《易》《易林》十六卷。晁公武说：汉代天水人焦赣，字延寿，从孟喜那里传授《易》，他的事迹见《儒林传》，这就是他所著的书。费直在书前题写“六十四卦变”，又有虞氏、俞氏、王氏的序。书中每一卦变为六十四卦，共四千九十六首，都是押韵的文辞。它与《左氏传》所载“凤凰于飞，和鸣锵锵”，以及《汉书》所载“大横庚庚，予为天王”等语，极为相似。难道古代的卜者各自都有这类书吗？我考查：焦赣是梁地人，任外黄令时，因占筮捕盗而获得治理的声誉，任期考核期满后，父老请求他留下，最终在县令任上去世。京房字君明，是东郡顿丘人，从焦赣学习《易》。焦赣曾说：“得到我的道而使自己丧身的，就是京生。”他的学说擅长讲灾异变化，把六十四卦分配到各日轮流当值，以风雨寒温作为占候，各自都有占验；京房运用得尤其精妙。费氏《易》。费直字长翁，东莱人，任郎官，官至单父令。▯　元亨利贞。▯　见群龙无首。双湖先生说：考查吴斗南本所载，这是费直的《易》。难道古《易》上下二篇只有这样吗？朱子答吴氏书说：“古《易》既然画出完整的卦，系上彖辞；又再次画出本卦，分为六爻而系上爻辞，似乎有重复之处。而且覆卦的方法，不知道根据什么考定。这样看来，朱子已经见过这部书，不能不对此产生疑问。” 《传》：大哉乾元，……万国咸宁。【乾下乾上】天的运行刚健不息，君子因此自我奋发，永不停止。乾初九：潜龙勿用；阳气处在下位。……用九：天的德性不可居于首位。我考查：吴氏说：这里省去了《彖传》《象传》《系辞传》等篇目的名称，只在《彖传》开头总括加上一个“传”字。王弼、王肃的《易》都保存“传”字，大概就是源于此。晁公武说：自商瞿从孔子受《易》以后，六传到田何而兴盛，传给施雠、孟喜、梁丘贺；后来焦赣、费直开始显达并传授，这些传承都没有…… 由此明确分为三家。汉末，田氏、焦氏的学说衰微，只有费氏保存下来。费氏之学没有章句，只用《彖》《象》《文言》等十篇解释上下经。凡是把《彖》《象》《文言》等篇参入卦中的，都是以费氏为祖。东汉的荀氏、刘氏、马氏、郑氏都传承这一学说。王弼最后出现，有时采用郑氏的说法，所以王弼也以费氏为根本。欧阳永叔看见这种本子，于是说孔子的古经已经亡佚。我考查，刘向曾用中古文《易经》校对施、孟、梁丘三家的经文，有的脱去“无咎悔亡”，只有费氏经与古文相同。既然如此，古经哪里曾经亡佚呢？冯椅说：费直传下来的本子，只是用《彖》《象》《系辞》十篇的言论解释上下经。《崇文总目》说：“把《彖》《象》《文言》杂入卦中，从费直开始。”大概误把那些言论都称作《文言》；况且郑康成的《易》还把《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为一篇，所以也不能说始于费直。只是《彖》《象》《系辞》的名称一旦消失，古经由此受到混乱，确实是从这里开始的。郑氏《易》。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起初从第五元先学习，通晓京氏《易》，后来又师从马融。▯【乾下乾上】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用九，见群龙无首，吉。《彖传》说：大哉乾元，……万国咸宁。《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潜龙勿用，是因为阳气在下。……用九，是因为天德不可居于首位。我考查：吴氏说：康成删去了六爻的卦画，也删去了用九、用六覆卦的卦画，把上下卦体移到卦画下面，又把初九至用九的爻位文字移到爻辞上面，并把《彖传》《象传》合入经文，在《彖传》前加“彖曰”二字，在《象传》前加“象曰”二字。隋代《经籍志》记为九卷，唐代《经籍志》记为十卷。冯椅说：不知道为什么增加了一卷；《崇文总目》只记一卷，只有《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为一篇，其余都已散佚。其旨趣深远，本来离圣人还不远。中兴时已经亡佚。〔原文数字、纪年保留：四篇〕 王氏《易》。王弼，字辅嗣，山阳人，任魏国尚书郎，于正始十年秋去世，享年二十四岁。

译《周易》上经，乾传第一。▯【坤下坤上】坤，元亨，……安贞吉。《彖传》说：至大啊，坤元，……应合大地而无边无际。《象传》说：大地的形势柔顺，君子因此以厚重的德性承载万物。初六，履霜，坚冰至。《象传》说：脚踏上霜，坚冰……最终形成坚冰。……用六，利永贞。《象传》说：用六而长久守正，是因为以广大之道终结。文言说：坤虽然极为柔顺，但发动时却刚健，……天色玄黑而地色黄色。我考查：吴氏说：王弼注《易》采用康成的本子，认为孔子赞述爻辞，原本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应当附在经文附近，于是分别附在各爻之后，每爻加“象曰”以区别，称为《小象》。又把《文言》附在乾、坤二卦后，在开头加“文言曰”三字。至于《系辞》《说卦》《序卦》《杂卦》等篇，仍保留原样，另自成卷。分为上经乾传第一、泰传第二、噬嗑传第三；下经咸传第四、夬传第五、丰传第六，但没有标出“卷”字。王弼的门人韩康伯为《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作注，共三卷，又收录王弼《略例》一卷，总称《周易略例》卷第十，如今称为古注。唐代孔颖达的注疏就是以此为本。只有乾、坤二卦保存郑氏旧本，所以吴氏不再重复载录，只举坤卦作为例子。朱子答吴氏书说：吕伯恭过去曾依据晁氏本重新订定古《易》十二篇，考订颇为详细。然而根据淳于俊的说法，便把现今王弼《易》当作郑康成《易》，我曾怀疑这样不妥。如今得到你所展示的、分别郑本和王本的材料，终于有了归着，很好；但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证据。税氏说：《易经》出自羲、文、周、孔之手，可以说是最古老的；但篇章次第最不清楚，大概是汉、魏以来诸儒的过错，而王弼、韩康伯尤其明显。魏志说郑康成开始把《彖》《象》合入经文，起初还像如今乾卦那样附在后面；到王弼时，则从坤卦以下把各爻连缀起来，标题又从“上经乾传”到“下经丰传”列为六卷，已经不知道这在义理上根据什么。后来韩康伯又把上、下《系辞》列为第七、第八卷，把《说卦》《序卦》《杂卦》合为第九卷，把《略例》作为第十卷，使伏羲、文王、周公上下二篇的经文不能成为二篇，孔子的十翼也不能成为十翼。汉、魏以来直到现在将近千年，列入学官，专门设置博士，却没有一个人能够辨明其中的错误。李氏《易》。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唐艺文志》作十七卷，都是为了避唐代讳字。又把《序卦》分别置于各卦开头。所汇集的有子夏、孟喜、京房、马融、孙奭、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于宝、王肃、王弼、姚信、王廙、张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玄、韩康伯、刘瓛、何妥、崔璟、沈麟士、卢氏、崔觐、孔颖达等三十多家。书中多次引用九家《易》《干凿度》《义》；所谓蜀才，颜之推说就是范长生。书序说：“自卜商以后，传注有百家，只有王氏、郑氏相承，较为流行于世。郑氏多参验天象，王氏则完全解释人事。《易》难道可以偏滞在天道或人事的一边吗？但天象难以防范，人事容易学习。像《折杨》《皇华》这样的雅乐，学徒大多随从王氏。”如今汇集诸家之说，刊正辅嗣的遗漏，补充康成散失的逸象，以留赠给同好。晁公武说：“李氏大概是宗奉郑氏之学的。”《隋书·经籍志》所记录的《易》类有六十九部，我如今拥有的只有五部而已。关朗《易》没有载入目录，《干凿度》本来就是纬书，《焦赣易林》属于卜筮之书，《子夏书》又是伪作；这样看来，《隋志》所录的书，除了王弼书以外，我都没有见到。唯独鼎祚所汇集的各家学说，有时还能看见它们的大意。《唐录》称鼎祚之书为十七卷，如今只保存十卷，大概也散失了其中七卷，可惜啊！李氏《易》。李翱，字习之，是韩文公的门人，官至礼部郎中。《易诠》七卷。先讲八卦，次列六十四卦，并附《杂卦》。陆氏《易》。陆希声，苏州吴县人，大顺年间弃官居住阳羡，自号君阳遁叟。《易传》十卷。自序说：我在干符初年任右拾遗时，一天晚上独居，梦见自己在大河以北的旷野中；方圆数百里，有三个人仰卧，头朝东方，身长各有数十丈。有人告诉我：“上面的是伏羲，中间的是文王，下面的是孔子。”三位圣人都不说话，我心中十分惊愕，醒来后仍震惊恐惧，俯身思考这件事。黄河与天相通，《河图》从这里出现；三位圣人横向排列，是乾卦的象。天道不言，以象来显示于人；难道上天将要把《易》道传授给我吗？从此考核、参究我自幼以来所收集的各家注说，用自己领会的义理贯通它们，写成《易传》十篇。传释上经为第一篇，下经为第二篇，用来列举《彖》《象》的微言，探测卦爻的奥义。第三篇演述《文言》的纯粹义理，以显明圣人的深意。第四篇伸发《系辞》的微妙意义，以彰显《易》道的神妙。第五篇推原作《易》的开始，叙述卦的排列次序。第六篇解释《说卦》的意义，辨析卦的反对如何相互资助。第七篇穷究画卦取象的由来，说明产生蓍草奇偶之数的极致。第八篇说明权舆、律吕的根本，探究制作礼乐的源头。第九篇贯通天下的道理。第十篇成就天下的事务。另撰《作易图》一卷、《指说》一卷、《释变》一卷、《微防》一卷。又因为《易经》的文字古今多有谬误，于是再撰写《证》一卷，等等。胡氏《易》。胡旦，字周父，滨州人，仕于宋，官至知制诰。《周易演圣通论》：经二篇，传十篇。《彖》第一，《大象》第二，《小象》第三，《乾文言》第四，《坤文言》第五，《上系》第六，《下系》第七，《说卦》第八。《序卦》第九，《杂卦》第十。我考查：胡旦《周易演圣通论》多引用注疏以及王昭素的论说来进行商榷。胡氏《易》。胡瑗，字翼之，号安定先生，泰州人，通晓经术、乐律；教育人有方法，在湖州跟从他学习的常有数百人，成材而成为朝廷器用、供朝廷任使的人数不胜数，官至国子监直讲。《易传》十卷：经二篇，传十篇。《上彖》第一，《下彖》第二，《大象》第三，《小象》第四。《文言》第五，《上系》第六，《下系》第七，《说卦》第八。《序卦》第九，《杂卦》第十。我考查：胡瑗著《周易口义》十卷，《系辞》《说卦》二卷，是他的弟子记录下来的，大体上宗法王弼。朱子《语录》有一次问“天行健”，回答说：是的，胡安定解释得好，见乾卦《大象》。朱子又曾称赞安定的《易》具有“分晓、正当”四个字。晁公武说：这部解释十分详尽；有人说是门人倪天隐编纂的，不是胡瑗亲自著作的，而且没有《系辞》。吕氏《易》。吕大防，字微仲，因属于元祐党而被贬到循州。

译《周易古经》。上经第一，下经第二；《上彖》第三。《下彖》第四，《上象》第五，《下象》第六。《系辞上》第七，《系辞下》第八，《文言》第九。《说卦》第十，《序卦》第十一，《杂卦》第十二。【右边这部《周易古经》，原来《彖》《象》是用来解释经文的，开始时各自单独成书。王弼专门研究《彖》《象》，把它们作为注解，于是分缀在卦爻辞下面，学者从此看不到完整的经文，文辞次序贯通的意义也因此残缺不相连。于是我依据古文加以考订校正：经文共两篇，《彖》《象》《系辞》各两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各一篇，共十二篇。元丰壬戌十月既望，汲郡吕大防作序。双湖先生说：“考察尤侍郎袤延之给吴氏仁杰的信说：‘近来得到吕东莱所定的古《易》一编，朱元晦为它作了跋，已经刻版流行。它和您所刊刻的吕汲公古经没有丝毫差异，而东莱却没有提到微仲曾经编定，难道只是偶然相同吗？’我认为朱、吕两位先生都只是偶然没有看到它，东莱绝不是抄袭。看文公给吴氏的信，后来他一定是在吴氏的本子上看到的。但东莱本的跋在前，当时一定还没有看到它。现在看它编排经传的先后，本末都和东莱定本相同，只是东莱只分上经、下经，没有‘第一’‘第二’字。又东莱称《彖上传》第一至《杂卦传》第十，略有不同罢了。”】邵子的《易》【邵雍，字尧夫，居住在洛阳，谥号康节先生；咸淳三年封为新安伯，诏令与司马光一起从祀孔子】古《周易》八卷【与晁说之所说相同，见后文】《皇极经世书》十二卷【始于尧即位第二十二年甲辰，终于周显德六年己未】；又有《叙篇》《系述》二卷、《观物外篇》六卷【门人张防记录先生的话】、《观物外篇解》二卷【邵伯温撰】、《辨惑》一卷【邵伯温撰。晁氏公武说：先生隐居而博学，尤其精通《易》，世人说他能够穷究作《易》的本源，预知未来事物。他开始学习时，睡觉不用枕头，竟达三十年】程子的《易》【程颐，字正叔，号伊川先生，河南人，官至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死后谥号正公】《周易》上经三卷、下经三卷【晁氏公武说：汉上说伊川之学出于周子，周子从穆修那里得到此学，穆修又本于希夷，因此与邵子的学问本来相同。但考察伊川的解释，并不涉及象数，很像胡安定。景迂说：胡武平、周茂叔一同拜润州鹤林寺僧人寿涯为师，后来武平把他的学问传给家人，茂叔则传授给二程。这和汉上的说法不同。考察《程传》正文只依据王弼本，也只有六十四卦和《系辞》《序卦》等传；凡涉及爻卦的内容，都摘入《传》中，所以没有《系辞》以后各篇。直到东莱吕氏，才汇集周子、二程子、张子诸家关于经的说解、语录以及程子门人共十四家的说法，编为经义，以此补足】晁氏的《易》【晁说之，字以道，号景迂，济北人。苏轼以著述科推荐他，官至徽猷阁待制兼侍读】古《周易》八卷【另有《太极传》一卷、《因说》一卷、《太极外传》一卷、《玄星纪谱》一卷，这一学说本于康节】；《卦爻》第一【不分上下经，混合列为第一】；《彖》第二【不分上下《彖》，混合列为第二】；《象》第三【不分大小、上下《象》，混合列为第三】；《文言》第四。《系辞》第五【不分上下《系辞》，混合列为第五】；《说卦》第六。

译《序卦》第七，《杂卦》第八。【《周易》的《卦爻》为第一，《彖》为第二，《象》为第三，《文言》为第四，《系辞》为第五，《说卦》为第六，《序卦》为第七，《杂卦》为第八，谨依次编排如下。考察晋太康初年，在汲县旧墓中发现古代竹简，用科斗文字书写，散乱得无法训读，只有《周易》最为清楚，上下篇和今本完全相同，另有《阴阳说》，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杜预怀疑，当时孔子在鲁国编成此书，还没有传播到远方诸国；而汉代《艺文志》所载《易经》十二篇，有施、孟、梁丘三家。颜师古说：‘上下经和十翼，所以是十二篇。’这样看来，《彖》《象》《文言》《系辞》是否从汉代开始附在《卦爻》之后流传？前代儒者说，费直专门用《彖》《象》《文言》参照解释《易》爻，把《彖》《象》《文言》混入卦中，是从费氏开始的。起初费氏没有列入学官，只在民间流行。到汉末，陈元方、郑康成等人都学习费氏古十二篇的《易》，于是古本便亡失了。孔颖达又说，辅嗣的意思是，《象》本来就是解释经文的，应当彼此靠近；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下，于是费氏最初改变了古制，当时或许还像今天在乾卦《彖》《象》之后系在卦末那样。古经开始由费氏改变，最终被王弼大大扰乱，可惜啊！】为什么后来的儒生还要责怪前人却又仿效他们呢？杜预把《左氏传》分列在经文中，宋衷、范望等人把《太玄》的《赞》和《测》散列在八十一首之下，这就是明显的例子。考察它最初的编排，正如古文《尚书》：司马迁、班固给传作序，扬雄的《法言》在篇首作序，都是如此。现在民间流行的《法言》把序篇列在各篇之前，与学官本不同，这一点大概可以看出。唐代李鼎祚又把《序卦》置于卦首，这又是仿效小王王弼的过错。现在把它们全部恢复原来的样子，希望学者不要拘执《彖》而迁就卦，也不要拘执《象》而迁就爻。过去韩宣子到鲁国，看到了《易》的《象》；可见古人把《彖》《爻》统称为‘象’，所以说‘《易》就是象’，其中的意义很深。哪里像后世的人，卦一定要靠《象》来说明，《象》一定要靠文辞来显明，纷纷扰扰，分歧很多呢？唉！学者竟然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刘牧说：‘小《象》唯独不系在乾卦爻辞上，是为了尊重君位。’石守道也说：‘孔子把《彖》《象》作在六爻之前，把小《象》逐条附在各爻之下，只有乾卦全部归在后面，这是谦让。’唉！对其他人还怎么责备呢？至于文字的传写，开始有齐、楚不同的读音，后来又经历科斗、籀、篆、隶书四种变化，因此讹误很多。刘向曾经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孟、梁丘三家的经书，后来蜀人李譔也曾撰写古文《易》，这样看来，今天流传的本子都不是古文。哪里能够看见刘向、李譔的书呢？古代竹简笨重，既然经文分为两篇，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把两篇编成一帙呢？谨慎地抄录并收藏它，等待博古的君子。建中靖国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说之题记。晁氏公武说：我的伯父詹事公晁詹依据各家《易》书以及许慎《说文》等九十五种书，校正了其中的文字，等等。考察晁公武又说：依照田何本，把《易经》上下经和十翼分为十二篇，这与本序不同，所以略去不载。程氏的《易》【程迥，字可久，号沙随，睢阳人。隆兴元年登第，曾任德兴县丞，把女儿嫁给董煟；死后葬在女儿家。外曾孙寿民谋划为他立碑表彰，最初在县学中建祠，朱文公为祠堂题写‘沙随先生之祠’六字。朱公曾称他为和乐平易、博学高雅的君子，每次都称他为程可久。除所著《易书》外，还有《春秋显微例目》《论帝在房州书法》，其见解大大超过前人】《古易考》一卷【另有《古易章句》十卷、《古易占法并图》一卷、《外编》一卷、《易说》一卷、《语录》一卷】；经传十二篇【《宋艺文志序》说：孝宗时程迥所作《易考》十二篇，另编章句，不与经文混杂。程迥作《古易考》说：上篇、下篇、《彖上》《彖下》《象上》《象下》《文言》《系辞上》《系辞下》《说卦》《序卦》《杂卦》，共十二篇，与康节《百源易》的次序相同，见《古易章句外篇》。双湖先生说：考察邵雍《闻见后录》说，古《易》依次为《卦爻》第一、《彖》第二、《象》第三、《文言》第四、《系辞》第五、《说卦》第六、《序卦》第七、《杂卦》第八，其次序并不混杂。我家收藏着祖父亲手抄写的《百源易》，确实是古《易》。《百源》在苏门山下，是康节读《易》的地方，旧秘阁也有一本。沙随大概以此为依据，篇次和二吕氏相同，只是把《文言》放在《系辞》之前，这一点不同。至于邵氏八篇，和晁以道的本子没有差异。考察沙随在隆兴二年甲申完成《易传》，占筮遇到巽之恒】吕氏的《易》【吕祖谦，字伯恭，号东莱，居住在婺州，死后谥号成公；景定二年，诏令与张栻一起从祀孔子】《古易》十二篇一卷【另有《音训》二卷、《系辞精义》二卷】《周易》上经第一，《周易》下经第二。《周易·彖上传》第一，《周易·彖下传》第二。《周易·象上传》第三，《周易·象下传》第四。《周易·系辞上传》第五，《周易·系辞下传》第六。《周易·文言传》第七，《周易·说卦传》第八。《周易·序卦传》第九，《周易·杂卦传》第十。【汉朝兴起时，讲说《易》的有六家，只有费氏传授古文《易》，却没有列入学官。刘向用中古文《易经》校勘施、孟、梁丘三家的经书，有的本子脱去‘无咎’‘悔亡’等文辞。只有费氏经书和古文相同，那么它就是真正的孔氏遗书了。东汉马融、郑玄都学习费氏之学，他的书才开始盛行。如今学官所立的王弼《易》，虽然崇尚庄子、老子，但其书本来就是郑氏的书。费氏《易》在汉代各家中最接近古本，却最受排斥，千年以后仍巍然独存，难道不是天意吗？自郑康成、王辅嗣把《彖》《象》《文言》合入经文，学者于是看不到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编《古周易》，想恢复它的旧貌，但他在刊补、离合之间的处理，读者有人认为不妥。祖谦谨依据晁氏之书，参考传记，重新定为十二篇，篇目、卷次编为一卷，以古本为准，具体说法见《音训》。淳熙八年五月望日，东莱吕祖谦谨慎记。双湖先生说：伯恭和微仲的篇次相同，只是微仲从一到十二的次序略有不同。又考察吴氏所记载的费氏《易》，已经不能不有小的变动；而东莱说费氏经书是真正的孔氏遗书，难道吴氏考察得还不确切吗？】

译朱子辨析晁氏、吕氏的得失说：我考察，晁氏这个说法和吕氏《音训》大体相同而略有差异，两者各有所得，也各有失。前代儒者虽然说费氏用《彖》《象》《文言》参照解释《易》爻，却起初没有说他把传分列出来附在经文上。至于说郑康成开始把《彖》《象》合入经文，魏志的记载很明确，《诗疏》也说：汉初作传、作训的人，都是与经文分开流传；三传的文字不和经文相连，所以石经所刻《公羊传》都没有经文，《艺文志》所载《毛诗故训传》也与经文分开。到马融作《周礼》注，才说：为了免得学者读两遍，所以把原文全部载入，并就经文作注。马融、郑玄相距不远，大概是仿照这个意思而作的。因此吕氏在这个问题上说得对，而晁氏不能没有错误。至于晁氏说费氏最初扰乱古制，当时还像今天乾卦的《彖》《象》并列在卦末，最终由王弼大大扰乱，这个说法源于孔疏，而吕氏没有采用。孔疏说：孔子所作的《象》辞，本来在六爻经辞之后，是为了自处卑下退让，不敢扰乱先圣正经的文辞。到了辅嗣，认为《象》是解释经文的，应该彼此靠近，这样意义容易明白，所以把各爻的《象》辞分别附在相应的爻辞下面。晁氏认为孔子所作的文字原本在经辞之后，并且是孔子自己定下的，虽然不免有错误；但他说王辅嗣把各爻的《象》分附在相应的爻下，这一点是对的。所以晁氏舍弃其中一半而采用另一半。实际上，现在重新定为十二篇的编排，才是古经的旧貌。王弼注本的乾卦，大概保留了郑氏所附的体例；坤卦以下六十三卦，则是王弼自己分列的。吕氏在跋语中虽说康成、辅嗣把传合入经文，但在《音训》中却只把这一做法归于郑氏，没有提到王弼，不知道他是怎样区别这两家的。对于王弼本经传次序两种体例的不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说。难道不是有所缺漏吗？】朱子的《易》【朱熹，字仲晦，号晦庵先生，居住在建安，官至秘阁修撰，死后赠太师、徽国公，谥号文】《周易本义》上下经二篇、十翼十篇【前面叙述九图，后面附五赞、筮仪。双湖先生说：朱子关于《易》，有《周易本义》，恢复古《易》十二篇的旧貌，阐明象占之学；有《易学启蒙》四篇，阐明图书、卦画、蓍策、变占的要旨；又有《蓍卦考误》《论濂洛诸儒易学》《辨苏氏易》《论魏伯阳参同契》，还为麻衣、子华子、关子明等各家伪易学作注并加以辨正。先生曾说：程先生《易传》的义理精深，字数充足，没有丝毫欠缺，只是和《易本义》不相合。《易》本来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出其中一种道理，所以先生解释《易》，以卜筮为主，从象数上义理自然显现出来。至于立卦、生爻的原因以及先后的区别，完全依据康节邵子，使人能够窥见四圣人心传的奥秘，这个功劳很大。考察朱子《本义》在淳熙四年丁酉完成，凡是经传分列，都遵从东莱吕氏的定本，不只是取其章句接近古本，就连正文也多采用古《易》。《系辞》等篇的分章，也不完全遵从吕氏，详见《本义》】林氏的《易》【林栗，字黄中，直宝文阁，权发遣潭州】《周易经传集解》三十二卷；《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及正文合为一卷；《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大衍总会图》《六十四卦立成图》《大衍揲蓍解》合为一卷【淳熙十二年乙巳上表进呈，交付秘书省。他解释每一卦都一定兼用互体、约象、覆卦，未免过于拘泥。当时杨敬仲有《易论》，林黄中有《易解》。有人说林黄中的文章可以毁弃。朱子说：倒是杨敬仲的文章可以毁弃。双湖先生说：林氏在说明卦象和文义方面，有许多地方值得采纳；只是对于象数的本源以及画《易》的大纲领，自己终究不能明白】李氏的《易》【李过，字季辨，号西溪，兴化人】《易说》十二卷【庆元戊子年自序说：大约二十年前，曾把乾卦彖辞下面的解释编入《彖传》，把《彖传》下面的解释编入《文言》；解释《彖》的地方接着编入大《象》，又把各爻爻辞分别附入小《象》，再把《文言》附在小《象》之下。现在姑且把初九一爻载录如下：‘初九：潜龙勿用。《象》说：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文言》说：潜龙勿用，是在下位。潜龙勿用，是说阳气潜藏。初九说：潜龙勿用，是什么意思？孔子说：这是具有龙德而隐居的人，到这里就是君子不可有所作为。’坤卦《文言》也是如此。双湖先生说：王弼本在乾卦中保留了郑氏最初扰乱古《易》的体例，到这里又把原有次序搅乱得一点不剩。】蔡氏的《易》【蔡渊，字伯静，号节斋，建安人，是西山文节公蔡沉的长子；弟弟蔡沉，字仲默，号九峰，著有《书集传》】《周易经传训解》【考察此书，经文分为两篇，把孔子的大《象》置于卦辞之下，又把《彖传》置于大《象》之后；小《象》分别置于各爻辞之后，全部低一字书写，以区别卦辞、爻辞。《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也都低一字书写。书中另有《卦爻辞发论》，论述六十四卦的大义；《易象意言》，杂论卦爻；《十翼象数余论》，杂论《易》的大义。开禧乙丑阳月望日自序】冯氏的《易》【冯椅，字奇之，号厚斋，南康人】《易辑》五十卷【考察《宋艺文志序》说：宁宗嘉定十年，冯椅编成此书。除《辑传》中的注外，《传》仍认为程迥、朱熹没有完全校正孔传的名义，于是把《彖》中的‘曰象曰’改为‘赞曰’，把系在卦下的文辞称为《彖》，把系在爻下的文辞称为《象》。王弼《彖》中‘曰象曰’是孔子解释《彖》《象》的文字，和商飞卿的说法相同；又把《系辞》上下解作《说卦》上、中篇，因为《隋经籍志》有《说卦》三篇。又考察朱子说：《彖传》解释彖辞，《象传》解释爻辞，《系辞传》则通解释卦爻辞，所以总称为《系辞传》，恐怕不能把《系辞传》改成《说卦》。因为《说卦》的体例，是分别说明八卦的方位及其象类，所以可以称为《说卦》。《系辞传》两篇多是解释卦爻的义例和辞意，恐怕不能称作《说卦》。这足以辨明冯氏的错误】方氏的《易》【方逢辰，号蛟峰，严陵人，宋代状元，官至中奉大夫、礼部尚书兼侍读】

译《易外传》五卷【考察此书，把上下经各分为第一、第二，共分四卷；把乾、坤卦的彖辞编入《彖传》，又编入《文言》；在解释彖辞的传文之后接大《象》传，把爻辞编入小《象》传，又把《文言》附在小《象》之下，所有传文都低一字书写，其余六十二卦也照此办理。此外有《周易辨讹》，辨析各本的不同；《易数图》《易象图》各附论说，合为一卷。其序略说：‘大防用文王、周公的辞来验证伏羲的卦画，用孔子的传来探求文王、周公的心意，这不是我的个人说法。有人说：你把乾卦的《彖》《象》传分别附在经文下面，难道不是僭越吗？我说：古《易》的经、传各自成书，到汉代把上下经及十翼编为十二篇时，就已经把经传合在一起了。后汉郑氏担心学者不能贯通，于是把《彖》《象》传附在各卦经文之后。魏代王氏又把《彖》《象》传分别附在经文下面，只有乾卦仍是郑氏旧例。乾卦所表现的是圣人的事业，包含整体和作用，规模宏大；如果不在切近自身、切实下功夫上用力，就实在不容易窥见羲、文、周、孔的心意。我在暗室和屋漏之处，也把它作为自己增进德行的工夫，正是想用文王、周公的辞来探求伏羲的卦画，用孔子的传来探求文王、周公的心意，因此不得不把传文分别附在经文下面，以便省察自己，求得切身实践的益处，并不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至元壬午五月，后学方逢辰作序。程子的《说易纲领》。圣人的道理，就像河图、洛书，开始时只是卦画，卦画上面自然显出义理。后人既增重卦，又系上辞，去求它的道理，未必能够得到【《入关录》】。《易》中只是说反复、往来、上下【刘绚记录】。制作《易》，从天地、幽明直到昆虫草木等细微事物，没有不相合的。【胡氏本《拾遗》】把它命名为《易》，便有其中的道理【一本没有这七个字，只说‘道理都是自然的’】。如果预先安排确定下来，那还有什么道理可说？天地阴阳的变化，就像两扇磨盘，升降盈虚、刚柔变化从来没有停止。阳气常常充盈，阴气常常亏缺，所以不能齐平。譬如磨盘已经转动，齿轮就不会整齐。既然不整齐，便产生万般变化。因此，万物不齐，是万物的本性。庄子却强要说齐物，但万物终究不能齐。尧夫有句话说：‘执着于空寂终究还是有所执着，想把万物齐一到最后仍然会争论。’【《吕与叔东见录》】伊川说，尧夫懂得《易》的数，就是懂得天；懂得《易》的理，也是懂得天。尧夫说：‘还必须懂得《易》的理，才是懂得天。’【《上蔡语录》】张闳中写信询问《易》的义理是否本来起于数。程子答说：‘说义理起于数，是不对的。有理然后有象，有象然后有数。《易》依据象来认识数，得到它的义理，象数也就在其中了。如果一定要穷究象的幽微隐秘，穷尽数的细微末节，那就是追逐流末，是术数家所崇尚的，不是儒者所应致力的。管辂、郭璞的学问就是这样。’又说：‘理没有形体，所以凭借象来彰明理。理显现在辞中，就可以由辞来观察象。因此说，得到它的义理，象数就在其中了。’【张绎记录】尹和靖拜见伊川，问道：‘《易》的乾、坤两卦，能够弄明白就可以了吗？’伊川说：‘圣人设置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后世尚且不能弄明白乾、坤两卦，哪里能够全部弄明白呢？’坐下以后，伊川又说：‘你认为这是哪一类人的事？’尹和靖回答：‘是圣人的事。’伊川说：‘如果是圣人的事，那么乾、坤两卦也不需要，何况六十四卦呢？’【吕坚中记录尹和靖的话】读《易》暂且要懂得时势。六爻之中，人人都能得到用处：圣人有圣人的用法，贤人有贤人的用法，普通人有普通人的用法，求学者有求学者的用法，君有君的用法，臣有臣的用法，没有什么地方不能通用【杨迪记录】。观察《易》必须先看时势，然后再看每一爻的才性。一爻之中，

译常常包含数层意义。圣人通常取其中较重要的来作辞，也有《易》中已经说得很多的，于是取它从未说过的意义；这也不一定是更重要的事情。有时只说它所处的时势，而没有涉及这一爻的才性，都要结合具体时势参考。必须先看卦，才能看懂所系的辞【《吕与叔东见录》】。大体说来，上一爻都是担任师保之职的人，足以担当这一爻所说的责任【杨迪记录】。大抵卦爻开始确立义理后，圣人又另起义理，彼此错综而表达。比如《春秋》在当时以前已经确立了书写体例，后来遇到完全不同的事情，就会写出另外的意义；如果仍按以前的体例去看，就大错了【周行己记录】。凡是读书，各有各的门径。《诗》《易》《春秋》不能逐句看，《尚书》《论语》可以逐句看【罗氏本《拾遗》】。《诗》《书》《易》像法律条文，《春秋》像判案；《诗》《书》《易》像药方，《春秋》像治病的方法【《春秋录拾遗》】。读《易》必须默默体会而心领神会；只在文字意义上穷究，只是白费力气【真氏《读书记》】。后来研究《易》，曾子、子夏也已经达到很高的境界了【《大全集拾遗》】。通过孟子可以观察《易》【陈氏本《拾遗》】。《易》的注说有一百多家，很难全部阅读。如果从来没有读过，又不懂文义，暂且应该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的义理，先弄懂文义并熟读，然后再用心研究【杨迪记录】。如今人们读《易》，都不知道《易》究竟是什么，只是在文字表面穿凿附会。如果背得不熟，往上添加一德，也感觉不出多；往下减去一德，也感觉不出少。譬如这样一张几案，几案啊，几案啊！如果少一条腿，不觉得少；多一条腿，也不知道多。若是真正认识它，自然不能任意增减【冯氏本《拾遗》】。前代儒者把六定为老阴、八定为少阴，本来就不对。介甫认为这是进用君子、退斥小人，那就是圣人后来强行安排的义理。现在只是确定阴阳的数，哪里就能马上说成义理呢？九、六只是取纯阴、纯阳，其中只有六是纯阴，这一点只从河图之数可以看出。超过六便有一阳产生，到八就不是纯阴了【杨迪记录】。自从孔子赞述《易》以后，再也没有人真正懂得读《易》了。前代儒者没有写在书中的，有了也无法知道；写在书中的，又都没有说尽。像王辅嗣、韩康伯，只用庄子、老子的学说解释《易》，这是什么道理？我在《易传》上下过很大工夫。若有学者来问，其中有许多可以商量的地方，只是我还不想公开说出来【冯氏本《拾遗》】。先生曾说，我的《易传》现在已经自己成书了，只是逐步修补，希望到七十岁完成。那时书就可以刊行。韩退之说：‘聪明不如从前，道德每天背离最初的心志。’但我后来修改《易传》的地方并不多，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所以姑且再给自己定十年工夫，看看究竟会怎样【周行己记录】。张闳中写信询问《易传》为什么还不传出。程子回答说：‘《易传》还没有传出，是因为我估量自己的精力还没有衰退，希望还能有所进步。但也不一定非要等到身后，等我觉得老迈昏耄时就会传出。书虽然没有刊行，学问却未尝没有传授，只是担心没有接受它的人罢了。’【张绎记录】《易传》成书已经很久，学者却没有机会得到传授。有人请教先生，程子说：‘我自己估量精力还没有衰退，还希望能再有一点进步。’后来他卧病，才开始把书传授给尹焞【张绎记录】。伊川从涪陵回来时，《易传》已经完成，但从未给人看过。门弟子请求进一步请教，偶尔问到《易》书，他才命小童取出书箱，亲自打开给门弟子看。没有问到的内容，门弟子不敢多看【吕坚中记录尹和靖的话】。门弟子请问《易传》的事情，即使只对一个字有疑问，伊川也一定反复说明。大概是因为他潜心研究已久，从来不轻易写下一个字【同上】。伊川把《易传》给门人看，说：‘我所说的也只达到七成，后人还必须自己体会研究。’【谢氏本《拾遗》】

译朱子的《说易纲领》。圣人最初作《易》，大概是仰观天文、俯察地理，看到充满天地之间的无非是一阴一阳的道理。有这样的理，便有这样的象；有这样的象，数也就自然存在于其中。不只是河图、洛书如此，大凡所谓数，不过是气的分界、限度和节度。得到阳便是奇数，得到阴便是偶数，一切事物都是如此，只是河图、洛书表现得特别巧妙而明显。于是圣人依据它来画卦，开始时只是画一条奇画来象征阳，画一条偶画来象征阴而已。但有了二，就有四；有了四，就有八；再加倍就有十六。因为从没有形迹之中，无穷的数已经具备，不需要人为安排，而其发展趋势不能停止。卦画既然建立，吉凶便包含在其中，因为阴阳在其中往来交错，时势又有消长不同，增长的就成为主，消退的就成为客；事情又有适当与不适当的不同，适当的就是善，不适当的就是恶。由主客、善恶的分别，吉凶便显现出来。所以说‘八卦定吉凶’。吉凶既然确定而不差错，用它来处理事情，大业便由此产生。这就是圣人创作《易》来教导民众占筮，以开启天下人的愚昧、安定天下人的志向、成就天下人的事业。大体说来，天下的道理不过是善恶而已，只是所处的位置不同，所处的时势不同，变化的关键也极其细微。只是天下人不能明白这些细微之处，所以圣人借助占筮的方法来启发人，使人在居处时观察卦象、玩味卦辞，行动时观察变化、玩味占辞，不至于迷失在是非得失的道路上。因此夏、商、周三代都使用这部书；它所说的内容虽然不同，文辞虽然不能全部看见，但都由太卜之官掌管，用来占筮。所谓繇辞，左氏所记载的内容尤其可以看出古人使用《易》的情形。凡是所谓象，都是借用众人共同了解的事物来形容事情的道理，使人知道应当取舍而已。所以从伏羲到文王、周公，虽然由简略变得详细，但占筮的用途却相同；也就是说，如何处理事情的道理，就在占筮本身之中。因此它的方法看似粗浅，却能随着人的贤愚不同而各得其用。自文王以来，虽然有固定的象、固定的辞，实际上都是假设的：某件事情本来就应当这样处理，并不拘着于某一具体事物，所以一卦一爻足以包摄无穷的事情，不能只指定为某一件事。它其中也有明确针对一件事说的地方，如‘利建侯’‘利用祭祀’这一类；除此以外，大多不是针对一件事。这就可以看出《易》的用途无所不包、无所不遍，只看人怎样使用它罢了。到了孔子，才开始纯粹从义理上来说。虽然未必是伏羲、文王的本意，但从事情上说明义理，也确实如此。只是不能把孔子的说法直接当作文王的说法【叶贺孙记录】。天地之间还有什么别的事物吗？不过是阴、阳两个字罢了。无论看什么事物，都离不开它们。只在自身上体察，刚一睁眼，所见不是阴就是阳；它们紧密充满在这里，容不得别的事物插入。不是仁就是义，不是刚就是柔。自己刚要向前，就是阳；刚一收退，就是阴。意念刚一发动，就是阳；刚一安静，就是阴。不必另外观察，只是一动一静，便是阴阳。伏羲正是因此画卦来显示给人看。如果只说一阴一阳，还不足以包摄众多道理，于是错综成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最初只是有这些卦爻，后来圣人又把许多辞系在下面。其他书是先有这件事，才说出其中的道理；《易》则是还没有这件事，先借用假设把道理都说在这里。又说：阴阳是气，气一出现便有理；有这样的气，便有这样的理。天下的一切事物，哪一样不是出于这个理？哪一样不是出于阴阳？《易》只是阴阳交错、综错、交换、代替和变化。庄子说：‘《易》用来说明阴阳，并不是没有见识。’像奇偶、刚柔，也不过是阴阳发生变化罢了。天地之间只是一个气。从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又把它分成两段，前一段是阳，后一段是阴；再分成四段，就是四时。气从下面向上运行，只有六层。阳气到达地面以上时，下面就冷了。这六个位置中，阳气不断增长，到了第六位达到极点，便没有地方可再上升；上面只是逐渐消退一些，下面又生出一些，那就是阴。又说：阳气只有六层，只管向上运行；上面运行到尽头以后，下面空缺的地方便是阴【廖渊记录】。阴阳只是一个气，阳气的退去就是阴气的产生，并不是阳气退去以后，另有一个阴气产生【陈淳记录】。阴阳的推移运行，本来只是一个相对待的关系，具体说只是两个方面。像日月、水火这一类，都是两个方面相互推移运行。比如一动一静，彼此互为根本；相对待的一面，就像分出阴阳，因而两仪成立【李方子记录】。所谓‘洁静精微’就是《易》，它本来不牵涉具体事情，只悬空说明一种道理，不像其他书都在具体事情上说明，所以后来道家取用它，和老子相类似；老子说话也不直接在具体事情上说。又说：‘洁静精微’，就是不沾染人为造作【黄显子记录，以上论太极、阴阳、卦画】。有人问：卦下的文辞称为彖辞，左传却称为繇辞，为什么？先生说：这就是彖辞，所以孔子说：‘聪明的人观察彖辞，思考就可以超过一半了。’像‘元亨利贞’，是文王系在卦下的辞，用来判断一卦的吉凶，这叫彖辞、彖断。陆氏《音》中所说的‘彖之经’，就是这个。‘大哉乾元’以下，是孔子解释经文的辞，也称为彖，所谓‘彖之传’就是它。爻下的辞，如‘潜龙勿用’，是周公系下的辞，用来判断一爻的吉凶。‘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所谓大《象》之传；‘潜龙勿用，阳在下也’，是所谓小《象》之传，都是孔子所作。‘天尊地卑’以下，是孔子所述《系辞》之传，通论一经的大体和凡例，没有经文可以附着，所以自行分为上《系》、下《系》。左氏分用‘繇’字，从‘系’字来，怀疑也是说系辞。所谓系辞，就是在卦下系上文辞【董铢记录】。

译《通书》说，圣人精微的道理，由卦画显示圣人蕴藏的意义；依据卦来发明其中的精微，这是圣人的本意。所谓‘蕴’，是从旁边带出的道理。例如《易》中说‘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这是圣人的本意。至于《文言》《系辞》等篇，都是孔子因卦而发明的说法，不能一概当作同样重要来理解【以上论四圣之易】。上古时代，民心昏昧，不知道吉凶在哪里，所以圣人作《易》，教人占筮，吉利就实行，凶险就躲避，这就是开启万物、成就事务的道理。因此《系辞》说：‘用来沟通天下人的志向，安定天下人的事业，判断天下人的疑惑’，正是说的这个。但最初只有占筮而没有文字，往往类似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课，只使用它的爻而不使用它的辞；由此可知，古人占筮并不必等到有文辞以后才知道吉凶。到了孔子，又担心人们不知道其中的所以然，所以又逐爻加以解释：说这一爻为什么吉，是因为处在中正之位；这一爻为什么凶，是因为不当位。把它明白说出，使人容易理解罢了。至于《文言》这一类，又是在上面进一步发明道理，并不是圣人的本意原来就是如此；这才可以学习《易》【潘时举记录】。圣人所作的一部《易》，全都是借用和假设的辞。因为天下的道理如果直接说出来，就只能用于一件事；只有用象来说，在占筮的时候，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可以相应【潘时举记录】。《易》只是设置卦象来说明吉凶罢了，没有别的说法。上古的《易》，主要是讲利用万物、厚养民生。《周易》开始有了端正德行的意思，如‘利贞’是教人以守持贞正为有利；‘贞吉’是教人守持贞正就会吉利。到了孔子，说出的道理就更多了。《易》是有道理的，也可以说是卦象的影子；《易》用于卜筮，作出许多道理，也都在其中【贺孙】。《易》本来是卜筮之书，后人却认为它只用于卜筮。到了王弼用老庄之学解释《易》，后人便只把它看作讲义理的书，而不再认为它用于卜筮。这也未必正确。我的私意是：当初伏羲画卦时，偶然认识到“一”是阳，“二”是阴，于是据此画卦；其中只是以阳为吉、阴为凶，并没有文字。我不敢断言，私下认为大概如此。后来文王见卦象难以理解，所以为它作卦辞；有时占得某爻而其意义仍不可晓，所以周公为它作爻辞；还是不能完全明白，于是孔子为它作《十翼》，都是用来解释当初的意思。如今人们不看卦爻辞，却只看《系辞》，这就像不看刑统本文，却只看刑统的序例一样，怎么能够明白？现在必须把《易》当作卜筮之书来读，才能有所收获；否则就无法读懂《易》。《易》本来就是为卜筮而作的，所以《周礼》明明说太卜掌管三《易》：连山、归藏和《周易》。古人对于掌管卜筮的官职，设置了好几个人。秦朝离古代还不远，所以《周易》也因属于卜筮之书而得以不被焚毁。如今人们一说《易》是卜筮之书，便认为这是辱没了《易》；看到孔子讲了许多道理，便认为《易》只是讲道理的书。却不知道《易》中所说的吉、凶、悔、吝都包含着义理，其中教导人的用意无不在内。如今之所以难以理解，大概是因为卜筮的方法已经失传了。《周礼》说太卜掌管三《易》的方法——连山、归藏、周易，这说明本来另有一套理解《周易》的方法。如今只剩上下经两篇，许多方法都看不见了，所以难以理解。现在的人却说圣人是在讲义理，只不过其中偶然有卜筮之说；难道他们所讲的义理，是后来从卜筮中推演出来的吗？《易》只是给人卜筮，用来解决疑惑。若按道理本来就应当做，当然直接去做；若按道理本来不应当做，自然不能做，又何必再占问呢？只是有一种事情，可能吉，也可能凶，或者道理分成两端，无法决定怎样处置，所以才使用占筮。如今的学者忌讳说《易》本来是为卜筮而作，非要说它是为义理而作。假如果真是为义理而作，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写成一篇文章，像《中庸》《大学》那样，讲明义理来使人明白？何必要画八卦呢？总的说来，《易》的卦爻，从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都有用处。阳爻大多吉，阴爻大多凶，还要看它所处的地位怎样。《易》中大体上是阳吉阴凶，但间或也有阳凶阴吉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有应当做的事，也有不应当做的事；如果应当做却不做，不应当做却去做，那么即使是阳也会凶。《易》中说的都是“贞吉”，从未有过“不贞吉”；说的都是“利贞”，从未说“利不贞”。例如占得乾卦，固然是大亨通，但下面又说“利贞”。这是因为守正才有利，不正就没有利。至理的根源、圣人的最高教诲，都寄寓在这里面了。大体说来，《易》是为君子而设的，不是供小人、盗贼偷取来使用的。横渠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这句话极好。《易》中“利”字多半是为占问者设置的。例如“利涉大川”，是说有利于乘船渡过大河；“利有攸往”，是说有利于出发前往。“利用祭祀”“利用享祀”，是占问祭祀为吉；“田获三狐”“田获三品”，是占问田猎为吉；“公用享于天子”，是占问朝觐为吉；“利建侯”，是占问立君为吉；“利用为依迁国”，是占问迁国为吉；“利用侵伐”，是占问侵伐为吉之类。这些都是回答吕伯恭关于《易》是为卜筮而作的问题。如今读《易》，应当分三个层次来看。伏羲时代的《易》，还没有许多卦辞、象辞和《文言》的说法；这时才能看见《易》的本来意思，它只是要用来卜筮。像伏羲画卦时，哪里会有许多文字语言呢？不过是某一卦有某一卦的象，如乾有乾的象、坤有坤的象而已。现在的人谈《易》，还没有明白乾坤的象，就先讲乾坤的义理，所以讲得都没有情理。到了文王、周公把它分为六十四卦，又加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这已经不是伏羲的意思，而是文王、周公自己讲出了一套道理。不过仍然是就占问者所处的情形来说：占得乾卦，就是大为亨通而有利于守正。到了孔子为《易》作《彖》《象》《文言》，又把“元亨利贞”解释为乾卦的四种德性，这也就不是文王时代的《易》了。伏羲是在还没有卦的时候把卦画出来的，文王则是依据已经形成的卦来说明它。所以学者暂且依照古《易》的次序，先读经文本文，这样就能看见它的本来面目了。

译我私下认为，读《易》的方法是：卦爻辞本来是为卜筮者判断吉凶而设，同时具备训诫的意义。到了《彖》《象》《文言》写成，才根据卦爻辞中吉凶训诫的意思，进一步推演说明义理。后人只看见孔子所说的义理，却不再推求文王、周公的本来意思，于是鄙视卜筮，认为卜筮不值得谈论；这样一来，他们所讲的《易》，便远离了日常实际。往往都牵强附会、曲折支离，只偏重一件事来讲，再也没有包罗贯通、委曲畅达、旁通各方的妙处。假如只是这样，那么圣人在当时完全可以另写一部书，明白地讲义理来教示后世，又何必假托象数和卦爻，写成这样艰深隐晦的文辞呢？所以，凡是读一卦一爻，都应当像占筮所得那样，虚心探求卦爻辞所指示的意义，用来判断吉凶和可不可行。然后再考察卦象为什么会这样，探求其中的义理为什么如此，并把它推用于具体事务。这样，上自王公，下至百姓，在修身治国方面，都有可以采用的地方。我私下认为，像这样求取，似乎才能得到三位圣人的遗意。孔子的《易》不是文王的《易》，文王的《易》不是伏羲的《易》。《伊川易传》又是程氏自己的《易》。所以学者暂且依照古《易》的次序，先读本来的爻辞，这样就能看见它的本来面目了。读《易》的方法，是先读经文正文；如果不明白，再拿《彖》《象》《系辞》来解释。又说：“《易》的爻辞就像签辞。” 有人问：“《易》应当怎样读？”回答说：“只要使自己的心虚静下来，去探求它的义理，不要拘执自己的成见。读其他书也是这样。” 看《易》，必须先看它在还没有画卦以前是什么样子，再从这里观察它的许多卦、爻、象、数；这些都不是杜撰出来的，而都是本来就应当如此。没有画卦以前，就是寂然不动、喜怒哀乐尚未发出的中和状态，只是至虚至静而已。忽然在这至虚至静之中出现了一个象，于是才说出许多象数以及吉凶的道理。所以《礼记》说：“洁净精微，是《易》的教导。”《易》这部书，是悬空构造出来的。比如《书》，确实有这些政事谋略，才写成《书》；《诗》，确实有这些人情风俗，才写成《诗》；但《易》并没有具体的往事，只是悬空设象而作成的。在爻画出现以前，就《易》而言是浑然一理，就人而言是澄澈的一心。既有爻画，才看得出这一爻如何、那一爻又如何。然而这些都是从至虚至静之中构成许多象数，这就是它所以灵验的原因。读《易》必须交错综合地看，天下的事情没有不出于其中的：善恶、是非、得失，乃至屈伸、消长、盛衰，无论看什么事，都可以从《易》中找到。伏羲以前，不知道人们怎样占验考察；到了伏羲，把阴阳两种画画成卦来给人看，使人据此占验吉凶祸福。一画为阳，二画为阴；一画为奇，二画为偶，于是成为八卦，又交错综合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为它作卦辞，用来解释其意义，无非是阴阳消长、盛衰屈伸的道理。圣人要求学者学习的，也就是这些。《易》最难读。它作为一部书，广大而无所不备，包容万理，无所不有。其实它是古代的卜筮书，不必只讲义理；象、数等方面都可以讲下去。《易》很难读，不像其他书那样容易说明。同一个事物，并不真的是通常所说的那个具体事物。比如说龙，并不是真有一条龙。若是其他书，所说的就是实在的：孝悌就是孝悌，仁就是仁。《易》中有许多地方是难以理解的。读《易》首先必须认识理、象、数、辞这四者，它们从来没有彼此分离。因为有这样的理，便有这样的象；有这样的象，便有这样的数；有这样的象数，便不能没有相应的辞。《易》的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自然形成的象，不是安排出来的。比如“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离开“潜”就是“见”；阳就是龙；从地下出来而处于地上，就是田。又如“鹿无虞，惟入于林中”：这一爻处在六二、六四之间，就是林中的象。鹿属阳性，指九五；“无虞”是说没有应爻。由此触类旁通，逐步推演，自然就能明白。先在乾、坤两卦上看出《易》的本来意思，后面各卦就都有理解的门路了。我所解释的一部《易》，只是把它作为卜筮之书来讲。如今人们把它讲得太精深了，反而再也无法深入浅出。像我的说法，虽然粗浅，却能够进入精微之处；精微的义理全都包含在其中。若懂得我的说法，就会知道伏羲、文王的《易》本来就是这样，原先并没有许多义理附在其中；这样才不会失去《易》的本来意思。如今还没有明白圣人作《易》的本意，便先要讲义理；即使讲得很好，也只是与《易》没有关系。圣人明明说：“从前圣人作《易》，设立卦象，系上卦辞来说明吉凶。”这已经说得多么清楚了。我之所以说《易》只是卜筮书，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我的《易》说写得简略，是因为当时只是略作记录，同时兼顾文字义理。伊川以及其他儒者都已经讲过了，我只是顺着语句脉络，略微把这个意思带出来。最近赵子钦来信说：“《语》《孟》的解说极为详尽，《易说》却太简略。这就像灯笼添上一根骨架，反而挡住了一道光；如果能把遮挡全去掉，使它整体都光明，那就更好了。大概这部书不能写得过于详细。” 先生对于《诗传》，自认为再没有遗憾，说：“后世如果有扬子云，一定会喜欢它。”但对于《易》的本义，心里并不十分满意。大概先生的意思只是想把《易》作为卜筮之书来使用，可是先儒讲义理讲得太多，终究没有完全翻出这个旧窠臼，所以不能不留下遗憾。读《易》，先看我的《本义》，读完后再看《程传》，互相参照考核。如果还没有读过其他人的《易》书，先看我的说法，也比较容易读懂，因为不会被他们的说法扰乱。余大雅问：“《易本义》为什么专门以卜筮为主？”回答说：“先要熟读经文正文，不要看注解。古《易》的《彖》《象》《文言》各自放在相应的地方，到了王弼才把它们合在一起；后世诸儒于是都不敢再移动。这个问题一时难以说清，先须熟读正文，时间久了自然会领悟。” 上经还可以明白，比较容易解释；下经有许多无法明白、难以解释的地方。不知道是我看到末尾时懈怠了，因而解释不了，还是它本来就难以解释？又说：《系辞》也是这样，只是上系好读，下系没有什么可以理会的。《经部，易类，周易会通》钦定《四库全书》。《周易会通》，元代董真卿编。

译《系辞传》说：黄河出现河图，洛水出现洛书，圣人取法于它们。附录朱子的解释：孔安国说，河图是伏羲氏统治天下时，龙马从黄河中出现，伏羲于是取法龙马背上的纹理来画八卦。洛书是大禹治水时，神龟背负着文字显现出来，排列成数，数达到九；大禹于是依照它分列九类。刘歆说，伏羲氏承继天命而称王，接受河图并据此画八卦；大禹治理洪水，上天赐给他洛书的方法，他据此陈列九畴。河图与洛书互相经纬，八卦与九章互为表里。关子明说，河图的排列是七在前、六在后，八在左、九在右；洛书的排列是九在前、一在后，三在左、七在右，四在左前，二在右前，八在左后，六在右后。邵子说，圆形代表星辰，历法纪数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吧？历法以二始相合来确定刚柔，以二中相合来确定律历，以二终相合来记载闰余，这就是所谓历纪。方形代表土地，划分州域、井田的制度大概就是由此开始的吧？九州各有九井，每井九百亩，这就是所谓划州井地。大概圆形是河图的数，方形略取洛书的文理，所以伏羲、文王依河图洛书创作《易》，大禹、箕子依洛书叙述而作《洪范》。蔡元定说：古今流传的记载，从孔安国、刘向父子到班固，都认为《河图》是伏羲得到的，《洛书》是大禹得到的。关子明、邵康节都认为十是《河图》的数，九是《洛书》的数。这是因为《大传》已经陈述天地共有五十五之数，《洪范》又明确说上天把《洪范》九畴赐给大禹；而九宫之数是“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正是龟背的形象。只有刘牧臆测以九为《河图》、十为《洛书》，托称这种说法出自希夷；这既与诸儒旧说不合，又引用《大传》认为二者都出于伏羲时代。他把《图》《书》颠倒安置，并没有明确证据，只说伏羲兼取《河图》《洛书》，这样《易》和《范》的数确实内外相应；但这种说法实在令人怀疑。其实，天地的道理只有一个。即使古今先后有所不同，道理也不可能有两个。所以伏羲只依据《河图》创作《易》，不必预先看见《洛书》，却已经暗中与它相合了；大禹只依据《洛书》制作《洪范》，也不必追究《河图》，却已经暗中与它相符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实在是因为除了这个道理以外，再没有别的道理。还不只是如此：律吕有五声、十二律，而它们相乘所得的数，最终归结为六十日。名称有十干、十二支，而它们相乘所得的数也归结为六十二；这些都产生在《易》之后，起数的方法又各不相同，然而它们同《易》中阴阳奇偶之数的多寡彼此配合，最后都成为六十，没有一样不像符契相合那样严密。再往下说到运气、参同、太一之类，虽然不足以作为论据，但也无不彼此贯通，这大概是自然的道理。假如当今又有《图》《书》出现，它们的数也一定相符，难道可以说伏羲取法于今天才创作《易》吗？《大传》所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也只是泛泛地说圣人创作《易》、制作《洪范》，其根本都出于上天的意思。正如说用卜筮，是看重它的占验吗？“没有比蓍龟更大的”这一类话，难道《易》这部书里真有龟卜的方法吗？也只是说它们的道理没有两样罢了。启蒙说：世间流传的说法是，一至九的数为《河图》，一至十的数为《洛书》。考察古代文献，恰好是把它们反过来安置的，我在《启蒙》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了。近来读《大戴礼》这部书，又得到一个十分明确的证据。该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这样的说法，郑氏注释说：“这是取法于龟文。”这样看来，汉人本来就把这九个数看作《洛书》了。写完《河图洛书》之后，先生对甘叔怀说：“你曾经看过《河图》《洛书》的数吗？没有事情的时候要多看看，这样也能使自己的心思流转活动起来。”辅广论《河图洛书》：我私下根据《大传》的文字详细考察，认为《河图》《洛书》大概都是圣人取来用以创制八卦的，九畴也一并由此产生。现在从它们的图象来看，其中空虚的，是用来表示《易》的；其中充实的，是用来表示《洪范》的。它为什么能够表示《易》，前一段已经说过了；至于为什么能够表示《洪范》，《河图》有九畴的图象，《洛书》有五行的数，这一点是无法抹杀的，恐怕不能因为它出自纬书就忽略不论。至于郭冲昫所说的《河图》既然没有四个隅角，那么同《洛书》相比，当然也可以看作圆形。注文中的三句话，本于《唐书·历志》关于一行的说法。“二始”，就是一、二。一是奇数，所以属于刚；二是偶数，所以属于柔。“二中”，就是五、六。五代表十日，六代表十二辰。“二终”，就是九和十。闰余的法则以十九岁为一章，所以才有这样的说法。不过，一章的数似乎也有迎合当时之意，这里姑且借用他的说法，来说明十数属于《河图》。回答廖德明说：“二始，是一为阳的开始，二为阴的开始。二中，是五、六。二终，是九、十。”这就是十干所由起始的数；六就是十二律所由产生的数。圆形代表星辰；说圆形是河图的数，是因为没有四个角，它的形状就是圆的。陈氏埴编注说：所谓经纬，并不是以上下为经、左右为纬。大体说，经是说它的正面，纬是说它的变化；两图互相成为正面和变化。以河图为主来说，河图是正，洛书是变；以洛书为主来说，洛书是正，河图又是变。总之，天地之间不过是一阴一阳，使五行各具阴阳两面，而太极常居其中。两图虽然纵横变化，但只是相互参照、显现，所以称为互相经纬。表里之说也是如此：河图不但可以用来画卦，也可以用来说明九畴；洛书不但可以用来说明九畴，也可以用来画卦。只是当时圣人各自依据一件事来垂示后世：伏羲只依据河图画卦，大禹只依据洛书说明九畴。总之，伏羲画卦，表面上成为八卦，内里本来也可以成为九畴；大禹叙述九畴，表面上成为九畴，内里本来也可以成为八卦。

译这就是所谓互相为表里。唐代《律历志》载一行《历本议》说：“天数从一开始，地数从二开始，合二始来确定刚柔。天数居中于五，地数居中于六，合二中来确定律历。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来记载闰余。天有五声，用来主管日；地有六律，用来主管辰。”又说：“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有五，地数有五，五个位次彼此相得，各自都有相合。天数二十五，地数三十，天地之数总共五十五。这就是形成变化、运行鬼神的原因。”这就是河图的数。洛书大概取法于龟的形象，所以它的数是九在上、一在下，三在左、七在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蔡元定说：图书的形象，从汉代孔安国、刘歆，到魏代关朗子明，以及宋代邵康节先生邵雍尧夫，都说是这样。到了刘牧才把两者的名称互换，诸家又沿袭了他，所以现在恢复旧称，全部依从古说。朱子说：这一节是孔子用来阐明河图之数的。天地之间不过是一气而已；分为两部分，就是阴阳，而五行以及万物的生成变化和终始，无不由此统摄。所以河图的方位是：一与六同宗，居于北方；二与七为朋，居于南方；三与八同道，居于东方；四与九为友，居于西方；五与十相守，居于中央。它所以成为数，不过是一阴一阳、一奇一偶，使五行各有阴阳两面而已。所谓天，是阳气轻清而居于上；所谓地，是阴气重浊而居于下。阳数为奇，所以一、三、五、七、九都属于天，这就是所谓天数五；阴数为偶，所以二、四、六、八、十都属于地，这就是所谓地数五。天数、地数各按同类相互求合，这就是所谓五位相得。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七成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八成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九成金；天以五生土，地以十成土。这又是所谓各自有合。五个奇数相加为二十五，五个偶数相加为三十，二者合计为五十五。这是河图的总数，也是孔子的意思和诸儒的说法。至于洛书，虽然孔子没有明说，但它的象和说法在前文已经具备；若能贯通理解，刘歆所说的经纬、表里也就可以看见了。有人问：河图、洛书的方位和数，它们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以五个生数统领五个成数，使它们同处于各自的方位，是要显示完整的数，说明常数的本体。洛书以五个奇数统领四个偶数，使它们各居其位，是以阳为主来统领阴，开启变化之数的作用。又问：两图为什么都以五居中？回答说：一切数的开始，不过是一阴一阳而已。阳的形象是圆，圆的直径为一、周长为三；阴的形象是方，方的边长为一、周长为四。圆周为三，是把一个阳数作为一来计算，所以把一个阳数分为三；方周为四，是把两个阴数作为一个来计算，所以一个阴数可分为二。这就是所谓“参天两地”。三与二相合就是五，所以河图、洛书的数都以五居中。可是河图以生数为主，因此其中的五也具备五个生数的形象：下面的一点，是天一的象；上面的一点，是地二的象；左面的一点，是天三的象；右面的一点，是地四的象；中间的一点，是地五的象。洛书以奇数为主，因此其中的五也具备五个奇数的形象。洛书下面的一点，也是天一的象；左面的一点，也是天三的象；中间的一点，也是天五的象；右面的一点，也是天七的象；上面的一点，也是天九的象。它的数和方位，三处相同、两处不同：这是因为阳不可改变而阴可以改变；成数虽然属阳，本来也是由阴性的生数产生的。又问：中央的五既然已经是五个数的象，那么它作为数究竟怎样体现？回答说：若从数来说，贯通整幅图，从内部到外部，本来各自都有可以累积、可以记录的实际数目。然而河图的一、二、三、四，各自居于中央五的本方之外；六、七、八、九、十，又各因五而得数，附在相应生数之外。洛书的一、三、七、九，也各自居于中央五的本方之外；二、四、六、八，又各因同类而附在奇数旁边。中央的是主，外部的是客；正位的是君，侧位的是臣，各自都有条理而不紊乱。又问：两图数目的多少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以完整为主，所以数到十，奇偶的方位均等；若论实际数目的总和，才看出偶数有余而奇数不足。洛书以变化为主，所以数到九，而它的方位和实际数目都是奇数有余、偶数不足。必须都把中央虚空出来，阴阳之数才各为二十而没有偏颇。又问：两图的次序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若按生数产生的次序来说，是先下、次上、次左、次右，最后回到中央，然后又从下开始；若按运行次序来说，则先东、次南、次中、次西、次北，向左旋转一周，然后又从东开始。它的生数在内，阳居下、左，阴居上、右；它的成数在外，阴居下、左，阳居下、右。洛书的次序，阳数是先北、次东、次中、次西、次南；阴数是先西南、次东南、次西北、次东北。合起来说，就是先北、次西南、次东、次东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东北，最后到南方。它的运行是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向右旋转一周，最后土又克水。这些也各有自己的道理。又问：七、八、九、六的数为什么不同？回答说：河图的六、七、八、九已经附在生数之外，这是阴阳老少进退、丰歉的正理。

译其中的九，是生数一、三、五相加所得，所以从北到东、从东到西，形成于四的外面；其中的六，是生数二、四相加所得，所以从南到西、从西到北，形成于一的外面；七是九从西向南运行所得，八是六从北向东运行所得。这又是阴阳老少彼此藏于对方位置的变化。洛书纵横之数都是十五，七、八、九、六交替表现消长；中央虚五而分成十，一包含九，二包含八，三包含七，四包含六，奇偶参伍、交错综合，无论怎样都能遇到相合。这就是变化无穷的妙处。又问：圣人取法于它们，具体是怎样？回答说：取法于河图，就是虚其中央；取法于洛书，就是总括其实数。河图虚去五和十，便是太极；奇数二十、偶数二十，便是两仪；以一、二、三、四表示六、七、八、九，便是四象；分开四方相合之数，作为乾、坤；以离、坎补足四隅的空缺，作为兑、震、巽、艮，这就是八卦。洛书的实数，一为五行，二为五事，三为八政，四为五纪，五为皇极，六为三德，七为稽疑，八为庶征，九为福极。这样，它的方位和数就尤其清楚了。又问：洛书如果虚去中央，也就是太极；奇数、偶数各占二十，也就是两仪；一、二、三、四中包含九、八、七、六，纵横之数都是十五而互相成为七、八、九、六，也就是四象；四方的正位作为乾、坤、离、坎，四隅的偏位作为兑、震、巽、艮，也就是八卦。河图的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这本来就是《洪范》的五行；五十五又是九畴的各项细目。因此，洛书固然可以用来解释《易》，河图也可以用来说明《洪范》。又怎么知道图不能成为书、书不能成为图呢？回答说：它们出现的时间虽有先后，数虽有多少，但其中的义理只有一个。只是《易》是伏羲先从河图中得到的，并不需要等待洛书；《洪范》则是大禹独自从洛书中得到的，也未必追溯考察河图。再说，把河图虚去十，便是洛书四十五之数；虚去五，便是大衍五十之数。五与十相加，便是洛书纵横十五之数；以五乘十、以十乘五，又都是大衍之数。洛书中央的五又自身包含五而得到十，合起来也成为大衍之数。五与十相加，就得到十五，合起来又成为河图之数。假如明白了这些，那么横、斜、曲、直无不贯通；河图、洛书又哪里有什么先后、彼此之分呢？《启蒙》说，两者相得如兄弟，有合如夫妇。所谓“相得”，是取奇偶相互成为次序，辨别同类而不容紊乱；所谓“有合”，是取奇偶相互生成，使同类相合而不容隔绝。“相得有合”四字，已经概括了河图的数。又说：相得有合，如十干中甲乙属木、丙丁属火、戊己属土、庚辛属金、壬癸属水，就是相得；甲与己合、乙与庚合、丙与辛合、丁与壬合、戊与癸合，就是各自有合。胡通夫认为河图、洛书不足相信，自欧阳公以来就有这种说法；但始终无法解释《顾命》《系辞》《论语》都有这类话，而诸儒所传两图之数虽有交互，却没有矛盾，顺数逆推、纵横曲直都有明确法则，不能加以废除。至于河图与《易》中天一至地十相合，承载天地五十五之数，这本来就是《易》所由出的；洛书与《洪范》中初一至次九相合，具备九畴之数，这本来就是《洪范》所由出的。《系辞》虽然没有说伏羲接受河图而作《易》，但所谓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又怎么知道河图不是其中的一件事呢？圣人制作事物所依据的原因，本来不止一个；但其中法象的规模，一定有最亲切、最直接的依据。远古洪荒时代，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虽然各有形象，却还没有数。等到河图出现，五十五这个数以及奇偶、生成功能才清楚地显现出来；这正是它深刻启发圣人独特智慧的地方，不是一般的气象所能相比的。因此，仰观俯察、远求近取，到这时以后，两仪、四象、八卦的阴阳奇偶才可以明确说明。虽然《系辞》所说圣人作《易》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并不妨碍圣人在得到河图之后才最终确定。回答袁枢关于司马光河图洛书说法的问题时说：司马光认为河图洛书荒诞妄说，这是不对的。假如果真没有这些，孔子为什么要说“河不出图”？《尚书》中也有相关说法，这个道理大概是存在的。司马光又认为《系辞》不是圣人的书，也是由于河图洛书之说的缘故。吕煇说：河图四面，太阳居一而连九，少阴居二而连八，少阳居三而连七，太阴居四而连六，数与方位合起来都是十。洛书的方位，一与九相连，二与八相对，三与七相对，四与六相对，也与河图没有不同。河图的七、八在左边相连，九、六在右边相连，两边都为十五。生数一、三、五在左边相连为九，二、四在右边相连为六，九与六相合也为十五。五与十在中央相守，也为十五。洛书纵横相加都为十五，并且互相成为七、八、九、六。董录问：河图在五之外，为什么一就成为六，二成为七，三成为八，四成为九、十？回答说：它们都从五经过；一与五相对便成为六，二与五相对便成为七，三与五相对便成为八，四与五相对便成为九。到了最后，五又遇到一个五，五便成为十。又说：河图是常数，洛书是变数。舒高说：天地的生数到五便停止；一、二、三、四遇到五，便成为六、七、八、九；五则自身与五相对而成为十。有人问：看河图，难道这些数已经被限定了吗？回答说：天地只是不会说话，所以请圣人出来替它说明。假如天地自己会说话，想来一定会说得更好。河图、洛书就是天地画出来的。所谓“一与六同宗、二与七为朋”，是因为一在五的下面，便有六的数。

译二在五的旁边，便有七的数，三、四也都是这样。董氏又问：河图的数不过是一奇一偶相互错杂而已，所以太阳的方位就是太阴的数，太阴的方位就是太阳的数，少阴的方位就是少阳的数，少阳的方位就是少阴的数。可见阴阳交替、彼此错杂，所以称为生成。天五地十，居中的地十，也是天五的成数，大概是一、二、三、四已经包含六、七、八、九，再以五相乘的缘故。总之，数不过五。洛书依据一、二、三、四来对应九、八、七、六，它的数也不过十。太阳占第一位，已经包含太阳之数；少阴占第二位，已经包含少阴之数；少阳占第三位，已经包含少阳之数；太阴占第四位，已经包含太阴之数。虽然阴阳各自成为数，但中央的五使太阳得五而成六，少阴得五而成七，少阳得五而成八，太阴得五而成九；这与河图以一阴一阳相互错杂而成为生成之数，也没有不同。不知道这样看是否可以？《启蒙》说，它的数与方位三处相同、两处不同；三处相同是指一、三、五，两处不同是指河图的二在洛书中成为九，河图的四在洛书中成为七。大概一、三、五属阳，二、四属阴。阳不可改变而阴可以改变；阳是完整的，阴是一半，阴通常随着阳而行。不过七、九只是成数中的阳，用来成就二、四这两个生数中的阴，所以虽属阳而实际上含有阴，虽发生变化却未曾真正改变。”回答说：“你所说的很恰当，关于河图相错的说法尤其好。成数虽属阳，本来也是生数中的阴，就像子是父的阴、臣是君的阴。老阳的方位是一，老阴的方位是四。现在河图把老阳之数九放在四的外面，却把老阴之数六放在一的外面，这就是老阴、老阳彼此藏在对方的居处。少阴的方位是二，少阳的方位是三；河图把少阴之数八放在三的外面，却把少阳之数七放在二的外面，这就是少阴、少阳彼此藏在对方的居处。”又说：“一、六同宗，一是老阳的方位，六是老阴的数；四、九为友，四是老阴的方位，九是老阳的数。这固然是二老相合，但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说明二老彼此藏在对方的居处。二、七为朋，二是少阴的方位，七是少阳的数；三、八同道，三是少阳的方位，八是少阴的数。这是二少相合；同样，阳居阴位、阴居阳位，也说明二少彼此藏在对方的居处。” 从四象来看，太阳的位置在一，数却是九；乾得到它的数，兑得到它的位置，所以乾为九、兑为一。少阴的位置在二，数却是八；离得到它的数，震得到它的位置，所以离为八、震为二。少阳的位置在三，数却是七；坎得到它的数，巽得到它的位置，所以坎为七、巽为三。太阴的位置在四，数却是六；坤得到它的数，艮得到它的位置，所以坤为六、艮为四。现在分析六、七、八、九相合的关系，把它们作为乾、坤、离、坎，处在四正方位；依照一、二、三、四的次序，把它们作为震、兑、巽、艮，补足四隅的空位。董氏纂注：希夷陈氏《龙图序》说：“龙马开始[字形疑误]负图，出现在伏羲氏的时代，早在太古以前。如今保存的是已经合成的方位，有人尚且怀疑它，何况再陈述它尚未合成时的数呢？然而凭什么知道这些？回答说：从孔仲尼三次陈述九卦的意义中探求其要旨，便可以知道。何况天所垂示的象，明确得如同贯串的珠子，稍有差错便不能形成次序。所以从一到盈万，都密密相连，如同丝线的缕理。再说，龙图本来若已经合成，圣人就无法看见它的象；因此天意先使它处于未合成的状态而显现其象，圣人观察这个象，才明白它的功用。这就是龙图：上天把它分散后显示给伏羲，仲尼把它合成后加以运用，并默默地使它成形。龙图起初尚未合成时，只有五十五个数；上面的二十五是天数，中间贯通三、五、九，外面包围十五，完全体现天三、天五、天九以及五十的功用；后来显出一、六而没有固定方位，又显明二十四的功用。这就是所谓上天垂示的象。下面三十是地数，也分为五个位置，全都说明五的功用。把十分成六，显出地的象。六分而大致成四象，地六没有相配：在上面，一不用，显出二十四；在下面，六不用，也显出二十四。后来已经合成，天一居上，成为道的根本；地六居下，成为气的根本；天三为乾，地二、地四作为它的功用。三如果处于阳位，就避开孤；阴如果处于阴位，就避开寡，阳的作用真是大啊！龙图的变化，分成万千途径，现在只略述它的梗概。勉斋黄氏说：‘从一到十，只是说奇数、偶数的多寡，起初并不是说次序。天得到奇数而成为水，所以说一生水；一发展到极点成为三，所以说三生木。地得到偶数而成为火，所以说二生火；二发展到极点成为四，所以说四生金。为什么呢？一发展到极点成为三，是因为以一的圆形运行而形成三；所以说一而成三。二发展到极点成为四，是因为以二的方形周行而形成四；所以说二而成四。如果按照次序来解释，那么一生水时水尚未形成，必须等五行齐备，还要等到第六才形成水；二生火时火尚未形成，必须等五行齐备，然后到第七才形成火。这样一来，造化完全不能成立，义理也不能成立了。六形成水，就像坎卦：一个阳爻居中，这是天一生水；地六包围在外，阳少阴多，水才开始盛大。七形成火，就像离卦：一个阴爻居中，这是地二生火；天七包围在外，阴少阳多，火才开始旺盛。坎形成后属于阳，离形成后属于阴，因为以内在者为主，外在者使它完成。刘氏钥说：水属阴，生于天一；火属阳，生于地二。这是它们刚开始生成的时候，阴阳彼此为根，所以运行时，水居于子位这一极阴的方位，而阳已经在子位产生；火居于午位这一极阳的方位，而阴已经在午位产生。木生于天三，专属于阳，所以运行于春季也属阳；金生于地四，专属于阴，所以运行于秋季也属阴，不能再说阴阳相互为言了。

译这是因为水、火还没有脱离气，处于阴阳交合的初始阶段，它们的气自然有阴阳互为根本的妙处；木是阳气的发达，金是阴气的收敛，已经具有确定的形质，这就是它们与水火不同的原因。又说：河图中的一、三、五、七、九都是奇数，属阳；而一、三、五的位置不变，七、九的位置会变，也是因为天地之间阳气发动，主于变化。然而阳气在东北方不动，在西南方却彼此迁移，是因为东北是阳气开始生成的方位，西南是阳气极盛的方位；阳主进数，必须推进到极点以后才发生变化。翁氏说：水、火、木、金如果没有土，就不能各自形成一种器物。怎么知道呢？天一生水，一得到五便成为水；地二生火，二得到五便成为火；天三生木，三得到五便成为木；地四生金，四得到五便成为金，全都以中间的五土为根本。又说：河图阴阳的方位，以生数为主，以成数相配；东北阳方以奇数为主，和它相合的是偶数；西南阴方以偶数为主，和它相合的是奇数。又说：河图运行的次序，从北方到东方，向左旋转而相生，这是固定的；然而从相对的方位看，北方的一、六水克制南方的二、七火，西方的四、九金克制东方的三、八木，相克已经蕴含在相生之中了。洛书运行的次序，从北方到西方，向右转而相克，这是固定的；然而从相对的方位看，东南方的四、九金生西北方的一、六水，东北方的三、八木生西南方的二、七火，相生也已经蕴含在相克之中了。造化的运行，如果只有生而没有克，所生之物就没有办法得到裁制；如果只有克而没有生，克制也会有时中断。图书生成的妙处，在各自之中从来都是完整具备的。玉斋胡氏说：河图用生成来区分阴阳，以五个生数中的阳统摄五个成数中的阴，并且同处一个方位，阳在内、阴在外，生成相合，这是交泰的意义。洛书用奇偶来区分阴阳，以五个奇数中的阳统摄四个偶数中的阴，各自居于自己的位置，阳居正位、阴居偏位，奇偶既然分开，就是尊卑的方位。河图的数是十十，以相对配置建立其体，所以属于常；洛书的数是九九，以流行运行制约其用，所以属于变。所谓常与变，朱子只是分别举出各自所重的方面来说，并不是说河图专有常而有体、没有用，洛书专有变而有用、没有体。从河图四象相合的情形来看，排列在四方的象，各自都符合它所处的位置，这是体的常；象处在西南方，却不符合它所生的卦，又成为用的变。伏羲取其变化来制作《易》：横图中卦画由此形成；进一步考察圆图中卦气的运行，便知道四象分为八卦，阴的老少不动，而阳的老少交替迁移，这是以变为主，哪里会拘泥于常呢？从洛书四象分开的情形来看，象居于西南方，不符合它所处的位置，这是用的变；排列在四方的象全都符合它所生的卦，又成为体的常。大禹取其常来制作《洪范》，因武王询问九畴次序的问题，来探究箕子回答天赐禹九畴的内容，于是知道四象分为九畴：阳居四正方，配四个阳卦，作为阴的主宰；阴居四隅，配四个阴卦，作为阳的辅助，这是以常为主，哪里会被变所扰乱呢？蔡氏说：河图的数属偶，偶数属静；以动作为静的功用，所以河图各组相合的都是奇数：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五合十。因此《易》的吉凶产生于动，因为静止之物必须先发动才会产生结果。洛书的数属奇，奇数属动；以静作为动的功用，所以洛书各方位相合的都是偶数：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因此《洪范》的吉凶显现于静，因为发动之物必须在静定之后才能完成。蔡氏沈说：河图体圆而用方，圣人依据它画卦；洛书体方而用圆，圣人依据它排列九畴。卦是阴阳的象，畴是五行的数。象若没有偶数就不能成立，数若没有奇数就不能运行。奇偶的分别，是象数的开始。阴阳与五行本来不是两个实体，八卦与九畴也不是两条不同的道路；道理是一致的，分布却各有不同，不是深通造化的人，哪里能认识这一点？又说：河图并非没有奇数，只是它的作用存在于偶数；洛书并非没有偶数，只是它的作用存在于奇数。偶数，是阴阳相对配置的吗？奇数，是五行交替运行的吗？相对配置的不能孤立，交替运行的不可穷尽。天地的形体、四时的运行、人物的生成、万物变化的凝结，其中的妙处真是深远啊！陈氏埴说：河图以生数统摄成数，洛书以奇数统摄偶数，表面看似不相同。然而一必配六，二必配七，三必配八，四必配九，五必居中而配十，图与书从来没有不相似的。河图的生成数同处一方，洛书的奇偶数分居不同位置，表面看似不相同。然而同处一方仍有内外之分，所以河图仍然类似洛书；分居不同位置仍有相邻并列的关系，所以洛书也仍然类似河图。双湖先生说：洛书中与河图相比只有五而没有十，但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的和，环绕并朝向中心，未尝没有十。把图书的数合起来全部计算，共有一百个数，像犬牙交错般相互制约，像雌雄相衔般彼此相合，其中的巧妙竟达到如此程度。又说：五行的形质具备于地，气的运行体现于天。从形质来说，就说水、火、木、金、土，这是取天地生成的材料；从气来说，就说木、火、土、金、水，这是取春、夏、秋、冬运行的次序。又说：河图、洛书都是木数居于东方；伏羲画卦由下而上，正如木由根到干、由干到枝。它的画有三，是木的生数；它的卦有八，是木的成数。重卦也是把三画分成两组，把八卦重叠为八卦。三、八的木数完备以后，六十四卦才完全形成。一、六水，二、七火，四、九金，五、十土，也都包摄在其中。这正如春季贯通四时，仁包摄四端，元统摄四德。伟大啊，《易》！它的道理就在这里达到极致。又说：图书之数有三处相同、两处不同，居中的数是不可改变的。只有西南两个方位的数相互调换，于是金乘居火位，火进入金的区域，其中含有相互克制的意义。造化之所以必须调换这两个方位的数，正是为了形成相克的象。两个方位调换以后，河图向左旋转而相生，洛书向右旋转而相克。造化不能没有生，也不能没有克；没有生，造化几乎就要停息；没有克，也无法使事物得到成就。

译以上《系辞传》说：“《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邵子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说卦传》说：“《易》是逆着次序来计数的。”邵子说：“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从乾到坤，都是尚未生成的卦，好比逆推四时的次序。后来六十四卦的次序也是如此。”附录《朱子语大传》又说：“如果伏羲画卦所取的就是这些，那么《易》并不是只依据河图制作的。天地之间充满的，无非是太极阴阳的妙理。圣人对此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自然能够超然地在心中默契于此。所以在两仪尚未分化以前，浑然是太极，但两仪、四象、六十四卦的道理已经灿然包含其中。从太极分为两仪，太极固然还是太极，两仪固然还是两仪；从两仪分为四象，两仪又成为太极，四象又成为两仪。由此推演下去，从四到八，从八到十六，从十六到三十二，从三十二到六十四，直到百、千、万、亿，都是无穷无尽的。虽然它显现在摹画出来的图形中，好像有先后次序，并且似乎出于人为；但它已经确定的形态、已经形成的趋势，本来都完整地具备于浑然一体之中，其中不容有丝毫人为的思虑和造作。程子所说的“加一倍法”，可以说一句话就概括了这些。邵子所说“画卦以前就有《易》”，也由此可见确实不是妄说。世间儒者对此有的不能察觉，往往认为圣人制作《易》，是极尽心思、探索技巧才得到的；更严重的甚至说，所有卦画都必须通过蓍草推演以后才能得到，这种错误就更加严重了。《易》有太极；太极，是说象数尚未显形而道理已经具备，是形器已经具备而道理尚未显露的名称。在河图、洛书中，都是中央空虚的象。周子说：“无极而太极。”邵子说：“道是太极”，又说“心是太极”，说的就是这个。太极产生两仪，是太极分判以后，开始产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两种一画，这就是两仪。它的数是阳一、阴二；在河图、洛书中，就是奇偶。周子所说“太极发动而产生阳，动到极点便静，静而产生阴，静到极点又恢复发动；一动一静，互相以对方为根，分阴分阳，两仪由此确立”，说的也是这个。邵子所说“一分为二”，指的就是这些。两仪产生四象，是在两仪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四种二画，这就是四象。它们的位置是太阳一、少阴二、少阳三、太阴四；它们的数是太阳九、少阴八、少阳七、太阴六。按河图来说，六是一得到五而成的，七是二得到五而成的，八是三得到五而成的，九是四得到五而成的。按洛书来说，九是十分去掉一所余，八是十分去掉二所余，七是十分去掉三所余，六是十分去掉四所余。周子所说的水、火、木、金，邵子所说的“二分为四”，指的都是这些。四象产生八卦，是在四象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八种三画，于是三才大致具备，八卦的名称也由此产生。它们的方位是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在河图中，乾、坤、离、坎分居四个实位，兑、震、巽、艮分居四个虚位；在洛书中，乾、坤、离、坎分居四方，兑、震、巽、艮分居四隅。《周礼》所谓三《易》的经卦都是八卦，《大传》所谓八卦排列成列，邵子所谓“四分为八”，说的都是这个。“《启蒙》说：‘《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是说一理分判，开始产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两种一画。“‘两仪产生四象’，是说在两仪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四种二画。“‘四象产生八卦’，是说在四象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八种三画。爻之所以有奇有偶，卦之所以由三画构成，道理不过如此。这些全都是自然流出，不借助安排；圣人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也不必再另外添加言语、另立议论才明白。”这就是易学的纲领，是打开书卷首先要理解的道理；但古今还没有见到真正认识它的人，直到康节先生开始传授先天之学，才得到这一说法，并且把它看作伏羲之《易》。《说卦传》“天地定位”一章的先天图，以及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都以此为根本。如果在八卦之上继续依照这个方式生成，到六画时，八卦相重而成为六十四卦；在六十四卦之上继续依照这个方式生成，到十二画时，六十四卦相重而成为四千九十六卦，这就是焦氏《易林》。回答虞大中的问题：“《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 回答说：“这里的太极，是为说明画卦而说的。在尚未画卦以前，太极只是一个浑然一体的状态，道理包含阴阳、刚柔、奇偶，没有什么不具备。画出一个奇、一个偶，就是两仪；再在一个奇画上加一个奇，这是阳中的阳；又在一个奇画上加一个偶，这是阳中的阴；再在一个偶画上加一个奇，这是阴中的阳；又在一个偶画上加一个偶，这是阴中的阴，这就叫四象。所谓八卦，就是每一象上都有两卦；每一象各添一个奇、一个偶，便成为八卦。我曾听朋友说：‘一是仪，二是象，三是卦。’四象好比春夏秋冬、金木水火、东西南北，都可以由此推演。谟，太极就是一；等到产生两仪时，这个太极就在两仪之中；产生四象时，这个太极就在四象之中；产生八卦时，这个太极就在八卦之中。道夫问：《易》有太极，太极产生两仪；两仪产生四象；四象产生八卦。我私下认为，这一节是孔子阐明伏羲画卦自然形成的形体和次序，最为切要。古今的解释者，只有康节、明道两位先生能够理解它。”

译所以康节说：“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就像树根有树干，树干有树枝，越扩大就越分成细小的部分，越细密就越繁多。”明道先生认为这就是逐次加一倍的方法，他对孔子这句话的阐发，也可以说最为切要。按河图、洛书来说，太极是中央虚空的象；两仪是阴阳、奇偶的象；四象是河图中的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以及洛书中的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六；八卦是河图四实四虚的数，以及洛书四正四隅的方位。按卦画来说，太极是象数尚未显形的整体；两仪中，▯为阳、▯为阴，阳数为一、阴数为二；四象中，阳的上面再生一个阳就是□，称为太阳；生一个阴就是□，称为少阴；阴的上面再生一个阳就是□，称为少阳；生一个阴就是□，称为太阴。四象确立以后，太阳居一而含九，少阴居二而含八，少阳居三而含七，太阴居四而含六，六、七、八、九的数就是由此确定的。八卦中，太阳的上面再生一个阳就是▯，名为乾；生一个阴就是▯，名为兑；少阴的上面再生一个阳就是▯，名为离；生一个阴就是▯，名为震；少阳的上面再生一个阳就是▯，名为巽；生一个阴就是▯，名为坎；太阴的上面再生一个阳就是▯，名为艮；生一个阴就是▯，名为坤。康节先天学说所谓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说的就是这个。到八卦之上，各自再生一个阴、一个阳，就成为十六种四画卦。经文虽没有明文，康节所谓“八分为十六”，指的就是这个。四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阴、一个阳，就成为三十二种五画卦。经文虽没有明文，康节所谓“十六分为三十二”，指的就是这个。五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阴、一个阳，就成为六十四种六画卦。八卦相重后，又各自依照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排列，图中可以看见。和郭子和讨论古人制作《易》的方法，其中的精巧实在难以言说。太阳之数为九，少阴之数为八，少阳之数为七，太阴之数为六。起初我也不知道这些数为什么会这样。原来总数只是十：太阳居一，除去自身就是九个；少阴居二，除去自身就是八个；少阳居三，除去自身就是七个；太阴居四，除去自身就是六个。这一点从来没有人看出来。董林夔孙问：“前些日子承蒙先生说‘老阳、少阴、少阳、老阴’，也就是除去自身的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数。现在看《启蒙》‘阳进阴退’的说法，也是这样；不是有人强行使它进退，而是以十来说就如前面的说法，十分清楚。如果以十五来说，那么九就对应六，七就对应八。明白了这一点，这个道理也很有趣。”董氏说：画卦就是一分为二，逐节如此推演，以至无穷。凡是一个就叫作极，凡是两个就叫作仪。所谓一个，并不专指产生两仪的太极；所谓两个，也不专指太极所产生的两仪。两仪分为四象时，两仪就是一个，四象就是两个；等到四象分为八卦时，四象就是一个，八卦又是两个。由此推演到无穷，都是这个‘一’分为‘二’罢了。问：“一个阴、一个阳各自又产生一个阴、一个阳的象，按图来说，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逐节推演，确实容易看出。可是落实到天地万物之中，怎样验证呢？”回答说：“一件事物本身都各自具有阴阳，例如人的男女，阴阳已经具备。每个人身体上又各有这种分别：血属阴，气属阳。昼夜之间，白昼属阳，黑夜属阴；而白昼从午后又转属阴，黑夜从子后又转属阳。这就是阴阳各自再生阴阳的象。阴阳各自再生阴阳，就是四象，说的就是这个。”胡氏说：“关于两仪，有人说：‘乾的画是奇，坤的画是偶。’只是乾坤这两个名称在这里就不恰当。因为‘仪’是成对的意思，如俗语说的一双一对。从这里再变化到第三画，八卦已经形成，才有乾、坤的名称。在只有一画的时候，只有一个奇和一个偶，只能称为阴阳，不能称为乾坤。”回答程可久所谓“两仪就是乾坤，初爻由乾坤、四象由乾坤初二爻交错而成”，恐怕说得还不够精确。因为在两仪阶段，还没有四象；在四象阶段，还没有八卦。怎么能预先有乾坤的名称以及初爻、二爻的区别呢？两仪只能称为阴阳，四象才有太少的区别。其顺序以太阳、少阴、少阳、太阴为次序；确定这个次序后，逐级上推并加倍，恰好得到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的次序。太阴与太阳交合而产生艮、兑，少阴与少阳交合而产生震、巽；坎、离不交，各自得到本来的画。坎、离的交在第二画。两仪产生四象时，阳与老阴相交而过去，阴与老阴相交而过来；阳交便成为兑、艮的第三画，少阴与少阳相交便成为震、巽的第三画。所以知道是这样的，是因为它们的方位彼此相邻。太阳过去与太阴相交，就产生艮上爻的阳；太阴过来与太阳相交，就产生兑上爻的阴。乾、坤不说通过交合而产生，是因为上爻的阳生于太阳、阴生于太阴，在交合的意义上无须另说。少阴与少阳相交，产生震上爻的阴；少阳与少阴相交，产生巽上爻的阳。坎、离不交而各自得到本来的画，是因为离的上面得到阳仪之阳，坎的上面得到阴仪之阴，也不是通过交合而产生。

译坎、离的交在第二画。产生四象时，阳仪与阴仪相交，产生坎中爻的阳；阴仪与阳仪相交，产生离中爻的阴。这就是四象产生八卦时，只有兑、艮、震、巽相交，而乾、坤、坎、离不相交的原因。所谓方位彼此相邻，是说兑、乾、艮、坤、震、巽六卦的方位依次相邻。胡氏又标出黑白的方位；这个图也不是古法，只是为了让今人容易明白，姑且用它来作说明。乾、兑、离、震的初爻都是白色，巽、坎、艮、坤的初爻都是黑色，四卦相间，这是两仪的象。乾、兑、巽、坎的中爻都是白色，离、震、艮、坤的中爻都是黑色，两卦相间，这是四象的象。乾、离、巽、艮的上爻都是白色，兑、震、坎、坤的上爻都是黑色，一卦相间，这是八卦的象。又说：“这些全都是自然而然地生成，不借助智力，也不需人为操弄，而天地的纹理、万事的道理，无不完整具备其中。后来六十四卦的次序也依此类推。”回答袁枢关于“卦生成爻”的问题：事情都有因由，两仪、四象以前的道理已经陈述；应当知道，三绝韦编的读《易》者，不是那种只知低头数墨、机械推演的人。即使在重爻形成以后仍潜心钻研，又何妨在尚未画卦以前就坚定志向；认识到两仪以太极为根本，这时才真正适合读尽韦编。善助问叔重学习《易》的问题：“诗中借字来说明卦爻因仪象而生，是什么意思？”先生说：卦爻是由仪、象生成的，就是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意思。又问：“‘生爻’是指重卦吗？”回答说：“是。”《易说》纂注：槃涧董氏说：从两仪生四象时，太阳、太阴不动，而少阴、少阳相交；从四象生八卦时，乾、坤、震、巽不动，而兑、离、坎、艮相交。两个老象不动，是因为阳仪仍然产生阳的象，阴仪仍然产生阴的象；两个少象相交，是因为阳仪产生阴的象，阴仪产生阳的象。乾、坤、震、巽不动，是因为阳象仍然产生阳爻，阴象仍然产生阴爻；兑、离、艮、坎相交，是因为阳象产生阴爻，阴象产生阳爻。以上《说卦传》说：天地确定上下的位置，山泽之气相通，雷风相互迫近，水火不相侵害，八卦彼此错综。计算已经过去的，是顺；认识将来的，是逆。邵子说：乾在南，坤在北，离在东，坎在西，震在东北，兑在东南，巽在西南，艮在西北。从震到乾是顺，从巽到坤是逆。后来六十四卦的方位也依此。附录《朱子语》：朱子对邵子说：“这一节说明的是伏羲八卦。所谓八卦相错，是说明彼此交错而形成六十四卦。‘数往者顺’，好比顺着天道运行，就是向左旋转，都是已经生成的卦，所以说是计算过去。‘知来者逆’，好比逆着天道运行，就是向右运行，都是尚未生成的卦，所以说是认识未来。《易》的数就是由逆推而成的。这一节直接解释图的意思，也就是逆推四时的意思。按横图来看，有乾一，然后有兑二；有兑二，然后有离三；有离三，然后有震四；有震四，然后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也是依次生成。这就是《易》所以形成的原因。圆图的左方，从震卦初爻开始为冬至，到离、兑的中间为春分。”

译一直到乾卦末端与夏至相交，都是向前推进而得到已经生成的卦，好比从今天追数昨天，所以说“计算过去的是顺”。圆图的右方，从巽卦初爻开始为夏至，到坎、艮的中间为秋分，一直到坤卦末端与冬至相交，都是向前推进而得到尚未生成的卦，好比从今天逆推计算将来的日期，所以说“认识未来的是逆”。然而《易》所以形成的本来次序，其先后始终只是横图以及圆图右方的次序，所以说“《易》是逆着次序来计数的”。又说：震开始交阴而阳产生，巽开始消阳而阴产生；兑是阳增长，艮是阴增长。震、兑属于天的阴，巽、艮属于地的阳，所以震、兑上面是阴、下面是阳，巽、艮上面是阳、下面是阴。天从开始生成来说，所以阴在上、阳在下，这是交泰的意义；地从已经形成来说，所以阳在上、阴在下，这是尊卑的方位。乾、坤确定上下的位置，坎、离排列左右的门户；天地的开合，日月的出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长短，运行度数的盈缩，无不由此而来。又说：乾、坤纵向排列，六子横向排列，这是《易》的根本。《启蒙》所问先天图的曲折细节，图的意思是：如果从乾一横向排到坤八，这完全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说卦传》说《易》是逆数，都是从已经生成的卦而得到尚未生成的卦。” 如果看圆图，就必须这样排列，才能看见阴阳消长的次序：震是一阳，离、兑是二阳，乾是三阳；巽是一阴，坎、艮是二阴，坤是三阴。虽然稍微涉及安排，但也无非自然之理。从冬至到夏至为顺，因为与前面所说的逆数相反，都是从尚未生成的卦反推而得到已经生成的卦；从夏至到冬至为逆，因为与前面所说的逆数相同。这里的左右与今天天文家所说的左右不同，是从中间分开来看，起初只是仿佛有左右的趋势而已；从北到东为左，从南到西为右。董熹曾问蔡季通：康节的数，伏羲是否也曾经理会过？蔡氏说：伏羲一定经理会过。董熹认为不对：伏羲只是根据自己所看见的一个道理，就这样画出几画，他哪里知道层层叠加后竟然如此精巧？这正是伏羲所以成为圣人的地方。如果他也是逐一推排出来的，就不是伏羲天然的意思了。《史记》说伏羲极其淳厚，制作八卦，哪里会有意巧妙推排呢？贺孙纂注：西山蔡氏说：从子时中点到午时中点属阳；开始的四爻都属阳，中间前两爻属阴，后两爻属阳；上面第一爻属阴，第二爻属阳，第三爻属阴，第四爻属阳；从午时中点到子时中点属阴。开始的四爻都属阴，中间前两爻属阳，后两爻属阴；上面第一爻属阳，第二爻属阴，第三爻属阳，第四爻属阴。在阳的范围内，上面的两爻先阴后阳，表示阳生于阴；在阴的范围内，上面的两爻先阳后阴，表示阴生于阳。次序从震开始、到坤结束，是按照阴阳消息来计数的。双湖先生说：观察这幅图，四正卦居于四方的正位，乾、坤、坎、离反覆起来仍只是一个卦；两个反卦居于四隅的不正之位，震反转为艮，巽反转为兑。本来只是震、巽两个卦反转以后形成四个卦。合起来说，天位于上，地位于下，太阳生于东方，月亮生于西方，山镇守西北，泽流注东南，风起于西南，雷发动于东北，自然与天地的大造化相合。先天八卦以相对配置建立形体，就是如此。它们的方位是乾一、坤八，兑二、艮七，离三、坎六，震四、巽五，各自相对而合成九数。它们的画数是乾三、坤六，兑四、艮五，离四、坎五，震四、巽五，也各自相对而合成九数。九是老阳之数，是乾的象，且无所不包。由此可以隐约看出造化尊崇乾的意思。

译《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以上前面的八卦次序图，就是《系辞传》所说的“八卦成列”；这幅图就是它所说的“因而重之”。所以下面的三画就是前图的八卦，上面的三画则分别依照它们的次序重叠；下卦也因此各自推演成八卦。如果逐爻逐渐生成，就是邵子所说的“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更能看出法象自然的妙处。附录《朱子语》：在八卦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十六种四画卦；经文中没有明说，邵子所谓“八分为十六”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在两仪之上各加八卦，或在八卦之上各加两仪。四画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三十二种五画卦；邵子所谓“十六分为三十二”就是这个。也可以说是在四象之上各加八卦，或在八卦之上各加四象。五画之上各自再生一个奇、一个偶，成为六十四种六画卦；这就是兼备三才而各自重叠两次，八卦乘八卦也由此完成。六十四卦的名称确立，《易》道就大体完成了。《周礼》所谓三《易》的分别，都是六十四卦；《大传》所谓“因而重之”，爻也包含在其中。这就是邵子所谓“三十二分为六十四”。如果在六画卦之上，各卦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就成为一百二十八种七画卦；七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就成为二百五十六种八画卦；八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就成为五百一十二种九画卦；九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就成为一千零二十四种十画卦；十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就成为二千零四十八种十一画卦；十一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就成为四千零九十六种十二画卦。这就是焦贡《易林》变卦的数目，大概是六十四乘以六十四。现在不再于此绘图，只在第四篇中略作说明。如果从十二画之上再各自生一个奇、一个偶，累积到二十四画，就会成为一千六百七十七万七千二百一十六种变化。用四千零九十六自乘，所得的数也与此相合。继续引申推广下去，大概不知道终点在哪里。虽然还没有看出它的实际用途，但也足以看出《易》道是无穷的。《启蒙》要让人看见圣人制作《易》的根源，直接而明白；不如先看书卷开头的横图，从最初只有两画时逐步看起，一直看到六画完全生成以后，其先后次序大致如此。卦既然已经有了次序，而且位置分明，这里不必费辞解释；看清这一点，才会知道六十四卦全都是天理自然依次排列出来的。圣人只是看得分明，于是依照本来的样子画出，原来不曾用一分一毫的智力增添帮助。重卦的由来，不仅伊川先生这样说，《大传》也说：“八卦排列成行，于是依此重叠起来。”但八卦之所以排列成行，是从太极、两仪、四象逐层生出，直到卦画完成以后，才显现出它象征三才的意义，并不是圣人看见三才，便按照自己的意思连续画出三爻来象征它。所谓“因而重之”，也只是因为八卦已经形成，各自从上面逐层生出。若是逐爻旋转生成，就要再经过三次变化才成为六十四卦；若是整个卦同时生成，只需一次变化便成为六十四卦。虽然有迟速不同，但都只是自然地逐层生成，各有行列和次序。卦画完成以后，才看出它能够穷尽天下的变化，并不是圣人看见下三爻不足以穷尽天下变化，才另外筹划，又并画上三爻来补足。这些都是作《易》的奥妙之处。正在画卦时，即使是圣人，也未必自己知道其中有许多巧妙奇特之处，实在需要人细心体会，不能草率立说。有人疑惑：第四爻、第五爻没有专门的名称，一画为仪，二画为象，三画为卦，那么八卦就齐备了。在此基础上依次各加一画阴阳，积累到三重，便又形成八个八卦，才有六十四卦的名称。若直接把八卦遍加在一个卦的上面，也会按照它所处的位置而得到名称。正处于四画时，还没有形成外卦，所以不能命名。又说：第四画，是把八卦当作太极而再次生出的两仪；第五画，是八卦的四象；第六画，是八卦所生的八卦。各位儒者谈《易》纷纷扰扰，只看见繁茂的枝叶，没有看见根本。观看卦象徒然劳苦，推求互体，玩味卦辞，也只是炫耀空言。必须知道一根本能够生出两干，两干又生出千枝万孙，这才相信其中关系紧密。包牺氏作《易》的深意悠远，千百年来又有谁能与他共同论说？董氏纂注。丘氏程说：“《易》的道理全在卦画之中。我曾有诗说：‘《易》理分明在画中，谁知《易》道画难穷。不知画意空作笺注，何异于想用丹青描画风。’”

译《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右边是伏羲的四幅图，它们的说法都出自邵氏。邵氏从李之才、挺之那里得到这些学说，挺之从穆修、伯长那里得到，伯长又从华山希夷先生陈抟、图南那里得到，这就是所谓的先天之学。圆形排列的图中，乾卦终止于午中，坤卦终止于子中，离卦终止于卯中，坎卦终止于酉中。阳在子中产生，在午中达到极点；阴在午中产生，在子中达到极点。阳在南，阴在北。方形排列的图中，乾卦起于西北，坤卦终止于东南。阳在北，阴在南。这两种排列，表示阴阳相对相待的数。外圆属于阳，内方属于阴。圆代表运动而成为天，方代表静止而成为地。附录【朱子说：邵子说：“太极分开以后，两仪便建立了。阳向上与阴交合，阴向下与阳交合，于是四象产生。阳与阴交合、阴与阳交合，产生天的四象；刚与柔交合、柔与刚交合，产生地的四象。八卦彼此交错，然后万物产生。所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这就像根有干，干有枝，越大则越少，越细则越繁。”】所以乾卦起分判作用，坤卦起收合作用，震卦使它生长，巽卦使它消退。生长就会分判，分判就会消退，消退就会收合。乾坤确定位置。震巽是第一次交合，兑离坎艮是第二次交合。所以震为少阳而阴仍然较多，巽为少阴而阳仍然较多；兑、离之中阳逐渐增多，坎、艮之中阴逐渐增多。又说：无极之前，是阴中含阳；有了卦象以后，是阳分判阴。阴是阳的母亲，阳是阴的父亲。所以母亲孕育长男而成为复，父亲生出长女而成为姤。因此阳从复开始，阴从姤开始。又说：乾数为四十八，其中四分之一被阴所克；坤数为四十八，其中四分之一是所克制的阳。因此乾得到三十六，坤得到十二。兑、离以下的情形，还要进一步思考。现在考察：兑、离有二十八阳、二十阴；震有二十阳、二十八阴；艮、坎有二十八阴、二十阳；巽有二十阴、二十八阳。又说：阳处在阴中，阳逆行；阴处在阳中，阴逆行；阳处在阳中、阴处在阴中，则都顺行。这是真正至极的道理，按照图就可以看见。又说：从复到乾，共有一百一十二个阳；从姤到坤，共有八十个阳。从姤到坤，共有一百一十二个阴；从复到乾，共有八十个阴。又说：坎、离是阴阳交替的界限。所以离应在寅，坎应在申，但其数常常越过这些位置，是因为阴阳有余溢。不过运用的数并不超过中位，这一点还应进一步思考。离应在卯，坎应在酉，只要把坤定为子，便有一半可以看见。又说：先天学是心法，所以图都从中央开始，万化万事都从心产生。又说：图虽然没有文字，我终日所说的内容却从未离开它，因为天地万物的道理全在其中。《启蒙易训》说：“变易”，又解释为“交易”，是广大变易之“易”。观看先天图便可以看出：东边一画阴，正与西边一画阳相对。东边原本全是阳，西边原本全是阴。东边的阴画本来都是从西边过来的，西边的阳画也都是从东边过来的。姤在西，是东边五画阳气过来；复在东，是西边五画阴气过来，彼此交易而形成。《易》的变化虽然有多种，但这是第一种变化。又说：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两边彼此交易，各自相对；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到那个、那个到这个，只是卦象如此。然而圣人当初并不是这样反复思量，只是画一画阴、画一画阳，每一画又各自生出两个。在一个阳上再生出一个阳和一个阴，在一个阴上再生出一个阴和一个阳，就这样不断推演。从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八变十六，十六变三十二，三十二变六十四。形成以后便这样整齐，都是天地本来具有的奥妙，原本就是如此，只是略借圣人的手画出来。董氏问：“先天图中有自然的象数，伏羲当初是否也知道这些道理？”回答说：“也未必能知道得怎样详细。不过横图依据现成的卦画，比较自然；圆图则是把其中分成两段，再这样转来，称为奇；那样转去，称为偶，其中多少有些人为安排，不完全依照最初的卦画。伏羲当初也只是看见太极下面有阴阳，便自然知道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这样推演下去形成这件东西；不知不觉形成以后，却如此整齐。董氏说：先天之说，我昨天已经告诉商伯了。必须先把六十四卦排成一张横图，震、巽、复、姤正处在中间；从震、复向后逆行直到乾，再从巽、姤顺行直到坤，便成为圆图，于是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昼夜昏旦都有次序。这就是作图的大旨。左边一百九十二爻本来全是阳，右边一百九十二爻本来全是阴，然后彼此相对、交互交易而形成。如果这张图不是从中央开始向两端展开，而只是从头到尾排列，那么这些道理都无法贯通。试着按照这个意思推求，自然就能看见。答叶永卿、周谟问：“先天卦气彼此相接，全都向左旋转。乾接巽，最初的姤卦便是一阴产生；坤接震，最初的复卦便是一阳产生。从复卦一阳产生开始，到十一月结束；经过震四、离三，共十六卦，然后得到临卦，十二月又结束；经过兑二，共八卦，然后得到泰卦，正月又结束；再隔四卦得到大壮，二月；又隔大有一卦得到夬，三月。夬接乾，乾接姤。从姤卦一阴产生开始，到五月结束；经过巽五、坎六，共十六卦，然后得到遯卦，六月又结束；经过艮七，共八卦，然后得到否卦，七月；又隔四卦得到观，八月；又隔比一卦得到剥，九月。剥接坤，十月；坤接复，周而复始，循环无端。卦气向左旋转，一年十二个月所配的卦，都各得其序。但阴阳刚开始产生时，各经历十六卦，才成为一个月；

译又经历八卦，才再得到一个月。到了阴阳将要达到极点的地方，只经历四卦便成为一个月；再经历一卦，便把三个卦连在一起。这是开始时如此疏散，末尾时如此密集，难道是阴阳盈缩本来就有的道理吗？”不过，这张图在复卦下面写着“冬至子中”，在姤卦下面写着“夏至午中”，这些当然没有疑问。唯独在临卦下面写着“春分卯中”，而临卦本来是十二月的卦，春分应当配在泰卦下面；在遯卦下面写着“秋分酉中”，而遯卦本来是六月的卦，秋分应当配在否卦下面，这实在无法解释。回答说：“伏羲《易》是伏羲的话，文王《易》是文王的话，本来不能相互牵合求一致。你所考察的先天卦气盈缩很细密，我也曾这样思考过，却没有得到解释。阴阳刚产生时，其气势固然在中间比较舒缓，但不应当如此疏散；后来又不应当如此密集。大概这张图的安排都出于自然，不应当没有道理，还应再思考。”周谟说：“先天图是伏羲原来的图，不是康节自己制作的。虽然没有文字，但所包摄的范围非常广，今天《易》中每一个字、每一个义理，无不从其中流出。” 董氏说：“下面四节，是通论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太极分开以后，两仪建立了。这一节从第一爻来说：左边的一奇为阳，右边的一偶为阴，这就是所谓两仪。现在这一奇成为左边三十二卦的初爻，这一偶成为右边三十二卦的初爻，是经过层层变化而分成的，并不是本来就有这六十四卦。以下都照此办理。阳向上与阴交合，阴向下与阳交合，于是四象产生。这一节是从第一爻生出第二爻来说的。阳的下半部向上与阴的上半部交合，于是在阴中生出第二爻的一奇一偶，成为少阳和太阴；阴的下半部向下与阳的下半部交合，于是在阳中生出第二爻的一奇一偶，成为太阳和少阴。这就是所谓两仪生四象。太阳的一奇，现在分为左上十六卦的第二爻；少阴的一偶，现在分为左下十六卦的第二爻。太阳、少阴如此分开，初爻的一分二也变成一分四了。阳与阴交合，阴与阳交合，产生天的四象；刚与柔交合，柔与刚交合，产生地的四象。这一节是从第二爻生出第三爻来说的。阳指太阳，阴指太阴，刚指少阳，柔指少阴。太阳的下半部与太阴的上半部交合，于是在太阴中生出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艮和坤；太阴的上半部与太阳的下半部交合，于是在太阳中生出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乾和兑；少阳的上半部与少阴的下半部交合，于是在少阴中生出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离和震；少阴的下半部与少阳的上半部交合，于是在少阳中生出第三爻的一奇一偶，成为巽和坎。这就是所谓四象生八卦。乾的一奇，现在分为八卦的第三爻；坤的一偶，现在分为八卦的第三爻；其余也依此类推，于是初爻、二爻原来的四种组合又分成八种。乾、兑、艮、坤生于两个太，因而是天的四象；离、震、巽、坎生于两个少，因而是地的四象。八卦彼此交错，然后万物产生。在一个卦上分别加上八卦，使它们彼此间隔交错，六十四卦便形成了。不过第三爻交合，又生出第四爻的一奇一偶。于是这一奇一偶各自成为第四爻的一奇一偶，下三爻也分成十六种。第四爻又交合，便生出第五爻的一奇一偶。于是这一奇一偶各自成为两个卦的第五爻，下四爻也分成三十二种。第五爻又交合，便生出第六爻的一奇一偶。于是这一奇一偶各自成为两个卦的第六爻，下五爻也分成六十四种。八卦本来应当相乘而成为六十四卦；从三画以上连续加倍，直到六画，三画的卦体也同时加倍，于是卦体横向分开也成为六十四。两种数法虽然道路不同，却不约而同地合在一起，如同符契相合，丝毫不差，这正是《易》的奥妙。答袁枢。又说：“这一段虽然通论圆图，实际上先用横图说明从两仪到六十四卦的生成。所谓两种数，是指横图所生成的数与圆图所分出的数。两种数互相参照，都不约而合。”胡氏解释图上循环的意义说：右边属于阴，而阴中有阳，所以从一阴的姤到六阴的坤，都是以阴包含阳。阴主收合，它收聚的作用正是为了含藏这个阳。左边属于阳，而阳中有阴，所以从一阳的复到六阳的乾，都是以阳分判阴。阳主开辟，它发散的作用正是为了分布这个阴。坤与复之间，就是无极，因为那只是一个动与一个静之间无声无臭的道理。从坤反过来观察，向前推到姤，所以称为无极之前；从复顺着数下去，向后引到乾，所以称为有象之后。四卦循环往复，大概看不出终点。阴是阳的母亲，是说坤为复的母亲，所以生出复；阳是阴的父亲，是说乾为姤的父亲，所以生出姤。图中分判阴阳，复、姤是阴阳开始的地方，所以说乾坤是大父母，复姤是小父母。胡氏答陈安卿问：“圆图左边属阳，右边属阴。坤没有阳，艮、坎各有一阳，巽有二阳，这是阳在阴中逆行。乾没有阴，兑、离各有一阴，震有二阴，这是阴在阳中逆行。震有一阳，离、兑有二阳，乾有三阳，这是阳在阳中顺行。巽有一阴，坎、艮有二阴，坤有三阴，这是阴在阴中顺行。这些都是从内层八卦的三画阴阳来说的。若从外层八卦推求，阴阳逆行、顺行也一样。”右边外卦的四个部分，都以乾为首、以坤为终。四个坤都没有阳，从四个各有一阳的艮逆行到乾的三阳；其中的阳都由下向上，这也是阳在阴中，所以阳逆行。

译左边外卦的四个部分，也以乾为首、以坤为终。四个乾都没有阴，从四个各有一阴的兑逆行到坤的三阴；其中的阴都由上向下，这也是阴在阳中，所以阴逆行。左边外卦的四个坤没有阳，从四个各有一阳的艮顺行到乾的三阳；其中的阳都由下向上，这也是阳在阳中，所以阳顺行。右边外卦的四个乾没有阴，从四个各有一阴的兑顺行到坤的三阴；其中的阴都由上向下，这也是阴在阴中，所以阴顺行。按照逆行、顺行的说法推求，阴阳各处在自己的方位时，阳由下向上、阴由上向下，都属于顺行；如果阴阳互处其方位，那么阳由上向下、阴由下向上，都属于逆行。这是自然的趋势，本来就有真正至极的道理。林学履问邵子：“先天学是心法，图都从中央开始，万化万事从心产生，为什么？”邵子说：“中央的空白处就是太极，三十二阴、三十二阳就是两仪，十六阴、十六阳就是四象，八阴、八阳就是八卦。”又说：“万种变化、万事万物都从这里流出，这就是心法都从中央开始。” 胡氏问邵子：“图虽然没有文字，我终日谈论它却从未离开它，为什么？”邵子说：“现在所画的先天图，是从一年运行来说的。若扩大到古今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也不过是这个圆圈；缩小到一天十二时，也不过是这个圆圈，都是从复推演起来的。”又说：“从月份来说，从坤到震，是月初生的三日；到兑，是月上弦的初八日；到乾，是月望的十五日；到巽，是月开始亏缺的十八日；到艮，是月下弦的二十三日；到坤，是月晦的三十日。”又说：“一天有一天的运行，一个月有一个月的运行，一年有一年的运行；大的方面，天地的始终，小的方面，人物的生死，远的方面，古今世代的变迁，都不超出这个道理，只是一个盈虚消长的规律。比如纳甲法，乾纳甲壬，坤纳乙癸，离纳己，坎纳戊，巽纳辛，震纳庚，兑纳丁，艮纳丙，也都是这个道理。”问先天图与太极图有什么不同。回答说：“中间空的地方就是太极。邵氏的说法从中央开始；现在不应把方图放在中间堵住，应当把它取出放到外面。由两边生出的，是阴根于阳、阳根于阴，这属于有对待；从中央生出的，则没有对待。” 问：先天图怎样把方图移到下面？回答说：“是我挑出来的。”又说，邵子《大易吟》：“天地确定位置，否泰相反而同类；山泽互通气息，咸损显现其中的意义；风雷彼此迫近，恒益由此产生意旨；水火彼此相射，既济未济。”四象相交形成十六种关系，八卦彼此激荡形成六十四卦，这是在解释方图中两条交叉轴线的意义。比如西北角是乾、东南角是坤，这就是天地定位，正与东北角的泰、西南角的否相对；其次乾是兑，其次坤是艮，这就是山泽通气，正与否之后的咸、泰之后的损相对。后面的四卦也如此，共有十六种关系。所谓后四卦，是其次兑为离、其次艮为坎，这就是水火相射，正与损之后的既济、咸之后的未济相对；其次离为震、其次坎为巽，这是风雷相薄，正与既济之后的益、未济之后的恒相对。渊氏说：方图从西北到东南，就是从乾到坤；从东北到西南，就是从泰到否。其中有咸、恒、损、益、既济、未济，所以又在这八卦中看见其中的意义。大概这是因为从两个角角尖端斜射上去，与乾坤相对，不知怎么会安排得这样巧妙。董氏纂注。蔡氏说：邵子《经世衍易图》中，一动一静之间，就是所谓太极；动静，就是《易》所谓两仪；阴阳刚柔，就是《易》所谓四象；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少刚、少柔、太刚、太柔，就是《易》所谓八卦。又说：动属于天，天有阴阳；阳是动的开始，阴是静的极点。阴阳之中又各有阴阳，所以有太阳、少阳、少阳、少阴。太阳为日乾，太阴为月兑，少阳为星离，少阴为辰震，这就是天的四象。静属于地，地有刚柔；柔是静的开始，刚是动的极点。刚柔之中又有刚柔，所以有太刚、太柔、少刚、少柔。太柔为水坤，太刚为火艮，少柔为土坎，少刚为石巽，这就是地的四象。又解释坎、离是阴阳界限说：这一节论阴阳往来，都是逐步形成的。以坎、离来说，离的中央应在卯，坎的中央应在酉。但离的产生已经从寅的震中开始，坎的产生已经从申的巽中开始，所以说离应在寅，坎应在申。坤当子半，乾当午半，这便是所谓离卯、坎酉。玉斋胡氏说：邵子依据经文解释，是先说圆图，后来才涉及横图；朱子解释邵子的说法，则先从横图论起，确实是因为横图可以看见卦画如何建立，圆图可以看见卦气如何运行。所谓圆图，其实就是把横图用规画成圆形。又说：我曾依据邵子“子半”的说法推求，把卦分配到节候：复为冬至子之半，颐、屯、益为小寒丑之初；震、噬嗑、随为大寒丑之半；无妄、明夷为立春寅之初；贲、既济、家人为雨水寅之半；丰、离、革为惊蛰卯之初；同人、临为春分卯之半；损、节、中孚为清明辰之初；归妹、睽、兑为谷雨辰之半；履、泰为立夏巳之初；大畜、需、小畜为小满巳之半；大壮、大有、夬为芒种午之初，直到乾的末端，交接夏至午之半。这三十二卦，都是向前推进而得到震、离、兑、乾已经产生的卦。姤为夏至午之半，大过、鼎、恒为小暑未之初；巽、井、蛊为大暑未之半；升、讼为立秋申之初；困、未济、解为处暑申之半；涣、坎、蒙为白露酉之初；师、遯为秋分酉之半；咸、旅、小过为寒露戌之初；蹇、渐、艮为霜降戌之半；谦、否为立冬亥之初；萃、晋、豫为小雪亥之半；观、比、剥为大雪子之初，直到坤的末端，交接冬至子之半。

译这三十二卦，都是向前推进而得到巽、坎、艮、坤尚未产生的卦。二分、二至和四立合起来共八节，每节各计算两个卦，例如坤、复为冬至，无妄、明夷为立春，同人、临为春分，等等。十六气每气各计算三个卦，例如颐、屯、益为小寒，观、比、剥为大雪，等等。八节计算十六卦，十六气计算四十八卦，合起来就是六十四卦，这就是以卦配气候。董氏楷说：我因为邵子《大易吟》，想把方图分成四层来看。第一层四角是乾、坤、否、泰四卦，就是所谓“天地定位，否泰反类”。然而从外围二十八卦横看、直看，都是乾一坤八的卦，这显示天地定位不可改变。第二层四角是兑、艮、咸、损四卦，就是所谓“山泽通气，咸损见意”。然而从外围二十卦横看、直看，也都是兑二艮七的卦，这显示山泽通气的卦象。第三层四角是坎、离、既济、未济四卦，就是所谓“水火相射，既济未济”。然而从外围十二卦横看、直看，也都是离三坎六的卦，这足以显示水火不相射的卦象。最里面的一层是震、巽、恒、益四卦，就是所谓“雷风相薄，恒益起意”，其中的卦象也可以看见。这样看来，邵子的诗明白显示了先天法象自然的奥妙。又说：考察邵子把乾、兑、离、震分为太阳、太阴、少阳、少阴，作为天的四象；把巽、坎、艮、坤分为少刚、少柔、太刚、太柔，作为地的四象，蔡氏的说法是这样。朱子把乾、兑、艮、坤按阴阳分为天的四象，把离、震、巽、坎按刚柔分为地的四象，这是另一种说法。程氏直方说：邵子说：“先天图是心法，图都从中央开始。”所谓“都”，究竟为什么？这是兼指方图、圆图而言。天地定位，是圆图从中央开始；雷以动之，风以散之，是方图从中央开始，都是五与十所寄居的位置。因此圆图向左旋转，从六十四卦的坤开始；向右转，从一画的乾开始。这是从天地定位的中央开始。方图是西北与东南相交之处，起于震、巽；东北与西南相交之处，起于恒、益；南北相对之处，则起于恒、震、巽、益；东西相对之处，则起于震、益、恒、巽。这是从雷风的发动和疏散开始。由此来说，圆图属动，以定位为根本；方图属静，以发动和疏散为作用。所以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难道就是先天的心法吗？这些道理都不能不从图中求取。“双湖先生说：考察程氏这一论说十分准确。我进一步推求：天地定位从南北子午的中央开始，山泽通气接着是西北、东南的卦，雷风相薄接着是东北、西南的卦，水火不相射又接着是东西的卦。圆图从南北中央开始；雷用来发动，风用来疏散，正处在方图中央。雨用来滋润，日用来照耀，于是坎接在巽之后，离接在震之后；艮用来止息，兑用来喜悦，于是艮接在坎之后，兑接在离之后；乾用来统御，坤用来收藏，于是乾接在兑之后，坤接在艮之后。实际上是由中央通达西北、东南。方图也是从中央开始。”“史氏绳祖说：学者不能说《易》只讲道理而不讲数，数并不是《易》所不重视的。善于学习《易》的人，必须依据羲皇图中的象数来阐明《周易》的彖象，才能找到门径进入其中。”“我考察：卦画的开始，不过是太极生两仪，每一仪再生两仪，直到六十四卦；这个说法本来不必赘述。至于邵子的方图、圆图，也不过是把六画的大横图从中间分开：由右边阳仪向上生成的三十二卦，从上到下安排在左边；由左边阴仪向上生成的三十二卦，从上到下安排在右边。用规画成圆形，以象征天并环绕在外，于是自然有节气的流行，乾坤阴阳的极点与复姤阴阳的起点，恰好处在上下的中央，从而与“天地定位”一章相合。又把六画大横图中从三画乾到坤、各自向上生成八卦的部分，从右向左分割成八段，从下层重新开始；用矩画成方形，以象征地并置于圆图之内，取地包容于天中的象意。由中央到外部，自然形成雷风雨日、山泽天地相对相待的卦象。纵横斜正各个方向，以三画、六画的卦数计算，没有不与“雷动风散”一章相合的。十二辟卦都在圆图之中向左旋转，在方图之外向右转动；虽然疏密不均，却无不具有自然的奥妙。由此看来，邵子所谓“都从中央开始”，大概是指圆图、方图而言。新安程氏最能理解这一点。邵子只是依据已经形成的横图，有时用规画圆，有时用矩画方，以显示卦画的作用罢了。又何必讨论卦画是怎样生成的呢？本来不必拿横图画卦的起始例子来讨论。右边见《说卦》附录。朱子说：现在考察，坤向乾求取，得到乾的初九而成为震，所以说“一索而得男”；乾向坤求取，得到坤的初六而成为巽，所以说“一索而得女”。坤再次向乾求取，得到乾的九二而成为坎，所以说“再索而得男”；乾再次向坤求取，得到坤的六二而成为离，所以说“再索而得女”。坤第三次向乾求取，得到乾的九三而成为艮，所以说“三索而得男”；乾第三次向坤求取，得到坤的六三而成为兑，所以说“三索而得女”。《启蒙》说：乾向坤求取而得到女，坤向乾求取而得到男。最初画卦时并不是这样，只是卦画完成以后，便看出有这样的卦象。玉斋胡氏说：三男属阳，是乾的相似形，却归于坤，为什么要向坤求取以后才得到？三女属阴，是坤的相似形，却归于乾，为什么要向乾求取以后才得到？因为三男本是坤体，各自得到乾的一阳而形成；阳根于阴，所以归属于坤。三女本是乾体，各自得到坤的一阴而形成；阴根于阳，所以归属于乾。邵子说“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阴阳互为根本的意义就可以看见了。

译右边见《说卦》。邵子说：这里所说的文王八卦，是进入实际运用的位置，是后天之学。附录。朱子说：邵子说：“文王制作《易》的成就真是伟大啊，他大概把握了天地的作用吧？所以乾坤交合而成为泰，坎离交合而成为既济。乾在子时产生，坤在午时产生，坎在寅时终止，离在申时终止，以应合天时。把乾放在西北，使坤退处西南，长子开始主持事务而长女代替母亲，坎离各得其位而兑艮成为配偶，以应合地的方位。所谓王，就是文王；他的安排大概尽在这里了。”这是说文王改变伏羲卦图的意义。大概乾南坤北相交，便变为乾北坤南而成为泰；离东坎西相交，便变为离西坎东而成为既济。乾坤的交合，是从已经形成的位置返回到它们生成的根源，所以再次变化，乾退到西北，坤退到西南。坎离的变化，是东方从上面转向西方，西方从下面转向东方。所以乾坤退位以后，离取得乾的位置，坎取得坤的位置。震开始主持事务，是因为它在东方发生万物；巽代替母亲，是因为它在东南使万物成长。又说：《易》就是一阴一阳。震、兑是阴阳开始交合，所以处在朝夕的位置；坎、离是阴阳交合的极点，所以处在子午的位置；巽、艮尚未交合而阴阳仍然混杂，所以处在作用范围中央的偏位；乾、坤是纯阳、纯阴，所以处在不发生作用的位置。又说：离、兑、巽得到的阳较多，所以艮、震得到的阴较多。因此它们成为天地实际运用的卦；乾是阳的极点，坤是阴的极点，所以不发生作用。又说：震、兑横列，而六卦纵列，这就是《易》的作用。我曾考察这张图，又作这样的解释：震在东、兑在西，是因为阳主进，所以以长为先而处在左边；阴主退，所以以少为贵而处在右边。坎在北，是阳进展的中段；离在南，是阴退行的中段。男在北、女在南，是彼此隐藏其所居之处。四者都处在四方正位，是主持事务的卦。然而震、兑是开始，坎、离是结束；震、兑的作用较轻，坎、离的作用较重。乾在西北、坤在西南，是父母已经衰老而退居不发生作用之地。不过母亲亲近而父亲尊贵，所以坤还部分发生作用，乾则完全不发生作用。艮在东北、巽在东南，是少男进取之后、长女退行之前，所以也都不发生作用。但男孩尚未入学，女子将要出嫁，所以巽稍有作用，而艮完全尚未发生作用。四者都处在四隅的偏位；但处在东方的还没有作用，处在西方的则不再发生作用。所以《说卦》下文逐一列举六子，却不计算乾坤；等到说水火、雷风、山泽彼此相配时，又采用伏羲卦图。所谓“启蒙”说，以冬春为阳，以夏秋为阴。按照文王八卦来说，从西北的乾到东方的震，都是父亲和三个阳卦的位置；从东南的巽到西方的兑，都是母亲和三个阴卦的位置。所以坤、蹇、解卦的彖辞，都把东北作为阳方，把西南作为阴方。这样看来，说冬春为阳、夏秋为阴，也是一种说法。但《说卦》又把乾定在西北，这样阴气并没有全部在西方；把巽定在东南，这样阳气也没有全部在东方。这也是根据来氏的说法推求，而《说卦》的文字正好与彖辞互相表里，也可以由此看出这张图出自文王。不过这自成一种说法，与其他关于十二卦之类的说法并不相通。答袁枢问“文王八卦的位置怎样”。先生说：“康节解释伏羲八卦时，乾原来的位置在南，坤原来的位置在北。文王推演《易》时重新确定了这些位置，这种说法很长，大体接近牵强附会、穿凿解释，所以我没有深入留意。但《说卦》所说的卦位，终究不能让人明白了解，暂且把它存而不论，不必强行解释使它贯通。” 按照邵氏的说法：先天，是伏羲所画的《易》；后天，是文王所推演的《易》。伏羲的《易》最初没有文字，只有一张图，用来寄托象数，其中具备天地万物的道理以及阴阳始终变化的规律。文王的《易》，就是今天的《周易》，孔子所作的传也是针对它的。孔子既然依据文王的《易》作传，那么他所论说的内容，本来应当专门以文王的《易》为主；但如果不追溯伏羲所画的《易》，只从中间的一半说起，就不知道它向上的根源。所以《十翼》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以及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还有天地、山泽、雷风、水火等说法，都是根据伏羲画卦的意义。如今《新书·原卦画》一篇，也分为两个方面：伏羲在前，文王在后。如果一定要知道圣人作《易》的根本，就应当考察伏羲的卦画；如果只想知道今天《易》书中的文字，则求取文王的经文、孔子的传文就够了。两者本来互不妨碍，但也不能混杂在一起。大体说来，从最初还没有卦画，一直讲到六画完成的内容，就是邵子所谓的后天之学。如今所引用《系辞》《说卦》中关于三才、六位的说法，就是所谓后天之学。”}], 先天、后天各自有一层意义；而在后天说中取义，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彼此并不冲突，不能执着于一端而废弃其他。蔡西山说：伏羲八卦是数的自然状态，文王八卦则是把它落实到运用上。有人认为，先天是摹写天地所以如此的情状，纯粹属于天理；后天是整治、安排天地所应然的道理，并参入人事。这种说法固然很好，但先天难道不是人事吗？后天也同样是天理的自然表现，只是有明体与致用的不同；二者不可偏废。所以孔子解释“帝出乎震”这一章时，又以先天来说明六卦之子的作用。邵子认为“帝出乎震”是文王所确定的；如今看《连山》以艮卦为首，使万物终结又开始，恐怕古代也曾有过这种安排。并董】纂注【西山蔡氏说：邵子说“易”就是一阴一阳，这一节论述阴阳，以卦位相交为变化。阳本来在上，阴本来在下；艮是一阳在上，巽是一阴在下，所以说不相交；震是一阳在下，兑是一阴在上，所以是开始相交；坎阳在中，离阴在中，所以是相交的极点。春天是阳气开始，所以震居其位；秋天是阴气开始，所以兑居其位；夏天阳气达到极盛而阴气产生，所以离居其位；冬天阴气达到极盛而阳气产生，所以坎居其位。艮是一阳二阴，巽是二阳一阴；乾为纯阳，坤为纯阴，不能作为作用。东方属阳而主作用，西方属阴而不主作用，所以乾坤居西隅，巽艮居东隅。

译乾、艮属阳，坤、巽属阴；北方是大地之阳，南方是大地之阴，所以乾、艮居北隅，巽、坤居南隅。槃涧董氏说：天地以中爻相换而成为坎离，即水火；以上下爻相换而成为震兑，即泽雷；再以上下爻相换而成为巽艮，即风山；以上下两体相交互换而成为乾坤。六子卦都只变一爻，只有乾坤变两个爻，这是因为阴阳纯粹。所以震兑横列，而其余六卦纵列，便具有自然形成的象。翁氏说：坎离是乾坤中爻相交所得，在八卦方位中只有东西南北四个正位，是方位的极点。先天把坎离定位于卯酉，后天把坎离定位于子午；只是这四个方位，却体现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都是伏羲、文王的微妙意旨。陈氏友文说：离为日，光明在东方产生，所以先天居东；太阳正照午方，是日中的时候，所以后天居南。坎为月，月亮在西方产生，所以先天居西；月亮正照子方，是夜半时分，所以后天居北。先天所取的是生成之地，后天所取的是旺盛之地。不仅坎离如此，后天卦位也都以生旺为次序：震木旺于卯，兑金旺于酉，土旺于中央，所以坤位在金火之间，艮位在水木之间。兑为阴金，乾为阳金，所以乾次于兑而居西北；震为阳木。巽为阴木，所以巽次于震而居东南，都是按照五行生旺的次序排列的，这就是所谓“易”的作用吧？玉斋胡氏说：先天卦以乾为君，所主宰的是乾；后天卦以震为帝，所主宰的又是震，为什么呢？这正是孔子阐明伏羲、文王尊崇阳气的意思。乾是震的父亲，震是乾的儿子；若以统摄、临御来称君，那么统治天地的没有比乾更合适的，所以先天卦位以乾为宗主。此时乾在发挥作用，震便居东北而暂缓其作用。若以主宰来称帝，主持祭祀和国家器业的莫过于长子，所以后天卦位以震为宗主。此时乾不发挥作用，震便居正东而主持其作用。先天所重视的是正南，后天所重视的是正东；这样看来，文王改易伏羲卦画，同样都是尊阳之心，便可以看出来了。又说：我曾把先天、后天之易合起来，与《河图》《洛书》参看。伏羲先天之易固然以《河图》为根本，但其卦位也未尝不与《洛书》相合：乾南、兑东南，是老阳四九之位；离东、震东北，是少阳三八之位；巽西南、坎西，是少阴二七之位；艮西北、坤北，是老阴一六之位。这些卦实际上与《洛书》相合。这样看来，文王后天之易虽然只是以伏羲之易为根本，却也未尝不与《河图》相合。坎离处在南北正位、子午的中点，两个卦各自对应水火的一种象：离对应地二、天七之火而居南，坎对应天一、地六之水而居北。除此六卦之外，其余六卦每卦各对应一种象：震是木的初生，对应天三之木而居东；巽是木的成形，对应地八之木而居东南；兑是金的初生，对应地四之金而居西；乾是金的成形，对应天九之金而居西北；艮是土的初生，对应天五之土而居东北；坤是土的成形，对应地十之土而居西南。坤、艮之所以独自配中央宫位的五十，是因为土实际寄旺于四季，无处不在，所以配中央之数。这些卦实际上与《河图》相合。追溯其最初，伏羲只是依据《河图》来作《易》，未必事先看见《洛书》；文王只是依据先天八卦安排后天八卦，也未必反过来考察《河图》。但方位一旦形成，便自然默默地互相符合。由此可见，天地之间《河图》《洛书》的自然之数，与圣人的心意和作为，本来就有不约而同却自然相合之处，这是道理必然相同的缘故，不可不加以察考。双湖先生说：邵子把这幅图归于文王八卦，大概是以坤卦为依据的。卦下的文辞即卦辞，是文王所作；而“坤西南得朋，东北丧朋”这句话，正是这幅图的方位。又说：先天乾卦的中爻向下变为坤卦的中爻，就成为坎卦，并承袭坤的方位，所以天气下降，乾位在西北。先天坤卦的中爻向上变为乾卦的中爻，就成为离卦，并承袭乾的方位，所以地气上升，坤位在西南。先天离卦的下爻变为坎卦的下爻，就成为兑卦，承袭先天坎的方位，所以离居南方而代表夏，兑居西方而为夏之后的秋。先天坎卦的上爻变为离卦的上爻，就成为震卦，承袭先天离的方位，所以坎居北方而代表冬，震居东方而为冬之后的春。后天乾已经位于西北，正当先天艮的位置，于是艮向前移而位于东北，承袭先天震的位置；艮也是震的反卦。后天坤已经位于西南，正当先天巽的位置，于是巽向后退而位于东南，承袭先天兑的位置；巽也是兑的反卦。后天四正、四隅的卦位就是这样确定的，难道是舍弃先天而自行安排的吗？请槃涧先生补正其疏漏。

译卦变图。彖传有时以卦变来解释义理，现作此图加以说明。这只是《易》中的一种意义，并不是画卦作《易》的根本旨意。凡是一阴一阳的卦，各有六个，都由复、姤二卦变化而来【五阴五阳的卦，图相同而排列不同】。剥、比、豫、谦、师、复。夬、大有、小畜、履、同人、姤。凡是二阴二阳的卦，各有十五个，都由临、遯二卦变化而来【四阴四阳的卦，图相同而排列不同】。颐、屯、震、明夷、临。蒙、坎、解、升。艮、蹇、小过。晋、萃。观。大过、鼎、巽、讼、遯。革、离、家人、无妄。兑、睽、中孚。需、大畜。大壮。凡是三阴三阳的卦，各有二十个，都由泰、否二卦变化而来。损、节、归妹、泰。贲、既济、丰。噬嗑、随。益。蛊、井、恒。未济、困。涣。旅、咸。渐。否。咸、旅、渐、否。困、未济、涣。井、蛊。恒。随、噬嗑、益。既济、贲。丰。节、损。归妹。泰。凡是四阴四阳的卦，各有十五个，都由大壮、观二卦变化而来【二阴二阳的图已见前】。大畜、需、大壮。睽、兑。中孚。离、革。家人。无妄。鼎、大过。巽。讼。遯。萃、晋、观。蹇、艮。小过。坎、蒙。解。升。屯、颐。震。明夷。临。凡是五阴五阳的卦，各有六个，都由夬、剥二卦变化而来【一阴一阳的图已见前】。大有、夬。小畜。履。同人。姤。比、剥。豫。谦。师。复。右边是《易》的九幅图，分别有天地自然之易、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伏羲以前都没有文字，只有图画，最适合深入玩味，从中可以看出作《易》的根本和精微意义。文王以后才有文字，就是今天的《周易》。但读者也应各自根据本文来考察其中的消息，不可马上把孔子的说法当作文王的说法。附录【朱子语录，近略】：考察卦变，可以从彖辞看出；谈卦变的共有九卦，大概是在说明成卦的由来。凡是彖辞不取成卦的由来，就不说发生变化的爻。程子专门以乾坤来说明变卦，但只有上下两体都变化时才讲得通；如果只有一体变化，就讲不通。两体变化的共有七卦：随、蛊、贲、咸、恒、渐、涣。一体变化的有两卦：讼、无妄。七卦中说“刚来下柔”“刚上柔下”这一类的，尚且讲得通；至于一体变化的卦，则把“来”解释为从外部而来，所以说得有牵强之处。大体说来，考察卦变必须观察上下两体的变化，才能知道成就此卦的由来。先生说：正是这里说得有牵强之处。比如程传解释贲卦所说的，难道真有乾坤重叠成为泰卦，再由泰卦变为贲卦的道理吗？如果这种说法果真成立，那么所谓乾坤变化而成为六子、八卦重叠而成为六十四卦，都是由乾坤变化而来的说法，就无法讲通了。因为有一个就同时具备其余：由一画成为二画，由二画成为四画，由四画成为八画，于是八卦形成；八卦又成为十六卦，十六成为三十二，三十二成为六十四，重卦也就完备了。所以有八卦就有六十四卦，这就是康节所说的先天。至于“震一索而得男”以下的说法，是已经有了这些卦以后，就从现成的卦中生出这种意义，这都属于后天之学。现在所谓卦变，也是在有了卦以后，圣人看出存在这种卦象，所以在彖辞中加以阐发，怎么能说是乾坤重叠而成为某卦呢？如果这样，那么它岂不是还可以再变为其他卦吗？若论先天，在一卦也没有画成以后，乾为一、兑为二、离为三、震为四，一直到坤居末，又哪里有乾坤变化而成为六子的道理？如今《易》中所说的，全都是后天之易。由此可见，康节关于先天、后天的学说，功劳最大。董氏说：太极、两仪、四象、八卦，是伏羲画卦的方法。《说卦》中“天地定位”到“坤以藏之”以前的内容，是伏羲所画八卦的方位。“帝出乎震”以下，是文王就伏羲已经形成的卦，推演其义类而作的文辞。至于卦变图中“刚来柔进”之类，也是在卦已经形成之后，运用义理推说，认为此卦是从彼卦变化而来，并不是先真实存在彼卦，后来才有此卦。古注说贲卦由泰卦变化而来，先儒对此加以非难，认为乾坤合成泰卦，哪里有泰卦再变化为贲卦的道理？殊不知若从伏羲画卦来看，六十四卦是一时全部完成的，即使乾坤也没有产生其他卦的道理。若按照文王、孔子的说法，纵横曲直、反复相生，没有什么不可以。关键在于看得灵活，不受拘泥，这样就没有讲不通的地方。答王：伊川不采用卦变的说法，至于“柔来而文”“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等地方，都说得很牵强。王辅嗣的卦变又变得不自然，我的说法却觉得具有自然的气象，只是换了一爻，并不是圣人当初就按这种方式制作卦。卦既然形成，自然就有这种卦象。汉上所说的卦变只变到三爻为止，在卦辞上有许多讲不通的地方。我把变化再推究到底，才讲得通。例如无妄的“刚自外来而为主于内”，只是讼卦的初刚移到无妄的二位；晋的“柔进而上行”，只是观卦的五柔挨移到晋卦的四位。这一类情形，按汉上的卦变说法就讲不通。

译卦有两种生成方式：一种是从两仪、四象逐步加倍生成；另一种是卦中互相交换而自行生成一个卦。至于这种卦变，变成新卦不过是换动两个爻，伊川曾加以驳斥。可是说到“刚来而得中”时，他又推演不下去了。大体在义理上看，不过是从“刚自外来而得中”“分刚上而文柔”等地方来解释；其余大多是在占筮时使用。贲变为节的卦象，虽然并不重要，但后面有几处彖辞若不这样看，就无法解释其来由。并董】纂注【双湖先生说：考察彖、象中本义所解释的卦变，讼、泰、否、随、蛊、噬嗑、贲、无妄、大畜、咸、恒、晋、睽、蹇、解、升、鼎、渐、涣，共十九卦。其中所解释的讼、晋与图相同，其余都不相合。例如随卦按图是从泰、否等卦承接而来，而本义却说随由困卦而来；噬嗑由未济、既济而来等。大概这幅图虽因彖传而作，但卦变却没有什么不能贯通的，不可以用一种固定说法拘束它。我曾考察这幅图的变化：每一卦都由两个卦生成。凡阳爻变为阴爻，阳爻就从下往上移，居于阴位；阴爻则从上往下移，居于阳位。例如复变为师，是复的初爻上移成为师的二爻，复的二爻下移成为师的初爻，等等。阴爻变为阳爻时，阴爻从下往上移，居于阳位；阳爻则从上往下移，居于阴位。例如姤变为同人，是姤的初爻上移成为同人的二爻，姤的二爻下移成为同人的初爻，等等。这幅图的变化方法又是另一种例子。不过只是阴阳爻上下移动交换，和初九变为初爻之八、初六变为初爻之七的例法又不同。总之，卜筮所使用的，必定是九、八、六、七的爻变；像《启蒙》三十二图所列的变化例法，才算完备。我按：鹤山魏文靖公说，朱文公的《易》大体上更多得自邵子。以前见辅汉卿，略知这一层意思；如果不读邵子的《易》，就茫然不知《启蒙》本义为什么要作。如今看这些图，魏公的话就更加可信了。朱子曾称邵子传承伏羲画卦之学，我也认为朱子又因此传承了邵子的《易》。双湖易图。【我按：朱子九图，是用来阐明伏羲以前的易、文王后天之易以及卦变的例法的。他还说，有天地自然之易、伏羲之易、文王周公之易、孔子之易。这就是先师双湖先生又制作卦象、爻象、卦序、卦互体等图并加以说明的原因，也是用来补充朱子尚未涉及之处的。这些图对于四圣之易，尤其能够阐明。原来附在卷末，如今接续在九图之后，以便查阅。】卦象图。《易大传》说：“庖牺氏抬头观察天文，低头考察地理，观察鸟兽的纹理以及大地上各种事物的宜适，从近处取法于自身，从远处取法于万物，这才开始创作八卦。”卦就是象。到了文王、周公、孔子，象的意义更加显著。而他们所谓的象，也不过是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这几类罢了。朱子曾说：“四圣的《易》各不相同，不能用同一种方式看待。”所以现在另作这幅图，把天地人物的象全部列出；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取象的相同与不同，也都可以从这里看出来。伏羲：卦；文王：彖；周公：爻；孔子：大象、文言、说卦。《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经部，易类，周易会通，朱子易图》。世间儒者谈论卦象，历史已经很久了，大多以《说卦》、孔子《彖》、爻辞、孙氏《卦体》为依据。其中有与《说卦》不合的地方，便曲折牵强、附会解释，侥幸求得相合，结果几位圣人取象的本意全都丧失了。为什么呢？卦是象的根源；彖是说明象的开始；爻是说明象的推衍；《说卦》则总括彖、爻取象的例法。然而孔子梦见周公而心存文王，在伏羲尚未画卦时便参究其意；他在《说卦》中阐明卦象，不仅概括彖、爻取象的例法，而且还有出于彖、爻之外的内容，不可不察。姑且就几个卦来说明：坤为马、离为牛，是文王彖辞中的取象；乾称龙、马称龙，见于乾六爻称马以及大畜卦的爻辞，是周公爻辞中的取象。若从文王取象来看，乾何曾称马？坤何曾称牛？震何曾称龙？周公虽在大畜卦中把乾称为马，但在乾本卦中只称龙；坤也未曾称牛，震也未曾称龙。孔子却直接说：乾为马，坤为牛，震为龙。这难道是故意要和文王、周公不同吗？又有一些象，是从卦爻本身的象中看出来而取用的。有人没有察觉，只看到《说卦》载有乾为马、坤为牛，于是凡是卦爻中说到马，就一定要到乾卦寻找依据；说到牛，就一定要到坤卦寻找依据，如王……

译【辅嗣所说的“把马固定归属于乾卦，按文字责问卦中有马却没有乾，虚伪的说法便会滋长蔓延”，自汉代儒者以来，不能不陷入这种弊病。然而辅嗣虽然知道这不是先儒的真实过失，却始终没有看破孔子取象本来不必与前代圣人相同，因此最终没有提出一种说法来分析裁决，只说不必拘泥于象，甚至提出忘象的说法，这也很不恰当。近世西蜀大儒隆山李先生，长于阐明卦象；他论述坤卦时直接说：“乾既然称马，坤就不能不称牝马，以便区别。”殊不知彖辞是文王所作，文王在乾卦彖辞中何曾称马，却反而在坤卦中称牝马来求得与乾区别呢？这也是以《说卦》为依据来立论，错误大概更加严重。那么，《说卦》就不值得依据了吗？回答说：由文王到周公，再由周公到孔子，所以先有彖而后有爻，先有爻而后有《说卦》；作者不是同一时代，书也不是出自同一人，取象更不是只有一种方式。所以朱夫子曾说：“伏羲自有伏羲之易，文王自有文王之易，周公自有周公之易，孔子自有孔子之易；应当在它们各自不同之中寻找其共同点。”如果仓促地认为孔子的易就是文王、周公的易，因而要求彖、爻取象全部与《说卦》相合，那是不可以的。】自从诸儒把经文与传文分开、又合并讲解以后，学者便只从文字上摘取意义，往往把它们混为一谈，弊病因此如此。我曾冒昧认为，《说卦》所说的象，凡是与彖、爻相合的，是概括彖、爻取象的例法，如震、坎称马之类；凡是与彖、爻不合的，是孔子自己所取的象，如坤为牛、震为龙之类；凡是彖、爻没有取而《说卦》取用的，是孔子用来概括大象取象的例法，如乾为天、坤为地之类；也有出于大象之外的，如乾为父、坤为母之类。这样来考察，大概就不至于胶着拘泥了。虽然如此，彖、爻所取的象还只是简略的。例如乾卦爻辞虽然以龙取象，但除“元亨利贞”之外，彖辞中的象便没有说明；文王在乾卦没有取其他象，坤卦彖辞虽以马取象，除牝马之外，其他象也没有出现。到了孔子，以八种物象穷尽卦爻的情状，以八种德性描绘卦爻的性质；六十四卦的大象，如乾卦总括取象于天，坤卦总括取象于地；又以云雷象征屯，以山泉象征蒙，直接穷尽卦爻的妙处，揭示文王、周公没有说出的深意；又作《说卦》，从旁贯通说明。孔子所说的，是天地、山泽、雷风、水火之象，以及健、顺、动、入、陷、丽、止、说这些德性。如果这些德性最终不能自行显明，又怎么能施用于天下呢？后世万代因此能够辨明疑惑、确定犹豫，谋划事情时借助卜筮，都有所观玩，而不迷失在吉、凶、悔、吝的道路上；孔子的功劳实在超过三位圣人，穷尽天地，贯通古今，是不可磨灭的。有人怀疑八物之象见于《左传》，认为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了，这不对。我在《文言》中已经详细辨析过。世间儒者只在文字之间考究文辞与卦象是否相合，却没有探究它们施用于实际、造福百姓、德性与天地相配的意义，这哪里足以与他们谈论孔子的盛大功业呢？朱夫子的《易象说》已经深刻，足以破除古今忘象与泥象两种偏失；我又依照亚夫的记录，认为没有图就无法看清凡例。我才智不敏，只遵循遗训，收集彖、爻、大象、文言、说卦中几乎所有谈到象的文字，把八卦分成图，又按天文、地理、人事、鸟兽、草木排列，在图上列出八卦，在图左排列四圣；对照图来观察取象的异同，希望能够看得出来。又说：圣人取象不止一种方式，有取整个卦体的，有取各个卦体的，有取互体的，有取相似体的，有取应体的，有虽无相应之象却取卦名意义的，有逐爻取象的，也有根据远近、阴阳爻来取象的。如颐、井、鼎，是伏羲从整个卦体取象，因为卦本身就是象。大过卦的栋桡、小过卦的飞鸟、剥卦的床、咸卦和艮卦的身体，以及六十四卦的大象，是文王、周公、孔子从整个卦体取象。如屯卦说遇到建侯，则侯属于震；大畜卦说良马，则马属于乾；《说卦》中八种物象各自属于八卦，这些都是从各个卦体取象。如同人、大畜说涉川，兼取互体中的震、巽；中孚、贲称马，兼取互体中的震、坎；颐卦像离卦而称龟，大壮卦像兑卦而称羊；明夷互体为坎而无应，所以称丧马；“二簋”本来没有相应的象，却从损卦的意义中取义。这些都是从互体、似体、应体以及卦名意义取象，在彖、爻中都可以看到。至于逐爻取义并分别考虑远近、阴阳，文王、周公的彖、爻难以一一列举。我既已把八卦分为图，在图左分别疏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的取象；至于逐爻取象，则另作一图来总括，希望不至混淆，以便观览玩味，并不敢说自己已经真正有所领会于《易》。试着论述一下：伏羲的象在卦中，文王的象取其大纲，周公虽然以文王为本，却有许多自己取的象；孔子虽然以文王、周公为本，但与他们相同的只是间或出现，而他自己取的象，又不止像周公那样多。更超过文王。这样看来，《易》取象的学问，确实到孔子才大为完备。没有孔子的象是不行的。但读《易》的人，不要执着于周公的象去强求与文王相合，也不要执着于孔子的象去强求与文王相合。周公与文王相同的地方自有其相同，不同的地方自有其不同，总之都只是各自阐明伏羲的卦而已。如果一定要牵强附会，强行把它们说成相同，就是扰乱几位圣人的象；扰乱几位圣人的象，最终又不能领悟卦象，这也实在是太不思考了。】

译卦序图。恒　乾　咸。坤　大壮　遯。防　屯　明夷　晋。讼、需【需与讼相对；晋与明夷相对】；暌、家人。比、师；解、蹇。复、小畜；益、损。否、泰【泰与否相对，损与益相对】；姤、夬。大有、同人；升、萃。豫、谦；升、困。蛊、随；鼎、革。观、临；艮、震。贲、噬嗑；归妹、渐。复、剥；旅、丰。大畜、无妄；兑、巽。颐【似离】；节、涣。大过【似坎】；中孚【中孚似颐，厚画为离体】。坎；小过【小过似大过，原画为坎体】；离、未济、既济【既济与未济，是坎离之交与不交】。《易纬书》说：“《易》有六十四卦，文王把它分为上经、下经。邵子说：‘《易》以乾坤开始，中间是坎离，最后以水火相交与不交结束，这些都包含着极深的道理。’又说：‘乾坤坎离，是上篇所取的作用；兑艮震巽，是下篇所取的作用；颐、中孚、大过、小过，是两篇的正卦。’又说：‘天有两个正卦，即乾、离；地有两个正卦，即坤、坎。共同运用二变，形成八卦。二变卦为震、巽；震反变为艮，巽反变为兑，再加上四个正卦，合成八卦。天有四个正卦，坤、坎兼有颐、中孚；颐卦类似离卦，中孚卦的厚画类似离卦。地有四个正卦，坤、坎兼有大过、小过；大过卦类似坎卦，小过卦的厚画类似坎卦。共同运用二十八变，形成六十四卦。二十八卦反复变化成为五十六卦，再通上八卦成为六十四卦。因此，小成卦中，正卦有四个，变卦有二个，共六卦；大成卦中，正卦有八个，变卦有二十八个，共二十六卦。’这里说的三十六，是指上经、下经各有十八卦。三十六是天地之间真实的数。天的南极入地三十六度，北极出地三十六度，这也是理数达到极致的表现。环溪李氏说：‘经分为上下，见于《大传》大衍章“二篇之策”这句话。再加上《序卦》至坎离处另起文义：上经以乾坤开头，是两个老阳、老阴相对而立；下经以咸卦开头，是两个少阳、少阴合为一体。因此，《序卦》在上经中隐含乾坤之名，在下经中只隐含咸之名，依次推求，可以看出：上经的需、讼与下经的晋、明夷相对；需、讼变化到尽头就是晋、明夷，晋、明夷变化到尽头又成为需、讼。上经的泰、否与下经的损、益相对；泰、否是乾坤相交与不交，损、益是咸、恒相交与不交。上经从屯、蒙到临、观，下经从遯、大壮到革、鼎；屯、蒙变化到尽头成为革、鼎，临、观变化到尽头成为遯、大壮。上经的颐与大过相配，位于坎、离之前；下经的中孚与小过相配，位于既济、未济之前。上经终于坎、离，下经终于既济、未济；既济、未济，就是坎、离相交与不交。颐类似离，大过类似坎，随后接坎、离；中孚的厚画类似离，小过的厚画类似坎，随后接既济、未济。这说明坎、离又是乾、坤、震、巽、艮、兑发挥作用的根本。上经有五十二个阳爻、五十六个阴爻；下经有五十六个阳爻、五十二个阴爻。由此看来，确实可以知道《经》分为上、下两经，一定有极深的道理。可惜老师传授的说法没有流传下来，不能探究其中究竟为什么这样。我认为，《序卦》的至理虽然不能浅显地窥见，但各位儒者的论述也已经得到大略了，所以不敢再多作赘述。”

译卦的互体图。乾卦的互体共有十二卦。【总计十六卦，乾与坤卦的爻以阴阳相对。】乾、夬、大有、大壮、同人、革。姤、大过、鼎、恒、遯、咸。兑卦的互体共有十六卦。【相对的总计十六卦，兑与艮卦的阴阳爻相对。】大有、大壮、小畜、需、大畜、泰、离、丰、鼎、恒、巽、井、蛊、升、旅、小过。离卦的互体共有十六卦。【相对的总计十六卦，离与坎卦的爻以阴阳相对。】小畜、需、履、兑、睽、归妹、家人、既济、巽、井、讼、困、未济、解、渐、蹇。震卦的互体共有十六卦。【阳爻相对的总计十六卦，震与巽卦的爻相对。】大畜、泰、中孚、节、损、临、贲、明夷、蛊、升、涣、坎、蒙、师、艮、谦。巽卦的互体共有十六卦。【阴阳相对的总计十六卦，巽与震卦相对。】萃、否、小过、旅、咸、遯、困、讼、随、无妄、丰、离、革、同人、兑、履。坎卦的互体共有十六卦。【总计十六卦，坎与离卦的爻以阴阳相对。】豫、晋、谦、艮、蹇、渐、解、未济、震、噬嗑、明夷、贲、既济、家人、归妹、睽。艮卦的互体共有十六卦。【总计十六卦，艮与兑卦的爻以阴阳相对。】比、观、豫、晋、萃、否、坎、涣、屯、益、震、噬嗑、随、无妄、节、中孚。坤卦的互体共有十二卦。【总计十六卦，坤与乾卦的爻以阴阳相对。】坤、剥、比、观、师、蒙。复、颐、屯、益、临、损。《易大传》说：“至于把万物错综排列、撰述其德性，辨别是非，那么不取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本义》说：“这是指卦中的四个爻。”《语录》说：“先儒解释这句话，多认为是互体。例如屯卦，震在下、坎在上，从中间四爻来看，从第二爻到第四爻就是坤，从第三爻到第五爻就是艮，所以说‘不取中间的爻就不能完备’。互体之说，汉代儒者多有采用。《左传》中占得观卦的事，也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看来，这种说法不能废弃。”陈厉公生敬仲时为他占筮，得到观卦变为否卦，说：“坤是土，巽是风，乾是天。风在天之下、土之上，便是山；山有山的材质，又受到天光照耀，于是成为位于土上的山。”两卦都有互体艮，所以说到山。现在把八卦分作图，标出中间的四个爻来说明，仍然按照先天卦位排列。图完成后，各卦的爻和阴阳都彼此相对，没有一处不是自然形成的妙理。如果从六十四卦横图来看，还有更多可以说明的地方。从第二画到第四画，阳仪中互出四个乾、四个兑、四个离、四个震、四个巽、四个坎、四个艮、四个坤；阴仪中也同样互出从四乾到四坤。两边各以四卦计算，便周遍六十四卦。从第三画到第五画，阳仪中前十六卦互出二乾至二坤，后十六卦也互出二乾至二坤；阴仪中的互体也是这样。两边各以二卦计算，便周遍六十四卦。然后合看卦的整体：从初画到三画，一个乾一到坤八，便包括六十四卦；从第二画到第四画，两个乾一到坤八，便包括六十四卦；从第三画到第五画，四个乾一到坤八，便包括六十四卦；从第四画到上画，八个乾一到坤八，六十四卦就形成了。它以加倍的方式产生，依次排列；乾一、坤八的次序，全都顺着数下去而不紊乱，这又是自然形成的妙理。至于乾卦中间的四个爻，从互体的二乾加上本卦二体，成为四个乾；坤卦中间的四个爻，从互体的二坤加上本卦二体，成为四个坤。因此，凡乾都互为乾，凡坤都互为坤，阴阳纯粹而不混杂。三男卦各自聚集三个男卦，三女卦各自聚集三个女卦。例如震卦，从第二爻到第四爻互为艮，从第三爻到第五爻互为坎；坎卦，从第二爻到第四爻互为震，从第三爻到第五爻互为艮；艮卦，从第二爻到第四爻互为坎，从第三爻到第五爻互为震。各自与本卦合并，三男便齐备了。巽、离、兑三个女卦的互体也是这样：阳爻都互为阳爻，阴爻都互为阴爻，女卦不扰乱男卦，男卦不扰乱女卦。这又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不是人为安排，却有难以言尽的妙处。其他卦中也有一卦具备三卦的情况。小畜具备三个女卦而以父卦临之，豫具备三个男卦而以母卦临之；节具备三个男卦而由少女夹在其中，旅具备三个女卦而由少男夹在其中。像革、鼎，是父卦临于三个女卦；像蒙、屯，是母卦临于三个男卦；像丰、井，是长男、中男夹在三个女卦之间；像涣、噬嗑，是长女、中女夹在三个男卦之间。这些都是父母、男女混杂居处而不纯粹的情况。若说互体不是《易》中的一项义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读《易》的人，难道可以忽视它吗？” 经部，易类，《周易会通》。

译钦定《四库全书》。《周易会通》卷一。元代，董真卿撰。《周易》上经。【东莱吕氏《音训》说：考察《前汉书·艺文志》，《易经》有十二篇。颜师古说：包括上下经和十翼，所以是十二篇。杜预《春秋左氏传集解后序》说：汲郡汲县有人发掘旧墓，得到很多古书，其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本完全相同，另外还有阴阳说，却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的文字；怀疑当时仲尼在鲁地编定此书，还没有传播到远方诸国。这样看来，战国时期《易》本来就已经分为上下经了。《系辞上传》说：“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所谓二篇，就是上下两篇。这样看来，孔子时代《易》本来就已经分为上下经了。由此考察，《易经》分为上下两经，一定始于文王创作《周易》的时候。近世晁氏编订《古周易》，却把上下经合为一篇，并说后人妄自分辨上下经，这是考证得多么不详细啊！】《集解》。【朱子说：周，是朝代的名称；易，是书名。卦象本来是伏羲所画，其中有交易、变易的含义，所以称为易。卦辞则是文王、周公所系，所以在易前加周字。因为简册篇帙重大，所以分为上下两篇。经，就是伏羲所画的卦，文王、周公所作的辞；再加上孔子所作的十篇传，共十二篇。】中间一度被各位儒者严重扰乱。近世晁氏首先纠正了其中的错误，却还不能完全恢复古文。吕氏又重新校定，写成经二卷、传十卷，于是恢复了孔氏旧本的样子。”附录。【朱子《语类》说：有人问，伏羲开始画八卦，六十四卦是文王后来重叠而成的吗？还是伏羲已经自己画成了？朱子回答说：根据先天图，有八卦就有六十四卦，伏羲已经有六画卦了。又问：为什么？回答说：《周礼》所说三种《易》的经卦都是八卦，分别都是六十四卦，这就表明不是文王重卦。又说：伏羲以前只有这六画，没有文字可以流传；到了文王、周公，才为它们系上卦爻辞。董铢问：什么叫交易、变易？朱子说：阴阳有一种流行的状态，也有一种定位的状态。一动一静，彼此互为根本，就是流行的状态，寒去暑来便是这样。分别阴阳，建立两仪，就是定位的状态，天地上下、四方就是这样。《易》有两个含义：一是变易，就是流行的一面；一是交易，就是彼此对待的一面。黄义刚说：变易，如阴变为阳、阳变为阴，老阴变为少阳、老阳变为少阴之类，正是筮占的方法。交易，如阳交于阴、阴交于阳之类；卦图上所说的“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就是这种情形。吕辉编纂。按语。【程氏说：周，是用来标明朝代的字。意思是这是文王的书，用来区别于《连山》《归藏》。真氏说：易，就是阴阳变化。日往月来，寒往暑来，昼夜交替、昏明循环，永不停息，这是天道的常态。圣人仿照它创作《易》，不过是推明阴阳消长的道理罢了。阳增长则阴消退，阴增长则阳消退，一消一长，就是天道。人如果学习《易》，就能知道吉凶消长的道理，以及进退、存亡的规律。双湖先生说：考察古《易》遭到扰乱的情况，起始于费直，继而经过郑玄，最后在王弼时完成。古《易》的恢复，始于元丰年间汲郡的吕氏微仲，建中靖国年间嵩山的晁氏以道继承其事。最后东莱先生又重新校定，实际上与微仲的本子暗中相合；只是东莱没有赶上微仲编订的时候，大概是偶然没有见到它。晁氏说，古代竹简重大，所以把经分为两篇。但是经分上下，确实有深刻的道理。上下经虽然分别有三十卦、三十四卦的不同，但按反对卦计算，各为十八卦，这是第一点。上经反对卦有五十二个阳爻、五十六个阴爻；下经反对卦有五十六个阳爻、五十二个阴爻，这是第二点。上经以四个正卦为主，首列乾、坤，末列坎、离，与先天图南、北、东、西四方的卦相合；下经以两个变卦为主，震变为艮，巽变为兑，以咸、恒开头，以既济、未济结束，与先天图四维的卦相合。并且坎、离相交与不交的意义，也可以看出伏羲先天图的主要宗旨；这些都完备地显示在文王《序卦》的首尾中，这是第三点。既然如此，难道只是因为竹简重大才分上下经吗？又说：孔氏《正义》说，《子夏传》称虽分上下两篇，却还没有“经”字；“经”字是后人加上的，不知道起于谁。但《前汉书·孟喜易本》已经说分为上下二经，可见在孟喜以前就已经题有“经”字。篇题中的这个字虽然可能起于后世，但称为“经”的道理，早已存在。胡炳文说：上经以乾坤开头，是气化的开始；阴阳各有三十画，然后成为泰、否。下经以咸、恒开头，是形化的开始；阴阳也各有三十画，然后成为损、益，显示天地以及长少、男女之间的相交与不交。上下经以坎、离、既济、未济结束，又显示乾坤中爻的相交，以及中男、中女的相交与不交。程氏、朱子的变易、交易之义，实在深刻。王希旦说：善于读《易》的人，关键是要认识圣人画卦作《易》的根源：无非是太极、河图的理数自然之妙；《系辞》《启蒙》就是其中的关键。还必须分别四圣之《易》，通晓各卦名称的含义。然后把《本义》和《程传》互相参照考订，沿着流脉追溯源头，从蕴含中探求精微，分别合看，远近兼取；这样，数理陈列、卦象展开，言语穷尽而义理得到，上可达到天地自然之《易》，这才开始相信《易》与天地相准，穷尽义理、完成本性，开创万物、成就事务，内圣外王的学问全都具备于此。《易》哪里只是五经的源头？其中关于天地鬼神的奥秘，难道会欺骗我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