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谳卷六　　　宋　叶梦得　撰

译这是错误的。

鲁文公四年，秋季七月戊子日，夫人姒氏去世。

秋季定姒去世，没有停灵于祖庙，没有棺椁，没有举行虞祭。匠庆对季文子说：“您身为正卿，却让国君夫人的丧礼未能完备，这是不能善终国君之事啊。国君年长，谁来承担这罪责？”《春秋》的体例规定：如果不向诸侯报丧，不在寝宫返哭，不附祭于婆婆，就不称“薨”；不称“夫人”，就不称“葬”。又说：“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祖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报丧，不附祭于婆婆，就不致送葬。”如今定姒既不在祖庙停灵，又没有棺椁，不举行虞祭，那么也就不会在寝宫返哭了。经文为何记载“夫人姒氏薨”，又说“安葬我国小君定姒”呢？啖氏认为这段文字应当位于定公十五年“姒氏卒”之下，误出在此处，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概是因为有两个定姒，所以相互混淆。然而，说“不殡于庙”的，也不对。在祖庙停灵，是殷代的礼仪，我曾说过这是不对的。

译冬季十月，邾国人和莒国人攻打鄫国。臧纥救援鄫国，侵犯邾国，在狐骀战败。国内迎接防邑军队的人全都戴上丧发，鲁国从此开始流行戴丧发。国人作歌谣说：“臧纥穿着狐皮裘，在狐骀使我们战败。我们的国君年少，任用侏儒。侏儒啊侏儒，让我们败给邾国。”

《春秋》经文没有记载狐骀的战败，《檀弓》记载鲁国妇人戴丧发去吊唁，是从狐骀战败开始的，那么不能说没有这场战役。杜预认为不记载，是鲁国人避讳。升陉之战，邾国人甚至缴获了鲁君的胄甲，情况比这更严重，然而经文仍然记载，为什么唯独这场战役避讳呢？我曾经考证经文，国内记载战争的有三处：在宋国作战，在奚地作战，以及升陉之役，都是国君亲自统帅，避讳而隐去国君，记载为“及”，这就是所谓的“国内不直言战，直言战就是败”的道理。从来没有大夫统帅而记载为“战”的，大概都是国家的耻辱。国君战败就因为国君尊贵，记载而隐去国君；大夫战败就省略，连事情也不记载。这场战役是臧纥，所以不记载，这不是《左传》作者所知道的。

五年

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

楚国人追究陈国叛变的缘故，说：“这是因为令尹子辛实在贪婪侵夺。”于是杀了他。经文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这是贪婪。君子认为楚共王因此不施行刑罚。

鸡泽之盟，传文中说楚子辛担任令尹，对小国贪婪侵夺。陈成公派袁侨到盟会求和。现在认为这是贪婪，是恰当的。这是以国家名义杀人，是杀有罪之人的说法，那么怎么能又说共王不施行刑罚呢？杀大夫只计算他本人是否有罪，不因为国君而互相抵销。如果他的罪当杀，即使国君无道，怎么能免除？而杜预却用八年之中杀了三位卿来解释。如果壬夫的罪能因为共王而免除，那么说经文不应该以国家名义杀人作为罪名，可以吗？

冬戍陈

冬诸侯戍陈

凡是戍守都以鲁国为行文标准，诸侯不参与。如果这样，那么怎么可以不参与诸侯戍守缘陵？文辞相同。

六年

莒人灭鄫

冬叔孙豹如邾

季孙宿如晋

莒国人灭掉鄫国，鄫国依靠贿赂。冬季，穆叔到邾国聘问，并且修好和平。晋国人因为鄫国的缘故来讨问，说：“为什么灭亡鄫国？”季武子到晋国朝见，并且听取命令。五年夏季，叔孙豹和鄫国世子巫到晋国，把鄫国归属鲁国。接着认为不利，在戚地的会盟又让鄫国大夫在会盟上听从命令，所以经文记载吴国人、鄫国人，那么鄫国已经不是鲁国所有了。它的灭亡，有什么可责备鲁国的呢？鄫国既然是一个国家，那么贡赋自然不进入鲁国，却说依靠贿赂，尤其显得荒谬。他说季武子到晋国朝见是对的，这是开始担任卿，代替父亲执政，前往朝见霸主，而传文错误地把鄫国的事附加上去罢了。

七年

夏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

夏季四月，三次占卜郊祀，不吉利，于是解除牺牲。孟献子说：“我到现在才知道有占卜。郊祀后稷，是为了祈求农事。所以惊蛰时郊祀，郊祀后耕种。现在已经耕种了才占卜郊祀，适宜它不吉利。”

鲁国郊祀不在惊蛰，我本来就说过了，这是献子的荒谬，而《左传》不能辨明。

楚公子贞帅师围陈

十有二月，公会晋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郑伯髠顽如会，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

楚子囊包围陈国，在鄬地会盟来救援。郑僖公做太子时，在成公十六年，和子罕到晋国，不礼貌；又和子丰到楚国，也不礼貌。到了他元年，朝见晋国，子丰想在晋国控告他而废黜他，子罕阻止了。等到将在鄬地会盟，子驷做相礼，又不礼貌。侍从劝谏，不听；又劝谏，杀了侍从。到了鄵地，子驷派刺客夜间杀害僖公，并以疟疾向诸侯报丧。简公出生五年，拥立他。

髠顽的被杀，三家虽然相同，《左传》认为是不礼貌于子驷，子驷杀了他；《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想跟随晋国，众大夫不听从而杀他。《左传》认为是以疟疾报丧，不记载；《公羊传》、《谷梁传》认为是为中国避讳，以及不想让夷狄的百姓加在中国国君身上，所以不记载。如果事情果然出于真实，不应该说法如此不同。以道理推断，弑君是大恶，子驷如果真的做了，难道不能稍微忍耐，等到国君刚向霸主报丧、会合诸侯，就在旁边杀他而不畏惧讨伐吗？髠顽没有明显的罪过，被国人断绝关系，即使子驷无所忌惮，众大夫为什么甘心跟随他，而不以实情报丧呢？《左传》先记载子罕、子丰也曾对髠顽不礼貌，意图以此附会不报丧的说法。根据传文，子丰想在晋国控告废黜髠顽，而子罕阻止了，废黜尚且不可，肯共同弑君吗？经文遵从报丧，这是《左传》作者的浅陋。我曾经说：凡是公子弑君而取代，与大臣弑君而辅佐其后，君权都在自己手中，如楚商臣、蔡般、齐商人、齐崔杼、卫〇喜之类，他们的报丧必定不自言弑君，应当有以疾病或加害的言辞，而经文都如实记载，那么经文不遵从报丧可知了。即使郑国以疟疾报丧，经文为什么独独听从他们同恶的话，而放纵失去弑君的罪名？传文又记载郑国众公子想谋害子驷，子驷先发制人，那么髠顽的被杀，国人大概都知道了。国人知道，为什么尉止的动乱不以此讨伐子驷，而只以侵犯田地的细小缘故呢？这些都是必然不成立的。如果两传所谓以

译那些想要依附晋国的人，他们的行迹尤其可以考证。查考鄬地的会盟，本意是为了抵御楚国而救援陈国。髠顽已经去世，简公即位，第二年史书记载“郑国人侵犯蔡国”，这仍然是为了取悦晋国而侵犯楚国的盟国，随后又参加了邢丘的会盟，这也是顺从晋国的表现。这一年冬天，楚国的子囊前来讨伐，《左传》才开始说子驷等人想要背叛晋国，这件事发生在髠顽去世一年后，怎么会有人以此罪名指责其君主并将其杀害，而自己却在一年多后才自立为君呢？这种荒谬虚妄的说法，不待批驳就已经破绽百出。三家既然没有可以防备我的考证依据，后来史书又记载了僖公的葬礼。如果经书不记载弑君之事，或许有其他的避讳变文来显示大义，那么后来还应当遵循弑君不记载葬礼的惯例来表明心意。现在既然前面记载了“卒”，后面又记载了“葬”，与常规法则没有丝毫差异，那么弑君的事实就不存在。大概郑国的野史小说中有这样的说法，三家略微听闻却不能辨别，因此各自记录所听到的传闻并自行解释，最终相互矛盾而……没有醒悟。

译八年

冬天，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攻打郑国。

冬天，楚子囊攻打郑国，讨伐郑国侵犯蔡国的行为。子驷、子国、子耳想要顺从楚国，子孔、子展想要等待晋国。子驷说：“《周诗》中有这样的话：‘等待黄河水清，人的寿命能有多长？’征兆询问得太多，职责竞相罗织。谋划的人太多，民众多有违逆，事情更加难以成功。民众已经危急了，暂且顺从楚国来缓解我们民众的苦难。晋国的军队到来，我们再顺从他们。恭敬地准备币帛来接待来者，这是小国的处世之道。牺牲玉帛，准备在两国边境，用来侍奉强者而庇护民众。寇贼不造成危害，民众不疲敝困苦，不也可以吗？”子展说：“小国侍奉大国，靠的是信用。小国没有信用，战乱每天到来，灭亡的日子就不远了。五次会盟的信用，现在将要背弃，即使楚国救了我们，将有什么用呢？亲近我们没有成果，鄙视我们是他们的欲望，不可顺从。不如等待晋国。晋国国君正英明，四军没有缺漏，八卿和睦，必定不会抛弃郑国。楚国军队路途遥远，粮食将要耗尽，必定会迅速回国，有什么可担忧的？我听说：‘依靠的东西没有比信用更好的。’坚守城池来消耗楚军，依靠信用来等待晋国，不也可以吗？”

杜预认为鸡泽、戚城、棣、鄬、邢丘是五次会盟，按鄬地会盟简公没有参加，实际上是四次会盟罢了。子展的话不应有误，这也是传文的失误。

九年

五月辛酉日，夫人姜氏去世。

秋天八月癸未日，安葬我国小君穆姜。

穆姜在东宫去世，起初前往占卜，得到艮卦变为随卦。史官说：“这叫艮卦变为随卦。随，意味着外出，国君必定很快外出。”穆姜说：“不对。这在《周易》中说：‘随卦，元亨利贞，无咎。’元，是事物的首领；亨，是美好的聚会；利，是道义的和谐；贞，是事物的主干。具备仁德足以领导他人，美好聚会足以符合礼制，利于万物足以和谐道义，坚贞固守足以成就事业。因此不可欺骗，所以即使随卦也无咎害。现在我作为妇人而参与祸乱，本来在下位却有不仁，不能称为元；不安定国家，不能称为亨；兴起祸害损害自身，不能称为利；抛弃职位而妖艳，不能称为贞。具备四种德行，随卦才无咎害。我都没有，哪里是随卦呢？我招致恶名，能没有咎害吗？必定死在这里，不能出去了。”

杜预认为穆姜与侨如淫乱，想要废黜成公，所以迁居东宫。根据传文的体例，夫人死在寝宫则不记载地点，现在穆姜记载“夫人姜氏去世”，又记载“安葬我国小君穆姜”，那就是曾经以夫人的礼仪致送，怎么能说是死在东宫呢？凡是国君不死在寝宫，如台下、楚宫、高寝之类，经文必定谨慎地记载地点，以端正终了。穆姜如果确实迁居东宫，那就是曾经被成公贬斥，成公既然贬斥他的母亲，又不得死在寝宫，经文为什么反而不标明地点而用通常的法则记载呢？从“现在我作为妇人而参与祸乱”以下，穆姜虽然有与侨如淫乱的罪过，不应如此自我暴露过错，也不近人情。这大概是卜筮家之类的人假托穆姜的话，传文不能辨别而妄加相信。

晋国在郑国不得志，率领诸侯再次攻打郑国。十二月癸亥日，攻打郑国的三门。闰月戊寅日，在阴阪渡河，侵犯郑国，驻扎在阴口然后返回。子孔说：“晋国的军队可以攻打，军队年老而疲劳，而且有归国的志向，必定能大败他们。”子展说：“不可以。”

前面记载十月，诸侯攻打郑国，季武子与齐、宋跟随荀防攻打鄟门，卫、曹、邾跟随荀偃、韩起攻打师之梁，滕、薛跟随栾黡、士鲂攻打北门，这就是攻打三门，不应再记载在这里。传文说“公送晋侯，在河上宴饮”，这次战役公大概参加了，经文为什么不记载？晋国霸主正联合诸侯而结盟，不应不到三个月就再次侵犯，又没有看到最终得志，这大概是传文错误，把以前攻打郑国的事重复记载了。

公送晋侯，晋侯让公在河上宴饮，询问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会盟那年，我们的国君出生。”晋侯说：“十二年了，这叫一终，一星终。国君十五岁生子，行冠礼后生子，是礼制。国君可以行冠礼了。大夫何不准备冠礼的器具？”武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必定用祼享的礼仪进行，用金石的音乐节制，在先君的祧庙举行。现在我们的国君在途中，不能具备这些。请等到兄弟之国而借用器具。”晋侯说：“好。”公返回，到达卫国，在成公的庙里行冠礼，借用钟磬，这是礼制。

晋侯说襄公可以行冠礼，大夫何不准备冠礼的器具？命令他行冠礼罢了。季武子受命，回到鲁国行冠礼也可以，为什么急忙请求兄弟之国而借用器具呢？而且既然说在先君的祧庙举行，却在卫成公的庙里行冠礼，那么祼享的礼仪是在鲁先公那里举行呢？还是在卫成公那里举行呢？鲁卫接壤，没有迫于晋国的情况，不应如此急切。而传文又认为这是礼制。按国君十五岁生子，行冠礼后生子，在礼制中没有记载。荀卿说天子诸侯的儿子十九岁行冠礼，行冠礼后听政，如果这样，比臣下早一年罢了。晋国既然没有再次攻打郑国的事，公也不能与晋侯在河上宴饮，这些话都是妄言。

十年

夏天五月甲午日，于是灭掉偪阳。

五月庚寅日，荀偃、士匄率领士兵攻打偪阳，亲自承受箭石。甲午日，灭掉它。经文说：“于是灭掉偪阳”，是说从会盟而来。把它赐给向戌。向戌推辞说：“国君如果还辱临镇抚宋国

译却用逼近阳光来启发我们国君，群臣都安心了，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赏赐呢？如果专门赏赐给我，那就是我借诸侯之力来为自己封地，还有什么罪过比这更大的呢？我冒死请求。”于是把偪阳赐给了宋公。宋公在楚丘宴请晋侯，请求演奏《桑林》之乐。荀防推辞。荀偃、士匄说：“诸侯中，宋国和鲁国正在这里观礼。鲁国有禘祭之乐，宾客祭祀时使用它。宋国用《桑林》之乐来宴请国君，不也可以吗？”舞师举着旌旗和夏舞，晋侯害怕而退下，进入内室。撤去旌旗，完成宴享后返回。到了着雍，晋侯生病。占卜，显示是《桑林》之鬼作祟。荀偃、士匄想要跑去请求祈祷。荀防不同意，说：“我已经辞谢了礼仪，他们却因此使用它。如果还有鬼神，那就在他们身上施加灾祸。”晋侯病情好转。把偪阳子带回来，在武宫献祭，称他为夷俘。偪阳，是妘姓的国家。派周内史挑选他的族中后代，纳入霍国，这是符合礼制的。

译灭掉一个国家而国君没有出现，都是死在位上的。如果国君还在，不记载“以归”，就记载“奔逃”。现在偪阳说被灭却不见国君，那么国君就是死了，怎么能再记载“把偪阳子带回去”而经文中又不记载呢？传文记载晋国拘捕虞公的事说：“晋军袭击虞国，灭掉了它，但修缮了它的祭祀，并且把它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意思是用这个来解释不记载灭虞的道理。偪阳如果真的曾经挑选它的宗族后代交给霍人，这也是没有断绝它的后代，与虞国相同，经文怎么能反而记载灭掉它呢？偪阳确实有罪，霸主联合诸侯讨伐它，拘捕它并带回到京师是可以的；如果没有罪，连讨伐都不应该施加，何况灭掉它？现在没听说偪阳有什么罪，只是因为想要封赏向戌而夺取它。向戌推辞而把它给了宋公，这是无罪灭掉别人的国家，又擅自把土地给别人，都是王法所应当诛杀的。虽然不断绝它的后代，又有什么礼义呢？

秋天七月，楚国子囊、郑国子耳侵犯我国西部边境。返回时，包围了萧国。八月丙寅日，攻克了萧国。

凡是外国的侵犯讨伐，没有不在经文中记载的。这里不记载，在义例上无从考证，大概不是实情，只是包围萧国的军队罢了。攻克萧国，对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

冬天，盗贼杀死了郑国公子騑、公子发、公孙辄。

起初，子驷与尉止有争执，将要抵御诸侯的军队而废除尉止的车驾。尉止被俘获，又与他争执。子驷压制尉止说：“你的车驾，不符合礼制。”于是不让他进献。起初，子驷负责农田沟渠事务，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防备农田。所以这五个家族聚集了一群不得志的人，借着公子的党羽来作乱。当时子驷执掌国政，子国担任司马，子耳担任司空，子孔担任司徒。冬天十月戊辰日，尉止、司臣、侯晋、堵女父、子师仆率领贼寇闯入，早晨在西宫的朝廷上攻击执政大臣，杀死了子驷、子国、子耳，劫持郑伯到了北宫。子孔知道了这件事，所以没有死。经文记载为“盗”，是说没有大夫参与。

盗贼意味着没有大夫，这是对的。然而盗贼不是贼寇的称呼。大夫因为愤怒互相杀害，就像两方地位相等的人互相杀害，不记载地位低的人，那该怎么记载呢？凡是盗贼，是地位低微而作乱的人的名称。大夫因为愤怒互相杀害，不记载；大夫作乱而互相杀害，就用对待上级的言辞来记载。地位低微的人因为愤怒杀害大夫，不记载；地位低微的人作乱而杀害大夫，就用“盗”来记载。尉止等人的事就是这样。大概经文既然用众人杀害大夫的言辞，那么地位低微的人杀害就无法显现，所以改变称为盗贼。盗贼杀害陈国夏区夫，传文没有记载这件事，可以用郑国的事来推断。至于盗贼杀害卫国国君的哥哥絷，这里的义理在于记载“兄”，但这也是作乱。

戍守郑国的虎牢

诸侯的军队修筑虎牢城并戍守它，晋军修筑梧城和制城，士鲂、魏绛戍守它们。经文记载为“戍郑虎牢”，这不是郑国的土地，是说将要归还给它。

前面说修筑虎牢城，大概是郑国背叛诸侯，夺取虎牢修筑城池，用来逼迫郑国，那么就不能说郑虎牢。现在诸侯会合讨伐郑国，郑国与晋国讲和，所以把虎牢归还给它，为它戍守以防备楚国，自然应当归属郑国。戍守，是善意的言辞。传文不理解这个义理，竟然把修筑城池和戍守当作一回事，而且修筑虎牢城在二年，难道八年之后才开始说戍守吗？又说修筑梧城和制城，这两个城邑都是郑国的土地，然而不能说虎牢。杜预说追记以显示郑国的志向，这大概是附会围宋彭城的说法，前面已经错了，现在引用作为类比，又是不对的。

十一年夏天

鲁公会合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

秋天七月己未日，在亳城北结盟

四月，诸侯讨伐郑国。己亥日，齐太子光、宋国向戌先到达郑国，攻打东门。那天傍晚，晋国荀防到达西郊，向东侵犯旧许地。卫国孙林父侵犯郑国北部边境。六月，诸侯在北林会合，军队驻扎在向地，向右转弯，驻扎在琐地，包围郑国。在南门展示军威，在西面渡过济水隧。郑国人害怕，于是讲和。秋天七月，在亳结盟。范宣子说：“不谨慎，一定会失去诸侯。诸侯道路疲惫而没有成果，能不产生二心吗？”于是结盟。盟书说：“凡是我们同盟的人，不要隐瞒年成，不要阻塞利益，不要包庇奸邪，不要留存邪恶，救济灾难祸患，体恤祸乱，共同喜好厌恶，奖助王室。有人违背这些命令，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国之祖，明神惩罚他，使他失去百姓，丢掉性命灭亡宗族，颠覆他的国家。”

柯陵、戏地与此三次结盟，书法相同，都是讨伐郑国，郑国屈服后然后用同盟的礼节对待它。所以戏地与此传文都说郑国害怕讲和，只有柯陵认为是寻找戏地战役的借口，我本来就说它不对。如果这样，是讨伐郑国的功业已经完成，诸侯与郑国结盟，而郑国也参与其中。像范宣子所说的，认为道路疲惫没有成果，而害怕诸侯产生二心，这是不能使郑国屈服，恐怕诸侯有二心，岂不是与前面说讲和的话矛盾吗？大概左氏恰好看到结盟之后，不久诸侯又讨伐郑国，所以这样说。不明白楚国因为郑国先前屈服而讨伐它，郑伯又迎接楚国共同讨伐宋国，诸侯因此再次讨伐。当时郑国在晋、楚之间往来，何曾有安宁的年份，怎么能单独责备这里呢？况且盟辞只说“不要隐瞒年成，不要阻塞利益，不要包庇奸邪，不要留存邪恶，救济灾难祸患，体恤祸乱，共同喜好厌恶，奖助王室”，完全没有讨伐郑国的意思。然而不数郑国，实际上是十三国而说十二国，这大概是其他盟约

译这样的言辞，是左丘明错误地记载下来的。

楚庄王和郑伯攻打宋国

译楚国的子囊向秦国请求出兵，秦国右大夫詹率领军队跟随楚子，准备讨伐郑国。郑伯前去迎击他们。丙子日，楚军讨伐宋国。

郑国既然未曾追随晋国，那么楚国为什么要讨伐它呢？《春秋》经文只记载“楚子、郑伯伐宋”，那么楚国本来就没有先讨伐郑国。大概《左传》既然说郑国参与了盟会，所以故意认为楚国讨伐郑国，郑伯迎击后臣服，然而经文也没有记载秦国和詹，那么这些事都是不存在的。

鲁公会同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讨伐郑国。

在萧鱼会盟。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楚国人俘虏了郑国的行人良霄。

诸侯的军队在郑国东门展示兵力，郑国人派王子伯骈去议和。甲戌日，晋国的赵武进入郑国与郑伯结盟。冬十月丁亥日，郑国的子展出来与晋侯结盟。十二月戊寅日，在萧鱼会盟。庚辰日，赦免郑国的囚犯，都依礼将他们送还，接纳斥候，禁止侵掠。晋侯派叔肸向诸侯宣告。鲁公派臧孙纥回答说：“凡是我们的同盟，小国有罪，大国进行讨伐，如果有可以借以行事的理由，很少有不被赦免宽恕的，寡君已经听到命令了。”

经文在记载讨伐郑国之后，紧接着就记载萧鱼之会，如果确实有赵武、子展先结盟的事，为什么经文不记载呢？晋国是霸主，如果郑伯臣服，也没有赵武先进入郑国结盟的道理。杜预认为两次结盟因为未向鲁国报告所以不记载，当时鲁公自己就在其中，哪里还需要报告呢？这种牵强附会尤其明显。按照事情的顺序考察，郑国自从再次被讨伐，君臣都厌倦战争，实际上都想疏远楚国，所以派良霄到楚国报告将要臣服晋国。诸侯相信而不怀疑，所以不再结盟而直接会盟，因此楚国人就俘虏了良霄。《左传》只看到会盟而没有结盟，所以胡乱猜测如此。经文记载俘虏良霄是在会盟之前，经文记载秋天会盟，而《左传》认为是十二月，其先后日期都与经文不合，尤其可以看出它不符合事实。

冬天，秦国人讨伐晋国。

秦国的庶长鲍、庶长武率领军队讨伐晋国以救援郑国。鲍先进入晋国境内，士鲂抵御他，轻视秦军而没有设防。壬午日，武从辅氏渡河，与鲍一起攻打晋军。己丑日，秦、晋在栎交战，晋军大败，是因为轻视秦军。庶长，是秦孝公的爵位名号，不应该先出现在这里。既然说晋军大败，按照《左传》的体例应当属于两军列阵交战，应记载“秦师、晋师战于栎，晋师败绩”。如果说晋军轻视秦军，不设防而败，以此来讥讽其轻视秦军，按照《左传》未列阵交战的体例，则应当记载“秦败晋师于栎”，为什么经文只记载“秦人伐晋”呢？况且这时郑国已经臣服，诸侯一同参加萧鱼之役后回国了，怎么能还说救援郑国呢？那么秦国讨伐晋国大概是因为其他事情。凡是《左传》所记载的都不符合事实，所以也弄错了爵位名号。

十二年

秋天九月，吴子乘去世。

秋天，吴子寿梦去世，在周庙致哀，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诸侯在外部致哀，同姓诸侯在宗庙致哀，同宗诸侯在祖庙致哀，同族诸侯在祢庙致哀。因此鲁国作为姬姓诸侯，在周庙致哀；对于邢、凡、蒋、茅、胙、祭等国，在周公之庙致哀。杜预认为宗庙是所出之王的庙。按：诸侯不能以天子为祖，怎么能祭祀其祖先所自出的王呢？这大概是鲁国得以使用天子礼制，特别祭祀文王，所以有周庙，而杜预以所有诸侯来推论，是不对的。

冬天，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冬天，楚子囊、秦庶长无地讨伐宋国，军队驻扎在杨梁，以报复晋国夺取郑国的事。

经文记载“楚公子贞帅师侵宋”，没有说共同行动。秦国人则是庶长无地，也不符合事实，其错误与前面相同。

鲁公前往晋国。

鲁公前往晋国朝见并且拜谢士鲂的羞辱，这是合乎礼制的。

诸侯互相朝见已经不对了，哪有因为大夫聘问，而国君亲自前往拜谢的，称之为礼呢？

十三年

夏天，夺取邿国。

夏天，邿国发生动乱，分裂为三部分。军队救援邿国，于是夺取了它。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动用大军叫“灭”；不占领土地叫“入”。

邿是一个国家，“取”不是表示容易的词，我曾经说过。《左传》体例说：“凡是战胜国家叫‘灭’，攻取大城叫‘入’。”又说：“攻克城邑不用军队叫‘取’。”现在又说“取”表示容易，用大军叫“灭”，不占领土地叫“入”。大概《左传》不明白经文的含义，曾经听过这种说法但不能确定，所以制造多种歧义以侥幸符合其中一种。攻取大城与不占领土地这两个含义还相差不远，如果战胜国家与动用大军则主旨不同。大概不知道“灭”与“取”是国家和城邑的区别，所以虽然知道“灭”是战胜国家，“取”是攻克城邑，又想用用兵不用兵来概括。现在说军队救援邿国，又说于是夺取了它，既然救援其动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用军队攻克其土地，终究是不明白经文的体例，所以其言论越多越混乱。不知道所谓的“取”，也是使之成为附庸，与“取邑”用词相同。

冬天，修筑防城。

冬天，修筑防城，记载事情是因为适时。这时将要提前修筑城墙，臧武仲请求等到农事完毕，这是合乎礼制的。

这是周历的冬天，并不是所说的适时。《左传》既然错误地用夏历来表述，所以随意附会臧武仲的话。如果是周历，怎么能说农事完毕呢？它说“记载事情”，也是错误的。

郑国的良霄、太宰石防还在楚国。石防对子囊说：“先王占卜征伐五年，每年习验其吉凶。吉祥习验了就行动，不习验就增修德行而重新占卜。”

杜预认为征是巡守，如果一定要等到五年，五次占卜都吉利才行动，先王的巡守就太少了，这难道是所谓占卜不习验吉利的情形吗？石防被楚国拘禁而说这话，大概是说楚国先前与郑国讨伐宋国，诸侯又讨伐郑国，郑国臣服，晋国和楚国

译因未能实现志向而拘捕使者，所以说这是指楚国不等习吉（完成占卜）就讨伐宋国，并非郑国的罪过，那么“征”应当是征伐的“征”。《周官》中关于邦事有八种任命，第一种就是“征”，郑司农将“征”解释为征伐是正确的。然而也没有进行五次占卜的道理，这是石防为了开脱自己而编造的托辞，并非先王的制度，《左传》未能辨别真伪却将其记载了下来。

译鲁成公十四年春天，周历正月，季孙宿、叔老会同晋国的士匄，以及齐、宋、卫、郑的公孙虿、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的军队，在向地防备吴国。

十四年春天，吴国向晋国报告战败的消息。诸侯在向地会盟，是为了替吴国谋划对付楚国的事。范宣子列举吴国的不德之处，从而退回了吴国的使者。晋国抓住了莒国的公子务娄，因为他勾结楚国的使者。晋国将要抓捕戎族的驹支。范宣子在朝廷上亲自列举他的罪状，说：“来，姜戎氏！从前秦国人逼迫驱逐你的祖父吾离于瓜州，你的祖父吾离披着草席、顶着荆棘来归附我们的先君。我们的先君惠公有着并不富饶的土地，与你分割而共同享用。如今诸侯侍奉我们国君不如从前，大概是因为言语泄露，这都是你的责任。明天的会盟，你不要参与！如果参与，就将逮捕你。”驹支回答说：“从前秦国人倚仗其人多势众，贪图土地，驱逐我们诸戎。惠公彰显其伟大的德行，说我们诸戎是四岳的后代，不应被剪除抛弃，赐给我们南边边邑的土地，那里是狐狸居住、豺狼嚎叫的地方。我们诸戎砍除了那里的荆棘，赶走了狐狸豺狼，成为先君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子，直到今天也没有二心。从前文公与秦国一起讨伐郑国，秦国人私下与郑国结盟并撤走了戍守的军队，于是就有了殽山的战役。晋国在上面抵御，戎族在下面抵抗，秦国军队未能返回，我们诸戎确实起了作用。譬如捕捉鹿，晋人抓住鹿角，诸戎拉住鹿腿，与晋国一起将其摔倒，戎族为何能免于罪责？从此以后，晋国的百次征战，我们诸戎都及时跟随，听从执政者的命令，还保持着殽山战役时的志向，岂敢疏远背离？如今执政者的军队恐怕确实有所缺失，导致诸侯离心，却怪罪我们诸戎？我们诸戎的饮食衣服与华夏不同，财帛不通，言语不达，能做什么坏事？不参与会盟，也没有关系。”驹支吟诵了《青蝇》这首诗后退出。范宣子向他道歉，让他参与会盟的事务，成就了宽厚和蔼的美德。于是子叔齐子作为季武子的副手参与会盟，从此晋国人轻视鲁国的贡品，却更加敬重鲁国的使者。

会盟本是为了友好，吴国既然报告战败，晋国为它联合诸侯谋划对付楚国，这是打算援助吴国，怎么能又列举它的不德而退它呢？这大概是因为后来没有见到诸侯讨伐楚国，所以胡乱这样说。然而这本来是为了友好会盟，并非谋划楚国。务娄在会盟时被抓获，不应不在经文中记载。杜预说没有记载是因为他不是卿，那么齐国人抓获郑詹，郑詹是卿吗？戎子得以参与会盟，也应当在经文中记载。杜预说没有记载是因为他是晋国的附属，不能单独通达，那么戎子自己说“我是惠公不侵犯不背叛的臣子”，晋国人和姜戎在殽山打败秦军，为何记载了呢？而且说“诸侯侍奉我们国君不如从前”，认为是因为戎族言语泄露的缘故。戎族偏僻简陋在一隅，怎能普遍通达各国？去年晋国在绵上阅兵，传言说“晋国的百姓非常和睦，诸侯于是亲善”，从此没有别的背叛，为什么说不如从前？况且这时自鲁国以下十三个国家都在会盟，鲁国仍然派遣两位卿前往，如果不如从前，怎么会达到这个地步？这里记载宣子对姜戎氏说“秦国人逼迫驱逐你的祖父吾离于瓜州”，而《左传》昭公九年说“允姓的奸邪之人居住在瓜州，惠公从秦国回来而引诱他们来”，又认为是允姓，那么《左传》所叙述的戎族之事都不可靠。军队举元帅，使者举上客，这是《春秋》的法则。如今季孙宿与叔老并列记载，叔老难道是副手吗？这大概是因为两位卿一同防备，如同公子遂、叔孙得臣一同出使齐国那样。杜预认为公子遂、叔孙得臣是因为两件事出行，并非互为副手，那么怎么知道季孙宿与叔老不是因两件事防备呢？

夏天四月，叔孙豹会同晋国的荀偃，以及齐、宋、卫的北宫括、郑的公孙虿、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的军队讨伐秦国。

夏天，诸侯的大夫跟随晋侯讨伐秦国，以报复栎地的战役。晋侯在边境等待，派遣六卿率领诸侯的军队前进。到达泾水，没有渡河。叔向见到叔孙穆子，穆子吟诵了《匏有苦叶》，叔向退下后准备了船只。鲁国人、莒国人先渡过河。郑国的子蟜见到卫国的北宫懿子，说：“与人结盟却不稳固，没有比这更招致厌恶的了，这对国家社稷如何？”懿子很高兴。这两个人见到诸侯的军队并劝他们渡河，渡过泾水后驻扎。秦人在泾水上游投毒，军队中很多人死亡。郑国司马子蟜率领郑国军队前进，军队都跟随他，到达棫林，没有达成和解。荀偃命令说：“鸡鸣时驾车，填井平灶，只看我的马头指向！”栾黡说：“晋国的命令，从未有过这样。我的马头想向东。”于是返回，下军跟随他。左史对魏庄子说：“不等待中行伯吗？”庄子说：“夫子命令跟随主帅。栾伯是我的主帅，我将跟随他。跟随主帅，就是等待夫子。”伯游说：“我的命令确实有过错，后悔也来不及了，多让秦国俘虏了。”于是命令全军返回。晋国人称之为“迁延之役”。栾鍼说：“这次战役，是报复栎地的失败。战役又无功而返，是晋国的耻辱。我在戎路有两个职位，敢不感到耻辱吗？”与士鞅奔驰袭击秦军，战死。士鞅返回，栾黡对士匄说：“我的弟弟不想去，而你召他；我的弟弟死了，而你回来。这是你杀了我的弟弟。不驱逐你，我也将杀你。”士鞅逃奔秦国。这时齐国的崔杼、宋国的华阅、仲江会合讨伐秦国，没有记载，是因为懈怠。向地的会盟也是如此。卫国的北宫括在向地没有记载，在讨伐秦国时记载，是因为代理。栎地的失败并非事实，我曾经说过，这不是报复失败，而是报复其讨伐

译罢了。在会向与伐秦这两次事件中，其他诸侯都只书“人”，而季孙宿、叔老、叔孙豹、晋国的士匄、荀偃、卫国的北宫括这六人却唯独以名氏出现。《左传》看到这种文字上的差异，所以认为书“人”是因为怠慢而加以贬斥，书名氏是因为摄政而予以记录。然而怠慢的只有崔杼、华阅、仲江三人，那么从曹国以下的七个国家是因为地位卑微而书“人”吗？还是因为怠慢而贬斥呢？如果认为是因为地位卑微，那么与齐人、宋人、卫人如何区分呢？况且宋国只是书“人”罢了，怎么能和华阅、仲江两人一起被贬斥呢？北宫括是因为摄政而记录名氏，那么季孙宿、叔老、公孙虿、士匄、荀偃也是因为摄政而记录名氏吗？还是因为身为卿大夫而贬斥呢？如果认为是因为身为卿大夫，那么与北宫括如何区分呢？这两种说法都讲不通，那么书“人”或书名氏，大概只是卿大夫与地位卑微者的区别。《左传》看到在会向时书齐人、宋人、卫人在公孙虿之上，在伐秦时书齐人、宋人在北宫括之上，怀疑地位卑微者不应排在卿大夫之前，所以横生此说。殊不知《春秋》记载盟会征伐时，诸侯与大夫的排序升降并不遵循常理，有的按先后到达排序，有的出于霸主的命令，怎么知道齐、宋、卫不是与大夫及地位卑微者按顺序排列，而是按国家大小排序呢？

译晋军从讨伐秦国归来，晋侯裁撤了新军，这是符合礼制的。因为完整的国家军队规模不超过天子的一半，周天子有六军，诸侯中最大的国家拥有三军也就足够了。

所谓“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这是《周官》中的衍文，是诸侯僭越礼制而增加军队编制造成的。鲁国和晋国都是侯爵封国，如果晋国可以拥有三军，那么鲁国凭什么设立三军、裁撤中军而受到讥讽呢？叔孙豹说：“元侯（大国之君）设立军队，由卿率领以承奉天子；诸侯有卿而无军，率领教卫之士以辅佐元侯；从伯爵、子爵、男爵开始，只有大夫而无卿，率领赋税以跟随诸侯。”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左传》只是看到当时僭越礼制的现象而妄加议论罢了。

秋季，楚国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子囊在棠地驻扎军队以讨伐吴国，吴国不出战，楚军便撤军。子囊殿后，认为吴国无力作战而不加戒备。吴国人从皋舟的险要之地截击楚军，楚国人无法互相救援，吴国人打败了楚军，俘获了楚国公子宜谷。

查考《春秋》经文只记载“楚公子贞率领军队讨伐吴国”，根据《左传》的说法，那么吴国是在楚军未列阵时就发动攻击，按照《左传》的体例应当记载“吴国在皋舟打败楚军，俘获公子宜谷”，怎么能只记载楚国讨伐吴国呢？吴国获胜不应不向周王室报告，楚国战败不应反而报告讨伐吴国，这些说法都经不起推敲。

鲁襄公十五年春，宋国国君派向戌来鲁国聘问。二月己亥日，鲁国国君在刘地与向戌结盟。

十五年春，宋国向戌来聘问并且重温旧盟。

这也如同荀庚之盟一样，并非重温旧盟。

刘夏从齐国迎娶周天子的王后。

官师跟随单靖公从齐国迎娶周天子的王后。卿不亲自前往，是不符合礼制的。

杜预认为官师就是刘夏，说天子不亲自亲迎，派上卿去迎娶而公侯监督，刘夏独自跟随单靖公，所以认为卿不亲自前往是不合礼的，这意味着单靖公也在队伍中，那么经文为什么只记载刘夏呢？杜预又说刘夏独自经过鲁国报告婚事，所以不记载单靖公，然而两人同行，哪有刘夏独自经过鲁国报告的道理，这更可见他牵强附会的荒谬。查考体例，天子的上士以名字出现，这里只是讥讽用士去迎娶王后而不用卿罢了。根据杜预的说法，监督和迎娶是两件事，刘夏以官师的身份跟随单靖公，那么刘夏就是单靖公的下属，卿虽然不亲自前往，他的下属怎么能参与迎娶之事，而经文却记载“刘夏迎娶王后”呢？宣公六年《左传》记载召桓公从齐国迎娶王后而经文没有记载，这是因为周天子迎娶符合礼制所以不记载，那么记载刘夏，正是因为他不是卿。

鲁襄公十六年春。

三月，鲁国国君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溴梁会见。戊寅日，大夫们结盟。晋国人拘捕了莒子和邾子带回晋国。因为我国的缘故，拘捕了邾宣公、莒犂比公，并且说：“他们勾通齐国、楚国的使者。”晋侯与诸侯在温地宴饮，让各位大夫跳舞，说：“吟唱诗歌必须合乎类别。”齐国高厚吟唱的诗歌不合类别。荀偃发怒，并且说：“诸侯有异心了。”让各位大夫与高厚结盟，高厚逃归。于是叔孙豹、晋国的荀偃、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孙林父、郑国的公孙虿、小邾国的大夫结盟，说：“共同讨伐不服从天子命令的国家。”

根据《左传》的体例，凡是国君对其百姓无道，诸侯讨伐并拘捕他，就记载“某人拘捕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记载。现在说“因为我国的缘故”，是因为十二年、十四年莒国人侵犯我国，十五年邾国人攻打我国，所以拘捕他们。邻国用武力相加，是诸侯间的常事，何况勾通齐国、楚国的使者，这难道是所谓对其百姓无道吗！然而经文记载“晋国人拘捕莒子、邾子”，这种体例是行不通的，我本来就说过了。杜预说两国多次侵犯我国，又对其百姓无道，这是想诬陷两国以成就《左传》的说法，那么可以作为经文的辩解则是错误的。经文记载“鲁国国君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在湨梁会见。戊寅日，大夫们结盟。”诸侯的会见、大夫的结盟，本来是两件事。结盟的大夫，就是会见诸侯的大夫。会见的有十一个国家，而齐国不在其中，那么高厚从哪里来呢？大概这时齐国正跟随楚国，所以拘捕邾宣公、莒犂比公，认为他们勾通齐国、楚国的使者，那么齐国本来就不与诸侯合流了。杜预说高厚因为逃归所以不记载。而且《左传》说高厚吟唱的诗歌不合类别，荀偃发怒而让各位大夫结盟，那么结盟在会见之后，怎么能因为高厚逃归，就连齐侯也不得在会见中被记载呢？假如诸侯已经会见，齐侯后来才到而高厚前来，所以齐侯不得在会见中被记载，那么就应当像鸡泽袁侨之盟那样，记载“齐侯派高厚到会。戊寅日，诸侯的大夫结盟。高厚逃归”就可以了。齐国本来与楚国交好，假如高厚吟唱的诗歌真的不合类别，只是高厚的心志不同，怎么能因此认为诸侯有异心而让各位大夫结盟？那些言论反复无常都没有依据。这大概是《左传》不知道贬斥各位大夫在君主身边擅自结盟的意思，而妄加议论。凡是诸侯大夫奉君命结盟，都带着“诸侯的大夫”以保存君主的尊严，现在直接说“大夫”，就知道这不是君命，正如《公羊传》所说“信在大夫，君主就像垂挂的旒饰一样”那样。

鲁襄公二十五年。

卫侯进入夷仪。

晋侯从泮水渡河，在夷仪会见，讨伐齐国，以报复朝歌之役。齐国人用庄公求和，派隰鉏请求讲和。庆封来到军中，男女按班次排列。用宗庙器物、乐器贿赂晋侯，从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的大夫、百官的正长、师旅以及留守的人，都有贿赂。晋侯答应了，派叔

译先前向诸侯宣告。鲁庄公派子服惠伯回答说：“您宽恕有罪之人，以此安定小国，这是您的恩惠。我们国君已经听到您的命令了。”

译夷仪之会，《春秋》经文原本没有记载讨伐齐国。如果说是为了报复朝歌之战，并以杀死国君作为解脱，且通过贿赂得以免罪，那么诸侯怎么会没有讥讽呢？杜预认为齐国有防备，自己应当退兵，这尤其不对。弑君而不被讨伐，却称之为不讨伐防地，那么凡是弑君的人都可以凭借防备来免罪了。根据鲁宣公十四年经文记载卫侯出奔到齐国，这是因为卫献公被孙林父驱逐而立卫殇公（剽）为国君。鲁成公二十三年记载齐侯讨伐卫国，进而讨伐晋国，当时卫献公还在齐国，按理说是为了讨伐卫殇公而晋国有党羽，所以第二年举行夷仪之会。卫侯也参加了，夷仪是卫国的地方，那么晋国一定有谋划卫国的意图但没有成功，所以到这时再次会盟。传文说晋侯接受了齐国的贿赂，派魏舒、宛没迎接卫侯，那么晋国又改变态度而支持卫献公了。后来三个月之所以记载卫侯衎进入夷仪，这虽然是晋国喜悦的志趣，但总之晋国再次会盟，都是为了谋划卫国，哪里是为了报复朝歌之战呢？崔杼自负弑君之罪，听说会盟害怕被讨伐，因此许诺恢复卫侯之位而使用贿赂，这就是经文只记载会盟的原因，大概本来就没有讨伐之事。崔杼的贿赂，虽然意图在于害怕被讨伐，但诸侯本来不是为了讨伐贼人而会盟，所以经文也不能记载。

鲁成公二十七年

冬季十二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

十一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日辰在申位，这是掌管历法的官员失误，再次漏置闰月了。

初一可能有误，将十一月当作十二月。如果日辰确实在申位而再次漏置闰月，应当从二十五年漏置一个闰月开始，那么二十六年和这一年都应当以亥月作为正月，不仅连续失误一个月导致四季顺序错乱，而且已经两年了。如果这个月日辰确实在申位是再次漏置闰月，那么明年应当以戌月作为正月，经文怎么又会以无冰作为灾异记载呢？杜预提出一次性设置两个闰月的说法，那么这一年应当是十二月的才符合天正历法。如果这样，那么前两年的正月都不正确吗？经文中不记载闰月，这是常规做法。如果有值得记载的就记载，所以文公不告月、安葬齐景公，唯独特别记载。颁布朔日，是王正历法的大事。前两年四季顺序错乱而失去天正历法，既然没有特别记载，现在一次性设置两个闰月又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经文真的会这样吗？杜预的话既然不是传文所载，那么传文的荒谬，不用攻击就破灭了。

鲁成公二十八年春季无冰

二十八年春季，没有结冰。梓慎说：“今年宋国、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吧？岁星在星纪，而过度侵入元枵，因此有时灾。阴气不能承受阳气，蛇乘龙。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宋国、郑国必定饥荒。元枵，是虚宿的中位；枵，是消耗的名称。土地虚空而百姓消耗，不饥荒还能做什么呢？”

《周礼》保章氏通过星土辨别九州的地域，所分封的疆域都有对应的星宿。在周朝兴盛的时候，诸侯分布在天下，不可遍数。所谓九州之地所分封的，不是以九州为区别，而是说诸侯的疆域在九州之内，各自有其土地所主司的星宿，用来观察吉凶罢了。那时候难道有十二诸侯的辨别吗？自从春秋末期，各国大小相互兼并，姑且列举大的十二个，称为十二诸侯。后世的星家因此用四方的星宿来配属它们，以对应天上的十二次：星纪对应吴越，元枵对应齐，娵訾对应卫，降娄对应鲁，大梁对应赵，实沈对应晋，鹑首对应秦，鹑火对应周，鹑尾对应楚，寿星对应郑，大火对应宋，析木对应燕。虽然周朝也与诸侯并列，将晋赵与大梁、实沈分为两个星舍，吴越与星纪为一个。况且三家分晋之后，赵才从晋国分离；昭公五年，越国才出现，而越国又怎么能当得起十二次的行列呢？左氏所记载的梓慎、裨灶等人，用星次来说吉凶，如同符合符契，都是后世星家假托的话，习惯他们的见解而杂乱记载。

邾子来朝

邾悼公来朝是时事。

前事记载晋韩起聘问周王室的话说：“晋士起将把时事归给宰旅。”杜预认为时事是四季的贡职。邾国与鲁国是并列的国家，没有隶属于鲁国的，怎么会让其国君自己修办贡职呢？杜预说不是宋国的盟会，这大概是传文前面误载了齐国的事，所以以邾国为嫌疑而胡乱编造言辞。

仲孙羯如晋

孟孝伯如晋，告知将要举行宋国的盟会，所以如楚。

宋国盟会晋楚，既然共同会盟不争夺诸侯，那么本来就不嫌弃两方同时朝见。如果还争夺而各自想为主，又何必告知呢？

鲁成公二十九年

齐高止出奔北燕

秋季九月，齐公孙虿、公孙灶将大夫高止放逐到北燕。乙未日高止出奔。经文说：“出奔”，是谴责高止。高止喜欢以事情自夸功劳，而且专权，所以祸难降临到他身上。

放逐与出奔不同，出奔是躲避罪责，或者躲避祸难自己出走；放逐是宽恕而疏远他，或者有罪，或者无罪，然而没有不出于国君的。现在经文记载出奔而传文称为放逐，又以虿、灶来说，这两家虽然专权齐国，难道有擅自放逐其大臣而经文以出奔记载的吗？

鲁成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北宫文子辅佐卫襄公前往楚国，是因为宋国盟会的缘故。经过郑国，印段在棐林慰劳，如同聘问的礼仪而以慰劳的言辞。文子入郑聘问，子羽担任行人，冯简子和子大叔迎接客人。事情完毕而出，对卫侯说：“郑国有礼，这是几代人的福气，大概没有大国的讨伐吧！《诗经》说：‘谁能忍受炎热，不去用水洗浴。’礼对于政治，如同炎热时有洗浴。洗浴以救炎热，有什么祸患呢？”子产执政的时候，

译选择有才能的人并让他们发挥作用。冯简子能够决断大事，子大叔容貌俊美且有文采，公孙挥了解各国的动向，并且能分辨各国大夫的宗族姓氏、官位等级、贵贱身份以及才能高低，又擅长辞令，禆谌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就能成功，在城内谋划则不能成功。郑国将要参与诸侯的事务时，子产就向子羽询问各国的动向，并且让他多准备辞令，与禆谌乘车到野外去，让他谋划事情的可行与否，然后告诉冯简子让他决断。事情办成后，就交给子大叔去执行，用来应对宾客，因此很少出现失败的事情。这就是北宫文子所说的有礼。

译子大叔就是世叔游吉，公孙挥就是行人子羽。这大概是因为《论语》中所谓“命禆谌草创”的话，没有通达禆谌草创的含义，便凿空附会出“谋野”的说法。这就如同误承了孔父正色立朝的话，便说华督在路上看见了孔父的妻子；承袭了秦伯以千乘之富不能容纳其弟的话，便说秦鍼出奔时带了千乘兵车。先儒本来就知道这一点。这虽然对经义没有妨害，但可见传承旧闻的错误，以及妄自充实事实的人往往就是这样。

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左传谳》卷七，宋叶梦得撰，昭公。

元年春

叔孙豹会同晋赵武、楚公子围、齐国弱、宋向戌、卫齐恶、陈公子招、蔡公孙归生、郑罕虎、许人、曹人在虢地。

于是又在虢地会盟，这是为了防备宋地盟会（中楚国的欺诈）而举行的盟会。祁午对赵文子说：“宋地的盟会，楚人得志于晋。如今令尹的不诚信，是诸侯所共知的。您如果不警戒，恐怕又会像宋地盟会那样。子木的诚信在诸侯中享有声誉，尚且欺诈晋国并凌驾于其上，何况是特别不诚信的人呢？楚国再次得志于晋，是晋国的耻辱。您辅佐晋国作为盟主，到现在已经七年了！两次会合诸侯，三次会合大夫，使齐国和狄人臣服，安定东方诸夏，平定秦国的动乱，修筑淳于城，军队没有疲敝，国家没有困顿，百姓没有怨言，诸侯没有怨恨，上天没有大灾，这都是您的功劳。已经有了美好的名声，如果最终却以耻辱收场，我是为此担忧。您不可以不警戒啊！”文子说：“我受到您的赐教了！然而宋地的盟会，子木有祸害人的心，我有仁爱人的心，这就是楚国之所以能凌驾于晋国的原因。如今我仍然保持这种心，楚国又施行僭越，这没有什么危害。我将以诚信为根本，遵循它来行事。譬如农夫，播种耕耘，即使有饥荒，也一定有丰收的年景。况且我听说：能够诚信就不会居于人下，我还没有做到。《诗经》说：‘不僭越不伤害，很少有不成为法则的。’这就是诚信。能成为别人法则的人，就不会居于人下了。我不能做到这一点，难以使楚国成为祸患。”楚国令尹围请求使用牺牲，诵读旧日的盟书，加在牺牲上面罢了。晋国人答应了他。三月甲辰日，举行盟誓。

宋地盟会不排在楚国前面，我本来就说过了。况且那时齐国因为强大，不交往相见，不参加盟会。如今为了防备宋地盟会，那么齐国为什么突然就参加盟会了呢？所谓两次会合诸侯，自从赵武执政之后，只有襄公二十五年夷仪一次会盟而已，杜预大概把二十六年澶渊之会当作另一次，那是大夫的会盟，不是诸侯的会盟。平定秦国的动乱，杜预认为是襄公二十六年传中记载的秦伯之弟鍼到晋国修好结盟的事，这事没有见于经文。然而杜预说是夷仪会盟那年的结盟，夷仪之会本来是为了谋划卫国的事，也不是平定秦国的动乱。这三点都不符合。祁午的话，是顾虑楚国又想排在晋国前面罢了。楚国本来没有这样的请求，却预先说楚国又施行僭越。如果楚国围只是诵读旧书而不盟誓，那么还是排在晋国前面呢？不排在晋国前面呢？如果还是排在晋国前面而经文却把楚国放在后面，这也是追正它。传文为什么不说明？这些都不足以依据，大概是晋国史官归咎恶名于楚国的言辞，又附加增益作为祁午的话，忘记了其中有不符合的地方。宋地盟会的传文常常把诸侯坚守而不敢违背当作美德，如今为了防备盟会，也把它当作美德吗？而楚国的恶行如此，哪里值得赞美呢？这与记载向戌请求赏赐、子罕谈论用兵的意思大致相同，不知道它们自相矛盾。既然说“诵读旧书加在牺牲上”了，以葵丘之盟推论，孟子所谓“捆绑牺牲载着盟书而不歃血”的，这也是盟誓，经文怎么能不记载？杜预说楚国害怕晋国先歃血，所以这样做不算盟誓，那么传文怎么会有甲辰日盟誓的事，而经文却不记载呢？

三月取郓

季武子攻打莒国，夺取了郓地。莒国人向盟会报告。楚国向晋国报告说：“防地盟会还没有结束，而鲁国攻打莒国，亵渎了齐地的盟誓，请求诛杀它的使者。”乐桓子辅佐赵文子，想向叔孙索取财物，而为他请求免罪。派人请求赠送腰带，叔孙不给。梁其踁说：“财物用来保护自身，您为什么吝惜呢？”叔孙说：“诸侯的会盟，是为了保卫社稷。我因为财物而免罪，鲁国必定会遭受军队讨伐，这是招致祸患，哪里是保卫呢？人有墙，是为了遮蔽丑恶。墙的缝隙损坏，是谁的过错呢？保卫国家却招致丑恶，我更加严重。虽然怨恨季孙，鲁国有什么罪？叔孙出外季孙留守，由来已久了，我又怨恨谁呢？然而鲋也贪财，不给就不会停止。”召来使者，撕下衣裳上的帛给他，说：“腰带大概太窄了。”赵孟听说后，说：“面临祸患不忘国家，是忠；思考灾难不越出官职范围，是信；为国谋划忘记死亡，是贞；以这三者为主谋，是义。有这四种品德，又怎么能诛杀他呢？”于是向楚国请求说：“鲁国虽然有罪，它的执政者不回避灾难，畏惧威势而恭敬地服从命令。您如果免了他的罪，用来劝勉左右的人，是可以的。如果您的群吏，居处不回避污浊，出外不逃避灾难，他们有什么祸患呢？祸患的产生，是因为污浊而不治理，有灾难而不坚守，由来已久了。能做到这两点，又有什么祸患呢？不安定他们的才能，谁会跟随他们？鲁国的叔孙豹，可以说是能干了。请求免了他的罪，用来安定能干的人。您会盟而赦免有罪的人，又奖赏贤能的人，诸侯谁不欣喜呢？仰望楚国而归附它，视远方如同近处。边疆的城邑，有时属于彼有时属于此，有什么常理呢？这是王霸的命令，划定他们的封疆而设立官员，举起表旗而颁布制度法令，有过失就有刑罚，尚且不能统一。于是虞有三苗，夏有观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自从没有令王，诸侯逐渐进犯

译亲近主持齐盟的人，难道还能专断吗？顾全大局而舍弃小利，足以成为盟主，又何必拘泥于那些小事呢？边境被削减，哪个国家没有这种情况？主持齐盟的人，谁能分辨清楚呢？吴国和濮国发生冲突，楚国的主事者难道还会顾及盟约吗？莒国的边境事务，楚国不去过问，诸侯之间没有烦扰，不也是可以的吗？莒国和鲁国争夺郓地，已经很久了，如果这对鲁国的国家没有大的危害，可以不加以抗拒。去除烦扰，宽恕善意，没有人不努力向善。您好好考虑这件事吧。”于是坚决向楚国请求，楚国人答应了，于是赦免了叔孙豹。虢地在正月会盟，郓地在三月被夺取，莒国怎么能到防地告状呢？到了四月记载，赵孟等人回到郑国，那么应该是在防地盟会已经结束但尚未解散的时候。然而在宋国的盟会，莒国没有参与，也不能来告状，却指责鲁国亵渎齐盟。况且叔孙豹在防地对外交涉，季武子在内部夺取郓地，两件事互不相干，这不是使者的罪过，又怎么能不质问鲁国，反而想要杀叔孙豹呢？这说明防地盟会本来就不推崇楚国为主盟者。赵孟听说乐王鲋索取贿赂，不能纠正，却只是赞美叔孙豹的话，为他向楚国求情，晋国真的听从楚国吗？认为叔孙豹贤能，因为他无罪而赦免他是可以的，不应该把夺取郓地的罪过也视为理所当然，让楚国不要过问，知道诸侯没有烦扰，那么又何必重视弭兵呢？这些都不是霸主应有的言论。赵武如果真的贤能，就不应该如此颠倒黑白。所谓“叔孙外出，季孙留守”，查考鲁国由季氏出面会合诸侯的事情很多，何曾专门在叔孙氏？他的话也没有根据，都不值得考证。查考鲁国有郓地，莒国也有郓地，莒国的郓地是附庸国，鲁国的郓地是城邑。内部夺取外部的城邑，必然涉及国家；而夺取附庸国，则不涉及国家。外部夺取内部的城邑不记载“取”，而恢复内部的城邑则记载“取”。现在接着记载“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田界”，附庸国的田地，是不能划定田界的。这大概是鲁国的郓地曾经失守于外，现在又恢复了，《左传》不知道这个体例而胡乱议论。

译夏天，秦穆公的弟弟鍼逃奔到晋国。

秦后子受到秦桓公的宠爱，在秦景公那里如同两位国君一般尊贵。他的母亲说：“如果不离开，恐怕会招致祸患。”癸卯日，鍼前往晋国，他的车驾多达一千辆。《春秋》记载说：“秦伯之弟鍼出奔晋。”这是为了归罪于秦伯。后子宴请晋侯，在黄河上建造浮桥，每十里就停放车辆，从雍地到绛地。回去取回酬答的礼物，整个事情往返了八次。司马侯问他，说：“您的车驾，都到这里为止了吗？”他回答说：“这已经算多了！如果能比这少，我怎么能得以相见呢？”秦鍼虽然富有，也不应该有上千辆的车驾。从雍地到绛地，经过别人的国家很多，却每十里就停放车辆，用八百辆战车环绕排列在别人的边境，往来自如，而诸侯都听从他。古代军队出征尚且需要借道，何况是出逃呢？按理必定没有这种事。《公羊传》说：“秦国有千乘的实力，却不能容纳自己的同母弟弟。”所以君子认为出奔，大概旧史已有这种说法，左氏偶然听到却不详细考证，误以为是鍼的车驾有一千辆，于是附带八次往返的事情来成就自己的学说。凡是左氏所记载的，通常涉及战国时期的事情，而《公羊传》、《谷梁传》没有。有人说：“左氏在二传之后。”怀疑是这样。

晋国荀吴率领军队在大卤击败狄人。

设置五种阵势相互分离，两军在前，五军在后，专设右角，参设左角，偏师为前拒，用来引诱敌人。狄人嘲笑他们，还没摆好阵势就逼近他们，大败他们。说五种阵势相互分离，狄人嘲笑他们，那么已经摆好阵势了，怎么能说是没摆好阵势呢？大概是传文不知道外族书败的意义，所以强行解释以附会其未陈的例子。

莒国展舆出逃到吴国。

莒国展舆即位，剥夺众公子的俸禄。公子召去疾从齐国回来。秋天，齐国公子鉏拥立去疾，展舆逃奔到吴国。叔弓率领军队划定郓地的田地，趁着莒国混乱。这时莒国的务娄、瞀胡以及公子灭明带着大厖和常仪靡逃奔到齐国。君子说：“莒国展舆不被立为国君，是抛弃人。人可以被抛弃吗？”《诗经》说：“没有比人更重要的了。”说得真好。

展舆杀害父亲和国君，不讥讽他，却讥讽他抛弃人，这怎么足以作为君子的言论而记录下来呢？

二年春天，晋侯派韩起来聘问。

二年春天，晋侯派韩宣子来聘问，并且告知因为执政而来见，这是合乎礼的。这是以公刚开始即位而来，按照传例所谓“大国聘问”的情况。列国的卿开始执政，没有相互告知而来的，何况晋国又是霸主，难道是合乎礼的吗？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丁未日，滕子原去世。

丁未日，滕子原去世，因为同盟所以书名。

不对，解释已见前文。

北燕伯欵出逃到齐国。

燕简公有很多宠爱的人，想要驱逐众大夫而立他的宠人。冬天，燕国大夫比杀死简公的外宠。简公害怕，逃奔到齐国。《春秋》记载说：“北燕伯欵出奔齐。”这是归罪于他。

诸侯不能守住社稷而出逃，没有不归罪的，为什么唯独对欵这样说？如果不是欵，那么出逃都不认为有罪吗？杜预认为不记载大夫驱逐他，而说奔就是归罪。经文中没有说大夫驱逐国君的，大概以社稷为重，认为有国君的尊贵却不能被他的臣下容纳，臣下就有罪了，而国君实际上有招致祸患的原因，所以纠正国君而臣下的罪过自然显现。像所谓“宁戚、孙林父驱逐他们的国君”，这是旧史的言辞，不是经文曾经说过的。何况欵是害怕而自行出逃，难道有驱逐他的人吗？又说欵的罪过比卫衎轻，比蔡朱重，所以举中间例子来示意，也不是这样。既然都因为出逃而归罪，何必选择轻重？这是为了补救传文的失误而妄加议论罢了。

四年春天，周王正月，下大雨雹。

下大雨雹，季武子问申丰说：“雨雹可以抵御吗？”申丰回答说：“圣人在上位，没有雨雹；即使有，也不成为灾害。古代太阳在北陆时储藏冰块，在西陆早晨出现时取出冰块。储藏冰块时，在深山穷谷，阴寒坚固的地方，在那里取冰；取出冰块时，朝廷的禄位，宾客饮食丧祭，在那里使用。储藏冰块时，用黑色的牡牛和黑色的黍米来祭祀司寒；取出冰块时，用桃木弓和棘木箭来消除灾害。冰块出入合乎时节，吃肉俸禄的人，冰块都给予；大夫和命妇，丧事沐浴用冰。祭祀寒神时储藏冰块，献羔羊时开启冰室，国君开始使用，火星出现时全部发放。从命夫命妇到老弱病残，没有不接受冰的。山人在山里取冰，县人在县里传递，舆人运入，凌人储藏。冰块因风而壮大，因风而取出。储藏冰块周全，使用冰块普遍，那么冬天没有过度的阳气，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雨，雷声出不震动，没有灾害霜雹，疫病不降临，百姓不夭折。现在储藏川池的冰弃而不用，风不越过而杀，雷不发出而震动，雨雹成为灾害，谁能抵御？”

储藏冰块，是人事。周官凌人掌管冰块，本来只供给膳食、酒醴、丧祭、宾客使用而已，与阴阳天事无关，为什么申丰如此妄言，而传文又记录下来呢？如果这样，经文所记载的，只是鲁国不从深山涸阴取冰，而从川池取冰；不用于禄位宾食丧祭，而抛弃它，所以如此。那么凡是暴君贼臣不修政事，以扰乱天地之和的人，只要能够像申丰所说的那样储藏冰块取出冰块，都可以免灾了。况且既然说圣君在上，那么冰政本来修明，又怎么会有雨雹而不成为灾害呢？他的话诡异，不足以证明经文。

秋天七月，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胡子、沈子、淮夷攻打吴国，抓住齐国的庆封，杀了他，于是灭掉赖国。

译秋季七月，楚王率领诸侯讨伐吴国。宋国太子和郑国国君先行回国。宋国华费遂和郑国大夫跟随楚军。楚王派屈申包围朱方。八月甲申日，攻克了朱方。抓获齐国的庆封，并灭尽他的家族。将要处死庆封时，椒举说：“我听说只有自身没有瑕疵的人，才可以去处死别人。庆封只是因为违抗命令，才落得如此下场，他难道肯顺从被杀吗？（如果杀他，）消息传扬到诸侯那里，有什么用呢？”楚王没有听从，让庆封背着斧钺在诸侯面前示众，让他说：“不要有像齐国庆封那样，杀害他的国君，欺凌他的孤儿，来胁迫他的大夫的人。”庆封说：“不要有像楚共王的庶子围那样，杀害他的国君、兄长之子麇，并取代他，来胁迫诸侯的人。”楚王派人迅速杀了他。于是率领诸侯灭掉了赖国。赖国国君面缚衔璧，士人袒露左臂，抬着棺材跟随他，来到楚军中军。楚王向椒举询问该怎么办，椒举回答说：“周成王攻克许国时，许僖公就是这样做的。”楚王亲自解开他的绑绳，接受他的玉璧，烧掉了他的棺材。楚王听从了他的建议，将赖国迁往鄢地。

译《谷梁传》说：“杀害他兄长的儿子而取代他成为国君”，其措辞大致相同，这种说法必定有所依据。而《左传》增添了麇的名字，大概是想要坐实这是弑君之罪，《谷梁传》也错误地将国君当作兄长，这些说法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大概当时的人都认为围是弑君，无法详查真相而将罪名加在麇身上。综合两传来看，应当像《谷梁传》那样去掉麇的名字，像《左传》那样去掉“兄”字，说：“杀害他国君的儿子而取代他”，这才与经文相合。凡是灭掉别的国家而国君没有出现记载的，都是国君死在位上，哪里还能有当面杀害的事情？楚成王攻克许国，我本来就已经说过没有杀害国君的事。现在赖子确实如同许国那样，而楚国将赖国迁往鄢地，自然应当像齐人迁阳的例子那样，记载为“楚子迁赖”，为什么说是灭掉呢？

九月，鲁国夺取鄫国。

九月夺取鄫国，是说事情容易。莒国发生动乱，莒国国君着丘公即位后不安抚鄫国，鄫国背叛莒国而来归附鲁国，所以称为“取”。凡是攻克城邑而没有动用军队和士兵的，称为“取”。

鄫国背叛而来归附，这是对的；认为鄫是莒国的城邑，则是不对的。如果审察鄫是莒国的城邑，为什么不记载那个人的名字？说“带着鄫来投奔”，这难道是把登叛的人当作城邑吗？杜预说溃散而来，将帅因为某种缘故没有记载，尤其不对。因为城邑背叛的人，不是卿就是大夫，将帅不参与这件事。这大概是《左传》不知道鄫是莒国的附庸，经文对于附庸记载“取”的含义，掩盖了以“取”表示容易的体例，所以又用攻克城邑不需用兵来解释“取”。我曾经说过这是不对的。

冬季十二月乙夘日，叔孙豹去世。

当初，叔孙豹离开叔孙氏，到了庚宗，遇到一个妇人，让妇人私下做饭并留宿在那里。询问妇人的去向，妇人告诉了他缘故，叔孙豹哭着送别她。叔孙豹到齐国，在国氏家娶妻，生了孟丙、仲壬。他梦见天压下来自己承受不住，回头看见一个人，黑色皮肤且驼背，眼睛深陷，嘴巴像公猪一样，他喊道：“牛！帮助我！”于是承受住了。天亮后都召集他的随从，没有这样的人，并且说：“记住这件事。”等到宣伯逃到齐国，叔孙豹馈赠他。宣伯说：“鲁国因为先父的缘故，将要保全我的宗族，一定会召你回去。召你回去，怎么样？”叔孙豹回答说：“希望这件事很久了。”鲁国人召他回去，他没有告知就回去了。已经立为国君后，当初留宿的庚宗妇人献上一只野鸡。询问她的姓氏，回答说：“我的儿子长大了，能够捧着野鸡跟随我了。”召来见他，就是梦中那个人。还没问他的名字，就喊他：“牛。”他说：“是。”都召集他的随从，让他们观看，于是让他做侍从。他受到宠爱，长大后让他处理政事。公孙明知叔孙豹在齐国，回来，还没迎娶国姜，子明娶了她，所以叔孙豹愤怒他的儿子。儿子长大后让他去迎娶。在丘莸打猎，于是得了病。竖牛想扰乱他的家室并占有它，强迫与孟丙结盟，孟丙不同意。叔孙豹为孟丙铸造了钟，说：“你还没有正式任职，宴请大夫来为新钟落成。”器具都准备好了，让竖牛去请日期。竖牛进去，不禀报；出来，命令定下日期。等到宾客到来，听到钟声。竖牛说：“孟丙有北方妇人的客人。”叔孙豹愤怒，将要前往，竖牛阻止他。宾客出来后，让竖牛拘禁并在外面杀死了孟丙。竖牛又强迫与仲壬结盟，仲壬不同意。仲壬和公御莱书在国君那里观看，国君给了仲壬玉环。让竖牛进去给仲壬看，竖牛进去，不给看；出来，命令仲壬佩戴。竖牛对叔孙豹说：“看见仲壬怎么样？”叔孙豹说：“做什么？”竖牛说：“不见。既然自己看见了，国君给了他玉环并且佩戴了。”于是驱逐仲壬，仲壬逃到齐国。病情危急，命令召仲壬，竖牛答应却不召。杜〇看见，告诉他饥饿口渴，给他戈。杜〇回答说：“求他而来，又何必离去呢？”竖牛说：“夫子病重，不想见人。”让杜〇把食物放在角落然后退下。竖牛不送进去，就放置空盘命令撤去。十二月癸丑日，叔孙豹不进食。乙夘日去世。竖牛立昭子并辅佐他。

叔孙豹在成公十六年秋季出奔，襄公二年再次出现在经文中，让他在那一年回来。庚宗的儿子才四岁，果真能捧着野鸡跟随他的母亲，而说长大了吗？叔孙豹也是贤臣，正认为侨如不义，认为避祸而离开，必定不会违背礼制忘记恩情而匆忙在齐国娶妻。孟丙、仲壬、竖牛是叔孙豹的儿子，本来不可知，而《左传》的话诡异，像征验于梦之类，喜欢奇异的话语和怪异的事情常常如此，都不足以作为依据。杜〇确实是忠于叔孙豹的人，当时给他戈能杀死竖牛，那么叔孙豹就可以免祸了，竟然拒绝不接受，这是宁愿坐视叔孙豹的死而不肯除掉竖牛，难道是所谓的忠诚吗？传记说杜〇敢与季孙争夺用路〇叔孙豹，又用诬蔑中伤中军帅士而哭他，必定不是坐视叔孙豹的死而不救的人，两种说法必定有一种是虚妄的。

五年春季

昭子即位，朝见他的家众，说：“竖牛祸害叔孙氏，使大宗混乱，杀死嫡子立庶子，又瓜分他的城邑，将要赦免罪行，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一定要赶快杀了他。”竖牛害怕，逃到齐国。孟丙、仲壬的儿子在塞关之外杀死了他，把他的头扔在宁风的荆棘上。孔子说：“叔孙昭子不辛劳，是不可能的。周任有话说：‘执政的人不奖赏私人的功劳，不惩罚私人的怨恨。’”

昭子是被竖牛所立的，所以《左传》认为是私人的功劳。竖牛杀死他的哥哥而饿死他的父亲，昭子已经即位，道义上自然应当讨伐，这怎么能算是功劳，而以不奖赏为贤德呢？难道是孔子的话吗！

夏季，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来投奔。

夏季，莒国的牟夷带着牟娄和防、兹来投奔。牟夷不是卿而记载，是尊重土地。

不对，说法前面已经论述过了。

秋季七月

戊辰日，叔弓率领军队在蚡泉打败莒国军队。

莒国人来讨伐，没有设防。戊辰日，叔弓在蚡泉打败他们，莒国军队还没有列阵。不对，他的错误与太原相同。

冬季，楚子、蔡侯、陈侯、许男、顿子、沈子、徐

译吴国、越国攻打吴国。冬季十月，楚昭王率领诸侯及东夷攻打吴国，以报复棘、栎、麻之役。防射率领繁扬的军队在夏汭设防。越国大夫常寿过率领军队在〇地设防以抵御楚昭王。听说吴国军队出动，防启疆率领军队跟随，匆忙间没有设防。吴国人在鹊岸打败了他们。楚昭王乘驿车到达罗汭。吴王派他的弟弟蹶由来犒劳军队，楚国人抓住了他，准备用他的血衅鼓。楚王派人去问他，说：“你占卜来此是吉利的吗？”蹶由回答说：“吉利。我们国君听说您将要在我国境内整顿军队，占卜是否守卫〇地，卦辞说：‘我屡次派人去犒劳军队，请求让使者前往，以观察君王发怒的快慢并为此做准备，尚能知道情况。’龟兆显示吉利，说：‘可以知道情况。’君王如果欢喜地迎接使者，那么我国就会松懈怠惰而忘记死亡的威胁，没有几天了。现在君王奋起如雷霆震怒，虐待并拘禁使者，准备用他的血衅鼓，那么吴国就知道该如何防备了。我国虽然衰弱，如果早早修缮完备，就可以使军队休整。无论难易都做好准备，可以说是吉利了。况且占卜的是吴国的社稷，难道是为了一个人吗？如果使者得以衅鼓，而我国知道防备以抵御意外，这还有什么比这更吉利的呢？国家的守龟，什么事不占卜？一吉一凶，谁能保证常吉？城濮之战的卦兆，其报应在邲之战。现在这次出征，难道会有报应吗？”于是没有杀他。楚军渡过罗汭，沈尹赤护卫楚昭王，驻扎在莱山。防射率领繁扬的军队先进入南怀，楚军跟随其后，到达汝清，吴军无法进入。楚昭王于是在坻箕之山展示军威。这次出征，吴国早早设防，楚国没有战功而返回。

译正如传文所说，经文应当记载“吴人在鹊岸击败楚军”，不能仅仅说讨伐。况且既然已经战败，那么不仅没有功劳罢了，大概是因为经文把败绩记作讨伐，所以又接着为它找借口。

六年春季，周王正月，杞文公去世。吊唁如同对待同盟国，这是合乎礼制的。

杞伯实际上与鲁国两次结盟，不能称为如同对待同盟国。如果说因为曾经借晋国之手夺取他的田地而结怨，难道就可以因此废除他的礼制吗？这不是经文的意旨，不足以作为条例的开端。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

秋季九月举行大雩祭是因为干旱。

不对，解说已经在前文出现过了。

楚国的防罢率领军队讨伐吴国。

徐国的仪楚出使楚国，楚王抓了他，他逃回本国。楚国害怕他叛变，派防罢讨伐徐国，吴国人去救援。令尹子荡率领军队讨伐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然后停驻在干谿。吴人在房钟击败楚军，俘虏了宫廐尹弃疾。子荡把罪责归咎于防罢并杀了他。

正如传文所说，经文应当记载“吴人在房钟击败楚军”，怎么能反而说“楚防罢率领军队讨伐吴国”呢？杜预认为把罪责归咎于防罢，不把战败上报，所以没有记载。然而后面记载吊唁败绩，那就不是没有上报了。所谓击败楚军，是荒谬的；吊唁败绩，也是荒谬的。

七年春季，周王正月，与齐国讲和。

七年春季，周王正月，与齐国讲和，是齐国请求的。癸巳日，齐侯驻扎在虢地。燕国人前来求和，说：“我国知道罪过，怎敢不听命令？先君的破旧器物，请用来谢罪。”公孙晳说：“接受命令然后退兵，等待时机再行动，是可以的。”二月戊午日，在濡水之上结盟。燕国人送回燕姬，用瑶罋、玉椟、斚耳作为贿赂，没能成功就回去了。

经文记载“与齐国讲和”，“与郑国讲和”，都是以鲁国作为主语，大概对外国的讲和不予记载，只有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是因为有特殊原因才特别记载。传文说“与齐国讲和”，是齐国请求的。他的意思是齐国请求与鲁国讲和，鲁国不得已而顺从，以此来解释“暨”字的含义。“暨”的意思是，率领别人而听从他们的言辞。下面说齐侯驻扎在虢地，燕国人求和，这自然是承接去年齐侯讨伐北燕，将要拥立简公之后，军队驻扎在虢地罢了。燕国人既然求和并结盟，所以没能拥立简公就回去了，大概传文首尾互相照应，都像是这样，本来不连着与齐国讲和的事。杜预错误地把上文讨伐燕国的事，认为中间没有别的事，就不重复言说，于是说齐国讨伐燕国，燕国人贿赂他，反而顺从齐国请求讲和。况且既然说了与齐国讲和，那么已经讲和了，何必再求和呢？如果这样，传文也应当说燕国人请求，怎么能说是齐国请求呢？又说没能成功就回去了，那就是最终没有讲和，经文怎么能反而说讲和呢？从头到尾都互相矛盾，这本来不是传文的过错，是杜预的错误，学者们都认为是传文的罪过，我特别为此加以阐明。鲁国既然与齐国讲和，所以下面记载叔孙婼到齐国主持结盟，这正与定公十一年冬季与郑国讲和，下面记载叔还到郑国主持结盟相同，自然可以类推而没有疑问。

八年

楚国人抓住陈国的行人干徵师并杀了他。

楚国人抓住陈国的行人干徵师并杀了他，罪责不在行人身上。

说罪责不在行人身上是对的，然而抓大夫，传文起初没有作为条例，现在难道因为经文称他为行人，就认为不是行人的罪过吗？如果是这样，那就错了。称他为行人，自然是说因为公事被抓，以区别于已经抓了但不称行人的情况，公羊传的条例就是这样。干徵师没有罪，道理自然在于因为公事被抓，这不是左氏所知道的。

秋季在红地打猎。

秋季，在红地大规模打猎，从根牟一直到商、卫，兵车一千辆。

经文说打猎，传文说大规模打猎，大概是传文不明白大规模打猎的含义而编造，所以又胡乱说从根牟一直到商、卫，兵车一千辆，来充实大规模打猎的事。从东到西，边境连接宋、卫，军事的盛大，即使是晋、楚的强大，也达不到这个程度。

冬季十月壬午日，楚军灭掉陈国。

冬季十一月壬午日，灭掉陈国。舆嬖袁克杀马毁玉来送葬。楚国人将要杀他，他请求让他安葬。不久又请求私下处理，在帐幕里私下处理，戴上丧帽逃跑。经文记载“楚军灭掉陈国”，后面记载送葬陈哀公，那么送葬哀公的是楚国。袁克只想与众嬖杀马毁玉来送葬他，楚国人不同意，所以只在帐幕里私下处理就逃跑了，实际上送葬他的不是众嬖。杜预却说袁克送葬他，鲁国前往会葬。如果送葬出于袁克，那么谁去诸侯那里报丧呢？诸侯又怎会不害怕楚国而会葬呢？楚国又怎会听从诸侯的会葬而接纳他呢？这不是传文的失误，是杜预的失误。

十一年

五月甲申日，夫人归氏去世。

在比蒲大规模打猎。

五月，齐归去世。在比蒲大规模打猎，不合礼制。

丧礼本来不废除国家大事，如果四季的田猎，借以讲习武事，不能说是不合礼制。所以记载的原因，不在于此。此前在红地打猎，与后来在昌间大规模打猎，又在定公时两次在比蒲打猎，都没有丧事，为什么也记载呢？

仲孙貜在祲祥与邾子结盟。

孟僖子在祲祥与邾子、荘公结盟，修好，合乎礼制。

结盟是常事，传文在这里特别说合乎礼制，大概是说齐归去世，不废除修好，作为条例的开端。查考邾国、鲁国此前没有不可化解的怨恨，为什么突然结盟？如果只是为修好，这是忘记哀痛。把这当作合乎礼制，还有什么不能当作合乎礼制呢？

秋季，孙意如在厥憖会见晋国的韩起、齐国的国弱、宋国的华亥、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曹国人、杞国人。

秋季在厥憖会见，谋划救援蔡国。

文公十九年公子遂会见

译晋国人等救援郑国，《左传》认为他们是赵盾、宋国的华耦、卫国的孔逹和许国的大夫，因为行动迟缓没赶上楚军，所以都称“人”来惩戒他们的不敬。鲁襄公三十年，晋国人等在澶渊设防，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左传》认为他们是叔孙豹、晋国的赵武、齐国的公孙虿、宋国的向戌、卫国的北宫佗、郑国的罕虎以及小邾国的大夫，他们谋划归还财物后来却没有归还，所以都称“人”来责备他们的不诚信。这真的是救援蔡国吗？如果是，就应当记载为“救”；如果是谋划救援后来没有实行呢？那么前面行动迟缓没赶上军队尚且受到贬斥，何况是没有实行呢？救灾抗患，是诸侯的道义。宋国发生火灾没有归还财物而受到贬斥，蔡国谋划救援没有实行却没有受到贬斥，我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既然如此，那么这次设防正好在围攻蔡国、救援蔡国的时候，所以《左传》的意思是这样说的，这应该另外以“设防”这件事来解释，说这是救援蔡国是荒谬的。

译鲁昭公十二年春天，齐国大夫高偃率领军队，在北燕的阳地接纳北燕伯回国。

十二年春天，齐国大夫高偃在唐地接纳北燕伯欵回国，是依靠那里的民众力量。凡是《春秋》经文中记载“纳”字的，都是赞许这种接纳行为。如果仅仅因为依靠民众而不论其行为是否正当，那么还有什么值得赞许的呢？

冬天十月，公子憖出逃到齐国。

公子憖于是前往晋国。

按照惯例，鲁国大夫出逃没有不在《春秋》经文中记载的，现在只见到冬天十月憖出逃到齐国，而没有记载他前往晋国，这说明他并没有去晋国。杜预认为憖回国后没有复命就出逃，所以史官没有记载，后来又说憖与叔仲小、南蒯谋划对付季氏，跟随国君前往晋国，南蒯凭借费邑叛乱，憖听说动乱波及郊外便逃往齐国，所以这样说，这也是不对的。公孙归父也是谋划对付季氏失败而出逃的，经文先记载“公孙归父前往晋国”，后记载“归父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就逃往齐国”。公孙敖因为不合礼制而逃跑的，经文也先记载“公孙敖前往京师，没到就返回”，然后记载“逃往莒国”。为什么唯独憖不按照这个义例，在鲁国大夫出逃下加上“奔”字呢？最后一句“何憗而独不书乎”是什么意思？

鲁昭公十三年

夏天四月，楚国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杀害国君熊虔。楚国公子弃疾杀死公子比。

楚王在做令尹时，杀死了大司马潘掩并夺取了他的家产。等到即位后，又夺取潘居的田地，迁移许国并拘禁许围作为人质。蔡洧受到楚王宠信，楚王灭蔡国时，蔡洧的父亲死了，楚王派他参与守城并让他离开。在申地会盟时，越国大夫被杀。楚王夺取斗韦龟的封地，又夺取成然的封地并让他担任郊尹。蔓成然向来侍奉蔡公，所以潘氏家族以及潘居、许围、蔡洧、蔓成然，都是楚王不礼遇的人。他们借着群臣丧职的家族，煽动越国大夫常寿过作乱，包围固城，攻克息舟城并居住在那里。观起死后，他的儿子观从在蔡国，侍奉朝吴。观从说：“现在如果不封立蔡公，蔡国就无人封立了。我请求试一试。”于是以蔡公的命令召见子干、子皙，到达郊外后告知实情，强迫他们结盟，进入蔡国袭击。蔡公将要吃饭，看见他们便逃跑。观从让子干吃饭，挖坑，用牺牲，加上盟书，催促他们快走。随后在蔡国宣告说：“蔡公召见两位公子，将要接纳他们，与他们结盟后遣送他们，将率领军队跟随他们。”蔡国人聚集，将要拘捕他们。子干等人推辞说：“失去贼人而成就军队，杀了我们有什么好处？”于是释放了他们。朝吴说：“各位如果能赴死，就违背蔡公的命令，等待所图谋的事情成功。如果寻求安定，就顺从蔡公，以达成所愿。况且违背上级，到哪里去都可以吗？”众人说：“顺从蔡公。”于是拥立蔡公，召见两位公子在邓地结盟，依靠陈、蔡两国的人治理国家。楚国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弃疾、蔓成然、蔡朝吴率领陈、蔡、不羹、许、叶的军队，趁着四个家族的部众进入楚国。到达郊外时，陈、蔡两国想以此成名，所以请求建立武军。蔡公知道后说：“想求速成，而且役使百姓已经疲惫了，请求只设藩篱作为军队。”于是用藩篱作为军队。蔡公派须务牟和史猈先进入，借着正仆人的力量杀死太子禄和公子罢敌。公子比即位为王，公子黑肱担任令尹，驻扎在鱼陂。公子弃疾担任司马，先清理王官。派观从跟随军队到干谿，于是告知他们，并且说：“先回去恢复原职，后到的割掉鼻子。”军队到达訾梁就溃散了。楚王听说群公子死去的消息，自己跳下车，说：“人们爱他们的儿子，也像我爱我的儿子吗？”侍从说：“更甚。小人老了没有儿子，知道将被挤到沟壑中了。”楚王说：“我杀人的儿子多了，能不落到这个地步吗？”右尹子革说：“请停留在郊外，以听取国人的意见。”楚王说：“众人的愤怒不可触犯。”子革说：“如果进入大都而向诸侯乞求军队。”楚王说：“都背叛了。”子革说：“如果逃亡到诸侯那里，以听取大国对您的谋划。”楚王说：“大福不再，只会招致耻辱。”然丹于是回到楚国。楚王熊虔夏天，将要进入鄢地。芋尹无宇的儿子申亥说：“我的父亲两次违抗王命，王没有诛杀，恩惠还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呢？君主不可忍心抛弃，恩惠不可舍弃，我将跟随楚王。”于是寻找楚王，在棘闱遇见，带他回去。夏天五月癸亥日，楚王在芋尹申亥家自缢。申亥用他的两个女儿殉葬并安葬了他。观从对子干说：“不杀弃疾，即使得到国家，还是会有祸患。”子干说：“我不忍心。”子玉说：“别人将忍心对你，我不忍心等待。”于是离开。楚国每夜惊骇说：“王回来了！”乙夘夜，弃疾派周走呼喊说：“王来了！”国人非常惊慌。派蔓成然跑去告知子干、子皙说：“王来了！国人杀了君司马，将要来了。君主如果早点自己谋划，可以不受辱。众人的愤怒像水火一样，不可为之谋划。”又有呼喊跑着到来的人说：“众人来了！”两位公子都自杀了。丙辰日，弃疾即位，名叫熊居。将子干葬在訾，谥号訾敖。杀死囚犯，穿上王的衣服，流放到汉水，然后取回安葬，以安抚国人。派子旗担任令尹。楚国军队从徐地返回，吴国人在豫章击败他们，俘获了五位将领。平王封立陈、蔡，重新迁移邑地，赠送群臣贿赂，施行恩惠宽待百姓，赦免罪过举用贤职。召见观从，王说：“唯你所愿。”观从回答说：“我的祖先佐助开卜。”于是让他担任卜尹。派枝如子躬出使郑国，并且赠送犫、栎的田地。事情办完，没有赠送。郑国人请求说：“听说在路上，将要命令寡君得到犫、栎，敢请问命。”回答说：“臣未

译听到命令。”晋国使者回国后，楚灵王询问魏犫、栎，他们穿着丧服回答说：“臣下违背了君命，没能把您接回来。”楚灵王握着他们的手说：“你们的母亲很辛劳。暂且回去，我还有事，到时候会告诉你们的。”过了一年，芋尹申亥带着楚灵王的灵柩来报告，于是改葬了他。当初，楚灵王占卜说：“我还能得到天下吗？”卦象吉利。他把龟甲扔在地上，骂着天喊道：“这小小的天下如果不给我，我一定要自己去夺取。”百姓苦于楚灵王贪得无厌，所以跟随叛乱的人就像回家一样。当初，楚共王没有嫡长子，有五个受宠爱的儿子，没有确定立谁为继承人。于是他在众神面前举行盛大的祭祀，祈祷说：“请神灵在这五人中挑选，让他主持国家社稷。”祭祀结束后，他带着玉璧去拜见众神，说：“对着玉璧下拜的人，就是神灵所立的，谁敢违背？”随后，他和巴姬秘密地把玉璧埋在太室的庭院里，让五个儿子斋戒后依次进入下拜。康王跨过了玉璧，灵王的手肘压在了玉璧上，子干、子皙都离得较远。平王年幼，被人抱着进入，拜了两次，都压住了玉璧的系绳。斗韦龟对成然说：“抛弃礼制违背天命，楚国危险了！”子干回国后，韩宣子问叔向说：“子干能成功吗？”叔向回答说：“很难。”韩宣子说：“坏人互相勾结，就像市场上的商人一样，有什么难的？”叔向回答说：“没有共同喜好的人，谁会和他共同作恶？夺取国家有五种困难：有宠爱而没有人才，这是第一；有人才而没有主心骨，这是第二；有主心骨而没有谋略，这是第三；有谋略而没有百姓支持，这是第四；有百姓支持而没有德行，这是第五。子干在晋国十三年了，晋国、楚国跟随他的人，没听说有通达的，可以说没有人才；宗族灭绝亲人背叛，可以说没有主心骨；没有衅隙就行动，可以说没有谋略；终身做羁旅之人，可以说没有百姓支持；逃亡时没有表现出爱心，可以说没有德行。楚灵王暴虐而不顾忌，楚国的君子子干凭借这五种困难去杀害旧君，谁能成功？拥有楚国的，大概是弃疾吧！他治理陈、蔡，城外的人都归附他。苛刻邪恶的事不做，盗贼隐藏，私欲不违背，百姓没有怨恨之心。先神命令他，国民信任他。芈姓发生动乱，必定是季子即位，这是楚国的惯例。获得神灵支持，这是第一；有百姓支持，这是第二；有美好的德行，这是第三；受宠爱尊贵，这是第四；符合惯例，这是第五。有五种有利条件来消除五种困难，谁能害他？子干的官职，只是右尹；数他的尊贵宠爱，只是庶子；按照神灵所命的，他又远离。他的尊贵没有了，他的宠爱被抛弃了，百姓不怀念他，国家不帮助他，将凭什么立足？韩宣子说：“齐桓公、晋文公不也是这样吗？”叔向回答说：“齐桓公，是卫姬的儿子，受僖公宠爱，有鲍叔牙、宾须无、隰朋作为辅佐，有莒、卫作为外部支持，有国氏、高氏作为内部支持。听从善言像流水一样，对善人恭敬严肃，不藏匿贿赂，不纵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厌，所以拥有国家，不也很合适吗？我们的先君晋文公，是狐季姬的儿子，受献公宠爱，好学而不三心二意。十七岁时，有五位士人，有先大夫赵衰、狐偃作为心腹，有魏犫、贾佗作为股肱，有齐、宋、秦、楚作为外部支持，有栾氏、郤氏、狐氏、先氏作为内部支持。流亡十九年，坚守志向更加坚定。惠公、怀公抛弃百姓，百姓跟随晋文公。献公没有别的亲人，百姓没有别的期望，上天正辅助晋国，将用什么对待晋文公？这两位君主，与子干不同。子干有宠爱的儿子，国家有奥主，对百姓没有恩惠，对外没有援助，离开晋国时没有人送，回到楚国时没有人迎接，凭什么希望得到国家？”

译传记中关于此事始末的记载都相互矛盾。朝吴，是蔡国的大夫；蔡公，是公子弃疾；子干，是公子比；观从，是弃疾的儿子。郏敖死的时候，公子比先前已经逃奔到晋国。灵王即位后，灭掉了蔡国，封弃疾为蔡公，朝吴在那里。观从怀疑父亲弃疾会被诛杀，逃奔到蔡国，因此得以侍奉朝吴，那么观从不过是旅人罢了。蔡国以整个国家作为封邑，土地不能说不广阔；弃疾作为公子拥有一个国家，力量不能说不强大。观从如果不是专权楚国的人，怎么能假借弃疾的命令，从国外召来公子比，在国内胁迫弃疾并与他结盟呢？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权柄就在观从手中，弃疾就无能为力了，怎么能让蔡国人再次聚集想要捉拿观从，观从辩解后才得以释放呢？朝吴又教唆他的部众拥戴蔡公，并召来两位公子结盟。即使这是事实，这也是朝吴与观从共同谋划，畏惧国人不服从，所以假借弃疾的名义来安定局势。等到他们进入楚国，才说蔡公杀了太子，公子比做了国君，弃疾做了司马。那么，让公子比做国君的，是公子比自己争取的吗？是观从做的吗？是弃疾命令的吗？那些说让观从在干谿跟随军队的话，是公子比说的吗？是弃疾说的吗？这些都不可明了。弃疾先前袭击他而他逃跑，召他回来而他结盟，一切都听从观从，那么观从在干谿跟随军队，还等待谁的驱使呢？这些都与最初的言论不同。推究传文的意图，观从只是想报复灵王以洗雪父亲的仇恨罢了。弃疾可以胁迫而顺从，那么就不是不能与他作乱的人，为什么不就近利用弃疾，却远求公子比呢？查考《春秋》经文只记载“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是因为晋国有支持。如果是观从召他回来，就应当像传国逆例那样记载为“入”，不能称为“自”。根据《公羊传》的说法，灵王无道，建造干谿的台，三年没建成。楚公子弃疾胁迫公子比而立他为君，然后对在干谿服役的人说：“这里已经立了新君，后回来的人不能恢复他的田地和家园。”众人罢散离去，灵王于是自缢而死。这话比较接近事实。用《公羊传》的话来考证经文，那么公子比是听说蒍氏等人作乱，借助晋国的援助回来，不是观从召他回来的。弃疾有篡弑的意图，不敢自己行动。共王的儿子中，公子比排在灵王之后，弃疾最年幼，于是按次序胁迫立公子比，逼迫杀死灵王，把罪责归给公子比，杀了他以自立。公子比在《春秋》中获罪，是因为不能以死抗拒弃疾而做了国君，也不是观从做的。如果公子比不被立，那么灵王就不会立刻死，所以经文以公子比为主谋弑君。公子比应当被弑，然后纠正弃疾的罪过，记载说“公子弃疾杀公子比”，按照当上国君的言辞来说，那么弃疾的罪恶也就无处逃避了。凡是传文的言辞都不可依据。观从开始谋划时不与弃疾合作，而从国外召来子干，他拥戴弃疾并结盟，是不得已的。子干已经做了国君，而灵王死了，没有不称心的，那么杀死弃疾就随他意了，为什么还要向子干谋划，并向弃疾请求呢？既然知道弃疾曾经想对自己不利，杀了他所拥立的人并召他回来，观从能杀君以报父仇，不是不智而苟且求得的人，为什么敢听从他的召唤，而在卜尹那里拘泥呢？这件事也不合理，尤其可以看出前面言论的荒谬。叔向的话与楚国的事相互印证，难道完全预先知道吗？子干也是共王的儿子，如传文所说，有观从为他先导，率领国人共同听从他，不能说没有宠幸、没有主心骨、没有谋略、没有民众。当他刚回来时，没有意图弑杀灵王，怎么能说是经历五难而弑杀旧君呢？弃疾起初没有看到他对楚国有德，只是观从召子干于国外而胁迫他，没有看到有援助的人，那么怎么能说他是有德与民众呢？他获得神助的事，从压纽来说，这是楚国的私卜，必定不是晋国所能知道的。认为他尊贵而居常位，又是荒谬的。如果认为他宠贵，传文本来就说共王没有嫡长子，那么公子比和弃疾都是庶子，传文同样认为他们是宠子，又为什么独独尊贵弃疾而轻视公子比呢？凡是大夫、公子出奔而返回国家，不是国内有主人召他，就是借助外援而接纳他。公子比从晋国回来，应当是叔向所知道的，因为经文记载“从晋国回到楚国”，那么晋国有支持，不能说离开晋国而不送；因为传文记载观从以蔡公的命令召公子比，那么楚国有主人，不能说回到楚国而不迎接。两者都不恰当，这也不是叔向的话，是附会的话。

八月甲戌，诸侯在平丘结盟。

鲁公不参加结盟。

晋国人将要重申盟约，齐国人不同意。晋侯派叔向告诉刘献公说：“齐国人如果不结盟，怎么办？”刘献公回答说：“结盟是为了确立信用，您如果有信用，诸侯就不会有二心，担心什么呢？用文辞告知他们，用军队督促他们，即使齐国不允许，您也就足够了。天子的老臣，请率领王赋，精锐战车十乘，来先行出发，快慢由您决定。”叔向告诉齐国说：“诸侯寻求结盟，已经在这里了，现在您不认为有利，我们国君为此请求。”齐国人回答说：“诸侯讨伐有二心的人，就有重申盟约。如果都服从命令，何必重申盟约？”叔向说：“国家的败坏，是有事情而没有功业，事情就不合常理；有功业而没有礼仪，合乎常理就不有序；有礼仪而没有威严，有序就不恭敬；有威严而不彰显，恭敬就不明白。不明白就抛弃恭敬，百事不能完成，这是倾覆的原因。所以明王的制度，让诸侯每年聘问以记录功业，隔年朝见以讲习礼仪，再次朝见而会盟以显示威严，再次会盟而结盟以彰显明白。记录功业于友好，讲习礼仪于等级，显示威严于众人，彰显明白于神明。自古以来，没有谁失去这些。存亡之道，常常由此兴起。晋

译礼由主盟者主持，担心事情不能善终，所以进献齐地牺牲，并告知各位诸侯，以求事情圆满结束。齐侯说：“我必定废除盟约，哪里还谈得上齐地牺牲呢？”请国君自行考虑。”我们国君已经听到命令了。齐国人害怕，回答说：“小国提出意见，大国加以裁断，怎敢不听从？既然已经听到命令，我们恭敬地前往，快慢由国君决定。”叔向说：“诸侯之间已有嫌隙，不能不向众人展示军威。”八月辛未日，整顿军队，竖起旗帜但不加飘带。壬申日，又给旗帜加上飘带。诸侯们对此感到畏惧。邾国人和莒国人向晋国控告说：“鲁国早晚都在攻打我们，我们几乎灭亡了。我们不能进贡，是因为鲁国的缘故。”晋侯不见鲁公，派叔向来辞谢说：“诸侯将在甲戌日结盟，我们国君知道不能侍奉您了，请您不要劳驾。”子服惠伯回答说：“国君相信蛮夷的控告，断绝兄弟之邦，抛弃周公的后代，这也由国君做主。我们国君已经听到命令了。”叔向说：“我们国君有战车四千乘，即使依仗无道行事，也一定令人畏惧，何况是遵循正道，还有什么敌人？牛虽然瘦弱，但压在猪身上，难道还怕不死吗？南蒯、子仲的忧患，难道可以抛弃吗？如果率领晋国的军队，使用诸侯的兵力，凭借邾、莒、杞、鄫的愤怒，来讨伐鲁国的罪行，消除这两方面的忧患，有什么求取而不能成功的呢？”鲁国人害怕，听从了命令。甲戌日，在平丘共同结盟，齐国臣服了。

译前言：晋国在虒祁建成宫室，诸侯前来朝见却怀有二心，为鲁国夺取郠地，打算联合诸侯前来讨伐，但吴国没有到来，所以再次征召诸侯，在平丘会合诸侯。齐国本来已经与会了，自从十一年齐国在厥憖削弱了防地以来，中间未曾有过嫌隙。现在齐侯推辞参加会盟，只是说没有二心，那么就不必重新结盟，不仅齐国不必盟誓，诸侯都不必盟誓，为什么说齐国臣服了呢？这是《左传》被“以同盟作为臣服异己”的观念所蒙蔽，所以强行编造说辞。根据后文所说“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这次在平丘再次会盟，大概是认为应当为陈、蔡两国谋划，所以楚国害怕而迅速归还了它们。再次朝见然后会盟，用来显示威势，这是天子六年五次朝见一次的规定；再次会盟然后结盟，用来彰显昭明，这又是六年天子按时巡行的规定。这些都不是诸侯所能做的，这是霸主根据时宜，假借明王的制度，叔向本来就已经荒谬了，而《左传》记录它，难道就真的认为这样是对的了吗？

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

隐太子之子庐回到蔡国，是合乎礼的；悼太子之子吴回到陈国，是合乎礼的。

《春秋》记载“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在还没有恢复国家之前就先用爵位称呼他们，大概是不认可楚国灭掉他们，而又有擅自封立的意思，这难道是所谓的礼吗？

冬十月〇蔡灵公

冬十月〇蔡灵公，是合乎礼的。

楚国先前灭掉陈国，〇陈哀公，后来灭掉蔡国，而灵公还没有〇，所以吴国归还了蔡国而〇立他。这是常事罢了，《左传》却唯独认为合乎礼，难道也是因为楚国〇立他的缘故吗？这不足以说明体例。杜预认为担心楚国所封立的人不能与诸侯相比，所以明确说明，这不是《左传》的本意。

十四年春，意如从晋国回来。

十四年春，意如从晋国回来，是尊崇晋国、归罪于自己的表现。尊崇晋国、归罪于自己，是合乎礼的。鲁国大夫因国事被拘捕，都记载“至”，为什么说尊崇晋国、归罪于自己呢？齐国人拘捕单伯，单伯从齐国回来；晋国人拘捕我国使者叔孙婼，婼从晋国回来，为什么不说呢？这也是《左传》不理解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只写名字的意义，每次都用舍弃族名的意思来推测罢了。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谳》卷八 宋叶梦得撰《昭公》

十五年

秋，晋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

晋荀吴率领军队讨伐鲜虞，包围鼓国。鼓国人有人请求献出城池叛变，穆子不允许。左右的人说：“军队不劳累，就可以得到城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穆子说：“我听叔向说过：‘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常理，百姓就知道该怎么做，事情没有不成功的。’有人用我的城池叛变，是我非常厌恶的。别人把城池送来，我独自喜好什么呢？奖赏我非常厌恶的事，那我所喜好的又是什么呢？如果不奖赏，就是失信，凭什么庇护百姓？有能力就前进，否则就退却，量力而行。我不能因为想要城池而亲近奸邪，这样损失会更多。”让鼓国人杀死叛变的人并修缮守备。包围鼓国三个月，鼓国人有人请求投降。让他们的百姓出来，说：“还有食物和颜色，暂且修缮你们的城墙。”军吏说：“得到城池却不占领，使百姓劳苦而使军队疲惫，凭什么侍奉君主？”穆子说：“我正是在侍奉君主。得到一个城邑却教唆百姓懈怠，将要城邑何用？用城邑换取懈怠，不如保全旧有的。换取懈怠没有结果，抛弃旧有的不吉祥。鼓国人能侍奉他们的君主，我也能侍奉我的君主。遵循道义不失误，喜好和厌恶不违背常理，城池可以得到而百姓知道道义所在，有赴死的决心而没有二心，不也可以吗？”鼓国人报告食物耗尽力量用尽，然后才占领它。攻克鼓国后返回，没有杀一个人，把鼓子防鞮带回来。《左传》十二年说晋国向鲜虞借道灭掉肥国，把肥子绵皋带回来。现在说讨伐鲜虞包围鼓国，杜预认为肥国是白狄，鲜虞和鼓国是它的分支，那么两国自然不同，就像赤狄有潞氏、甲氏一样。现在经文说讨伐鲜虞，怎么能说是包围鼓国呢？鲜虞作为白狄的分支，本来没有依据，解说的人只是根据赤狄的种族已经灭绝来推测罢了，这种说法不一定正确。我认为鲜虞是燕、晋之间的小国，像廧咎如之类，昭公以后逐渐强大，稍微能成为晋国的祸患，所以十二年才开始在经文中记载讨伐，从此直到哀公一共四次讨伐，晋国最终未曾得志。《左传》在十二年讨伐之前先说灭掉肥国，在这里又说灭掉鼓国，都没有依据，恰好扰乱了经文。

十二月，晋荀跞前往周王室，安葬穆后，籍谈作为副使。既〇除丧，用文伯宴请，酒樽用鲁国的壶。周王说：“伯氏，诸侯都有用来镇抚王室的东西，唯独晋国没有，为什么呢？”文伯作揖，籍谈回答说：“诸侯受封时，都从王室接受明器，用来镇抚他们的社稷，所以能向天子进献彝器。晋国居住在深山，与戎狄为邻，而且远离王室，天子的威灵达不到，拜谢戎狄尚且来不及，凭什么进献器物？”周王说：“叔氏忘记了吗？叔父唐叔，是成王的同母弟弟，难道反而没有分封吗？密须的鼓和大路，是文王用来大举搜捕的；阙巩的铠甲，是武王用来攻克商朝的。唐叔接受了这些，用来镇守参虚之地，匡正拥有戎狄。后来襄公的两辆车、钺、秬鬯、彤弓、虎贲，文公接受了这些，用来拥有南阳的田地，安抚征伐东夏，这不是分封又是什么？有功劳而不废弃，有业绩而记载，用土地来供奉，用彝器来安抚，用车服来表彰，用文章来阐明，子孙不忘记，这就是所谓的福。福泽不能登上，叔父在哪里呢？而且从前你的高祖孙伯黡，掌管晋国的典籍，作为大政，所以叫籍氏。等到辛有的两个儿子董之，晋国于是有了董史。你，掌管典籍的

译“后代啊，为什么忘记了它？”籍谈无法回答。宾客退出后，周王说：“籍谈恐怕没有后代了吧？列举典章却忘记了自己的祖先。”籍谈回去，把这事告诉了叔向。叔向说：“周王恐怕不能善终吧？我听说，所喜好的一定会最终导致那样的结果。现在周王以忧患为乐，如果最终因忧患而死，就不能说是善终。周王一年之内竟有两次三年的丧事，在这种情况下却以丧事中的宾客设宴款待，又索要常备的礼器，以忧患为乐到了极点，而且不合礼制。常备礼器的到来，是因为有美好的功绩，而不是因为丧事。三年的丧期，即使是尊贵的人也要穿满丧服，这是礼制。周王虽然没能穿满丧服，就过早地宴饮作乐，这也是不合礼制的。”

译传记中的这番话，其意旨难道是说周王不能善终吗？这一说法是为了给后来王室发生动乱埋下伏笔。所谓“三年之丧”的两件事，是指穆后和太子寿。按照礼制：父亲为长子服丧，因为长子是正统继承人，所以服斩衰三年；而丈夫为妻子服丧，则只服一年，怎么能一并说成三年之丧呢？杜预知道这不对，于是说：“天子废除为期一年的丧服，只服三年之丧，所以皇后虽然只服一年，也统称为三年之丧。”既然说废除一年之丧，那么即使是皇后也不该服丧了。除去丧服后举行宴乐，固然未必合乎道义，怎么反而用三年之丧的标准来责备他呢？所谓“三年之丧，即使尊贵也要服满”的说法，也不应当用非三年之丧的情况来责备他服满丧期。我认为叔向因为周王除去丧服就举行宴乐，忘记了这是为太子服丧而讥讽他，这是可以的，但不能把皇后的丧礼也混为一谈。传文想要成就王室动乱的预言，所以又为此寻找借口，这未必是叔向的本意。

十六年春

楚子诱骗戎蛮子并杀了他

楚子听说蛮氏发生动乱，又知道戎蛮子没有作为人质，便派然丹诱骗戎蛮子嘉并将他杀死，于是占领了蛮氏，后来又立了戎蛮子的儿子，这是合乎礼制的。经文记载“楚子诱骗戎蛮子并杀了他”，这与记载“诱骗蔡侯般并在申地杀了他”是一样的，诱骗别国君主并杀害他，罪恶深重。传文看到灭掉蔡国，却没看到灭掉戎蛮子，所以认为这是合乎礼制的，不知道贬斥在于“诱骗”而不在于“灭国”，诱骗别人的父亲却立他的儿子，还足以称为合乎礼制吗？

九月大雩

九月大雩是因为干旱

不对，解释已见于前文

十七年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祝史请示祭祀所用的币帛。昭子说：“日食发生时，天子不举乐，在社坛击鼓；诸侯在社坛用币帛祭祀，在朝廷击鼓，这是礼制。”平子反对说：“停止吧。只有在正月朔日，邪气尚未发作，日食发生时，才击鼓、用币帛，这是礼制。其他时候则不行。”太史说：“就在这个月。太阳过了春分而未到夏至，日月星辰发生灾变，这时百官降低规格，国君不举乐，避开正殿移居偏殿，奏乐击鼓，祝史用币帛，史官用辞令。所以《夏书》说：‘星辰不聚集在房宿，乐师击鼓，啬夫奔驰，庶人奔走。’这就是指这个月的朔日。相当于夏历四月，称为孟夏。”平子没有听从。昭子退下后说：“夫子将有异心，不再把国君当作国君了。”

昭子关于天子诸侯礼制的说法是对的，但说只在正月使用，那么太史和平子都错了。所谓正月，是建巳的纯阳之月，即周历六月，夏历四月。这时阳气已极而阴气未萌，所以说邪气尚未发作。平子虽然知道这个说法但不尽懂其义，又用周历来推算，认为这个六月不是四月，所以太史辩解说：“太阳过了春分而未到夏至。”意思是过了春分而未到夏至。这说正月是对的，但说礼制必须在这个月实行则是错的。考察《夏书》“星辰不聚集在房宿”，是以季秋来说的，那么先王的礼制不仅仅在四月，凡是日食都举行仪式。经文记载日食三十六次，其中说击鼓用牲于社的只有三次。其中两次都在六月，可见袭用太史之言，只在建巳之月实行是错误的。另一次在九月，可见其他三十三次都不举行，唯独这一次举行是合乎礼制的，以此来显示正统。传文不知道这些而被太史的话迷惑，所以错误地引用庄公二十五年作为例子，解释已见于前文。

秋郯子来朝

秋天，郯子来朝见。鲁公与他宴饮。昭子问郯子，说：“少皥氏以鸟名官，这是什么缘故？”郯子说：“这是我的祖先，我知道。从前黄帝氏以云纪事，所以设云师而用云命名；炎帝氏以火纪事，所以设火师而用火命名；共工氏以水纪事，所以设水师而用水命名；太皥氏以龙纪事，所以设龙师而用龙命名。我的高祖少皥挚即位时，凤鸟恰好到来，所以以鸟纪事，设鸟师而用鸟命名。凤鸟氏，掌管历法；玄鸟氏，掌管春分；伯赵氏，掌管夏至；青鸟氏，掌管立春；丹鸟氏，掌管立秋。祝鸠氏，掌管司徒；鴡鸠氏，掌管司马；鸤鸠氏，掌管司空；爽鸠氏，掌管司寇；鹘鸠氏，掌管司事。五鸠，是聚集百姓的官员。五雉是五工正，制作利器，校正度量衡，安抚百姓。九扈是九农正，防止百姓淫逸。自颛顼以来，不能以远事纪事，便以近事纪事，为百姓做表率而用民事命名，是因为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孔子听说后，去见郯子并向他学习。随后告诉别人说：“我听说‘天子失去官职，学问流散到四方蛮夷’，确实可信。”考察后来蔡墨说：“少皥氏有四个叔父，重做勾芒，该做蓐收，修和熙做玄冥。”这就是所谓的木正、金正、水正，这也见于其他书籍，应该可信。没听说他们以鸟为名，郯国在中国，既然是少皥氏的后代，就不能算是四方蛮夷，他们的说法与孔子的话都近乎荒诞，不足信。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

九月丁夘，晋荀吴率领军队从棘津渡河，派祭史先用牲口在洛水祭祀。陆浑人不知道，军队跟随他们。庚午，于是灭掉陆浑，列举他们背叛晋国而依附楚国的罪状。陆浑子逃往楚国。

国家灭亡而国君不见记载的，是死在位上，那么陆浑子怎么能又逃往楚国呢？大概是传文不知道灭国的体例，解释已见于前文。

楚人及吴战于长岸

在长岸作战，子鱼先死，楚军随后，大

译楚军击败吴军，俘获了吴国君主的乘舟“余皇”。楚军派随军人员和后到的部队看守这艘船，在船周围挖壕沟直到见泉水，填满隧道并堆放炭火，列阵等待命令。吴国公子光向众人请求说：“丢失先王的乘舟，难道只是我的罪过吗，大家也有责任。请让我借取它来挽救危局。”众人答应了。公子光派三个长胡子的人潜伏在船边，说：“我呼喊‘余皇’，你们就应答。”楚军夜间跟随他们。三次呼喊都依次应答，楚军跟着去杀他们，楚军因此混乱，吴军大败楚军，夺回余皇船回国。《春秋》记载“楚军与吴军在长岸交战”，这就像文七年“与秦军在令狐交战”一样，事情发生在同一时间，不因前后胜负而互相抵消。现在这里先说楚军击败吴军，后说吴军击败楚军，事情结束后自然应当各自记载，不能按照战例的惯例来书写。大概《左传》曾听说过交战双方互有胜负则书“战”的说法，但不详知其义，所以想用前后胜负两方面的情况作为解释，这其实是错误的。

译鲁襄公十八年

七月，郑国的子产因为火灾的缘故，大规模地举行社祭，在四方进行祓除禳灾的仪式，以驱除火灾，这是符合礼制的。于是简阅军队，举行大规模搜捕，准备进行扫除灾祸的仪式。子大叔的宗庙在道路南面，他的寝宫在道路北面，庭院狭小，超过了规定的日期三天。子大叔让扫除的役夫陈列在道路南面、宗庙北面，说：“子产经过你们这里，如果命令你们快速扫除，就在你们的乡里进行毁坏。”子产早晨经过时对此感到愤怒。扫除的人向南毁坏，子产到达冲地时，让随从制止他们，说：“在北方毁坏。”按照《左传》十二年的记载，郑简公去世，准备为丧事扫除，到达游氏的宗庙，将要毁坏它。子大叔让他的扫除役夫拿着工具站立，而不让他们毁坏，说：“子产经过时问为什么不毁坏？”于是回答说：“不忍心毁坏宗庙。好吧，将要毁坏了。”最终没有毁坏。《左传》认为君子因此称赞子产懂得礼制，礼制中不存在毁坏他人来成全自己的做法。子大叔就是世叔游吉，都是游氏的宗庙，为什么以前不让他们毁坏，现在却愤怒地一定要让他们毁坏呢？以前因为简阅军队尚且不毁坏，现在却为了搜捕而毁坏，如果以前是懂礼，那么现在就是不懂礼吗？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左传》杂记所听到的传闻，不能辨别真伪就再次记录，也可以看出它追求广博而不精审的情况就是这样。

鲁襄公二十年

秋天，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公孟絷。

卫国的公孟絷轻慢齐豹，夺取了他司寇的职位和鄄地，有战事时就归还给他，没有战事时就收回。公孟絷厌恶北宫喜、禇师圃，想要除掉他们。公子朝与襄夫人宣姜私通，害怕而想借此作乱，所以齐豹、北宫喜、禇师圃、公子朝发动叛乱。起初，齐豹把宗鲁推荐给公孟絷，让他担任陪乘。将要作乱时，齐豹对宗鲁说：“公孟絷的不好，你是知道的。不要陪他乘车，我将要杀他。”宗鲁回答说：“我通过您侍奉公孟絷，您借用了我的名声，所以他不疏远我。虽然他不好，我也知道；但是因为利益的原因，不能离开，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听说有难就逃跑，这是欺骗您。您去行事吧，我将为他而死，以周全地侍奉您，然后死在公孟絷手里，这样是可以的。”丙辰日，卫侯在平夀，公孟絷在盖获门外举行祭祀。齐氏在门外设置帷帐并埋伏甲士，让祝鼃把戈放在车薪里以挡住门，派一辆车跟随公孟絷出去，让华齐为公孟絷驾车，宗鲁陪乘。到达闳巾时，齐氏用戈攻击公孟絷，宗鲁用背部掩护他，手臂被砍断，戈击中公孟絷的肩膀，两人都被杀死。卫侯听说发生叛乱，乘坐轻车从阅门进入，庆比为卫侯驾车，公南楚陪乘，派华寅乘坐副车。到达公宫时，鸿駵魋为卫侯驾车，卫侯带着宝物出去。禇师子申在马路的十字路口遇到卫侯，于是跟随他。经过齐氏的住所，让华寅赤身露体拿着伞盖以挡住缺口。齐氏射卫侯，箭射中公南楚的背部，卫侯于是逃出去。华寅关闭城门，翻墙跟随卫侯。卫侯逃到死鸟，析朱鉏连夜从墙洞逃出，徒步跟随卫侯。齐侯派公孙青出使卫国。公孙青刚出城，听说卫国发生叛乱，派人询问出使的对象。卫侯说：“还在国境之内，就是卫君。”于是公孙青就准备执行使命。于是跟随卫侯到死鸟，请求执行使命。卫侯推辞说：“逃亡的人没有才能，失去了社稷，流落在草莽之中，您不必辱没君命。”公孙青说：“我们国君在朝廷上命令下臣说：‘顺从那里的执事者。’我不敢有二心。”卫侯说：“您如果恩惠地顾念先君的友好，光临敝邑，镇抚我们的社稷，那么还有宗庙在。”于是公孙青停止执行使命。卫侯坚决请求接见他，没有得到允许，就用良马拜见，这是因为没有传达使命的缘故。卫侯把良马送给公孙青作为车马费。公孙青将要击柝报时，卫侯推辞说：“逃亡者的忧虑，不能连累您；草莽之中，不足以辱没您的随从。大胆推辞。”公孙青说：“我们国君的下臣，是您的牧圉之臣。如果不能获得抵御外敌的职责，这就是不尊重我们国君。我害怕不免于获罪，请让我免除死罪。”亲自拿着铎，整晚参与燎祭。齐氏的家臣渠子召见北宫喜，北宫氏的家臣没有参与谋划，杀死了渠子，于是攻打齐氏，灭掉了他。丁巳日晦日，卫侯回国，与北宫喜在彭水之上结盟。秋天七月戊午日朔日，于是与国人结盟。八月辛亥日，公子朝、禇师圃、子玉霄、子髙鲂出逃到晋国。闰月戊辰日，杀死了宣姜。卫侯赐给北宫喜谥号叫贞子，赐给析朱鉏谥号叫成子，并把齐氏的墓地赐给他们。卫侯向齐国报告安宁，并且提到子石。齐侯将要饮酒，遍赐大夫，说：“这是你们各位的教导。”苑何忌推辞说：“参与了公孙青的赏赐，必定会涉及他的惩罚。《康诰》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在群臣之中，我敢贪图君赐而冒犯先王吗？”琴张听说宗鲁死了，将要前往吊唁。孔子说：“齐豹是盗贼，而孟絷是贼人，你吊唁什么呢？君子不吃奸邪之食，不接受叛乱之物，不因为利益而陷入邪曲，不因为邪曲而对待他人，不掩盖不义，不触犯非礼。”《春秋》记载“盗贼杀死了卫侯的哥哥絷”，盗，是对贱者的称呼。齐豹确实是司寇，为什么不写他的名氏而称他为盗呢？大概《左传》是为了寻求名声不得的说法，说《春秋》所记载的就是这样。所谓重视名声，是说他的善行足以被世人称颂。国家的正卿，不能遵守礼制，扰乱国家的纲纪，而杀死了国君的哥哥，不畏罪而逃跑，那么国君将要讨伐他了，这哪里足以成为名声呢？有人说：“齐豹已经离开了司寇的职位，所以以盗来记载。”栾盈、良霄虽然离开了大夫的职位，晋国、郑国杀了他们，只是不说大夫，没有听说他们被称为盗。而且公孟絷，只是卫侯的哥哥罢了，怎么能夺取卿的官职和封邑，又从而归还给他、收取他，而

译豹难道没有不听命的吗？这是事理上必然不会发生的情况。记载豹事迹的传记，大多杂乱无章、不符合事实。比如说他杀了宣姜，赐予北宫喜、析鉏谥号，姜是襄公的夫人，灵公的嫡母，虽然有人说她与公子朝私通，图谋害死灵公，难道会杀死自己的嫡母吗？这真是诡异得令人震惊。北宫喜本来就是豹的党羽，他灭掉齐氏，事情是由他的家宰策划的，并非出自北宫喜本人，这怎么足以称为忠贞呢？况且人还没死就赐给他谥号，也不符合人之常情。杜预认为都是人还没死就赐谥号，传记是最后统一叙述的，这种说法用来补救传记的疏漏是可以的，但考察传记的本意则并非如此。大概这与赠送仲子车马财物的人情况相同。

译鲁襄公二十二年

夏季四月乙丑日，周天子驾崩。六月，叔鞅前往周天子都城，〇（这是）周景王。

叔鞅从周天子都城回来，谈论王室发生动乱的事。闵马父说：“王子朝必定不能成功，他所依靠的人，是上天所废弃的。”

传文解释王室动乱，并用叔鞅的话来证明，意思是周天子没有报告战败，是因为通过叔鞅才得知此事，没有明确的主体名称，所以杜预认为承接叔鞅的话来记载，因此只说“乱”。根据传文的体例，战败不报告，战胜不报告攻克，不在防地书写。现在周天子既然没有报告战败，可以根据叔鞅的话来书写吗？大概是传文不理解书写“乱”字的含义，而胡乱编造言辞，所以也胡乱设定体例。况且闵马父说：“王子朝必定不能成功。”那么鲁国人本来就知道作乱的是王子朝，为什么叔鞅反而不知道呢？

冬季十月，王子猛去世

十一月乙酉日，王子猛去世【乙酉日在十一月，经文记载在十月是错误的】，因为未能完成丧礼。没有满一年的君主，按照礼制自然应当称“子”并连名。杜预说：“未能完成丧礼，解释为什么不称‘王崩’。”既然没有称王，自然就不能称“王崩”，有什么可疑而设立体例呢？推测传文的意思，大概是认为前面称“王猛”，以为曾经称王，所以现在因为未能完成丧礼而改称“王子猛”。这不仅不知道书写“子”的含义，也本来就不懂前面书写“王”的含义。

鲁襄公二十三年春季，周历正月，叔孙婼前往晋国。癸丑日，叔鞅去世。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人叔孙婼。

邾国人修筑翼城，准备从离姑撤回。公孙鉏说：“鲁国将要抵御我们，想从武城撤回，沿着山向南走。”徐鉏、丘弱、茅地说：“道路低洼遇到下雨，将无法走出，这就不能回去了。”于是从离姑撤回。武城人堵塞了他们的去路，砍断他们后面的树木但没有完全切断。邾国军队经过时，就推倒树木绊倒他们，于是俘获了邾国军队，抓获了鉏、弱、地。邾国人向晋国控告，晋国人前来责问。叔孙婼前往晋国，晋国人拘捕了他。经文说：“晋国人拘捕了我国出使的人叔孙婼。”意思是说他是使者。

传文记载邾国人修筑翼城在庚戌日晋国军队撤回之后，经文记载叔孙婼前往晋国在癸丑日叔鞅去世之前。从庚戌日到癸丑日只有四天，邾国人撤回并在鲁国战败，又前往晋国控告。晋国人因为邾国人的控告前来责问，叔孙婼因为晋国人的责问前往晋国。四天之内，真的能办成这些事吗？杜预说俘获邾国军队没有记载，因为不是公室的命令，这是对的，然而不应该如此神速，那么俘获邾国军队本来就不一定发生，叔孙婼被拘捕，或许是因为其他使事。

秋季七月

戊辰日，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

戊辰日是晦日，在鸡父交战。吴王用三千罪犯先攻击胡、沈和陈，三国争夺他们。吴国分为三军跟在后面，中军跟随吴王，公子光率领右军，掩余率领左军。吴国的罪犯有的逃跑有的停止，三国混乱，吴国军队攻击他们，三国战败，俘获了胡、沈的国君以及陈国大夫。释放胡、沈的囚犯，让他们逃往许国和蔡国、顿国，说：“我们的国君死了！”军队喧哗着跟随他们，三国军队逃跑，楚国军队大败。《春秋》说：“胡子髠、沈子逞灭亡，俘获陈国大夫夏齧。”这是君臣的措辞。不说“战”，因为楚国没有列阵。

经文记载“吴国在鸡父打败了顿、胡、沈、蔡、陈、许的军队”，而没有提到楚国。如果真像传文所说楚国没有列阵，那么其余六国都列阵了。根据传文体例，都列阵称为“战”，没有列阵称为“败某师”，不应该因为楚国没有列阵，而六国都记载为“败”。用传文考证，吴国在钟离抵御楚国军队，而六国在鸡父战败，两地本来不同。应当是子瑕去世，楚国军队停留在钟离没有前进，吴国单独与六国在鸡父交战，趁他们不同心，都没有列阵就攻击他们，楚国实际上没有参与，所以不记载。所谓“楚国必定大败”、“楚国军队大败”、“楚国没有列阵”，都是胡说。

鲁襄公二十四年

秋季八月大雩

秋季八月大雩是因为干旱

不对，解释已见于前

冬季吴国灭亡巢国

楚王建造水军来侵犯吴国边境，沈尹戌说：“这次行动，楚国必定会丢失城邑。不安抚百姓却使他们劳累，吴国没有行动却去催促它，吴国跟随楚国，而边境没有防备，城邑能不丢失吗？”越国大夫胥犴在豫章的水湾慰劳楚王。越国公子仓归还给楚王乘船，仓和寿梦率领军队跟随楚王，楚王到达圉阳就返回了。吴国人跟随楚国，而边境的人没有防备，于是吴国灭亡了巢国和钟离就返回了。

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巢国说“灭”那就是国家了，不是城邑。传文错误地把巢国当作城邑，所以记载沈尹戌的话，也不能详细，说是丢失城邑。

鲁襄公二十五年

秋季七月上辛日大雩，季辛日又雩

经文记载秋季两次雩祭是因为干旱严重

经文记载秋季七月上辛日大雩，那么已经下雨了。相隔不到二十天又干旱严重，这大概是有目的的作为。《公羊传》说“聚集众人以驱逐季氏”是对的，所以再次书写“自”，可以看出不是因为干旱。传文大概不知道书写雩祭的体例，所以在这里再次失误。

鲁襄公二十六年春季

三月，鲁公从齐国回来，居住在郓

夏季，鲁公围攻成地

秋季，鲁公与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鄟陵结盟。

夏季，齐侯将要护送鲁公回国，命令不要接受鲁国的贿赂。申丰跟随女贾，带着两匹锦缎，〇（价值）一如瑱，前往齐军，对子犹的家臣高齮说：“能贿赂子犹，做高氏的后人，给粟米五千庾。”高齮把锦缎给子犹看，子犹想要。高齮说：“鲁国人买的，一百两一布，因为道路不通，先送进财物。”子犹接受了

译（有人）对齐侯说：“群臣不为鲁君尽力，不是不能侍奉君主，而是另有原因。宋元公作为鲁君的使者前往晋国，死在曲棘；叔孙昭子请求接纳鲁君回国，没有生病却死了。不知道是天抛弃了鲁国呢？还是鲁君得罪了鬼神，所以落到这个地步？您如果驻军在曲棘，让群臣跟随鲁君去占卜。如果吉利，军队就能成功，您如果继承这个势头，就没有谁能抵挡了。如果不成，您也不会受辱。”齐侯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公子鉏率领军队跟随鲁君。成地的大夫公孙朝对平子说：“有都城才能保卫国家，请让我接受齐国的军队。”平子答应了他。公孙朝请求送人质，平子不答应，说：“有信用就足够了。”公孙朝对齐军说：“孟氏是鲁国的败坏之家，对成地逼迫太甚，我们无法忍受，请求在齐国卸下重担。”齐军包围了成地。成地的人攻打在淄水饮马的齐军，说：“这是为了震慑众人。”鲁国在成地做好防备后才报告说：“无法抵挡众人。”鲁军与齐军在炊鼻交战。

译丰贾，杜预认为他是季氏的家臣，就像梁丘据一样。齐侯夺取郓地想要安置鲁昭公，虽然按礼法不应记载，却特别记载了。如今率领军队跟随昭公，成地的人拒绝他们，却在炊鼻交战，为什么《春秋》经文对此几乎没有记载呢？查考经文只记载了“夏季，昭公包围成地”，接着记载“秋季，昭公会同齐侯、莒子、邾子、杞伯在鄟陵结盟”，《左传》说：“这是谋划让昭公回国。”如果像梁丘据所说，齐侯想要接纳昭公，而梁丘据请求先让群臣占卜，没有成功则君主不受辱。现在包围成地没有攻克，可以说是没有成功了，齐侯为什么反而会同诸侯谋划接纳昭公呢？这不仅自相矛盾，而且经文没有不同的文字记载，应当是没有这回事的。

九月庚申日，楚平王去世。令尹子常想要立子西为君，说：“太子壬年幼，他的母亲不是正妻，王子建实际上是聘娶的。子西年长且喜好善行，立年长的则顺应，建善则治理得好。君王顺应国家治理得好，难道可以不致力于此吗？”子西愤怒地说：“这是扰乱国家并憎恶君王啊！国家有外援，不可轻慢；君王有正妻所生的继承人，不可扰乱。败坏亲情招致仇敌，扰乱继承人是不吉利的。我承受这个名号，即使拿天下贿赂我，我也更加不从。楚国要做什么？一定要杀了我这个令尹！”令尹害怕，于是立了昭王。

说昭王的母亲不是正妻，那么昭王怎么能成为正妻所生的继承人呢？这大概是子西和昭王都是庶子，而子西年长，所以子常想要立他。子西因为平王已经立昭王为太子，所以不敢接受，并不是说不敢扰乱正妻所生的继承人，《左氏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齐国出现彗星，齐侯让人举行禳灾仪式。晏子说：“没有益处，只会自取其辱。天道不偏私，不改变它的命令，怎么能禳灾呢？况且天出现彗星，是为了清除污秽。君主没有污秽的德行，又何必禳灾呢？如果德行污秽，禳灾有什么损害？《诗经》说：‘只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光明地侍奉上帝，于是怀有多福，他的德行不邪僻，因此接受四方国家的归顺。’君主没有违背道德的行为，四方国家将会到来，何必担心彗星呢？《诗经》说：‘我没有所借鉴的，夏后和商朝，因为动乱的原因，百姓最终流亡。’如果德行邪僻动乱，百姓将会流亡，祝史所做的禳灾，不能补救。”齐侯高兴，于是停止了禳灾。

外国的灾祸报告了才记载，彗星是各国共同看到的，所以不等待报告就记载在经文中。现在没有记载在经文中，杜预认为是出现在齐国的分野，鲁国看不到，所以不记载。哪有齐国看到而鲁国看不到的呢？天象变化又怎么曾经以分野为界限呢？有星孛于大辰，大辰是宋国的地方，为什么也记载了呢？彗星就是孛星，这大概是十七年大辰的星变误记在这里了。

二十八年春季

昭公前往晋国，驻扎在干侯。昭公前往晋国，将要前往干侯。子家子说：“向别人有所求却就安于舒适的地方，谁会怜悯他呢？应该到边境去。”昭公不听，派人请求晋国迎接。晋国人说：“上天降祸给鲁国，君主淹留在外，君主也不让一个人屈辱地待在寡人这里，而是安于甥舅之邦，也应该派人迎接君主。”让昭公回到边境然后迎接他。

查考去年在扈地会盟，《左传》说是谋划让昭公回国，宋国、卫国都坚决请求，范献子接受了季孙的贿赂而停止。鲁国如果不告诉晋国，怎么能与诸侯共同防守呢？所谓“不让一个人屈辱地待在寡人这里”，并不是晋侯的话。

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昭公在干侯。三十年春季，周王正月，昭公在干侯。不先记载郓地和干侯，不是昭公将要征讨过错。

郓地不记载，是因为它在鲁国的邑地。干侯，在晋国的邑地。这个道理很明白，《左传》不知道却胡乱编造言辞。况且昭公失德很久了，难道到了这时才开始非议他并说他的过错吗？杜预附会郓地溃败，不采用子家子的事，更加显示他的荒谬。

三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昭公在干侯。三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昭公在干侯，说不能内外兼顾。不对，说法已见前文。

冬季，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冬季，邾国的黑肱带着滥地来投奔，地位低贱却记载名字，是因为重视土地的缘故。君子说：“名字不可不慎重，就是这样啊！有所得名却不如没有。凭借土地叛变，虽然地位低贱必定记载，土地用来命名那个人，终究是不义，不可磨灭。所以君子行动就思考礼，行为就思考义，不为利益所迷惑，不为义理所愧疚。有的人求名而不得，有的人想要掩盖而名声彰显，这是惩罚不义。齐豹做卫国的司寇，是守嗣大夫，做事不义，记载为盗贼。邾国的庶其、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带着土地出逃，只是为了求食，不求名字，地位低贱却必定记载。这两类人，是用来惩罚放肆和去除贪婪的。如果艰难自身以危险威胁大人而有名声彰显，攻难之士将会奔走效命；如果窃取城邑叛变君主以求取大利而没有名声，贪婪冒进的百姓将会尽力去做。所以《春秋》记载齐豹为盗贼，三个叛变的人记载名字，用来惩罚不义，列举邪恶无礼，这是好的志向。所以说：《春秋》的称呼，微妙而显明，委婉而明辨。上面的人能使昭明，善人受到鼓励，淫乱的人感到恐惧，所以君子珍视它。”

《左传》所记载的“君子”的话，与经文都不符合，没有值得相信的，说法已见前文。

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昭公在干侯。夺取阚地。三十二年春季周王正月，昭公在干侯，说不能内外兼顾，又不能任用人才。

记载在干侯，同一句话却有三种说法，其荒谬更加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