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首）

译钦定四库全书 经部五

春秋权衡 春秋类

提要

【臣】等谨按：《春秋权衡》十七卷，宋代刘敞撰写。刘敞字原父，是临江新喻人。庆历年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集贤院学士，生平事迹详见《宋史》本传。根据他弟弟刘攽所作的刘敞行状以及欧阳修所作的刘敞墓志铭，都称刘敞著有《春秋传》十五卷、《权衡》十七卷、《说例》二卷、《文权》二卷、《意林》五卷，王应麟《玉海》中的记载也相同。陈振孙《书录解题》说：“刘原父起初撰写《权衡》，用来评判左氏、公羊、谷梁三家得失，然后汇集众说，以己意决断，从而写成《春秋传》。《春秋传》中没有详尽阐述的，则在《意林》中体现。”那么，《权衡》的成书在《意林》之前，这本书又在《春秋传》之前，刘敞研究《春秋》的学问，这就是其根本了。他在自序中说：“《权衡》刚问世时，没有人阅读。”又说：“如果不是通达学问的学者和见识广博的人，就一定无法阅读它。”他的自我期许很高。叶梦得撰写《石林春秋解》，对诸家义疏多有排斥，尤其诋毁孙复的《尊王发微》，认为孙复不深谙礼乐，所以他的言论多自相矛盾，有严重违背经义之处，虽然一概用礼来论断当时的过错，却不能穷尽礼的制度，尤其显得肤浅。唯独对刘敞则推崇其渊源纯正，大概因为刘敞深通礼制，所以这本书在取舍诸说时往往依据经文确立义理，不以孙复的意见作为决断，这也是学说贵在征实的一个验证。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总纂官【臣】纪昀【臣】陆锡熊【臣】孙士毅。

总校官【臣】陆费墀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一 宋 刘敞 撰

前汉的儒生不肯学习左氏学，是因为认为左氏的是非判断违背了圣人，所以说：“左氏不传《春秋》。”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学习左氏的人都以此为耻，于是共同辩护说：“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这只是为了自我解脱罢了，实际上并非如此。凭什么这样说呢？孔子在世时，鲁国的贤者没有不跟随他学习的，唯独左丘明不在弟子名册中。如果左丘明真的是接受经义并作传的人，怎么可能不在弟子名册中呢？哪有接受经义、传述道统却不是弟子的呢？由此看来，孔子未曾将经义传授给左丘明，左丘明未曾从孔子那里接受经义。然而左丘明之所以作传，似乎是凭自己的意思解说经文，泛泛地用旧章常例贯通于史事，勉强可以看出成败罢了，其中的褒贬之意并非左丘明所能完全理解的。因为他没有接受经义，学者能不深思吗？杜预的序言说：“孔子依据鲁国史官策书的成文，考察其真伪并记录其典礼，上以遵循周公的遗制，下以阐明未来的法度。其中教化所存、文辞所害的地方，就删削并修正它以作为劝戒，其余的都沿用旧史。史书有文辞质朴的区别，言辞有详略的不同，不必更改。”这并没有说尽。如果只有文辞所害的地方才删削修正，其余的都沿用而不更改，那么圣人的《春秋》有什么可贵之处呢？而传文又为什么说“非圣人莫能修之”呢？大凡左氏本来就未能完全领会圣人《春秋》的意旨，所以《春秋》中所有义理相同而文辞不同的地方，都隐没而不解说。而杜预担忧左氏有“不传《春秋》”的名声，于是为此作解说称：“这是圣人直接沿用旧史罢了。”观察左丘明的本意，又不一定是这样。考察隐公初年刚入《春秋》，左丘明解说经文颇为殷勤，所以在“克段于鄢”一事上，传文说：“不写‘出奔’，是难以决断。”“不写‘城郎’，不是公的命令。”不书写的体例，在一年之中总共七次阐明，这说明孔子作经时大有删改，难道只是专用旧史吗？又说：“《春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回答说：“周平王是东周的开始之王。”不对。鲁惠公也是在周平王初年即位，为什么不从惠公开始呢？又说：“鲁隐公是让国的贤君。”不对。按照左氏所说，那么隐公卑贱而桓公尊贵，桓公尊贵应当立为国君，而隐公不能辅佐他即位，反而篡夺了他的位置，虽然说是让国，谁又能知道他的心思呢？这就是桓公怀疑并杀死他的原因，这并非弑君。闵公即位刚满两岁，哀公即位刚满四岁，没听说当时庶出的兄长或孽子敢代替他们治理国家，即使不代替治理，这两位也是国君。假设有庶出的兄长或孽子代替治理《春秋》，又能允许他们让国吗？况且隐公认为自己不代替桓公治理，那么鲁国就不存在了吗？襄公没有代替治理的人，为什么鲁国没有灭亡呢？如果鲁国的存续不依赖隐公，那么隐公的摄政，我只看到他是篡位，没看到他是让国。而且让国也不是隐公所能拥有的名声。所谓让国，是指把自己拥有的东西推给别人，而不是指夺取别人的东西再给别人。能明白我这些话的人，才可以和他谈论《春秋》。有人说：“周公也曾摄政。”我说：“周公的摄政，是成王让他做的。况且隐公是周公吗？他的摄政！”

隐公

传文说惠公的原配夫人孟子，孟子去世后，以声子为继室，生下隐公，而仲子为夫人，生下桓公，因此隐公即位后奉养桓公。按照传文所说，明确隐公年长而地位卑下，桓公年幼而地位尊贵。隐公即位后奉养桓公，明确隐公是为桓公而立，即元年传中所说的摄政。十一年，羽父

译请求杀掉桓公，以便让太宰执政。隐公说：“因为他年纪尚小，我将把国政交给他。”这明确表明隐公本来就不应当即位，所以只是暂代君位，等待桓公成年。又在《春秋》元年传文中说：“惠公去世时，太子年纪尚小。”这位太子就是桓公。现在杜预的注释说：“继室所生的儿子应当继承君位，因为祯祥的缘故，追遂父亲的意愿，立桓公为太子。”这是错误的。如果隐公本来应当即位，那么传文就应当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谦让”，而不应当说“摄政”。没有占据正当君位却称为“摄政”的，也没有暂代君位却称为“谦让”的。明白了“摄政”与“谦让”这两个名称的适用情形，就知道隐公是否应当即位了。况且，如果隐公本来应当即位，那么公子翚就没有理由请求杀掉桓公。推究公子翚请求杀掉桓公的原因，大概是因为他看出隐公本来就不应当即位，如今长久暂代君位而不归还，怀疑隐公想要最终占有君位。如果隐公本来应当即位，那么公子翚必定能知道桓公已经绝望，为什么还要请求杀掉他呢？况且桓公的母亲是夫人，隐公的母亲是妾，主母不同，贵贱就显而易见了。然而《春秋》传文中关于桓公与隐公贵贱的说法，本来就不值得完全相信，而杜预在其中又搞错了贵贱的分别。为什么说它不值得完全相信呢？回答说：谦让就不会暂代君位，暂代君位就不是谦让，而传文说隐公是暂代君位，这属于非其位而据之，是王法所不允许的。既然是王法所不允许的，那么桓公弑杀隐公，罪恶就稍微减轻了一些，《春秋》就不应该对他深加绝笔。现在《春秋》对他深加绝笔，由此可知隐公是谦让，而不是暂代君位。现在用“暂代”来解释隐公，是不完全符合《春秋》的真实意旨的。为什么说杜预搞错了贵贱的分别呢？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大概是因为杜注与传文相违背，传文与经文相违背，不是深刻理解《春秋》真实意旨的人，是不能考证清楚的。

译鲁隐公元年春，周历正月。《左传》说：“春王，是指周历的正月。”杜预说：“这是周天子的正月。”杜预的说法不对。周的诸侯既然都使用周历，《春秋》难道会因为嫌鲁国不用周历，特意加上“王”字来表明吗？况且《左传》说的是“王周正月”，而不是“周王正月”。假如《左传》说的是“周王正月”，那可以说是《左传》的疏漏，而不是杜预的过错；现在《左传》说的是“王周正月”，这说明《左传》没有错，错的是杜预。为什么呢？《左传》先说“王”后说“周”，表明“王”在“周”之外。王在周之外，显然不是指当时的周天子。杜预不仅与经文相异，也与《左传》相异。

经文不记载即位，《左传》说：“这是因为摄政。”杜预说：“隐公没有举行即位典礼，所以史官不记载。”这也是不对的。考察《左传》中凡是说“不书”的地方，似乎都是指孔子作《春秋》时不记载的意思，所以隐公说是“摄政”，庄公说是“因为文姜出奔”，闵公说是“因为动乱”，僖公说是“因为公出奔又返回”。然而这并没有真正领会孔子的本意。左丘明看到《春秋》缺失了这几位国君即位的记载，所以用自己的意思推测解释罢了。杜预既然嫌这种解释乖异难通，于是解释说：“这四位国君，只是朝拜宗庙、告朔而已，并没有即位。”这哪里是真实的论断呢？如果因为国家动乱来不及举行典礼，那么岂止是不能即位，连朝庙告朔也来不及了。朝庙告朔和即位有什么区别？即位和朝庙告朔又有什么区别？朝庙告朔也要会见百官，难道只是朝庙告朔就有时间举行，而即位会见百官就没有时间举行吗？这实在不可信。况且杜预没有理解《左传》的文意，《左传》说“不书即位”，本来就是说孔子不记载。如果说隐公、庄公当初就没有即位，《左传》应当只说“公不即位，是因为摄政”，“公不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而不应该说“不书即位”、“不称即位”。况且杜预在注中没有正月时解释说：“这是因为公尚未即位。”这话意思是公即位了才能记载正月，公未即位就不能记载正月。如果公即位就能记载正月，未即位就不能记载正月，那么隐公等初年没有即位，为什么反而记载了正月？这是自相矛盾。

隐公与邾仪父在蔑地结盟。《左传》说：“因为没有接受周王的任命，所以不记载爵位，称他为仪父，是尊重他。”不对。诸侯本来就不应该随意结盟，结盟又有什么好的呢？反而被贬低，有什么可尊重的？左丘明没有亲受经义，看到仪父称字，心里本来就觉得奇怪，又稍微听到孔子确立素王法度的说法，于是承袭这种虚妄的说法，不再推究根本的道理，直接说是尊重他。况且这件事，三传都说：“尊重仪父，所以称他的字。”只有《公羊传》因为认为《春秋》当为新王，所以它的说法似乎有点道理，但最终也不通。至于《左传》、《谷梁传》，更没有可尊重的道理。又说：“隐公即位后寻求与邾国友好，所以举行蔑地之盟。”那么延续友好、休养生息，更是鲁国的美德，邾国不应当受到褒扬。况且后来桓公与邾国结盟，也称仪父，又有什么美德呢？

郑伯在鄢地击败共叔段，《左传》说：“共叔段出奔共国，不说出奔，是表示难以启齿。”不对。如果共叔段得以活着逃奔他国，那么郑伯就有讨伐弟弟的恶名，而没有杀害弟弟的恶名，《春秋》应当只说“郑伯在鄢地讨伐段”，然后解释说段不像弟弟，所以不称弟；称郑伯，是讥讽他失教；不说出奔，是表示难以启齿，这样才可以，为什么要改“伐”为“克”呢？《左传》的体例又说：“俘获敌将曰克。”如果太叔逃奔共国，就是没有俘获敌将，为什么记载为“克”呢？这一年十月《左传》说：“共叔段作乱，公孙滑逃奔卫国。”公孙滑是共叔段的儿子，父子应当相随，现在根据《左传》多次提到共叔段的儿子，却没有提到共叔段本人。大概共叔段被杀之后，他的儿子出奔，左丘明所依据的注记错误地记载为共叔段本人出奔。又说：“如同两国国君交战，所以称克。”《春秋》中两国国君相互讨伐的很多，都称“伐”，不称“克”，不知道依据什么而认为两国国君交战称“克”呢？《左传》说：“不说出奔，是表示难以启齿。”这话恐怕不符合《左传》的体例，而是自我矛盾吧？如果这样，那么《春秋》中删除的内容就太多了，左丘明为什么只解释这一件事，而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却沉默不语，都认为是史官缺文、听从赴告、沿袭旧史、没有赴告呢？况且这件事，按照左丘明的说法，史官的原始记录本来有“段出奔共”，而孔子删去了它，那么郑伯与公子五的争位、晋文公不记载出入之类，也是孔子有所避讳而舍弃的，为什么不一个个解释说“因为这件事不记载”呢？如果那些不记载的事情，是因为史官原始记录中没有，怎么知道共叔段出奔不是史官原始记录中没有，而一定说是孔子删去的呢？看这一段，似乎左丘明也认为《春秋》是依据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宝书编纂而成的。

君子说：“颍考叔，是纯粹的孝子。”不对。庄公既然已经后悔与母亲发誓了，颍考叔已经听说他内心如此了，颍考叔应当对国君明确地说：“您与母亲发誓，是不孝的，是鬼神所厌恶的。即使有丑恶的誓言，鬼神也不会听从。您不如迎接母亲回来，这就是所谓的迁善改过，是君子的正道，是鬼神所赐福的。”庄公听到这样的话，一定会欣然接受。为什么呢？他后悔与母亲发誓，又耻于自己提出，左右没有人引导国君，所以到了这个地步。假如颍考叔能说这样的话，庄公怎么会不听从，反而昏暗不明，导致苛刻的批评，不奇怪他舍弃肉食，事情的结果还难以预料呢。又挖地做成地道，自称黄泉，

译对上不足以欺骗鬼神，对下不足以蒙蔽世人，对内不足以欺瞒良心，却只是教导他的君主以过错为耻而做出非理之事，这正是孟子所说的“替人找借口”的人，这怎么能称为纯粹的孝道呢？

译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和仲子的丧礼助葬用品。《左传》说：“太迟缓了，况且仲子还没有去世，所以只称其名。”这是不对的。这里把“宰”理解为宰周公的宰，把“咺”理解为天子大夫的名，奇怪他为何以名配宰，胡乱说仲子尚未去世，想要以此迎合贬低宰咺的说法罢了。查考惠公立仲子为夫人，立桓公为太子，这两件事是相互印证的。现在天子送丧礼助葬用品，史书记载这件事，应当说是惠公及夫人子氏的丧礼助葬用品，为什么只说仲子，不称夫人呢？杜预说：“妇人没有谥号，所以用字配氏。”如果真如杜预所说，那么天子就为活着的母亲送丧礼助葬用品，鲁国的群臣也为活着的国君夫人定谥号了。况且周朝的德政虽然衰微，也不应该为活人送丧礼助葬用品。看惠公仲子与僖公成风有什么差别，却都说是两人？这是不懂得妾母随子称尊的道理，而凭空臆测，是不可信的。

公子益师去世，《左传》说：“国君没有参加小敛，所以不记载日期。”这是不对的。公孙敖、叔孙婼、公孙婴齐，难道都为国君预行小敛吗？为什么能记载日期？大凡《春秋》所依据的，是史官的记录。史官所记载的，并非圣人。有的记日期不记月份，有的记月份不记日期，事情可以考核，但日期和月份不一定能确知。假使益师去世时，国君确实参加了小敛，或者史官误记没有写日期，或者年代久远缺失脱落，孔子难道能凭空增加干支日期吗？如果鲁国的史官世世代代都是贤人，都知道孔子将要修撰《春秋》，根据日期和月份的例子来显示君臣关系的厚薄，所以每次记载卿大夫的去世，都严格遵守这个法则，那还可以。如果人各自凭自己的心意，家各自制定法则，有的记日期或不记日期，有的记月份或不记月份，都是由此产生的，怎么能在几百年之后，相信这些文字来褒贬君主呢？作《左传》的人，既然自己说史书有文质之分，言辞有详略之别，不必更改。现在大夫去世，有的记日期或不记日期，也是详略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一定认为它们都是详细的呢？学者应当如何解释这一点？我想听听他们的说法。

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杜预说：“无骇还没有被赐姓，所以不记载氏。”八年传文说：“无骇去世，羽父请求赐氏。”这都是不对的。公子称公子，公子的儿子称公孙，公孙的儿子以祖父的字为氏，这是常礼。如果这个无骇是继承公孙的人，那么他获得氏早就有了，难道等到他去世还没有赐氏吗？如果他是公孙，那么公孙就是他的氏了，又何必赐氏呢？如果说公子和公孙也必须赐氏然后才能称，这是不通晓礼制。礼制之所以赐氏，不是为了荣耀，而是因为公孙的儿子其族没有称呼。其族没有称呼，所以向国君请求，赐给他氏然后才能称呼。那么族，本来就是公子、公孙之类。公子和公孙不需要赐氏而称呼，是以亲属为氏。公孙的儿子必须等待赐氏而立氏，是因为公孙不敢以亲属为氏，这就是所谓的继承大宗。怎么能说公子和公孙是赐族呢？那么无骇不称氏，并不是因为他没有被赐族。

纪裂繻来迎娶女子。杜预说：“迎娶女子有时称使，有时不称使。防止礼制上不称主人，史官各自根据实际情况记录，不是定例。”这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只要一个史官就足以写成《春秋》，哪里还需要孔子呢？况且防止礼制上不称主人，这是《公羊传》的说法，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纪子帛、莒子在密地结盟。传文说：“这是鲁国的缘故。”杜预说：“莒国和鲁国有怨恨，纪侯既然与鲁国通婚，派大夫来和解，所以子帛为鲁国结好，把他比同于内大夫，排在莒子之上，又称字来嘉奖他。”这是不对的。如果纪侯派子帛平息两国的怨恨，那么善行在纪侯，不在子帛，子帛不应当窃取国君的美名。又说比同于内大夫，如果比同于内大夫，应当说纪子帛及莒子盟，不应当去掉“及”字。

夫人子氏去世。《左传》说：“是桓公的母亲。”如果真这样，桓公还没有即位，他的母亲称夫人，那么仲子称夫人早就有了，桓公为太子也就必然了。杜预为什么说隐公应当嗣位，追成父亲的志向而立桓公呢？这明显是杜预误解了传文，传文又误解了经文。用什么来证实呢？按照杜预的说法，那么隐公确实让位给桓公；按照传文的说法，那么隐公是代理桓公的国政。推究这两种说法都不对，但杜预的说法更接近事实。然而桓公的母亲也不是夫人。

三年庚戌，周天子去世。《左传》说：“壬戌，平王去世，报丧用庚戌，所以这样记载。”杜预说：“想要诸侯快点到达，所以用远日来报丧。《春秋》不记载实际去世的日期而记载远日，就是传播它的虚假来征讨臣子的过错。”这是不对的。天子实际上在壬戌去世，而报丧用庚戌去世，那么天下人都认为真的在庚戌去世。这史官自然应当记载庚戌，圣人虽然想要纠正，也不可能，难道是故意传播虚假吗？况且在《春秋》中，怎么看出平王不是在庚戌去世的呢？

君氏去世，《左传》说：“是声子。没有向诸侯报丧，没有在寝宫反哭，没有附祭于姑母，所以不说薨，不称夫人，所以不记载葬。”这都是不对的。妾母不得称夫人，这是常礼。假使确实是声子，虽然不称夫人，也应当比照定公十五年姒氏去世及葬姒氏的例子记载，为什么忽然称君氏又不记载葬呢？又说：“不记载姓，是为了国君的缘故，称君氏。”《春秋》因为昭公娶吴女，所以避讳她的姓，称她为孟子，那么避讳姓，是避讳同姓。现在声子不是鲁国的同姓，避讳姓没有意义。杜预说：“不记载姓，

译“避正夫人。”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记载为“子氏卒”，那么她不是正夫人也就很明白了，又何必避讳呢？又说：“因为隐公被视作国君，所以特别在经文中记载为‘君氏’。”这也是不对的。哀公尚未即位，姒氏去世尚且得以记载，隐公既然被视作国君，子氏去世就没有不能记载的理由，记载她怎么能说是特别记载呢？况且所谓“君氏”这个称呼，又不足以表明她是国君的母亲。如果说“君母氏”，那才可以，径直称为“君氏”，不能说就是国君的母亲。

译武氏子前来请求助丧财物。左氏说：“因为周王尚未安葬。”《左传》没有解释“武氏子”的含义，只说周王尚未安葬，似乎《左传》原本只是说明当时周王尚未安葬，所以才请求助丧财物。如果强行疏通文意，可以补充说：“请求助丧财物，是不合礼制的。”至于称其为“武氏子”，圣人的用意非常微妙，而左氏却没有提及。这明确表明左氏未曾从孔子那里受经，而是凭自己的意思撰写《左传》。杜预的注解，是取用《公羊传》的义理来牵强附会这部《左传》，用来掩饰它的短处和缺失罢了。

《左传》说：“郑国的祭足率领军队夺取了温地的麦子，又夺取了成周的禾苗。”查考《春秋》，它是憎恶互相征伐的，何况是趁人之丧去征伐呢？趁人之丧征伐尚且被憎恶，何况是征伐天子呢？现在不仅征伐天子，还趁天子之丧去征伐，那么《春秋》为什么没有贬斥郑文公呢？左丘明是鲁国的太史，郑国的事如果没有向鲁国通报，左丘明没有途径知道。如果向鲁国通报了，就一定会记录在鲁国的史册上；如果记录在史册上，那么《春秋》必定会有记载。现在《春秋》没有记载，这是没有记录在史册上的缘故；没有记录在史册上，那么左丘明从哪里看到这件事呢？难道不是道听途说吗？做学问的人不如相信《春秋》，这样外来的事物就不能迷惑你了。《春秋》说甲，《左传》说乙，《左传》虽然可信，也不要相信它。相信谁呢？只相信《春秋》罢了。

又说：“周与郑交恶，君子说：‘诚信不发自内心，人质也没有益处。’”这是不对的。周王想将政权分给虢公，为什么不可以，而郑伯却怨恨周王？这是郑国的过错之一。周王把子狐作为人质送到郑国，郑国应当推辞说：“君臣之间不需要人质。”却反而把子忽作为人质送到周国，把周国等同于诸侯，这是郑国的罪过之二。周王去世，周人打算把政权交给虢公，实际上并没有交给，郑国应当派人前往处理丧事，等待天命，却反而趁周王之丧去征伐，这是郑国的罪过之三。郑国有这三条罪过，不愁没有言辞来贬斥它，而君子只憎恶诚信不发自内心，使周与郑平起平坐，这是放纵郑国的恶行，苛求周国的诚信，是孟子所说的“有人扭折他哥哥的手臂，却教他慢慢来”那样的做法。

又说：“宋宣公可以称得上知人了，他立穆公为君，自己的儿子享受了福分，”这是不对的。宣公知人的表现是怎样的呢？知道穆公必定会把国家归还给自己的儿子吗？那就是挟持诈术来让位。知道穆公贤能足以治理国家、担任君主吗？那么穆公最终也不能阻止后嗣的祸乱。如果只因为穆公现在能把国家归还，就说他知人，那么尧让位给舜，舜不让位给丹朱；舜让位给禹，禹不让位给商均，尧、舜反而成了不知人了。况且我论述，自古以来让位的人多，安定的人少。宋穆公让位，鲁隐公让位，吴国三位君王让位，燕王哙让位，后来都发生了大乱。宋襄公想让位给目夷，目夷不接受；郑穆公想让位给去疾，去疾不接受；楚昭王想让位给公子闾，公子闾不接受，后来都没有祸乱。假使这三个人顺从并贪图让位的好处，也都发生祸乱了。然而那三个人又不是厌恶做君主，让位如果不是圣人就不会停止，不是圣人也不可以承受别人的让位。所以尧让位给舜，舜让位给禹，太伯让位给文王，天下和国家因此安定，那才叫知人。如果早上得到让位的美名，晚上就有让位的祸患，这是让位给了不该让的人，是极度的不知人，怎么能叫知人呢？

又说：“公子州吁，是受宠爱的人的儿子，受宠而喜欢用兵，卫庄公不禁止。石碏说：‘如果要立州吁为君，就确定下来吧；如果还没有确定，就是给他造成祸乱的阶梯。’”石碏的意思是对的，石碏的话是不对的。假使国君听从石碏而立州吁为君，又将会发生大乱，祸乱的发生，是石碏教唆的，石碏凭什么免除这个责任呢？那么不如对国君说：“先王有礼仪，长幼有序，您一定要废黜州吁以杜绝祸乱。您对州吁的爱，才可以说是爱。您听任州吁喜好用兵来欺凌太子，百年之后，州吁必定作乱，国人必定讨伐他，您虽然想保全他，也做不到了。您对州吁的爱，实际上是害了他。”像这样才可以。然而左氏也不需要这四句话，本身就足以表达义理，没有必要叙述它来误导后世。

四年，卫国州吁杀了他的国君完。查考州吁是公子，不称公子，杜预作《释例》认为这是遵循通报的辞令，这是不对的。左氏称族、不称族，也自有其义理，怎么能只说是遵循通报的辞令呢？这明确表明孔子作《春秋》，虽然依据旧史，其称族、不称族，都出于圣人的手笔。左氏本来没有受经，所以粗略地凭自己的意思推演，像翚、溺、崔氏这类情况，就因此著书立说；像州吁这类不称族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就空缺而不加议论。而杜预却认为是只要遵循通报的辞令罢了。如果真是遵循通报的辞令，那么《左传》所说的翚、溺都是虚辞了；如果都有义理，就不能说是遵循通报的辞令了。

鲁桓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杜预说：“两国各自简化礼仪，像道路上相逢相遇，所以叫遇。”这是不对的。如果两国各自简化礼仪，这应当是“防”，而不是“遇”。“遇”，正是指相逢罢了。如果“遇”是“防”见的名词，就应当像“防”那样书写，说“公遇宋公于清”，不能说“及宋公遇”。况且“遇”，相遇是无疑的。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他们难道是各自简化礼仪吗？

翚率领军队在防地会合宋公、陈侯、蔡人、卫人讨伐郑国。左氏说：“羽父请求出兵，国君不答应，他坚持请求才出兵。所以记载说‘翚帅师’，是憎恶他。”这是不对的。翚、溺被贬斥，无骇是因为没有赐族，都奇怪《春秋》有书氏、不书氏的意思，却得不到解释，于是凭自己的意思推演罢了。如果《左传》没有

译如果这样解释，那么就可以用翚和溺来解释无骇，也可以用无骇来解释翚和溺。像这样的话，《春秋》就不能独自承担记载史实、褒贬善恶的责任了，反而要去依靠《左传》来判定是非。况且翚坚持请求，这与元年公子豫擅自行动有什么不同呢？公子豫没有记载在经文中，而翚被记载却不称氏，赏罚如此错乱，这怎么能算是《春秋》呢？

译卫国人在濮地杀死了州吁。杜预说：“因为州吁没有列入诸侯盟会，所以不称他为君。这个体例在成公十六年。”现在考察：成公十六年的传文说：“先君如果有罪，那么君主就会把他列入诸侯的盟会了。”杜预根据这段文字，因此每当提到那些篡位弑君的人曾经参加过诸侯盟会，就说他们没有罪过，这难道不是太荒谬了吗！如果世道太平，教化没有败坏，天下必定没有弑君杀父的人。等到王道已经衰微，诸侯凭借武力征伐，于是臣子弑君，儿子弑父，各国擅自结盟，在这种时候，参加盟会难道难吗？楚国贪图一件皮衣一匹马，就囚禁了两个国家的国君；郑国因为鞶带、玉鉴、玉爵怨恨周王而背叛他，他们本来就没有顾忌。如果弑君叛逆的人，献上皮衣马匹来讨好楚国，分送玉爵来贿赂郑国，推想楚国、郑国的心意，将会欣然愿意让他们参加盟会，这难道是王法吗！用这种说法来解释经义，恐怕违背了经义；用这种说法来解释传文，恐怕违背了传文。怎么知道的呢？传文说：“厚向石子询问安定国君的事。石子说：‘去朝见周王是可以的，然而列入诸侯的盟会是不可以的。’”

五年，考察仲子的宫室。杜预说：“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惠公想立她为夫人，但诸侯没有两个嫡妻，所以隐公成全惠公父亲的心愿，另外建立宫室。”这是不对的。如果仲子确实是桓公的母亲，又不是夫人，就不应当另外建立宫室，《春秋》应该像记载建立炀宫、武宫那样，书写“立宫”以示讥讽，不应当委婉避讳说“考宫”。《春秋》所看重的，只是礼罢了。《孝经》说：“顺从父亲的命令，怎么能算是孝呢？”如果惠公没有命令，隐公就替惠公完成了，这离孝道太远了，《春秋》为什么反而不讥讽呢？况且如果真的像传文所说，仲子是桓公的母亲，桓公的母亲就是夫人，她去世也应该称为夫人，现在为什么不说“考夫人仲子的宫室”呢？

初次献舞六佾。左氏说：“隐公向众仲询问舞队的行列数。”众仲回答说：“天子用八佾，诸侯用六佾，大夫用四佾，士用二佾。”所以从八佾以下，隐公听从了他的意见。杜预注说：“以前僭越使用八佾，所以现在恢复旧制。”这是不对的。左氏说：“周王命令诸侯，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如果五等诸侯都使用六佾，岂不是把他们等同起来了吗？推究传文的这句话，是众仲的话错了，传文因此详细记载，是为了显示失礼，而不是赞美他。怎么证明呢？经文中说“初献”，是讥讽开始僭越，就像“初税亩”一样。如果不是开始僭越，经文就不会说“初”。又杜预说：“此后季氏舞八佾。”就知道只有仲子庙使用六佾。如果像杜预所说，经文又不应当说“初”。说“初”，是鲁国建国以来到现在才开始做这件事。不然，如果一切恢复旧制都用六佾，还可以说“初”。如果只是根据一个庙，又不是创始，就不能说“初”。大概鲁隐公以前从未在群公的庙里舞六佾，现在建立仲子庙，又要在群公之下，对舞什么有疑问，所以问众仲。众仲不知道诸侯名位不同，礼制也有不同的等级，于是根据天子的八佾，连带称说诸侯六佾，致使鲁国僭越了诸侯的礼制。这就是《春秋》记载“初”的原因，也是此后又僭越八佾的原因。况且我论述众仲的错误是毫无疑问的。众仲说“士二佾”，所谓的士，特牲、少牢都是士的礼制，没有使用乐舞的仪式，怎么能用二佾来施行呢？《周礼》舞师的职掌，凡是小祭祀就不兴起舞乐。小祭祀，是君王穿着玄冕祭祀。君王穿着玄冕都不兴起舞乐，士穿着玄冕反而舞乐吗？况且玄冕又不是士应当穿戴的。估计众仲的博学亲近老师，不如宰我之于孔子、史佚之于周公。宰我对社稷的看法，孔子非议他；史佚埋葬殇者，周公非议他。众仲误导鲁国使其僭越，是毫无疑问的。如果认为不是这样，那么《春秋》书写的用意就无法解释。现在是要成全杜预的说法呢？还是要遵从《春秋》呢？必定有《春秋》，必定没有杜预；必定有杜预，必定没有《春秋》。

六年，郑国人来改变和平。左氏说：“更改和约。”杜预说：“渝，改变。”如果像左氏、杜预所说，经文只应当说“与郑国讲和”，或者说“与郑国讲和”，或者说“郑国人来求和”，或者说“郑国人请求讲和”，这就足够了，不能说是“渝”。渝以改变为义，那就是改变旧的和平，不是新建立和平。明白这个“渝平”应当是“输平”，两传也说“输平”，大概是字写错了。

冬天，宋国人夺取长葛。左氏记作秋天，杜预说：“秋天夺取，冬天来报告。”这是不对的。史官记事，虽然根据赴告来书写，至于日期月份，还应当依据先后次序。假设宋国、郑国同在二月出兵，宋国就立即来报告，郑国则过了很久才来报告，所报告虽然迟，但报告的话还是说二月，国史怎么能只根据报告的时间编排在夏天呢？必定像杜预所说，难道只是大大混淆事实吗？也颠倒了天时。然而左传日期月份与经文不同的很多，或许丘明作书，杂取当时诸侯的史官记录，史官记录有用夏历的，有用周历的，错杂文字错误，往往使人迷惑，所以经文所说的冬天，传文称为秋天。

传文说：“京师来报告饥荒，隐公为此请求借粮。”这是虚假的话。如果真有这事，经文没有理由不记载。杜预认为称京师报告饥荒，就不是王命，所以不记载，这是不对的。报告饥荒虽然不记载，归还粮食还是应当记载的。必定认为不是虚假的话，那就是虽然来请求借粮，而鲁国不肯归还粮食，并且用向诸侯请求借粮来欺骗周王，所以《春秋》避讳不写。不然，没有理由不记载。如果说称京师就

译若不是王师，那《传》中说京师战败，称“王师在某地大败”的，是指谁而言的呢？

译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二 宋 刘敞 撰

七年，叔姬嫁往纪国。杜预说：“这是伯姬的妹妹，因年幼等待成年才出嫁。”这是错误的。《春秋》不记载本国女子作为陪嫁媵妾送往诸侯国的情况，是因为媵妾地位卑微，不值得记载。那么叔姬为什么被记载呢？如果说史官记事有详有略，那又怎么能称为《春秋》呢？滕侯去世，左氏说：“不写名字，是因为没有结过盟。”这是错误的。曾经结过盟的诸侯去世不一定都写名字，没有结过盟的诸侯去世也不一定都不写名字。而左氏又说：“如果讣告中写了名字就记载，否则就不记载。”如果确实遵循体例，就不应当依据讣告；如果确实依据讣告，就无需设立体例。现在进不能依据讣告，退不能遵循体例，只是徒然议论纷纷罢了。况且我论述结盟的诸侯去世不必写名字，为什么呢？想要用名字来区分是否结盟吗？那么结盟之事已经见于经文，不必写名字也能知道。然而一定要说只有结盟才写名字，似乎是看到《春秋》中诸侯盟誓的事很多，想借此推论罢了。礼制说：“诸侯活着时不称名字。”活着时称名字不可以，去世后称名字才是常理。只有天子驾崩，告知诸侯时不称名字；诸侯薨逝，向诸侯报丧无不称名字。那些不称名字的，是有僭越君位之心，并不是因为没结盟就省略。大凡天下政治清明，君王巡狩四岳，那么四方诸侯各自跟随其方伯、州牧朝见天子，以听候天子的升降黜陟。所以一方诸侯共同侍奉方伯，一州诸侯共同侍奉州牧，死了互相哀悼，有患难互相防备，朝聘往来相通，报丧告知相及。如果不同方不同州，活着不共同侍奉，患难不共同忧虑，那么朝聘不相通，报丧告知不相及。左氏所说“结盟就报丧写名字”，大概是因为这个原因。说结盟就报丧写名字，这是错误的；结盟就互相报丧，这是正确的。

戎人在楚丘攻打凡伯并把他带回去。左氏说：“戎人敲钟击鼓来攻打天子的使者。”这是错误的。如果说敲钟击鼓，那么可以说攻打；如果戎人不敲钟击鼓，那么可以说戎人侵犯凡伯吗？侵犯、攻打虽然以是否敲钟击鼓来区分，但应当施用于国家城邑，而不是施用于一个人。

八年，郑伯派宛来归还祊地。杜预说：“宛是郑国大夫，不写氏，是因为还没有赐给族氏。”这是错误的。如果拿不写氏的人用没有赐族来解释，别人怎么知道呢？翚、溺被认为是贬斥，柔、挟被认为是没有赐族，侨如及遂被认为是尊崇夫人，宋督、宋万之类被认为是依据讣告，别人怎么能知道呢？

我国进入祊地，杜预说：“桓公元年才最终交换祊田，知道这次进入祊地是不肯接受并占有它。”这是错误的。经文说进入祊地，既然已经进入了，又怎么是不肯接受并占有它呢？如果鲁国不肯接受祊地，经文记载其进入，这是孔子诬陷君主的恶行啊。推究杜预的意思，大概是因为看到桓公元年传文说：“郑伯用璧玉借许田，是为了周公祊的缘故。”这自然是传文的错误。隐公时郑人归还祊地，是郑国自己愿意给隐公；桓公元年用璧玉借许田，是桓公把许田给郑国，真是交换璧玉。传文却合并在一起说，说是郑人用祊地交换许田，而不顾隐公八年已有我国进入祊地的记载。况且许田是鲁国本来受封的土地，《诗经》说“居常与许”就是这样。地名与国家同名的，鲁国有很多。庄公在秦筑台，在薛筑台，难道真的靠近秦国、靠近薛国吗？传文看到许国靠近郑国，不明白鲁国是有地名许田，因而认为郑国想要得到靠近许国的田地，所以用祊地交换许田，混合两件事，并为一说。而杜预于是违背经文和传文，扶植成就其伪说，可以说对左氏有功了，但不能说懂得经文。

鲁公与莒人在浮来结盟。杜预说：“莒人是小国，不嫌与公侯敌对，所以直接称公。体例在僖公二十九年。”现在考察：僖公二十九年翟泉之盟，传文说：“按礼卿不防公侯，防伯子男可以。”那么传文体例认为卑者不防尊者，杜预的意思反而认为卑者可以防尊者。公侯的卿不能当公侯，子男的小国却能当公侯吗？况且卿不防公侯，不是因为嫌，是因为不敌对；卿可以防伯子男，不是因为不嫌，是因为足以相敌对。如果因为微小所以不嫌敌对，那么卿不嫌公侯，却嫌伯子男，不能防伯子男，可以防公侯了。

无骇去世，传文说：“羽父请求赐族，鲁公命令他作为展氏。”杜预说：“无骇是公子展的孙子。”这是错误的。如果无骇真的是公孙的儿子，当他继承大宗时，赐氏早就有了，何必等他死了才赐氏呢？况且《礼》说：“公孙的儿子，用祖父的字作为氏。”并没有说死后才赐氏。那么无骇本来就是公孙。羽父请求赐族，是为无骇的儿子请求赐族。子展称公子，无骇称公孙，无骇的儿子没有称呼，这就是请求的原因。如果一定要公孙的儿子死了然后才赐族，那么无骇就终身没有氏了。所以说：“不明白礼制了。”

九年大雨伴有雷电。传文说：“大雨连绵并伴有雷电。凡是雨下了三天以上称为霖。”杜预说：“这传文解释经文中的霖，而经文中没有霖字，经文错了。”这是错误的。经文有电没有霖，传文有霖没有电。传文不解释经文，经文反而错了吗！然而丘明不应该把电改为霖，大概是他所依据的简册有错误，不能决断于经文，只是因循旧记罢了。杜预于是专断认为经文错了，偏袒左氏到这种地步，不是太迷惑了吗？况且左氏的话未

译这一定是可信的。连续三天的雨，难道不是平常的现象吗？这本来就是《春秋》经文未曾记载的。如果认为凡是下了三天雨就必须记载，那么在《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中，记载“三日雨”的只有一次，这难道值得相信吗？“庚辰日下大雨雪”。《左传》说：“平地积雪一尺称为大雪。”这也是不对的。考察《左传》中凡是说“凡”的地方，都是史书原有的体例，那么这“大雨霖”、“大雨雪”，也都是旧有体例中必须记载的。那么《春秋》本来应该记载这两类现象，应当很多才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连续三天的雨、平地一尺的雪，都不是奇怪的现象。为什么在二百四十二年间唯独只记载了一次呢？由此推论，《左传》中的那些“凡例”也不一定都是史书原有的体例，而是左丘明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解释经文而设定的“凡例”。其中符合大道的，就是周公的典章制度，也是孔子所采纳的；那些考察起来与经文不符的，就像这类情况，则是他主观推测并加以论断，在开头加上“凡”字而已，并非周公的典章制度，也不是孔子的本意。

译《传》说：“宋公不朝见周王，郑伯担任周王的左卿士，奉周王命令讨伐宋公，攻打宋国。”宋国因为入郛之战怨恨鲁公没有告知命令，鲁公愤怒地断绝了与宋国的使者往来。推究验证这段文字及其前后文，可知宋国怨恨鲁公不仅仅因为鲁公不救援入郛之战。为什么呢？宋、鲁两国关系和睦，却共同怨恨郑国。郑伯攻打宋国，宋人请求救援，但使者言辞失当，所以鲁公不肯救援宋国。第二年，郑人来求和，这一定是郑伯知道鲁公与宋国有嫌隙的缘故。郑国虽然求和，鲁公也没有答应。又因为鲁公替宋国攻打邾国，则不知道鲁公是想结交宋国呢？还是想向郑国示好呢？而宋国仍然怀恨在心，所以第二年郑国就把祊田献给了鲁国，鲁公因此接受了，答应与郑国讲和，自然宋国人就怨恨鲁公与郑国和好却不告知命令。宋国怨恨鲁公不是因为入郛之战，这是很明显的，其起因确实是从入郛之战开始的。然而这只是《传》中的记载罢了，我姑且阐明这一点。

鲁隐公十年，鲁公在中丘防备齐侯、郑伯。《左传》说：“癸丑日，在邓地结盟，约定军队会合的日期。”按：《春秋》经文没有记载在邓地结盟的文字，杜预认为这是因为告知了防备之事却没有告知结盟之事，这是不对的。国史所记载的都是当时君主的政事，政事既然已经施行，就都记录下来，哪里要等到告知宗庙才记录呢？只有君主出行后返回，告知宗庙就记录“致”，不告知宗庙就不记录“致”，这是君主有境外事务，归来应当告知宗庙的意思，并不是说政事无论大小都要一一告知宗庙。鲁公结盟就记录“盟”，防备就记录“防”，哪里在于告知宗庙才记录呢？由此明白本来就没有在邓地结盟这件事，《左传》所获得的记载凭空生出这句话，而杜预加以粉饰解说，又根据癸丑日，说经文记载二月是错误的，《传》记载正月才是真实的，这都是违背经文而盲从《传》文，是不可信的。

公子翚率领军队防备齐人、郑人攻打宋国。杜预说：“翚不等待鲁公的命令，贪图防备两国的君主，厌恶他专断冒进，所以去掉氏。”这是不对的。按：元年公子豫也不等待鲁公的命令就率领军队出征，那时连姓名都不记载，这里只是去掉氏而已，轻重差别太大了，不符合《春秋》的本意。

辛未日夺取郜国，辛巳日夺取防地。《左传》说：“鲁公在中丘防备齐侯、郑伯，在老桃防备，鲁公在菅地打败宋军。庚午日，郑军进入郜国，辛未日郜国归附我们。庚辰日，郑军进入防地，辛巳日防地归附我们。”这些都是不真实的。经文没有记载在老桃防备的事情，又只记载打败宋军、夺取郜国、夺取防地，曾经没有提到郑伯在中间起作用，怎么能像《传》所说的那样呢？况且如果像《传》所说，那么《春秋》就是纵容遗漏郑伯夺取城邑的罪过，反而归罪于他的君主，作为臣子本来就是这样吗？《传》又说：“君子认为郑庄公可以说是正直了，不贪图土地而劳累周王的爵位。”这也是不对的。郑国虽然奉周王命令讨伐宋国，得到土地，应当归还给周王，郑国怎么能私自占有、私自分割呢？私自占有、私自分割，是大逆不道的行为，反而说他是正直吗？周朝末世，人们尤其不懂大义啊！把这类行为当作正直，这是左丘明没有向孔子学习《春秋》的弊病。宋人、蔡人、卫人攻打戴国，郑伯攻打并夺取了戴国。《左传》说：“俘虏了三国军队。”这是不对的。三国军队众多，郑国怎么能全部俘虏呢？况且三国攻打戴国，并没有进入戴国；郑伯围攻戴国，怎么能俘虏三国军队呢？假使三国已经攻打戴国并驻扎在那里，郑国来围攻戴国，那么三国也会各自离开戴国，因为戴国不是他们寄托社稷的地方，为什么要共同守卫这个地方呢？这是不足信的。然而这样说的人，大概是读《春秋》而不明白其旨趣，于是粉饰解说罢了。

鲁隐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见。《左传》说：“鲁公派羽父向薛侯请求说：‘周朝的宗盟，异姓诸侯排在后面。’于是让滕侯排在前面。”这都是不符合礼制的。晋侯派荀庚来聘问，卫侯派孙良夫来聘问，鲁国尚且不敢同日与他们结盟，哪有南面称君的诸侯来朝见，却让他们同日接见的道理？异姓排在后面，本来应该是指在朝见天子的时候，鲁国不应当同时接见两位君主，又不应当引用天子来比拟自己。《传》说：“郑伯派许国大夫百里奉许叔居住在许国东部边境。”君子说：“郑庄公在这里有礼。”这是不对的。许国如果有罪，郑国已经攻破它的国家，就应当请求周王而立君主；许国如果没有罪，郑国本来就不应当妄自攻破它的国家、妄自驱逐它的君主。现在许国的罪行不可知，而郑国专断威福，政令不由周王制定而由自己的私意决定，这是边境防御坚固的大罪，怎么说懂礼呢？

《传》说：“鲁公做公子的时候，与郑人在狐壤作战，被扣留在那里。”按：称为公子，就不是太子。由此看来，知道《左传》的意思是说惠公不把隐公立为太子，而立桓公为太子，隐公代理桓公的君位。而杜预说隐公追成父亲的心愿，把国家让给桓公，这大概不符合《左传》的意思。然而不符合《左传》的意思，却符合《春秋》的本意。

鲁公去世，《左传》说：“不记载葬礼，是因为丧礼没有完成。”这是不对的。桓公本来暗中谋划弑君，想让人不知道，所以归罪于寪氏，难道还会让丧礼不成以暴露自己吗？这是事情本来不是这样，又明显说明《左传》最初没有从孔子那里接受《春秋》经义，不知道“薨”而不书“葬”的意思。

桓公

元年，郑伯用璧玉交换许田。《左传》说：“是为了周公的祊地。”这是不对的。祊地自是祊地，许田自是许田。用祊地交换许田，改说用璧玉交换许田，这是为郑伯避讳，不是为鲁公避讳。况且进入祊地很久了，经文有明确记载，为什么到这里才最终交换祊地呢？如果确实是用祊地交换许田，那么隐公八年“我入祊”，就是《春秋》诬陷其君主；如果确实是用祊地交换许田，却强行避讳说用璧玉交换，这又是《春秋》为郑国避讳

译名讳鲁。实际上，说祊地，是郑国用来平息鲁国怨恨的手段。许地，是因为郑国看到桓公篡位，贪图得到那块土地，所以用玉璧来交换。桓公既然不成器，贪婪喜好珍宝财物，又因为刚即位地位不稳，想要得到郑国的欢心，所以听从了郑国的交换请求。许地，就是《诗经》中所说的“居常与许”，大概是周公受封的土地，并不是说靠近许国的意思。《左传》原本错误地认为许田是靠近许国的田地，又看到郑国和许国是邻国，多次互相侵伐，怀疑郑国是想求得靠近许国的田地，又看到郑国之前进入了祊地，于是牵强附会地编造出了这种说法。如果不是这样，就没有理由违背经文、损害大义了。所以，求学的人不如相信经文，不如相信大义。

译秋季，发生大水灾。左氏说：“凡是平原地区出水灾，称为大水。”这是不对的。水灾造成危害，难道一定是从平原涌出吗？连绵阴雨不停，庄稼无法成熟，各地泛滥成灾，这也是大水；江河逆流溢出，毁坏百姓房屋，这也是大水；山岳崩塌裂开，泉水喷涌而出，常常造成灾害，这也是大水。至于平原出水，大概是最少见的。以此作为大水的通例，也不是周公、孔子的本意。

二年，宋国的华督杀了国君与夷以及大夫孔父。杜氏说：“孔父直呼其名，是因为他内不能治理好家庭，外招致百姓怨恨，自己死后祸及国君，所以贬低他。”这是不对的。仇牧、荀息都直呼其名，《春秋》虽然用字表示褒扬，但既然在上面已经直呼国君的名，下面就不能用字来称呼臣子，这就是所谓的“君前臣名”，是礼仪的大节。如果按照杜氏的意思，那就应该直呼国君的名而用字称呼大夫，这不是颠倒人伦吗？他不通晓经义也就罢了，又诬陷这三个人有罪，不是太过迷惑了吗？

在稷地讲和，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杜氏说：“成，就是平定。”这是不对的。《春秋》中有“输平”，又有“及齐平”，又有“公及齐侯平莒及郯”，都直接称为“平”。如果《春秋》想要避讳接受贿赂的恶行，说它平定了宋国的动乱，那是可以的。现在不说是“平”而说是“成”，这难道是平定的意思吗？况且根据传文说：“在稷地讲和，以促成宋国的动乱，是因为贿赂的缘故，立了华氏。”这就是传文用接受贿赂立华氏来解释经文中“成宋乱”的意思，难道还不明显吗？

〇侯来朝见。左氏说：“杞侯不敬，回国后就谋划讨伐他。九月进入〇国。”这是不对的。根据《公羊传》记载是纪侯来朝见，我认为应当写作“纪”，不应当写作“杞”。《春秋》虽然是乱世，但对于战争之事，也是谨慎使用的。杞侯来朝见鲁国，有一点不敬，不适宜就进入他的国家。左氏误将“纪”写作“〇”，于是产生了不敬的说法。三年春正月，杜氏说不记载“王”字，是因为当时周天子不颁布历法，这是不对的。十七年十月朔日发生日食，传文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日官推算历法不得其正，并不是说不颁布历法。为什么那年也不记载“王”字呢？如果说日官推算失误就是不颁布历法，那么庄公十八年春王三月发生日食，也不记载朔日，也应当不记载“王”字，却反而记载了“王”字，这是为什么呢？所以用桓公十七年作为不颁布历法的例子，就与庄公十八年不符。况且传文说日官推算失误，是实际上颁布了历法但有失误，并不是不颁布历法，这很明显。由此看来，不记载“王”字，不是因为历法的原因。

齐侯、卫侯在蒲地相互约定。左氏说：“没有结盟。”这是不对的。两位国君相聚，必定有缘故。即使没有结盟，也应当用“防”来记载，为什么忽然称为“胥命”呢？况且“胥命”是好事还是坏事？如果是好事，看不出好在哪里，两位国君相聚而不结盟，有什么好？如果是坏事，看不出坏在哪里，两位国君相聚而不结盟，有什么坏？那么“胥命”本来就是平常的防备，有什么值得奇怪而记载的呢？

公子翚到齐国迎接新娘。左氏说：“为了修好先君的情谊，所以称公子。”这是不对的。《春秋》中不因为修好先君的情谊而称公子的很多，何必一定要修好先君的情谊才称公子呢？如果修好先君的情谊才称公子，那么翚率领军队去就更合适了，不能说因为厌恶他而去掉了氏。

四年，周天子派宰渠伯纠来聘问。左氏说：“父亲在世，所以称名。”这是不对的。武氏子来请求助丧财物，是说世代为武氏；仍叔的儿子来聘问，是说年幼体弱。褒贬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如果纠擅自代理父亲职位，自取冢宰之位，对他的贬责还应当比那更重，不能仅仅因为父亲在世就称名。舍弃大的责备小的，不是《春秋》的做法。又比如宰咺归还助丧财物，是小恶，左氏认为宰是官职，咺是名字，用名字配合官职，是极重的贬责。现在纠竟然擅自代理父亲职位，不等待王命，王官中的冢宰，他的责任难道小吗？《春秋》对他的贬责，反而比咺轻，为什么呢？杜氏说：“渠氏，伯纠是名字。”这也是不对的。渠，是伯爵；纠，是名字。凡是解说经义的人，应当以逆顺深浅为义，得其义，就是得到了圣人的心意。得到圣人心意的人，即使有其他说法，不听也可以；得不到圣人心意，就会被各种说法牵制。被各种说法牵制，而逆顺深浅失去了义的中正，这是对众说有功，而不是求合于圣人。所以我求合于圣人，而不敢曲从众说。圣人的心意是可以探求的，探求在于义罢了。

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去世。左氏说：“陈国动乱，两次报丧。”这是不对的，陆淳已经论述过了。

传文说：“祝聃射中周王的肩膀。”夜里，郑伯派祭足慰劳周王，并且慰问左右随从。杜氏说：“传文说郑国的心志在于苟且免祸，周王讨伐他是不对的。”这话不能用来教化世人，怎么能用它来解释经义呢？况且这是让乱臣贼子高兴的话，什么叫畏惧呢？大雩，传文说：“记载是因为不合时宜。”这是不对的。龙星出现而举行雩祭，是常事；遇到干旱而举行雩祭，是非常事。非常事应当记载，记载是因为干旱而举行，不是因为过时而举行。况且下面记载了蝗灾，蝗虫这种生物，常因干旱而生，那么这次雩祭不是失时，而是因为干旱的缘故。又说：“启蛰而郊祭。”这也是不对的。鲁国郊祭用周正，周国郊祭用夏正，不专限于启蛰而已。

六年实来，左氏说：“从曹国来朝见，记载为实来，是不再返回他的国家。”这是不对的。州公去曹国，如果知道他的国家有难，必定不会去曹国。

译假如推测他的国家危亡因而不再复国，在他来朝见的时候，他还是州公，怎么能不说呢？盛伯来投奔，实际上是太子，只是因为国君以诸侯之礼迎接他，所以史书称他为盛伯，这是亲近左氏的义例，难道曾顾及盛太子不再复国、被剥夺伯爵之位吗？那么州公既然已经行了朝见之礼，为什么唯独不记载“朝”呢？国君与州公共同行朝见之礼，就像与盛太子共同行诸侯之礼一样。盛太子因为国君的缘故，所以史书称他为盛伯；州公难道不能因为国君的缘故，所以史书记载“朝”吗？况且盛伯不再复国，州公也不再复国，他们不再复国的情形是相同的，却一个被记载一个被剥夺，这足以证明左氏的说法是不对的。

译大阅兵。左氏说：“这是检阅车马。”杜预说：“大概是为了防备郑国。”这只是把郑国的事接续起来作为解说罢了，并非必然如此。

蔡国人杀死了陈佗，杜氏说：“陈佗即位超过一年，不称爵位，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诸侯的吊唁，这是不对的。即使接受了诸侯的吊唁，难道可以不讨伐他的篡位行为吗？我在州吁的事上已经说过了。”七年焚烧咸丘，杜氏说：“这是用火来打猎，这是不对的。礼制中有用火打猎，难道会讥讽他耗尽物产吗？况且经文说焚烧咸丘，咸丘是城邑，城邑不是田地，就不能仅仅说是用火打猎。即使确实是用火打猎，《春秋》讥讽它，应当像“狩于郎”、“狩于郜”、“搜于红”的例子那样，加上“于”字来约束它。现在却说焚烧咸丘，这其中的意思难道仅仅是讥讽用火打猎吗？”

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左氏说：“称名，是轻视他们。”杜氏说：“偏僻简陋的小国，轻视他们，礼仪不足，所以称名。”这是不对的。谷伯是伯爵，邓侯是侯爵，侯伯的爵位难道小吗？况且上文杞侯来朝见，虽然不恭敬，尚且不称名。估计杞国的国土，又不是比邓、谷大，他们为什么不称名？况且先王制定礼制，不敢遗漏小国的臣子，难道曾经厌恶他们偏僻简陋而轻视他们吗？这不是《春秋》的意思。又经文记载夏天朝见，传文说春天朝见，传文所依据的，是用夏正记事。杜预说：“春天来，夏天才举行朝见礼仪。”这是为了掩饰短处，不符合事实。

八年，祭公来，于是从纪国迎接王后。左氏说：“符合礼制。”这是不对的。如果符合礼制，经文为什么没有“天王派祭公”呢？先儒论述天子亲迎很多，有的认为王者无敌，不应当亲迎；有的认为“在洽水的北岸，在渭水造舟”，就是亲迎的事。然而从礼制来说，王者不亲迎，这是不对的。说造舟亲迎，这是文王侍奉纣王时的制度，不能通用于天子。那么天子娶后，应当派同姓诸侯主持辞命，而天子的卿去迎接，父母之国的诸侯送行，到了京师，住宿停留，然后天子亲迎进入。凡是诸侯来朝见，天子尚且驾车去迎接，何况王后，是共同侍奉天地宗庙、继承万世重任的人呢？亲迎是毫无疑问的。

九年，纪季姜回到京师。杜氏说：“称字，是伸张父母的尊贵。”两传也是这样，都是不对的。纪季姜回到京师罢了，为什么忽然伸张父母的尊贵呢？那齐侯送姜氏到讙，就可以说：“虽然是邻国的夫人，还是称我的姜氏。”当时，齐侯亲自送她，所以必须去掉夫人之称以伸张父母的尊贵。现在纪侯不亲自送女儿，无故伸张父母的尊贵，意义不相符合。又三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看到不称氏而称字，这就像知道二五而不知道十一样。只说姜氏回到京师，似乎像是另一个姜氏，所以必须冠以纪来区别；既然冠以纪来区别，就不能再说纪姜氏了。妇女用字配合氏，是常例，譬如伯姬、叔姬一样。然而齐侯送姜氏不说孟姜，是因为孟姜就是鲁国的夫人，鲁国的臣子不敢称她的字。鲁国对于季姜也是臣子，为什么称她的字？鲁国虽然是臣子，还是诸侯，有不纯臣的意义。鲁国又主持防文，再说纪姜氏也不合适，所以得以记载纪季姜。这是圣人作经，随着深浅各尽其义而不相混淆。

曹伯派他的世子射姑来朝见。左氏说：“以上卿之礼接待他，符合礼制。”那么传文说的是鲁国符合礼制，不是说曹国。杜预说：“诸侯的嫡子代理君主，就用皮帛继子男之礼。”这是《周礼》的记载。那么杜预认为曹世子符合礼制，这是不对的。《周礼》说继子男，是因为诸侯朝见天子有定时，不能错过期限，所以年老有病的人派世子代理自己的事前往，他的位次在子男之后而朝见天子，是急于述职。诸侯闲暇于王事就互相朝见，互相朝见本来没有定时，曹伯即使有病，为什么急于朝见鲁国而派世子代理呢？这是想让他儿子超越诸侯的礼仪，是肯定的，怎么能说是符合礼制呢？

十年，齐侯、卫侯、郑伯来在郎地作战。左氏说：“我们有理由，郑人向齐国请求军队，齐人派卫国的军队帮助他们，所以不称侵伐。”先写齐、卫，是王爵，这是不对的。经文说卫侯，传文说卫师，自然不同了。又主导这场战争的是郑人，郑应当先列出来以显示其罪，为什么反而推齐为先呢？即使想要表明鲁国不违背周朝班次，没想到反而掩盖了郑人的恶行。况且鲁国按照周朝班次排在郑国之后，是在几年前，现在这三个国家，本来已经颠倒班次而来。顺着事情记载，足以显示郑人是首恶；不说侵伐而说来战，足以表明鲁人有理由，反而掩盖郑人的意图，不符合褒贬的原则。况且郑忽救齐的时候，经文没有鲁人去齐国的记载，又明显是荒谬的。

十一年，宋人抓获郑国的祭仲。杜氏说：“不称行人，是罪责他。”这是不对的。传文说：“诱骗祭仲而抓获他。”这本来就不是行人，假设祭仲无罪，也不记载行人，怎么足以体现褒贬呢！

突回到郑国，杜氏说：“被宋国接纳，所以说归。”这是不对的。自从祭仲拥立他以来，如果是宋国接纳他，为什么不说不纳呢？又说：“不称公子，是听从报告。”这也是不对的。诸侯的儿子没有成为大夫，自然不称公子；称公子，都是

译已经身为大夫，是尊贵的人。又说：“‘文’与‘祭仲’相连，所以不说‘郑’。”这也是不对的。这下面有“郑忽出奔卫”，‘文’也与‘祭仲’相连，为什么唯独说‘郑’呢？

译郑忽出逃到卫国。杜预说：“庄公下葬后不称爵位，是因为郑国人轻视他，所以用名来通报。”这是不对的。诸侯在守丧期间，在其封地内三年称“子”，又因为一年内不立两位君主，所以过了一年才改元，这是通行的制度，哪有下葬后就称爵位的呢？杜预看到春秋乱世中诸侯下葬后称爵位的很多，就以为礼制应当如此，难道不考虑“一年内不立两位君主、过了一年才改元”的道理吗？况且如果认为春秋时期诸侯下葬后称爵位不算失礼，那么臣子弑杀君主、儿子弑杀父亲的事也常常发生，难道还能相信那是礼制吗？又说：“郑国人轻视忽，所以用名来通报。”这也是不对的。《春秋》的褒贬，孔子大概自认为丘有责任，难道只是完全听从通报吗？假使忽确实贤德，而不忠的臣子污蔑毁谤他的君主并向诸侯通报，《春秋》难道也会顺从吗？况且从道义来看，忽是正统，突是不正统，而突篡夺了忽的位置，这两个人谁该被轻视呢？为什么颠倒成这样呢！

十二年，鲁国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丁未日在宋国交战。《左传》说：“宋国没有信用。”杜预说：“特别指责宋国没有信用，所以用‘独战’的笔法。”这是不对的。况且之前三国攻打鲁国，鲁国有理，所以三国用‘独战’的笔法。现在特别指责宋国没有信用，反而让鲁国用‘独战’的笔法，为什么呢？假如不用‘独战’的笔法，能说“与郑国军队以及宋国人交战于宋国”吗？又能说“与郑国军队攻打宋国，宋国人同我国军队交战”吗？总之是鲁国和郑国攻打宋国，在宋国境内交战，宋国人没有出面主事，所以文辞必须先说“伐”，后说“战”。这与“齐人攻打卫国，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相类似。所依据的原因，是因为内外有别，所以这样写，哪里是随意想要指责宋国呢？况且凡是《春秋》记载的盟会防守，没有不厌恶的，又不只是在这里特别指责宋国没有信用而已。

十三年，鲁公与纪侯、郑伯会盟，并与齐侯、宋公、卫侯、燕人交战。齐国军队、宋国军队、卫国军队、燕国军队大败。《左传》说：“宋国向郑国索取过多的贿赂，郑国无法承受，所以联合纪国、鲁国以及齐国与宋国交战。”不记载交战地点，是因为鲁公迟到。杜预说：“鲁公错过了会盟的日期，但赶上了交战的日期。”这是不对的。如果宋国和郑国互相怨恨，郑国为此而战，郑国应当排在纪国上面，宋国应当排在齐国上面，为什么反而颠倒了呢？鲁公虽然没有赶上会盟的日期，但赶上了交战的日期，自然应当省略会盟地点而举出交战地点，现在为什么反而省略交战地点呢？按照惯例推理，前年我国军队与郑国人攻打宋国，在宋国境内交战，所以宋国今年前来报仇。宋国虽然报仇，但齐国实际上是主导者，所以齐国排在上面。在宋国交战时，是在其城下，可以说“战于宋”；现在也是在城下交战，不能说“战于鲁”，所以不举出地点。哪里是郑国联合纪国、鲁国交战呢？哪里有鲁国没赶上会盟地点的说法呢？《左传》又说：“郑国人前来修好。”考察鲁国和郑国一向友好，从未有过嫌隙，为什么忽然修好？这是看到明年在曹国会盟，因此这样说罢了。十四年，乙亥日，发生火灾。《左传》说：“记载是因为没有造成损害。”这是不对的。记载灾祸却写明没有损害，对教化有什么益处呢？火灾没有损害粟米，这也属于没有造成灾害的事物，按惯例应当不记载，为什么自己记载在上面，又自己在下面解释呢？假使御廪火灾发生在乙亥日之后，就不会再看到“没有损害”的记载了。

十五年，郑国世子忽回到郑国。杜预说：“称世子，是因为用太子的礼仪迎接他。”这是不对的。忽出逃时不是国君，又不称世子，那么读《春秋》的人不知道忽是正统呢，还是突是正统呢？然而突已经称郑伯了，突称郑伯是不正统的。称忽为世子，是为了表明正统，难道是因为用太子的礼仪迎接忽吗？郑国人虽然用太子的礼仪迎接忽，等到忽到达，难道不尊忽为国君吗？向诸侯通报，所以应当说忽回国是为国君，难道说忽回国是为太子吗？《春秋》想要贬低忽，难道在于用太子的礼仪迎接忽吗？大概是不懂而乱说的。

邾人、牟人、葛人来朝见。杜预说：“都是附庸国的世子。”这是不对的。世子不应当代理国君朝见，凡是《春秋》所记载的世子朝见，都是贬义，不应省略其名。十六年攻打郑国，按照传注的惯例，参与谋划叫“及”，不参与谋划叫“防”。这里称“公防”，就是不参与谋划。但正月在曹国会盟，传注说：“谋划攻打郑国。”这就是参与谋划。参与谋划却称“防”，为什么呢？杜预说：“鲁国忌讳接纳不正统的人。”这是不对的。原本说明参与谋划与不参与谋划的惯例，是想通过细微的文辞体现褒贬，所谓“主人熟读经文并询问传注，还不知道自己有罪”就是这个意思。反而颠倒事实，把“防”当作“及”，把“及”当作“防”，那么怎么知道原本没有设立“防”和“及”的惯例呢？《春秋》是王法，不是随意顺从人的私情而已。如果鲁国人自己知道有罪而忌讳不说，这本来是《春秋》应当纠正的，为什么顺着他们不肖的意思，与他们勾结掩盖呢？况且鲁国人因为不懂道义，所以攻打郑国，难道还会稍微避讳参与谋划的名声吗？攻打郑国本来就不以为耻，参与谋划又哪里值得耻呢？

十七年，鲁公与邾仪父在趡地会盟。考察隐元年传注说：“嘉奖他。”那时嘉奖他，似乎是因为隐公刚即位，为了延续友好、休养生息。现在与桓公会盟，又有什么值得嘉奖的呢？如果诸侯会盟，每次都受到褒奖，那就是《春秋》不讥讽会盟了。为什么唯独仪父受到褒奖，其他国家不曾受到褒奖呢？显然这是不懂《春秋》的意思，错误解说罢了。况且邓、谷都是大国，亲自朝见鲁国

译反而把它当作偏狭鄙陋的名号而轻视它。邾国是附庸国，却与鲁国平起平坐地结盟，结盟就受到褒扬，为什么《春秋》如此难以理解呢？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左氏说：“这是蔡国人嘉许他。”既然蔡国人嘉许他，那么一定是蔡国人去迎接他了。蔡国人去迎接他，按照左氏的体例应当说“入”，不应当说“归”，为什么却说“归”呢？

译安葬蔡桓侯。杜预说：“称侯，大概是错误。”难道不是不懂而妄加议论的人吗？阅读圣人写的书，自己不明白，就认为是错误。如果不是不懂而妄加议论，怎么会达到这种地步呢？

春秋权衡卷二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三 宋 刘敞 撰

庄公

元年正月，左氏说：“不称即位，是因为文姜出奔的缘故。”不对。这一年三月，文姜才出奔到齐国，此时她尚未出奔，为什么不即位？推究传文的这个意思，应当是文姜与桓公一同出行，没有等到文姜到达，所以说出奔罢了。不知道夫人出行不合正道的，都记载在史书上了。况且文姜弑君，自己断绝了与鲁国的关系，庄公为什么不忍心即位呢？庄公不忍心即位，文姜被感动而返回，那么庄公已经忘记了文姜弑杀他的父亲，为什么文姜又出奔到齐国呢？事实是桓公死在齐国，祸端起于文姜，而成于齐侯，而死于彭生。鲁国人知道彭生杀了桓公，却不知道齐侯对桓公发怒，所以向齐国请求，说请除掉彭生。齐国人杀了彭生，鲁国人就认为怨恨已经报完了。时间久了事情泄露，才开始责备文姜，文姜因此出奔到齐国。如果桓公的丧事独自归国，文姜没有跟随，那么鲁国人本来就知道文姜杀了她的国君，为什么只请求齐国诛杀彭生就完了呢？又怎么能拖延到第二年三月，才开始责备文姜并把她赶出去呢？

夫人出奔到齐国。左氏说：“不称姜氏，断绝亲缘关系，符合礼制。”杜预说：“姜氏，是齐国的姓氏。对于文姜的道义，应当与齐国断绝关系却又奔向齐国，所以在她奔逃时去掉姜氏以示道义。”不对。推究左氏的意思，似乎是说鲁国断绝与文姜的关系，不把她当作亲人，这才符合礼制；推究杜预的意思，则是说文姜断绝与齐国的关系，不把它当作亲人，这才符合礼制。杜预不对。文姜亲手弑杀了她的国君，现在事情败露而逃跑，假使不奔向齐国，还不足以自我赎罪，《春秋》难道是为了这个而显示法度吗？现在又有一个文姜，与她的兄弟私通，谋杀她的丈夫，而出奔到异国，难道可以认为是符合礼制的吗？宋襄公的母亲，得罪了国君，回到了她父母所在的国家。等到襄公即位，想见母亲一面，但道义上不允许，作《河广》这首诗来悲伤自己。然而宋襄公也没有去迎接她，因为她曾经得罪了先君，不可以因私情而废弛国法。孔子评论这首诗并记载下来，认为宋姬不算不慈爱，襄公不算不孝顺。何况文姜的罪过更大，断绝亲缘关系，有什么违背道义的呢？

单伯送王姬。杜预说：“命令鲁国做主人，所以单伯不称使臣。”不对。如果命令鲁国做主人，单伯称使臣以显示王命的到来，这才合适，不称使臣不符合道义。又在十四年经文中，单伯在鄄地会见齐侯、宋公、卫侯、郑伯，称单伯会见诸侯，单伯是鲁国人就很明白了，就像说叔孙豹会见晋国的赵武、楚国的屈建一样。如果单伯是大夫，就应当写单伯、齐侯等在鄄地会见，不能将会见归属于单伯。将会见归属于单伯，单伯不是周国人就很清楚了。在宫外为王姬建造馆舍，左氏说：“为了行外礼。”不对。因为仇敌做主人而不知道推辞，却用建造外馆来欺骗自己，说：“我差不多符合礼制了吧！”这哪里足以谈论礼制呢？按照公羊传认为做王姬主人的人必须改建馆舍，那么馆舍就是王姬的住所；而根据杜预的说法，馆舍是亲迎的地方。两者虽然见解不同，我私下认为像公羊传的说法是对的。为什么呢？路寝不可以，小寝有嫌疑，众公子的住所又太低微，其道必然为之改建，这是事理上必然的。王派荣叔来赐给桓公命令，杜预说：“褒扬称颂他的德行。”不对。如果真是这样，王为什么去掉“天”字呢？

王姬嫁给齐侯，杜预说：“不记载迎亲，庄公不参与接待。”不对。如果不参与接待，那么先前怎么能说顾虑亲迎，在宫外建造馆舍呢？在宫外建造馆舍，本来顾虑亲迎，所以避开在庙中相接，并不是完全不参与接待。如果确实完全不参与接待，那么顾虑亲迎在宫外建造馆舍的说法就是虚假的；如果顾虑亲迎在宫外建造馆舍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庄公不参与接待的说法就是错误的。

三年，溺会见齐侯讨伐卫国。左氏说：“厌恶他。”杜预说：“厌恶他专断命令。”不对。如果专断命令，本来应该像公子豫的例子，不记载在经文中。公子豫为什么都不记载？溺为什么记载名字而去掉氏？赏罚不可知，谁能通晓呢？柔会见宋公，不是专断命令；侠卒，不是专断命令，又为什么去掉氏呢？如果本来就不应当记载氏，为什么唯独说溺专断命令呢？

四年，纪侯大规模离开他的国家。杜预说：“把国家给了季，季奉持社稷，所以不说灭亡。”不对。纪国没有灭亡，纪侯离开它，形势上不能说灭亡，不是因为季。又说：“没有被逼迫驱逐，所以不说奔逃。”也不对。如果没有被逼迫驱逐，为什么离开呢？所以离开，正是被齐国逼迫罢了。又说：“大去，是不返回的意思。”也不对。大去就是奔逃，道义上有所避讳，所以说大去，不是大去之外另有奔逃。

齐侯安葬纪伯姬。杜预说：“齐侯增加礼节初次依附，以推崇厚道的情义，所以代理伯姬的丧事，用纪国夫人的礼节安葬她。”如果杜预这样说，认为《春秋》褒扬齐国符合礼制，不对。驱逐别人的国君，安葬他的夫人，这正是《春秋》所贬斥的，为什么说以推崇厚道的情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