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三传谳》二十二卷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三传谳》二十二卷，宋代叶梦得撰写。本书剖析《春秋》三传的是非，主张相信经文而不盲信传文，这还沿袭了啖助、孙复的余风，对《公羊传》、《谷梁传》多有驳斥诘难，即使是《左传》，也依据传文末尾“韩魏反而丧之”的话，认为智伯灭亡时左丘明还在世，断定《左传》作者是战国时期的人【按：经书有续作，传文也有续作，叶梦得大概没有深入考证，详情见《左传注疏》条目下】，公然抨击。例如辨析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是衰世之事，辨析宰孔劝晋献公以及鲁穆姜悔过的话都是后人附会，辨析十二次划分十二国的谬误，辨析夹谷之会孔子阻止齐景公的事也是假托，辨析堕郈、堕费并非孔子的本意，辨析诸侯出访归国有无灾祸，辨析诸侯去世有的记日有的不记日并非全属褒贬，鲁侯的到达与不到达也不可拘泥于成例。虽然叶梦得辨析广博而自鸣得意，往往有议论翻覆过甚的毛病，对经义有时契合有时背离，不能一一精确，但所指向之处，无不如意，终究也是文章中的豪杰。只是古人引用《春秋》来决断刑狱，并没有说用决断刑狱的方法来治理《春秋》，书名用“谳”字，在义理上就不恰当；况且左氏、公羊、谷梁都是前代的经学大师，功绩存于典籍，却加上推究审讯的名目，在名义上尤其不妥。这是宋代众人藐视先儒的陋习，不可以作为典范。查考《宋史·艺文志》，本书原本三十卷；又叶梦得自记，关于《左传》四百四十二条，《公羊传》三百四十条，《谷梁传》四百四十条。现在根据《永乐大典》所载，参照程端学的《春秋辨疑》，全面检核，发现《左传》缺九十条，《公羊传》缺六十五条，《谷梁传》缺八十四条，大概已经不是完整的书卷。然而其大概内容已经略具了。谨按类别排列次序，整理为《左传谳》十卷、《公羊谳》、《谷梁谳》各六卷。乾隆四十六年九月恭敬校勘呈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谳》卷一 宋代叶梦得撰 隐公

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以声子为继室，生下隐公。宋武公生下仲子。仲子出生时手上有纹路，写着“为鲁夫人”，所以仲子嫁给我国，生下桓公而惠公去世，因此隐公即位而侍奉他。依据传文，孟子是惠公的原配夫人，那就是夫人了，去世应当以谥号加氏来记载，现在称孟子，竟然与吴国的孟子用词相同，难道有惠公不谥其夫人的吗？那么原配夫人未必是孟子。声，是谥号。惠公既然有原配夫人，那么声子就是妾，隐公未曾将她立为夫人，而与成风、敬嬴用词相同，难道有惠公不谥其夫人而谥其妾的吗？那么隐公的母亲未必是声子。仲子根据后来归葬的记载来看，大概是惠公的妾母罢了。《谷梁传》认为惠公想立桓公，不敢最终战胜自己的邪念而给予隐公，这话最接近经义。这是说隐公和桓公都是庶子，而隐公年长，惠公不因为宠爱桓公而以年幼夺取年长，那么惠公未曾再娶于宋国，而仲子也不是桓公的母亲。假如惠公果真曾立桓公为太子，那么隐公就不会即位了。隐公与桓公不会同时为君，哪有已经立了太子而隐公又即位的？大概隐公虽然凭借惠公的命令即位，最终想探明其心意，将国家让给桓公，那么隐公立桓公而侍奉他，也是没有的事。这四件事都不可依据。史书记载：惠公的嫡夫人无子，贱妾声子生下儿子息。息长大后，娶了宋国的女子。宋国女子到来后很美丽，惠公夺取来自己娶为妻，生下儿子允。将宋国女子立为夫人，以允为太子。等到惠公去世，因为允年幼的缘故，鲁国让息摄政，与传文又不同。古书杂乱，诸儒各自记录所闻，无法全部考证，一切应当以经文为准。传文只在仲子一事上失误，所以整个隐公篇都违背了经义。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周王的正月，不记载即位，是因为摄政。

《春秋》的法度，没有比在正月之上书写“王”字更大的了，大概正朔由此而出，所以能统治天下就在于此，难道仅仅是区别于周朝吗？揣度传文的意思，似乎认为经文所记载的都一律使用周正，所以在元年特别发出此例以显示规律。《春秋》是鲁国的史书，哪有作为鲁国史书而不使用周正的呢？有什么嫌疑而一定要区别呢？我考据传文凡是叙事记时的，大多比经文早一个时节，如隐公经文记载冬宋人取长葛，传文认为是秋；桓公经文记载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传文认为是春；僖公五年经文记载春晋侯杀申生，传文记在四年十二月；十年经文记载正月晋里克弑卓及荀息，传文记在九年十一月之类。大概旧史记载时间都用夏正，到经文才开始纠正罢了。传文虽然知道经文辨别旧史的不同，却不知道书写“王正月”的意义。摄政，是有君主而代替他行事，如周公对于成王就是如此。隐公已经即位而桓公未曾被立，那么隐公确实是君主了，为什么称之为摄政呢？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

邾子克也，未受王命，所以不书写爵位。称仪父，是尊重他。

邾国未受王命，那么就是附庸之

译国家，是《礼》中所说的公的孤卿，拥有四命之爵，凭借皮帛之礼来比照小国之君的地位。《繁露》说：附庸国中，以字称的方圆三十里，以名称的方圆二十里，以人氏称的方圆十五里。邾国如果是方圆三十里的国家，自然应当以字出现在史传中。大概是不知道这一点，只看到后来邾子克去世时史书用了“字”，所以认为这是地位尊贵之后才书写邾子，进而成为正式的国家。并且说鲁公即位后向邾国求好，所以结盟并尊显邾国，这明明是鲁公自己求好，怎么反而对邾国有利而使其获得尊贵？等到与宋人在宿地结盟，为什么又不尊显邾国呢？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起初，郑武公从申国娶妻，名叫武姜，生了庄公和共叔段。庄公出生时是脚先出来，惊吓了姜氏，所以给他取名叫寤生，于是姜氏便厌恶他。姜氏喜爱共叔段，想立他为太子，多次向武公请求，武公没有答应。等到庄公即位，姜氏为共叔段请求把制地作为封邑。庄公说：“制地是个险要的城邑，从前虢叔就死在那里。别的城邑都听从您的吩咐。”姜氏又请求把京地封给他，庄公便让他住在那里，称他为京城大叔。祭仲说：“都城的城墙超过三百丈，就是国家的祸害。先王的制度，大都不超过国都的三分之一，中都不超过五分之一，小都不超过九分之一。现在京地不合法度，不是先王的制度，您将承受不了。”庄公说：“姜氏想要这样，哪里能避开祸害？”祭仲回答说：“姜氏哪有满足的时候？不如早点给他安排个去处，不要让他势力滋长蔓延。一旦蔓延，就难以对付了。蔓延的野草尚且不能除尽，何况是您受宠爱的弟弟呢？”庄公说：“多行不义必自取灭亡，您姑且等着看吧。”不久，大叔命令西部和北部的边邑同时臣服于自己。公子吕说：“国家不能忍受两属的局面，您打算怎么办？如果您想把国家给大叔，我就去侍奉他；如果不给他，就请除掉他，不要使百姓产生二心。”庄公说：“不用，他将会自己招致祸患。”大叔又收取两属的边邑作为自己的城邑，一直扩展到廪延。子封说：“可以动手了，地盘扩大将会得到民众。”庄公说：“不义就会不亲附，地盘扩大将会崩溃。”大叔修整城墙，聚集民众，修缮甲兵，准备好步兵和战车，准备偷袭郑国。姜氏打算做内应。庄公得知了他们的日期，说：“可以了。”命令子封率领战车二百辆去攻打京地。京地的人背叛了大叔，大叔逃入鄢地。庄公又在鄢地攻打他。五月辛丑日，大叔出逃到共国。《春秋》记载：“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像弟弟，所以不说弟弟；如同两个国君交战，所以说克；称郑伯，是讥讽他失于教导；这是《春秋》的笔法。不说出奔，是因为这件事很难处理。段本来封在京城，所以叫京城大叔。段果然失败而逃到共国，怎么能随称他为共叔段呢？鄢不是郑国的土地，赵氏认为应当是邬。传文中说周王从郑国夺取邬、刘、蔿、邘的田地，道理上或许是这样。经文书写克段于鄢，是说从京地追击到鄢地杀了他，以显示距离之远。《谷梁传》说在鄢地是因为距离远，这是对的。不说杀而说克，表明郑伯费尽力气必胜而后已。如果段曾经进入鄢地，郑伯攻打他使他出奔，自然应该写伐段于鄢，段出奔到卫国，怎么能出奔而说克呢？这其实是段死了，他的儿子公孙滑逃到卫国，住在共地。传文误把滑当作段，所谓“不言出奔难之”的说法，是不对的。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

迟缓，而且子氏还没有去世，所以称名。

经文中称仲子，而传文用子氏来指代，大概是传文不知道推究僖公成风以子系母的道理，那么仲子也就是惠公的妾母罢了。只看到后来记载“夫人子氏薨”，误以为仲子是另一个人，所以认为她尚未去世；又把惠公和仲子分开看作两个人，所以认为迟缓。古代即使是无道的君主，也没有在活着的时候给人送助丧财物的。有人用季文子聘问晋国，请求遭遇丧事的礼仪以便行事来作比。遭遇丧事，与其恰好遇到而不懂礼仪，哪里比得上准备充分而不用呢？称之为预备凶事是可以的，这能和活着给人送助丧财物同日而语吗？也有可能是这样。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助丧财物，含玉和助丧财物两件事，还说是“且”。惠公和仲子，妾和主母并列称呼，不符合《春秋》的体例。又有人认为仲子确实是母亲，不应排在惠公之后，这也是不对的。经文本来说了僖公成风，大概是妾没有所属，通过儿子来显现，可以说惠公仲子，不能说仲子惠公，那么仲子本来就是惠公的母亲。

八月，纪国攻打夷国，夷国没有报告，所以不记载。

传文的体例：凡是诸侯有报告命令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军队出兵的善恶也是如此。即使是灭国，灭国者不报告失败，战胜者不报告胜利，就不在防地记载。这是以旧史来说是可以的。现在说“纪国攻打夷国没有报告，所以不记载”，是以《春秋》来说的。然而《春秋》所依据的是旧史，旧史所依据的是赴告。旧史既然因为不报告而不记载了，传文从哪里得到，又用经文不记载作为解释呢？由此可知凡事有不记载在经文中的，如郑厉公入国、晋文公出国之类，都是旧史所没有的。传文大概是参取各国的史书与杂家小说共同完成的，不全出于旧史。所以每每兼见经文之外的事，多与经文不合，而妄用经文不记载作为义理的，都是不对的。

有飞虫不成为灾害也不记载。

经文有记载灾害的，有记载异常的。螽、螟之类，是灾害；六只鶂鸟退飞、鸜鹆来巢之类，是异常。灾害和异常本是两件事，传文知道灾害而不知道异常，所以作为体例说：“凡是事物不成为灾害，不记载。”六只鶂鸟退飞、鸜鹆来巢，这些难道能成为灾害吗？蜚说“有”，就像说“有〇”，以中国所没有的为异常，哪里在于它是灾害还是不是灾害？有就经文必定记载了。

冬十月庚申日，改葬惠公。庄公没有亲临，所以不记载。惠公去世时，有宋国的军队，太子年幼，葬礼所以有缺憾，因此改葬。卫侯来防备葬礼，没有见到庄公，也不记载。

各国的事不报告就不在防地记载，本来就有这种情况；鲁国的事则没有不在防地记载的。现在传文另外提出经文不记载的体例，凡是一国的事，哪有比改葬国君更大的？根据传文说桓公实际上是太子，隐公已经即位，代理国君盟会征伐，记载在经文中，不曾因为嫌疑而不专断，为什么唯独葬父反而因为嫌疑呢？而且〇都以主人为辞，后记

译卫侯前来参加葬礼，不知道向诸侯通报丧事的人，是隐公呢？还是桓公呢？如果是桓公，那么在没有太子的情况下就与诸侯交往；如果是隐公，那么哪有已经通报丧事，自己却不亲临葬礼的呢？子氏去世，被称为夫人，根据《春秋》传文的体例应当记载在经文中，这说明向诸侯通报丧事，是隐公做的。子氏去世，隐公尚且通报丧事，改立惠公，难道会让太子去通报丧事吗？所谓惠公去世时有宋国军队，太子年幼，所以葬礼有缺失的说法，如果隐公确实让太子主持葬礼，这也算是名义上的，而葬礼的完备应当由隐公负责，认为因为有宋国军队还可以理解；如果说太子年幼，一定要等到长大才能完备礼仪，那么还要隐公做什么呢？况且这两件事相距才一年，难道一年之后就认为太子长大能够完备礼仪，这在前面的事情中尤其可以看出这种说法的荒谬。

译众位父亲去世，隐公没有参与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

以日月为例，这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错误，而《左传》也在此处出现了一次。然而，《春秋》经文记载甲申日“公孙敖死于齐”，宣公时记载辛巳日“仲遂死于垂”，成公时记载壬申日“公孙婴齐死于貍脤”，这些人都在境外，隐公固然无法参与小敛，但都记载了日期，那么公子益师不记载日期，难道是因为没有参与小敛吗？我曾怀疑《左传》成书于战国之际，或者在《公羊传》、《谷梁传》之后，现在用这个来考证，发现它大概也是听说了“日月为例”的说法，所以在编入《春秋》之初，想要窃取并加以利用，后来发现行不通，就停止而不暇删除了。

二年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司空无骇进入极国，费庈父战胜了他

司空，是三卿之一。凡是大国、次国的卿，都是三命之官，经文中都以名和氏出现。隐公的臣子，没有以氏出现的。《谷梁传》认为隐公不封爵大夫，几乎是对的。公子益师、公子彄得以称氏，是因为他们是先君的大夫。《左传》不知道这一点，既然妄自认为公子翚不称氏是贬义，那么无骇确实是司空，未曾有罪，为什么也不称氏呢？无骇也是隐公的大夫罢了，称他为司空，是妄说。

九月，纪裂繻来迎娶女子

卿为君主迎娶

《春秋》记载大事，不记载小事；记载变常之事，不记载常规之事。裂繻确实以卿的身份为君主迎娶，符合礼制，那么这是常规之事，不应当记载。婚礼：父亲去世，由母亲命令。《左传》大概不知道裂繻不称“使”，是母亲命令的一种体现，正不是为了卿的身份。说法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三年春

三月庚戌，天王驾崩

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驾崩。讣告以庚戌日发出，所以记载庚戌。平王确实是在壬戌日驾崩，这并非义理所在，经文为什么不纠正，而一定要跟随讣告？杜预认为是为了惩戒臣子的过错，这是附会防范的言辞。旧史虽然跟随讣告，但讣告所说的未必都真实；经文虽然依据旧史，但旧史所记载的未必都恰当。必定有研究考证是非，进行褒贬以显示法度的人。比如晋献公因为骊姬的谗言而杀死申生，楚商臣以子弑父而取代其位，他们的讣告之辞，必定不会自己说申生无罪而自己杀了他，以及自己确实杀了自己的父亲。然而经文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这就是所谓的“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了。《左传》常常以经文跟随讣告为说，杜预从而附会防范为其义理，甚至到了颠倒是非、混淆名实的程度，危害经文的弊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

夏四月辛夘，君氏去世

不记载姓氏，因为是隐公的缘故，所以称君氏

声子未必是隐公的母亲，我本来就说过了。“君”字是衍文，应当是尹氏，《公羊传》、《谷梁传》是对的。大概“氏”是系属于人的称呼，不是系属于人的称呼，如母氏、伯氏、仲氏之类，那么声子怎么能系属于隐公呢？不向诸侯报丧，不在寝宫反哭，不附祭于姑母，所以称“薨”。这三者，在礼制上都没有依据。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礼。定姒氏去世，不称夫人，后来为什么记载了姒氏的葬礼？《左传》大概未曾考证过。

郑武公、郑庄公担任平王的卿士，平王偏向虢国，郑伯怨恨平王。平王说：“没有这回事。”所以周郑交换人质，王子狐作为人质在郑国，郑公子忽作为人质在周。平王驾崩，周人将把政权交给虢公。四月，郑祭足率领军队夺取温地的麦子；秋天，又夺取成周的庄稼。周郑关系恶化。君子说：“信用不发自内心，人质没有益处。以明智宽容行事，用礼制约束，即使没有人质，谁能离间他们？如果有明智的信用，涧溪沼泽中的水草，苹蘩蕴藻之类的菜，筐筥锜釜之类的器具，潢污行潦之类的水，可以进献给鬼神，可以献给王公，何况君子结二国之信，以礼行事，又哪里需要人质？《风》中有《采蘩》、《采苹》，《雅》中有《行苇》、《泂酌》，彰显忠信。”

《左传》自以其说评判当时之事，有时称君子曰，有时托称孔子曰、仲尼曰，但大多无法证实。这里以臣作为君主的人质，是乱名分的极致，竟然没有评论，反而像对待敌人一样，以不信任责备他们，这哪里足以称为信用？而认为是君子之言，难怪不足以理解经文了。

癸未〇宋穆公

宋穆公生病，召见大司马孔父，将殇公托付给他，说：“先君舍弃与夷而立我为君，我不敢忘记。如果凭借大夫的灵验，能保全首领而死，先君如果问起与夷，我将用什么言辞回答？请子奉养他，主持社稷，我虽然死了，也没有悔恨。”孔父回答说：“群臣愿意奉养冯。”穆公说：“不行。先君认为我贤能，让我主持社稷，如果抛弃德行不让位，是废弃先君的举荐，怎么能说是贤能？光大先君的美德，可以不致力于此吗？您不要废弃先君的功绩。”让公子冯出居在郑国。八月庚辰，宋穆公去世，殇公即位。君子说：“宋宣公可以称为知人了。立穆公，他的儿子享受其成果，以义命名。宋宣公不立自己的儿子而立弟弟，宋国的动乱，最终到了弑君争国的地步，是宣公造成的。他的命令可以说是不义，反而以义授予他，称为知人，难怪不足以讨论《隐桓》之事了。”

四年

夏，公

译等到宋公在清地与鲁君相会。

夏，鲁君与宋人在清地相会。

《周礼》规定冬季的朝见称为“遇”，这是天子接见诸侯六种礼仪之一。大概是因为冬季没有大事，礼仪较为简略，就像偶然邂逅相遇一样，所以诸侯没有预先约定而在边境相会称为“遇”，《谷梁传》的说法是正确的。齐侯在野井吊唁鲁昭公，昭公把百姓当作灾祸，把车前的蔽泥当作席子，把马鞍当作几案，说这是用“遇”礼相见，由此可知经文中凡是记载“遇”的，都认为是事先有约定，但因事情紧迫，来不及举行正式朝见的言辞，所以这里认为是卫国人来报告动乱，这种说法虽然接近事实，但实际上是不对的。

译宋殇公即位时，公子冯出逃到郑国。郑国人想要接纳他。等到卫国州吁立为国君，打算向郑国报复先君的仇怨，并向诸侯求取宠信，以此安抚国内百姓，便派使者告诉宋国说：“您如果攻打郑国来消除您的祸害，您做主帅，我国带着赋税和军队与陈国、蔡国跟随，这是卫国的愿望。”宋国人答应了。当时陈国、蔡国正与卫国和睦，所以宋公、陈侯、蔡国人、卫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郑国的东门，五天就撤军了。

前面说穆公把殇公托付给孔父，并让公子冯出居在郑国，那么公子冯本来就已经在郑国了，怎么会有殇公即位后才开始出逃呢？不是这样的。《春秋》记载：“夏天，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秋天，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左传》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包围东门五天就撤军了。秋天，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来请求出兵，翚坚持请求率领军队防备而行，诸侯的军队打败了郑国的步兵，夺取了郑国的庄稼就撤军了。从《左传》的角度来说，怀疑这是事实；从《春秋》笔法的角度来说，则不是。为什么呢？前面的攻打如果真的包围东门就撤军，自然应当记载“围”；后面的攻打如果打败郑国步兵就撤军，就应当记载“战”，为什么只记载“伐”呢？而且请求出兵也应当在经文中体现。大概《左传》不明白翚不称氏的意义，也不明白“帅师”的意义。这里说翚率领军队，国君不答应，翚坚持请求而行；后来翚率领军队防备齐国、宋国攻打郑国，说翚先防备，都以擅自行动作为“帅师”的意义，但实际上并没有这回事。州吁弑杀国君，诸侯不讨伐，本来就有罪了，却想向郑国报复仇怨，向诸侯求取宠信，以此安抚百姓，大概是想借此免除讨伐。宋国作为二王之后，地位高于公，却率领陈国、蔡国帮助他，其罪行大概不可胜诛，而鲁国又让翚率领军队去防备。前面列举罪名是三国党同州吁，后面列举罪名是鲁国顺从四国。

秋天，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宋公派使者来请求出兵，国君推辞了。羽父请求率领军队去防备，国君不答应，羽父坚持请求而行。所以《春秋》记载：“翚帅师。”这是痛恨他。

前面说郑国攻打卫国，卫国向邾国请求出兵，邾子私下告诉公子豫，豫请求前往，国君不答应，他就去了，与邾国人、郑国人在翼地结盟。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国君的命令。凡是《左传》叙述鲁国的事而经文中没有记载的，都认为不是国君的命令，这可能是对的。现在翚的事与公子豫正好相同，为什么反而记载在经文中？难道痛恨翚而不痛恨公子豫吗？这大概是因为《左传》不明白氏及“帅师”的意义，只看到翚是弑君的人，怀疑他强横而放纵，经文直接写“翚帅师”而不称氏，与后面写“公子翚”的用词不同，好像专门贬低他，所以胡乱猜测，没有意识到这与前面说公子豫的话自相矛盾。不仅如此，前面说“无骇帅师入极”，后面说“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都没有说痛恨，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体现呢？

五年春天，公在棠地射鱼。

五年春天，公将要到棠地去观看捕鱼的人。

《春秋》记载“公矢鱼于棠”，《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观看捕鱼，现在《左传》也认为是观看捕鱼。大概《左传》不明白“矢”的意义，错误地解释为陈列，所以说“陈列鱼而观看”。如果这样，应当说观看捕鱼，不能说射鱼。古代祭祀，国君一定亲自射杀牺牲；打猎获得禽兽，也用来供给祭祀。现在公在春天出行，那是冬天打猎的时候，大概是想借冬天打猎射鱼的名义，而放纵自己的淫猎。然而鱼也不是用来射的，所以臧僖伯以不射来进谏。“矢”就是射。因为鱼不是用来射的，那么确实是射鱼，不是观看捕鱼。

九月，考仲子的宫庙，初次献舞六羽。

九月，考仲子的宫庙，将要举行万舞。公向众仲询问羽舞的行列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舞蹈，是用来节制八音而推行八风的，所以从八佾以下。”公听从了。于是初次献舞六羽，开始使用六佾。

六佾说初次献舞，三传都弄错了，大概是被六羽的说法所蒙蔽。古代妇人没有单独的庙，王后跟随天子，夫人跟随诸侯。周朝有姜嫄先妣的庙，而使用乐舞的，是出于礼制的变通。仲子的宫庙，也是礼制的变通，这是庶子成为国君，得以为其母亲筑宫，由公子主持，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就停止。仲子是惠公的母亲，而死于隐公的时代，不能在惠公的庙里祭祀，隐公作为孙子得以祭祀她，礼制规定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服丧三年，所以经文记载“考仲子之宫”，肯定它而不讥讽。然而仲子可以筑宫，不可以用乐，而公却献舞六羽，这就是经文记载其初的原因，意思是后来妇人的庙使用乐舞，是从这里开始的。传注不知道这一点，只看到鲁国诸公的庙都僭越使用八佾，而仲子宫忽然说六羽，就认为这是合乎义理的，因此编造了公问羽数与众仲对答的话，传注不能辨别而记载下来。假如鲁国曾经为妾母立庙用乐，那么大概有做过的人，又何必询问呢？如果虽然立庙而未曾使用乐舞，那么乐舞用不用尚且不能确定，哪有空闲立刻谈到羽数？只有以前未曾使用而现在使用，这才叫做初次献舞。假如认为诸公庙都僭越八佾，而仲子庙独用六佾是初次，那么这是仲子庙，到隐公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诸公庙未曾降等，说什么初次呢？有人认为祭祀未曾没有乐舞，也不对，礼制规定群小祀不兴舞，大概有不用乐舞的祭祀。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求和。

译鲁昭公六年春天，郑国人前来请求改变和平盟约，这是为了更改之前的盟约。

译渝平，《公羊传》、《谷梁传》写作“输平”，应当遵从这两家的说法。“输”的意思是，带着物品去请求讲和，就像“输粟”的“输”一样，“输”的是物品。《左传》虽然知道其中的意思，却没有领悟“渝平”是误字，所以顺着它说成是“更改盟约”。杜预认为这是为了消除狐壤之地的怨恨，想要以此厚待郑国，郑国因此前来讲和。如果真是这样，经文应当写“与郑国讲和”。凡是讲和，没有不是消除以前的不和睦的，为什么唯独在这里特别指出呢？

冬天，京师来报告饥荒，鲁君为此向宋、卫、齐、郑请求买粮，这是符合礼制的。为京师请求买粮，是诸侯中盛大的节操，称它为“礼”是合适的。然而这是鲁国的事，不应该不记载。在防地归还粮食给蔡国，经文尚且记载，这件事怎么能不记载呢？《左传》杂乱地记载经文以外的事，胡乱加以解说而歪曲经文的，就像前面记载“纪人伐夷”之类一样；不加以解说却让学者反而怀疑经文的，就像这一类一样。

七年春

滕侯去世

七年春天，滕侯去世，经文中不记载他的名字，是因为没有参与同盟。凡是诸侯参与同盟，这时就称呼名字，所以去世时吊唁用名字，报丧时称继承人，以此来延续友好、安抚百姓，这叫做礼制的常道。

诸侯去世而吊唁用名字，是符合礼制的。有不能用名字吊唁的，都是偏远小国，不能以礼制自我约束的。所以经文中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名字的有十个，都是滕、薛、杞、宿、秦这五个国家，难道不在同盟之中吗？如果不同盟就一定在同盟时才用名字吊唁，那么杞成公曾经参与朝会盟会却不记载名字；如果不同盟就不记载名字，那么陈侯鲍、曹伯终生、卫侯晋之类，都未曾参与同盟却记载了名字。这怎么足以作为例子呢？僖公二十三年又说：“吊唁用名字就记载，不然就不记载。”大概是知道前面的例子行不通，所以又提出说法来补救。然而既然以同盟、未同盟作为例子，那么哪里还用得上吊唁呢？遵从吊唁就废弃了例子，遵从例子就废弃了吊唁，这两种说法大概不能同时实行。用经文来考察，后一种说法是正确的。

八年春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

八年春天，齐侯将要调解宋国和卫国的关系，有盟会的日期。宋公带着礼物请求卫侯，希望先相见，卫侯答应了，所以在犬丘相遇。

不对，解说已在前面说过。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郑伯请求废除泰山的祭祀而祭祀周公，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是不祭祀泰山了。

孔子说：“不是自己的鬼神而祭祀它，是谄媚。鬼神不享用非自己族类的祭祀。”郑伯请求祭祀周公，这在情理上必定不会发生。如果是为了求取友好，那么何必祭祀非自己祖先的神灵？如果是为了交换许田，那么归还祊地就够了。经文记载郑伯用璧玉借许田，本来与现在归还祊地不相干，大概是《左传》错误地将它们合并为一件事，所以沿袭了这个错误而没有觉悟。

秋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齐人最终在郑国调解了宋国和卫国的关系。秋天，在温地会盟，在瓦屋结盟，以此来消除东门之战的怨恨，是符合礼制的。

“及盟”、“会盟”，都是内辞，大概是为了详述内情，以区别公室的行动，或者以国内为志，或者以国外为志罢了。本来不通行于国外，只有卫人与狄人结盟，想要以区别夷狄。鄫子在邾地会盟，大概是地点在邾，邾也参与结盟，所以不得不说是“会”。其他国外的结盟，就没有记载“及”与“会”的了。现在经文只记载“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如果说宋、卫在郑国之前先在温地会盟，然后在瓦屋结盟，那么郑国自然应当与宋国结盟，怎么能不见记载呢？杜预认为是不报告所以不记载，我前面已经说过这是不对的了。大体上《左传》起初就不明白“会盟”是内辞的意思，凡是经文说“会”的，必定增加“盟”；经文说“盟”的，必定增加“会”，或者说是义，或者说不义。杜预常常强行加以解说，总之都是不足为据的。

冬十有二月无骇去世

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赐给他谥号和族氏。鲁君向众仲询问族氏。众仲回答说：“天子建立德行，根据出生来赐姓，分封土地而命氏。诸侯以字作为谥号，因而作为族氏。官职有世代功勋，就有官族，封邑也是如此。”鲁君命令以字作为展氏。

诸侯的儿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子、公孙，都是氏，活着的时候就称呼了，这是不等待赐与就有氏的。他们能否见于《春秋》，大概要看他们的命数，如果不是三命的大夫，按法度就不能见于经文。至于公孙的儿子，就没有氏，所以有的以字，有的以谥，有的以官，有的以邑，必定等待君主赐与之后才敢有氏。所谓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作为氏，就是这种情况。无骇是公子展的儿子吗？那么自然应当氏公孙了；是展的孙子吗？那么活着就赐与展氏，怎么等到死了才赐与呢？现在去世而请求族氏，那么无骇活着不得氏公孙，死了才开始氏展，这是终其一生都没有氏。天下哪有没氏的人呢？以情理考察，无骇应当是公子展的儿子，自然氏公孙，因为未达三命不得见于经文。羽父请求而鲁君赐与的，是无骇的儿子，不是无骇。《左传》不能明察，而错误地将无骇当作展的孙子。

九年春

三月癸酉日，大雨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九年春天，周历三月，癸酉日，大雨连绵伴有雷电，记载这是开始。庚辰日，大雨雪，也是这样，记载这是时节失序。凡是下雨，从三天以上称为霖，平地积雪一尺称为大雪。

经文记载大雨雷电，不说霖，《左传》增加霖而说不电，《左传》本来就不懂经文，而杜预竟然认为经文有误。凡是杜氏党

译传文歪曲经义，大多像这样。《月令》说：“开始下雨，雷才发声，开始打雷。”这是仲春时节的物候，夏历的仲春相当于周历的四月，现在因为三月下了大雨并伴有雷电所以记载，并不是因为下雨超过三天才记载。从癸酉日到庚辰日，历经八天，既然已经下了大雨并伴有雷电，随后又下了大雪，所以记载，并不是因为雪深达到一尺才记载。这些都是记录异常现象罢了，传文不了解这一点却随意制定体例，又说是记载“开始”和“时令失序”。况且下雨超过三天，任何时节都可能发生，如果它构成灾害，那么自然会以“大水”的名义记载；如果不构成灾害，那么按体例本来就不记载。平地积雪一尺，任何时节也可能发生，如果正值其时本来就不记载，如果不是其时，那么也不必等到积雪一尺后才记载。“大”，只是强调程度严重罢了。

译冬天，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

冬天，鲁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是为了谋划讨伐宋国。

郑伯，就是郑庄公，身为周王的卿士，奉周王之命讨伐宋国，那么郑伯率领六卿出征，是主将。经文为什么先写齐国，而记载“齐人、郑人伐宋”呢？“人”，是指防地的人。郑伯如果真的奉王命而执行天讨，为什么不亲自率领，却让防地的人来统领呢？回答说：“郑人奉王命来告知讨伐宋国，是可以的。既然已经告知鲁国，那么必定也要告知齐国。鲁公并非主将，为什么要去防地会见齐侯并与他谋划呢？”这两种说法反复推敲都没有依据。大概是左丘明不知道讨伐宋国的原因而胡乱编造的说法。翚讨伐宋国没有记载战败，大概是鲁国内部战败。防，大概是鲁国的旧邑，曾经被宋国侵占。所以鲁公讨伐宋国，在菅地打败宋军，于是又收复了防地，这比较符合事实。所以防地刚出现，防地很快就被收复。防地收复防地，说“取”，正与经文中收复旧邑的体例相符。杜预想要附会左氏，又另外将防分为两个邑，也是不对的。

十年春天，周历二月，鲁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郑伯。

十年春天，周历正月，鲁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郑伯。癸丑日，在邓地结盟，约定出兵日期。

经文不记载结盟，我之前已经说过了。杜预说鲁公回国后只报告了会见，没有报告结盟，所以不记载。以前诸侯自行会见，就认为是不报告所以不记载；现在鲁公与诸侯会见，就认为是不报告宗庙所以不记载，都没有依据而强行解释。况且鲁公出行报告宗庙，有时报告前事，有时报告后事，虽然不同，怎么能连事实都一并抹去呢？经文记载会见在二月，传文说是正月。杜预根据历法推算，二月没有癸丑日，癸丑日在正月，说经文错了。既然会见后才约定出兵日期，会见既在二月，那么正月怎么可以先结盟呢？尤其可以看出他牵强附会的荒谬。

六月壬戌日，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壬戌日，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庚午日，郑军进入郜地。辛未日，郜地归附我国。庚辰日，郑军进入防地。辛巳日，防地归附我国。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件事上可以说是正当了。奉王命讨伐不服从的诸侯，不贪图其土地以损害王爵的尊严，这是正当的体统。”

经文前面说“夏天，翚率领军队与齐人、郑人讨伐宋国”，现在又说“六月壬戌日，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而齐、郑两国没有参与，两件事前后本来就不能吻合。大概是因为以前翚与两国讨伐宋国而没有得逞，所以鲁公亲自讨伐并打败宋军，那么郜地和防地的归附，与郑军有什么关系呢？郜应该是宋国的附庸国，而防是鲁国的旧邑，曾经被宋国侵占。鲁公既然战胜宋国，于是使它的附庸归附并收复旧地，所以都说“取”。怎么知道的呢？经文中收复旧地说“取”，取济西田就是例子；取附庸也说“取”，取鄟就是例子。收复旧地说“取”，是相对于“给予”而言，对方归还给我而我占有它；取附庸说“取”，是区别于“灭”的名称。灭，是杀死其君长，夷平其社稷；而附庸则是使其归属听从自己，这也就像我的城邑一样。以前平定宋国动乱，说从宋国取回郜大鼎，那么郜国是被宋国所有，不是宋国的城邑。后来看到郜子来朝见，那么国家本来就没有被灭。当时取它，是使其归属作为附庸罢了。防地则鲁国直接占有，作为臧文仲的封邑了。两个“取”字名称相同而意义不同，传文不能分辨。它说“君子认为郑庄公不贪图土地，以损害王爵的尊严”，是正当的体统，尤其不对。诸侯有罪而削减其土地，是周王的政令。郑国如果擅自讨伐，又私自夺取土地归附我国，这能叫正当吗？

秋天，宋人、卫人进入郑国。宋人、蔡人、卫人讨伐戴国，郑伯讨伐并夺取了戴国。宋人、卫人进入郑国，蔡人跟随讨伐戴国。八月壬戌日，郑伯包围戴国。癸亥日，攻克戴国，俘获三军。宋、卫既已进入郑国，又用讨伐戴国来召引蔡人，蔡人愤怒，所以不和而失败。

经文说宋、蔡、卫人讨伐戴国，传文说郑伯包围戴国，这是说三军已经得到戴国，郑伯又跟随包围它，这话本来就已经比经文多余了。又说攻克戴国、俘获三军，这是说郑伯包围戴国而攻克它，在戴国俘获三军，如果是这样，经文为什么都不记载呢？既然说攻克戴国、俘获三军了，又说召引蔡人不和而失败，那么俘获三军是在召引蔡人时，不是在攻克戴国时，这话自相矛盾。根据经文记载进入郑国讨伐戴国，只说秋天，不说月份，是因为时间长久。宋、卫进入郑国，本来就已经疲惫了，即使加上蔡人讨伐戴国，戴国未能臣服，在外游荡，进退都困顿，所以郑伯趁其疲惫，能以一国覆灭三军，这就是经文不认为郑伯讨伐正当，而加重其夺取罪名的原因。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争先后次序。薛侯说：“我先受封。”滕侯说：“我是周朝的卜正。薛是庶姓，我不能排在后面。”鲁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您和滕君屈尊来到我这里。周朝谚语说：‘山上有树木，工匠就测量它；宾客有礼节，主人就选择它。’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我如果到薛国朝见，不敢与各位任姓诸侯排次序。您如果屈尊赏赐我，那么我愿意以滕君为请求。”薛侯答应了，于是滕侯排在前面。

不是天子不集体接见诸侯，周朝的宗盟，异姓排在后面，这是朝见天子的礼节。诸侯互相朝见尚且不可以，何况集体接见，有什么先后次序呢？这传文不知道经文列举两国的意思，只看到并列记载来朝见，所以妄信羽父的话。这就像初献

译六羽，不追究它在音乐中的用途，却只记录它的羽毛数量，左丘明的浅陋，大体上都是这样的。

译秋季七月壬午日，隐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

秋季七月，隐公防备齐侯、郑伯讨伐许国。庚辰日，军队逼近许国。颍考叔拿着郑伯的旗帜“蝥弧”率先登上城墙，子都从下面射他，颍考叔摔了下来。瑕叔盈又拿着“蝥弧”旗登上城墙，四面挥舞旗帜并高呼：“国君已经登城了！”郑国军队全部登上城墙。壬午日，于是攻入许国。许庄公逃奔到卫国。齐侯把许国让给隐公。隐公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我跟随您讨伐它。许国已经伏罪了，即使您有命令，我不敢参与。”于是把许国给了郑国。郑伯让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的东边，说：“上天降祸给许国，鬼神确实对许君不满，而借我的手来惩罚他。我仅仅是一两个父兄不能共同安定，怎么敢把许国当作自己的功劳呢？我有弟弟，不能和睦相处，却让他在四方谋生糊口，何况能长久占有许国呢？您就奉许叔来安抚这里的百姓吧，我将让公孙获辅佐您。如果我得以善终，上天或许会依礼后悔对许国的灾祸，希望许公能重新供奉他的社稷。只有我们郑国有请求的时候，像过去的姻亲关系那样，他们能屈尊顺从我们。不要滋生其他家族逼近居住在这里，来和我们郑国争夺这块土地。我的子孙连自身覆亡都来不及，何况能祭祀许国呢？我让您住在这里，不只是为了许国，也是借此巩固我们的边防。”于是派公孙获住在许国的西边，说：“凡是你的器物、财物，不要放在许国。我死后，你就赶快离开。我的先君刚在这里建立邑城，王室已经衰微了，周朝的子孙一天天失去他们的秩序。许国，是大岳的后代。上天既然已经厌恶周朝的德行了，我怎么能和许国争夺呢？”君子认为郑庄公在这里合乎礼。礼，是用来治理国家、安定社稷、安排百姓、有利于后代的。许国没有法度就讨伐它，屈服了就放过它，估量德行来处理，衡量力量来行动，观察时机而行动，不连累后人，可以说是懂得礼了。

《春秋》记载“隐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根据传文的体例，攻取大城叫“入”，不占领土地叫“入”。现在却说许国，庄公逃奔到卫国，郑伯得到许国而平分它，让许叔住在东边，公孙获住在西边，这难道是不占领土地吗？况且隐公告诉齐侯，说“您说许国不恭敬，所以我跟随您讨伐它”，那么讨伐许国的是齐侯主导，所以《春秋》把郑国排在上面，不仅仅是因为他的爵位。如果齐侯懂得礼，那么许国服罪就停止了；如果不懂礼而想独占土地，那就自己处理，为什么再把许国让给隐公，又给郑国？郑伯又为什么敢接受，来分给大夫呢？许庄公逃奔到卫国，隐公确实在那里，不用通报就知道，《春秋》应当记载。讨伐许国的不恭敬而擅自瓜分别人的国家，其罪过比不恭敬更大，按法理也应当贬斥，《春秋》都没有文字而一概称为“入”，不符合《春秋》的道义。根据传文应当认为郑国专擅罪恶。纪季带着酅地归附齐国，虽然没有断绝祭祀，后来《春秋》多次暗示纪国，以显示齐国灭纪的罪过。郑国虽然又保存了许叔，《春秋》也应当显示其罪恶，不在郑国，就在许国。现在都与《春秋》不合。按照《春秋》所记载的，隐公只是与齐、郑攻入许国罢了。这件事怀疑在桓公记载“许叔入于许”之前，许国曾经被郑国灭亡，而庄公出奔卫国，让许叔住在许国的东边，而让公孙获住在许国的西边，所以许叔趁着厉公的动乱攻入而恢复许国，这才与《春秋》相近。左氏传不审慎而错误记载。不然，许叔如果真的曾经平分许国的一半，趁着动乱又兼并了公孙获的土地，可以说许叔夺取某地，不能说“入于许”。“入”，是外至的言辞，是远辞。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隐公去世。

隐公做公子的时候，与郑人在狐壤作战，被俘获。郑人把他囚禁在尹氏那里，他贿赂尹氏，并向尹氏的主神钟巫祈祷，于是与尹氏一起回国，并立了主神。十一月，隐公祭祀钟巫，在社圃斋戒，住在寪氏家。壬辰日，羽父派刺客在寪氏家杀害隐公，立桓公并讨伐寪氏，有死者。不记载“〇”，是因为没有完成丧礼。

国君被杀而贼人没有被讨伐，不记载“〇”，这是《春秋》责备臣子的道义，不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况且隐公在寪氏家被杀，桓公即位后讨伐寪氏，有死者，这是把罪责归于寪氏而掩盖自己的罪恶，难道还轻视隐公的丧礼而让他不备礼吗？即使确实有这种情况，这也是臣子的罪过，《春秋》不能一并贬斥隐公，让他不能见到“〇”。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谳》卷二 宋 叶梦得 撰 桓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桓公即位。

三月，桓公与郑伯在垂地会见。郑伯用璧玉借许田。

元年春季，桓公即位。与郑国修好。郑人请求恢复祭祀周公，最终交换祊田，桓公答应了。三月，郑伯用璧玉借许田，是为了周公祊的缘故。郑国没有祭祀周公的礼仪，我以前说过了。这大概是传文错误地把祊当作祭祀，所以说借许田是为了周公祊。祊，是地名。《公羊》、《谷梁》认为是邴祭的名字。祊，是两次祭祀的第二天又祭祀，叫做祊。各自以方位的神祭祀，叫做祊。更可见传文的荒谬。许田，怀疑在以前桓公与齐侯、郑伯攻入许国之后，曾经侵犯其田地而瓜分。郑伯因为边界相近，所以用璧玉借的名义来取它罢了。

秋季大水。

凡是平原出水为大水。

长时间下雨积水，江河决堤泛滥，凡是能够危害事物的，都是大水。所以鲁国慰问宋国大水的辞令说：“上天降下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