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公羊传谳》卷一宋叶梦得撰隐公
求其所以异者，又以最与汲汲、暨暨别之耳。防自防，盟自盟，二名本不相关。惟内辞或自我，外辞或自人，然后有防盟、有及盟，此但以别盟尔，而防盟者非向所谓礼者也。以人从我而我接之谓之及，以我从人而人主之谓之防，此乃可谓最与防侵、防伐、防围、防救之义同也。及，连辞也；防，聚辞也。乃外辞则无辨焉，直曰「盟」而已，则所谓直盟者也。及与防未有叅见者，惟不得已而假之以为义。故首止之防，尊王世子，不敢与同防，则先言「及诸侯」而后言「防王世子」；黄池之防，进吴子为两霸，则先言「防晋侯」而后言「及吴子」，以此别外防。春秋之变例，不可以通内盟也。若「及郑师伐宋」、「及宋人、衞人伐邾」、「及江人、黄人伐陈」，此又内之微者伐辞，以别于防伐者，义自不同，而公羊概欲一字齐之，所以迷而弗悟也。必以及为汲汲我欲之，则邾仪父本为与公盟，故襃而得字，是乃汲汲求于我者，我何为反书「及」乎？惟谷梁以及为内为志、防为外为志，似近之，而又不辨其为直防、直盟者。左氏于直防多言防而不盟，或以为后有盟而经不书，似谓防必有盟者，葢又不知防自防之义，而并以防盟为礼之防，其失之愈逺也。言褒其失与左氏同。传知其不可通，故又为「渐进因其可襃而襃之」之论，其説愈妄。桓书「公防邾仪父盟于趡」，何为而再字乎？
译探究它们不同的原因，又用“最”与“汲汲”、“暨暨”加以区别罢了。防就是防，盟就是盟，这两个名称本来互不相关。只有内辞有时出于自我，外辞有时出于他人，然后才有防盟、及盟的说法，这仅仅是用来区别盟约罢了，而防盟并不是前面所说的礼制。以他人顺从我而我接纳他，称为“及”；以我顺从他人而他人为主导，称为“防”，这才可以说是与防侵、防伐、防围、防救的意义相同。“及”是连属之辞；“防”是聚集之辞。至于外辞则没有区别，直接称为“盟”罢了，这就是所谓的直盟。及与防从未同时出现，只是不得已而借用它们来表达意义。所以首止的防盟，尊崇王世子，不敢与他同防，就先说“及诸侯”而后说“防王世子”；黄池的防盟，提升吴子为两霸之一，就先说“防晋侯”而后说“及吴子”，以此来区别外防。春秋的变例，不能通用于内盟。像“及郑师伐宋”、“及宋人、卫人伐邾”、“及江人、黄人伐陈”，这又是内辞中轻微的伐辞，用来区别于防伐，意义自然不同，而公羊学却想用同一个字来统一它们，所以迷惑而不醒悟。如果一定要认为“及”是急切地我想要，那么邾仪父本来是与公盟，所以褒奖而得以称字，这是急切地求于我的人，我为什么反而写“及”呢？只有谷梁学认为“及”是内为志、“防”是外为志，似乎接近正确，但却不区分直防、直盟。左氏对于直防多说防而不盟，有人认为后来有盟而经文不记载，似乎认为防必定有盟，大概又不知道防就是防的意义，并且把防盟当作礼制的防，其错误更加深远。言褒其失与左氏相同。传文知道这不可通，所以又提出“渐进因其可褒而褒之”的说法，其言论更加荒谬。桓公记载“公防邾仪父盟于趡”，为什么再次称字呢？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克之者何？杀之也。杀之，则曷为谓之克？大郑伯之恶也。曷为大郑伯之恶？母欲立之，已杀之，如勿与而已矣。段者何？郑伯之弟也。何以不称弟？当国也。其地何？当国也。齐人杀无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虽当国，不地也。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也。
段不称弟，段不能弟。荘公亦不能以弟弟之交，讥之辞也。段本非簒弑者，不得与齐无知当国并言也。不地，此内外之辨尔。在内虽当国不地，则不当国而在内者宜地矣，凡诸国书杀其大夫，何以不地乎？不当国虽在外亦不地，则当国而在外者宜地矣，蔡人杀陈佗，何以不地乎？已杀者，皆已死之辞也。何休谓：「杀于国内，祸已絶，故不地。」则杀于国外，祸亦絶矣，安能复交连邻国为内难，而必録其地乎？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恵公》、《仲子》之赗。
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隐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称夫人？桓未君也。赗者何？丧事有▯，▯者葢以马，以乘马、束帛。车马曰▯，货财曰赙，衣被曰襚。桓未君，则诸侯曷为来▯之？隐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于诸侯。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其言来何？不及事也。其言恵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礼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防也。宰周公者，非以宰氏，王之三公自应举氏。今诚宰士，岂可遂以宰为氏乎？説已见《左氏》。传既为母以子贵之论，故谓未君不称夫人，则既君当称夫人矣。乱嫡庶以开妾母之僣，尚何以言经？仲子非桓母，説已见《左氏》。隐立而告桓母之丧于诸侯，天王以七月来▯，是仲子死在隐立之后、七月之前，其▯为未缓也，安得言不及事以来起问乎？葢谓荣叔归成风含且▯不言来，来者自外至之辞，荣叔不亲至而使人致之，故不言来，非以其及事也。若然，则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禭，反可言及事乎？此葢亦以恵公仲子为两人之误也。仲子诚以微而不足録，则没而不书可矣。今既显言仲子，不得言微。宋人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经未尝不以尊者及卑者，君可以及臣，则主岂不可及妾乎？此亦强为二人而为之辞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孰及之内之微者也
两微者之盟，不志于经，畧之也。凡内辞言及而不名其人者，皆公与之盟，有所耻则讳而没公。此言宋人，实微者也。以公与微者盟为耻，是以但言及。然「公及莒人盟于包来」，见公而不没者，公欲之也。何以知之？大夫不敌公，公欲之则见公，非公欲之则没公，书法盖云尔。庄书「公及齐大夫盟于蔇」者，公所欲也；文书「及晋处父盟」者，非公所欲也。大夫犹然，况防者乎！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
公羊之学，其妖妄迂恠，莫大于黜周王鲁，以隐公托新王受命之论。其説虽起于何休，以「元年，君之始年」推之，学者犹疑此言不明见于传，或出东汉防纬之徒假公羊以附防。然至于「邾仪父盟于眛」，以称字为褒，谓因其可褒而褒之，为渐进。夫国君即位，诸侯求好而求盟，春秋之常事也，何独于隐而褒仪父哉？今于此复言「王者无外」，谓祭伯为奔，则加以有外之辞，故讳奔而不言。凡传言「王者无外」四，其二以周王言之，其一以周公言之，独此无所见。若谓亦本于周，则王子瑕固甞出奔矣，经岂讳之乎？是与前三言不同，盖为鲁辞，非周辞也。由是言之，传虽不正言王鲁，而其説则实以隐公为王，而鲁为内，非何休之私矣。《春秋》本以周室防弱，诸侯僣乱，正天下之名分，以立一王之法。若周未灭而黜之，鲁诸侯而推以为王，则啓天下乱臣贼子，乃自《春秋》始，孰谓其诬经敢至是乎？将正公羊之失，莫大于此，学者不可以不察。
公子益师卒
何以不日？远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闻见异辞之论，分三世，亦起
译夏五月，郑伯在鄢地击败了共叔段。
“克”是什么意思？就是杀了他。既然杀了他，为什么称他为“克”？是为了加重郑伯的罪恶。为什么要加重郑伯的罪恶？因为母亲想立共叔段为君，郑伯却杀了他，如果不想给他君位，干脆不给他就是了。共叔段是谁？是郑伯的弟弟。为什么不称他为“弟”？因为他参与了国政。为什么要记载地点？因为他参与了国政。齐国人杀了无知，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因为无知在国内。在国内即使参与国政，也不记载地点。不参与国政即使在国外，也不记载地点。
不称共叔段为“弟”，是因为共叔段不能尽弟弟的本分。庄公也不能以对待弟弟的礼节来对待他，这是讥讽的措辞。共叔段本来不是篡位弑君的人，不能与齐国的无知参与国政相提并论。不记载地点，这是内外之别的道理罢了。在国内即使参与国政也不记载地点，那么不参与国政而在国内的人理应记载地点了，凡是各国史书记载杀其大夫，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呢？不参与国政即使在国外也不记载地点，那么参与国政而在国外的人理应记载地点了，蔡国人杀陈佗，为什么不记载地点呢？“已杀”的，都是表示已经死亡的措辞。何休说：“杀在国内，祸患已经断绝，所以不记载地点。”那么杀在国外，祸患也断绝了，怎么能再牵连邻国成为内乱，而一定要记载地点呢？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赗礼。
“宰”是什么？是官职。“咺”是什么？是名字。为什么用官职和姓氏？宰，是士。惠公是谁？是隐公的父亲。仲子是谁？是桓公的母亲。为什么不称她为夫人？因为桓公还没有即位。赗是什么？丧事有赗，赗大概是用马，用乘马和束帛。车马叫赗，货财叫赙，衣被叫襚。桓公还没有即位，那么诸侯为什么来送赗礼？因为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以桓公母亲的丧事告知诸侯。既然如此，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说“来”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来不及处理丧事。说惠公和仲子是什么意思？是兼及两人。兼及两人，是不合礼的。为什么不说是“及仲子”？因为仲子是妾。宰周公，不是以宰为氏，天子的三公自然应该举出姓氏。现在确实是宰士，难道就可以把宰当作姓氏吗？说法已在《左氏传》中见过。传文既然主张母以子贵的理论，所以说未即位不称夫人，那么既即位就应当称夫人了。混淆嫡庶以开启妾母僭越的弊端，还怎么能说是合乎经义呢？仲子不是桓公的母亲，说法已在《左氏传》中见过。隐公即位后告知诸侯桓公母亲的丧事，周天子在七月来送赗礼，这说明仲子死在隐公即位之后、七月之前，她的赗礼并不迟缓，怎么能说来不及处理丧事而用“来”字起问呢？大概是因为荣叔送成风含玉和赗礼不说“来”，“来”是从外面到来的意思，荣叔没有亲自到来而是派人送达，所以不说“来”，并不是因为来得及处理丧事。如果这样，那么秦人来送僖公、成风的襚礼，反而可以说来得及处理丧事吗？这大概也是把惠公和仲子当作两个人的错误。仲子如果确实因为地位卑微而不值得记载，那么隐去不写就可以了。现在既然明确说出仲子，就不能说地位卑微。宋人杀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经文中从未不以尊者及卑者，君主可以及臣子，那么主人岂能不及妾吗？这也是强行当作两个人而找的借口。
九月，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谁与宋人结盟？是鲁国地位卑微的人。
两个地位卑微的人结盟，不记载于经，是略写。凡是鲁国的措辞说“及”而不指名其人的，都是国君与他结盟，有所羞耻就避讳而隐去国君。这里说宋人，确实是地位卑微的人。因为国君与地位卑微的人结盟感到羞耻，所以只说“及”。然而“公及莒人盟于包来”，出现国君而不隐去的，是因为国君愿意。怎么知道的呢？大夫不能与国君对等，国君愿意就出现国君，不是国君愿意就隐去国君，书法大概就是这样。庄公时期记载“公及齐大夫盟于蔇”，是国君所愿；文公时期记载“及晋处父盟”，不是国君所愿。大夫尚且如此，何况妾呢！
冬十二月，祭伯来朝。
祭伯是谁？是天子的士。为什么不称“使”？是因为他出奔。出奔为什么不直言“奔”？因为王者无外，说“奔”就有外的意思。
公羊学的学说，其荒诞怪异，没有比黜周王鲁、以隐公寄托新王受命的理论更大的了。这种说法虽然起源于何休，以“元年，君之始年”来推演，学者还怀疑这话不明确见于传文，或许出自东汉谶纬之徒假借公羊来附会谶纬。然而到了“邾仪父盟于眛”，以称字为褒奖，说因为他值得褒奖而褒奖他，作为渐进。国君即位，诸侯求好而求盟，是春秋的常事，为什么唯独对隐公褒奖仪父呢？现在这里又说“王者无外”，说祭伯是出奔，那么加上有外的意思，所以避讳“奔”而不言。传文中说“王者无外”共四次，其中两次以周王而言，一次以周公而言，唯独这里没有依据。如果说也本于周，那么王子瑕曾经出奔，经书难道避讳吗？这与前三次说法不同，大概是鲁国的措辞，不是周朝的措辞。由此说来，传文虽然没有明说王鲁，但其学说确实是以隐公为王，而鲁为内，这不是何休的私意。《春秋》本以周室衰微，诸侯僭越混乱，正天下之名分，以立一王之法。如果周未灭亡而黜之，鲁是诸侯而推举为王，那么开启天下乱臣贼子，竟然从《春秋》开始，谁说它歪曲经义敢到这种地步呢？要纠正公羊学的错误，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学者不可以不考察。
公子益师去世。
为什么不记载日期？因为年代久远。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闻见异辞的理论，分为三世，也起源于
于《公羊》，末于获麟。所论谓「《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者是也。其意初但以己所逮闻者为见，以父所逮闻者为闻，以祖所逮闻者为传闻，其例在于日月，故有日、不日为之详畧尔。是以于桓防稷、成宋乱，亦云。何休从而缘饰为之説以所见之世，臣子恩其君父尤厚，故多微辞；所闻之世，为恩王父所杀，故立焬宫不日，武宫日；所传闻之世，为恩髙祖、曾祖又杀，故子赤卒不日，子般卒日。此固未必皆传意，然传实有以啓之矣。葢其于防稷言「内大恶讳」，此其日言之，何？逺也。以为此王父之所传闻，故不讳而日之尔。今何休于此又以昭、定、哀为已与父时所见，文、宣、成、襄为王父时所闻，隐、桓、荘、闵、僖为髙祖、曾祖时所传闻，推其大夫卒日、不日为证。考之于经，皆未尝有是意也。经之所褒贬者善恶，若一以恩为隆杀，如休所言，叔孙得臣既以有罪略之而不得日矣，而季孙意如负逐君之罪，以厚恩而得日；公子益师、无骇以恩杀而不得日。如此，则善恶倒置，赏罚无章，又何以为经乎？此固自何休之失，然传为例亦自不能坚。既以桓远而不讳成宋乱，又复曰：「隐亦逺矣，曷为为隐讳？隐贤而桓贱也。」若但以贤与贱为别，则又何以分三世而降杀乎？至于以所传闻之世为见治起于衰乱，以所闻之世为见治升平，以所见之世为着治太平，其説亦妖妄诬圣乱经，皆自《公羊》发之。故自汉以来言防纬者，悉祖《公羊》，不可以不正也。何休不足言矣。
译在《公羊传》中，终结于获麟一事。其中论述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这是祖父所能听到的时代。”它的本意起初只是把自己所能听到的作为“所见”，把父亲所能听到的作为“所闻”，把祖父所能听到的作为“所传闻”，其体例体现在日期的记载上，所以有记日、不记日的详略区别罢了。因此，对于桓公时期的防山稷山之事、成公时期的宋国动乱，也这样说。何休于是顺着这个意思加以修饰，提出解说：在“所见”的时代，臣子对君父的恩情特别深厚，所以多用隐晦曲折的言辞；在“所闻”的时代，因为对祖父的恩情，祖父被杀，所以立焬宫不记日，武宫记日；在“所传闻”的时代，因为对高祖、曾祖的恩情，高祖、曾祖又被杀，所以子赤去世不记日，子般去世记日。这固然未必都是《春秋》传文的真意，但传文确实有启发这种说法的地方。大概它在防山稷山一事上说“内部的大恶要避讳”，这里说记日，为什么呢？因为年代久远。认为这是祖父所传闻的时代，所以不避讳而记日。如今何休在这里又把昭公、定公、哀公作为自己和父亲时代所见的，文公、宣公、成公、襄公作为祖父时代所闻的，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作为高祖、曾祖时代所传闻的，并推举大夫去世记日、不记日作为证据。考察《春秋》经文，从来没有这种意思。经文所褒贬的是善与恶，如果一律以恩情的厚薄来决定褒贬的轻重，像何休所说的那样，叔孙得臣既然因为有罪被略去而不记日，那么季孙意如背负着驱逐国君的罪过，却因恩情深厚而记日；公子益师、无骇因恩情被杀而不记日。像这样，善与恶就颠倒了，赏罚就没有准则，又怎么能成为经典呢？这固然自是何休的错误，但传文所立的体例本身也不能坚持。既然因为桓公年代久远而不避讳成公时期的宋国动乱，却又说：“隐公也年代久远了，为什么为隐公避讳？因为隐公贤明而桓公卑贱。”如果只以贤与贱来区别，那么又怎么区分三世而逐渐降低标准呢？至于把“所传闻”的时代看作治理兴起于衰乱，把“所闻”的时代看作治理进入升平，把“所见”的时代看作治理达到太平，这种说法也是邪妄荒谬、诬蔑圣人、扰乱经典，都源自《公羊传》。所以自从汉代以来谈论谶纬的人，全都以《公羊传》为祖源，不能不加以纠正。何休就更不用说了。
二年
无骇帅师入极
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此灭也，其言入何？内大恶，讳也。
无骇非展，无骇説已见《左氏春秋》。所为法者，正名以别嫌也。虽曰讳恶，必有婉其辞而微见者，未有并其实而没之者也。传例入者，得而不居，今灭而谓之入，则与前言入向何别乎？大扺公羊于隐传多以托始为言，葢以示新王之意。天下无道，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凡隐所见盟、防、入、伐、取，皆诸侯所不得为，非始也。而独于入极、取牟娄言疾始，盟则以为褒，防伐则不为义，岂实经意哉！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纪履緰者何？纪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婚礼不称主人。然则曷称？称诸父兄师友。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则其称主人何？辞穷也。辞穷者何？无母也。然则纪有母乎？曰：有。有则何以不称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亲迎也。始不亲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女曷为或称女，或称妇，或称夫人？女在其国称女，在涂称妇，入国称夫人。
婚礼，宗子无父母，命之；亲没，已躬命之。支子则称其宗，弟称其兄。故国君求婚于诸侯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宗庙之事。」此亲没之辞，孰谓不称主人哉？称诸父兄，犹云可也；称师友，未之前闻。岂有合二姓之好，以承其宗庙之重，而师友得以主之乎？宋公使公孙寿来纳币，此正亲没而躬命之者也。传但见履緰不言使，故云尔，不知此乃母命之辞。经于履緰与公孙夀各一见，正也。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徴、请期、亲迎，而逆女不与也。逆女非婚礼，盖谓国君图婚于他国，既纳徴矣，使其卿逆而归之国中，而后亲迎，则逆女与亲迎固自不同。婚礼：主人请期，賔告曰：「某日。」使者反命，主人曰：「闻命矣。」及期，初昏，父亲醮子而命之迎，主人筵几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壻执鴈入，升堂，再拜奠鴈，降出，御妇车，而壻授绥，先俟于门外。此亲迎之礼也。故曰：「冕而亲迎。」岂有越国而曰冕者乎？春秋诸侯及大夫多有娶于邻国，因逆遂成婚者，如齐高固来逆女，大夫逆而婚者也。可名曰逆，不可名曰亲迎，故经一以逆女书之。先儒遂以逆女为亲迎，而不以逆女为讥，盖自公羊失之。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子氏者何？隐公之母也。何以不书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也。
隐公之母，妾也。传言隐公将不终为君，故母亦不终为夫人，是未尝致之为夫人也，则经安得以「夫人子氏薨」称乎？不成其为夫人，则非特不书葬，虽薨亦不得书矣；成之为夫人，则非特得书薨，虽葬亦得书矣。薨与葬，在为夫人、不为夫人，未有为夫人而不书葬、不为夫人而得称夫人书薨者也。然则子氏盖隐公之妻，非母也。公之妻，则国人夫人之矣。故公虽将不终于为君，不称夫人，以臣子之辞，不得不称夫人书葬，犹公之不得不称公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
日食，记异也。经无所损益，因旧史之文而实书之尔，非谓有失于朔之前后，而经有日有不日也。凡书某月某日而不言朔者，食非其朔，日官之失也；书某月而不言日者，日不可见，则朔与否皆不可知，史官之失也。日官之失，旧史不敢改；史官之失，经不敢增，各从其实而已。惟书某月朔而不言日者，经成而后阙者也。盖后有日，则朔之日可推，非经之阙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何以不书葬？天子记崩不记葬，必其时也。诸侯记卒记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时也。
译二年
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无骇是谁？是展无骇。为什么不称他的氏？是为了贬斥他。为什么要贬斥他？因为痛恨开始灭国。灭国是从这时开始的吗？在这之前就有了。既然在这之前就有，为什么却从这时开始（记载）？只是借此时作为开端罢了。为什么借此时作为开端？因为这是《春秋》记载的开始。这是灭国，为什么却说“入”？因为这是内部的重大罪恶，所以要避讳。
无骇并非展氏，关于无骇的解说已在《左氏春秋》中见过。所谓法则，是为了正名以区别嫌疑。虽然说是避讳罪恶，必定会有委婉其辞而隐约显露的，没有连事实都一并掩盖的。传文的体例说“入”是指得到而不占据，现在灭国却称之为“入”，那么这与前面所说的“入向”有什么区别呢？大致上，《公羊传》在隐公的传文中多以“托始”来说明，大概是为了显示新王的意思。天下无道，礼乐征伐由诸侯发出，凡是隐公时期所见的盟会、防地、入国、讨伐、夺取，都是诸侯所不应做的，并非真正的开始。却唯独在“入极”、“取牟娄”上说是痛恨开始，盟会则认为是褒扬，防地讨伐则认为不合义理，这难道是经文的本意吗！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
纪履緰是谁？是纪国的大夫。为什么不称“使”？因为婚礼不称主人。那么应该称什么？称诸父、兄、师、友。宋公派公孙寿来送纳币，那么他称主人是什么意思？是因为言辞穷尽了。言辞穷尽是什么意思？是因为没有母亲。那么纪国有母亲吗？回答说：有。有母亲为什么不称母亲？因为母亲不直接参与外婚的通信。外婚迎女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为了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不亲迎。不亲迎是从这时开始的吗？在这之前就有了。既然在这之前就有，为什么却从这时开始？只是借此时作为开端罢了。为什么借此时作为开端？因为这是《春秋》记载的开始。女子为什么有时称女，有时称妇，有时称夫人？女子在本国称女，在路上称妇，进入夫家称夫人。
婚礼中，宗子如果没有父母，由长辈命令；亲人去世后，由自己亲自命令。支子则称其宗子，弟弟称其兄长。所以国君向诸侯求婚时说：“请求您的玉女与我共同承担宗庙的事务。”这是亲人去世后的辞令，谁说不能称主人呢？称诸父兄，还可以说得通；称师友，以前从未听说过。哪有结合两姓之好，以继承宗庙重任，而由师友来主持的呢？宋公派公孙寿来送纳币，这正是亲人去世而亲自命令的情况。传文只看到履緰不说“使”，所以这样说，不知道这其实是母亲命令的辞令。经文在履緰和公孙寿身上各体现了一次，这是正确的。婚礼包括：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而迎女不在其中。迎女不是婚礼，大概是指国君向他国图谋婚姻，已经纳征了，派他的卿去迎接并带回国内，然后才亲迎，那么迎女与亲迎本来就不一样。婚礼中：主人请期，宾客告知说：“某日。”使者回报，主人说：“听到命令了。”到了日期，黄昏初至，父亲醮子并命令他迎娶，主人在庙中铺设筵席几案，而在门外拜迎。新郎拿着雁进入，登上堂，再拜放下雁，走下出来，驾驭妇人的车，新郎授予绥，先在门外等候。这是亲迎的礼节。所以说：“戴着冕亲自迎娶。”哪有跨越国境而说戴着冕的呢？春秋时期诸侯及大夫多有娶邻国女子的，因为迎娶而直接成婚的，如齐高固来迎女，是大夫迎娶而结婚的。可以称为迎，不可以称为亲迎，所以经文一概用“逆女”来记载。先儒于是把迎女当作亲迎，而不把迎女当作讥讽，大概是从《公羊传》开始就错了。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去世。
夫人子氏是谁？是隐公的母亲。为什么不记载葬礼？是为了成全隐公的心意。成全了隐公什么心意？因为隐公将不能最终成为君主，所以母亲也不能最终成为夫人。
隐公的母亲是妾。传文说隐公将不能最终成为君主，所以母亲也不能最终成为夫人，这是未曾正式确立她为夫人，那么经文怎么能以“夫人子氏薨”来称呼呢？如果不成为夫人，那么不仅不记载葬礼，即使去世也不应记载；如果确立了为夫人，那么不仅得以记载去世，即使葬礼也得以记载。去世与葬礼，在于是否为夫人，没有身为夫人而不记载葬礼、身为非夫人却得以称夫人并记载去世的情况。那么子氏大概是隐公的妻子，不是母亲。国君的妻子，国人就尊称她为夫人。所以国君虽然将不能最终成为君主，不称夫人，但以臣子的辞令，不得不称夫人并记载葬礼，就像国君不得不称公一样。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为什么记载？因为记载异常。日食为什么有时记日期有时不记日期，有时说朔有时不说朔？回答说：“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是食正朔。那有时记日期有时不记日期，有时失于前，有时失于后。失于前的，朔在前；失于后的，朔在后。”
日食，是记载异常。经文没有增减，只是沿用旧史的文字而如实记载罢了，并非说在朔的前后有失误，而经文有记日期有不记日期的情况。凡是记载某月某日而不说朔的，是食非其朔，日官的失误；记载某月而不说日的，是日不可见，那么是否为朔都不可知，是史官的失误。日官的失误，旧史不敢更改；史官的失误，经文不敢增补，各自按照实际情况罢了。只有记载某月朔而不说日的，是经文完成后缺失的。大概后面有日期，那么朔的日期可以推算，这不是经文的缺失。
三月庚戌，天王崩。
为什么不记载葬礼？天子记载崩不记载葬，必定等待其时。诸侯记载卒记载葬，因为有天子存在，不能必定其时。
经不书王国之事，吾于《左氏》既言之矣。凡天王记崩者，非记其崩也，以来赴而记也；不记葬者，非不记其葬也，以公自徃防为常事而不记也。其有或书葬者，有不合于礼，因我以卿防之之非礼而并见之也。若例以时而不书，则何以见我往防之得礼非礼乎？
癸未葬宋缪公
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渇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当时而日，危不得葬也。传为此六例，专在日月也。使二百四十二年之间以事系日，无有一阙者，则此例尽行，或可矣。若当日而或阙其日，经既不敢輙增，则所以为例者岂不尽废哉！日月为例，公羊、谷梁之説也。以经考之，盖无有尽契者，故复以变例为之説。夫褒贬取舍以义裁之，则无常或可变也；日月者，有常而不可易。日月而可变，则复安所用例乎？故渇葬与慢葬，均于不得礼也。渇葬则不及时而日，慢葬则不及时而不日；过时，均于不能葬也，或隐之而日，或不隐之而日，此何理也？吾尝以是徧求之，未有不如是两可而得以移易者，然后知所以为经者不在是也。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牟娄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疾始取邑也。外取邑不书，是也。取邑者，或诱而取之，或迫而取之，或用兵而取之，故不一以视灭国，则犹以为轻矣，是以略而不书。伐者，讨罪之名也，服则止矣，故伐未有言胜败者。若伐而取邑，则非伐也，以问罪为名而攘其地，其罪有大于直取者。故凡外与内伐而取邑者，未尝不书，犹伐而战则言战，伐而围则言围，所以正伐之道也。岂独疾其始哉？宋人伐郑取长葛，固不以始也。盖伐邾取漷东田及沂西田犹书，而况邑乎？
戊申卫州吁弑其君完
曷为以国氏当国也
州吁不氏，未三命尔，当国者谓其欲簒夺以为君也。凢公子公孙弑，未有非簒夺者；大夫与国人弑，未有簒夺者。何待以氏不氏为别？宋督弑其君与夷，此不氏者，谓之当国可乎？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此氏者，谓之不当国可乎？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
言不期则不得，言有要之者也。盖其以汲汲为及例，故于此欲强见「我欲」之意。
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翚者何？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与弑公也。
翚不氏，説已见《左氏》。若以为与弑公贬，传言仲遂卒，不于弑时贬，于文则无罪，于子则无年。今翚于此犹未弑隐，是于隐则无罪，何为而豫贬之乎？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
何以书？讥。何讥尔？逺也。公曷为逺而观鱼？登来之也。百金之鱼，公张之。登来之者何？美大之之辞也。棠者何？济上之邑也。
言观非也説已见左氏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宫者何？考犹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则曷为祭仲子？隐为桓立，故为桓祭其母也。然则何言尔？成公意也。
非也説已见左氏
初献六羽
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献六羽，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僭诸公也。六羽之为僭奈何？天子八佾，诸公六，诸侯四。
非也，説已见左氏。古者礼之大节有四而已：天子也，诸侯也，大夫也，士也。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此见于庙者也。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而葬，此见于葬者也。其于乐亦然，故天子宫县，诸侯轩县，大夫判县，士特县。天子射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未有五等诸侯而各为之制者也。故惟宫室、车旗、衣服各随其命数，其他未有不同者，何此而独以公侯为辨乎？
宋人伐郑围长葛
邑不言围此其言围何彊也
邑不言围，以小事略之也。然有所见焉，则亦书围彭城、围戚是也。若伐而围邑，此正其非伐之道，则何为而不书哉？经但辨伐之正不正尔，安在敌之强弱
译经传不记载周王室的事情，我在《左氏传》中已经论述过了。凡是记载天王去世的，并不是单纯记录他的去世，而是因为周王派使者来报丧才记载的；不记载安葬的，并不是不记录他的安葬，而是因为鲁君亲自前往吊唁是常事，所以不特别记载。如果有记载安葬的，是因为不合乎礼制，借由我派卿大夫去吊唁的不合礼之处，一并显现出来。如果按照惯例按时而不记载，那么怎么能够体现我前往吊唁是合乎礼还是不合乎礼呢？
癸未日安葬宋缪公。
安葬为什么有时记载日期有时不记载日期？没到预定日期却记载了日期，是急于安葬；没到预定日期却不记载日期，是怠慢安葬；超过预定日期却记载了日期，是有所隐讳；超过预定日期却不记载日期，称为不能安葬；恰逢预定日期却不记载日期，是正常；恰逢预定日期却记载了日期，是形势危急无法安葬。《公羊传》为此设立了这六条例子，专门针对日期的记载。假设在二百四十二年间，所有事件都系于日期，没有一处缺失，那么这些条例或许可以全部适用。但如果当天有时缺失了日期，经文既不敢擅自增补，那么用来作为条例的依据岂不都废除了吗？以日月作为条例，是《公羊传》和《谷梁传》的说法。用经文来考察，大概没有完全契合的，所以又用变通的条例来解释。褒贬取舍根据义理来裁断，那么就没有固定不变或可以随意更改的；日月是固定不变且不可更改的。如果日月可以更改，那么还用什么条例呢？所以急于安葬和怠慢安葬，都同样是不合礼的。急于安葬则没到预定日期却记载日期，怠慢安葬则没到预定日期却不记载日期；超过预定日期，都同样是不能安葬，有的隐讳而记载日期，有的不隐讳而记载日期，这是什么道理呢？我曾经以此普遍寻求答案，没有不是这样模棱两可而可以随意更改的，然后才知道作为经文的关键不在于此。
四年春天，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牟娄是什么？是杞国的城邑。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痛恨它开始夺取城邑。国外夺取城邑不记载，这是对的。夺取城邑的，有的是诱骗而夺取，有的是胁迫而夺取，有的是用兵而夺取，所以不能一概视为灭国，还认为比较轻微，因此省略而不记载。攻打，是讨伐罪过的名义，对方服罪就停止了，所以攻打没有说胜败的。如果攻打并且夺取城邑，那就不是攻打，而是以问罪为名却掠夺其土地，其罪过比直接夺取更大。所以凡是国外与国内攻打并夺取城邑的，没有不记载的，就像攻打并作战就说作战，攻打并包围就说包围，以此来端正攻打的原则。难道只是痛恨它开始吗？宋国人攻打郑国夺取长葛，本来就不是因为开始。况且攻打邾国夺取漷东田和沂西田尚且记载，何况是城邑呢？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
为什么用国氏？因为当国。
州吁不称氏，是因为没有经过三次任命罢了，当国是指他想要篡夺君位。凡是公子、公孙弑君，没有不是篡夺的；大夫与国人弑君，没有篡夺的。为什么要以称氏不称氏来区别？宋督杀了他的国君与夷，这不称氏的，能说他是当国吗？齐公子商人杀了他的国君舍，这称氏的，能说他不当国吗？
夏天，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相遇是什么？是不期而遇。一位国君出行，另一位国君要挟他。
说不期而遇则说不通，说有人要挟他。大概他们以急切为及例，所以在这里想要强行表现出“我欲”的意思。
秋天，翚率领军队会同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翚是什么？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公子？是贬低。为什么贬低？因为他参与了弑君。
翚不称氏，说法已在《左氏传》中见过。如果认为他参与弑君而贬低，传文中说仲遂去世，不在弑君时贬低，在文公时则无罪，在子公时则无年。现在翚在这里还没有弑隐公，这是对隐公无罪，为什么要预先贬低他呢？
五年春天，鲁公在棠地观鱼。
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因为太远。鲁公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观鱼？是因为登来。百金的鱼，鲁公张网捕捉。登来是什么？是赞美其美好的言辞。棠是什么？是济水上的城邑。
说观鱼不对，说法已在《左氏传》中见过。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宫是什么？考就是入室。开始祭祀仲子。桓公还未即位，为什么祭祀仲子？隐公为桓公而立，所以为桓公祭祀他的母亲。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是成全桓公的心意。
不对，说法已在《左氏传》中见过。
初次献舞六羽。
初是什么？是开始。六羽是什么？是舞蹈。初次献舞六羽，为什么记载？是讥讽。讥讽什么？讥讽开始僭越诸公。六羽为什么是僭越？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
不对，说法已在《左氏传》中见过。古代礼制的大节只有四项而已：天子、诸侯、大夫、士。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这是在庙制上体现的。天子七月而葬，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而葬，这是在葬制上体现的。在乐制上也是如此，所以天子宫县，诸侯轩县，大夫判县，士特县。天子射以驺虞为节，诸侯以貍首为节，大夫以采苹为节，士以采蘩为节。没有五等诸侯各自制定制度的。所以只有宫室、车旗、衣服各自随其命数，其他没有不同的，为什么唯独在这里以公侯来区分呢？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
城邑不说包围，这里说包围是什么？是因为强。
城邑不说包围，是以小事略之。然而有所见，则也记载包围彭城、包围戚。如果攻打并包围城邑，这正是非攻打之道，为什么不记载呢？经文只是辨别攻打是否正当罢了，哪里在乎敌人的强弱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输平者何？输平犹堕成也。何言乎堕成？败其成也。曰：「吾成败矣。」吾与郑人未有成也。吾与郑人，则曷为未有成？狐壤之战，隐公获焉。然则何以不言战？讳获也。输者，归物之名，非堕物之名，则输平不得言堕成。此郑人来输平尔，而曰「吾与郑人未有成」，亦非是。盖传误以狐壤之战在此时，讳隐公之获而以输平言之。彼战而获隐公，则其成固已堕矣，何用复使人来告乎？若曰郑实不告，假之以见公获，则经未有设虚辞者也。据左氏，狐壤之获，盖公为太子时事，在春秋前。公羊不传事，窃闻之而不审，是以并经意失之也。
冬宋人取长葛
外取邑不书此何以书乆也
非也説已见前
七年春
滕侯卒
何以不名防国也？防国则其称侯何？不嫌也。春秋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
滕侯爵而谓之防国，传以为春秋贵贱不嫌同号。何休云：「春秋王鲁，托隐公以为始受命王，而滕子先朝公，故春秋褒之，称侯以见义。」此虽非传正文，即传论之葬蔡宣公发例曰：「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从正，葬从主人。」从正云者，以名告也。何滕侯之卒犹不以名告乎？若以为小国而不得从正，则许男新臣卒，男爵又在子下，何以复名也？盖其意以不名见防国，复以防国称侯起问，而言贵贱不嫌同号，是实谓春秋托新王得擅进退诸侯爵，见下有称滕子者，遂谓滕实子爵，以褒而称侯矣。何休之言，盖有所授也。
夏城中丘
中丘者何？内之邑也。城中丘，何以书？以重书也。中丘以夏城，明知其非时，左氏言之是矣。城一邑，亦国之常事，何足以重言哉！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其称弟何母弟称弟母兄称兄
母弟称弟，母兄称兄，是也。以为齐年以母弟称弟，则非。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何弟之云哉？亲亲之义，固以见褒贬，则言之尔。齐年称弟，私之也。不然，陈招亦母弟也，何以或称公子，或称《陈侯之弟》乎？
八年春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
宛者何？郑之防者也。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
非也説已见左氏
庚寅我入邴
其言入何难也？其日何难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独我也，齐亦欲之。
经凡直书事而不日者，皆内辞也，如城楚丘、戍郑虎牢、戍陈、取鄟之类是矣。其特言我者，皆斥公以见贬之辞，如齐伐我、吴伐我之类是矣。此本不与齐事，何以见齐亦欲之乎？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
公曷为与防者盟？称人，则从不疑也。
何休以为人实莒子，以公行防，诸侯不肯从，故使称人，则随从公，不疑其迂诞，盖如此。隐公本不疑诸侯不从，何为经遽设疑而见其从乎？凡经人诸侯者，皆外之之辞也。莒本无罪，疑不从公而贬之为人，是经以疑似而妄贬诸侯矣。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此展无骇也，何以不氏？疾始灭也，故终其身不氏。灭国与弑君之罪孰重？翚弑隐公，言终隠之篇贬；无骇但灭国，言终其身贬。使无骇卒于桓公之世，则犹当见贬于桓公，是灭人之国重于弑已之君也，可乎？
九年春
侠卒
侠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传前于无骇入极不氏，言贬其始灭国；于翚伐郑不氏，言贬其与弑公，则谓大夫不氏者，皆经之贬辞也。今于侠与后柔溺，复以为吾大夫之未命者，既曰大夫矣，安有未命而可名以大夫者乎？且无骇也、翚也、侠也、柔也、溺也，皆不氏者，亦何以别其为贬与未命之异？彼特以无骇有入极之事，翚有弑公之罪，而妄意之尔，非实有闻于经者。吾尝求其説，而后知公羊、谷梁皆未尝见《周礼》，不知诸侯卿大夫之制，故于经书氏不氏之际，每纷然妄为之辞，而卒不辨。按《周官》，大国、次国、小国皆有卿、有大夫、有士。大国、次国之卿皆三命，其大夫皆再命，其士皆一命。小国之卿皆再命，其大夫皆一命，其士皆不命。而《王制
译鲁隐公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报告讲和。
讲和是什么意思？讲和就是破坏盟约。为什么说破坏盟约？是败坏了既成的盟约。说：“我们的盟约已经败坏了。”但我们与郑国人并没有达成过盟约。我们与郑国人，为什么没有达成过盟约？因为在狐壤之战中，隐公被俘。那么为什么不记载战争？是为了避讳隐公被俘。输，是归还物品的名称，不是毁坏物品的名称，那么讲和就不能说成是破坏盟约。这是郑国人来报告讲和，却说“我们与郑国人没有达成过盟约”，这也不对。大概是《公羊传》误以为狐壤之战发生在这个时候，为了避讳隐公被俘，就用讲和来解释。如果战争中被俘了隐公，那么盟约本来就已经破坏了，何必再派人来报告呢？如果说郑国实际上没有报告，假借此事来显示隐公被俘，那么《春秋》经文中没有使用虚假言辞的例子。根据《左传》，狐壤之战中被俘，大概是隐公还是太子时的事情，发生在《春秋》记载之前。《公羊传》不记载史实，私下听闻却不详审，因此连经文的本意都弄错了。
冬天，宋国人夺取了长葛。
外国夺取城邑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是因为时间长久。
不对，解释前面已经说过了。
鲁隐公七年春天，
滕侯去世。
为什么不记载名字？因为滕国是防备之国。是防备之国，那么为什么称侯？因为不嫌忌。《春秋》中尊贵与卑贱不嫌忌使用相同的称号，美好与丑恶不嫌忌使用相同的言辞。
滕侯是爵位，却称其为防备之国，《公羊传》认为《春秋》中尊贵与卑贱不嫌忌使用相同的称号。何休说：“《春秋》尊奉鲁国为王，依托隐公作为开始受命的王，而滕子先来朝见隐公，所以《春秋》褒扬他，称侯以显示大义。”这虽然不是《公羊传》的正文，但在《公羊传》论述蔡宣公葬礼时举例说：“去世为什么记载名字？而葬礼不记载名字？去世遵循正统，葬礼遵循主人。”遵循正统的意思，是用名字来报告。为什么滕侯的去世还不按名字报告呢？如果认为是小国而不能遵循正统，那么许男新臣去世，男爵又在子爵之下，为什么又记载名字呢？大概其意思是用不记载名字来显示滕国是防备之国，又用滕国称侯来引发疑问，说尊贵与卑贱不嫌忌使用相同的称号，这实际上是说《春秋》依托新王可以擅自升降诸侯的爵位，看到下面有称滕子的，就认为滕国实际上是子爵，因为褒扬而称侯了。何休的话，大概是有师承的。
夏天，修筑中丘的城墙。
中丘是什么？是鲁国的城邑。修筑中丘的城墙，为什么记载？因为特别着重记载。中丘在夏天修筑城墙，明知不合时宜，《左传》的说法是对的。修筑一座城邑，也是国家的常事，有什么值得特别着重记载的呢！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为什么称弟？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
同母的弟弟称弟，同母的哥哥称兄，这是对的。认为齐年因为同母弟弟所以称弟，这就错了。诸侯的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互通，哪里用得着称弟呢？亲爱亲人的道义，本来就可以显示褒贬，只是这样说罢了。齐年称弟，是偏爱他。不然的话，陈招也是同母弟弟，为什么有时称公子，有时称《陈侯之弟》呢？
鲁隐公八年春天，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邴地。
宛是什么？郑国的防备之人。邴是什么？郑国的汤沐邑。天子在泰山有祭祀之事，诸侯都跟随前往。泰山之下，诸侯都有汤沐邑。
不对，解释已在《左传》中说过。
庚寅日，我们进入邴地。
说“入”是什么意思？表示艰难。记载日期是什么意思？表示艰难。说“我”，为什么说我？不只是我们想要，齐国也想要。
经文中凡是直接记载事情而不记载日期的，都是内辞，如修筑楚丘城墙、戍守郑国虎牢、戍守陈国、夺取鄟地之类就是这样。特别说“我”的，都是斥责隐公以显示贬义的言辞，如齐国攻打我们、吴国攻打我们之类就是这样。这本不是与齐国有关的事，怎么看出齐国也想要呢？
九月辛卯日，隐公与莒人在包来结盟。
隐公为什么与防备之人结盟？称人，那么跟随就不怀疑了。
何休认为人实际上是莒子，因为隐公行为不合礼法，诸侯不肯跟随，所以让他称人，那么跟随隐公，不怀疑其迂腐荒诞，大概就是这样。隐公本来不怀疑诸侯不跟随，为什么经文突然设置疑问来显示他们跟随呢？凡是将诸侯称为人的，都是排斥他们的言辞。莒国本来没有罪，怀疑他不跟随隐公而贬称为人，这是经文凭疑似而妄自贬低诸侯了。
冬天十二月，无骇去世。
这是展无骇，为什么不称氏？因为刚开始灭国，所以终身不称氏。灭国与弑君的罪行哪个重？翚弑杀隐公，说终身贬斥；无骇只是灭国，说终身贬斥。假如无骇死在桓公时代，那么在桓公时代还应当受到贬斥，这是灭别人的国家比弑杀自己的君主还重，可以吗？
鲁隐公九年春天，
侠去世。
侠是什么？是我们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
《公羊传》前面在无骇进入极地时不称氏，说贬斥他刚开始灭国；在翚攻打郑国时不称氏，说贬斥他参与弑杀隐公，那么认为大夫不称氏的，都是经文的贬斥言辞。现在在侠以及后来的柔、溺，又认为是我们大夫中未被任命的人，既然说是大夫了，哪有未被任命却可以称为大夫的呢？而且无骇、翚、侠、柔、溺，都是不称氏的，又怎么区分他们是贬斥与未被任命的不同呢？他们只是因为无骇有进入极地的事，翚有弑杀隐公的罪，而胡乱猜测罢了，并不是实际从经文中得知的。我曾经寻求他们的说法，然后才知道《公羊传》、《谷梁传》都未曾见过《周礼》，不知道诸侯卿大夫的制度，所以在经文称氏与不称氏的地方，常常纷纷妄加言辞，最终不能辨别。按照《周官》，大国、次国、小国都有卿、有大夫、有士。大国、次国的卿都是三命，他们的大夫都是再命，他们的士都是一命。小国的卿都是再命，他们的大夫都是一命，他们的士都是不命。而《王制》
》，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郑氏谓小国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以为文误，此其説是也。参二经论之，《春秋》所谓大夫者，合《周礼》之卿、大夫而言也。凡三命者，皆以名氏见；再命者，以名见而不氏；一命者，以人见，而名氏皆不见。公子之重视大夫，亦必三命而后得氏见，再命则名而已，此因先王之旧制以为书法者也。鲁，次国也。隐、桓之世，下成、康为未远，犹能守先王之典礼，卿大夫之命数不敢僭而相越。故其卿三命，当以名氏见，则公子益师、公子彄是也；其大夫再命，当以名见，则无骇、翚、侠、柔、溺是也。公羊、谷梁但见庄、僖以后卿大夫无不书名氏者，不知大夫日强，而世卿专国，无不僭而三命者，故于隐、桓之世每为异论。吾以其后言单伯为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推之，则其所谓未命者，公自命之，而非天子之所命者也。其意若以为天子之所命者为命大夫，当以名氏见；公之自命者不得为命大夫，当以名见而不氏。不知天子与公所命虽不同，而其命数则一。天子之命卿，亦三命也；君自命之卿，亦三命也。天子之命大夫，亦再命也；君自命之大夫，亦再命也。何以天子命之则曰大夫，公自命之则不曰大夫乎？既曰天子之命大夫，以名氏见矣，然而单伯称邑与爵而不名，则又非公子益师、公子彄之例，此其説所以反覆皆不通者，未尝知《周礼》之过也。由此观之，凡传言大夫不氏者，皆可以是类求矣。
译大国三位卿都受命于天子，次国三位卿中，两位受命于天子，一位受命于本国国君，小国两位卿都受命于本国国君。郑玄认为小国也有三位卿，一位受命于天子，两位受命于本国国君，认为原文有误，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参照两部经典来讨论，《春秋》中所说的大夫，是合《周礼》中的卿、大夫而言的。凡是受三命的人，都以名和氏出现；受再命的人，只以名出现而不出现氏；受一命的人，只以“人”出现，名和氏都不出现。公子地位重于大夫，也一定要受三命之后才能以氏出现，受再命则只以名出现，这是依据先王的旧制作为书写法则。鲁国是次国。隐公、桓公时期，距离成王、康王时代还不算远，还能遵守先王的典礼，卿大夫的受命次数不敢僭越而互相超越。所以他们的卿受三命，应当以名和氏出现，那么公子益师、公子彄就是这样的例子；他们的大夫受再命，应当以名出现，那么无骇、翚、侠、柔、溺就是这样的例子。《公羊传》、《谷梁传》只看到庄公、僖公以后卿大夫没有不书名氏的，不知道大夫日益强大，而世袭卿族专权，没有不僭越而受三命的，所以在隐公、桓公时期每每提出不同的议论。我根据后来单伯是我方受命于天子的大夫这一说法来推论，那么他们所说的未受命者，是国君自己任命的，而不是天子所任命的。他们的意思似乎是认为天子所任命的是命大夫，应当以名和氏出现；国君自己任命的不能称为命大夫，应当以名出现而不出现氏。不知道天子与国君所任命的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受命次数是一样的。天子任命卿，也是三命；国君自己任命的卿，也是三命。天子任命大夫，也是再命；国君自己任命的大夫，也是再命。为什么天子任命的就称为大夫，国君自己任命的就不称为大夫呢？既然说天子任命的大夫以名和氏出现，然而单伯称邑和爵而不称名，那么这又不是公子益师、公子彄那样的例子，这就是他们的说法前后都不通的原因，是不了解《周礼》的过错。由此看来，凡是传文中说大夫不称氏的，都可以用这类道理来推求了。
十年
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
此公子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
非也説已见前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
内取外邑，或书时，如僖春伐邾取须朐之类；或书月，如宣春正月伐莒取向之类；或书口，如文春伐邾三月甲戌取须朐之类，初未尝不日。何言取邑不日而以为例？凡不日者，皆以见伐取同时也。此既以壬戌败宋师，辛未取郜，辛巳取防，自不得不各见日以为辨。必谓甚一月再取，则甲戌取须朐岂再取乎？
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
其言伐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因其力也。因谁之力？因宋人、蔡人、卫人之力也。
此取三国之师，非取载也。何以知之？郑之所怨者，三国而已。以人情而言，救载以拒三国，则有之矣，安得反附三国而困载乎？载盖附庸之国，尝属于郑者。三国以郑故，伐其与国，故郑复乘其玩兵之▯而取其师尔。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其言「朝」何？诸侯来曰「朝」，大夫来曰「聘」。其兼言之何？防国也。
滕、薛皆侯爵，不得为防国，是亦所谓托始王鲁，因其来朝，褒之以为侯者也。晋荀庚来寻盟，卫孙良夫来寻盟，不同日，尚犹各见。滕、薛虽防国，亦安得兼言之？若遂以鲁为王耶？则以诸侯而旅见，非特防国也，虽大国亦可矣。若以周未灭，鲁犹列国，则虽防国亦不得而旅见矣。有天子在上，乃使诸侯得旅见列国之君，尚足以为王法哉！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何以不书葬？隠之也。何隠尔？弑也。弑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弑，臣不讨贼，非臣也；不复雠，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以为不系乎臣子也。」公薨何以不地？不忍言也。隐何以无正月？隐将让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
既以君弑、贼不讨、不书葬，为天下之大法矣，则不得更以隐之为义。以隐无正月起问，是也。以为将让，
桓而不有其正月，则元年何以书「正月」哉？此隐失其正，存其元年以见正，而去其二年以后以见贬。故三年、四年、十年言「王二月」，七年言「王三月」者，正月适无事也。其余言春而不言月者，事在正月而因以去之者也。或者以为此十年正月适无事故不书，然则八年三月前书「宋公、卫侯遇于垂」，九年三月前书「天王使王季来聘」，安知其非正月事乎？
<经部,春秋类,春秋三传谳__春秋公羊传谳》>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公羊传谳》卷二宋叶夣得撰桓公
元年春
郑伯以璧假许田
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则其言假之何？为恭也。曷为为恭？有天子存，则诸侯不得専地也。许田者何？鲁朝宿之邑也。诸侯时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鲁朝宿之邑也，则曷为谓之许田？讳取周田也。讳取周田，则曷为谓之许田？系之许也。曷为系之许？近许也。此邑也，其称田何？田多邑少称田，邑多田少称邑。
郑伯实以璧假田，则自当书矣。若以为有天子存，诸侯不得专其地，故变易为假，以见其恭，是经加之辞也。隠公入邴，取郜，取防，虽内辞而直书之，不以专地为不恭，郑伯但易田，乃为之设恭辞乎？作经本以正天下之功罪，若以天子存，每为之辞，则天下无可正之罪，而经亦无贬矣。《春秋》正名，周田而谓之许田，其名亦乱矣。此实隐十一年与齐、郑入许所分之田，説已见左氏。田者，各系其邑以为称者也。周之田不可为许之田，许之田不可为周之田。兼取两国之邑，不可以田多而论邑少，邑亦两也；兼取两国之田，不可以邑多而论田少，田亦两也。邑者，兼田与邑皆得之名；田者，得田而不得邑之名。安得有田多邑少、邑多田少者乎？是亦不足以为例。
二年春
三月，公会齐侯、陈侯
译鲁隐公十年
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齐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这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他为公子？是为了贬低他。为什么要贬低他？因为他是鲁隐公的罪人，所以在鲁隐公这一篇的结尾都对他进行贬低。
不对，解释已经在前面说过了。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打败了宋国的军队。辛未日，夺取了郜地。辛巳日，夺取了防地。
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因为一个月内两次夺取城邑。为什么要说一个月内两次夺取城邑？是为了表示厌恶。
在国内夺取外国的城邑，有时记载季节，比如僖公时春季攻打邾国夺取须朐之类；有时记载月份，比如宣公时春季正月攻打莒国夺取向地之类；有时记载日期，比如文公时春季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朐之类，起初并没有不记载日期的。为什么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并把它当作条例？凡是不记载日期的，都是为了表明攻打和夺取是同时发生的。这里既然在壬戌日打败宋军，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自然不得不各自记载日期来加以分辨。如果一定要说是因为厌恶一个月内两次夺取，那么甲戌日夺取须朐难道也是两次夺取吗？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攻打载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载国。
这里说“攻打并夺取”是什么意思？意思是轻易。怎么叫轻易？是借助了别人的力量。借助谁的力量？借助宋国人、蔡国人、卫国人的力量。
这是夺取了三个国家的军队，并不是夺取载国。怎么知道的呢？郑国所怨恨的，只是这三个国家而已。按常理来说，救援载国以抗拒这三个国家，是有的，怎么反而会依附这三个国家去困害载国呢？载国大概是附属的小国，曾经隶属于郑国。这三个国家因为郑国的缘故，攻打郑国的盟国，所以郑国又趁着他们轻敌的疏忽而夺取了他们的军队罢了。
鲁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
这里说“朝见”是什么意思？诸侯来叫“朝见”，大夫来叫“聘问”。为什么把他们合在一起说？因为他们是小国。
滕国、薛国都是侯爵，不能称为小国，这也是所谓依托开始尊奉鲁国为王，趁着他们来朝见，褒奖他们为侯爵。晋国的荀庚来重温盟约，卫国的孙良夫来重温盟约，不在同一天，尚且各自记载。滕国、薛国虽然是附属国，又怎么能合在一起说呢？如果就把鲁国当作王呢？那么诸侯一起朝见，不只是附属国，即使是大国也可以。如果认为周天子还没有灭亡，鲁国还是列国之一，那么即使是附属国也不能一起朝见。有天子在上面，却让诸侯能够一起朝见列国的君主，这还足以称为王法吗！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是为了隐讳。为什么要隐讳？因为是被弑杀。被弑杀为什么不记载安葬？《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凶手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认为这是没有臣子和儿子。子沈子说：“国君被弑杀，臣子不讨伐凶手，就不是臣子；不报仇，就不是儿子。安葬，是活人的事情。《春秋》规定，国君被弑杀，凶手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安葬，认为这与臣子和儿子无关。”鲁隐公去世为什么不记载地点？是因为不忍心说。鲁隐公为什么没有正月？因为鲁隐公将要让位给鲁桓公，所以不拥有正月。
既然已经把国君被弑杀、凶手不被讨伐、不记载安葬，作为天下的大法了，就不能再用鲁隐公的行为作为道义的标准。用鲁隐公没有正月起问，是对的。认为将要让位，
鲁桓公却不拥有正月，那么元年为什么记载“正月”呢？这是鲁隐公失去了正统，保留元年以显示正统，而去掉二年以后以显示贬低。所以三年、四年、十年说“王二月”，七年说“王三月”，是因为正月恰好没有事情。其余记载春季而不记载月份的，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正月而顺便去掉月份的。有人认为这十年的正月恰好没有事情所以不记载，那么八年三月前记载“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九年三月前记载“天王派王季来聘问”，怎么知道它们不是正月的事情呢？
<经部,春秋类,春秋三传谳__春秋公羊传谳》>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公羊传谳》卷二宋叶夣得撰桓公
元年春季
郑伯用玉璧交换许田
这里说用玉璧交换是什么意思？是交换。既然是交换，为什么说交换呢？是为了表示恭敬。为什么要表示恭敬？因为有天子存在，诸侯不能独占土地。许田是什么？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城邑。诸侯按时朝见天子，在天子的郊外，诸侯都有朝见时住宿的城邑。这是鲁国朝见时住宿的城邑，那么为什么叫它许田？是为了隐讳夺取周王室的土地。隐讳夺取周王室的土地，那么为什么叫它许田？是把它归属于许国。为什么要归属于许国？因为靠近许国。这个城邑，为什么称田？田地多城邑少称田，城邑多田地少称邑。
郑伯实际上是用玉璧交换田地，那么自然应当记载了。如果认为因为有天子存在，诸侯不能独占土地，所以把交换说成借，以显示恭敬，这是经文附加的言辞。鲁隐公进入邴地，夺取郜地，夺取防地，虽然是内辞却直书其事，不把独占土地视为不恭敬，郑伯只是交换田地，却为他设置恭敬的言辞吗？作经本来是为了正定天下的功过罪责，如果因为天子存在，每次都为他找借口，那么天下就没有可以正定的罪责，而经文也就没有贬低了。《春秋》正定名分，周王室的土地而叫它许田，名分也混乱了。这实际上是鲁隐公十一年与齐国、郑国进入许国所分得的田地，解释已经在《左氏传》中说过。田，是各自归属于其城邑作为称呼的。周王室的土地不能成为许国的土地，许国的土地不能成为周王室的土地。同时夺取两国的城邑，不能以田地多而说城邑少，城邑也是两国的；同时夺取两国的田地，不能以城邑多而说田地少，田地也是两国的。城邑，是兼有田地和城邑都得到的名称；田地，是得到田地而没有得到城邑的名称。怎么会有田地多城邑少、城邑多田地少呢？这也不足以作为条例。
二年春季
三月，鲁桓公会合齐侯、陈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