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义全考卷十一

译先前又急于攻打邾国，这不能算是好的政事了。”孔子称赞他不改变父亲的政令，不知是指什么？难道是因为在三家之中，只有他忠于鲁国公室，而且贡赋从未缺漏吗？

译蔡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燮。蔡国的公子履出逃到楚国。

胡氏传注说：楚国人对待蔡国反复无常，公子燮请求追随先君的遗志，为了蔡国的利益而谋求合乎道义的国家政策。但蔡国国人并不顺从，因而杀了公子燮。这有什么罪呢？所以史书称“蔡”而不除去他的官职。公子履是公子燮的同母弟弟。他进不能匡正国家，退不能远离祸害，因恐惧灾祸而逃跑，投奔了夷狄。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谴责他。王氏《经世》按语说：公子燮大概曾经被郑国俘获过，他想要舍弃蛮夷而投奔中原，这是正确的。追念先君的志向并加以完成，这是顺从。楚国政治反复无常，他请求宽待百姓，这是忠诚。当权者安于依附楚国而不愿改变，因而杀了他，所以史书称“蔡”而不除去他的官职，意思是杀无罪之人。公子履是同母弟弟，不投奔中原而投奔楚国，不与兄长志同道合，史书这样记载是为了谴责他。

陈哀侯的弟弟黄出逃到楚国。

季氏《私考》说：陈黄出逃这件事，《左传》认为是庆寅、庆虎控告他谋反楚国。如果是这样，那么黄为什么又出逃到楚国呢？假如他是去控告庆寅、庆虎，那么庆寅、庆虎本来谋划依附楚国，又何必害怕获罪反而以谋反的罪名招致讨伐呢？楚国派屈建包围陈国，经文中没有记载，可见原本没有这件事。况且陈黄出逃到楚国，一定是杀了庆寅、庆虎之后才得以回国。等他回国时，又依靠楚国的力量才得以回归，而史书却说是“自”（自动）回归，那么公子黄本来就是楚国的党羽，与庆寅、庆虎不和。大概陈国袁侨在鸡泽会盟时防备晋国，必定是君臣合谋后才行动的。庆氏专权执政，难道不知道吗？而黄凭借同母弟弟的身份尊贵受宠，权势相互倾轧，一定是庆氏在国君面前进谗言，导致黄出逃到楚国。黄到了楚国，就把依附晋国的罪责推给庆氏。这就是陈侯害怕楚国而杀了庆寅、庆虎，而黄借助楚国得以回国，从而掌控陈国政事的原因吧？所以黄的出逃，罪在陈侯，相信庆氏的防备，不能安抚他的弟弟；而黄依附楚国致使庆氏陷入困境，他的罪过难道就在庆氏之下吗？庆氏的防备，实际上是庆虎做的，庆寅没有参与。看二十三年杀庆寅时，史书用了“及”字就可以知道了。西亭《辩疑》说：凡是史书称“弟”的，都是讥讽他的兄长不友爱兄弟、不尊敬弟弟。陈国如果无道，黄应当有所劝谏，现在却抛弃国家逃往夷狄，难道就没有罪过吗？传注认为黄称“弟”，是符合弟弟的道义，所以不贬斥，恐怕是不恰当的。

叔老出使齐国。

《属词》说：成公时期，自从鞌之战后，齐顷公属于同盟，因为防备的缘故，侨如请求重修旧好。齐国又背叛晋国，被讨伐，鲁国也防备晋国，包围齐国，齐国的怨恨很深了。而齐庄公新即位，在澶渊结盟，所以叔老去齐国聘问，是为了消除怨恨、重修友好关系。

冬十月丙辰初一，发生日食。

季孙宿出使宋国。

十五年，宋国的向戍来聘问。季孙宿出使宋国，是为了报答向戍的聘问。

二十一年。

这一年十一月庚子日，孔子出生。

春王正月，鲁公前往晋国。

《属词》说：晋平公为了鲁国，所以联合诸侯一同包围齐国，抓住邾子，削减他的田地归还给鲁国，所以今年鲁公去晋国，是为了拜谢出兵以及接受邾国田地的恩惠。

邾悼公的庶子庶其带着漆、闾丘两地来投奔鲁国【漆，是邾国的城邑，现在邹县东南平乡有漆亭；闾丘，是邾国的城邑，现在邹县南有闾丘亭】。

这时鲁公还在晋国，是季孙宿接纳了他。胡氏传注说：庶其，是邾国的大夫。小国的大夫用利益诱惑我，就特别记载他的姓氏，以示谨慎。漆是一个城邑，闾丘是一个城邑，而不说“及”，是因为这些是庶其的私邑，是他受封于国君而享用的。这是叛臣，为什么不记载“叛”字？记载了名字，记载了地名，并且窃取城邑，背叛国君的罪过就显现了。抛弃夷狄而投奔诸夏，他仰慕道义的心，似乎是可以接受的。然而有占据城池来求援的，君子尚且认为不可接受，何况是邻国呢？记载“来奔”，而鲁国接纳叛臣，吞并他的土地，罪过也显现了。王氏《经世》按语说：从前莒国的仆带着宝玉来投奔，季文子让他离开国境。现在季孙宿却亲自接纳庶其的投奔，大概接纳莒仆的是宣公。所以行父假借公义来匡正国君，而实际上暗中揽权。现在已经设立三军，分割公室，那么接纳叛臣和他的城邑，都是季氏的私有了，所以不再顾及以前的言论了。亲自接纳庶其，后来莒国的牟夷、邾国的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于是成了盗贼的渊薮。但这都不是鲁公的本意。襄公去晋国，庶其带着漆、闾丘来；昭公去晋国，牟夷带着牟娄、防两地来；昭公在干侯，黑肱带着滥地来。成为盗贼渊薮的，实际上是季氏。季康子担忧盗贼，孔子说：“如果你自己不贪求，即使赏赐他们，他们也不会偷窃。”盗贼和季氏，他们获取的东西不同，但贪欲相同。季氏作为拥有百乘兵车的家族，还担忧贫穷和寡少，直到富有如周公，却不知满足。那些小人贫穷而受不了贪欲，以至于偷窃，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孔子告诫季康子的话，就是《春秋》记载这三个叛臣，以警戒治国者不可见利忘义的意思。

夏，鲁公从晋国回来。

秋，晋国的栾盈出逃到楚国。

季氏《私考》说：栾盈，是栾书的孙子、栾黡的儿子，晋国的卿。栾书在晋国，专掌政权，曾经灭掉赵氏宗族，害死郤氏，而厉公被国人弑杀，实际上是栾书主使的。栾书虽然不久就死了，但栾黡的暴虐，已经被同僚所忌恨了。只是悼公宽厚坦荡，所以栾黡得以免于祸患罢了。到了平公时期，赵武当权，栾盈担任公族大夫，与范鞅不和，而栾盈喜好施舍以收买人心，更是国君所怀疑的。所以州宾一诽谤，栾盈就无处容身了。凡此种种，都是栾书专权恃势所导致的。又说：君子违离本国，不投奔仇敌，

译郯国，是楚国和晋国的仇敌。盈流亡到楚国，是想借楚国的力量来恢复郯国罢了。这就是盈犯下的无君之罪。盈虽然逃奔到楚国，但楚国实际上对盈没有诚意，不久他就又逃奔到齐国。这难道不是悼公的余威波及楚国，尚未消亡的缘故吗？

译九月庚戌初一，发生日食。

石氏说：“日食的灾变，起因于日月交会。有虽然交会却不发生日食的，《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日食才三十六次。有频繁交会而发生日食的，这一年以及鲁襄公二十四年、三年之内，连续几个月发生日食的，有两次。各位儒生认为历法中没有这种算法，或许是传抄错误。然而汉朝时也有频繁日食的情况，高帝三年以及文帝前三年十月晦日、十一月晦日就是如此。”

冬十月庚辰初一，发生日食。

季氏私考家〇翁氏说：“日月在天上运行，各自有轨道。虽然说是初一相遇，但轨道有内外之分。如果月光在内侧，依界限而发生日食的情况很少。自汉朝以来，历法家每以一百七十又三日为一个交会点。没有连续几个月交会的情况，而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连续几个月频繁发生日食。汉高祖即位第三年十月、十一月，频繁发生日食。此后一千多年，没有连续几个月频繁发生日食的。所以知道天度有时而改变其常规，这就是它被视为异常的原因。”

曹伯来朝见。

武公继承君位，三年丧期结束，凭借鲁国的能力侍奉晋国，前来朝见，以修复旧日的友好关系。

鲁公在商任会见晋侯【平公】、齐侯【宋公【平公】、卫侯【殇公】、郑伯【简公】、曹伯【武公】、莒子【犂比公】、邾子【悼公】】。

赵鹏飞氏说：“一个大夫出逃，就惊动天下诸侯来禁锢他，栾盈又能有什么作为呢？大概是害怕他挟持楚国势力进入晋国罢了。王氏《经世》说：栾盈逃往楚国，必定经过各国，回来请求进入晋国，也必定经过各国。晋国知道栾盈必定会请求进入，所以预先约定各国，使各国都不容纳他，无论他踪迹指向哪里，以此来杜绝他返回。”

鲁襄公二十二年春，周王正月，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去世【他是子叔齐子】。

冬，鲁公在沙随会见晋侯【平公】、齐侯【庄公】、宋公【平公】、卫侯【殇公】、郑伯【简公】、曹伯【武公】、莒子【犂比公】、邾子、薛伯〇伯【孝公】、小邾子。

胡传按：左氏记载在商任会盟，是为了禁锢栾氏；在沙随会盟，是再次禁锢栾氏。晋国不念及栾氏世代功勋而驱逐栾盈，又将逮捕他，并命令诸侯不得接纳他，这也太过分了。自从萧鱼会盟以来，楚国尚未完败；栾盈到了楚国，恐怕楚国不接纳他，而将前往齐国，当时大概还没到齐国，所以再次举行这次会盟来禁锢他。齐庄公表面上与晋国会盟，暗中却接纳栾盈，那么齐晋之间的仇怨又复兴了，因此第二年攻打卫国，进而攻打晋国。汪氏说：自从栾宾作为靖侯的孙子，辅佐桓叔，到贞子这一支，辅佐文公成就霸业；贞子的儿子盾侍奉灵公，担任下军主将；盾的儿子书，就是武子，侍奉成公、景公、厉公、悼公，有功勋。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楚国杀其大夫公子追舒【追舒就是子南】。

按：令尹子南的宠臣观起，未增加俸禄却拥有几十辆马车，这是小过失，却因此将他车裂于四境，并一并杀了子南，过分了。况且先告诉其子弃疾，然后杀他，恐怕不符合人情。传中所载，似乎不足信。那么子南被杀，难道是因为他身为令尹却不图谋中原，所以借此杀他吗？称国杀而不除去其官职，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

鲁襄公二十三年春，周王二月癸酉初一，发生日食。

三月己巳，〇伯匄去世【孝公去世，弟弟文公姑容继位】。

孝公是晋平公的母舅。悼夫人参加丧礼，平公不撤去音乐，不合礼制。

夏，邾国的畀我来投奔。

畀我大概是因被驱逐而来，未必与庶其一同叛变。这与昭公二十七年邾快奔逃相同。

葬〇孝公。

陈国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

按：庆虎虽然在君主面前谗害黄，导致黄出逃，但罪也不至于死，所以庆虎称国杀而不除去其官职。庆寅书“及”，表明庆虎连累了庆寅，庆寅本无罪。

陈侯哀公的弟弟黄从楚国回到陈国。

归易词书，从楚国回来，归罪于黄，既然逃奔到夷狄之国，又借助夷狄的力量回来，从此就执掌国政，黄的离去和回归，于此都不正当了。

晋国栾盈再次进入晋国，进入曲沃。

胡传：栾氏是晋室的世臣，所以栾盈虽然出逃，仍系属于晋国。复入，是极其逆乱的措辞，因为他既已断绝关系又再次进入。曲沃，是他受封的土地。当时，权宠之臣，各自以利引诱下属，使他们为自己效力，以至于杀身也不躲避，不知道有君臣之分。所以听到说栾孺子的人，有的哭泣有的叹息，认为得主而为之死，还算是没白死。栾盈听从他们，于是进入绛都，登上公门。如果不是上天抛弃栾氏，又有范鞅的计谋，晋国也危险了。推究其过失，在于禁锢得太急，使他无处容身于天地之间，所以达到这种极端。《春秋》详细记载，以显示对人而不仁，憎恶得太厉害，就是乱。作为后世的鉴戒，难道不是深切明显吗？王氏《经世》按：接纳栾盈的是齐国，不称其来自哪里，譬如盗贼潜入一样。栾盈将不利于宗国，不再是晋臣了，但仍系属于晋。那些晋国的世臣，驱逐他并非国法讨伐，而是出于掌权大臣范鞅的私意。曲沃，是栾氏的封邑。那么为什么不称叛？不是叛乱，而是胁迫众人对抗君主，只是作乱罢了。他先进入曲沃，率领曲沃的甲

译（赵盾）进入绛都，到了乘坐公门的时刻，箭射到了国君的屋上，败于范氏的党徒，又失去了魏氏、舒的援助，然后逃奔到曲沃。那么，先前记载“复入于晋”，后来记载“入于曲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曲沃并非他所有的地方。进入曲沃，也就等于进入了晋国。所以，从齐国进入曲沃，再从曲沃进入绛都，只记载“复入于晋”；从晋国逃奔到曲沃，才记载“入于曲沃”。曲沃的百姓愿意为他效死，那么他进入绛都时，曲沃有供给；他退却逃奔时，曲沃有接纳。史书用“入”字，是深切地厌恶他。曲沃，就是沃桓叔受封的地方，曾经企图颠覆晋国，而那里的百姓为他隐瞒，说：“我听说有天命，不敢告诉别人。”现在曲沃成了栾氏的私邑，百姓又感念栾氏的私恩，不知道君臣的分别，违背顺逆的道理。在这个时候，强大的家族获得民众，都通过厚施恩惠给百姓，使百姓只知道有私家而不知道有公室。晋国栾氏的曲沃，鲁国季氏的费邑，卫国孙氏的戚邑，《春秋》所记载的，作为后世的警戒，这也是非常深刻而显明的了。

译秋季，齐庄公讨伐卫殇公，接着又讨伐晋国。

林尧叟说：这里记载“接着”讨伐是什么意思呢？这是齐国开始讨伐盟主。自从袁娄之盟以来，齐国世代顺从晋国，这时才开始背叛，于是晋国的霸业衰落，诸侯们心生二意。晋国的衰落，是中原各国的忧患。高氏说：这是齐庄公违背了澶渊、商任、沙随之盟，趁着晋国发生栾氏之乱而加以援助，以报复十八年诸侯围攻齐国的那场战役。十八年诸侯共同围攻齐国，是因为鲁国的缘故。齐国之所以屡次讨伐鲁国，是因为卫国的缘故。所以齐国先讨伐卫国来试探，晋国不过问，于是接着就讨伐晋国。齐庄公既讨伐同盟国，又讨伐盟主，祸乱的形成，在这里显露无疑了。

八月，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

林尧叟说：驻扎下来然后再救援，是隐藏救援的实情；救援却先驻扎，是宣扬救援的名声。用词上把救援晋国写成“驻扎”，提到雍榆是说明原因，实际上并没有完成救援。查考朝歌还在卫国的东面，距离晋国很远，驻扎而不前进，本来是畏惧齐国的强大；其意图是想以此遏制齐国回师的路线，自我文饰罢了。

己夘日，仲孙速去世。

仲孙速，就是孟庄子。他的小儿子羯夺取了哥哥的爵位而继承，这就是孟孝伯。汪氏说：鲁国自从仲遂杀害嫡子而立庶子，公室从此失去了政权。鲁国卿大夫中，自从季孙宿凭私意废长立幼，于是家臣们纷纷效仿。孟氏的丰防废黜秩而立羯，叔孙氏的竖牛杀害孟丙而立舍，都是借废立之名来专擅权力，三桓的势力因此衰微了。制作木偶陪葬的祸患，其流弊岂能说得尽呢。

冬季十月乙亥日，臧孙纥出逃到邾国。

季氏私下考证：臧孙纥许诺给季氏的庶子武仲夺取嫡位，臧为而立鲁国的奸邪之人。当时季孙宿的贤能不如仲孙速，而臧孙纥被季孙喜爱，被仲孙厌恶，那么他的为人不善就可知了。仲孙速只是因为父亲在世时同僚的缘故，没有罢黜驱逐他。孔子称赞孟庄子的孝道，不改变父亲任用的臣子，这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臧孙纥也说：“季孙喜爱我，是疾病；孟孙厌恶我，是药石。药石还能让我生存，疾病却毒性滋长。孟孙一死，我逃亡的日子就不远了。”等到仲孙速去世，孟氏的家臣果然向季氏进谗言，借叛乱之名驱逐了他。臧孙纥本是小人，被驱逐是应当的。仲孙羯父亲去世才两个月，就忍心害死父亲的同僚，比起孟庄子来惭愧多了。《私考》又说：臧孙纥逃到邾国后，从邾国到防地请求立他的儿子为继承人，鲁国人没有立他的儿子，而是立了他的哥哥臧为。臧孙纥既然请求不成，于是就从防地逃到齐国。鲁国处理这件事，在国家体统上并未失当，所以从防地逃到齐国没有记载。杜氏说：阿附季氏，废长立少，导致逃亡，记载“出奔”是谴责他。家氏说：季孙接纳邾国的盗贼，臧孙纥与之谈论的是奖赏盗贼的说法。如今却用谄媚之道来结交季孙，这与盗贼有什么区别？季孙自己乱了嫡庶之分，又扰乱别人的嫡庶之分，又蒙蔽罪责驱逐臧孙纥。臧孙纥固然有罪，但季孙宿的放纵专断、不知节制也太严重了。

晋国人杀死了栾盈。

这与后来的良霄被杀，都称“人”，是因为他们举兵侵犯国家，不是司法官所能审判的，必须由国人讨伐。都不记载大夫的官职，是因为他们在位却复入作乱，已经不是大夫了。

齐庄公偷袭莒国。

趁着讨伐晋国回来，偷袭莒国。这是因为十八年时，莒子曾与诸侯一起围攻齐国，所以报复。

鲁襄公二十四年

春季，叔孙豹前往晋国。

祝贺晋国击败栾氏。

仲孙羯率领军队侵犯齐国。

为晋国报仇，因为之前救援不力，害怕晋国怀疑自己。

夏季，楚共王讨伐吴国。

自从防地之盟以后，中原各国与吴国结盟十年，可见诸樊不如他的父亲，被楚国轻视，继位以来，于是两次被讨伐了。

秋季七月甲子日初一，发生日全食。

齐国崔杼率领军队讨伐莒国。

汪氏说：“齐庄公偷袭莒国，自己受伤，臣子被俘，未能实现志向，所以虽然与莒国讲和又再次讨伐。但是已经失去了信用，将怎么保证别人信任自己呢？”

发生大水。

八月癸巳日初一，发生日食。

鲁襄公在夷仪会见晋平公、宋平公、卫殇公、郑简公、曹武公、莒犂比公、邾悼公、滕子、薛伯、小邾子。高氏说：“自从柯陵之盟以后，齐国有轻视晋国之心。等到齐侯环去世，齐光新立，才在澶渊、商任、沙随之盟接受盟约。晋国失去了号令，齐国于是又心生二意。第二年就讨伐卫国，接着讨伐晋国，又再次对莒国用兵。晋侯因此缘故在夷仪会盟，率领十二个诸侯的军队，打算讨伐齐国。但是会盟而不讨伐，是有畏惧之心。国势不强盛，众志不统一。说‘水不克’，只是借口不能讨伐罢了。下面记载崔杼讨伐我国西部边境，大概是知道晋国无能为力了。”

冬季，楚共王、蔡景侯、陈哀侯、许悼公讨伐郑国。

为了救援齐国。庐陵李氏说：“萧鱼之盟以后，楚军两次到达郑国，却没有成功，这是因为悼公的余荫还在。”查考：楚国讨伐郑国没有成功，不是因为子产主持国政，能有防备吗？

鲁襄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陈国鍼宜咎出逃到楚国。

陈国讨伐庆氏的党羽，所以宜咎逃到楚国。宜咎，是陈国大夫鍼子的八世孙。他的后代在楚国担任箴尹，名叫宜咎。

叔孙豹前往京师。

这时

译洛戎攻毁王宫，齐侯背叛晋国，向天子讨好，因此将王城迁至郏邑。于是孟豹出使京城聘问，并且祝贺。从成公到哀公五位君主期间，只有襄公这一年，孟豹出使京城。昭公末年，叔鞅因安葬景王而停止聘问。中原没有霸主，诸侯便再次离散，不再知道有王室的存在，而王室也对诸侯断绝了念头。然而解说《春秋》的人，只知道朝聘不行是诸侯的罪过，难道知道聘问也不是诸侯侍奉天子的礼仪吗？大概聘问是上位者用来与下位者交往的方式，而不是下位者用来侍奉上位者的方式。

译大饥

胡安国说：这一年秋天有阴寒潮湿的灾害，冬天发生大饥荒。这是因为赈济灾民的措施准备不足，所以记载下来作为警戒。

二十五年春天，齐国崔杼率领军队侵犯我国北部边境。

这是为了报复孝伯的军队。

夏天五月乙亥日，齐国崔杼杀害了他的国君光。

高氏说：“崔杼不能防范约束他的妻子，致使她在家淫乱，反而不休弃他的妻子，却对国君犯下大逆不道的罪行。齐庄公违背诸侯的盟约，多次进行侵伐，崔杼趁着百姓的愤恨，于是借宣淫之故杀害了他。”

鲁公在夷仪会见晋侯（平公）、宋公（平公）、卫侯（殇公）、郑伯（简公）、曹伯（武公）、莒子（犁比公）、邾子（悼公）、滕子、薛伯（文公）、小邾子。

胡安国说：晋国本来是为了报复朝歌之战而来讨伐，等到在夷仪会盟，既然听说崔杼弑君，就应当下令三军，树立旗帜，向齐国人声讨，询问庄公被杀的原因，逮捕崔杼并杀了他，与齐国众人商议，拥立新君以安定齐国，显示天讨的正义，那么方伯连帅的职责就修明了。如今却知道贼人而不讨伐，反而接受他的贿赂，这就是与他同流合污。所以《春秋》加以惩处，如下文所贬斥的那样：孙氏说：“庄公违背澶渊之盟，对晋、卫用兵，确实是不讲道义。晋国两次会合诸侯，将要讨伐齐国，齐国人杀害庄公以求和解，这是极大的悖逆，晋国不能讨伐他，以平定齐国的动乱，凭什么做诸侯的宗主呢？难怪大夫势力日益炽盛，从此最终无法制服。所以记载崔杼弑君，以彰显他的罪恶。”高氏说：晋国会合诸侯讨伐齐国，齐国以庄公已被杀害作为辩解，于是进献贿赂以求和解，所以不记载“伐”。用正义会合诸侯，却以奸邪告终，由此可知晋平公的不争气了。

六月壬子日，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

《左传》说：起初，陈侯会合楚子讨伐郑国，在陈国道路上的井被填平，树木被砍伐，郑国人怨恨他们，所以子展、子产进入陈国。高氏说：去年秋天夷仪之会，楚国与陈、蔡、许三国一同讨伐郑国，今年又在夷仪会合，郑国担心楚国再次来犯，所以先率领军队进入陈国，以动摇其军心。看《左氏传》所载，进入他国，没有像子展、子产这样有礼节的，所以《春秋》没有贬斥的言辞。

秋天八月己巳日，诸侯在重丘共同结盟。

这是为了齐国讲和的缘故。胡安国说：“崔杼既然杀害了他的国君，晋侯接受他的贿赂而答应讲和，所以在重丘结盟。”特意记载为“同”。

鲁公从会盟之地回国。

卫侯（献公）进入夷仪。

杜预说：晋国怜悯卫衎失国，让卫国分得一座城邑。胡安国说：“卫侯蔑，他的太师失国出奔，固然不是没有罪过。然而有世叔仪留守国内，有同母弟鱄外出活动，有的安抚内部，有的经营外部，有回归的道路，那么他的道义还没有断绝。所以只记载他的爵位而不称名。等到宁喜杀害剽，他再次回到卫国，然后才称名。这是圣人等待他改过迁善，不轻易断绝人的意思。”

楚国屈建率领军队灭掉舒鸠。

楚国不能制服吴国，却把罪责推给舒鸠，有引导吴国残害我国的意图。而灭掉它，它的罪责就难以避免了。

冬天，郑国公孙夏率领军队讨伐陈国。

先前进入陈国，陈国表示屈服而郑国撤军，然而没有达成和解，所以再次讨伐，一定要达成和解才罢休。季氏私考：这一年公孙舍之已经进入陈国，而公孙夏又讨伐陈国，大概是子产掌权而向陈国显示强大。去年楚子率领蔡、陈、许三国讨伐郑国，而陈国尤其为楚国尽力，《左氏传》所说的“在陈国道路上的井被填平，树木被砍伐”就是这样。楚国侮辱郑国，是因为郑国不敢抵抗罢了。当时子产正加强政治，认为轻视我也灭亡，所以以报复陈国为事，一年之内两次用兵。虽然出兵出于愤怒，但也是谋国自强的策略。从此楚国虽然不能不讨伐，但也以制服郑国为困难，不得不听从弭兵的提议了。王氏经世按：晋国作为盟主，得到陈国却不能保全，又把它抛弃给楚国，而让郑国修怨，兴兵再次讨伐它的国家，私下取得和平。郑国的愤恨虽然发泄了，但霸主的道义在哪里呢？子产对晋国的言辞都曲折而强行文饰，不像他平日的言论，恐怕是传述者附会粉饰的过错。陈侯鲍去世而陈国发生动乱，公子佗杀害太子免而取代他（佗就是五父），那么五父是篡位贼子，郑庄公拥立他，这是帮助篡位贼子，这又可以作为功劳吗？诸侯讨伐而不问罪，征伐的权力出自天子，诸侯奉他的命令而行，敌国没有互相征伐的道义，而以罪责所在，各自施加刑罚，作为先王的命令，何其肆无忌惮呢？大国的土地多数超过千里了，如果不侵略小国就不会这样，那么都想效仿他可以吗？又以戎服授捷作为城濮之命，定王在巩朔献齐捷时，就说“蛮夷戎狄不奉行王命，王命讨伐他们，就献捷，王亲自接受并慰劳他们，用来惩戒不敬，鼓励有功。”兄弟甥舅侵犯败坏王法，王命讨伐他们，只报告事情罢了，不献功，用来敬重亲昵，禁止淫邪。现在郑国没有王命，擅自兴兵侵略小国，而把捷报私下相献，它违背先王的礼制，就更大了。况且郑文公穿戎服辅佐王以接受楚捷，而子产现在以将事于晋，这是以王事晋，却自称不敢废弃王命，不也是严重的诬蔑吗？《左氏传》却说士庄伯不能诘问，不是不能诘问，

译这时晋国的政令已经松弛懈怠了。赵文子对赵武说，知道楚国的令尹如果恭敬地施行礼仪，用文辞来引导他，战争或许可以稍微平息，大概是想联合南北双方，以求暂时无事，不再有从前共同抵御外敌楚国的心思，所以对于郑国讨伐陈国的事，只是听任他们去做罢了。看《春秋》一年中两次记载讨伐陈国，诸侯的离散已经在这里显现出来了。

译十二月，吴国国君遏讨伐楚国，在巢国城门下战死。遏就是诸樊，巢是吴、楚之间的小国，庐江六县有居巢城。诸樊死后，他的弟弟余祭继位。

胡传评论说：“巢是南方的国家。经文说‘在巢国城门下战死’，意思是吴君将要讨伐楚国，率领军队到达巢国，攻打城门要求他们开门。巢人在城墙上射箭，箭射中吴君，吴君因此战死。这并不是吴君轻敌冒进而被杀。‘门于巢’，就是攻打城门要求他们开门。按：进入城门，是攻打城门要求他们开门罢了，并不是已经进入城门后巢人才射箭。何休‘借道’的说法，谷梁传‘修饰城池请求罪责’的说法，都是不对的。”

二十六年

春季，周王二月辛夘日，卫国甯喜杀害了他们的国君剽。

殇公杀害了献公，又回到卫国。衎难道能成为剽吗？他不举行葬礼，是适宜的。胡传评论说：“下棋的人举棋不定，不能战胜对手，何况安置国君呢？”对于衎来说，甯殖把他驱逐出去；甯喜把他接纳进来。对于剽来说，甯殖拥立他；甯喜杀害他。这连下棋都不如。不考虑最终的结果，也太严重了。所以圣人特别纠正他们杀害国君的罪行。刘氏说：“如果不承认剽的即位，那么为什么说‘甯喜杀害他们的国君剽’呢？甯氏是国君的甯氏，杀害他，所以称为弑。驱逐卫君而拥立剽的是甯殖，那么为什么在甯喜身上加上弑君的罪名呢？因为看到甯喜接受甯殖的命令而杀害了剽。”

卫国孙林父进入戚地以叛乱。

晋国人派军队驻守戚地，卫国人攻打戚地，杀死了三百名晋国驻军。从文辞来看，卫侯衎无礼不像国君，定姜知道卫侯必然败坏卫国，所以最终祸患出自贵戚大臣，而剽得以即位。晋国人又为戚地设置防御以安定局势，自湨梁以来没有一次战役不跟随晋国。不久晋侯又派人从齐国迎接衎，让卫国给他夷仪之地，这大概是剽被杀的原因吧？剽位列于诸侯的防御体系之中，那么他的被杀，史官本来就以国君的身份记载，与郑子仪不同。所以卫侯的回归，特别谨慎地记载日期，从辛夘到甲午之间，两天之内一次弑君，一次回归，那么记载日期的意义难道不明显吗？因为卫臣弑君、纳君的罪行不可不讨伐，而晋国作为盟主不能正名讨罪，以安定应当为国君的人，只是始终致力于孙氏，使得君臣的教化不明，这件事不可不详细记载。这就是记载弑君、记载回归，与郑国都不记载不同的原因。髙氏说：“献公出奔时，孙林父确实驱逐了他。现在甯喜杀害剽，将要拥立献公，所以孙林父害怕而进入戚地叛乱，叛乱比出奔更严重。此前各位大夫如果有不利于自己的情况就出奔罢了，没有像孙林父这样叛乱的，所以记载叛乱从孙林父开始。这时孙林父带着戚地投奔晋国，晋国人驻守戚地，不记载‘带着戚地投奔晋国’，是为了正名他的罪恶。”

甲午日，卫侯衎回到卫国。

胡传评论说：左传记载，孙林父带着戚地前往晋国，经文说“进入戚地以叛乱”，是为了彰显他占据土地背叛国君的罪行。臣子的俸禄，国君实际拥有。擅自使用俸禄来周旋，是杀戮之罪。卫侯出奔齐国，进入夷仪，都按爵位称呼。现在既然回归而得到国家，却记载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卫侯在外漂泊，十二年，内心困苦，思虑阻塞，很久了。这是在忧患中生存，而一旦得到国家，失信无刑，就像普通人一样。这就是困顿而不改变，即使重新得到国家，也不是他的国家。这体现了《春秋》等待人改过的深意，以及责备人自弃的重责，希望他努力向善的意思。

夏季，晋侯派荀吴来聘问。

荀吴是荀偃的儿子，晋国为孙氏，所以召公将要讨伐卫国。

公在澶渊防备晋国人、郑良霄、宋国人、曹国人。

澶渊靠近戚地，大概是为了讨伐卫国而划定戚地的田界。从文辞来看，凡是公与外国大夫结盟，君臣共同歃血，所以避讳公以远离耻辱。如果是防备，那么君臣各自在其位，所以直接记载以显示其过失罢了。家氏说：“晋国自从悼公奖赏大夫以对抗国君，而下陵上替的祸患，遍布中原，晋国也坐受其弊。现在孙林父占据城邑背叛国君，而只献公夺取卫国的田地以增益孙林父，晋平公非常愚蠢，又有什么利益而这样做呢？由于晋国的各位大臣各自为私利打算，羽翼诸侯的大夫，使他们交相兴起作乱，以为他们剖分宗国的土地，而他们的国君不醒悟，实在令人叹息。”

秋季，宋公杀害了他的世子痤。

胡传评论说：谗言能够得逞，必定有宠妾配嫡以迷惑国君的心，又有小人想要结交内援的人作为帮助，然后爱恶一旦转移，父子夫妇之间不能互相保全的就多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是谁呢？晋献公杀害申生，宋公杀害痤，直接称君，是《春秋》正本清源的意思。家氏说：“宋国寺人伊戾，内连宫禁，外结大臣，共同制造阴谋而杀害太子。宋平公后来知道他的儿子无罪，仅仅烹杀了一个伊戾而抛弃了他。宠爱向戍的权力，任用不因此衰减，反而立弃的儿子为太子，这是人道的重大变故。《春秋》谨慎地记载这件事，谷梁传所谓‘指明国君以彰显其罪恶’。传者称痤美丽而狠毒，佐恶而婉顺，婉顺者善于自我结纳，狠毒者疏于内部交往。佐日益亲近，痤日益疏远，以至于死。所以居于接近国君地位的人，自处为难。隋炀帝之所以倾覆，事情类似。勇就是痤，杨素就是左师。独孤后厌恶她的儿子杨素，从而陷害他。等到隋文帝病重，才醒悟，已经来不及了。这是由于明智不足以察奸，内外相煽动而制造阴谋的缘故。”

译晋国人逮捕了卫国的甯喜。大概是在防非这个地方逮捕的，是为了讨伐他弑杀国君的罪行，以及讨伐他攻打戚邑并杀害晋国戍守士兵的罪行。家氏说：“如果因为林父的控告就逮捕甯喜，那就不合情理了。”

译八月壬午日，许灵公死在楚国【许灵公去世，他的儿子许悼公即位】。

许灵公前往楚国，请求出兵讨伐郑国，说：“如果军队不出发，我就不回去了。”八月，他果然死在了那里。

冬季，楚康王、蔡景侯、陈哀侯联合攻打郑国。

汪氏说：“萧鱼之盟以后，楚国三次攻打郑国。十八年，公子午在郑国不得志。二十四年，诸侯去救援郑国。这一年诸侯没有去救援，楚国得以逞强。大概是因为当时晋平公昏庸，大夫专权放肆，霸业懈怠了。楚国因此知道晋国不再能控制诸侯，所以又采取了这一行动。郑国虽然还没有臣服于楚国，但第二年晋楚讲和，中原诸侯都去朝见楚国了。”〇泽之役时，四个国家的国君都到了，现在这次许国独自没有参加，是因为许灵公死在楚国，国家弱小，无法出兵防备。

安葬许灵公。

鲁昭公二十七年春季，齐景公派庆封【庆克的儿子】来鲁国聘问。

景公即位，是为了接续君位。晏婴虽然想辅佐景公执政，但还不可以有所作为，所以先劝谏他的国君以平息争端、修好和睦，使崔杼、庆封对和众安民感到满意。这就是庆封来鲁国聘问的原因。

夏季，叔孙豹在宋国会见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蔡国的公孙归生、卫国的石恶、陈国的孔奂、郑国的良霄，以及许国、曹国的人。

陈氏说：晋楚开始共同主持中原的盟会，让诸侯分别跟随晋楚并互相会见，是从这时开始的，这就是南北两个霸主，是天下的巨大变故。髙氏说：这次会见是楚国的意图，楚国担忧吴国而结交中原诸侯。

各国的大夫不了解其中的缘故，开始顺从弭兵的名义，于是在宋国会见并与他们结盟。从此蛮夷无法分辨，各国低头，同时侍奉晋楚。桓公、文公几十年的功业，一朝被毁坏。百姓虽然暂时免于战争的苦难，但天下的大势于是彻底崩溃而不可收拾了。那个向戌，又哪里懂得天下的大计呢？王氏经世按语：这时晋楚都厌恶战争了，所以向戌能够迎合两国的意愿而调和促成这一举动。告诉小国，他们欢喜踊跃地前往；告诉齐秦，齐秦也答应了，这可以看出人心所向。战国时代，连横的人专门挑拨诸侯互相攻伐，而合纵的人则联合东方六国来排斥秦国，合纵人的意向与向戌的意向相同。季氏私考：赵武是赵朔的儿子、赵盾的孙子，称为文子。赵武开始被任用，大概在晋悼公初年，因为韩厥想为赵氏立后。赵盾是弑君逆贼，他的世系应该断绝，而赵武是他的嫡孙，为什么能够立后？大概是因为赵衰的功勋不可没有后代，而赵宗得罪同括子孙必定没有存留者，所以重新立赵武。对于赵衰则赏赐延及后世，对于赵盾则惩罚不及后嗣的意思。况且悼公初年，正值大臣危疑之时，怎么能不以此安定大族的心呢？屈建字子木，是屈瑕的后代，与屈完同族。公孙归生字子家，石恶是石买的儿子。孔奂大概是孔宁的后代吧？

卫国杀了它的大夫〇喜。

王氏经世按语：让衎出逃，并非得罪百姓，回国是被国人接纳的，那么举动没有不顺的。首先诛杀孙氏，其次追究〇喜，是可以的。现在却舍弃在戚地的孙氏，而担忧〇喜专权，不明白轻重的所在。背叛政令的是〇喜，确实抛弃了接纳我的恩惠，他的所作所为不值得称道。有人说：孙氏挟持晋国来对抗国君，献公因此无可奈何。回答说：让衎出逃，并非得罪百姓，国人思念他，国人接纳他，出入不受强臣控制，那么讨伐的命令也不受大国控制了。当时如果让甯喜趁着国人想要迎立国君的机会，为公弑杀剽，公讨伐他是可以的。现在政令出于甯氏，祭祀则由寡人，因此得以回国。〇喜专权，公担忧他，因此实行杀戮。没有甯子，不会达到这个地步。我已经和他谈过了。公也知道自己理亏，所以《春秋》的书法如此。髙邮孙氏说：〇喜弑杀剽而迎立衎，衎回国后又重用他，后来因为私怨杀了他。〇喜虽然有罪，但卫侯杀他并不是因为他的罪。

卫侯的弟弟鱄出逃到晋国。

现在旧沧州西北四十六里中有大树名叫木门，就是鱄所依托的地方。按称弟的罪，卫侯是对的。取用谷梁的说法，认为鱄的离去符合《春秋》，恐怕不对。这个说法王氏经世得到了。他的说法认为当时〇喜不愿结盟，而希望得到子鲜的一句话，那么应该审慎于义，用言语求得以后可以恢复，是可以的。却顺从公的政令，由〇氏祭祀，就说“祭祀则由寡人”，言语不近于义了。后来公最终杀了〇喜，固然“政令出于甯氏”这句话造成的。至于兄弟没有断绝的道理，鲁国的叔肹因此被《春秋》所取。子鲜起初决意离去，希望公能感悟。有人劝公立〇氏的后代，以求不负于〇喜，而与世叔仪等人夹辅公，希望公能改正。却再三挽留也不停止，以至于坐着也终身不面向卫国，不也太过分了吗？所以知道叔肹被《春秋》所取，就知道鱄的离去不符合《春秋》了。书名书奔，大概也不是美好的词语。

秋季七月辛巳日，叔孙豹与各国大夫在宋国结盟。

胡传：这是同一个地方吗？为什么再次提到宋国？宋国的盟会，联合左师，以平息诸侯的战争为名，而楚国的屈建请求晋楚的随从互相会见，从此中原诸侯向南朝见楚国。至于申地的会见，蛮夷的国君、篡弑的贼人，大合十一个国家的民众，而使用齐桓公召陵的礼仪，宋左师、郑子产都献礼，宋世子

译佐后来迟，于是推辞而不见面，讨伐吴国、消灭赖国，没有人敢违抗。圣人至此哀叹人伦道义的灭绝，痛伤中原国家的衰微，而这件事是从宋国的盟会开始的。所以防地盟会同一地点却两次提及宋国，是为了贬斥它。季氏私自考察，晋国自从夷仪再次召集诸侯会盟，都带着澶渊会盟的旧例，仅仅得到鲁、宋、郑、曹四国而已。赵武刚刚执掌晋国政事，无计可施，而向戌是宋国大夫中通达政事的人，认为晋国霸业无所作为，那么宋国就会遭受楚国的祸患，幸好自己与楚国关系良好，令尹屈建也想有所缓和，所以提出弭兵的说法告知晋国，恰好契合赵武的谋略，而楚国想要与晋国平起平坐，又不愿违背向戌的建议，也答应了，因此晋楚共同主持中原的盟会。鲁、卫、曹、宋，是晋国的追随者；蔡、陈、郑、许，是楚国的追随者。会盟分为两个主导者，而他们的追随者交错相见。晋国霸业不兴盛，授予楚国共同主持中原诸侯的权力，从此中原诸侯向南朝见楚国，而楚国也于是自主在申地会盟，其势力更加强大，没有人敢违抗了。那么宋国的会盟，是中原的衰微，也是晋国的罪过。起初晋国占据实际地位，解说者认为楚国人穿着铠甲争先，而晋国只以诚信为本，所以以晋国为先就错了。汪氏说：解说者称赞在宋国弭兵，大概是因为这时晋楚都懈怠出兵，所以偶然有六七年的安宁，然而楚国人穿着铠甲，如果不是伯州犁的话，那么赵孟就要像宋襄公那样被俘了。况且鲁国率领军队夺取郓地，晋国率领军队击败狄人军队，也没有停止战争。楚国围攻既已读完旧书，不久篡夺国家，大会诸侯讨伐吴国、消灭赖国，哪里能说它能弭兵呢？

译冬季十二月乙亥日初一，发生日食。

二十八年春季，没有结冰。

夏季，卫国石恶出逃到晋国。【石恶，是宁喜的党羽】

石恶是卫国的世袭重臣，已经参与诸侯间的事务，而他的父亲石买曾因孙林父拥立卫君剽的缘故而讨伐曹国。卫侯既然杀了宁喜，又有后话，这是卫侯所忌惮的，而石恶又是掌权的臣子，宗族强大、党羽依附，更是卫侯深深怀疑的人。因此被逼迫而逃亡罢了。《左传》认为是讨伐宁氏的党羽，那么何必等到两年之后呢？大概是因为他曾经结党于孙林父，而还怀有二心吧？

邾国国君来朝见。

邾国自从晋国拘捕其国君，鲁国夺取其田地，更加微弱了。到这时，邾悼公来朝见。

秋季八月，举行大雩祭。

仲孙羯前往晋国。【仲孙羯就是孟孝伯】

告知将要在宋国结盟，所以前往楚国。

冬季，齐国庆封来投奔。

家氏说：卢蒲癸，是王何、庄公的宠臣。杀死庆舍，驱逐庆封，而诛杀崔杼。庄公被弑时，宠臣与他一起死去的有十人。现在为他讨伐贼人，也是宠臣。身为国君，以宠臣为羽翼，庄公固然可鄙。而卿大夫不能为国君讨贼报仇，而宠臣却能做到，这也是卿大夫的耻辱。季氏私下考察：这时崔氏已经灭亡了。崔杼为什么不记载死？是自缢而死。他的儿子崔明为什么不记载出逃？因为还未成为大夫。庆封是崔杼的党羽。崔氏灭亡，那么庆宗就没有依靠了。然而没有庆氏就不能灭亡崔氏，所以想要灭亡崔氏的人，必须先离间庆氏。庆封荒淫嗜酒，刚愎少谋，被蒲卢嫳所愚弄，而不知道祸患将及自身。那蒲卢嫳是蒲卢癸的同族，而癸则是庄公的党羽，不忘报仇的人。嫳受庆封宠爱，而癸得以施行他的计谋。所以趁着庆氏内乱让庆氏攻打崔氏，崔氏怎能不灭亡呢？嫳说崔杼是国君的仇敌，上天抛弃他，那么庆封必定不肯以国君仇敌自居，而癸又得以回归被庆氏所用，这是嫳的计谋之所以出于癸的原因。癸既侍奉庆封，便借宠臣的身份报仇，于是庆氏也继崔氏之后灭亡了。那癸本是庄公的私昵小人，只是借此作为名义罢了。而癸的计谋，晏婴似乎也参与其中。不然，这事近乎国家动乱无政。在景公的时代，凭借什么敢这样做呢？所以嫳讨伐崔氏而国人相助，癸讨伐庆氏而陈氏、鲍氏相助，是因为晏婴有值得依靠的地方，所以如此。乘乱除去奸邪，不费己力，一年之内，两族都灭亡，可以说善于谋国了。只是崔杼、庆封两个逆臣，未曾明正典刑，那么也不能算是讨伐贼人。然而庆封到鲁国不久，畏惧齐国而逃奔吴国。如果不是晏婴以正道治国，那么又怎能杜绝他复入的希望呢？

十一月，鲁君前往楚国。

诸夏的国君相继朝见楚国，开始于此。《属词》说，这时晋楚在宋国合盟，请求晋楚的附属诸侯互相朝见。鲁君于是朝见楚国，并且与陈、郑、许送葬楚康王于西门之外。从此晋国的霸业日渐衰落，而华夏与夷狄互相混乱了。

十二月甲寅日，周天子驾崩。

周灵王驾崩，周景王即位。

乙未日，楚昭王去世。【楚康王去世，儿子熊麇即位，这就是郏敖】

胡传：“甲寅日，周天子驾崩；乙未日，楚昭王去世。相距四十二天，这是闰月的验证。然而不记载闰月，表明防止服丧不数闰月。齐景公下葬，记载闰月，表明减杀恩情是不合礼的。”

二十九年春季，周王正月，鲁君在楚国。

胡传说，对外被夷狄所控制，等待其下葬而不能归国；对内被强臣所逼迫，想要擅权而不敢入境。所以特别记载所在之处，以保存君位。《属词》说，《谷梁传》认为吴楚的国君不记载下葬，是避讳其僭越的称号。大概认为是笔削的防范，现在知道不是这样，当时诸侯虽然屈服于楚国，也只是以小事大罢了。鲁国号称秉持周礼，何至于记载其僭越的称号？韩宣子观览太史氏，见到《易》象与鲁《春秋》，说：“周礼全在鲁国了。”如果记载吴楚的僭越称号，能称之为周礼吗？由此知道胡文定所谓“恐民之惑而避其号”，是圣人削去它，这是不对的。按照《左传》，楚人让鲁君亲自送衣衾的说法，恐怕不对。先前鲁君出行到达汉水，听说楚国有丧事，想要返回，那么康王去世，在鲁君未到之前，鲁君到达时应当已经殡殓。所以给尸体穿衣，已经殡殓岂能又让鲁君亲自送衣衾呢？大概是只有鲁君送葬这件事。《左传》又记载鲁君亲自送衣衾时，让巫祝拿着桃枝和笤帚先祓除殡宫，这是以君临臣丧的礼节，鲁国岂敢这样做？所以知道《左传》的说法都不对。《属词》说，古时诸侯每年正月初一，以礼祭祀于宗庙，称为朝正。如果国君在外不能行礼，而大臣代理，必定以国君在外告知于宗庙，而史官记载于策。所以现在鲁君在楚国，传文说“释不朝正于庙”，这是鲁史的法度。鲁君屡次在正月在晋国，而经文不记载，是因为鲁君朝见霸主而在中国，还可以说通。襄公正月在楚国，以诸夏的国君而朝见夷狄；昭公正月在干侯，以国君而见屈于强臣，都是人道的变故，所以特别记载。这是笔削的意义，所谓省略常事以明变故。

夏季五月，鲁君从楚国回来。

庚午日，卫献公去世。【卫献公去世，儿子卫襄公恶即位】

守门人弑杀吴子余祭。【余祭去世，弟弟夷昧即位，改名余昧】

胡传《左传》认为讨伐越国抓获俘虏，让守门人看守船只。吴

译你观察那艘船，守门人用刀刺杀了他，这也是因为亲近怨恨之人而导致的过失。家氏说：《春秋》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是说明灾祸产生于人们所疏忽的地方。吴国的各位国君，往往因为轻率而招致祸患，遏死于巢国，余祭死于守门人之手，僚死于专诸之手。《春秋》记载这些，实在是为了留下警戒，给后人看罢了。

译仲孙羯在防地会合晋国的荀盈（防的次子）、齐国的高止（高厚的儿子）、宋国的华定（华弱的弟弟）、卫国的世叔仪（子太叔的后代）、郑国的公孙段（子丰的儿子）、曹国人、莒国人、滕国人、薛国人、小邾国人，共同修筑城邑〇。

晋平公为了他的母亲悼夫人，胡传认为“晋平公〇出也”，所以会合诸侯的大夫来修筑〇城。古代建立国家、设立家族的人，必定亲近九族，然而有父族然后才轮到母族，有母族然后才轮到妻族，这就是《葛藟》这首诗所排列的顺序。晋国主持中原盟会，号令行于中原，平公不能修明文公、襄公、悼公的功业，尊崇奖助王室，体恤宗周朝廷的缺失，反而屏蔽夏肄，轻率地抛弃姬姓诸侯，这可以说懂得根本吗？平王因为不安抚他的百姓，却在遥远的地方驻军戍守母家，周人因此怨恨思念。〇地的水，之所以降格为《国风》，不能列入《雅》诗，原因就在这里。修筑〇城的战役，也不必等到贬斥断绝就可以看出来了。季氏私考认为〇在雍丘，就是现在开封府〇县。那地方东边靠近宋国，西边靠近郑国，西南靠近陈、许。现在陈、许以南，都已经服从楚国，而宋、郑的土地，则是楚国所争夺的。〇在两国之间，足以沟通往来的道路，如果被楚国得到，那么向南连接陈、许，楚国就可以长驱直入北方了。〇国是小城，土地贫瘠，城邑未必是必争之地，所以楚国所急的常在宋、郑，而〇又因为是王者的后代，与宋国尤其亲近，宋国还自强大，足以与楚国交往，而〇也依靠它来求得安定。盟会宋国之后，宋国已经侍奉楚国，那么〇就没有庇护，不能不忧虑了。晋平公因此修筑〇城，那么〇得以凭借它来巩固，直到春秋后期才开始与宋国一起灭亡，难道不是有赖于这座城吗？所以〇城的修筑，本来是为中原计议，或许念及母亲的私情，也夹杂在其中罢了。然而晋平公不能修德睦邻、抵御夷狄、安定华夏，使楚人畏惧，不敢向北进发，却仅仅以修筑〇城为要务，那也是舍本逐末了。

晋侯派士鞅来聘问【士鞅，就是范献子】

拜谢仲孙羯到防地会合，并且拜谢修筑〇城的事。

〇子来结盟。

季氏私考认为〇子来结盟，又想降低爵位称子。左氏认为晋国派司马女叔侯来治理〇的田地，是不对的。当时晋平公会合诸侯修筑〇城，而〇人因此想降低爵位称子，仍然依附鲁国进贡，所以来请求结盟。鲁襄公已经答应他了，然而第二年澶渊的会合，还是让〇自己列在诸侯之中，这是因为鲁国征收赋税太重的缘故。所以昭公六年益姑去世，还称〇伯；到十三年平丘的会合，晋昭公也不听任他称子。从此直到春秋结束，〇又恢复称伯了。记载这件事，显示〇不能自强，而鲁国不能庇护〇，以防备所没有的，使〇困于供应贡品，仅仅结盟又有什么益处呢？

吴子派季札来聘问。

连词，吴子余祭想要窥探上国，所以来聘问。还没到鲁国，吴子就在宫门被杀。鲁国后来虽然服从吴国，但有职贡而没有聘问。季氏私考认为，从寿梦去世到王僚被杀，共四十七年，都是季札经历的岁月。那么季札在寿梦时还非常年轻，而诸樊、余祭都是轻死好勇的人。所以一个死于伐楚，一个被杀于宫门，国威不振，贯穿两位君主的一生。看他们的行事，似乎不是懂礼义的人所为，未必肯让位给季札。况且又不能善终，必定不是先前有遗命，其次传给弟弟，大概是因为国家多难，群臣商议立年长的君主罢了。等到夷末初年，季札才开始被任用，还尚未为卿，未能对国家有功劳，只是引导他的君主与上国通好，言辞有文采，所以季札以知礼著称，而溢美之辞归给了他。夷末死后，季札辞让君位，或许也有这事。但长期居臣位，侍奉王僚终身，则没见他有强行自立、坚决回避的样子，而诸樊、子光也没见他们有争位之心。所以王僚代替父亲夷末即位，而得以成为君主的有十二年。看弑杀王僚称国，则是大臣不服，而与国人共同废黜他的言辞。那时人心想推立季札，季札必定不肯自污，而延陵的出逃，实在在于此。这是季札辞让国家，因此得名。季札既不立，那么位子必定给子光，这是群臣所为。而子光何预于弑杀呢？像季札这样，即使他洁身自好，也是一位清修之士。然而以贵戚旧臣，人望所属，国家混乱而不能安定，君主被杀而不能讨伐贼人，只知道守节，竟然废弃大伦，这不是所谓轻视千乘之国而践行道义的人吗？这固然是《春秋》所不赞许的。但来聘不称公子，是因为他尚未为卿。称名，是大夫的常例。胡康侯却认为因为他辞让国家导致生乱而贬斥他，那就错了。季札辞让国家，在聘鲁二十九年之后，而在二十九年之前贬斥他，岂不是加罪于他，而轻率地断绝与人交往吗？西亭辨疑：《春秋》的法度，中原之事常详细，外夷之事常简略。不称公子，是简略。传认为是贬斥，错了。按季札让国，系一事之可否，吴国入聘，关乎夷夏之盛衰。《春秋》的志向，谨守大者而已。程氏端学说：季札让国，在聘鲁三十年后，孔子怎能预先去掉公子而贬斥他呢？《春秋》即此事而论此事之义，未曾因此事而论他事之善恶。

秋七月，安葬卫献公。

齐国的高止出逃到北燕【高止，是高厚的儿子。

译北燕是姬姓的国家，是召公奭的后代，就是现在的燕国蓟县。北燕初次出现在经书中，即现在的顺天府。

译季氏私下考证认为，崔杼死后，高止才开始参与政事，让他跟随筑城〇的役事，一定是因为他贪婪专权，想独占功劳，所以趁他归来时将他罢免。《左氏传》说：“高止喜欢把政事当作自己的功劳，而且专断，所以灾祸降临到他身上。”正是如此。大概晏婴执政，明晓用人之道，能够罢免不贤之人而任用贤才。高止被罢免后，立了敬仲的曾孙高偃。《传》说：“真是敬仲啊。”敬仲就是高徯，那么任用贤才的效果就可以知道了。

冬天，仲孙羯前往晋国。

这是为了报答士鞅出使鲁国。

三十年春天，周历正月。楚共王派防罢来聘问。

楚国知道吴国已经聘问鲁国，它为了报答鲁君朝见楚国而前来聘问，是害怕失去鲁国。因为鲁君曾朝见楚国，楚康王去世，郏敖即位。现在防罢来聘问，是以聘问报答朝见。

夏天四月，蔡世子般杀死了他的国君蔡固【景公杀灵公，般即位】

季氏私下考证，蔡般杀父，于是立为国君。讣告说是因病去世，所以鲁国人按照常礼参加葬礼。《左氏传》所载景公荒淫而不像父亲的事，无法考证其必然性。但般的本意，实在是急于夺取国家。春秋时期，凡是臣子杀君主、儿子杀父亲，必定关乎利害关系，才产生邪恶之心。有的为了夺取君位，有的为了专权，有的因为被怀疑，有的因为被逼迫，都不是有权力的人不敢做的。等到他们实施杀害时，如果没有遇到忠臣死节，也没有不隐瞒这件事的。如果事情隐秘，形迹稍密，就讣告说因病去世，不让人知道。如果稍微泄露，无法自己掩盖，就或者加上淫乱的罪名，或者加上暴虐的罪名，或者说是遇到盗贼暗杀，或者说是遇到急难自缢，都是用邪说来掩饰奸恶。好像说他们的国君应当死一样。诸侯如果听到这件事，也就用掩饰奸恶的说法把罪恶归咎于国君，人们也就不认为这是不对的了。

五月甲午，宋国发生火灾，宋伯姬去世。

查考伯姬嫁到宋国是在成公九年，到现在已经四十年了，加上她未出嫁的年岁，计算起来不少于六十岁，应该也知道事情的轻重了。当火势逼近皮肤，以生命为重，何必听从傅姆的话才躲避呢？即使夜间下堂，在道义上也没有害处。况且经文书写宋国火灾而说“宋伯姬卒”，那么火灾是在其国都之中，而不是后宫紧迫之地，像僖公二十四年的西宫火灾那样。为什么一定要说是等到火灾才死呢？当时大概因为伯姬贤德，于是附会这种说法，而后儒就妄传这件事了。所以程端学说：“死恰好与火灾同日，谷梁的说法是凭空臆测的。”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周景王杀了他的弟弟佞夫【佞夫，灵王之子，景王之弟】

庄公二十二年杀王子頺，僖公二十五年杀王子带，都没有记载。两位王子作乱，杀他们必定告知诸侯，史官没有不记载的道理，而孔子删去了。因为天子讨伐乱臣，罪人已经抓获，可以不记载。灵王去世，儋括想立王子佞夫，佞夫不知道。景王即位。

却杀了佞夫，失去了亲爱亲人的道义。所以特别记载。王氏《经世》说：灵王去世，儋括想立佞夫。佞夫不知道，景王即位，儋括围攻蒍。佞夫没有参与，那么佞夫无罪。王的恩德向来深厚，刑罚有章法，而尹、刘等人敢以无罪杀害他的亲弟吗？况且儋括作乱而免于死，那么所忌惮的就在佞夫。所以记载“王杀”，以显示残忍亲人、失当刑罚，即使是天子也不能避免，何况其下呢？

王子瑕逃奔晋国

联系桓公十八年，周公黑肩想杀庄王而立王子克，王杀了黑肩，王子克逃奔燕国。既然天子讨伐有罪之人，不记载，那么子仪出奔是因为没有罪。儋括想立佞夫，佞夫不知道而景王杀了他，瑕、括、廖逃奔晋国。瑕、廖大概是与儋括同谋的人，所以杀了佞夫。既然以没有罪记载，那么瑕记载逃奔是为了放逐贼人。景王的讨伐有罪，比起庄王来有愧了。季氏私下考证灵王之死，王子瑕之徒多依附佞夫，至此景王怀疑佞夫培植党羽而杀了他，记载杀其弟，显示他没有亲爱亲人的恩德。王子瑕，大概是灵王的弟弟，儋括的叔叔。先儒认为是景王的儿子，这是不对的。如果说瑕是景王的儿子，哪有儋括想立佞夫而瑕反而背叛父亲以结党叛逆的道理呢？儋括既是罪首，与瑕同时逃奔晋国，为什么经书舍弃首恶而只记录瑕呢？果真是儋括想立佞夫，那么杀佞夫不应该拖延到两年之久，而儋括也不得免于杀戮了。在经义上寻求有不通之处，所以传注的说法不可全信，而直接认为王子瑕是佞夫的党羽是可以的。逃奔不记载“出”，大概是失职之臣，不是居官位而逃奔。而瑕觊觎非分，使佞夫陷入死罪，也明显了。

秋天七月，叔弓前往宋国参加宋共姬的葬礼。

郑国良霄出奔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郑国人杀了良霄。

季氏私下考证，良霄傲慢奢侈嗜酒，就危害国家政事，应当被罢免。虽然与公孙黑有争执，被公孙黑所厌恶，但必定是由当权者主持，然后才能驱逐。公孙黑必定不敢趁他醉酒而攻打他。所以子皮“推亡固存”的话，应当在伯有未出奔之前，不是因为已经出奔才开始聚谋。大概出奔的人有罪，被驱逐的名目，就出自当权者所主持，可以知道。许国，是郑国的仇敌，到仇敌国家，将借其力量。从许国，是许国有供奉。不记载“复”，是没有断绝他的职位。不记载“叛”，只是与同僚争权，求复其位，没有达到叛君的地步。良霄被驱逐

译对于国家来说，本来没有大的过错，而田里的庄稼尚未收割，道义上还可以补救。如今却借敌人的兵力来恢复国家，这难道不是制造混乱吗？这就是国家有常刑的原因。所以杀他时不称“大夫”，大概是因为他已经被从官员名册中除名，是以罪行来讨伐他。称“人”来杀他，是因为驷氏趁着良霄的动乱，立即率领国人紧急攻打并杀死了他，不需要等待案件归到国家审理。这与晋国人杀栾盈的道义相同。当时子皮执掌国政，所以政事是这样的。这大概就是子产不主张强硬正直的原因吧？子皮就是罕虎。《左传》叙述这件事，或许也太过分了，用《春秋》经来纠正《左传》传，就可以了。当时良霄因为争执而离开职位，但尚未被彻底断绝关系，想要恢复职位自然有正当的途径。如今他勾结许国而来，用武力进入郑国，这就错了。所以直接记载“郑人杀良霄”，表明他是众人想要杀的，也是应当杀的。胡安国说“将要灭国”，这就判断得过分了。季氏的说法比较接近正确。

译冬季十月，安葬蔡景公。

蔡国的国君此前如蔡哀侯、蔡穆侯、蔡庄侯，大多没有记载安葬；而蔡景公在鲁昭公十一年被弑杀，蔡灵公般被楚国杀害，鲁哀公四年，蔡昭公申被盗贼杀害。如果蔡国能够以礼安葬其国君，那么鲁国都会派人去防止（安葬时的）混乱，而不敢忽视。当时蔡国正跟随楚国，畏惧楚国，所以鲁国对蔡国这样重视。《西亭辩疑》说：“鲁昭公三十年夏季，蔡世子般弑杀其君，直到这时才开始安葬。诸侯被弑杀而不记载安葬的，有的是因为该国发生动乱，有的是因为没有按安葬的日期来通报，有的是通报了但鲁国没有去防止混乱。”这时蔡国属于楚国，鲁国正侍奉楚国，因此派人去防止安葬时的混乱，史官便记载下来。由此可知《公羊传》所说的“弑君贼不讨就不记载安葬”是错误的。

晋国人、齐国人、宋国人、卫国人、郑国人、曹国人、莒国人、邾国人、滕国人、薛国人、〇国人、小邾国人到澶渊去防止（安葬时的）混乱，是因为宋国发生火灾的缘故。

随后各国都没有归还宋国财物。胡安国《春秋传》说：蔡世子般弑杀其君，这是天下的大变，是人理所不容的。却只去防止安葬时的混乱而不讨伐弑君者。宋国有火灾，是小事。却集合十二国的大夫，重新商议宋国防止火灾的措施并归还其财物，这能说是懂得轻重缓急吗？叔孙豹、晋国的赵武等人，都是诸侯的上卿，执掌国家政事的人。三纲，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至于沦丧灭绝，没有父亲和君主，这是禽兽。禽兽逼人，即使得到天下，也不能安坐一朝。现在世子弑君，三纲沦丧，禽兽逼人，却与他们同群而不顾惜。有国家的人不警惕火灾，自己丧失了财物。如果宋国来通报，去慰问就可以了，却集合十二国的大夫，驻扎在澶渊谋划重新防止火灾的措施，这还能说是懂得同类相恤吗？认为他们没有明察事理，可以说是没有智慧。如果明察了却不谋划，那也就是不仁了。所以各国的大夫被贬称“人”，鲁国的卿讳而不书，又特意说明防止火灾的原因，以垂戒后世。他们希望人们能自我区别于禽兽之害，可以说是深切显明了。有人说：穆叔、赵孟、向戍、子皮，都是诸侯中的贤良之人，而所谋划的却是这样，为什么呢？世道衰微，邪说并起，用利害来谋划国家，而不知道根本在于仁义，已经很久了，所以到了这种极端。这正是孔子所恐惧的，《春秋》之所以作的原因吧？季氏私考：澶渊的防止，是城〇的各国。因为宋国发生火灾而谋划重新防止火灾的措施罢了。鲁国没有参与，是因为叔弓已经前往慰问了。此前邻国有灾，都没有谋划，唯独对宋国的灾祸谋划，是因为宋国发起弭兵之议，而中原各国依赖它，所以如此。慰问灾祸防止邻国混乱，是诸侯的常礼，派遣一个使者前往，就足够了。却大规模集合十二国谋划，不也太过了吗？当时蔡般弑君，不曾谋划讨伐，却唯独谋划宋国的灾祸，先儒认为这是不知轻重缓急，就是这个原因。赵武正执掌晋国政事，而在诸侯中所谋划的却是这样，推测他的为人，一定是仁厚有余而才智不足。霸业从此更加衰微，是有原因的。

三十一年春季，周王正月。

夏季六月辛巳日，鲁襄公在楚宫去世。

庐陵李氏说：襄公在位三十一年，当他刚即位时，对外有晋悼公的霸业正致力于安抚和睦亲善邻国，对内有季孙行父、仲孙蔑、叔孙豹都是贤良的大夫，所以鲁国除了侍奉霸主外没有其他忧患。为什么自从五年季文子去世后，武子继任，专权放纵欲望，修筑费邑作为私邑，扩充三军而公室地位卑微，进入郓邑而君主的命令不能施行。于是各位大夫效法他，修筑成郛而孟氏强大了，修筑防邑而臧氏也强大了。悼公去世后，齐国和邾国交替讨伐，鲁国的不振更加严重，大概是因为兵权分给了三家。到了他晚年，竟然俯首向南朝见楚国，虽然晋国霸业的丧失导致如此，但鲁国的人望也衰微了。孔子说：“禄位离开公室已经五代了，政事落到大夫手中已经四代了。”大概从宣公、成公以来已经这样，而在襄公时更加严重。先儒李氏说：“仲孙氏掌权的有五人，叔孙氏掌权的有四人，季孙氏掌权的有十人，那么三卿专政的局面就形成了。齐国讨伐我国的有七次，邾国讨伐我国的有两次，莒国侵犯我国的有四次，那么邻国交争的祸患就兴起了。虽然享国长久，倚仗晋国为重，已经开启了削弱的端倪，这是襄公生乱而不醒悟其变化。”这话说得对。王氏《经世》何休说：“公朝见楚国，喜欢楚国的宫室，回国后建造了它，所以称它为楚宫。”按《左传》说公建造楚宫，穆叔说：“君主想要去楚国，所以建造它的宫室。如果不再去楚国，一定死在这个宫室里。”这不是人臣该说的话，况且公在楚国淹留慰问，岂是不得已吗？有什么想要去楚国的呢？建造它的宫室不过是羡慕它的制度而效仿罢了。然而楚宫必定诡异，不是应该建造的。

秋季九月癸巳日，子野去世。

《西亭辩疑》，左绵赵氏说：“公去世而子野去世，这与庄公去世而子般去世，文公去世而子赤去世，有什么不同？都未成为国君，都不记载地点，都不记载安葬，而子般、子赤都认为是被弑杀，而子野独认为是自杀，为什么呢？当时季氏的专权，尤其不是庆父、公子遂能比的。这一定是子野贤良，季氏忌恨他，弑杀子野而立昭公，以自杀上报朝廷，而世人没有明察罢了。不然，不记载地点不记载安葬，文与般、赤相同，文相同那么其义理不应该不同。”

己亥日，仲孙羯去世。

冬季十月，滕子来防止（安葬时的）混乱。

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襄公。

十一个月，莒国人弑杀其君密州。

这段传文赵匡认为是这样。

译“字”误作“以”字，展舆趁着国人攻打莒子而弑杀了他，于是即位；而《左传》却说展舆趁着国人去攻打莒子，写成“以”字，《左传》是错误的。昭公元年，展舆出逃，胡氏认为他是被弑君者所拥立，身在君位却不能讨伐贼人，所以展舆不称爵位，现在只说“莒人弑”，都是如实记录。《左传》不可信，直接考证《春秋》经文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