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左传谳》卷三宋叶梦得撰僖公

译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左传谳》卷三，宋叶梦得撰，僖公。

元年春王正月。

元年春天，不记载“即位”，是因为鲁僖公曾出奔国外。僖公出奔后又回国，史书不记载，是为了避讳。避讳国家的丑事，是符合礼制的。

正月时僖公如果还未回国，既然没有即位，应当像定公那样，在他回国的月份记载，而不能说是不称“即位”。如果僖公已经回国，自然不妨碍他即位，怎么能因为他曾经出奔就不称“即位”呢？查考闵公在八月去世，庆父在九月出奔莒国，齐国高子在冬天来盟会，僖公回国即位应当就在这个时候，那么僖公的回国大概是在年前，这也是违背了继承大统的原则，却每每胡乱为之辩解。

齐师宋师曹师次于聂北救邢。

夏天六月，邢国迁都到夷仪。

诸侯救援邢国，邢国人溃散，出奔到军队中。军队于是驱逐狄人，备齐邢国的器物用具并迁移他们，军队没有私心。夏天，邢国迁都到夷仪，诸侯为他们筑城，这是救援患难。凡是诸侯伯长救援患难、分担灾难、讨伐罪人，都是符合礼制的。

经书正月记载“齐师、宋师、曹师救邢”，六月之后又记载三师为邢国筑城，大概是救援邢国的军队已经散去，而邢国自行迁都，所以三师再次会合为他们筑城。这就是经书之所以分别记载“救”、“迁”、“城”，历数其顺序并排列出来的原因。如果只是因为他们救援，就迁都并筑城，那就是一件事，应当举其重者，像楚丘、缘陵那样只记载筑城，夷仪也就足够了，何必再记载迁都呢？先记载邢国迁都，后记载为邢国筑城，是为了区别这不是专门的分封，这个义理尤其不可混淆。况且经书记载的是“师”，而传文认为是“诸侯”，尤其可以看出其言论没有根据。

九月公败邾师于偃。

九月，鲁僖公在偃地击败邾国军队，虚丘的戍守部队，是准备撤回的。

这是拘泥于以未交战为例，而不知道内辞记载“败”的含义，所以举例为之辩解，未必是事实。

冬天十月壬午，公子友率领军队在郦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挐。

冬天，莒国人来求取贿赂。公子友在郦地击败他们，俘获莒国国君的弟弟挐。他不是卿，这是为了嘉奖俘获他。鲁僖公赐给季友汶阳的田地以及费邑。

莒挐就像说莒庆一样，子男爵位的卿再受命，自然应当以名字出现。传文不知道这一点，只是看到他不像宋华元、陈夏齧那样带有姓氏，所以沿袭邾庶其的例子，认为他不是卿而特别记载，妄自猜测是为了嘉奖季子。既然已经击败了他的军队，俘获不俘获挐，有什么值得计较的呢？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防至自齐。

夫人氏之防，从齐国到达。君子认为齐国人杀死哀姜做得太过分了，女子，是随从丈夫的人。

这不是君子的言论。这是齐国以霸主身份讨伐不偏私其亲属的道义，哪里是随从丈夫的说法呢？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二年春天，诸侯为楚丘筑城并封给卫国。不记载所会合的诸侯，是因为迟到。经书说“城楚丘”，传文认为是“诸侯城楚丘”，大概是不明白这是以鲁国筑城为文，而妄自以“诸侯城缘陵”为例一概看待，所以又说“不书所会”是因为迟到。大概左氏行文，以传文“公会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为例，认为鲁公后到，所以不记载所会合的诸侯。凡是会合诸侯不记载所会合的，是因为迟到。后到不记载其国名，是为了避开不敏捷的指责。所以在十五年再盟扈、十七年会扈都这样说。我曾经说过这是不对的。三者经书都记载“诸侯”而不排序，妄自认为鲁国会后到，还可以理解。现在这本不记载“诸侯”却擅自增加，尤其可以看出其牵强附会。

虞师晋师灭下阳。

夏天，晋国里克、荀息率领军队，会合虞国军队讨伐虢国，灭了下阳。先记载虞国，是因为贿赂的缘故。

既然说晋国向虞国借道，虞公答应，并且请求先讨伐虢国，而里克、荀息率军前往会合，那么虞国是主兵，自然应当先记载虞国，怎么能又说因为贿赂而记载呢？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三年春天，不下雨。夏天六月，下雨。从十月不下雨直到五月，不说是旱灾，是因为没有造成灾害。

去年记载十月不下雨，那么十一月、十二月就下雨了；现在记载正月不下雨，那么二月、三月就下雨了；接着记载四月不下雨，那么五月以后下雨，大概可以知道了。然而又特意记载六月下雨，是《谷梁传》所说的“喜雨”。大概百谷都等待雨水来生长，只有建巳之月（四月）最为紧急，所以常以龙见为节令举行祈雨。现在连续三年不下雨，而建巳之月下雨，这对谷物有利，所以欢喜。因此经书有历时而言不下雨的，没有关注民生，文公时就是这样；历月而言不下雨的，关注民生，僖公时就是这样。传文不知道辨别这些，只是看到六月记载下雨，就一概与文公时一样说，又怀疑其文字稍有不同，所以又认为旱灾没有造成灾害，其意思是以建戌至建辰不是禾苗生长的时节。然而麦子也受害了。而且根据传文的体例，凡是事物没有造成灾害，自然不应当记载，这为什么特别记载呢？

四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

四年春天，齐侯率领诸侯军队侵犯蔡国，蔡国溃散，于是讨伐楚国。

小白排斥荆楚而对抗中原，没有比这更大的举动，如果因为妇人的怨恨而劳顿七国之君，谁肯听从呢？蔡人虽然畏惧齐国，也不会立刻溃散，这件事必定不会这样。齐国侵犯蔡国，志向在于楚国。辨析又见于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讨伐卫国。

译许穆公在军中去世，按照侯爵的礼仪安葬他，这是符合礼制的。凡是诸侯在朝会期间去世，葬礼规格提升一等；因公务而死，提升二等，因此可以使用衮服入殓。

译诸侯死于军中，记载为“师”；死于会盟，记载为“会”。许男虽然参与了伐楚的战役，但《春秋》经文记载“许男新臣卒”，没有提到“师”，说明他并非死于军中，而是从会盟之地因病回到本国境内才去世的。《左传》凭空猜测说“遂”，认为他是死于军中，并以此作为加重礼遇等级的例子。如果仔细考察认为他是死于朝会，加重一级以侯礼相待，也不应该说用衮服来收敛。侯爵的礼服是鷩冕，衮冕是上公的礼服。

五年

冬天，晋国人抓获了虞公。

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说：“虢国是虞国的屏障。虢国灭亡，虞国必然跟随它一起灭亡。晋国的贪欲不可助长，防备不可玩忽。一次已经太过分了，难道还可以有第二次吗？谚语所说的‘面颊骨与牙床互相依靠，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的关系。”虞公说：“晋国是我的同宗，难道会害我吗？”宫之奇回答说：“太伯、虞仲，是大王的昭辈。太伯没有顺从大王，因此没有继承王位。虢仲、虢叔，是王季的穆辈，担任文王的卿士，在王室有功勋，记录在盟府中。晋国将要灭掉虢国，对虞国会有什么爱惜呢？况且虞国能比桓叔、庄伯的族人更亲近吗？晋国还爱惜他们。桓叔、庄伯的族人有什么罪，却被杀戮？不就是因为受到宠信而逼近君位吗？亲人因为受宠而逼近君位，尚且还要加害，何况是一个国家呢？”虞公说：“我祭祀的祭品丰盛洁净，神明一定会保佑我。”宫之奇回答说：“我听说，鬼神并不真正亲近人，只依附于有德行的人。所以《周书》说：‘皇天没有私亲，只辅助有德行的人。’又说：‘黍稷并不香，光明的德行才真正芳香。’又说：‘百姓不会改变祭品，只有德行才是祭品。’像这样，如果没有德行，百姓就不和，神明就不会享用祭品了。神明所凭依的，将在于德行。如果晋国夺取了虞国，却以光明的德行来进献芳香的祭品，神明难道会吐出来吗？”虞公不听，答应了晋国的使者。宫之奇带领他的族人离开，说：“虞国过不了腊月了。就在这一次行动中，晋国不需要再兴兵了。”八月甲午日，晋侯包围了上阳。晋侯问卜偃说：“我能成功吗？”卜偃回答说：“能攻克。”晋公说：“什么时候？”卜偃回答说：“童谣说：‘丙日的早晨，龙尾星隐没，军队威武整齐，夺取虢国的旗帜。鹑火星势旺盛，天防星明亮，火宿正中时建立军队，虢公将会逃跑。’大概是九月、十月之交吧？丙子日的早晨，太阳在尾宿，月亮在防宿，鹑火宿正当中天，一定是这个时候。”冬天十二月丙子日初一，晋国灭掉了虢国。虢公丑逃往周王室都城。晋军返回，驻扎在虞国，于是袭击虞国，灭掉了它。抓获虞公和他的大夫井伯，用来陪嫁秦穆姬。并且修缮虞国的祭祀，并将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所以《春秋》记载：“晋人执虞公。”这是谴责虞国，并且说明事情容易。

按照《史记》记载，秦惠王时才将“蜡”改为“腊”，当时“腊”还没有这个名称，大概与后来记载秦官职“不更”、“庶长”的错误相同。我曾经怀疑《左传》是战国时期的人所作，所以只记录当时的说法，而没有意识到它的错误，这就是一个验证。晋国灭虢，不仅有灭国的罪过，又灭了同姓国家，应当与卫侯燬一样书写，但经文没有加以贬斥，只说“执虞公”，大概是深深谴责虞公借道伐虢导致自己灭亡。下阳是虞、虢所依靠的坚固据点，既然在下阳记载了“灭”，表明虢国灭亡则虞国也灭亡了。这是虞国自取灭亡，不是晋国灭掉的，所以这里只记载“执虞公”，认为国家灭亡已经很久了，剩下的只有虞公而已。不说“以归”，是说国家已经是晋国的了，不是虞国所能拥有的。《左传》只因为没有记载“虞灭”，就认为是重新修缮祭祀并归还职贡。如果这样，那也是擅自夺取别人的土地并更换君主，经文怎么能没有贬斥呢？认为这是说事情容易，尤其不对。

六年

夏天，鲁僖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包围新城。

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于是救援许国。

冬天，鲁僖公从伐郑归来。

冬天，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在武城拜见楚子。许男面朝北，口衔璧玉，大夫穿着丧服，士人抬着棺材。

夏天，诸侯攻打郑国。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以救援它。诸侯放弃郑国又回来救援许国。冬天，记载公从伐郑归来，那么许国因为诸侯的救援而解除了楚国的包围。许僖公为什么又跟随蔡侯反而向楚国屈服投降呢？认为诸侯没有坚决救援而许国最终被楚国困住，那么经文应当贬斥诸侯，不应当以“救许”为文。凡是“救”，都是褒扬的辞令，那么许僖公见楚这件事就是荒谬的。

七年

闰月，周惠王去世。周襄王厌恶大叔带发动的叛乱，害怕不能即位，不发丧，而向齐国报告危难。

惠王果然在七年去世，襄王害怕叔带作乱，秘密不发丧。在前代也有过这种情况，但不过几天之间，难道会有整年没有君主而子带不知道的吗？根据经文考察，诸侯为襄王谋划，已经见于首止、洮的会盟，只是丧礼前的盟会而已。惠王实际上是在八年冬天去世的，周王室派人来报告丧事，而畏惧子带作乱，所谓“向齐国报告危难”的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所以诸侯再次举行葵丘之会以修好，而襄王派宰周公主持，没有秘密不发丧的事情。《左传》因为洮盟谋划王室，所以误差了一年。怎么知道的呢？洮盟在春天，《左传》说襄王确定地位后才发丧，那么诸侯本来就已经知道惠王去世了，为什么还要等到十二月以丁未日报告呢？

八年

秋天七月，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接致夫人。

秋天举行禘祭而接致哀姜，是不合礼的。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宗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报丧，不附祭于婆婆，就不接致。

夫人应当是成风，不是哀姜。礼制中没有“致夫人”的说法，“致”的意思，如同“致师”、“致女”，

译本来就不是夫人，却把她当作夫人来对待。《春秋》隐公三年记载“君氏卒”，定公十五年记载“姒氏卒”，与此例总共出现三次，但记载的详略有所不同。声子、姒氏都是妾母，那么她们不在正寝去世，不举行殡礼，不向诸侯报丧，不附祭于祖庙，是有可能的。哀姜是嫡夫人，不幸在齐国被杀，因而不能在正寝去世，然而经文中记载“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又记载“夫人氏从齐国回到防地”，没有不称她为夫人的，何必等到八年之后才把她当作夫人对待呢？况且传文中说声子不称夫人，所以不称“葬”，而经文中记载“安葬我们的小君哀姜”，如果哀姜没有被当作夫人对待，怎么能记载“葬”呢？礼制规定：庶子即位为君，要为他的母亲建造宫室，仲子的宫室就是如此。僖公大概想对成风加以厚待，将她列为夫人，并把她升入宗庙祭祀，所以通过禘祭来确立她的地位。禘祭用来审察昭穆次序，自从三年丧期结束，初次禘祭之后，每五年再举行一次禘祭。僖公在三年丧期结束后，第二次禘祭在八年举行，虽然是禘祭的常规节次，但实际上是用它来确立成风的夫人地位，所以说“用”，就像九月“用郊”一样，是有所为而为之，这就是经文之所以这样记载的原因。传文知道声子、姒氏的说法，却不明白她们作为妾母的含义，所以在此没有领悟这是为了成风，只是看到哀姜不在正寝去世，就认为鲁国人曾经贬低她，因而推测她不举行殡礼、不报丧、不附祭，这都是凭空臆测，起初并没有从经文中寻求依据。考察商代制度是在宗庙殡殓，周代制度是在宫室殡殓，安葬时则先朝拜宗庙然后出发，所以《檀弓》说：“早晨出发，是顺应死者孝子的心意，因为哀痛而离开居室，所以到达祖先的宗庙然后出发。殷商在早晨朝拜宗庙并在祖庙殡殓，周代在早晨朝拜宗庙然后直接安葬。”这与《士丧礼》所说“早晨朝拜然后直接安葬”相同，那么在宗庙殡殓也不是周礼，尤其可以看出传文的荒谬。

译鲁僖公九年春季，周历三月丁丑日，宋桓公御说去世。

鲁僖公九年春季，宋桓公去世，尚未安葬，宋襄公就与诸侯会盟，所以称他为“子”。凡是处于丧期，周天子自称“小童”，诸侯则称“子”。

周天子在丧期自称“小子”，这在《诗经》、《尚书》和《礼记》中都有记载，从未有过自称“小童”的。《礼记》规定：“国君的妻子，自称曰小童。”两个名称不应混淆，而在《春秋》经文中，也没有以此作为说法的依据，这种解释大概是没有根据的。《左传》说：“卿不与公、侯会盟，但可以与伯、子、男会盟。”那么《左传》是将公、侯与伯、子、男分为两类。武氏子是周大夫的儿子，他在丧期尚且称“子”。现在说公、侯称“子”，难道伯、子、男就不称“子”吗？这大概是因为经文中只记载了宋子、卫子、陈子，而伯以下恰好没有称“子”的，所以顺势将其作为条例，其实是不懂礼制。

夏季，鲁僖公与宰周公、齐侯、宋子、卫侯、郑伯、许男、曹伯在葵丘会盟。夏季，在葵丘会盟，在防地结盟，并且重修友好关系，这是符合礼制的。周天子派宰孔赐给齐侯祭肉，说：“天子在文王、武王的宗庙举行祭祀，派孔赐给伯舅祭肉。”

查考当时襄王刚刚即位，按月份计算，惠王尚未安葬，不能在宗庙举行祭祀，怎么会有赐祭肉的事呢？况且脤膰之礼，只赐予与王室有亲兄弟关系的国家，齐国是不应受赐的。或者因为齐桓公小白而特别赐给他，也怀疑是在丧期结束之后，而错误地记录在这里。

九月戊辰日，诸侯在葵丘结盟。

秋季，齐侯在葵丘与诸侯结盟，说：“凡是我同盟的人，结盟之后，言语行为都要归于友好。”宰孔先回国，途中遇到晋侯，说：“可以不去会盟了。齐侯不致力于德行，却勤于远略，所以北伐山戎，南伐楚国，西面举行这次会盟。东方征伐的事尚且不知道，西面就更不行了。这大概会引发动乱吧！您致力于平定动乱，不要勤于出行。”晋侯于是返回。

齐桓公的会盟，没有比葵丘更盛大的了。既然认为是为了谋划王室，就不应当与北伐山戎、南伐楚国并列为不致力于德行而勤于远略，这话不合情理。所谓“您致力于平定动乱，不要勤于出行”，意思一定是指里克、郑父作乱的事。况且里克想要拥立文公而杀害奚齐，是在晋献公去世之后，这时献公还在世，宰孔怎么预先知道动乱而告诫他呢？《左传》只是看到后来记载诸侯结盟而没有提到宰周公，不知道不敢与王室三公结盟的意思，妄自认为宰孔先回国，因而附会出这种说法罢了。

鲁僖公十一年

夏季，扬拒、泉皋、伊雒的戎人，共同攻打京师，攻入王城，焚烧东门，是王子带召引他们的。秦国、晋国攻打戎人以救援周王室。秋季，晋侯在王城平定戎人。惠后想要废黜襄王而立子带，齐侯率领诸侯在首止会盟，以安定世子，秦国、晋国都没有参加。从此在防地结盟，又举行洮地和葵丘的友好会盟，也都以齐国为主，秦国、晋国未曾与会。现在子带召引戎人攻打京师，为什么齐国及诸侯反而不救援周王室，而秦国、晋国去救援呢？这件事未必真实，怀疑是秦国、晋国史官的言辞，而《左传》不能辨别。况且首止、葵丘都是谋划王室的大事，秦国、晋国尚未曾参与一次，唯独为什么要平定戎人呢？

鲁僖公十二年

周天子因为戎人作乱的缘故讨伐王子带，秋季，王子带逃奔齐国。冬季，齐侯派管夷吾在周王室平定戎人，派隰朋在晋国平定戎人。

齐桓公小白本来以安定襄王、谋划王室为功劳，现在子带召引戎人攻打周王室而不救援，反而接纳子带，又在周王室平定戎人，与晋国和解，这是党同子带而与戎人交好，他的行事难道不违背常理吗！十六年又说周天子因为戎人作乱告知齐国，齐国召集诸侯以戍守周王室，告知危难不应在五年之后。这时子带还在齐国，周天子也不应再借齐国作为外援。而十三年记载齐国派仲孙湫出使周王室，并且谈到王子带，仲孙湫回报说：“周天子的怒气未消，不到十年不会召他回来。”而二十二年记载富辰请求召还太叔，周天子在齐国回复他，正好是十年，难道仲孙湫的智慧果真能预先断定富辰的请求如此契合吗？他的话前后矛盾，附会之处毫无根据。据我考证，从子带逃奔齐国到周天子召他回来，都不足信。只有颓桃想要作乱，趁着惠后的意思，奉子带以狄师攻打周王，周王出逃到郑国，这才接近事实。秦国、晋国平定戎人的事，我本来就怀疑未必有。况且攻打而说平定，犹如献功；现在说平定戎人，乃是和解，两种意义自然不同。加上襄王畏惧子带很久了，每次向诸侯告知危难，来不及不应，现在子带逃奔后又召他回来，大概是戎人与狄人的事相近，《左传》不能辨别而错误记载。不然，齐桓公小白以霸业显赫于诸侯，坐视王室的危难而不救援，内部党同罪人，外部党同戎人，反而不如秦穆公、晋惠公，哪里用得着他在首止、洮地、葵丘结盟呢，而《春秋》经对诸侯没有一处贬斥呢？

鲁僖公十四年

夏季六月，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

鄫季的夫人季姬来鲁国省亲，鲁僖公生气地阻止她，因为鄫子不来朝见。夏季，在防地相遇，而让鄫子来朝见。

《春秋》经记载“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那么季姬本来就没有嫁给鄫子。《左传》怎么能立刻说“鄫季的夫人季姬来省亲”而鲁僖公生气呢？大概是只看到内宫女子没有与外诸侯相遇的道理，而且能让他来朝见，所以故意这样说罢了。凡是内宫女子已经出嫁，必定冠以其国名和其丈夫的姓氏，如纪伯姬、荡伯姬之类，这是《春秋》的常法。然而

译必须首先看到“归”字，就像“伯姬归于纪”这类记载一样。有人推测，季姬是在鄫子身为世子时嫁过去的，所以《春秋》经文没有记载；然而，既然如此，为什么后来又出现了“季姬归于鄫”的记载呢？又有人解释说：“这是因为鄫子前来朝见并请求娶她，所以再次记载。”然而，鄫子并没有来朝见，而是因为季姬来宁国省亲时发怒，鄫子因此阻止了她，这仅仅是没有让她回国而已，并没有断绝关系，为什么要用记载出嫁的辞令来记载这件事呢？这些反复辩解的观点都没有根据。

译二十一年

冬天，鲁公讨伐邾国。

任、宿、须句、颛臾，都是风姓，实际掌管太皥和有济的祭祀，以此服侍中原各国。邾国人灭掉了须句，须句的国君来投奔鲁国，是因为成风的缘故。成风为此向鲁公进言说：“尊崇大祀，保护弱小孤寡，这是周朝的礼制；蛮夷扰乱中原，这是周朝的祸患。如果重新封立须句，就是尊崇太皥和有济而修明祭祀、消除祸患。”

灭掉国家没有不在《春秋》经文中记载的，诸侯来投奔也没有不在《春秋》经文中记载的。如果真像《左传》所说的那样，经文怎么会不记载呢？灭掉须句，说不记载，还勉强说得过去；但国君来投奔则没有不记载的道理。考察第二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就像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訾娄”一样，那么须句大概是邾国的邑地。《左传》不知道这一点，却认为成风是同姓，所以妄信传闻罢了。

二十二年春天，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

二十二年春天，讨伐邾国，夺取须句，送还他们的国君，这是符合礼制的。

陈国世子吴回到陈国，蔡国世子庐回到蔡国，楚国灭掉他们的国家而后能复国，尚且被记载在经文中。须句如果真的被邾国灭掉，而鲁国送还其国君，这正是孔子所说的“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从而使天下百姓归心”的行为，而经文反而使用讨伐国家夺取邑地的措辞，难道不受到讥讽吗？《左传》大概在前文已经出错，因而顺势形成这种说法。

文公

元年

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鲁公命令

周天子派毛伯衞来赐给鲁公命令。叔孙得臣前往周朝拜谢。

经文说：“赐给鲁公命令。”“锡”是常规；“赐”是非常规。说“赐”，是错误的。

晋侯讨伐卫国

晋襄公刚除丧，派人告知诸侯而后讨伐卫国。到达南阳，先且居说：“效仿别人的错误，是祸患。请国君去朝见天子，臣下跟随军队。”晋侯在温地朝见天子，先且居、胥臣讨伐卫国。

经文说“晋侯讨伐卫国”，那就不是先且居、胥臣了。文公在僖公三十二年十二月去世，到今年四月，正是练祭之后，四月也不能说已经除丧。温地会盟在僖公二十八年，是文公时期的事，也不能说在温地朝见天子。这三点都是错误的。

公孙敖前往齐国

穆伯前往齐国，开始聘问，这是符合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卿大夫出访并聘问，实践修好旧谊，结纳外援，与邻国交好，以保卫社稷，这是忠信卑让的道理。忠，是德的正直；信，是德的坚固；卑让，是德的基础。

周代的制度，每年互相问候；殷代的制度，互相聘问；世代的制度，互相朝见。国君即位而卿大夫出访聘问，大概是春秋时期的制度，不能说是先王的礼制。

二年

夏天六月，公孙敖会同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在垂陇结盟。六月，穆伯会同诸侯及晋国司空士谷在垂陇结盟，是因为晋国讨伐卫国的缘故。记载士縠，是因为他胜任此事。

前文把士縠当作司空，那就是卿了，自然应当以名氏出现，就像虚朾之盟，说仲孙蔑会同晋侯、宋公、卫侯、邾子、齐国的崔杼，是什么意思呢？唯独认为士縠胜任此事，推测《左传》的意思似乎是说卿不会同公侯，所以这样说。然而经文排列士縠在宋公、陈侯、郑伯之下，本来就没有与他们会同。杜预竟然认为司空不是卿，因为出盟诸侯，接受卫国的成命，尊贵而书名氏，大概是不懂《左传》的意思而妄加议论，哪有司空不是卿的呢？诸侯再命的大夫，经文没有进而称氏的，如果确实是卿而应当进称，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

八月丁夘在大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位次

秋天八月丁夘，在大庙举行大祭，提升僖公的位次，这是逆祀。当时夏父弗忌担任宗伯，尊崇僖公，并且声称自己有所预见，说：“我看见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是顺；提升圣贤，是明。明、顺，就是礼。”君子认为这是失礼。礼没有不顺的。祭祀，是国家的大事，而违背顺序，能说是礼吗？儿子即使齐圣，也不先于父亲受祭，已经很久了。所以禹不先于鲧，汤不先于契，文王、武王不先于不窋。宋国以帝乙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这还是上溯祖先。

诸侯不得以天子为祖，郑国以厉王为祖，大概是周朝末世，这是弗忌的错误，《左传》记载它是不对的。

冬天晋人、宋人、陈人、郑人讨伐秦国

冬天，晋国的先且居、宋国的公子成、陈国的辕选、郑国的公子归生讨伐秦国，夺取汪地和彭衙而后返回，以报复彭衙之战。不记载卿，是为了穆公的缘故，尊崇秦国，称之为崇德。

内王之下士、外小国之卿与大国之士，都是一命，记载为“人”，是《公羊传》、《谷梁传》所说的微者，是《春秋》的常法。其名称例法固然不可混乱。只有北杏之大夫开始会盟、恶曹之大夫开始结盟、清邱之大夫屈从中国而跟随楚国、翟泉之大夫在天子之侧结盟，都是贬斥而称“人”，大概是因为其事昭然可考。其他没有不见于其事而改变文辞的。大概卿被贬斥而书“人”是可以的，然而与一命而依法当书“人”的有何区别？这是《春秋》别嫌明微的道理。而《左传》每每于各国都以“人”出现的，都作为贬斥卿的辞令，必定列出其姓氏而曲为之说。以义理考察，全无依据。况且这讨伐秦国的人被称为崇德，《春秋》讨伐国家而非其罪的多矣，未曾都贬斥他们。秦穆公虽有悔过、任用孟明的小善，为何独独就尊崇他呢？

公子遂前往齐国纳币

襄仲前往齐国纳币，这是符合礼制的。凡是国君即位，友好舅甥，修明婚姻，娶元妃以

译供奉祭祀用的谷物，是孝道的体现。孝道，是礼制的开端。

僖公在十二月去世，杜预认为月份有误，应当是十一月。现在根据冬季纳币这一事实，固然无法确定是否就是十二月，但即便确认为十二月，此时仍在丧期未满的禫祭期间，那么纳采之礼就发生在三年丧期之内了。纳币本是常规礼仪，经书中未曾记载，所以贬斥其为防备娶妻（的急迫行为）。《公羊传》说：“三年丧期内不筹划婚姻”，这才是正确的，难道反过来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吗？诸侯迎娶正妃，本来自有其适当的时候，却以即位作为界限，尤其显得荒谬。

译鲁宣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和郑国人去讨伐沈国。沈国溃败。

三年春季，庄叔会同诸侯的军队去讨伐沈国，这是因为沈国臣服于楚国。沈国溃败。凡是百姓逃离他们的君主称为“溃”，君主逃离百姓称为“逃”。

杜预认为“溃”是指众人离散流移，就像积水溃决，是一种自我败坏的现象。大概那些众人辞别逃亡的，不与大众同行，私下保全自身以逃脱，以此作为区别，起初并不区分上下尊卑。郑伯逃离盟会，陈侯逃离回国，都称为“逃”；郑詹从齐国逃亡而来，也称为“逃”。为什么唯独说君主逃离才叫“逃”呢？

晋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

冬季，晋国因为江国的缘故，向周天子报告。王叔桓公、晋阳处父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在方城门外扎营，遇到息公子朱就撤军返回。

救援没有说“讨伐”的，经文特意记载“讨伐楚国”，大概是因为看到不直接救援是欺骗，所以第二年楚国最终灭了江国。如果王叔桓公确实一同讨伐，为什么经文中不记载呢？

四年

夏季从齐国迎娶妇姜

从齐国迎娶妇姜，卿大夫不前往，不符合礼制。君子因此知道出姜在鲁国不得人心，说：“隆重聘娶却轻慢迎回，身为国君却轻视她，立为夫人却废弃她，背弃信用而败坏她的地位，在国家必然导致混乱，在家族必然导致灭亡，不得人心是理所当然的！”《诗经》说：“畏惧上天的威严，因此得以保全。”这就是尊敬主妇的意思。

这是鲁宣公亲自迎娶的措辞，怎么知道的呢？女子在娘家称为“女”，在途中称为“妇”，进入夫家称为“妇人”。仔细考察，用微贱的人去迎娶，应当说“从齐国迎娶女子”，不能立刻称为“妇”。虽然“妇”有婆婆的意思，然而《春秋》宣公年间记载“夫人妇姜从齐国到达”，都是在到达时说的，不能在国中直接称呼。它与庄公年间记载“公如齐国迎娶女子”文字不同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在齐国完成了礼仪，所以就用“妇”来称呼，用来避讳而不记载到达。传文看到没有记载宣公，与庄公的书法不同，就附会出姜的事来编造说辞，这是错误的。

五年春季，周历正月，周天子派荣叔来送含玉和赗车。

五年春季，周天子派荣叔来送含玉和赗车，召昭公来会葬，这是符合礼制的。传文不把妾母当作义理，却称之为礼，其意思好像是说：“夫人去世，含玉、赗车与会葬经文中没有记载，而成公特别记载以妾母身份应当送含玉赗车且会葬。”用这种观点来讨论礼，哪里还值得谈论经文的深意呢？经文不说“来”，正表明荣叔没有亲自到达，而传文说“来”，其错误更加明显。

六年春季

六年春季，晋国在夷地检阅军队，休整两军。让狐射姑统帅中军，赵盾辅佐他。阳处父从温地回来，改在董地检阅军队，更换中军统帅。阳处父，是成季（赵衰）的下属，所以偏袒赵氏，并且认为赵盾有才能，说：“任用有才能的人，对国家有利。”因此提升赵盾的地位。

休整军队更换将领，检阅军队后才这样做，可以说是慎重了。这时晋襄公正强盛，阳处父虽然专断，难道能擅自这样做吗？《公羊传》所说“阳处父进谏，襄公听从而废黜狐射姑”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是襄公泄露了话语。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贾季怨恨阳处父更换他的班次，并且知道自己在晋国没有援助。九月，贾季派续鞫居杀了阳处父。经书记载：“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这是阳处父侵越职权。贾季，就是狐射姑。前文说阳处父能改在董地检阅军队并更换中军，已经很强大了，又偏袒赵盾，怎么能说没有援助呢？如果像传文所说，阳处父只是被贾季所杀，这是大夫私下互相杀害，自然不应该记载在经文中。大概是传文不知道这个体例而胡乱说的。应当像《公羊传》所说：“狐射姑在朝廷上刺杀他。”经文因为襄公泄露话语，所以用“国杀”来记载。传文认为阳处父侵越职权，大概也略微听说他是大夫有罪的说法，但不明白“国杀”的意义，所以虽然说了，终究没有阐明连累君主的道理。

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

闰月不告朔，不符合礼制。闰月用来校正时节，时节用来安排农事，农事用来丰富民生，百姓生存的道理就在这里了。不告闰月的初一，是抛弃时政，怎么能治理百姓呢？

日月相会称为朔，闰月北斗指向两辰之间，不是朔。先王告朔不告月，因为闰月是依附于月份余下的日子，而天上没有这个月，所以如此。《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经书记载不告月，传文却认为不告朔是不合礼，这哪里是懂得经文呢？有人说：“闰月不告月，那么怎么颁布这个月的政令呢？”大概是从它所依附的那个月来颁布，闰月与所依附的月本来是一个月，不是两个月。传文却认为是抛弃时政，这难道是废弃一个月的政令而不告吗？它说闰月用来校正时节，时节用来安排农事，农事用来丰富民生，说闰月是对的，但不明白不告的意义。

七年春季

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

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安置文公的儿子在那里，不符合礼制。

须句是邾国的城邑，我本来就说过了。文公的儿子审背叛他的父亲，我们夺取他的城邑而封给他，措辞不应该没有贬义，这在道理上必然不会这样。大概是传文错误地认为须句是一个国家。如果确实有这件事，断绝太皥的祭祀而给邻国的叛臣，其罪过又比夺取城邑更大，也不应该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

夏季四月宋公王臣去世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夏季四月，宋成公去世。这时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打算除掉众公子，乐豫说：“不可以。公族，是公室的枝叶，如果除掉他们，那么根本就没有庇护了。葛藟尚且能庇护它的根本，所以君子把它作为比喻，何况国家

译君主吗？这正是谚语所说的“庇护他却又放任斧头砍向他”的情形。这绝对不行，君主您应当好好谋划。用德行亲近他们，他们都会成为您的得力助手，谁敢有二心呢？为什么要除掉他们呢？」宋昭公没有听从。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在昭公的宫殿里杀死了公孙固和公孙郑。六卿调和了公室的矛盾，乐豫辞去司马的职务，将职位让给公子卬。昭公即位后下葬。《春秋》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不称其名，是因为人数众多，并且表明他们并非有罪。

译如果说是众人，就不能说不是他们的罪过；如果说不他们的罪过，就不能说是众人。这两种含义不能同时成立。杜预将“众”解释为不称杀者之名，这是错误的。如果例子不是双方互相残杀，哪里会有称名的情况呢？《左传》知道“非其罪”的含义，却不敢相信，所以又用“众”来包容它。

戊子日，晋国人跟秦国人战于令狐，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

秦康公送公子雍到晋国，说：“文公回国时没有护卫，所以发生了吕氏、郤氏的祸难。”于是多给他随从护卫。穆嬴每天抱着太子在朝廷上哭，说：“先君有什么罪过？他的继承人又有什么罪过？舍弃嫡长子不立，却向外寻求国君，将把这个孩子放在哪里呢？”走出朝廷就抱着太子到赵氏那里，向宣子叩头，说：“先君捧着这个孩子托付给您，说：‘这孩子有才能，我受您的恩赐；没有才能，我只怨恨您。’现在国君虽然去世，这话还在耳边，却抛弃他，怎么办？”宣子和各位大夫都忌惮穆嬴，并且畏惧太子的逼迫，于是违背先蔑而立灵公，用来抵御秦军。箕郑留守国内。赵盾统帅中军，先克辅佐他；荀林父辅佐上军，先蔑统帅下军，先都辅佐他；步招驾车，戎津担任车右。到达董阴，宣子说：“我们如果接受秦国，秦国就是宾客；不接受，就是寇敌。既然不接受，却又延缓军队行动，秦国将产生野心。先于敌人行动以夺取敌人的士气，是军队的好谋略；追逐寇敌如同追赶逃犯，是军队的好政令。”训练士兵，磨利兵器，喂饱马匹，在草垫上吃饭，秘密行军连夜出发。戊子日，在令狐打败秦军。

《春秋》经文记载晋国人跟秦国人战于令狐。根据《左传》的体例，双方列阵作战称为“战”，没有列阵而打败某军称为“败某师”。现在秘密行军连夜出发，就不是双方列阵了，怎么能不说“败”反而写“战”呢？赵盾统帅中军，也不应该不出现名字。杜预说是因为贬斥废除嫡子而向外寻求国君，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况且前面说先蔑到秦国迎接公子雍，现在经文记载先蔑逃奔秦国而不说“出”，明显是先蔑跟随公子雍在秦军中，因为不能进入晋国，所以又跟随他回到秦国，那么先蔑怎么又统帅下军呢？杜预又说先蔑先前回到晋国，晋国人开始为了迎接公子雍出兵，突然改变计策立灵公，没有醒悟。《左传》说违背先蔑而立灵公以抵御秦军，那么立灵公自然在出兵之前，哪里有什么先蔑先前回到晋国的说法呢？他的荒谬更加明显。凡是《左传》所列出的将佐，都没有值得依据的地方，这大概跟《长岸》的记载一样罢了。

秋季八月，鲁公跟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

秋季八月，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会见晋国的赵盾，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晋侯（灵公）刚即位的原因。鲁公后到，所以不记载所会见的诸侯。凡是会见诸侯不记载所会见的，是因为后到。后到不记载他的国家，是避开不敏捷的指责。

《左传》把齐侯、宋公、卫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称为诸侯，赵盾称为晋国大夫，这是对的。而把不记载所会见的诸侯归因于鲁公后到，并且经文既然说了“公会”，这是鲁公到达的措辞。现在鲁公后到而措辞没有贬斥，诸侯没有后到反而不能按顺序排列，这种赏罚难道不是颠倒了吗？这正是说赵盾违背公子雍的约定而立灵公，害怕诸侯的讨伐，挟持霸主以会见诸侯，不凭借灵公主持会见，而是自己临阵指挥。诸侯知道赵盾以大夫身份执掌国家命脉，纷纷听从不敢违背，所以贬斥而简略记载。赵盾以大夫身份被提及，大概还跟因为公子纠的缘故，而说“跟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而不称名的情况相同。这就是经文记载在“战于令狐”和“先蔑逃奔”之后的原因。

八年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见晋国的赵盾，在衡雍结盟。

乙酉日，公子遂会见伊雒之戎，在暴地结盟。

冬季，襄仲会见晋国的赵孟，在衡雍结盟，是为了报答扈地结盟的恩情，于是会见伊雒之戎。经文说：“公子遂”，是珍视他。

扈地结盟，如果不是后到，那么记载讨伐的人就错了。遂本来因为两件事出使，所以在壬午日跟赵盾在衡雍结盟，乙酉日跟伊雒之戎在暴地结盟，相隔四天，不是一件事重复出现，自然不应该去掉族氏，哪里有什么珍视的说法呢？如果戎人真的想攻打鲁国，而遂专门跟他们结盟，经文与其遂事，那么应该在衡雍之后，记载“遂会见伊雒之戎在暴地结盟”，也不应该以再次出现名字为美。如果经文不认可，去掉族氏不记载，那么跟一件事重复出现而最终称名的人怎么区分呢？经文不说“遂”，而《左传》说“遂”，它的荒谬就可以知道了。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来投奔。

宋襄夫人，是襄王的姐姐。昭公对她不礼貌。夫人依靠戴氏的族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孔叔、公孙钟离和大司马公子卬，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握着符节而死，所以用官职记载。司城荡意诸来投奔，把符节交给府人后出逃。昭公用他的官职迎接他，都恢复了他的职位，也都用官职记载，都是尊重他们。

诸侯杀大夫，互相通报一定要以他们的罪因为由。比如卫国杀孔达，说：“寡君有个不听话的臣子达，把我们国家构陷给大国，他已经伏罪了，敢来告知。”这是各国通报杀大夫的言辞，没有说他们美好的。他们有没有罪，经文以义理来纠正。《左传》论经文常说跟随通报，司马审以握着符节为美，一定不是通报中所说的，经文从哪里知道呢？司城交出符节而出逃，难道大夫出逃的都偷拿符节逃跑，而唯独意诸能交出符节吗？用《周官》来考证，只有守卫邦国都鄙以及出使有符节，六卿在官位上的没有听说有符节的，那么司马、司城有什么符节呢？这大概

译传不知道宋国有六卿，本应当记载官职，却胡乱加以解说。它说国君以官职迎接他们，又都让他们恢复原职，也记载官职，这是经文的褒贬，难道不取决于其人，而仅仅以国君的行为作为准则吗？

译九年春，公子遂与晋人、宋人、卫人、许人会师，共同救援郑国。

公子遂与晋国的赵盾、宋国的华耦、卫国的孔达以及许国的大夫会师救援郑国，未能赶上楚国的军队。经文中不记载这些卿的名字，是因为他们行动迟缓，以此来惩戒那些不恭敬的人。

楚国在三月攻打郑国，经文紧接着记载“公子遂与晋人、宋人、卫人、许人会师救援郑国”，下文又说秋天狄人侵犯齐国，那么各国出兵救援都在一个月之内。计算郑国因被攻打而告急，五国会师前往，不能说是迟到。假设楚国正要来攻打，听说五国来救援而退兵，又怎么能以没赶上楚国军队为罪责呢？这都是错误地把“人”字当作贬低卿的写法。

秦国人送来了鲁僖公夫人成风的丧礼赠衣。

秦国人送来了鲁僖公夫人成风的丧礼赠衣，这是合乎礼制的。诸侯之间互相吊唁、祝贺，即使事情发生得不合时宜，只要有礼制在，就会记载，以便不忘旧日的友好关系。

诸侯记载葬礼而不记载赠送助丧财物，这是常事，不值得特别记载。夫人即使下葬也不记载。先前惠公的仲子及成风接受助丧财物和含玉，即使是天王也会记载，因为她们是妾母。所以现在秦国人送回赠衣，即使事情发生在九年的秋天也予以记载，并且借此表明她们不是正式夫人，以显示名分的正当。《左传》错误地将僖公、成风分为两个人，所以都用不合时宜来解释，并以不忘旧好作为合乎礼制的理由。僖公与秦穆公本来未曾通好，翟泉之盟只是大夫的会盟，况且赠送死者赶不上尸体，吊唁生者赶不上哀痛，《左传》本来就认为这不合礼制，现在不合时宜反而说是合乎礼制吗？

十年

秋天七月，在女栗与苏子结盟。

秋天七月，在女栗与苏子结盟，这是因为周顷王刚刚即位。

苏子是周王的臣子。顷王新即位，如果想要与诸侯修好，为什么唯独与鲁国结盟呢？经文使用“及”字，表明这是鲁国自己的意愿，这其实是鲁公私下与苏子结盟，所以隐去鲁公的名字以示贬斥。凡是与诸侯或地位低微的大夫结盟，就隐去国君的名字以减轻耻辱；私下与周王的大夫结盟，就隐去国君的名字以示贬斥。

十一年

冬天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击败狄人。

鄋瞒侵犯齐国，接着攻打我国。鲁公占卜派叔孙得臣追击，得到吉兆。侯叔夏为庄叔驾车，緜房甥担任车右，富父终甥乘坐驷马车。冬天十月甲午日，在咸地击败狄人，俘获长狄侨如。富父终甥用戈刺穿他的喉咙，杀了他，把他的头埋在子驹之门，以此命名宣伯。起初，在宋武公时期，鄋瞒攻打宋国，司徒皇父率领军队抵御，耏班为皇父充石驾车，公子谷甥担任车右，司寇牛父乘坐驷马车，在长丘击败狄人，俘获长狄缘斯。皇父的两个儿子死于马下，宋公因此用城门赏赐耏班，让他收取那里的赋税，称为耏门。晋国灭掉潞国时，俘获了侨如的弟弟焚如。齐襄公二年，鄋瞒攻打齐国，齐王子成父俘获了他的弟弟荥如，把他的头埋在周首的北门。卫国人俘获了他的小弟简如，鄋瞒因此灭亡。经文记载“狄人侵犯齐国”、“在咸地击败狄人”，没有说他们是长狄。凡是《左传》所记载的鄋瞒、缘斯、侨如、焚如、荣如、简如的事情，都不可凭信。况且它说卫国人俘获简如，鄋瞒因此灭亡，而《国语》记载孔子回答吴国使者的话说：“周朝时有长狄，现在称为大人。”那么孔子时代长狄的后代尚存。总之，这两本书都是虚妄的，应当依照经文只称狄人即可。

十二年春，郕伯来投奔。

十二年春，郕伯去世。郕国人拥立了新君。太子带着夫钟和郕邽来投奔。鲁公以诸侯的礼仪迎接他，这是不合礼制的，所以经文记载为：“郕伯来投奔。”不记载地点，是为了尊重诸侯。

《春秋》讲究正名，郕太子实际上未曾即位，怎么能因为鲁公以诸侯礼仪迎接他，就记载为郕伯呢？更何况他是窃取土地而来呢？况且《左传》既然认为郕伯不是诸侯，而以诸侯礼仪迎接他是不合礼制的，那么窃取土地又怎么能说是尊重呢？诸侯不记载，这是自相矛盾。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

修筑诸邑和郓邑记载了时间。

土木工程合乎时令不记载。这是在冬天十月“晋人、秦人在河曲交战”之后，虽然合乎时令，但因为畏惧齐国，行父率领军队同时修筑两座城邑，所以才记载。

十四年

冬天，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

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

襄仲派人向周王报告，请求凭借周王的宠爱向齐国索要昭姬，说：“杀了她的儿子，还要母亲做什么？请接收她并治她的罪。”冬天，单伯出使齐国请求子叔姬，齐国人拘捕了他，又拘捕了子叔姬。

根据这些记载，单伯是周王的臣子，而商人拘捕了天子的使者。戎人攻打凡伯并将他带回，尚且不记载为“执”，改变文辞说“以归”，难道齐国作为中原国家拘捕天子的使者，反而没有不同的文辞，而与齐国人拘捕郑詹使用相同的措辞吗？单伯大概是鲁国的孤卿，《公羊传》、《谷梁传》的说法是对的。所以后来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否则，周王的臣子鲁国为什么要记载他回来呢？所谓“杀了她的儿子还要母亲做什么，请接收她并治她的罪”，这是鲁国人向齐国请求的话，不是周王使者向齐国请求的话。

十五年春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三月，宋国华耦来结盟，他的属官都跟随了他。《春秋》记载为：“宋司马华孙”，这是尊崇他。

礼制规定，国君出行军队跟随，卿出行旅队跟随，诸侯与其卿大夫进行邦交，本来就有固定的仪节。华耦的属官都跟随，这是使卿的礼制所应当的，这是常事，有什么值得尊崇的呢？如果不符合礼制而擅自让属官跟随，正应当受到贬斥，又怎么能尊崇他呢？这也是《左传》不知道宋国的卿本来就应该记载官职罢了。

译复书氏，大概是因为自己属于襄夫人的党羽而被贬低，解说已经见前文。《谷梁传》说：“诸侯互相聘问，派遣副使有固定的制度，没听说过所有官员都跟随前往的。”把这种做法视为尊贵，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译夏季，曹伯来鲁国朝见，这是合乎礼制的。诸侯每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以奉行周王的命令，这是古代的制度。

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我本来就说这是不对的。这不过是叔向所说的“圣明君王的制度，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每两年朝见一次并会盟以显示威势”，这大概是霸主假托古制发布的命令，并非真正的古制。

冬季十一月，诸侯在扈地会盟。晋侯、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在扈地会盟，是为了防备新城的会盟，并且谋划讨伐齐国。齐国人贿赂了晋侯，所以未能成功就撤军了。因此发生了齐国的祸难，所以鲁公没有参加会盟。《春秋》记载：“诸侯在扈地会盟”，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凡是诸侯会盟，鲁公不参加，就不记载，这是为了避讳君主的过错；参加了而不记载，是因为迟到。

凡是诸侯会盟而不按爵位排序，都是因为不值得排序而受到贬斥，修筑缘陵和这两次在扈地的会盟、一次在扈地的聚会就是如此。分别根据他们的事情考察就可以明白。这里说齐国人贿赂晋侯，所以未能成功就撤军，《春秋》记载“诸侯在扈地会盟”，是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这个说法是对的。何必再记载“诸侯会盟而鲁公不参加”和“鲁公参加但迟到”这两条例子呢？如果这样，一次会盟却有三种说法，那么如何区分呢？况且“诸侯会盟而鲁公不参加”在经文中多见，为什么唯独这三次会盟因为避讳有齐国祸难而不参加？如果没有无故抛弃诸侯的情谊，又怎么突然说是君主的过错呢？所有这些，都是《左传》不能正确解释经义，虽然偶然听到一些说法但不能确定，所以参用所传的说法而侥幸有时能说得通。

十二月，齐国人送回子叔姬。

齐国人送回子叔姬是因为王命。

不对，说法已见前文。

十六年

冬季十一月，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春秋》记载：“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这是因为国君无道。文公即位，让同母弟须担任司城。华耦去世，让荡虺担任司马。

根据传文的体例，凡是弑君称国君，是因为国君无道；称臣，是因为臣子的罪过。杜预认为称国君，是记载国君的名字；称臣，是记载弑君者的名字。那么凡是称国、称人、不提及臣子名字的，都是因为国君无道。所以在这里再次用杵臼来阐发。然而根据传文所记载，公子鲍对国人讲礼，耗尽他的粮食借贷给国人，于是用私人的恩惠结交民众而倾覆他的国君。襄夫人想与公子鲍私通，不可，却帮助他施恩于国人，拥立公子鲍以迎合夫人。后来夫人就让国君去田猎，最终杀了他。那么昭公并没有看到他的无道，罪过在于公子鲍和夫人，怎么能不点名公子鲍而称宋国人，反而让昭公承受恶名呢？这大概是传文不知道称人是微贱者弑君的说法，而胡乱做出的解释。

十七年春季

十七年春季，晋国的荀林父、卫国的孔达、陈国的公孙宁、郑国的石楚讨伐宋国。讨伐的理由是：“为什么弑君？”仍然拥立文公就撤军了。卿大夫不记载名字，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立场。推究传文的意思，认为荀林父等人不能讨伐昭公的贼人，所以认为他们失去了应有的立场，经文都贬斥而称人。然而齐国崔杼弑杀庄公，经文记载鲁公会同晋侯等十一国在夷仪会盟。传文说想要讨伐齐国，以报复朝歌之战。齐国人用庄公说情，而且从六正到处守的人都有贿赂，晋侯答应了。经文仍然依次列举诸侯而不贬斥，那么昭公既然无道，宋国难道不可以用众人弑君为借口来自我解脱，而经文反而贬斥荀林父等人吗？这样轻重就不伦次了。如果让四国由微贱者执行，那么为什么还要贬斥呢？由此说来，四国称人，实际上是微贱者。

诸侯在扈地会盟。

晋侯在黄父狩猎，于是又在扈地会合诸侯，以平定宋国。鲁公没有参加会盟，是因为齐国祸难的缘故。经文记载“诸侯”，是因为没有功劳。

不对，说法已见前文，其中说“诸侯没有功劳”，是对的。

十八年

秋季，公子遂、叔孙得臣前往齐国。

秋季，襄仲、庄叔前往齐国，因为惠公即位，所以去祝贺并且拜谢齐国来参加葬礼。

经文记载“公子遂、叔孙得臣前往齐国”，以前没有两个使者同时记载的，只有这里和定公六年记载“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两次出现罢了。公子遂是去祝贺惠公即位，叔孙得臣是去拜谢齐国来参加葬礼，自然应当分别记载，不应该合并为一条。谷梁认为不认为他们同辈而互相引荐，所以列举他们的名字，几乎是对的。然而没有看到他们互相引荐的事情，也不是互相引荐，正是以请求宣公的事情为重，所以让两位卿大夫同行，就像阳虎以“季孙斯、仲孙何忌”向齐国请求一样。

冬季十月，子去世。

冬季十月，仲杀了恶和视，拥立宣公。经文记载：“子去世。”这是避讳。杜预认为鲁国人避讳弑君，因为还没有成为国君所以记载为去世。这大概是不懂未逾年不称国君的法度，于是怀疑先君已经安葬而不称国君。称国君难道在于安葬不安葬吗？推究传文的意思，似乎认为记载去世而不记载弑君是避讳，就像隐公记载为薨，如果是这样，那就几乎对了。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这是被休弃而回娘家。将要出发时，哭着经过市场，说：“天啊！仲做了不道义的事，杀嫡立庶。”市场的人都哭了，鲁国人称她为哀姜。

大归是指被休弃，哀姜丈夫死了、儿子被杀，在鲁国不安，回到父母的家，不能算是被休弃。凡是被休弃的人都是有罪的。传文既然没有明白这一点，所以后来又立例说：“夫人回娘家省亲叫‘如某’，被休弃叫‘归于某’。”这是哀姜误导的。鲁国没有休弃夫人的情况，自然不必立例。

莒国杀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莒纪公生了太子仆，又

译纪季佗被生养，纪公偏爱季佗而废黜了仆，并且在国内多次做出无礼之事。仆于是凭借国人的力量弑杀了纪公，带着纪国的宝玉前来投奔鲁国，被鲁宣公接纳。如果按照传文的说法，那么仆就是犯下以子弑父的罪行，为什么史官不把他与齐公子商人同样记载，反而遵循君无道的体例，隐去仆的名字而记载为“纪国弑君”呢？所谓“纪公在国内多次无礼，仆凭借国人弑杀了他”的说法，大概是为了迁就传文的说法，认定纪公确实是无道之君，然而舍弃了以子弑父的罪名而去肯定君主的无道，这不符合《春秋》的笔法。凡是传记记载事件，因为采纳某种说法而歪曲事实的，大都像这样。那么纪公被国人所弑，固然说明他是无道之君，但并不是仆所弑杀的。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谳》卷四，宋叶梦得撰《宣公》

元年春

公子遂前往齐国迎娶夫人。

元年春，周历正月。公子遂前往齐国迎娶夫人，这是尊崇君主的命令。

身为三命的大夫，没有不称氏的。公子遂称氏已经很久了，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说是尊崇君主的命令呢？大概是《左传》不知道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时只称卒名的体例，只看到后面记载“遂带着夫人姜从齐国回来”，就妄以为是尊崇夫人，所以在这里又编造出这样的说法。在成公十四年叔孙侨如的事情上也是如此，又特意标出《春秋》的称谓，这说明它不懂得经文可以类推的道理。如果不是这样，晋国人拘捕季孙意如，后来记载意如从晋国回来；晋国人拘捕叔孙婼，后来记载婼从晋国回来，这又哪里有什么尊崇而称族、舍弃族称的道理呢？

宋国人弑杀昭公时，晋国荀林父率领诸侯的军队讨伐宋国。宋国与晋国讲和，宋文公在晋国接受盟约。又在扈地会合诸侯，准备替鲁国讨伐齐国，都是索取贿赂后返回。郑穆公说：“晋国不值得与之交往。”于是向楚国接受盟约。查考文公十七年春，经文记载晋人、卫人、陈人、郑人讨伐宋国，没有提到盟约，怎么能说宋国与晋国讲和，宋文公在晋国接受盟约呢？六月，鲁君与齐侯在谷地结盟。诸侯在扈地会合，传文说：“晋侯在黄父检阅军队，于是又在扈地会合诸侯，是为了平定宋国。鲁君没有与会，是因为齐国的祸患。”那么怎么能说是替鲁国讨伐齐国呢？这两种说法都自相矛盾。根据十五年晋侯与宋公、卫侯、蔡侯、陈侯、郑伯、许男、曹伯在扈地结盟，防备新城的盟约，并且谋划讨伐齐国。齐人贿赂晋侯，所以没有成功就返回了。这发生在齐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之后，替鲁国讨伐齐国，应当是指这次盟约，而传文错误地认为是这次会合，其记事颠倒错乱大概就是这样。

二年

狄。九月乙丑，晋赵盾弑杀他的国君夷皋。

乙丑，赵穿在桃园攻打灵公。宣子没有走出山就回来了。太史记载说：“赵盾弑杀了他的国君。”并在朝堂上展示。宣子说：“不是这样。”太史回答说：“您身为正卿，出逃没有越过国境，返回后不讨伐贼人，不是您又是谁呢？”宣子说：“唉！‘我怀念故国，自找痛苦’，大概说的就是我吧！”孔子说：“董狐，是古代的好史官，书写史实不隐瞒。赵宣子，是古代的好大夫，为了法制承受恶名。可惜啊，如果越过了国境就可以免罪了。”宣子派赵穿到周地迎接公子黑臀并立他为君。壬申，在武宫朝见。

赵盾并不是真正弑君的人，因为他返回后不讨伐贼人，太史才加上弑君的罪名。《谷梁传》记载董狐的话说：“您身为正卿，进谏不听，出逃不远，君被弑杀返回后不讨伐贼人，那么志向相同，志向相同就记载为重罪，不是您又是谁呢？”这大概是推究他的志向而诛杀他。现在直接以出逃不越国境、返回不讨伐贼人就说“不是您又是谁”，那么这就是真正的弑君者了，传文大概得到了这种说法但不全面。它记载孔子的话，说董狐书法不隐瞒是可以的，既然加上赵盾弑君的罪名，作为万世的训诫，怎么能因为他为了法制承受恶名，又称赞他是好大夫呢？它说越过国境就免罪，尤其不对。责备赵盾的地方，在于讨伐贼人不讨伐贼人，不以国境为界限。假使赵盾越过国境然后返回，不能讨伐贼人，那么就可以免罪吗？如果说赵盾逃亡而不返回，那就无所畏惧责备了，这也是因为上面“出逃不越国境”的话，不考察孔子的意思而错误记载的。

四年

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杀他的国君夷。

楚国人向郑灵公进献鼋。公子宋和子家将要进见。子公的食指跳动，给子家看，说：“往日我这样，必定能尝到异味。”等到进入，宰夫将要宰杀鼋，两人相视而笑。灵公问他们，子家告诉了灵公。等到给大夫吃鼋，召子公却不给他。子公发怒，把手指伸进鼎里，尝了肉就出来了。灵公发怒，想杀子公。子公和子家谋划先下手。子家说：“牲畜老了尚且害怕杀它，何况是国君呢？”子公反而诬陷子家，子家害怕而听从了他。夏天，弑杀灵公。经文说：“郑公子归生弑杀他的国君夷。”这是权谋不足。君子说：“仁爱而不威武，无能达成目的。”

公子宋得到子家才完成弑君，如果记载宋，那么归生的罪过就不显现；如果记载归生，那么宋本是弑君者，本来就无法逃脱了。如果只责备归生权谋不足而不涉及宋，那么宋的罪过难道因为归生就免除了吗！

五年

夏公至自齐

夏公至自齐，是记载过错。

鲁君外出而记载至此，自从常法既已区别，没有不同的文字，凭什么看出这是记载过错？宣公本来因为济西的贿赂被齐国所拥立，传文认为齐侯新立，想要亲近鲁国而答应公子遂的请求。阻止鲁君，就是拘捕鲁君。当时彼此没有嫌隙，不应该因为大夫求婚就立刻拘捕鲁君，这件事也不足以依据。

冬齐髙固及子叔姬来

冬来，是反马。

反马在礼制中没有记载，即使三月庙见，归还送亲的马，自然应该派遣使者。髙固与子叔姬一起来，那么凭什么称之为反马？

七年

夏公会齐侯伐莱

夏，鲁君与齐侯会合讨伐莱，是不参与谋划。凡是出兵参与谋划叫及，不参与谋划叫会。

霸主向诸侯征兵，而相互响应命令，不过是说“以某事讨伐某人”，这就是谋划，有什么参与不参与的？如果不参与谋划，那么什么叫会呢？凡是说会的，是以会礼会合诸侯，这大概与会、盟及盟同义。

译《左传》既然在盟会一事上未能得到认可，所以一并讨伐并丧失了它，却胡乱地作出这样的解释。

冬天，鲁成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黑壤相会。

译在黑壤结盟，王叔桓公临会，以谋划不和睦之事。晋侯即位时，鲁公不去朝见，又不派遣大夫聘问，晋人在会盟时扣留了鲁公。在黄父结盟，鲁公没有参与盟誓，用贿赂免除了罪责。所以黑壤之盟没有记载，是避讳的缘故。

诸侯会盟，而周王大臣临会的很多，没有不记载的，柯陵、鸡泽、平丘就是例子。只有葵丘之盟，宰周公没有参与，才另外记载“诸侯在葵丘结盟”。这次会盟王叔桓公果然在场，为什么不记载呢？这已经没有什么依据了。所谓“晋侯扣留鲁公而鲁公没有参与，所以不记载”的说法，尤其不对。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情况，也应当像平丘之盟那样记载“鲁公没有参与盟誓”，怎么能说是避讳呢？大体上，《春秋》经文记载会盟，而《左传》增加说结盟的情况不一，都没有考证，总之应当遵从经文。

八年

修筑平阳城墙

修筑平阳城墙记载了时间

经文记载：“修筑平阳城墙。”在十月，是在安葬敬嬴之后。周历的十月，是夏历的八月，怎么能说是按时呢？大概是错误地用夏历来表述了。

九年

秋天攻取根牟

秋天攻取根牟是说容易

根牟不隶属于国家，杜预认为是东夷国家是对的，大概把它作为附庸，所以不说灭国。《左传》拘泥于攻克城邑不用军队叫取，所以认为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不用军队，这只是攻克城邑的惯例罢了。根牟如果是城邑，就应当隶属于国家；如果认为是国家，那么一定要战胜它才能攻取。按照《左传》的体例，凡是战胜国家叫灭，为什么不说不灭呢？

楚子攻打郑国

楚子因为厉地战役的缘故攻打郑国

查考经文和《左传》前面都没有厉地战役的事情，杜预用六年“楚人攻打郑国，达成和解后返回”来对应。然而《左传》本来没有说厉，怎么知道就是这次战役呢？十一年《左传》说“厉地战役，郑伯逃跑回国”，杜预又指向前六年的事，都没有依据，只是牵强附会来成就他的说法罢了。况且已经达成和解返回，那么有什么罪过再次攻打呢？这条记载在九月“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在扈地会盟”之后，大概是郑国已经与楚国和解，又背叛而跟随晋国，所以讨伐它。因此十一年辰陵之盟，郑国子良说：“晋国和楚国不致力于德行而用武力争斗，与其来者可以接受。”于是跟随楚国是对的。《左传》大概是凭空捏造厉地战役的事情来混淆视听。

十年

夏四月

己巳日齐侯元去世

齐国崔氏出逃到卫国

夏天，齐惠公去世。崔杼受到惠公的宠信，高氏和国氏害怕他的逼迫。惠公去世后就驱逐他，他逃奔到卫国。经文说“崔氏”，不是他的罪过，而且报告时用族名不用名字。崔杼举出族名，与记载“尹氏去世”的意义相同，都是讥讽世卿。《左传》既然在尹氏上出错，所以连崔杼也不能分辨。周朝强大的宗族没有比尹氏更大的，本来就不止一个。然而《诗经》有说“文武吉甫”的，有说“尹氏太师”的，难道贤者就分别用名字，不贤者就只识别其族吗？尹氏、崔氏，起初报告的言辞也一定是名字和族名都出现的。《春秋》借此讥讽世卿，所以去掉名字只出现族名。《左传》寻求其中的道理而不得，只因为高氏和国氏全部驱逐了他的族人，就认为是报告用族名而不称名字，如果认为不应当这样，所以《春秋》记录它作为不是他的罪过，这错误太远了！《诗经》说“尹氏太师”，这是周人的言辞，不称名字自然知道是谁。崔杼是报告给鲁国的言辞，如果不称名字，那么怎么知道他是谁呢？不知道经文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栾盈，《左传》也认为他带着他的族人逃奔到晋国，必定也是用栾盈报告而说他的族人，经文为什么不记载“栾氏”？栾盈的罪过还没有到像崔杼那样复入而弑君的地步，所以报告是一样的。罪过在族就去掉名字而举出族名，罪过在人就去掉族名而举出名字，这不是《左传》所能知道的。

秋天周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

秋天刘康公来回报聘问

刘康公，杜预认为是王季子，他后来在刘地食采，大概是根据《公子谱》说的这样。他解释经文记载“周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又引用来作为周王的母弟，字季子。然而《公子谱》说刘康公是顷王的儿子、定王的弟弟，王的弟弟不知道什么依据，怀疑是用《左传》称刘康公，而《公羊传》称周王的母弟，所以参取之说罢了。然而天子的体例称王子，就像诸侯称公子，王子朝就是例子；亲近地称呼就举重而以亲属道，“周王杀死他的弟弟佞夫”就是例子。《左传》体例凡是称弟都是母弟，王季子如果确实是定王母弟，为什么不记载“周王派遣他的弟弟某来聘问”，像“齐侯派遣他的弟弟年来聘问”，而忽然举出字呢？季和子都是字，说季就不能说子，说子就不能说季。经文有用字作为褒奖的，没有用字作为尊贵的。即使允许称字，也不能冠以王，王是系于子的称呼，不是系于字的称呼。用外传考证，定王八年，就是宣公十年，与《左传》相符，王季子固然是刘康公。然而不能是顷王的儿子，季是少的意思，季子就是说少子，大概是讥讽周王以防备弱小的事情任用大夫，那么刘康公应当是定王的儿子，不是顷王的儿子。当时聘问鲁国时还没有成为卿士，所以经文特别记载以显示讥讽。

十一年

冬十月楚国人杀死陈国夏征舒

丁亥日楚子进入陈国

接纳公孙宁、仪行父到陈国

冬天，楚子因为陈国夏氏作乱的缘故，攻打陈国。说陈国人不要动，将要讨伐

译少西氏。于是楚庄王进入陈国，杀了夏征舒，在栗门将他车裂，趁机将陈国设为楚国的县。陈灵公当时在晋国。申叔时出使齐国，回国后，向楚庄王复命便退下了。楚庄王派人责备他说：“夏征舒行为不轨，杀害了他的国君，我率领诸侯讨伐并杀了他。诸侯和各国大夫都向我庆贺，唯独你不庆贺，这是什么缘故？”申叔时回答说：“还可以辩解吗？”楚庄王说：“可以啊。”申叔时说：“夏征舒杀害国君，他的罪过确实很大；讨伐并杀了他，是国君合乎道义的行为。但是人们也有句话说：‘有人牵着牛践踏别人的田地，田主便夺走了他的牛。’牵牛践踏田地的人，确实有罪；但夺走他的牛，惩罚就太重了。诸侯跟随您，说是为了讨伐有罪之人。如今将陈国设为县，是贪图它的财富。以讨伐有罪之名召集诸侯，却以贪求财富之心处置结果，恐怕不行吧？”楚庄王说：“说得好啊！我未曾听过这样的道理。恢复陈国的地位可以吗？”申叔时回答说：“可以啊。我们小人们所说的，就是从他的怀里取东西再还给他。”于是楚庄王重新封立陈国，从陈国的各乡各取一人带回楚国，称为夏州。所以《春秋》记载说：“楚子进入陈国，使公孙宁、仪行父在陈国任职。”这是符合礼制的记载。

译经书：“十月，楚人杀陈夏征舒。丁亥，楚子入陈。”入陈发生在杀夏征舒之后，现在这里说入陈并杀夏征舒，那么先后顺序正好相反了。大概是因为楚子因为夏征舒的缘故讨伐陈国，虽然进入陈国并杀了夏征舒以正其罪，这与蔡国人杀陈佗的情况相同，所以用讨伐贼人的措辞而不说“入”；等到他想把陈国作为县邑时，就趁机谋取利益，这就是所谓的贪图其财富，那么也就只是入陈而已，所以又纠正为“入陈”。《春秋》中功劳和罪过不能互相掩盖，就像柏举之战，吴子起初得以称爵，等到他进入郢都扰乱男女之别时，就用夷狄的称呼来说，称“入郢”。楚国这件事先后虽然不同，但其义理是一致的。左氏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违背经义而随意改变其顺序。查考夏征舒弑杀灵公的次年，经书：“夏，楚子、陈侯、郑伯在辰陵结盟。”那么陈成公本来就已经是国君了。到了十月郑国进入陈国，中间陈成公未曾出逃，那么怎么会在晋国呢？现在叔时的话说是“诸侯的随从”，根据这个只有楚国进入陈国，没有其他诸侯，那么他的话荒谬就显而易见了。这大概是传文妄信曾经想要把陈国作为县邑的说法，所以认为成公先出逃罢了。楚庄王是贤明的君主，辰陵之盟，成公在其中，这一定是曾经向楚国请求讨伐夏征舒，所以让公孙宁、仪行父也能实现他们的志向，那么有什么可害怕而出逃的呢？把陈国作为县邑以及想要接纳夏姬的事，都不足以作为依据。公孙宁、仪行父是同君一起作恶的人，按义理不应该被接纳，因为他们能向楚国请求讨伐夏征舒，所以特别以接纳的名义允许他们。凡是经书说“纳”的，都是给予的措辞，有什么礼可言呢？

十二年

夏六月乙夘，晋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乙夘，楚王乘坐左广战车去追赶赵旃。赵旃弃车逃入树林，屈荡搏击他，得到了他的甲裳。晋国人害怕这两个人的愤怒激怒楚军，派軘车去迎接他们。潘党望见他们的尘土，派人快马报告说：“晋军到了。”楚人也害怕楚王进入晋军，于是摆开阵势。孙叔说：“前进！宁可我们去逼近敌人，不要让敌人来逼近我们。《诗经》说：‘大车十辆，在前面开路’，这是争先的意思。《军志》说：‘先下手为强，能夺取敌人的心志’，这是逼近敌人的意思。”于是快速进军，战车奔驰，士兵奔跑，冲击晋军。桓子不知所措，在军中击鼓说：“先渡河的有赏！”中军、下军争抢船只，船中掉落的指头可以捧起来。

根据传文的体例，摆开阵势称为战，没有摆开阵势称为败某师。经书说“晋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这都是摆开阵势的情况。现在传文所记载的，是因为楚子追赶赵旃，赵旃弃军逃跑，晋国人用軘车去迎接赵旃。楚人误以为晋军到了，于是摆开阵势进军，战车奔驰，士兵奔跑去冲击晋军。荀林父不知所措而失败，这正是没有摆开阵势的情况，怎么经书会写“战”呢？这与它的体例自相违背了。传文记载邲之战的事，其辞藻太华丽，这都是晋、楚两国史官各自记载胜败混杂的言论，未必都真实，而不能辨别。

晋人、宋人、衞人、曹人在清丘结盟。

晋原縠、宋华椒、衞孔达、曹人在清丘结盟，说：“体恤患难，讨伐贰心。”这时卿不记载，是不真实他们的言论。宋国因为结盟的缘故讨伐陈国，衞国人去救援。孔达说：“先君有约定的话，如果大国讨伐我们，我们就死。”诸侯和大夫结盟，后来不能遵守的，本来就不止一个，不曾都贬斥，为什么独独在清丘责备不真实言论呢？杜预说宋国讨伐陈国、衞国救援是不讨伐贰心，楚国讨伐宋国、晋国不救援是不体恤患难。然而亳城北的结盟，晋侯、宋公、衞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都在其中，他们的盟书也说：“救灾患，体恤祸乱。”然而冬天秦人讨伐晋国，第二年楚公子贞侵犯宋国，诸侯都没有去救援的，也可以说不真实救灾患、体恤祸乱的言论了。诸侯为什么又按顺序记载而不贬斥呢？而且这一年宋国因为结盟的缘故，因为陈国对楚国有贰心而讨伐陈国，可以说是讨伐贰心了，那么宋国就没有罪，华椒为什么也记载为“人”？传文在第二年楚子讨伐宋国时，又说：“君子说：‘清丘之盟，只有宋国可以免于责备。’”大概是自己知道前后矛盾，所以又找借口来补救。然而君子认为可以免于责备，而《春秋》不认为可以免于责备，我不知道其中的说法。杜预强行找借口，说华椒承袭群伪的言论来误导他的国家，宋国虽然有守信的善行，而华椒还是不免于讥讽。传文嫌华椒的罪过连累他的国家，所以说：“只有宋国可以免于责备。”大夫奉君命而出，褒贬就是国家的事，怎么会有与国家分为两回事的呢？其附会尤其明显，大概是不懂贬斥大夫结盟的开始。

十三年

夏楚子讨伐宋国

夏，楚子讨伐宋国，因为宋国救援萧国。君子说：“清丘之盟，只有宋国可以免于责备。”

救援萧国的战役，在清丘之前，如果因此免除宋国的责备，那么这时华椒还没有接受盟约；如果因为宋国被楚国讨伐，而诸侯不救援，因此免除宋国的责备，那么这个罪过在诸侯。宋国如果没有讨伐陈国讨伐贰心的事，怎么可以因为诸侯的罪过而得以免于责备呢？称之为君子之言，也是不对的。这传文急于免除华椒责备的说法，为之找借口而没有觉悟。

清丘之盟，晋国因为衞国救援陈国而讨伐，派人不去，说：“罪过无处归咎，将加兵于你的军队。”孔达说：“如果有利于社

译稷说：“请让我来解释。招致罪责的原因，是因为我执政，却抗拒大国的征讨，这责任该由谁来承担？我愿为此而死。”第二年，卫国杀了孔达，这是晋国征讨的结果。晋国虽然没有救援宋国，但能够征讨卫国，功劳和罪过大概各占一半，不能说完全没有事实依据。那些议论的人更加知道之前的说法是荒谬的。

译十四年春，卫国杀了大夫孔达。

十四年春，孔达上吊而死。卫国人因为向晋国求和而免除了罪责。

求和的事见前文。

十五年

六月癸卯，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了晋国。

潞子婴儿的夫人，是晋景公的姐姐。酆舒执政时杀了她，又弄伤了潞子的眼睛。晋侯打算讨伐他，众大夫都说：“不行。酆舒有三大才能，不如等待后来的人。”伯宗说：“一定要讨伐他。狄人有五种罪过，才能再多，有什么补益呢？不祭祀，是一；嗜酒，是二；抛弃仲章而夺取黎氏的土地，是三；虐待我们的伯姬，是四；弄伤他君主的眼睛，是五。倚仗他的才能，却不以美德来发扬光大，这就增加了他的罪过。后来的人或许会恭敬地奉行德义，来侍奉神和人，从而巩固他们的天命，怎么能等待他们呢？不讨伐有罪的人，说将等待后来的人，后来的人有了借口再讨伐他，恐怕不行吧？倚仗才能和人多，是灭亡的道路。商纣王就是这样，所以灭亡了。天违背时令就是灾，地违背物性就是妖，人违背物性就是乱，乱了就产生妖灾。所以‘文’字反写就是‘乏’，这些都在狄人身上体现了。”晋侯听从了他。六月癸卯，晋国荀林父在曲梁打败了赤狄。辛亥，灭掉了潞国。酆舒逃到卫国，卫国人把他交给了晋国，晋国人杀了他。

赤狄，是狄人的总称。其中的分支有潞氏，以及甲氏、留吁，在经文中出现的，各自以其分支来称呼，所以都冠以赤狄。现在先说打败赤狄，而后说灭掉潞国，将其分为两件事，其意义无法解释。大概是因为参见的缘故，认为赤狄就是潞，潞就是赤狄，如同大夫的名氏与爵谥参书一样。总之，赤狄不止潞国。

王札子杀了召伯和毛伯。

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夺政权，派王子捷杀了召戴公和毛伯卫，最终立了召襄。

王子捷，杜预认为“王札子”不说“子札”，〇文倒置了“札”字，不对。公羊认为这是长庶的称号，也不对。只有谷梁认为是应当上位的言辞，比较接近。谷梁认为大夫之间互相杀害，不记载于《春秋》。现在《春秋》记载的有三处：陈侯的弟弟招杀了陈世子〇帅，这是以亲属关系来责备他；至于楚公子弃疾杀公子比，与此谷梁都认为是应当上位的言辞。应当上位，是指专擅杀害臣子而承担君主的事务，所以说矫诏杀之，不是因愤怒而互相杀害。楚比并非实际弑君的人，不能用讨贼的言辞加在他身上，所以说“公子弃疾”，是因为公子弃疾应当上位。召伯、毛伯并非得罪于君主的人，不能用君主杀大夫的言辞加在他们身上，说“王札子”，是因为王札子应当上位。弃疾不说楚人，因为他与蔡人杀陈佗不同，所以不变文；而王札子说“王子札”，则与王子虎、王子朝相同，怀疑他们是两下相杀，所以特别变文，在“子”之上加名，显示其亲贵，如同晋卓子、卫伋子、寿子一样。这是谷梁的意思，也是经文的义理。现在说王孙苏与召氏、毛氏争夺政权，派札子杀了他们，札子为他们杀了人后又立了召伯的儿子襄，使权力不在札子手中，不足以承担君主的事务，这就远离了经文的义理。这是因为不知道“札子”变文的义理。

冬，蝝生。

冬，蝝生，是庆幸的事。

传》例：凡物不为灾就不记载。现在说蝝生于冬，不为灾，因为庆幸而记载，那么其他为什么又不记载呢？蝝，是蝗虫的幼虫进入地下而未成形的。凡经文记载螽的有十次，其中四次记载在秋，四次分别记载在八月、九月、十月，只有哀公两次记载在十二月。秋，是夏历的五月、六月、七月，与记载八月、九月的相同；而十月的，是夏历的八月。这些都是因为庄稼未成熟而危害庄稼，以灾祸记载。十二月的，是夏历的十月，虽然危害庄稼，但应当蛰伏而未蛰伏，以此显示历法的过错。如果蝝在冬生，在夏历八月、九月、十月之间，则与前十次、十二月记载冬的相同，以此显示螽虽然蛰伏，而蝝在地下的又出来了。历时三个月并见，在八月则危害庄稼而为灾，在九月、十月则虽不危害庄稼而为异。合灾异而两书之，所以变文曰“蝝生”。而经文记载饥荒，不在秋螽之后，而在冬蝝生之后，则蝝之为灾可见了。此《传》误以夏正言冬，认为庄稼已成熟，不为灾，寻求其说而不得，所以称之为幸。

十六年

夏，成周宣榭火。

夏，成周宣榭火，是人纵火的。凡火，人纵火曰火，天火曰灾。公羊、谷梁都以火为灾，应当从二氏作灾。左氏不传经的错误。何以知之？经文未有书火的，人纵火有为之者，亦不可胜记，故不书；天火以天事为重，故书，则此何独书乎？传以为人火曰火，天火曰灾，则是不知经之义，是以承文之误而不能辨也。

十七年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

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天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

太子之母弟，公在，虽太子犹系公称子，岂有母弟而称太子弟

译合乎道理吗？自然不必为此设立先例。那说“凡是称弟的都是母弟”，这是对的。然而或褒或贬，必定有所依据。比如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陈侯的弟弟黄逃奔楚国这类情况，然后才郑重地记载。叔肸被记载为弟，大概是因为他贤德，《谷梁传》曾经论述过这一点。《左传》没有记载这件事，所以只是遵循母弟的体例。不然的话，季友也是庄公的母弟，为什么只称公子友如陈呢？

译鲁成公十八年。

夏季，鲁君派使者到楚国请求出兵，想要借机讨伐齐国。僖公时派公子遂到楚国乞师，《春秋》都记载了，那么这次怎么能不记载呢？况且鲁国在此之前与齐国没有嫌隙，为什么要讨伐齐国呢？杜预说：“鲁君不侍奉齐国，齐国与晋国结盟，所以鲁国恐惧而向楚国乞师”，这都是因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而胡乱编造的说法。查考成公二年六月的《左传》记载臧宣叔到晋国乞师，大概是因为那年春天齐侯攻打鲁国北部边境的缘故。齐国与晋国相互结盟，鲁国恐惧而为此做准备是可以的，为什么要急忙向别人乞师去讨伐齐国呢？《左传》的记载有误。

秋季七月，邾国人在鄫地杀害了鄫子。秋季，邾国人在鄫地杀害了鄫子。凡是自己虐待杀害国君称为“弑”，从外部杀害称为“戕”。“戕”是辨别杀害的名词，不是辨别“弑”的名词，不应该以内外来区别。自己虐待杀害国君，从国君的角度来说，不能一概称为“杀”，所以改变名称称为“弑”。从外部虐待杀害别人的国君，不是从国君的角度来说，那么有什么妨碍称之为“杀”呢？内部必定称为“弑”，盗贼杀害蔡侯申，为什么不称“弑”？外部必定称为“戕”，楚子诱骗蔡侯般并杀害他，为什么不称“戕”？“戕”的意思是残害并杀害。

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左传谳》卷五，宋代叶梦得撰，成公。

二年。

楚国讨伐陈国夏氏时，楚庄王想要收纳夏姬。申公巫臣说：“不可以。君主召集诸侯是为了讨伐罪人，现在收纳夏姬，是贪图她的美色。贪图美色就是淫乱，淫乱是最大的惩罚。《周书》说：‘彰明德行，慎用刑罚。’这是文王建立周朝的原因。彰明德行，务必推崇它；慎用刑罚，务必去除它。如果兴起诸侯来招致大罚，这不是慎用刑罚。君主请考虑这件事。”楚王于是停止了。

楚庄王是贤明的君主，因为夏征舒的罪恶，讨伐陈国并杀了他，《春秋》用讨伐贼臣的措辞来记载，难道还有再收纳夏姬的道理吗？至于说君主召集诸侯来讨伐罪人，查考《春秋》经文只记载“楚人杀夏征舒，楚子进入陈国”，诸侯并不在场，有什么召集可言呢？那么楚庄王采纳巫臣的谏言，都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冬季，楚国军队和郑国军队侵犯卫国。

十一月，鲁君在蜀地会见楚国公子婴齐。

丙申日，鲁君与楚国人、秦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齐国人、曹国人、邾国人、薛国人、鄫国人在蜀地结盟。

鲁宣公派使者向楚国求好，楚庄王去世，鲁宣公也去世，没能达成友好关系。鲁成公即位，接受晋国的盟约，会同晋国讨伐齐国。卫国人没有出使楚国，但也接受了晋国的盟约，跟随讨伐齐国。所以楚国令尹子重发动阳桥之战来救援齐国。将要起兵时，子重说：“国君年轻，群臣不如先前的老臣，军队众多才可以行动。《诗经》说：‘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文王尚且依靠众多人才，何况我们这些人呢？况且先君庄王嘱托说：‘没有德行能影响到远方，不如恩惠体恤百姓而善于使用他们。’于是扩大户籍，免除债务，照顾鳏夫，救济匮乏，赦免罪人，征集全部军队。王卒全部出动，彭名驾驭战车，蔡景公在左边，许灵公在右边。两位国君年轻，都强行让他们戴上成年人的帽子。冬季，楚国军队侵犯卫国，接着在蜀地侵犯我国军队。派臧孙前往，推辞说：‘楚国遥远而停留很久，本来就会退兵，没有功劳却承受名声，臣不敢这样做。’楚国军队侵犯到阳桥，孟孙请求前往贿赂他们，用从事砍伐、缝纫、纺织的各一百人，以及公衡作为人质，来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讲和。十一月，鲁君与楚国公子婴齐、蔡侯、许男、秦国右大夫说、宋国华元、陈国公孙宁、卫国孙良夫、郑国公子去疾以及齐国的大夫在蜀地结盟。卿大夫不记载名字，是因为这是匮乏之盟。这时畏惧晋国而偷偷与楚国结盟，所以称为匮乏之盟。

《春秋》先记载“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接着记载“鲁君在蜀地会见婴齐”，然后记载“鲁君与楚国及各国人结盟”。会见与结盟，本是两件事。蜀地是鲁国的土地。如果楚国真的曾经侵犯我国，进入我国境内，《春秋》为什么不记载呢？《左传》却说是因为楚国侵犯我国，我国用贿赂请求结盟，楚国人答应才结盟，错误地将会见与结盟合并为一件事，是荒谬的。况且结盟的有十一个国家，鲁国畏惧侵犯而请求结盟，为什么涉及其他国家的内政？而十一个国家的卿大夫，又怎么能突然一起聚集在鲁国呢？大概这时楚庄王去世，楚共王刚即位而国力弱小，婴齐想要用威势威胁中原各国，率领全部王卒出行，借着侵犯卫国的军队，召集各国而与他们结盟。鲁国想要依附楚国，所以鲁君就在蜀地先会见他们以示友好。《春秋》厌恶楚国强大，各国大夫顺从它，所以都贬低称为“人”。说畏惧晋国而偷偷与楚国结盟，也不对。怎么知道各国记载为“人”的是大夫呢？因为婴齐在场而称为“楚人”，那么各国的人，本来都是大夫。

三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君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讨伐郑国。

二月，鲁君从讨伐郑国回来。

三年春季，诸侯讨伐郑国，驻扎在伯牛，讨伐邲之战的旧怨，于是向东侵犯郑国。郑国公子偃率领军队抵御，派东部边境的军队在鄤地伏击，在丘舆击败了他们。皇戌到楚国献捷。

邲之战，发生在宣公十二年。晋国本来是为了救援郑国而出兵却自己战败，不是郑国的罪过。大概晋国战败后郑国又跟随楚国，所以十四年记载“晋侯讨伐郑国”，《左传》说：“是因为邲之战的缘故。”哪有过了七年又再次讨伐的呢？这大概是因为二年冬季“楚国军队、郑国军队侵犯卫国”的缘故，不是讨伐邲之战。《左传》的体例：“有钟鼓声称为伐，没有称为侵。”现在经文只记载“讨伐郑国”，而《左传》说“向东侵犯郑国”，哪有已经敲响钟鼓称为“伐”，却又“侵”袭的呢？

秋季，叔孙侨如率领军队包围棘地。

秋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