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四　　　　　宋　刘敞　撰

译僖公

元年正月，《公羊传》说：“不记载‘公即位’，是因为僖公曾出奔的缘故。”这是不对的。去年八月，闵公被弑杀，僖公从邾国回国即位，到现在已经很久了，国内局势已经大致安定，不应该还因为出奔的缘故而不举行即位礼。即位礼和朝拜宗庙相比怎么样？朝拜宗庙可以，即位就不可以，这都不是《春秋》的本意，是胡乱解释的人说的。《公羊传》说：“国君出奔又复归不记载，是避讳。避讳国家的丑恶，是礼。”杜预说：“掩盖丑恶、宣扬善行，是为了维护君主和父亲的尊严，都是当时臣子随意隐讳，所以没有深浅的标准。”这是不对的。《公羊传》所说的，似乎是说孔子作《春秋》修改旧史有所不记载的意思，而不是当时史官以避讳为礼。怎么知道的呢？考察御孙对庄公说：“君主的举动必定要记载，记载下来如果不合法度，后代子孙看什么呢？”用御孙的话来论断，君主的违法行为没有不记载的，既然没有不记载，那么避讳国家丑恶的就不是史官的职责和《春秋》的本意了。作为臣子随意为君父避讳，是不对的。臣子的心意没有不想尊崇君主的，儿子的心意没有不想美化父亲的，如果这样，国史就没有真实的事情，都是虚妄的美化，这能叫史书吗？所以《春秋》是一个整体，鲁国人记载它，它就是史书；孔子修订它，它就是经典。经典出自史书，但史书不是经典；史书可以成为经典，但经典不是史书。就像从石头中开采玉石，玉石一定产自石头，但石头不能叫玉石；从沙子里淘取黄金，黄金一定产自沙子，但沙子不能叫黄金。鲁国的史书，是贤人的记录，就像沙子和石头；《春秋》的法度，是孔子的笔削，就像黄金和玉石。黄金和玉石一定要经过挑选琢磨才能显现，《春秋》也要经过笔削修改才能完成。说《春秋》的文字都是旧史所记载，不需要孔子，这就像说黄金和玉石不需要挑选琢磨就能得到，是不符合事理的。

获莒挐，《左传》说：“莒挐不是卿，是嘉奖捕获他。”这是不对的。莒挐和郑詹，两者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一定说他不是卿呢？即使他不是卿，但如果是主将，也应当记载。如果既不是卿又不是主将，只是一个卑贱的人，又有什么可嘉奖的，而《春秋》违背正法记载他呢？

夫人氏的灵柩从齐国回来。杜预说：“不称姜，是缺文。”这是不对的。《春秋》的道义，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如果有什么不通顺的，就说是缺文，那《春秋》还有什么文章不缺呢？夫人逃到齐国，不称姜氏，也是缺文吗？知道不称姜氏是贬义，却不知道称姜氏也是贬义，这就像知道二五而不知道十一样。

二年，修筑楚丘城。杜预说：“不说修筑卫城，是因为没有迁都。”这是不对的。《公羊传》说：“在楚丘封立卫国。”《诗经》序说：“文公迁徙居住到楚丘，开始建立城市并营建宫室。”那么先迁徙后筑城，是很明显的。况且《诗经》说：“定星正当中天，在楚丘建造宫室。”定星正当中天，是十月，夏历的十月，是周历的十二月。现在经文记载正月修筑楚丘城，《公羊传》说：“不记载所防备的，是晚了。”那么卫人在十月筑城，而鲁国在十一月防备之后，才记载，这是时间上的差异。鲁国虽然晚了时间，但卫国一定是先迁徙后筑城，先筑城后营建宫室，所以诗人赞美他们得时。营建宫室得十月之时，那么迁徙都城在十月之前，是很明显的。迁徙都城在十月之前，那么十一月修筑楚丘城，就不能说没有迁都了。

虞师、晋师灭下阳。杜预的条例说：“动用大军叫灭。”这是不对的。灭国叫灭，君主死在位上叫灭。不是这两种情况，就不能用灭来记载，以区别国家和城邑。如果灭城邑和灭国同样称呼，那么灭城邑和灭国的罪过也相同吗？君子所慎重的，只是正名罢了，怎么可以混乱呢！

三年，徐人取舒。杜预的条例说：“战胜国家而不用大军，也叫取。”这是不对的。成国重于附庸，附庸重于都邑。《春秋》凡是记载祸乱，应该分别这三等的差异，知道罪过有大小、轻重、深浅。现在反而不是这样，反而为不道的人记录行军的难易，对褒贬有什么好处呢？我又用事实来验证，考察卫侯灭邢，因为礼仪到昆弟杀了他的守臣而夺取，可以说是容易了，为什么不记载取呢？公率领楚师伐齐取谷，用鲁国的军队，又加上楚国，而公亲自率领，可以说是动用大军了，为什么不记载灭呢？那么灭和取的名分不是因为难易而出，是可以的，是可以知道的。

四年，许男新臣去世。《左传》说：“死在军中。”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死在军中，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召陵地属颍川，颍川现在是许昌郡。许昌，是许国。明显许男有病回到他的国家而死，所以不能记载死在军中。说用侯礼安葬他，似乎是当时臣子想归美君父，所以引用许男正当防备诸侯而死，私自用加等的礼仪安葬他，就像汉朝群臣议论成帝谥号，引用他想建造明堂辟雍来褒奖他一样。其实不合礼。《左传》错误地认为合礼。怎么说呢？许男死在军中，这才可以褒奖；现在死在国内，不足以褒奖。死在军中，是说他们图谋道义忘记自身，知道道义不迷惑；已经离开军队回到国家，这就是贪生怕死徇私，不知道天命的人了。和公子遂到黄才回来，专横废命，有什么不同？而胡乱认为褒奖他合礼呢？

及，江人、黄人伐陈。杜预说：“受齐

译命令讨伐陈国，而将参与谋划的人称为“与谋”，当时齐国没有行动，让鲁国作为主盟者，难道不是参与谋划吗？（经文中）参与谋划的用“及”，不参与谋划的用“防”。有的实际上参与了谋划却不写“及”，有的实际上没有参与谋划却不写“防”，这都是错误的。再说，所谓的“谋”是指什么？是指诡诈邪僻的阴谋吗？还是指侵伐讨伐的谋划呢？如果是诡诈邪僻的阴谋，那么《春秋》中记载的“防”和“及”很多，不一定都是谋划诡诈邪僻之事。如果只是谋划侵伐讨伐而已，凡是诸侯的“防”，将要有所讨伐，处于被讨伐地位的国家都参与其中，又怎么会有不参与的人呢？所以说这是错误的。

译五年，晋侯杀其太子申生。《左氏传》记载：“去年十二月，太子在新城自缢。”杜预说：“《春秋》记在春季，是依据晋国的报告。”这是不对的。报告虽然迟到，但史书仍应记载实际发生的月份。这说明左丘明所依据的史书，是用夏历来记录时间的。夏历的十二月，相当于周历的春季，本应记载在春季，却误记在了冬季。

杞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杜预说：“朝见儿子，是因为有诸侯之子得以行使朝见之礼，但最终没有完成朝礼。”这是不对的。如果没有完成朝礼，为什么史书会记载‘朝’呢？再说诸侯的儿子，虽然有代理君位的说法，但大概不是指厌恶政事而前来朝见的人，而是像周公让伯禽去封地就任而自己留在周朝那样的情况。或者是父亲年老将政事传给儿子，就像宗子传承家业一样。尧年老让舜代理，舜年老让禹代理之类，这才是可以的。如果因为厌恶政事就把国家交给儿子，那是不可以的。

晋人拘捕了虞公。《左氏传》说：“晋国偷袭虞国并灭掉了它，但修缮了虞国的祭祀，并且把虞国的职贡归还给周王，所以《春秋》记载为‘晋人执虞公’，这是归罪于虞国，并且说明灭虞很容易。”这是不对的。虞国和晋国同姓，灭掉虞国是大罪。即使晋国想要文饰，修缮祭祀归还贡品，也不足以掩盖其大恶，《春秋》怎么会听从这种说法呢？灭掉别人的国家，废黜周王所封的诸侯，断绝先祖的血脉，如果只要修缮祭祀归还贡品就可以不受讥讽，那么天下的强国谁不欺凌弱国？天下的众国谁不欺凌寡国呢？这没有别的缘故，是因为《左氏传》本来不尊崇《春秋》经义，不了解其中的含义，奇怪其文辞与常理不同，于是雕琢迁就编造出这种说法罢了。

《左氏传》说：“正月辛亥初一，冬至。”鲁公已经视察了初一的仪式，于是登上观台观望天象并记录下来，这是合乎礼制的。凡是二分二至、四立，必定记录云气物候，是为了防备灾祸的缘故。那么旧的史书大概记录了鲁公观察云气物候的事。《左氏传》所说的“凡”，是解释旧史书的。孔子修订《春秋》时删去了这些内容，认为平常的事不值得记载。由此看来，平常的事不记载，在《春秋》三传中是通行的原则。

六年，围攻新城。《左氏传》说：“这是郑国之所以不按时修筑城墙的原因。”这是不对的。齐桓公在首止会盟诸侯，确立周天子的太子地位，尊重太子而不敢与他结盟，礼节非常恭敬，道义非常高尚。诸侯没有不接受盟约的，只有郑国逃归，讨伐它并非没有理由，难道是强行夺取新城然后才揭示它的罪过吗？大概是因为怀疑伐郑却不记载“围”，所以横生此说。

诸侯救援许国。《左氏传》说：“许男投降楚国，楚子赦免了他。”实际上没有这件事，都是胡说。怎么说呢？诸侯救援许国，许国的围困已经解除，何必自取其辱去追随投降楚国呢？这不符合人情。而且后来许男常常与诸侯会盟，也足以知道他当初没有投降楚国。

七年，在〇母结盟。根据《左氏传》，郑伯派太子华在首止听命，对齐侯说：“泄氏、孔氏、子人氏三族确实违抗君命，您如果除掉他们，我就让郑国做齐国的内臣。”齐侯打算答应。管仲说：“在会盟时接纳奸臣，拿什么给后代看？记载奸臣的位置，君主的盟约就衰败了。您不要答应。”齐侯拒绝了。太子华因此得罪了郑国。推究这些文字，那么齐桓公是听从了管仲的话，没有与太子华结盟。现在〇母的盟会中确实有太子华，与《左氏传》不同，这是什么缘故呢？

八年，郑伯请求结盟。杜预说：“新归服，没有参加首止之盟所以不排列次序，单独说请求结盟。”这是不对的。如果已经结盟，文辞自然应当排列次序；如果盟会结束后才到，应当说‘如防’而不应当只说‘乞盟’，又没有看到诸侯与他结盟，明显这只是约定罢了。况且《左氏传》也只说请求归服，不说他前来。

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致送夫人。《左氏传》说：“致送哀姜。”哀姜的死，是以夫人的礼仪安葬的，诸侯没有不知道的，为什么过了八年才致送于太庙呢？又说：“凡是夫人不在寝宫去世，不在太庙停灵，不向同姓诸侯报丧，不附祭于婆婆，就不致送于太庙。”考察哀姜在这四件事上，只有不在寝宫去世这一项，其他都具备了。那么凡是国君的夫人，在这四件事中有一项不具备，就不致送于太庙吗？假如夫人回娘家探亲而死，也将不致送吗？

周天子去世，前年的《左氏传》说：“惠王去世，襄王厌恶太叔带的祸难，害怕不能即位，不举行丧礼而向齐国报告祸难。”今年在洮结盟，谋划王室的事。那么在洮结盟的时候，诸侯已经知道天子去世了，不应该等到练祭时才告诉诸侯。假使当时有祸难，也不能隐瞒丧事长达一年，况且实际上没有祸难，只是想要借助外援呢？那么在洮的会盟本来就不是谋划王室的事。《左氏传》既然错误地认为天子在前年闰月去世，于是就说洮的会盟是谋划王室的事。因为洮的会盟谋划王室，看到经书记载天子去世在今年十二月，那么会盟襄王定位后才举行丧礼，这些都是不可信的。

九年，在葵丘会盟。考察去年十二月天子去世，这次会宰周公亲临。那么七年《左氏传》所说的“向齐国报告祸难”，实际上是八年十二月的事；八年洮的会盟谋划王室，实际上是今年葵丘的事。古代记载不同，所以互相错杂。

十年正月，晋里克弑杀其君卓。《左氏传》记载：去年十一月，里克弑杀卓子。这是依据夏历十一月，也就是周历正月。采用两种历法，弄错了前后顺序罢了。杜预说：“依据晋国的报告。”这是不对的。

以及他的大夫荀息。杜氏说：“荀息称名，虽然想要复言，本来没有远谋，追随君主于昏乱，也是不对的。”南容反复诵读《白圭》之诗，孔子把哥哥的女儿嫁给他，仅仅是口头诵读罢了，尚且受到褒奖和择配，何况像荀息那样亲身践行的人呢？至于复言的人

译（荀息）是守信的人，责备他缺乏长远谋划，是不对的。又说：“荀息追随晋献公做了昏聩之事。”如果说荀息追随晋献公杀害申生是昏聩之事吗？杀害申生时，荀息只是奚齐的师傅，并非执政大臣，荀息不应当承担这个罪责。如果说荀息追随晋献公立奚齐为君是昏聩之事吗？申生已经死了，国家没有嫡长子继承人，国君命令立奚齐，这就是国君了，凭什么说是昏聩呢？那么荀息的声名，并不是被贬斥的，我已经说过了。

译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杜预说：“称其名是为了表示罪责。”按里克弑君，不应当与申侯、国佐等人等同看待，为何不像栾盈、无知那样称“人”来记载杀他呢？

大雨雪，杜预根据传文的体例说：“平地积雪一尺。”不对。平地积雪一尺，是常事罢了，哪里值得称为“大”并把它作为异事记载呢？

十一年，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防郑父。按《左传》，去年冬天，晋国杀了防郑。如今经文记载不同，杜预说：“是跟随晋国赴告的时间。”不对。《左传》所依据的，是简牍上的记录，用夏历来记载时间，所以使得春冬错乱。自己不知道错误，反而认为是晋国后来才赴告。赴告虽然晚，史官书写自然应当纠正，不容颠倒时序月份。

十四年，季姬与鄫子在防地相遇，让鄫子来朝见。《左传》说：“鄫季姬来宁。”不对。按经文，季姬不系属于鄫，这是未出嫁的写法；况且后面有“季姬归于鄫”，才是始嫁的写法。如果确实是来宁，为何再次记载她的归嫁呢？杞伯姬来，也是来宁，为何不记载归嫁呢？

十五年，公孙敖率领军队与诸侯的大夫救援徐国。按传文的体例，参与谋划说“及”，不参与谋划说“会”。而叔孙侨如会同士燮、齐人、邾人攻打郯国，本来确实是参与谋划。杜预说：“接受盟主的命令，不是匹敌和成的情况，不能说‘及’。”那么这里公孙敖也是接受盟主的命令，应当不说“及”的，为何唯独说“及”呢？

季姬归于鄫，杜预说：“来宁不记载，这里记载，是为了表明中途断绝。”不对。去年传文说：“鲁公发怒阻止了她。”阻止她，难道是断绝关系吗？鲁国人为了国家讳言丑事，雕琢修饰“阻止”的说法来掩盖痕迹。孔子作《春秋》，推演体例以知晓义理，依据文辞以尽情表达，繁复而不担忧混乱，变化而不担忧迷惑。主人熟读经文却不知道学习，探究原委而知道真相，这类情况就是如此。传文既然不可信，注释因而追随其妄说，都是不对的。

震夷伯之庙，《左传》说：“展氏有隐慝。”这样，那么夷就是展氏的谥号，不对。《春秋》是国史。君前臣名，纵然不可以称其名，也应当将字系于氏，哪有称其谥号却舍弃其族姓的呢？经文说：“葬桓王。”不系属于周，是因为王至尊。又说：“吉禘于庄公。”不系属于鲁，是因为君至尊。只有这两者，可以用爵位谥号通称，其余即使是大国，也必将谥号系于国，以区别内外；即使是贵臣，也必将字系于氏，以区别尊卑。齐桓、晋文都系属于国，原仲、高子都系属于氏，臣子没有在君主旁边举用谥号的。君主的谥号通用于国，臣子的谥号通用于家。鲁不是夷伯的国，夷伯不是鲁国的君，《春秋》不是展氏的私谱，孔子不是展氏的家臣。如果想要记载夷伯的事，应当举用其氏而系上字，不应当直接写谥号去掉族姓，以侵乱至尊的名称。

战于韩，获晋侯。杜预说：“得到大夫说‘获’，贬低晋侯，所以向下从众臣的体例而不说‘以归’。”不对。“获”是获得的意思；“以归”不是获得的意思，看文辞自然明白了。“以归”怎么可以用“获”来说？“获”怎么可以用“以归”来说？大凡君主死在位上叫“灭”，活着被俘叫“获”；大夫无论生死都叫“获”，这就是区别君臣的辞令，不局限于臣子才用“获”。杜氏又说：“不记载败绩，晋军没有大崩溃。”也不对。君主将帅不说“帅师”，是因为君主重于军队；君主受伤不说“师败绩”，也是因为君主重于军队；君主被获不说“师败绩”，也是因为君主重于军队。这三者文辞不同但意义相同，杜氏相信其一，不相信其二，也是不知类推了。况且传文说：“三次失败直到韩地。”又说：“寇患深重了。”难道不是大崩溃吗？

十六年，公子季友去世。杜预说：“称字，是因为尊贵。”不对。此前公子友出现在经文中很多，为何都尊贵呢？《春秋》褒贬各依其事，所以获莒挐，虽然有功，还是不称字；季子来归，因为知权而受褒。其余没有称字的，去世为何唯独尊贵呢？如果因为友贤，所以应当尊贵，那么仲遂又有什么贤德而尊贵呢？如果认为当时君主贤视他，所以史官称字，按公子彄去世，隐公说：“叔父对我有憾，我不敢忘记。”葬礼加一等，这是隐公贤视彄，为何不称字呢？季文子去世，大夫入内收敛，公在位。宰官备办家器作为葬备，没有穿丝绸的妾，没有吃粟米的马，没有藏金玉，没有重器备。君子因此知道季文子忠于公室，最贤德了，为何也不称字呢？

十七年夏，灭项。《左传》说：“淮地会盟，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按，这是自相残杀。去年十二月会于淮，传文说：“筑鄫城，役人病，有夜里登上土丘呼喊说：‘齐国有乱！’没有筑成城就回来了。”那么诸侯之事已经完毕了，诸侯已经回去了。灭项在今年夏，为何说有诸侯之事未归呢？如果此传是对的，那么说“不果城而还”，不对；如果彼传是对的，那么说“有诸侯之事未归”，不对。那么公自从会盟回来，经过项，因而攻打夺取它，事情定下来才回去。《春秋》讳言其恶，所以灭不说是公，不是不说是灭。

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杜预说：“狄

译“称人者，史异词，传无义例。”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这只是《左传》本身没有相关的义例罢了，怎么能据此就说《春秋》史书的用词不同呢？

译鲁宣公十九年，宋国人捉拿了滕国国君婴齐。杜预说：“称‘人’而‘执’，是宋国以罪行波及民众为由向诸侯告发。”这是不对的。宋国行为无道，诬告别国国君向诸侯申诉，而《春秋》却不加以辩白，那就是《春秋》认同宋国的恶行了。如果凡是赴告的就照录，不辨别真假，那孔子又怎能被称为圣人呢？杜预又说：“《左传》的体例不以名字的含义为义，书名与不书名都依据赴告。”这也是不对的。这只是说《左传》的体例不以名字的含义为义罢了，怎么能说书名与不书名都依据赴告呢？考察：谷伯绥来朝见、邓侯吾离来朝见，《左传》说：“称名，是轻视他们。”卫侯燬灭掉邢国，《左传》说：“因为是同姓，所以称名。”推究这两件事，《左传》也是以名字的含义为义的。记事驳杂，是非混淆，体例无法推演，这是《左传》的大毛病，所以它自我毁损其学术，根本原因在于它不接受孔子对经文的阐释。学者因此说《左传》不以名字的含义为义，不也是荒谬吗？

鄫子与邾国在邾地结盟。己酉日，邾国人捉拿了鄫子并把他当作牺牲使用。《左传》说：“宋公派邾文公在次雎的社庙用鄫子祭祀。”这太荒谬了。六月，诸侯在曹南会盟，这自是一次单独的盟会。当时虽然有邾国人参与，但并非邾国国君。现在这次在邾地结盟，详细查验经文，是邾国自己举行盟会，鄫子前往参加，因而被捉拿，并非再次参加先前曹南的盟会。如果就是参加先前曹南的盟会，经文应当只说“如会”（像会盟那样），实际上并没有结盟，怎么能说“会盟”呢？况且宋国是霸主，派邾国国君使用鄫国国君，罪责在宋国，不在邾国。杜预认为不记载宋国派邾国，是因为南面称王的君主，善恶由自己专断，不能推托给别人的命令，这是不对的。季姬派鄫子来朝见，鄫子也是南面称王的君主，《春秋》记载季姬派他，是为了同时揭露双方的恶行。现在《春秋》如果记载宋公派邾人捉拿鄫子并把他当作牺牲使用，也是同时揭露双方的恶行，难道不可以吗？由此推论，知道宋公并没有派邾人捉拿鄫子。如果确实是宋公派邾人捉拿鄫子，按理没有不记载宋公的。如果宋公派邾人捉拿鄫子，而《春秋》越过宋国只责备邾国，那就是首恶不诛，而胁从者受罚。邾国对于宋国，可以说是胁从者。宋国能够捉拿别国国君并把他当作牺牲使用，其暴虐强横还有谁更甚？邾国是小国，不得不畏惧而顺从。如果有不畏服不从命的，宋国能用鄫国国君，难道不能用邾国国君吗？由此看来，邾国就是所谓的胁从者。胁从者的罪责应当减轻，不能反而加重并代替宋国承担恶名。《春秋》推究本心来定罪，难道会这样吗？我本来就说：宋国没有派邾国使用鄫子。杜预又说：“称‘人’而‘执’，是宋国以罪行波及民众为由向诸侯告发。”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鲁宣公二十一年，楚国人派宜申来献捷。杜预说：“不说是宋国的捷报，是因为可以从上下文知道。”这是不对的。齐侯讨伐山戎，后来献捷，中间也没有战事，那么为什么不从上下文知道，反而说“戎捷”呢？杜预又说：“不称楚子派来，是不称君命行礼。”这也是不对的。如果不称君命，那么宾主之间如何措辞？楚人，就是楚子；称使者，就是君派臣。如果本来不称君命，应当说“楚宜申来献捷”就行了，不应当再加“楚人使”。加上“楚人使”，是为了明确是楚子，难道是不称君命吗？

《左传》说：“邾国人灭掉须句，须句国君来投奔鲁国。”如果这样，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杜预说：“须句虽然是别国，但弱小不能自己通达，是鲁国的私属，像颛臾一样，称为社稷之臣，所以灭国、投奔以及恢复其国君都不详细记载。”这是不对的。颛臾虽然称为社稷之臣，但接受王命作为鲁国的附庸，自然不能见于经文。须句不是附庸，况且《左传》说：“须句实际主持太皥和有济的祭祀，以服侍中原各国。”显然不是鲁国的私属。假使是鲁国的私属，也不应当称“来奔”，“奔”都是指列国。现在《左传》称须句国君来奔，说明不是私属。况且鲁国失去其私属，自然应当去救援，又何必等待成风替须句说话呢？成风替须句说话，又说明须句不是鲁国的私属。须句不是鲁国的私属，其国被灭，其君来奔，经文不应当不记载。因为经文不记载，知道没有这件事。那么就是须句先前被邾国灭掉，其地成为邾国的邑，其民不服，所以鲁国人前往讨伐夺取它罢了，没有别的原因。

鲁宣公二十二年，鲁公讨伐邾国，夺取须句。《左传》说：“恢复了其国君。”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有这件事，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得到国家并恢复其国君，是合乎道义的事，齐桓公、晋文公都难以做到。现在不记载，这不是不顺应其美德吗？

与邾国人在升陉作战，杜预说：“邾国人俘获了鲁公的头盔，悬挂在鱼门，所以深感耻辱，不记载军队大败。”这是不对的。按照杜预所说，如果不深感耻辱，就不避讳战败了。之所以深感耻辱，是因为鲁公丢失头盔，危险侮辱迫在眉睫。然而干时之战，鲁公丢失战车，左右都停止返回，却不感到耻辱而记载军队大败，为什么呢？丢失头盔的侮辱，与丢失战车的耻辱相比，哪个更深？升陉的耻辱，与干时被逼迫的危急相比，哪个更急？这显然不是这样。

宋国军队大败。按照《左传》，宋公大腿受伤，门官全部战死。那么应当记载“宋公败绩”，不应当说“宋师”。成公十六年“楚子败绩”，杜预说：“楚国军队没有大崩溃，因为楚子眼睛受伤而退兵，所以叫楚子败绩。”如果这样，那么楚子身败，楚国军队不败，还说“楚子败绩”；现在宋公身败，宋国军队

译战败了，为什么只记载“宋军大败”呢？即使认为楚军没有大败，楚王本人战败，可以说“楚王战败”；宋军既已大败，宋公也战败，却不可以说“宋公大败”的原因，是按照《春秋》传文的体例，军队彻底溃散才称为“败绩”。楚王虽然受伤，实际上并非彻底溃散。彻底溃散是形容军队整体的，不能用于楚王个人。现在将“败绩”用于楚王个人，显然是表明这是楚军溃败。况且楚军难道不是彻底溃散吗？经文说“战败者有一方是大败”，又说“迫近险地”，又说“覆没军队”，又说“我的士兵确实逃跑了”，防备的是彻底溃散，怎么能承受得住呢？既然如此，宋军和楚军的彻底溃散，性质是相同的；宋公和楚王的受伤，性质也是相同的。一处说军队大败，一处说君主大败，这不同之处在哪里呢？胡乱认为君主战败而军队没有战败，这是违背传文且曲解经文的。经文中所说的“败绩”，就是彻底溃散。如果说君主战败而军队没有战败，那就是没有彻底溃散，怎么能说是“败绩”呢！

译二十三年，〇子去世。左氏说：“〇就是夷。”杜预说：“孔子用文字贬低他。”这是不对的。孔子作《春秋》，虽然用文字褒贬，但也不擅自决定诸侯的进退。诸侯中罪恶比杞国更严重的，孔子也没有贬低，大概是因为不认为匹夫可以侵犯天子的事务，难道会像这样专断地扰乱名实吗！

二十五年，卫侯燬灭掉了邢国。左氏说：“因为是同姓，所以称名。”这是不对的。晋国灭掉虢国，又灭掉虞国；齐国灭掉纪国，楚国灭掉夔国，都是同姓，为什么都不称名呢？鲁公在洮地与卫子、莒庆结盟。杜预说：“卫文公下葬后，成公不称爵位，是遵循父亲的遗志，降低名位以从未成君的身份，所以书‘子’来褒奖他。”这是不对的。诸侯过了一年才即位，即位称君，不即位不称君，这是常礼，以年份为界限，不以葬礼为界限。如果以葬礼为界限，葬礼结束就可以称君，为什么要等到第二年才改元呢？春秋时期，礼法废弛，看到诸侯葬礼结束就称君，就认为是合乎礼的，这是衰败时代的习俗弊端，哪里值得依据呢？杜预所说的天子诸侯丧制都这样，不是古法，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二十四年，楚人灭掉了夔国。杜预说：“夔国有不祭祀的罪过，所以不谴责楚国灭掉同姓。”这是不对的。夔国虽然有罪，楚国也没有权力擅自灭掉它。如果这样，那就是征伐由诸侯发起也可以了。况且楚国是派人灭掉夔国，气势上不能像卫侯那样。卫侯燬灭掉邢国，这是亲近的文辞。况且夔国不祭祀祝融、鬻熊，是合乎礼的，不是罪过。卫国祖先是康叔，不敢祭祀后稷；鲁国祖先是周公，不敢祭祀公刘。祝融就像后稷，鬻熊就像公刘，难道可以再责备这两个国家吗？二十七年，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杜预说：“这是子玉。书‘人’，是因为耻辱不得志，以卑微者报告。”这是不对的。传文说：“楚子与诸侯包围宋国。”这就不是子玉了。杜预又说：“楚人排在上面，是因为主持军事。”这也是不对的。赵盾主持军事，排在诸侯下面。凡是说主持军事排在上面的，都是指地位相同的人，比如侯伯与大夫，他们的尊卑没有嫌疑，即使是霸主的大夫，也排在君主下面。又查考经文，鲁公在宋地与诸侯结盟，如果楚人不是楚子，应该像扈地的盟会，书“公与诸侯、楚大夫”，才可以。

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杜预说：“再次举出晋侯，是因为曹、卫两国都来报告。”这是不对的。假使晋国人又自己来报告，难道可以再书“晋侯侵犯曹国讨伐卫国”吗？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左氏说：“鲁公害怕晋国，杀了子丛来取悦晋国。”那么鲁公就是随意用罪恶诬陷杀害公子买，并不是公子买真的没有完成戍守任务。那么《春秋》为什么就听从他的诬陷之辞，真的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来定罪公子买呢？怀疑公子买见机行事，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而鲁公贪图与楚国交好，就以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定罪公子买，不再考虑他有变通之处。查考这条经文，杀公子买之后，楚人才救援卫国，而传文说楚人救援卫国没有成功，鲁公才杀子丛，与经文相违背。他的话哪里可以完全相信呢！

与楚人作战，杜预说：“楚子玉因战败感到耻辱而报告，文辞简略，所以称‘人’。”这是不对的。赴告的人哪有常规呢？有的把白说成黑，把曲说成直，难道也不纠正吗？又这条下面有“楚国杀其大夫得臣”，这一定是楚国来报告其战败违命。还报告子玉的罪过，难道还忌讳子玉的战败吗？足以知道子玉称‘人’，不仅仅是因为赴告而已。

在践土结盟，左氏说：“王子虎在王庭与诸侯结盟。”现在查考经文没有王子虎，如果按照左氏的说法，那么天子已经在这里了。诸侯应该先朝见后结盟，现在查考盟会结束后，鲁公才朝见天子，由此推断，必定知道盟会时天子还没有来。如果盟会时天子已经来了，诸侯怎么能先结盟后朝见呢？所说的建造王宫以及王子虎要约之事，都是虚假的。

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左氏说：“晋人恢复了卫侯的地位。”那么按照体例是诸侯接纳他，应当说“归”，不应当说“复归”。书“复归”，是卫国人恢复他，不是晋国人。杜预认为晋国人感念叔武的贤德，所以恢复卫侯，卫侯的恢复由于叔武，所以用国家迎接的文辞。那么蔡季从陈国回到蔡国，是由于蔡国人召他，传文有明文，为什么不书“入”而按照诸侯接纳的体例书“归”呢？晋国人感念叔武的贤德而恢复卫侯，与陈国人顺从蔡人的召唤而接纳蔡季有什么不同吗？书蔡季就遗漏了本意，书卫侯就探求了本情，又未必与传文相符。传文没有晋国人感念叔武的话，杜预从哪里知道呢？那么传文与注都谬误混乱，不足以解释经文。元咺出奔晋国。左氏说：“叔武听说君主回来，高兴得抓着头发跑出来，前驱射杀了他。鲁公知道他没有罪，把他枕在腿上哭。歂犬跑出来，鲁公让人杀了他。元咺出奔晋国。”这是不对的。如果传文这样说，杀叔武的人，卫侯是不知情的；又认为叔武报复杀了他的仇人，又亲自把他枕在腿上哭，兄弟之恩深厚了。元咺为什么出奔晋国控告他杀弟呢？假使元咺想要诬陷他的君主，等到他诉讼时，元咺应当败诉，卫侯为什么反而败诉呢？假使元咺为人矫健强辩，足以掩饰错误，晋国人难道不知道他曾经为叔武杀歂犬吗？由此推断，卫侯真的杀了叔

译武是罪人，所以元咺前往晋国控告他，所以卫国派人同他打官司却没有获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元咺就没有理由去控告他的国君；即使他去控告，也一定没有理由能战胜他的国君，这不是很明显吗？

译周天子在河阳狩猎。左氏说：“晋侯召见周天子，并且让天子狩猎。仲尼说：‘以臣下召见君主，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史书写作：‘周天子在河阳狩猎。’”我认为左氏被这种说法迷惑了，心里没能弄清楚。为什么呢？本来只是晋侯召见天子，自己嫌这样做不顺理，所以让天子狩猎，用来掩盖他的罪过罢了。狩猎这件事本不该记载，现在特意记载，是为了表明狩猎是因为晋侯召见天子，其含义已经足够了。而左氏既然说晋侯让天子狩猎，又说仲尼因为这样做不可以作为典范所以记载狩猎。如果确实是让天子狩猎，那就不是仲尼特意记载；如果确实是仲尼记载的，那就不是让天子狩猎。他的话前后矛盾，是因为被迷惑的缘故。又说：“说这不是天子该去的地方，并且彰显德行。”这也是不对的。晋文公召见天子，意在尊崇周王室，他的礼节虽然悖逆，但他的情意非常顺从。仲尼推究本心来定罪，所以宽恕了他的法度罢了，又有什么德行需要彰显呢？既然如此，那么左氏固然对王道昏暗不明，难道不是仲尼的门徒吗？我听说仲尼的门徒，是以谈论五霸为耻的。

元咺回到卫国，杜预说：“遵循‘国逆’的体例，表明卫侯对百姓无道，国人和元咺没有过错。假如国人和元咺确实有过错，国人迎接他，遵循诸侯接纳的体例就足够了，何必强行改变彼此的说法呢？”况且左氏本来设立这个接纳的体例，不是为了褒贬，而是为了保存事实。现在更改事实，强行套用褒贬，谁能知道真相呢？

二十九年春天，介葛卢来鲁国。按照隐元年传的说法，改葬惠公，卫侯来防备葬礼，没有见到鲁公，所以不记载。那么葛卢来也没有见到鲁公，为什么反而记载了呢？杜预说：“虽然没有见到鲁公，但鲁国以宾客之礼接待他，所以记载。”那么隐元年卫侯来防备葬礼，难道都不以宾客之礼接待他吗？所谓以宾客之礼接待，就是传中所说的赠送刍米。当卫侯会葬的时候，鲁国的臣子竟然不干涉，听任他作为吗？如果是这样，什么叫会葬呢？我由此推断，隐元年的说法是荒谬的，不是事实。

鲁公在翟泉与王人、晋人、宋人、齐人、陈人、蔡人、秦人结盟。左氏说：“鲁公防备王子虎，卿大夫不记载，是谴责他。”不对。如果鲁公不应该会见周天子的大夫，为他隐讳的话，抹去鲁公的名字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贬低周天子的大夫让他跟随人称呢？况且这次会盟，一定是王子虎接受天子命令而结盟，这就不是鲁侯所能控制的。鲁侯能够亲身跟随，正在于显示褒扬，又为什么要隐讳和贬低呢？

三十年，卫国杀了大夫元咺和公子瑕。左氏说：“元咺立公子瑕为君。”那么瑕已经是国君，应当与卫剽相同，不应当冠以‘公子’而称其名。即使认为国人不拥戴、诸侯不帮助，也应当与陈佗相同，不应当仍然冠以‘公子’。瑕冠以‘公子’，这明显表明他不是国君。假如元咺确实立了瑕，还应当记载为‘卫国杀了公子瑕和大夫元咺’。元咺以瑕为君，瑕以元咺为臣，正是君臣关系，那么没有罪恶是明显的，为什么先写元咺而后写瑕呢？卫剽称侯，陈佗不称氏，都出自左氏的义理，为什么到这里就迷乱了他的说法呢！

卫侯郑回到卫国。杜氏说：“鲁国为他请求，所以遵循诸侯接纳的体例。”现在考察传文，鲁国只能请求免除卫侯的狱禁，而周歂、冶厪迎接卫侯回国罢了，于是遵循诸侯接纳的体例，与传文不合。传文又与体例不合。总之，左氏关于归入的体例，大概是不通的。它侥幸符合，就说体例如此；它不符合，就说遵循它的体例。假如原本记载‘卫侯郑进入卫国’，我知道杜氏一定会说：‘周、冶接纳他，所以记载为入。’如果以此类推，那么有什么不通的呢！卫侯衎复归于卫，事情又与此类似。那里说复归，这里只说归，完全无法理解。

公子遂前往京师，于是前往晋国。杜氏说：“鲁公已经命令襄仲出使周朝，又让他从周朝出使晋国。”不对。凡是说‘遂’的，都是大夫擅自行事专断命令，不是预先接受命令的。即使把‘遂’当作接受命令的说法，公子结也是接受命令出行，不是权宜行事。一个认为是权宜，一个认为不是权宜，为什么呢？

三十一年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左氏说：“派臧文仲前往，不对。”如果确实是臧文仲前往，不应该不记载。注释说文仲只是请求田地，不是聘问、飨宴、会盟、朝见，所以不记载，也不对。告籴、乞师、吊丧、致女都记载，不只有那四件事记载，请求田地非常特殊，自然应当记载。又叔孙豹、鄫世子巫前往晋国也记载，就是请求田地的类比。礼说：‘卿没有君命不越过国境，越过国境就记载。’为什么限制请求田地单独不记载呢？明显这请求田地的人，就是去年的公子遂，不是臧文仲。公子遂已经出使周朝，听说晋人分封诸侯的田地，于是顺便出使晋国，因此得到济水西边的田地。鲁国人厌恶公子遂而喜欢臧文仲，把公子遂的美德附在臧氏身上，左丘明承袭虚妄记载罢了。不然，经文没有理由不说臧孙辰前往晋国。又说：“分割曹地，从洮以南，向东连接到济水。”如果这样，应当称为夺取曹地自济水，不能只说夺取济水西边的田地。

四次占卜郊祭都不吉利，于是免除牺牲。左氏说：“不合礼。礼不占卜常规祭祀，而占卜牺牲和日期。”按照这种说法，是对的。所谓不吉利，就是说日期不吉利，不吉利就不敢郊祭，所以免除牺牲。又说：“牛占卜日期叫牺牲。牺牲选定后占卜郊祭，是上面怠慢。”不对。系着的牛就是牺牲，牺牲的名

译很久了，难道一定要占卜日期吗？况且鲁国人也一定是先占卜牺牲的日期，然后再占卜郊祀。占卜郊祀，是占卜那天的日子是否吉利，而不是占卜郊祀这件事是否可行。左氏怀疑鲁国的占卜，是占卜郊祀是否可行，因此才产生了错误。

译三十三年，晋国人和姜戎在殽地击败了秦国的军队。杜预说：“晋国忌讳在丧期违背常理出兵，所以用地位低微的人来报告。”这是不对的。如果违背常理、废弃礼制而忌讳就可以免除责备，那么《春秋》的褒扬和贬斥又该施加在哪里呢？杜预又说：“晋国人夹击他们，各戎族从两侧攻击，没有排列在同一阵势，所以用‘及’字。”这也是不对的。戎子驹支虽然说过这样的话，正是以捕鹿作比喻罢了，并非一定在不同地点作战。况且凡是作战，难道曾经排列在同一阵势吗？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传文说：“郑国军队列阵却不整齐。”这是不同的情况，然而经文记载楚子、郑伯，并没有加“及”字来隔绝他们。

晋国人在箕地击败了狄人，《左传》说：“晋侯在箕地击败了狄人。”又说：“先轸进入狄军，死在那里。”那么击败狄人的，是晋侯和先轸。经文说“人”，是什么意思呢？杜预说：“郤缺被称为‘人’，是因为他还没有成为卿。”杜预的这番话，是根据传文有郤缺俘获白狄君主这一记载而言的。查考经文没有说白狄，也没有说俘获狄人君主。传文已经与经文相违背，注释又与传文相违背。经文只说狄，传文说白狄；经文只说击败，传文说俘获其君主；传文说是襄公、先轸亲自参与，注释却只引用郤缺，这些都是反复无常、令人无法理解的。

传文说：“安葬僖公迟缓，制作神主，不合礼制。”杜预把“缓”字以上读作一句，“作”字以下读作一句，这是不对的。僖公在十二月去世，在次年四月安葬，总共五个月，不能说迟缓。杜预本想将僖公去世的时间改在十一月，僖公在十一月去世，那么除丧就在文公二年十一月，因而将文公纳币定在十二月。文公纳币定在十二月，就与传文相合了，却不顾事理相违背。传文说“安葬僖公迟缓，制作神主迟缓”，以下才应当作为一句，意思是安葬僖公而制作神主迟缓，即文公二年经书记载制作僖公神主这件事。现在想把“缓”归属于“安葬僖公”，以表明僖公是十一月去世，却唯独不顾“制作神主不合礼制”这句话没有着落，这是传文讥讽安葬迟缓，又讥讽不应当制作神主吗？如果为了贯彻自己的说法，偏袒所依附的观点，不探求正道，真是奇怪啊！

春秋权衡卷四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五 宋 刘敞 撰

文公

元年，文公即位。杜预说：“先君尚未安葬，而文公即位，不能旷日持久没有君主。”那么称公，本来是以年份为界限，不以安葬为界限，这是确定的。为什么唯独到了其他国家，就说以安葬为界限呢？

周天子派毛伯来赐给文公命圭。杜预说：“诸侯即位，天子赐给命圭，合瑞作为信物。”那么杜预认为礼制是这样，这是不对的。诸侯丧期结束后，穿着士的服装拜见天子，天子才在宗庙中任命他。古代五十岁才任命，到了周朝丧期结束就任命了，丧期未结束就任命，不合礼制。

晋侯攻打卫国，查考传文实际攻打卫国的是先且居。卫国人攻打晋国，查考传文实际攻打晋国的是孔达。杜预说：“先且居而称晋侯，是遵循告辞；孔达而称卫人，是贬低他。”怎么知道卫国人不是当时的告辞呢？一个说是遵循告辞，一个说是贬低，只是方便自己的说法罢了，哪里还有经文的依据呢？

公孙敖出使齐国。《左传》说：“开始聘问，合乎礼制。”杜预说：“表明诸侯居丧期间，国家事务都使用吉礼。”这都是不对的。《左传》看到当时诸侯废除丧期而聘问，所以推论为合乎礼制；杜预看到《左传》有合乎礼制的说法，就推论为居丧期间应当使用吉礼。这都是违背经典、超越礼制，不可以用来教导后世的。这又表明丘明没有从孔子那里听到正道。孔子不是说过吗：“三年的丧期，从天子到百姓都通行。”

传文说：晋军俘获了卫国的孙昭子，卫国人派使者向陈国报告。陈共公说：“再攻打他们，我替你们推辞。”卫国孔达率领军队攻打晋国。君子认为这是古制。古代越过邻国而谋划，是不对的。古代虽然越过邻国而谋划，所谋划的必定是正义的事情。现在陈国和卫国，谋划什么呢？谋划的是背叛命令、侵犯小国。谋划背叛命令、侵犯小国，这不符合古制，为什么说这是古制呢？

二年，与晋国处父结盟。杜预说：“处父不能用礼匡正君主，却亲自与文公结盟，所以贬去他的氏。”这是不对的。既然省略了文公去晋国，又省略了文公在盟会上，忌讳的意义已经完备了，反而去掉处父的氏，反而不明白，难道是这样吗？

晋国人、宋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秦国。《左传》说：“卿不记载，是因为穆公的缘故，尊重秦国。”这是不对的。从经文中怎么知道这不是地位低微的人称为“人”呢？

公子遂出使齐国纳币。《左传》说：“合乎礼制。”那么这是把丧期娶妻当作合乎礼制，不也很悖谬吗？杜预更改僖公去世的月份以迎合传文。然而文公这一年大事于太庙，就已经自行除丧了。他尚且能逆祀，为什么不能在这时娶妻呢？明白传文有误，不要归咎于经文而怀疑它。

四年，从齐国迎娶妇姜。《左传》说：“卿不前往，不合礼制。”这是不对的。假使卿前往，难道就可以称为合乎礼制吗？

五年，周天子派荣叔归送含玉和赗赠。周天子派召伯来会合安葬。《左传》说：“合乎礼制。”这是不对的。庶子成为君主，为他的母亲不服丧，不敢有二心尊崇。妾母称为夫人，周天子不能纠正，却又派公卿会合安葬，有什么礼制呢？

六年，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左传》说：“侵夺官职。”查考《左传》这件事的始末，指责处父唯独称赞赵宣子有才能罢了。改换搜检、更换将领，凡是出于晋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