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义全考卷一
固郑亦欲乘此机，遂求许田。故与桓防书，公防郑伯，言出于郑志，所以深罪郑伯也。
郑伯以璧假许田
何氏曰：「言，假若暂借之词。」杜氏曰：「隐其实，不言易祊称璧，假若进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此时想祊愿归鲁矣，而许田多于祊，故加璧。胡传：「汤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锡，先祖所受，私相贸易而莫之顾，是有无君之心，而废朝觐之礼矣，是有无亲之心，而弃先祖之地矣。故圣人以是为国恶而隠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谓之假者，夫易则已矣，言假则有归道焉，又以见许人改过迁善自新之意，非止隠国恶而已也。其垂训之义大矣。」按传中不曰「爲桓恶隐之」而曰「爲国」，不曰「许鲁人」而曰「许人」，盖恶不当为桓隠，而许迁善之意自可通乎人人，其用字之不苟如此。
夏四月丁未，公及郑伯盟于越【越，近垂地】
胡传「垂之防」郑爲主也，故称「防」；越之盟，鲁志也，故称「及」。郑人欲得许田以自广，是以爲「垂之防」。桓公欲结郑好以自安，是以爲「越之盟」。夫弑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谓「不待教命，人得而诛之者也」。而郑与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灭天理，化侈放而逾闲检，化人类爲禽兽，圣人所爲惧，春秋所以作，无俟于贬絶，而恶自见矣。髙氏曰：「防垂之时，桓固欲结郑好以自安，然未可保其必信也，故又须盟于越而位乃定。盖郑既得许田，始与公爲此盟也。」
秋大水
胡传大水者，隂逆而与怨气并之所致也。桓行逆德，而致隂沴，宜矣。
桓是年大水，十三年夏大水，庄七年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十年秋大水，成五年秋大水，襄二十四年秋大水。
属词董仲舒曰：「水者，隂气也。桓公弑立而好乱，三家之所自出。庄公国母淫恣，不能制。宣公簒适，成公幼弱，而三家之势成。至襄公之末，季氏益专，皆《春秋纬》所谓隂盛臣逆之应也。」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督，宋戴公子，説之子也。説食采于华，后世因以爲华氏】
当时华督欲专宋政，则曰：“民不堪命，而弑殇公。”其实隂倚郑庄爲主也，而齐、陈有同情焉。观防稷以成宋乱者，三国也，而公防之，公之罪亦见矣。桓公十八年，内正月书“王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凡四，余皆不书“王”。胡传以二年书“王”爲正宋督之罪，与天王之失正而不王，说未安。惟茅堂胡氏説似之，然于不书“王”处，谓天王不王，故桓亦不之王，亦未尽然。今爲酌定其説于后。愚按：史，鲁史也；此纪，桓纪也。书“王”不书“王”，专主桓一人身上説爲当。元年书“王”，是正桓之无王而弑兄，所以诛之于其始；十八年书“王”，谓桓虽没，而罪不可赦，所以诛之于其终；十年书“王”，谓以数盈当诛；至于二年书“王”，谓桓防稷成宋乱，以簒党簒，又多一倍无王之罪当诛；其他不书“王”，则由桓无王而不书也。如此説方是。王氏经世：华督盖冯之党也，伺间久矣。至是因民心内离，郑援外固，杀孔父而夺其兵权，因弑殇公，而人莫敢动。召冯于郑而立之，以亲郑。鲁、齐、陈、郑皆有赂，遂相宋公。凡督之本末如此。
及其大夫孔父
季氏私考及累及也。殇公被弑，而孔父捐生赴难，因遂累及之。三传皆以爲先杀孔父，则于法宜书。宋督杀大夫孔父，遂杀其君与夷。今于孔父书「及」，则因弑与夷而及孔父，明矣。胡传着其节而书「及」，不夫其官而书「大夫」，是《春秋》之所贤也。贤而名之，何也？故侍读刘敞以谓：既名其君于上，则不得字其臣于下，此君前臣名，礼之大节也。啖氏曰：《左氏》云：「华督见孔父之妻于路，遂弑殇公。」按古者大夫皆乗车，其妻固亦当乗车，不可在路而见其貌。盖旧言孔父义形于色，而作传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説尔。
滕子来朝
属词以国小礼薄自降而称子。周制诸侯朝觐玉帛以命
译郑国原本也想借此机会，于是谋求许田。因此桓公给郑伯写信，指责郑伯，说这话出自郑国的意愿，所以深深归罪于郑伯。
郑伯用璧玉换取许田
何氏说：“‘假’，是暂借的言辞。”杜氏说：“隐去实情，不说交换祊地而称璧玉，‘假’是说进献璧玉以暂借田地，并非长久交换。”此时大概祊地愿意归属鲁国了，而许田比祊地大，所以加上璧玉。胡氏传注说：“汤沐邑，是朝见住宿的地方，是先王所赏赐、先祖所接受的，私下互相交易而不顾念，这是有无君之心，废弃朝觐之礼了；这是有无亲之心，抛弃先祖的土地了。所以圣人认为这是国家的恶行而隐去它。之所以不说‘用璧玉交换田地’而称为‘假’，因为‘易’就完了，说‘假’则有归还的道理，又借此显示许人改过迁善自新的意思，不只是隐去国家的恶行而已。其垂示教训的意义很大了。”按：传注中不说“为桓公的恶行而隐去”而说“为国家”，不说“许鲁人”而说“许人”，大概是因为恶行不应当为桓公隐去，而许人迁善的意思自然可以通达于人人，其用字的不苟且就是这样。
夏四月丁未，桓公与郑伯在越地结盟【越，靠近垂地】
胡氏传注：“垂地的会盟”，郑国是主方，所以称“会”；越地的结盟，是鲁国的意愿，所以称“及”。郑人想得到许田以扩大自己，所以说是“垂地的会盟”。桓公想结交郑国以自安，所以说是“越地的结盟”。那弑君篡位的人，百姓没有不痛恨的，就是孟子所说的“不需要等待教令，人们就可以诛杀他”。而郑国与他结盟以安定他的地位，这是放纵人欲，灭绝天理，使奢侈放纵而逾越法度，使人类变成禽兽，圣人所恐惧的，正是《春秋》所作的原因，无需贬斥断绝，恶行自然显现了。高氏说：“在垂地会盟时，桓公固然想结交郑国以自安，但不能保证他一定守信，所以又必须在越地结盟，地位才安定。大概郑国既然得到了许田，才开始与桓公进行这次结盟。”
秋，大水
胡氏传注：大水，是阴气逆乱而与怨气并合所致。桓公施行逆德，招致阴气积聚，是适宜的。
桓公这一年大水，十三年夏大水，庄公七年秋大水，二十四年秋大水，二十五年秋大水，宣公十年秋大水，成公五年秋大水，襄公二十四年秋大水。
董仲舒说：“水，是阴气。桓公弑君自立而喜好动乱，是三家专权的起源。庄公对母亲淫乱放纵，不能制止。宣公篡夺嫡位，成公年幼体弱，而三家的势力形成。到襄公末年，季氏更加专权，都是《春秋纬》所说的阴盛臣逆的应验。”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督，是宋戴公的儿子，华父督。华父督的祖先华父食采于华，后世因此以华为氏】
当时华督想独揽宋国政事，就说：“百姓不堪忍受政令，所以弑杀殇公。”其实暗中倚仗郑庄公为主，而齐、陈两国也有同感。看防稷之会促成宋国动乱的，是这三个国家，而桓公参与会盟，桓公的罪过也显现了。桓公十八年，内正月记载“王元年”，二年，十年，十八年，共四次，其余都不记载“王”。胡氏传注以二年记载“王”为纠正宋督的罪过，与天王失正而不称王，说法不太妥当。只有茅堂胡氏的说法类似，但在不记载“王”的地方，说天王不称王，所以桓公也不称王，也不完全正确。现在在后面斟酌确定其说法。我按：史，是鲁国的史书；此纪，是桓公的纪事。记载“王”或不记载“王”，专门从桓公一人身上来说才恰当。元年记载“王”，是纠正桓公无君而弑兄，所以在开始时诛责他；十八年记载“王”，是说桓公虽然死了，但罪不可赦，所以在结束时诛责他；十年记载“王”，是说数满应当诛责；至于二年记载“王”，是说桓公参与防稷之会促成宋国动乱，以篡党篡位，又多了一倍无君的罪过应当诛责；其他不记载“王”，是因为桓公无君而不记载。这样说法才正确。王氏经世：华督大概是冯的党羽，伺机已久。到这时因为民心内离，郑国外援坚固，杀了孔父而夺取他的兵权，于是弑杀殇公，而人莫敢动。召冯于郑而立他为君，以亲近郑国。鲁、齐、陈、郑都有贿赂，于是共同拥立宋公。华督的本末就是这样。
及其大夫孔父
季氏私考：“及”是累及的意思。殇公被弑，而孔父捐躯赴难，于是累及他。三传都认为先杀孔父，那么按法应当记载。宋督杀大夫孔父，于是杀其君与夷。现在在孔父处记载“及”，那么是因为弑杀与夷而累及孔父，就明白了。胡氏传注彰显他的节义而记载“及”，不隐去他的官职而记载“大夫”，这是《春秋》所贤明的。贤明而称其名，为什么呢？所以侍读刘敞认为：既然在上面称其君的名，就不能在下面称其臣的字，这是君前臣名的礼之大节。啖氏说：《左氏》说：“华督在路上看见孔父的妻子，于是弑杀殇公。”按古代大夫都乘车，他的妻子自然也应该乘车，不可能在路上看见她的容貌。大概旧说孔父义形于色，而作传的人以为是“女色”的“色”，于是妄作此说罢了。
滕子来朝
董仲舒说：因为国家小礼薄自降而称子。周制诸侯朝觐，玉帛以命
数爲节。滕侯爵国防不能备礼，而又近于鲁，不可不朝。其大国之当朝者尚多，故自贬其爵以朝，则当时小所以事大者可知矣。是时滕能量力以供伯主之政令，每盟防则与薛▯以次序莒邾下，而滕最后亡。子产尝争承贡赋之次曰：「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郑伯男也，而使承公侯之贡，惧弗给也，敢以爲请。」即此可知滕之自降而称子有由矣。孙氏明复曰：「▯公爵也，滕薛皆侯也。入春秋▯或称侯，或称伯，或称子。称侯正也，称子降也。薛或称侯，或称伯，称侯正也，称伯降也。此盖圣王不作，朝防不常。彼三国者，力既不足，礼或不备，或以侯礼而朝，或以伯子而防。孔子从而録之。滕子朝弑逆之人，其罪可知。按此所谓不待贬而见者矣。谓圣人降滕称子何义乎？」
译滕国多次朝见。滕侯的爵位和国防能力不足以完备礼仪，而且滕国靠近鲁国，不可不朝见。当时应当朝见的大国尚多，所以滕国自贬爵位去朝见，由此可知当时小国侍奉大国的情况了。这时滕国能够衡量自己的力量来供应霸主政令所需，每次盟会时，滕国与薛国按照次序排在莒国、邾国之后，而滕国最后灭亡。子产曾经争辩贡赋的次序说：“从前天子规定贡赋的轻重依据爵位排列。郑国是伯爵和男爵，却让它承担公侯的贡赋，担心供给不上，冒昧以此请求。”由此可知滕国自降爵位称‘子’是有原因的。孙氏明复说：“‘〇’是公爵，滕国和薛国都是侯爵。进入春秋时期，〇有时称侯，有时称伯，有时称子。称侯是正统，称子是降等。薛国有时称侯，有时称伯，称侯是正统，称伯是降等。这大概是因为圣王不再出现，朝会盟防不再固定。那三个国家，力量既然不足，礼仪或许不完备，有的用侯礼朝见，有的用伯子之礼盟防。孔子于是如实记录。滕子朝见弑君犯上的人，其罪过可想而知。这就是所谓不需要贬斥就能显现的情况了。说圣人降低滕国称‘子’是什么意思呢？”
三月，公防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
稷之防，爲定宋公之位，不专爲立华氏，故书曰「成宋乱」。家氏曰：「当时宋之乱已成，而春秋书防于稷，以成宋乱者，盖督虽弑君，而冯之位未定也。今三国爲此防，将以谋宋而徼利，而冯之位始定，督之罪始得以无讨，故成宋乱者三国也。所以使三国之成此乱者，鲁也。盖特书其所爲，而罪自见矣。」胡氏不书「立华氏」一段，似多。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纳于太庙【北郜城在今兖州府城武县东南】
季氏私考宋初迁郜，而得其大鼎，故谓之郜大鼎。太庙，鲁周公庙也。四国皆有赂，而鲁得其鼎以内事，故书。胡传：取者得非其有之称，纳者不受而强致之谓。按取非其有于他人尚不可，况取诸宋乎？以宋之赂器而寘诸周公之庙，义必不受矣。此所以言纳也。明示百官，教之习爲奸巧诈伪之行。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之恶，又何诛焉？说亦是。
秋七月▯侯来朝
鲁人以爲不敬而入▯，明年杞求成公，与之防于郕，又与之盟于曲池。凡朝桓，皆以党恶贬，直书不待贬也。以▯爲纪，説恐非。
蔡侯、郑伯防于邓【邓曼姓，侯国，今襄阳府北二十里有邓城，即其地，当时三国皆在楚北境，而邓爲尤近，后五年邓侯吾离奔鲁】
胡传按：左氏曰：“始惧楚也，其地以国邓，亦与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国之患，宣王盖尝命将南征矣。及周东迁，僣号称王，凭陵江汉，此三国者，地与之隣，是以惧也。其后卒灭邓，虏蔡侯，而郑以王室懿亲爲之服役，终春秋之世，圣人盖伤之也。夫天下莫大于理，莫强于信义，循天理，惇信义以自守，其国家荆楚虽大，何惧焉？不知本，此事丑德齐莫能相尚，则以地之大小，力之强弱分胜负矣。观春秋防盟离合之迹，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观春秋进退与夺抑▯之防，则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属词：楚熊通十九年入春秋，桓公之世始僣称王，事见史记。六年传始记其侵伐小国。庐陵李氏曰：“楚自熊绎始受封，六世至熊渠，立其子康爲句亶王，红爲鄂王，执疵爲越章王，此僣王之始。又八世至熊仪，是爲若敖。又二世至熊眴，是爲蚡冐。又一世至熊通，是爲武王。武王十九年入春秋，侵随于桓之六年，合诸侯于桓之八年，围鄾，败邓于桓之九年，盟贰轸，败郧师蒲骚于桓之十一年，伐绞，伐罗，楚已大于江汉之间矣。庄公四年，文王熊赀立。庄六年而伐申，庄十年而执蔡侯，庄十六年而灭邓，于是楚势益张，他日争伯之权舆始此。”
九月入▯
我入之讨不敬也
公及戎盟于唐
家氏曰：陈夏徴舒、蔡般之弑其君，中国无能讨之者，已甚可伤矣。今鲁桓弑君，天王微弱，中国诸侯皆与于乱，无有能讨贼者矣。桓防戎于唐，戎若有人，犹将讨之，今而得归，幸也。故特爲之致。
冬公至自唐
凡书至者，皆爲饮至也。孔颖逹曰：「饮至者，嘉其行至，故因告至于庙，在庙中饮酒爲乐也。」当时桓公以得与戎盟爲幸，故归则行饮至之礼。而《春秋》则以公与戎盟得返其国爲幸，所谓因饮至而书，以危之也。胡传：「桓公弑君而立，尝列于中国诸侯之防而不书至，同恶也。今逺与戎盟而书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谓「居夷浮海」之意，是矣。语不云乎：「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三年春正月
说见前
公防齐侯于嬴【齐邑，今在泰安州界】
成昬于齐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防而成昬，非礼也。」季氏私考齐僖至嬴，而与公防，欲以女配桓，固鲁党也。
夏，齐侯、衞侯胥命于蒲【衞地在今长垣县西南】
此举髙氏以爲相推爲牧伯，汪氏以爲相命之后，不闻有防盟侵伐之事，仅一战于郎，一盟恶曹，皆以郑忽之故，则非相推爲伯矣。然则髙氏之説非也。二国所命，未知何事，事亦未知善恶如何，亦未必便能久要不忘。然则胡氏所谓相命而信谕，亦非也。要是春秋方恶盟誓，而二国之相命独能以言
译三月，鲁桓公在稷地设防，与齐侯、陈侯、郑伯会合，以此促成宋国的动乱。
稷地的会防，是为了确定宋公的地位，并非专门为了拥立华氏，所以史书说“促成宋国的动乱”。家氏说：“当时宋国的动乱已经形成，而《春秋》记载在稷地会防，说是为了促成宋国的动乱，大概是因为华督虽然弑杀了国君，但冯的君位尚未确定。现在这三个国家为此设防，打算图谋宋国以谋取利益，冯的君位才最终确定，华督的罪过才得以不被讨伐，所以促成宋国动乱的是这三个国家。而让这三个国家促成这场动乱的，是鲁国。特意记载他们的所作所为，罪责自然显现。”胡氏关于不记载“拥立华氏”的那一段话，似乎多余。
夏季四月，从宋国夺取了郜国的大鼎。戊申日，把它纳入了太庙【北郜城在今兖州府城武县东南】
季氏私下考察认为，宋国最初迁徙郜国，从而得到了它的大鼎，所以称之为郜大鼎。太庙，是鲁国的周公庙。四个国家都有贿赂，而鲁国得到了大鼎用于宗庙之事，所以史书予以记载。胡传：取，是得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称呼；纳，是不接受却强行送进去的意思。按：从他人那里取得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尚且不可以，何况是从宋国那里取得呢？把宋国的贿赂器物放置在周公的庙里，道义上必定不能接受。这就是说“纳”的原因。这是向百官明示，教导他们习以为奸巧诈伪的行为。公子牙、庆父、仲遂、意如的恶行，又何必诛杀呢？这种说法也是对的。
秋季七月〇侯来朝见
鲁国人认为他不敬而把他囚禁〇，第二年杞国请求与鲁桓公和解，桓公在郕地与他设防，又在曲池与他结盟。凡是朝见桓公的，都因为结党作恶而被贬低，直接记载而不需要贬低。把〇当作纪，这种说法恐怕不对。
蔡侯、郑伯在邓地设防【邓是曼姓，侯爵国，今襄阳府北二十里有邓城，就是那个地方，当时三国都在楚国北境，而邓最为靠近，五年后邓侯吾离逃奔到鲁国】
胡传按：《左传》说：“开始是畏惧楚国，那个地方以国名邓，也参与了。楚国从西周起就是中原的祸患，周宣王曾经命令将领南征。等到周朝东迁，僭越号称王，凭借武力凌驾于江汉地区，这三个国家，土地与楚国相邻，所以畏惧。后来最终灭了邓，俘虏了蔡侯，而郑国因为王室亲近的缘故为楚国服役，直到春秋结束，圣人大概对此感到悲伤。天下没有比理更大的，没有比信义更强的，遵循天理，敦守信义来自守，即使荆楚再大，有什么可畏惧的呢？不知道根本，这种事丑德齐莫能相尚，就凭土地的大小、力量的强弱来分胜负了。观察《春秋》会盟离合的踪迹，就可以考察夷夏盛衰的原因。观察《春秋》进退与夺抑〇的会防，就知道安顿中原对待四夷的方法了。”属词：楚国熊通十九年进入春秋记载，桓公时期开始僭越称王，事见《史记》。六年传开始记载其侵伐小国。庐陵李氏说：“楚国从熊绎开始受封，六世到熊渠，立他的儿子康为句亶王，红为鄂王，执疵为越章王，这是僭越称王的开始。又八世到熊仪，这就是若敖。又二世到熊眴，这就是蚡冒。又一世到熊通，这就是武王。武王十九年进入春秋记载，桓公六年侵随，桓公八年会合诸侯，围鄾，桓公九年败邓，盟贰轸，桓公十一年败郧师于蒲骚，伐绞，伐罗，楚国已经在江汉之间强大了。庄公四年，文王熊赀即位。庄公六年伐申，庄公十年执蔡侯，庄公十六年灭邓，于是楚国势力更加扩张，日后争夺霸权的开端就在这里。”
九月进入〇
我们进入〇，是讨伐不敬
鲁桓公与戎人在唐地结盟
家氏说：陈夏徵舒、蔡般弑杀他们的国君，中原没有人能讨伐他们，已经非常可悲了。现在鲁桓公弑君，周天子微弱，中原诸侯都参与了动乱，没有能讨伐贼人的了。桓公在唐地与戎人结盟，戎人如果还有人心，尚且会讨伐他，现在得以回国，是侥幸。所以特意为此致意。
冬季，鲁桓公从唐地回来
凡是记载“至”的，都是为了饮至。孔颖达说：“饮至，是嘉奖他到达，所以因此在庙中告至，在庙中饮酒作乐。”当时桓公因为能与戎人结盟而感到庆幸，所以回来就举行饮至之礼。而《春秋》则认为桓公与戎人结盟能返回国家是侥幸，所谓因饮至而记载，是用来警示危险。胡传：“桓公弑君而立，曾经列于中原诸侯的会防而不记载‘至’，是同恶。现在远远与戎人结盟而记载‘至’，是警示危险。”程氏所谓“居夷浮海”的意思，是对的。语不云乎：“夷狄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三年春季正月
说法见前
鲁桓公在嬴地与齐侯会合【齐国邑，今在泰安州界】
为了在齐国完成婚事。杜氏说：“桓公不通过媒介，自己与齐侯会合而完成婚事，不合礼制。”季氏私下考察认为，齐僖公到嬴地，而与桓公会合，想把女儿嫁给桓公，这本来就是鲁国的党羽。
夏季，齐侯、卫侯在蒲地胥命【卫国地在今长垣县西南】
这个举动高氏认为是互相推举为牧伯，汪氏认为是互相命令之后，没有听说有会盟侵伐之事，仅在郎地一战，在恶曹一盟，都是因为郑忽的缘故，所以不是互相推举为霸主。那么高氏的说法不对。两国所命令的事，不知道是什么事，事也不知道善恶如何，也未必就能长久信守不忘。那么胡氏所谓互相命令而信谕，也不对。总之是春秋时期厌恶盟誓，而两国的互相命令独能以言语
六月，公防▯侯于郕【郕当作成，即孟孙氏邑，在今兖州府宁阳县境内】
▯受兵而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胡传日者，众阳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则其爲变大矣。”先儒以爲荆楚僣号，郑拒王师之应。
公子翚如齐逆女
逆女而使同姓之卿，非所以厚别也。况弑君之贼乎？翚于是始爲卿，故称公子。汪氏曰：翚爲桓弑隐，复爲桓逆女，以结齐好；与遂爲宣弑赤，复爲宣纳赂逆妇，以结齐援。同皆不待贬而罪恶见者也。
九月，齐侯送姜氏于讙【讙，齐鲁界上地。后汉志：济北国蛇丘有下讙亭。今其地当在宁阳西界上】
属词桓夫人文姜，齐僖女，庄夫人；哀姜，先儒以爲齐襄女，僖夫人；声姜，先儒以两防齐桓，证爲桓女，盖爲公子时所取；文夫人出姜，齐昭女，宣夫人；穆姜，齐惠女，成夫人；齐姜，盖齐顷女。襄公薨，传言立胡女敬归之子，卒立敬归之娣齐归之子，不言适夫人无子，则襄公未尝取正适也。昭公娶于吴，爲同姓，其死曰「孟子卒」，定夫人姒氏，亦爲公子日所取。传言哀公以公子荆之母爲夫人，而以荆爲太子，则哀固以妾爲妻矣。
公防齐侯于讙
夫人姜氏至自齐
胡传爲齐僖公，爱其女之过，送之越境而来，乃逆而防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齐侯而不在姜氏，岂礼也哉？不言已至者，既得见乎公也。不能防闲，于是乎在，敝笱之刺兆矣。礼者，所以别嫌明微，制治于未乱，不可不谨也。娶夫人，国之大事，故详。
冬齐侯使其弟年来聘
致夫人也
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同】
属词凡丰年告于庙，故书要是桓、宣二公身负大恶，而偶此二年有年也，遂侈爲盛事，告于庙以夸示其国人。如宋天书之类，以爲祥，以爲异者，皆非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胡传何以书讥逺也？戎祀，国之大事。狩所以讲大事也。用民以训军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庙，所以示之孝而顺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搜【振旅，振起师旅，所以作其气，即戒严法。搜，谓兽爲害者搜索取之也】中夏教茇舍，遂以苗【茇舍，谓处其兵之止舍，即安营法。苗，爲田苗，除害也】中秋教治兵，遂以狝【治兵，小阅之通名。狝，杀也】中冬教大阅，遂以狩【大阅者，大合车徒，一一数视之，以备脩战法。遂张罗守兽而取之也】然不时则伤农，不地则害物。田狩之地，如郑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违其常所，犯害民之物，而百姓苦之，则将闻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额而相告，可不谨乎？以非其地而必书，是春秋谨于防之意也。每谨于防，然后王德全矣。戎祀，大事所当讲也。而行之不地，其事若防然。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则王德亏矣，可不谨乎？书其不地者，所以谨其防也。谨其微，所以全王德也。季氏私考，凡搜阅之类皆国事，则不书公。此独书公者，谓公以私意游田，非以国事出也。而公之好武于此，亦可见矣。
夏天王使宰渠伯纠来聘
季氏私考渠氏伯纠，字周大夫也。孙明复説，亦然。称氏而系之宰，非实宰也。盖以大夫摄冡宰，如王讙以盖大夫摄卿奉使尔。伯纠爲乱首，承命以聘，弑君之贼，而无贬辞。所谓直书于策，不待贬而罪自见者也。以伯爲爵，纠爲名，恐非如晋之狐伯行、卫之蘧伯玉皆是字，此亦其例尔。王氏经世曰：按此年与七年不书秋冬二时，胡文定本程子之意，说近凿。谓圣人有意笔某字、削某字以寄褒贬，朱子犹谓非本意，况去天时乎？不如杜氏言阙文之爲长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桓】鲍卒【陈佗杀太子免而自立】属词，桓公卒而国乱，故再赴而再书日经，故因而书之如此【按属词，本左氏，似有据辨疑之説，似更有理，然皆作阙疑爲是。盖隐桓庄以前，乃圣人所传闻之世，其阙文往往有之，似当仍阙，不可强爲之辞也】西亭辨疑云：甲戌下疑有“陈佗杀其君之子免”八字脱之矣，不然明年杀佗事无由起
译六月，鲁公在郕地防备齐侯。【郕应作“成”，即孟孙氏的封邑，在今兖州府宁阳县境内】
齐侯接受鲁国的军事压力而求和。
秋七月壬辰初一，发生日全食。
胡安国传曰：太阳是众阳之宗，是人君的象。发生日全食，那么它的变化就很大了。”先儒认为这是荆楚僭越称王、郑国抗拒王师的天象感应。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
迎接新娘却派遣同姓的卿大夫，这不是用来加强内外之别的方法。何况他还是弑君的贼人呢？翚在这个时候才开始担任卿职，所以称他为公子。汪氏说：翚为桓公弑杀隐公，又为桓公迎接新娘，以结好齐国；这与遂为宣公弑杀赤，又为宣公纳贿迎娶妇人，以结好齐国作为外援一样。同样都不需要贬斥，罪恶就已经显现了。
九月，齐侯在讙地送姜氏【讙，是齐鲁边界上的地方。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济北国蛇丘有下讙亭。现在这个地方应当在宁阳西界上】
属词：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僖公的女儿，庄公的夫人；哀姜，先儒认为是齐襄公的女儿，僖公的夫人；声姜，先儒因为两次防备齐桓公，证明她是桓公的女儿，大概是在公子时娶的；文公的夫人出姜，是齐昭公的女儿，宣公的夫人；穆姜，是齐惠公的女儿，成公的夫人；齐姜，大概是齐顷公的女儿。襄公去世，传言立胡女敬归的儿子，最终立了敬归的妹妹齐归的儿子，不说正夫人无子，那么襄公未曾娶正妻。昭公娶吴国女子，因为是同姓，她死时称“孟子卒”，定公的夫人姒氏，也是在公子时娶的。传言哀公以公子荆的母亲为夫人，而以荆为太子，那么哀公本来就以妾为妻了。
鲁公在讙地防备齐侯。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胡安国传曰：齐僖公，因为爱女儿过度，送她越过国境而来，鲁公却在讙地迎接并防备她。这是鲁公的行为，重在防备齐侯而不在于姜氏，难道合乎礼吗？不说“已至”，是因为已经见到鲁公了。不能防范闲杂，问题就在这里，《敝笱》的讽刺征兆已经出现了。礼，是用来区别嫌疑、明察细微，在混乱之前制定治理措施的，不可不谨慎。娶夫人，是国家的大事，所以详细记载。
冬天，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
是为了致送夫人。
有丰年【宣公十六年冬，大有年，相同】
属词：凡是丰年要告祭于宗庙，所以记载。这大概是桓公、宣公二人身负大恶，而偶然这两年有丰年，于是奢侈地当作盛事，告祭于宗庙以夸示国人。如同宋国的天书之类，把它当作祥瑞，当作怪异，都是不对的。
四年春正月，鲁公在郎地狩猎。
胡安国传曰：为什么记载？讥讽他远离常地。军事祭祀，是国家的大事。狩猎是用来演练大事的。役使百姓以训练军队，是用来展示武力而威震天下。获取猎物以祭宗庙，是用来展示孝道而顺服天下。所以中春教振旅，接着进行搜猎【振旅，振作师旅，用来鼓舞士气，即戒严法。搜，指搜索获取为害的野兽】；中夏教茇舍，接着进行苗猎【茇舍，指安排士兵的止舍，即安营法。苗，指为田苗除害】；中秋教治兵，接着进行狝猎【治兵，是小规模阅兵的通称。狝，杀】；中冬教大阅，接着进行狩猎【大阅，是大合车马步兵，一一清点视察，以备修习战法。接着张网守候野兽而获取】。然而不合时宜就会伤害农事，不合地点就会危害万物。田猎的地方，如郑国有原圃，秦国有具囿，都是固定的场所。违背固定的场所，侵犯危害百姓的物品，而百姓苦于它，那么听到车马的声音，看见羽旄的美丽，都会举首蹙额而相互告知，能不谨慎吗？因为不在固定地点而必定记载，这是《春秋》谨慎于防范的意思。每件事都谨慎于防范，然后王德才能保全。军事祭祀，是大事所应当演练的。而执行时不在固定地点，其事就像防范一样。侵犯危害百姓的物品，而百姓苦于它，那么王德就亏损了，能不谨慎吗？记载其不在固定地点的，是用来谨慎其防范的。谨慎其细微，是用来保全王德的。季氏私考：凡是搜阅之类都是国事，就不记载“公”。这里单独记载“公”，是说鲁公以私意游猎，不是以国事出行。而鲁公的好武之心于此可见。
夏天，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
季氏私考：渠氏伯纠，是周大夫的字。孙明复的说法，也是这样。称氏而系于宰，不是真正的宰官。大概是以大夫代理冡宰，如同王讙以盖大夫代理卿奉命出使一样。伯纠是作乱的首领，承命来聘问，弑君的贼人，却没有贬斥的辞语。所谓直书于策，不待贬斥而罪过自见。以伯为爵，纠为名，恐怕不像晋国的狐伯行、卫国的蘧伯玉都是字，这也是它的例子罢了。王氏经世曰：按此年与七年不记载秋冬二时，胡文定本着程子的意思，说法接近穿凿。说圣人有意写某字、削某字以寄托褒贬，朱子尚且认为不是本意，何况去掉天时呢？不如杜氏说缺文的说法为长。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陈侯【桓】鲍去世【陈佗杀太子免而自立】属词，桓公去世而国家动乱，所以两次赴告而两次记载日期，经文，所以因而如此记载【按属词，本于左氏，似乎有据，辨疑之说，似乎更有理，然而都作阙疑为是。盖隐公、桓公、庄公以前，乃是圣人所传闻的时代，其缺文往往有之，似乎应当仍然阙疑，不可强为之辞也】西亭辨疑云：甲戌下疑有“陈佗杀其君之子免”八字脱漏了，不然明年杀佗的事无由兴起。
也。
夏齐侯郑伯如纪
临川吴氏曰：齐、郑以强大而朝于纪之弱小，盖借朝之名以往纪，而实欲以兵袭取其国。纪素知齐、郑之图，已故觉其谋，而齐、郑之诈不得行。属词纪鲁婚姻国，欲求援于鲁，故具其事以告。史故承告书之，以见纪亡之故，而不在于相朝也。胡传：夫子修经，存而不削者，以小国恃大国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祸心以图之，亦异于兴灭国、继絶世之义矣。故存而弗削，以着齐人灭纪之罪，明纪侯去国之由。刘敞《意林》所谓圣人诛意之效是也。
译也。
夏季，齐侯和郑伯前往纪国。
临川吴氏说：齐国、郑国凭借强盛去朝见弱小的纪国，大概是借着朝见的名义前往纪国，而实际上想用军队偷袭夺取纪国。纪国向来知道齐国、郑国的图谋，所以早已察觉他们的阴谋，齐国、郑国的欺诈便不能得逞。因为纪国与鲁国是姻亲之国，想要向鲁国求援，所以详细陈述此事来告知鲁国。史官因此承接纪国的告知而记载下来，以表明纪国灭亡的原因，并不在于互相朝见。胡安国的《春秋传》说：孔子修撰《春秋》，保留而不删削这条记载，是因为小国依仗大国的安定，大国却包藏祸心来图谋它，这也违背了复兴灭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世系的大义。所以保留而不删削，以彰显齐人灭纪的罪责，阐明纪侯离开国家的缘由。刘敞《意林》所说的“圣人诛讨其用心”的效果，正是如此。
天王使仍叔之子来聘
胡传「仍叔之子云者」讥世官非公选也。程子曰：「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其父任事。仍叔受命来聘，而使其子代行也。」髙氏曰：「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欲谋婚而诸侯莫从。桓以簒立，惧诸侯讨已，因纪之故而爲王谋焉，故桓王三遣使来聘也。春秋书之，见桓以纪之婚姻，结好于王，以掩大恶。其曰『使仍叔之子』者，见王纲不举，以大夫之子参与国事，不称氏者，世权不重于尹、武也。」
葬陈桓公
城祝丘【今沂州西有丘城即其地】
髙氏曰：「祝丘，齐鲁两境上邑。齐将袭纪，公欲助纪而畏齐，故非时城此以备之【按：祝丘城于夏，是夏正三四月间，亦不得谓之非时】
秋，蔡人【桓】卫人【宣】陈人【佗】从王伐郑。
左氏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王卒大败。季氏私考谓：“入春秋以来，郑庄尝以外诸侯行事，未尝一日立于王朝，何政之可夺？且诸侯不朝，已爲当时常事，何独以郑爲罪耶？”故知左氏之説非也。胡传云：“战于繻葛而不言战，王卒大败而不言败。”季氏谓：“王师败绩于茅戎，犹言之何惜？于诸侯拒战之事，而顾尽没其实乎？”故知胡氏之説亦非也。要之，郑罪可讨，如后此王氏经世所指者是，而王乃忿然自将，失之轻，三国仅以微者往，失之无勤王之实，此其所以无功而祝▯请从之事，则不必问其有无也。春秋书曰：“从王”，仅存君行臣从之体，而郑之罪，王与三国之失，皆直书而义自见矣。不书“天王以诸侯伐郑”者，时王命不至于鲁，三国以从王伐郑来告也。从王伐郑，其立文自当如此。胡氏谓“王不称天，讥天王以端本”，恐亦非春秋之防也。王氏经世曰：“按郑自王贰于虢，敢与天王交质子，又称兵以犯王略，取其麦禾。使郑有臣如此，能忍之乎？入朝而不礼，王之待郑亦已恕矣。土地，天子所与，非已所有。邬刘蔿邘之田，天子视郑爲内臣，又懿亲也，故易之而不嫌。而郑自是遂与周絶，积其不臣之罪，王讨加焉，岂曰过哉？而郑无一介之辞以自解谢，遂抗王旅，祝▯逆节加于王身，天理灭矣，人道絶矣。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或者乃谓“王不称天者，讥王失天讨”，非矣。永嘉吕氏曰：“王伐郑而从者仅三国，何哉？蔡卫陈之仇郑久矣。隠二年郑伐卫，四年宋陈蔡卫伐郑，十年宋卫入郑，又与蔡人伐戴，而郑复伐取三国之师。桓二年，陈与郑虽防于稷，蔡与郑虽防于邓，未有成也。卫之隙未解也。王讨有加于郑，而三国从之，托公义以济私忿尔。”
大雩【僖、成、襄、昭、定诸大雩同】
按大雩者，雩于上帝也。雩上帝，则徧及于山川百源，靡神不举矣，故谓之大。诸侯则雩于境内山川而已，非若雩上帝之大，其祭徧及于羣神也。鼗鞞琴瑟管箫干戚羽毛竽笙钟磬皆作，曰盛乐。若他雩，用歌舞而已。《春秋传》曰：「龙见而雩，秋旱亦修雩礼，冬春虽旱，有祷而无雩。」属词鲁侯，国当雩境内山川，歌舞而无乐，既僣郊以祈谷，遂僣天子盛乐以雩上帝。过则雩于秋，又甚则雩于冬，于僣礼之中，又有失焉。史皆书志非常也。
螽
是时旱而又螽，螽歴一秋，灾之甚者也。
冬州公如曹【州地在今武陟县，杜氏以爲淳于，则地在髙宻，而其来鲁之道不当先至曹矣】属词，州公如曹。国危不复，爲将来鲁，故先以告焉。史故承告书之，以见其国危之故，而不在于相朝也。张氏曰：州称公，与祭公同，则州必畿内之地，河内州县也。
六年春正月寔来
属词以王臣接，故不言朝；复于曹，故不言来奔；承上文，故不言州公。古文简奥若此。家氏曰：以外诸侯入，备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当请于王，思所以爲图存之计。势穷理极，死之可也。今奔曹，适鲁，托身于诸侯之国。《春秋》书公，书如曹，书寔来，皆所以责州公也。
夏四月，公防纪侯于成【成，鲁邑。杜预云：成在钜平县东南。按：钜平
译周天子派遣仍叔的儿子前来聘问。
胡传说：“称‘仍叔之子’，是讥讽世袭官职而非公正选拔。”程子说：“周王室衰微，用人依据世袭，所以卿大夫的儿子接替父亲任职。仍叔受命前来聘问，却派他的儿子代为执行。”高氏说：“桓王失信，诸侯背叛，想谋划联姻而诸侯没有跟从。桓王因篡位而立，害怕诸侯讨伐自己，于是借着纪国的事替周王谋划，所以桓王三次派遣使者前来聘问。《春秋》记载此事，是显示桓王借纪国的婚姻，与周王结好，以掩盖大恶。称‘派遣仍叔之子’，显示王纲不振，让大夫的儿子参与国事；不称姓氏，是因为世袭的权位不如尹氏、武氏那样显赫。”
安葬陈桓公。
修筑祝丘的城墙【如今沂州西部有丘城，就是那个地方】。
高氏说：“祝丘是齐鲁两国边境上的城邑。齐国将要偷袭纪国，鲁公想帮助纪国却畏惧齐国，所以不合时宜地在此修筑城墙以作防备【按：祝丘在夏季修筑城墙，是夏历三四月间，也不能说不合时宜】。
秋季，蔡人【蔡桓侯】、卫人【卫宣公】、陈人【陈佗】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
《左传》说周天子剥夺了郑伯的政权，郑伯不朝见周天子，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郑国，郑伯抵御，在繻葛交战，周天子的军队大败。季氏私下考证说：“自进入春秋时代以来，郑庄公曾以外部诸侯的身份行事，未曾有一天站在周天子的朝廷上，有什么政权可以剥夺？况且诸侯不朝见，已是当时的常事，为何唯独以郑国为罪呢？”所以知道《左传》的说法不对。胡传说：“在繻葛交战而不说‘战’，周天子的军队大败而不说‘败’。”季氏说：“周天子的军队在茅戎战败，尚且记载，为何吝惜？对于诸侯抗拒交战的事，反而完全掩盖事实吗？”所以知道胡氏的说法也不对。总之，郑国的罪过可以讨伐，如后来王氏《经世》所指出的那样，而周天子却愤然亲自率领军队，失之轻率；三国只派了次要的军队前往，失之没有勤王的诚意，这就是无功而返的原因。至于祝嘏请从之事，则不必问其有无了。《春秋》记载说：“跟随周天子”，仅保存君行臣从的体制，而郑国的罪过，周天子与三国的过失，都直书其事，大义自然显现。不记载“周天子率领诸侯讨伐郑国”，是因为当时周天子的命令没有传到鲁国，三国是来告鲁国说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跟随周天子讨伐郑国，其行文自然应当如此。胡氏说“周天子不称‘天’，是讥讽周天子端正根本”，恐怕也不是《春秋》的笔法。王氏《经世》说：“查考郑国自从周天子对虢国产生二心，就敢与周天子交换质子，又兴兵侵犯周天子的疆界，夺取麦子禾苗。假使郑国有这样的臣子，能容忍吗？入朝而不被礼遇，周天子对待郑国也已宽恕了。土地，是天子所赐予，并非自己所有。邬、刘、蔿、邘的田地，天子视郑国为内臣，又是至亲，所以交换而不嫌。而郑国从此就与周王室断绝关系，积累其不臣的罪过，周天子讨伐他，难道说是过分吗？而郑国没有一个使者来解释谢罪，于是抗拒周天子的军队，祝嘏逆节加于周天子身上，天理灭绝了，人道断绝了。这就是《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有人却说“周天子不称‘天’，是讥讽周天子失去天讨”，这是不对的。永嘉吕氏说：“周天子讨伐郑国而跟随的只有三国，为什么呢？蔡、卫、陈与郑国的仇怨很久了。隐公二年郑国讨伐卫国，四年宋、陈、蔡、卫讨伐郑国，十年宋、卫进入郑国，又与蔡人讨伐戴国，而郑国又讨伐夺取三国的军队。桓公二年，陈与郑国虽然在稷地会盟，蔡与郑国虽然在邓地会盟，没有和好。卫国的嫌隙没有解除。周天子讨伐郑国，而三国跟随，是借公义来满足私愤罢了。”
大雩【僖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诸年的大雩相同】。
按大雩，是向上帝求雨。向上帝求雨，则遍及山川百源，没有神灵不祭祀，所以称为大。诸侯只在境内山川求雨，不像向上帝求雨那样大，其祭祀遍及群神。鼗、鞞、琴、瑟、管、箫、干、戚、羽毛、竽、笙、钟、磬都演奏，称为盛乐。如果是其他求雨，只用歌舞而已。《春秋传》说：“龙星出现而求雨，秋季干旱也修习求雨礼仪，冬春即使干旱，有祈祷而无求雨。”鲁侯的措辞，国家应当求雨境内山川，歌舞而无乐，既然僭越郊祀以祈谷，就僭越天子盛乐以向上帝求雨。过度则在秋季求雨，更甚则在冬季求雨，在僭越礼仪之中，又有失误。史官都记载以志非常之事。
螽
这时干旱而又发生蝗灾，蝗灾经历整个秋季，是灾害很严重的。
冬季，州公前往曹国【州地的位置在今武陟县，杜氏认为是淳于，那么地点在高密，而他来鲁国的道路不应当先到曹国了】。措辞，州公前往曹国。国家危亡不再回来，为了将来鲁国的事，所以先以告知。史官因此承接告知而记载，以显示其国家危亡的缘故，而不在于相互朝见。张氏说：州称公，与祭公相同，那么州必定是畿内的地方，即河内州县。
六年春季正月，州公这才来到。
措辞以王臣相接，所以不说“朝”；返回曹国，所以不说“来奔”；承接上文，所以不说“州公”。古文简奥如此。家氏说：以外诸侯入，备王室之大臣，外侮侵陵，不能自存，当请于王，思所以为图存之计。势穷理极，死之可也。今奔曹，适鲁，托身于诸侯之国。《春秋》书公，书如曹，书寔来，皆所以责州公也。
夏季四月，鲁公与纪侯在成地会盟【成，是鲁国的城邑。杜预说：成在钜平县东南。按：钜平
左氏纪来谘谋齐难也。髙氏曰：「以纪之防而捍齐之强者，十有七年，亦纪侯忧畏谘谋之功也欤？」
秋八月壬午大阅
杜氏曰：郑忽诉齐鲁人，惧之，故以非时简车马。季氏私考阅简武也，盖数而视之之意。古者寓军政于四时之田，春夏秋三时，其法略；冬时农务已毕，其法详。略则少假闲时，小试肄习；详则大合车从，一一数视，欲其皆精。观《周礼》大阅，列于振旅、茇舎、治兵之后，则大之爲名；比三时独详之谓。盖小阅则总名治兵，大治则总名大阅，非僣王礼而谓之大也。秋八月，乃夏正六月之时，而备修战法如此，以武备不素讲之故尔。胡氏后段説是。《胡传》：大阅简车马也。周制，大司马中冬大阅，教众庶修战法，独详于三时者，爲农隙故也。书八月不时矣。先王寓军政于四时之田，训民御暴，其备豫也。惧郑忽畏齐人，不因田狩而阅兵车，厉农失政甚矣，何以保其国乎？《春秋》非特以不时书也，乃天未隂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之意。
蔡人杀陈佗【佗，五父也。陈厉公，蔡出也。故蔡人杀五父而立之。厉公跃立】
程子曰：「蔡人虽以私杀之，而春秋与以讨贼者，广爲义之涂也。」王氏经世按：「卫州吁之诛，虽执于陈人，而发之者石碏，涖杀之者，又卫人也，故与以国讨，而曰『卫人杀州吁于濮』。陈佗立逾年矣，陈国之臣子，未闻有明其爲贼者，使非其淫猎轻出，自陨其首于蔡人，则遂成爲君矣。故书『蔡人杀陈佗』，若曰『陈之贼，蔡人杀之』尔。」胡文定乃谓「善陈国不以爲君」，恐未是。
九月丁卯子同生
胡传适冡始生即书于策，与子之法也。经书子同生，所以明与子之法，正国家之本，防后世配嫡夺正之事，垂训之义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无生而贵者，誓于天子，然后爲世子。按《齐诗》云：「展我甥兮」，展者信也。诗人信鲁庄公爲齐侯之甥，明非齐侯之子。盖是时国人皆有此疑，故《春秋》因生而正其名，亦别嫌明微之意也。
冬纪侯来朝
胡传按：左氏防于郕，咨谋难齐也。冬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也。公告不能，鲁桓者弑君之贼，人人之所同恶，夫人得而讨之也。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国乎？然则何以免于党恶之贬？志不在朝桓也。属词纪近齐而娶于鲁，齐欲袭纪。是年夏防成，以谋齐难，公不能救。今来朝，请王命，以求成于齐，公又告不能。无何，纪季姜归爲天王后，而鲁主其婚。盖鲁爲纪谋，谓齐必不敢灭王后之家尔。齐僖虽强横，犹知有天子，终身不复图纪。其子凶恶无极，故纪卒亡于齐。鲁亦无如之何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今钜野南有咸亭】
胡传咸丘，地名。书焚咸丘，所谓焚林而田也。李氏瑾曰：火田直焚一丛一聚，岂容焚一泽耶？讥尽物，故书之。
夏谷伯绥来朝，邓侯吾离来朝【谷国即今谷城县，邓国即今邓州，方城今裕州】古者隣国世相朝，鲁在泰山之下，谷邓在方城之外，两君之好不相及也，而亟于朝桓，此所以名也。阙秋冬二时，以见诸侯之不复能修职，此亦非春秋之防也。说见前。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烝，众也，可以荐者众也】
胡传春秋非以不时志也，爲再烝，见渎书也。赵氏曰：四时之祭皆用夏正，从夏时也。周虽以建子爲正，至于祭祀则用夏时。本月凡四时之祭皆用孟月，若有故及日不吉，即用仲月。此正月烝，则夏之仲冬也。
天王使家父来聘
盖命鲁爲之主婚也。汪氏曰：家父乃周之世臣，诗纪家父刺幽王之昏乱，与尹氏之不平，而不惮怒于君相，盖竭忠于王室者也。桓公之经两书，家父亦家氏之子若孙尔，一则聘所不当聘，一则求所不当求，皆狥于王命而依阿苟且以从非义，其视节南山之诵，能无愧乎？比事以观，不待贬絶而自见矣。季氏私考，天王聘鲁三及桓公，他公未若是之多也。盖桓以弑立，有歉于心，不吝货财以謟事权贵，而尹氏专政，政以贿成，故于桓天讨不加，而反屡示恩宠，及其
译左氏记载纪侯前来咨询谋划应对齐国危难的事。髙氏说：“凭借纪国薄弱的防御来抵挡齐国的强大，长达十七年，这大概是纪侯因忧虑畏惧而咨询谋划的功效吧？”
秋季八月壬午日，举行大阅兵。
杜氏说：郑忽向齐国人申诉，齐国人害怕他，所以趁非农时检阅车马。季氏私下考证，“阅”是简阅武备的意思，大概是清点并审视的含义。古代将军事政令寓于四季的田猎之中，春、夏、秋三季的法度简略；冬季农事已毕，法度详尽。简略则稍微借用闲暇时间，小规模地演习练习；详尽则大规模集合车马随从，一一清点审视，希望都能精通。看《周礼》中的大阅兵，列在振旅、茇舍、治兵之后，所以称为“大”，是比三季更为详尽的意思。大概小阅兵总称为治兵，大治兵总称为大阅兵，并非僭越王礼而称为大。秋季八月，乃是夏历六月的时候，而如此完备地修习战法，是因为武备平时没有讲习的缘故。胡氏后段的说法是对的。《胡传》说：大阅兵是简阅车马。周朝制度，大司马在仲冬举行大阅兵，教导众人修习战法，唯独在冬季比三季更为详尽，是因为农闲的缘故。记载八月是不合时宜的。先王将军事政令寓于四季田猎之中，训练百姓抵御暴乱，这是预备的措施。害怕郑忽畏惧齐国人，不趁着田猎时阅兵车，荒废农事且失政严重，怎么保全国家呢？《春秋》不仅仅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而是有“天未阴雨，修缮桑树泥土，绸缪门窗”的意思。
蔡国人杀了陈佗【陈佗，就是五父。陈厉公，是蔡国人所生。所以蔡国人杀了五父而拥立他。厉公跃立】
程子说：“蔡国人虽然出于私心杀了他，而《春秋》却赞许他们讨伐贼人，是为了广泛开辟行义的道路。”王氏经世按语说：“卫国州吁被诛杀，虽然被陈国人抓获，但发起者是石碏，临刑杀他的，又是卫国人，所以赞许为国家讨伐，而说‘卫人杀州吁于濮’。陈佗即位超过一年了，陈国的臣子，没听说有明确指认他为贼人的，如果不是他淫乱打猎轻率外出，自己把脑袋丢在蔡国人手里，那么他就真的成为国君了。所以记载‘蔡人杀陈佗’，好像是说‘陈国的贼人，蔡国人杀了他’罢了。”胡文定却说“赞许陈国不把他当作国君”，恐怕不对。
九月丁卯日，子同出生。
胡传说：太子刚出生就记载在简策上，是赞许太子的法度。经文记载子同出生，是为了明确赞许太子的法度，端正国家的根本，防止后世配嫡夺正的事情，垂示训诫的意义重大。这是世子，为什么不称世子呢？天下没有生来就尊贵的人，向天子宣誓，然后才能称为世子。按照《齐诗》说：“展我甥兮”，展是信的意思。诗人相信鲁庄公是齐侯的外甥，明确不是齐侯的儿子。大概当时国人都有这种怀疑，所以《春秋》趁着出生而正其名，这也是区别嫌疑、阐明微言的意思。
冬季纪侯来朝见。
胡传按：左氏记载纪侯在郕地，咨询谋划应对齐国危难的事。冬季来朝见，是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解。鲁公说不能，鲁桓公是弑君的贼人，人人共同厌恶，任何人都可以讨伐他。而依靠他来求援，能保全国家吗？那么怎么免于党同恶人的贬斥呢？志向不在于朝见桓公。纪国靠近齐国而在鲁国娶妻，齐国想袭击纪国。这年夏天郕地结盟，谋划应对齐国危难，鲁公不能救援。现在来朝见，请求王命，以求与齐国和解，鲁公又说不能。不久，纪季姜回国成为天王后，而鲁国主持婚事。大概鲁国为纪国谋划，认为齐国必定不敢灭掉王后的娘家。齐僖公虽然强横，还知道有天子，终身不再图谋纪国。他的儿子凶恶无极，所以纪国最终亡于齐国。鲁国也无可奈何。
七年春季，二月己亥日，焚烧咸丘【现在巨野南面有咸亭】
胡传说：咸丘，地名。记载焚烧咸丘，就是所说的焚烧森林来打猎。李氏瑾说：火田只是焚烧一丛一聚，怎么能焚烧一片沼泽呢？讥讽竭尽物产，所以记载它。
夏季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谷国就是现在的谷城县，邓国就是现在的邓州，方城就是现在的裕州】古代邻国世代互相朝见，鲁国在泰山之下，谷、邓在方城之外，两国国君的好意不相及，却急于朝见桓公，这就是记载名字的原因。缺漏秋、冬两季，以显示诸侯不再能修习职分，这也不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说法见前。
八年春季正月己卯日，举行烝祭【烝，众也，可以进献的众多】
胡传说：《春秋》不是因为不合时宜而记载，是因为再次举行烝祭，显示亵渎而记载。赵氏说：四季的祭祀都用夏历，顺从夏时。周朝虽然以建子为正，至于祭祀则用夏时。本月四季的祭祀都用孟月，如果有缘故及日子不吉利，就用仲月。这正月举行烝祭，就是夏历的仲冬。
天王派遣家父来聘问。
大概是命鲁国做主婚人。汪氏说：家父是周朝的世臣，诗歌记载家父讽刺幽王的昏乱，与尹氏的不平，而不畏惧君相的愤怒，大概是竭尽忠诚于王室的人。桓公的经文中两次记载，家父也是家氏的儿子或孙子，一次聘问不该聘问的，一次请求不该请求的，都顺从王命而依阿苟且以顺从非义，比起《节南山》的诵读，能不惭愧吗？比较事情来观察，不待贬绝就自然显现了。季氏私下考证，天王聘问鲁国三次涉及桓公，其他公没有像这样多的。大概桓公因为弑君即位，心中有愧，不吝惜财物以谄媚权贵，而尹氏专政，政令因贿赂而成，所以对桓公天讨不加，反而屡次示恩宠，等到其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时复烝者，必以前烝爲不备也。其黩乱甚矣！」
秋伐邾
髙氏曰：「纪也、滕也、邓也、谷也、郕也、▯也，或朝或防。邾不修旧好，故伐之。其曰『伐』，必有辞焉。邾不能奉辞以讨桓，宜乎其反见伐也。」
冬十月雨雪
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书异也。」王氏曰：「隂阳方中，而寒气先至，此积隂侵阳之象。」
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
按祭公来受辞于鲁，而往纪逆后，得礼之宜者也，遂继事之辞。胡氏谓使祭公命鲁主婚姻之事，愚谓非是，命鲁爲之主也，要是鲁尝爲纪通婚姻之议于王，王故命之，若今之爲媒妁者尔。吴氏谓祭公过鲁问期，亦非也，期必定于王，但通其成言而已。汪氏谓祭公受王命，谋婚于鲁，并逆后于纪，此则是也。轻使爲失逆，行爲罪之说，恐未然。
九年春，纪季姜归于京师【季字也，季姜归爲周桓王后】
胡传往逆则称王后，既归何以书季姜？自逆者而言，则当尊崇其匹，内主六宫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僣，故从天王所命而称王后，示天下之母仪也。自归者而言，则当樛屈逮下，使夫人嫔妇皆得进御于君，而无嫉妒之心，故从父母所子而称季姜，化天下以妇道也。其词之抑▯上下进退，先后各有所当而不相背，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谨也。京师者，众大之称。庐陵李氏曰：逆后例，三传皆同。陈氏以爲详纪事也，故尝疑六年冬，纪侯方托鲁请王命，以求成于齐，而公告不能。今幸王有命，鲁求昏之事故，鲁亟爲纪谋，爲请于王，而王命祭公如纪逆后，此鲁所以托纪也。然纪卒不免，纪亦可哀也。夫李氏以爲不待请王命，非也，故爲改之如此。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来朝【曹武王封文王子叔振铎之后，地在今曹县东五十里】
胡传：“诸侯间于王事，则相朝，其礼本无时。曹伯既有疾，何急于朝桓，而使世子摄哉？大位奸之窥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贰也。君疾而储副出，启窥伺之心，危道也。当享而射，姑叹逾月而终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来，终生之过也。世子将欲已乎？则方命矣。曰：‘孝子尽道以事其亲者也。’不尽道而苟焉以从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夫已多乎道，已止也。’谓止曹伯使朝之命也。如此，则曹伯不陷不义之愆，世子无苟从之咎，鲁无失正之讥。三者正则合道多矣。‘已’字还主世子説爲是。
十年春王正月
胡传桓无王，今复书王，何也？十者盈数也。天道十年则亦周矣，人事十年则亦变矣。故易称守贞者十年而必反，传论逺恶者十年而必弃。桓公至是，其数已盈，宜见诛于天人矣。十年书王，纪常理也。
庚申，曹伯终生卒【桓公卒，子庄公射姑立】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防卫侯【宣】于桃丘，弗遇。
弗者，迁词恶失信也。卫初约鲁防于桃丘，至是中变而从齐郑之约，公独往而不相遇。盖卫侯先由他道过矣，于是乎有郎之师。齐郑之约，正约；卫加兵于鲁也。其战于郎，直书曰「来盟于恶曹」，俱夺其爵，则桃丘之弗遇也。盖恶卫侯之夫信矣。桃丘，卫地，今东阿县西南有桃城。然则桃丘盖鲁地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齐侯【僖】卫侯【宣】郑伯【庄】来战于郎。季氏私考，是时齐欲并纪，而与郑、卫合党，鲁则专意援纪者也。三国之来战，盖爲此尔。其曲在彼，可知。按北戎伐齐，郑忽救齐败戎，鲁以周班后郑饩事，未必有。盖北戎距齐甚逺，未必能加兵于齐。郑亦距齐逺，齐未必逺待郑救，而忽之昏懦，亦未必能救齐败戎有功。鲁以援纪之故，与齐不相通者已六年，今亦未必至齐爲之班饩，而后郑惟当信据经文。如左氏之説，则昔人尝以爲浮夸不足凭也。胡传春秋加兵于鲁众矣，未有书来战者，此独不称侵伐，而以来战爲文，何也？鲁桓弑立，天下大恶，人人之所得讨也。齐侯与之防于稷，以济其奸，曽不能修方伯之职，驻
译夏五月丁丑，举行烝祭。
程子说：“正月已经举行过烝祭了，不合时宜又再次举行烝祭，一定是因为之前的烝祭不够完备。这种亵渎混乱的行为太严重了！”
秋天，讨伐邾国。
高氏说：“纪国、滕国、邓国、谷国、郕国、〇国，有的来朝见，有的来防备。邾国不修习旧日的友好关系，所以讨伐它。史书称‘伐’，必定是有正当理由的。邾国不能奉行正义来讨伐桓公，理应遭到反讨伐。”
冬十月，下雪。
程子说：“建酉之月（农历十月），还没有降霜却下了雪，记载这是异常现象。”王氏说：“阴阳之气正在调和，而寒气却先到了，这是阴气侵凌阳气的征兆。”
祭公来到鲁国，于是从纪国迎娶王后。
按照礼制，祭公来鲁国接受命令，然后前往纪国迎娶王后，是合乎礼仪的，“遂”是承接前事的词。胡氏认为祭公奉命让鲁国主持婚姻之事，我认为不对，是让鲁国作为主婚人，大概是鲁国曾经替纪国向周王传达过婚姻的建议，周王因此任命他，就像现在的媒人一样。吴氏认为祭公路过鲁国询问婚期，也不对，婚期必定由周王确定，只是传达成婚的言语罢了。汪氏认为祭公接受周王命令，在鲁国谋划婚事，并到纪国迎娶王后，这是对的。认为轻率派遣使者是失礼，出行是罪过的说法，恐怕未必正确。
九年春天，纪季姜回到京师【“季”是排行字，季姜回来成为周桓王的王后】
胡传：去迎娶时称王后，既然已经归来，为什么还记载为季姜？从迎娶者的角度说，应当尊崇她的配偶，主持后宫的政令，使妃妾不敢以上僭下，所以遵从周天王的任命而称王后，向天下展示母亲的仪范。从归来的角度说，应当谦卑顺从下属，使夫人嫔妇都能进见君主，而没有嫉妒之心，所以遵从父母所生的身份而称季姜，用妇道教化天下。这用词上的抑扬、上下进退、先后各有其恰当之处而不相违背，是端正开始的道理，王道教化的基础，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京师，是众多盛大的称呼。庐陵李氏说：迎娶王后的体例，三传都相同。陈氏认为是详细记载纪国的事，所以曾怀疑六年冬天，纪侯正托付鲁国请求周王的命令，以求与齐国和好，而祭公说不能。现在幸好周王有命令，鲁国请求婚事的事情，鲁国急忙为纪国谋划，向周王请求，而周王命令祭公到纪国迎娶王后，这是鲁国托付纪国的原因。然而纪国最终未能免祸，纪国也可哀怜。李氏认为不需要等待请求周王的命令，这是不对的，所以这样修改。
夏四月
秋七月
冬天，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曹武王是周文王之子叔振铎的后代，封地在今曹县东五十里】
胡传：“诸侯在王事之间，互相朝见，其礼节本无固定时间。曹伯既然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桓公，而让世子代理呢？这是大位被奸人窥伺，危病被邪气伺机而动。世子是君主的副手。君主生病而储君外出，开启窥伺之心，是危险的做法。当享受朝见之礼时却射箭，姑叹超过一个月而终生去世。他确实有病，却让世子来，是终生的过错。世子想要停止吗？那就违抗命令了。说：‘孝子竭尽道义来侍奉父母。’不尽道义而苟且顺从命令称为孝，又怎么能称为孝？所以尸子说：‘自己多乎道，自己停止。’意思是停止曹伯让世子朝见的命令。这样，曹伯不陷入不义的过错，世子没有苟且顺从的罪责，鲁国没有失去正道的讥讽。三者都正就合乎道义多了。‘已’字还是针对世子说才正确。”
十年春天周王正月
胡传：桓公没有王，现在又记载王，为什么呢？十是盈数。天道十年也就周而复始了，人事十年也就变化了。所以《易经》称守贞者十年必定返回，传论远恶者十年必定被抛弃。桓公至此，他的气数已经盈满，理应被天人所诛杀。十年记载王，是恢复常理。
庚申，曹伯终生去世【桓公去世，儿子庄公射姑即位】
夏五月安葬曹桓公
秋天，鲁公在桃丘防备卫侯【宣公】，没有遇到。
“弗”是委婉之词，厌恶失信。卫国起初约定鲁国在桃丘防备，到了中途改变而跟随齐国、郑国的约定，鲁公独自前往而没有相遇。大概是卫侯先从其他道路经过了，于是有了郎地的战事。齐国、郑国的约定，是正式的约定；卫国对鲁国用兵。在郎地作战，直接记载说“来盟于恶曹”，都剥夺了他们的爵位，那么桃丘没有相遇。大概是厌恶卫侯的不守信。桃丘，是卫国的地方，现在东阿县西南有桃城。然而桃丘大概是鲁国的地方。
冬十二月丙午，齐侯【僖公】、卫侯【宣公】、郑伯【庄公】来郎地作战。季氏私考，这时齐国想要吞并纪国，而与郑国、卫国结党，鲁国则专心援助纪国。三国来作战，大概是为了这个。他们的理亏，可知。查考北戎讨伐齐国，郑忽救援齐国打败戎人，鲁国因为周班后郑国的饩事，未必有。大概北戎距离齐国很远，未必能对齐国用兵。郑国也距离齐国远，齐国未必远待郑国救援，而郑忽的昏庸懦弱，也未必能救援齐国打败戎人立功。鲁国因为援助纪国的缘故，与齐国不通往来已经六年，现在也未必到齐国为他们班饩，而后郑国只应当相信经文。如左氏的说法，那么前人曾认为是浮夸不足凭信的。胡传：《春秋》对鲁国用兵很多，没有记载“来战”的，这里唯独不称侵伐，而用“来战”为文，为什么呢？鲁桓公弑君自立，是天下大恶，人人都可以讨伐。齐侯与他约定在稷地，以助长他的奸恶，曾经不能修习方伯的职责，驻扎
师境上，声罪致讨，伸天下之大义也。今特爲援纪故，以私忿小怨，卫、郑亦以从齐故，皆亲帅其师战于鲁境，尚爲知类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也，故以三国爲主，而书来战于郎，首齐，齐尤爲兵主也。胡氏説有未妥，故改之如此。按周班后郑事未必有，即有小忿尔，何至于兴师？即合兴师，亦岂有经五年之后，方才合诸侯爲报复者？齐自以已私忿，而卫、郑又狥齐请，致有此师。此春秋所以主三国书来战也。
译军队到达边境，声讨罪过进行征伐，是伸张天下的大义。如今却特地为了救援纪国的缘故，因私人的愤恨和小的怨仇，卫国、郑国也因为顺从齐国的缘故，都亲自率领军队在鲁国边境作战，这还能算是懂得同类相恤的道理吗？这是《春秋》必定要声讨而不听从的，所以以三国为主，记载“来战于郎”，把齐国列在首位，因为齐国尤为战争的主谋。胡氏的说法有不够妥当之处，所以这样修改。查考周班之后郑国的事未必存在，即使有小的愤恨，何至于兴师动众？即使应当兴师，又哪有经过五年之后，才联合诸侯进行报复的？齐国自己出于私愤，而卫国、郑国又顺从齐国的请求，才导致这次战争。这正是《春秋》以三国为主记载“来战”的原因。
十有一年春正月齐人【僖】卫人【宣】郑人【庄】盟于恶曹。胡传：“恶曹之盟，即三国之君矣。”既不以道兴师，爲郎之战；又结怨固党，爲恶曹之盟。故前书其爵而以来战着罪，后书此盟而以夺爵示贬。林尧叟音注：“此战郎之诸侯也，战称君，盟称人，略之也。”郑败王师，齐灭后之母家，卫亦杭子突而自立。自有参盟以来，莫有甚于恶曹者，故略之。
夏五月癸未，郑伯寤生卒【世子忽立，是爲昭公】
胡传郑庄公志，杀其弟，使糊其口于四方，自以爲保国之计得也。然身没未防，而世嫡出奔，庶孽夺正，公子五争，兵革不息。忽、仪、亹、突之际，其祸防矣。乱之初生也，起于一念之不善，后世则而象之。至于兄弟相残，国内大乱，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国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灭之也。庄公之事，可以爲永鉴矣。公子五争，孔氏曰：「是年忽奔卫，突归于郑，一争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复归，二争也。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争也。十八年，齐人杀亹，立子仪，四争也。庄十四年，傅瑕杀子仪，纳厉公，五争也。」
秋七月葬郑庄公
按，忽不待五月而葬其父，必因突争，故急于爲此也。
九月，宋人【庄】执郑祭仲【祭仲非郑人，盖祭伯、祭公之族，以王命爲卿于郑者也】盖诱而执之。按祭仲命于王爲卿于郑，王赐之畿内邑，名爲其称号，其称诸国也，皆以字同于王朝大夫，盖从来然也。春秋未尝屑屑焉于书名、书字上见褒贬，今但比事以观，宋执祭仲，突归而忽奔，则仲之罪自见矣。胡氏书字以深责仲，与名君、字臣诸説，皆似牵强难从。季氏私考，郑庄卒，忽以昏懦不协人望，仲縁此遂制其权，迟疑观望，而是时突方在宋，竒货可居，宋欲挟之争国，以取威于郑，于是执仲以胁之，而郑遂开门纳突，逐忽出奔尔。
突归于郑
胡传突不称公子，絶之也【与齐阳生例同】不以突系之郑者，正厉公不当立也。突不当立，何以书归于郑乎？突以庶夺正，固爲不顺矣。然内则权臣许之立，外则大国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则其归无难。故谷梁子曰：「归易词也」。
郑忽出奔衞【忽系郑而突不系郑，以忽爲正，以突爲篡也】
王氏经世按忽之辞昏正也，其言曰：「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爲？」充是言也，修德行仁以兴郑国可也。忽之终不能君也，无济乱之才，悯之可也，罪之不可也。郑庄之恶极矣，姑以其施于隣国者言之：好搆人父子兄弟之隙而成其乱。州吁弑完簒位，则欲定之；宋公子冯奔郑，则欲纳之；曲沃庄伯伐翼，则助之；鲁桓弑隐，则易许田、结祊成；宋督弑殇公而立庄公，则成宋乱、分宋赂。是时诸国同恶相求，如市贾焉。宋之胁祭仲，出忽立突，即庄公之爲也。夫宠庶疑适，乱之本也。庄公以多内宠，故祭仲语忽以「子无大援，将不得立」，谓郑国之祸非庄公爲之，忽之不立，非庄公致之可乎？刺忽之云，鄙夫之言也。胡氏复取之，误矣。按忽以国氏而称名，见其分正而防弱。其分正而防弱也，乃庄公之多内宠、宠庶疑适致之。故忽之书名，非以罪忽也，乃所以罪庄公也。
柔防宋公【庄】陈侯【厉】蔡叔【桓】盟于折。
柔鲁大夫未命者也，蔡叔蔡侯之弟，故称字。按折之盟，诸家皆谓鲁合三国以仇郑，将敌之以报前此战郎之怨，其重盖尤在宋也。若然，则夫钟以下诸防盟，寻即平郑于宋，何耶？要是郑庄已没，突与忽争，忽以战郎之故，鲁所仇也，故盟折以谋出之，而突也适又托鲁以求助于宋。故鲁既遣柔与宋谋于折，以通其废忽之意，既而自又与宋爲防、爲盟、爲突，屡要之而不已。逮宋不从，即助突以仇宋，其情如此。诸家之説但不明言盟折之所以然，而其实未尝背驰也。
公防宋公于夫钟【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防宋公于阚【阚，鲁地，今汶上县西有阚亭】
胡传臣与宋公盟于折，君与宋公防于夫钟，于阚，于虚，于▯，皆存而不削，
译鲁僖公十一年春季正月，齐国国君（齐僖公）、卫国国君（卫宣公）、郑国国君（郑庄公）在恶曹结盟。胡安国的《春秋传》说：“恶曹之盟，就是这三个国家的国君。”既然不依正道兴兵，发动了郎之战；又结怨固党，订立了恶曹之盟。所以前面记载他们的爵位，用“来战”来彰显其罪；后面记载这次结盟，用剥夺爵位（称人）来表示贬斥。林尧叟的音注说：“这是参与郎之战的诸侯，作战时称君，结盟时称人，是略去爵位。”郑国打败了周王室的军队，齐国灭亡了鲁桓公母亲的家，卫国也抗拒郑厉公突而自立。自从有参预盟会以来，没有比恶曹之盟更严重的了，所以略去爵位。
夏季五月癸未日，郑庄公寤生去世（世子忽即位，这就是郑昭公）。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郑庄公立志杀害他的弟弟，让他的嘴巴被糊住四方，自以为保全国家的计策得逞了。然而他死后不久，世嫡太子出逃，庶孽夺取正统，公子五人争位，兵祸不息。在忽、仪、亹、突之间，祸患已经防范不住了。祸乱刚开始产生时，起于一念之不善，后世则效法模仿。以至于兄弟相残，国内大乱，百姓想保全自己的家室，却不得不也遭受酷虐吗？有国家的人之所以必须遵循天理，而不可以用私欲灭掉它。郑庄公的事情，可以作为永远的鉴戒。公子五人争位，孔氏说：“这一年忽逃到卫国，突回到郑国，这是第一次争位。十五年，突出逃到蔡国，忽复归，这是第二次争位。十七年，忽杀子亹自立，这是第三次争位。十八年，齐国人杀了亹，立子仪，这是第四次争位。庄公十四年，傅瑕杀子仪，接纳厉公，这是第五次争位。”
秋季七月，安葬郑庄公。
按：忽没有等到五月就安葬他的父亲，一定是因为突争位，所以急于这样做。
九月，宋国人（宋庄公）拘捕了郑国的祭仲（祭仲不是郑国人，大概是祭伯、祭公的族人，奉周王命令在郑国做卿的人）大概是被诱骗而拘捕的。按：祭仲奉周王命令在郑国做卿，周王赐给他畿内的封邑，名字作为他的称号，他在各国中的称呼，都以字与王朝大夫相同，大概向来就是这样。《春秋》不曾琐碎地在书名、书字上体现褒贬，现在只是比较事情来观察，宋国拘捕祭仲，突回来而忽出逃，那么祭仲的罪过自然显现了。胡氏书字来深责祭仲，与名君、字臣等各种说法，都似乎牵强难以遵从。季氏私考，郑庄公去世，忽因为昏庸懦弱不协人望，祭仲借此控制了他的权力，迟疑观望，而这时突正在宋国，奇货可居，宋国想挟持他争位，以在郑国取威，于是拘捕祭仲来胁迫他，而郑国于是开门接纳突，驱逐忽出逃罢了。
突回到郑国。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突不称公子，是断绝他（与齐阳生例子相同）。不把突系于郑国，是纠正厉公不应当即位。突不应当即位，为什么记载他回到郑国呢？突以庶子夺取正统，固然不顺了。然而内部有权臣允许他即位，外部有大国为他援助，而世子忽的才能不能自我稳固，那么他的回归就没有困难。所以《谷梁传》说：“归是容易的词。”
郑忽出逃到卫国（忽系郑而突不系郑，是以忽为正，以突为篡）。
王氏《经世》按：忽推辞婚事是正确的，他的话是：“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国何为？”充是这话，修德行仁以振兴郑国是可以的。忽最终不能为君，没有济乱之才，怜悯他可以，罪责他不可以。郑庄公的恶极矣，姑且以他施加于邻国者来说：好构人父子兄弟之隙而成其乱。州吁弑完篡位，则欲定之；宋公子冯奔郑，则欲纳之；曲沃庄伯伐翼，则助之；鲁桓弑隐，则易许田、结祊成；宋督弑殇公而立庄公，则成宋乱、分宋赂。这时诸国同恶相求，如市贾焉。宋之胁祭仲，出忽立突，即庄公之为也。夫宠庶疑适，乱之本也。庄公以多内宠，故祭仲语忽以“子无大援，将不得立”，谓郑国之祸非庄公为之，忽之不立，非庄公致之可乎？刺忽之云，鄙夫之言也。胡氏复取之，误矣。按：忽以国氏而称名，见其分正而防弱。其分正而防弱也，乃庄公之多内宠、宠庶疑适致之。故忽之书名，非以罪忽也，乃所以罪庄公也。
柔防宋公（宋庄公）、陈侯（陈厉公）、蔡叔（蔡桓公）盟于折。
柔是鲁国大夫未命者也，蔡叔是蔡侯之弟，故称字。按：折之盟，诸家皆谓鲁合三国以仇郑，将敌之以报前此战郎之怨，其重盖尤在宋也。若然，则夫钟以下诸防盟，寻即平郑于宋，何耶？要是郑庄已没，突与忽争，忽以战郎之故，鲁所仇也，故盟折以谋出之，而突也适又托鲁以求助于宋。故鲁既遣柔与宋谋于折，以通其废忽之意，既而自又与宋为防、为盟、为突，屡要之而不已。逮宋不从，即助突以仇宋，其情如此。诸家之说但不明言盟折之所以然，而其实未尝背驰也。
公防宋公于夫钟（郕地）。
冬季，十二月，公防宋公于阚（阚，鲁地，今汶上县西有阚亭）。
胡安国的《春秋传》说：臣与宋公盟于折，君与宋公防于夫钟，于阚，于虚，于〇，皆存而不削，
何其词费也？曰：盟者，春秋所恶，而屡盟以长乱；防者，诸侯所不得，而数防以厚疑。圣人皆存而不削，于以见屡盟而卒叛，数防而卒离，其事可谓着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于天下爲公，讲信修睦，不以防盟爲可恃也。
译为什么言辞如此冗长呢？回答说：结盟，是《春秋》所厌恶的，却屡次结盟以助长祸乱；设防，是诸侯所不应做的，却多次设防以加深猜疑。圣人将这些内容保留而不删削，借此表明屡次结盟最终仍会背叛，多次设防最终仍会离心，这些事理可以说是非常显明了。因此，《春秋》的宗旨，在于天下为公，讲求信用、修好和睦，不把设防结盟作为可以依赖的手段。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防▯侯【武】莒子盟于曲池【曲池，鲁地，今曲阜县北境有曲水亭】
平▯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防宋公燕人盟于谷丘【谷丘，宋地，在归德府南燕南燕也，姞姓，伯爵国，黄帝之后，故国犹存于周者，即今卫辉府胙城县是也】
临川吴氏曰：「左氏以爲鲁欲平宋、郑，然此盟必是鲁、宋、燕三国自有事相要约，非爲郑赂之事盟也。因是盟与宋公相见，而爲郑致请焉尔。」是时桓公欲平郑，故一歳之内三与宋公防盟。及▯之防，宋公不从而后，公与郑伯盟于武父。此鲁、郑伐宋之本也。故武父盟毕，遂及郑师伐宋，战于宋。战未得志，故明年二月，公防纪、郑及齐、宋、卫、燕战。如此则纪自是鲁与郑之与国尔。纪侯爵序，郑伯上安在？以纪爲主，岂可谓纪与齐战乎？传谓宋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故以纪、鲁与战。宋爲郑所伐，故十四年冬，宋以四国伐郑。左氏之事，深可据。经文亦所谓属词比事而义自见者也【资中黄氏】
八月壬辰，陈侯跃卒【厉公卒，庄公林立】
是时，鲁以宋、郑之故，盟防征战，无虚月，所以不防其葬。
公防宋公【庄】于虚【虚，宋地】
夫钟阚虚▯皆爲平宋郑也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庄】于▯【▯，宋地】
丙戌，公防郑伯【厉】盟于武父【武父，郑地】
宋辞平而公防郑伯盟以伐宋则武父之盟郑志也。
丙戌，卫侯晋卒【宣公卒，惠公朔立】
十有二月，及郑师伐宋。丁未，战于宋。
胡传既书伐宋，又书战于宋者，责赂于郑而无厌，屡盟于鲁而无信者，宋也。二国声其罪以致讨，故书曰“伐”。夫宋人之罪，则固可伐矣。然取其赂以立督者，鲁桓也；资其力以簒国者，郑突也。无诸已然后可以非诸人。《春秋》之义，用贤治不肖，不以乱易乱也。故又书曰“战于宋”。来战者，罪在彼；战于郎，是也。往战者，罪在内；战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防纪侯、郑伯【厉】己已及齐侯、宋公、卫侯【惠】燕人战。齐师、宋师、卫师、燕师败绩。
属词，宋以立厉公，故多责赂于郑。郑不堪命，凡四防宋。公一与之盟，而宋公辞。平乃与郑伯盟于武父，遂帅师伐宋。战于宋，不言败绩者，胜负相当也。主客之愤未已，宋借助于齐、卫、燕，而鲁亦援纪以益郑，不复相侵伐，惟刻期一战以决胜负而已。若存战地，则与战于宋疑若两事然。经故没其战地，通前役以见之，则宋庄、鲁桓以簒辅簒，反覆规利，忿兵相加，以至于此。而齐僖强不义，又挟卫朔，同恶相济，罪无不明，而所战之地不足详矣。
三月葬卫宣公
胡传葬，自内録也。既与卫人战，曷爲葬？宣公怨不弃义，怒不废礼，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礼，丧在殡，孤无外事。卫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礼，又不称子。是以吉服从金革之事，其爲恶大矣。凡此类，据事直书，年月具存，而恶自见也。
夏大水
经书大水三，而桓居其二，岂其积恶不悛，怨气蕴结，以致之欤？大水，隂盛之灾，或亦文姜所致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防郑伯【厉】于曹。
与郑突修好 曹人致饩礼也
无氷
胡传：「仲冬之月，燠而无氷，则政治纵弛，不明之所致也。故书于策。」
夏五
杜氏曰：「不书月，阙文。」胡传「夏五」，传疑也。疑而不益，见圣人之慎也。
郑伯【厉】使其弟语来盟
郑厉与公防于曹，而未盟，故使其弟来盟。《胡传》来盟称使，则前定之盟也。其不称使，如楚屈完、齐髙子，则权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书名者，罪其有宠爱之私，非友于之义也。”
秋八月壬申御廪灾
杜氏曰：「御廪，公所亲耕以奉粢盛之仓。此盖专供宗庙之粢盛，而不得他用者也。」
乙亥尝
尝以尝新爲名，属词壬申御廪灾，间二日而尝谷已出廪，谓讥未易灾之余而尝非也。此时想已得卜，故遂尝。既已卜
译鲁桓公十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鲁桓公与莒子（武公）在曲池结盟。【曲池，鲁国之地，今曲阜县北境有曲水亭】
这是为了平定莒国。
秋七月丁亥，鲁桓公与宋公、燕人在谷丘结盟。【谷丘，宋国之地，在归德府南，燕即南燕，姞姓，伯爵国，黄帝之后，故国在周代尚存的，即今卫辉府胙城县】
临川吴氏说：“《左传》认为鲁国想要平定宋、郑两国，然而这次结盟必定是鲁、宋、燕三国自有事务相约，并非为了郑国贿赂之事而盟。因为这次结盟与宋公相见，从而为郑国致意请求罢了。”当时桓公想要平定郑国，所以一年之内三次与宋公会盟。等到向之防，宋公不听从之后，桓公与郑伯在武父结盟。这是鲁、郑两国讨伐宋国的根本原因。所以武父结盟完毕，就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在宋国交战。交战未能得逞，所以第二年二月，桓公与纪侯、郑伯以及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这样看来，纪国自然是鲁国与郑国的同盟国。纪侯爵位排序，郑伯之上安在？以纪国为主，难道可以说纪国与齐国交战吗？《左传》说宋国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堪忍受，所以让纪、鲁两国与之交战。宋国被郑国讨伐，所以十四年冬，宋国率领四国讨伐郑国。《左传》的记载，非常值得依据。经文也是所谓通过措辞比较事件而意义自然显现的。【资中黄氏】
八月壬辰，陈侯跃去世。【厉公去世，庄公林即位】
这时，鲁国因为宋、郑的缘故，会盟征战，没有空闲的月份，所以没有参加他的葬礼。
桓公与宋公（庄公）在虚地会盟。【虚，宋国之地】
夫钟、阚、虚三地，都是为了平定宋、郑两国。
冬十一月，桓公与宋公（庄公）在〇地会盟。【〇，宋国之地】
丙戌，桓公与郑伯（厉公）在武父结盟。【武父，郑国之地】
宋国拒绝讲和，而桓公与郑伯结盟以讨伐宋国，那么武父之盟是郑国的意图。
丙戌，卫侯晋去世。【宣公去世，惠公朔即位】
十二月，与郑国军队讨伐宋国。丁未，在宋国交战。
胡安国传既记载讨伐宋国，又记载在宋国交战，是因为宋国向郑国索取贿赂而不知满足，多次与鲁国会盟而没有信用，这是宋国的罪过。两国声讨其罪过以致讨伐，所以记载为“伐”。宋人的罪过，本来是可以讨伐的。然而利用贿赂来立宋督的，是鲁桓公；资助其力量来篡夺国家的，是郑突。没有这些在自己身上，然后才可以指责别人。《春秋》的道义，是用贤能治理不肖，不以混乱替代混乱。所以又记载为“战于宋”。来交战者，罪在对方；战于郎，就是这样。往交战者，罪在内部；战于宋，就是这样。
鲁桓公十三年春二月，桓公与纪侯、郑伯（厉公）己巳日与齐侯、宋公、卫侯（惠公）、燕人交战。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大败。
措辞方面，宋国因为立了厉公，所以多次向郑国索取贿赂。郑国不堪忍受，共四次与宋国会盟。桓公一次与他们结盟，而宋公推辞。平定之后与郑伯在武父结盟，于是率领军队讨伐宋国。在宋国交战，不说大败，是因为胜负相当。主客双方的愤恨未已，宋国借助齐、卫、燕，而鲁国也援助纪国以增强郑国，不再互相侵伐，只约定日期一战以决胜负而已。如果保留战地，那么与战于宋似乎像是两件事。经文因此隐去战地，贯通前次战役来显示，那么宋庄公、鲁桓公以篡位辅助篡位，反复图谋利益，愤怒地用兵相加，以至于此。而齐僖公强大而不义，又挟持卫朔，同恶相济，罪过没有不明显的，而所交战之地不值得详述了。
三月，安葬卫宣公。
胡安国传：安葬，是从内部记录。已经与卫人交战，为什么还要安葬？宣公怨恨不抛弃道义，愤怒不废除礼仪，这是知道古人以安葬为重。按照礼制，丧事在殡期间，国君无外事。卫宣公未安葬，朔就投入战争，已经是失礼，又不称子。所以穿着吉服从事金革之事，其恶行太大了。凡是这类事情，依据事实直书，年月都保存，而恶行自然显现。
夏，大水。
经文记载大水三次，而桓公时期占两次，难道是他积恶不悔改，怨气蕴结，导致这样的吗？大水，是阴气盛行的灾害，或许也是文姜导致的。
秋七月。
冬十月。
鲁桓公十四年春正月，桓公与郑伯（厉公）在曹地会盟。
与郑突修好，曹人致送饩礼。
无冰。
胡安国传：“仲冬之月，温暖而无冰，是政治纵弛，不明察所导致的。所以记载在简策上。”
夏五。
杜预说：“不记载月份，是缺文。”胡安国传：“夏五”，是存疑。怀疑而不增补，体现圣人的谨慎。
郑伯（厉公）派他的弟弟语来结盟。
郑厉公与桓公在曹地会盟，而没有结盟，所以派他的弟弟来结盟。《胡传》说：来结盟称“使”，那么是先前约定的结盟。不称“使”，如楚国的屈完、齐国的高子，那么权力在二人手中，结盟与否，特别未定。诸侯的兄弟，惯例以字通称，而称名的，是谴责他有宠爱之私，不符合友爱之义。”
秋八月壬申，御廪发生火灾。
杜预说：“御廪，是国君亲自耕种以供奉祭祀谷物的仓库。这大概是专门供奉宗庙的祭祀谷物，而不得他用的。”
乙亥，举行尝祭。
尝祭以品尝新谷为名，措辞上壬申日御廪发生火灾，间隔两天而尝祭的谷物已出仓，是讥讽没有更换灾后的剩余谷物而尝祭是不对的。这时想必已经得到占卜的结果，所以遂行尝祭。既然已经占卜
尝，则谷米之已出廪可知，若以爲不时，则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齐侯禄父卒【僖公卒，襄公诸儿立】
译如果认为这是按时进行的，那么谷米已经从粮仓中发放出来就可以知道了；如果认为这不是按时进行的，那么确实如此。
冬季，十二月，丁巳日，齐侯禄父去世【齐僖公去世，齐襄公诸儿即位】
宋人【庄】以齐人【襄】蔡人【桓】卫人【惠】陈人【庄】伐郑。
胡传师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已意也。宋怨郑突之背已，故以四国伐郑。宋与蔡、卫、陈敌，而弱于齐，乃用其师以行已意，故特书曰「以」。列国之兵有制，皆统乎天子，而敢私用之，与私爲之用以伐人，国大乱之道也。故谷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张氏曰：宋以突之入，用其宠而背之，且至见伐，积其愤怒，乞师于齐、蔡、陈、卫以伐郑。盖师虽四国之赋，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听，故书「以」。夫宋不反其党，庶孽狥货赂之失，以泄其私忿，四国轻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其罪，皆不可胜诛也。按此意与胡传▯用方备。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桓】使家父来求车。
以桓王将崩，备丧具也。临川吴氏曰：「车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锡下诸侯，不可以之贡上也。使当贡之物，诸侯不供，而天子乏用，犹不当遣使以私求，况诸侯不当贡之物而可求乎哉？」
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崩，庄王立，至庄三年始葬】
夏四月已巳葬齐僖公
王氏曰：「桓负大恶，王非惟不讨，而八年之间，三遣使来聘，恩礼厚矣。今王崩来赴，鲁无奔丧防葬之事。齐僖之存，干戈歳寻，卒则防葬如礼。比事以观，不待贬而恶自见矣。」
五月郑伯突【厉】出奔蔡
张氏曰：「突以庶孽夺嫡，初与权臣比而簒位，又与其亲戚谋杀之，爲反覆盗贼之计，所以自取亡也。故不书仲逐，而以自奔爲名。」
郑世子忽【昭】复归于郑
资中黄氏曰：「郑伯突出奔，郑世子忽复归于郑突。不正，却称郑伯，盖鲁、宋爲之主，已成爲君，故从其实而恶自见。忽已爲君，而称世子，是明其当爲君。世子当爲君，则突是簒，可知。然则屈忽称世子者，所以伸忽也。」
许叔入于许【许叔，庄公弟，即穆公新臣也】
属词许国，小而近于郑。隐公尝与齐、郑入许，许庄公奔卫。郑分许东偏，使许叔居之。国防亡，今许叔因忽、突之乱入于许。桓公又防齐侯于艾，谋定许。然则许未尝灭也。许叔以继絶入，故称字其难也。故书“入许”。叔度郑之力不能与已争，故自入其国而君之。然以乱而后入，终于势爲难。胡氏谓其因乱窃入，非复国之义，恐责之过矣。
公防齐侯于艾【谋定许也，艾，齐地】
庐陵李氏曰：许之失国，本郑庄欲灭而并之，故纠合齐鲁爲入许之役。然又以三国共利，难于独专灭国之罪，齐鲁既逊而不受，则郑不得不假许叔奉祀，以倡存许之説。其实许地已入于郑矣。今许叔乘郑乱以入，而齐鲁防艾以定之。盖郑庄方强，则二国挟郑以爲利；郑庄既卒，则二国定许以爲名。防艾之谋，岂非自解其入许之非已意乎？然《春秋》于入许书及，则已推见至隐，虽今日之得，不足以掩其前日之失矣。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牟，子爵国，祝融之后，在今山东登州府福山县西北三十里；葛，嬴姓伯爵国，夏时诸侯，其地在宁陵，今属归德府】
胡传皆何以称人贬之也？其贬之何？天王崩，不奔丧，而相率朝弑君之贼也。此以爲三国之世子，似无据。《公羊》以爲夷狄之，亦未必然。要只是君称人以贬尔。不奔王丧，而朝弑君之贼，意则得之。
秋九月，郑伯突入于栎【今钧州】
胡传经于厉公复国削而不书，独书入于栎，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庄公所亲戒也。今又城栎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谋国之误也？经于厉公复国削而不书者，若曰既入于栎，则其国已复矣。于以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使臂之义，爲天下与来世之鉴也。爲国者可不谨于礼乎？《春秋》此义，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按：突自归郑，奔蔡，以至入栎，中间与诸侯盟防，皆称郑伯，盖其自称来告如此。而突鲁所与也，故因其自称而称之。《春秋》亦因史之旧文而称郑伯，以示戒。程子所谓以戒居正者是也。书入栎不书复国，从胡传。
冬十有一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庄】于袲，伐郑
译宋庄公率领齐襄公、蔡桓公、卫惠公、陈庄公攻打郑国。
胡安国说：经文用“以”字，是因为宋国能够左右他们，从而施行自己的意志。宋国怨恨郑厉公背叛自己，所以率领四国攻打郑国。宋国与蔡、卫、陈地位相当，却弱于齐国，于是利用他们的军队来施行自己的意志，所以特别记载为“以”。列国的军队有制度，都统属于天子，却敢私自使用，或者私自借给他人去攻打别人，这是国家大乱的根源。所以谷梁子说：“‘以’，是不应该用的意思。”张氏说：宋国因为郑厉公回国即位，利用自己的恩宠而背叛自己，甚至遭到攻打，积累愤怒，向齐、蔡、陈、卫请求出兵攻打郑国。虽然军队是四国征发的，但生死进退只听命于宋国，所以记载为“以”。宋国不反省自己宠信庶孽、贪图贿赂的过失，为了发泄私愤，四国轻易地把军队借给别人使用，放纵自己的罪行，这些都是不可胜数的罪过。按：这个意思与胡安国的传注相合，用方氏的补充也很完备。
鲁桓公十五年春天，二月，周桓王派遣家父来鲁国索取车辆。
这是因为桓王将要去世，准备丧事用具。临川吴氏说：“车是重要的器物。天子可以把它赏赐给下面的诸侯，不可以向诸侯索取作为贡品。如果是应当进贡的东西，诸侯不供应，天子缺乏用度，尚且不应该派遣使者私下索取，何况是不应当进贡的东西，怎么可以索取呢？”
三月乙未日，周桓王去世【桓王去世，庄王即位，到庄公三年才下葬】
夏天四月己巳日，安葬齐僖公
王氏说：“桓王负有重大罪恶，周天子不仅不讨伐，而且在八年之间，三次派遣使者来聘问，恩惠礼节很厚。现在桓王去世派人报丧，鲁国没有奔丧、防备、安葬的举动。齐僖公在世时，战争年年发生，死后却按礼节防备、安葬。对比这两件事来看，不需要贬斥，罪恶自然显现。”
五月，郑厉公突出逃到蔡国
张氏说：“突作为庶孽夺取嫡位，起初与权臣勾结而篡位，又与亲戚合谋杀害他们，这是反复无常、盗贼般的计谋，所以自取灭亡。因此不记载仲孙驱逐他，而是以他自己出逃为名。”
郑世子忽回到郑国
资中黄氏说：“郑厉公突出逃，郑世子忽回到郑国。郑厉公名分不正，却称他为郑伯，大概是因为鲁、宋两国为主持者，他已经实际成为国君，所以顺从事实而罪恶自然显现。忽已经是国君，却称他为世子，是表明他应当成为国君。世子应当成为国君，那么突就是篡位，这就清楚了。那么贬低忽称他为世子，是为了伸张忽的正统地位。”
许叔进入许国【许叔，是许庄公的弟弟，即许穆公新臣】
许国，小而靠近郑国。鲁隐公曾经与齐、郑进入许国，许庄公逃到卫国。郑国划分许国东边部分，让许叔居住在那里。许国国防灭亡，现在许叔趁着忽、突的混乱进入许国。鲁桓公又在艾地会见齐侯，谋划安定许国。那么许国曾经没有灭亡。许叔以继承断绝宗祀的身份进入，所以称他的字，他的处境艰难。所以记载“入许”。许叔估计郑国的力量不能与自己争夺，所以自己进入国家而成为国君。然而因为趁乱而后进入，最终形势艰难。胡安国认为他趁乱窃取进入，不符合复国的道义，恐怕责备太过分了。
鲁桓公在艾地会见齐侯【谋划安定许国，艾，是齐国的地方】
庐陵李氏说：许国失去国家，本来是郑庄公想要灭掉并吞并它，所以纠合齐、鲁进行进入许国的军事行动。然而又因为三国共同获利，难以独自承担灭国的罪名，齐、鲁既退让而不接受，那么郑国不得不假借许叔奉祀，来倡导保存许国的说法。实际上许地已经归入郑国了。现在许叔趁着郑国混乱而进入，齐、鲁在艾地会见以安定它。大概郑庄公正强盛时，两国挟制郑国以获利；郑庄公死后，两国安定许国以博取名声。在艾地会见的谋划，难道不是自我辩解进入许国并非本意吗？然而《春秋》在记载进入许国时用了“及”字，已经推知到隐微之处，虽然今天的所得，不足以掩盖前日的过失。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牟，是子爵国，祝融的后代，在今山东登州府福山县西北三十里；葛，是嬴姓伯爵国，夏朝时的诸侯，其地在宁陵，今属归德府】
胡安国说：为什么都称“人”来贬斥他们？为什么贬斥他们？周天子去世，不奔丧，却相继朝见弑君的贼子。这认为三国是世子，似乎没有根据。《公羊传》认为是把他们当作夷狄，也不一定对。关键只是称“人”来贬斥君主。不奔天子之丧，却朝见弑君的贼子，这个意思是对的。
秋天九月，郑厉公突进入栎地【今钧州】
胡安国说：经文对于厉公复国削去不记载，只记载进入栎地，为什么呢？制邑的死亡，虢君共城的叛乱，大叔的叛乱，都是庄公亲自告诫的。现在又修筑栎城并安置公子元在那里，使得昭公不能即位，这是谋划国家的错误啊？经文对于厉公复国削去不记载，是说既然已经进入栎地，那么他的国家已经恢复了。以此来阐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以身使臂的道理，作为天下和后世的鉴戒。治国的人能不谨慎于礼吗？《春秋》的这个意义，都是小康时代的事情，衰世的意思。按：突自从回归郑国，出逃到蔡国，直到进入栎地，中间与诸侯盟会、会见，都称郑伯，大概是他自己声称来告如此。而突是鲁国所支持的，所以顺从他自称而称他。《春秋》也顺着史官的旧文而称郑伯，以示警戒。程子所说的以警戒居于正道，就是这个意思。记载进入栎地不记载复国，跟随胡安国的传注。
冬天十一月，鲁桓公在袲地会见宋公、卫侯、陈庄公，攻打郑国
【袲，郑地】按，是时突在栎，忽在郑，经书“伐郑”，爲伐忽，明矣。伐忽，将以纳突也。先行防礼，而后伐，故似有疑，初似商量未定，于防上见之。毕竟以纳突爲事，其本谋也。所谓果于爲不义也，疑于爲义，句无指实处。若胡氏始疑于辅正，终变而与邪之说，益非矣。地而后伐，是讥之之意。突之未出也，宋以其背已而失赂，故伐之。突之既出，宋又伐郑，求纳之。则以忽其所逐鲁桓仇，忽又始终爲突周旋，如此尔。王氏以爲宋惧无所得，故求纳，非也。宋以忽之怨甚于突，突善于承结，而鲁又爲突周旋，故利不在忽，而仍在突也。
译袲，是郑国的地名。查考，当时公子突在栎邑，公子忽在郑国都城，经文记载“伐郑”，显然是为了讨伐公子忽。讨伐公子忽，是为了拥立公子突。先举行防地的盟会礼仪，然后才出兵讨伐，所以看似存有疑虑，起初像是商议尚未确定，在防地盟会上显露出来。但最终目的是拥立公子突，这才是其根本图谋。所谓“果断地做不义之事，却装作像是在做义事”，这句话并没有确切的指代对象。如果像胡氏所说，起初怀疑是辅助正道，最终却改变立场而附和邪说，那就更加错误了。先会盟于防地而后讨伐，这是讥讽的用意。公子突尚未出奔时，宋国因为他背叛自己而失去了贿赂，所以讨伐他。公子突出奔之后，宋国又讨伐郑国，谋求拥立他。这是因为公子忽是鲁桓公的仇人，而公子忽又始终为公子突奔走周旋，情况就是这样。王氏认为宋国是害怕一无所获，所以谋求拥立公子突，这是不对的。宋国认为公子忽的怨恨比公子突更深，公子突善于迎合结交，而且鲁国又为公子突奔走周旋，所以利益不在公子忽，而仍在公子突身上。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防宋公【庄】蔡侯、卫侯【惠】于曹，谋伐郑，纳突也。
夏四月，公防宋公、卫侯、陈侯【庄】蔡侯【桓】伐郑。
党突也。张氏曰：「卫朔奸恶之雄，因同恶之合，陵蔡而居其上。王政不行，伯者未作，小人恃强陵弱如此。及桓文之兴，而后卫少抑焉。审尔，则是卫自陵蔡而先之，胡传之説未然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郑
胡传伐郑以纳突，非正也，故书至，以见桓之上无王法，恣爲不义，而莫之禁也。
冬城向
据下文十一月，则此乃十月也。十月在夏时爲八月，农功未毕，岂可兴役乎？
十有一月，卫侯朔奔齐【惠公谗构取国，故不言二子逐罪之也】
季氏私考朔以不得于公子泄、公子职而逼逐出奔。盖自隐四年乱众拥立宣公，废置不由其上。自此权臣擅命，亦何有于朔哉？故凡国君出奔，皆强臣所逐也。但君而不能修德以驭臣，至于见逐，则其自取焉尔。故以自奔爲文书名者，据其奔齐而言，屈损下人，甘爲臣妾，而人亦不以寓公处之。故本其自奔之实而实，则明其不足以居人上也。王氏经世曰：按《公》《谷》皆谓朔获罪于天子，是时王灵不振，不发小众，与召而不往。天王岂遽能行讨慴朔而使之出奔？盖谋出于泄、职二公子，而王与闻焉尔。按出朔而立黔牟，以泄、职二公子所爲，而朔适有「不发小众」、「与召而不往」二事得罪于王室。泄、职必先行货尹氏权要，假王命以出朔，而黔牟亦以王命得立尔。此后来王人救卫之断案也。观庄六年王人子突救卫，朔之复入，放黔牟于周，则朔之出、黔牟之立，谋出于二公子，而王与知明矣。季氏私考以《左传》序急、夀事爲多失实，而朔搆兄事未必有其説，亦似有理。盖卫宣即位在鲁隐之四年，至桓十二年而卒，其享国才十九年。烝夷姜生急子，当在即位以后，急生至娶须十五六年，而宣公夺之。夺急妻生夀及朔，当又有两三年，计前后恰十九年余矣。朔在父时方在襁褓中，即能与母搆兄至死耶？意宣姜必宣公正室，而宣公所夺乎急者，史记不曰宣姜，则或别一齐女也。朔已年长可君，其非夺急妻所生明矣。要之宣公淫乱，备载于诗，其恶固爲难掩，而「二子乗舟」则或由不得于父而出亡以死，未可知。谓朔搆之至此，则或事理之所无也。朔致出奔，罪自有在。王人他日之救卫，自縁助黔牟以拒朔尔。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防齐侯【襄】纪侯盟于黄【黄，纪地，后属齐】
王氏《经世》曰：「按朔在齐，纳朔，齐志也。以是防鲁，而鲁因欲以平纪。其后齐卒纳朔，而纪不果平。盖齐志在灭纪，特以虚言役鲁，而鲁爲所愚尔。」
二月丙午，公防邾仪父盟于趡【趡，鲁地】
邾既来朝，又寻蔑盟，而公防之，盟则趡盟，邾志也。江氏曰：「隐、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国君之重，而其心无所适主，尚足贵乎？」
夏五月丙午，及齐【襄】师战于奚【奚，鲁地】
齐人侵鲁疆，疆吏来告公曰：“疆塲之事，姑尽所备，事至而战，又何谒焉？”然则及齐战者，疆吏也。王氏经世曰：“自入春秋，隐六年，公会齐侯盟于艾，此齐鲁交好之始；至今年，及齐师战于奚，此齐鲁交兵之始。夫齐，大国也，变诈无常，佚荡而不好礼，其习俗也。鲁与之隣，秉礼不坚，一诱于郑而结怨兴戎，再诱于齐而骄奢淫佚，婚姻之后，鲁之气类日变而齐矣。善乎郑忽之言曰：‘人各有耦，齐大非吾耦也。’夫耦大则声气强，相应随，不惟易以自失，而因好生隙，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郑不耦齐，郑无齐援，亦无齐祸；鲁一耦之得齐，祸无如鲁之甚者。般卒闵弑鲁，再罹妇祸也；杀恶立接，齐三成鲁乱也。岂非不善自守，轻与人比之明戒哉？”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桓侯卒，哀侯献舞立】
何氏曰：「封人无子，季次当立。封人欲立献舞，而疾害季，季避之。陈封人卒，反归奔丧，无怨心，故贤而字之。」
秋八月蔡季自陈归于蔡
季桓侯弟献舞，兄献舞立，而
译鲁桓公十六年春正月，鲁桓公在曹地会见宋庄公、蔡侯、卫惠侯，谋划讨伐郑国，目的是拥立公子突回国即位。
夏季四月，鲁桓公与宋公、卫侯、陈庄公、蔡桓侯一起讨伐郑国。
这是为了拥立公子突。张氏说：“卫朔是奸恶之徒的首领，因为与同恶之人勾结，欺凌蔡国而位居其上。周天子的政令无法推行，霸主尚未兴起，小人依仗强权欺凌弱小就是如此。等到齐桓公、晋文公兴起之后，卫国才稍微受到抑制。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是卫国欺凌蔡国而位居其上，胡氏传说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秋季七月，鲁桓公从讨伐郑国归来。
胡氏传说：讨伐郑国以拥立公子突，是不合正道的，所以史书只记载“至”，以此表明鲁桓公之上没有王法，肆意做不义之事，却没有人禁止他。
冬季，在向阳修筑城墙。
根据下文提到的十一月，这应当是十月。十月在夏历中是八月，农事尚未结束，怎么可以兴修劳役呢？
十一月，卫侯朔逃奔到齐国【因为卫惠公听信谗言夺取君位，所以不说是两位公子驱逐罪人】。
季氏私考认为：卫朔因为不得公子泄、公子职的欢心而被逼迫出逃。大概自从鲁隐公四年众人拥立卫宣公，废立君主不再由上级决定。从此权臣擅自发号施令，卫朔又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凡是国君出逃，都是被强臣驱逐的。但是君主如果不能修养德行来驾驭臣下，以至于被驱逐，那也是自取灭亡。所以用“自奔”来书写名号，是根据他逃奔到齐国而言，他屈尊降贵，甘愿做臣妾，而别人也不把他当作流亡的国君对待。所以根据他自奔的事实来书写，就明白他不足以居于人上。王氏《经世》说：查考《公羊传》《谷梁传》都认为卫朔获罪于周天子，当时王室权威不振，卫朔不发动小规模的军队，对于天子的召唤也不前往。周天子怎么能立刻进行讨伐震慑卫朔而使他出逃呢？大概是计谋出于公子泄、公子职二人，而周天子也参与了。查考驱逐卫朔而立黔牟，是公子泄、公子职所为，而卫朔恰好有“不发动小军”、“被召而不往”两件事得罪了王室。公子泄、公子职必定先贿赂尹氏等权要，假借王命驱逐卫朔，而黔牟也是凭借王命得以立为君主的。这是后来王人救援卫国的定论。看鲁庄公六年王人子突救援卫国，卫朔复归，将黔牟放逐到周王室，那么卫朔的出逃、黔牟的立位，计谋出于两位公子，而周天子知情，就明白了。季氏私考认为《左传》叙述急、寿的事情多失实，而卫朔构陷兄长的事情未必有根据，似乎也有道理。大概卫宣公即位是在鲁隐公四年，到鲁桓公十二年去世，他在位才十九年。与夷姜通奸生下急子，应当在即位以后，急子出生到娶须女大约十五六年，而卫宣公夺走了她。夺走急子的妻子生下寿和朔，又过了两三年，计算前后正好十九年多。卫朔在父亲时还在襁褓中，就能与母亲构陷兄长至死吗？大概宣姜一定是卫宣公的正妻，而卫宣公所夺走的急子之妻，史记不说是宣姜，那么或许是别的齐国女子。卫朔已经年长可以继位，显然不是夺走急子妻子所生的。总之，卫宣公淫乱，详细记载在《诗经》中，他的罪恶固然难以掩盖，而“二子乘舟”的故事，或许是因为不得父亲欢心而出亡致死，也未可知。说卫朔构陷兄长到这种地步，或许是事理上不可能有的。卫朔导致出逃，罪责自有所在。王人日后救援卫国，自然是帮助黔牟来抗拒卫朔罢了。
鲁桓公十七年春正月丙辰，鲁桓公在黄地会见齐襄公、纪侯结盟【黄，是纪国的土地，后来属于齐国】。
王氏《经世》说：“查考卫朔在齐国，拥立卫朔，是齐国的意愿。以此会盟鲁国，而鲁国因此想要平定纪国。后来齐国最终拥立了卫朔，而纪国没有平定。大概齐国的意愿在于灭掉纪国，只是用空话役使鲁国，而鲁国被他们愚弄罢了。”
二月丙午，鲁桓公在趡地会见邾仪父结盟【趡，是鲁国的土地】。
邾国既来朝见，又寻求在蔑地结盟，而鲁桓公会见他，结盟就是在趡地，这是邾国的意愿。江氏说：“隐公、桓公都与邾国结盟，而背弃盟约都是因为宋国的缘故，以国君的身份，而他的心没有固定的归属，还值得尊重吗？”
夏季五月丙午，与齐襄公的军队在奚地交战【奚，是鲁国的土地】。
齐国人侵犯鲁国边境，边境官吏来报告鲁桓公说：“边境的事情，姑且尽力防备，事情到了就作战，又何必请示呢？”那么与齐国交战的，是边境官吏。王氏《经世》说：“自从进入春秋时期，鲁隐公六年，鲁桓公会齐侯在艾地结盟，这是齐鲁交好的开始；到今年，与齐师在奚地交战，这是齐鲁交兵的开始。齐国，是大国，变化欺诈无常，放纵而不喜好礼，这是他们的习俗。鲁国与他们相邻，秉持礼制不坚定，一次被郑国诱惑而结怨兴兵，再次被齐国诱惑而骄奢淫逸，通婚之后，鲁国的风气日渐变得像齐国了。郑忽的话说得好：‘人各有配偶，齐国太大不是我的配偶。’配偶强大则声气强盛，相互应和跟随，不仅容易自我迷失，而且因为交好产生嫌隙，其流弊有说不尽的。郑国不与齐国结亲，郑国没有齐国的援助，也没有齐国的祸患；鲁国一旦与齐国结亲，祸患没有比鲁国更严重的。般卒闵公被杀，是鲁国再次遭受妇女的祸患；杀公子恶立公子接，是齐国三次造成鲁国动乱。难道不是不善自守，轻易与人结盟的明显警戒吗？”
六月丁丑，蔡桓侯封人去世【蔡桓侯去世，蔡哀侯献舞即位】。
何氏说：“封人没有儿子，季次应当即位。封人想要立献舞，而疾病害了季次，季次避开了他。封人去世，季次返回奔丧，没有怨恨之心，所以赞美他而称字。”
秋季八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
季是蔡桓侯的弟弟献舞，哥哥献舞即位，而
季不与争，季其真能恬退者欤？此其所以称字也。张氏曰：《春秋》返国于危疑之际者，惟蔡季爲善，以其洁身而去，一无争心，念念宗国，闻召即归，能逺祸于未然，不悻悻以爲髙，去就合宜，故《春秋》贵之。
译季不与（蔡昭公）争位，季大概是真正能淡泊退让的人吧？这就是他被称为字的原因。张氏说：在《春秋》中，于国家危疑之际返回国都的人，只有蔡季做得最好，因为他洁身自好而离去，毫无争位之心，时刻挂念宗国，听到召见就立即归来，能在祸患未发生时就远离灾祸，不愤愤不平地故作清高，去留都合乎宜理，所以《春秋》推崇他。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称侯盖误。」吴氏曰：「虽子男之君，未有以諡配爵者。」或谓能请谥非也。西亭疑辨云：「诸侯在国，臣子皆以公称，尊君之辞也。至如鲁颂，乃季孙行父请命于周，而作者其诗曰：『周公之孙，庄公之子』，虽达于天子，告于宗庙，亦取尊名称之，不以僣爲嫌也。」请谥之説，三传不载，惟啖助倡爲此议，盖本于桓侯传写之误尔。当时蔡季虽归，未尝干与国事，且季归未逾月，而尹氏方专王室事权，需求烦重，即请安能即得所请耶？故知「侯」字传写之误者是也。
及宋人【庄】卫人【黔牟】伐邾。
左氏，宋志也。杜氏曰：「邾、宋争强，鲁从宋志，背趡之盟而伐邾。」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是年冬，郑髙渠弥弑昭公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齐杀子亹，郑祭仲立昭公弟子仪。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传是年，桓公已终，复书王者，明弑君之贼，虽身已没，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据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位，三年之丧毕矣。明弑君之贼，虽在前朝，而古今之恶一也。然则簒弑者，不容于天地之间，身无存没，时无古今，皆得讨而不赦。圣人之法，严矣。
公防齐侯【襄】于泺【泺水名，在济南府歴城县西北入济】
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
临川吴氏曰：此行，公往防齐侯。尔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泺防礼毕，夫人又欲从齐侯至齐。夫妇既同出，公不可独反国，故遂与之同如齐也。胡传：“与者，许可之词。”曰：“与者，罪在公也。”公于齐姜委曲顺从，若水从地，无所不可，故爲乱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齐。丁酉，公之丧至自齐。
春秋君见弑之例有二：在内，则以不地见其弑；在外，则不容不书其地，而以上下文之特异者见之。此书「公防齐侯子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公薨于齐」，「公之丧至自齐」，「夫人孙于齐」，虽无传，亦知公之不得其死，贼在齐侯，而衅由夫人矣。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书曰：「葬我君桓公。」见齐人以私杀桓，非以贼讨桓，而天王方伯与鲁臣子不能讨，乃令得以礼而葬焉。胡传曰：「十八年书王，而桓公书葬，惟可与权者知之。」此示桓当讨之微意也。庐陵李氏曰：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乱兄弟之伦，而天理隳；终渎夫妇之伦，而人理丧。鲁国乱臣贼子之祸，接迹于史册，实始于此。故《春秋》一书再书，又屡书以贬之。不书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贬宰纠之聘，诛滕子、谷、邓、邾、牟、葛之朝。纪大水、雨雪无氷、日食之灾，其意亦备矣，其忧亦深矣。然其爲人，往往亦不义而得众，故即位之一年，弃许田以结郑，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赂以立督，而有于稷之防；三年，假姻好以协齐，而有嬴之防、讙之防。弟年之来聘，及其得志，天王屡聘，逺国来朝。于是宋之战伐，邾纳突，无所不至，自以爲莫已害矣。孰知祸之起于帷薄哉？此盖天理之应也。
春秋事义全考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事义全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三 明 姜寳 撰
庄公【名同桓公子母文姜諡法胜敌克乱曰庄】
元年春王正月
不书即位，属词谓以继弑君，不行即位礼故也。闵、僖同。
三月夫人孙于齐
胡传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弑，姜氏与焉。孔季彦曰：文姜与弑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谓絶不爲亲礼也。夫絶不爲亲，即凡人尔。孙者，顺让之辞，使若不爲人子所逐，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归于鲁，例以孙书，何也？与闻弑桓之罪已极，有如去而弗返，深絶之也。然则恩轻而义重矣。单称姜氏，则疑于妾媵，而其罪不彰，故不曰姜氏而书夫人。汪氏曰：书孙，虽不曰奔，使若自知愧耻而去，然亦可见其无所容，则其絶之也至矣。季氏私考：孙者，退让不居之名；不称姜氏者，鲁方絶齐，不与爲亲也。若犹未絶乎文姜，迨系之
译癸巳日，安葬蔡桓侯。
杜氏说：“称侯大概是错误。”吴氏说：“即使是子爵、男爵的国君，也没有用谥号搭配爵位的。”有人说能请求谥号，这是不对的。西亭疑辨说：“诸侯在国内，臣子都称公，这是尊君的言辞。至于像《鲁颂》，是季孙行父向周天子请求，而作诗的人说：‘周公的孙子，庄公的儿子’，即使通达于天子，告于宗庙，也取尊称来称呼，不以僭越为嫌。”请求谥号的学说，三传没有记载，只有啖助倡导这个议论，大概是基于桓侯传写的错误罢了。当时蔡季虽然回归，未曾干预国事，况且季回归未超过一个月，而尹氏正专掌王室事权，需求烦重，即使请求怎能立即得到所请呢？所以知道“侯”字是传写错误是对的。
等到宋人【庄公】、卫人【黔牟】讨伐邾国。
《左氏传》，这是宋国的志意。杜氏说：“邾国、宋国争强，鲁国顺从宋国的志意，违背趡地的盟约而讨伐邾国。”
冬十月朔日发生日食。
这一年冬天，郑国高渠弥弑杀昭公忽，而立子亹。十八年，齐国杀子亹，郑国祭仲立昭公的弟弟子仪。
十八年春王正月。
胡传说这一年，桓公已经去世，再次书写“王”，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身体已经死亡，而王法不得赦免。又根据桓公十五年，天王驾崩，到新君继位，三年之丧完毕了。表明弑君的贼人，虽然在前朝，而古今的罪恶是一样的。那么篡弑的人，不容于天地之间，身体无论存没，时间无论古今，都得以讨伐而不赦免。圣人的法度，严厉啊。
公在泺地防备齐侯【襄公】。【泺水名，在济南府历城县西北流入济水】
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
临川吴氏说：这次出行，公去防备齐侯。夫人想同往，公不能制止。泺地防备的礼节完毕，夫人又想跟随齐侯到齐国。夫妇既然一同外出，公不可独自返回国家，所以于是与她一同前往齐国。胡传：“与，是许可的词语。”说：“与，罪责在公。”公对齐姜委曲顺从，像水顺着地，无所不可，所以作乱的是文姜，而《春秋》归罪桓公，治理其根本啊。
夏四月丙子，公在齐国去世。丁酉，公的灵柩从齐国到达。
《春秋》君主被弑的条例有二：在国内，则不写地名以显示被弑；在国外，则不能不写地名，而以上下文特异之处显示它。这里书写“公在泺地防备齐侯”，“公与夫人姜氏于是前往齐国”，“公在齐国去世”，“公的灵柩从齐国到达”，“夫人逃到齐国”，即使没有传文，也知道公不得好死，贼人在齐侯，而祸端由夫人引起。
秋七月。
冬十二月己丑，安葬我们的君主桓公。
书写说：“安葬我们的君主桓公。”显示齐人以私怨杀桓，不是以贼人讨伐桓，而天王方伯与鲁国臣子不能讨伐，于是让得以按礼安葬。胡传说：“十八年书写王，而桓公书写葬，只有能权衡的人知道。”这是显示桓公应当讨伐的微意。庐陵李氏说：桓公在位十八年，首先败坏兄弟的伦理，而天理毁坏；最终亵渎夫妇的伦理，而人理丧失。鲁国乱臣贼子的祸患，在史册中接连出现，实际始于这里。所以《春秋》一书再书写，又屡次书写以贬斥他。不书写王的十四年，去掉秋冬的二年，贬斥宰纠的聘问，诛讨滕子、谷、邓、邾、牟、葛的朝见。记载大水、雨雪无冰、日食的灾害，其用意也完备了，其忧虑也深了。然而他为人，往往不义而得众，所以即位的第一年，放弃许田以结交郑国，而有垂越的成就；第二年，因宋国贿赂而立督，而有于稷的防备；第三年，借助姻好以协调齐国，而有嬴的防备、讙的防备。弟弟那年前来聘问，等到他得志，天王屡次聘问，远国前来朝见。于是宋国的战伐，邾国纳突，无所不至，自以为没有人能害他。谁知祸患起于帷薄之中呢？这大概是天理的应验。
《春秋事义全考》卷二
<经部,春秋类,春秋事义全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三 明 姜宝 撰
庄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谥法胜敌克乱曰庄】
元年春王正月。
不书写即位，归属词语认为因为继弑君，不行即位礼的缘故。闵公、僖公相同。
三月夫人逃到齐国。
胡传夫人是文姜。桓公被弑，姜氏参与其中。孔季彦说：文姜参与弑杀鲁桓，《春秋》去掉她的姜氏，传文说断绝不为亲礼。断绝不为亲，就是凡人罢了。孙，是顺让的言辞，使好像不是被儿子驱逐，以保全恩情。哀姜离去而不返回，文姜就回归鲁国，条例以孙书写，为什么呢？参与闻知弑桓的罪恶已极，如果离去而不返回，是深绝啊。然而恩情轻而义理重。单称姜氏，则疑于妾媵，而其罪不彰，所以不说姜氏而书写夫人。汪氏说：书写孙，虽然不说奔，使好像自知愧耻而去，然而也可看见其无所容身，那么断绝她到了极点。季氏私考：孙，是退让不居的名号；不称姜氏，是鲁国正断绝齐国，不与为亲。如果还未断绝文姜，等到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