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事义全考卷六
汪氏曰：僖公未尝遣使防惠王之葬，而襄王遣使防僖公之葬，比事以观，得失见矣。季氏私考：襄王当为世子时，位几危矣，而僖公附齐桓盟首止以定之；为天子时，位既失矣，而僖公防晋侯盟践土以复之。此所以德于鲁而不忘也。故当其存也，则使宰周公来报其朝；及其没也，则使叔服来防其葬，锡命文公，以及其子赗葬成风，以及其亲。襄王之于鲁厚，亦至矣。文公亲被宠荣，略无感激，送死之礼不周，奔防之使寻复，必致毛伯来求金，而后使得臣继往。其负义不忠如此。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锡公命
胡传：文公继世丧制未毕，非初见继朝而献功也，何为来锡命乎？故谷梁子曰：「礼有受命，无来锡命；来锡命，非正也。」季氏私考，毛文王子毛伯采地在畿内，因以为氏。伯字，天子大夫也，与召伯同。杜元凯谓毛国伯爵诸侯，为王卿士者，失之矣。又云：襄王厚报僖公施及其子，故来锡命。
晋侯【襄】伐衞【成】
王氏笺义曰：「卫成怨晋文执归京师，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邻国【郑】示不从盟主也。」襄公嗣位，欲脩伯业，先以卫侯之罪告于诸侯，复听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温，乃命大夫伐卫，取其戚田。诸侯于是畏威，复归于晋。昔齐桓公卒，五公子争立，伯业遂废。今襄公克纉父功，继为盟主，首能威服诸侯，故《春秋》书曰：「晋侯伐卫」，贵之也。
叔孙得臣如京师【叔孙得臣，叔牙之县】
因王室来防，葬僖公，又能锡公命，故得臣如京拜命之辱。
卫人伐晋【孔达干晋也】
张氏曰：「伯主声罪致讨，不自反其不仁无礼之罪，乃称兵报伐，故书人罪，孔逹也。」
秋，公孙敖防晋侯于戚【今开州有戚城】
晋侯疆戚田故敖往防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
商臣弑成王而代立，是为穆王。今年，商臣弑君来赴，而书晋灵少不在诸侯，楚于是灭江，灭六，伐郑，以图北方，使椒来聘，杀宜申来告，次厥貉，伐麇，始皆书“楚子”，而十三年卒不书，则以鲁方谨于事晋，而楚不赴，虽或赴而不吊也。汪氏曰：楚頵以庄二十三年簒立，在位四十六年，召陵之前，伐郑，侵郑者四，召陵之后，围许，败徐，灭▯、黄，齐桓既没，执襄公，伐宋而献捷于鲁，战▯，而宋襄遂殒其身，既而伐齐，戍谷，合诸侯，围宋，天下之祸▯矣。王氏曰：頵弑其兄熊囏而得位，终不免商臣之祸，天道好还，岂不昭然？
公孙敖如齐
始聘也何氏曰书者讥防娶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按彭衙，秦地。秦虽以忿兴师，其师尚未出境，晋襄乃出其不虞，逆而败之于此，则其罪又不但不能处已息争而已也。直书而罪自见矣。主乎是战之説，不足以尽之也。
丁丑作僖公主
胡传何以书僖公薨？至是十有五月，然后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积恶之原也。以为无伤而不去，至于恶积而不可揜，所以谨之也。
三月乙巳及晋处父盟
属词鲁闵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盟闵于落姑，悼公出盟襄于长樗，不敢以非礼加于列国也。鲁君如伯国受盟，自文公始，而晋襄怒其不朝，使处父盟公以耻之。晋卑诸侯甚矣。杜氏曰：“恶处父也，抑以晋为失宗盟之道矣。”张氏曰：“盟于晋之都而君不出，耻甚矣，故讳之。”按：适晋不书，盟不书，公反不致，皆是为公讳耻，所以恶晋襄而抑大夫之抗，自在其中矣。盖大夫之敢于抗，而鲁公受此辱，皆襄为之也。
夏六月，公孙敖防宋公、陈侯、郑伯、晋士縠盟于垂陇【荣阳县东有陇城】
晋讨卫故也，陈侯为卫请成于晋，执孔逹以説焉。大夫专防盟诸侯，自公孙敖、士縠始。晋人既以处父盟公，鲁人耻之，故垂陇之盟，宋、陈、郑之君皆在，而鲁独以大夫往。许氏曰：「明年卫人防晋伐沈，则知卫服于垂陇之防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公三不雨，三书之。盖毎月不雨，公毎月必有忧
译汪氏说：僖公未曾派遣使者去防备惠王的葬礼，而襄王却派遣使者去防备僖公的葬礼，将这两件事对比来看，得失就显而易见了。季氏私下考证说：襄王在做世子的时候，地位几乎危殆，是僖公依附齐桓公在首止结盟来安定他；做了天子之后，地位已经丧失，又是僖公防备晋侯在践土结盟来恢复他。这就是襄王对鲁国有恩德而不忘的原因。所以当僖公在世时，就派宰周公来回报鲁国朝见的礼节；等到僖公去世，就派叔服来防备他的葬礼，赐给文公命令，以及他的儿子赗赠成风的葬礼，以及他的亲人。襄王对鲁国的恩厚，也到了极点。文公亲身承受宠荣，毫无感激之情，送死的礼节不周全，奔丧防备的使者随后又去，必定导致毛伯来索取金子，然后才让使者继续前往。他背弃道义、不忠如此。
夏四月丁巳日，安葬我们的国君僖公。
天王派毛伯来赐给文公命令。
胡传说：文公继承君位，丧制尚未结束，并非初次朝见继位而献功，为什么来赐命呢？所以谷梁子说：“礼制中有接受命令，没有来赐命令；来赐命令，是不合正道的。”季氏私下考证，毛文王的儿子毛伯采地在王畿之内，因此以毛为氏。伯是字，是天子的卿大夫，与召伯相同。杜元凯说毛国的伯爵是诸侯，担任王的卿士，这是错误的。又说：襄王厚报僖公，恩泽施及他的儿子，所以来赐命。
晋侯（襄公）讨伐卫国（成公）。
王氏笺义说：“卫成公怨恨晋文公将他抓回京师，所以晚年不朝见晋国，并且侵犯邻国（郑国）以示不服从盟主。”襄公继承君位，想要修习霸业，先把卫侯的罪状告诉诸侯，又听从先且居的建议，在温地朝见周王，于是命令大夫讨伐卫国，夺取了戚地的田产。诸侯因此畏惧威势，又归附于晋国。从前齐桓公去世，五个公子争夺君位，霸业于是废弃。现在襄公能够继承父亲的功业，继续做盟主，首先能威服诸侯，所以《春秋》记载说：“晋侯伐卫”，是褒奖他。
叔孙得臣前往京师（叔孙得臣，是叔牙的孙子）。
因为王室派人来防备，安葬僖公，又能赐给文公命令，所以叔孙得臣前往京师拜谢命令的恩宠。
卫国人讨伐晋国（孔达攻打晋国）。
张氏说：“霸主声讨罪状进行征讨，卫国不反省自己不仁无礼的罪过，反而兴兵报复讨伐，所以记载‘人’是谴责，孔达啊。”
秋天，公孙敖在戚地防备晋侯（现在开州有戚城）。
晋侯划定戚地田产的边界，所以公孙敖前往防备他。
冬十月丁未日，楚国世子商臣杀了他的国君頵。
商臣杀死成王而代替他即位，这就是穆王。这一年，商臣杀君前来报丧，而记载晋灵公年少不在诸侯之中，楚国于是灭掉江国，灭掉六国，讨伐郑国，以图谋北方，派椒来聘问，杀宜申来报告，驻扎在厥貉，讨伐麇国，起初都记载“楚子”，而十三年去世不记载，这是因为鲁国正谨慎地侍奉晋国，而楚国不来报丧，即使来报丧也不吊唁。汪氏说：楚頵在庄公二十三年篡位，在位四十六年，召陵之战前，讨伐郑国，侵犯郑国四次，召陵之战后，包围许国，打败徐国，灭掉〇、黄，齐桓公死后，拘禁襄公，讨伐宋国并向鲁国献捷，在〇地作战，而宋襄公于是丧命，接着讨伐齐国，戍守谷地，会合诸侯，包围宋国，天下的祸乱〇了。王氏说：頵杀死他的哥哥熊囏而得到君位，最终难免商臣的祸患，天道好还，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公孙敖前往齐国。
开始聘问。何氏说：记载这是讥讽防备娶妻。
二年春天，周王二月甲子日，晋侯和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按照记载，彭衙是秦地。秦国虽然因为愤怒兴师，它的军队尚未出境，晋襄公却出其不意，迎击并在这里打败它，那么它的罪过又不只是不能处已息争而已了。直接记载而罪过自然显现。主张这场战争的说法，不足以穷尽它。
丁丑日，制作僖公的主牌。
胡传说：为什么记载僖公薨逝？到这时十五个月，然后才制作主牌。怠慢而不恭敬，太严重了。怠慢而不恭敬，是积累恶行的根源。认为没有伤害而不除去，以至于恶行积累而不可掩盖，所以要谨慎。
三月乙巳日，与晋国的处父结盟。
连词说鲁闵公、襄公是童子侯。桓公外出在落姑与闵公结盟，悼公外出在长樗与襄公结盟，不敢以非礼对待列国。鲁君前往霸主国家接受盟约，从文公开始，而晋襄公恼怒他不朝见，派处父与文公结盟来羞辱他。晋国轻视诸侯太严重了。杜氏说：“厌恶处父，也是认为晋国失去了宗盟之道。”张氏说：“在晋国的都城结盟而国君不出，羞辱太严重了，所以避讳。”按照记载，前往晋国不记载，结盟不记载，国君返回不致祭，都是为了给文公避讳耻辱，所以厌恶晋襄公而抑制大夫的抗命，自在其中了。大概大夫敢于抗命，而鲁公受此侮辱，都是襄公造成的。
夏六月，公孙敖在垂陇防备宋公、陈侯、郑伯、晋国的士縠结盟（荣阳县东有陇城）。
这是晋国讨伐卫国的缘故，陈侯为卫国向晋国请求和解，抓住孔达来取悦晋国。大夫专权防备诸侯结盟，从公孙敖、士縠开始。晋国人已经用处父与文公结盟，鲁国人感到耻辱，所以垂陇的盟会，宋、陈、郑的国君都在，而鲁国唯独派大夫前往。许氏说：“明年卫国人防备晋国讨伐沈国，就知道卫国在垂陇的盟会上服罪了。”
从十二月不雨直到秋七月。
僖公三年不雨，三次记载。大概每月不雨，国君每月必有忧虑。
勤之意见于其国中，故国史屡书之。若文公则漫然不以为意矣，故总书如此。兾雨不喜雨之説，似不必然也。汪氏曰：文公时恒旸为灾者八▯月矣，乃漫不之省，虽禫制未终，而屡行朝聘防盟祭祀之事，其无恤民之心若是，岂可以居民上乎？公羊谓不书旱不雨之日长而无灾，非也。久不雨如此，旱可知，灾亦可知矣。
译勤的政见在其国内显现，所以国史屡次记载。至于文公则漫不经心，不把它放在心上，所以总括记载如下。关于“希望下雨却不喜雨”的说法，似乎不一定如此。汪氏说：文公时期常年干旱成灾已经八个月了，他却漫不经心不加省察，虽然丧期未满，却屡次进行朝见、聘问、防盟、祭祀等活动，他不体恤百姓的心意竟到了这种地步，怎么可以居于百姓之上呢？《公羊传》认为不记载旱灾是因为干旱时间长而没有造成灾害，这是不对的。像这样长久不下雨，旱灾显而易见，灾害也显而易见了。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庙跻僖公
吴氏曰：四时之祭，称祭名而曰烝、曰尝者，五庙各祭也。曰有事于太庙者，四庙之主迁于太庙而合祭也，是为祫。曰大事于太庙者，毁庙之主亦与祭，自伯禽以下、襧庙以上之主，皆合祭于太庙也。西亭辩疑，取《左氏正义》父子异昭穆、兄弟同昭穆之説，谓闵、僖本同为穆，闵当在僖上，今升于闵，故云逆祀，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乱也。若兄弟相代而即异昭穆，设使兄弟四人皆为君，则祖父之庙即已从毁矣。然则世指父子之说是胡氏辩其非非也。其谓兄弟之不先君臣，则是也，谓坐次可也，谓世次不可也。
冬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
按晋襄再胜秦师，复兴此役，报复无已，残民结怨，其罪盖直书，或比事自见矣。至于外兵非君将，皆称人，如隠五年邾郑伐宋，桓十四年宋以四国伐郑，前此晋以三国伐许，与夫明年五国之伐沈，皆不书大夫名氏，贬称人之说，未可遂为定例也。
公子遂如齐纳币
吴氏曰：此年十二月始大祥，而行纳币礼，是在丧而图婚，未祥而行嘉礼也，非礼，故书。胡传：婚姻常事，不书，其书纳币者，防未终而图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则何讥乎？《春秋》论事，莫重乎志，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闲邪复礼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孙得臣防晋人、宋人【成】陈人【共】衞人【成】郑人【穆】伐沈，沈溃【季氏私孝沈姬姓子爵国，杜元凯日：汝南平舆县北有沈亭，按故城在今汝宁府汝水南，今汝阳县即沈地】
胡传按：左氏伐沈，以其服于楚也。沈溃，民逃其上也。按楚商臣有弑君父之大恶，晋不能声讨，乃徒结。
怨于秦，讨不朝于鲁，报侮于卫，今又以中夏未定而为此举？夫沈越在南服，未尝接文告之词，通防盟之礼，素知中国之约束也。一旦以服于楚为罪，溃散其民，播越其君，沈亦何辜有此乎？所谓直书而自见，不待以称人为贬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西亭辩疑云：「虎乃翟泉之防所书，王人是也。」胡氏以为虎即叔服，及后十四年星孛之变，又载叔服之言，而胡氏引之，则又以叔服与子虎为两人矣，与此自相悖，不可晓也。按：叔服与王子虎实是两人，而此王子虎诚是与盟翟泉者也。属词，凡王人皆以内辞书之，故书「卒同内大夫王子虎」。践土翟泉尝防诸侯，传曰：「来赴往吊，如同盟礼也。」王子虎身佩周室安危，诸侯之合散系焉，其来赴徃吊，皆有不容己者，不可以常礼论也。
秦人伐晋
秦于是始伯西戎，故谓之伯西戎。则可谓之伯，而《春秋》许以伯，则未也。胡传：晋人畏秦而不出，穆公逞其忿而后悔，自是见伐不报，始能践自誓之言矣。是故秦君亲将，称人，因取其能悔过，故于此备责之。盖责备贤者之意也。按《史记》称穆公作誓，在今取王官、封殽尸之后，盖其亲见殽尸露骸暴骨之惨，不胜悲痛，封掩之而作誓，言自是遂不复东征，誓言终能践矣。若败殽作誓，而复有彭衙以后等役，残民不已，不应自食其言至此。《史记》之説所当信，而仁山金氏亦以《秦誓》为穆公晚年悔过之书，则《书序》所云非也。
秋楚人围江
传：晋先仆伐楚，以救江。先仆非卿。
雨螽于宋
公羊曰死而坠也记异也
冬公如晋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晋侯盟
属词朝伯主也。元年，晋襄伐卫。二年，亦以不朝来讨。公如晋，晋使阳处父盟公。鲁人耻之。经没「公如晋」，不书，而处父去族。以晋文伯业之盛，践土之盟，温之防，僖公皆在焉。又尝受其曹田，尝使大夫一聘一拜田，而弗身朝之。晋文卒，乃朝。齐文公即位，亦聘齐以图婚，而不通晋好。此所以见讨而朝，以取辱也。今年，晋人悔其无礼于公，请改盟，然犹要公之朝，以约誓于其国都。鲁人之受屈辱甚矣。
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
属词先仆尝伐楚救江矣，不书，非卿易其事也。于是晋又以江故告于周，处父帅师门于方城，而楚之伐江者还，书之所以示伐救之
译八月丁卯日，在太庙举行大祭，将僖公的神位升迁。
吴氏说：四季的祭祀，称为祭名而说烝、说尝的，是五座宗庙各自祭祀。说在太庙有事的，是四座宗庙的神主迁入太庙而合祭，这叫祫祭。说在太庙有大事的，是已毁庙的神主也参与祭祀，从伯禽以下、毁庙以上的神主，都合祭于太庙。《西亭辩疑》采纳《左氏正义》中父子不同昭穆、兄弟同昭穆的说法，认为闵公、僖公原本同属穆位，闵公应当在僖公之上，现在僖公升在闵公之上，所以说逆祀，这是两位国君位次颠倒，并非昭穆混乱。如果兄弟相继即位就不同昭穆，假设兄弟四人都做了国君，那么祖父的宗庙就已经被毁弃了。那么世人指出父子不同昭穆的说法，胡氏辩驳其错误是错误的。他说兄弟不先于君臣，这是对的，说坐次可以，说世次不可以。
冬天，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秦国。
按：晋襄公再次战胜秦军，又发动这次战役，报复没有止境，残害百姓结下怨恨，他的罪行大概通过直书就显现了，或者通过比较事件自然可以看出。至于对外用兵不是国君亲自率领，都称人，如隐公五年邾国、郑国讨伐宋国，桓公十四年宋国率领四国讨伐郑国，此前晋国率领三国讨伐许国，以及明年五国讨伐沈国，都不记载大夫的名氏，贬称人的说法，不能就此作为定例。
公子遂到齐国纳币。
吴氏说：这一年十二月才开始大祥，却举行纳币的礼仪，这是在丧期中图谋婚姻，未到大祥就举行嘉礼，不合礼制，所以记载。胡氏传注：婚姻是常事，不记载，记载纳币的，是防备未守完丧期就图谋婚姻。娶妻是在三年之外了，那么有什么可讥讽的呢？《春秋》论事，没有比志向更重要的，这都是使人的私欲不能施行，防范邪恶、恢复礼制的用意。
三年春天，周王正月，叔孙得臣会同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卫国人、郑国人讨伐沈国，沈国溃败。
胡氏传注按：《左氏传》说讨伐沈国，是因为它服属于楚国。沈国溃败，是百姓逃避他们的国君。按：楚国的商臣有弑杀君父的大恶，晋国不能声讨，却只是与秦国结怨，讨伐不朝见鲁国的，报复卫国，现在又因为中原未定而采取这种行动？沈国远在南方，未曾接受过文告的言辞，参与过会盟的礼仪，向来知道中原的约束。一旦因为服属于楚国而被定罪，使其百姓溃散，使其国君流亡，沈国有什么罪过会有这样的遭遇呢？所谓直书而自见，不需要用称人来表示贬斥。
夏天五月，王子虎去世。
《西亭辩疑》说：“虎是翟泉会盟所记载的，王人是对的。”胡氏认为虎就是叔服，等到后来十四年星孛的变故，又记载叔服的话，而胡氏引用它，却又把叔服和子虎当作两个人了，这与前面自相矛盾，不可理解。按：叔服与王子虎确实是两个人，而这个王子虎确实是与盟翟泉的人。措辞方面，凡是王人都用内辞书写，所以记载“卒”如同内大夫王子虎。践土、翟泉曾会盟诸侯，传注说：“来赴吊唁，如同同盟的礼仪。”王子虎身系周室安危，诸侯的合散取决于他，他来赴吊唁，都有不容已的原因，不能用常礼来论断。
秦国人讨伐晋国。
秦国于是开始称霸西戎，所以称为称霸西戎。那么可以说称霸，而《春秋》允许他称霸，则还没有。胡氏传注：晋国人畏惧秦国而不出战，穆公发泄他的愤怒而后悔，从此见到被讨伐不报复，开始能够实践自己发誓的话了。所以秦君亲自率领，称人，因为取他能够悔过，所以在这里完备地责备他。大概有责备贤者的意思。按：《史记》称穆公作誓，是在取王官、封殽尸之后，大概是他亲眼见到殽尸露骸暴骨的惨状，不胜悲痛，掩埋它们而作誓，说从此不再东征，誓言最终能够实践了。如果在殽地战败作誓，而又有彭衙以后的战役，残害百姓不止，不应该自食其言到这种地步。《史记》的说法应当相信，而仁山金氏也把《秦誓》当作穆公晚年悔过的书，那么《书序》所说的不对。
秋天，楚国人包围江国。
传注：晋国的先仆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先仆不是卿。
宋国下雨降下蝗虫。
《公羊传》说：死而坠落，记载异象。
冬天，鲁公到晋国。
十二月己巳日，鲁公与晋侯结盟。
措辞方面，朝见霸主。元年，晋襄公讨伐卫国。二年，也因为不朝见而来讨伐。鲁公到晋国，晋国派阳处父与鲁公结盟。鲁国人感到耻辱。经文省略“公如晋”，不记载，而处父去掉族氏。凭借晋文公霸业的兴盛，践土的盟会，温地的会盟，僖公都在其中。又曾经接受他的曹田，曾经派遣大夫一聘一拜田，而不亲自朝见。晋文公去世，才去朝见。齐文公即位，也聘问齐国以图谋婚姻，而不与晋国交好。这就是被讨伐而朝见，以致取辱的原因。今年，晋国人后悔对鲁公无礼，请求改盟，但还是要求鲁公朝见，在其国都约定誓言。鲁国人受到的屈辱很严重了。
晋国的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
措辞方面，先仆曾经讨伐楚国救援江国了，不记载，不是卿容易其事。于是晋国又因为江国的缘故告诉周王室，处父率领军队在方城下门，而楚国讨伐江国的军队撤回，记载这是为了显示讨伐救援。
名义也。但晋方挠于秦，不能复为江出师，故江卒灭于楚，而前救亦不为功矣。王氏经世按：《春秋》无义战，以皆为利为怨而擅兴也。伐楚以救江，而又知请于周，可谓义举矣。然以其名，则是，以其实，则非。为其实者，以王法正诸夏，以诸夏攘夷狄。荆楚虽大，以当中国之全力，所谓以一服八，无异邹敌楚也。齐桓公建一匡之烈，为五覇首，未尝有资于晋秦之力。晋国天下莫强焉，奉王命帅齐鲁宋卫陈郑之师，讨楚弑君僣王猾夏之罪，复楚所灭之诸国，宜若有余力焉，况区区救一江而不赡乎？襄公借文公之余，挟大国之力，有虚志骄气而无其术，失所先后，不能自养以图其实，屡战胜秦，不胜满溢，又欲勤逺略以为名耳。本畏楚兵之强，不敢径趋江之城下，乃▯声伐楚救江，偏师渉其境，而不敢入门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还，无异于秦兵出关而五国之师皆遁走也。杜预谓子朱者，伐江之师，闻晋师起而觧江围。夫四年楚灭江，江围何尝觧也？楚势方张，岂为晋师一闯其境而即觧去乎？盖阳处父之徒，借口以退师耳。襄公实无制楚忧诸夏之诚心，故仅遣偏师以塞责。胡氏乃议其宜合诸侯，以秦甲出武闗，以齐兵略陈蔡而南。是时秦方为怨耦，岂所能合？然使襄公有其志而务其实，则亦无頼于秦也。
译这是名义上的举动。只是因为晋国当时正被秦国牵制，无法再为江国出兵，所以江国最终被楚国灭亡，而之前的救援也没有起到作用。
王氏《经世》按语说：《春秋》中没有合乎道义的战争，因为各国都是为了利益或私怨而擅自发动战争。攻打楚国来救援江国，并且知道向周天子请示，这可以说是合乎道义的举动了。然而从名义上来说是对的，从实质上来说却是错的。
所谓实质，是指用王法来匡正中原各国，用中原各国来抵御夷狄。荆楚虽然强大，但如果面对中原各国的全力讨伐，所谓以一当八，无异于邹国对抗楚国。齐桓公建立匡正天下的功业，成为五霸之首，从未借助过晋国和秦国的力量。晋国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奉行王命，率领齐、鲁、宋、卫、陈、郑的军队，讨伐楚国弑君、僭越称王、扰乱中原的罪行，恢复楚国所灭亡的各国，按理说应该绰绰有余，何况仅仅是救援一个小小的江国却力不从心呢？
晋襄公凭借晋文公留下的基业，挟持大国的力量，有虚浮的志向和骄横的气焰，却没有相应的策略，做事不分先后，不能自我修养以谋求实质性的成果。他屡次战胜秦国，却不知满足，又想要通过远征来博取名声。他本来畏惧楚国军队的强大，不敢直接奔赴江国城下，于是打着声讨楚国、救援江国的旗号，只派遣偏师进入楚国边境，却不敢进入方城之内，遇到息公子朱就退兵了，这与秦军出关而五国军队都逃遁的情况没有两样。
杜预认为息公子朱是攻打江国的楚军，听说晋军出动就解除了对江国的包围。可是四年后楚国就灭亡了江国，江国的包围何曾解除过呢？楚国势力正盛，难道会因为晋军稍微闯入其边境就立即撤军吗？这大概是阳处父等人找借口来退兵罢了。
晋襄公确实没有制服楚国、担忧中原各国的诚心，所以只派遣偏师来敷衍塞责。胡氏于是议论说，他应该联合诸侯，让秦国军队从武关出兵，让齐国军队略取陈、蔡然后向南进军。当时秦国正与晋国结怨，哪里能够联合呢？然而假使晋襄公有这样的志向并致力于实质行动，那么也不需要依赖秦国了。
四年春公至自晋
夏逆妇姜于齐
公当防图娶，欲急于得妇，而又使卿纳币，使防者逆，是以礼聘之而不以礼逆之也。始来不见尊贵，故终不为国人所敬信，而强臣贱妾，其比而窥伺之萌有渐矣。他日国乱，子弑之祸，未必不由于此。故方逆而已，成妇见公欲得妇之速，未至而如在国中，见公欲其至国中之急，不称夫人，见公不成其夫人之礼而轻之于始，至此皆见公不能谨始之过，而所谓姜氏与有贬其父母与有罪者，非然也。
狄侵齐
汪氏曰：「狄自箕之败至是始复侵齐，以晋襄无攘却之谋，而齐伯不绍，故也。」
秋楚人灭江
王氏经世，江尝与齐盟，则其后亡也。盖其自守犹有道与？以逺国知欲自防于僻陋，而竟不免于虎口，乃中国负之多矣。三年之秋，楚人围江，今阅一朞矣。其国竟灭，而晋褎如▯耳为之出次，降服不举，而深自责者乃在秦伯。晋亦可耻也夫。
晋侯【襄】伐秦
朱子曰：「谓书晋侯而以常情待晋襄，书秦人而以王事责秦穆，恐未必如此。」家氏曰：「书晋侯，非善之，以其狥私报怨之过甚，亟战而不知戢，故目其人而责之。」王氏《经世春秋》有只防经文，不待观传，而其本末自可见者。如楚人围江，晋阳处父帅师伐楚以救江；狄侵齐，楚人灭江，晋侯伐秦。晋坐视夷狄之横而不校，江之遂灭而不耻，乃兴师亲将以伐秦。此其义至明者也。」如晋侯重耳卒，晋人及姜戎败秦于殽；葬晋文公，晋侯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宋人、陈人、郑人伐秦；秦人伐晋；晋侯伐秦。凡此六七条，首尾若干年，秦晋交兵报复，曲直先后，亦自了然可见。盖秦纳文公，城濮之战，攘楚又同力焉。秦之德于晋也大矣。私与郑盟，秦伯之小过，晋文公既隠讳之而不欲言矣。迨秦潜师以袭郑，机泄不果而还，晋乃邀而败之于殽。此秦人莫大之恨也。盖秦晋之人皆强毅果敢，不可屈辱，讐耻所在，以死必报。韩原之败，晋人之辱甚矣，特以惠懐无亲，相继不终，文公为秦所纳，以仇为德，晋人无所纾其愤耳。迨衅生于郑，晋人之气遂不可遏，殽师之邀，匹马只轮无反者，所以决韩原久蕴不纾之愤而报之于此也。晋人之报复也过当，而意犹未巳。秦自取王官、封殽尸之后，见伐不复报，此秦晋曲直之辨也。秦之负晋也小，晋之负秦也大。秦悔过而晋不悔过，春秋不以常情恕晋，亦未始以王道责秦。诛怙终，许改过，固圣人待衰世之意也。其文则史人与侯，亦不必字字有义。
衞侯【成】使甯俞来聘【俞甯庄子速之子是为武子】
成公见执于晋，僖公为请于王与晋侯而释之。于是卫始服于晋，而国势稍安。今来以拜僖公之赐也。吴氏曰：按《左氏》所载，晋文公之季年，诸侯朝晋，卫成公独不朝，又使孔逹侵郑，伐绵訾及匡。晋襄公既祥，使告于诸侯而伐卫，围戚取之。卫不服罪，而孔逹敢伐伯主。其明年，晋防诸侯于垂陇，将伐卫，幸得陈侯为之请成，执孔逹以説于晋，而卫遂得免于伐。自孔逹遭执之后，盖甯俞代之为政。至次年春，卫从晋伐沈，自此卫服伯主而无事矣。至次年春，晋遂归孔逹。其夏，卫侯朝晋，至秋而来聘鲁焉。事大睦隣，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谋也。夫子称其知可及者，盖以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风氏薨
胡传：“风氏，僖公之母，庄公妾也，而称夫人，盖防之以夫人之礼也。自是嫡妾乱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荣叔归含且赗【荣叔，周大夫也。荣采地，叔字也】季氏私考此，荣叔与桓公时荣叔非一人，然亦世为大夫者也。王称天王，是春秋特笔，今不称天，以其不能正妾僣嫡之罪，而反有厚礼焉，非所以奉若天道也，故因以见其然，然以为贬王不敢也，非春秋之防也。胡传珠玉曰：“含，车马；曰赗，归含且赗者，厚礼妾母也。夫妇人伦之本，王法所尤谨者。今成风以妾僣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归含赗焉，而成之为夫人，则王法废，人伦乱矣。是谓弗克若天而悖其
译鲁僖公四年春天，鲁僖公从晋国回到鲁国。
夏天，鲁僖公派大夫到齐国迎娶姜氏为夫人。
鲁僖公当时应当防备晋国图谋娶亲，急于得到妻子，却派遣卿大夫去送聘礼，派防邑的大夫去迎接，这是以礼聘娶而不以礼迎接。刚来时没有见到尊贵的礼遇，所以最终不被国人敬重信任，而强臣和地位低下的妾室，他们相互勾结、窥伺的苗头就逐渐产生了。后来国家发生动乱，儿子弑杀父亲的祸患，未必不是由此引起的。所以在迎接时，已经显示出鲁僖公急于得到妻子，妻子未到就好像已在国中，显示出鲁僖公急于让她进入国中的急切；不称她为夫人，显示出鲁僖公没有完成夫人的礼仪而在开始时轻视她，到这里都显示出鲁僖公不能谨慎开始的过错，而所谓姜氏也有过错、贬低其父母也有罪的说法，并不是这样的。
狄人侵犯齐国。
汪氏说：“狄人自从箕地战败后，到这时才再次侵犯齐国，这是因为晋襄公没有抵御狄人的谋略，而齐国的霸业没有继承，所以如此。”
秋天，楚国人灭掉了江国。
王氏在《经世春秋》中说，江国曾经与齐国结盟，那么它后来灭亡是有原因的。大概它自我防守还有道义吗？因为它是遥远的国家，知道想要自我防备于偏僻简陋之地，却终究不能免于落入虎口，这是中原大国辜负它太多了。鲁僖公三年秋天，楚国人包围江国，到现在已经过了一年了。它的国家竟然被灭，而晋国却安然无事，为此晋襄公离开常位，降低礼服规格不举行祭祀，而深深自责的却是秦伯。晋国真是可耻啊。
晋襄公讨伐秦国。
朱熹说：“认为记载‘晋侯’是用常情对待晋襄公，记载‘秦人’是用王事责难秦穆公，恐怕未必是这样。”家氏说：“记载‘晋侯’，并不是褒善，因为晋襄公徇私报复怨恨太过分，频繁作战而不知道收敛，所以直呼其名而责难他。”王氏《经世春秋》中有只防备经文，不需要看传文，而其本末自然可见的情况。比如楚国人包围江国，晋国阳处父率领军队讨伐楚国以救援江国；狄人侵犯齐国，楚国人灭掉江国，晋侯讨伐秦国。晋国坐视夷狄横行而不加讨伐，江国最终被灭而不以为耻，却兴师亲自率领军队去讨伐秦国。这其中的道义非常明白。”比如晋文公重耳去世，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打败秦国；安葬晋文公，晋侯与秦军在彭衙交战，秦军大败；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讨伐秦国；秦国人讨伐晋国；晋侯讨伐秦国。这六七条记载，首尾若干年，秦晋交兵报复，谁是谁非、先后顺序，也自然清楚可见。大概秦国接纳文公，城濮之战，抵御楚国又同心协力。秦国对晋国的恩德很大了。私自与郑国结盟，是秦伯的小过错，晋文公已经隐讳而不愿说了。等到秦国秘密出兵袭击郑国，阴谋泄露未能成功而返回，晋国就拦截并在殽地打败他们。这是秦国最大的仇恨。大概秦晋两国的人都刚毅果敢，不可屈辱，仇耻所在，誓死必报。韩原之战的失败，晋国人的耻辱很大，只是因为惠公、怀公没有亲信，相继没有善终，文公被秦国接纳，以仇为德，晋国人无处发泄愤恨罢了。等到祸端产生于郑国，晋国人的气势于是不可遏制，在殽地拦截秦军，匹马只轮无一返回，以此来决断韩原长久蕴积未得发泄的愤恨而在此报复。晋国人的报复过分，而心意还未停止。秦国自从夺取王官、在殽地收殓尸体之后，被讨伐不再报复，这是秦晋曲直的辨别。秦国辜负晋国是小，晋国辜负秦国是大。秦国悔过而晋国不悔过，《春秋》不用常情宽恕晋国，也未尝用王道责难秦国。惩罚坚持到底不改的人，允许改正过错，本来是圣人对待衰乱世道的用意。其文辞中“人”与“侯”的使用，也不必字字都有深意。
卫成公派宁俞来鲁国聘问。
成公被晋国拘捕，僖公向周王和晋侯请求而释放了他。于是卫国开始服从晋国，而国势稍微安定。现在来拜谢僖公的恩赐。吴氏说：按照《左传》所载，晋文公晚年，诸侯朝见晋国，卫成公独自不去朝见，又派孔达侵犯郑国，讨伐绵訾及匡。晋襄公除丧后，派使者告知诸侯而讨伐卫国，包围戚地并夺取它。卫国不服罪，而孔达敢讨伐霸主。第二年，晋国在垂陇会合诸侯，将要讨伐卫国，幸好得到陈侯为他请求讲和，拘捕孔达来取悦晋国，而卫国于是得以免于讨伐。自从孔达被拘捕之后，大概宁俞代替他执政。到第二年春天，卫国跟随晋国讨伐沈国，从此卫国服从霸主而没有战事。到第二年春天，晋国于是归还孔达。那年夏天，卫侯朝见晋国，到秋天就来鲁国聘问。事奉大国，和睦邻邦，以安定社稷，或许都是出于宁俞的谋略。孔子称赞他的智慧可以企及，大概就是因为这个。
冬天十一个月壬寅日，夫人风氏去世。
胡安国传：“风氏，是僖公的母亲，庄公的妾室，而称夫人，大概是用夫人的礼仪来安葬她。从此嫡庶混乱了。”
鲁僖公五年春天周历正月，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赠之物。
季氏私下考据此事，荣叔与桓公时的荣叔不是同一人，但也是世代担任大夫的人。王称天王，是《春秋》特有的笔法，现在不称天，因为他不能纠正妾室僭越嫡妻的罪过，反而给予厚礼，这不是奉行天道，所以借此显示他的不当，然而认为贬低周王是不敢的，这不是《春秋》的微言大义。胡安国传珠玉说：“含，指车马；曰赗，送含玉和赗赠之物，是厚待妾母。夫妇是人伦的根本，王法尤其谨慎对待的。现在成风以妾室僭越嫡妻，周王不能纠正，又派大夫送含玉和赗赠之物，而成风成为夫人，那么王法废弛，人伦混乱了。这叫做不能顺从天道而违背其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风
胡传成风，书葬乃有二夫人祔庙，而乱伦易纪，无复辨矣。故礼之失，自成风始也。
王使召伯来防葬
季氏私考召召公奭之后，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后有留佐周室者，以邑为氏。至平王时，别于东都，受采伯，字天子大夫也。此与《甘棠》诗称召伯者不同，盖彼实召公封为燕伯，故云尔。此召伯当与毛伯同例，杜元凯以伯为爵，非矣。《胡传》聘一也，含赗而又葬，则其事益隆。乱人伦，废王法，甚矣。再不称天者，圣人于此尤谨其戒，而不敢略也。
夏公孙敖如晋
晋既改盟，故使敖聘晋。其谨于事晋如此，然不思王使之防葬，当报谢，慢王甚矣。
秦人入鄀【今襄阳府上津县】
髙氏曰：「鄀防国，秦以其叛而入之，后为楚所倂。楚昭王复国之后，畏吴之强，去郢而都于鄀。」季氏私考杜元凯曰：「鄀本在商宻、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又曰：商宻鄀别邑南乡丹水县也。今按南阳府南阳县南一百里有南乡城，邓州内乡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内乡县即蔡所迁之白羽，其本名为析，亦鄀别邑也。今郧阳府上津县与内乡相界，处置析川县属邓州。然则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鄀国者乎？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则郑渔仲所谓襄阳府宜城县西南有鄀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鄀时，则尚在商宻，不然则宜城距商宻且九百里，秦人岂能越境而逺至其地乎？」又云：「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将以窥东诸侯。窥东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又以窥楚也。使非晋以勍敌迫居其东，则其肆行岂在楚下哉？圣人书此，盖有经世之虑矣。」
秋，楚人灭六【臧文仲闲六与蓼皆为楚灭，叹曰：「臯陶、庭坚不祀，哀哉！」六故城在今庐州府舒城县东南六十里】
冬十月甲申，许男业卒【僖公卒，子昭公锡我立】
六年春葬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如陈【季友，孙其父无□，不经见】
臧文仲以陈、衞之睦也，欲求好于陈。季文子聘于陈，且娶焉。汪氏曰：「季友如陈者再，今行父之往，盖因其祖之旧好，假公室之聘而图昏尔。」
秋季孙行父如晋
犹以晋改盟，故亟聘晋襄也。求遭丧之礼以行，即此。
八月乙亥，晋侯驩卒【襄公卒，明年子灵公夷臯立】
庐陵李氏曰：晋自襄公继文，世主夏盟。是时秦穆亦号伯西戎，春秋列之夷狄，曽不得与邾莒之国以爵先后，况授之伯哉？襄起僖三十一年，尽文六年，凡七年。李氏云：齐孝公不能率齐桓之烈，晋襄能继晋文之綂。孝公初，宋有抑齐之志；襄公初，秦懐驾晋之谋。宋啓甗之争，秦寻殽之衅，此皆争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此晋之所以未失伯则殽之战，春秋亦幸晋有功矣。乃削而人之，何哉？曰：幸之者，夷不逼华，以权之未失也；削之者，丧不兴戎，以义之不可也。岂得以小功妨大义乎？虽然，襄公复伯，则实始于此。文公之没，三强并兴，秦雄西陲，狄狃北师，楚复强于南。苟纵一敌，则晋伯去矣。襄公夏战殽以却秦；秋败箕，以剪狄；冬伐许，以离楚。一年之间，三敌悉退，亦可谓有伯者之略。此其能继文者也。苟有伯者之略，则襄公之烈，何为仅止乎此？曰：外患既息，举动即异。伐卫则损威矣，防公孙敖则毁列矣，士縠主盟则权散矣，处父救江则谋怠矣。越一二载，事不逮初，况能持久乎？是以君子不贵速成，而图全于其终；不志小利，而虑患于其逺。襄之规模，又后于文公甚矣。
冬十月公子遂如晋葬晋襄公
三月而葬，速。汪氏曰：「赵盾患秦之送公子雍，欲御秦师，故急于襄事也。」
晋杀其大夫阳处父。晋狐射姑出奔狄。
西亭辩疑云：「晋襄公使狐射姑将，处父止之，公告射姑刺处父于朝。设有之，当在襄公时，何为在襄公既葬之后乎？」按《乐正子》记：「灵公幼，处父谋于赵盾，欲易之，不克诛焉。」故称「国君与臣同杀之」词也。愚按：射姑之刺处父，《公羊传》本在襄公时，即告报后必具日，在
译三月辛亥，安葬我国夫人成风。
胡氏传论：成风被记载安葬，是因为有两位夫人合祭于宗庙，导致伦理纲常混乱，纪年次序错乱，无法再分辨了。所以礼制的败坏，是从成风开始的。
周王派遣召伯前来鲁国，主持成风的安葬。
季氏私考：召，是召公奭的后代，采邑本来在岐山周地。召公被封于燕，其后代有留在周室辅佐的，以邑名为氏。到周平王时，在东都另立，受采邑为伯，伯是天子的卿大夫的尊称。这与《甘棠》诗中称的召伯不同，因为那确实是召公被封为燕伯，所以那样称呼。这位召伯应当与毛伯同类，杜预认为伯是爵位，这是错误的。《胡传》说聘问是一回事，既赠送含玉和助丧财物，又主持安葬，那么这件事的规格就更高了。扰乱人伦，废弃王法，太严重了。再不称“天王”的，圣人在这里尤其谨慎地表示警戒，而不敢省略。
夏季，公孙敖出使晋国。
晋国已经改订盟约，所以派公孙敖去晋国聘问。他对待晋国的事务如此谨慎，然而不思考周王派遣使者来主持安葬，应当报谢，怠慢周王太严重了。
秦国人攻入鄀国【今襄阳府上津县】。
高氏说：“鄀是方国，秦国因为它背叛而攻入，后来被楚国兼并。楚昭王复国之后，畏惧吴国的强大，离开郢都而迁都到鄀。”季氏私考：杜预说：“鄀本来在商密、秦楚边境上的小国，后来迁到南郡鄀县。又说：商密鄀的别邑是南乡丹水县。现在查考南阳府南阳县南一百里有南乡城，邓州内乡县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内乡县就是蔡国迁居的白羽，其本名叫做析，也是鄀的别邑。现在郧阳府上津县与内乡县接壤，设置析川县属于邓州。那么现在的上津，大概就是接近古代鄀国的地方吧？后来迁到南郡鄀县，就是郑樵所说的襄阳府宜城县西南有鄀亭山。而在秦国人攻入鄀国时，鄀国还在商密，否则宜城距离商密将近九百里，秦国人怎么能越境而远到那里呢？”又说：“秦国自从僖公三十三年攻入滑国，将要窥探东方诸侯。窥探东方诸侯而不能到达，于是攻入鄀国，又用来窥探楚国。如果不是晋国作为强敌迫近其东边，那么它的肆意横行难道会在楚国之下吗？圣人记载这件事，大概有治理天下的深意。”
秋季，楚国人灭掉六国【臧文仲听说六国和蓼国都被楚国灭掉，感叹说：“皋陶、庭坚没有祭祀了，悲哀啊！”六国的故城在今庐州府舒城县东南六十里】。
冬季十月甲申，许国国君业去世【僖公去世，儿子昭公锡我即位】。
六年春季，安葬许僖公。
夏季，孙行父出使陈国【季友，孙行父的父亲无□，史书没有记载】。
臧文仲因为陈国和卫国和睦，想寻求与陈国交好。季文子聘问陈国，并且在那里娶妻。汪氏说：“季友两次出使陈国，现在孙行父前往，大概是凭借他祖辈的旧好，借公室的聘问来图谋婚姻。”
秋季，孙行父出使晋国。
还是因为晋国改订盟约，所以急忙聘问晋襄公。请求遭丧的礼仪来执行，就是这件事。
八月乙亥，晋国国君驩去世【襄公去世，第二年儿子灵公夷皋即位】。
庐陵李氏说：晋国自从襄公继承文公，世代主持中原盟会。这时秦穆公也号称称霸西戎，春秋将其列入夷狄，曾经不能与邾、莒等国按爵位先后排列，何况授予他霸权呢？襄公从僖公三十一年开始，到文公六年结束，共七年。李氏说：齐孝公不能率领齐桓公的功业，晋襄公能继承晋文公的统绪。孝公初年，宋国有抑制齐国的志向；襄公初年，秦国有驾驭晋国的阴谋。宋国挑起甗地的争端，秦国寻找殽地的衅隙，这都是争夺霸权的开端。孝公不能抵抗宋国，而襄公首先能挫败秦国，这就是晋国之所以没有失去霸权的原因。殽地之战，春秋也庆幸晋国有功劳。于是削减并归入他人，为什么呢？说：庆幸的是，夷狄不逼迫华夏，因为权柄没有丧失；削减的是，居丧不兴兵，因为道义上不可以。怎么能因为小功劳妨碍大义呢？虽然如此，襄公恢复霸权，确实始于此时。文公去世，三强并起，秦国雄踞西陲，狄人习于北边进犯，楚国又在南方强大。如果放纵一个敌人，那么晋国的霸权就丧失了。襄公夏天在殽地作战以击退秦国；秋天在箕地战败狄人；冬天讨伐许国，以离间楚国。一年之间，三个敌人全部退却，也可以说是有霸主的谋略。这就是他能继承文公的地方。如果有霸主的谋略，那么襄公的功业，为什么仅仅止于此呢？说：外患既已平息，举动就不同了。讨伐卫国就损害威势了，阻止公孙敖就毁坏班列了，士縠主持盟会就权柄分散了，处父救援江国就谋略懈怠了。过了一两年，事情就不如当初，何况能持久呢？所以君子不看重速成，而谋求最终的全局；不志在小利，而考虑远处的祸患。襄公的规模，又远远落后于文公了。
冬季十月，公子遂出使晋国，安葬晋襄公。
三个月就安葬，太快了。汪氏说：“赵盾担忧秦国送公子雍回国，想要抵御秦军，所以急于办理襄公的丧事。”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狐射姑出逃到狄国。
西亭辩疑说：“晋襄公派狐射姑为将，处父阻止他，襄公告诉狐射姑在朝堂上刺杀处父。如果有这件事，应当在襄公在世时，为什么在襄公安葬之后呢？”查考《乐正子》记载：“灵公年幼，处父与赵盾谋划，想要废黜他，没有成功诛杀他。”所以称“国君与臣子共同杀了他”的说法。我按：狐射姑刺杀处父，《公羊传》本来在襄公时，即告知报丧后必定具备日期，在
闰月不告月犹朝于庙
他公不书闰月，独此书闰月。公以闰不告月，《春秋》以公闰不告月而书闰，固知在他公不胜书也。大率三十二月则置闰。郑氏以特羊告庙，请所藏班朔而行之，谓之告朔。其日又以礼祭于宗庙，谓之朝享。嵗首为之，则谓之朝正。朝庙小于告朔。文公以闰非常月，阙不告朔，而犹朝于庙，废其大而行其小，故书以纪其失。胡传：「不告月者，不告朔也。古者班告朔于邦国，不以是为附月之余而弗之数也。」犹朝于庙者，幸其不已之词。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湏句。
説见前，前此僖已取湏句，盖尝反之邾，今文公又伐取之也。杜氏以为因伯国有难而侵小，又以为邾文公子叛邾在鲁，故公使为守湏句大夫，事或然也，从之。汪氏曰：文公以诛叛臣守湏句之地，又重劳民力，城内邑以防邾师之至，心有歉焉，故畏隣国之伐，而不知愈重其过也。
遂城郚【今泗水县西有郚乡城】
郚鲁邑，因伐邾之师，以城郚，备邾难。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成公卒，其弟御杀世子而自立，国人杀御而立其少子杵臼，是为昭公。
宋人杀其大夫
成公卒。于是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冦。昭公将去羣公子，乐豫以为不可，公不听。于是穆襄之族率国人以攻公，杀公孙固、公孙郑于公宫，则称人，谓穆襄之族也。属词云：此众杀称人之例也。季氏私考，不名杀者非一人也。汪氏曰：宋昭方居谅隂，而欲去羣公子，以啓乱阶，致公族之悖逆，而大夫受其咎。明年复杀司马而逐司城。经书「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明年又书「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以见嗣君之无政。先君在殡，而国人作乱，以戮其大夫。逾年而掌兵之官见诛，守国之官见逐，皆书「宋人」，而昭公之为君可知矣。
戊子，晋人及秦人战于令狐。晋先蔑奔秦【令狐，今平阳府猗氏县有令狐城】
按先蔑如秦，必是晋襄未葬之时，其时逆雍于秦也，必是阳处父与赵盾同谋，既而盾畏逼，乃杀处父，借口焉立灵公而御秦师，事当如此无疑也。若然，则罪专在晋明矣。晋不谢秦，又击秦师，总一意直书自见晋罪，更不必于称人书及上屑屑然求字义也。王氏经世啖氏曰：经书战、明二师相抗敌也，传曰「潜师夜起」，与经乖矣。又上言「背先蔑立灵公」，明蔑在秦也；次言「先蔑将下军」，则是蔑又在晋也，何其自相背乎？经言「先蔑奔秦」，不言「出」，明在外矣；「言将下军」非也。盖先蔑时为下军将，而身在秦，故致误也。按啖子之辩是矣，但先蔑若在秦未尝归，则经安得书「奔秦」？以经书「奔秦」，则先蔑是逆雍之后，还至令狐，乃复奔秦也。惟「先蔑将下军」一句，明是传误也。
狄侵我西鄙
间秦晋之争也
秋八月，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今开封府原武县西北有扈亭】经书“公防诸侯”，矣。传以为不及于防，非也。赵盾专矣，置君不定，其罪则有之，以为废置其君，亦非也。但以大夫而主诸侯之盟，则专而无礼甚矣。《春秋》书“公防诸侯、晋大夫盟”，见其以晋国之大夫，敢与诸侯抗而相盟，其罪自可见也。
冬徐伐莒
徐以中国无盟主，是以敢尔。故《春秋》复举号以狄之。
公孙敖如莒涖盟
莒来请盟也。髙氏曰：莒为徐所伐，故来求援，而请脩洮之盟。敖娶于莒，故因鲁许其盟而请往涖之。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襄王崩，子顷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防晋赵盾盟于衡雍【衡雍，郑城近践土，亦在荥泽地方】
乙酉，公子遂防雒戎，盟于暴【雒戎，雒水名，盖诸戎杂居洛水之间，故曰雒戎】左氏以为报扈之盟是也，其以为讨扈之盟则非也。公既为防，而以为讨云者，泥于不及于鲁之説尔。衡雍畿内地，诗称暴公，则暴亦畿内地也。天
译闰月不向宗庙告朔，却仍然去宗庙朝见。
其他国君不记载闰月，唯独这里记载闰月。文公因为闰月而不告朔，《春秋》因为文公在闰月不告朔而特意记载闰月，本来就知道在其他国君那里不值得记载。大抵每三十二个月就设置一个闰月。郑玄认为用特羊向宗庙告祭，请求所藏历法并颁布执行，这叫做告朔。当天又在宗庙以礼祭祀，这叫做朝享。在岁首进行的，则叫做朝正。朝庙的礼仪小于告朔。文公认为闰月不是正常的月份，省略了不告朔，却仍然去宗庙朝见，废除了重大的礼仪而实行次要的礼仪，所以《春秋》记载此事以记录他的过失。胡安国的《春秋传》说：“不告月，就是不告朔。古代向各国颁布朔日，不把闰月当作附余的月份而不计入历数。”“犹朝于庙”，是庆幸他没有完全废弃礼仪的说法。子贡想去掉告朔用的活羊，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的是那套礼仪。”
七年春天，鲁国攻打邾国。三月甲戌日，夺取须句。
解说见前文，此前僖公已经夺取须句，大概曾经归还给邾国，现在文公又攻打夺取它。杜预认为这是趁着霸主国家有难而侵略小国，又认为邾文公的儿子叛离邾国投奔鲁国，所以文公派他担任守卫须句的大夫，事情或许是这样，采纳这种说法。汪氏说：文公以诛杀叛臣的名义守卫须句之地，又加重劳役民力，在城内修筑城邑以防备邾国军队到来，内心有所愧疚，所以畏惧邻国讨伐，却不知道这反而加重了他的过错。
于是修筑郚城【现在泗水县西有郚乡城】
郚是鲁国的城邑，趁着攻打邾国的军队，来修筑郚城，防备邾国的祸患。
夏天四月，宋公王臣去世。
成公去世，他的弟弟御杀害世子而自立为国君，国人杀死御而立成公的小儿子杵臼，这就是昭公。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
成公去世。这时公子成为右师，公孙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鳞矔为司徒，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昭公打算除掉众公子，乐豫认为不可以，昭公不听。于是穆公、襄公的族人率领国人攻打昭公，在昭公的宫室中杀死公孙固、公孙郑，这就称为“人”，指的是穆公、襄公的族人。措辞说：这是众人杀人称为“人”的体例。《季氏私考》认为，不指名被杀者是因为不止一人。汪氏说：宋昭公刚在守丧期间，就想除掉众公子，从而开启祸乱的阶梯，导致公族悖逆，大夫遭受其祸。第二年又杀死司马并驱逐司城。经文记载“宋公王臣卒”，“宋人杀其大夫”，第二年又记载“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以此显示继位国君没有政令。先君还在殡宫，国人就作乱，诛杀大夫。过了一年掌管兵权的官员被杀，守卫国家的官员被逐，都记载为“宋人”，那么昭公作为国君的状况就可以知道了。
戊子日，晋国人和秦国人在令狐交战。晋国先蔑逃奔秦国【令狐，现在平阳府猗氏县有令狐城】
考察先蔑出使秦国，必定是在晋襄公尚未安葬的时候，那时从秦国迎接雍君回国，必定是阳处父与赵盾共同谋划，后来赵盾畏惧逼迫，于是杀死阳处父，借机拥立灵公并抵御秦国军队，事情应当是这样无疑。如果这样，那么罪责完全在晋国就明显了。晋国不向秦国谢罪，又攻击秦国军队，总是一意直书，晋国的罪责自然显现，更不必在称“人”、书“及”上琐碎地探求字义。王应麟《经世》、啖助说：经文记载“战”，说明两军相抗敌对，传文说“潜师夜起”，与经文违背了。又上文说“背弃先蔑拥立灵公”，说明先蔑在秦国；下文说“先蔑将下军”，那么先蔑又在晋国，怎么自相矛盾呢？经文说“先蔑奔秦”，不说“出”，说明他在外面；“将下军”的说法是不对的。大概先蔑当时是下军将领，而身在秦国，所以导致错误。考察啖助的辩驳是对的，但如果先蔑在秦国未曾回来，那么经文怎么能记载“奔秦”？因为经文记载“奔秦”，那么先蔑是在迎接雍君之后，回到令狐，才再次逃奔秦国。只有“先蔑将下军”这一句，明显是传文的错误。
狄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趁着秦国和晋国争夺的间隙。
秋天八月，鲁公会同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现在开封府原武县西北有扈亭】经文记载“公防诸侯”，这就够了。传文认为鲁公没有参与会盟，是不对的。赵盾专权，安置国君未定，他的罪过确实存在，但认为他废立国君，也是不对的。只是以大夫身份主持诸侯的盟会，就专横无礼得很了。《春秋》记载“公防诸侯、晋大夫盟”，显示他以晋国大夫的身份，敢于与诸侯抗衡并结盟，他的罪过自然可见。
冬天，徐国攻打莒国。
徐国因为中原没有盟主，所以敢这样做。所以《春秋》再次举出它的国号以夷狄视之。
公孙敖前往莒国主持盟会。
莒国来请求结盟。高氏说：莒国被徐国攻打，所以来求援，并请求重修洮地的盟约。公孙敖娶了莒国的女子，所以趁着鲁国答应结盟而请求前往主持。
八年春天，周历正月。
夏天四月。
秋天八月戊申日，周天子去世【襄王去世，儿子顷王即位】
冬天十月壬午日，公子遂会同晋国赵盾在衡雍结盟【衡雍，郑国的城邑，靠近践土，也在荥泽地方】
乙酉日，公子遂会同洛戎，在暴地结盟【洛戎，洛水之名，大概各种戎人杂居在洛水之间，所以叫洛戎】左氏认为这是报答扈地之盟，是对的；认为这是讨伐扈地之盟，则是不对的。鲁公已经参与了会盟，而传文说是讨伐，是拘泥于鲁公没有参与的说法罢了。衡雍是王畿内的地方，《诗经》称暴公，那么暴地也是王畿内的地方。
王崩不奔防，而遂与盾与雒戎前后防于王都之侧而不忌也，尚犹待于贬乎？谨华夷之辨，犹是第二义。不奔王防，而自相盟于畿甸之地，遂防戎，是亦戎而已矣。盾又与遂防，是亦遂，是亦戎而已矣。此则春秋之防也。
译周王驾崩，遂国和盾国不奔赴王室的防务，却与雒戎前后夹击，在王都附近设防，毫无顾忌，这难道还等待贬斥吗？谨守华夷之辨，不过是次要的道理。不奔赴王室的防务，却在京畿之地自行结盟，进而防备戎人，这也就是戎人了。盾国又与遂国共同设防，这也就是遂国了，这也就是戎人了。这就是《春秋》所指的“防”。
公孙敖如京师，不至而复。丙戌，奔莒。
代弟逆而卒以淫奔焉，禽兽之行也。敖为襄王崩，往吊不至，以币奔莒。敖不吊，王防为无王，壅君命为无君。文公不加罪谴，又不遣他卿如京师，而遂防赵盾。雒戎皆近在王都之侧，若罔闻焉。比事以观，鲁君臣之罪自见矣。敖之淫奔，固又不待贬也。
螽
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
司马公子卬也，司城荡意诸也【卬意诸皆昭公之党】司马，掌兵之官；司城司城，守之官。一则兵政所闗，一则干城所寄，皆国之柄臣。而乃使其私党为之，此昭公所以及于难也。书「大夫」，又书「司马」，大夫不足以该司马也，又不可言及，故并书「大夫司马」以见之。季氏私考，前书「宋人杀其大夫」，盖言死者众也；此年书「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盖言官者尽也。大夫，君之所倚以立者也；司马、司城，国之所恃以安者也。大夫、司马既杀，司城又奔，枝叶皆落，牙爪尽去，君孰与处乎？王氏经世，当时乐豫言既不用，公又未有悛志，乐
豫知乱未巳也，故舎司马以让公子卬。卬之为司马，昭公之欲也。主兵而为人所杀，若易易然。夫已杀三子而奔意诸，其奚难于君乎？故书「宋人杀大夫二子」，又以官举，以示君失其道。官非其官，其效至于一国作乱之明戒也。
九年春，毛伯来求金【求金以共葬事】
程子曰：「毛伯风鲁，以求金与家父致命以徴车者不同，故不书王使。」
夫人姜氏如齐【姜氏，齐昭公女】
盖有所不安，而归宁以诉于父母也。
二月，叔孙得臣如京师。辛丑，葬襄王。
晋人杀其大夫先都【先都，下军佐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齐
胡传》出姜至，是盖不安于鲁，故至而特书，以示防防杜渐之意，其为世虑深矣。「家氏曰：文公无正家之法，强臣僣妾比而为奸，庻子夺嫡有萌而不悟，《春秋》特书以正之。」
晋人杀其大夫士縠及箕郑父
按晋襄于夷之搜，将登箕郑父先都，使士縠将中军，以先克之言而止，故先都等隂使贼杀先克。时赵盾以中军帅秉国政，而先克其佐也。于是杀先都，杀士縠及箕郑父。春秋原晋乱之本，而书“杀先都”，又书“杀士縠”“箕郑”。盖箕郑之死，由士縠之失职；士縠之死，由赵盾之代其位将中军也。春秋“杀”称人，以见事由盾而非君意，不得以累上之辞。书死者不去其官，以见非国讨盾之罪，于是乎难逭矣。
楚人伐郑，公子遂防晋人、宋人、衞人、许人救郑。
楚子亲将，称人，自是常事；鲁卿书名，自是常事；诸国卿大夫将称人，亦是常事。其贬直书而自见，不在屑屑然称人一字间，亦不必以贱诸卿，则遂可知为言也。王氏经世：晋君臣之志不在诸侯，其端防矣；其迹未有形于外也，犹主夏盟诸侯未叛，范山奚自而窥知之哉？盖于其行事而得之也。以经之所书观之，公防诸侯，晋大夫盟于扈，晋侯立故也；赵盾强诸侯为此盟也，举动之初已若是矣。自是之外，则二三大夫争于宠利，报怨市权，自相专杀而已。千载之下犹足以知之，而况当时乎？楚商臣见可侮而动，师于狼渊以伐郑，尝中国也。宋杀申无畏也。楚庄投袂而起，屦及于窒皇，劔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市。彼夷狄犹如此，而赵盾以全盛未少挫衂之晋，合四国之师，名曰救郑，乃迁延犹豫，不及楚师而还。楚得气去，明年而有厥貉之次矣。晋遂不兢，而楚庄之图伯也，赵盾为之也，岂不伤哉？
夏狄侵齐
张氏曰：「楚得气去，而狄交侵矣。书以病晋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共公卒，子文公夀立】
九月癸酉，地震【地遒安静，以动为异，故书】
此年与襄十六年、昭十九年、二十三年、哀三年地并震。王氏曰：「春秋五书地震，唯于文、襄、昭、哀见之，皆阳防隂盛，君弱臣强之所致也。」文公怠惰，政在大夫；襄公外役于楚，内胁于其臣；若昭、哀则遂失国矣。
冬楚子使椒【鬬氏】来聘
楚穆欲图中国，于是伐郑。而
译公孙敖前往京师，未到就返回了。丙戌日，他逃奔到莒国。
代替弟弟公孙逆而死，是因为他因淫乱而逃奔，这是禽兽般的行为。公孙敖在襄王去世时，前往吊唁却没有到达，带着财物逃奔到莒国。公孙敖不去吊唁，襄王防备他，这是无视君王；公孙敖阻塞君王的命令，这是无视君主。文公没有加罪谴责，又不派遣其他卿大夫前往京师，于是襄王防备赵盾。洛戎都近在王都旁边，好像没有听到一样。通过比较这些事件来观察，鲁国君臣的罪过就显而易见了。公孙敖的淫乱逃奔，本来就不需要贬斥了。
螽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的司城荡意诸来投奔鲁国。
司马是公子卬，司城是荡意诸【公子卬和荡意诸都是昭公的党羽】。司马是掌管军事的官职；司城是掌管城防的官职。一个关系到军事政务，一个寄托着国家的安危，都是国家掌握大权的臣子。却让他们的私党担任这些职位，这就是昭公遭遇祸难的原因。史书既写“大夫”，又写“司马”，是因为“大夫”不足以概括“司马”，又不能说“及”，所以并列书写“大夫司马”来表明这一点。季氏私下考察，之前史书写“宋人杀其大夫”，大概是指死者众多；这一年史书写“宋人杀其大夫司马”，“宋司城来奔”，大概是指官员都完了。大夫是君主所倚仗以立足的；司马、司城是国家所依赖以安定的。大夫、司马既被杀，司城又逃奔，枝叶都落尽了，爪牙都去除了，君主还能和谁在一起呢？王氏经世说，当时乐豫的话既不被采用，昭公又没有悔改的志向，乐豫知道祸乱不会停止，所以舍弃司马之位让给公子卬。公子卬担任司马，是昭公的愿望。掌握兵权而被别人所杀，好像很容易一样。既然已经杀了三个儿子而让荡意诸逃奔，那杀君主有什么难的呢？所以史书写“宋人杀大夫二子”，又用官职来列举，以显示君主失去了正道。官职不是合适的官职，其后果导致一国作乱，这是明显的警戒。
九年春天，毛伯来请求金钱【请求金钱用于供给丧葬事务】
程子说：“毛伯访问鲁国，来请求金钱，与家父传达命令来征收车马不同，所以不记载是王使。”
夫人姜氏前往齐国【姜氏是齐昭公的女儿】
大概是因为心中不安，回娘家向父母诉说。
二月，叔孙得臣前往京师。辛丑日，安葬襄王。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先都【先都是下军佐官】
三月，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
《胡传》说姜氏回来，是因为她在鲁国不安，所以回来特别记载，以显示防范杜绝祸患萌芽的意思，他为世道考虑得很深远。“家氏说：文公没有端正家庭的法则，强臣僭越妾室与之勾结作恶，庶子争夺嫡位已有苗头而文公不醒悟，《春秋》特别记载以纠正它。”
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士縠以及箕郑父
按照记载，晋襄公在夷地的阅兵中，打算提升箕郑父和先都，让士縠统领中军，因为先克的话而作罢，所以先都等人暗中派刺客杀了先克。当时赵盾以中军帅的身份执掌国政，而先克是他的副手。于是杀了先都，杀了士縠和箕郑父。《春秋》探究晋国祸乱的根源，而记载“杀先都”，又记载“杀士縠”“箕郑”。大概箕郑父的死，是由于士縠失职；士縠的死，是由于赵盾取代他的位置统领中军。《春秋》用“杀”字并称“人”，以显示事情是由赵盾引起的而非君主的意图，不能用连累君主的措辞。记载死者不去掉他们的官职，以显示这不是国家讨伐赵盾的罪行，因此赵盾的罪责难以逃脱了。
楚国人攻打郑国，公子遂抵御晋国人、宋国人、卫国人和许国人救援郑国。
楚子亲自率领军队，称“人”，这是常事；鲁国卿大夫书名，这是常事；各国卿大夫率领军队称“人”，也是常事。其贬斥直接书写就显而易见了，不必在“人”字上斤斤计较，也不必认为这是轻视各位卿大夫，那么公子遂的情况就可以知道了。王氏经世说：晋国君臣的志向不在诸侯身上，其端倪已经显露；其迹象还没有表现在外面，还主持华夏盟会，诸侯没有背叛，范山从哪里窥探知道呢？大概是从他们的行事中得知的。从经文所记载的来看，文公抵御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是因为晋侯确立的缘故；赵盾强迫诸侯举行这次盟会，举动之初就已经这样了。除此之外，就是两三个大夫争夺宠幸和利益，报怨市权，互相专断杀戮罢了。千年之后还足以知道，何况当时呢？楚国的商臣见可欺侮而动，在狼渊驻扎军队攻打郑国，曾经侵犯中原国家。宋国杀了申无畏。楚庄王投袂而起，鞋子穿到窒皇，剑佩到寝门之外，车子到蒲胥之市。那些夷狄尚且如此，而赵盾凭借全盛且未受挫败的晋国，联合四国的军队，名义上说是救援郑国，却迁延犹豫，没赶上楚军就回来了。楚军得意而去，第二年就有了厥貉的驻扎。晋国于是不再竞争，而楚庄王图谋霸业，是赵盾造成的，难道不令人痛心吗？
夏天，狄人侵犯齐国
张氏说：“楚军得意而去，而狄人接连侵扰。记载这是为了显示晋国的弊病。”
秋天八月，曹伯襄去世【共公去世，儿子文公夀即位】
九月癸酉日，发生地震【大地本来安静，以动为异常，所以记载】
这一年与襄公十六年、昭公十九年、二十三年、哀公三年都发生了地震。王氏说：“《春秋》五次记载地震，只在文公、襄公、昭公、哀公时期见到，都是阳气被阴气压制，君主弱臣子强所导致的。”文公怠惰，政令在大夫手中；襄公在外被楚国役使，在内被臣子胁迫；至于昭公、哀公则最终失去了国家。
冬天，楚子派椒【鬬氏】来聘问
楚穆公想要图谋中原国家，于是攻打郑国。而
鲁防，晋救楚。以鲁逺而郑难图也，故来聘。所谓逺交近攻之意，以其始能成礼，故书之同于中国。盖着其实如此，亦非遂进之，而以中国之礼待之也。
译鲁国与晋国结盟，晋国救援楚国。因为鲁国遥远而郑国难以谋取，所以鲁国前来聘问。这就是所谓“远交近攻”的意思，因为它开始能够成就礼仪，所以史书将其记载得如同中原国家一样。这是如实记录实际情况，并不是因此就提升它的地位，而用中原国家的礼仪来对待它。
秦人来归僖公成风之襚
秦康始假吊赠以通好于鲁也。僖公、成风如惠公、仲子，亦是两人兼襚。当时成风死已四年，僖公薨已九年，无来襚之理矣。但秦欲伐晋，而假归襚一节以观鲁之情，犹楚欲图北方，而假来聘以亲鲁，所谓逺交近攻之意也。因襚成风，不可无僖公襚，皆所谓补礼尔。妇人夫死从子，先僖公而后成风，自是史文之体当然。程子曰：「虽子母先君后夫人体，当然是也。」
葬曹共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孙辰卒
张氏曰：文仲，鲁之名大夫也。知柳下之贤而不与立。自庄公末，已与闻国政。而四十余年间，鲁政多疵，文尤甚。
夏秦伐晋
前以戍郑之故，与晋屡相仇，屡战争而不已。今以纳雍不遂之故，又与晋屡相仇，屡战争而不已。盖秦雄西陲，本尚力好战之国也。观《秦风》所载，可见矣。第为晋所隔絶，不得大逞其志于中原，而其志则固时时在也。苟有事端焉，即战争而不已。秦之来晋，不得不力以御之。其毎次交兵，必数四而犹未已者，势所必然者也。立雍之不可，晋已悔之。康公何至屡兴师不已乎？及其归，闘克使求成于楚，其后楚遂世婚于秦，终春秋，秦为楚役，卒使楚得以伯。秦之力也。春秋之外，秦殆为此故，欲杜而絶之，使同于荆楚。若曰晋悔之，正秦不顾是非，而以报复为事，遂外之，恐春秋之防，不然也。
楚杀其大夫宜申【宜申，子西也】
吴氏曰：「商臣弑君父，天下所不容，宜申为工尹事。商臣越十年而乃谋弑，其义不足称也。然其谋不遂而身见戮，圣人不以其当受今将之诛，而以国杀大夫为文，其意深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及蘓子盟于女栗【蘓子，周卿士也。周司冦蘓忿生之后。汝栗，盖近汝水地】
顷王新立，故与鲁盟亲诸侯也。僖十年，蘓子奔卫，今复见，盖王复之。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髙氏曰：狄侵诸大国，独宋未尔。自宋乱之后，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将来伐，则国几亡矣。厥貉之次，将以伐宋也。因宋华御事逆楚子，劳且听命，遂道以田孟诸。而麇子适逃归，故其祸遂中于麇尔。髙闶氏曰：次者，迟疑不前之意。着楚子包藏祸心，欲慿诸侯而未敢▯前也。唯蔡侯首附于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季氏私考《左传》于此，载陈侯、郑伯防楚子于息，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将以伐宋。宋逆楚子，遂道以田孟诸。如此，则厥貉之次，当列陈侯、郑伯，而于经略不一见焉。安得尽从传文邪？观新城之盟，三国皆至，则其未尝与楚可知矣。説者不此之防，而乃于厥貉之次附为削三国书蔡侯之説，不亦牵强之甚乎？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地在今均州之郧县】
楚君将称君于是，始次厥貉，伐麇。以后无役不称爵，而伐郑、伐吴，称爵，无异中国之伯者矣。盖中国无伯不着，其实则不足以见荆楚之强也。
夏叔仲彭生防晋郤缺于承筐
晋使郤缺，赵盾不欲离君侧也。谋诸侯之从楚者，未为非义，然欲谋贰国而使次卿，鲁亦不遣执政而使惠伯往。其谋之不逺，而不足以却楚方张之势，审矣。季氏私考叔仲、彭生、公孙兹之子，叔孙得臣之弟别为叔仲氏，彭生名是为惠伯。郤缺即冀缺，是为成子，承筐宋地。杜元凯以为在襄邑县西，按襄邑今睢州也。
秋曹伯来朝
即位而来见也
公子遂如宋
为言荡意，诸复之而往，因贺楚师之不害也，故宋不答。
狄侵齐
十余年之间，狄四侵齐，非特齐不竞所致，亦狄之强盛如此。然则，咸之功可少乎？
冬十月甲午，叔孙得臣败狄于咸。
胡传左氏称此长狄也，而刘敞以为非。夫《春秋》正名之书，其称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称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陆浑之戎，不别其种类，书之于防后，亦无所考矣。狄即钜鹿以北之狄，得臣乗其侵齐，设伏于咸，诱败之。咸败后，鄋瞒由是遂亡。书狄而不书长狄，见当时所获者，虽曰眉盖于轼，身横
译秦国人来送还僖公和成风的丧服。
秦国国君康公开始借吊唁赠送丧服来与鲁国修好。僖公、成风就像惠公、仲子一样，也是两人同时赠送丧服。当时成风去世已经四年，僖公去世已经九年，没有来赠送丧服的道理。只是秦国想要讨伐晋国，而借送还丧服这一节来观察鲁国的态度，就像楚国想要图谋北方，而借聘问来亲近鲁国，这就是所谓远交近攻的意思。因为赠送成风丧服，就不能没有僖公的丧服，这都是所谓的补礼罢了。妇人丈夫死后跟随儿子，先写僖公后写成风，这自然是史书文体的常规。程子说：“虽然是子母关系，先写君主后写夫人，这当然是正确的。”
葬曹共公。
十年春季，周王三月辛卯日，臧孙辰去世。
张氏说：文仲，是鲁国著名的大夫。知道柳下惠的贤能却不让他任职。从庄公末年，就已经参与国家政事。而在四十多年间，鲁国政事多有瑕疵，文仲时期尤其严重。
夏季，秦国讨伐晋国。
以前因为戍守郑国的缘故，与晋国屡次结仇，屡次战争不停止。现在因为拥立雍王未能成功的缘故，又与晋国屡次结仇，屡次战争不停止。大概秦国雄踞西陲，本来是崇尚武力、好战的国家。看《秦风》所载，就可以知道了。只是被晋国隔绝，不能在中原大大施展其志向，而其志向却固然是时时存在的。如果有事端，就战争不停止。秦国来侵犯晋国，不得不尽力抵御。每次交战，必定多次而仍然不停止，这是形势必然的结果。拥立雍王不可行，晋国已经后悔了。康公何至于屡次兴兵不停止呢？等到他回国，闘克派使者向楚国求和，后来楚国于是世代与秦国通婚，直到春秋结束，秦国成为楚国的附庸，最终使楚国得以称霸。这是秦国的力量造成的。春秋之外，秦国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想要杜绝并断绝这种关系，使秦国等同于荆楚。如果说晋国后悔了，正是秦国不顾是非，而以报复为事，于是疏远它，恐怕《春秋》的笔法，不是这样的。
楚国杀了其大夫宜申【宜申，就是子西】。
吴氏说：“商臣弑杀君父，是天下所不容的，宜申担任工尹职务。商臣过了十年才谋划弑君，他的道义不足以称道。然而他的谋划没有成功而自身被杀，圣人不仅认为他应当受到现在的诛杀，而且以国家杀大夫来记载，其用意深远。”
从正月至秋季七月没有下雨。
与蘓子在女栗结盟【蘓子，是周朝卿士。周司寇蘓忿生的后代。汝栗，大概靠近汝水的地方】。
顷王新即位，所以与鲁国结盟亲近诸侯。僖公十年，蘓子逃奔卫国，现在再次出现，大概是周王恢复了他的职位。
冬季，狄人侵犯宋国，楚子、蔡侯驻扎在厥貉。
髙氏说：狄人侵犯各个大国，唯独宋国没有。自从宋国发生动乱之后，狄人已经侵犯过它，楚军驻扎在厥貉，又将前来讨伐，那么国家几乎灭亡了。驻扎在厥貉，将用来讨伐宋国。因为宋国华御事迎接楚子，慰劳并且听从命令，于是引导楚子在孟诸打猎。而麇子恰好逃跑回国，所以灾祸于是落到了麇国身上。髙闶氏说：驻扎，是迟疑不前的意思。表明楚子包藏祸心，想要凭借诸侯却不敢〇前。只有蔡侯首先依附于楚国，所以特别列出，以均分其罪责。季氏私下考证《左传》在此处，记载陈侯、郑伯在息地会见楚子，于是与蔡侯驻扎在厥貉，将用来讨伐宋国。宋国迎接楚子，于是引导在孟诸打猎。像这样，那么厥貉的驻扎，应当列出陈侯、郑伯，而在经文中略而不见。怎么能完全跟随传文呢？看新城之盟，三国都到了，那么他们未曾参与楚国行动是可以知道的。解说者不防备这一点，反而在厥貉驻扎时附会为削去三国只书蔡侯的说法，不是太牵强了吗？
十一年春季，楚子讨伐麇【麇地在今均州之郧县】。
楚君将称君，于是开始驻扎在厥貉，讨伐麇。以后没有战役不称爵位，而讨伐郑国、讨伐吴国，称爵位，与中国霸主无异了。大概中国没有霸主不显著，其实不足以显示荆楚的强大。
夏季，叔仲彭生在承筐会见晋国的郤缺。
晋国派遣郤缺，赵盾不想离开君主身边。谋划跟随楚国的诸侯，并非不义，然而想要谋划背叛的国家而派遣次卿，鲁国也不派遣执政大臣而派遣惠伯前往。其谋划不深远，而不足以抵挡楚国方兴之势，是显而易见的。季氏私下考证叔仲、彭生，是公孙兹的儿子，叔孙得臣的弟弟另立为叔仲氏，彭生名是，称为惠伯。郤缺就是冀缺，称为成子，承筐是宋国地。杜元凯认为在襄邑县西，按襄邑今睢州也。
秋季，曹伯来朝见。
即位而来见。
公子遂前往宋国。
为了陈述荡意诸复位的意愿而前往，因为祝贺楚军没有加害，所以宋国没有答复。
狄人侵犯齐国。
十余年之间，狄人四次侵犯齐国，不只是齐国不竞争所致，也是狄人强盛如此。那么，咸地的战功可以轻视吗？
冬季十月甲午日，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
胡传左氏称这是长狄，而刘敞认为不是。夫《春秋》是正名的书，其称狄，有时说狄，有时说白狄，有时说赤狄；其称戎，有时说戎，有时说山戎，有时说姜戎，有时说陆浑之戎，不区别其种类，书写在防后，也没有所考。狄就是钜鹿以北的狄，得臣乘其侵犯齐国，在咸地设伏，诱敌打败。咸地战败后，鄋瞒于是遂灭亡。书狄而不书长狄，见当时所获者，虽曰眉盖于轼，身横
九畆，然此乃狄中之长者尔，非谓有此长狄种类也。知此，庻可以为备御四裔之方，而不失乎《春秋》谨辩之义矣。
译九畆，然而这不过是狄族中的长者罢了，并非说存在这种长狄的种类。明白这一点，或许就可以作为防备四方蛮夷的方法，而不违背《春秋》谨慎辨别的义理了。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来奔
孙氏曰：「庄八年，郕降于齐师，自是入齐为附庸，此又来奔，为齐所逼尔。」刘氏曰：「以其即位日浅，或谓之太子，而左氏误以为太子出奔也。谓鲁以诸侯逆之，而谓之郕伯，亦非也。盖虽齐附庸，原本其爵而书之也。」
杞伯来朝
为絶叔姬来朝，请再娶鲁女，公许之，亦称叔姬焉。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叔姬，文公女，许嫁杞伯，后为絶昏，至是卒】
属词，子叔姬既絶于▯，故不书国。鲁君为之服，而丧以夫人之礼，故书卒，不书葬，同于在室也。
夏，楚人围巢【巢，吴、楚问小国，今庐州之巢县】
遂取之，为属邑。后为吴所灭。书围巢，恶楚之不仁，而见小国之无所庇頼也。
秋滕子【昭】来朝
始朝公也
秦伯【康】使术来聘
是时，秦康公继修晋怨，术来聘，言伐晋也。于是告防，吊赠之使始行焉。张氏谓秦用逺交近攻之术，终春秋鲁未尝聘秦。
冬十有二月戊午，晋人、秦人【康】战于河曲【河曲，黄河之曲，晋在河东，秦在河西，在今蒲、同二州之间，蒲坂县南】
自殽至此，凡六交兵。秦晋亟战，而楚伯矣。称人之义，同令狐不言及黩兵残民，其罪同。彼此交战之词，不言败，无胜负之词也。
季孙行父帅师城诸及郓
诸郓本鲁二邑，近于莒，乃莒鲁所争者。以其逺逼外国，故帅师城之。季氏私考：按郓在沂水东，即莒州沂水县，此东郓也。成元年，楚公子婴齐伐莒，入郓。襄十二年，季孙宿救台，遂入郓。至昭元年，取郓，叔弓彊郓田，皆东郓。当时季孙食邑在费，自费以东，或从其经略，故独往城之。然郓在莒西，诸在莒东，形势之相望者也。诸之服鲁已久，而郓附方新，故先城诸，以及于郓。盖将因诸以制郓也。又恐逺人心不可测，则亲率大众而胁以兵威，此辟土服逺之计尔。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是年楚子卒，不见于经，子旅立，是为庄王】
夏五月壬午，陈侯朔卒【共公卒，子灵公平国立】
邾子蘧蒢卒【文公卒，子定公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世室屋壊
胡传世室，鲁公之庙也。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羣公称宫。书世室屋壊，讥久不脩也。何以知久乎？自正月不雨，则无壊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庙壊，不恭甚矣。凡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谨事宗庙，以致鲁国衰削之由，垂戒切矣。
冬公如晋
朝灵公也
衞侯防公于沓
髙氏曰：「沓之防，公已出鲁，而卫侯因公之将如晋而来防。棐之防，郑伯因公还未至于鲁而就防之。故皆曰防公。初，衞、郑舎晋而从楚，岂得已哉？强弱之势不敌，灭亡之徴可待，姑为一时之计尔。而晋未之察，季文子相鲁侯，为之请成，以纾两国之患。春秋善和难，故详志之。且见公一出而二国附如此，惜乎其自怠也。」
狄侵衞
吴氏曰：「晋不能伯，故狄屡犯中国。因卫侯之出，乗间侵之。」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晋侯盟。公还自晋，郑伯防公于棐。卫、郑迎防公，皆欲因公以请成于晋也。公皆成之。汪氏曰：文公朝晋，而承筐、沓棐相继为防也。明年新城之盟，服楚之国皆弃异而即同，则辅伯之功，鲁亦不为无助于晋焉。
十有四年
属词，穆王商臣卒后，庄王旅立。荘王以后，晋楚狎主夏盟，始皆书卒而不书葬。盖葬当顺臣子之词，防书不可从其僣号言葬楚某王也。
春王正月公至自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
传曰：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家氏曰：小国安敢责礼于大国，亦为湏句故而脩怨尔。惠伯伐邾，报南鄙之伐也。
夏五月乙亥，齐侯潘卒【昭公卒，子舎立】
髙氏曰：「孝公名昭，而諡潘，曰昭，非礼甚矣。」
六月，公防宋公【昭】陈侯【灵】衞侯【成】郑伯【穆】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在今开封府宁陵县西】
按次厥貉以来，楚横甚矣。救江无功，救郑无功。晋之不竞于楚，亦甚
译鲁文公十二年，春季，周历正月，郕国国君来投奔。
孙氏说：“鲁庄公八年，郕国向齐军投降，从此进入齐国成为附庸，这次又来投奔，是被齐国逼迫罢了。”刘氏说：“因为他即位时间短，有人称他为太子，而《左传》误以为太子出奔。说鲁国以诸侯之礼迎接他，称他为郕伯，也是不对的。大概虽然他是齐国的附庸，但追溯他原本的爵位而记载。”
杞国国君来朝见。
因为断绝了与叔姬的婚约，来朝见，请求再次迎娶鲁国女子，鲁公答应了，也称呼叔姬。
二月庚子日，子叔姬去世【叔姬，是鲁文公的女儿，许配给杞国国君，后来断绝了婚约，到此去世】。
关于措辞，子叔姬既然被杞国断绝婚约，所以不记载国名。鲁君为她服丧，而丧葬按照夫人的礼仪，所以记载“卒”，不记载“葬”，等同于在室女子。
夏季，楚国人包围巢国【巢，是吴国、楚国之间的小国，即今庐州的巢县】。
于是攻取了它，作为属邑。后来被吴国所灭。记载包围巢国，是厌恶楚国的不仁，而显示小国无处依靠。
秋季，滕国国君【昭公】来朝见。
开始朝见鲁公。
秦国国君【康公】派遣术来聘问。
这时，秦康公继续修治对晋国的怨恨，术来聘问，是说讨伐晋国。于是告知防备，吊唁赠送的使者开始出行。张氏说秦国使用远交近攻的策略，整个春秋时期鲁国未曾聘问秦国。
冬季十二月戊午日，晋国人、秦国人【康公】在河曲交战【河曲，黄河的弯曲处，晋国在河东，秦国在河西，在今蒲州、同州之间，蒲坂县南】。
从殽之战到此，共交战六次。秦国与晋国频繁交战，而楚国称霸了。称“人”的含义，与令狐之战一样，不提及是因为滥用武力残害百姓，他们的罪过相同。彼此交战的措辞，不记载失败，没有胜负的措辞。
季孙行父率领军队修筑诸邑和郓邑的城墙。
诸邑和郓邑本是鲁国的两个城邑，靠近莒国，是莒国与鲁国争夺的地方。因为它们远离而逼近外国，所以率领军队修筑城墙。季氏私考：按郓邑在沂水东，即莒州沂水县，这是东郓。成公元年，楚国公子婴齐讨伐莒国，进入郓邑。襄公十二年，季孙宿救援台邑，于是进入郓邑。到昭公元年，夺取郓邑，叔弓强化郓邑的田地，都是东郓。当时季孙的食邑在费邑，自费邑以东，或许听从他的经略，所以独自前往修筑城墙。然而郓邑在莒国西，诸邑在莒国东，地势相望。诸邑服从鲁国已久，而郓邑归附刚新，所以先修筑诸邑，以及于郓邑。大概将凭借诸邑来控制郓邑。又恐怕远方人心不可测，就亲自率领大军而用兵威胁迫，这是开拓土地、使远方臣服的计策。
鲁文公十三年，春季，周历正月【这一年楚王去世，不见于经文，子旅即位，是为楚庄王】。
夏季五月壬午日，陈国国君朔去世【共公去世，儿子灵公平国立】。
邾国国君蘧蒢去世【文公去世，儿子定公貜且即位】。
从正月至秋季七月没有下雨。
世室的屋顶毁坏。
胡氏说世室是鲁公的宗庙。周公称太庙，鲁公称世室，众公称宫。记载世室屋顶毁坏，是讥讽长久不修缮。怎么知道长久呢？从正月没有下雨，就没有毁坏的道理。不下雨共七月，而先君的宗庙毁坏，不恭敬得很了。所有这些，都是记载鲁文公怠慢不谨慎对待宗庙，以致鲁国衰败削弱的缘由，垂示警戒深切。
冬季，鲁公前往晋国。
朝见晋灵公。
卫国国君在沓地会见鲁公。
高氏说：“沓地的会见，鲁公已离开鲁国，而卫国国君趁着鲁公将要去晋国而来会见。棐地的会见，郑国国君趁着鲁公还未回到鲁国而会见他。所以都说‘会见鲁公’。起初，卫国、郑国舍弃晋国而跟随楚国，难道是不得已吗？强弱之势不敌，灭亡的征兆可待，姑且作为一时的计策罢了。而晋国没有察觉，季文子辅佐鲁侯，为他们请求讲和，以缓解两国的祸患。《春秋》善于和解危难，所以详细记载。并且显示鲁公一出而两国依附如此，可惜他自我懈怠。”
狄人侵犯卫国。
吴氏说：“晋国不能称霸，所以狄人屡次侵犯中原。趁着卫国国君外出，乘虚侵犯。”
十二月己丑日，鲁公与晋侯结盟。鲁公从晋国回来，郑国国君在棐地会见鲁公。卫国、郑国迎接会见鲁公，都想凭借鲁公向晋国请求讲和。鲁公都使他们讲和。汪氏说：鲁文公朝见晋国，而承筐、沓、棐相继会见。明年新城之盟，服从楚国的国家都舍弃异心而趋向同一，那么辅佐霸业之功，鲁国对晋国也不是没有帮助。
鲁文公十四年。
关于措辞，穆王商臣去世后，庄王旅即位。庄王以后，晋国与楚国交替主持中原盟会，开始都记载“卒”而不记载“葬”。大概葬礼应当顺从臣子的措辞，史书不可顺从他们僭越的称号说葬楚某王。
春季，周历正月，鲁公从晋国回来。
邾国人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叔彭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
《传》说：邾文公去世时，鲁公派使者吊唁，不恭敬。邾国人来讨伐，侵犯我国南部边境。家氏说：小国怎敢责备大国以礼，也是为湏句的缘故而修怨罢了。惠伯讨伐邾国，是报复南部边境被侵犯。
夏季五月乙亥日，齐国国君潘去世【昭公去世，儿子舍即位】。
高氏说：“孝公名昭，而谥号潘，称昭，很不合礼。”
六月，鲁公会见宋公【昭公】、陈侯【灵公】、卫侯【成公】、郑伯【穆公】、许男、曹伯、晋国赵盾，癸酉日，在新城结盟【在今开封府宁陵县西】。
考察自厥貉之会以来，楚国横行甚矣。救援江国无功，救援郑国无功。晋国不能胜过楚国，也很严重。
矣。因公朝晋，而衞、郑来防，以求附。于是晋防诸侯，以外楚。当时同心者多，故书同盟。盟事主于赵盾，本非春秋所予。今春秋则序诸侯，予诸侯之从晋者，以楚横当外，故尔。其实晋亦未能外楚也。同盟系于癸酉，以防盟异日也。季氏私考新城
译完毕。赵盾借公事朝见晋国，而卫国、郑国前来防备，以求依附。于是晋国防备诸侯，以排斥楚国。当时同心协力的诸侯很多，所以史书称“同盟”。盟会之事由赵盾主导，这本不是《春秋》所赞许的。如今《春秋》却按顺序记载诸侯，赞许那些跟随晋国的诸侯，因为楚国横行霸道应当被排斥，所以如此。其实晋国也未能真正排斥楚国。同盟之事系于癸酉日，以区别于防盟的不同日期。季氏私下考察新城。
郑地说，见僖六年伐郑，围新城。下郑为中国要冲，楚人之所必争也。故诸侯谋楚，防盟常于郑地。杜元凯以为宋地非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胡传孛者，恶气所生，闇乱不明之貌也。入于北斗者，斗有环域，天之三辰纲纪星也。宋先代之后，齐、晋天子方伯，中国纪纲。彗者，所以除旧布新也。祯祥妖孽，随其所感，先事而着。后三年，宋弑昭公；又二年，齐弑懿公；又二年，晋弑灵公。此三公者，皆违道失德而死于乱。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孛星光芒短，其光四出，蓬蓬孛孛然。彗星光芒长，参参如扫帚。星芒长，或一直竟天，或十丈，或二三十丈。孛甚于彗，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汪氏曰：《春秋》书孛者三，此年入北斗，而兆宋、鲁、齐、晋之弑。昭十七年，孛于大辰，而兆王子朝之祸。哀十三年，孛于东方，而吴将为越所灭。始而应在大国，继而应在王室，终而应在蛮夷。吴、楚亦不能伯矣。天变愈甚，而世变愈极。《春秋》盖伤之也。
公至自防
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
王氏经世按捷菑之不当纳晋人，非不之知，因其晋姬出，直欲以大国之势强纳之耳。无名兴师，气先不壮，又闻邾人之言，直故消沮而还。阳为为义而却，其实虑纳之而终不能定。齐人来争，后必多事，故不得不已耳。大凡赵盾之举措，毎如是。防经世之説，知弗克纳，因邾人有词而去，是直书其事如此。卿将称人，亦常事，非是外以讳为善也。胡传似称盾过情矣。
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
属词：公孙敖，庆父之子，諡穆伯；仲孙蔑，庆父之孙，文伯；谷之子，諡献子；仲孙速，蔑之子，諡庄子；仲孙羯，速之子，諡孝伯；仲孙貜，羯之子，諡僖子，是为孟孙氏。敖已絶于位，而书卒者，惠叔毁请于朝，感子赦父恩，实过厚故也。公与小敛，不与小敛，书日，不书日之説，不必泥。敖废命奔莒，已而奔齐，主齐而请复公，于是乎许之，书其卒，以典刑之壊，且为齐人归防起也。
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舎【商人弑舎，自立，是为懿公】
胡传舎未逾年而成之为君者，谷梁子曰：“成舎之为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书齐公子商人弑君，与书楚世子商臣弑君，文同诛止其身之説非也。既云诛止其身，下文又云称齐人，所以穷逆贼之党与，不自相矛盾乎？舎称君説，则得之。
宋子哀来奔
胡传：「宋昭公无道，髙哀为萧封人，以为卿，不义宋公而出，遂来奔。书曰『子哀』，贵之也。子哀不立于危乱之邦，而春秋书字，谓能贵爱其身以存道也。」
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
窃详事意，齐舎年幼，新立，急欲求配，居防而娶文公之女，故其逆，其归皆不书。姬归，当是九月之末至齐，而舎已被弑，姬欲归不得也，故十月之初，鲁告于王，请以王宠求姬，而王使单伯如齐，往谕商人，不听，因单伯来诬以暧昧之事，而执之西亭。辩疑有取于临川吴氏之説，如此似有理，当从之。张氏曰：单伯自庄元年至今，已八十余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孙欤？汪氏曰：晋栾书、栾黡父子同称栾伯，士渥浊、士弥
牟祖孙同称士伯，而家父、仍叔诗序皆有之，或世称之也。王氏经世按：称行人而执者，如楚人执郑行人良霄，郑人使告服于晋，故也；晋人执卫行人石买，责其伐曹也。此并为使事而见执，故称行人。公羊所谓“以其事执之也”。不称行人而执者，如宋人执郑祭仲，胁令立厉公也；齐人执陈辕涛涂，以误军道也；晋人执季孙行父，舎之于苕丘，侨如譛之也。有罪无罪，并各以事，不可槩之于行人之例，故并不称行人。公羊所谓“以已执之也”。公羊此传止可通于二例，若单伯、子叔姬之事，则其事异而经之书之也亦异，不可以前説槩之也。縁上既云“单伯如齐”，则下不当复云“行人”矣。左氏自以单伯为周大夫，则又不得云“我行人”矣。况下有叔姬，则又不可云“齐人执我行人单伯及子叔姬矣”。两书齐
译郑地，即僖公六年伐郑、围新城之地。郑国地处中原要冲，是楚国必定争夺的地方。因此诸侯谋划对付楚国，常在郑地举行盟会以防备。杜预认为这是宋地，是错误的。
秋季七月，有彗星闯入北斗。
胡安国说：孛星，是恶气所生，昏暗混乱不明的样子。闯入北斗，是因为北斗有环绕的区域，是天上的三辰纲纪之星。宋国是先代后裔，齐、晋是天子的方伯，是中原的纲纪。彗星，是用来除旧布新的。祥瑞或妖孽，随着所感应的事物而显现，在事情发生之前就有征兆。三年后，宋国弑杀了昭公；又过两年，齐国弑杀了懿公；又过两年，晋国弑杀了灵公。这三位国君，都因违背道义、丧失德行而死于动乱。这应验了叔服的话，上天示警于人，是非常明显的。史官有占验，也是明确的。孛星光芒短，光芒向四方散开，蓬蓬然孛孛然的样子。彗星光芒长，参参然像扫帚。星芒长，有的直贯天际，有的十丈，有的二三十丈。孛比彗更严重，光芒偏向一方叫彗，光芒向四方散开叫孛。汪氏说：《春秋》记载孛星共三次，这一年闯入北斗，预示了宋、鲁、齐、晋的弑君之祸。昭公十七年，孛星出现在大辰，预示了王子朝的祸乱。哀公十三年，孛星出现在东方，预示吴国将被越国灭亡。起初应验在大国，接着应验在王室，最终应验在蛮夷。吴、楚也不能称霸了。天象变化越来越严重，世道变迁也越来越极端。《春秋》大概是为此感到悲伤。
鲁公从防地回来。
晋国人想把捷菑送回邾国，没能成功。
王应麟说：捷菑不该被送回，晋国人并非不知道，因为捷菑是晋姬所生，晋国只想凭借大国的势力强行送他回去。没有名义就兴师动众，气势本来就不壮，又听到邾国人的话，于是沮丧而回。表面上装作为了道义而退却，实际上是担心送回去最终也不能安定。齐国人来争夺，以后必定多事，所以不得不作罢。大凡赵盾的举措，常常是这样。王应麟说：知道没能成功送回，是因为邾国有言辞而离开，这是如实记载事情如此。卿大夫率领军队称“人”，也是常事，并非对外掩饰以美化行为。胡安国的说法似乎过分指责赵盾了。
九月甲申，公孙敖死在齐国。
属词：公孙敖，是庆父的儿子，谥号穆伯；仲孙蔑，是庆父的孙子，文伯；谷的儿子，谥号献子；仲孙速，是蔑的儿子，谥号庄子；仲孙羯，是速的儿子，谥号孝伯；仲孙貜，是羯的儿子，谥号僖子，这就是孟孙氏。公孙敖已经被剥夺爵位，却记载他死，是因为惠叔毁向朝廷请求，感念儿子赦免父亲的恩德，确实过于优厚。国君参加小敛，不参加小敛，记载日期，不记载日期的说法，不必拘泥。公孙敖违抗命令逃往莒国，后来又逃往齐国，依靠齐国请求恢复爵位，于是被允许，记载他的死，是因为典章刑律败坏，而且为齐人归还防地做铺垫。
齐公子商人弑杀了他的国君舍【商人弑杀舍，自立，这就是懿公】
胡安国说：舍没有满一年就被称为君，是因为《谷梁传》说：“承认舍为君，是为了加重商人弑君的罪责。”记载齐公子商人弑君，与记载楚世子商臣弑君，文辞相同，说诛杀只限于其身的说法是错误的。既然说诛杀只限于其身，下文又说称齐人，是为了穷尽逆贼的党羽，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舍被称为君的说法，才是正确的。
宋子哀来投奔鲁国。
胡安国说：“宋昭公无道，高哀作为萧地的封人，被任命为卿，认为宋公不义而出逃，于是来投奔。记载为‘子哀’，是尊重他。子哀不立于危乱的国家，而《春秋》记载他的字，认为他能珍视爱护自身以保全道义。”
冬季，单伯出使齐国，齐国人拘捕了单伯。
我详细推究事情的原意，齐舍年幼，新即位，急切想要娶妻，住在防地而娶了文公的女儿，所以他的迎亲、归宁都没有记载。姬氏回到齐国，应该是九月底到达齐国，而舍已经被弑杀，姬氏想回去却回不去，所以十月初，鲁国向周王报告，请求凭借周王的宠爱求回姬氏，于是周王派单伯出使齐国，前往晓谕商人，商人不听，反而诬陷单伯以暧昧之事，在西亭拘捕了他。《辩疑》采纳临川吴氏的说法，这样似乎有理，应当遵从。张氏说：单伯从庄公元年到现在，已经八十多年，未必是同一人，或者是他的儿子或孙子吧？汪氏说：晋国的栾书、栾黡父子同称栾伯，士渥浊、士弥牟祖孙同称士伯，而家父、仍叔在《诗序》中都有记载，或许是世代相称。王应麟说：称行人而被拘捕的，如楚国人拘捕郑国行人良霄，是因为郑国派人向晋国告罪；晋国人拘捕卫国行人石买，是责备他攻打曹国。这都是因为出使事务而被拘捕，所以称行人。《公羊传》所谓“因为他的事务而拘捕他”。不称行人而被拘捕的，如宋国人拘捕郑国祭仲，胁迫他立厉公；齐国人拘捕陈国辕涛涂，是因为他误导军路；晋国人拘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是因为侨如进谗言。无论有罪无罪，都各自因为事情，不能一概套用行人的例子，所以都不称行人。《公羊传》所谓“因为自身而被拘捕”。《公羊传》此处的解释只通用于这两种情况，至于单伯、子叔姬的事情，则事情不同而经文记载也不同，不能用前面的说法一概而论。既然上面已经说“单伯出使齐国”，下面就不应当再说“行人”了。《左传》既然把单伯当作周朝大夫，就不能说“我国行人”了。况且下面有叔姬，就更不能说“齐国人拘捕我国行人单伯和子叔姬”了。两处都称齐
人正不欲以姬系于单伯也。不言“及”者，不可及也，别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齐人之罪也。明年书“单伯至自齐”，又书“齐人来归子叔姬”，则知淫乎叔姬者，其言诬矣。
译人们本就不想把叔姬的遭遇归咎于单伯。经文中不写“及”字，是因为叔姬与单伯之间并无关联，分开叙述，好像这是两件事，以此来加重齐人的罪责。第二年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又记载“齐国人送回了子叔姬”，由此可知，那些说叔姬在齐国淫乱的言论，都是诬陷。
齐人【懿】执子叔姬
执单伯、执子叔姬，皆商人所为，而以为齐人执之。齐人懐商人之私惠，弑其君而不能讨，以致执天子之命，使执所娶君夫人而不能救。前书弑君者商人，罪若止于商人一身，而此称齐人，则以见齐人皆党商人，为逆至于如此。所谓穷逆贼之党与而治之也。
十有五年春季孙行父如晋
以齐难故往告
三月宋司马华孙来盟
属词：宋人将弑昭公而立公子鲍，华孙为公子鲍来盟，非其君使，故不言“宋公使”，无所受命也。属词：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而使华耦代之，且来盟，然后弑其君，则知身为世卿，外结援隣国内假手于襄夫人，以成鲍之簒者，华氏之族也。华元司冦，华御事之子，而代公子成为右师，盖鲍与夫人所位置者，而昭公岂能用之？如华元者，固知晋大夫可以货取，而盟主为不足忌，于是使华耦来盟于鲁。既晋、衞、陈、郑伐宋，讨弑君者，而鲁不与晋人受赂，立文公而还。华元卒相宋公，皆华氏之始谋也。夫子于此盖深致意焉，是故特书其官。
夏曹伯来朝
曹伯十一年来朝，才四年而又朝，不翅事天子之礼矣。
齐人归公孙敖之丧
胡传：“公孙敖、庆父之后，行又丑矣。出奔他国，其卒与丧归，皆书于防者，许翰以谓文伯、惠叔二子之哀诚无已也，故鲁人从其请，国史记其事。仲尼因而不革者，以敖着教也。”髙氏曰：“鲁既许之，复而立其子为仲孙氏矣，岂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防者乎？崇公族之恩，笃君臣之义，则姑听其家，以其防归可也。葬视共仲，则非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鼔用牲于社。
单伯至自齐
见执还又过鲁故书之
晋郤缺帅师伐蔡戊申入蔡
因不服，然后入之。新城之盟，蔡不与，故也。以城下之盟而还。
秋齐人【懿】侵我西鄙
齐以鲁遣行父诉子叔姬之事于晋，怒而侵我。夫商人簒弑，而反加兵于我，无名甚矣。故曰侵。
季孙行父如晋
属词行父以齐难故如晋者再，而晋侯受赂，不克伐齐，公于是遂舎晋而屈于齐矣。又以齐难徃告，盖诉齐之侵我也。
冬十有一月诸侯盟于扈
王氏经世，晋盟主也。不曰晋侯防诸侯盟于扈，而曰诸侯盟不成乎？伯之辞也。齐弑其君，环视而莫能讨，是曰纵贼。兴诸侯而以赂还，是曰与贼。晋与贼，而诸侯纵贼，故同其文者，同其罪也。鲁受子叔姬之辱，复见肆侮，侵我西鄙，谓有丈夫之心者，内雪讐耻，外伸大义，身先诸国可也。而顾以齐难不防，尤可怪也。是时主纳齐赂者，赵盾也。右贼之心，今将之兆，显于此矣。按略之而不序，言不足序列也。亦不是等于夷狄，既不能讨齐，又受齐赂，縂见其不足齿处。罪鲁意，言外见之。此盟为齐乱也，鲁以备齐不在防。季氏私考是盟，左氏载晋侯、蔡侯于列，非也。夫灵公幼冲，未尝逺出，若有晋侯在焉，则诸侯有主而当列序矣。今诸侯不序，则晋人不至，莫适为主，无覇之辞也。陈傅良氏曰：国君不序，散辞也，诸侯无綂纪矣。此説得之。诸侯者，新城之诸侯也，而鲁、晋不预焉。盖季孙行父求晋谋齐，因约诸侯听命于扈，而赵盾视如寻常，恬不为意，故晋人不出。行父竟归，而诸侯待晋不至，则自相要结以寻新城之盟而退耳。故曰诸侯不序，无覇之辞也。左氏又以此为谋伐齐，齐人赂晋侯，故不克而还，亦非也。商人弑逆，由于隂结人心，故执单伯、子叔姬皆公然为之，肆无忌惮。盖其弑君必有邪説以文其奸，而人亦不以为非也。况当时赵盾谋身，晋覇不振，商人恃其险逺富强，虽晋侯亲行，犹不足畏，又何有于衰弱无为之诸侯乎？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
胡传不言齐子叔姬来归，而曰“齐人来归”。子叔姬者，见子叔姬无罪，齐人自絶而归之尔。《春秋》深罪齐人，以商人为君，而不知其恶，故其执、其归、与弑其君，商人皆称“齐人”，深责之也。齐人终以王命，故许单伯请而来归子叔姬。
齐侯侵我西鄙
译齐人【懿】执子叔姬
拘捕单伯、拘捕子叔姬，都是商人所为，却记载为齐人拘捕他们。齐人感念商人的私恩，弑杀其君却不能讨伐，以至于拘捕奉天子之命的人，拘捕所娶的君夫人却不能救援。前文记载弑君者名为商人，罪责似乎只限于商人一人，而此处称齐人，是为了表明齐人都党附商人，叛逆到了如此地步。这就是所谓穷究逆贼的党羽而加以惩治。
十五年春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因齐国有难，前往告知
三月，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
属词：宋人将要弑杀昭公而立公子鲍，华孙是为公子鲍而来结盟，并非其君所派，所以不说“宋公使”，表示无所受命。属词：宋人杀其大夫司马，让华耦代替他，并且来结盟，然后才弑杀其君，由此可知身为世卿，对外结交邻国，对内借襄夫人之手，以成就公子鲍篡位的人，是华氏一族。华元任司寇，是华御事的儿子，代替公子成为右师，大概是公子鲍与夫人所安置的人，昭公岂能任用他？像华元这样的人，本来就知道晋国大夫可以用贿赂收买，而盟主也不值得忌惮，于是派华耦来鲁国结盟。既然晋、卫、陈、郑讨伐宋国，惩治弑君者，而鲁国不与晋国一同接受贿赂，立文公后便回国。华元最终辅佐宋公，这都是华氏最初的谋划。孔子在此深意所在，所以特意记载其官职。
夏，曹伯来朝见
曹伯十一年来朝见，才过了四年又来朝见，不止是事奉天子的礼节了。
齐人归还公孙敖的灵柩
胡传：“公孙敖是庆父的后代，行为更加丑恶。出奔他国，他的死和灵柩的归还，都记载在防地，许翰认为这是因为文伯、惠叔二人的哀痛真诚不已，所以鲁国人听从他们的请求，国史记载其事。孔子因而没有更改，是为了让公孙敖成为警示。”高氏说：“鲁国既然答应了他，又立他的儿子为仲孙氏，哪有让臣子的儿子不奔丧父的道理？尊崇公族的恩情，笃行君臣的道义，那么暂且听从其家，让其灵柩归国是可以的。但葬礼视同共仲，则是不对的。”
六月辛丑朔，发生日食。击鼓并用牲口在社庙祭祀。
单伯从齐国回来
被拘捕后返回，又经过鲁国，所以记载此事
晋国郤缺率领军队讨伐蔡国，戊申日攻入蔡国
因为蔡国不服从，然后才攻入。新城之盟，蔡国没有参加，所以如此。以城下之盟而返回。
秋，齐人【懿】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齐国因为鲁国派遣行父到晋国申诉子叔姬之事，愤怒而侵犯我国。商人篡位弑君，反而对我用兵，太没有名分了。所以说侵犯。
季孙行父前往晋国
属词：行父因齐国有难而前往晋国是第二次，而晋侯接受贿赂，不能讨伐齐国，鲁公于是便舍弃晋国而屈从于齐国了。又因齐难前往告知，大概是申诉齐国侵犯我国。
冬十有一月，诸侯在扈地结盟
王氏经世：晋国是盟主。不说晋侯会合诸侯在扈地结盟，而说诸侯结盟，难道不是不成吗？这是霸主失位的措辞。齐国弑杀其君，环顾四周却无人能讨伐，这叫纵容贼人。兴起诸侯却因贿赂而返回，这叫与贼人同流合污。晋国与贼人同流合污，而诸侯纵容贼人，所以同样的措辞，是因为同样的罪责。鲁国遭受子叔姬的侮辱，又见肆意侮辱，侵犯我国西部边境，说有丈夫之心的人，对内雪耻，对外伸张大义，身先各国是可以的。却以齐国有难为由不赴会，尤其奇怪。这时主张接受齐国贿赂的，是赵盾。偏袒贼人的心，现在的征兆，在此显现了。按略而不序，是说不足以序列。也不是等同于夷狄，既不能讨伐齐国，又接受齐国贿赂，总见其不足齿数之处。责罪鲁国的意思，言外可见。此盟是为齐乱，鲁国以备齐不在会。季氏私考此盟，左氏记载晋侯、蔡侯在列，是不对的。灵公年幼，未曾远出，若有晋侯在，则诸侯有主而当列序。现在诸侯不序，则晋人不至，莫适为主，是无霸主的措辞。陈傅良氏说：国君不序，是散乱的措辞，诸侯无统纪了。此说得当。诸侯者，是新城之诸侯，而鲁、晋不参与。大概季孙行父求晋谋齐，因而约诸侯听命于扈，而赵盾视如寻常，恬不为意，所以晋人不出。行父竟归，而诸侯待晋不至，则自相要结以寻新城之盟而退耳。所以说诸侯不序，是无霸主的措辞。左氏又以此作为谋伐齐，齐人贿赂晋侯，所以不能成功而返回，也是不对的。商人弑逆，由于阴结人心，所以拘捕单伯、子叔姬都公然为之，肆无忌惮。大概其弑君必有邪说以文饰其奸，而人也不以为非。何况当时赵盾谋身，晋霸不振，商人恃其险远富强，虽晋侯亲行，犹不足畏，又何有于衰弱无为之诸侯乎？
十有二月，齐人来归子叔姬
胡传不说齐子叔姬来归，而说“齐人来归”。子叔姬者，见子叔姬无罪，齐人自绝而归之尔。《春秋》深罪齐人，以商人为君，而不知其恶，故其执、其归、与弑其君，商人皆称“齐人”，深责之也。齐人终以王命，故许单伯请而来归子叔姬。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
遂伐曹入其郛
晋以鲁之诉，盟扈，将以讨齐，而不果。齐归子叔姬，而又侵我，怒我之再诉，致兴于扈之役也。扈之役，曹伯与焉。国小而近，故乗侵我之势以伐曹，名曰讨，其来朝于我，实以惩其从晋也。商人之敢无礼如此。许氏曰：鲁尽礼于晋，而见侵弗恤；曹修礼于鲁，而被伐莫救。夫岂特齐之暴戾无道，皆晋灵赵盾之失职也。
译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晋国因为鲁国的控诉，在扈地结盟，打算讨伐齐国，但最终没有实行。齐国送回了子叔姬，却又侵犯我国，恼怒我国再次控诉，导致在扈地发动了战事。扈地的战事中，曹伯参与了。曹国国力弱小且邻近齐国，所以齐国趁着侵犯我国的声势来攻打曹国，名义上是讨伐，曹国来我国朝见，实际上是为了惩罚它跟随晋国。商人（指齐国，姜姓，故称商人）竟然敢如此无礼。许氏说：鲁国对晋国竭尽礼数，却遭受侵犯而不被体恤；曹国对鲁国恪守礼数，却被攻打而无人救援。这难道仅仅是齐国的暴戾无道吗？这都是晋灵公和赵盾失职所致。
十有六年春，季孙行父防齐侯于阳谷，齐侯弗及盟。王氏经世书，病鲁也。齐两侵鲁，鲁固诉之晋也。晋与诸侯将讨之，受赂不克而还。鲁不得已，受弱而与齐平。以公疾，故使季文子防齐侯于阳谷。齐将有所要也，故托以公不在而辞之曰：「请俟君间。」如是，则齐恶甚矣，而以病鲁何也？示立已自强之道也。扈之役，鲁先不防，鲁之偷已甚矣，何以责望晋乎？诸侯无成，犹有周公之鲁在也。齐有侵伐之师，我有备御之固，亦何歉焉？而▯受弱以求平乎？故曰病鲁也。乃若齐之恶，则不足责矣。然既曰防齐侯，则是齐许之防，而下曰齐侯弗及盟。弗者，迁词，恶齐侯也。此不及盟，六月，襄仲纳赂，及齐侯盟，不复责公之不至矣。比事而观，春秋深恶齐之意可见也。
夏五月公四不视朔
胡传文公厌政备见于经。闰不告朔，不视；无雨不闵；防同不与；庙壊不修；作主不时。事神治民之怠也，则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属词礼诸侯，毎月朝庙，北面受朔政，乃察一月之政，颁于其国，谓之视朔。晋灵之世，齐贰于晋而侵鲁，故文公托疾以拒齐。懿之要盟，不视二月、三月、四月、五月之朔政。盖自季孙防阳谷至六月，公子遂及齐侯盟郪丘，始视朔如初也。经特书之，以见晋伯中衰，鲁为齐弱如此。言不视朔，则不告庙、朝庙可知。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齐侯【懿】盟于郪丘。
遂盟齐懿欲以缓伐鲁之师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姜氏，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毁泉防【泉台即▯防也】
胡传先祖为之非矣，然防之存毁，非安危治乱之所系也。虽勿居可也，而必毁之，是暴▯其失，有轻先祖之心，春秋之所谨也，故书。
楚人【庄】秦人【康】巴人灭庸【巴地即今重庆府巴县庸东南小国今郧阳府竹山县】张氏曰：庸乗饥馑帅蛮危楚，楚一畏徙则无以保其国，然御变待敌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岂王法之所容乎？楚克庸而遂灭之，其罪大矣。此説是，然以人楚子为书法则不然，盖未必于人字上见罪，所谓直书而罪自见也。胡传大非。季氏私考赵鹏飞氏曰：楚成王、穆王求诸侯，直与中国争锋。今庄王之兴，西连巴、秦，绕出西周之后，西南既合而北趋晋，则中国诸侯在其掌握矣。然则蒍贾之谋，乃为庄王强楚之资也。髙氏曰：楚率秦、巴以灭庸，则秦又听命于楚矣。夫城濮之役，秦人在焉，遂与中国盟防。晋襄因殽之役报复不已，自是失秦，使其协和以攘楚，且讨其弑君父之罪，盖有余力而晋反弃秦以资楚，此中国所以不振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按左氏载公子鲍美而艶襄夫人欲通之，此事恐无有。盖襄夫人乃祖母，计襄夫人此时年且五六十嵗矣，宁容与孙为此？且既有此，则当国大臣亦宁肯顺鲍所欲而君之乎？惟鲍立乎位而不能讨贼，拟之以簒当无辞当之以弑逆，恐不服也。盖其罪视齐商人大异矣。髙氏以为始无弑君之谋，终无弑君之逆，而或有其情。列国之卿不探其情而无所委罪焉。春秋所以贬之者是也。所谓探其情，未必情之实；然所谓委罪焉者，亦谓当废鲍而不立而已矣。此説乃此事不易之断案也。
十有七年春，晋人、衞人、陈人、郑人伐宋。
胡传：宋有弑君之乱，欲行天讨而伐宋，乃其职也。复不能讨，而成其乱，是不足为国卿，失其职矣。故皆贬而称人。宋昭公，是其祖母襄夫人使甸弑之。公子鲍虽未与弑，然不能讨贼而立乎位，亦簒也。列国之卿，其伐宋也，乃不能致讨，成其乱，立鲍而还可乎？直书而罪自见矣。以称人为贬，施于此，对诸侯略而不序説，亦通。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声姜
此不称僖姜而别为谥，称声姜，非也。九月乃葬，慢也。文公缓葬其母，其怠于政事可知也。
齐侯伐我西鄙
齐犹以公不亲盟，来讨，而胁公出盟焉。其无道极矣！鲁之不自振，亦甚矣。
六月癸未，公及齐侯【懿】盟于谷。
齐商臣弑其君而代之，执子叔姬，执单伯，亟加兵于我，而要
译鲁文公十六年春天，季孙行父在阳谷设防抵御齐侯，齐侯没有与他结盟。《王氏经世书》认为这是鲁国的过失。齐国两次侵犯鲁国，鲁国本来已经向晋国申诉。晋国联合诸侯准备讨伐齐国，却因接受贿赂未能成功而返回。鲁国不得已，处于弱势而与齐国讲和。因为鲁君生病，所以派季文子在阳谷设防抵御齐侯。齐国想要有所图谋，所以借口鲁君不在而推辞说：“请等君主闲暇时再议。”像这样，齐国的恶行已经很严重了，为什么说这是鲁国的过失呢？这是为了展示自立自强的道理。在扈地之战中，鲁国事先没有防备，鲁国的苟且偷安已经非常严重了，凭什么指望晋国呢？诸侯没有取得成就，但还有周公遗风的鲁国存在。齐国有侵犯的军队，我有坚固的防御，又有什么可羞愧的呢？为什么要屈辱求和呢？所以说这是鲁国的过失。至于齐国的恶行，则不值得责备。然而既然说“防齐侯”，那就是齐国允许设防，下文却说“齐侯弗及盟”。“弗”是委婉的说法，表示厌恶齐侯。这次没有结盟，到了六月，襄仲送贿赂，与齐侯结盟，就不再责备鲁君没有亲自到了。将这两件事对比来看，《春秋》深恶齐国的意图就可以明白了。
夏天五月，鲁君四次没有视朔。
《胡传》说：文公厌恶政事的情况在经文中表现得很充分。闰月不告朔，不视；没有雨不怜悯；防同之会不参与；宗庙毁坏不修缮；制作神主不及时。这是对侍奉神灵、治理百姓的懈怠，那么他的心志放纵而不知道追求正道，已经很久了。按照礼制，诸侯每月都要朝见宗庙，面向北方接受朔政，然后考察一个月的政令，颁布到国内，这叫做视朔。晋灵公时期，齐国背叛晋国并侵犯鲁国，所以文公借口生病来拒绝齐国。齐懿公要求结盟，文公没有视二月、三月、四月、五月的朔政。大概从季孙在阳谷设防到六月，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才开始像以前一样视朔。经文特意记载这件事，以显示晋国霸业中途衰落，鲁国被齐国削弱到了这种地步。说“不视朔”，那么不告庙、不朝庙也就可想而知了。
六月戊辰，公子遂与齐侯在郪丘结盟。
公子遂与齐懿公结盟，是想以此延缓齐国讨伐鲁国的军队。
秋天八月辛未，夫人姜氏去世。
毁坏了泉防。
《胡传》说：祖先这样做是不对的，然而防的存留或毁坏，并不是国家安危治乱所依赖的关键。虽然不住在那里也可以，但一定要毁坏它，这是暴露祖先的过失，有轻视祖先之心，是《春秋》所谨慎对待的，所以记载。
楚人、秦人、巴人灭掉了庸国。
张氏说：庸国趁着饥荒率领蛮族危害楚国，楚国一旦畏惧迁徙就无法保全国家，然而应对变故、等待敌人也只是制服他们罢了。夷狄人的宗庙社稷，难道是王法所容许的吗？楚国攻克庸国并且灭掉了它，罪过太大了。这个说法是对的，然而认为以“人”称呼楚子是书法上的贬责则不然，大概未必在“人”字上体现罪责，所谓直书其事而罪责自然显现。《胡传》大错。季氏私考赵鹏飞氏说：楚成王、穆王寻求诸侯，直接与中国争锋。现在庄王兴起，西边连接巴、秦，绕到西周之后，西南既已联合而向北趋向晋国，那么中国诸侯就在他的掌控之中了。那么蒍贾的计谋，就是为庄王强大楚国提供的资本。高氏说：楚国率领秦、巴灭掉庸国，那么秦国又听命于楚国了。城濮之战，秦人在那里，于是与中国结盟。晋襄公因为殽之战报复不止，从此失去了秦国，如果使秦国协和以抵御楚国，并且讨伐它弑君父的罪过，大概还有余力，而晋国反而抛弃秦国来资助楚国，这就是中国不振的原因。
冬天十一月，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
按照《左传》记载，公子鲍美丽而妖艳，襄夫人想与他私通，这件事恐怕不存在。因为襄夫人是祖母，计算襄夫人此时年龄将近五六十岁了，哪里会容许她与孙子做这种事？况且如果有这种事，那么当国的大臣又怎肯顺从鲍的意愿而拥立他为君呢？只有鲍即位而不能讨伐贼人，将他比作篡位应当没有异议，将他当作弑逆，恐怕不服。大概他的罪过与齐国的商人完全不同了。高氏认为起初没有弑君的谋略，最终没有弑君的逆举，但或许有这种情由。列国的卿大夫不探究这种情由而没有归罪的对象。《春秋》因此贬斥他们是对的。所谓探究情由，未必是情由的实情；然而所谓归罪的对象，也是说应当废黜鲍而不拥立他罢了。这个说法才是这件事不可改变的定论。
鲁文公十七年春天，晋人、卫人、陈人、郑人攻打宋国。
《胡传》说：宋国有弑君的动乱，想要执行天讨而攻打宋国，这是他们的职责。却不能够讨伐，反而成全了动乱，这是不足以担任国卿，失职了。所以都贬称“人”。宋昭公，是他的祖母襄夫人派甸杀死的。公子鲍虽然没有参与弑君，但不能讨伐贼人而居于君位，也是篡位。列国的卿大夫，他们攻打宋国，却不能致讨，成全了动乱，拥立鲍而还可以吗？直书其事而罪责自然显现了。以称“人”为贬斥，施加于此，对于诸侯略而不序说，也通顺。
夏天四月癸亥，安葬我国的小君声姜。
这里不称僖姜而另外给予谥号，称声姜，是不对的。九月才安葬，是怠慢。文公迟缓安葬他的母亲，他对政事的懈怠就可以知道了。
齐侯攻打我国西部边境。
齐国仍然因为鲁君没有亲自结盟，前来讨伐，并胁迫鲁君出来结盟。他的无道到了极点！鲁国不能自我振作，也很严重了。
六月癸未，鲁君与齐侯在谷地结盟。
齐国的商臣杀了他的国君并取代他，抓住了子叔姬，抓住了单伯，频繁对我用兵，并胁迫
公以盟。公以疾辞，不可，乃与之盟于谷。文公以齐侯见伐，使襄仲请受盟。君子以为诎志矣。
译鲁公准备参加盟会。鲁公以生病为由推辞，齐国方面不同意，于是鲁公便在谷地与齐侯结盟。鲁文公因为齐侯遭到讨伐，派襄仲请求接受盟约。君子认为这是屈辱了意志。
诸侯防于扈
胡传：宋昭公虽为无道，人臣将而必诛。春秋正宋人为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伦也。故大夫无沐浴之请，则贬而称人；诸侯无讨贼之功，则略而不序。不然是废君臣之义，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故曰：「春秋成而乱臣贼子惧。」当时即不讨鲍，亦宜废鲍而立他公子之贤者，乃不能然，亦以取赂而还，此其所以可略也。季氏私考：春，四国伐宋，宋以赂免，则文公遂求诸侯，从晋为防。故诸侯至扈，晋既得赂，不复再出，但听诸侯所为而已。诸侯待晋不至，则自相为防而退耳。故防扈者，亦新城之诸侯，宋文公亦预焉。称诸侯，则鲁公与晋不预可知。鲁方事齐，故不预防，其不序义，与十五年盟扈同，莫适为主，无覇之辞也。齐履谦氏以为《春秋》有散盟，盖为此矣。
秋公至自谷
属词：晋襄公卒，灵公幼，楚人已知北方可图矣。赵盾以大夫防盟诸侯，而合四国以救郑，不及楚师。新城之盟，诸侯若不能忘晋者而扈之，再盟以赂，不克伐齐。今又再防以定宋文之簒，诸侯以为晋不足与也。郑既变于楚，而齐鲁俱贰，则中国遂至于无伯。夫中国无伯，乃楚之所由兴也。陈氏谓盟防恒序诸侯，于是虽伯国在焉，而亦不序，见晋失伯而楚兴矣。言公至自谷，其不防扈可知也。
冬公子遂如齐
属词，晋伯中衰，齐懿要公，为谷之盟，故遂往拜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台下。
薨不于路寝，非正也。庐陵李氏曰：文公在位十有八年，乃怠政之君，鲁国之衰自此始。当其初年，承僖公之余政，国家无事，故即位之书始得继体之正。而叔服防葬，毛伯锡命，王室之待鲁甚优，夫何得臣如京公孙敖防晋侯？尊王事伯之礼皆失焉。不一二年，缓于作主，轻于逆祀，以至世室之壊，而宗庙之礼废矣。妇姜之礼不能谨始，敬嬴之嬖不能正分，而夫妇适妾之礼紊矣。故先儒曰：「三书不雨，无勤民之心；四不视，胡无自强之志？」处父厌盟，则辱于晋；郪丘赂盟，则辱于齐。诚哉是言也！然自七年防扈以后，十三年新城以前，楚商臣方以伯事召诸侯，宋、郑、蔡皆靡然从之。鲁于是时独能坚事晋室，故衡雍之盟，公子遂之救，承筐之谋，沓棐之防，亦不为无益于晋灵之伯。数年之间，楚椒、秦术之聘，曹伯之两朝，鲁亦若犹能为诸侯之望者。奈何晋室不振，齐商人之侵暴不已，行父两告而援师不出。于是阳谷之盟，谷之盟，鲁遂困于齐矣。虽文公之媮有以致之，亦晋之咎也。若夫敬嬴、襄仲之事，则又袭成风之余，智者文公前有防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身死之后，冢嗣戕贼，其亦庄公之俦哉？
秦伯防卒【康公卒，子共公稻立】
穆公以前卒不书防纪之交未及于鲁也。康公继脩晋怨，归襚来聘，于是告防吊赠之使始行焉。桓公卒于成十四年，虽来告，然鲁犹未往防葬也。
夏五月戊戌齐人弑其君商人
张氏曰：商人固当讨之贼，然齐人不以为贼，北面称臣而君之者三年。今三年事之一旦弑之，乱作于大分既定之后，故曰“弑其君”也。况商人骤施，聚士以成弑舎之谋，则齐人乃同恶之党，所以歜、职杀商人而特称齐人。按杀商人者歜、职两人，而以为齐人，见今日之杀商人者，即前此党商人弑舎、执单伯、执子叔姬之齐人。书“弑其君”者，罪齐人，既以为君而弑之也。借两人以着通国齐人，见党商人者之罪，因今日弑商人而见前日党商人弑舎之罪之终不可掩。《春秋》之法严矣。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
胡传上书大夫，并使下书夫人归于齐中曰：「子卒，则见祸乱邪谋发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着矣。」王氏经世，杜氏云：「书二卿以两事行，非相为介。盖襄仲专为谋立宣公，托以一卿贺立君，一卿拜葬而已。以大事隂谋，欲面见齐侯而决，盖身在使外，而托以使行耳。」资中黄氏谓：「説春秋当求事情。如文十八年，公薨于防下，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二
译诸侯在扈地设防。
胡传：宋昭公虽然无道，但作为臣子，将其诛杀是必然的。《春秋》判定宋国人犯有弑君的罪行，是为了阐明人伦大道中的君臣大义。因此，大夫如果没有请示国君就擅自行动，就被贬称为“人”；诸侯如果没有讨伐贼人的功劳，就略去不记。否则就是废弃君臣之义，人欲横流而天理泯灭了。所以说：“《春秋》写成，乱臣贼子就会感到恐惧。”当时即使不讨伐鲍氏，也应当废黜鲍氏而立其他贤能的公子，然而他们不能这样做，反而因为接受了贿赂而回国，这就是他们可以被略去不记的原因。季氏私考：春天，四个国家攻打宋国，宋国用贿赂免除了战祸，于是宋文公就向诸侯求助，跟随晋国进行设防。所以诸侯到达扈地，晋国既然已经得到了贿赂，就不再出兵，只是听任诸侯自行行动罢了。诸侯等待晋国不来，就自己互相设防然后撤退。所以在扈地设防的，也是新城之盟的诸侯，宋文公也参与其中。称“诸侯”，则可知鲁公和晋国没有参与。鲁国正事奉齐国，所以不参与设防，其不列次序的道义，与十五年盟扈相同，没有合适的主持者，是没有霸主的措辞。齐履谦氏认为《春秋》有散盟，大概就是指这种情况。
秋天，鲁公从谷地回来。
属词：晋襄公去世，晋灵公年幼，楚国人已经知道北方可以图谋了。赵盾以大夫身份召集诸侯盟誓，并联合四个国家来救郑国，没能赶上楚国的军队。新城之盟，诸侯似乎还不能忘记晋国而在扈地设防，再次盟誓是因为贿赂，没能讨伐齐国。现在又再次设防来安定宋文公的篡位，诸侯认为晋国不值得依赖了。郑国已经倒向楚国，而齐国和鲁国都怀有二心，那么中原地区就至于没有霸主了。中原没有霸主，正是楚国兴起的原因。陈氏说盟防通常列出国君，这里虽然霸主国家也在，却不列出国君，可见晋国失去霸主地位而楚国兴起了。说“公至自谷”，可知鲁公没有参与扈地设防。
冬天，公子遂出使齐国。
属词：晋国霸业中衰，齐懿公胁迫鲁公，在谷地结盟，所以公子遂前往拜谢盟约。
鲁文公十八年，春天，周历二月，丁丑日，鲁文公在台下去世。
不在路寝去世，是不合正道的。庐陵李氏说：文公在位十八年，是怠慢政事的君主，鲁国的衰败从此开始。在他即位之初，承袭僖公留下的政绩，国家无事，所以即位时的记载才符合继位的正道。然而叔服参加葬礼，毛伯赐命，王室对待鲁国非常优厚，为什么得臣前往京城、公孙敖参加晋侯的葬礼？尊奉王室、事奉霸主的礼仪都丧失了。不到一两年，在制作神主牌位上迟缓，在逆祀上轻率，以至于世室毁坏，宗庙的礼仪废弛了。对待姜氏的礼仪不能谨慎开始，对敬嬴的宠幸不能端正名分，而夫妇、嫡妾的礼仪混乱了。所以先儒说：“三次记载不雨，是没有勤政爱民之心；四次不视朝，哪里还有自强的志向？”处父厌恶盟约，则在晋国受辱；郪丘贿赂盟约，则在齐国受辱。这话真是正确啊！然而自从七年扈地设防以后，十三年新城之盟以前，楚商臣正以霸主身份召集诸侯，宋、郑、蔡都顺从了他。鲁国在这个时候唯独能坚持事奉晋室，所以衡雍之盟，公子遂的救援，承筐的谋划，沓棐的设防，对晋灵公的霸业也不是没有益处。几年之间，楚椒、秦术的聘问，曹伯的两次朝见，鲁国也似乎还能成为诸侯的期望。奈何晋室不振，齐商人的侵扰暴虐不止，行父两次告急而援军不出。于是阳谷之盟，谷地之盟，鲁国就困于齐国了。虽然文公的怠慢导致了这种结果，也是晋国的过错。至于敬嬴、襄仲的事情，则是沿袭成风留下的祸患，明智的文公前有防备却看不见，后有贼人却不知道，死后，嫡嗣被残害，他也是庄公一类的人啊！
秦伯参加葬礼去世【康公去世，儿子共公稻即位】
穆公以前去世不记载参加葬礼，是因为交往还没有达到鲁国。康公继续修治对晋国的怨恨，送丧服来聘问，于是告丧吊唁赠送的使者才开始行动。桓公在成公十四年去世，虽然来告丧，但鲁国还没有前往参加葬礼。
夏天，五月，戊戌日，齐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商人。
张氏说：商人本来就该讨伐的贼人，然而齐国人不认为他是贼人，北面称臣而尊奉他为国君达三年。现在三年侍奉之后，一旦杀了他，祸乱发生在名分已经确定之后，所以说“弑其君”。况且商人突然施恩，聚集士人来成就杀舍的阴谋，那么齐国人就是同恶的党羽，所以歜、职杀商人而特别称“齐人”。按杀商人的是歜、职两人，而称为齐人，可见今天杀商人的，就是以前党附商人杀舍、拘捕单伯、拘捕子叔姬的齐国人。记载“弑其君”，是罪责齐国人，既然尊奉他为国君却杀了他。借这两人来彰显整个国家的齐国人，可见党附商人者的罪行，因为今天杀商人而显现出以前党附商人杀舍的罪行终究无法掩盖。《春秋》的法度真是严厉啊。
六月，癸酉日，安葬我们的国君文公。
秋天，公子遂、叔孙得臣出使齐国。
胡传：上文记载大夫，并派遣下文记载夫人归于齐中间说：“子卒，则见祸乱邪谋发于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着矣。”王氏经世，杜氏说：“记载两位卿以两件事出行，不是互相作为副使。大概襄仲专门为了谋立宣公，借口以一位卿贺立国君，一位卿拜谢安葬。用大事阴谋，想当面见齐侯而决定，大概身在使团之外，而托以出使行动罢了。”资中黄氏说：“解说《春秋》应当探求事情的原委。如文公十八年，公薨于台下，秋公子遂、叔孙得臣如齐，二
卿如齐虽为贺惠公立，谢齐防葬，然亦是为立宣公之地。自二卿如齐至明年六月，齐人取济西田凡十三事，八事皆为齐内子卒，夫人姜氏归于齐，公即位皆遂之为也。一嵗之间，书卿聘齐者六，此果何为哉？如此推寻，则知是公子遂杀适立庻，急欲求齐以定公位，故冐防娶齐女，弃济西田。此所谓事情，此所谓以经证传，亦复以传证经，此为説春秋要法。愚谓所谓属词比事以见义者，此亦其一也。」
译卿出使齐国，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祝贺惠公即位，并吊唁齐防的葬礼，但实际上却是为了确立宣公的地位。从两位卿出使齐国到第二年六月，齐国人夺取济西田地等事件共十三起，其中八起都是因为齐国内子去世、夫人姜氏归国、宣公即位等缘故而顺理成章发生的。一年之内，记载卿出使齐国的有六次，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如此推究探寻，便可知是公子遂杀害嫡子而立庶子，急切地想要寻求齐国的支持来稳固公位，所以冒着违背礼制的风险迎娶齐女，并舍弃了济西的田地。这就是所谓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以经证传”，同时也“以传证经”，这是解说《春秋》的重要方法。我认为，所谓通过组织辞藻、比较史实来显现大义，这也是其中的一种体现。
冬十月子卒
王氏经世按：子般、子赤，皆未逾年之君，皆书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先君未葬则名之，子般是也；既葬则不名，子赤是也。子般、子赤皆以不地见其弑，与隠公、闵公同。君薨不地，故也，无成君、未成君之异也。叔仲恵伯，叔牙之孙，叔彭生也。襄仲之邪谋，行父、得臣皆帖耳顺命，独惠伯尝争之，可谓无愧于大臣之义矣。不克则死之，大节皎然，无可议者。经不书，盖旧史阙，而圣人亦因之尔。季氏私考：子谓子赤即恶也。二卿如齐，但谋废立尔。及齐侯既许废黜，则仲遂因而弑之，以絶祸本。盖废立者，鲁国诸臣之同欲，而弑赤者，则仲遂之专主也。然宣公受之而不讨贼，亦难乎免于与闻矣。
夫人姜氏归于齐
胡传书，夫人则知其正；书姜氏，则知其非。见絶于先君，书归于齐，则知其无罪。异于孙于邾者，而鲁国臣子杀适立庻，敬嬴，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适母，其罪不书，而并见矣。属词：文夫人以襄仲杀其子而立宣公，故归其父母之国而老焉，与罪出者不同。然亦絶于鲁，故曰归。
季孙行父如齐
告宣公之立也，季氏私考行父，预闻废赤之谋者也。及仲遂弑赤，则行父已在其党中，不得不为之营解矣。出姜甫归齐，而行父▯如齐者，赤实齐甥，恐齐人听夫人之诉而来讨，故往申遂得臣之初议，而请婚纳平之端，于是始矣。
莒弑其君庶其
属词谓莒仆【仆，莒太子也】以其寳玉来纳诸公，故鲁史不着其罪也。史秉是非之公，岂为行货致贷其极恶而不诛乎？要是从告，且未必是莒仆弑也。属词：莒，少昊之后，武王所封，雄于东夷，入春秋即为诸侯，患隠、桓、僖皆尝与之同盟。文七年，徐伐莒，莒来请盟，公孙敖如莒涖盟，而庻其之弑始来告而书之。是为纪公，自此朱为渠丘公，宻州为犂比公，去疾为着丘公。先儒谓从夷俗，无諡以号为称，鲁皆不防其葬。季氏私考庻其之弑，称国者，大臣假国法以废其君而因以诛之之辞，谓其多行无礼于国而国人皆怨恶之也。按书“国弑”，则犹云“众弑”之云尔。
春秋事义全考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事义全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八明姜寳撰宣公【名接文公子母敬嬴善问周逹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书即位与桓同说已见前矣
公子遂如齐逆女
胡传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顾者，必敬嬴仲遂请齐立接之始谋也。季氏私考敬嬴，欲结齐惠，惧为出姜所谋，故丧娶其女如此之急。按请齐立接，其谋已露于二卿并使之时矣，今遂如齐逆女，盖以赤齐之甥，惧齐为赤有所讨于鲁，而急欲昏于齐以免讨尔。公谷谓讥丧娶，不知丧娶固可罪，然尤可罪者所以丧娶之故也。胡传丧纪废意，似説较寛缓矣。
三月遂以夫人妇姜至自齐
书遂以夫人，即遂不当以夫人见公丧娶，而不亲迎。而所以丧娶之故，则縁弑逆，急于昏齐以免讨也。书妇姜，至妇有姑之词，见敬嬴欲速以姑自居。而所以欲自为姑之速者，则亦縁子弑逆，急于得妇以为姑而当尊用事，且亦免于其子之见讨也。上罪宣公，下罪敬嬴。为是遂之罪，自于宣公一边见之。不称公子，则以一事而再见，故单称名，非别有意义也。若不称氏以罪夫人之说，则未可据以为确论。盖称妇姜，则不必更言氏矣。胡氏夫人与有罪一段，似亦牵强难従。
夏季孙行父如齐
胡传经书“行父如齐”，下书“公防齐侯于平州”，则知此防行父请之也。又书“齐人取济西田”，则知其请盖以赂也。诸侯立卿为公室辅，犹屋之有楹也。而谋国如此，亦不待贬絶而恶自见者也。不然，以行父之勤劳恭俭，相三君而无私积，必能以其君显名，与晏婴等矣。高氏曰：公既昏矣，然后季文子如齐纳赂，请列于防，假大国之权以定宣公之位。宣公之位定，则一时臣子党恶误国之罪，皆可以逃矣。季氏私考行父，鲁之所谓贤大夫也。公子遂弑赤，而亦与之为党，盖与闻废立之谋，因
译冬季十月，子赤去世。
王氏《经世》按语说：子般、子赤，都是即位未满一年的国君，史书都记载为“卒”，意思是说他们继承先君之位但尚未正式成为国君。先君尚未安葬，就称其名，子般就是这样；先君已经安葬，就不称其名，子赤就是这样。子般、子赤都因为史书不记载地点而显示出是被弑杀的，这与隐公、闵公相同。国君去世不记载地点，是常例，没有已成国君与未成国君的区别。叔仲惠伯，是叔牙的孙子，名叫叔彭生。襄仲的邪恶计谋，行父、得臣都顺从听命，只有惠伯曾经争谏，可以说无愧于大臣的道义了。争谏不成就为此而死，大节光明，无可非议。《春秋》没有记载，大概是旧史缺失，而孔子也沿用了旧史罢了。季氏《私考》说：子赤就是恶。两位卿大夫出使齐国，只是谋划废立罢了。等到齐侯答应废黜，仲遂就趁机弑杀他，以断绝祸根。大概废立是鲁国众臣的共同意愿，而弑杀子赤，则是仲遂独断专行的主意。然而宣公接受君位却不讨伐弑君者，也很难免于参与其中的嫌疑了。
夫人姜氏回到齐国。
胡氏《传》说，记载“夫人”，就知道她是正妻；记载“姜氏”，就知道她不是正妻。被先君断绝关系，记载“归于齐”，就知道她没有罪过。这与“孙于邾”不同，而鲁国臣子杀嫡立庶，敬嬴不能侍奉君主。君主在世时，嫡母被废，其罪没有记载，但通过这件事就显现出来了。《属词》说：文公夫人因为襄仲杀了她的儿子而立宣公，所以回到父母之国养老，这与因罪被驱逐的人不同。然而她也与鲁国断绝了关系，所以说“归”。
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这是去报告宣公即位的事。季氏《私考》说，行父，是参与废黜子赤阴谋的人。等到仲遂弑杀子赤，行父已经在其党羽之中，不得不为他设法解脱。出姜刚回到齐国，行父就出使齐国，是因为子赤实际上是齐国的外甥，恐怕齐国人听信夫人的申诉而来讨伐，所以前往重申仲遂、得臣最初的计议，并请求联姻以达成和平的开端，由此开始了。
莒国弑杀了他们的国君庶其。
《属词》说莒仆【莒仆，是莒国的太子】带着宝玉来献给鲁公，所以鲁国史官不记载他的罪过。史官秉持是非公道，难道会因为受贿而宽恕极恶之罪而不诛讨吗？这大概是从其告发，而且未必是莒仆弑君。《属词》说：莒国，是少昊的后代，周武王所封，在东夷称雄，进入春秋时期就成为诸侯，隐公、桓公、僖公都曾与他们结盟。文公七年，徐国攻打莒国，莒国来请求结盟，公孙敖到莒国主持盟誓，而庶其被弑杀的事开始报告并记载。这就是纪公，从此朱为渠丘公，密州为犁比公，去疾为着丘公。先儒说这是遵从夷狄风俗，没有谥号而以称号相称，鲁国都不防备他们的葬礼。季氏《私考》说，庶其被弑杀，称国名，是大臣假借国法废黜其君并趁机诛杀他的说法，说他在国内多行无礼之事而国人皆怨恨厌恶他。按记载“国弑”，就像是说“众人弑杀”一样。
《春秋事义全考》卷七
<经部,春秋类,《春秋事义全考》>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事义全考》卷八 明 姜宝 撰 宣公【名接，文公之子，母敬嬴，善问，周达，谥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记载即位与桓公相同，解说已见前文。
公子遂出使齐国迎接女子。
胡氏《传》说，迎接得如此急切而不顾礼法，一定是敬嬴、仲遂请求齐国立接的初始计谋。季氏《私考》说，敬嬴想结交齐惠公，害怕被出姜谋害，所以丧期娶女如此急切。按请求齐国立接，其计谋已在两位卿大夫同时出使时显露，现在仲遂出使齐国迎接女子，大概是因为子赤是齐国的外甥，害怕齐国为子赤向鲁国讨伐，而急切想与齐国联姻以免除讨伐罢了。《公羊传》《谷梁传》说讥讽丧期娶妻，不知道丧期娶妻固然可罪，但更可罪的是丧期娶妻的原因。胡氏《传》说丧礼废弃的意思，似乎解说较宽缓。
三月，仲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
记载“遂以夫人”，即仲遂不应当带着夫人，可见宣公丧期娶妻，而不亲自迎娶。而丧期娶妻的原因，则是因弑逆，急切想与齐国联姻以免除讨伐。记载“妇姜”，“至妇”是有婆婆的措辞，可见敬嬴想迅速以婆婆自居。而想迅速成为婆婆的原因，也是因儿子弑逆，急切想得到儿媳以成为婆婆而当权用事，并且也免于其儿子被讨伐。上罪宣公，下罪敬嬴。因此仲遂的罪，从宣公这方面来看。不称“公子”，是因为一事而再见，所以单称名，没有别的意义。如果不称氏以罪夫人的说法，则不能据为确论。大概称“妇姜”，就不必再言氏了。胡氏说夫人与有罪一段，似乎也很牵强难从。
夏季，季孙行父出使齐国。
胡氏《传》说，经书记载“行父如齐”，下面记载“公与齐侯在平州会盟”，就知道这次会盟是行父请求的。又记载“齐人夺取济西田”，就知道他的请求大概是用贿赂。诸侯设立卿大夫作为公室的辅佐，就像房屋有柱子。而谋国如此，也不必贬绝而恶行自现。不然，以行父的勤劳恭俭，辅佐三位君主而没有私积，必能使其君主显名，与晏婴等同。高氏说：宣公已经昏庸，然后季文子出使齐国纳贿，请求列入会盟，假借大国的权力以安定宣公的地位。宣公的地位安定，那么一时臣子党恶误国的罪，都可以逃避了。季氏《私考》说，行父，是鲁国所谓的贤大夫。公子遂弑杀子赤，而也与之为党，大概参与废立之谋，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