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谷梁传谳》卷四宋叶梦得撰闵公

译“救”字不记载次序，这是对的。如果说本不是救援却说是救援，是为了顺从齐侯的心意，那么这就是《春秋》想要成全小白的美名，而虚设“救”的文字，可以吗？先前认为记载“救”是顺从齐侯的心意，这是褒扬；现在认为不记载齐侯是因为不值得宣扬，这是贬斥。那么《春秋》对于小白，其褒贬进退究竟在哪里呢？按照先王的制度来说，诸侯如果不是方伯，都不可以拥有军队，没有军队也就没有师旅，这不仅仅是曹国如此。按照《春秋》时期的诸侯来说，大国小国没有不僭越设立军队的。所以僖公十五年记载齐师、曹师攻打厉国，那么怎么能够唯独断绝曹国使其没有师旅呢？而《左传》每每提出曹国无师、虞国无师的说法，大概令人难以理解。因为不记载齐侯所以记载曹师，这也是不对的。齐侯不能称爵位而称师旅，是因为不值得宣扬而加以贬斥，这可以；但曹伯并非有罪之人，怎么能因为齐侯被贬斥而曹伯也被贬斥呢？如果说爵位不可以与师旅相配，那么在棐林之战中，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尚且不嫌弃与晋师会合，那么曹伯为什么唯独嫌弃与齐师相配呢？

译齐国、宋国、曹国的军队为邢国筑城。

这是向地之师，让他们如同改换侍奉的对象一样，是为了美化齐侯的功绩。

为邢国筑城，并非向地之师，解说已在《左氏》中见过。如果确实是为了美化齐侯的功绩，如同能够改正先前未能及时救援的过失，那么应当恢复以爵位称呼，为什么还称他们为“师”呢？

秋季七月戊辰日，夫人姜氏在夷地去世，齐国人将她送归。

夫人去世，不记载地点。记载地点，是因为有缘故。不说“带着灵柩归国”，是因为并非带着灵柩归国。加上“丧”字，是为了避讳以夫人身份归国。这是将“以归”用于“薨”的记载。

国君在国境外去世，要记载地点。鲁国的夫人本来没有在国境外去世的先例，怎么能以夫人不记载地点为例呢？桓公是鲁国的国君，在齐国去世，鲁国的臣子在身边，可以自行归国，所以直接记载“丧至”而不说“齐人以归”。夫人是齐国的女子，孙子在齐国，如果不是齐国人送归，就不能自行归国，所以先记载“齐人以归”，而后说“丧至”，这是文辞理所当然的安排。不说“以丧归”，因为“薨”字已经表明是丧事，没有疑问。这是承袭上文，这难道是避讳以夫人归国的辞令吗？

九月，鲁国军队在偃地击败邾国军队。

不记载日期，是怀疑是遭遇战。怀疑是遭遇战却说“败”，是表示鲁国获胜。

不对。解说见“在乘丘击败宋国军队”【按：乘丘的原文缺失】。

冬季十月壬午日，公子友率领军队在丽地击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挐。

莒国没有大夫，为什么称莒挐呢？因为我国俘获了他，所以指名道姓。国内不记载俘获，这里为什么记载俘获呢？是为了憎恶公子友的欺诈。欺诈是怎么回事？公子友对莒挐说：“我们两人互相厌恶，士兵们有什么罪？屏退左右随从，我们单独搏斗。”公子友处于下风，左右随从说：“孟劳！”孟劳是鲁国的宝刀。公子友用它杀死了莒挐。那么为什么憎恶欺诈呢？回答说：“这是抛弃军队的原则。”

传文说莒国没有大夫，其过失大致与《公羊传》相同，解说见《公羊传》“大获”条，每处都提到。这里认为俘获是因为公子友欺诈，是不了解“不知大夫生死称获”的体例，而妄加揣测。传文的体例本来就以不记载日期为遭遇战，记载日期为正式交战。现在记载了壬午日，这是正式交战，哪有正式交战却以两人搏斗来决定胜负的呢？

十二月丁巳日，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不称姜，是因为她杀了两个儿子，贬斥她。有人说：“是为了替齐桓公避讳杀同姓。”

所厌恶杀同姓的，是因为它废弃了亲近亲人的原则而自残。齐侯以霸主的身份讨伐贼人，是大义灭亲的原则，怎么能说是杀同姓呢？如果认为贼人应当讨伐，齐侯即使杀同姓也不算过错，那么就不需要避讳；如果认为哀姜不应当讨伐，齐侯以杀同姓为恶，那么也不必避讳。这两种说法都不恰当。不称姜，这一定是贬斥夫人的辞令。

二年春季周王正月，在楚丘筑城。

楚丘是什么？是卫国的城邑。国家而说筑城，这是城邑。为什么说筑城呢？是为了分封卫国。那么为什么不记载“城卫”呢？因为卫国尚未迁都。为什么不记载卫国迁都呢？是不赞成齐侯擅自分封。说筑城，是擅自的辞令。所以不是天子不得擅自分封诸侯，诸侯不得擅自分封诸侯，即使通晓仁爱，以义理也不赞成。所以说：仁爱不能胜过道义。

筑城不依据国家或城邑来称呼，解说已在《左传》中见过。不记载“城卫”，正是为了替擅自分封避讳。根据《诗经·定之方中》考证，大概是诸侯先迁移卫国而后为之筑城，也不能说卫国尚未迁都。

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夏阳。

不是国家而说灭，是重视夏阳。虞国没有军队，为什么说军队呢？因为虞国在晋国之前，不可以不称军队。

虞国没有军队的解说已见前文。

秋季九月，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地结盟。

贯地的盟会，不期而至的是江人、黄人。江人、黄人，是远方国家的说法。中原国家称齐、宋，远方国家称江、黄，以此表示诸侯都来到了。

这种说法过分，与《公羊传》相同。武王在孟津观兵，不期而至的诸侯只有八百国而已，这是周朝之所以称王的原因。现在说江、黄是远方国家不期而至，以此认为诸侯都来了，那么五服之内没有不朝见齐国的。小白应当胜过武王，经文为什么没有不同的文字来显示呢？

三年

六月下雨。

记载下雨，是喜悦下雨。喜悦下雨，是对百姓有志向的君主。

《春秋》记载下雨有详略，直接显示君主对百姓有勤勉或懒惰，不在此文中推断其喜悦或忧虑。这些解说都是妄言，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秋季，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阳谷相会。

阳谷的会盟，桓公穿着礼服、插着笏板朝见诸侯，诸侯都理解桓公的志向。

小白多次会合诸侯，不靠战车，那么都是衣裳之会，没有不是穿着礼服、插着笏板朝见诸侯的，为什么唯独在阳谷这样说？如果说：“只有阳谷诸侯都理解桓公的志向”，那么其他会盟都不理解桓公的志向吗？

四年

夏季，许国国君新臣去世。

诸侯死在国内，不记载地点。死在境外，死在军中，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这是内桓的军队。

诸侯死在境外，记载地点；死在军中，记载军中。死在军中不记载地点，不是用来引起疑问的。这大概是看到记载“晋侯黑臀卒于扈”，所以这样说。不知道黑臀是会盟散会后去世，不是在会盟中去世。新臣的去世，解说已在《左氏》中见过。应当记载地点而没有记载，又有什么足以作为内桓军队的理由呢！

楚国屈完来到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

楚国没有大夫，为什么称屈完呢？因为

译屈完前来会见桓公，是在桓公身为大夫的时候。经文中不称“使”，是因为权柄掌握在屈完手中。这合乎礼制吗？回答说：不合乎礼制。因为屈完前来会见诸侯，所以经文对他有所尊重。所谓“来”，是指纳入桓公的军队之中。这是在军队开拔之前确定的。桓公在召陵得志了吗？所谓“得志”，其实是指未能完全得志，因为桓公的得志仅仅如此罢了。屈完说：“大国用军队指向楚国，是为什么呢？”桓公说：“周昭王南征没有返回，菁茅的贡品没有送达，所以周王室无法进行祭祀。”屈完说：“菁茅的贡品没有送达，这我承认；至于昭王南征没有返回，我要去询问江水。”

译师与召陵两者自不同，説已见公羊。来者自外至之辞，所以外楚，非内桓也。凡来盟言使，可以知其前定，郑伯使其弟语来盟之类是也。今传谓不言使，权在屈完，则非楚子之命，何以为前定乎？盟于召陵，所以见小白之服楚也，则谓楚为得志，谓桓公为不得志，亦误。经所正者大义，不以屈完之辞立文也。

师与召陵这两件事本来就不相同，解释已经在《公羊传》中见过了。“来”是表示从外部到来的用语，这是用来将楚国视为外邦，而不是将齐桓公视为内臣。凡是记载“来盟”时提到“使”，就可以知道这是事先约定好的，像郑伯派遣他的弟弟郑语来结盟之类就是这种情况。现在《左传》认为不记载“使”，是因为权柄在屈完手中，那么如果不是楚子的命令，怎么能说是事先约定好的呢？在召陵结盟，是为了显示齐桓公使楚国臣服，那么说楚国得志，说齐桓公不得志，也是错误的。《春秋》所纠正的是大义，不依据屈完的话来确立文辞。

齐人执陈袁涛涂

齐人者，齐侯也。其人之何也？于是哆然外齐侯也，不正其逾国而执也。

传例称人以执大夫，执有罪也，故凡以人执者，皆守此説何于袁涛涂独以为齐侯乎？此盖不知经书执之义，既误为例，所以又不能必也。且伯主执大夫，但论有罪无罪尔，若无罪，虽来其国中，固不可执；若有罪，虽逾国，安得不执乎？

齐人，就是齐侯。为什么称他为“人”呢？在这里是明显地将齐侯视为外邦，不认为他越过国境去抓捕人是正当的。《左传》的体例说称“人”去抓捕大夫，是因为抓捕的是有罪之人，所以凡是称“人”去抓捕的，都遵循这个说法，为什么唯独对袁涛涂认为是齐侯呢？这大概是不了解《春秋》记载“执”的含义，既然错误地确立了体例，所以就不能确定无疑了。况且霸主抓捕大夫，只论是否有罪罢了，如果没有罪，即使来到他的国境之内，本来也不可以抓捕；如果有罪，即使越过国境，怎么能不抓捕呢？

八月公至自伐楚

有二事，偶则以后事致；后事小，则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谷梁辨致之谬，吾前言之矣，于此益见其迁就之妄。凡经事同而书者，未尝不一辞，惟致会皆随事而见，盖以其始出而告者，归复告之，此告庙之常也。虽中有他事，而非其始告之意，则亦不致会而告会，此固一事也。若会而盟，告会不告盟，会本以盟，亦一事也。至离盟、离会，则以地致。离盟则非会，自不淂言会；离会非众会之辞，故亦不言会。若会而伐、会而围、会而救，各以其事致，此所谓始告而出者，其所重在事，不在会也。如僖六年伐郑之役，后事救许，而以伐郑致之类，非以前事致也。救许遂事，始出而告者，不以救许在伐郑也。襄十一年伐郑之役，后会萧鱼，而以会致之类，非以后事致也。萧鱼郑服，始告而出者，不以伐郑在服郑也。今防而侵蔡，遂伐楚，而以伐楚致者，伐楚离为遂事，盖文连侵蔡而始告者，亦志在服楚，初则侵蔡以逼之，继则次陉以伐之，伐而请盟，然后服楚。若以防致，则始告者不以侵蔡；若以盟致，则经无致盟。故以伐楚致之。此皆史载其实，经不得不为异文，而传妄为致前事、后事之论，既不能齐，乃复以小大为説以救之。不知所谓小大者，实事之小大耶？抑以美恶为小大耶？若谓侵蔡为小，伐楚为大，故致伐楚，是事之小大也。然柯陵之伐，则以为不周乎郑而致防；萧鱼之防，则以为得郑伯而不致伐，是乃以美恶为小大也。其説盖又不能齐，终何以取信哉！

有两件事，如果是偶然的，就用后发生的事来致告；如果后发生的事较小，就用先发生的事来致告。这里用伐楚来致告，是因为伐楚是大事。

《谷梁传》辨析致告的错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更加显示出它牵强附会的荒谬。凡是《春秋》记载相同性质的事，从来没有不用同一辞令的，只有致告会盟都随着事情而显现，大概是因为开始出兵时向宗庙报告，回来时再报告，这是向宗庙报告的常规。即使中间有其他事情，但不是开始报告时的意图，那么也不致告会盟而只报告会盟，这本来是一件事。如果是会盟，报告会盟不报告结盟，会盟本来就是为了结盟，也是一件事。至于离开结盟、离开会盟，就用地点来致告。离开结盟就不是会盟，自然不能说会盟；离开会盟不是众人会聚的用语，所以也不说会盟。如果是会盟而讨伐、会盟而包围、会盟而救援，各自用那件事来致告，这就是所说的开始出兵时报告的人，他所重视的是事情，而不是会盟。比如僖公六年讨伐郑国的战役，后来的事是救援许国，却用讨伐郑国来致告之类，不是用先发生的事来致告。救援许国是随之发生的事，开始出兵时报告的人，不是因为救援许国在讨伐郑国之中。襄公十一年讨伐郑国的战役，后来在萧鱼会盟，却用会盟来致告之类，不是用后发生的事来致告。萧鱼会盟郑国臣服，开始出兵时报告的人，不是因为讨伐郑国在使郑国臣服之中。现在在防地会盟而侵犯蔡国，接着讨伐楚国，却用讨伐楚国来致告，讨伐楚国是随之发生的事，大概文辞连着侵犯蔡国而开始报告的人，也是志在使楚国臣服，起初侵犯蔡国以逼迫它，接着驻扎在陉地以讨伐它，讨伐后请求结盟，然后楚国才臣服。如果用防地来致告，那么开始报告的人就不是因为侵犯蔡国；如果用结盟来致告，那么《春秋》没有致告结盟的体例。所以用讨伐楚国来致告。这些都是史官记载事实，《春秋》不得不采用不同的文辞，而《左传》妄自提出致告前事、后事的议论，既然不能统一，又用大小作为说法来补救它。不知道所说的大小，是事实的大小呢？还是以美恶作为大小呢？如果说侵犯蔡国是小，讨伐楚国是大，所以致告讨伐楚国，这是事实的大小。然而柯陵的讨伐，却认为不周全于郑国而致告防地；萧鱼的防地，却认为得到郑伯而不致告讨伐，这是以美恶作为大小。它的说法又不能统一，最终凭什么取得信任呢！

五年

冬晋人执虞公

执不言所于地，緼于晋也。其曰公何也？犹曰其下执之之辞也。其犹下执之之辞何也？晋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为赐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春秋内诸侯以公见者二，州公、祭公是也，此尝为三公而食采于畿内者也。外诸侯以公见者二，郭公、虞公是也，此诸侯而入为王三公，或其先世尝为公者也。五等之君，其臣民虽各淂以公称，此下事上之制。若以为恶虞公，固当别为异辞以见经，安淂屈王法而録其臣民之称以为辞哉？且臣而执君，亦不可以为训矣。

抓捕不记载地点，是隐含在晋国之中。称他为“公”为什么呢？还是说他的下属抓捕他的用语。为什么还是下属抓捕他的用语呢？晋国的命令已经在虞国百姓中实行了。虞国和虢国的相互救援，不是相互给予恩赐，今天灭亡虢国而明天就灭亡虞国了。《春秋》中内诸侯以“公”出现的有两个，州公、祭公就是，这些人曾经担任三公而在王畿内享有采邑。外诸侯以“公”出现的有两个，郭公、虞公就是，这些诸侯进入朝廷担任王的三公，或者他们的先世曾经担任过公。五等爵位的君主，他们的臣民虽然各自可以称他们为公，这是下属侍奉上级的制度。如果认为厌恶虞公，本来应当另外用不同的文辞来显示在经文中，怎么能委屈王法而记录他臣民的称呼作为文辞呢？况且臣子抓捕君主，也不可以作为典范。

六年

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

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病郑也，着郑伯之罪也。

非也説已见前

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

善救许也

非也説已见前

夏天，鲁庄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讨伐郑国，包围新城。

讨伐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里记载包围为什么呢？是因为郑国令人忧虑，彰显郑伯的罪过。

不对，解释已经在前面见过了。

秋天，楚国人包围许国，诸侯接着救援许国。

称许救援许国是好的。

不对，解释已经在前面见过了。

七年

秋七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盟于宁母。衣裳之会也。

传言：「齐侯衣裳之会十有一，何独于宁母挈之？」此与阳谷之失同。

秋天七月，鲁庄公会合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宁母结盟。这是穿着礼服的会盟。

《左传》说：“齐侯穿着礼服的会盟有十一次，为什么唯独在宁母特别提出？”这与阳谷会盟的错误相同。

八年春

郑伯乞盟

以向之逃归，乞之也。乞者，重辞也。重是盟也。乞者，处其所而请与也，盖汋之也。

非也説已见公羊

郑伯请求结盟。

因为之前逃跑回国，所以请求结盟。“乞”是郑重的用语。郑重这次结盟。“乞”是待在原地请求允许，大概是谦卑的意思。

不对，解释已经在《公羊传》中见过了。

秋七月禘于大庙用致夫人

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辞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〇之，我可以不卒〇之乎？一则以宗庙临之而后贬焉，一则以外之弗夫人而见正

译妾认为，道义在于使她成为夫人，而不在于她的姓氏，因此不必因为她的姓氏而让她拜见。如果信用使风氏成为夫人，那么风氏已经是夫人了，哪里还需要让她拜见以显示她不宜成为夫人呢？

译九年

九月戊辰，诸侯在葵丘结盟。

桓公结盟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是赞美他，因为要体现天子的禁令，所以记载得完备。葵丘之盟，陈列牺牲但不宰杀，诵读盟书加在牺牲之上，明确宣示天子的禁令，说：“不要壅塞泉水，不要阻止粮食买卖，不要更换太子，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

《公羊传》既然已经为“桓公结盟不记载日期”确立了体例，知道这样解释不通，所以到这里不得不重新解释来补救它。况且前面说同盟都说“共同尊崇周王室”，“共同尊崇周王室”与“明确天子的禁令”哪个更重要，而同盟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呢？

冬，晋国里克杀了国君的儿子奚齐。

称“国君的儿子”，是因为国人不把他当儿子看待。国人为什么不把他当儿子看待？因为不认为他杀了世子申生而继位是正当的。

没有满一年的国君，没有成为真正的国君，自然应当依附于父亲称儿子，就像内传记载“子卒”那样。这里不能说里克杀了儿子奚齐，因为容易让人误解为里克杀了自己的儿子，所以用“国君的儿子”来区别。怎么知道奚齐不被国人当儿子看待呢？

十有二年

夏，楚国人灭掉了黄国。

贯之盟时，管仲说：“江国、黄国远离齐国而靠近楚国，楚国是贪图利益的国家，如果讨伐它而不能救援，就无法统领诸侯了。”桓公不听，于是与他们结盟。管仲死后，楚国讨伐江国、灭掉黄国，桓公不能救援，所以君子怜悯他们。经书记载灭国的很多，用词都一样，施加于黄国没有不同的文字，怎么知道唯独怜悯黄国？这是说其他灭国都不怜悯。

十有四年春，诸侯修筑缘陵城。

这里说“诸侯”，是散称。聚集在一起却说“散”，为什么呢？诸侯修筑，有散称的体例。桓公的德行衰落了。

不对，这也是不知道诸侯不排列次序的体例罢了。

二十年

五月乙巳，西宫发生火灾。

称之为新宫，则接近为祢宫；用谥号来说，就像疏文那样，认为这是闵宫。

《公羊传》说诸侯有三宫是对的，襄公九年穆姜死在东宫，可以作为证据。有东宫就有西宫。穆姜是成公的母亲，宣公的妻子，所以住在左边。而杜预错误地解释为太子宫，大概是被“东宫得臣”的话迷惑了。

文公

元年春

天王派叔服来会盟〇

〇说会盟是因为重视天子的礼节

会盟就像说滕子来会盟〇一样，是同样的常例，难道也是因为重视滕子的礼节而记载吗？《公羊传》大概不知道天子、〇其他公侯不记载，而唯独记载僖公的意义，所以胡乱说了。

天王派毛伯来赐给公命。

礼节上有接受命令，没有来赐给命令。赐命，是不正当的。

不对，解释前面已经见过了。

冬十月丁未，楚国世子商臣杀了他的国君髠。

记载髠的死，是为了谨慎地对待商臣的弑君行为。夷狄不谈正当不正当，商臣的杀害不需要记载日期来谨慎对待。蔡国世子般杀他的国君也是这样，应该也记载日期的，为什么唯独不记载呢？楚子死记载在经上的有六次，都不是被弑，而没有不记载日期的。楚人既然不谈正当不正当，那么这六次记载日期又为什么要谨慎对待呢？

二年春

丁丑，制作僖公的主牌。

作，是制作，为僖公制作主牌。立主，丧主在虞祭时设立，吉主在练祭时设立。制作僖公的主牌，是讥讽他晚了。制作主牌、毁坏庙宇都有时间，在练祭时毁坏庙宇。毁坏庙宇的做法，更换屋檐是可以的，更改涂饰是可以的。

这是讥讽制作主牌晚了，《公羊传》用毁坏庙宇来说，本来就不对。礼节上虽然练祭时更换主牌，但还没有毁坏庙宇。毁坏庙宇，是三年丧期结束，把新死的主牌安放到庙里，然后毁坏那些毁弃的庙宇依次迁移。在练祭时说，也不对。

三月乙巳，与晋国处父结盟。

不称公，是因为处父傲慢，为公讳。怎么知道他与公结盟？因为记载了日期。为什么不称公到晋国？因为感到耻辱。出而不书，返而不致。隐公元年三月，公与邾仪父在蔑结盟。庄公九年春，公与齐国大夫在蔇结盟。公结盟有时，有月，有日，起初没有定规，怎么知道记载日期就是公与他结盟呢？

八月丁卯，在大庙举行大事，提升僖公。

大事是什么？大是事。指祫祭和尝祭。祫祭，是毁庙的主牌陈列在太祖庙，未毁庙的主牌都升上去，合祭于太祖。跻，是升。先亲而后祖，是逆祀。逆祀，就是没有昭穆；没有昭穆，就是没有祖；没有祖，就是没有天。所以说：文公无天。无天，就是没有天而行事。君子不因为亲近亲人而损害尊崇尊长，这是《春秋》的道义。

经书记载大事，记载有事，大事是祫祭，有事是禴、祠、烝、尝。尝祭不能通称为大事。经书只是讥讽他逆祀罢了，在文字上怎么看出无天？这大概是指后来归含且赗与会葬，王不称天。《谷梁传》窃听桓公无王、文公无天的说法，而不详知其义，误以为是讥讽文公，所以胡乱施加在这里。

三年

宋国雨螽。

外国的灾异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回答说：“灾异很严重。”怎么严重？茅草屋顶都完了，从上落下，见于下面，称之为雨。

雨说坠落而死，左氏的说法是对的。死了就不能造成灾祸了。这是记载异象，不是记载灾祸。说茅草屋顶都完了，是妄说。

五年春，王正月，王派荣叔归含且赗。

含是一件事，赗是一件事，兼而归之，是不正当的。说“且”是记载兼有，说不称来，不

译这是周代礼仪的应用。赗礼来得早，而含礼却晚了。

这与《公羊传》所说的“兼用二者不合礼”观点，道理不同但错误相同，解说已在《左氏传》中提及。

译鲁文公七年春季，鲁国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攻取了须句。

攻取城邑通常不记载具体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了日期呢？因为不认为再次攻取须句是正当的，所以郑重地记载了日期。这是因为僖公曾经攻取过须句，所以这样说。僖公攻取了须句，又攻取了訾娄，一位国君连续攻取邾国的两座城邑，却不郑重地记载日期；文公与僖公不同世却再次攻取，反而郑重地记载日期吗？这种轻重判断不合情理。这只不过是因为国内攻取城邑十次，其中九次不记载日期，而这次唯独记载了日期，所以随意推测罢了。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晋国的先蔑逃奔到秦国。

不记载“出奔”，是因为他当时在外作战；停止战斗逃奔到秦国，因此被视为逃兵。

不对，解释已在《左传》中见过。

鲁文公八年

公孙敖前往周王室，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到莒国。

不记载他到达的地方，是因为他尚未前往。尚未前往也就谈不上返回。尚未前往却说前往，是不废弃君主的命令；尚未返回却说返回，是不专断君主的命令。他的“前往”并非真正的前往，他的“返回”也并非真正的返回。只有逃奔莒国是实情，所以郑重地记载了日期。

不记载他出奔的地点，是因为他尚未出国境。记载日期，是为了区别他是先返回后出奔。所以经文不记载“出奔”，是指他已经离开国都，从边境出奔，这与晋国先蔑逃奔秦国不记载“出奔”相同。如果尚未前往却说前往，尚未返回却说返回，这不仅使《春秋》的文字虚妄，还掩盖了公孙敖的罪恶，反而说他不废弃君命、不专断君命吗？叔孙侨如出奔齐国、臧孙纥出奔邾国，都记载了日期，这些并没有值得怀疑不实的嫌疑，又为什么要郑重记载呢？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

司马是官职，用官职称呼，是没有国君的说法。

《春秋》隐公十年记载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费用，不记载“派遣”，《公羊传》认为是没有国君，指桓王正在服丧尚未即位。现在宋国杀大夫举出官职，也认为是没有国君，其意思是去年宋公王臣去世，昭公也在服丧。然而去年记载杀大夫，为什么不举出官职，而今年才举出呢？何休对此提出质疑是对的，并且说“他们的大夫”，那就是有国君的说法了；没有国君却举出官职，这也不合情理。郑康成强行用没有国君德行来解释，尤其不对。《公羊传》的体例是：以国名杀，表示杀无罪之人；以“人”杀，表示杀有罪之人。现在以“人”杀，说明是有罪的，凭什么定罪？国君没有德行，而凡是举国杀人的反而不举出官职，这本来就不符合《公羊传》的本意。根据《左传》，这是襄夫人杀了襄公的孙子，司马公子卭死亡，司城荡意诸出奔，并非昭公所为，也不能归罪于国君，这两种说法都不可靠。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宋国是二王之后，完备六卿，得以与周王太宰一样以官职见称。

鲁文公九年春季

辛丑日，安葬周襄王。

天子只记载崩逝，不记载安葬。举天下之力安葬一人，其道义不容置疑。记载日期，是危迫不得以的记载。记载日期非常详细，这是不记载日期的说法。

不对，解释已在前面见过。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认为夫人地位低贱，从而损害文公的尊严。

夫人出奔后归宁，归宁后返回本国，如果没有惭愧之处，没有不告祭祖庙的。既已告祭而记载，是常礼，哪有因为夫人地位低贱，而不能与国君一同致祭的道理？何来损害文公之说？鲁国臣子被俘后归来，告祭祖庙尚且记载；夫人归宁后归来，告祭祖庙反而不记载，这也是本末倒置。这大概是《公羊传》看到文姜、哀姜出奔没有致祭的记载，所以定为体例，不知道文姜、哀姜是《春秋》避讳而隐去的，所以看不到记载。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和箕郑父。

称“人”来杀，是诛杀有罪之人；郑父是连累。

《公羊传》体例称国名来杀的，是罪及上级。现在郑父称“人”来杀，却又说是连累，为什么呢？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

震动，大地本来不震动，因为震动了，所以郑重地记载日期。

地震与山崩，都是记载异象。地震发生在国内，所以史官能详细记载日期；山崩发生在别国，史官不能详细记载，所以有的记载日期有的不记载。《公羊传》看到地震都记载日期，所以定为体例。梁山崩不记载日期，难道不是不郑重吗？【按程端学《辨疑》记载叶氏说：“这是记载异象。阳气潜伏不能出来，阴气通畅不能消散，于是发生地震。地震与山崩，都是记载异象。”】

鲁文公十一年

冬季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不记载“率领军队”而只说“打败”，为什么呢？这是直接打败一个人的说法。打败一个人却说“打败”，为什么呢？是从众多狄人的角度说的。《公羊传》说：“这是长狄，兄弟三人，在中国境内游荡，瓦石不能伤害他们。叔孙得臣是最善于射箭的人，射中他的眼睛，尸体横卧九亩之地，砍下他的头载在车上，眉毛露在车前横木上。”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记载“俘获”呢？回答说：“古人不重创敌人，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所以不记载‘俘获’，是为国内避讳。那个逃到齐国的，是王子成父杀的，至于逃到晋国的就不知道了。”

不对，解释已在《左传》中见过。

鲁文公十二年春季

杞伯来朝见。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

称“子叔姬”，是尊贵的意思，她是国君母亲的姐妹。另一种说法是：“许配了人家，所以用‘卒’来记载。男子二十岁行冠礼，冠礼后列为成年男子；三十岁娶妻。女子十五岁许配，二十岁出嫁。”

“子”是指当今国君的女儿，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冬季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河曲交战。

不记载“及”秦、晋，是因为交战已经频繁，所以简略记载。

不对，简略记载的原因，已经体现在不记载“败绩”上了。大概是因为双方都想交战，自然不能称“及”了。

鲁文公十三年

大室的房屋倒塌。

大室的房屋倒塌，是有坏道的意思。

译这是讥讽他们不修葺宗庙。大室也就是世室。周公称之为“大庙”，伯禽称之为“大室”，众公称之为“宫”。按照礼制，宗庙祭祀时，国君亲自切割祭肉，夫人亲自舂米，这是恭敬到了极点。身为社稷的主宰，却让先君的宗庙破败，极力称赞这种状况，是内心不恭敬的表现。

译不是的。说法见于《公羊传》。大室毁坏，《公羊传》认为这是鲁公的宗庙，称为“世室”。查考《明堂位》说鲁公的宗庙，称为文世室；武公的宗庙，称为武世室。大概周朝保存文王、武王的二祧不毁，鲁国因为获得赐予天子的礼制，所以也想保存伯禽、武公的宗庙，世代不毁，于是称为世室。这是鲁国的僭越礼制，而《明堂位》错误地记载了它。现在经文说大室，那就不是世室了。“太”是始祖的称呼。太室应当是太庙的居室，指它位于中央且安放神主牌位的地方。《洛诰》说“王在新邑，举行冬祭，进入太室灌酒”，这就是证据。杜预唯独没有这种说法。《谷梁传》说大室就是世室，于是把伯禽当作大室，更加可以看出它的牵强附会了。【按：此处依据程端学《辨疑》本录入，查《公羊传》有叶谳，事情相同而文字不同】

十四年

晋国人护送防菑到邾国，没能护送进去。

这是郤克，为什么称“人”呢？是贬低他。为什么贬低他呢？率领五百辆战车，绵延千里，经过宋、郑、滕、薛，深入千乘之国，想要改变别人的国君，直到城下才知道，怎么知道得这么晚！没能护送进去。没有攻打却说没能护送进去，为什么呢？没能实现他的道义。防菑，是晋国女子所生；貜且，是齐国女子所生。貜且，是正统；防菑，不是正统。

晋国以霸主身份护送国君，而防菑是晋国女子所生，如果晋国女子嫁为邾国夫人，那么防菑就是正统，本来就可以知道了；如果是陪嫁的媵妾，那么他不是正统也可以看出。现在传文说貜且是正统，防菑不是正统，那就是晋国女子不是夫人，而防菑不是嫡子了。晋国难道有先前不知道，直到城下才知道的吗？这大概是不了解郤克被书为“人”的意义，只看到后来记载貜且去世，防菑日食，上文出现日，强行用这个例子推演，认为他是正统，可以看见《谷梁传》迷惑荒谬竟然有如此严重的。根据《公羊传》记载邾国人的话说：“你以手指头数，防菑是四，貜且是六，尊贵则都尊贵了。虽然如此，貜且年长。”那么就是貜且、防菑都是晋、齐媵妾所生，不是正统。晋国想要凭借大国夺取，而邾国以貜且年长为理由，所以郤克认为道义上不能护送而返回。经文用“人”来书写郤克，是《公羊传》所说的不赞成擅自废立国君的意思。这件事传文大概完全不知道本末，所以它的意义都丧失了，《左传》知道但不详细，只有《公羊传》完全得到了，所以与经文相合。由此可知谈论经文的人不可以不先探究事情的真相。

宋国的子哀来投奔

说子哀是失礼的

传文本来就知道名不如字，难道不知道子哀是字吗？

齐国人抓获子叔姬

叔姬同罪

不是的，说法已见于《公羊传》

十五年春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司马，是官职。用官职称呼，是无君的措辞。来结盟是什么意思？是事先约定好的。不说“及”，是以国家与他结盟。

不是的，说法已见于前。加上氏而不称名，是纠正他不是君命而擅自结盟，所以不说“使”；彰显他依附襄夫人而杀害众大夫，所以不称名。这是想效仿楚国的屈完而不得，所以依附于齐国的仲孙。

十二月齐国人送回子叔姬

说“子叔姬”，是尊崇她。说“来归”，为什么呢？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有罪，还是希望他免罪。

不是的，说法已见于前

十六年，春，季孙行父在阳谷会见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弗及”，是内辞。行父违背了使命，齐国得以使用内辞。

根据《左传》，鲁公有病，派行父防备并结盟齐侯，齐侯不肯，说：“请等君主病愈。”文辞自然应当说“弗及盟”，传文大概看到说鲁公没有遇到，所以把“弗”当作内辞。

夏五月鲁公四次不视朔

天子向诸侯宣告朔日，诸侯在祢庙接受，是礼制。鲁公四次不视朔，鲁公不臣服。认为鲁公厌恶政事，太过分了。

《周官》大史向各国宣告朔日，礼制：诸侯穿皮弁在大祖庙听朔，说“在祢庙接受”，是不对的。

毁坏泉台

防制不专一，专一防制就松懈了。以文辞为多，失道了。自古如此，现在毁坏它，不如不建罢了。

毁坏一个台不足以妨碍防制，这大概是因为夫人明年四月防制，延缓附防罢了。既然说延缓防制，就不能再以不毁坏为义，这也是窃取《公羊传》的说法而附会它。

十八年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前往齐国

出使举荐上客而不称介，是不赞成他们同辈而互相为介，所以并列列举他们。

这是为了请求立宣公，所以让两位卿一起出使以大事，就像阳虎让季孙斯、仲孙何忌前往晋国，不是互相为介。

宋公、陈侯、卫侯、曹伯在棐林会见晋军，讨伐郑国。

列举诸侯

元年春

三月遂带领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不说氏，是因为防制未完毕，所以省略。说“妇”，是顺着婆婆说的措辞。遂，是带着从上面致送的意思。

遂不氏一事而再次出现，迎娶与致送虽然是一事，但不致送不能认为是迎娶，怎么可以只承袭上文说“带领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呢？

译这是指晋国赵盾会师，是赵盾的重大事件。经文说“师”是什么意思呢？是因为他做了重大之事。在棐林之地之后才讨伐郑国，这是表示怀疑的措辞。这里提到地点是什么意思呢？是为了彰显他的美德。

译《桓公传》记载，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侯在袲地会盟，随后讨伐郑国。《公羊传》认为这是先会盟于地而后讨伐，是一种表示怀疑的措辞，其实并非真正表示怀疑，这种解释本来就错了。这里也将“在棐林地会盟而后讨伐”视为表示怀疑的措辞，为什么要反而彰显它的美德呢？况且国君不会与大夫会盟，《公羊传》的体例与《左氏传》、《公羊传》相同。如今诸侯都来会盟，晋侯没有前往，而赵盾俨然承担国君的职责，所以将会盟地点改在上游，隐去赵盾而以军队来叙述，地点在棐林，也是表明会盟而后讨伐。这两件事完全相同，却一个认为是表示怀疑，一个认为是彰显美德，那么凡是经文的措辞，也就没有正确的标准了。

晋人、宋人讨伐郑国。

讨伐郑国是为了救援宋国。

楚国与郑国入侵宋国，是在秋季棐林之战时，宋国受到的侵犯已经解除了。如今冬季讨伐郑国，不能还说是救援宋国。根据《左氏传》，这是晋国自行报复北林之战中解扬被囚禁之事。

二年春，周历二月壬子日，宋国华元帅领军队与郑国公子归生率领军队，在大棘交战。宋军大败，俘获了宋国华元。

“获”是不给予对方辞令的表述，意思是说用尽全部兵力来救援他们的将领。用三军对抗华元，华元虽然被俘，也不算受辱了。

不对，解释已在“获晋侯”条中见过【按此条僖公十五年传下缺】。

四年春。

鲁公讨伐莒国，夺取向邑。

讨伐，还可以说是为了夺取。夺取向邑就太过分了！莒国人推辞不接受，这是合理的。讨伐莒国，是正义之师；夺取向邑，是不对的，这是借着正义之名谋取私利。

前面说莒人推辞，那么必定有正义不足以使莒人心服而不顺从的情况。又接着讨伐他们，以夺取他们的城邑，这哪里是正义之师的区别呢？大禹征讨有苗而对方违背命令，帝尧于是广泛宣扬文德，在两阶之间舞干羽，有苗才归顺，没听说过再次讨伐是正义的。

五年。

秋九月，齐国高固来迎娶子叔姬。

诸侯将女儿嫁给大夫，由大夫主持婚礼并与之交接。来，是指交接内亲。不认为这种交接内亲是正当的，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谓。

不对，解释已在“莒庆来迎娶叔姬”条中见过。

六年春，晋国赵盾、卫国孙免入侵陈国。

这是率领军队，为什么不记载“率领军队”呢？不认为他们败坏前事是正当的，所以不给予“率领军队”的称谓。

《公羊传》的体例有四条：将领尊贵、军队众多称“某帅师”，将领尊贵、军队少称“将”，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称“师”，将领卑贱、军队少称“人”。如今赵盾、孙免不记载“率领军队”，属于所谓将领尊贵、军队少的情况。《谷梁传》在隐公五年“卫师入郕”中只记录了将领卑贱、军队众多的情况，而没有提及另外三种情况，那么《谷梁传》所知道的才只是一个体例罢了，所以这里又妄加“不认为他们败坏前事是正当的”这种说法。那么晋国郤克、卫国孙良夫讨伐廧咎如，公孙归父会同齐国人讨伐莒国之类的事，难道也不认为他们败坏前事是正当的吗？

八年。

夏六月，公子遂出使齐国，到达黄地才返回。

“乃”是表示人不在场的措辞，“复”是事情完毕的意思，不专断国君的命令。出使而返回，按照《公羊传》的体例推断，不记载有病的，都是没有实际原因而返回，罪过很大了。即使真的有病，大夫出使境外，即使死了也要带着尸体完成使命，也可以擅自返回吗？如今事实尚未完毕，而经文以不专断国君命令加上事情完毕的措辞，这与前面说公孙敖未返回的情况相同，都是为了圆说而做的解释。

辛巳日，在大庙举行祭祀，仲遂死在垂地。

这是为了让他看起来像是返回复命后才死的。这是公子，为什么称“仲”呢？是疏远他。为什么疏远他？因为这是不该死的人，不疏远就无法显示他不该死。那么记载他死的原因是什么？是为了讥讽宣公。讥讽宣公的原因是什么？听说大夫去世，就停止音乐，完成丧事。

这里只是记载死以引出后面仍然举行绎祭的事，实际上并非返回复命。如果真是返回复命，这也与说公孙敖过失相同，遂不称氏而称公子，解释已在《左氏传》中见过。季友死，确实认为是贬低他弑君而治丧，为什么不与公子翚一样去掉氏而反而称字呢？按照传例，名不如字，字可以说进，不能说疏远。停止音乐完成丧事，也不是这样，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冬十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小君顷熊，下雨没能安葬。

安葬既然有了日期，不因下雨停止，符合礼制。下雨没能安葬，丧礼不因制度而改变。礼制规定：庶人悬挂封条，不因下雨停止，这是庶人的制度。士大夫则不同。《谷梁传》大概是阅读礼制不详细。古代朝会，雨水沾湿衣服失去仪容，尚且废止，难道安葬送死这样的大事，反而要冒雨进行吗？徐邈用《士丧礼》中“潦车载簑笠”作为证据，这是丧事在途中的防备，并非专门用于安葬之日。

九年。

辛酉日，晋侯黑臀死在扈地。

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国外，记载日期是因为没有越过国境。

不对，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十年。

齐国崔氏出奔卫国。

“氏”是举族而出的措辞。

《春秋》所讥讽的，是因为大夫出奔罢了，举族不举族，与褒贬有什么关系？这大概是不懂世卿的意义，《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

秋，天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

称“王”，季，是王子；称“子”，是尊重他。聘，是问。

王季子，就是说王少子。如今将王季析为王子，以子为尊重，如果直接说王子某，如王子虎，难道不是尊重他吗？大概王子也像诸侯的公子，有得氏的，有未得氏的，而义理上不能只举名，与王猛相嫌，所以直称季子以显示其避讳，而将事而已。

十一年。

秋，晋侯与狄人在櫕函会盟。

不称“及”是因为外狄。

不对，说“晋侯、狄会于攅函”，那么措辞不通顺罢了。

纳公孙宁、仪行父于陈。

译纳，就是内心不接受。辅助那些无力治理百姓的人，讨伐他们或许还可以。但进入别人的国家，控制他们的上下等级，使得他们不能遵循君臣之间的正道，这是不可以的。

译其错误与《公羊传》相同，说法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鲁成公十五年

夏五月，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

“平”就是“成”，赞扬他们量力而行并回归道义。“人”是泛指众人的辞令。讲和称“人”，表明上下都愿意讲和。对外国讲和通常不记载，因为我国有人存在，所以记载了这件事。“人”指的是司马子反和华元。贬称他们为“人”，是因为他们擅自讲和。以“人”指代众人，这是《谷梁传》的义例。

六月癸卯，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国。

灭国有三种记录方法：中原国家灭国要记日，卑弱国家灭国记月，外族灭国不记日。这里记了“潞子婴儿”的日期，是因为他贤德。

《谷梁传》为此设立了三个条例，既然已经用中原国家来区别外族了，中间又设立了卑弱国家的条例。灭国没有好事，对外族略写，另立条例还可以理解。卑弱国家范宁说是附庸国，这是错误的。前面本来说微国不记日，是指小国罢了，如果这样，灭国的罪过难道有大小轻重之分吗？查考《襄公六年》：中原国家记日，卑弱国家记月，外族记时。现在把“时”变为不记日，于是与说微国不记日相同，那么两处说法自然不同。用经文来考证，齐侯灭莱之类记月，认为是小国也可以，然而戊寅日楚子灭萧，萧也是小国，为什么反而记日？楚屈建灭舒鸠记时，认为是外族也可以，然而六月楚人灭舒蓼，舒蓼也是外族，为什么反而记月？这些说法都讲不通。推究范宁的本意，是说外服例应记时，如《襄公六年》那样，而在这里忽然看到记载了“癸卯”，所以改变为不记日，那么范宁本来就没有定论。说潞子贤德，是根据《左传》，晋国数落狄人五条罪状而讨伐他，怎么能说是贤德呢？这又是强行因为记了日而臆测出来的。

鲁成公十六年

夏，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

周王室发生火灾不记载，这里说“宣榭”，为什么呢？因为是用存放乐器的地方来指代它。不对，说法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鲁成公十八年

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柽地，于是逃奔到齐国。

“还”表示事情没有结束。“自晋”表示事情结束了。与别人的儿子一起守着他父亲的灵柩，抛弃灵柩而逃奔他父亲的使者，这是为了逃奔父亲。到了柽地，于是逃奔齐国，“遂”表示紧接着发生的事。

查考归父出使晋国，是在成公去世之前，不能说与别人的儿子一起守着他父亲的灵柩而逃奔他的使者，这只是针对归父的言辞，不专门用来责备成公。成公

元年春

没有冰。

年终没有冰，就记载这件事；还没到年终就说没有冰，为什么呢？年终没有冰，是加上寒冷之意的辞令。

经书记载“无冰”，有的在正月，有的在二月，有的在春季。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二月，是夏历的十二月。在正月之前，夏历的十月，冰刚开始凝结，不知道会不会没有冰，所以不记载冬十二月。在二月之后，夏历的正月，冰冻已经解除了，自然应当没有冰，所以不记载春三月。只有在正月、二月冰坚硬厚实的时候却没有冰，才可以认为怪异。说“春”的，包括正月、二月，不嫌不列举三月。《谷梁传》只看到《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春无冰，所以从年终开始提问。那么正月无冰，难道是年终吗？况且它在桓公正月只说天气温暖罢了，怎么知道这是加上寒冷之意的辞令？还没到年终，一个是温暖，一个是寒冷，不知道用什么来区别。

三月制作丘甲。

“作”就是制作。“丘”是赋税单位，这里指为军队制作甲胄。制作丘甲，是国家的大事。在丘这一级制作甲胄，不符合正道。在丘这一级制作甲胄为什么不符合正道呢？古代建立国家，百官具备，农民和工匠都有职责来侍奉上级。古代有四种人：有士人，有商人，有农民，有工匠。甲胄不是每个人都能制作的。在丘这一级制作甲胄，不符合正道。

如果“丘”是制作甲胄的意思，就不能说“作丘甲”。说法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秋，周王室的军队在贸戎大败。

不说“战”，是因为没有人敢抵挡。为尊者讳敌，不讳败；为亲人讳败，不讳敌。这是尊尊亲亲的道义。那么是谁打败了周军呢？是晋国。把晋国称为戎，其错误与《公羊传》相同。

鲁成公二年

六月癸酉，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率领军队，与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手，以及齐侯在鞌地交战。齐军大败。记日，有人说：“记日是记交战。”有人说：“记日是记全军出动。”曹国没有大夫，这里说“公子”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四位大夫都在，举出其中地位尊贵的。

经书记载战争，没有不记日的。《庄公十年》“公败齐师于长勺”，《谷梁传》怀疑战争不记日，那么偏师作战都记日了，还有什么可疑而产生两种说法呢？说曹国没有大夫，因为我国四位大夫在，其错误与《公羊传》相同，说法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秋七月，齐侯派国佐到晋军。己酉日，在爰娄与国佐结盟。鞌地离齐国五百里，爰娄离齐国五十里，一战绵延五百里，焚烧雍门的茅草屋顶，侵略车辆向东直到海边。君子听说后说：“‘甚甚’是极言其严重的辞令，齐国有招致祸患的原因。齐国有招致祸患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新筑打败卫国军队，侵犯我国北部边境，傲慢地对待郤献子，齐国有招致祸患的原因。”爰娄在晋军之外。郤克说：“归还鲁国和卫国被侵占的土地，把纪侯的甗送来，把萧同侄子之母作为人质，让耕种的人都向东开垦田地，然后才与你结盟。”国佐说：“归还鲁国和卫国被侵占的土地，把纪侯的甗送来，可以答应。把萧同侄子之母作为人质，那就是齐侯的母亲。齐侯的母亲，就像晋君的母亲；晋君的母亲，就像齐侯的母亲。让耕种的人都向东开垦田地，

译这样最终就会把国土全部让给齐国，是不行的。请允许我打一仗，如果一次打不赢，请允许我打第二次；第二次打不赢，请允许我打第三次；第三次打不赢，请允许我打第四次；第四次打不赢，请允许我打第五次；第五次打不赢，就把整个国家交给齐国。”于是双方订立盟约。

译这个义理在于国佐结盟时不牵连齐国，与屈完在召陵结盟的意图相同，重点不在于战争。凭什么看出这是过分呢？这是表示过分的措辞。

十一年，鲁公在蜀地防备楚国的公子婴齐。

楚国没有大夫，这里称他为“公子”是为什么呢？因为婴齐傲慢。

婴齐称氏，这是楚国开始以三命大夫的身份前来。此前鲁公与齐国的高傒、晋国的处父结盟，都隐去了鲁公的名字，传文认为这是因为他们傲慢。如今婴齐为什么反而没有隐去鲁公的名字呢？楚子派萩前来聘问，传文说：“楚国没有大夫，因为他是来聘问所以褒奖他。”如果萩因为自称人名而得到褒奖，婴齐因为自称姓氏而显得傲慢，那么这种进退之间的评价就不一致了。

丙申日，鲁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缯人在蜀地结盟。

楚国为什么称“人”呢？因为从这时起鲁公才得到了他应有的地位。会盟如果在同一个月，那么只记载会盟的地点而不记载结盟的地点；如果不在同一个月，那么会盟和结盟的地点都要记载。这里会盟和结盟的地点都记载了是为什么呢？因为鲁公得到了他应有的地位，所以重申这件事。如今的屈从，正是过去的骄傲。同一个月而只记载会盟地点不记载结盟地点的，是因为会盟和结盟在同一地点，比如鸡泽之盟记载“与陈国的袁侨结盟”就是这样；不同月而会盟和结盟地点都记载的，是因为会盟和结盟不在同一地点，比如盂之会记载“十二月鲁公会诸侯在薄地结盟”就是这样。这里既有相同又有不同，那么措辞就不能不有所区别。至于首止、葵丘虽然在同一地点却再次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赞赏他们不敢与周王世子及宰周公结盟，这是《春秋》特有的义理，不能作为常规法则。本来没有在同一个月不同地点而不记载的情况。如今会盟和结盟虽然在同一个月，会盟只说鲁公而只见到婴齐，这是以鲁公为主而婴齐来会；结盟说鲁公会盟而下面连着十一个国家，这是以外邦为志而鲁公前往会盟。两件事本来不同，怎么能承袭上面的地点而不分别记载呢？这与鲁公的屈伸有什么关系呢？传文只是看到楚国以下都被贬称为“人”而没有隐去鲁公，所以认为这是重申鲁公的地位。不知道十一个国家的众多诸侯跟随夷狄而在我国境内结盟，之所以称他们为“人”，难道是因为鲁公吗！可以说鲁公失去了应有的地位，却不可以说鲁公重申了地位。

三年

冬十一月

丙午日，与荀庚结盟。丁未日，与孙良夫结盟。

记载日期是为了尊重鲁公，他们前来聘问并请求结盟。不说“及”，是因为以国家的名义与之结盟；不说具体的人，也是因为以国家的名义与之结盟；不说“求”，是因为双方都愿意结盟。

荀庚、孙良夫不再重复提及，国家本来就知道他们专权结盟了。不说“及”的原因，传文在齐国高傒、晋国处父那里就知道他们傲慢而隐去了鲁公，为什么在这里就不能明白呢？说“不说求”，也不对，经文中本来就没有说“求盟”的。

五年

梁山崩塌

不记载日期，是为什么呢？高大的山有崩塌的道理。有崩塌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要记载呢？回答说：“梁山崩塌，堵塞河流三天不流。晋君召见伯尊询问这件事。伯尊前来，遇到推车的人。推车的人不避让，伯尊让车向右下并鞭打他。推车的人说：‘鞭打我的原因，大概是取道太远了吧。’伯尊下车询问，说：‘你听说过什么吗？’回答说：‘梁山崩塌，堵塞河流三天不流。’伯尊说：‘君主为此召见我，该怎么办呢？’推车的人说：‘天有山，天让它崩塌；天有河，天让它堵塞。即使召见伯尊，又能怎么样呢？’伯尊于是忠实地询问。推车的人说：‘君主亲自穿素色丧服，率领群臣哭泣，然后祭祀，河流就会通了。’伯尊到达后，君主询问他，说：‘梁山崩塌，堵塞河流三天不流，该怎么办呢？’伯尊说：‘君主亲自穿素色丧服，率领群臣哭泣，然后祭祀，河流就会通了。’孔子听说后，说：‘伯尊大概没有功德吧？他抢了别人的善行。’”

推究传文的意图，似乎认为梁山崩塌，按道理不应当记载，因为伯尊抢了别人的善行，所以经文中记载的有所不同，难道是因为人的言论而进行笔削吗？这大概是拘泥于沙鹿崩塌记载日期的义理，所以强行做出这种解释，尤其显示出以日月为例的谬误。

七年春，周历正月，鼷鼠咬食郊祭牛的角，重新占卜选牛，鼷鼠又咬食新牛的角，于是免除了牛。

不记载日期，是急促的措辞。这是有司的过错。郊祭的牛每天检查，看到角受伤，检查的职责已经尽到了。之所以防备灾害的措施没有尽到，是因为改卜选牛，鼷鼠又咬食角，又有后续的措辞，这是缓和的措辞。说：“这不是人的过错，不是人所能控制的。”这是为了免除有司的过错。于是免除牛。“乃”字，是表示这不是人的过错的措辞。免除牺牲，是为它穿上黑色上衣和浅红色下裳，有司穿着礼服捧着它送到南郊。免除牛也是这样。免除牺牲不记载日期，是因为不举行郊祭。免除牛也是这样。

郊祭牛的嘴受伤，与鼷鼠咬食郊祭牛的角，都不知道受伤和咬食的具体日期，那么本来就不能用日期来说明。如果认为这是紧急情况，正当记载日期，为什么反而不记载日期呢？传文的意图似乎是说：“牛嘴受伤，这是牛自己伤的，不可以归咎于有司；鼷鼠咬食角，是有司防备不谨慎，所以这样说。”如果是这样，那么牛嘴受伤应当记载日期，咬食角应当不记载日期，为什么牛嘴受伤也不记载日期呢？回答说：“这是缓和的措辞。前面咬食角，文中本来不能说‘咬食它的郊祭牛的角’；后面本来不能说‘又咬食角’。那么‘其’字，是文中应当使用的。经文本来记载的是天子的重大事务，不是为了给有司记录过错，那免除还是不免除，有什么值得说的呢！”

冬大雩

雩祭不记载月份，只记载季节，这是非议它。冬天不应该举行雩祭。

非议的说法已在定公元年九月大雩中见过。

八年春，晋侯派韩穿来言说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

译在齐国，缓辞这种表述并不是让“我”把事情做尽。

在《春秋传》的例言中说：“距离远就可以，并不是说迟缓。”晋侯抓捕曹伯回到京师之类的事情，难道不是让“我”在京师把事情做尽的表述吗？

译秋季七月，天子派召伯前来赐给鲁公命令。

礼制中有接受命令，没有天子派人前来赐命。赐命，是不合正道的。称“天子”，为什么呢？回答说：“这是为了体现一种尊称。”

认为赐命不合正道，解说已在《左氏传》中见过。认为这是体现尊称，其含义虽然与《公羊传》不同，但其错误与《公羊传》相同。

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送陪嫁女子，是浅近的事，通常不记载。这里记载它，为什么呢？因为伯姬没有得到合适的归宿，所以详尽地记载这件事。

不对，解说已在《公羊传》中见过。

九年

夏季，孙行父前往宋国送嫁女。

“致”，是指本不该亲自送达的。妇女在家时，受父亲支配；出嫁后，受丈夫支配。前往宋国送嫁女，是表示我国尽到了责任。这样做不合正道，所以不采用内部的称谓。迎亲的人地位卑微，所以送嫁女时详细记载其事，是为了褒扬伯姬。

按照礼制，公婆去世后，女子出嫁三个月后在宗庙拜见，称为“来妇”。所以娘家派人送嫁女，是成全她成为妇人的身份。之前纳币时提到“使”，就知道宋公没有母亲了，传文大概是不懂礼制。不采用内部称谓，就像说不采用夫妇间的称谓，不称某姬一样。范氏认为不称使者是错误的。内部本来没有离开的意愿，称使者，女子既已出嫁，不可以用字和氏来称呼她，妇人就不是父母的称呼，仍然用她在国中的称呼叫“女”，并不是不采用内部称谓。迎亲的人地位卑微，也不是这样，解说已在前面见过。

晋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送陪嫁女子，是浅近的事，通常不记载。这里记载它，为什么呢？因为伯姬没有得到合适的归宿，所以详尽地记载这件事。

不对，解说已在前面见过。

秋季七月丙子日，齐侯无野去世。

晋国人拘捕郑伯，晋国栾书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不写“战”，是因为郑伯的缘故。为尊者隐瞒耻辱，为贤者隐瞒过错，为亲人隐瞒疾病。

栾书拘捕郑伯来攻打郑国，在《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都没有记载。凡是经文书写“伐”，如果没有特别记载，都不写“战”。传文怎么知道这是拘捕郑伯并与郑国交战呢？《公羊传》关于三讳的论述，已经不可依据。然而说为亲人隐瞒，像鲁国的公子友之类，还可以理解。现在又推说晋国和郑国同姓为亲人，那么卫侯燬灭邢国，恐怕有比攻打更严重的，为什么却不隐瞒呢？

楚国公子婴齐率领军队攻打莒国，庚申日，莒国溃败。

记载日期，莒国虽然是夷狄，还算是中国。大夫使莒国溃败而投奔楚国，因此知道这是上级指使的事。憎恶这件事，所以谨慎地记载日期。

经书凡写“溃”都不记载日期，只有这里记载了日期，所以传文以此作为解说。然而大夫投奔楚国，这件事在三传中都没有记载。《谷梁传》认为溃败，是上下不相容。如果确实有这种事，大夫自当说“叛”，不能说“溃”。这大概是强行用日期来编造说辞。况且传文本来就说莒国没有大夫，现在怎么忽然有了大夫呢？

修筑中城。

修筑中城，并不是抛弃外城的百姓。

中城，是内城。外城没有毁坏，内城可以不修吗？并不是抛弃外城的百姓而不顾。周历的十一月，夏历的九月，土木工程本不应兴起，却兴起了，所以这样记载。传文大概也是误用夏历来解释。这时楚国正攻打莒国，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我国没有平时的准备，畏惧逼迫而依靠城池防守，所以虽然不合时宜还是记载了，并不是说合乎时宜。

十三年春

三月，鲁公前往京师。

鲁公前往京师，不记载月份。记载月份，就不是前往。不是前往却说是前往，是不背叛京师的意思。鲁公前往京师，只有这一次记载。传文大概泛泛地用诸侯朝见的惯例来推测，所以用这个月份来提问。诸侯朝见未必都合乎时宜，我曾经说过。据理而言，天子朝见有时则惯例记时，诸侯朝见无时则惯例记月，还可以理解。现在天子朝见记月，而诸侯朝见多记时，可见经书的意义不在于此，为什么还以此作为疑问呢？所谓不背叛京师，是因为认为不前往就是背叛。实际上背叛却为他设置不背叛的说辞，不仅改变了事实，也不是《春秋》惩戒恶行的做法。

曹伯庐在军中去世。

传文说：“这是怜悯他。”公大夫在军中称“师”，在会盟中称“会”。

去世在军中称“师”，在会盟中称“会”，这是在境外，以“师”作为地点罢了。

十四年

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大夫不应当带夫人，带夫人，是不合正道的，讽刺不亲自迎娶。侨如的携带，是由上级导致的。

这个理由不可用，关于“不以”的惯例，解说已在前面见过。侨如的携带，是由上级导致其过失，与说公子遂携带的情况相同。

十五年春

三月乙巳日，仲婴齐去世。

这是公孙，为什么称“仲”呢？因为儿子疏远了父亲。

仲婴齐在归父之后，《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归父以公孙为氏，那么婴齐自然应当以祖父的字为氏，称“仲”；如果是由于仲遂的防备，那么归父怎么能以公孙为氏呢？

癸丑日，鲁公会合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晋侯拘捕曹伯，送回京师。

用晋侯来斥责拘捕曹伯，是憎恶晋侯。不直接说，是急迫的措辞，断决在晋侯身上。

拘捕诸侯，传文本不为例，然而庆幸大夫惯例称“人”来拘捕，是因为拘捕有罪之人。现在用“晋侯”来表示憎恶，那么曹伯就是无罪的，其惯例与大夫相同了。根据《左传》，这是曹负刍杀太子而篡位的人，能说无罪吗？如果说断决在晋侯，所以不直接说，作为急迫的措辞，那么负刍的罪过没有疑问而应当听任天子，本来就不在晋侯的专断上。这大概是不懂侯拘捕的意义，所以连带“归于”的说法也错了，《公羊传》的

译这种说法是对的。

秋季八月庚辰日，宋共公去世。记载了月份，没有记载日期，这不是通常的体例。这里之所以这样记载，是因为他娶了共姬，所以不能不记载宋共公。既然提到了共姬，那么为什么不能不记载宋共公呢？因为夫人的道义不能超过国君，这是为了推崇贤者。

译宋共公以左氏的观点来考察，并没有失德的行为。他任用华元促成晋楚两国的和好，国家因此得以稍作休养生息，即使称他为贤君也是可以的。《左传》拘泥于失德者不书日食（或日蚀）的体例，所以用日食来警示他的危险。因为共姬而得以日食，这是体例的弊端，反而诬陷人的善恶了。况且外来的夫人本来就不书日食，伯姬得以日食而称谥号，认为伯姬贤德是可以的，难道能因此又推崇共公，让他放纵失德的罪行吗？夫人的道义不超过国君，我本来就说过了。日食纪伯姬，不见日食纪侯，纪侯本来就是贤者，伯姬还可以超过宋公；如果认为失德的共姬反而不敢超过，为什么呢？

十六年

曹伯从京师回来

不说从哪里回来，是称赞他回来的行为。出入不称名，认为他没有失去他的国家。回来是善行，从某地回来是次一等的。

这也是不了解回来的体例而胡乱说的，解释已经见前面。不说从哪里回来，是嫌与诸侯有奉行的相同辞令，不可以说从京师回到曹国罢了。况且曹伯在，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王不能正法而让他回来，还怎么能认为是善行呢？出入不称公子喜时的名，不应当为国君，曹国内部没有国君。从某地回来，《左传》的体例只是看到他有奉行，并不是善恶的说法。如果像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之类，这怎么能认为是善行呢？可以只用蔡季一个人的例子来概括推论吗！

九月，晋国人捉拿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捉拿者不安置而安置在公所，捉拿者送达而不送达公在，为什么捉拿而辞让呢？还在公所，存留意在公所也存留，公所存留。

这也是《左传》不了解事情，而误读“舍”为“舍馆”的舍，其失误与《公羊传》相同，我的解释已经见《公羊传》。按：沙随之会，经文只书“不见公”，公未曾被捉拿，怎么能说安置公？《左传》不仅不了解事情，也不懂经文了。所谓“存公”，其荒谬可想而知。捉拿而不送达，与公同送达罢了。

乙酉刺杀公子偃

大夫说：“卒，是正理。先刺后名，是杀无罪的人。”

不对，解释已经见前面

十七年

秋公从会盟回来

不说从伐郑回来吗？公不周全于伐郑。怎么知道公不周全于伐郑？因为他以会盟致。怎么知道他盟后又伐郑？因为会后的人全都盟了。不周全于伐郑，那么为什么书日呢？说公不违背柯陵之盟。

不周全于伐郑，在三传中都没有见到。六国同伐，而天子以二使临之，其信不信，不仅仅在公。谷梁以会盟致知道，那么凡传言经文所褒贬的，都未曾见到其实，只是以其例自推罢了。

九月辛丑用郊

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大概不可以了。从正月到三月，是郊祭的时候。三卜，是礼；四卜，非礼。《左传》大概说过了，那么夏之始怎么可以承春呢？范氏强以“犹可”为辞。夫郊，是礼之大者，有可、不可，没有“犹可”。四月可郊，那么九月也可郊了。

十有一月

壬申公孙婴齐卒于貍蜃

十一月没有壬申，壬申是十月。致公而后录，是臣子的道义。其地，未逾竟也。

不对，解释已经见公羊

十八年

筑鹿囿

筑，不志。这志什么？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囿无有不包山林薮泽者，既以为非正，那么凡囿皆当书矣，何以言筑不志乎？若以为筑惟志囿，那么筑邑、筑台、筑馆又何以志也？按天子诸侯皆有囿，此特讥其有囿而更筑，且以八月役民也。筑，创辞。襄公

二年

晋师宋师卫〇殖侵郑

其曰卫〇殖，如是而称于前事也。

〇殖独举名氏，此亦将尊师少也，以为称于前事，其妄与前赵盾不正其败前事同。其事三传皆无见。范〇谓卫侯卒，郑人侵之，故今郑伯卒，〇殖复侵之，伐防非善事也。《春秋》岂以是与人之报怨哉！

冬，仲孙蔑会晋荀防、齐崔杼、宋华元、卫孙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若言中国焉内郑也

中国者，谓言若鲁之国中也。此诸侯伐郑而未服，故共取虎牢城以逼之。虎牢已取，地从主人，固不可复系之郑，非鲁一国之辞，何内郑之云？

三年

六月，公会单子、晋侯、宋公、卫侯、郑伯、莒子、邾子、齐世子光。已未，同盟于鸡泽。

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

不对，解释已经见前面

陈侯使袁侨如会

如会外乎会也于会受命也

此诸侯共会，本不约陈，陈自使袁侨如，来求会，故当书“如”，非陈在会而特外之，盖传犹用前会吴又会之说也。

戊寅，叔孙豹及诸侯之大夫及陈袁侨盟。

及，以及与之也。诸侯以为可与，则与之；不可

译既然参与了，就释放了他。诸侯结盟，大夫们又私下结盟，这是大夫势力扩张的表现。所以鸡泽之会，诸侯开始失去正道了。大夫掌握国家权力，这里特别提到袁侨，是表示他的与众不同。这是因为诸侯已经会盟，而袁侨后来才到，陈国开始背离楚国，诸侯没有结盟，而袁侨应当结盟，所以让叔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共同与袁侨结盟。这里称叔孙豹的名，而不称诸侯大夫的名，不能说是“叔孙豹”，诸侯的大夫自然应当再次记载“及”，难道是因为袁侨与众不同才与他结盟吗？大夫大概是受命于诸侯，并非私下结盟。如果是私下结盟，就应当像湨梁之会那样记载“大夫盟”而不按顺序排列了。诸侯失去正道已经很久了，难道是在鸡泽之会吗？谷梁子怎么知道得这么晚呢！

译六年

莒人灭缯。

这不是真正的灭亡。中原国家地位日渐卑微，中原国家用月记时，夷狄用季节记时。缯是中原国家，却用季节记时，所以这不是真正的灭亡。家已有灭亡的，国已有灭亡的，灭亡了自己却不知道，是因为区分了却没能真正区分开来。莒人灭缯，不是真正的灭亡，立异姓人来主持祭祀，这是走向灭亡的道路。这种说法不对，解释已见于前文。灭缯这件事也不是这样，解释见《公羊传》。

七年

十二月，鲁公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在鄬地会盟。郑伯髡原前往会盟，还没来得及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操地。

还没来得及见到诸侯，为什么说他“前往会盟”呢？是为了表达他的志向。按照礼制，诸侯在世时不称名，这里为什么称名呢？是因为死后才称名。既然死后称名，为什么还要加在“前往会盟”之上呢？是为了表明他是死于“前往会盟”途中。为什么表明他是死于“前往会盟”途中呢？郑伯将要与中原诸侯会盟，他的臣子想跟随楚国，他没能战胜臣子，被弑杀而死。为什么不说是被弑杀呢？是不让夷狄的人加害于中原的君主。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国外。记载日期，是因为还没越过国境。记载日期，用季节记时，这是正确的。

这种说法不对，解释已见于《公羊传》。

陈侯逃归。

因为他离开了诸侯，所以说是逃归。

这种说法不对，他是偷偷离开的。

八年

季孙宿与晋侯、郑伯、齐人、宋人、卫人、邾人在邢丘会盟，这显示了鲁国失去了正道，国君在位而大夫去会盟。

根据《左传》，晋悼公刚称霸，去年已经举行了鄬地会盟，所以今年诸侯来朝见，正不想再烦劳诸侯，而让大夫去听命于朝聘的礼仪，国君实际上没有参与。郑伯献出蔡地的防地，正好赶上会盟，所以见到了郑伯，认为鲁国失去正道是错误的。查考后来相继记载“公至自晋”，那就是已经朝见后回来，留下季孙宿在会盟罢了。不然，悼公正致力于霸业，鲁公并没有得罪晋国，为什么要拒绝国君而会见臣子？经文也应当有特殊的文字来表明这一点。

九年春，宋国发生火灾。

外国的灾祸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呢？因为宋国是故国。

这种说法不对，解释已见于前文。

冬，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结盟。

不特别指出郑国，是善于得到郑国，不致于羞辱，是因为不能占据郑国。

不特别指出郑国一事再次出现，是因为前面列举后面概括。这十二国会盟不能占据郑国，为什么唯独鲁国的耻辱而不致送国君？大概古代有丧事，三年不祭祀，只有祭祀天地社稷才越过丧服行事，宗庙不参与。当时鲁公在穆姜的丧期，不向宗庙告祭，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

十年

鲁公从会盟回来。

与夷狄会盟，不致送；恶事，不致送。这里为什么致送呢？是为了保存中原国家。中原国家有善事，就合并记载；没有善事，就分开记载，这是为了保存中原国家。郑伯逃归，陈侯逃归，致送柤地会盟，都是为了保存中原国家。

鲁公与晋侯和吴子在黄池会盟。这也是与吴子会盟，却记载“公至自会”。鲁公从京师出发随即与诸侯讨伐秦国，传文称之为“背叛京师”，这是恶事，却记载“公至自伐秦”，那么与外族会盟和恶事，没有不致送的。中原国家有善事，就合并记载，如侵蔡，蔡溃，随即伐楚，这是同时发生的，自然不得不合并；如会柤，五月甲午日随即灭傅阳，这是不同日期的，自然不得不分开。难道经文本来就有不同的文字吗？郑伯没有被弑，为什么说是被弑？陈侯确实逃归，怎么能不说逃归？所谓“郑伯逃归”、“陈侯逃归”、致送柤地会盟，这三者都不是经文的真意，不足以作为义理。

冬，盗贼杀了郑国的公子斐、公子发、公孙辄。

称盗贼杀大夫，是不以上下之道对待，厌恶上级。

凡是所谓杀其大夫的，都是国君杀人的文辞。当时大夫的罪行有轻有重，所以有的以国君名义杀，有的以个人名义杀，以此来区分。如果像传文所说“杀大夫不以上下之道为厌恶上级”，那么就应当说郑国，或者郑国人杀其大夫，以郑国为上级，以大夫为下级，厌恶郑伯没有政令，所以不以上下之称呼，那么盗贼就是国君杀人的名号，这可以作为训诫吗！

戍守郑国的虎牢。

说郑虎牢，是决断郑国在虎牢。

虎牢，以前郑国未服，诸侯夺取并筑城，所以不归属郑国。现在郑国服了，诸侯归还给它，为之戍守以防备楚国，所以又归属郑国。这是文辞所应当的，所谓“决断郑国在虎牢”。范氏认为断绝而弃之国外，那么前年围宋彭城的，也是断绝宋国而弃之国外吗？

十一年春王正月，建立三军。

是建立军队。古代天子有六师，诸侯有一军，建立三军，不符合正道。这种说法不对，解释已见于《公羊传》。

秋七月己未日，在京城北结盟。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不以后面的致送，是因为盟后复伐郑国。

先前出去讨伐郑国，是不知道郑国服了而结盟，只是告祭讨伐郑国罢了。现在虽然结盟，但不是他出去告祭的事，所以又以讨伐郑国致送，这是常理。后面复伐郑国，是因为郑国叛变与楚国伐宋，在鲁公回来之后，现在有什么妨碍致送盟约呢【按程氏《春秋辨疑》说：“后面复伐郑国，是因为盟后郑国还与楚国伐宋。”与此稍有不同】

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在萧鱼会盟。鲁公从会盟回来。

先讨伐后

译不记载攻打郑国，是因为获得了郑伯的求和言辞。

根据《左传》，诸侯的军队在郑国东门陈兵示威，郑国派人求和，于是诸侯在萧鱼会盟。大概攻打郑国的本意是谋求使郑国臣服，郑国既然已经臣服，所以不再攻打而直接会盟，因此记载了会盟，并非先攻打后才会盟，也不是因为获得了郑伯才不记载攻打【按：程本在“所以致会”句下接着写“谷梁谓得郑伯而不致伐非也”，与此略有不同，此处予以收录】

译鲁昭公十二年春天，周历三月，莒国人攻打我国东部边境，包围了邰地。

攻打一个国家时不记载包围其城邑，这是为了突出重大的事件。夺取城邑不记载包围，因为那还不足以值得记载？传文的意图是从后来季孙宿救援邰地、进入郓地这件事说起，这种提问方式是不对的。国内发生战事并包围城邑，没有不记载的，解说已经在《公羊传》中见过。

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谷梁传谳》卷六，宋代叶梦得撰写，昭公

二年

冬天，鲁君前往晋国，到达黄河边就返回了。

因为以去晋国为耻，所以特别注明是因为生病。

昭公二十三年到达黄河边就返回，这是生病的措辞。那么从此以后四次去晋国，说“返回”的，正是为了区别并非因为生病而晋君不见鲁君。昭公十二年的传文说：“季氏不让鲁君抵达晋国。”谷梁传大概略闻此说，《春秋》难道反而用来掩盖季氏的罪恶吗？

三年

北燕国君款出逃到晋国。

称他为“北燕”，是沿袭史官的文字。

有南燕，有北燕。南燕，就是桓公时记载“燕人”的那个；北燕，是召公的封国。这是从北燕国君的角度称述，传文大概不知道有南燕，所以认为这也是前面的燕国，而加上“北”字的是史官的文字。

五年

夏天，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两地来投奔鲁国。

“以”字，表示不应该这样做的意思。“来奔”不说“出逃”，是因为带着防、兹两地，是以大带小。莒国没有大夫，为什么称他为牟夷？因为他带着土地来投奔。带着土地来投奔，为什么还要记载？因为重视土地。

不对，解说已经在前面见过【按：前文未见，大概遗失了】

七年春天，周历正月，与齐国讲和。

“平”，就是“成”的意思。“暨”，就是“暨暨”的意思。“暨”，表示不得已。以外国涉及本国称为“暨”。

传文既然以外国为志称为“会”，现在以外国涉及本国称为“暨”，而用“暨”表示不得已，这也是窃取《公羊传》的说法而附会上去的。

八年

楚国人抓住了陈国的使者干徵师，杀了他。

称“人”来执行大夫，是因为执行有罪的人。称“行人”，是因为怨恨上达于君主，不对。解说已经在前面见过。

秋天在红地打猎。

这是正确的，借着打猎来练习军事，是礼仪中最重要的。割除兰草作为屏障，树立旌旗作为辕门，用葛布覆盖箭靶作为靶子，旁边握着，驾车的人不得进入。车轮轨迹尘土飞扬，马匹等待蹄声，掩捕禽兽成列，驾车的人不失去驰骋的节奏，然后射手才能射中。越过屏障不追逐，是不遵循追逐奔逃之道的原则。面部受伤的禽兽不献祭，没有完全捕获的禽兽不献祭。禽兽虽然多，天子只取三十只，其余的给士众在射宫练习射箭。射箭射中，打猎没有得到禽兽就算得到禽兽；打猎得到禽兽而射箭没射中，就算没有得到禽兽。因此知道古人重视仁义而轻视勇力。

打猎是春天的事，秋天举行是不正确的，正确的话就不记载了。大概传文错误地把打猎当作秋天的事，解说已经在前面见过。

九年

夏天四月，陈国发生火灾。

国家发生火灾称为“灾”，城邑发生火灾称为“火”。火灾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怜悯陈国而保存它。火应当写作灾，解说已经在《公羊传》中见过。火，是人为的；灾，好像有灾难降临。不以国家或城邑来表述，左氏的例子是对的。

十一年

夏天四月丁巳日，楚子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

为什么称他的名字？夷狄的君主诱骗中原的君主并杀了他，所以谨慎地称他的名字。称时、称月、称日、称地，都是谨慎的表现。

以前卫宁喜弑杀剽，记载了日期，传文认为是为了表明正义，这已经与前面关于正统嫡子的说法不同了。现在楚诱杀般，记载了日期，传文认为是谨慎，这又与前面表明正义的说法不同了。况且记载日期必然见月，记载月份必然见时，这是文辞的常规，而三种说法都认为是谨慎，不仅文辞屡次变化，也不足以作为义理。般的罪行本来就在讨伐之列，只是楚也是弑君的人，道义上不可以讨伐般，况且用欺诈诱骗他，所以不能与楚人杀夏徵舒用同样的措辞。否则，中原不能讨伐，而楚子去执行，所谓实际赞同而文辞不赞同的，为什么对楚的厌恶这么深呢！凡是诱骗都是不对的，即使在本国境内杀他，自然应当记载地点，而戎蛮子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对外族略写，那么称地点也不是为了谨慎。四种说法都不对。楚的罪行，称名字而说诱骗，本来无处可逃了。

冬天十一月丁酉日，楚军灭掉蔡国，抓住蔡国太子友带回去，把他当作牺牲。这是太子，为什么称他为世子？不赞同楚杀他。一件事记载在史册上，是为了憎恶楚子。

不赞同楚杀他，那么为什么还称他为世子？郑康成认为像是不得其君的样子。《春秋》大概有成齐舍为君而正商人罪行的，没有反过来贬低别人的君主为世子而正一人罪行的。我的解说已经在郑子忽那里见过。

十二年春天，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国君安置在阳地。

“纳”，表示内部不接受。燕国君不称名字，为什么？不因为高偃挟持燕国君。诸侯出逃而自己回来就称名字，他国接纳就不称名字，不因为诸侯可以互相称名字。所以楚子、顿子不称名字，高偃接纳北燕国君也不称名字。鲁国接纳齐子纠、晋国接纳邾防菑而称名字的，是因为子纠、防菑都还没有成为君主。传文的“不因为高偃挟持燕国君”，是对的，不应当与自行归来而称名字的混为一谈，以引发疑问。把“纳”解释为内部不接受，其错误与前面相同。

十三年

秋天，鲁君与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平丘会面。八月甲戌日，在平丘结盟，鲁君不参与盟誓。

“同”，表示有共同的目的。共同对抗楚国。鲁君不参与盟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