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谷梁传谳》卷一宋叶梦得撰隐公
成人之恶。隠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其恶桓何也？隐将让而桓弑之，则桓恶矣。桓弑而隐让，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扬父之美，不扬父之恶。先君之欲与桓，非正也，邪也。虽然，既胜其邪心以与隐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与桓，则是成父之恶也。兄弟，天伦也。为子受之父，为诸侯受之君，已废天伦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隐者，可谓轻千乘之国，蹈道则未也。
译成全别人的恶行。隐藏不正当的行为并加以成全，这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憎恶桓公。为什么憎恶桓公呢？因为隐公打算让位，而桓公却弑杀了他，所以桓公是恶的。桓公弑君而隐公让位，那么隐公就是善的。既然是善的，那么他行为不正当，又是为什么呢？《春秋》崇尚道义而不崇尚恩惠，信奉正道而不信奉邪道。孝子宣扬父亲的美德，不宣扬父亲的恶行。先君想把君位传给桓公，这不是正道，而是邪道。虽然如此，既然已经战胜了这种邪念而打算传给隐公，却又探知先君邪僻的心志而最终把君位传给了桓公，这就是成全了父亲的恶行。兄弟关系，是天定的伦理。作为儿子从父亲那里接受君位，作为诸侯从国君那里接受君位，已经废弃了天伦而忘却了君父去施行小恩小惠，这叫做走邪路。像隐公这样的人，可以说是不看重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但说他践行正道，那还谈不上。
春秋》谨始，者在王，不在正月。事在正月，则书「王正月」；事不在正月，在二月，则书「王二月」，庄二年葬陈庄公之类是也；在三月，则书「王三月」，庄十二年纪叔姬归于酅之类是也。未有正月无事而举之者，唯通一时无事，则书正月以见王，庄五年之类是也。此年正月，公实即位，不得为无事，特以正公，故不书，与庄五年不类。此正经之大义，乃以谨始言之，非也。其下自见三月盟邾仪父，若正月无事，则自当以三月首时见王。此言施之于庄五年，曰：「一时虽无事，必举王正月以谨始。」乃可尔。不言即位，以为公志可矣，然非《春秋》成之以恶桓也。《春秋》立王者大法以示天下后世，必举其重者见焉，岂区区以一人为襃贬哉？隠让桓之过正，《春秋》所当治，故不书即位以见其志。传既知《春秋》不成人之恶，而以隠为不正矣，乃以为恶桓而成之，是以桓而废天下之大法也，可乎？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眛
及者何？内为志焉尔。仪，字也。父，犹傅也，男子之美称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于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言未爵命于周，非也，盖不知「书」字之义，说已见《左氏》。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杀也。何以不言杀？见段之有徒众也。段，郑伯弟也。何以知其为弟也？杀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为弟也。段，弟也，而弗谓弟；公子也，而弗谓公子，贬之也。叚失子弟之道矣，贱段而甚郑伯也。何甚乎郑伯？甚郑伯之处心积虑成于杀也。于鄢，逺也，犹曰取之其母之怀中而杀之云尔，甚之也。然则为郑伯者宜奈何？缓追逸贼，亲亲之道也。弗谓公子，言贬非也。说已见左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礼，赗人之母则可，赗人之妾则不可。君子以其可辞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赗者何也？乘马曰赗，衣衾曰襚，贝玉曰含，钱财曰▯。
仲子为惠公之妾母，是矣。其死在是年与否，盖不可知，而经不书者，妾母自不得见也。传以赗人之妾为不可，书之义已尽矣，而反以其志为不及事。夫既知其不可，此固罪之所当书，尚何论及事不及事？若及事则不书乎？且传亦安知仲子之死不在是年，而讥其缓？盖拘于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而槩言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及为内卑者非也。说已见《公羊》。宿，邑名，亦非是。后见宿男卒，传固以为国矣。地以国者，国亦与盟，春秋之例也。
公子益师卒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
益师之恶，于三传皆无见，谷梁何由知之？盖见内大夫多日卒，故直推以为例尔。以此见公羊、谷梁以日月为例，皆未尝见事实，特以经文妄意之。审此为信，则公子牙盖将簒君者，季孙意如亲逐昭公者，而牙书七月癸巳卒，意如书六月丙申卒，谓之无恶可乎？
二年春公防戎于潜
防者，外为主焉尔。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防。防戎危公也。
防非别及之辞，吾于《公羊》言之矣。传复以内外为辨，其失大约与《公羊》同。且「防某盟于某」，「及某盟于某」，如传言以别内外，犹云可也。若防而不言盟，既不以为礼之名，则防终何事乎？「公及齐高徯盟」，「公及晋处父盟」，此皆不敌公而没公，然皆书及而不书防则及非内志可知矣。此所谓「公防戎于潜」者，正以防礼相见者也。不然，使内为主，可但云「公及戎于潜」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内弗受也向我邑也
经书「入」有二例：有用兵胜国，别于灭而书「入」者；有诸侯大夫出奔反国，别于归而书「复入」者。其义各不同。复国而入，或内无援，其归为难；或其理逆，不应得归而归，以为内弗受可也。若胜国而入，岂可以是为例哉？未有入人之国而内受之者，而传
译《春秋》重视开端，关键在于“王”，而不在于“正月”。如果事情发生在正月，就记载为“王正月”；如果事情不在正月，而在二月，就记载为“王二月”，例如庄公二年记载“葬陈庄公”就是这类情况；在三月，就记载为“王三月”，例如庄公十二年记载“纪叔姬归于酅”就是这类情况。从来没有正月没有事情发生却特意记载的，只有当整个季度都没有事情发生时，才记载“正月”以彰显“王”的存在，庄公五年就是这类情况。这一年的正月，鲁隐公实际上已经即位，不能算作没有事情发生，只是为了纠正鲁隐公的即位名分，所以没有记载，这与庄公五年的情况不同。这是《春秋》经文的重大义理，却用“重视开端”来解释，是不对的。下文接着记载三月与邾仪父在眛地结盟，如果正月真的没有事情发生，那么自然应当用三月的记载来彰显“王”的存在。这里把这种说法套用在庄公五年上，说：“即使一个季度没有事情发生，也一定要记载‘王正月’以重视开端。”这样才可以说得通。不记载即位，认为是为了成全鲁隐公的志向，是可以的，但这并不是《春秋》为了憎恶鲁桓公而这样做的。《春秋》确立王者的大法以昭示天下后世，必定要举出最重要的事情来彰显，难道仅仅是为了褒贬某一个人吗？鲁隐公谦让鲁桓公的做法过分了，这是《春秋》应当纠正的，所以不记载即位以彰显他的志向。《公羊传》既然知道《春秋》不成全人的恶行，并且认为鲁隐公的做法不正当，却又认为是为了憎恶鲁桓公而成全他，这是用鲁桓公来废弃天下的大法，可以吗？
三月，鲁隐公与邾仪父在眛地结盟。
“及”是什么意思？表示鲁国方面有意愿。仪，是字。父，相当于傅，是对男子的美称。为什么不称“邾子”呢？因为邾国在上古时期地位卑微，没有得到周天子的爵位任命。不记载具体日期，是因为这个盟约后来被破坏了。眛，是地名。
说邾国没有得到周天子的爵位任命，是不对的，这是不知道“书”字的含义，解释已经在《左传》中说明过了。
夏季五月，郑伯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
“克”是什么意思？是能够的意思。能够做什么？能够杀死。为什么不直接说“杀”呢？是因为共叔段拥有部众。共叔段，是郑伯的弟弟。怎么知道他是弟弟呢？杀死世子或母亲的弟弟，经文会称其为“君”，因为称其为“君”，所以知道他是弟弟。共叔段是弟弟，却不称他为“弟”；是公子，却不称他为“公子”，这是贬低他。共叔段失去了做子弟的道理，贬低共叔段并且更加严厉地批评郑伯。为什么更加严厉地批评郑伯呢？因为郑伯处心积虑，最终导致了杀弟的结果。在鄢地，距离很远，这就好比从母亲的怀中夺取并杀死他一样，这是为了加重批评。那么作为郑伯应该怎么做呢？应该放缓追击，让贼人逃脱，这才是亲近亲人的道理。说不称“公子”是贬低，是不对的。解释已经在《左传》中说明过了。
秋季七月，周天子派遣宰咺前来送惠公和仲子的助丧财物。
母亲以儿子的姓氏称呼。仲子是谁？是惠公的母亲，孝公的妾室。按照礼制，送助丧财物给别人的母亲是可以的，送给别人的妾室则不可以。君子认为可以接受，就接受了。他的志向没有考虑到事情本身。助丧财物中，车马叫赗，衣服被褥叫襚，贝玉叫含，钱财叫赙。
仲子是惠公的妾母，这是对的。她是否在这一年去世，大概无法知道，而经文没有记载，是因为妾母本来就不应该被记载。《公羊传》认为送助丧财物给别人的妾室是不可以的，经文的含义已经说尽了，反而认为鲁隐公的志向没有考虑到事情本身。既然知道这是不可以的，这本来就是应当记载的罪过，还讨论什么考虑事情与否呢？如果考虑了事情就不记载吗？况且《公羊传》又怎么知道仲子的死不在这一年，而讥讽他迟缓呢？大概是因为拘泥于秦人来送僖公成风的助丧财物这一事例，而一概而论罢了。
九月，鲁隐公与宋人在宿地结盟。
“及”是什么意思？表示鲁国方面地位卑微。宋人，表示宋国方面地位卑微。地位卑微者的盟约不记载具体日期。宿，是邑名。
说“及”表示鲁国方面地位卑微，是不对的。解释已经在《公羊传》中说明过了。宿是邑名，也是不对的。后来记载“宿男卒”，《公羊传》本来就认为宿是一个国家。地名以国名记载，是因为国家也参与了盟约，这是《春秋》的体例。
公子益师去世。
大夫在特定日期去世是正常死亡，不在特定日期去世是恶死。
公子益师的恶行，在三部传中都没有记载，《谷梁传》从哪里知道的呢？大概是因为看到国内大夫多在特定日期去世，所以直接推断为体例罢了。由此可以看出，《公羊传》和《谷梁传》以日月作为体例，都未曾见到事实，只是根据经文随意猜测。如果认为这是可信的，那么公子牙大概是想要篡位的人，季孙意如亲自驱逐昭公的人，而公子牙记载为七月癸巳日去世，季孙意如记载为六月丙申日去世，能说他们没有恶行吗？
二年春季，鲁隐公在潜地防备戎人。
“防”是什么意思？表示外方为主。有智慧的人考虑，有义气的人行动，有仁德的人坚守，具备这三者，然后才可以出去防备。防备戎人使鲁隐公处于危险之中。
“防”不是区别于“及”的用语，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公羊传》又以内外来区分，其错误大致与《公羊传》相同。况且“防某盟于某”，“及某盟于某”，如果像《公羊传》所说用来区分内外，还可以说得过去。如果“防”而不说“盟”，既然不把它作为礼仪的名称，那么“防”终究做什么呢？“公及齐高徯盟”，“公及晋处父盟”，这些都是地位不相等而省略了公，但都记载为“及”而不记载为“防”，那么“及”不是表示内方意愿就可以知道了。这里所说的“公防戎于潜”，正是以“防”的礼仪相见。不然的话，如果内方为主，难道可以说“公及戎于潜”吗？
夏季五月，莒人进入向地。
“入”是什么意思？表示内部不接受。向，是鲁国的邑。
经文记载“入”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用兵战胜他国，区别于“灭”而记载为“入”；另一种是诸侯大夫出奔后返回本国，区别于“归”而记载为“复入”。它们的意义各不相同。返回本国而“入”，或者国内没有援助，回归困难；或者道理不顺，不应该回归却回归了，认为内部不接受是可以的。如果是战胜他国而“入”，难道可以以此为例吗？没有进入别人的国家而内部接受的情况，而《公羊传》
一施之，当从公羊所谓「得而弗居」者是也。向，国也，亦非我邑，经未有书入邑者。
译一旦施行，应当遵循《公羊传》所说的“得到却不占有”的原则。向是诸侯国，也不是我国的城邑，经文中没有记载“入邑”的情况。
无侅帅师入极
入者，内弗受也。极，国也。苟焉以入人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称氏者，灭同姓，贬也。
内弗受，其失与前同。无侅不氏为贬，则其説与前复异。且入则非灭，灭则入，不足言二说不可相通。若从后説，极葢灭矣，则前安得言入乎？以入极为灭，本出公羊。説者谓谷梁出公羊后，晚得其书，间窃取之以附已说，故有解一事为二义，先后相戾者。今考于传，宜有之也。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
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
逆女非亲者，说已见《公羊》。凡诸侯大夫来盟、来聘之类，无非交接于我者，未尝得一襃。履緰如传言「君不行而使大夫」，此乃当贬，何为反独进乎？诸侯以爵系国，大夫、公子、公孙以氏系国，此文之当然，所以别他国。有不得以氏见，则书名而已，非谓不氏其氏而以国为氏者也。而《公羊》、《谷梁》毎为国氏之说，其义皆无可据。《谷梁》之例三：齐无知之徒为当国，以国氏；宋万之徒为卑者，以国氏；今履緰之徒又为进大夫，以国氏。范寗谓「公子公孙簒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国氏以表其无礼」，此犹可言也。若庶姓微臣，虽为大夫，不得爵命，既不书其氏族，当知某国之臣，故国氏以别之，是谓不得爵命者不得以氏族见也。岂有大夫而无爵命者乎？正使得以氏族见，若不氏国，亦何以别其为某国之臣？则谓卑者为国氏，亦不可通矣。而履緰又以为奉国重命，得接公行礼，故以国氏重之。履緰非卑者，当以氏见，因欲重之，反去其本氏，此说自与传异。传后言「逆之道微，故不言使」，则履緰固卑者矣。若然，则又何以异于宋万而谓之进乎？叔姬归于纪，传曰：「其不言逆，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等为微者，一则没而不得见，一则书而谓之进，其言亦已厐矣！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
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妇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夫死从长子。妇人不专行，必有从也。伯姬归于纪，此其如专行之辞何也？曰：「非专行也。吾伯姬归于纪，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此与《叔姬》之文同，知其不可通，故改「逆」为「使」，然适足以相伐。
纪子伯莒子盟于密
或曰：「纪子伯莒子而与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纪子以伯先也。」
此阙文，说已具左氏【按左传谳不载此文，永乐大典本原缺】春秋虽齐小白、晋重耳，未尝显得称伯以临诸侯，何纪子而得称乎？若以为以伯先，则纪子固未尝伯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内辞也，或外辞也。有食之者，内于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此四言者，《诗》固载之矣，非《春秋》之辞也，不可以为义。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诸侯日卒正也
传于齐小白，卒书曰，言此不正者，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见矣，是以嫡为正，庶为不正。然《春秋》诸侯曰卒者十八九，未必皆嫡，其不日者多，曹、许、杞、滕、秦、吴、邾、莒之君。曹十一见而得日者二，秦六见而得日者一，其事固不可尽考。然经书「曹伯使世子射姑来朝」，则射姑为嫡无疑也，而后书「曹伯射姑卒」则不日。《诗》言秦康公母晋献公之女，则康公为嫡亦无疑也，而后书「秦伯防卒」则不日。若齐小白、晋重耳皆不正者也，而皆书曰。小白又以前见为辞，经若实以日辨邪正，而正者未必日，不正者亦得日，则亦何用设此例以为别乎？
癸未葬宋缪公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正者谓不失其时也。诸侯五月而葬，缪公以八月卒，十二月葬，既不失期，又未尝有忧危之事，何以为危不得葬哉？范寗言：「传例：诸侯时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忧危最甚，不得备礼葬也。」今缪
译无侅率领军队进入极国。
“入”，是指国内不接纳他。极，是一个国家。如果以攻入他国作为志向，别人也会攻入他的国家。不称他的氏，是因为他灭掉了同姓国家，这是贬斥。
国内不接纳，其过失与前面相同。无侅不称氏是贬斥，那么这种说法就与前面的说法不同了。况且“入”并不是“灭”，“灭”也不是“入”，不足以说明两种说法不能相通。如果按照后面的说法，极国大概已经被灭掉了，那么前面怎么能说是“入”呢？把“入极”解释为“灭”，原本出自《公羊传》。解说的人认为《谷梁传》出现在《公羊传》之后，后来得到了这本书，偶尔窃取其中的内容来附会自己的学说，所以出现对同一件事解释出两种含义，前后相互矛盾的情况。现在考察经传，应该有这种情况。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
“逆女”，是亲自迎娶的意思。派遣大夫，是不合正道的。用国名作为氏，是因为他来进行交接于我国，所以君子推崇他。
迎娶女子不是亲自去，说法已经在《公羊传》中见到。凡是诸侯大夫来结盟、来聘问之类，没有不是进行交接于我国的，未曾得到过褒扬。履緰如果像传文所说“国君不去而派遣大夫”，这应当被贬斥，为什么反而单独推崇他呢？诸侯用爵位联系国名，大夫、公子、公孙用氏联系国名，这是文体的当然要求，用来区别其他国家。有不能用氏出现的，就只写名字罢了，并不是说不写他的氏而用国名作为氏。而《公羊传》、《谷梁传》每有用国名作为氏的说法，其义理都没有依据。《谷梁传》有三条例：齐国的无知之徒是当权者，用国名作为氏；宋国的万之徒是卑贱者，用国名作为氏；现在履緰之徒又是推崇大夫，用国名作为氏。范寗说：“公子公孙篡夺君位代替职位，所以去掉他们的氏族，用国名作为氏来表明他们的无礼”，这还可以说得通。如果是庶姓微臣，虽然是大夫，没有得到爵位任命，既然不写他们的氏族，应当知道是哪国的臣子，所以用国名作为氏来区别他们，这就是说没有得到爵位任命的人不能用氏族出现。哪有作为大夫却没有爵位任命的呢？即使允许用氏族出现，如果不写国名，又怎么区别他是哪国的臣子呢？那么说卑贱者用国名作为氏，也不通顺了。而履緰又认为是奉持国家的重要使命，得以接待国君行礼，所以用国名作为氏来尊重他。履緰不是卑贱者，应当用氏出现，因为想要尊重他，反而去掉他原本的氏，这种说法自己就与传文不同。传文后面说“迎娶的道理细微，所以不说‘使’”，那么履緰本来就是卑贱者了。如果这样，那么又怎么不同于宋万而说他是推崇呢？叔姬嫁给纪国，传文说：“它不说‘逆’，是因为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说罢了。”同为细微的，一个隐没而不得见，一个书写而说推崇，其言论也太庞杂了！
冬十月，伯姬嫁给纪国。
礼制：妇人称出嫁为“归”，返回称为“来归”，是顺从他人的意思。妇人在家受制于父亲，出嫁后受制于丈夫，丈夫死后顺从长子。妇人不独自行动，必定有随从。伯姬嫁给纪国，这怎么像是独自行动的言辞呢？回答说：“不是独自行动。我们的伯姬嫁给纪国，所以记载它。”它不说“使”是什么意思呢？迎娶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说罢了。
这与《叔姬》的文辞相同，知道它不通顺，所以把“逆”改为“使”，然而恰好足以相互驳斥。
纪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
有人说：“纪子伯与莒子，并与他们结盟。”有人说：“年份相同爵位相同，所以纪子以伯先称。”
这是缺文，说法已经具备在左氏【按左传谳不载此文，永乐大典本原缺】春秋中，即使是齐小白、晋重耳，未曾显赫地称伯来凌驾诸侯，何况纪子怎么能称呢？如果认为以伯先称，那么纪子本来未曾称伯。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说“日”不说“朔”，是食在晦日。它说“日有食之”是什么意思呢？吐是外壤，食是内壤，空缺而不见其壤，是有食之的意思。有内辞，也有外辞。有食之，是内于日。它不说“食之”是什么意思呢？知道它不可知，是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这四句，是《诗经》本来就记载的，不是《春秋》的文辞，不可以作为义理。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诸侯记载去世日期是正当的。
传文对于齐小白，去世记载说，说这不正，记载日期，为什么呢？它的不正前面已经见到了，因此以嫡为正当，以庶为不正当。然而《春秋》中诸侯记载去世的十之八九，未必都是嫡子，不记载日期的很多，曹、许、杞、滕、秦、吴、邾、莒的国君。曹十一见而得到日期的只有两个，秦六见而得到日期的只有一个，其事本来不能全部考证。然而经文书写“曹伯派遣世子射姑来朝见”，那么射姑是嫡子无疑，而后书写“曹伯射姑去世”却不记载日期。《诗经》说秦康公的母亲是晋献公的女儿，那么康公是嫡子也无疑，而后书写“秦伯防去世”却不记载日期。如果齐小白、晋重耳都是不正当的，却都记载日期。小白又以前面见到为借口，经书如果确实以日期辨别邪正，而正当的未必记载日期，不正当的也得到记载日期，那么又何必设立这个例子来区别呢？
癸未，安葬宋缪公。
记载安葬日期是因为有缘故，危险而不能安葬。
正当是指不失去时机。诸侯五个月安葬，缪公在八月去世，十二月安葬，既不失去期限，又未曾有忧患危险的事情，为什么说是危险而不能安葬呢？范寗说：“传文条例：诸侯按时安葬，是正当的；按月安葬，是有缘故的；按日安葬，是忧患危险最严重，不能完备礼仪安葬。”现在缪
公之葬，可谓备礼矣，而反书日。推传意，但见时葬者既不言月，无以考其或迟或速，故妄意以为正。然而郑穆公以冬十月卒，继书葬，则速矣；邾庄公以二月卒，秋书葬，则迟矣，是安得为正哉？曹庄公以正月卒，五月葬；卫宣公以十一月卒，三月葬。此既不失时，亦无他事，而月葬，则未必皆故也。齐僖公以十二月卒，四月己巳葬；陈宣公以十二月卒，四月丁亥葬。此亦不失时而无他事，则以日葬者，未必皆危。三例无一通者。
译公的葬礼，可以说礼仪完备了，却反而记载了日期。推究《春秋》传文的用意，只是看到当时下葬的人既没有记载月份，无法考证其或迟或速，所以随意推测认为这是合乎正道的。然而郑穆公在冬十月去世，紧接着记载下葬，那就太快了；邾庄公在二月去世，秋天才记载下葬，那就太慢了，这怎么能说是合乎正道呢？曹庄公在正月去世，五月下葬；卫宣公在十一月去世，三月下葬。这些既没有违背时节，也没有其他变故，却只记载月份下葬，那么未必都是出于故意。齐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四月己巳日下葬；陈宣公在十二月去世，四月丁亥日下葬。这些也没有违背时节且没有其他变故，却记载日期下葬，那么未必都是因为国家危殆。这三个例子没有一个能讲得通的。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娄。
传曰：「言伐言取，所恶也。诸侯相伐取地于是始，故谨而志之也。」
谨始说已见《公羊》、《谷梁》。始已言伐，言取，为所恶，又复谓之谨始，二义不得相通，此亦窃取《公羊》而附之者也。前言所恶者亦非是，岂言伐而不言取，言取而不言伐者，皆善之乎？
戊申卫祝吁弑其君完
大夫弑其君以国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非也说见公羊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及者，内为志焉尔；遇者，志相得也。
后于宋公、衞侯遇于垂，则曰不期而防，与《公羊》同，此其説是矣。今见公及宋公，不敢废及例，故亦以内为志为言。不知凡外遇皆不言及，谓邂逅适相值，非有接之者，而内遇不可言公宋公遇于清，故以公及为文，此乃内外之辨。若内为志，则是我欲之也，岂不期而防乎？
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
翚者何也？公子翚也。其不称公子何也？贬之也。何为贬之也？与于弑公，故贬也。
谷梁葢不知缺三命不以氏见之法，故妄言之。
九月卫人杀祝吁于濮
称人以杀，杀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谨之也。于濮者，讥失贼也。
传于刘子、单子以王猛居于皇，曰「王猛」，嫌也，谓其不称王子猛而言王猛也。至后书王子猛卒，曰失嫌也，谓猛未成君，不当书卒，而书卒，以猛死为无嫌也。则今言祝吁之挈，岂以弑君者不得再见，而见之亦以其死而无嫌乎？然弑君之贼，国既能讨，自当见经，若不书祝吁，则何书？与王猛之卒不类，其説固不通。若谓不以国氏而直举其名为失嫌，则所谓嫌者，为其将为君，非复公子也。今失嫌，当复氏公子，如王子猛可矣，不得反挈其名也。此盖失于国氏之说，故后欲救之，适以相伐。所谓其月谨之者，亦非是。传见后书齐杀无知时而不月，又不地，故以此见月复地濮为失贼而责臣子之缓。不知无知杀于国中，州吁杀于卫，无知自不应地，而祝吁不得不地。必讥失贼，则夫人薨于夷，亦讥失贼乎？秋，蔡人杀陈佗，此亦可谓失贼而不月。十月，楚人杀夏徴舒，此杀于国中，经以讨贼之文书之，亦可谓不失贼而书月，则复何以为别也？
冬十有二月卫人立晋
卫人者，众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晋之名恶也。其称人以立之何也？得众也。得众，则是贤也。贤，则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义，诸侯与正而不与贤也。
周官》小司寇大询之礼，三询，立君居一。其有国者不幸先君无子，而聼于国人，从众之所欲立者，周道也。石碏以大义讨祝吁而正其罪，使卫桓公有子，则石碏立之矣。今外求君，逆晋于邢而立之，可以见桓公之无子也。故特书「卫人立晋」，以一见法，以为凡国有子而聼于人，固不可；若无子而聼国人以为贤者立之，则可矣。何得谓贤而不宜立乎？且诸侯出奔而名，所以别二君也。今晋自外立，若不以名见，则固不可云卫人立卫侯。以晋之名为恶，亦误矣。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
传曰：「常事曰视，非常曰观。」礼，尊不亲小事，卑不尸大功。鱼，卑者之事也。公观之，非正也。
观为矢说己见左氏
夏四月葬卫桓公
月葬故也
非也说己见前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为夫人也。礼，庶子为君，为其母筑宫，使公子主其祭也。于子祭，于孙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隠孙而修之，非隠也。
此文本与下「初献六羽」相属，公羊、谷梁皆误析为二，故传复以考宫为非。隠经有举下文以见上文者，义初不在上文，以正下文，不得不见。如「正月，牛死，而不郊，犹三望」，「正月牛死乃不郊」，本常事不必书，以见「犹三望」，故书。「禘于太庙，用致夫人」，「禘于太庙」亦常事不必书，以见「用致夫人」，故书。则今「考仲子之宫」，非以讥隠，亦以见「初献六羽」尔。仲子不书立宫而书考宫，得变之正，《春秋》固与之，说已见左氏。
译鲁隐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杞国，夺取了牟娄。
《左传》说：“既说‘伐’又说‘取’，是因为厌恶这种行为。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并夺取土地，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下来。”
关于“谨始”的说法，在《公羊传》和《谷梁传》中已经见过。既然已经说过“伐”和“取”是因为厌恶，又再说这是“谨始”，两种含义无法相通，这也是窃取《公羊传》的说法来附会的。前面说因为厌恶，也不对，难道说只提“伐”不提“取”，或者只提“取”不提“伐”的，都是赞许的吗？
戊申日，卫国大夫祝吁杀害了国君完。
大夫杀害国君却用国名来称呼他，是因为有嫌疑，即杀害国君并取而代之。
这种说法不对，理由见《公羊传》。
夏季，鲁隐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
“及”字，是以鲁国为记述中心；“遇”字，是记载双方相得。
后来在“宋公、卫侯遇于垂”时，则说是不期而遇以防备对方，这与《公羊传》相同，这种说法是对的。现在看到“公及宋公”，不敢废弃“及”的体例，所以也说以鲁国为记述中心。殊不知凡是与外国的相遇都不说“及”，意思是偶然相遇，没有特意去接见对方，而与内国的相遇不能说“公宋公遇于清”，所以用“公及”来行文，这是内外之别的体现。如果说是以鲁国为记述中心，那就是我主动想要去的，怎么还能说不期而遇以防备呢？
秋季，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
翚是谁？是公子翚。为什么不称他为公子？是贬低他。为什么要贬低他？因为他参与了弑杀鲁隐公，所以被贬低。
《谷梁传》大概不知道省略三命官职而不以氏相见的法则，所以胡乱议论。
九月，卫国人杀祝吁于濮地。
称“人”来杀，是因为杀的是有罪之人。祝吁被牵连，是因为有嫌疑。记载月份，是谨慎的表现。在濮地，是讥讽未能及时抓获贼人。
《左传》在记载刘子、单子让王猛居住在皇地时，称“王猛”，是因为有嫌疑，认为他不称“王子猛”而称“王猛”。等到后来记载王子猛去世，说“失嫌”，意思是王猛尚未正式成为国君，不该记载“卒”，而记载了“卒”，是因为王猛死后就没有嫌疑了。那么现在说祝吁被牵连，难道是因为弑君者不能再出现，而出现也是因为他死后没有嫌疑吗？然而弑君的贼人，国家既然能够讨伐，自然应当记载在经文中，如果不写祝吁，那写谁呢？这与王猛去世的情况不同，这种说法本来就不通。如果说不用国名而直接举其名是“失嫌”，那么所谓的嫌疑，是因为他将要做国君，不再是公子了。现在既然“失嫌”，应当恢复称他为公子，像王子猛那样就可以了，不应该反而提他的名字。这大概是因为在“国氏”的说法上出了差错，所以后来想要补救，反而互相矛盾。所谓“其月谨之”，也不是对的。《左传》看到后来记载齐国杀无知时没有记月份，也没有记地点，所以认为这里记月份又记地点濮地，是因为未能及时抓获贼人而责备臣子迟缓。殊不知无知是在国都内被杀的，州吁是在卫国被杀的，无知本就不该记地点，而祝吁不得不记地点。如果一定要讥讽未能及时抓获贼人，那么夫人薨逝于夷地，也是讥讽未能及时抓获贼人吗？秋季，蔡人杀陈佗，这也可以说是未能及时抓获贼人而不记月份。十月，楚人杀夏徵舒，这是在国都内被杀的，经文以讨伐贼人的文书来记载，也可以说是没有未能及时抓获贼人而记了月份，那么又怎么区分呢？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拥立晋为国君。
“卫人”，是众人的意思。“立”，是不应该拥立的意思。“晋”这个名字是恶名。为什么称“人”来拥立他？是因为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得到众人的支持，那就是贤德。贤德，为什么说是不应该拥立呢？《春秋》的道义，是诸侯拥护正统而不拥护贤德。
《周礼》中小司寇关于重大咨询的礼仪，三次咨询，拥立国君占一次。如果有国君不幸先君没有儿子，而听从国人，顺从众人想要拥立的人，这是周代的道义。石碏以大义讨伐祝吁并纠正他的罪行，如果卫桓公有儿子，石碏就会拥立他。现在向外寻求国君，在邢地迎接晋并拥立他，可以看出桓公没有儿子。所以特别记载“卫人立晋”，以此显示法度，认为凡是国家有儿子而听从外人，本来就不可以；如果没有儿子而听从国人拥立贤德之人，就可以。怎么能说贤德却不宜拥立呢？况且诸侯出奔而称名，是为了区别两位国君。现在晋是从外面拥立的，如果不以名来显示，那就不能说卫人拥立卫侯。认为晋的名是恶名，也是错误的。
鲁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在棠地观看捕鱼。
《左传》说：“平常的事叫‘视’，不平常的事叫‘观’。”礼制规定，尊贵的人不亲自做小事，卑贱的人不独占大功。捕鱼，是卑贱者的事。国君观看，是不合正道的。
关于“观”是射箭的说法，已经在《左传》中见过。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记载月份是因为安葬的原因。
这种说法不对，理由前面已经说过。
九月，考成仲子的宫室。
“考”是什么意思？“考”就是完成。完成作为夫人的宫室。礼制规定，庶子成为国君，要为他的母亲建筑宫室，让公子主持祭祀。在儿子时祭祀，到孙子时停止。仲子是惠公的母亲。隐公是孙子而修缮宫室，并不是隐公的本意。
这段经文与下面的“初献六羽”相连，公羊、谷梁都错误地将其分为两段，所以《左传》又认为考宫是不对的。隐公的经文有举下文来显示上文的情况，意义本不在上文，而是为了纠正下文，不得不出现。比如“正月，牛死，而不郊，犹三望”，“正月牛死乃不郊”，本是常事不必记载，为了显示“犹三望”，所以记载。“禘于太庙，用致夫人”，“禘于太庙”也是常事不必记载，为了显示“用致夫人”，所以记载。那么现在“考仲子之宫”，不是为了讥讽隐公，也是为了显示“初献六羽”。仲子不记载建立宫室而记载考成宫室，符合变通的正当性，《春秋》本来就是赞许的，说法已经在《左传》中见过。
初献六羽
初始也。谷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初献六羽，始僭乐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诸侯皆用八佾。初献六羽，始厉乐矣。」
译初献六羽
“初”是开始的意思。《谷梁传》说：“舞《夏》乐，天子用八佾，公爵用六佾，诸侯用四佾。初献六羽，是开始僭越礼制使用音乐了。”《尸子》说：“舞《夏》乐，从天子到诸侯都用八佾。初献六羽，是开始滥用音乐了。”
皆非也说已见公羊
螟
虫灾也甚则月不甚则时
月者，志一月而已；时则包三月皆在焉。当云「甚则时，不甚则月」。
宋人伐郑围长葛
伐国不言围邑，此其言围何也？久之也。伐不逾时，战不逐奔，诛不填服。苞人民、殴牛马曰侵，斩树木、壊宫室曰伐。
侵伐者，讨罪之名，最为近正，说已见《公羊》。为其用师之道不至于深，故左氏多有言行成而盟者，谓服罪也。若非讨罪而直以兵相加，或战，或围，或入，或灭，则宜有前四事矣。自各以重书，岂有侵伐而为此者乎？齐小白与诸侯侵蔡，蔡溃，遂伐楚，《春秋》善之。若前则苞人民、殴牛马于蔡，后则斩树木、坏宫室于楚，何足以为伯主？且是时师但次陉，亦安能坏楚之宫室？晋士匄侵齐，至谷，闻齐侯卒，乃还，正不得有苞人民、殴牛马之事矣。《春秋》书伐而围邑者凡四，无有久师之义，盖见围长葛书取，以为经年不解，故云尔。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输者，堕也。平之为言，以道成也。来输平者，不果成也。非也。说已见《公羊》。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无足道焉尔。
非也说已见公羊
滕侯卒
滕侯无名，少曰世子，长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春秋中国诸侯而不能由礼者，未尝不因文以见贬。杞本伯爵，故因时王降爵称子。介近淮夷，故介葛卢来不言朝，未有无见者也。滕在齐鲁之间，与淮甸不相接，固无习用其礼之道，使诚有之，经安得无异文哉？滕子卒而见经者七：成公原、悼公寜、顷公结、隠公虞母，皆以名见。其不以名见者，昭公、文公与此而已。传岂以滕初以侯爵见，后又书「滕侯来朝」，而自昭公以下四书皆子，以为降爵如杞哉？然而经书侯而不名，是亦为用其法可也。何以不降爵？则滕之为子宜自别有罪，未必如杞也。且言不正者名，则前四公名者皆不正矣。传例诸侯日卒正也，而四公皆日卒，又何以为不正乎？经于诸侯卒，惟秦五见而四不名，次则滕亦七见而三不名，意逺国小国皆不能具礼以名赴，故经不得书。而公羊亦谓秦为大言匿嫡之名，与传之意同，皆妄信其所闻而不审者也。
夏城中丘
城为保民，为之也。民众城小则益城，益城无极，凡城之志，皆讥也。
城既以保民为之，则民众城小，不得不益城也，何为凡城之志皆讥哉？或当城而城，不失其时者，自不应书；或非所城而城，然后见经，则所谓凡城之志皆讥者，固是矣，但不如传所言尔。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属通。其弟云者，以其来接于我，举其贵者也。
言来接于我，举其贵者也。其失与进纪履緰同。此盖谓聘者，大夫之事，年未得为大夫，而以其弟贵之，使任大夫之事，故讥尔。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卫也。戎卫者，为其伐天子之使，贬而戎之也。楚丘，卫之邑也。以归，犹愈乎执也。
以戎为卫，其失与公羊以茅戎为晋同。经书王人于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若其人不足以将事，亦不得以王人掩其恶。虽天王败绩于茅戎，且不讳，凡伯何足以大哉？其谓之伐，正以着其有罪，见侮于戎。左氏葢言其事矣。经有书灭而以归者，有书败而以归者，有书伐而以归者，其实皆执也。各举其重，故不言执。而执则直执之而已，事固不同，伐何愈于执也？
八年春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邴
名宛所以贬郑伯恶与地也
纪履緰以名为进，郑宛以名为贬，若实微者，如宋万，则进与贬何从见乎？
庚寅我入邴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邴者，郑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诸侯相陵暴而入其国，未有善者也。传固谓：「苟焉以入人者，人亦入之矣。」又安用以日别其恶乎？
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诸侯日卒正也
非也说已见宋公
译以上说法都不对，观点已在《公羊传》中阐述。
螟虫灾害，严重的记月份，不严重的记季节。
记月份，只是记录一个月罢了；记季节则包含三个月都在其中。应当说“严重的记季节，不严重的记月份”。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
攻打国家不记载包围城邑，这里记载包围城邑是为什么呢？因为包围时间长久。攻打不逾越时节，作战不追逐败逃者，诛讨不屠杀已降服者。掠夺人口、驱赶牛马叫做“侵”，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叫做“伐”。
“侵”和“伐”，是声讨罪过的名目，最为接近正道，观点已在《公羊传》中阐述。因为用兵的道理不至于过分苛刻，所以《左传》中多有“言行成而盟”的说法，指的是对方认罪服罪。如果不是声讨罪过而直接用武力相加，或者作战，或者包围，或者攻入，或者灭国，那就应该有前面那四种情况了。各自根据轻重来记载，哪有记载“侵”或“伐”却做出这些行为的呢？齐桓公与诸侯联军侵犯蔡国，蔡国溃败，于是攻打楚国，《春秋》对此表示赞许。如果先前在蔡国掠夺人口、驱赶牛马，后来在楚国砍伐树木、毁坏宫室，哪里配得上做霸主呢？况且当时军队只是驻扎在陉地，又怎么能毁坏楚国的宫室呢？晋国士匄侵犯齐国，到达谷地，听说齐侯去世，就撤军回国，确实没有掠夺人口、驱赶牛马的事情。《春秋》记载“伐”而包围城邑的共有四次，没有长久用兵的意思，大概是因为看到长葛被包围后记载了“取”，认为这是经年不解的包围，所以这样说。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求和。
“输”是坠落的意思。“平”的意思是，以正道达成。来求和，却没有最终达成。这种说法不对，观点已在《公羊传》中阐述。
七年春天，周王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这里不记载“逆”（迎亲）是为什么呢？因为迎亲的道理细微，不值得记载罢了。
以上说法不对，观点已在《公羊传》中阐述。
滕侯去世。
滕侯没有名字，年少叫世子，年长叫君，这是狄人的礼制。其中不合正道的，是使用了名字。《春秋》中中原诸侯如果不能遵循礼制，没有不通过文字来体现贬斥的。杞国本来是伯爵，所以根据时王降爵称子。介国靠近淮夷，所以介葛卢来朝见不记载“朝”，没有没有表现的地方。滕国在齐国和鲁国之间，与淮甸不接壤，本来就没有习惯使用其礼制的道理，如果真有其事，经文怎么会有不同的文字呢？滕子去世而见于经文的有七次：成公原、悼公寜、顷公结、隐公虞母，都是以名字出现。不以名字出现的，只有昭公、文公和这次而已。《左传》难道是因为滕国起初以侯爵出现，后来又记载“滕侯来朝”，而从昭公以下四次都称子，就认为像杞国那样降爵了吗？然而经文记载侯爵却不记载名字，这也是可以沿用其法度的。为什么不降爵呢？那么滕国称子应该另有罪过，未必像杞国那样。再说，不合正道的是名字，那么前面四位公记载名字的都不合正道了。《左传》的条例说诸侯按日记载去世是合乎正道的，而这四位公都按日记载去世，又怎么能说不合正道呢？经文在诸侯去世时，只有秦国五次出现而四次不记载名字，其次是滕国七次出现而三次不记载名字，意思是远方小国都不能具备礼制以名字赴告，所以经文不能记载。而《公羊传》也说秦国是大言不讳地隐藏嫡子的名字，与《左传》的意思相同，都是盲目相信所听到的而不加审察。
夏天，修筑城中丘的城墙。
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所以为之。百姓众多而城墙狭小就加高城墙，加高城墙没有极限，凡是记载修筑城墙，都是讥讽。
既然修筑城墙是为了保护百姓，那么百姓众多而城墙狭小，不得不加高城墙，为什么说凡是记载修筑城墙都是讥讽呢？或许应当修筑而修筑，不失时机的，自然不应记载；或者不应当修筑而修筑，然后才见于经文，那么所谓凡是记载修筑城墙都是讥讽，固然没错，但不像《左传》所说的那样。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诸侯尊贵，兄弟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称“他的弟弟”，是因为他来接洽我国，举出其尊贵者。
说他是来接洽我国，举出其尊贵者。这个错误与进用纪履緰相同。这大概是说，聘问是大夫的事，年还没有成为大夫，却因为他弟弟尊贵，让他担任大夫的事，所以讥讽。
冬天，周天王派凡伯来聘问。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把他带回去。
凡伯是谁？是天子的臣子。国家而说“伐”，这一个人也说“伐”，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彰显天子命令的重大。戎人，是卫国。称戎卫，是因为他们攻打天子的使者，贬斥他们称戎。楚丘，是卫国的城邑。“以归”，比“执”（拘捕）要好一些。
把戎当作卫国，这个错误与《公羊传》把茅戎当作晋国相同。经文把王人列在诸侯之上，是为了尊崇周王。如果那个人不足以担当使命，也不能用王人来掩盖他的恶行。即使天王在茅戎战败，尚且不避讳，凡伯哪里足以彰显重大呢？称他为“伐”，正是为了彰显他有罪，被戎人侮辱。《左传》大概已经说明了这件事。经文中记载灭国而“以归”的，记载战败而“以归”的，记载攻打而“以归”的，其实都是拘捕。各自举出其重者，所以不说“执”。而“执”就是直接拘捕，事情本来不同，“伐”哪里比“执”好呢？
八年春天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邴地。
记载宛的名字，是为了贬斥郑伯的恶行和土地。
纪履緰因为名字而被进用，郑宛因为名字而被贬斥，如果实在微贱的人，如宋万，那么进用和贬斥从哪里体现呢？
庚寅日，我国进入邴地。
“入”，是内部不接受。按日记载“入”，是厌恶进入的人。邴地，是郑伯受命于天子而祭祀泰山的城邑。
诸侯互相欺凌暴虐而进入其国，没有善行的。《左传》本来就说：“苟且进入别人国家的人，别人也会进入他的国家。”又何必用按日记载来区别其恶行呢？
夏天六月乙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诸侯按日记载去世是合乎正道的。
以上说法不对，观点已在宋公处阐述。
和卒
辛亥宿男卒
宿微国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非也，说已见。及宋人盟，若以未同盟言之，则隐书「滕侯卒」，桓书「滕子卒」，岂同盟者哉？
译和去世。
辛亥日，宿国的男爵去世。
宿是微小的国家，未能参与同盟，所以称“男”去世。
不对，解释已经说过。与宋人结盟，如果从没有参与同盟的角度来说，那么隐公时记载“滕侯去世”，桓公时记载“滕子去世”，难道他们是参与同盟的人吗？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卫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
周官司盟：「凡邦国有疑，则于防同请于王而盟。」诸侯非无盟也，特不得擅相盟尔。若责其擅相盟，则内而公及宋人盟于宿，外而齐侯郑伯盟于石门，亦盟矣，何不谨其始，必待于参盟乎？且擅盟防与擅征伐孰重？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此以四国同伐，不谨其始，而谨于参盟，亦倒置矣。葢外盟皆不日，适此见日，故传为之说。舜命禹征有苗，禹乃防羣后，誓于师，诰誓非不及五帝。司盟曰：「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吕刑》言罔中于民，以覆诅盟，事在三苗，则盟诅非不及三王，以为说尤妄矣。
八月葬蔡宣公
月葬故也
非也，说已见葬宋缪公。宣公卒，葬三传皆不载其事，但以三月葬见其速尔。推此可见，传凡所谓故者，皆未必有实迹，特牵其例而强推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来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子男之大夫一命，不得以名见，故称人，则凡小国而称人者，皆大夫也，何言不可及大夫？传但见前言及宋人盟，故例以为外卑者，不知各以其国推之也。
冬十有二月无侅卒
无侅之名，未有闻焉。或曰：「隠，不爵大夫也。」或说曰：「故贬之也。」
非也说见后侠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问也。聘诸侯，非正也。
周官：天子时聘，以结诸侯之好。诸侯非无聘也，范寗尝言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
震雷也电霆也
疾雷为霆电非霆也
庚辰大雨雪
志疏数也，八日之间再有大变，阴阳错行，故谨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言志疏数则非谨日，阴阳错行，疏数自不得不见。日传见僖公书「六月雨」，故以为志正。此盖无待于书月者，非与此别正不正也。
侠卒
侠者，所侠也。弗大夫者，隠不爵大夫也。隠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为君也。」
公羊、谷梁不知诸侯卿大夫士之制，吾于《公羊》言之矣。今《谷梁》于公子彄言「先君之大夫」，于无侅、侠言「隠不爵大夫」，而谓侠不氏为弗大夫，是亦以大夫则氏、非大夫则不氏，其失与公羊同。所谓不爵大夫者，不请于天子也。且为国固未有无大夫者，隠既已即位南面称公，凡盟、防、征伐之事，所以为君者无不任之矣，何待不爵大夫而后见其不成为君？有让桓之志，以桓推之，大夫之见经者，惟公子翚与柔二人而已。传前以翚为贬弑公而不氏，则翚固当以氏见，而先君之大夫矣。柔为未命之大夫，则桓非不成为君者，亦何以不爵柔乎？
十年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内不言战举其大者也
内战与外异辞，内讳败，不可言及某师战、某师败绩，故内败言战而已。传以为「内不言战，言战则败」者是也。此内败，外言败某师，不得言败为大于战，则不得云「内不言战」，举其大者。若战不胜而败，亦岂非大者？何为而不举乎？当云「内不言败，举其胜者」也，则可矣。不言战者，不言及某师战也；不言败者，不言某师败绩也。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败人而深为利取二邑，故谨而日之也。
传言日之义虽与公羊异，而其失与公羊同，说已见《公羊》。
宋人、蔡人、卫人伐载，郑伯伐取之。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非也説已见公羊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恶入者也。郕，国也。
非也说皆已见前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
天子无事，诸侯相朝，正也。考礼、脩徳，所以尊天子也。诸侯来朝，时正也。特言同时也，累数皆至也。
传不知累数为旅见，故以皆至为正。此葢蔽于朝时之例，以为既以时见，则非同日并朝。然经书朝，有志时者，有志月者。以志时为正可也；志月
译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
对外结盟通常不记载具体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因为诸侯三方共同结盟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慎重地记载了日期。告诫誓言不及五帝，盟誓诅咒不及三王，交换人质不及二伯。
周朝官制中司盟的职责规定：“凡是邦国之间有疑虑，就在防同向周王请求并结盟。”诸侯并非没有结盟，只是不能擅自互相结盟罢了。如果谴责他们擅自结盟，那么对内鲁公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对外齐侯与郑伯在石门结盟，也都是结盟了，为什么不慎重对待开始，一定要等到三方结盟呢？况且擅自结盟与擅自征伐哪个更严重？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这是四国共同征伐，不慎重对待开始，却慎重对待三方结盟，这也是本末倒置了。大概对外结盟都不记载日期，恰好这里记载了日期，所以《谷梁传》为此进行解释。舜命令禹征讨有苗，禹于是防备群臣，在军中宣誓，告诫誓言并非不及五帝。司盟说：“有诉讼的人，就让他们盟誓诅咒。”《吕刑》说不要欺骗百姓，以违背盟誓，事情发生在三苗时期，那么盟誓诅咒并非不及三王，以此作为解释尤其荒谬。
八月安葬蔡宣公
记载月份是因为有缘故
不对，解释已见于安葬宋缪公。宣公去世，安葬之事三传都不记载，只是通过三月安葬看出其迅速罢了。由此可以推知，《谷梁传》凡是所说的缘故，都未必有实际依据，只是牵强附会其惯例而强行推断罢了。
九月辛卯日，鲁公与莒人在包来结盟
可以说公与莒人结盟，不可以说公与大夫结盟
子男爵位的大夫是一命，不能以名字出现，所以称人，那么凡是小国而称人的，都是大夫，为什么说不能与大夫结盟？《谷梁传》只是看到前面说与宋人结盟，所以惯例认为这是对外卑者，不知道是各自根据其国家来推断的。
冬季十二月无侅去世
无侅的名字，从未听说过。有人说：“隐公不封爵大夫。”又有人说：“所以贬低他。”
不对，解释见于后面侠卒
九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南季来聘问
南是姓氏，季是字。聘问，是问候。聘问诸侯，不是正礼。
周朝官制：天子按时聘问，以结好诸侯。诸侯并非没有聘问，范寗曾经讲过。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
震是雷，电是霆
疾雷称为霆，电不是霆
庚辰日，大雨雪
记载疏密程度，八天之间再次发生大变，阴阳错乱运行，所以慎重地记载了日期。雨，按月记载是正礼。
说记载疏密就不是慎重记载日期，阴阳错乱运行，疏密自然不得不见。《谷梁传》看到僖公时记载“六月雨”，所以认为这是记载正礼。这大概是不需要记载月份的，并非与此有别于正不正。
侠去世
侠，是被侠护的人。弗大夫，是隐公不封爵大夫。隐公不封爵大夫，为什么呢？回答说：“不成为君主。”
《公羊传》、《谷梁传》不知道诸侯卿大夫士的制度，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现在《谷梁传》对公子彄说“先君的大夫”，对无侅、侠说“隐公不封爵大夫”，而认为侠不称氏是因为不是大夫，这也是认为大夫则称氏、非大夫则不称氏，其错误与《公羊传》相同。所谓不封爵大夫，是不向天子请求封爵。况且治国本来就没有没有大夫的，隐公既然已经即位南面称公，凡是盟会、防御、征伐之事，作为君主所担任的没有不做的，何必要不封爵大夫才能看出他不成为君主？他有让位给桓公的志向，以桓公推之，见于经的大夫，只有公子翚与柔二人而已。《谷梁传》以前认为翚是因为贬斥弑君而不称氏，那么翚本来应当以氏出现，而是先君的大夫了。柔是未受命的大夫，那么桓公并非不成为君主，又为什么不封爵柔呢？
十年
六月壬戌日，鲁公在菅地击败宋军
对内不称战，是举其大者
内战与外战用词不同，对内讳言败，不可以说与某师战、某师败绩，所以对内败只称战而已。《谷梁传》认为“对内不称战，称战就是败”是对的。这里对内败，对外称败某师，不能说败大于战，那么就不能说“对内不称战”，举其大者。如果战不胜而败，难道不是大者吗？为什么不举呢？应当说“对内不称败，举其胜者”，才可以。不称战，是不称与某师战；不称败，是不称某师败绩。
辛未日，夺取郜
辛巳日，夺取防
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呢？不认为其趁着击败敌人而深入夺取两邑是正当的，所以慎重地记载了日期。
《谷梁传》说记载日期的意义虽然与《公羊传》不同，但其错误与《公羊传》相同，解释已见于《公羊传》。
宋人、蔡人、卫人攻打载，郑伯攻打夺取它。
不认为其凭借他人的力量而轻易夺取是正当的，所以主其事。
不对，解释已见于《公羊传》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人、郑人进入郕
入，是内部不接受。记载日期进入，是厌恶进入者。郕，是国家。
不对，解释都已见于前面
十一年春天，滕侯、薛侯来朝见
天子无事，诸侯互相朝见，是正礼。考订礼仪、修养德行，用来尊崇天子。诸侯来朝见，时节正当。特别说同时，是累数都到了。
《谷梁传》不知道累数是旅见，所以认为都到是正礼。这大概是被朝见时节的惯例所蒙蔽，认为既然以时节相见，就不是同日并朝。然而经书记载朝见，有记载时节的，有记载月份的。以记载时节为正礼是可以的；记载月份
，如桓书「七月，纪侯来朝」，以朝桓为不正，亦可也。若文书「正月，杞伯来朝」，杞自子而进伯，不得为不正。又书「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二朝连书，等为朝成。一志时，一志月，则何以辨其正不正乎？葢传见志月多在滕、杞、邾、曹之君，意其小国、逺国不足于礼者，故为「天子无事，诸侯相朝，考礼修德」之论以裁之。诸侯相朝，周之末造也。且修五礼，天子巡守之事，亦何取于诸侯？此乃附防欲成其説而不悟礼之所无有也。
译比如《桓公传》记载“七月，纪侯来朝”，认为纪侯朝见桓公是不合礼制的，这样解释也可以。如果《文公传》记载“正月，杞伯来朝”，杞国国君从子爵进爵为伯爵，就不能说是不合礼制。又记载“秋，杞伯来朝”、“八月，邾子来朝”，两次朝见连续记载，同等视为合乎礼制的朝见。一个只记载季节，一个记载月份，那么凭什么来辨别它们是否合乎礼制呢？大概是《左传》作者看到记载月份的多在滕、杞、邾、曹这些国家的君主身上，推测这些小国、远国在礼仪上有所欠缺，所以提出“天子无事，诸侯互相朝见，是为了考察礼仪、修养德行”的说法来裁断此事。诸侯互相朝见，是周朝末年的现象。况且修定五礼，是天子巡狩的职责，又何必从诸侯那里获取呢？这不过是《左传》作者为了附会经义、想要成就自己的学说，而没有意识到这种礼仪在实际上并不存在。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不地，故也。隐之，不忍地也。其不言▯，何也？君弑，贼不讨，不书▯，以罪下也。隐十年无正，隠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隠也。
桓书薨于齐，亦故也。传曰：「其地，于外也。是在境外则地，国中则不地矣。」臣子之于君，致其大义尔。隠公之弑，固义见于不▯，以责臣子。经不必私志其隠，若以薨不得其正，在国中犹隠之，则在境外尤所当隠者也，何为反忍而地之乎？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谷梁传谳》卷二宋叶梦得撰桓公
元年春王
桓无王，其曰王何也？谨始也。其曰无王何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言桓无王是矣，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则是不治桓而専责周之无王也。《春秋》岂以是见法乎？卫州吁弑其君，厚问定君于石子。石子曰：「王觐为可。」弑君之恶不容诛矣，然而请罪王，或与之而立，是犹有王也。今桓终身不朝，则岂复知有王哉？元年、二年有王者，以其犹在防，未得朝，未知其朝与否，故书王以待之。至三年免防而不朝，然后见其无王而不书王。以元年有王为治桓者，亦非也。
郑伯以璧假许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讳易地也。礼，天子在上，诸侯不得以地相与也。无田则无许，可知矣。不言许，不与许也。许田者，鲁朝宿之邑也。邴者，郑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见鲁之不朝于周，而郑之不祭泰山也。
以璧假许田，则知假者不以邴矣。假者，暂得之名也。若邴与许田，直言假而不言与，亦足以讳易地矣，何用以璧见之乎？如传言，乃谓郑伯实不以璧假，经为内讳而设为之辞，理岂有是哉？若以郑讳易地，而托璧以隠其过，则以邴假亦易也，以璧假亦易也，何补于讳？此葢传误，谓邴、许交相易，故妄为之说，而讫不能了，说已见《左氏》。
冬十月
无事焉，何以书？不遗时也。《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
所谓不遗时者，言所以谨天时，不以有事无事为详畧可也。若曰：「《春秋》编年，四时具而后为年。」此乃史官之事。《春秋》岂编年之书，而桓何以再阙秋冬二时，定何以阙一时乎？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
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与夷之卒也。
非也，说已见前。所以无王者，正以治桓也。宋自弑君，何与于鲁，而反释桓以正之？《春秋》弑君，未尝一以鲁治。使桓不书王，岂害与夷之卒哉？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书尊及卑，《春秋》之义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弑君而恐不立，于是乎先杀孔父，孔父闲也。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称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称名，葢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
春秋未有贤大夫而以谥见者，礼，君前臣名，安得名与夷而諡孔父？若如后说，春秋公天下后世之书，岂为宋设，而区区为其祖讳？且礼，卒哭乃讳，诸侯以木铎命于宫曰：「舎故而讳新。」谓有当毁者，故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恩有杀也。孔父若法在所讳，去孔子亦逺矣，犹不得讳，而况于不当讳乎？此不知宋有四命之大夫，而妄为之说也。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以者，内为志焉尔。公为志乎成是乱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辞而加之焉，于内之恶而君子无遗焉尔。成者，平也。江熙之言是矣。成宋乱，犹言行成、求成为宋乱，欲讨其罪而与之平也。凡经书防，未有目事者，唯宋间见之，葢为二王之后言。此初无成矣，而后不然，故挈之以示贬尔。若责其纳赂，罪自在后。方防之时尚未知，岂可遽加以不成事之辞乎？传例：「以者，不宜以也。」今曰「以成宋乱」，何不言不宜以，为内讳之辞，而反谓之君子不遗内恶乎？
夏四月
译冬十一月壬辰，鲁桓公去世。
桓公去世，不记载地点，是有原因的。隐讳它，是因为不忍心记载地点。经文不记载“弑”，为什么呢？因为国君被弑，凶手没有被讨伐，就不记载“弑”，以此来归罪于臣下。隐公元年没有“王”字，是因为隐公不能自我匡正。桓公元年有“王”字，是用来匡正桓公的。
桓公记载“薨于齐”，也是有原因的。《谷梁传》说：“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境外。如果在境外就记载地点，在国中就不记载地点了。”臣子对于国君，只是尽到大义罢了。隐公被弑，本来大义就体现在不记载“弑”上，以此来责备臣子。经文不必私下隐讳，如果认为桓公死得不正当，在国中尚且要隐讳，那么在境外尤其应当隐讳，为什么反而忍心记载地点呢？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谷梁传谳》卷二 宋 叶梦得撰 桓公
元年春王
桓公没有“王”字，这里说“王”是为什么呢？是为了慎重地开始。为什么说没有“王”字呢？因为桓公弟弟弑杀兄长、臣子弑杀国君，天子不能平定，诸侯不能救援，百姓不能离去，认为无王之道于是就可以达到了。元年有“王”字，是用来匡正桓公的。说桓公没有“王”字是对的，认为无王之道于是就可以达到了，那就是不匡正桓公而专门责备周天子没有王权了。《春秋》难道是用这个来作为法则的吗？卫国州吁弑杀他的国君，厚去问石子如何安定国君。石子说：“朝见天子是可以的。”弑君的罪恶不容诛杀，然而请求天子赦罪，或许能让他即位，这还算是还有天子。现在桓公终身不朝见天子，那么难道还知道有天子的存在吗？元年、二年有“王”字，是因为他还在守丧期间，未能朝见，不知道他是否朝见，所以记载“王”来等待他。到了三年守丧期满而不朝见，然后才显现出他没有王权而不记载“王”字。认为元年有“王”字是匡正桓公的，也是不对的。
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
“假”不说“以”，说“以”就不是交换。不是交换却说“假”，是隐讳交换土地。按照礼制，天子在上，诸侯不能互相交换土地。没有许田，就没有许国，这是可以推知的。不记载“许”，是不承认许国。许田，是鲁国朝见天子时住宿的邑。邴，是郑伯受命祭祀泰山的邑。由此可以看出鲁国不朝见周天子，而郑国不祭祀泰山。
用璧玉交换许田，就知道交换的不是邴了。“假”，是暂时得到的名称。如果是邴和许田，直接说“假”而不说“与”，也足以隐讳交换土地了，何必用璧玉来显示呢？如果像《谷梁传》所说，是认为郑伯实际上不用璧玉交换，经文为了为内国隐讳而虚构言辞，道理哪有这样的呢？如果认为郑国隐讳交换土地，而托辞用璧玉来掩盖过错，那么用邴交换也是交换，用璧玉交换也是交换，对隐讳有什么补益呢？这大概是《谷梁传》的误解，认为邴、许互相交换，所以胡乱解释，最终不能阐明，说法已在《左传》中见过。
冬十月
没有事情，为什么记载？是不遗漏时节。《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称为一年。
所谓不遗漏时节，是说用来谨慎对待天时，不以有事无事来决定详略，这是可以的。如果说：“《春秋》编年，四季具备然后才称为一年。”这是史官的事情。《春秋》难道是编年的书吗，而桓公为什么再次缺秋冬两季，定公为什么缺一个季节呢？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杀他的国君与夷。
桓公没有“王”字，这里说“王”是为什么呢？是为了匡正与夷的去世。
不对，说法已见前文。所以没有“王”字，正是用来匡正桓公。宋国自己弑君，与鲁国有什么关系，反而解释桓公来匡正他？《春秋》记载弑君，从未一次用鲁国来匡正。假如桓公不记载“王”字，难道会损害与夷的去世吗？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先死，为什么说“及”呢？记载尊及卑，是《春秋》的原则。孔父为什么先死呢？督想要弑君但担心不能立足，于是先杀了孔父，孔父是阻碍。怎么知道先杀孔父呢？回答说：“儿子死了，父亲不忍心称他的名字；臣子死了，国君不忍心称他的名字。”由此知道国君连累了孔父。孔，是氏；父，是字、谥号。有人说：不称名字，大概是为祖先避讳，孔子是宋国人。
春秋时期没有贤大夫而用谥号出现的，按照礼制，君前臣名，怎么能称与夷而谥孔父呢？如果像后一种说法，春秋是公之于天下的后世之书，难道是为宋国设立的，而仅仅为他的祖先避讳吗？况且按照礼制，卒哭之后才避讳，诸侯用木铎在宫中宣布说：“舍弃旧的而避讳新的。”说的是有应当毁弃的，所以侍奉父母，就避讳祖父母；不侍奉父母，就不避讳祖父母，恩情有递减。孔父如果按法应当避讳，离孔子也很远了，尚且不能避讳，何况不应当避讳的呢？这是不知道宋国有四命的大夫，而胡乱解释。
三月，公在稷会见齐侯、陈侯、郑伯，以促成宋国的动乱。
“以”，是内国以此为志。公志在促成这场动乱吗？这已经促成了，取不成事的言辞加在上面，对内国的恶行君子没有遗漏。成，是平定。江熙的话是对的。促成宋国动乱，犹如说行成、求成为宋国动乱，想要讨伐他的罪过而与他平定。凡是经文记载会盟，没有标明事情的，只有宋国偶尔见到，大概是为二王之后说的。这起初没有促成，而后不然，所以提出来以示贬斥。如果责备他纳贿，罪责自在后面。在会盟时尚且不知道，怎么能遽然加上不成事的言辞呢？《谷梁传》条例：“以，是不应当以。”现在说“以成宋乱”，为什么不说不应当以，作为为内国隐讳的言辞，反而说君子不遗漏内国的恶行呢？
夏四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