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事义全考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案《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明姜宝撰。宝字廷善，号鳯阿，丹阳人，嘉靖癸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史·艺文志》、朱彞尊《经义考》俱载有是书二十卷，而此本少四卷。然检其篇帙，未见所缺佚，不知目次何以不合，或传写有悮也。其书大旨以胡传为本，而间出已意以附益之。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缺，亦胥为补葺。中间地名以今证古，虽间有考订，皆无以甚异于诸家。惟向来説《春秋》者，以笔削褒贬为例，故如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皆谓孔子有意贬絶。是褒讥之法，且将上施于君父，揆诸圣人明伦垂教之本意，当必不然。宝独谓孔子于周王、鲁侯事有非者，直着其非。后人説经用恶字、罪字、讥贬字，皆非圣人之意。其言明白正大，为啖、赵以来所未及，可谓阐笔削之微旨，立名教之大防。一善足称，毋庸槩弃，故特着之于録，以备参考。据《艺文志》，宝尚有《春秋读传解畧》十二卷，今则未见。云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 校 官 【臣】 陆 费 墀
春秋事义全考序
我国家列《春秋》于学官，主胡文定公安国所着传，俾士子肄业焉，以应制举。予寳少由业诗，改业是经也，且读且心疑。葢谓孔门以来说是经者，惟孟氏能得其宗防。其言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既推本《春秋》之所由作，又述孔子所尝自言有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夫圣人因史爲文，文在也，而事与义往往多失之。当时桓、文以有功王室，称霸主，故事属二公，将以二公该他公，非谓二公之事即可尽《春秋》之事也。事贵详，贵核，详且核，又贵连络而通贯。左氏详矣，中有浮夸失实，前后不相蒙者，是固有待于后之人因事以考其全义，而谓之窃取。盖其寓褒贬于笔削，不惟游、夏所不能賛，即圣人亦不敢抗然自任矣。义在褒善贬恶，而经世之法如所谓尊君父、讨乱贼、敦典庸礼、内安外攘云者，亦即于朝聘往来、防盟侵伐、郊望禘雩之类见之。葢多直书而义自见，即有笔削，其褒贬亦多于直书中槩见焉。初未尝因一字以求一义，予人以爵，夺人以爵，甚至周大君、鲁父母国，亦例以予之夺之，如胡氏所云，是又有待于后之人因文以求事，因文与事以求义。要之至当求其精蕴之所在，而兼亦有以考其全也。予寳隆庆初罢官还山，时手是经，因所疑求之心，求之诸家之传注，以我之心求合乎圣人之心，以我所自爲说，▯互诸家之説，又以求合乎圣人之说，如射覆家探物而祈中，中肯窽者手録之，而仍以胡氏传爲主。事详且核矣，求其连络而通贯，义昔未妥，今求妥；传昔阙，今求不阙。地里昔主指掌图，谓时代有沿革而不便稽考也，今悉凖皇明舆地图，考一开卷而方舆所属亦了然在目矣。近代説《春秋》数家，如新安赵氏汸之属，词防稽季氏本之，私考周藩宗正西亭公睦防之辨疑，与金坛王氏樵。之经世，似能窥见圣人之心，不悖谬于其説，足以发胡氏及诸儒之所未明，与补其所未备。而王氏爲予寳姻友，地相近，志相同，又同时去国而家居，时时往来印证，尤足以相发而相取也。以此叅订，久若有合焉。乃始缮写成帙，携入留曹。侍御同郡李君一阳见而谓可以传，遂锓之梓。予惟《春秋》爲圣人传心之要典，又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书。而胡氏传乃本朝所主以课士，予寳何所知，敢有可否其间哉？寳闻程子云：「《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曰星，一句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朱子云：「《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而外四夷，贵王贱伯，其大防如此。未必字字有义也。」故予又谓孟氏以来，惟程朱二大儒能得圣人之宗防。至于学是经而説之之法，亦惟二大儒能得之。程子云：「以传考经之事迹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事义全考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事义全考》十六卷，明代姜宝撰。姜宝字廷善，号凤阿，丹阳人，嘉靖癸丑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明史·艺文志》、朱彝尊《经义考》都记载此书为二十卷，而此本少了四卷。然而检查其篇幅，未见有所缺失遗漏，不知目录为何不合，或许是传抄有误吧。该书主旨以胡安国的《春秋传》为根本，偶尔提出自己的见解加以补充。襄公、昭公以下，胡传多有缺失，也都一一补修。其中地名以今证古，虽然偶尔有考订，但都没有与诸家之说有很大不同。只是向来解说《春秋》的人，以笔削褒贬为例，所以像王不称天、公不书即位之类，都说孔子有意贬斥断绝。这种褒讥的方法，甚至将施加于君父之上，衡量圣人阐明伦理垂示教化的本意，应当必然不是这样。姜宝唯独认为孔子对于周王、鲁侯有不对的事，直接指出其不对。后人解说经书用恶字、罪字、讥贬字，都不是圣人的本意。他的言论明白正大，是啖助、赵匡以来所未能达到的，可以说阐发了笔削的微言大义，树立了名教的大界限。这一优点足以称道，不必一概抛弃，所以特别著录，以备参考。据《艺文志》，姜宝还有《春秋读传解略》十二卷，现在则未见。乾隆四十四年正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春秋事义全考序
我朝将《春秋》列入学官教材，以胡文定公胡安国所著的《春秋传》为主，让士子学习，以应对科举考试。我姜宝年少时由研习《诗经》改为研习《春秋》，边读边心生疑惑。大概认为孔门以来解说这部经书的，只有孟子能得其宗旨。他说：“王者的踪迹衰微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既推究《春秋》产生的缘由，又叙述孔子曾经自己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圣人依据史实写成文章，文章存在，而史实与义理往往多有缺失。当时齐桓公、晋文公因对王室有功，被称为霸主，所以史事归属于这两位，是用这两位概括其他诸侯，并非说这两位的事就能穷尽《春秋》的事。史事贵在详细，贵在核实，详细且核实，又贵在连贯贯通。左氏《春秋》详细了，其中却有浮夸失实、前后不相符合的地方，这本来有待于后人依据史事来考求其全义，而称之为窃取。大概其寓褒贬于笔削，不仅子游、子夏不能赞一词，即使圣人也不敢公然自任。义理在于褒善贬恶，而经世之法如所谓尊君父、讨乱贼、敦典庸礼、内安外攘等，也就在朝聘往来、会盟侵伐、郊望禘雩之类中体现。大概多是直书而义理自见，即使有笔削，其褒贬也多在直书中概括体现。起初未曾因一字以求一义，予人以爵，夺人以爵，甚至周天子、鲁父母国，也一概以予夺为例，如胡氏所说，这又有待于后人依据文字以求史事，依据文字与史事以求义理。总之，至当之处求其精蕴所在，而兼有以考求其全。我姜宝隆庆初年罢官还乡，时常手捧此经，因所疑求之于心，求之于诸家传注，以我的心求合乎圣人的心，以我自为的说法，参互诸家之说，又以求合乎圣人的说法，如同射覆家探物而祈求中肯，中肯者手录之，而仍以胡氏传为主。史事详细且核实了，求其连贯贯通，义理昔未妥，今求妥；传文昔缺，今求不缺。地理昔主指掌图，谓时代有沿革而不便稽考，今悉准皇明舆地图，考一开卷而方舆所属亦了然在目了。近代解说《春秋》数家，如新安赵氏汸之属，词防稽季氏本之，私考周藩宗正西亭公睦防之辨疑，与金坛王氏樵之经世，似能窥见圣人之心，不悖谬于其说，足以发胡氏及诸儒之所未明，与补其所未备。而王氏为我姜宝姻友，地相近，志相同，又同时去国而家居，时时往来印证，尤足以相发而相取也。以此参订，久若有合焉。乃始缮写成帙，携入留曹。侍御同郡李君一阳见而谓可以传，遂锓之梓。我惟《春秋》为圣人传心之要典，又百王不易之大法，皆在此书。而胡氏传乃本朝所主以课士，我姜宝何所知，敢有可否其间哉？宝闻程子云：“《春秋》大义数十炳，如曰星，一句一事，是非便见于此。”朱子云：“《春秋》是是非非，善善恶恶，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而外四夷，贵王贱伯，其大防如此。未必字字有义也。”故我又谓孟氏以来，惟程朱二大儒能得圣人之宗旨。至于学是经而说之之法，亦惟二大儒能得之。程子云：“以传考经之事迹
，以经别传之真僞。」朱子云：「《左氏》史学也，记事者取焉；《公谷》经学也，穷理者取焉。」予寳甞据是以求之诸家，久而遂成此编也。谬以爲学是经者，不当于一句一字求圣人之褒贬，苐观其所书之实，以求是非善恶之至当。考之《诗》所由亡，由成周政治之衰，而爲《春秋》之所由作；考之《左》之所以史，考之《公谷》之所以经，又考之经于以别传之真僞，于以求圣人所谓「知我罪我」者，在因笔削以寓褒贬，嫌于天子之赏善而罚恶，爲圣人所不敢当，故自于其义爲窃取，而非如胡氏所谓托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圣人自以其褒贬敢于代天子赏善而罚恶也。如是以求，庶可以得圣人之心。于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之中，即是是非非，善善恶恶，以求圣心之所以传，王法之所以不易，义其或在兹乎？义其或在兹乎？胡氏自成襄而后多无传，今悉纂着之，庶防未明者明，未备者备，因名之曰《事义全考》云。夫谓之全考似矣，若谓全考之可以传，如侍御君所云，则非。予寳所能知所敢必也。万厯乙酉冬十有二月，丹阳姜寳自序。
译（前文省略）……用以辨别经传的真伪。」朱子说：「《左传》是史学，记事的人从中取材；《公羊》《谷梁》是经学，探究义理的人从中取材。」我姜宝曾经依据这些观点来探求诸家之说，时间久了便编成了这部书。我认为学习《春秋》的人，不应当在每一句每一个字上去寻求圣人的褒贬，只应当观察其所记载的事实，来探求是非善恶的最恰当标准。考察《诗经》之所以亡佚，是因为成周政治的衰败，而这正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考察《左传》之所以为史，考察《公羊》《谷梁》之所以为经，又考察经传如何辨别真伪，以此来探求圣人所说的「知我罪我」之意，在于通过笔削来寄托褒贬，因为嫌于天子赏善罚恶的权力，是圣人所不敢当的，所以圣人自称在义理上有所窃取，而不是像胡氏所说的那样，假托二百四十二年间南面称王的权力，圣人自己凭借褒贬敢于代替天子赏善罚恶。像这样去探求，或许可以得知圣人的心意。在这肯定对的、否定错的，肯定善的、否定恶的过程中，肯定对的、否定错的，肯定善的、否定恶的，以此来探求圣人心意之所以传承，王法之所以不可改变，义理或许就在这里吧？义理或许就在这里吧？胡氏的注疏从成公、襄公以后大多没有传文，现在全部编纂著录下来，希望使未明白的变得明白，未完备的变得完备，因此命名为《事义全考》。称之为全考似乎恰当，如果说全考可以传世，像侍御君所说的那样，那就不是我所知道、所敢肯定的了。万历乙酉年冬十二月，丹阳姜宝自序。
春秋事义全考序
予读姜先生所着《春秋考》，叹其能立言不朽云。先生蚤从晋陵唐中丞应德学，中丞博学能文，年少魁天下，爲一时学士宗。先生受其指，亦以《春秋》魁天下，名家。既晋读中秘书，益精博，天下称凤阿先生而不名。天子察先生可师，遂先后勑视学闽蜀，入爲南国子祭酒。于是先生经术传四方。先生于《春秋》深，故其教指严，一时师道爲尊。比家食日，事检阅有自得，悉着于书。暇则集其宗及邑中俊弟子，开决之。先是云阳阙贤书者二十年，自先生里居，厥嗣若诸从相继取科名，里中踵兴，后出者济济，郁郁人文，遂爲吾郡冠。葢先生在国，国重；在乡，乡重，则明经之教爲功矣。先生著书成，不以阳不肖授而习之，见其取覈详，援引正文无遗，事事无怫义，间出已意，悉契圣心。观其自序曰：“孔子作《春秋》，义在褒善贬恶，而经世之法，如所谓尊君父、讨乱贼、惇典庸礼、内安外攘云者，亦即于朝聘往来、防盟侵伐、郊望禘雩之类见之。盖多直书而义自见，未必尽以一字求一义，遂自予夺、贬絶人爵，甚至周天子、鲁父母国，亦例以予之夺之，如胡氏所云也。”其自谓“窃取”者，亦因笔削以寓褒贬，嫌于天子之事，所不敢当，亦非如胡氏所云托南面之权，自以其褒贬敢于代天子赏罚也。嗟乎！知我者，《春秋》千载之下，先生其人与？客有私于阳曰：“今制业《春秋》者宗胡氏，是书将无戾邪？”阳应之曰：“康侯常以己见释经，而先生说经旁引折衷，各有其本，间有所异于康侯，正以明经义爲康侯忠臣，何戾也？”客爲解頥未防，先生进大司寇执法南中矣。司马迁曰：“《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汉庭吏重经术，常以《春秋》《尚书》折大狱。今先生以《春秋》之义平天下狱，当人人自以不冤，而阳故治《尚书》爲侍御，按部治狱，虽有意乎伯夷、臯陶，未能也。得先生所爲说《春秋》者，而王道之条纪。法律粲然矣，岂不伟与？阳乡里承学，喜而賛其后，不自知其言之不文也。浙江道监察御史李一阳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一 明 姜寳 撰鲁隐公【公名息姑鲁惠公之子姬姓侯爵自周公子伯禽始受封传世十有三而至隐公摄
主国事諡法不尸其位曰隐】
元年
按垂编年之法，在此明体元之义，亦在此。胡氏于隐言体元，于桓言编年者，互见尔。盖从一累数，乃史氏编年之法。然一年而谓之元年者，则祖述《舜典》《商训》“元日”“元祀”之説，以立文而见人君当体元以出治也。自隐之后，他凡称元年者，义皆同。
春王正月
按周在当时实是改时改月，盖以建子之月爲正月，以仲冬爲孟春，三正迭用于古有之。今春正月乃夏之十一月，周实改之爲正月矣。因鲁史故，谓之王正月，即左氏所云「王周正月」，明非鲁正月也。夏时冠周月之説，恐未然。子月爲一歳之始，犹子时爲一日之始也。隐摄君位，不行即位礼，故不书「公即位」。属词「即位」，乃见羣臣，因有所隐避，则其礼可废。朝庙告朔，乃新君见祖祢，奉王教之始，礼不可废，故书「王正月」，以此。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曹姓，出自颛帝陆终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挟于邾，子爵国。邾国北界于鲁，而南连滕、薛，葢在今曲阜、滕、峄之间。蔑，姑蔑。杜预云：鲁国卞南有姑蔑城，在今兖州府泗水县界】
左氏曰：公摄位而欲求好于邾也。髙氏曰：隐自谓爲桓而立，内虑国人之不已恱，外惧属国之不已从，而邾以附庸未通和好，故与邾首结私盟。胡传：鲁侯爵而其君称公，此臣子之词，春秋从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春秋大义，公天下以讲信修睦爲事，而刑牲歃血，要质鬼神，则非所贵也。今既与邾盟，而后又伐邾，盟不足贵，审矣。故知凡书盟者皆非也。书及彭山，季氏本私考，引孔頴达之説：谓鲁事以公爲主，故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据鲁爲文也。桓十七年，公防邾
译春秋事义全考序
我阅读姜先生所著的《春秋考》，赞叹他能够立言不朽。姜先生早年跟随晋陵唐中丞唐应德学习，唐中丞博学能文，年轻时科举高中，成为当时学士们的宗师。先生接受他的指点，也以《春秋》学高中科举，成为名家。后来先生进入宫中阅读皇家秘藏图书，学问更加精博，天下人都称他为“凤阿先生”，而不直呼其名。天子考察到先生可以为人师表，于是先后敕令他担任福建、四川的提学官，后入京担任国子监祭酒。于是先生的经学传授到四方。先生对《春秋》研究精深，所以他的教学宗旨严谨，一时之间师道受到尊崇。等到先生居家闲居的日子，事务检阅有所心得，都写在了书中。闲暇时，就召集同宗族的人和乡里的优秀弟子，为他们讲解疑难。在此之前，云阳地区二十年没有科举及第者，自从先生回乡居住，他的儿子和各位堂兄弟相继考取功名，乡里风气兴起，后来者人才济济，人文蔚起，于是成为我们郡县的冠首。大概先生在国家，国家就重视；在乡里，乡里就重视，那么明经教化的功效就显现了。先生著书完成，不把书交给不肖的我，而是让我学习它，我看到他考证详实，援引正文没有遗漏，事事不违背义理，偶尔发表自己的意见，都契合圣人的心意。看他的自序说：“孔子作《春秋》，义理在于褒扬善行、贬斥恶行，而治理天下的法则，如所谓尊重君父、讨伐乱贼、崇尚常道、推行礼仪、内安外攘等，也就在朝聘往来、防盟侵伐、郊望禘雩之类的事情中体现出来。大概多是直书其事而义理自然显现，未必是用一个字来求取一个义理，从而自行予夺、贬绝人的爵位，甚至周天子、鲁国的父母之邦，也一概予以剥夺，像胡安国所说的那样。”他自称“窃取”，也是因为通过笔削来寄托褒贬，嫌弃这是天子的事，自己不敢当，也不是像胡安国所说的那样假借南面之权，自己认为褒贬敢于代替天子赏罚。唉！了解我的人，《春秋》千载之下，不就是先生这样的人吗？有客人私下对我说：“现在治《春秋》的人尊崇胡氏，这本书难道不会相悖吗？”我回答说：“胡安国常常用自己的见解解释经义，而先生解释经义旁征博引、折衷调和，各有其本源，偶尔与胡安国不同，正是为了阐明经义而做胡安国的忠臣，有什么相悖呢？”客人因此解开眉头，不久，先生升任大司寇，在南中执法。司马迁说：“《春秋》辨别是非，所以擅长治理人。”汉代朝廷官吏重视经术，常常用《春秋》《尚书》来决断大案。现在先生用《春秋》的义理平定天下的案件，应当人人自认为没有冤屈，而我原本治《尚书》担任御史，巡视地方审理案件，虽然有心效法伯夷、皋陶，却未能做到。得到先生所著的《春秋》解说，王道的大纲条理、法律就清晰明白了，难道不伟大吗？我是同乡后学，高兴地在后面作序，不知道自己言辞不文雅。浙江道监察御史李一阳序。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一 明 姜宝 撰
鲁隐公【公名息姑，鲁惠公之子，姬姓，侯爵。从周公子伯禽开始受封，传了十三代到隐公摄政主持国事。谥法：不居其位曰隐】
元年
按：垂示编年的法则，在这里；阐明体元的义理，也在这里。胡氏在隐公处说体元，在桓公处说编年，是互相补充的。大概从一累计数，是史官编年的法则。然而一年称为元年，则是祖述《舜典》《商训》中“元日”“元祀”的说法，通过立文来显示君主应当体认元始以施行治理。自隐公之后，其他凡称元年的，义理都相同。
春王正月
按：周朝在当时实际上是改变了时节和月份，大概以建子之月作为正月，以仲冬作为孟春，三正交替使用在古代是有的。现在的春正月是夏历的十一月，周朝确实把它改为了正月。因为鲁史的缘故，称为王正月，就是左氏所说的“王周正月”，明确不是鲁国的正月。夏时冠以周月的说法，恐怕不对。子月是一年的开始，就像子时是一天的开始一样。隐公摄行君位，不行即位礼，所以不记载“公即位”。使用“即位”这个词，是拜见群臣，因为有隐避之处，那么礼仪可以废除。朝庙告朔，是新君拜见祖先，奉行王教之始，礼仪不可废除，所以记载“王正月”，就是因此。
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邾，曹姓，出自颛顼帝陆终第五子安。周武王封其后裔挟于邾，子爵国。邾国北界于鲁，而南连滕、薛，大概在今曲阜、滕、峄之间。蔑，姑蔑。杜预说：鲁国卞南有姑蔑城，在今兖州府泗水县界】
左氏说：隐公摄位而想要与邾国交好。高氏说：隐公自认为为了桓公而立，内心里担忧国人不喜欢自己，外边惧怕属国不听从自己，而邾国作为附庸尚未通好，所以与邾国首先结私盟。胡氏传：鲁是侯爵而其君称公，这是臣子的辞令，《春秋》沿用周朝的文字而不改变。《春秋》的大义，以公心对待天下，以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为事，而杀牲歃血，向鬼神发誓，则不是所看重的。现在既与邾国结盟，后来又攻打邾国，盟约不值得看重，这是明显的。所以知道凡是记载盟约的都是不对的。记载及彭山，季氏本私考，引用孔颖达的说法：说鲁国的事以公为主，所以说公及，及是说从此及彼，依据鲁国来行文。桓公十七年，公防邾
仪父盟于趡，彼言防，此言及者，彼先行防礼而后盟，此惟盟而不行防礼，故也。由此言之，及者两相欲之词，而盟以公及，则以内外别賔主之谓，非是欲在公而不在仪父之谓也。赵氏谓仪父亦邾君之名，与季孙行父、晋荀林父父字并同，縁未得王命，故其卒不见于经，至庄十六年名克者，乃其嗣君，自以王命爲子而书卒尔。附庸之君，纵能自通于大国有何可嘉，而字以褒之乎？胡氏以爲中国附庸例称字，亦未必然，葢自从载书，书名名之也。
译仪父在趡地结盟，鲁国史书称“防”，而《春秋》称“及”，这是因为鲁国先行了防地的礼仪然后才结盟，而《春秋》只记载结盟而不记载行防礼，所以如此。由此说来，“及”是双方都愿意的措辞，而盟约用“公及”，则是为了区分内外、辨别主客的意思，并不是说意愿在于鲁公而不在仪父的意思。赵氏认为仪父也是邾国国君的名字，与季孙行父、晋国的荀林父中的“父”字相同，因为没有得到周王的册命，所以他的去世不见于经书，到了庄公十六年名叫克的，才是他的继任国君，因为自己得到了周王的册命作为继承人，所以记载了他的去世。附庸国的国君，即使能够自行与大国有交往，有什么值得嘉奖的呢，为什么要用字来褒奖他呢？胡氏认为中原的附庸国国君惯例称字，也不一定如此，大概是因为自从有了盟书，就称名了。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季氏私考：宣王封母弟友于郑，即今陜西西安府华州城北古郑城。幽王无道，友爲司徒，迁其民于虢郐之间，死犬戎难。其子武公定平王于东都，亦爲司徒，因分其地，遂国郐都焉，在济西、洛东、河南、颍北四水间，今爲开封府钧州新郑县。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内，而郐都之迁，则因其有功而徙封也鄢，郑地，今颍川鄢陵】
段本居京，京在今郑州荥阳县，本郑大邑也。而段又多才，不义，其逆谋势所必至。今段不书叛，鄢不书围，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详矣。然谓之“克”，则见段强得众，亦待久而后克尔。故段不称弟，谓絶其属籍，而以罪讨。齐履谦氏以爲讨罪之辞”是也。段既得罪于国，则宜称国以讨，而专目郑伯，责在郑伯也。段之恶，郑伯养成之也。《胡传》后段说是，其说云：「姜氏当武公存之时，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没，姜以国君嫡母主乎内，段以宠弟多才居乎外，国人又恱而归之，恐其终将轧巳爲后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纵，使失道以至于乱，然后以叛逆讨之，则国人不敢从，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属籍当絶，不可复居父母之邦，此郑伯之志也。王政以善养人，推其所爲，使百姓兴于仁而不偷也。况以恶养天伦，使陷于罪，因以剪之乎？」又云：「仁人之于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恩掩义也。使吏治其国，而象不得有爲，义胜恩也。恩义并立而中持衡焉。段虽凶逆，焉敢作乱？此《春秋》责庄公之意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
按仲子乃惠公尝请命于周而继娶爲夫人者，故王来▯惠公并及焉。左氏以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惠公爲缓，以▯仲子爲豫凶事，以此问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传谓豫凶事，此非人情。朱子曰：「天王正以此厚鲁，古人却不讳死。愚谓造生棺、生墓，即今人亦何尝讳死耶？」按称天王，是春秋特笔，盖以天道奉大君，欲其奉行天道而然也。胡氏以天自处，恐非春秋之防。孔子于春秋之义曰：「窃取曰罪我惟春秋，此尚谦不敢当，何敢轩然自侈以天自处耶？」至于宰咺之归▯则固直书于策，而是非自见矣。当时惠公既甞请命而娶仲子，则谓之爲妾不可也，但于诸侯不再娶上断论其是非则可。咺之书名，季氏私考谓咺小臣摄冡宰以行，故从天王命辞而称名。观今之使外国者，假一品服色以重其事，则此容或有之。不然，三公称公，如州公、祭公之类；六卿称爵，如苏子、尹子、单子、刘子之类；三公兼冡宰，如宰周公之类，皆未有称名者。若以爲春秋特贬而书名，当时不以名来，便访问其名而书之于策，恐圣人不如此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武王封防子于商丘之墟，商丘今归德府，宋国所受封地也。宿今宿州】
左传》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季氏私考，是时齐、郑合党，而鲁有内忧，故及宋盟，以结隣援，亦盟蔑之意也。《胡传》内称“及”，外称“人”，皆防者，其地以国，宿亦与焉。防者盟防，不志于《春秋》，此其志以后，此伐宋志也。《春秋》之时，防而歃血，其载果掌于司盟，犹不以爲善也。又况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倾危之习哉！今鲁既及仪父、宋人盟矣，寻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书盟者，皆非也【凡恶字、罪字、讥贬字，施于鲁、于王，皆不可谓见其事之非，则可。盖圣人于君父，不应如此僣据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来
季氏私考曰：王朝三公称公卿，士称子若侯伯之爵，畿内未尝以封。祭伯之称伯，与凡伯、毛伯之称伯同，皆畿内大夫之字，非爵也。胡传《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内诸侯，爲王卿士，来朝于鲁，而直书曰来，不与其朝也。按：祭之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而食邑于祭，盖与鲁同宗者也，故爲王卿士而来朝于鲁，书此亦不是贬，但以明王臣无外交之义尔。
公子益师卒
译夏五月，郑庄公在鄢地打败了共叔段。【季氏私考：周宣王将同母弟友封于郑，即现在陕西西安府华州城北的古郑城。周幽王无道，友担任司徒，将郑民迁徙到虢、郐两国之间，死于犬戎之难。其子郑武公协助平王定都东都，也担任司徒，因此分得土地，于是建都于郐，位于济水以西、洛水以东、黄河以南、颍水以北四水之间，现在为开封府钧州新郑县。推测友最初的封地，本是作为王子在王畿内受封食邑，而迁都郐地，则是因其有功而改封。鄢，是郑国的地方，现在为颍川鄢陵】
共叔段原本居住在京城，京城在今郑州荥阳县，本是郑国的大邑。而且共叔段又多才多艺，行事不义，其叛逆的阴谋是势所必然的。如今史书不记载共叔段叛乱，也不记载围攻鄢地，必定是因为事情发生在《春秋》记事之前，无法详细得知了。然而称之为“克”，则可见共叔段势力强大，深得民心，也是经过长时间后才被战胜的。所以共叔段不称为“弟”，是断绝他的亲属关系，而以罪行讨伐他。齐履谦认为这是讨伐罪人的措辞，这是正确的。共叔段既然得罪了国家，就应当以国家的名义讨伐，而特意指明郑伯，责任在于郑伯。共叔段的恶行，是郑伯纵容养成的。《胡传》后段的说法是对的，其说法是：“姜氏在郑武公在世时，就常想立共叔段为君。等到武公去世，姜氏作为国君的嫡母主持内政，共叔段作为受宠的弟弟凭借多才居于外朝，国人又喜悦而归附他，郑伯恐怕他最终将取代自己成为后患，所以授予他大邑，却不加以约束，使他失道以至于作乱，然后以叛逆之罪讨伐他，这样国人不敢跟从，姜氏不敢主持，而共叔段的亲属关系应当断绝，不能再居住在父母之国，这是郑伯的用心。王政以善道养育百姓，推究其作为，使百姓兴起仁德而不苟且。何况用恶行养育天伦，使其陷入罪责，然后借机剪除他呢？”又说：“仁人对于兄弟，不隐藏愤怒，不积存怨恨，只是亲爱他们罢了。象忧愁他也忧愁，象欢喜他也欢喜，这是恩情掩盖了道义。让官吏治理国家，而象不能有所作为，这是道义胜过恩情。恩情与道义并存而持中平衡。共叔段虽然凶恶叛逆，怎敢作乱？这是《春秋》责备庄公的意图。”
秋七月，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夫人仲子的赙礼。
按：仲子是惠公曾经向周天子请求册命而继娶为夫人的，所以天子来赙赠惠公并牵涉到仲子。《左传》认为赠送死人的礼物没赶上尸体，吊唁活人没赶上哀痛，赙赠惠公为迟缓，赙赠仲子为预知凶事，以此质问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赙礼的记载所谓预知凶事，这不符合人情。朱熹说：“天子正以此厚待鲁国，古人却不忌讳死亡。我认为制造生棺、生墓，即使现在人又何尝忌讳死亡呢？”按：称天王，是《春秋》特有的笔法，大概是因为天道奉承大君，希望其奉行天道而这样称呼。胡氏认为天子以天自居，恐怕不符合《春秋》的防微杜渐之意。孔子对于《春秋》大义说：“窃取史官职权，罪过由我承担，”这尚且谦虚不敢当，怎敢傲慢地自夸以天自居呢？”至于宰咺送赙礼，本来就直接写在简策上，是非自然显现了。当时惠公既然曾经请求册命而娶仲子，那么称她为妾是不可以的，但就诸侯不再娶这一点来断定其是非则是可以的。宰咺书名，季氏私考认为宰咺是小臣代理冡宰行事，所以遵循天子的命辞而称名。看现在出使外国的人，假借一品官的服色以加重其事，那么这种情况或许存在。不然的话，三公称公，如州公、祭公之类；六卿称爵，如苏子、尹子、单子、刘子之类；三公兼冡宰，如宰周公之类，都没有称名的。如果认为是《春秋》特意贬斥而书名，当时如果不以名来，便访问其名而写在简策上，恐怕圣人不会这样做。
九月，鲁国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周武王将防子封于商丘的废墟，商丘今归德府，是宋国受封的土地。宿今宿州】
《左传》说：惠公晚年，在黄地打败宋军，庄公即位后寻求和解，在宿地结盟，开始通好。季氏私考，当时齐、郑结党，而鲁国有内忧，所以与宋国结盟，以结交邻国援助，也有盟蔑的意思。《胡传》说：内称“及”，外称“人”，都是防备的写法，其地以国名，宿也参与其中。防备是盟誓，不记载于《春秋》，这里记载是因为后来伐宋的记载。《春秋》之时，盟誓歃血，其记录确实掌管于司盟，尚且不认为是善事。何况私自要挟发誓，轻慢鬼神，触犯刑政，以养成倾危的习气呢！现在鲁国已经与仪父、宋人结盟了，随即又背叛他们，信用在哪里呢？所以知道凡是记载结盟的，都是不对的【凡是恶字、罪字、讥贬字，施加于鲁国、于天子，都不能说看见其事的不对，是可以的。因为圣人对于君父，不应如此僭越】
冬十二月，祭伯来鲁国。
季氏私考说：王朝三公称公卿，士称子或侯伯的爵位，王畿内不曾以此封爵。祭伯称伯，与凡伯、毛伯称伯相同，都是王畿内大夫的字，不是爵位。《胡传》引《左氏》说：不是王命。祭伯，是王畿内的诸侯，担任王卿士，来朝见鲁国，而直接写“来”，不承认其朝见。按：祭的祖先出自周公第七支子，而在祭地食邑，大概与鲁国同宗，所以作为王卿士而来朝见鲁国，记载此事也不是贬斥，只是表明王臣没有外交之义罢了。
公子益师去世。
益师卒，不日。胡氏以爲见恩数之有厚薄，窃恐不然。西亭辨疑云：「尝考内大夫卒者，自成公以后皆书日，以前间有遗者，歴年逺而简编脱，故也。」胡氏盖因后此公子彄之卒，公有葬之加一等之説，而偶书日，遂以爲然尔。吕伯恭谓内大夫之卒，益师自以公子书，所以讥鲁之用人不以贤而以亲也。程氏谓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亦非谓益师自爲卿，盖谓鲁不请命于王而自使之爲卿尔，意亦同。
译益师去世，史书没有记载具体日期。胡氏认为这是为了显示恩宠的厚薄不同，我私下里恐怕并非如此。西亭在《辨疑》中说：“我曾考证，内大夫去世，自鲁成公以后都记载了日期，以前偶尔有遗漏的，是因为年代久远而竹简脱落造成的。”胡氏大概是鉴于后来公子彄去世时，鲁公给予了比常规高出一等的葬礼说法，并且恰好记载了日期，于是便这样认为罢了。吕伯恭说内大夫去世，益师因为是公子身份而记载，这是为了讥讽鲁国用人不凭贤能而凭亲疏。程氏说因为他是公子的缘故而自任为卿，并不是说益师自己担任了卿职，而是说鲁国没有向周天子请示就擅自让他担任卿职，意思也是相同的。
二年春，公防戎于濳【杜元凯谓：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季氏私考谓：济阳旧城在兖州府曹县西南五十里，则戎在鲁之西南界者也。濳，鲁地，盖在南鄙近戎者】
按戎不当防，即惠公有旧好，亦不当修。春秋直书于策，而其失自见矣。戎自是当举号，即举西方蕃国之总名，亦非以是爲贬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今莒州南七十三里有向城，又济源县亦有向城，向后爲郑所取，则似济源者是】
武王封少昊之裔兹舆期于莒，今山东青州府莒州是也。自兹舆期十一世而兹平公卒，始见《春秋》。陆氏曰：经中一字徧施于诸例，而义不同者，唯“人”字尔。国而称人，众词也；师称人，则寡词也；名爵不贵而称人，则防词也；黜其名爵而称人，则贬词也。今莒称人，当是寡词与？无骇帅师，相反。
无骇帅师入极【极，附庸国，今兖州府地。入极，无事实，今不可考】
季氏私考造其国都，曰：“入莒本利，向故入其国。”所谓向姜不安莒而归，事实不必论其有无。但莒入向，而无骇入极，则俱逞忿之兵尔。侵人之境，且爲暴，况入其国乎？胡传云：“非王命而入人国邑，逞其私意，见诸侯之不臣也；擅兴而征讨，不加焉，见天王之不君也。”据事直书，义自见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今鱼台县东有武唐亭】
季氏私考春与戎防矣。此何以复及之？盟惧其有所不协也。盖防所以决疑，盟所以固信。心相信则无待于盟矣。事不疑则无待于防矣。太叔所谓有事而防，不协而盟者也。书「日」者，约日而往，有定期者也。陈氏曰：鲁，望国之君，诸夏所视仪而听倡者也。春而防戎，秋而盟戎。既爲特防，又爲特盟。春秋一歳再书，所以见其非也。
九月，纪履緰来逆女【纪，姜姓，侯爵国，炎帝之后，今青州府夀光县西三十里有纪城，纪所受封当在此】
冬十月，伯姬归于纪【伯姬，惠公女也】
按渭在歧周境内，文王又世子也，故可以亲迎。韩侯因入觐，故于蹶里亦便道而亲迎尔。若国君礼所当然，遣卿逆而至矣，则亲迎于所馆爲宜。今纪婚未必是刺，不亲迎得非爲伯姬？今归纪而他日遭去国之变，圣人有所感慨于心，于纪事独详欤。
纪子伯莒子盟于宻【宻在今莱州府平度州昌邑县东南二十五里，即髙宻县北界地，盖本纪邑，故与纪境相连，后爲齐有，而封晏平仲于此，杜元凯谓爲莒邑，非矣】
按：以子伯是子帛爲履緰字者，非也。盖纪大夫无先莒子理，又载书大夫登名，亦决无称字理也。以子伯二字即侯字之误者，近之。其以莒鲁有怨，纪昏鲁而欲结好以和解之者，此或然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隐摄而桓爲太于，故成其母丧称夫人，以赴于诸侯】子氏，仲子也。左氏之说，盖尝见是于朱子矣，今从之。
郑人伐衞【卫姬姓侯爵国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国今卫辉府淇县卫始封地也】胡传按：左氏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爲之伐郑，取廪延。至是郑人伐卫，讨滑之乱也。征伐天子之大权，今郑无王命，虽有言可执，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春秋罪郑之意如此。但程氏以爲不书战，卫已服可免，恐未必然。要是卫完守不与郑战，郑自不得不退。如陆淳所云：「主人不出战，客军杀人掠物而还是已，谓能征词郤敌，及引咎以谕敌，恐卫未必能然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按土能掩日之光，计者土之余亦能掩日之光，此明入地中，所以爲明夷。日有食之者，正与土、计二星相值，光爲所掩，若有食之者尔。星命家説如此，似不足据，然却与明夷卦义相合，故志之于此。胡传经书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余岁，而精厯筭者所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毎食必书，示后世治厯明时之法也。有常度则灾而非异矣，然毎食必书，示后世遇灾而惧之意也。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灾，咎象也。克谨天戒，则虽有其象而无其应；弗克畏天，灾咎之来必矣。凡经所书者，或妾妇乗其夫，或臣子背君父，
译鲁隐公二年春季，鲁公在潜地防备戎人。【杜预认为：陈留济阳县东南有戎城。《季氏私考》认为：济阳旧城在兖州府曹县西南五十里，那么戎就在鲁国的西南边界。潜，是鲁国的地方，大概在南边靠近戎人的边境。】
按说戎人本不值得防备，即使与惠公有旧日的情好，也不应当去修复关系。《春秋》直接在史策上记载这件事，其中的过失就自然显现了。戎从此应当称其国号，即使举出西方蛮夷之国的总称，也不是因此表示贬斥。
夏季五月，莒国人侵入向地。【现在莒州南边七十三里有向城，另外济源县也有向城，向地后来被郑国夺取，那么似乎济源的向城更符合。】
周武王封少昊的后裔兹舆期于莒地，就是现在山东青州府莒州。从兹舆期传了十一代到兹平公去世，才开始见于《春秋》。陆氏说：经文中一个字普遍用于各种体例，而意义不同的，只有“人”字罢了。国家称人，是众多的意思；军队称人，则是人少的意思；名爵不尊贵而称人，是防范的意思；废除其名爵而称人，则是贬斥的意思。现在莒国称人，应当是人少的意思吧？无骇率领军队，情况相反。
无骇率领军队侵入极国。【极，是附庸国，现在兖州府地。侵入极国，没有具体事实，现在无法考证。】
《季氏私考》推测其国都，说：“侵入莒地本来有利，向地所以被侵入其国。”所谓向姜不安于莒国而回归，事实不必争论其有无。但是莒国侵入向地，而无骇侵入极国，都是逞怒的军事行动罢了。侵犯别人的边境，尚且是暴行，何况侵入其国呢？胡安国传云：“没有王命而侵入别人的国邑，逞其私意，显示出诸侯的不臣；擅自兴兵征讨，不加于王命，显示出天子的不君。”根据事实直接记载，大义自然显现。
秋季八月庚辰日，鲁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现在鱼台县东边有武唐亭。】
《季氏私考》说：春天已经与戎人防备了。这为什么又与他们结盟？结盟是惧怕他们有所不协调。大概防备是用来决断疑虑，结盟是用来巩固信用。心里相互信任就不需要结盟了。事情没有疑虑就不需要防备了。太叔所说有事而防备，不协调而结盟，就是这个道理。记载“日”，是因为约定日期前往，有定期。陈氏说：鲁国，是望国之君，是诸夏所看做仪范而听从倡导的。春天防备戎人，秋天与戎人结盟。既做了特别的防备，又做了特别的结盟。《春秋》一年两次记载，所以显示出其错误。
九月，纪国的履緰来迎娶女子。【纪，是姜姓，侯爵国，炎帝的后代，现在青州府寿光县西三十里有纪城，纪所受封应当在这里。】
冬季十月，伯姬嫁到纪国。【伯姬，是惠公的女儿。】
按说渭水在岐周境内，文王又是世子，所以可以亲自迎娶。韩侯因为入朝觐见，所以在蹶里也顺便亲自迎娶罢了。如果是国君礼制所当然，派遣卿大夫去迎接而到达，那么应当在所住的馆舍亲自迎娶为宜。现在纪国婚配未必是讽刺，不亲自迎娶难道是为了伯姬吗？现在伯姬嫁到纪国，而日后遭遇离开国家的变故，圣人心中有所感慨，对纪国的事独自详细记载吗？
纪国的子伯与莒子在密地结盟。【密在现在莱州府平度州昌邑县东南二十五里，就是高密县北界地，大概是本来纪国的邑，所以与纪国边境相连，后来被齐国占有，而封晏平仲于此，杜预认为是莒国的邑，不对。】
按：认为子伯是子帛作为履緰字的人，不对。大概纪国大夫没有先于莒子的道理，又载书大夫登名，也决没有称字的道理。认为子伯二字就是侯字的错误，接近事实。认为莒鲁有怨恨，纪国与鲁国通婚而想要结好以和解他们，这可能是对的。
十二月乙卯日，夫人子氏去世。【隐公摄政而桓公为太子，所以成全其母丧称夫人，以告于诸侯。】子氏，是仲子。左氏的说法，大概曾经在朱子那里见过，现在遵从它。
郑国人攻打卫国。【卫，是姬姓侯爵国，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的国家，现在卫辉府淇县卫始封地。】胡安国传按：左氏说郑共叔的动乱，公孙滑出奔卫国，卫国人替他攻打郑国，夺取廪延。到这时郑国人攻打卫国，讨伐滑的动乱。征伐是天子的重大权力，现在郑国没有王命，即使有可执着的理由，也是王法所禁止的，何况是修怨呢？《春秋》罪责郑国的意思如此。但是程氏认为不记载战争，卫国已经屈服可以免战，恐怕未必如此。大概是卫国坚守不与郑国交战，郑国自不得不退。如陆淳所说：“主人不出战，客军杀人掠物而回，这就罢了，说能征词郤敌，以及引咎以谕敌，恐怕卫国未必能做到这样。”
鲁隐公三年春季周历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
按说土能遮蔽日光，计者土的余气也能遮蔽日光，这明显进入地中，所以称为明夷。日有食之，正是与土、计二星相值，光被所遮蔽，好像有食之的样子。星命家的说法如此，似乎不足以依据，然而却与明夷卦义相合，所以记载于此。胡安国传经书日食三十六次，去之千有余岁，而精历算者所能考证。其运行有常度了，然而每次日食必记载，是向后世显示治历明时的方法。有常度则灾而非异了，然而每次日食必记载，是向后世显示遇灾而惧的意思。日，是众阳之宗，人君的表率，而有食之灾，是咎象。能谨慎天戒，那么即使有其象而无其应；不能畏天，灾咎之来必然了。凡经所记载的，或者是妾妇乘其夫，或者是臣子背君父，
或政权在臣下，或呉楚侵中国，皆阳防隂盛之证也。是故日有食之，春秋必书，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季氏私考上古阳盛，日恒不食，故食即爲异。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间，而止三十六食，则其时犹有不食之日也。公羊曰：「记异，其以此欤」。
译有时政权落在臣下手中，有时吴楚侵犯中原，这都是阳气被遮蔽、阴气过盛的征象。因此，只要发生日食，《春秋》必定记载，以此来警戒君主，不可忽视天象。季氏私下考察上古时期阳气旺盛，太阳常常不发生日食，所以一旦发生日食便被视为异常。观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只有三十六次日食，那么那个时代还有不发生日食的日子。《公羊传》说：“记载异常现象，大概就是这个原因吧。”
三月庚戌，天王崩【史记曰：平王崩，太子▯父早死，立其子林爲桓王，桓王，平王孙也】季氏私考：凡天王崩，未有不赴于诸侯者，盖含禭赙▯之礼，必有待于诸侯之所供也。至于送葬，则天子当以礼待賔客，而无所利焉。故赙▯之礼至，则虽防者吊丧，而亦不之校。惟其先至，则遂辞防葬，而诸侯之使亦不再往。此所以志崩不志葬也，平、惠、定、灵是也。若及葬期而赙▯之礼始至，则遂防葬。此所以志葬也，桓、襄、匡、简是也。庄、僖、顷崩葬皆不志。胡传以爲王室不告，鲁不往，固非季氏以爲三王皆未尝立，而以嗣王故追称王者，亦非也。史传明言：庄立十五年，僖立五年，顷立六年，安得以爲未尝立而追称王也？然则当从属词无疑矣。今录其説于左属词，以庄、僖之时，齐桓方假王命以示大顺，周无不告，鲁无不往之理。顷王之立，尝遣苏子与公盟鲁，尝有请于王，欲以王宠求昭姬于齐，亦无不来告往防之理。要是春秋削之，见桓、文不能率诸侯享觐于王庭，而徒以吊送爲尊王虚文。其后晋伯中衰，齐执天子之使，楚僣号加，中国无有能正之者，王室以无伯而愈卑矣，虽吊葬犹不吊葬也。是故削此三王之吊葬，所以定伯者之功罪也。其法与正月不书王相表里，葢属词比事之教如此。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本尹吉甫之后，食采于尹，故因以爲氏】
左氏以爲君氏卒隐公之母声子也，资中黄氏亦以爲然。据经文，还主尹氏爲当。盖左氏事虽可信，而经文尤不可改，故也。胡传尹氏，天子大夫，世执朝权，爲周阶乱，家父所刺，秉国之钧，不平谓何者？是也。因其告丧与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书者，志世卿非礼爲后鉴也。季氏私考卒称辛卯赴，有的日矣，然氏岂可以自赴之辞？盖尹氏之党素与鲁通，如祭伯者，惧鲁失礼而爲之赴也。虽因时所称谓之尹氏，而世权因可见矣。书鲁往吊也，盖其后嗣方隆，礼不可慢，是爲生而吊，岂爲哭死哉？隐公媚于权势，非礼义之交，亦可见矣。
秋武氏子来求赙
子者，父在之词。父在而子世其官者，武氏子、仍叔之子是也。当丧，遵谅隂，古制未有使命之词及于鲁。若武氏子自来求赙者，然其失在周不可来，求鲁不可待其来求，上见之。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庐陵李氏曰：宋郑之争，始于此。故四年，宋殇防三国伐郑，爲公子冯在郑也。五年，邾、郑伐宋。其冬，宋围长葛。六年，取长葛。八年，盟瓦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丘之师，郑又挟齐鲁以报宋。虽郑庄之奸雄，然亦宋殇公忌冯之一念启之也。卒至与夷见弑，然后已焉。由此则知殇、忌、克之罪大矣。当时穆公之以殇公爲后，盖知殇公若不得立而立冯，必不靖。自以爲智，而不知郑庄奸雄，非可以托冯之人。冯居其国，实开宋后来兵争之端。故祸宋者郑庄，而致郑庄之爲宋祸者，穆也。季氏私考书“卒”者，纪死者之常也。《春秋》中惟天王书“崩”，鲁君书“薨”，乃臣子尊称其君之辞。其称隣国之君与本国异矣。盖古人以死爲终，事故“卒”者通于天下之恒称也。《礼记》“诸侯曰薨，大夫曰卒”之说，恐非《胡传》，盖亦本此而失之尔。
冬十有二月，齐侯【僖】郑伯【庄】盟于石门【齐，姜姓，侯爵国，出自四岳，其初本爲吕侯，后裔吕望佐武王，号师尚父，定天下，封于营丘，爲齐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乐县东五十里，传六君至献公而徙治临淄，今青州府临淄县古齐城是也。石门，今兖州府东平州平隂县地】庐陵李氏曰：齐郑之交，始此。当是时，郑以小人之雄，因是春交质之故，有志于叛王而合诸侯，始欲挟公子冯以谋宋，而宋鲁之党方固无间而入，因齐僖有小伯之志，于是党齐以仇宋。此石门爲东诸侯合党之始，而实齐伯之权舆也。左氏于是年首序周郑交恶之事，亦爲有见。然则王伯消长之机，其不在兹乎？
癸未葬宋穆公
鲁往防故书。按宋殇、齐昭弑，因告乱而书，遇弑必不以礼葬，葬
译三月庚戌，周天子驾崩。《史记》记载：周平王驾崩，太子早逝，立其子林为周桓王，桓王是平王的孙子。季氏私下考证说：凡是天子驾崩，没有不向诸侯通报的，因为含玉、送葬衣物的礼仪，必须等待诸侯的供给。至于送葬，天子应当以礼接待宾客，而不从中获利。所以赙赠的礼仪一到，即使是防备丧事，也不去计较。只有那些先到的，就推辞防备葬事，诸侯的使者也不再前往。这就是记载崩而不记载葬的原因，平王、惠王、定王、灵王就是这样。如果到了葬期赙赠的礼仪才到，就防备葬事。这就是记载葬的原因，桓王、襄王、匡王、简王就是这样。庄王、僖王、顷王的崩和葬都不记载。胡安国的传认为王室不告知，鲁国不前往，固然不对；季氏认为这三位王都没有正式即位，而是因为继位王的缘故追称为王，也是不对的。史传明确记载：庄王在位十五年，僖王在位五年，顷王在位六年，怎么能认为他们没有即位而追称为王呢？那么应当遵从“属词”的说法无疑了。现在将他的说法记录在下面：属词说，在庄王、僖王的时候，齐桓公正假借王命来显示大顺，周王室没有不告知、鲁国没有不前往的道理。顷王即位时，曾派遣苏子与鲁公结盟，鲁国曾向周王请求，想凭借王的宠爱向齐国求娶昭姬，也没有不告知、不前往防备的道理。这实在是《春秋》删削了它们，显示出桓公、文公不能率领诸侯在王庭朝见，而只是把吊唁送葬当作尊王的虚文。后来晋国霸业中途衰落，齐国拘捕天子的使者，楚国僭越称王，中原没有能纠正的人，王室因为没有霸主而更加卑微，即使吊唁送葬也如同不吊唁送葬一样。因此删削这三位王的吊唁送葬，是为了评定霸主的功过。这种方法与正月不书王相互表里，大概属词比事的教化就是这样。
夏四月辛卯，尹氏去世。尹，本是尹吉甫的后代，在尹地受封采邑，所以以尹为氏。
左氏认为这是隐公的母亲声子去世，资中的黄氏也这样认为。根据经文，还是主张尹氏去世更为恰当。因为左氏的事虽然可信，但经文尤其不可更改，所以如此。胡安国的传认为尹氏是天子的卿大夫，世代掌握朝政大权，成为周朝动乱的阶梯，家父所讽刺的“秉国之钧，不平谓何”指的就是他。因为尹氏通报丧事与立子，朝臣因朝政奔逃到楚国，都以氏来记载，是为了记录世卿违礼作为后世的鉴戒。季氏私下考证说，记载去世称辛卯，是赴告有了日期，然而氏怎么可以用自己赴告的言辞呢？大概尹氏的党羽一向与鲁国相通，像祭伯那样，担心鲁国失礼而替他们赴告。虽然因时俗称为尹氏，但世袭权柄由此可见。记载鲁国前往吊唁，大概是因为其后代正兴盛，礼仪不可怠慢，这是为生者吊唁，难道是为死者哭泣吗？隐公谄媚于权势，不是合乎礼义的交往，也可以看出来了。
秋，武氏子来请求赙赠。
子，是父亲在世时的称呼。父亲在世而儿子继承官职的，武氏子、仍叔之子就是这样。当丧期间，遵循居丧之制，古制没有使命的言辞到达鲁国的。如果武氏子自来请求赙赠，那么过错在于周朝不该来，鲁国不该等待他们来请求，上文已经指出了。
八月庚辰，宋公和去世。
庐陵李氏说：宋郑之争，开始于此。所以四年，宋殇公防备三国伐郑，是因为公子冯在郑国。五年，邾、郑伐宋。那年冬天，宋国围攻长葛。六年，夺取长葛。八年，在瓦屋结盟，但不能成功。十年，在防中丘的军队，郑国又挟持齐、鲁来报复宋国。虽然郑庄公是奸雄，但也是宋殇公忌恨冯的一念引发的。最终导致与夷被杀，然后才停止。由此可知殇公、忌、克的罪过大了。当时穆公以殇公为继承人，大概知道殇公如果不能即位而立冯，必定不安宁。自以为聪明，却不知道郑庄公是奸雄，不是可以托付冯的人。冯居于宋国，实际上开启了宋国后来兵争的端绪。所以祸害宋国的是郑庄公，而致使郑庄公成为宋国祸患的，是穆公。季氏私下考证说，书“卒”，是记载死亡的常例。《春秋》中只有天王书“崩”，鲁君书“薨”，是臣子尊称其君的言辞。称呼邻国之君与本国人不同。因为古人以死为终，所以“卒”是天下通用的恒称。《礼记》中“诸侯曰薨，大夫曰卒”的说法，恐怕不是胡安国的传，大概也是本于此而失之罢了。
冬十二月，齐侯（僖公）、郑伯（庄公）在石门结盟。齐，姜姓，侯爵国，出自四岳，起初本是吕侯，后裔吕望辅佐武王，号师尚父，平定天下，封于营丘，为齐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昌乐县东五十里，传六君至献公而迁都临淄，今青州府临淄县古齐城是也。石门，今兖州府东平州平阴县地。庐陵李氏说：齐郑之交，开始于此。当时，郑国以小人之雄，趁着这年春天交换人质的缘故，有志于背叛周王而联合诸侯，起初想挟持公子冯来图谋宋国，而宋鲁的党羽正牢固没有间隙可入，因为齐僖公有小霸主的志向，于是结党齐国以仇视宋国。这是石门作为东方诸侯结党的开始，而实际上是齐国霸权的萌芽。左氏在这年首先叙述周郑交恶的事，也是有见识的。那么王霸消长的契机，不就在这里吗？
癸未，葬宋穆公。
鲁国前往防备所以记载。按宋殇公、齐昭公被杀，因通报动乱而记载，遇弑必不以礼安葬，葬
未必告，此鲁所以不防。讨其贼之説非也。属词：宋桓公迫于葵丘之防，不及以礼致诸侯送葬；襄公兵败身伤而卒，成公卒后国乱，皆不备礼。礼不备，不敢以葬期告诸侯，故不往防。然则谓桓不讨闵公之贼，襄失民亡众，成国乱无政治，其罪之说亦非也。
译未必告知，这就是鲁国不去防备的原因。认为鲁国没有讨伐弑君贼的说法是不对的。解释文辞：宋桓公迫于葵丘之会的防备，来不及依照礼仪召集诸侯参加葬礼；宋襄公兵败身伤而死，宋成公死后国内动乱，都不具备完备的礼仪。礼仪不完备，就不敢将葬礼日期告知诸侯，所以诸侯不去参加葬礼。然而，说宋桓公没有讨伐闵公的贼人，宋襄公失去民心、丧失民众，宋成公国内动乱、没有政治治理，这些关于罪过的说法也是不对的。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取牟娄【今莒州地有娄乡】
杜氏曰：「▯国本都陈留雍丘县，桓六年，淳于公亡国，▯始并之，迁都淳于。僖十四年，迁縁陵。襄二十九年，晋人城淳于，▯又迁鄀。」胡传：「上二年，擅兴入向，而天讨不加焉。至是伐国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州吁，卫庄公庶子，桓公完之弟也】
程氏曰：「自古簒弑多公族，盖自谓先君子孙，可以爲君，国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义，以示万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称公子、公孙，盖身爲大恶，自絶于先君矣，岂复得爲先君子孙也？春秋书此，所以爲后世之深戒欤。」
夏公及宋公【殇】遇于清【今淇县界清水合淇水入卫河之南近牧野处即其地盖在卫南而近于郑便于谋卫以伐郑者也】
是时，宋殇公初立，忌弟冯在郑，惧郑挟以爲乱也，而与鲁合党谋伐之。时适州吁弑君，兾得其从，必易，故同履其地，阳若偶遇者然，其实欲结州吁説，以修先君之怨，和民定位，而伐郑之谋定矣【先君之怨，谓郑尝修廪延之怨而伐卫也】胡传：「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礼，不期而防，以明造次，亦有恭肃之心。」《春秋》书「遇」，私爲之约，自比于不期而遇者，直欲简其礼尔。简略慢易，无国君之礼，则莫适主矣。故凡书「遇」者，皆见其无人君相见之礼也。
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陈，嬀姓，侯爵国。武王封舜裔孙满于陈，是爲胡公，以奉舜祀。其地爲宛丘，今开封府陈州是也。蔡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监殷以叛诛，成王复封其子胡于蔡，是爲蔡仲。今汝宁府上蔡县西南十里故蔡城是其地】
张氏曰：宋自殇公立，公子冯出居郑，之后冯以穆公不立巳爲恨，谋反取其国，郑庄又从而佐之，于是宋、郑爲仇。及是，卫州吁欲定其位，告宋求伐郑。陈、蔡亦地与郑隣，而畏其虐者也。夫宋殇怵于邪説，合陈、蔡以助逆贼，使宋国之人不复知君臣顺逆之正理。自是日从事于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殇公不能早辨于此役也。据事直书，罪自见矣。
秋翚帅师防宋公陈侯蔡人衞人伐郑【翚葢孝公之子惠公弟隐公时止爲大夫故称名桓公时爲卿然后称公子】
属词，夏伐郑；秋，翚复防伐郑。是四国再举兵，明矣。先儒误通前后爲一役，故有“词重义复”、“变文特笔”之说，非事实也。
九月，衞人杀州吁于濮【濮，卫地。卫有城濮、宛濮，皆以濮水得名。濮在今大名府开州东南六十里，南经长垣县而东南至鄄，皆卫地。以水经考之，盖流经鄄城、雷泽、郕、郓之地，以东合于济者也。贾逵以爲陈地者非】
此与蔡人杀陈佗、齐人杀无知同属词。诸簒立者，诸侯定其位，则列于防而称爵。故未防诸侯者，皆名之。不成之爲君也，皆称人以杀者，以其弑君代立，非有司法守之所能治，而国人得而讨之也。又曰：《春秋》君弑而能以义讨贼者，唯卫人爲正。金坛王氏樵《经世》：「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连书「卫人」而二事之，是非晓然矣。何也？卫可以讨罪，不可以置君。州吁爲僇，而晋受之，《春秋》以是爲无君父也。
冬，十有二月，衞人立晋【晋亦庄公之子，桓公弟】
季氏私考，卫自州吁见杀，至是逾三月矣。庄姜在内，大臣无权，久犹未定。岂以晋本淫人，不欲使君国乎？晋见其迟疑如此，必隂结国人，而众共立之尔。家氏曰：卫人以晋爲贤而立之，而晋也志得而骄，晚焉。兽行新台之刺作焉，是以于其始立，而去其公子，以见卫乱之所从始也。
五年春，公观鱼于棠【今兖州府鱼台县北有武唐亭，即此】
鱼与渔同，观取鱼以爲乐也。胡传："诸侯非王事则不出。"今隠公慢弃国政，逺事逸游，僖伯之忠言不见纳，亦已矣。又从而爲之辞，是纵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礼也，能无钟巫之及乎？特书观鱼，非之也。
夏四月葬衞桓公
属词时，卫人既讨州吁，又能以礼葬其君，防诸侯之送者，故虽君弑而书葬。详胡
译鲁隐公四年春季，周历二月，莒国人攻打〇国，夺取了牟娄【如今莒州境内有娄乡】。
杜氏说：“〇国原本建都于陈留雍丘县，鲁桓公六年，淳于公亡国，〇国开始兼并它，迁都到淳于。鲁僖公十四年，迁都到缘陵。鲁襄公二十九年，晋国人修筑淳于城，〇国又迁都到鄀。”胡氏传注说：“上一年，擅自发兵入侵向国，而天子的讨伐没有施加。到这时攻打别国夺取城邑，其暴行更加放肆了。”
戊申日，卫国州吁杀害了他的国君完【州吁，是卫庄公的庶子，桓公完的弟弟】。
程氏说：“自古篡位弑君的多是公族，大概自认为是先君的子孙，可以成为国君，国人也认为如此，从而拥立他。《春秋》在这里阐明大义，以警示万世。所以《春秋》初期，弑君者多不称‘公子’、‘公孙’，大概是因为身为大恶之人，自己断绝了与先君的关系，哪里还能算是先君的子孙呢？《春秋》记载此事，是为了给后世留下深刻的警戒吧。”
夏季，鲁隐公与宋殇公在清地相遇【如今淇县境内清水汇入淇水进入卫河的南面，靠近牧野的地方就是此地，大概位于卫国南部而靠近郑国，便于谋划卫国以攻打郑国】。
这时，宋殇公刚刚即位，忌惮弟弟冯在郑国，害怕郑国挟持冯作乱，于是与鲁国结盟谋划攻打郑国。当时恰逢州吁弑君，希望得到他的追随，必定容易，所以一同踏足此地，表面上像是偶然相遇，其实想要结交州吁，以报复先君的怨恨，安定民心确立地位，而攻打郑国的谋划就确定了【先君的怨恨，是指郑国曾经报复廪延的怨恨而攻打卫国】。胡氏传注说：“遇，是仓促约定的会面，古代有遇礼，不预先约定而防备，以表明仓促，也有恭敬严肃之心。”《春秋》记载“遇”，私下约定，自比于不期而遇的人，只是想要简化礼仪罢了。简略轻慢，没有国君应有的礼仪，就没有人主持了。所以凡是记载“遇”的，都显示出没有国君相见应有的礼仪。
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陈国，嬀姓，侯爵国。周武王封舜的后裔满于陈，这就是胡公，以奉祀舜。其地为宛丘，如今开封府陈州就是此地。蔡国出自周文王第五子叔度，监视殷商叛乱被诛杀，周成王再次封他的儿子胡于蔡，这就是蔡仲。如今汝宁府上蔡县西南十里故蔡城就是其地】。
张氏说：宋国自从殇公即位，公子冯出逃居住在郑国，之后冯因为穆公不立自己为君而怨恨，谋划反叛夺取宋国，郑庄公又从而辅助他，于是宋国、郑国结仇。到这时，卫州吁想要安定自己的地位，告诉宋国请求攻打郑国。陈国、蔡国也与郑国接壤，且畏惧郑国的暴虐。宋殇公被邪说恐吓，联合陈国、蔡国来辅助逆贼，使得宋国人不再知道君臣顺逆的正理。从此日日从事战争，而弑逆之事最终降临到他身上，这都是殇公不能在此役中早点辨明的缘故。据事直书，罪责自然显现。
秋季，翚率领军队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攻打郑国【翚大概是孝公的儿子、惠公的弟弟，隐公时只是大夫，所以称名；桓公时为卿，然后称公子】。
连缀文辞，夏季攻打郑国；秋季，翚又会合攻打郑国。这是四国再次出兵，很明显了。先儒错误地将前后通为一役，所以有“词重义复”、“变文特笔”的说法，不符合事实。
九月，卫国人杀州吁于濮【濮，卫国地名。卫国有城濮、宛濮，都以濮水得名。濮在如今大名府开州东南六十里，向南经过长垣县再向东南到鄄，都是卫国地。根据《水经》考证，大概流经鄄城、雷泽、郕、郓之地，向东汇入济水。贾逵认为是陈国地是错误的】。
这与蔡人杀陈佗、齐人杀无知属于同类文辞。那些篡位自立的人，诸侯确定其地位，就列于会盟而称爵位。所以没有会合诸侯的，都称其名。不成其为国君的，都称“人”来杀，是因为他们弑君代立，不是有司法职守的人所能治理的，而国人可以讨伐他们。又说：《春秋》中君被弑而能以义讨伐贼人的，只有卫国人最正当。金坛王氏樵《经世》说：“卫人杀州吁于濮，卫人立晋”，连写“卫人”而分为两件事，是非就晓然了。为什么呢？卫国可以讨罪，不可以置立国君。州吁被杀，而晋受立，《春秋》认为这是无君父的表现。
冬季，十二月，卫国人立晋【晋也是庄公的儿子，桓公的弟弟】。
季氏私考，卫国自从州吁被杀，到这时超过三个月了。庄姜在内，大臣无权，很久还没有确定。难道因为晋本是淫乱之人，不想让他君临国家吗？晋看到他们如此迟疑，必定暗中结交国人，而众人共同拥立他罢了。家氏说：卫国人因为晋贤明而立他，而晋得志而骄傲，晚年兽行，新台之刺作焉，所以在他刚即位时，去掉“公子”之称，以显示卫国动乱的开始。
鲁隐公五年春季，鲁隐公在棠地观鱼【如今兖州府鱼台县北有武唐亭，就是此地】。
鱼与渔同，观看捕鱼以为乐。胡氏传注：“诸侯非王事则不出。”如今隐公轻慢抛弃国政，远行逸游，僖伯的忠言不被采纳，也就罢了。又从而为他找借口，这是纵欲而不能以礼克制自己，能不招致钟巫之祸吗？特意记载观鱼，是批评他。
夏季四月，安葬卫桓公。
连缀文辞时，卫国人既讨伐州吁，又能以礼安葬其君，会合诸侯送葬，所以虽然君被弑而记载安葬。详见胡氏传注。
氏传：以德言之，则失位而见弑，不应諡桓；以爵言之，则本侯爵，不应称公。见其臣子因私諡而称公，皆罪臣子之意也。胡氏之意是如此。按私諡称公者，国国皆然，不止卫之臣子也。前此于葬宋穆公，已当发凡例矣，何至此然后言及耶？
译氏传认为：从德行方面来说，他失位而被杀，不应谥号为桓；从爵位方面来说，他原本是侯爵，不应称为公。指出他的臣子因为私谥而称他为公，这都是谴责臣子的意思。胡氏的意思就是这样。考察私谥称公的情况，各国都是如此，不只是卫国的臣子。此前在记载安葬宋穆公时，就已经应当确立凡例了，为什么到这里才提及呢？
秋衞师入郕【郕文王第七子郕叔武所封国其地在今兖州府汶上县北三十里有郕乡】临川吴氏曰：「卫与郕皆文王之子所封，郕乘乱侵卫，已非卫，又报复而入其国。莒入向，鲁入极，且不可，况以师入兄弟之国乎？」胡传：「卫宣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德政，固本恤民，而毒众，临戎入人之国，失君道矣。」书「卫师入郕」，着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宫
资中黄氏曰：「据左氏，惠公末年失礼，再娶，娶而生桓公。未几而公薨，盖隠摄而俟桓长。隠摄之明年，桓母卒。隠将成桓之爲君，故于桓母之卒，用夫人礼。及免丧，则考仲子之宫而献六羽焉。此最可信可据者也。」
初献六羽
胡传初献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谓之佾而曰羽者，佾、干羽之总称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妇人无武事，则独奏文乐，故谓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鲁僣天子之礼乐旧矣，用于太庙以祀周公，已爲非礼。其后羣公皆僣用焉。仲子以别宫，故不敢同羣庙，而降用六羽。书「初献者」，明前此用八之僣也。
邾人郑人伐宋
家氏曰：邾序郑，上着其爲兵首，所以贬也。邾见侵于宋，当告之天王，请之方伯，声其罪而治之，不当因郑、宋之隙而偕郑以伐宋。因彼之憾，复已之私，春秋所不与也。是故邾爲首，郑次之。郑以伯爵之国，而序乎邾之下，亦所以贬也。季氏私考郑庄，奸雄挑邾雠宋，而推以爲主。邾人不自量力，而爲其所愚，如此。观长葛之役，宋人报郑而不报邾，则以郑怨爲深，而邾不足责，故尔。
螟
胡传：「虫食苗心，曰螟。国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书螟，记灾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胡传公初如棠观鱼，僖伯谏而不听，则称疾不从，可谓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谓称。然隠公不敢忘其忠而不听其言，与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于亡国，一也。其及宜矣。属词彄，孝公子也。諡僖伯。臧孙辰彄之孙，哀伯逹之子，諡文仲。臧孙许，辰之子，諡宣叔。是爲臧孙氏。
宋人伐郑，围长葛【即今许州长葛县】
张氏曰：「宋殇以邾、郑伐已之故，报怨于郑，声其罪而围其邑，逾年乃取。着其暴虐，阻兵之甚也。」
六年春郑人来输平
胡传输者，纳也；平者，成也。郑人曷爲纳成于鲁？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宋鲁之党也。公之未立，与郑人战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防师伐郑。即宋鲁爲党，与郑有旧怨，明矣。五年，郑人伐宋，入其郛。宋来告命，鲁欲救之，使者失辞，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郑，围长葛。郑伯知其适，有用间可乘之隙也，是以来纳成耳。然则善之乎？曰：平者，解怨释仇，固所善也；输平者，以利相结，则贬矣。曷爲知其相结之以利也？后此，郑伯使宛来归祊，而鲁入其地；防郑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鲁又取其二邑。是知输平者，以利相结，乃贬之也。故特称「输平」。陈氏曰：春秋之初，鲁、宋、卫、陈、蔡爲一党，今郑先来与鲁平，就合齐鲁之交。自此以后，鲁合于齐、郑，而离宋鲁之交矣。
夏五月辛酉，公防齐侯盟于艾【今沂州西二十五里有艾山，即此，实鲁地，非齐地，齐侯至此与鲁盟，爲郑结鲁也】
按齐僖方合诸侯以树党，故隐公防之盟，明年又使其弟年来聘以结之，则艾盟齐志也。庐陵李氏曰：齐自师尚父十二世至厘公，巳称东州之小伯，然是时宋亦以先代之后，爵居上公，方与鲁爲好，未可间也，故假郑以求鲁。鲁一溺于输平之利，再狥于艾之歃，三诱于祊田之归，四惑于不王之告，而鲁与齐、郑之交固矣。
秋七月
胡传：「四时具而后成歳，故春秋虽无事，首时过则书一时。不具则歳功亏矣。既书时，又书月者，时天时也，月王月也。书时又书月，见天人之理合也。」
冬宋人取长葛
糓梁》曰：「此其志何也？久之也。爲围之逾年而取也。」陈氏曰：「春秋之初，犹以取邑爲重，自齐、郑入许，而后外取
译秋天，卫国的军队进入郕国。【郕国是周文王第七子郕叔武的封国，其地在今兖州府汶上县北三十里，有郕乡。】临川吴氏说：“卫国与郕国都是文王之子所封，郕国趁乱侵犯卫国，已经不合道义，卫国又进行报复而进入其国。莒国进入向国，鲁国进入极国，尚且不可以，何况用军队进入兄弟之国呢？”胡氏传注说：“卫宣公继州吁暴乱之后，不施行德政，不固守根本、体恤百姓，反而毒害民众，临阵用兵进入他国，丧失了君道。”《春秋》记载“卫师入郕”，是为了彰显其暴虐。
九月，为仲子建庙落成。
资中黄氏说：“根据《左传》，惠公末年失礼，再次娶妻，娶了仲子并生下了桓公。不久惠公去世，大概是隐公摄政而等待桓公长大。隐公摄政的次年，桓公的母亲去世。隐公为了成全桓公做国君，所以在桓公母亲去世时，使用了夫人的礼仪。等到除丧后，就为仲子建庙落成并献上了六佾之舞。这是最可信可据的说法。”
初次献上六佾之舞。
胡氏传注说：“初次献上六佾之舞，是指开始使用六佾的舞队。不称之为佾而称为羽，是因为佾是干羽的总称。羽用来象征文德，干用来象征武功。妇人没有武事，所以只演奏文乐，因此称之为羽而不说佾。初，表示事情的开始。鲁国僭用天子礼乐已经很久了，在太庙祭祀周公时已经是不合礼制。后来众公也都僭用。仲子因为是别宫，所以不敢与众庙相同，而降低规格使用六佾。记载‘初献’，是为了说明此前使用八佾是僭越。”
邾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
家氏说：“邾国排在郑国前面，是为了彰显其作为兵事的首谋，所以予以贬斥。邾国被宋国侵犯，应当向天王报告，向方伯请求，声讨其罪而惩治它，不应当趁着郑国与宋国的嫌隙而联合郑国攻打宋国。借着对方的怨恨，报复自己的私仇，是《春秋》所不赞同的。因此邾国为首，郑国次之。郑国作为伯爵之国，却排在邾国之下，也是为了贬斥。季氏私下考察郑庄公，是个奸雄，他挑动邾国仇视宋国，并推举邾国为主。邾国人不自量力，而被其所愚弄，就是这样。看长葛之战，宋国人报复郑国而不报复邾国，是因为对郑国的怨恨更深，而邾国不值得责备，所以如此。”
发生螟灾。
胡氏传注说：“虫子吃禾苗的心，叫做螟。国家以百姓为根本，百姓以粮食为天。记载螟灾，是记录灾异。”
冬天十二月辛巳日，公子彄去世。
胡氏传注说：“隐公起初到棠地观鱼，僖伯劝谏而不听，僖伯就称病不跟随，可以说是忠臣了。下葬时加一等礼仪，这才叫做称职。然而隐公不敢忘记他的忠诚却不听从他的劝谏，与郭公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以至于亡国，是一样的。他的结局也就适宜了。称公子彄，是孝公子。谥号僖伯。臧孙辰是彄的孙子，哀伯达的儿子，谥号文仲。臧孙许是辰的儿子，谥号宣叔。这就是臧孙氏。”
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即今许州长葛县。】
张氏说：“宋殇公因为邾国、郑国攻打自己的缘故，向郑国报复怨恨，声讨其罪而包围其邑，超过一年才攻取。彰显其暴虐，阻挠兵事之甚。”
六年春天，郑国人来献纳和平。
胡氏传注说：“输，是纳的意思；平，是成的意思。郑国人为什么向鲁国纳成？是为了以利相结，解怨释仇，离间宋国与鲁国的同盟。隐公未即位时，与郑人在狐壤交战，停止了。元年，与宋国在宿地结盟。四年，在清地相遇。那年秋天，防地的军队攻打郑国。即宋国与鲁国为同盟，与郑国有旧怨，这是明显的。五年，郑人攻打宋国，进入其外城。宋国来告急，鲁国想救它，使者言辞失当，隐公发怒而停止。那年冬天，宋人攻打郑国，包围长葛。郑伯知道鲁国的意图，有可利用的间隙，所以来纳成。那么赞许它吗？回答说：平，解怨释仇，固然是好的；输平，以利相结，则予以贬斥。怎么知道他们以利相结呢？后来，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而鲁国进入其地；防地的郑人攻打宋国，得到郜及防，而鲁国又夺取这两个邑。由此知道输平是以利相结，所以予以贬斥。因此特别称为‘输平’。陈氏说：《春秋》之初，鲁、宋、卫、陈、蔡为一党，现在郑国先来与鲁国讲和，就合拢了齐鲁之交。从此以后，鲁国合于齐、郑，而离间了宋鲁之交。”
夏天五月辛酉日，隐公与齐侯在艾地结盟。【今沂州西二十五里有艾山，即此地，实为鲁地，非齐地，齐侯到此与鲁国结盟，是为了为郑国结交鲁国。】
按齐僖公正联合诸侯以树立党羽，所以隐公与之结盟，第二年又派其弟年来聘问以结交，那么艾地结盟是齐国的意图。庐陵李氏说：齐国自师尚父十二世至厘公，已称东州的小伯，但此时宋国也以先代之后，爵位居上公，正与鲁国友好，不可离间，所以借郑国来求取鲁国。鲁国一溺于输平的利，二顺从于艾地的歃血，三诱于祊田的归还，四惑于不王之告，而鲁国与齐、郑之交就稳固了。
秋天七月。
胡氏传注说：“四季具备而后成岁，所以《春秋》虽然无事，首时过去就记载一时。不具则岁功亏缺了。既书时，又书月，是因为时是天时，月是王月。书时又书月，见天人之理合。”
冬天，宋国人攻取长葛。
《谷梁传》说：“这其中的意图是什么？是长久啊。因为包围超过一年而攻取。”陈氏说：“《春秋》之初，尚以取邑为重，自齐、郑入许，而后外取
邑不复书。传曰：『疆▯之事，一彼一此，何常之有？』书之则不胜，故书其重者而巳张氏曰：「宋自去冬围长葛，经年不解，志在必取。郑庄不求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结于鲁，爲后日报复之计，而委长葛于宋。宋殇虽若得志，而后日终受郑庄报复，蹙国丧师，以及其身。愚按：由此言之，郑固奸人之雄，而宋亦可谓愚矣。」
译《春秋》不再记载此事。《传》说：“疆界之事，时而在那边，时而在这边，有什么固定的呢？”如果全都记载就写不完，所以只记载重要的罢了。张氏说：“宋国自从去年冬天包围长葛，整年没有撤军，志在必得。郑庄公不谋求保全自己的土地和人民，反而与鲁国交结，作为日后报复的计谋，而将长葛委弃给宋国。宋殇公虽然看似得逞，但日后终究遭受郑庄公的报复，国土缩小、军队败亡，祸及自身。我按：由此说来，郑国固然是奸诈之人的魁首，而宋国也可以说是愚蠢了。”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归于纪
胡传后此，叔姬不归宗国，而归于酅，以全妇道，贤可知矣。贤而得书，亦春秋之法也。程氏曰：伯姬爲纪侯夫人，叔姬其娣也。待年于家，今始归。娣归不书，今书，悯其无终也。
滕侯卒
胡传：“滕侯书卒，何以不葬？怠于礼，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类是巳。晋北国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亲往俟其葬。滕隣境也，宿同盟也。讣告虽及，而鲁不之恤，岂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怠于礼而不往，弱其君而不防，无其事而阙其文，此鲁史之旧也。圣人无加损焉，存其卒，阙其葬，义自见矣。卒自外録，不卒非外也；葬自内録，不葬非内也。”
夏城中丘【今兖州府沂州北有中丘古城】
季氏私考中丘近莒之地。莒虽小国，而界于东夷。隠公之时，怒向服鲁，则入其国都。既又取杞牟娄，骎骎乎爲鲁疆▯之忧矣。故城以备之，且以爲向之外应也。按此与后此之城郎，皆言夏若举首时，则夏之二月中时，则三月尔。即四月亦不得全谓之使民不以时，胡氏之説非也。
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结艾之盟也。杜氏曰：「凡聘，皆使卿执玉帛以相存问。」庐陵李氏曰：「年之再来，齐僖纠合之时也。」《胡传》
兄弟先公之子，不称公子，贬也。僖公私于同母，宠爱异于他弟，施及其子，犹与嫡等，而襄公绌之，遂成簒弑之祸。故圣人于“年来聘”特变文书，弟以示贬焉。《郑语》：“来盟，黒背帅师”，皆罪其私也。
秋公伐邾
左传》秋宋及郑平。七月庚申盟于宿。故公之伐邾爲宋讨。汪氏曰：公拒宋而与郑平，今郑复与宋盟，故惧而伐邾，欲以求宋。胡传：奉词致讨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爲宋讨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郛。鲁与仪父则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可声？特托爲辞説以伐之尔。传曰：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鲁爲宋讨，非义甚矣，而称伐邾，所谓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贬而自见矣。
冬天王使凡伯来聘【凡周公第二子所食采邑因以爲氏在畿内以爲在今辉县西南二十里之凡城则畿外地矣恐非】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归
胡传「国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见其以徒众也。楚丘，卫地，以归，易辞也。于楚丘者，罪卫不救王臣之患，以归者，罪凡伯失节，不能死于位也。董子曰：「执天子之使，与伐国同罪。」汪氏曰：「裔戎朝于天子，王臣虽不以礼貌加之，不过失象胥之职，特小过尔。今王臣御天子之命，聘于望国，过卫而戎报私怨，以兵众劫之，彼独不念天子之命乎？戎不足责，卫人坐视王臣之俘于戎而不能救，患尊君之义，安在哉？此书「戎伐」，非以其执词而与之，着其率兵徒之众，凌虐王人，是横行中国，不特无天子，而亦无诸夏矣。」愚按：既云「戎不足责」，而又有此説，见此事可爲王室忧，又可爲诸夏忧也。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垂，一名犬丘，今曹县东北有垂亭】
髙氏曰：「殇公尝从州吁之请伐郑，以图冯矣。州吁诛，卫宣公立，冯不可不终图，而未知宣公之从否，故宋卫遇垂以谋郑。十年入郑，盖垂之谋也。」季氏私考：「宋卫本与鲁爲党，以鲁既许平，而二国将要齐以絶郑，故爲此遇，而瓦屋之盟议在此矣。其以遇礼见，恐泄所谋，欲宻其迹尔。」
三月，郑伯使宛来归祊【祊在今费县东南，费县今属沂州】
张氏曰：「东迁以来，诸侯不朝王，天子无复廵狩，遂各以所近之邑相易。此谋始于郑伯输平之时，先以祊归鲁，以固鲁之好，而未敢及许。其不惮委先祖所受王邑于人，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卒使鲁隐间齐于宋，以成败宋入许之计，又终得许田于鲁。见郑庄爲小人之雄，罪之不可胜诛也。」
庚寅我入祊
胡传：郑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许田。前此来输平者，以言请之矣。未入地也。至是来归祊者，其地既输矣，未易许也。祊近于鲁，许隣于郑，各以其近者相易。用是见郑有无君之心，而谓天王不复能廵狩
译鲁隐公七年春季，周历三月，叔姬嫁往纪国。
胡氏传注说：此后，叔姬没有返回宗国，而是嫁往酅地，以保全妇道，她的贤德由此可见。因为贤德而被记载，也是《春秋》的笔法。程氏说：伯姬是纪侯的夫人，叔姬是她的妹妹。叔姬在家等待成年，如今才出嫁。妹妹出嫁通常不记载，如今却记载了，是怜悯她最终没有好归宿。
滕侯去世。
胡氏传注说：“滕侯记载了去世，为什么没有记载安葬？是因为怠慢礼仪，轻视其君主而不安葬，滕侯宿男之类就是这样。晋国在北边，楚国在南边，地域并非同盟，却亲自前往等待安葬。滕国是邻国，宿国是同盟。虽然讣告送到了，但鲁国却不加理会，难道不是因为他们的土地狭小吗？怠慢礼仪而不前往，轻视君主而不防备，没有这件事就省略相关的文字，这是鲁国史官的旧例。圣人对此没有增减，保留去世的记录，省略安葬的记录，其中的义理自然显现。去世是从外部记录，不记载去世并非因为不是外部；安葬是从内部记录，不记载安葬并非因为不是内部。”
夏季，修筑中丘的城墙【今兖州府沂州北部有中丘古城】。
季氏私考说：中丘靠近莒国的土地。莒国虽然是小国，但处于东夷的边界。隐公时期，莒国因愤怒而顺服鲁国，鲁国就攻入其国都。后来又夺取了杞国的牟娄，逐渐成为鲁国边疆的忧患。所以修筑城墙来防备它，并且作为向国的外部呼应。考察此事与后来修筑郎城的记载，都说在夏季，如果举首时，则是夏季的二月；如果是中时，则是三月。即使是四月，也不能完全说是役使百姓不合时宜，胡氏的说法是不对的。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访问。
这是为了结好艾地的盟约。杜氏说：“凡是访问，都派遣卿拿着玉帛来互相慰问。”庐陵李氏说：“年来再次访问，是齐僖公纠合诸侯的时候。”《胡传》说：兄弟是国君的儿子，不称公子，是贬低。齐僖公偏爱同母的弟弟，宠爱不同于其他弟弟，恩惠延及他们的儿子，地位几乎与嫡子相等，而齐襄公贬斥他们，于是酿成了篡位弑君的祸患。所以圣人在“年来访问”上特意改变文字，称“弟”以示贬低。《郑语》说：“来盟，黑背率领军队”，都是谴责他们的私心。
秋季，鲁公讨伐邾国。
《左传》说：秋季，宋国和郑国讲和。七月庚申日，在宿地结盟。所以鲁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讨伐。汪氏说：鲁公拒绝宋国而与郑国讲和，如今郑国又与宋国结盟，所以恐惧而讨伐邾国，想要以此求得宋国的谅解。胡氏传注说：奉辞讨伐称为伐。考察《左氏传》：鲁公讨伐邾国是为了替宋国讨伐。宋人先前夺取了邾国的田地，所以邾国人攻入宋国的外城。鲁国与仪父在元年已在昧地结盟。邾人有什么罪可以声讨？只是借托辞说来讨伐罢了。传文说：想要给人加上罪名，还愁没有借口吗。鲁国替宋国讨伐，非常不义，却称伐邾，这就是所谓的欲加之罪。却不知道违背昧地的盟约，不需要贬低就自然显现了。
冬季，周天子派凡伯来访问。【凡是周公第二个儿子所食的采邑，因此以凡为氏，在王畿内，如果认为在今辉县西南二十里的凡城，那就是王畿外地了，恐怕不对】
戎人在楚丘讨伐凡伯，把他带回去。
胡氏传注说：“国家才称伐”，这里一个人也称伐，表明戎人带着众多徒众。楚丘是卫国的土地，以归，是轻慢的措辞。在楚丘，是谴责卫国不救援天子使臣的祸患；以归，是谴责凡伯失节，不能死守职位。董子说：“拘捕天子的使臣，与讨伐国家同罪。”汪氏说：“戎人朝见天子，天子使臣虽然不以礼貌对待他，不过是失职的小过错罢了。如今天子使臣奉天子之命，访问望国，经过卫国时，戎人报私怨，用兵众劫持他，难道他不念及天子的命令吗？戎人不足责备，卫国人坐视天子使臣被戎人俘虏而不能救援，尊崇君主的义理在哪里呢？这里记载‘戎伐’，不是因为他拘捕使臣而给予他这个称呼，而是彰显他率领众多徒众，凌虐天子使臣，这是在中国横行，不仅无视天子，也无视诸夏了。”我按：既然说“戎人不足责备”，又有此说，可见此事既可为王室担忧，也可谓诸夏担忧。
鲁隐公八年春季，宋公、卫侯在垂地相遇【垂，一名犬丘，今曹县东北有垂亭】。
高氏说：“宋殇公曾经听从州吁的请求讨伐郑国，以图谋冯。州吁被杀，卫宣公即位，冯不能不最终图谋，但不知道卫宣公是否听从，所以宋卫在垂地相遇以谋划郑国。十年攻入郑国，大概是垂地谋划的结果。”季氏私考说：“宋卫原本与鲁国为党，因为鲁国已经答应讲和，而两国要挟齐国以断绝郑国，所以有此相遇，瓦屋的盟议就在这里。用相遇的礼节见面，是害怕泄露所谋划的事，想要隐蔽他们的踪迹罢了。”
三月，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祊在今费县东南，费县今属沂州】。
张氏说：“东迁以来，诸侯不朝见天子，天子不再巡狩，于是各自用靠近的城邑互相交换。这个谋略始于郑伯输平的时候，先以祊地归还鲁国，以巩固鲁国的友好，而不敢涉及许地。他不惜把先祖受封的王邑委让人家，所谓‘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最终使鲁国隐公在齐宋之间周旋，以败坏宋国攻入许地的计策，又最终从鲁国得到许田。可见郑庄公是小人中的豪杰，他的罪过不可胜数。”
庚寅日，我国进入祊地。
胡氏传注说：郑伯想要用泰山的祊地交换许田。此前来输平的，是用言语请求了。还没有进入土地。到现在来归还祊地，土地已经输送了，还没有交换许地。祊地靠近鲁国，许地邻近郑国，各自用靠近的互相交换。由此可以看出郑国有无君之心，而认为天子不再能巡狩。
矣。用是见郑有无亲之心，而敢与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属词言入者，公羊曰：难也。祊在泰山之下去郑逺，而近鲁，必郑人不能有而后归于鲁也。鲁以其民不服，故以兵入焉。祊归我而许田未易，岂非以其难欤？按：祊民之不服于鲁，必又以祊之近鲁，恐其所取之贡赋不若郑前日所取之轻，而不乐归之，故以兵入之，而后祊始爲我有也。
译由此可见郑国有抛弃亲族之心，才敢将先祖受赐的封邑赠予他人。经文用“入”字，公羊传解释说：这是困难的意思。祊地距离泰山不远，离郑国很远，却靠近鲁国，必定是郑国无法保有它，然后才归附于鲁国。鲁国因为那里的百姓不服从，所以派军队进入。祊地归我所有，而许田却没有交换，难道不是因为困难吗？按：祊地的百姓不服从鲁国，一定是因为祊地靠近鲁国，担心鲁国征收的贡赋不如郑国以前征收的轻省，因而不愿归附，所以鲁国派军队进入，之后祊地才真正为我所有。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宣公卒桓侯封人立
辛亥宿男卒
宿防国而服于宋，其卒以尝受地主之供，而备礼以吊也。胡传《春秋》之时，诸侯凡赴者皆不以名，经书其终，虽五霸强国，齐桓、晋文之盛，莫不以名者，是仲尼笔之也。赴不以名，而书其名者，与鲁通也。已通而不名者，旧史失之尔。未通而名者，有所证矣。
秋七月庚午，宋公、齐侯、衞侯盟于瓦屋【瓦屋即瓦亭，盖南燕地，而北近于卫者也。杜氏以爲周地，恐非】
陈傅良曰：「有参盟，然后有主盟。然则盟主之兴，其亦有感于私党分而约剂乱欤？其后盟主不作，而诸侯之盟复相参错矣。故参盟耆无主之盟也，非以三国爲限也。但始于宋、齐、卫之三国，故相仍以爲参尔。」胡传《春秋》「革薄从忠」于参盟书「日谨其始也」。季氏私考：「是时宋、卫一党也，齐、郑亦一党也。宋、卫欲致齐以絶郑，故爲此盟。然齐方雄长山东，不爲宋下阳示腹心而巳，不逾年而即防防，以谋伐宋。要盟何益哉？」按程子以此盟爲与郑絶是也。然是时郑庄固挟齐以自强，齐亦资郑以纠合，故瓦屋虽与宋、卫盟，而明年宋公不王之罪，又发于郑人，而齐从之。是齐僖阳尊宋、卫而隂固郑党，苐宋、卫自不悟尔。
八月葬蔡宣公
程子曰：「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简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来【今沂水县北有邳乡，西有公来山，号曰邳来，即此，此莒地也。以爲纪邑者非】
左氏以成纪好也。家氏曰：鲁莒自春秋以来，有未平之怨怒，向服鲁而入其国，前此纪人爲之平之。今隐公欲降心以消二国之患，故及其臣爲盟。胡传：莒小国人，防者而公与之盟，故特言及，以见失礼。
螟
冬十有二月无骇卒
汪氏曰：「传称司空无骇，而又帅师出境，其爲大夫明矣，特未赐族尔。」无骇，公子展之孙，故爲展氏。盖卒而后赐氏，展氏展禽之先也。胡传：「未赐族而身爲大夫，则称名，无骇、挟之类是也。」古者置卿，必求贤德，不以世官。至于三家专鲁，六卿分晋，诸侯失国出奔者相继，职此由也。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来聘
南氏南仲之后姓也，季字也。汪氏曰：隐公之立，既不禀命于周，宰咺、祭伯接踵鲁庭而不类，见于平王，武氏子来求赙，又不奔丧防葬。及桓王即位，又不入觐，而奄然王臣之两聘，终其世而不遣一介行李造于京师。苟曰摄而不君，则若何？比歳出防诸侯耶？《春秋》録王臣之聘，惟隐世最数，隐不克终，有由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
胡传震电者，阳精之发；雨雪者，隂气之凝。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电未可以见，而大震电，此阳失节也。雷已出，电已见，则雪不当复降，而大雨雪，此隂气纵也。夫隂阳运动有常而无忒，凡失其度，人爲感之也。今阳失节而隂气纵，公子翚之谗兆矣，钟巫之难萌矣。《春秋》灾异必书，虽不言其事，应而事应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际，响应之理，则见圣人所书之意矣。
挟卒
鲁大夫未赐族者
夏城郎【今鱼台县有郁郎亭，盖近宋之地也。鲁将北防齐、郑伐宋，捣其虚，故城以备之】
属词春秋之世，鲁人日不暇给，不能及闲暇以修保障，遇有外忧，往往城要害以备难，如城中丘，城郎，而后城邑二十一城，中城二城，西郛二筑邑一，或爲惧齐，或爲惧晋，或备莒邾，或帅师而城，或强家专邑而城，或争外邑而城之，故虽非时而不得顾，虽得时亦不足称也。然冬月兴工爲多，而无书秋城者，则犹不以盛暑农事方殷时劳民也。庐陵李氏曰：「郎，鲁近邑，隐再城之，而桓之世，三国来战于此，庄之世，陈蔡之俟亦次于此，齐宋以兵窥鲁，又宿师于此，则郎岂非鲁之要地乎？厥后筑台、筑囿，又皆在此，始也犹有警惧之心，终也遂爲逰观之地矣。」
秋七月冬公防齐侯于防【防，鲁北鄙，近齐之地，庄二十九年所城者，即其地也。以爲宋地者，非】
胡传：
译夏季六月己亥日，蔡侯考父去世。
蔡宣公去世，桓侯封人即位。
辛亥日，宿国国君去世。
宿国是边远小国，臣服于宋国，记载其去世，是因为曾经接受过作为地主的供给，并备办礼仪前往吊唁。胡安国在《春秋传》中说，春秋时期，诸侯凡是通报丧事的都不称名，《春秋》经文记载其去世，即使是齐桓公、晋文公这样五霸强国的鼎盛时期，也没有不称名的，这是孔子笔削的结果。通报丧事不称名，而经文称名的，是与鲁国通好的缘故。已经通好却不称名的，是旧史官的失误。未通好却称名的，是有证据的。
秋季七月庚午日，宋公、齐侯、卫侯在瓦屋结盟【瓦屋就是瓦亭，大概是南燕的地界，而北面靠近卫国。杜预认为是周地，恐怕不对】。
陈傅良说：“有三国结盟，然后才有盟主。那么盟主的兴起，大概也是有感于私党分裂而盟约混乱吧？后来盟主不再出现，而诸侯的盟约又互相交错。所以三国结盟是没有盟主的盟约，并不是以三国为限。只是始于宋、齐、卫三国，所以沿袭称为‘参盟’罢了。”胡安国在《春秋传》中说，“革薄从忠”，对于三国结盟记载日期，是谨慎其开始。季氏私下考察说：“这时宋、卫是一党，齐、郑也是一党。宋、卫想拉拢齐国以断绝与郑国的关系，所以举行这次盟会。然而齐国正雄踞山东，不因为宋国下阳表示诚心而已，不到一年就防备郑国，谋划讨伐宋国。这样的盟约有什么益处呢？”按程颐的观点，认为这次盟会是为了与郑国断绝关系，这是对的。然而这时郑庄公固然挟持齐国以自强，齐国也借助郑国以纠合诸侯，所以瓦屋虽然与宋、卫结盟，而第二年宋公不朝见天子的罪责，又由郑国人发起，而齐国跟从。这是齐僖公表面上尊崇宋、卫而暗中巩固郑国党羽，只是宋、卫自己不明白罢了。
八月，安葬蔡宣公。
程颐说：“诸侯五月下葬，不到期，是简慢。”
九月辛卯日，鲁隐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现在沂水县北有邳乡，西有公来山，号称邳来，就是这里，这是莒国的地界。认为是纪国城邑的不对】。
《左传》认为是为了成就与纪国的友好。家氏说：鲁国和莒国自春秋以来，有未平的怨怒，莒国向来服侍鲁国而进入其国境，此前纪国人替他们讲和。现在隐公想降低心气以消除两国的祸患，所以与其臣子结盟。胡安国说：莒是小国，莒人是卑贱者，而隐公与他们结盟，所以特别说“及”，以显示失礼。
发生螟灾。
冬季十二月，无骇去世。
汪氏说：“传文中称司空无骇，又率领军队出境，他作为大夫是明显的，只是没有赐族罢了。”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所以为展氏。大概去世后才赐氏，展氏是展禽的先人。胡安国说：“没有赐族而身为大夫，就称名，无骇、挟之类就是这样。”古代设置卿，必定寻求贤德之人，不以世袭为官。到了三家专权鲁国，六卿瓜分晋国，诸侯失国出奔的相继发生，都是由此造成的。
鲁国大夫未赐族的。
九年春天，周天子派南季来聘问。
南氏是南仲的后代姓氏，季是字。汪氏说：隐公即位，既不禀命于周，宰咺、祭伯接踵来到鲁国朝廷而不合礼制，出现在平王时，武氏子来求取助丧财物，又不奔丧参加葬礼。等到桓王即位，又不入朝觐见，而天子臣子的两次聘问，终其一生而不派遣一个使者到京师。如果说摄政而不称君，那么该怎么办？每年出巡诸侯吗？《春秋》记录天子臣子的聘问，只有隐公时期最多，隐公不能善终，是有原因的。
三月癸酉日，大雨并伴有雷电；庚辰日，大雨雪。
胡安国说：雷电，是阳气的发动；雨雪，是阴气的凝聚。周历三月，是夏历正月。雷不可以发出，电不可以显现，而大雷电，这是阳气失节。雷已发出，电已显现，那么雪不应当再降，而大雨雪，这是阴气放纵。阴阳运动有常道而没有差错，凡是失去法度，是人所感应的。现在阳气失节而阴气放纵，公子翚的谗言征兆出现了，钟巫之难萌芽了。《春秋》灾异必定记载，虽然不说明其事，但感应之事都具备。只有明白天人相感的时机，响应的道理，才能见到圣人所书写的意图。
挟去世。
鲁国大夫未赐族的。
修筑郎城的城墙【现在鱼台县有郁郎亭，大概靠近宋国的地界。鲁国将要北防齐、郑讨伐宋国，袭击其空虚之处，所以修筑城池以防备】。
在春秋时代，鲁国人每天忙得不可开交，不能等到闲暇来修筑防御工事，遇到外忧，往往修筑要害之地以防灾难，如修筑中丘，修筑郎城，后来修筑邑二十一城，中城二城，西郛二筑邑一，有的为了惧怕齐国，有的为了惧怕晋国，有的防备莒国、邾国，有的率领军队而修筑，有的强大家族专擅城邑而修筑，有的争夺外邑而修筑，所以即使不合时宜也不得不顾，即使合时宜也不值得称赞。然而冬季兴工为多，而没有记载秋季修筑城池的，那么还是不在盛暑农事正忙时劳民。庐陵李氏说：“郎，是鲁国近邑，隐公两次修筑它，而桓公时期，三国在这里作战，庄公时期，陈、蔡的军队也驻扎在这里，齐、宋用兵窥探鲁国，又在这里驻军，那么郎难道不是鲁国的要地吗？后来筑台、筑囿，又都在这里，开始时还有警惧之心，最终竟成为游观之地了。”
秋季七月，冬季，隐公在防地会见齐侯【防，是鲁国北鄙，靠近齐国的地界，庄公二十九年所修筑的，就是那里。认为是宋国地界的，不对】。
胡安国说：
左氏称「宋公不王，郑伯以王命讨之，使来告命，防于防，谋伐宋也。于中丘爲师期也。」夫始则私相防爲谋于防，中则私相盟爲师期于邓，终则乗败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归诸已，奉王命讨不庭者，果如是乎？经之书防、书伐而不异其文，以此。家氏曰：鲁与宋未尝有怨，齐与宋爲同盟。今鲁防于归祊之利，齐背瓦屋之盟，将连兵以伐宋。内揣有愧，而郑适以王命来告，故相与假王命以兴师。春秋书防于防，诛始谋也。伯者挟天子以令诸侯，实昉于此。季氏私考春秋之初，齐郑爲党。及六年，郑来输平，而齐亦结鲁艾之盟，年之聘皆爲郑也。八年，齐虽与宋、卫盟瓦屋，然亦阳示腹心而已，岂真与宋合哉？至是将谋伐宋，即鲁防防，盖先坚鲁党郑之志尔。明年与郑盟中丘，乃始定议，而伐宋之兵举矣。此皆郑庄挟冯倾宋之计，而齐则协成之者也。按：爲周司徒者，乃庄之祖桓公，父武公，而庄盖假借其虚声称王命，以恐动隣国尔。是时实未尝爲王卿士，有王命令伐宋也。张氏曰：鲁隐自六年受输平，八年入祊，志于昵郑而仇宋，故外爲平宋之形。郑复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则兴兵有名，而其义可以招齐矣。此防防之谋，所以爲明年伐宋之地也。左氏见其名而不察其实，故録之如此。不知郑庄特假此以诳齐鲁尔。观繻葛之役，则宋殇之不王，岂至如郑庄之甚乎？属词：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而王臣不出，王师不行，故但书「公防齐、郑翚帅师防伐而已」。
译左氏记载：“宋公不尊奉周王，郑伯借周王的名义讨伐他，派人来通告王命，在防地设防，谋划讨伐宋国。在中丘确定出兵日期。”起初私下在防地设防谋划，中间私下在邓地结盟确定出兵日期，最终趁敌人战败而谋取大利以夺取两座城邑，据为己有，所谓奉王命讨伐不朝觐的人，果真像这样吗？《春秋》记载“防”和“伐”而不区别用词，就是因此。家氏说：鲁国与宋国从未结怨，齐国与宋国本是同盟。如今鲁国为了归祊的利益而设防，齐国背弃瓦屋之盟，将要联合出兵讨伐宋国。内心自知理亏，而郑国恰好借王命来通告，所以共同假借王命来兴兵。《春秋》记载在防地设防，是诛责其最初的阴谋。霸主挟持天子以命令诸侯，实际上是从这里开始的。季氏私下考证：春秋初期，齐国与郑国结为朋党。到了鲁隐公六年，郑国来求和，而齐国也与鲁国结下艾地的盟约，当年的聘问都是为了郑国。八年，齐国虽然与宋国、卫国在瓦屋结盟，但也只是表面表示亲善罢了，哪里是真的与宋国联合呢？到这时将要谋划讨伐宋国，就让鲁国在防地设防，大概是先坚定鲁国与郑国结党的意志。第二年与郑国在中丘结盟，才开始定下计议，讨伐宋国的军队就出发了。这都是郑庄公挟持冯地以倾覆宋国的计谋，而齐国则协助促成。按：担任周朝司徒的，是郑庄公的祖父桓公、父亲武公，而郑庄公大概是假借其虚名声称王命，来恐吓邻国罢了。这时他实际上并未担任王卿士，并没有王命命令讨伐宋国。张氏说：鲁隐公自从六年接受郑国的求和，八年进入祊地，志向在于亲近郑国而仇视宋国，所以对外做出平定宋国的姿态。郑国又加上宋公不尊奉周王的罪名，那么兴兵就有名义，而其大义可以招引齐国。这防地设防的谋划，就是为了第二年讨伐宋国做铺垫。左氏只看到名义而不考察实际，所以这样记录。不知道郑庄公只是借此来欺骗齐国和鲁国罢了。观察繻葛之战，宋殇公不尊奉周王，难道像郑庄公那样严重吗？措辞：郑国人借王命来通告讨伐宋国，而周王的臣子没有出面，周王的军队没有出动，所以只记载“公与齐、郑翚率军在防地设防讨伐”罢了。
十年春，王二月，公防齐侯、郑伯于中丘。
中丘地，临沂水顺流而下，可至宋之东鄙。自郎而西，以逹于菅，即宋之西北鄙也。翚伐宋，由东道入，正兵也。公败宋，由西道入，竒兵也。盖谋定于此，而齐郑以利防鲁，苟有俘获，尽许归之，使专致力尔。汪氏曰：防之防鲁，始与齐谋伐宋之举。至中丘之防，复偕郑合谋而决出师之期。经备録之，着伐宋之兵所由合也。此乃直书而义自见者也。
夏翚帅师防齐人郑人伐宋
季氏私考翚不称公子，犹未爲卿也。掌兵日久而不得爲卿，翚于此不能无怨望矣。憾而能聄者鲜，况兵权在其手乎？故桓之弑，隐翚成之也。资中黄氏曰：鲁隐公居摄，凡事谦让，号令亦往往不行，如翚帅师是也。无骇入极，无骇卒，挟卒皆无諡，此皆谦不敢自谓爲君，所以如此。髙氏曰：齐侯、郑伯贬称人者，齐渝瓦屋之盟，郑乃造兵之首，春秋深恶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爲宋谋，郑既得郑利，今爲郑谋，宋又欲得宋利也。惟知贪利，不复顾义矣。
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
齐郑后期，故公独败宋师。书败宋，未阵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文王第十一子所封，即取郜大鼎之郜。盖先爲宋取，而迁其君于南，以爲附庸。其地亦在城武当北郜之南，谓之南郜。僖二十年，郜子来朝，是也。郜故地是爲北郜，宋实邑之，故鲁取郜与取邑之辞同。防，宋北鄙邑，近缗。胡传：内小恶，直书而不隐，故取郜、取防，直书而不隐也。其不言战而言败，败之者爲主，彼与战而此败之也。皆阵曰战，诈战曰败。家氏曰：鲁与宋本无纎芥之隙，徒以归祊，故爲郑所役。翚既帅师防二国公，复自出奇兵，以袭人之虚，而取其二邑。
秋宋人衞人入郑
髙氏曰：宋又连卫以报郑。郑幸菅之败而不备，故师还。及郊，宋、卫已乘其虚而入之矣。
宋人、蔡人、衞人伐戴。郑伯伐，取之【外黄县东南有戴城，今开封府睢州考城县是也】
程子曰：「戴、郑所与也，故三国伐之。郑戴合攻，尽取三国之众，其残民也甚矣。」愚按：「取之，盖取其车徒与辎重也。」庐陵李氏曰：「程子以爲郑戴合攻，尽取三国之众，此説爲当。胡氏谓一举而兼四国，恐非。」
冬十月壬午，齐人、郑人入郕【郕近于卫，乃卫之与国，故齐郑入其国以报衞也】赵氏録疑云：程氏此传本説伐宋事，非解入郕，然知伐宋之非王命，则知入郕之非讨，违王命矣。此书“入”所以爲不顺之词。庐陵李氏曰：郑庄假王命之事，自隐之元年，以王师、虢师伐卫，则犹爲王卿士也。至三年有交质之恶，周巳畀虢公政矣。六年郑始朝周而不见礼。八年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而郑又以齐朝王。九年然后有宋公不王之师，而传曰“郑伯爲王左卿士”，是时郑伯实未尝爲王卿士，不过矫假以爲报复之私尔。十一年之入许，传又曰“君谓许不共”，亦假饰之词也。卒之败宋、入郕、入许、纳冯之后，志得意满，而有繻葛之战矣。故诸传惟程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爲郑伯之所欺也。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来朝【滕侯爵国文王第十四子叔绣之后也其国在今兖州府滕县西南 薛任姓本亦侯爵国黄帝裔孙奚仲之后也其国在今滕县东南四十里】属词隐桓庄之世小国之君往往来朝于鲁而鲁未尝往朝大国以当时大国皆齐等故也传言滕薛争长明非旅见隐以摄君卫侯来防葬不敢见而谓隐僣天子之礼受滕薛之旅见非也 啖助曰凡朝聘同时至同行礼则列序之滕侯薛侯是也一前一后不同行礼则各书之谷伯邓侯是也 此只罪滕薛不朝王而朝鲁鲁亦不朝王而受滕薛之朝爲是不必更在旅见不旅见与鲁受朝不报上纒扰也
夏公防郑伯于时来【时来郲也，荥阳县东南有厘城，郑地也，今属开封府郑州】临川吴氏曰：郑庄以小利饵鲁隠，既与之伐宋，爲郑报怨矣。又将与之同伐许，爲郑益地。许与郑接壤，齐鲁无与焉者也。郑伯以计钩致齐
译鲁隐公十年春季，周历二月，鲁隐公在中丘防备齐侯和郑伯。
中丘这个地方，临沂水顺流而下，可以到达宋国的东部边境。从郎地往西，一直延伸到菅地，那就是宋国的西北边境。公子翚攻打宋国，从东路进入，这是正兵。鲁隐公击败宋国，从西路进入，这是奇兵。大概计谋在此时已定，而齐国和郑国为了利益防备鲁国，如果有俘获，全部答应归还给鲁国，让鲁国专心致力于作战。汪氏说：防备鲁国，起初是与齐国谋划攻打宋国的举动。到了在中丘防备，又与郑国合谋而决定出兵的时间。《春秋》详细记载这些，是为了彰显攻打宋国的军队是如何会合的。这是直接记录而意义自然显现的写法。
夏季，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郑人攻打宋国。
季氏私下考证：翚不称公子，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卿。掌管兵权很久却得不到卿的职位，翚对此不能没有怨恨。怨恨而能忍耐的人很少，何况兵权在他手中呢？所以桓公被弑，是隐公和翚造成的。资中黄氏说：鲁隐公居摄，凡事谦让，号令也往往不能实行，比如翚率领军队就是这样。无骇攻入极国，无骇去世，挟去世都没有谥号，这都是因为谦让不敢自称为君，所以如此。高氏说：齐侯、郑伯被贬称为人，是因为齐国违背了瓦屋之盟，郑国是制造战端的首谋，《春秋》深恶痛绝他们。鲁隐公元年在宿地与宋国结盟，四年又在清地相会，和好并非一日之功。如今突然用兵攻打宋国，起初是为宋国谋划，郑国得到了郑国的利益；现在是为郑国谋划，宋国又想得到宋国的利益。只知道贪图利益，不再顾及道义了。
六月壬戌日，鲁隐公在菅地击败宋国军队。
齐国和郑国迟到，所以鲁隐公独自击败宋国军队。记载“败宋”，是因为没有列阵交战。
辛未日，夺取郜地；辛巳日，夺取防地。
郜是周文王第十一子所封的国家，就是夺取郜国大鼎的那个郜国。大概先为宋国夺取，而将郜君迁到南方，作为附庸。其地也在城武当以北、郜地以南，称为南郜。僖公二十年，郜子来朝见，就是这里说的。郜的故地称为北郜，宋国实际上将其作为邑地，所以鲁国夺取郜与夺取邑地的措辞相同。防，是宋国北部边境的邑地，靠近缗地。胡传：内部的小恶，直接记录而不隐瞒，所以夺取郜、夺取防，直接记录而不隐瞒。这里不说“战”而说“败”，是因为败敌者为主，对方与之交战而此方击败对方。双方都列阵称为“战”，诈战称为“败”。家氏说：鲁国与宋国本来没有细微的嫌隙，只是因为归还祊地，所以被郑国役使。翚既率领军队防备齐、郑两国国君，又自出奇兵，趁敌人空虚时袭击，从而夺取了两个邑地。
秋季，宋国人、卫国国人攻入郑国。
高氏说：宋国又联合卫国来报复郑国。郑国庆幸在菅地获胜而不加防备，所以军队返回。到达郊外时，宋国、卫国已经趁其空虚攻入郑国了。
宋国人、蔡国人、卫国国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戴国，夺取了它【外黄县东南有戴城，即今开封府睢州考城县】
程子说：“戴国是郑国所给予的，所以三国攻打它。郑国与戴国合攻，尽数俘获三国的军队，他们残害百姓太严重了。”我按：所谓“取之”，大概是夺取他们的车马、步兵和辎重。庐陵李氏说：“程子认为是郑戴合攻，尽数俘获三国军队，这种说法恰当。胡氏认为一举兼灭四国，恐怕不对。”
冬季十月壬午日，齐国人、郑国人攻入郕国【郕靠近卫国，是卫国的盟国，所以齐、郑攻入其国以报复卫国】赵氏录疑说：程氏这段传文本是解说伐宋之事，并非解释入郕，但知道伐宋不是王命，就知道入郕也不是讨伐，而是违背王命了。这里记载“入”，所以是不顺当的措辞。庐陵李氏说：郑庄公假借王命之事，从隐公元年开始，以王师、虢师攻打卫国，那时他还算是王的卿士。到了三年有交换人质的恶行，周王室已经把政事交给虢公了。六年郑国开始朝见周王室而没受到礼遇。八年夏天，虢公忌父开始在周王室担任卿士，而郑国又让齐国朝见周王。九年才有宋公不朝见周王的军队，而传文说“郑伯担任王左卿士”，那时郑伯实际上未曾担任王的卿士，不过是矫饰假借以作为报复的私利罢了。十一年攻入许国，传文又说“君王说许国不恭敬”，也是假饰之词。最终在击败宋国、攻入郕国、攻入许国、接纳冯之后，志得意满，就有了繻葛之战。所以各种传文中只有程氏说得对，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被郑伯所欺骗了。
鲁隐公十一年春季，滕侯、薛侯来朝见【滕侯的爵位是侯，国家是文王第十四子叔绣的后代，其国在今兖州府滕县西南。薛国任姓，原本也是侯爵国，是黄帝裔孙奚仲的后代，其国在今滕县东南四十里】连缀文辞以隐含桓公、庄公时代的状况，小国的君主往往来朝见鲁国，而鲁国未曾去朝见大国，这是因为当时大国都是齐等的缘故。传文说滕、薛争长，说明不是例行朝见。隐公以摄君身份，卫侯来防备葬礼，不敢相见，而说隐公僭越天子之礼接受滕、薛的例行朝见，这是不对的。啖助说：凡是朝聘同时到达、同行礼仪，就按顺序排列，滕侯、薛侯就是这样；一前一后不同行礼，就分别记载，谷伯、邓侯就是这样。这里只指责滕、薛不朝见周王而朝见鲁国，鲁国也不朝见周王而接受滕、薛的朝见，这是不对的，不必再在例行朝见与否、鲁国受朝是否回报上纠缠不清。
夏季，鲁隐公在时来与郑伯相会【时来即郲地，荥阳县东南有厘城，是郑国之地，今属开封府郑州】临川吴氏说：郑庄公用小利引诱鲁隐公，既与他一起攻打宋国，为郑国报仇；又将与他一起攻打许国，为郑国增加土地。许国与郑国接壤，与齐、鲁无关。郑伯用计谋钩引
秋七月壬午，公及齐侯、郑伯入许【许，姜姓，男爵国，炎帝之后，尧时爲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续太岳之嗣，地在许昌县，今开封府许州也】
临川吴氏曰：欲得许地者，郑之本谋，遂破许国者，郑之专功。特以借齐鲁以同伐齐，以国大爵尊爲主。兵既入许，郑庄阳不有其功，而让于齐。齐侯以克许非已功而不受，乃以让鲁。鲁又以克许非己功而不受，乃以与郑。郑即受之而不辞，竟得遂其贪土地之志。书入不书灭者，许君既奔他国，郑虽专有其地，而使许君之弟奉其宗庙，不絶其祀也。故书入以爲犹愈于取其土地而并絶其宗祀者尔。季氏私考：许田，先王所削于许以赐鲁，爲朝宿之地者也。故其地在许，谓之许田。世爲许治而纳贡税焉。隐公时必以地逺而不能控制，郑利其近已也，欲得之。且长葛近许而爲宋所取，宋恃以能守，则郑于许有隙焉。故启鲁爲时来之防，而连齐以入许。许既定，而许田复于鲁矣。夫郑之归祊，但资鲁以爲雠宋之计，未言欲得许田也。及鲁取郜防，获利已厚，于是始有取偿许田之意，且以报许。此郑庄之奸计也。鲁于许田本非所急，但以其近郑，欲索髙价，故未即与尔。庐陵李氏曰：许与郑爲隣，郑庄并吞之志久矣。特以三国共伐，难于专利，故外假存许之义，内结许人之心，而又使公孙获以钤制许叔，则许固郑之内臣矣。未几庄公薨，许叔因郑乱以入许，于是郑许衅复启。然齐桓既伯，许一从于防盟，三从于征伐。许之事齐尚谨，齐之救许亦至，则虽有楚人之围，郑人之侵，无能爲也。及晋伯以后，许专心事楚，无复中国之顾。故晋文围以诸侯，晋襄伐以三国，悼有荀防之伐，平有荀偃之侵，以区区之郑，一歳而再用兵于许。春秋虽狄郑，而许亦不能以自存矣。故成十五年以后，一迁于叶，再迁于夷，又迁于白羽，又迁于容城，越二年而灭于郑游速之手。是则今日之入许，乃后日灭许之开端也。然首谋在郑，书公以及，无亦见公有党恶之非欤？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胡传隐公见弑，鲁史旧文必以实书。其曰“公薨”者，仲尼亲笔也。古者史官以直爲职，而不讳国恶。仲尼笔削旧史，断自圣心。于鲁君见弑，削而不书者，盖国史一官之守，《春秋》万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不书弑，示臣子于君父有隠避其恶之礼；不书地，示臣子于君父有不没其实之忠；不书葬，示臣子于君父有讨贼复讐之义。非圣人莫能修，谓此类也。夫贼不讨，讐不复，而不书葬，则服不除，寝苫枕戈，无时而终事也。以此法讨贼，至严矣。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据《左氏》“使营菟裘，吾将老焉”之説，则隠之摄了然矣。盖位本非其所有，因谗言交搆，而始欲还桓也。惜乎晩矣。庐陵李氏曰：隠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党于宋，自六年以后党于齐、郑。原其即位实由于摄，故元年盟仪父，其秋盟宋；二年盟戎；四年遇清。《春秋》皆书“及”，盖隠欲结诸侯以自安也。虽然，自安而大夫之专迭见于无骇、翚帅师之时矣。输平以后，隐渐得志，故伐邾而忘蔑之信，伐宋而弃宿之盟，入祊、入许，无所不至，而有寪氏之祸。使隐公初立，上请王命，则长幼之义自明，君臣之分自定，又何必屈已于诸侯，委权于大夫，以成后日之变哉？杜氏以爲让国之贤，吾未之见也。
春秋事义全考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事义全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二明姜宝撰鲁桓公【名轨恵公之子隐公之弟弑兄自立諡法辟土服逺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属词，桓弑君而行即位礼者，盖躬负弑逆，欲自同于遭丧继位者，以欺天下后世也。故旧史书即位，而孔子之《春秋》亦因之，所谓如其意焉者，非也。宣同
三月公防郑伯于垂
爲许田也，程子曰：「鲁受祊而未与许，及桓弑立，故爲防以求之。」髙氏曰：「郑伯知公之簒逆，不自安，特爲好防，将以求赂焉。度鲁急于会诸侯，必从所欲故
译秋季七月壬午日，鲁隐公与齐侯、郑伯进入许国。【许国，姜姓，男爵诸侯国，是炎帝的后裔，尧帝时担任四岳，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许，以延续太岳的后嗣，地在今许昌县，即现在的开封府许州】
临川吴氏说：想要得到许地，是郑国的本意谋划；最终攻破许国，是郑国的独占功劳。只是借重齐、鲁两国共同讨伐许国，以齐国国大爵尊作为主将。军队已经进入许国，郑庄公表面上不占有功劳，而让给齐国。齐侯认为攻克许国不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接受，于是让给鲁国。鲁国又认为攻克许国不是自己的功劳而不接受，于是给郑国。郑国就接受而不推辞，最终实现了贪图土地的志向。史书只记载“入”而不记载“灭”，是因为许国国君已经逃往他国，郑国虽然独占其地，但让许国国君的弟弟奉祀宗庙，不灭绝其祭祀。所以记载“入”，认为这比夺取土地并灭绝其宗庙祭祀要好一些。季氏私考说：许田，是先王从许国削夺下来赐给鲁国的，作为朝见住宿的地方。所以这块地在许国，称为许田。世代由许国治理并缴纳贡税。隐公时必定因为地远而不能控制，郑国贪图它靠近自己，想要得到它。况且长葛靠近许国而被宋国夺取，宋国凭借它能守住，那么郑国对许国有嫌隙。所以启发鲁国作为时来的防备，而联合齐国进入许国。许国平定后，许田又归还给鲁国了。郑国归还祊地，只是借助鲁国作为报复宋国的计策，并没有说要得到许田。等到鲁国夺取郜、防两地，获利已经丰厚，于是才开始有索取许田的意思，并且用来报答许国。这是郑庄公的奸诈计谋。鲁国对于许田本来不迫切，只是因为靠近郑国，想要索取高价，所以没有立即给予。庐陵李氏说：许国与郑国相邻，郑庄公并吞许国的志向很久了。只是因为三国共同讨伐，难以独占利益，所以对外假借保存许国的名义，对内结交许国人的心，又让公孙获来钳制许叔，那么许国本来就是郑国的内臣了。不久庄公去世，许叔趁着郑国动乱而进入许国，于是郑国与许国的嫌隙再次开启。然而齐桓公称霸后，许国一次跟随盟会，三次跟随征伐。许国侍奉齐国尚且谨慎，齐国救援许国也很周到，那么虽然有楚国的围攻，郑国的侵扰，也不能怎么样。等到晋国称霸以后，许国专心侍奉楚国，不再顾念中原诸侯。所以晋文公率领诸侯围攻许国，晋襄公率领三国讨伐许国，晋悼公有荀偃的讨伐，晋平公有荀偃的侵扰，凭借小小的郑国，一年之内两次对许国用兵。《春秋》虽然贬斥郑国，但许国也不能自我保全了。所以成公十五年以后，许国一次迁到叶，再次迁到夷，又迁到白羽，又迁到容城，过了两年而被郑国的游速所灭。那么今天进入许国，就是日后灭亡许国的开端。然而首谋在郑国，史书记载鲁公以及齐侯、郑伯，不也是显示鲁公有参与恶行的过错吗？
冬季十一月壬辰日，鲁隐公去世。
胡传说：隐公被杀，鲁国史书的旧文必定如实记载。那说“公薨”的，是孔子亲笔写的。古代史官以直笔为职责，不避讳国家的恶行。孔子删削旧史，断自圣心。对于鲁国国君被杀，删削而不记载的，大概是因为国史是一个官职的职守，《春秋》是万世的法则，它们的用途本来不同。不记载弑君，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隐避其恶的礼节；不记载地点，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不掩盖其真实的忠诚；不记载安葬，显示臣子对于君父有讨贼复仇的道义。不是圣人不能修撰，说的就是这类情况。如果贼人不讨伐，仇人不报复，而不记载安葬，那么丧服不除去，睡草垫枕兵器，没有终结的时候。用这个法则讨伐贼人，非常严厉了。所以说“《春秋》写成而乱臣贼子害怕”。根据《左传》“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的说法，那么隐公的摄政就清楚了。大概位子本来不是他所有的，因为谗言交相构陷，才开始想要归还桓公。可惜太晚了。庐陵李氏说：隐公在位十一年，从六年以前结党于宋国，从六年以后结党于齐国、郑国。推究他即位实际上是由于摄政，所以元年与仪父结盟，秋天与宋国结盟；二年与戎结盟；四年与清会遇。《春秋》都记载“及”，大概是隐公想要结交诸侯以自安。虽然如此，自安而大夫专权交替出现在无骇、翚率领军队的时候。输平以后，隐公逐渐得志，所以讨伐邾国而忘记蔑地的信义，讨伐宋国而抛弃宿地的盟约，进入祊地、进入许国，无所不至，而有寪氏的祸患。假如隐公刚即位，向上请求王命，那么长幼的道义自然明白，君臣的名分自然确定，又何必屈己于诸侯，委权于大夫，以造成日后的变乱呢？杜氏认为是让国的贤人，我没有见过。
春秋事义全考卷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事义全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二明姜宝撰鲁桓公【名轨，恵公之子，隐公之弟，弑兄自立，諡法辟土服逺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连缀文辞，桓公弑君而行即位礼，大概是因为亲身背负弑逆的罪名，想要把自己等同于遭遇丧事继位的人，来欺骗天下后世。所以旧史记载即位，而孔子的《春秋》也沿袭它，所谓顺从他的意思，是不对的。宣同
三月公防郑伯于垂
为了许田的事，程子说：“鲁国接受祊地而没有给予许田，等到桓公弑君自立，所以会盟来谋求它。”髙氏说：“郑伯知道桓公篡位叛逆，自己不安，特意进行友好的会盟，将要以此求得贿赂。估计鲁国急于会合诸侯，必定顺从他的欲望，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