钦定四库全书春秋谷梁传谳》卷二宋叶梦得撰桓公
，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
桓内杀其君，外成人之乱，受赂而退，以事其祖，非礼也。其道以周公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为讨之鼎也。孔子曰：「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故曰郜大鼎也。
译从宋国取得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放入太庙。
桓公在内杀害国君，在外助长他人的叛乱，接受贿赂而退兵，却用这些不义之财来侍奉祖先，这是不合礼制的。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像周公那样不接受贿赂。郜鼎，是郜国所铸造的，所以说宋国夺取了它。宋国之所以称它为郜鼎，是因为这是用来声讨宋国的鼎。孔子说：“名称跟随主人，物品归属战胜者。”所以称它为郜大鼎。
传》例以入为内弗受，今于纳亦云，盖公羊、谷梁皆以入、纳通为一辞，故云尔。纳者，加之意而必入之辞也，犹曰「出纳五言」、「九江纳锡大龟」之类。何用见其弗受，而以周公言之？若然，则纳币亦弗受乎？
秋七月纪侯来朝
朝时，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乱，于是为齐侯、陈侯、郑伯讨，数日以赂己，即是事而朝之。恶之，故谨而月之也。
非也，说已见前。审以桓为非所当朝，则前书「滕子来朝」，蒙上文正月，此始朝也，何为不谨？至纪侯而始谨之乎？纪侯以一朝为罪，则六年而再朝，其罪又宜重于前，反书「冬，纪侯来朝」而不月，是乃为正者乎？
冬公至自唐
桓无防而其致何也远之也
经书至，各以其实，无所加损，吾于《公羊》言之矣。自公羊为致防、致伐，及桓防不致之论，其说已乖戾。至《谷梁》尤纷然为例，愈多而愈不可考。且言「桓无防」者，谓无致防也，其意若谓桓罪不可见宗庙，故《春秋》絶之不以致。今唐复以逺而得致，岂近则不可见宗庙，逺则可见宗庙乎？唐，杜预谓即棠，鲁地也。公始防郑伯于垂，垂，卫地也。不逺垂而逺唐，此何义哉？凡致，自庄、僖以后方屡见于经，隠不取于为君，固无见矣，而桓才二见，庄才四见，盖以逺则略，以近则详，或有告有不告尔，别为义者皆妄也。
三年
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
胥之为言，犹相也。相命而信谕，谨言而退，以是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齐侯命卫侯也。
非也说已见左氏
公子翚如齐逆女
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逆女非亲，逆翚之书，讥以公子行尔，说已见《公羊》。
公防齐侯于讙
无讥乎？曰：「为礼也。齐侯来也，公之逆而防之，可也。」此与前「公防齐侯于嬴」同文，安如其为无讥？齐侯既不得亲送女，则公亦不得即而为防，其罪均矣，何以为礼？此葢误以公当亲迎故也。
夫人姜氏至自齐
其不言翚之以来何也？公亲受之于齐侯也。子贡曰：「冕而亲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继万世之后，何谓已重乎？」
子贡所谓冕而亲迎者，谓初婚之夕，服其服而往，御轮而反之时也。未婚而逆之他国，何冕之云？此盖未知孔子所以言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搜，冬曰狩。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干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
田搜二名与《周礼》皆不合，《谷梁》盖亦未尝见《周礼》，与《公羊》同矣。言狩而列数四时田之名，其意若谓狩冬事，而以春正月兴之，以为失时而讥，不知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谓得时，所以书者，特以于郎逺而非其地尔。大抵传记四时悉据夏正，如下八年正月烝曰：「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之类皆是矣，不知迷而勿悟，何以至此？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卒。
鲍卒，何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陈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举二日以包也。
非也，说已见左氏，春秋非传，疑吾于公羊言之矣。且国君出，未有挺身而徒行者，其往亦必有所止矣。如传言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则出无与从，往无与止，是野死也。安有国君而独野死者乎？
天王使任叔之子来聘
任叔之子者，录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着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辞也。
言任叔之子，则知其非大夫也。此盖讥天王私任叔之子，而任以大夫之事，与言「使王季子来聘」同意。礼无必父殁而子始仕之道，若父老而录父，使子代之仕，是亦大夫也。父虽在，乃礼之常，不得为不正，何用着其父子哉？今曰「天王使任叔之子」，则义盖在使，而着天王，者亦不得云微其君臣也。
秋蔡人卫人陈人从王伐郑
举从者之辞也，其举从者之辞何也？为天王讳伐郑也。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
译《公羊传》的体例是将“入”解释为进入而不被接受，如今对“纳”也这样说，大概是因为《公羊传》和《谷梁传》都将“入”与“纳”视为同一个词，所以这样说。“纳”是施加意志而一定要进入的言辞，就像“出纳五言”、“九江纳锡大龟”这类说法一样。凭什么知道它是不被接受的，却用周公来解释呢？如果这样，那么纳币也是不被接受吗？
秋七月，纪侯来朝见。
朝见时，这里记载月份是什么意思呢？桓公在国内弑杀了国君，在国外助长了别人的动乱，于是齐侯、陈侯、郑伯讨伐他，过了几天用贿赂来收买自己，就借着这件事来朝见桓公。厌恶他，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月份。
不对，解释已经在前面说过了。如果确实认为桓公是不应该朝见的，那么前面记载“滕子来朝”，承接上文正月，这是开始朝见，为什么不谨慎记载？到了纪侯才开始谨慎记载吗？如果纪侯因为一次朝见就有罪，那么六年再次朝见，他的罪过应该比之前更重，反而记载“冬，纪侯来朝”而不记月份，这难道是表示正当的吗？
冬，公从唐回来。
桓公没有防备，为什么记载他回来呢？是为了疏远他。
经文记载“至”，都是根据实际，不加不减，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自从《公羊传》提出致防、致伐，以及桓公防不致的说法，其论述就已经乖谬。到了《谷梁传》更是纷繁杂乱地确立体例，越多越不可考证。再说“桓公无防”的说法，是指没有记载防备，其意思似乎是说桓公的罪过不可面对宗庙，所以《春秋》断绝他而不记载“至”。现在唐地却因为遥远而得以记载“至”，难道近处就不能面对宗庙，远处就能面对宗庙吗？唐地，杜预说就是棠，是鲁国的地方。公起初在垂地防备郑伯，垂地是卫国的地方。不疏远垂地而疏远唐地，这是什么道理呢？凡是记载“至”，从庄公、僖公以后才屡次出现在经文中，隐公不被视为国君，本来就没有记载，而桓公才出现两次，庄公才出现四次，大概是因为遥远就略写，因为近就详写，或者有报告有不报告罢了，另外设立义理的都是妄说。
三年
夏，齐侯、卫侯在蒲地互相约定。
“胥”的意思，就是“相”。互相约定而诚信传达，谨慎言语而退下，认为这是接近古道的做法。这必定是一人先发起，为什么用“相”来说呢？不是因为齐侯命令卫侯。
不对，解释已经在《左传》中说过了。
公子翚到齐国迎娶新娘。
迎娶新娘是亲自做的事，派大夫去是不合正道的。
迎娶新娘并非亲自去做，记载公子翚，是讥讽由公子去执行罢了，解释已经在《公羊传》中说过了。
公在讙地会见齐侯。
没有讥讽吗？回答说：“是为了行礼。齐侯来了，公迎上去会见他，是可以的。”这与之前“公在嬴地会见齐侯”的文字相同，怎么能说没有讥讽呢？齐侯既然不能亲自送新娘，那么公也不能立即去会见，他们的罪过是一样的，为什么说这是行礼呢？这大概是错误地认为公应当亲自迎娶的缘故。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为什么不说是因为翚而回来的呢？因为公亲自从齐侯那里接受了新娘。子贡说：“戴着礼帽亲自迎娶，不是太隆重了吗？”孔子说：“结合两姓的友好，以延续万世的后代，为什么说太隆重呢？”
子贡所说的戴着礼帽亲自迎娶，是指初婚之夜，穿着礼服前往，驾车返回的时候。没有结婚就迎娶他国的新娘，哪里谈得上戴礼帽？这大概是不懂孔子说话的意思。
四年春正月，公在郎地狩猎。
四季的田猎，都是为了宗庙的事务。春天叫田，夏天叫苗，秋天叫搜，冬天叫狩。四季的田猎用其中三种，只看先得到什么：一是用于祭祀，二是用于款待宾客，三是用于充实国君的厨房。
田、搜这两个名称与《周礼》都不符合，《谷梁传》大概也没有见过《周礼》，与《公羊传》相同。记载“狩”而列举四季田猎的名称，其意思似乎是说狩是冬天的事，而在春正月兴起，认为是失时而讥讽，不知道周朝的正月就是夏历的十一月，正是合时的，所以记载，只是因为郎地遥远而不是合适的地方罢了。大抵传注中关于四季的说法都依据夏历，如下八年正月烝说：“烝，是冬天的事，春天兴起，记载不合时。”之类都是这样，不知道迷惑而不醒悟，为什么会这样？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
鲍去世，为什么用两天来记载去世？《春秋》的道理，确信的就传信，怀疑的就传疑。陈侯在甲戌日出发，己丑日找到，不知道去世的日子，所以举出两天来包含。
不对，解释已经在《左传》中说过了，《春秋》不是传，关于疑的说法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而且国君出发，没有挺身而独自行走的，他前往也必定有停留的地方。如果像传所说甲戌日出发，己丑日找到，那么出发没有随从，前往没有停留，这是在野外死亡。哪有国君独自死在野外的呢？
天王派任叔的儿子来聘问。
任叔的儿子，是记录父亲而派儿子，所以淡化君臣关系而突出父子关系，是不认可父亲在世儿子代替出仕的言辞。
说任叔的儿子，就知道他不是大夫。这大概是讥讽天王私自任用任叔的儿子，而让他承担大夫的事务，与说“派王季子来聘问”意思相同。礼制没有必须父亲去世儿子才开始出仕的道理，如果父亲年老而记录父亲，让儿子代替出仕，这也是大夫。父亲虽然在世，却是礼制的常规，不能说不正，为什么要突出父子关系呢？现在说“天王派任叔的儿子”，那么义理大概在于“派”，而突出天王，也不能说淡化了君臣关系。
秋，蔡人、卫人、陈人跟随天王讨伐郑国。
这是列举跟随者的言辞，为什么列举跟随者呢？是为了替天王避讳讨伐郑国。郑国，是同姓的国家，位于冀州，
于是不服，为天子病矣。举从者之辞，为天王讳伐郑是矣，然非病郑之不服也。古者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讨，命之也；伐，亲之也。亦有讨而谓之伐焉，以所讨而命之伐也，大司马九伐之法是已。必有大事焉，然后王出而亲征，周官谓之大师。诸侯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而已，非王所亲征也。而郑伯以王夺其政而不朝，王遂亲伐之，则失其为王之义矣。故不书天王伐郑，而举三国之从者言之，不以天王敌郑，非以郑病天王也。
译于是郑国不服从，成为天子的祸患了。列举跟随出征者的言辞，为天王讳言“伐郑”是对的，但这并不是因为郑国的不服从而使天王蒙羞。古代天子只进行“讨”而不进行“伐”，诸侯只进行“伐”而不进行“讨”。“讨”，是发布命令；“伐”，是亲自征讨。也有将“讨”称为“伐”的情况，是因为所讨伐的对象被命令去征伐，大司马九伐之法就是这样。一定要有重大事件，然后天子才亲自出征，周官称之为“大师”。诸侯一次不朝见，就降低他的爵位；两次不朝见，就削减他的土地；三次不朝见，就调动六军去对付他罢了，这并不是天子亲自征讨。而郑伯因为天子剥夺了他的政权而不朝见，天子于是亲自征伐他，这就失去了作为天子的道义了。所以不记载天王征伐郑国，而是列举跟随出征的三国来说明，不把天王与郑国视为敌对，不是因为郑国使天王蒙羞。
六年
秋八月壬午大阅
大阅者何？阅兵车也。修教明谕国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为崇武，故谨而日之。盖以观妇人也。大阅以非时书，说已见《公羊》。何以见其观妇人？使不观妇人，固不可非时而举矣。既曰「平而修戎事为非正」，又以书日为崇武，是反与之也。安有观妇人而与其崇武者乎？葢以荘书甲午治兵为俟陈人、蔡人，能以严终，书日，故此亦以书日而一其说，不知自相伐也。
蔡人杀陈佗
陈佗者，陈君也。其曰陈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称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陈侯憙猎，淫猎于蔡，与蔡人争禽。蔡人不知其是陈君也而杀之。何以知其是陈君也？两下相杀不道。其不地于蔡也。
非也，说已见《公羊》。诸侯即位未逾年称子，未成其为君也；逾年称爵，成之为君也。佗虽逾年，而以簒立，法不得为君，故与卫州吁、齐无知同，以名系国，此经之常文也。《诗·墓门》所以亦言刺陈佗，岂经以匹夫行贬而名乎？传初不悟此，但见陈君而谓之陈佗，因妄为之说，附防以淫猎之事，且以两下相杀起问，亦非是。蔡人云者，犹杀夏徴舒言楚人，同与之以讨贼之辞也，何与于两下相杀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疑故志之时曰同乎人也
太子国之储贰，内女嫁犹书，岂太子生而不书？其独见于桓公者，说已见。公羊以为志疑，陋矣。谓庄公为齐侯之子，此当时国人之言，恶文姜之辞也，经何疑焉？其谓同为同乎人，是盖不知庄公之名，且内败传犹以为讳而不言，安有疑先君同于他人，反显言而斥之乎？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非也说已见公羊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
其名何也？失国也。失国则其以朝言之何也？尝以诸侯与之接矣，虽失国，弗损吾异日也。
此言防近之矣，而未尽也。说已见《公羊》。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事也春兴之志不时也
非也说已见前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夏兴之，黩祀也，志不敬也。
此讥不时，非黩祀也。说已见《公羊》。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庙之大事即谋于我，故弗与使也。遂，继事之辞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无外，王命之则成矣。」
祭公不言使，说已见《公羊》。不正其即，谋于我，其义在遂，不在不言使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终生卒。
桓无王，其曰王何也？正终生之卒也。」
非也，其失与弑与夷同。十年数之成也，不以桓之无王，而使周王终十年而不得见，故一着之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卫侯、郑伯来战于郎。
来战者，前定之战也。内不言战，言战则败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者，为内讳也。
经凡内书自外至皆言来，来非前定之辞，别内外也。此言来战，正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而传反之，盖其例以疑战不日，而此日，故云尔。
十有一年
九月宋人执郑祭仲
宋人者，宋公也。其人何也？贬之也。
传例称「人以执大夫者，执有罪也」，则宋公安得为贬乎？其说自相伐矣。当如公羊以侯执为伯讨，以人执为非伯讨，是也。
突归于郑
曰：「突，贱之也。」曰：「归，易辞也。」祭仲易其事，权在祭仲也。死君难，臣道也。今立恶而黜正，恶祭仲也。
突虽公子，其不以氏见，亦未三命尔。其不氏国，盖不与其得郑尔。名者，所以别忽，非以见贱也。若或贵之，则又可以不名乎？
郑忽出奔卫
郑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国也
郑忽己君矣，而未逾年，于法当称子，而不称子者，贬其见逐于蔡仲而不能子也。若曰失国而名，则曷为不言郑子忽乎？
柔防宋公陈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大夫无不命者说已见公羊
十有二年
丙戌卫侯晋卒
再称日决日义也
诸侯卒，月下有事而不得以日繋月者，惟晋
译六年
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大阅兵是什么？是检阅兵车。是修明教化、昭示国家法度。在太平时期整顿军备，是不合正道的。特意记载日期，是为了推崇武力，所以谨慎地记下了日期。大概是为了观看妇人。大阅兵因不合时宜而记载，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怎么看出是为了观看妇人？如果不观看妇人，本来就不该在不合时宜的时候举行。既然说“太平时期整顿军备是不合正道”，又因记载日期而推崇武力，这是自相矛盾的。哪有为了观看妇人而推崇武力的道理呢？大概是因为《春秋》在庄公时记载甲午日治兵，是为了等待陈人、蔡人，能够以严整结束，所以记载了日期，因此这里也通过记载日期来统一说法，却不知道自相矛盾。
蔡人杀死了陈佗。
陈佗是陈国的国君。为什么称他为陈佗？因为他行同平民，所以以平民的称呼来称他。他为何行同平民？陈侯喜好打猎，在蔡国过度打猎，与蔡国人争夺猎物。蔡国人不知道他是陈国国君而杀了他。怎么知道他是陈国国君？两方地位相等的人互相杀害是不合道义的。而且没有记载地点在蔡国。
不对，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诸侯即位未满一年称“子”，还未成为国君；满一年称爵位，才成为国君。陈佗虽然满了一年，但因篡位而立，按法不能成为国君，所以与卫州吁、齐无知相同，以名字连系国名，这是《春秋》的常例。《诗经·墓门》之所以也讽刺陈佗，难道是因为《春秋》因他行同平民而贬斥他，才称他的名字吗？《左传》起初没有领悟这一点，只看到他是陈国国君就称他为陈佗，因而胡乱编造说法，附会防地淫猎之事，并且以两方相杀来设问，这也是不对的。“蔡人”的说法，就像杀夏徵舒时称“楚人”一样，是同以讨伐贼臣的辞令，与两方相杀有什么关系呢！
九月丁卯日，太子同出生。
怀疑所以记载时间，是因为“同”与“人”相似吗？
太子是国家的储君，宫中女子出嫁尚且记载，难道太子出生却不记载？唯独在桓公时记载，解释已在前面说过。《公羊传》认为是记载疑事，浅陋啊。说庄公是齐侯的儿子，这是当时国人的言论，是厌恶文姜的辞令，《春秋》有什么可疑的呢？说“同”与“人”相似，这是不知道庄公的名字，况且内部败坏，《左传》尚且避讳而不说，哪有怀疑先君与别人相同，反而明显说出并斥责他的道理呢？
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
为什么不说是邾国的咸丘？是痛恨用火攻。
不对，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
为什么称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国家。失去国家却以朝见来说，为什么？曾经以诸侯的身份与他们交往，虽然失去了国家，也不损害我日后的地位。
这话接近防地的说法，但未尽其意。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
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
烝祭是冬季的祭祀，春季举行，是记载不合时宜。
不对，解释已在前面说过。
夏季五月丁丑日，举行烝祭。
烝祭是冬季的祭祀，春夏举行，是亵渎祭祀，记载不敬。
这是讥讽不合时宜，不是亵渎祭祀。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
祭公前来，随即从纪国迎接王后。
为什么不说是派遣来的？是不认为他把宗庙的大事立即谋划于我，所以不认为他是派遣来的。“遂”，是继事之辞。说“随即迎接王后”，所以略去了。有人说：“天子没有外臣，王命一下就成了。”
祭公不说是派遣来的，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不认为他立即谋划于我，其义理在于“遂”，不在于不说是派遣来的。
十年春季，周历正月庚申日，曹伯终生去世。
桓公时不称王，这里说“王”是什么？是为了正曹伯终生的去世。
不对，他的过失与弑君、夷狄相同。十年是数之成，不因为桓公不称王，而使周王终十年而不得见，所以一并记载而已。
冬季十二月丙午日，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
“来战”，是预先约定的战争。内部不称战，称战就是败了。不说是谁，是因为我方败了。不说“及”，是为了为内部避讳。
《春秋》凡是内部记载从外部来的都称“来”，“来”不是预先约定的辞令，是区别内外。这里说“来战”，正是不期而至，所以不说“及”。而《左传》反过来了，大概它的体例是怀疑战争不记日期，而这里记了日期，所以这样说。
十一年
九月，宋人拘捕了郑国的祭仲。
宋人是宋公。为什么称“人”？是贬斥他。
《左传》体例称“人以拘捕大夫，是拘捕有罪之人”，那么宋公怎么能是贬斥呢？其说法自相矛盾了。应当像《公羊传》那样，以诸侯拘捕为伯讨，以“人”拘捕为非伯讨，这才是对的。
突回到郑国。
说：“突，是贱视他。”说：“归，是容易的辞令。”祭仲轻易地改变了事情，权力在祭仲手中。为国君死难，是臣子的道义。现在立恶人而废正君，是厌恶祭仲。
突虽然是公子，不以氏出现，也不过是未受三次任命罢了。不以国名连系，大概是不认为他得到郑国。称名，是为了区别忽，不是为了表示贱视。如果贵视他，又可以不称名吗？
郑忽出逃到卫国。
郑忽是世子忽，称名是因为失去了国家。
郑忽已经是国君了，但未满一年，按法应当称“子”，而不称“子”，是贬斥他被蔡仲驱逐而不能像儿子一样。如果说失去国家而称名，那么为什么不称郑子忽呢？
柔与宋公、陈侯、蔡叔在折地结盟。
柔是什么？是我方未受任命的大夫。
大夫没有不受任命的，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过。
十二年
丙戌日，卫侯晋去世。
再次称日期，是决断日期的义理。
诸侯去世，月下有事而不能以日期连系月份的，只有晋
耳。传以诸侯日卒为正，晋非正，则不嫌于不日，何用再称日以决日义乎？以此见《春秋》谨于正终，凡诸卒未有不日者，不幸不得日则阙之，非《春秋》之得已也。故此不以蒙上文而再见日以为决日义者，妄矣。
译罢了。传文以诸侯称“日卒”为合乎正礼，晋国不合正礼，就不嫌不记载日期，何必再次称“日”来判定“日”的含义呢？由此可以看出《春秋》对于正终极为谨慎，凡是诸侯去世没有不记载日期的，如果不幸无法得知日期就空缺不记，并非《春秋》所能勉强做到的。因此，认为此处不承袭上文而再次出现“日”字是为了判定“日”的含义，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非与所与伐战也，不言与郑战，耻不和也。于伐与战，败也。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
此战而言伐，嫌辞也。《公羊》之言是矣。经先书伐而后言战，所以嫌于与郑战而异其文，传犹误读之，宜其有不能详于经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防纪侯、郑伯。己巳，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其言及者，由内及之也；其曰战者，由外言之也。战称人，败称师，重众也。其不地，于纪也。
经书败绩，未有不举师者。传言重众，者是也。故贵而君将，如宋公及楚人战于▯宋师败绩；贱而卑将，如晋侯、齐师、宋师、秦师及楚人战于城濮，楚师败绩之类，其辞一施之。此经之常文，不独为燕志也。传盖见庄书「齐人伐卫，卫人及齐人战，卫人败绩」，一称人，故疑以为燕将卑师众称师，卫将卑师少称人。不知卫自以党王子頽见贬。燕若言众，何为先不即称燕师乎？不地，盖地于鲁，非纪也。公羊之言是矣。
十有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
御廪之灾，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为唯未易灾之余而尝，可也。志，不敬也。天子亲耕以共粢盛，王后亲蚕以共祭服，国非无良农工女也，以为人之所尽事其祖祢，不若以己所自亲者也。何用见其未易灾之余而尝也？曰：「甸粟而纳之三宫，三宫米而藏之御廪。夫尝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以为未易灾之余而尝也。」
非也，说已见左氏。御廪之灾不志，此亦非可以为例。御廪非常灾也，使其有灾，虽雉门两观犹书，岂宗庙粢盛之藏反不书乎？
宋人以齐人、蔡人、衞人、陈人伐郑。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以之为言，用也，将也，制之在我也。其施之各不同，善不善则视其事，不可槩以为例也。故「以夫人姜氏至自齐」，则与「以王猛居于皇」之以异；「以齐人、蔡人、衞人、陈人伐郑」，则与「以蔡侯献舞归」之以异，是特言用之在我而已。
十有五年
五月郑伯突出奔蔡
讥夺正也
非也，説已见《公羊》、《谷梁》，葢不知其义，故于郑忽名为失国，郑突名为夺正，衞朔名为天子召而不往，其说终不能一。但经于诸侯出奔未有不名，非贬也，别二君尔。以突为夺正，凡正而名者为可夺乎？
郑世子忽复归于郑
反正也
忽之反正在称世子，不在书复归，公羊之言是矣。葢传例以复为复中国，归为归其所，故误云尔。其意谓忽当称世子，故不为义于前出奔，直曰「郑忽」。郑世子其名，失国而已。不知君薨不称世子，今庄公之丧已除，忽为未逾年之君，既不可称世子法，又不可冐称爵，经特变文，复以世子称之，所以见其正，复归非所志也。
许叔入于许
许叔，许之贵者也，莫宜乎许叔。其曰「入」何也？其归之道，非所以归也。
公羊、谷梁言归、入之义，皆不尽其理。吾説已见《公羊》，此葢亦拘其入为内弗受之説故既谓莫宜乎许叔，又以归非其道反之，展转以成其说尔。然则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岂归以其道者乎？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衞侯、陈侯于袲，伐郑。
地而后伐疑辞也非其疑也
袲，宋地。葢宋公先与诸侯为防，以谋郑，而后伐之，故先书防，后书伐，此事之序，非讥其疑也。
十有六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桓无防其致何也危之也
非也説已见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防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泺之防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称数也。泺之防，夫人或同行而不同防，或不同行而后召之，皆自不应见，何以必其同防而不书乎？夫人之伉，盖在下文「公与夫人遂如齐」，变「及」为「与」，见其两相从而不能制。若谓防以伉没夫人而弗称数，则如齐又伉于防，何为复见夫人而称数乎？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贼不
译十二月，鲁军联合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
并非与所联合讨伐的对象交战，所以不记载“与郑国交战”，这是以不和为耻。在讨伐与交战之间，属于战败。国内讳言战败，只记载可以陈述的事情。
这次交战却记载为讨伐，是表示嫌疑的措辞。《公羊传》的说法是正确的。经文先记载讨伐而后记载交战，是为了让人怀疑是与郑国交战而改变文辞，传文仍然误读它，难怪它不能详细阐明经义。
十三年春季二月，鲁公在纪侯、郑伯处设防。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军、宋军、卫军、燕军大败。
记载“及”，是因为从鲁国方面去交战；记载“战”，是从外部角度而言的。交战称“人”，战败称“师”，是重视军队众多。不记载地点，是因为在纪地。
经书记载大败，没有不列举军队的。传文说重视军队众多，这是对的。所以尊贵且由国君亲自率领，如宋公与楚人在泓水交战，宋军大败；卑贱且由下级将领率领，如晋侯、齐军、宋军、秦军与楚人在城濮交战，楚军大败之类，其措辞是一致的。这是经文的常规写法，并非只为燕国而设。传文大概看到庄公时期记载“齐人讨伐卫国，卫人与齐人交战，卫人战败”，都称“人”，所以怀疑是因为燕国将领卑贱但军队众多所以称“师”，卫国将领卑贱且军队少所以称“人”。不知道卫国是因为勾结王子颓而被贬斥。燕国如果要说军队众多，为什么先前不直接称“燕军”呢？不记载地点，大概是因为地点在鲁国，并非在纪地。《公羊传》的说法是正确的。
十四年
秋季八月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
御廪发生火灾，通常不记载。这次记载，为什么呢？认为只有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谷物就举行尝祭，才可以记载。记载此事，是因为不敬。天子亲自耕种以供给祭品，王后亲自养蚕以供给祭服，国家并非没有优秀的农夫和织女，认为人们尽力侍奉祖先，不如用自己亲自参与的事情。怎么知道是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谷物就举行尝祭呢？回答说：“甸人收割粟米并缴纳到三宫，三宫将粟米加工成米并储藏在御廪。举行尝祭必然涉及甸人的事务。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乙亥日，举行尝祭。认为没有更换火灾后的剩余谷物就举行尝祭。”
不对，解释已在左氏中说明。御廪发生火灾不记载，这也不能作为惯例。御廪并非经常发生火灾，假使发生火灾，即使雉门两观被毁也要记载，难道宗庙祭品的储藏反而不记载吗？
宋人率领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
“以”，是不应该这样做的意思。百姓是君主的根本。让人为自己送死，是不正当的。“以”的意思是使用、率领，控制在我手中。其应用各不相同，好坏要看具体事情，不能一概作为惯例。所以“以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与“以王猛居住在皇”的“以”不同；“以齐人、蔡人、卫人、陈人讨伐郑国”，与“以蔡侯献舞回国”的“以”不同，这只是说使用权在我手中而已。
十五年
五月，郑伯突突然出逃到蔡国。
讥讽他夺取正统。
不对，解释已在《公羊传》、《谷梁传》中说明，大概是不懂其义理，所以对于郑忽称为失国，郑突称为夺取正统，卫朔称为天子召见而不前往，其说法始终不能统一。但经文中诸侯出奔没有不称名的，并非贬斥，而是区分两位国君。认为突是夺取正统，凡是正统且称名的就可以被夺取吗？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恢复正统。
忽恢复正统在于称“世子”，不在于记载“复归”，《公羊传》的说法是正确的。大概传文惯例认为“复”是恢复中原，“归”是回到所在之处，所以错误地这样说。其意思是认为忽应当称世子，所以不追究之前出奔的义理，直接说“郑忽”。郑世子称名，只是失国而已。不知道国君去世不称世子，现在庄公的丧期已过，忽是未逾年的国君，既不能按称世子的法则，又不能冒称爵位，经文特意改变文辞，再次以世子称呼他，以此来显示其正统，复归并非所记载的重点。
许叔进入许国。
许叔是许国尊贵的人，没有人比许叔更适宜。为什么说“入”呢？他回归的方式，不是应当回归的方式。
《公羊传》、《谷梁传》关于“归”、“入”的义理，都没有完全阐明。我的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明，这里大概也是拘泥于“入”是内部不接受的说法，所以既然认为没有人比许叔更适宜，又以回归方式不对而反驳，辗转形成其说法。那么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难道是回归方式正确吗？
冬季十一月，鲁公在袲地与宋公、卫侯、陈侯会盟，讨伐郑国。
先记载地点而后讨伐，是表示怀疑的措辞，并非怀疑。
袲，是宋国的地方。大概宋公先与诸侯会盟，谋划讨伐郑国，而后讨伐，所以先记载会盟，后记载讨伐，这是事情的顺序，并非讥讽其怀疑。
十六年
秋季七月，鲁公从讨伐郑国回来。
桓公没有会盟，为何记载归来？是表示危险。
不对，解释已在前面说明。
十八年春季，周历正月，鲁公在泺地与齐侯会盟。鲁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泺地会盟不记载“及夫人”，为什么呢？因为夫人地位高，不列入计数。泺地会盟，夫人或许同行但不参与会盟，或许不同行而后召她，都不应当出现，为什么必定认为她参与会盟而不记载呢？夫人地位高，体现在下文“公与夫人遂如齐”，将“及”变为“与”，显示两人相互跟随而不能制约。如果说会盟因夫人地位高而没将她列入计数，那么前往齐国又比会盟更突出，为什么反而记载夫人并列入计数呢？
冬季十二月己丑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桓公。
安葬我们的国君，是承接上文和下文的。国君被杀，凶手未
讨，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责逾国而讨于是也。桓公葬而后举諡，諡所以成徳也，于卒事乎加之矣。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备，然后可以防矣。
译讨伐，史书不记载葬礼。这里说葬礼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不责备他越过国境去讨伐这件事。桓公下葬之后才确立谥号，谥号是用来成就德行的，在去世的事情上加以评定罢了。有智慧的人善于谋划，有义气的人勇于行动，有仁德的人坚守原则，具备这三种品质，然后才可以防备祸患。
父之讐，不与共戴天。逾国而不责其讨，非所以为义也。据桓公薨于齐，鲁人初未知夫人之与弑，谓齐杀之而已，故以彭生为讨，而齐为之诛彭生，则鲁臣子之义已尽矣，此桓公之所以书葬也。夫人与乎弑，盖久而后闻焉。何以知之？桓公以四月丧归，明年三月书夫人孙于齐，此夫人惧罪出奔之辞也。使桓公防归，夫人之罪即闻，则必不敢与之俱归，归亦不敢安于鲁，如是其久也。期年而后见奔，非夫人之罪至是而始闻乎？经固不得于葬预责其臣子。公羊、谷梁皆不能知此，于孙各为异义，又并于葬失之。
<经部,春秋类,春秋三传谳__春秋谷梁传谳》>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谷梁传谳》卷三宋叶梦得撰庄公
元年春
三月夫人孙于齐
孙之为言犹孙也，讳奔也。接练时，録母之变，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贬之也。人之于天也，以道受命；于人也，以言受命。不若于道者，天絶之也；不若于言者，人絶之也。臣子大受命。
此说与《公羊》虽异，而其失同，说已见《公羊》。《公羊》以为念母，犹之可也。今言録母之变而始人之，是庄公前此不人其母矣。母虽有罪，子可不以为人乎？
夏单伯逆王姬
单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义不可受于京师也。其义不可受于京师，何也？曰：「躬君弑于齐，使之主婚姻与齐为礼，其义固不可受也。」
非也，说皆见《公羊》。此失与《公羊》以不称使起问者同，说已见《公羊》。《谷梁》以筑馆于外为得变之正，而罪单伯为不可受于京师，其义亦倒置矣。
秋筑王姬之馆于外
筑，礼也；于外，非礼也。筑之为礼何也？主王姬者，必自公门出。于庙则己尊，于寝则己卑，为之筑，节矣。筑之外，变之正也。筑之外，变之为正何也？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齐侯之来逆何也？不使齐侯得与吾为礼也。
庄公筑馆，知仇雠之人，非所以接婚姻，故于外以逺之，是谓在国外则可，在国中则不可。其亦以五十歩笑百歩者也，尚安得为正乎？所谓正者，权之以义而不失乎礼者也。若终失于礼，则何正之有？逆者，单伯之事也。齐侯即馆以成礼于我，尚何……
逆乎诸侯更相娶，先逆女于其国，至而后亲迎。天子嫁女于诸侯，为之主者逆之，至于国中而诸侯即之以亲迎，故天子之女有筑馆，诸侯之女无筑馆。
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
礼有受命，无来锡命。锡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行之，礼也。生不服，死追锡之，不正甚矣。
言追锡之不正是也。礼无言不得锡命者。诸侯即位，免防有故不能朝，则天子有时而锡命，盖不失其为君之节也。如闵公即位八歳，襄公即位四歳，安能待其朝而受命乎？以命为服亦非，是说已见《公羊》。
齐师迁纪郱鄑郚
纪国也，郱、鄑、郚国也。或曰：「迁纪于郱、鄑、郚。」
郱、鄑、郚，盖纪之三邑，说已见《公羊》。
二年
夏公子庆父帅师伐于余丘
国而曰伐于余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贵矣，师重矣，而敌人之邑，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讥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
于余丘，国也，说已见《公羊》。内有为公为辞者矣，未有为公子为辞者也。且伐邑亦必以其国之故，如伐邾取须句之类，未必伐邾而后取须句，盖取须句所以伐邾也，故繋之于邾，亦安有不因其国而直伐其邑哉？其曰「君在」者，亦窃取《公羊》之说而附之者也。
三年春王正月溺防齐侯伐卫
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称公子何也？恶其防仇雠而伐同姓，故贬而名之也。
溺不称公子，其义与无骇同。且后言「公防齐人、宋人、陈人、蔡人伐卫」，此亦公与仇雠伐同姓也。虽不应伐，尚不没公以见贬。今卫若有罪，何为不得防齐而伐哉？
夏四月葬宋庄公
月葬故也
非也未见宋之有故也
五月葬桓王
传曰：「改葬也。改葬之礼缌，举下
译父亲的仇敌，不能与他共同活在天下。越过国境而不责备讨伐，这不符合道义。依据桓公死在齐国，鲁国人起初不知道夫人参与弑君，只认为是齐国杀了他，所以以彭生为讨伐的对象，而齐国诛杀了彭生，那么鲁国臣子的道义就已经尽到了，这就是《春秋》记载桓公葬礼的原因。夫人参与弑君，大概过了很久才听说。怎么知道的呢？桓公在四月丧礼结束后回国，第二年三月记载夫人“孙”于齐，这是夫人害怕获罪而出奔的说法。假如桓公刚回国，夫人的罪行就传开了，那么她一定不敢和桓公一起回国，即使回国也不敢在鲁国安身，像这样过了很久。过了一年才见到出奔，难道不是夫人的罪行到这个时候才传开吗？《春秋》本来不能在葬礼上预先责备臣子。《公羊传》、《谷梁传》都不能明白这一点，对于“孙”各自有不同的解释，并且在葬礼的记载上也错了。
“孙”的意思就是逊让，是为出奔避讳。在接练（丧礼阶段）的时候，记录母亲的变故，开始把她当作人看待。不称她的氏姓，是贬低她。人对于天，以道接受天命；对于人，以言语接受命令。不符合道的，天就断绝他；不符合言语的，人就断绝他。臣子大大地接受命令。
这种说法虽然与《公羊传》不同，但它们的错误相同，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明。《公羊传》认为是思念母亲，还可以说得过去。现在说记录母亲的变故才开始把她当作人，这是说庄公在此之前不把母亲当人看。母亲即使有罪，儿子可以不把她当人看吗？
单伯是什么人？是我们的大夫被天子任命的人。因为是受命的大夫，所以不称名。为什么不称“如何”呢？因为道义上不能接受京师的命令。道义上不能接受京师的命令，为什么呢？回答说：“国君被弑杀在齐国，派他去主持与齐国的婚姻礼仪，道义上本来就不能接受。”
不对，解释都在《公羊传》中。这个错误与《公羊传》以不称“使”来提问的错误相同，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明。《谷梁传》认为在城外筑馆是符合变通的正道，而指责单伯不能接受京师的命令，其道理也是颠倒的。
筑馆，是合乎礼的；在城外，是不合乎礼的。筑馆为什么合乎礼呢？主持王姬婚事的人，必须从公门出去。在庙里则自己太尊贵，在寝宫里则自己太卑贱，为他筑馆，是节制。筑在城外，是变通的正道。筑在城外，变通为什么是正道呢？仇敌的人，不适合用来接待婚姻；穿着丧服，不适合用来接待戴冠冕的人。为什么不记载齐侯来迎亲呢？不让齐侯得以和我们行礼。
庄公筑馆，知道仇敌的人不适合用来接待婚姻，所以在城外以疏远他，这在国外是可以的，在国中则不可以。这也算是五十步笑百步，哪里还能说是正道呢？所谓正道，是以道义权衡而不失礼。如果最终失礼，那么还有什么正道呢？迎亲，是单伯的事。齐侯到馆舍在我们这里完成礼仪，还怎么……
迎亲，诸侯互相娶妻，先在女方国家迎娶女子，到了之后亲自迎接。天子嫁女给诸侯，为她主持的人去迎娶，到了国中诸侯亲自迎接，所以天子之女有筑馆，诸侯之女没有筑馆。
礼有接受命令，没有送来赐命。赐命，是不正当的。活着时服从，死后实行，是礼。活着不服从，死后追赐，非常不正当。
说追赐不正当是对的。礼没有说不能赐命的。诸侯即位，免除丧期有原因不能朝见，那么天子有时赐命，大概不失去作为君主的节度。比如闵公即位八年，襄公即位四年，怎么能等待他们朝见而接受命令呢？把命令当作丧服也不对，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明。
纪国，郱、鄑、郚是国。有人说：“把纪国迁到郱、鄑、郚。”
郱、鄑、郚，大概是纪国的三个城邑，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明。
二年
夏天，公子庆父率领军队攻打于余丘。
是国家而说攻打于余丘，是邾国的城邑。为什么说攻打呢？公子尊贵，军队重大，而攻打敌人的城邑，公子受困了。使公子受困，是用来讥讽国君的。另一种说法是：国君在位而加重了负担。
于余丘，是国家，解释已在《公羊传》中说明。内部有为国君辩解的说法，没有为公子辩解的说法。而且攻打城邑也一定是因为国家的缘故，比如攻打邾国夺取须句之类，未必是攻打邾国然后夺取须句，大概是夺取须句所以攻打邾国，所以依附于邾国，哪里有不因为国家而直接攻打其城邑的呢？说“国君在位”的，也是窃取《公羊传》的说法而附会的。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溺会同齐侯攻打卫国。
溺是什么人？是公子溺。为什么不称公子？厌恶他会同仇敌攻打同姓国家，所以贬低而称名。
溺不称公子，其道理与无骇相同。而且后面说“公会同齐人、宋人、陈人、蔡人攻打卫国”，这也是国君会同仇敌攻打同姓国家。即使不应该攻打，尚且不隐去国君以显示贬低。现在卫国如果有罪，为什么不能会同齐国而攻打呢？
夏天四月，安葬宋庄公。
按月安葬的缘故。
不对，没看到宋国有缘故。
五月，安葬桓王。
传文说：“改葬。改葬的礼仪用缌麻，举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