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三 宋 刘敞 撰
五年，郳犁来来朝。左氏曰：「名，未王命也。」若然，则未王命者当名，何以仪父不名乎？若曰仪父与公盟，继好息民，故字以贵之，则来朝者岂不欲继好息民乎？独不贵之，何哉？岂谓朝者不如盟者乎？且礼，诸侯有朝礼，无盟礼，则朝冝受襃过于盟，今反不及盟乎？
六年，卫侯朔入于卫。杜云：「朔为诸侯所纳，不称归者，朔惧失众心，以国逆告也。」非也。当是时，公亲纳朔，朔之入国，公所亲也，假令卫不来告，史犹自书之也，何待卫告哉？且卫人恶朔而诸侯强纳之，其赴于诸侯，固当从诸侯纳之之例，以归为文，明此诸侯之力也，何敢忘诸侯之力而以国逆诬诸侯哉？且令朔惧失众心，故改归为入者，徒足以罔诸侯耳，何足以结众心乎？众心之得失，不在于改归为入也。设令以入赴诸侯，而能使众心安之，犹有可诱；今虽以入赴诸侯，实无预于得众心也，卫又何为忘诸侯纳己之惠，改归为入乎？用此言之，归不主于诸侯，入不主于国逆，故使其说错乱而不可训晓者也。
传曰：「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为不度。」非也。王人子突救卫，《春秋》贵之，则是黔牟王所欲立也。篡王所立，朔则有罪。今朔不见贬，而黔牟顾先防恶，岂《春秋》意哉？又朔比衎，黔牟比剽，两两相似，而左氏君剽而退黔牟，存朔而絶衎，赏罚无章，莫此甚焉。
七年，星陨如雨。左氏曰：「与雨偕也。」非也，吾于《谷梁》既言之矣。
无麦苖，左氏曰：「不害嘉谷也。」非也。大水无麦苗，此圣人为记灾而书耳，言其不害嘉谷，何益于敎乎？且隐元年例曰：「凡物不为灾不书。」今不害嘉谷，是水不为灾也。水不为灾，不应书大水也。大水矣，无苗麦矣，而犹谓不害嘉谷，罔也。
八年，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甲午，治兵。左氏曰：「治兵于庙，礼也。」非也。凡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鲁以春治兵，治兵非其时，何以为礼乎？且若中礼，是则常事尔，亦何足书乎？又言于庙，夫庙中严矣，非治兵之地也。若师之出，先谋于庙，是则可尔，于是焉习号令、钟皷、丁宁、旌旗，不乃太渎乎？又郎者，鲁邑，师次于邑，则其无庙明是为己次于郎，又复入城治兵于庙者乎？
九年，公及齐大夫盟于蔇。左氏曰：「齐无君也。」杜氏曰：「大夫非一，故不称名。」非也。大夫虽众，固应名其贵者一人而已经曰及诸侯晋大夫盟，岂晋国大夫皆在邪？齐小白入于齐。八月，及齐师战于干时，我师败绩。杜云：「小白既定，公犹不退师，厯时而战，战遂大败。」未必然也。夏伐齐纳纠，八月复战耳，何必一事乎？又曰：「不言公败，讳之。」亦非也。春秋记内战，惟此不讳败，当言不讳败之由，不当言讳败也。
齐人取子纠杀之。杜云：「公子为贼乱则书。」非也。子纠岂贼乱者乎？又曰：「书齐取杀者，时史恶齐，志在谲以求管仲。」亦非也。此乃仲尼之意，时史岂暇为之哉！
十年，公败齐师于长勺。左氏曰：「战于长勺，曹刿请见。」云云。杜氏曰：「齐人虽成列，鲁以权谲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陈为文。」非也。传本说皆陈曰战、未陈曰败之例者，见正不正也。此既皆陈矣，是正也。虽复鼓之有先后，亦何谓之以权谲稽之，列成而不得用乎？要是传所据者，当时杂记妄出曹刿及战事耳，不足以为据。
齐师、宋师次于郎。杜氏曰：「不言侵伐，齐为兵主，背蔇之盟，义与长勺同。」长勺之传曰：「齐师伐我。」杜氏曰：「不书侵伐，齐背蔇之盟，我有辞。」皆非也。凡诸侯为盟，不曰继好息民乎？今春盟于蔇，夏公伐齐，秋与战，其背盟多矣。且蔇之盟，齐大夫之盟也；长勺之师，齐桓之师也。公与齐桓怨雠已深，责齐背盟，非事之理也。且谓我有辞则不书侵伐乎？我无辞冝书侵伐矣。十一年，公败宋师于鄑，鲁有何辞而不书宋侵伐邪？僖元年，公败邾师于偃。传曰：「虚丘之戍将归者也。」将归之戍，非所得罪于鲁，
译五年，郳犁来来朝见。左氏说：“称名，是因为没有接受周王的任命。”如果这样，那么没有接受王命的人应当称名，为什么仪父不称名呢？如果说仪父与鲁公结盟，是为了延续友好、休养生息，所以称字以表示尊贵，那么来朝见的人难道不想延续友好、休养生息吗？唯独不表示尊贵，为什么呢？难道是说朝见的人不如结盟的人吗？况且按照礼制，诸侯有朝见的礼仪，没有结盟的礼仪，那么朝见应当受到的褒奖超过结盟，现在反而不如结盟吗？
六年，卫侯朔进入卫国。杜预说：“朔是被诸侯接纳的，不称‘归’，是因为朔害怕失去民心，以国家名义逆向报告。”不对。当时，鲁公亲自接纳朔，朔进入国家，是鲁公亲自做的，假使卫国不来报告，史官也应当自己记载，哪里需要等待卫国报告呢？况且卫国人厌恶朔而诸侯强行接纳他，他们向诸侯报告，本来应当遵循诸侯接纳他的惯例，用‘归’字来写，以表明这是诸侯的力量，哪里敢忘记诸侯的力量而以国家名义逆向诬蔑诸侯呢？况且假如朔害怕失去民心，所以把‘归’改为‘入’，这只能欺骗诸侯罢了，哪里足以凝聚民心呢？民心的得失，不在于把‘归’改为‘入’。假使以‘入’向诸侯报告，而能使民心安定，还有可诱导之处；现在虽然以‘入’向诸侯报告，实际上与获得民心无关，卫国又为什么要忘记诸侯接纳自己的恩惠，把‘归’改为‘入’呢？由此说来，‘归’不取决于诸侯，‘入’不取决于国家逆向报告，所以使这种说法错乱而无法解释。
《传》说：“君子认为两位公子立黔牟是不合法度的。”不对。王人子突救援卫国，《春秋》推崇他，那么黔牟是周王想要立的。篡夺周王所立的人，朔就有罪。现在朔没有被贬斥，而黔牟反而先被防备为恶，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又朔与衎相比，黔牟与剽相比，两两相似，而左氏肯定剽而退黜黔牟，保全朔而断绝衎，赏罚没有章法，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七年，星星陨落像雨一样。左氏说：“和雨一起落下。”不对，我在《谷梁传》中已经说过了。
没有麦苗，左氏说：“不损害嘉谷。”不对。大水导致没有麦苗，这是圣人为了记载灾害而书写的，说它不损害嘉谷，对教化有什么益处呢？况且隐元年的条例说：“凡是事物不构成灾害就不记载。”现在不损害嘉谷，是水不构成灾害。水不构成灾害，就不应当记载大水。已经是大水了，没有麦苗了，还说它不损害嘉谷，这是欺骗。
八年，军队驻扎在郎，以等待陈人、蔡人。甲午日，治兵。左氏说：“在宗庙治兵，是合乎礼的。”不对。凡是出兵叫治兵，回国叫振旅，所以秋天治兵，春天振旅。现在鲁国在春天治兵，治兵不合时宜，怎么能说是合乎礼呢？况且如果合乎礼，那就是常事，又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又说在宗庙，宗庙中庄严，不是治兵的地方。如果军队出发，先在宗庙谋划，那是可以的，在这里演习号令、钟鼓、丁宁、旌旗，不是太亵渎吗？又郎是鲁国的邑，军队驻扎在邑，那么那里没有宗庙是明显的，难道是为了自己驻扎在郎，又再进城在宗庙治兵吗？
九年，鲁公与齐国大夫在蔇结盟。左氏说：“齐国没有君主。”杜氏说：“大夫不止一个，所以不称名。”不对。大夫虽然众多，本来应当称其中尊贵的一人的名就足够了，已经说‘及诸侯晋大夫盟’，难道晋国的大夫都在吗？齐小白进入齐国。八月，与齐军在干时作战，我军大败。杜预说：“小白已经安定，鲁公还不退兵，经历时间而作战，作战于是大败。”不一定如此。夏天讨伐齐国接纳纠，八月再次作战罢了，何必是一件事呢？又说：“不说公败，是避讳。”也不对。《春秋》记载内战，只有这一处不避讳败，应当说不避讳败的原因，不应当说避讳败。
齐人捉拿子纠杀了他。杜预说：“公子如果是贼乱就记载。”不对。子纠难道是贼乱的人吗？又说：“记载齐取杀，是因为当时史官厌恶齐国，意在诡诈以求管仲。”也不对。这是仲尼的意思，当时史官哪里有空做这个呢！
十年，鲁公在长勺击败齐军。左氏说：“在长勺作战，曹刿请求接见。”等等。杜氏说：“齐人虽然已经列阵，鲁国用权谋诡计拖延他们，阵势形成而不能使用，所以用‘未陈’来写。”不对。《传》本来是说都列阵叫战、未列阵叫败的条例，是为了显示正与不正。这里既然都列阵了，就是正。虽然击鼓有先后，又怎么能说是用权谋诡计拖延他们，阵势形成而不能使用呢？总之是《传》所依据的，是当时杂记妄出的曹刿及战事罢了，不足以作为依据。
齐军、宋军驻扎在郎。杜氏说：“不称侵伐，齐国是兵主，违背蔇的盟约，义与长勺相同。”长勺的《传》说：“齐军讨伐我。”杜氏说：“不记载侵伐，齐国违背蔇的盟约，我有理由。”都不对。凡是诸侯结盟，不说是为了延续友好、休养生息吗？现在春天在蔇结盟，夏天鲁公讨伐齐国，秋天与齐国作战，违背盟约的多了。况且蔇的盟约，是齐国大夫的盟约；长勺的军队，是齐桓公的军队。鲁公与齐桓公的怨恨已深，责备齐国违背盟约，不符合事理。况且说我有理由就不记载侵伐吗？我没有理由就应当记载侵伐了。十一年，鲁公在鄑击败宋军，鲁国有什么理由而不记载宋国侵伐呢？僖元年，鲁公在偃击败邾军。《传》说：“虚丘的戍卒将要回去。”将要回去的戍卒，不是得罪于鲁国的，
鲁无故背柽之盟要而败之，然亦无侵伐之文，安知长勺之败非偃之败也？长勺之败不书侵伐，谓有辞可也；偃之败不书侵伐，谓之有辞可乎？今吾试谓长勺真偃也，偃真长勺也，有以辨之乎？苟无以辨，何得谓我有辞则不书侵伐乎？
译鲁国没有正当理由就背弃了柽地的盟约并导致失败，然而史书中也没有记载鲁国进行侵伐的文字，怎么知道长勺的失败不是偃的失败呢？长勺的失败没有记载侵伐，可以说是因为有正当的理由；偃的失败没有记载侵伐，能说是有正当的理由吗？现在我试着说长勺就是偃，偃就是长勺，有什么办法可以分辨它们吗？如果无法分辨，怎么能说因为有正当的理由就不记载侵伐呢？
荆败楚师于莘。杜氏曰：「楚始通上国，告命之辞，犹未合典礼，故不称将帅。」非也。楚来告命，苟不言将帅，当如何为告命之辞乎？无告命则己若有告命，势不能无言将帅也。
十一年，王姬归于齐。杜氏曰：「不书齐侯逆，不见公，非也。鲁为王主防，若齐侯来逆女而公辄不见，何谓主防矣？」乃常事，自不书者也。
十二年，宋万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杜氏云：「仇牧书名，无善可襃。」非也，吾于孔父既言之矣。
十四年，单伯防齐侯、宋公、卫侯、郑伯于鄄。杜氏曰：「齐卒平宋乱，宋人服从，欲归功天子，故赴以单伯防诸侯为文。」非也。本单伯者，鲁之孤也。左氏见周有单子，遂误以单伯亦为周大夫。凡王人出防诸侯，无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刘子之类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则是主防之人矣，何必赴以单伯防诸侯乃成主防乎？彼见《春秋》记外之盟防无分别主防之人者，唯鲁公及大夫防之则分别焉。左氏既误以单伯为周大夫，杜氏因为之饰说，欲证单伯使必为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觧经之体也。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衞侯、郑伯防于鄄。左氏曰：「齐始霸也。」非也。凡霸者，则当主诸侯，诸侯莫先焉。此年秋伐郳，宋序齐上；明年夏伐郑，宋亦序齐上，齐之未主诸侯明矣。然则齐始霸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国同盟于幽之时也，自此始为诸侯主矣。
十六年，同盟于幽。杜氏云：「言同者，服异也。」按《春秋》书同盟者凡十余，或服异，或未尝服异，大约相半。若一以服异觧之，则不可通者多，清丘、断道之类是矣。此吾所不晓也。
十七年，齐人执郑詹。杜云：「不称行人，詹有罪也。」非也。凡使而被执，称行人可也；非使人而被执，不可称行人也。称行人，欲以明使与非使，非以正有罪与无罪也。郑詹之不称行人，犹蔡仲之不称行人也，不得以行人为觧。十八年，公追戎于济西。左氏曰：「不言其来，讳之也。」非也。杜云：「戎来侵鲁，鲁人不知，去乃知之。」非也。戎来侵鲁，必有兵众，鲁何由不知其来？不见其来乎？若戎能傅羽翼，不践地，忽然从空而下，鲁可不知耳。若但旅进旅退，鲁无縁不知也。凡事有害于义、有耻于国，讳之可也。戎狄无义，以侵伐为常，鲁安得耻之，而安得讳之？郎之战，不言侵伐，以为我有辞也；今此不言侵伐，又以为讳之也。若实我有辞乎？实讳之乎？战与追，之一也。不言其伐而言战，与不言其侵而言追，何以异而相反若此哉？十九年，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杜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则专之可也。结在鄄，闻齐、宋有防，权事之冝，去其本职，遂与二君为盟，故备书之。本非鲁公意，而又失媵陈之好，故冬各来伐。」然则杜氏谓结所行是乎？非乎？以为是，不得云本非鲁公意而失媵陈之好也；以为非，不得云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者，专之可也。且齐、宋有防，结权事之宜而与二君盟，何事之权也？安社稷、利国家，专之为可。令结与二君盟，而三国来伐，是社稷不安、国家不利，而结去其本职，是专命矣。翚、溺专命，《春秋》贬去其族。结亦专命，今何故不贬其族也？然则杜氏欲言结之行事，而不得其义者也。是非不决，难以敎后世矣。
二十二年，陈人杀其公子御宼。左氏曰：「杀其太子。」杜云：「陈人恶其杀太子之名，故不称君父，以国讨公子告。」皆非也。陈若恶之，自不以告诸侯矣。且茍杀其太子而赴以公子，则仲尼安得不改而正之？此岂非敎之所存、文之所害，而可示劝戒者邪？其即用旧史，何哉？
及齐髙傒盟于防，杜氏曰：「髙傒，齐之贵卿，而与鲁微者盟，齐桓谦接诸侯以崇霸业。」非也。齐桓虽欲谦下诸侯，宁将谓鲁人曰：「吾请以贵大夫从子微者盟乎？」此理之不然者，则实公盟也。所谓卿不可防公侯，故没公尔。齐桓必不故遣其贵大夫从鲁微者盟，亦不请鲁遣防者与其贵大夫盟
译在莘地，荆国打败了楚国的军队。杜预说：“楚国刚开始与中原大国交往，通报使命的言辞，还不完全符合礼仪规范，所以不称将帅。”这是不对的。楚国来通报使命，如果不提将帅，那通报使命的言辞该怎样说呢？没有通报使命罢了，如果有通报使命，形势上不可能不提及将帅。
十一年，王姬嫁到齐国。杜预说：“不记载齐侯迎亲，也不记载鲁公接见，这是不对的。鲁国为天子主持防地，如果齐侯来迎亲而鲁公随即不见，这哪里叫主持防地呢？”这不过是常事，自然不记载罢了。
十二年，宋国的万弑杀了他的国君捷以及大夫仇牧。杜预说：“仇牧名字被记载，是因为没有善行值得褒扬。”这是不对的，我在孔父的事上已经说过了。
十四年，单伯在鄄地会合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杜预说：“齐国最终平定了宋国的动乱，宋国人服从，想要把功劳归于天子，所以用单伯会合诸侯作为通报的辞令。”这是不对的。单伯本来就是鲁国的孤卿。左氏看到周朝有单子，于是错误地认为单伯也是周朝的大夫。凡是王人出外会合诸侯，没有不排在公侯之上的，宰周公、刘子之类就是这样。既然排在公侯之上，那就是主持会合的人了，何必用单伯会合诸侯来通报才算主持会合呢？他看到《春秋》记载外国的会盟没有分别出主持会合的人，只有鲁公和大夫会合时才分别出来。左氏既然错误地认为单伯是周朝大夫，杜预就替他粉饰解说，想要证明单伯出使必定是周朝人，而委曲求全以相符合，这不是解释经文的体例。十五年春，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在鄄地会合。左氏说：“齐国开始称霸。”这是不对的。凡是称霸的人，就应当主持诸侯，诸侯没有比他更先的。这一年秋天攻打郳国，宋国排在齐国前面；第二年夏天攻打郑国，宋国也排在齐国前面，齐国没有主持诸侯是很明显的。那么齐国开始称霸是在十六年十二月九国在幽地结盟的时候，从此开始成为诸侯的主持者。
十六年，在幽地结盟。杜预说：“说‘同’，是因为服从与不服从不同。”查考《春秋》记载同盟的有十多次，有的服从与不服从不同，有的未曾服从与不服从不同，大约各占一半。如果一律用服从与不服从不同来解释，那么不能讲通的很多，清丘、断道之类就是这样。这是我所不明白的。
十七年，齐国人抓住了郑詹。杜预说：“不称行人，是因为詹有罪。”这是不对的。凡是出使而被抓住，称行人是可以的；不是出使人而被抓住，不可以称行人。称行人，想要说明是出使还是不是出使，不是用来纠正有罪与无罪。郑詹不称行人，就像蔡仲不称行人一样，不能用行人来解释。十八年，鲁公在济西追击戎人。左氏说：“不说戎人来，是避讳。”这是不对的。杜预说：“戎人来侵犯鲁国，鲁国人不知道，离开后才得知。”这是不对的。戎人来侵犯鲁国，必定有军队，鲁国怎么不知道他们来？没看见他们来吗？如果戎人能够生出翅膀，不踏地，忽然从空中落下，鲁国可以不知道。如果只是军队进退，鲁国没有理由不知道。凡是有害于道义、有辱于国家的事，避讳是可以的。戎狄没有道义，以侵伐为常事，鲁国怎么会以此为耻，又怎么会避讳呢？郎之战，不说侵伐，是因为我有理由；现在这里不说侵伐，又说是避讳。如果确实我有理由呢？确实避讳呢？战与追，是一样的。不说他们侵伐而说战，与不说他们侵犯而说追，为什么不同而相反到这种地步呢？十九年，公子结送陈人的妇女到鄄地，于是与齐侯、宋公结盟。杜预说：“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就可以专断。结在鄄地，听说齐、宋有会合，权衡事情的适宜，离开他的本职，于是与两位君主结盟，所以详细记载。本来不是鲁公的意思，而又失去了送陈女的好意，所以冬天各自来攻打。”那么杜预认为结的行为是对呢？还是不对呢？认为对，就不能说本来不是鲁公的意思而失去了送陈女的好意；认为不对，就不能说大夫出境有可以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的事，专断是可以的。况且齐、宋有会合，结权衡事情的适宜而与两位君主结盟，这是什么事情的权衡呢？安定社稷、有利于国家，专断是可以的。让结与两位君主结盟，而三国来攻打，这是社稷不安、国家不利，而结离开他的本职，这是专命了。翚、溺专命，《春秋》贬去他们的族氏。结也专命，现在为什么不贬去他的族氏呢？那么杜预想要说明结的行事，却得不到其中的义理。是非不决，难以教导后世了。
二十二年，陈国人杀了他们的公子御寇。左氏说：“杀了他们的太子。”杜预说：“陈国人厌恶杀太子的名声，所以不称君父，以国讨公子来通报。”都是不对的。陈国如果厌恶，自然不通报诸侯了。况且如果杀了他们的太子而通报为公子，那么仲尼怎么能不改而正之呢？这难道不是教化所在、文辞所害，而可以示劝戒的吗？那就是沿用旧史，为什么呢？
与齐国的高傒在防地结盟，杜预说：“高傒，是齐国的贵卿，而与鲁国的微者结盟，齐桓公谦卑接待诸侯以推崇霸业。”这是不对的。齐桓公虽然想要谦卑对待诸侯，难道会对鲁人说：“我请让贵大夫跟随你们微者结盟吗？”这是不合情理的，那么实际上是鲁公结盟。所谓卿不可以会合公侯，所以隐去公罢了。齐桓公必定不会故意派遣他的贵大夫跟随鲁国的微者结盟，也不会请求鲁国派遣微者与他的贵大夫结盟。
二十三年祭叔来聘，杜云：「祭叔为祭公来聘。」非也。此乃祭叔使人来聘耳。祭叔无臣，故不得言使人也。若曰祭叔为祭公来聘，虽不言使，而叔称己尊，非祭公所冝也。荆人来聘，杜云：「不书荆子使某来聘者，楚始通，未成礼。」非也。若楚礼不备，妨于聘尔，称荆子使某人者，此鲁国史氏所当书也。彼来使者，岂其自称荆子使某人乎？萧叔朝公，杜云：「叔者，萧君名。」非也。邾、萧同是附庸，邾与鲁盟，得襃称字，萧来朝公，犹不免名，何哉？且叔之为字，可不疑矣。专以名觧，不亦泥乎？凡《春秋》襃贬，自有轻重，圣人所以敎后世赏罚也。若盟而防加等之赏，朝而无劳来之意，则赏罚已乱，于《春秋》何能敎人？
二十四年，公如齐逆女。杜氏云：「礼也。」非也。若其当礼，则常事尔，法当不书。书之，是非常者也。
丁丑，夫人姜氏入。杜氏云：「丁丑入，而明日乃朝庙，非也。即朝庙，何以不书『至自齐』乎？文姜初归，书『至自齐』，此朝庙之文也；哀姜归宁而复，书『至自齐』，亦致庙之文也。凡公行而书至，皆告庙者也，无有言入。言入，非告于庙之意矣。」
二十五年，陈侯使女叔来聘。左氏云：「嘉之，故不名。」非也。诸侯相聘，常事耳，亦何可嘉而不名乎？盖疑书女叔有若字者，因为此说尔。若使诸侯其卿大夫来聘辄受一襃，《春秋》之中来聘鲁者不可胜纪，则何不一一襃也？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左氏曰：「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于是用币于社，伐鼓于朝。」非也。《夏书》记日食之变，季秋月朔亦有伐鼓之事，岂必正阳之月哉？傥夏礼与周不同乎？然日有食之，变之大者，人君当恐惧修省以荅天意，岂但非正阳之月则安而视之哉？左氏之说缪矣。《春秋》所以书者，盖讥其不鼓于庙朝而鼓于社，又用牲耳。
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陈葬原仲。左氏曰：「非礼也。原仲，季友之旧也。」杜云：「季友违礼防外大夫葬，故具见其事。」皆非也。季友则庄公母弟，度其年不能三十余，未尝去鲁，何故得与陈国大夫有旧也？且季友违礼逾国以葬其故人，事非公命，应如公子豫不书于策，不然则如叔孙豹、翚、溺之类，贬去其族。今一无所贬，何也？且文称「公子友如陈」，此常使文也。季友为受命而行，非自行也，何以得贬之？
二十八年，卫人及齐人战。杜氏云：「实齐侯，称人者，以贱者告；不地者，史失之。」皆非也。称人则谓之从赴，不地则谓之史失之，如此无复有《春秋》矣，何贵于仲尼之为《春秋》也？天王狩于河阳，独非晋讳召王，以王狩告乎？故《春秋》之作，正襃贬是非而已。襃贬是非之不能正，而以谓之从赴，亦不足已。
筑郿。左氏曰：「邑曰筑，都曰城。」非也。筑者，作邑耳。诗曰：「筑室百堵，百堵皆兴，鼛鼓弗胜。」不谓城邑也。邑之与都，相较无几。欲差邑与都而殊筑城之名，则国亦当殊，京师又当殊，而自都以上通以城名之，何邪？
大无麦禾，左氏曰：「饥。」杜云：「书于冬者，计食不足而后书也。」则未知鲁何故饥邪？水当曰水，旱当曰旱，虫当曰螽数者不作，无縁忽饥。无饥而言大无麦禾，此何故也？以谓计食不足而后书之，然则当云少麦禾，不得云大无也。夫不足者，未尽之称；大无者，已尽之称。仲尼岂于此错乱之哉？
二十九年春，新延廐。左氏云：「不时也。」非也。廐有壊烂，及民之闲暇，新之是也。何害于出入马乎？杜云：「欲马未入前修之。」如此，固当在夏末秋初百姓未去田亩时也。又当劳民妨其农时，反谓之冝哉？
纪叔▯卒。杜氏曰：「纪国虽灭，叔▯执节守义，故系之纪，贤而録之。」非也。叔▯鲁女，死当有服，礼冝録之，不以贤也。又诸侯虽失国，谓之寓公，寓公自系其国而称之，此纪叔▯则寓公之妻，系纪常事耳，又何见其执节守义乎？
三十二年，子般卒。杜云：「先君未葬，故不称爵。」非也。未逾年，则不成君
译二十三年，祭叔来鲁国聘问。杜预说：“祭叔是代表祭公来聘问的。”这是不对的。这其实是祭叔派遣使者来聘问罢了。祭叔没有臣属，所以不能说派遣使者。如果说祭叔是代表祭公来聘问，虽然文中没有说“派遣”，但“叔”这个称呼显得自己地位尊贵，这不是祭公所应该有的。
荆人来鲁国聘问。杜预说：“不记载‘荆子派遣某人’来聘问，是因为楚国刚开始与鲁国通好，礼仪尚未完备。”这是不对的。如果楚国的礼仪不完备，妨碍了聘问，那么称呼为“荆子派遣某人”，这是鲁国史官应当记载的。那些前来聘问的使者，难道会自称是“荆子派遣某人”吗？
萧叔朝见鲁公。杜预说：“‘叔’是萧国国君的名字。”这是不对的。邾国和萧国都是附庸国，邾国与鲁国结盟，得以褒扬而称字，萧国来朝见鲁公，却仍然不免称名，这是为什么呢？况且“叔”作为字，是不容置疑的。专门用名字来解释，不是太拘泥了吗？凡是《春秋》中的褒贬，自有轻重之分，这是圣人用来教导后世赏罚的原则。如果结盟就给予超规格的奖赏，朝见却没有慰劳之意，那么赏罚就混乱了，《春秋》怎么能教导人呢？
二十四年，鲁公前往齐国迎接新娘。杜预说：“这是符合礼制的。”这是不对的。如果符合礼制，那就是常事，按法度应当不记载。记载了，就是非常之事。
丁丑日，夫人姜氏进入鲁国。杜预说：“丁丑日进入，而第二天才朝见宗庙，这是不对的。既然朝见了宗庙，为什么不记载‘从齐国回来’呢？文姜刚嫁过来时，记载‘从齐国回来’，这是朝见宗庙的记载；哀姜回娘家后返回，记载‘从齐国回来’，也是致祭宗庙的记载。凡是国君出行而记载‘至’，都是告祭宗庙的意思，没有说‘入’的。说‘入’，就没有告祭宗庙的意思了。”
二十五年，陈侯派遣女叔来聘问。左氏说：“嘉奖他，所以不称名。”这是不对的。诸侯之间互相聘问，是常事，又有什么可嘉奖而不称名的呢？大概是怀疑记载“女叔”像是字，所以才有了这种说法。如果诸侯的卿大夫来聘问就受到褒扬，《春秋》中前来鲁国聘问的不可胜数，为什么不一个个都褒扬呢？
发生日食，在社坛击鼓并用牲祭祀。左氏说：“这是非常之事。只有正月朔日，邪气尚未发作，这时在社坛用币祭祀，在朝廷击鼓。”这是不对的。《夏书》记载日食的灾变，季秋月的朔日也有击鼓之事，难道一定是正阳之月吗？或许夏礼与周礼不同？然而日食是重大的灾变，国君应当恐惧修省以回应天意，难道不是正阳之月就安然观看吗？左氏的说法是错误的。《春秋》之所以记载，大概是讥讽他不应该在庙朝击鼓而在社坛击鼓，又使用了牺牲。
二十七年，公子友前往陈国安葬原仲。左氏说：“不合礼制。原仲是季友的旧交。”杜预说：“季友违背礼制，越境安葬外国大夫，所以详细记载其事。”这都是不对的。季友是庄公的弟弟，估计他的年龄不超过三十多岁，未曾离开鲁国，为什么能与陈国大夫有旧交呢？况且季友违背礼制越境安葬故人，事情不是奉公命而行，应当像公子豫那样不记载于史策，否则就应当像叔孙豹、翚、溺那样，贬去其族氏。现在一点也没有贬斥，为什么呢？况且文中称“公子友如陈”，这是常规出使的记载。季友是奉命而行，不是自行前往，怎么能贬斥他呢？
二十八年，卫国人同齐国人交战。杜预说：“实际上是齐侯，称‘人’是因为以卑贱者的身份报告；不记载地点，是史官的失误。”这都是不对的。称“人”就说是听从赴告，不记载地点就说是史官失误，这样就没有《春秋》了，何必推崇孔子作《春秋》呢？天王在河阳巡狩，难道不是晋国隐瞒召见天王，而以天王巡狩来报告吗？所以《春秋》的写作，正是为了褒贬是非。褒贬是非不能端正，却说是听从赴告，也是不够的。
修筑郿邑。左氏说：“修筑邑叫‘筑’，修筑都城叫‘城’。”这是不对的。“筑”就是修筑邑罢了。《诗经》说：“筑室百堵，百堵皆兴，鼛鼓弗胜。”并不是指城邑。邑和都，差别不大。想要区分邑和都而用不同的“筑”“城”之名，那么国也应当区分，京师又应当区分，而从都以上都通称为“城”，为什么呢？
大旱，麦子和禾苗都没有收成。左氏说：“饥荒。”杜预说：“记载在冬天，是计算粮食不足后才记载的。”那么不知道鲁国为什么饥荒？水灾应当说水灾，旱灾应当说旱灾，虫灾应当说虫灾，这几样都没有发生，无缘无故突然饥荒。没有饥荒却说大旱导致麦禾无收，这是什么原因呢？认为计算粮食不足后才记载，那么应当说麦禾少，不能说大无。不足，是未尽之称；大无，是已尽之称。孔子怎么会在这里错乱呢？
二十九年春天，新建延廐。左氏说：“不合时宜。”这是不对的。马厩有毁坏腐烂，趁着百姓闲暇时新建，是正确的。有什么妨害马匹的出入呢？杜预说：“想在马匹进入之前修缮。”这样，本来应当在夏末秋初百姓未去田亩时。又应当劳役百姓妨害农时，反而说这是适宜的吗？
纪叔〇去世。杜预说：“纪国虽然灭亡，叔〇坚守节义，所以系于纪国，因贤德而记载。”这是不对的。叔〇是鲁国女子，死后应当有丧服，按礼应当记载，不是因为贤德。况且诸侯虽然失国，称为寓公，寓公自然系于其国而称呼，这位纪叔〇是寓公的妻子，系于纪国是常事，又哪里看出她坚守节义呢？
三十二年，子般去世。杜预说：“先君尚未安葬，所以不称爵位。”这是不对的。未过一年，就不成其为君
；不成君，则不称爵。茍逾年矣，先君虽未葬，固当君之；苟未逾年，先君虽已葬，犹非君也。君则爵之，非君则不爵之，所谓一年不二君也。然则以年为限，不以先君葬为限。
译不能成为国君，就不授予爵位。如果已经过了一年，先君虽然没有下葬，也应当尊奉他为国君；如果还没有过一年，先君虽然已经下葬，仍然不能称为国君。是国君就授予爵位，不是国君就不授予爵位，这就是所说的“一年之内不尊奉两位国君”。既然如此，那么是以是否满一年为界限，而不是以先君是否下葬为界限。
公子庆父如齐。杜云：「庆父杀子般，惧而适齐，欲以求援。时无君，假赴告之礼而行，非也。」传云：「成季奔陈，立闵公。」然则立闵公者，必庆父也。庆父虽杀子般，未敢便取其国，利闵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齐者，真告立君也，又何假矣？若庆父自见无君，假赴告而出，欲以求援，《春秋》当微着其罪，不当徇贼子之志，书如齐也。又鲁既无君，庆父托事而出，非公命审矣。以左氏例考之，非公命应不书；书之，应去其族，不得一无所贬也。
闵公
元年春，王正月。左氏曰：「不书即位，乱也。」杜云：「国乱不得成礼。」皆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子般卒则闵公立，至今已三月，乱亦定矣，言乱不得成礼，非也。且必若云，何以能朝庙乎？朝庙岂非即位乎？
季子来归，杜氏曰：「齐侯许纳，故曰归。」非也。向者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子，齐侯许之，然则本复季子者公也。季子前有位于国，以左氏例考之，应曰复归，不应曰归也。若以齐侯许纳故得言归，向使鲁独召季子，不因齐侯者，用左氏例当云「季子来入」乎？入不可施于季子，来归亦不縁齐侯也，以此知左氏之例未可用也。齐仲孙来，杜氏云：「齐大夫以事出疆，因来省难，非齐侯命，故不称使。」非也。若仲孙无君命而来，是私行也。春秋岂冝贤之大夫而谋诸侯礼乎？若以不称齐侯使即自来者，楚屈完岂亦因事私行者乎？杜氏又谓仲孙者湫之字，湫者仲孙之名，不审湫者何氏乎？春秋书人之字则不系其氏乎？邾仪父也、原仲也、萧叔也、蔡季也，何以皆氏也？
二年，吉禘于庄公。杜云：「时庄公别立庙，非也。此直就庄公主耳，即别立庙，无縁不书。」
公薨，杜氏曰：「实弑，书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讳之。」然则杜意以谓史当讳国恶矣。诸称公薨者，皆时史之文，仲尼因之也。非也。古者史不讳国恶，恶有不记者，其罪死，以直为职者也。女史典彤管之法，记宫中之事，事有不记者，其罪亦死，明史之任一也。董狐书赵盾弑君，以示于朝，仲尼谓之良史，以其书法不隐。若史本当讳国恶者，董狐不应明赵盾之罪，以示朝众也。董狐明赵盾之罪，以示朝众，而仲尼谓之良史，是史不讳国恶也。崔杼弑其君，太史书之，以示于朝，崔子杀之。其弟又书，书而死者三人，然后舍之。若史本当讳国恶者，齐太史为缪妄轻死干礼之人也，崔杼杀之是矣。然为左氏者，皆以齐太史非谬妄轻死干礼之人，守职之士也，崔杼杀之，虐也。以崔杼杀齐太史为虐，齐太史又非谬妄轻死干礼之人，是史不当讳国恶也。齐、晋皆大国，史官皆良士，见称于圣贤，以不讳国恶为是，知鲁之史亦不讳国恶也。鲁之史不讳国恶，则所讳由仲尼新意，非史策旧文也。讳之，史防旧文，仲尼因之，非也。
▯殖将死，谓其子曰：「吾得罪于君，名藏在诸侯之防，曰：『孙林父▯殖出其君。』」夫▯殖所谓诸侯之防，则诸侯之史也。诸侯则齐鲁是矣，史则《春秋》是矣。今验《春秋》，絶不言孙▯出君，而云「卫侯出奔」者，仲尼改之也，复可谓史防讳之乎？然则鲁史实书「公弑」，仲尼改云「薨」；鲁史实书「孙▯出君」，仲尼改云「卫侯出奔」矣。鲁史，一官之守；而《春秋》之法，圣人之志，此其所以不同也。谓讳国恶为史官之事，是谓董狐非良史也。古者非正直之臣亦不为史，公子防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卫人命为史焉，史之以直为职，又可知矣。
夫人姜氏孙于邾。杜氏曰：「哀姜外淫，故孙称姜氏，非也。文姜杀其夫，哀姜杀其子，罪有轻重，故文不得一，不为分别其内淫与外淫也。妇人内夫家而外父母，以文姜为内淫，哀姜为外淫，是乱内外之实矣。昭公娶于呉，讳同姓，谓之孟子，匿其氏也。以文姜淫其兄，则不称姜氏，是《春秋》为齐襄公讳同姓也。夫弑君之贼，而援呉孟子之意讳其同姓而已，何《春秋》不知类而儗人失其伦乎？」
春秋权衡卷三
钦定四库
译公子庆父前往齐国。杜预说：“庆父杀了子般，因恐惧而逃往齐国，想以此寻求援助。当时鲁国没有国君，他借赴告之礼而行，这是不对的。”《左传》说：“成季逃奔陈国，立闵公为君。”那么立闵公的，必定是庆父。庆父虽然杀了子般，但不敢立刻夺取国家，因闵公年幼而利于控制，便立他为君。他前往齐国，确实是去告立国君，又有什么可借口的呢？如果庆父自知国内无君，借赴告之名而出，想以此寻求援助，《春秋》应当隐晦地揭露他的罪行，不应当顺从贼子的意愿，记载为“如齐”啊。况且鲁国已经无君，庆父借口事务而出，显然不是国君的命令。根据《左传》的体例考察，不是国君的命令就不应记载；既然记载了，就应当去掉他的族氏以示贬斥，不可能毫无贬损。
闵公
元年春，周历正月。《左传》说：“不记载即位，是因为动乱。”杜预说：“国家动乱，无法完成即位礼仪。”这都是不对的。去年十月子般去世，子般去世则闵公即位，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动乱也平定了，说动乱导致无法完成礼仪，是不对的。而且如果真如所说，怎么能朝拜宗庙呢？朝拜宗庙难道不就是即位吗？
季子回国，杜预说：“齐侯答应接纳他，所以称‘归’。”不对。先前鲁君与齐侯在落姑结盟，请求让季子回国，齐侯答应了，那么本来让季子回国的是鲁君。季子先前在国内有官位，根据《左传》的体例考察，应当说“复归”，不应当说“归”。如果因为齐侯答应接纳就可以称“归”，那么假如鲁国独自召季子回国，不借助齐侯，按照《左传》的体例应当说“季子来入”吗？“入”不能用于季子，“来归”也不依赖于齐侯，由此可知《左传》的体例不可采用。齐国的仲孙前来，杜预说：“齐国大夫因事出使境外，顺便来慰问灾难，不是齐侯的命令，所以不称‘使’。”不对。如果仲孙没有国君命令而来，这是私自行动。《春秋》难道会赞许大夫而谋划诸侯的礼仪吗？如果认为不称齐侯派遣就是自来，那么楚国的屈完难道也是因事私自行动吗？杜预又说仲孙是湫的字，湫是仲孙的名，不知湫是何氏？《春秋》记载人的字就不连系他的氏吗？邾仪父、原仲、萧叔、蔡季，为什么都连系氏呢？
二年，在庄公庙举行吉禘祭。杜预说：“当时庄公另立了庙，不对。这只是就庄公为主而言，即使另立了庙，也没有理由不记载。”
鲁君去世，杜预说：“实际上是弑君，记载为‘薨’又不写地点，都是史官避讳。”那么杜预的意思是认为史官应当避讳国家的恶行。所有称“公薨”的，都是当时史官的文字，孔子沿用了它。不对。古代史官不避讳国家的恶行，恶行有不记载的，罪当处死，因为以正直为职责。女史掌管彤管之法，记录宫中之事，事情有不记载的，罪也当处死，可见史官的职责是一致的。董狐记载赵盾弑君，展示于朝堂，孔子称他为良史，因为他的书法不隐讳。如果史官本当避讳国家恶行，董狐就不应明确赵盾的罪行，展示给朝臣看。董狐明确赵盾的罪行，展示给朝臣看，而孔子称他为良史，这说明史官不避讳国家恶行。崔杼弑杀他的国君，太史记载此事，展示于朝堂，崔杼杀了他。他的弟弟又记载，记载而被杀的有三人，然后崔杼才放过他们。如果史官本当避讳国家恶行，齐太史就是荒谬轻死违礼的人了，崔杼杀他是对的。然而《左传》的作者，都认为齐太史不是荒谬轻死违礼的人，而是坚守职责的士人，崔杼杀他，是暴虐。认为崔杼杀齐太史是暴虐，齐太史又不是荒谬轻死违礼的人，这说明史官不应当避讳国家恶行。齐、晋都是大国，史官都是良士，被圣贤称道，以不避讳国家恶行为是，可知鲁国的史官也不避讳国家恶行。鲁国史官不避讳国家恶行，那么避讳是由孔子新创的，不是史策旧有的文字。避讳是史官旧文，孔子沿用了它，这是不对的。
〇殖将死，对他的儿子说：“我得罪了国君，名字记载在诸侯的史册中，说：‘孙林父〇殖驱逐了他的国君。’”〇殖所说的诸侯史册，就是诸侯的史官。诸侯就是齐、鲁等国，史官就是《春秋》。现在查验《春秋》，绝不说孙〇驱逐国君，而说“卫侯出奔”，这是孔子修改的，还能说是史官避讳吗？那么鲁国史官实际记载“公弑”，孔子改为“薨”；鲁国史官实际记载“孙〇驱逐国君”，孔子改为“卫侯出奔”。鲁国史官，是一个官职的职守；而《春秋》的法度，是圣人的意志，这就是它们不同的原因。认为避讳国家恶行是史官的职责，这是说董狐不是良史。古代不是正直的臣子也不做史官，公子防邦有道时像箭一样直，邦无道时也像箭一样直，卫国任命他为史官，史官以正直为职责，又可知了。
夫人姜氏逃到邾国。杜预说：“哀姜在外淫乱，所以孙称姜氏，不对。文姜杀了她的丈夫，哀姜杀了她的儿子，罪行有轻重，所以文辞不能统一，不区分内淫与外淫。妇人内属于夫家而外属于父母，以文姜为内淫，哀姜为外淫，这是混淆内外的实际。昭公娶吴国女子，避讳同姓，称她为孟子，是隐藏她的氏。以文姜淫乱她的兄长，就不称姜氏，这是《春秋》为齐襄公避讳同姓。弑君的贼人，却援引吴孟子的意思避讳同姓而已，为什么《春秋》不知类别而比拟失伦呢？”
春秋权衡卷三
钦定四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