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左传谳》卷二宋叶梦得撰桓公

译损害祭祀用的谷物。”不是因为平原上出现了水灾。平原本来就没有出水的道理，即使出现了水也不造成灾害，也不能说是大水。

译冬天十月，宋国的华父督在路上遇见孔父的妻子，目光迎接着她并目送她离去，说：“美丽而艳丽。”孔父侍奉公羊，将此事告知，这是正确的，所谓正义表现在脸色上。这不只是公羊的说法，它的流传必定有来源。左氏也私下听说过但不能详述，所以错误地把“色”理解为美色，因而附会认为华父督见到孔父的妻子而萌生恶念。孔父是宋国的卿，华父督是他的大夫。杀害卿并夺取他的妻子，还占据职位不离开，等到国君发怒后才开始害怕，这太不合人情了。赵氏曾经对此进行过论述。

二年春天，周王正月戊申日，宋国的华父督杀害了他的国君与夷以及他的大夫孔父。二年春天，宋国的华父督攻打孔氏，杀死孔父并夺取了他的妻子。国君愤怒，华父督害怕，于是杀害了殇公。君子认为华父督怀有轻视国君的心意然后才产生恶行，所以先记载他杀害国君。在稷地会盟，以促成宋国的动乱，因为贿赂的缘故，确立了华氏的地位。《春秋》中记载杀害国君及其大夫而能同时出现的有三例，都是因为他们的贤德，其先后顺序大概是君臣的辞令。凡是杀害国君的人，谁不是先怀有轻视国君的心意，本来就不值得称义。不然的话，像仇牧、荀息死在国君之后，又怎么区分呢？

三年

夏天，齐侯和卫侯在蒲地互相命令

没有结盟

互相命令，是互相任命为侯伯。八命称为牧，九命称为伯，都是天子的事，诸侯本来不能私自互相任命，也不能再次接受任命。齐太公、卫康侯过去都曾担任过伯，所以僖公、宣公又私自互相任命。《左传》大概与《公羊》、《谷梁》相同，相信所听到的，认为只是约定言语然后退去，没有歃血，所以认为没有结盟，这是错误的。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秋天，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为了修复先君的好意，所以说“公子”。

翚到这时才晋升为三命的卿，所以得以用氏出现。《左传》不知道大夫书写氏或不书写氏的规则，其言论大多自相矛盾。况且经书记载诸侯继承王位，凡是聘问会盟的事情，无非是为了延续友好、安抚百姓，为什么唯独迎接新娘而要褒扬呢？以前因为翚率领军队不写氏而谴责他专断，现在因为翚迎接新娘写氏而褒扬他修复先君的好意，如果不谴责也不褒扬，那么翚应该称为什么呢？

四年春天正月，国君在郎地狩猎

四年春天正月，国君在郎地狩猎，记载时间，符合礼制。

四季的田猎，符合时节制度，都是常事不记载。有原因而兴起，则记载事情而不记载地点，壬午日的大阅兵就是如此。这里因为狩猎而记载，并且说在郎地，那就不是讲习武事，大概是在远处淫猎，与“齐人在禚地狩猎”意义相同。《左传》只看到记载在正月是夏历十一月，认为冬天狩猎符合时节是礼制，这是错误的。

夏天，周天子派遣宰渠伯纠来聘问

夏天，周宰渠伯纠来聘问，父亲在世所以称名

《左传》以宰周公为例，所以认为这里应当说宰渠伯，不应当称纠的名。纠是父亲在世的称呼，凡是《春秋》中父亲去世而继承爵位的，如武氏子；父亲在世而代替执政的，如仍叔之子，都肯定他们是儿子，未曾贬低称名。为什么唯独对纠称名以示贬低呢？渠伯诚实地聘问而符合礼制，即使父亲在世又有什么害处，却一定要称名，大概知道必定因为聘问桓公的缘故而讥讽他。

五年春天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

五年春天正月甲戌日、己丑日，陈侯鲍去世，是两次报丧。这时陈国发生动乱，文公的儿子佗杀死太子免并取代他。国君生病而动乱发生，国人分散，所以两次报丧。

甲戌日下面有缺文，《左传》没有领悟，所以胡乱认为是两次报丧。国家动乱而不及时报丧的情况有，但没有反过来两次报丧的。即使两次报丧，经文也应当核实而记载其中一次，不能只是传播疑惑。

大雩

秋天，大雩，记载不合时节。凡是祭祀，惊蛰时郊祭，龙星出现时雩祭，开始肃杀时尝祭，闭蛰时烝祭，超过时节就记载。

凡是雩祭在建巳月而预先祈祷的，是常规雩祭，按法不应记载。不在建巳月而记载的，是因为干旱而能看到其雩祭。《左传》不知道这一点，以龙星出现为节令，说超过时节就记载。如果这样，超过时节而干旱就不雩祭吗？这四者，左氏设立为例，认为超过时节就记载，是凡是记载都含有贬义。然而经书记载“正月烝”，周的正月，是夏的仲冬，周官四季的祭祀都以仲月，本来不算超过时节，为什么记载呢？雩，是旱祭，凡是记载雩祭都是为了干旱而祈雨，记得不能以重视民事为理由。如果记载都含有贬义，那么干旱就不能祈祷吗？这本来完全不能成为义理。而且四者的节令也本来不是这样。鲁国郊祭以占卜，本来不能成为固定的礼制。周国郊祭以冬至，祈谷以正月上辛，本来不通用于诸侯。惊蛰，是建卯的候应，作为周国的祈谷祭则已经过了，作为鲁国郊祭占卜而恰好得到则不能作为常规，那么惊蛰不是郊祭的节令。《月令》苍龙七宿在仲夏黄昏出现，周国的常规雩祭在孟夏建巳，龙星未出现，那么龙星出现也不是雩祭的节令。仲秋杀气逐渐旺盛，开始肃杀应当在孟秋，尝祭在仲秋乃是逐渐旺盛之时，那么开始肃杀也不是尝祭的节令。蛰虫都俯伏在内，都封闭它们的门户，烝是冬祭应当在仲冬，那么闭蛰也不是烝祭的节令。四者无一符合，这虽然与经文无关，也可以看出左氏设立例证最初没有依据，大抵都是随意自为，不可信类似这样。

六年春天正月，寔来

六年春天，从曹国来朝见。《书》说：“寔来。”不返回他的国家。

州公因为他的国家危险，于是留在曹国而不返回，那么本来已经失去土地了，怎么能再自

译曹国来朝见我国吗？这一传记不知道实际上是指王的中士还是外服再命大夫，就像鲁国的翚、柔、挟、溺，郑国的宛，莒国的庆，秦国的术，吴国的札这类人，按照礼法本来应当以名字出现。

译冬天，纪侯来朝见。

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好，公告诉他不能。

八年，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那么鲁国大概参与了谋划。鲁国谋划将纪国女子纳入王室，正是由于齐国的缘故，认为“公告不能”的说法，是错误的。

八年春天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

祭公前来，于是从纪国迎回王后，这是合乎礼制的

三公去聘问王后，本来就不可以；王后地位尊贵，即使谋划于我国，不回去复命就径直迎回她，也不可以。这两者都不是礼制的正当做法，不能称之为合乎礼制。

九年春天，纪季姜回到京师

九年春天，纪季姜回到京师。凡是诸侯的女儿出嫁，只有王后才会被记载。《春秋》不记载王国的事情，不是省略，而是地位卑下不敢记载尊贵的。所以天王即位、迎回王后、王世子出生之类的事情，都不见于经文。〇天王因会盟而记载；天王出巡因告知我国而记载。像这类事情，必定有涉及鲁国的，然后才会被记载。周王出现在鲁国史书中的共有七次，而记载迎回王后的只有两次。祭公前来谋划于我国，借此表明公迎回王后是不合乎礼制的；刘夏路过我国，借此表明不用卿去迎回王后是不合乎礼制的。纪季姜被记载为“归”，大概是因为以前谋划于我国，我国主持其事，所以记载，就像庄公主持王姬之事而记载“王姬归于齐”一样。《左传》只看到这三处记载，就把它当作惯例。那么刘夏也是迎回王后，为什么没有记载“归”呢？而《庄公传》记载原庄公从陈国迎回王后，《宣公传》记载召桓公从齐国迎回王后，又为什么没有记载呢？

十年

冬天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

冬天，齐、卫、郑来在郎地作战，我国有正当理由。起初，北戎侵害齐国，诸侯去救援，郑公子忽有功。齐国人馈赠诸侯，让鲁国排在郑国之后，鲁国按照周朝班次排在郑国之后。郑国人发怒，向齐国请求军队，齐国人用卫国军队协助他们，所以不称侵伐，先写齐、卫，是因为他们的王爵地位。

经文按爵位排序，不曾不把主兵者放在上面，所以《隐公传》写“邾人、郑人伐宋”。现在如《左传》所说，郑国实际上是主兵者，而经文把齐、卫排在下面，反而认为这是因为先王爵位，更可见前面的说法是荒谬的。

十有三年春天二月，公会纪侯、郑伯。己巳，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大败。

宋国向郑国索取大量贿赂，郑国无法承受，所以与纪、鲁以及齐国同宋、卫、燕作战。不记载作战地点，是因为鲁国落后。

《经》记载公会纪侯、郑伯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作战，就是在鲁国作战。以国名为地点，与说“战于宋”相同，认为公落后，是荒谬的。

十有四年

秋天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

乙亥，举行尝祭

秋天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乙亥，举行尝祭。记载，是因为没有妨害。

《左传》条例说：“开始杀牲举行尝祭，如果过时了就记载。”现在在秋天八月举行尝祭，按周正算是未月，这本来就不是时候，《左传》为什么不按它的条例来说，而以没有妨害为解释呢？大概是因为错误地承接上文御廪灾，把八月当作夏历的八月，没有失时，所以又妄以没有妨害为义，不知道这两段文字本来不相因，如果御廪没有火灾，没有妨害就可以在未月举行尝祭了。

十有六年

冬天修筑向城的城墙

冬天修筑向城的城墙，是记载时节

土木工程不失时节，也是常事不记载。现在下文记载“十有一月卫侯朔出奔”，那么这应当是十月，夏历的八月，不是时节。这也是错误地当作夏历的八月。

十有七年

夏天五月丙午，与齐师在奚地作战

夏天，与齐师在奚地作战，是疆界之事。这时齐国人侵犯鲁国疆界，疆界官吏来报告。公说：“疆界之事，谨慎守住自己的一方，防备意外。姑且尽力防备，事情到了就作战，又何必请示呢？”

经文记载内战四次：来，战于郎，《左传》认为有正当理由；战于宋，《左传》认为失信；战于升陉，《左传》虽然知道公大败却不作解释；现在又把战于奚当作疆界之事。大概《左传》不知道内不言战的义理，所以它的言辞都没有确定的主旨。而且疆界官吏来报告而公告诫他，这与记载作战有什么关系呢？

秋天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秋天，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蔡国人嘉奖他。

凡是贬斥而以名出现，褒奖而以字出现，都是经文的予夺。这难道是国人的言辞？如果蔡季被蔡国人嘉奖，那么纪季、宋子哀难道也是被纪人、宋人嘉奖而来报告的吗？

庄公

元年春天王正月

元年春天，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故即继也，凡死不以正皆曰故。此从《春秋辨疑》増入】

夫人于三月出奔到齐国，那么文姜应当与桓公的丧事一同归来，这时没有出奔，怎么能说不即位是因为文姜的缘故呢？杜预强行说：“文姜因为桓公被杀，不敢回来，感念公的意思而回来。”这不是经文的本意，只是以《左传》的意思来说罢了。大概《左传》不知道继故不书即位的义理，杜氏从而附会它。

三月夫人出奔到齐国

三月，夫人出奔到齐国。不称姜氏，断绝不为亲，是合乎礼制的。

不称姜氏，是贬斥夫人，与齐国之事无关，认为断绝齐国，不为亲，不是经文的本意。

秋天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

秋天在城外修筑王姬的馆舍，是为了外礼

主持王姬之事，在国中修筑馆舍，是合乎礼制的。庄公接待仇敌之人，又在丧期，

译知道那件事不可为，却未能推辞，而在宫外修筑馆舍，这违背礼制的程度已经太过分了，哪里还谈得上懂礼！

鲁昭公三年春季，周历正月，鲁昭公与齐国的军队联合讨伐卫国。

译鲁僖公三年春天，溺会同齐国的军队讨伐卫国，这是《左传》所批评的。

这与经文记载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而《左传》加以批评的情况相同，大概也是误以为溺没有称氏，就胡乱认为这是贬斥。

鲁僖公三年冬天，鲁公驻扎在滑地。

冬天，鲁公驻扎在滑地，准备会见郑伯，是为了谋划纪国旧事。郑伯以国内有难为由推辞。凡是军队，住一晚叫舍，住两晚叫信，超过两晚叫次。

凡是军队停止而不前进的都称次，起初并不以天数作为界限。《易经》说：“军队向左驻扎，没有灾祸。”次并不是贬斥的词语，各自根据事情来确立其含义。军队驻扎在郎地以等待陈人、蔡人，这是显示有所等待而驻扎，不能用一个例子来限制。如果出兵没有名义，救援却没有结果，道义上应当贬斥，难道住一晚或两晚就可以免罪吗？

鲁僖公四年

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

纪侯不能屈服于齐国，把国家给了纪季。夏天，纪侯彻底离开他的国家，是为了躲避齐国的祸难。

纪侯虽然不能屈服于齐国而离开，经文之所以记载“大去其国”，不仅仅是因为躲避齐国的祸难。如果只是躲避齐国的祸难而离开，那就与逃跑没有区别，为什么说“大”呢？

鲁僖公五年

秋天郳国的犂来来朝见

五年秋天，郳国的犂来来朝见，称名，是因为没有接受周王的任命。

郳，是附庸的国家。《左传》把它与邾子克视为同类，所以都说没有接受周王的任命，以显示不记载爵位。然而邾国记载字，郳国记载名，这就不符合义理了。如果认为称字是尊贵，那么邾国来盟誓尚且能称字，郳犂来朝见，其礼节大概更加优厚，反而得不到字吗？这是《左传》不知道犂来这个二十里的小国称名的义理，所以既在邾国上失误，又在郳国上失误。

鲁僖公六年

夏天六月卫侯朔进入卫国

夏天，卫侯进入卫国，把公子黔牟放逐到周，把寗跪放逐到秦国，杀了左公子泄、右公子职，于是即位。君子认为二公子拥立黔牟是不考虑后果的。能够稳固地位的人，必定考虑事情的始末然后确立中道。不知道根本就不谋划，知道根本没有分支就不勉强。《诗经》说：“根本和枝条能延续百代。”

卫宣公没有嫡子，左公子泄、右公子职拥立黔牟，经文不承认诸侯拥立朔，都加以贬斥而称人，赞许王人子突救援黔牟，进而称字，那么黔牟是庶长子中应当继位的，是经文所认可的。二公子拥立他是正确的，反而认为是不考虑后果，那么不问其正确与否，只考虑力量所能胜任的就去做，这难道足以称为君子的言论吗！

鲁僖公六年冬天齐人来归还卫国的俘虏

冬天齐人来归还卫国的宝物，是文姜请求的。

经文说“卫俘”，《左传》作“卫宝”，《公羊传》、《谷梁传》也作“卫宝”。《尚书》说“俘虏其宝玉”，那么“俘”也是“宝”。而《左传》的体例是“诸侯不相赠俘虏”，“俘”是囚犯，那么与“宝”是两个意思，所以杜预就怀疑经文有误。查考经文记载“齐侯来献戎防”、“楚宜申来献防”，《左传》把“防”解释为“俘”，那么经文大概是以“俘”为“宝”，以“防”为“囚”，应当遵从经文，不必改“俘”为“宝”。这仅仅是讥讽齐国把祸患分给我们，这不是应当归还的，哪里知道是文姜所请求的呢？这也不足以作为义理。

鲁僖公七年

夏天四月辛夘日，夜晚，恒星看不见。半夜，星星陨落像雨一样。

夏天，恒星看不见，是因为夜晚明亮。星星陨落像雨一样，是与雨同时发生。

星星陨落像雨一样，并不是真的下雨，是说众多像雨一样。星星陨落是异象，所以记载与雨同时发生。下雨是常事，值得记载吗？大概是《左传》把“如”读作“而”，古代“而”、“如”二字通用，所以错误地这样说。

没有麦苗

秋天没有麦苗不损害嘉谷

周朝的秋天，是夏历的午月、未月、申月。午月，麦子已经成熟；未月、申月，稻苗即将抽穗的时候，而被水灾毁坏，所以记载“无麦苗”。无，是尽而没有剩余的词语，怎么能说不损害嘉谷呢？杜预说黍稷还可以重新种植。查考九种谷物都是谷物，而经文只记载麦苗，那么不是这两种谷物不足以谈论丰歉盈虚了。“不害嘉谷”，不是经文的本意。

鲁僖公八年春天

甲午日治兵

八年春天在宗庙治兵是合乎礼制的

古代出兵，在祖庙接受命令就可以了，宗庙不是讲武的地方，在宗庙治兵，难道是礼制吗！

鲁僖公九年春天齐人杀了无知

九年春天，雍廪杀了无知。鲁公和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因为齐国没有君主。凡是经文中大夫不称名，就像诸侯不排序，因为他们无能，所以略去。这里记载大夫不称名，是因为他们结盟拥立子纠，后来却没能成功。齐国虽然没有君主，大夫有什么害处？难道要用名字和姓氏来显示吗？

八月庚申日，和齐国军队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

夏天，鲁公讨伐齐国，拥立子纠。桓公从莒国先入齐国。秋天，军队和齐国军队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鲁公失去了戎路车，换乘传车而归。秦子、梁子拿着鲁公的旗帜在下道躲避，因此都被扣留。鲍叔率领军队来说：“子纠是亲属，请国君讨伐他；管仲、召忽是仇敌，请让我接受他们以解恨。”于是在生窦杀了子纠。生窦，是鲁国的地方。卫国石碏用计谋让州吁去陈国而被擒获，还请求到卫国后才杀他。子纠是我所拥护想要拥立的人，难道一战不胜，反而听从齐人的请求而自杀他吗？经文说“齐人取子纠杀之”，是罪责鲁国不应当把子纠交给他们，至于杀他则是

译这不是鲁国。

十一年

夏五月戊寅，鲁国在鄑地击败宋国军队。

十一年夏，宋国因为乘邱之战的缘故侵犯我国。鲁公率军抵御。宋军尚未列阵，鲁军便迫近攻击，在鄑地击败了他们。大凡军队交战，敌军未列阵而击败之，称为“败某师”；双方都已列阵，称为“战”；大败溃散，称为“败绩”；俘获敌将，称为“克”；包围并击败敌军，称为“取某师”。京师军队战败，称为“王师败绩于某”。经文中书写“公败某师于某”，这是内国战胜外国的措辞。大概经文中凡是言及胜败，鲁国与诸侯措辞不同，中原各国与外域措辞也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认为内国不称“战”，只举其重大者，所以内国战胜外国称“败某师”；内国不称“战”，若称“战”则意味着战败，所以内国战败称“及某师战于某”，这种说法是对的。《左传》大概不知道这一点，所以胡乱以是否列阵作为区别。况且鲁国记载“败其师于某”的有七次，没有一次记载为“战”，难道都是敌军未列阵就击败他们吗？记载“战于某”的有四次，没有一次记载为“败”，难道都没有战败溃散吗？凡是战胜敌人无非是俘获敌将，为什么唯独“克”是致力取胜的名称？经文中关于郑国共叔段的事只出现一次，《左传》认为因为像两国国君交战所以称“克”，这接近正确，不应再另作别的解释。以同类事物推求，像所谓“不克葬”、“弗克纳”等，难道是致力取胜的意思吗？难道是俘获敌将的意思吗？

译冬天，周天子的女儿嫁到齐国。

冬天，齐侯来迎接共姬。

《春秋》经文记载“王姬归于齐”，是因为鲁国作为主婚人。本国女子嫁给诸侯，记载为“归”，是男方来迎娶，女方归往夫家，如伯姬归于纪就是这种情况。王姬由鲁国主婚而嫁给诸侯，也记载为“归”，是婚礼完成后归往夫家，王姬归于齐就是这种情况。两种“归”都是出嫁，但记载方式不同，大概是因为本国女子是男方来迎娶，在鲁国举行婚礼；而王姬是男方来迎娶，在鲁国举行婚礼，这是为了尊崇王室。这大概是亲自迎娶，所以不能用“逆”（迎）字。怎么知道的呢？《春秋》庄公年间记载“在城外为王姬修建馆舍”，修建馆舍难道是为了迎亲吗！

鲁桓公十三年春天，齐侯、宋人、陈人、蔡人、邾人在北杏会盟。十三年春天，在北杏会盟，是为了平定宋国的动乱。遂国的人没有到场。

去年经文记载冬天十月，宋万出逃到陈国。传文说：萧叔大心先联合戴、武、宣、穆、庄五公的族人，借助曹国的军队讨伐宋万的儿子宋牛，杀了他并拥立桓公。宋万逃到陈国，宋国人用贿赂向陈国请求引渡宋万，陈国人让妇人给宋万喝酒，用犀牛皮包裹着他送还宋国，宋国人将宋万剁成肉酱。宋国既然已经拥立新君并讨伐了宋万，那么动乱就已经平定了，不需要等到今年春天齐侯才开始平定。这大概是沿袭桓公在稷地会盟时“以成宋乱”的措辞而导致的错误。

冬天，鲁桓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

冬天在柯地结盟，这是开始与齐国达成和平。

齐国自从长勺之战后，鲁国已经作为王姬的主婚人与齐国联姻，齐侯也来与鲁国交好，那么双方已经和平了，不需要等到这时，说开始与齐国和平然后才结盟。

鲁桓公十五年春天，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盟。

十五年春天再次会盟，齐国开始称霸。

指的是鄄地的会盟。考察：那年秋天记载宋人、齐人、邾人攻打郳国，第二年夏天又记载宋人、齐人、卫人攻打郑国，都是以宋国主持会盟，齐国排在宋国前面。小白（齐桓公）的霸业，本来不是从这时开始的。那年冬天记载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为同盟，以前没有说过“同盟”的，这大概是小白借用天子殷见诸侯的礼仪来联合诸侯，齐国于是排在宋国前面，那么齐国的霸业应当从幽地开始。说从鄄地开始，是错误的。

鲁桓公十六年

冬天十二月，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滑伯、滕子，在幽地结为同盟。

冬天在幽地结为同盟，是为了促成郑国的和解。

《周礼》规定，时见叫做“会”，殷见叫做“同”。天子在四季于宗庙接见诸侯，朝、觐、宗、遇就是这种情况。这是五服诸侯每年前来朝见的常规礼仪，所以不需要结盟。每六年五服诸侯一朝见，四方诸侯都在，叫做“会”。又过了六年，天子按时巡视，如果有故不能去，就召集诸侯到王都，叫做“同”。这是非常规的礼仪，所以在国门之外朝见，筑坛设置方明神位而结盟，称为“同盟”。三家不知晓这些，常常把“同”当作服属不同的名称，所以这里也认为是为了郑国的和解。大概是因为郑国在春天被攻打，到这时郑伯才加入会盟，所以这么说。然而僖公七年记载“齐人攻打郑国”，接着记载“鲁僖公会同齐侯、宋公、陈世子欵、郑世子华在宁母结盟”，郑国也加入会盟却没有记载“同”；二十八年记载“晋侯攻打卫国”，接着记载“鲁僖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卫子、莒子在践土结盟”，卫国也加入会盟却没有记载“同”，为什么呢？

鲁桓公十八年

夏天，鲁桓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

夏天鲁桓公在济水以西追击戎人，不记载戎人来犯，是为了避讳。

这里只说戎人经过我国边境并追击他们，以此来表示贬斥。说外族的人，起初并没有把他们当作与中原国家平等的对手。周天王在茅戎战败，尚且不避讳戎人，戎人来鲁国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呢？

秋天有蜮。

秋天有蜮，是因为它造成了灾害。

不对，这也是为了记录中原地区没有的怪异现象，你的说法已经在《有蜚》篇中论述过了。

鲁桓公二十一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五月辛酉日，郑伯突去世。

二十一年春天，在弭地互相约定。夏天，共同攻打王城。

这是说郑伯想要拥立襄王。胥命，是互相任命为侯伯的措辞，不是互相告知的措辞。这是不了解齐、卫在蒲地的意义，而妄自沿袭其文辞。

鲁桓公二十二年春天

陈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公子御寇。

二十二年春天，陈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太子御寇。陈公子完和颛孙逃奔到齐国。颛孙从齐国来投奔鲁国。齐侯让敬仲担任卿。敬仲推辞说：“流亡在外的臣子，侥幸得到宽恕，蒙受宽大的政令，赦免我不熟悉教诲的过错，从而免于罪责，解除负担，这是君主的恩惠。我所获得的已经很多了，怎敢玷污高位，从而招致官场的非议？请以死相告。《诗经》说：‘高高车马，用弓招我。难道不想去，害怕我的朋友。’”于是让他担任工正。敬仲给桓公敬酒，桓公很高兴。桓公说：“用灯火继续饮酒。”敬仲推辞说：“臣下占卜了白天，没有占卜夜晚，不敢继续。”君子说：“酒是用来完成礼仪的，不延续到淫乱，是义；用君主来成就礼仪，不陷入淫乱，是仁。”起初，懿氏为敬仲占卜婚配，他的妻子占卜说：“吉利。这就是‘凤凰飞翔，和鸣锵锵。有妫的后代，将在姜姓家族繁衍。五代昌盛，并列于正卿。八代之后，无人能比。’”从陈敬仲到陈无宇是五代，到陈成子是八代。古代占卜虽然精妙，不应该预先知道八代之后的世系多少，恰好如此契合。大概是后来的阴阳家流派，假托旧事，附会著书，以此来神化自己的方术。传文没有觉悟，常常选取各国占卜的言辞，记录那些必然应验的，都记载下来，没有益处

译对于经书，不可能全部论述，姑且举出一个例子来显示其荒谬，而喜欢猎奇的人大多都是这样。

二十三年

译夏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

二十三年夏天，鲁公前往齐国观看社祭，这是不合礼制的。曹刿劝谏说：“不可以。礼，是用来整顿民心的。所以会盟用来训示上下的准则，制定财用的节制；朝见用来端正爵位的义理，遵循长幼尊卑的次序；征伐用来讨伐那些不遵礼制的行为。诸侯有天子，天子有巡守之礼，以此来大规模地习练这些礼仪。如果不是这些情况，君主就不应有所举动。君主的举动必定会被史官记载，记载下来却不符合法度，后代子孙还有什么可效法的呢？”

曹刿所说的朝会征伐的意义，虽然是正确的，但那是天子的礼制，与诸侯有什么关系呢？曹刿以此告知鲁公，本来就不对了；《左传》记录这件事，也是不对的。

二十五年

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坛使用牺牲祭祀。

夏天六月辛未初一，发生日食，击鼓、在社坛使用牺牲祭祀，这是不寻常的。只有在正月初一，阴气尚未发作时发生日食，才在社坛使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

这是昭公十七年季平子的话，季平子本来就错了，而《左传》竟然没有觉悟，反而抄袭他的话作为常例。然而这个礼仪鲁国也实行过，所以经文中记载“击鼓用牺牲”的有三处，其中两处是在六月，因为这是过度举动所以表示贬斥；一处是在九月，认为是合乎礼制的，保留它来表示正确。这种失误大概已经很久了。礼制规定：天子救日，在社坛击鼓，攻击日食但不使用币帛；诸侯救日，请求救日并在社坛使用币帛。现在击鼓不在朝廷而在社坛，不是应该用牺牲却用了牺牲，所以趁着这个失误一并讥讽它。

秋天大水，击鼓，在社坛和城门使用牺牲祭祀。

秋天，发生大水，击鼓，在社坛和城门使用牺牲祭祀，这也是不寻常的。凡是天灾，只用币帛不用牺牲。如果不是日食月食，不击鼓。

不是日食月食不击鼓，这是对的。先王的祭祀，即使是次祝、小祝，也没有不用牺牲的。求雨、禳灾的祭祀，水旱灾害大概有祭坛，只有禳灾于城门时只带着瓢赍而已，难道都没有牺牲吗？天灾不用牺牲，只有救日食时如此，大概是因为日食变化非常，不能仓促行事，而且正在击鼓攻击日食，那么祭祀祈请，也不可同时进行。至于大水，它的到来本来就有渐进的过程，而且不是攻击它，不妨碍使用牺牲。这大概是讥讽不在祭坛使用牺牲，而在社坛、城门使用，做法不当，不合礼制罢了。

二十七年

夏天六月，鲁公会见齐侯、宋公、陈侯、郑伯，在幽地结盟。

夏天在幽地结盟，是因为陈国、郑国臣服。

不对，我以前已经说过了。即使按照《左传》的说法，陈国、郑国自从前次在幽地结盟之后，没有背叛齐国的，现在怎么能说臣服呢？杜预强行用陈敬仲奔齐的事作为陈国的罪过，这只是陈国内部的动乱，与霸主的同异有什么关系？至于郑文公向楚国求和，乃是证明《左传》中郑子家与赵宣子的书信，所论述的是齐国侵犯蔡国、郑国向楚国求和的事，这有什么值得依据的呢？其牵强附会可想而知。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〇原仲。

秋天，公子友前往陈国〇原仲，这是不合礼制的。〇原仲，是季友的旧交。先说季友前往陈国，那就不是私自行事了。国内大夫前往他国，没有直接写明事由的。这大概是季友察觉鲁国有祸乱的苗头，想要离开以作后图，不想以逃亡的方式离开，所以用〇原仲的名义向鲁公请求，借机聘问陈国。经文特意提起并记载这件事，是为了显示他的志向罢了。礼制规定：大夫私自行事出疆必须请求，返回必须有献纳；士私自行事出疆必须请求，返回必须报告。如果季友确实是以〇原仲的名义出行，于礼本来无害，经文自然省略而不记载了。

二十八年春天

晋献公娶贾氏女子，没有儿子，烝于齐姜，生下秦穆夫人和太子申生。

齐姜，杜预认为是武公的妾。《左传》所说的娶于贾，那么贾氏应该是嫡夫人。而僖公十五年《左传》又说晋侯回国时，秦穆姬嘱托贾君。杜预把贾君当作献公的次妃贾女，那么与他前面的说法自相矛盾。按经文记载晋侯杀其世子申生，世子是嫡子的称呼。所以申生将要讨伐皋落氏时，狐突劝谏他，以嬖子配嫡为言，那么申生本来就是嫡子，怎么会有齐姜的事呢？他的说法都不足为据。

冬天修筑郿城。

修筑郿城，不是都城。凡是城邑有宗庙先君神主叫都，没有叫邑。邑说筑，都说城。

周代制度，四井为邑，四县为都，这是从井往上，四四相乘积累，来区分甸、稍、县、都的名称。都与邑本来就有区别，不是以宗庙来区分的。大都、小都，虽然是公卿食采之地，但是大夫不敢祖述诸侯，怎么会有先君的神主呢？杜预说：“宗庙所在，即使是邑也叫都。”这大概是没有用礼制来考证，只是想要附会《左传》罢了。《左传》既然不知道都与邑的区别，所以也失去了城与筑的意义。凡是筑，指新建，筑台、筑囿之类就是；城，指修旧城，邢、城成周之类就是。

大无麦禾，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

冬天饥荒，臧孙辰向齐国请求买粮，合乎礼制。

臧孙辰不称使，这大概是讥讽庄公国家没有储备，臧孙辰作为正卿不能预先计划国家用度的有无，直到没有麦禾，请求买粮以自夸功劳，所以记载。如果国家饥荒而向邻国买粮，这是诸侯救灾恤患、互通有无的道理，常事自然不应记载，说什么合乎礼制呢？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廐。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廐，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凡是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

延廐，是马厩，破旧就修理它，不可与土木工程同例。论其时，马在日中出入，这是指春分、秋分时，必

译趁着它将要进入（宫门）之后才可以修缮，这在礼制上有什么依据呢？礼制规定：诸侯有六个马厩，天子有十二个马厩，每个马厩称为“闲”。延厩，是天子的马厩。这大概是讥讽鲁国僭越天子的礼制，可以趁着旧有的基础恢复古制却没有恢复，所以史书用“新”字来显示贬斥。如果像“南门”、“新作雉门及两观”那样，就不只是说它新建而已，还有超越原有规模的意思，所以称为“新作”。现在经文说“新”，而传文却说“新作”，由此可知传文作者是不懂经文的书法（笔法）了。

译夏季，郑国人侵犯许国。凡是军队出征，使用钟鼓的称为“伐”，不使用的称为“侵”，轻率突袭的称为“袭”。如果对方残害贤能，就“伐”之；如果对方依仗险固不服从，就“侵”之，这些名称在《九伐》中都有记载，用来作为区分。赵宣子认为，大罪就“伐”之，小罪就“惮”之（畏惧而退），而“袭”和“侵”是欺凌的行为，那么这两种军事行动，主要看罪行的轻重罢了。所以“伐”要配备钟鼓，是为了宣扬其罪行；“袭”和“侵”要隐蔽声音，是为了进行突然袭击。那么“侵”并非没有钟鼓，只是备着而不敲响罢了。《左传》大概知道这一点但没有完全理解其含义，竟然直接以有钟鼓、无钟鼓作为区分标准，难道有出兵而没有钟鼓的吗？

秋季有飞虫，这是灾异。凡是事物，如果不构成灾异就不记载。

不对，解释前面已经说过了。

修筑诸邑和防邑。

冬季十二月修筑诸邑和防邑，记载了时间。

如果合乎时宜，平常的事就不记载了，这里大概是讥讽在夏麦和秋禾都歉收之后，同时兴办两项工程。经文中记载“十二月修筑”的有两处，一是文公十二年修筑诸邑和郓邑，二是这里，都是夏历的十月。《左传》只看到合乎时宜，却不知道这两项工程的用意，所以这样说。不合时宜的已经被贬斥，合乎时宜的又加以记载，那么怎么区分呢？

三十年

冬季，鲁公与齐侯在鲁济相遇。

冬季，在鲁济相遇，是为了谋划对付山戎，因为山戎祸害燕国的缘故。

“遇”，是指没有约定而会面。谋划对付山戎，那么一定有预先约定的人。大概《左传》已经错误地将其作为“遇”的体例，所以其言论常常与经文违背，解释前面已经说过了。

三十二年春季修筑小谷。

三十二年春季修筑小谷是为了管仲。

小谷确实是为了管仲，那么就一定要归附于齐国，不能与国内城邑的措辞混淆。戍守郑国的虎牢，尚且归附于郑国，何况修筑呢？修筑楚丘不归附于卫国，修筑缘陵不归附于杞国，这自有别的解释，不能一概而论。况且管仲确实对霸业有功，鲁国为什么要独自修筑他的私邑呢？凡是修筑记载时间，都是说工程历时很久，绵延三个月受到讥讽，不仅仅因为不合时宜。春季如果在建子之月，那么还合乎时宜而不记载。那些因为时间而记载的，也是因为历时很久。

夏季宋公与齐侯在梁丘相遇。

齐侯因为楚国攻打郑国的缘故，请求与诸侯会盟。宋公请求先会见齐侯。夏季，在梁丘相遇。

这也失去了“遇”的含义，而胡乱加以解释。后来没有见到会盟诸侯而谋划对付楚国的事，那么怎么知道这是先会见齐侯呢？

闵公

元年春季周历正月。

元年春季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的缘故。

庆父虽然杀害了子般，但从容地出使齐国，回国后拥立闵公以掩盖自己的罪恶。当时季子已经逃往陈国，庆父仍然执政，国家起初并没有动乱。闵公为什么不能即位？这也是不知道继承的缘故而胡乱议论。

秋季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

秋季八月，鲁公与齐侯在落姑结盟，是为了请求恢复季友的职位。齐侯答应了，派人从陈国召他回来，鲁公驻扎在郎邑等待他。季子回国，这是嘉奖他。闵公立国才八年，季子逃往陈国，本来是为了躲避庆父，那么季子大概是庆父所畏惧的人。闵公的丧事，正由庆父主持，而庆父且专断国政，请求恢复季友职位的是谁呢？根据经文考察，去年先记载“子般去世”，“公子庆父出使齐国”，没有说出奔，大概是向齐国请求拥立闵公，杀害子般的罪恶尚未显露。齐国也不知道。季子应当从陈国到齐国，向小白控诉，想要挟持齐国回来惩治他的罪行。小白答应了，召见鲁公并与他结盟，然后季子才敢回国，那么恢复季友职位的其实是齐国而不是鲁国，这是实情。不然，鲁国自己恢复季友的职位，为什么要等待请求齐国并与他结盟呢？如果说闵公是齐国拥立的，鲁国不敢擅自恢复季友的职位，必须听从齐国，那么季子回国对庆父不利，为什么要恢复他呢？这个道理很明白。经文不记载“季子从齐国回来”，是表明季子本来的谋划，不让齐国居功。

冬季齐国的仲孙来。

冬季，齐国的仲孙湫来视察动乱。经文说：“仲孙”，也是嘉奖他。仲孙回去，说：“不除掉庆父，鲁国的动乱就不会停止。”鲁公说：“怎么除掉他？”回答说：“动乱不停止，将会自取灭亡，您等着吧。”鲁公说：“鲁国可以夺取吗？”回答说：“不可以，还秉持周礼。周礼，是根本。我听说，国家将要灭亡，根本必定先颠覆，然后枝叶跟随。鲁国不抛弃周礼，还不能动摇。您务必安定鲁国的动乱并亲近它。亲近有礼的国家，依靠坚固的邦国，离间有二心的国家，颠覆昏乱的国家，这是霸王的器具。”仲孙虽然说鲁国秉持周礼不可以夺取，但说动乱不停止将自取灭亡，您等着吧，还是教导小白有窥视鲁国的意思，所以去掉他的名字以示贬斥。大概经文有通过名字来贬斥的，不该用名而用名，所以是贬斥，宰渠伯纠就是这样；有去掉名字以示贬斥的，该用名而不能以名出现，所以是贬斥，齐国的仲孙湫就是这样。湫，是齐国的卿，可以用名字出现的。

二年

成风听到成季的预言，于是侍奉他，并嘱托僖公，所以成季拥立了他。闵公和僖公都是庶子，庆父拥立闵公，大概是趁着季子逃往陈国，因为哀姜的缘故，借齐国的势力作为靠山，而且利用他年幼。闵公死后，那么僖公自然应当即位。如果因为成风听到成季的预言，侍奉成季并嘱托僖公，季子不因为僖公年长，仅仅因为成风的嘱托而拥立他，那么与敬嬴私下嘱托襄仲拥立宣公没有区别，哪里值得称为季子呢？这种说法严重违背道义，道理上不是这样。这尤其显示出诬蔑和猎奇过错。

译其弊端竟到了这种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