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五　　　　　宋　刘敞　撰

译为什么说赵穿父侵夺了官职呢？君主任用贤才如果不恰当，必然会导致失败，如果那些食君俸禄的人都应当劝谏君主，何况赵穿父是晋国的太傅呢？对于不恰当的事情，说出来【缺】了。把这称为侵夺官职，这是教唆大臣拱手沉默。左氏又说：“阳处父，是成季的同党，所以偏袒赵氏。”这是想要施加刑罚，必定以侵夺官职、污蔑赵穿父为借口。凡是说结党的人，是指他们私下勾结，不公正地推举人才。如果推举人才没有遗漏，又怎么能说是结党呢？像赵穿父推举赵盾，赵盾最终成为贤良的大夫；他罢免贾季，贾季最终作乱而逃亡，都可以说是恰当的，并不是故意有所厚薄。《春秋》难道会忽视这一点而贬斥他吗？如果让大臣看见贤才就推举，就说是侵夺官职，看见贤才而不推举才是他的职责，这不是荒谬吗？

译鲁文公七年，鲁君攻打邾国，夺取了须句。《左传》说：“安置了文公的儿子在那里。”这是不对的。僖公夺取须句，归还了它的国君，这是合乎道义的事，《春秋》没有褒扬；现在文公夺取须句，用来封赏叛臣，这是邪恶的事，《春秋》也没有贬斥。不仅没有褒扬或贬斥，而且大致上没有什么记载，这难道是《春秋》的真实笔法吗？

晋国人与秦国人战于令狐。杜预说：“赵盾废黜嫡子而向外寻求国君，所以贬称‘人’。”晋国忌讳背弃先蔑而夜间逼近秦军，以交战上报。按：如果这样说，怎么知道称“晋人”的，不是赵盾忌讳没有信用而用地位低微的人上报呢？在《春秋》中，杜预所注像这样的很多，为什么唯独到了这个“晋人”就说是《春秋》的贬斥呢？这乃是看到事情在可以解释的范围内就解释，事情在不可解释的范围内就不解释罢了。智慧足以欺骗学者了，又有什么解释经书的道理呢？

鲁君防备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左传》说：“鲁君后到，所以不记载所防备的对象。”这是不对的。按经文鲁君参与了结盟，为什么说后到防备呢？杜预说：“鲁君后到防备而赶上结盟。”这只是掩饰错误的言论罢了。防备、结盟在同一地点，防备是为了结盟，现在赶上了结盟，就不能说后到防备。况且结盟重要而防备次要，不应当只责备其次要的方面。而且已经称“鲁君会合诸侯”了，难道没有赶上防备吗？如果实在没有赶上防备而赶上了结盟，记载“鲁君与诸侯、晋国大夫结盟”才可以。《左传》又说：“凡是防备诸侯不记载所防备的对象是后到的缘故。”按十五年防备于扈，也没有列举诸侯，难道又是鲁君后到吗？不可以类推。

徐国攻打莒国，杜预说：“不记载将领，徐国夷人上报的辞令简略。”这是不对的。传文说：“徐国攻打莒国，莒国来请求结盟。”那么是莒国来上报的。况且徐国不来上报也就罢了，如果它来上报，如果不称国君，必定应当称将领，难道也会自称徐国而已吗？杜预的意思，本来认为只是顺从上报罢了，先前晋国人战于令狐，又为什么说贬斥赵盾称“人”呢？

鲁文公八年，公子遂防备洛戎，在暴地结盟。《左传》说：“珍视他。”说公子遂有权与戎人结盟，符合事理，所以褒扬称公子，这是不对的。如果两处称公子就是褒扬，那么僖公三十年“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就是贬斥了，那里不说是贬斥，为什么呢？

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就返回，丙戌日逃奔莒国。杜预说：“不说‘出’，是因为接受命令而出，从外面行动。”按公孙敖乙酉日出发，丙戌日逃奔，这难道是从外面行动的吗？又归父从晋国回来，到了笙地，于是逃奔齐国。杜预说：“笙在境外，所以不说‘出’。”那么境内就应当说“出”了。公孙敖的逃奔未能出境，为什么不称“出”呢？昭公十二年公子憗到了郊外就逃奔，也说“出”。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左传》说：“司马握着符节而死，司城献出符节而出逃，鲁君用他们的官职迎接他们，所以都记载官职。”这是不对的。估计司马握着符节，不如仇牧手执利剑；司城保全自身而退却，不及荀息之死。而《左传》推崇那两个人为贬斥，申说这两个人为贤能，轻重颠倒，赏罚昏乱，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况且身处乱兵之中，如果抛弃节操苟且偷生，就是大罪；握着符节而死，是人臣的本分；既没有智谋力量来抵御混乱，又想背着节操私自逃跑，也是大罪。献出符节而出逃，只是自己求免罪罢了，没有看到可贵的美好。鲁君是庸人，不识大义，就胡乱用他们的官职迎接他们，《春秋》又为什么珍视他们呢？

鲁文公九年，毛伯来请求金钱。传文说：“周王没有安葬。”杜预说：“虽然过了年而没有安葬，所以不称王使。”这是不对的。诸侯过了年尚且称公，天子过了年不应当反而不称王。毛伯来请求金钱，不是王命可以知道。《尚书·顾命》说：“伯相命令士须材。”这就是冢宰当政的文献了。

二月辛丑日，安葬襄王。杜预说卿共同办理葬礼，合乎礼吗？不对。诸侯为天子服丧三年，礼制没有让卿共同办理葬礼的记载。让卿共同办理葬礼，是周末的衰败，不是典制的正统。

秦国人来归还僖公成风的赠衣。杜预说：“追赠僖公并及成风。”这是不对的。僖公成风，是妾母依附儿子而言罢了。诸侯没有两个嫡妻，所以妾母依附儿子为重，所谓母以子贵。如果认为僖公成风是两个人，那么就是母亲排在儿子下面，扰乱上下的次序，难道是《春秋》的情理吗？

鲁文公十一年，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传文认为是长狄。按经文没有“长”字，怎么知道是长狄呢？赤狄、白狄、山戎、姜戎、陆浑戎，《春秋》记载它们，未曾省略，为什么到了长狄却唯独不记载呢？传文又说：“鄋瞒因此就灭亡了。”杜预说：“长狄的种族灭绝。”按《国语》中孔子回答吴国使者说：“周为长狄，今为大人。”现在就是孔子的时代。孔子的时代，长狄更为大人，大人、长狄是一个意思，不能说灭亡，不能说灭绝。杜预说灭绝，根据什么看见呢？《左传》说灭亡，就自相矛盾了。

鲁文公十二年，郕伯来投奔。《左传》说：“郕太子带着夫钟和郕邽来投奔，鲁君用诸侯的礼节迎接他，所以记载说郕伯来投奔。不记载地点，是尊重诸侯。”这都是不对的。如果实在是郕伯来投奔，又怎么辨别呢？况且鲁国只是用诸侯的礼节迎接他，就称他为郕伯，《春秋》

译又于是掩盖了郕伯专擅国土、背叛君主的罪行，反而称他为诸侯并尊崇他，那么凭什么说《春秋》不记载叛人呢？推测先前郕伯在去年去世，太子即位后不能安守其位，于是出逃，这人才是真正的郕伯。因为他即位时间尚短，有人称他为太子，而《左传》却误认为是太子出逃。子叔姬去世，《左传》说：“不称‘夫人’是因为断绝了关系。记载为‘叔姬’，说明她不是嫡女。”这件事应当发生在鲁成公九年，却被错误地放置在此处，陆淳已经指出过这一点了。

译秦穆公派遣术来鲁国聘问。杜预说：“术不称氏，是史官省略了文字。”这是不对的。鲁国内大夫不称氏，有人认为是贬斥，有人认为是没有赐给族氏。没有赐给族氏的人在国内尚且不称氏，怎么知道这个术不是没有赐给族氏的人，而认为是史官文字省略呢？如果有证据能说明术不是没有赐给族氏的人，我才听从这种说法；如果没有证据能说明这一点，那就是妄说，不是确切的议论。

十四年，晋国人把捷菑送到邾国，没能送进去。《左传》说：“晋国赵盾率领诸侯的军队八百辆战车送捷菑。”按：如果像《左传》那样解释经书，不应该只说晋国人。杜预说：“赵盾虽然有服从道义的善举，但他兴起的战争范围广大，受害的人众多，所以贬称‘人’。”又怎么知道不是赵盾以不能送进去为耻，而让地位低微的人去报告呢？

甲申日，公孙敖死在齐国。按《春秋》的体例说：“国君不参与小敛，就不记载日期。”现在公孙敖死在齐国，国君不参与小敛是确定的，为什么反而记载日期呢？公孙敖本来有罪出奔，侥幸而死，得以重新被记录，国君又确实不参与他的小敛，哪里值得谨慎详细地记载他的日期呢？

单伯到齐国去，《左传》说：“周王派遣单伯到齐国去。”这是不对的。如果单伯是周朝的大夫，为什么明年记载“单伯从齐国回来”呢？

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左传》说：“宋国华耦来结盟，他的属官都跟随。记载为‘宋司马华孙’，是尊重他。”杜预说：“华孙奉命出使邻国，临事制宜，到了鲁国才重新确定盟约，所以不称‘使’。”这都是不对的。周朝的礼制，诸侯互相聘问，使者和副使有固定的数量，没听说属官都跟随作为常例的。况且宋国、鲁国没有仇怨，华孙没有缘故不等待国君命令就自己来，认为这是临事制宜，那就应当先有可以制宜的事情。现在这里太平无事，多带属官而自尊自大，哪里称得上制宜呢？把这当作尊重，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曹伯来朝见。《左传》说：“这是合乎礼的。诸侯五年互相朝见两次，以修明天子的命令，这是古制的规定。”这是不对的。按《尚书·周官》说：“六年，五服诸侯朝见一次。”又六年，天子才按时巡视，那么诸侯对于天子是五年朝见一次。对于天子五年朝见一次，不能对于诸侯也是五年朝见一次。况且用春秋时的事来考察，曹国是小国，鲁国应当朝见，晋国也应当朝见，宋国、卫国也应当朝见，楚国、郑国、秦国、〇国、陈国、齐国、蔡国、滕国也都应当朝见，朝见没有止境吗？它的礼在哪里？它的制度在哪里？《周礼》大行人的职责说：“凡是诸侯之间的邦交，每年互相问候，每三年互相聘问，每世互相朝见。”这才是得中道的。

齐国人归还公孙敖的防邑。《左传》说：“齐国人送他。”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齐国人送他，应该记载为“齐人来归”了。杜预说：“大夫的防邑归还，不记载。记载，是赞许鲁国因感念儿子而赦免父亲。”这也是不对的。如果像杜预所说，只记载“公孙敖的防邑从齐国回来”以赞许鲁国就可以了，现在记载“齐人归还公孙敖的防邑”，难道是赞许鲁国吗？诸侯在扈地结盟，《左传》说：“无能为也。”又说：“凡是诸侯会盟国君不参与，不记载，是避讳国君的恶行。”我认为：“如果避讳而不记载，与贬斥而不记载相同，那么两者就混淆了，不再可以分辨了。”

十六年，国君四次不视朔。杜预说：“十二公因为疾病不视朔不止一次，其中没有可取的义理，所以特别举出这次以表明行事，以说明国君确实有疾病，不是欺骗齐国。”如果史官想要为国君在齐国解脱纷争而记载这件事，才可以这样说。现在史官虽然记载国君不视朔，齐侯未曾看见，那么记载它与不记载没有区别。又齐侯只因为不信任国君，所以不肯结盟，现在鲁国史官虽然记载国君不视朔，齐侯也不肯相信。纵然史官记载它，想要以此取得齐侯的信任是可以的，但仲尼为什么要记载它呢？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杵臼。《左传》说：“宋昭公无道，国人拥立公子〇，借襄夫人之手杀了他。”像《左传》所说，那么公子〇就是不臣，襄夫人就是不母，而宋昭公没有无道的实情。况且公子〇想要窃取国家，却先对百姓施恩；襄夫人想要与〇私通，于是杀了她的国君。《春秋》应当推究公子〇为首恶，不能轻视这两人的罪过，反而专门归恶于宋昭公。《左传》说：“国君虽然不像国君，臣子不可以不像臣子。”在这里为什么唯独不同呢？晋灵公、楚灵王，都是极其邪恶而贪婪残忍，但他们的被杀，《春秋》明确记载赵盾、公子比的名字，为什么呢？赵盾、公子比都是贤人，贤人应当要求他们完备，认为贤人杀君，就会打开篡位作乱的大门。现在〇私下施恩以结交百姓，虚伪地行礼以侍奉公卿，像这样杀了他的国君，《春秋》忽视他的罪过，那么乱臣贼子就没有畏惧而受到鼓励了。

十七年，晋国人、卫国人、陈国人、郑国人攻打宋国。《左传》说：“卿不记载，是失去了他们的职位。”按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杀了他们的国君光，鲁公在夷仪会见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以攻打齐国。齐国人贿赂晋国，晋国军队于是撤退。杜预说：“不讥讽晋国接受贿赂，是因为齐国有丧事，军队本来就应该撤退。”这与上面相反了。宋国、齐国都杀了国君，而一个因为不攻打有丧事的人，虽然接受贿赂还免于讥讽；一个因为不攻打有丧事的人，虽然不接受贿赂也不免于贬斥。这是接受贿赂的人贤德吗？多么偏颇啊！

〇国送我们夫人声姜。《左传》说：“有齐国的危难，所以迟缓。”现在考察声姜

译（齐桓公）去世后便没有齐国的祸难了，声姜既然（已经）……而有齐国的军队罢了，况且哪里用得着像这样的解释呢？

译鲁宣公十八年，鲁宣公去世。杜预说：“先君已经去世，不称‘君’，是因为鲁国人忌讳弑君之事，所以用‘未成君’的记载方式来书写。”这是不对的。假如不忌讳，难道就会记载为“公薨”吗？“一年之内不立两位君主”的道义，又在哪里体现呢？这恰恰清楚地表明，称“君”并不以是否完成即位礼为界限，这是确凿无疑的。莒国弑杀其君庶其，《左传》说：“莒太子仆借助国人之力弑杀了他。”如果按照《左传》所说，那就是儿子弑杀父亲。父亲即使无道，儿子可以弑杀他吗？儿子弑杀父亲，可以隐瞒其罪行吗？宣公因为接受了仆的贿赂，就想赐给他封邑并宠信他，《春秋》难道也会因为接受仆的贿赂吗？为什么要掩盖他的恶名？难道认为孔子还不如季孙行父吗？这是因为君主无道才这样记载，大概就是这样吧。

宣公

元年，公子遂前往齐国迎接新娘。三月，公子遂带着夫人妇姜从齐国回来。《左传》说：“公子遂不称族氏，是为了尊崇夫人。”这是不对的。这就是所谓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只称名字罢了。国君派遣使臣，本来就有称族氏和不称族氏的情况，史官如实记录，这就是所谓的实录，并不是为了尊崇君命或夫人。况且如果像所说的那样，公子结陪送陈国人的妻子，公子遂与齐侯、宋公结盟，这是权宜行事而非接受君命。没有接受君命，为什么也称族氏呢？难道是为了尊崇而视为君命吗？豹、婼、意如等人前往时称氏，回来时都不称氏，中间并没有夫人出现，为什么也舍弃族氏呢？难道是为了尊崇而等同于夫人吗？杜预说：“不称姜氏，是史官遗漏了文字。”这也是不对的。怎能知道庄公元年不称姜氏不是遗漏文字呢？从庄公元年推论，怎能知道遗漏文字不是孔子的本意呢？

二年，赵盾弑杀其君夷皋。《左传》叙述孔子的话说：“可惜啊，越出国境就免罪了。”这是不对的。君臣之间的关系，应当以道义作为判断标准。假如赵盾就此离开晋国，即使没有越出国境，不能讨伐贼人，也不是他的责任。现在赵盾回来担任大夫，即使越过了国境，如果不能讨伐贼人，这就是罪过了。那么赵盾的免罪与否，在于是否讨伐贼人，而不在于是否越出国境。杜预说：“越出国境则君臣之义断绝，可以不讨伐贼人。”如果像杜预这样说，与《左传》的说法不能自相吻合，为什么呢？哀公八年，公山不狃说：“君子违离，不去仇敌的国家。没有臣服却攻打他，奔赴使命而死，是可以的。”哪里存在越出国境则君臣之义断绝的说法呢？我认为这不是孔子的话。

七年，鲁宣公在防地会合齐侯讨伐莱国。《左传》说：“凡是出兵参与谋划称为‘及’，不参与谋划称为‘防’。”这是不对的。古代出兵，并非没有奇谋秘策来欺骗敌人。诸侯相率讨伐罪人、征讨叛乱，这就是参与谋划了，哪有联合军队、君主亲自率领，却说没有参与谋划的呢？况且用《左传》来考证，凡是先谋划后讨伐的称为“防”的很多，不一定称为“及”。这种自相矛盾的地方，我已经说过了。八年，仲遂死在垂地。杜预说：“称字，是当时国君所嘉许的。”这是不对的。《春秋》的写作，褒贬出自孔子，所以说：“其中的义理是我私下取得的。”从来没有窥探当时国君的心意来决定褒贬的。如果《春秋》的写作，褒贬没有依据，只是迎合当时国君的喜好罢了，又怎么能称为孔子所作呢？

九年，鲁国夺取根牟。《左传》说：“这是说容易。”这是不对的。根牟虽然小，不使用武力不能夺取。能够夺取其国家，为什么说容易呢？不区分夺取国家与城邑的名称，而只是记录其难易，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十年，崔氏出奔卫国。《左传》说：“记载为崔氏，是因为没有罪，而且告捷时以族氏告而不以名字告。”这是不对的。齐国虽然以族氏告捷，《春秋》本来应当纠正它。如果说崔杼没有罪，又举族出奔，所以《春秋》沿袭旧史而记载，那么栾盈也没有罪，也举族出奔，为什么不说栾氏出奔呢？况且《春秋》只记载大事，所以使者举上介，战争举元帅，虽然有众多大夫不参与，是略去细微之处。现在为什么要拘泥于崔氏这一族呢？

天王派遣王季子来聘问。杜预说：“季子，是字。”这是不对的。如果季子是王的母弟，字季子，应该像叔服称季子那样罢了。如果想要区分他是王的母弟，应该在字前冠以“弟”字，不应当冠以“王”字。“王”是尊称，不应用来冠在大夫的字前。冠在大夫前的，称王子、王孙，是以亲属关系为重，不以“王”为贵。去掉亲属关系而加上“王”，这是把季子当作王了，妨害文义而损害事实，不可以作为教化。

十一年，晋侯在櫕函抵御狄人。杜预说：“晋侯前往抵御，所以以狄人为主体。”这是不对的。文辞不能说“晋侯狄防于櫕函”，所以说“防狄”罢了。譬如说“公防戎于潜”，还有什么可疑的呢？却认为使狄人为主体。如果以此为使狄人为主体，那么“公防戎于潜”，也是使戎人为主体吗？十二年，晋荀林父率领军队与楚子在邲地交战，晋军大败。按照经文，晋楚是列阵交战的。现在《左传》认为晋人自己派軘车迎接赵旃，而楚人怀疑晋军将要到来，于是驾车奔驰、士卒奔跑而冲击晋军。晋中军桓子不知所措，士兵争着渡河，于是大败。如果这样，那么晋军未曾列阵，为什么记载为“战”呢？杜氏虽然说“晋上军列阵，所以记载为战”，但按照《左传》所叙述，没有上军列阵之事。只说“派帅七覆于敖前”，又说“晋师右移，上军未动”，这是上军深沟

译修筑高垒，是为了防备意外，大概并没有出兵列阵。况且《春秋》经文说“荀林父与楚子交战”，如果因为上军没有行动所以得以称为“战”，那么经文就不应该特意指明是荀林父。荀林父实际上没有交战，随会自己交战，交战的事情应当举出随会，不应当举出荀林父。如今经文称“荀林父与楚子交战”，如果荀林父的军队起初没有列阵，怎么能记载为“战”呢？又如长勺之战，齐国和鲁国都列好了阵势，只是因为鲁庄公击鼓稍晚，左氏认为《春秋》厌恶这种欺诈，讥讽不以偏师交战而写成“战”。现在楚国军队竟然出其不意地袭击晋军，欺诈程度更严重了，反而记载为“战”，这是什么道理呢？晋人、宋人、卫人、曹人在清丘结盟。左氏说：“不记载卿大夫的名字，是因为他们说话不诚实。”我认为春秋时代说话不诚实的人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这样呢？假如本来地位卑微的人，又怎么辨别呢？况且华椒没有过错，不应当受到贬斥。杜预说：“华椒顺从群臣虚伪的言论从而误导国家，所以也不免于被讥讽。”我认为凡是盟誓，是用来建立信用的，难道能预先知道对方将要背弃吗？背弃盟约的人自然应当被贬斥，坚守盟约的人又有什么可贬斥的呢？

译十三年，楚子攻打宋国。《左传》说：“清丘之盟，只有宋国可以免于祸患。”既然如此，那么十二年就不应当贬低华椒而称他为“人”，因为认为他的话不真实。又说：“只有宋国可以免于祸患。”这自相矛盾了。

十五年，宋国人和楚国人讲和。杜预说：“‘平’是总说两国和好，所以不记载具体的人。”这是不对的。凡是讲和，都是指整个国家而言。“公及齐侯平莒及郯”，又说“暨齐平”，又说“及郑平”，都没有称“人”的。现在这里唯独称“人”，这就是记载了具体的人，本来应当解释记载具体的人的意思，不能反而说是不记载具体的人。至于“平莒及郯”、“暨齐平”、“及郑平”，这三者才可以说是没有记载具体的人。蝝虫出现，《左传》说：“这是庆幸的事。”杜预说：“庆幸它在冬天出现，不会危害万物。”如果这样，那么“有飞虫出现但不为灾”，又为什么不庆幸而记载它呢？况且经文记载它，本来是因为它有害，而传文却认为无害。之所以有害，本来是因为它出现，而注解说它死了。这多么乖谬啊！

十七年，鲁公的弟弟叔〇去世。《左传》说：“凡是太子的同母弟，国君在世时称公子，国君不在世时称弟。”如果按照传文的说法，那就是说同母弟称弟。同母弟称弟，公子友前往陈国，不称弟，为什么呢？

成公

元年，制作丘甲。杜预说：“一辆长毂战车，四匹战马，十二头牛，三名披甲战士，七十二名步兵，这是甸邑所征收的赋税，而鲁国现在让丘邑来承担。”我认为丘邑是十六井，甸邑是六十四井，让丘邑承担甸邑的赋税，这是增加了四倍的赋税，鲁国必定不会这样做。况且经文应当说“丘乘”，不应当说“丘甲”。二年，季孙行父、臧孙许、叔孙侨如、公孙婴齐抵御晋国的郤克、卫国的孙良夫、曹国的公子首以及齐侯，在鞌地交战。杜预说：“鲁国向晋国请求出兵，而不按照参与谋划的例子记载，是服从盟主的命令，上行于下，不是平等协商达成一致之类。”这是不对的。鲁国虽然服从霸主的命令，实际上参与了谋划。况且本来就有“防”和“及”的区别，“及”并不是为了褒贬，正是指参与谋划、不参与谋划的区别。现在真正参与谋划的，却用不参与谋划的方式记载，谁能分辨呢？宋公让邾国人使用鄫子，左氏认为南面称王的君主，善恶自行决断，所以不贬低宋公。晋国虽然是盟主，但鲁国也是它的同等级别，用参与谋划的方式记载，还有什么不合适的，一定要推远它呢？臧孙辰前往楚国请求出兵，这是内接外的说法；晋国的郤锜来请求出兵，这是外接内的说法。圣人作《春秋》，无不轻外而重内，至于请求出兵，则内外同等对待，是因为以兵事为重。霸主的尊贵，尚且以请求出兵为文，那么记载出兵和谋划用“及”，有什么值得多疑的呢？

六年，建立武宫。《左传》说：“听信他人来解救自己的危难，不可以建立武宫。建立武宫取决于自己，不取决于他人。”既然如此，那么丘明就把武宫当作武军了。杜预知道这是谬误，于是维护说：“既建立了武军，又建造先君武公的宫庙。”然而传文中没有先君武公的话。总之，两种说法都不对。左氏想要解释经文，错误地把武宫当作武军；杜氏想要解释传文，于是把武军当作武宫。这很难讲通。

《左传》说：“晋国迁都到新田。”又说：“季孙前往晋国祝贺迁都。”既然如此，晋国迁都，必定告知鲁国，鲁国就前往祝贺了。假如晋国不告知，鲁国怎么能去祝贺呢？现在晋国告知迁都而经文不记载，为什么呢？卫国迁都到帝丘，蔡国迁都到州来，鲁国没有祝贺，仍然记载在简策上。晋国是盟主，鲁国所服侍的对象，迁都而祝贺，为什么不记载呢？或许晋国实际上没有迁都的事吧？

八年，宋公派公孙夀来纳币。《左传》说：“合乎礼。”我认为如果确实合乎礼，是常事，《春秋》为什么要记载呢？

晋国杀了它的大夫赵同、赵括。《左传》说：“赵庄姬进谗言。”杜预说：“原、屏，是咎的党徒。”他们本来就不以道德正义自居，理应受到讨伐。我认为《春秋》是圣人所作，褒贬进退，不应当不明确。浸润的谗言、肤受的诬告，不能施行，这才叫做明察。现在这两个人，已经遭受了奸佞之口的陷害，而《春秋》又不加以明察，如果放纵庄姬的贼行，横加原屏的罪责。《诗经》说：“抓住那些进谗言的人，扔给豺虎。”怎么会这样呢！

天王派召伯来赐予公命。杜预说：“诸侯即位，天子赐予命圭，八年才来，太迟缓了。”这是不对的。诸侯会盟完毕，穿着士服拜见天子，然后在宗庙接受命令，不亲自接受命令，是诸侯的怠慢；赐予命圭，是天子的衰弱。即使想要责备其迟缓，也应当责备诸侯不前往，不应当责备天子赐予来得晚。况且这又不是赐予命圭。查考桓公、文公都称天王锡命，唯独这里说天子，又说赐命，圣人用一个字来褒贬，这必定是不同的事物。不探究其不同，而认为只是通用的说法，这多么怠慢啊！我不敢这样认为。

卫国人来送媵妾。《左传》说：“凡是诸侯嫁女，同姓的陪嫁，异姓的不陪嫁。”这是不对的。诸侯三归，每归各一族，都是同姓。如果嬴、曹【邾姓】妫、弋的君主嫁女，必定同姓陪嫁，那么诸侯的陪嫁就不能完备了。天子的妃子一百二十人，又可以只有一姓吗？

九年二月，伯姬嫁到宋国。杜预说：“宋不

译让卿去迎亲，是不符合礼制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凡是《春秋》中记载诸侯迎娶女子而未特别书写的，都是国君亲自去迎亲。国君亲自迎亲是常态，既然是常态就不特别书写了。王姬嫁给齐侯，齐侯实际上亲自去了却没有被记载在经文中，这就是明显的证据，怎么能说让卿去迎亲是符合礼制的呢？

译十年，鲁公会同晋侯、齐侯、宋公、卫侯、曹伯攻打郑国。《左传》说：“晋侯生了病，立太子州蒲为国君，并会合诸侯。”我认为：“如今查考《春秋》经文只说晋侯，没有证据表明他就是州蒲。如果要贬低晋国，那么他的名字才会明确。这是大事，孔子怎么会忘记呢？”

《左传》说：“郑伯讨伐拥立国君的人，杀了叔申、叔禽。”君子说：“忠诚是美好的德行，如果不是合适的人尚且不可以，何况是不美好的人呢？”我认为君子的话很浅陋。叔申难道是忠诚的人吗？国君被俘而立他的儿子，反而让晋国人得以乘虚而入来残害他的国家。为叔申谋划的人，不如谨慎地修筑防守并安抚百姓，以道义退让给晋国，使理亏的一方在晋国。诸侯中友好我们的人没有不动心的，那么国君必定会回来。如果是这样，哪会有杀身之祸呢？”

十一年，晋侯派郤犫来鲁国聘问。己丑日，鲁国与郤犫结盟。《左传》说：“郤犫来聘问，并且主持结盟。”季孙行父前往晋国。《左传》说：“回报聘问，并且主持结盟。”那么经文为什么不说是主持结盟呢？杜预说：“郤犫、文子分别代表晋、鲁两国国君结盟，他们的意图是一样的，所以只记载来结盟，举重略轻。”不知道是聘礼重呢？还是盟礼重呢？如果聘礼重，盟礼轻，省略盟礼是可以的。那么之前郤犫的盟礼，又是什么原因不省略呢？如果盟礼重，聘礼轻，这就不能省略盟礼了。如果盟礼和聘礼同等重要，记载“前往晋国主持结盟”难道不更明白吗！

十二年，鲁公会同晋侯、卫侯在琐泽会盟。《左传》说：“宋国华元促成晋楚讲和，郑伯前往晋国听取和议，在琐泽会盟，是因为讲和的缘故。”那么琐泽的会盟，本来是为了联合楚国、郑国。如今楚国、郑国没有到，鲁国、卫国自己结盟，为什么呢？况且促成晋楚讲和的是宋国，宋国也没有参与，又为什么呢？凡是晋楚讲和，就应当大规模会合诸侯来申明和好，如今只有三国会盟而已，又为什么呢？那么《左传》的话不足以相信。

十三年，鲁公从京师出发，随即会同晋侯攻打秦国。《左传》中也有刘康公、成肃公，而经文不记载；又说在麻隧作战，秦军大败，而经文不说明，都是虚假的。

十四年，叔孙侨如前往齐国迎娶夫人。九月，侨如带着夫人妇姜氏从齐国回来。《左传》说：“称族，是尊重国君的命令；不称族，是尊重夫人。”不对。同一件事两次出现，最终称名，这是《春秋》的常规，并不是因为尊重国君命令所以举氏、尊重夫人所以舍族。杜预说成公迎娶夫人最符合礼制，也不对。诸侯亲自迎娶，如今成公派遣卿，怎么能说是礼呢？况且如果符合礼制就应当不记载，记载是因为它不寻常。

十五年，晋侯逮捕曹伯押回京师。《左传》说：“记载‘晋侯逮捕曹伯’，是因为他不善待百姓。凡是国君对百姓不道，诸侯讨伐并逮捕他，就说某人逮捕某侯，否则就不这样记载。”不对。负刍杀太子而篡位，国人认为他不义，都想跟随公子欣时逃亡，这不是不道又是什么？况且最大的道理是天地，其次是君臣，有人杀了他的国君，反而比不善待百姓轻吗？有忍心杀国君而不算不善待百姓的吗？负刍的罪恶没有见于经文，晋侯逮捕他之后才能看到他的罪行。如今用《左传》的条例推断，那么负刍不是不善待百姓，而是晋侯无故逮捕他，难道是这样吗？

宋国华元从晋国回到宋国。杜预说：“华元想挟持晋国以自重，所以以从外部接纳为由报告。”不对。按照《左传》的说法，是鱼石阻止华元。大凡逃亡的人，在外面而国内没有接应，就有挟持大国的势力以加重自己的分量，只求回国而已。如今华元国内有鱼石的接应，就不需要挟持晋国作为势力而自然回国了，还求什么而挟持晋国呢？杜预嫌《左传》与经文抵触，所以左右迁就以求成其说，这可以说是相信《左传》，但不能说是通晓经文。

宋国杀了他的大夫山，《左传》说：“不书氏，是说背离他的族类。”不对。柔、折、郑詹、莒庆、纪履緰都直接举名，如果那些被杀的人，也是背离族类吗？《左传》又说：“华元自己阻止鱼石和五大夫。”我认为此《左传》不可信。华元是贤臣，讨伐他的一族，为何牵连那五个人？况且经文中也没有，不是必定可信的话。

在钟离与吴国会盟，杜预说：“晋国率领诸侯大夫而会盟，所以特别注明会盟，表明本来不是共同友好。”不对。当时，晋国是霸主，即使齐、秦、楚这样强大的国家都畏惧它，它肯率领诸侯大夫去与吴国会盟吗？大概是不知经文不能直接称呼吴国罢了。

十六年，楚国杀了他的大夫公子侧。查考《左传》，楚军既已战败，楚王派使者责备子反，子反因此自杀。楚王派人阻止，没赶上。这就不是楚国杀了他，经文为什么记载楚国杀呢？

曹伯从京师回来，《左传》认为是晋侯赦免了他。我认为经文说“从京师回来”，就不是晋侯专断的了。杜预说：“有的书名，有的不名；有的说归自某地，有的说自某地归。《左传》没有义例，跟随告辞。”我认为《左传》本来就没有义例，何必跟随告辞呢？

晋国逮捕季孙行父，把他安置在苕丘。《左传》认为安置他就是让他住在那里。查考昭公二十六年，晋国逮捕叔孙婼，把他囚禁在箕。都是晋地，都是鲁卿，都是逮捕，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