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左传谳》卷五宋叶梦得撰成公

译叔孙侨如包围棘地，夺取汶阳的田地。因为棘地不服从，所以包围它。认为棘是汶阳的邑，公羊传也这样说。当初贿赂齐国的，只是田地罢了，邑并没有包括在内。现在田地又归了我们，而我们夺取它，邑为什么不服从呢？详察左氏的意思，鲁国夺取汶阳的田地，〇棘不服从，所以包围它，大概是说汶阳是棘的田地，齐国归还我田地，不归还我邑，所以汶阳不服从，而侨如包围棘，因为包围的是我旧邑，所以能与内邑一同被记载为被围。然而经书记载夺取汶阳田在二年，第二年才开始包围棘，既然说“取”就已经得到了，为什么还要再包围棘呢？其实齐国起初只是侵犯我的汶阳田地罢了，棘地依然存在。汶阳田地既然归还给我，而邑另外自行叛乱，这两者起初互不相干，所以三年只见到包围棘，就像包围费、包围郈、包围成一样。

译冬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鲁国聘问。

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鲁国聘问。

丙午日，鲁君与荀庚结盟。丁未日，鲁君与孙良夫结盟。

冬十一月，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并且重温旧盟。卫国国君派孙良夫来聘问，并且重温旧盟。鲁君向臧宣叔询问说：“中行伯在晋国，地位位列第三；孙子在卫国，地位是上卿，应当先与谁结盟？”臧宣叔回答说：“中等国家上卿的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中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小国上卿的地位，相当于大国的下卿；中卿相当于大国的上大夫；下卿相当于大国的下大夫。上下等级如此对应，是古代的定制。卫国对于晋国，不能算作中等国家。晋国是盟主，应当先与晋国结盟。”丙午日，与晋国结盟；丁未日，与卫国结盟，这是符合礼制的。

聘问是一件事，结盟是一件事。诸侯的大夫没有因为两件事同时出使的。如果确实派使者来聘问，顺便重温旧盟，就应当像天王派荣叔来送含玉和赗车那样，记载为“来聘且盟”。现在聘问的事已经完毕，又单独记载结盟，难道是因为两件事同时出使吗？《春秋》的体例，同一件事再次出现就省略名字。不是同一件事，即使是“晋侯侵曹，晋侯伐卫”，也各自记载。现在荀庚、孙良夫都不连属国名，不是因为再次出现而省略，而是贬斥他们专断。况且自从鲁君即位以来，只有晋国曾经举行过赤棘之盟，而卫国在蜀地结盟，是依附于楚国，哪里谈得上重温旧盟？怎么能说是符合礼制呢？有人说：“与齐国的国佐在袁娄结盟，也没有连属齐国，为什么认为中间没有事情就不算贬斥呢？”这是因为连着鞌之战的战事，将在军中结盟，是当时可以专断的。

六年春

二月辛巳日，建立武宫。

二月，季文子因为鞌之战的功劳建立武宫，这是不合礼制的。听凭他人来拯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因此建立武宫。建立武宫应当出于自己的功劳，而不是出于他人。

武宫，是武公的宗庙，就像说建立炀宫一样，这与建立武宫有什么关系，却说它不合礼制呢？这大概是《左传》的错误，用潘党劝楚子建立武军的事情来类比。杜预知道这种说法，用建立武军、又建造先君武公的宗庙两件事来解释，虽然巧妙地附会，终究不能挽救《左传》的错误。建立炀宫，《左传》认为是季孙意如向炀公祈祷，驱逐昭公后为他建立的。那么武宫，或许是因为鞌之战向武公祈祷而建立的。

攻取鄟国。

记载“取鄟”，是说容易攻取。

鄟国，杜预认为是附庸国，这是对的，但《左传》认为“取”字表示容易，则不对，我曾经论述过。

卫国孙良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三月，晋国的伯宗、夏阳说，卫国的孙良夫、〇相，郑国人、伊雒之戎、陆浑、蛮氏侵犯宋国，因为宋国拒绝参加盟会。军队驻扎在鍼地。卫国人没有防备。夏阳说想要偷袭卫国，说：“虽然不能攻入卫国，多俘虏一些人回去，有罪也不至于死。”伯宗说：“不行。卫国只信任晋国，所以军队驻扎在它的郊外而不设防备。如果偷袭它，这是抛弃信用。即使多俘虏卫国人，而晋国失去信用，怎么来求取诸侯的归附呢？”于是作罢。军队回国，卫国人登上城墙。

这件事与《春秋》经文完全不相似，经文只记载卫国而没有记载晋国，如杜预所说“晋国没有告知鲁国”，或许可以。两国既然一同侵犯宋国，为什么反而互相偷袭呢？根据伯宗说“卫国只信任晋国，所以军队驻扎在它的郊外而不设防备”，如果这样，是晋国侵犯宋国，军队经过卫国边境而想要偷袭它，但前面也不能说“晋、卫侵犯宋国”。《左传》的话，首尾自相矛盾。

冬季，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冬季，季文子前往晋国祝贺迁都。

鲁国去祝贺迁都，那么晋国曾经来告知了。《春秋》凡是迁都，没有不记载的，如卫国迁到帝丘、蔡国迁到州来之类，为什么晋国迁都反而不记载呢？那么行父前往晋国，不是祝贺迁都。

八年春

宋国国君派华元来鲁国聘问。

宋国华元来聘问，是为共姬聘问。

这时共姬还没有纳币，怎么能说是聘问？共姬或许是因为聘问而图谋婚姻，但也不能称为聘问共姬。

夏季，宋国国君派公孙夀来纳币。

夏季，宋国国君派公孙夀来纳币，这是符合礼制的。

杜预说：“纳币派卿使是符合礼制的，内女嫁为夫人，纪伯姬、杞伯姬都不记载纳币，是常事所以不记载。”那么宋国女子怎么能唯独因为纳币符合礼制而记载呢？这大概是为了说明使者父母已故自行婚配的言辞，与纪裂繻来迎娶女子不记载使者母亲在世由母亲命令的言辞，因为符合礼制所以各自记载以体现正统，不是《左传》所说的符合礼制。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

晋国赵庄姬因为赵婴逃亡的缘故，向晋侯进谗言说：“原、屏将要作乱。”栾氏、郤氏作为证明。六月，晋国讨伐赵同、赵括。赵武跟随姬氏，畜养在公宫，把他的田地给了祁奚。韩厥对晋侯说：“成季的功勋，宣孟的忠诚，却没有后代，行善的人就会害怕了！三代的圣王，都保全天下的福禄数百年，难道没有过错吗？君王依靠前代贤哲而免于灾祸。《周书》说：‘不敢侮辱鳏夫寡妇。’这是为了彰显德行。”于是立赵武为继承人，并且归还他的田地。

如果赵同、赵括的死，本来无罪，是因为赵庄姬的谗言。根据《左传》的体例，杀大夫无罪，就不称名字，所以宋国杀它的大夫，《左传》说：“不称名字，是因为人多，并且说不是他们的罪过。”现在赵同、赵括为什么称名字？这是赵氏强大，晋国史官有意的言辞，《左传》不知道这种国家杀大夫的意义，而妄信它。不然，晋国既然因为谗言杀了他们，经文就可以因为谗言而证实他们的罪过吗？

冬十月癸卯日，杞国叔姬去世。

冬，杞国叔

译姬最终从杞国归来，因此史书予以记载。女子出嫁后，与夫家的名分关系便已断绝，自然不能以夫人的身份记载其去世，这就是齐子、叔姬、郯伯姬都不记载去世的原因。杞国的姬为何能独自被记载呢？这大概是因为虽然她已归来，但夫家尚未正式断绝关系，所以次年又派人迎接她返回，这原本就是按照外夫人礼法应当记载的。杜预说：“怜悯她被休弃后归来，所以记载。如果她再嫁给大夫，就不记载。”这是牵强附会的说法。

译卫国人来送陪嫁女子。

卫国人来送共姬作为陪嫁，这是符合礼制的。凡是诸侯嫁女，同姓诸侯要送陪嫁，异姓诸侯则不送。

陪嫁并非都来自同姓诸侯，前代儒者本来就有认为这不符合礼制的说法。现在如果一定认为卫国人、晋国人来送陪嫁是符合礼制的，那么齐国人来送陪嫁又怎么能说是符合礼制的呢？杜预认为异姓送陪嫁不符合礼制，然而符合礼制的要记载，不符合礼制的也要记载，怎么区分呢？这不符合《春秋》的微言大义。这大概是因为不知道宋国能够使用天子的礼制，配备三位陪嫁女子，所以特别加以记载罢了。

鲁文公九年春季，周历正月，杞国国君到防地迎接叔姬回国。

鲁文公九年春季，杞桓公到防地迎接叔姬回国，这是请求的结果。杞国的叔姬去世，是因为某种缘故。迎接叔姬，是为了我国。

夫妻的情分既然已经断绝，就不能再复合。如果不做伋的妻子，就不做白的母亲，怎么能让她回到鲁国做鲁国的女子，还能作为我国的人而成为杞国国君的妻子呢？这不是懂得礼制的人说的话。

在都城内部修筑城墙

在都城内部修筑城墙，是因为不合时宜。

土木工程如果合乎时宜就不记载，大概是因为当时楚国正攻打莒国，莒国溃败，楚国人进入郓地，我国没有平时的防备，畏惧逼迫而依靠城墙来防守，所以虽然合乎时宜也加以记载，以此表示贬斥，并不是说它不合时宜。

鲁文公十年

五月，鲁文公会合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

郑国公子班听到了叔申的阴谋。三月，子如拥立公子繻。夏四月，郑国人杀了公子繻，拥立髠顽，子如逃奔到许国。栾武子说：“郑国人拥立新君，我们抓一个人有什么用？不如攻打郑国然后送回他们的国君，以求达成和解。”晋侯生了病。五月，晋国拥立太子州蒲为国君，然后会合诸侯攻打郑国。郑国子罕用襄钟贿赂晋国，子然在修泽结盟，子驷作为人质。辛巳日，郑国国君回国。

晋侯在世时就拥立他的儿子，这是禅让的意思。纵观《春秋》未曾见过这样做的人，即使真的有，也是大事，《春秋》经文怎么会没有不同的文字来表示含义呢？凡是诸侯出奔导致出现两位国君的，没有不记载名字以示区别的。现在公子繻是一位晋侯，州蒲也是一位晋侯，经文只记载“公会合晋侯”，怎么知道他是州蒲而不是公子繻呢？大概是因为《左传》被大厉的妄说所蒙蔽，认为晋侯先前有病不能会盟，所以这样说。

鲁文公十一年春季，周历三月，鲁文公从晋国回来。

鲁文公十一年春季，周历三月，鲁文公从晋国回来。晋国人认为鲁文公对楚国怀有二心，所以扣留了鲁文公。鲁文公请求接受盟约，然后才被允许回国。

鲁文公请求接受盟约然后才被允许回国，那么如果在晋国就可以盟约了，何必等到回国呢？这段文字与晋国荀庚、卫国孙良夫的情况相同，是因为郤犫专断盟约。当时应该是籴茷回国，知道鲁文公对楚国没有二心，鲁文公借盟约来免除灾祸，而郤犫于是顺从了他。

夏季，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夏季，季文子出使晋国，是为了报聘并且参加盟约。

鲁国大夫出使跟随各国盟约，没有不记载参加盟约的，为什么唯独季孙行父不记载呢？杜预认为郤犫和季文子与鲁晋两国国君交盟，意思是一样的，所以只记载来盟，举重略轻。那么郤犫为什么既记载聘问又记载盟约，而现在反而不把盟约看得重要呢？大概是因为《左传》不知道讥讽专断盟约的意思，既然错误地认为郤犫是来盟，所以又认为季孙行父是前往参加盟约。

鲁文公十二年春季，周公出奔到晋国。

鲁文公十二年春季，周天子派人把周公的祸难来告知。《春秋》记载说：“周公出奔到晋国。”凡是来自周王室的没有出奔，这是周公自己出奔的缘故。

来自周王室的没有出奔，这是对的；认为周公是自己出奔，则不对。这大概是因为《左传》不知道三公与天子同体的道理。既然说“出奔”，那么怎么区别他是自己出奔呢？如果这样，王子瑕、王子朝也是周朝臣子，他们逃奔到晋国、楚国都不说“出”，难道可以因此反过来说王子瑕、王子朝是正确的吗？尤其可以看出这是妄说。

夏季，鲁文公会合晋侯、卫侯在琐泽。

宋国华元促成晋楚讲和。夏五月，晋国士燮会合楚国公子罢、许偃。癸亥日，在宋国西门外盟约，说：“凡是晋楚两国不要互相用兵，好恶相同，共同忧虑灾祸危难，防备救助凶险祸患。如果有侵害楚国的，晋国就讨伐它；在晋国，楚国也这样做。互相防备往来，道路不要阻塞，谋划那些不协调的，讨伐那些不臣服的。有违背这个盟约的，神明惩罚他，使他军队溃败，不能享有国家。”郑国国君到晋国听取讲和的消息，会合于琐泽，是因为讲和的缘故。

琐泽的会盟，杜预认为晋国已经与楚国讲和，会合诸侯来重申友好。然而经文记载“鲁文公会合晋侯、卫侯在琐泽”，只见卫侯而不见郑国国君，难道《左传》错误地把卫侯当作郑国国君吗？然而它记载宋国西门的盟约也不对。起初九年《左传》说晋国送回钟仪，让他向楚国求和；十一年说华元善于对待令尹子重，又善于对待栾武子，听说楚国已经答应籴茷讲和，让他回去复命，所以华元到楚国，于是到晋国，促成晋楚讲和，第二年于是有了这个盟约。我认为晋国如果真的想要与楚国讲和，既然钟仪在前谋划，籴茷在后请求，跟宋国有什么关系，一定要等华元来促成呢？如果真的有这样的盟约，难道琐泽的会盟还告知诸侯得以记载，西门的盟约反而不告知诸侯而不记载吗？那么琐泽自然是鲁国、卫国因为其他事情与晋国友好，与楚国无关。西门的盟约未必有，《左传》只看到郑国国君曾经因为对楚国怀有二心被拘禁在铜鞮，所以认为晋楚联合而听取讲和，于是错误地把卫侯当作郑国国君。这里接着说晋国郤至出使楚国聘问并且参加盟约，冬天记载楚国公子罢出使晋国聘问并且参加盟约，十二月晋侯与楚国公子罢在赤棘盟约。晋楚讲和实在是在这里，晋国羞愧自己向楚国求和，所以不告知诸侯，这是在《左传》之中而没有觉悟。

秋季，晋国人在交刚打败狄人。

狄

译在宋国缔结盟约期间，狄人侵犯晋国，而晋国没有防备。秋天，晋军在交刚打败了狄人。

《春秋左氏传》不知道《春秋》中“中国败异域”与“鲁败外”用词相同的义理，拘泥于“未列阵即称败”的体例，所以胡乱用“在宋盟期间”和“没有防备”来解释，姑且用来成就其说法，但这并不是事实。

译鲁僖公十三年春，三月，鲁公前往京师。宣伯想要获得赏赐，请求先出使，周王以接待使者的礼仪接待他。孟献子跟随前往，周王让他担任副使并重重地贿赂他。鲁公和诸侯朝见周王，于是跟随刘康公、成肃公会同晋侯讨伐秦国。成子在社坛接受赈济时，态度不恭敬。刘子说：“我听说，人禀受天地的中正之气而生，这就是所谓的命。因此有行动、礼义、威仪的准则，用来安定天命。有才能的人修养它以获得福分，没有才能的人败坏它而招致祸患。所以君子勤于礼，小人尽力于事。勤于礼没有比得上表达敬意的，尽力于事没有比得上忠厚笃实的。敬意在于养护精神，忠厚在于坚守基业。国家的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祭祀有接受熟肉的仪式，战争有接受生肉的仪式，这是神灵的重大节度。现在成子懒惰，抛弃了他的天命，恐怕不能回来了吧？”

周王的卿士会同诸侯讨伐，没有不在经文中记载的，两位公爵确实出发了，怎么能不记载呢？杜预认为两位公爵没有记载，是因为军队没有攻打秦国，既然说了会同，就应当记载了，何必再问攻打哪里呢？况且后面提到麻隧的胜利，那么军队并非没有攻打秦国。从礼制考察，生肉和熟肉的礼仪，亲近的兄弟国家，刘康公、成肃公虽然是京畿内的诸侯，但也算是兄弟国家，国家有祭祀，自然应该接受生肉。《左传》不知道这个缘故，胡乱认为是会同讨伐罢了。然而刘子的话也不对。生肉和熟肉都是祭祀用的肉，熟肉称为膰，生肉称为脤，本来不区分战争和祭祀。古代用血祭祭祀社稷五祀，用的是生肉，所以社稷五祀的肉称为脤；用熟食供奉先王，用的是熟肉，所以宗庙的肉称为膰。凡是生肉都应当称为脤，军队出发一定要在社坛接受，所以用脤来说，而脤并不是战争祭祀的称呼，怎么能说战争有接受脤的仪式呢？这怀疑也不是刘子的话，而是《左传》附加上去的。

夏四月戊午，晋侯派吕相断绝与秦国的关系，说：“从前我们献公和穆公友好，齐心协力，用盟誓来申明，用婚姻来加重。上天降祸给晋国，文公去了齐国，惠公去了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穆公不忘旧恩，让我们惠公回国，得以在晋国主持祭祀。又不能成就大功，而在韩地发动战争，心里也后悔，于是拥立我们的文公，这是穆公的成就。文公亲自穿上铠甲，跋涉山川，逾越险阻，征伐东方的诸侯，虞、夏、商、周的遗民都来朝见秦国，这也算是报答旧恩了。郑人怨恨您侵犯边境，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围攻郑国。秦国大夫不询问我们国君，擅自和郑国结盟。诸侯痛恨秦国，将要向秦国拼命。文公恐惧，安抚平静诸侯，秦军得以安全返回没有灾祸，这是我们晋国对西边的重大恩德。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哀悼，蔑视我们国君的死，轻视我们襄公，侵犯我们的殽地，断绝我们的友好，攻打我们的边城，灭绝我们的费、滑两地，离散我们的兄弟，扰乱我们的同盟，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您旧日的功勋，而害怕社稷的灭亡，因此有殽地的战争。还希望穆公赦免罪过，穆公不听，却和楚国谋划对付我们。上天诱导他的内心，成王丧命，穆公因此不能对我们逞志。”讨伐和侵，都是讨罪的名目，友好本来已经断绝了，不必先断绝而后举兵。而这番言辞大体多不真实，姑且举出这两点。说晋文公征伐东方诸侯，虞、夏、商、周的遗民都来朝见秦国，文公的霸业，只是侵曹、伐卫、败楚而已，哪里有虞、夏、商、周遗民朝见秦国的事？而且晋国正做霸主，也没有朝见秦国的事。僖公三十年经书记载晋人、秦人围攻郑国，根据传文，文公自己因为逃亡经过郑国时郑国无礼，且郑国对楚国有二心而讨伐它，没有郑人怨恨秦国的事。况且这时只有秦国一同讨伐，怎么能说率领诸侯？秦伯因为烛之武的话和郑国结盟，本来不是秦国大夫，而说诸侯痛恨秦国将要向秦国拼命，前面既然没有一同讨伐的诸侯，那么这是谁向秦国拼命？自从殽地战役，直到襄公时代，秦、晋用兵，大概没有停止过。所以秦国既在彭衙作战，第二年又有王官的战役，又第二年晋国再次围攻秦国的邧、新城、锜，怎么能说襄公希望赦免罪过于穆公呢？鬬克回到楚国求和，这是秦国、楚国想要平息他们的嫌隙。这时穆公正做霸主，不是依靠楚国才强大的。楚頵被杀，和秦国有什么关系，而说穆公因此不能对我们逞志？这大概是附会彭衙的失败。然而秦人最终夺取了晋国的王官和郊地，晋国害怕而不敢出战，那么秦国并非不能逞志，这些话都没有根据。这也是战国说士的话，杜预知道它不对，所以认为是晋国诬陷秦国。哪有请求天子、会合诸侯的军队来讨伐人，而诬陷他的罪过，诸侯才肯跟随的呢？《左传》也好像知道它不对，所以用令狐的盟约以及召狄和楚国讨伐晋国作为晋国的辞令。如果这样，晋国直接用这三件事断绝关系，本来有名目了，何必先加上诬陷的话？凡是《左氏》不能辨别当时杂家的言论，每每务求博取而曲折地成就其说，都像这样。

夏五月，鲁公从京师回来，于是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邾人、滕人讨伐秦国。

五月丁亥，晋军率领诸侯的军队和秦军在麻隧作战，秦军大败，俘获秦国的成差和不更女父。

经书记载讨伐而不作战，就记载讨伐而不记载作战；讨伐而作战，就记载作战而不记载讨伐。只有桓公时记载“和郑军讨伐宋国，丁未在宋国作战”，作战和讨伐都出现，大概是为了区别嫌疑，不是常法。现在经书只记载讨伐秦国，确实有麻隧的胜利，怎么

译难道能只记录讨伐的意图，而不记录战败的结果吗？杜预认为经文有缺失遗漏，唯有传文保留下来，这是不懂得“战”与“伐”不能同时出现的义理，胡乱将传文附会于经文，从而歪曲了经义。这里并没有更改战国时期秦国的爵位，大概是因为与前文吕锜的话相连接，都是后人的言辞罢了。

译十四年

九月，侨如护送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

九月，侨如护送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不记载侨如的族氏，是为了尊崇夫人。所以君子说：“《春秋》的称谓，含蓄而显明，记录而隐晦，委婉而成章法，详尽而不污浊，惩戒恶行而劝勉善行。如果不是圣人，谁能修撰它呢？”

关于称族与舍族的谬误，我本来就已经说过。它所记载的君子之辞，虽然传文中确有，但自然把它用在这里，也不符合其义理。它对于邾国的黑肱带着滥邑来投奔，是为了掩盖罪行却反而名声彰著；齐国的豹被记载为盗贼，是为了求名却得不到，都说：“《春秋》的称谓，含蓄而显明，委婉而明辨”，这也不是两件事的本意。它们的辞藻仍然详略不同，尤其可以看出左氏并不是正统地接受经义的人，偶尔听到一些说法，却不知道是谁说的，所以言论常常不得当。

十五年春

三月

癸丑日，鲁公与晋侯、卫侯、郑伯、曹伯、宋国世子成、齐国佐、邾人在戚地结盟。晋侯捉拿曹伯押送回京师。

十五年春，在戚地会盟，是为了讨伐曹成公。捉拿他并押送回京师。经文说：“晋侯捉拿曹伯。”这是说没有波及他的百姓。凡是国君对他的百姓无道，诸侯讨伐并捉拿他，就说某人捉拿某侯，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这么说。

曹负刍杀害太子并篡夺国家，晋国联合诸侯来讨伐，捉拿他押回京师。讨伐罪行的正道，哪有比这更好的呢？那么可以说没有波及百姓，而以人捉拿为重吗？国君和百姓哪个更重要？负刍的罪恶，没有看到被贬斥，直到记载“晋侯捉拿他”，然后才开始彰显。如果认为对国君无道是侯捉拿而轻，对百姓无道是人捉拿而重，颠倒君臣的道义，而放纵失去负刍的罪责，这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大概传文不知道以侯捉拿为霸主讨伐，以人捉拿为非霸主讨伐的说法，所以轻重正好相反。

宋国华元出逃到晋国。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

宋国杀了他的大夫山

宋国鱼石出逃到楚国

荡泽削弱公室，杀害公子肥。华元说：“我担任右师，君臣的训诫，是军队所管辖的。现在公室卑微而不能匡正，我的罪过太大了。不能治理官职，敢依赖宠幸吗？”于是出逃到晋国。两个华氏，是戴公的族氏；司城，是庄公的族氏；六官，都是桓公的族氏。鱼石将阻止华元，鱼府说：“右师回来，必定会讨伐，这就没有桓氏了。”鱼石说：“右师如果得以回来，即使答应他讨伐，也一定不敢。况且他有很多大功，国人赞同他，如果不回来，恐怕桓氏在宋国没有立足之地。右师讨伐，还有戍守在，桓氏虽然灭亡，也必定偏安。”鱼石在河上亲自阻止华元，请求讨伐，华元答应，于是回来。派华喜、公孙师率领国人攻打荡氏，杀死子山。经文说：“宋国杀了他的大夫山。”这是说他背叛自己的族氏。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出逃住在睢水边。华元派人阻止他们，他们不肯。冬十月，华元亲自去阻止他们，他们不肯，于是华元回来。

经文记载“华元出逃到晋国”，又记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凡是经文记载“从某地归”的，都有奉送，这是华元到晋国，凭借晋国的奉送而得以回来。现在传文所写，华元是被鱼石所阻止，没有到晋国就回来了，那么经文怎么能记载“从晋国归”呢？这大概是不懂得记载“自”的意义，而妄信宋国史书的言辞从而失去经文的意旨。杜预迁就他的说法，于是说华元想要挟持晋国以自重，所以以从外接纳来报告。华元之所以挟持晋国，是为了战胜国人而讨伐乱臣，这与其他国家有什么关系？如果华元实际上没有晋国的援助，而只是假借以赴告，也足以成为自重吗？传文因为荡泽杀害公子肥，而说攻打荡氏杀死子山，说背叛他的族氏，那么子山就是荡泽吗？不是荡泽吗？如果认为就是荡泽，以背叛族氏贬斥而去掉氏，那么经文应当记载“杀他的大夫泽”，不应当说“山”。如果认为不是荡泽，那么怎么知道山不是荡氏的族氏，杀害公子肥的是山而不是泽呢？大概传文不知道公子不是三命不称氏的意义，常常以称族、舍族为褒贬，所以有时以山去掉族氏为罪，然而不明白其例证，杀大夫而称名的是有罪的，怎么会在不称氏呢？那么经文见到山而没见到泽，以经文为准，那么泽适宜是山的字，左氏想要以参见，而错误地把泽当作名。凡是传文记载此事都不可依据，其失去华元之事在前面已经详细说了。其后又说杀死子山，而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五大夫出逃，事情都不接近事实。作乱的是荡氏一族，鱼石等人有什么关系而一起出逃？经文又为什么只记载鱼石，不记载四子？那么向为人以下都未必曾经出逃。鱼石既然亲自阻止华元，援助他回来，为什么害怕而反而出逃？以我看来，鱼石大概与荡山同恶，荡山已经被杀，那么鱼石自然不得安宁，所以其后又占据彭城作乱，都与四子无关。

十六年

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郑国子罕攻打宋国，宋国将鉏、乐惧在汋陂击败他们，退兵驻扎在夫渠，不警戒。郑国人袭击他们，在汋陵击败他们，俘获将鉏、乐惧。宋国依仗胜利。经文记载“郑国公子喜率领军队侵犯宋国”，传文惯例伐与侵固然不同，那么经文说侵，传文怎么能说是伐呢？杜预说经文传文文字不同，经文遵从报告，传文说实情，尤其不对。如果经文只是遵从报告，反而不如传文的实情，那么变有报告容易是非、

译将胜败颠倒的人，凡是经典记载的都一概顺从，那么褒贬予夺哪里还能作为经典的标准呢？附会经典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况且《春秋》传文说：“诸侯有任命或告捷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军队出师的善恶也与此相同”，古人本来就不避讳失败。如果宋国确实曾被郑国击败，被俘获了两名将领，那么宋国以此为耻，不向周天子告捷就可以了；既然不以为耻而来告捷，怎么可能是败于别人反而报告说是侵略呢？《春秋》既然记载为“侵”，那么从“伐”以下的记载都不足以作为依据。

译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侧。

楚王派人对子反说：“先前大夫导致军队覆没，是因为国君不在，你不要把这当作过错，这是我的罪过。”子反两次拜谢并叩头说：“国君赐臣死罪，臣死也光荣不朽。是臣的军队确实溃败，这是臣的罪过。”子重派人对子反说：“起初导致军队覆没的事，你也听说了，何不谋划一下？”子反回答说：“即使没有先大夫的过错，大夫命令侧，侧怎敢不讲义气？侧使国君和军队受损，怎敢忘记死罪？”楚王派人去阻止他，没赶上，子反就自杀了。

《春秋》经文记载“楚杀其大夫公子侧”，侧就是子反，这是国君杀大夫的措辞。如果根据《左传》所说，楚王本来不杀子反，而是子反自杀，那么经文为什么称楚国杀了他呢？《吕氏春秋》说：“楚王闻到酒臭，撤军离开，斩了子反作为惩戒。”这与《左传》不同，却实际上符合经文，那么《左传》所载未必正确。大概是为了证实郤至两位卿相互相憎恶的话，所以想把子反的死归咎于子重，却没有意识到这违背了经文。

公从会盟之地回来。

曹国人向晋国请求说：“自从我们先君宣公去世，国人说：‘怎么办？’忧虑尚未消除，而又讨伐我们国君，导致曹国社稷的镇公子逃亡，这是彻底灭曹啊。先君难道有罪吗？如果有罪，那么国君早已在会盟中列举他的罪行了。国君如果不遗漏德行和刑罚，以伯主的身份统领诸侯，难道唯独遗漏我们小国吗？敢私下禀告。”

十五年，诸侯在戚地结盟。《左传》说是讨伐曹成公，抓了他送到京师，那么戚地的会盟就是为了抓负刍，怎么能以列入会盟为无罪呢？杜预说：“诸侯虽然有篡弑的罪过，侯伯已经与他结盟，就不再讨伐。”这话危害教化太严重了。况且卫州吁弑杀卫桓公，石厚向石碏询问如何安定国君，石碏说：“朝见天子就可以。”难道因为诸侯结盟就免罪吗？何况负刍实际上未曾列入会盟，曹人必然不会反用妄言来欺骗霸主。杜预认为最后才抓他，所以曹人认为无罪。这虽然强行附会，却不知道这与十五年讨伐曹成公相矛盾。

九月，晋国人抓了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

九月，晋国人在苕丘抓了季文子。公回国，在郓地等待，派子叔声伯向晋国请求释放季孙。郤犫说：“如果赶走仲孙蔑而留下季孙行父，我把国家给你，比公室更亲近。”子叔声伯回答说：“侨如的情况，您一定听说了。如果赶走蔑和行父，这是大大抛弃鲁国而怪罪我们国君。如果还不抛弃，而恩赐借周公的福，使我们国君能侍奉晋君，那么这两个人，是鲁国社稷的大臣。如果早上让他们死亡，鲁国必然晚上灭亡。以鲁国靠近仇敌，灭亡后被仇敌治理，怎么来得及？”郤犫说：“我为你请求封邑。”子叔声伯回答说：“婴齐，是鲁国的常任臣属，怎敢借大国来求取厚利？秉承我们国君的命令来请求，如果得到所求，您的恩赐已经很多了，还求什么？”范文子对栾武子说：“季孙在鲁国辅佐两位国君了，妾不穿丝绸，马不吃粟米，能不说是忠诚吗？听信谗言而抛弃忠良，对诸侯怎么办？子叔婴齐奉君命没有私心，谋划国家没有二心，考虑自身不忘记国君。如果使他的请求落空，这是抛弃好人。您考虑一下！”于是答应鲁国讲和，赦免季孙。

经文记载“晋人执季孙行父，舍之于苕丘。”舍之，是说释放他，现在却认为是在苕丘抓他，答应鲁国讲和后才赦免季孙，这是开始安置他而没有释放。所以杜预说“舍之苕丘，明不以归”，错了。大夫被抓，记载；释放他，记载，所以显示重视。如果暂时安置而没有释放，那么如《左传》所说还认为是抓，何必只记他不回去呢？大概《左传》看到行父在九月被抓，十二月才结盟，以为这三个月之间还没有释放，所以这样说。不知道侨如在鲁国十月已逃到齐国，如果不是知道晋国醒悟侨如的谗言而释放行父，那么怎么突然逃跑？如果晋国人执行叔孙婼，《左传》说把他安置在箕地，这才是《左传》所说的舍，而经文自然不记载了。

冬十月乙亥，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

冬十月，驱逐叔孙侨如而与他结盟。侨如逃到齐国。

《左传》说驱逐就像说赶走，侨如在十月出逃，季孙行父在十二月与郤犫结盟，公从会盟之地回来，那么当侨如逃跑时，公和行父都还没回来，那么谁驱逐他呢？杜预说公没回来，命令国人驱逐他。如果这样，经文也应当记载“放侨如”，不应当以自逃为文。查考侨如本来与穆姜同谋害公，穆姜在内，侨如若无所畏惧，难道国人能驱逐他？襄公二十三年，将谋害臧氏，季孙召外史掌恶臣，问盟首，说：“不要像叔孙侨如，想废除国家常法，颠覆公室。”这大概是侨如知道晋国释放行父，他的阴谋不行，害怕而出逃，鲁国人因此与各位大夫在后结盟，不是与侨如结盟。

十有二月乙丑，季孙行父与晋国郤犫在扈地结盟。

十二月，季孙与郤犫在扈地结盟。回国，刺杀公子偃，召叔孙豹从齐国回来而立他为卿。

查考十六年《左传》，穆姜想赶走季孙、孟孙，公不听从。穆姜怒，公子偃、公子鉏快步走过，指着他们说：“你们不行，这都是国君。”如果是这样，那么偃没有罪，穆姜借他来胁迫公，而经文记载“刺公子偃”，这是杀有罪之人的措辞。偃大概与侨如

译同恶者，是前面的记载没有完全符合事实。

　　鲁僖公十七年

译六月乙酉日，诸侯在柯陵结盟。

乙酉日在柯陵结盟，是接着戚地之盟而言的。

这是讨伐郑国的诸侯，与“戱”及“亳城北”的记载文义相同，大概是郑国臣服而共同结盟。郑国接着又背叛，所以后来又被讨伐。戚地之盟本是讨伐曹国负刍，为什么说接着呢？

冬天，鲁公会见单子、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国人、邾国人，讨伐郑国。冬天，诸侯讨伐郑国。十月庚午日，包围郑国。楚国公子申救援郑国，军队驻扎在汝水之上。十一月，诸侯撤军。

讨伐与包围是两件事，《春秋》记载重者。包围比讨伐重，所以说包围而不说讨伐。假设有记载的，那么包围与讨伐都记载的情况是有的，没有舍弃包围而只说讨伐的。杜预说因为害怕楚国救援，未能包围就撤军。如果是这样，那就未曾包围，传文怎么能说包围呢？

十八年

夏天，楚子、郑伯讨伐宋国。宋国鱼石再次进入彭城。

楚子辛、郑皇辰侵犯城郜，夺取幽丘，一同讨伐彭城，接纳宋国鱼石、向为人、鳞朱、向带、鱼府等人，用三百辆战车戍守后撤军。经文书写：“再次进入。”大凡离开自己的国家，国家迎接而立他为君称为“入”，恢复他的职位称为“复归”，诸侯接纳他称为“归”，因恶行而进入称为“复入”。

传文对这四种情况都不可通于经义。蔡季，是蔡国人从陈国召他回来，这是国家迎接却不记载“入”；卫侯朔进入卫国，这是恢复他的职位却不记载“复归”；宋国鱼石再次进入彭城，这是诸侯接纳却不记载“归”；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叛乱，这是因恶行进入却不记载“复入”。像这类情况不可一概而论。大概是左氏不分辨逆顺难易的道理，又不区别君臣的道义，不能用相同的辞藻一概而论，所以他的说法常常相互矛盾。大凡“归”都是顺理、容易的辞藻；“入”都是逆理、困难的辞藻。这四种情况各自根据事实来表述，其善恶褒贬不在于此。“复”字，是从职位角度说的。国君出逃，他的职位未断绝，所以可以说“复归”；大夫离开国家，职位就断绝了，所以不能说“复归”。因此国君都说“复”，国君不说“复”的，是不认可他的复位；大夫都不说“复”，大夫说“复”的，是谋求复位的人。

<经部,春秋类,春秋三传谳__春秋左传谳》>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左传谳卷六 宋 叶梦得 撰

襄公

元年春

仲孙蔑会见晋国栾黡、宋国华元、卫国孙殖、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包围宋国彭城。

元年春天，已亥日，包围宋国彭城。这不是宋国领土，是追记。当时是为了宋国讨伐鱼石，所以称宋，而且不登载叛人，称为宋国的意志。彭城投降晋国，晋国人把在彭城的宋国五大夫送还，安置在瓠丘。

说不登载叛人，称为宋国意志，防备是对的。然而不能说不是宋国领土而追记。如果只说楚国已经夺取，追记归属宋国，那么为什么说宋国意志呢？修筑虎牢城，这也是诸侯从郑国夺取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也应当追记而称为郑国虎牢了。这大概是传文不知道《春秋》不认可楚国夺取宋国城邑而恢复鱼石的意思，曾经听过这种说法而不能相信，所以包含两层意思，虽然称为不登载叛人，而又认为是追记。鲁国与齐国军队包围郕国，郕国投降齐国军队，见于经文。现在联合九国军队抵御夷狄以讨伐叛人，彭城果然投降，怎么能不记载呢？向为人等人未必与鱼石一起逃跑，我本来就说过了。查考二十六年楚声子说靡角之战，晋国利用雍子谋划楚军，夜间溃败，晋国使彭城投降而归还给宋国，把鱼石带回，这与这里自然不同。靡角之战是楚子重攻打华喜的军队，救援的只有晋国而已，在前年十一月，而这里却是楚军撤还，晋国向鲁国乞求军队，再次联合诸侯军队，在今年正月，而传文一并记载，那么该听从谁呢？声子的话既然不足信，那么此传文也未必真实。经文所记载的，在于将彭城归属宋国，其投降与否，在于是否告知，没有值得多说的。

夏晋韩厥率领军队讨伐郑国

夏五月，晋韩厥、荀偃率领诸侯军队讨伐郑国，进入其外郭，在洧水之上击败其步兵。这时东方诸侯军队驻扎在鄫地，以等待晋军。晋军从郑国带着鄫地军队侵犯楚国焦、夷以及陈国。晋侯、卫侯驻扎在戚地，作为他们的后援。

经文记载“晋韩厥率领军队讨伐郑国”，诸侯军队不参与。鄫地军队果然跟随晋国侵犯楚国及陈国，仲孙蔑在其中。《经》不应不记载。杜预认为仲孙蔑在鄫地，先返回，所以不记载。不知什么防备，也是猜测罢了。

秋楚公子壬夫率领军队侵犯宋国

秋楚子辛救援郑国侵犯宋国吕留

楚国在郑国南边，宋国在郑国北边。楚国为什么不直接救援郑国，却越过郑国而侵犯宋国呢？如果真有此事，经文也应当与“晋阳处父伐楚以救江”文义相同，不应完全没有记载。

邾子来朝见

冬卫侯派遣公孙剽来聘问

九月邾子来朝见是合乎礼的

冬天，卫子叔、晋知武子来聘问，是合乎礼的。大凡诸侯即位，小国朝见，大国聘问，以延续友好、结诚信、谋划事务、弥补缺失，是礼中最重要的。诸侯世代互相朝见，我本来就说它不对了，这是春秋时期强弱相凌的习气。春天朝见以图谋天下大事，夏天宗庙祭祀以陈述天下谋略，是天子的礼制。诸侯相见，何来谋划事务弥补缺失之说？尤其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