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七

译听说罢了。解说者于是分割年代，参差不齐，想要用这种模糊不清的说法来掩盖其理论，务必使其有利于私学。假如按照推算日月的方法，记载得详尽且符合义理，就说应当如此；恰好不符合义理，就轻率地说这是传闻，或是所听到的，或是所看到的，所以有的简略有的详尽。用这种方式来贯通，用这种方式来扶持，没有哪里不能进入，总之对经义没有益处，只是便于私学罢了。抛开三世说来谈论《春秋》，难道不清晰吗？又传文中说：“隐公的时代也久远了，为什么还要为隐公避讳呢？因为隐公贤德而桓公卑贱。”既然如此，原本依据三世说，是为了辨别远近，亲近的避讳而疏远的就不避讳。现在却不是这样，贤德的人避讳，不贤的人不避讳，在通晓《春秋》的范围内，没有不是这样的，那又何必区分三世呢？公羊学派认为国君以国家为身体，所以先君的耻辱也就是当今国君的耻辱，即使经过百代仍然可以复仇，而谈论《春秋》的义理却说疏远的就不避讳，这难道不是凭空生出三世说，反而违背了他们自己的言论吗？

译再说所谓“新周故宋”，认为《春秋》是当作新王来写的，这也是不对的。圣人作《春秋》，本意只是为了彰显褒贬是非，通达王道大义罢了。王道大义既然已经通达，即使不推崇周朝，即使不贬抑宋国，即使不把它当作新王，它依然是《春秋》。圣人曾说：“不怨恨天，不责怪人，了解我的大概只有天吧！”如今上天并没有赋予他统治天下的使命，而圣人却因愤懑而自立统治天下的名分，这是不可取的。况且周朝的天命尚未改变，有什么“新”的说法呢？《公羊传》既然以百二十国的宝书作为依据，又记载了成周宣榭失火，就认为外国的灾祸不记载，现在忽然记载了，是因为“新周”。这既不足以辅助经义，又严重诬蔑圣人，不也太过分了吗！解说的人又说，作《春秋》是为了为汉朝制定制度，迷惑防备书写，以假为真，其开端在于想要迎合当时的君主，排斥《左传》和《谷梁传》。现在看来说这些话，不掩口大笑都很难了。又说：“改变周朝的礼文，遵循殷朝的质朴。”《春秋》的褒贬，是根本；文饰与质朴，是末节。车马服饰器械、分封制度，都是《春秋》后来才谈论的。身处周朝的时代，吃着周朝的粮食，擅自合并爵位【伯、子、男】，擅自更改时节【田猎使用夏历的孟春】，这难道是仲尼所说的“不是天子不制定制度，不议论礼制，不考订文字”的意思吗？这是最不通畅的说法，而儒者代代坚守，意图大概是想要尊崇显扬仲尼，却不知道这违背了道义。虽然如此，研究章句的人则坚守这些说法，而追求大道的人则不坚守这些说法。

隐公

元年，公羊学派认为诸侯不能改元，《春秋》以鲁国为王，所以假托称元，这是不对的。元，就是开始的意思。国君的开始之年称为元年，就像一年的第一个月称为正月，并没有天子与诸侯的区别。解说的人认为把“一”变为“元”，元是元气，是说天地由此开始生成。人君即位，为什么要远远追溯到天地尚未生成之前呢？又说：“上面没有所依附的对象，所以让‘春’来依附它。”制定元年的是人君，并不是真正的太极。把“一”当作元气，哪里符合道义呢？他们的过错在于一定要成就“五始”的说法，而不探究元年的本来实情。上面没有所依附的对象，是文势自然如此，圣人即使想要减少它，也不能减少，即使想要增加它，也不能增加，又何必多言呢？

王者指的是谁？说是文王，这也是不对的。公羊说“王者，是正当承受天命”，这是对的；它说指文王，则是不对的。《春秋》是王政的根本，所以假借王来端正万事。把它放在“春”和“正”之间，是为了表明天子承受天命于天，诸侯承受天命于君，不仅仅是指文王。又公羊认为贬抑周朝而尊奉鲁国为王，就是指文王，并不是贬抑周朝；又公羊认为王道有三统，就是指文王，并不是三统。这是自相矛盾的。

为什么先说王而后说正月？这个问题问得不对。文章不能先说正月而后说王。那么问：“为什么先说春而后说王【根据春随时王的正】”，就可以这样说了。又公羊认为春是上天所为，正是人为所为。所以先说春而后说王，这也是不对的。元年难道不是人为所为吗？为什么唯独在春之上？大凡“元年春正月公即位”，这八个字，文理相互依存，记载事情的人必然都使用它们，这并不是圣人的新意。只有“王”这个字在春、正之间，才是圣人的新意。那么所谓的五始，大概是虚言吧？何休又说：“诸侯不奉行春王的正朔，就不能即位。”考察桓公记载即位，并不是能够奉行王正。这些都是蔓延其言辞，修饰《春秋》是可以的，但不是传授道义必定可信的话。

公为什么不说即位？公羊认为桓公尊贵而隐公卑贱。那么国家就不是隐公的国家，隐公也是僭越而占有它罢了。开始僭越而占有它，最终辞让而归还它，可以说知道过错，但不能说能让。如今公羊赞美隐公善于辞让，不符合道义。如果对于不是自己所有而占有它的人，又可以说他辞让，这难道是《春秋》的意思吗？所以读《春秋》就多认为隐公辞让，推究公羊学派，所谓辞让就不是辞让了。那么公羊一定要说隐公辞让，就应当先纠正隐公开始拥有国家；一定要说桓公卑贱，就应当先纠正桓公开始没有国家，那么隐公得到辞让的名声，桓公得到卑贱的称号。现在隐公本来没有国家，那么辞让就不是他的名声；桓公本来有国家，那么卑贱就不是他的称号。隐公没有辞让的名声，那么有什么贤德？桓公没有卑贱的称号，那么有什么恶行可记？又桓公既然本来正当，应当与商人同例，不应当《春秋》深深绝弃他。又说：“儿子因为母亲尊贵，母亲因为儿子尊贵。”何休因此说：“妾母可以称为夫人。”导致汉朝多母后之乱的，就是由此话而来。唉！能不谨慎吗！

公与邾娄仪父在眜地结盟。公羊认为“及”表示急切，是我想要这样，这是不对的。考察公与齐侯在柯地结盟，当时曹子手执剑劫持齐侯以恢复汶阳的田地，可以说是我想要这样了，反而记载为“防”，那么“及”就不是我想要这样。况且公羊解说《春秋》进用仪父，是因为他仰慕道义首先与公结盟。现在考察文辞，想要急切结盟的是鲁国，而受到褒奖的是邾国，不也是反其道而行之吗？况且公羊说“及”是我想要这样的辞语，那么外人想要而我不要应当如何记载？外人想要而我不要记载为“暨”或许可以，如果外人想要我也想要应当如何记载？回答说“防”是没有深浅之别的辞语，记载为“防”或许可以，然而柯地的盟约就不通顺了。考察《春秋》有相互与及的情况，这就是。

译有接连波及的，波及到大夫孔父就是这种情况；有追赶而赶不上的，鲁庄公追赶齐国军队而没有赶上就是这种情况。《春秋》的文辞是因事而发，并不只是急切地追求而已，如果一味急切追求就失去意义了。仪父这个人，《公羊传》认为这是褒奖他，说因为把鲁国当作新的王者，所以褒奖仪父率先到达，这是错误的。假如《春秋》确实把鲁国当作新的王者，仪父也不应该受到褒奖。凭什么这么说呢？本来急切追求的是鲁国，而不是仪父。鲁国急切追求，仪父并不急切追求，如果有新的王者出现，不惩罚仪父就已经是幸运的了，又怎么能指望得到褒奖呢？哪有王者兴起却急切地跟随别人结盟的呢？哪有急切地跟随别人结盟却能成为王者的呢？

译郑庄公在鄢地击败共叔段，“克”字，公羊学派认为是指杀戮。解释说：“称‘克’，是为了加重郑庄公的罪恶。”何休因此说：“用‘弗克’来推崇郤缺的善行，就知道用‘克’来加重郑庄公的恶行。”这是不对的。那个“弗克纳”，不过是说没有最终接纳罢了，不能与“克段”相比。即使认为“弗克”是善行，那么“弗克葬”有什么善呢？即使认为“克”是恶行，那么“弗克葬”又有什么恶呢？大凡《春秋》的文辞，是随着事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不是拘泥于一点而废弃其余的。这跟向周人寻求郑人所称的“璞”有什么区别呢？郑人把未经剖开的玉称为“璞”，周人把未经风干的鱼称为“璞”，知道名称相同却不知道事物不同。所以我认为“克”就是“戡”，“戡”就是“杀”。不直接说杀而说克，是因为共叔段有部众，不是仅仅杀一个普通人。

“于鄢”，公羊学派认为是指郑庄公身为国君却在外地。解释说：“在国都内即使身为国君也不记载地点，不在国都内即使身为国君也不记载地点。”何休说：“明确身为国君的人在外地才记载地点，因为他将要勾结邻国，再次造成内乱，所以记录地点，表明应当紧急诛杀他。”然而各传所称的，是讨伐贼人的惯例。记载或不记载地点，都是已经杀了之后才显现的，又怎么能说将要勾结邻国再次造成内乱呢？死了之后还会造成内乱吗？何休又说：“那些身为国君的人，在国都内被杀，祸患已经断绝，所以也不记载地点。”如果这样，在国都外被杀，祸患就唯独没有断绝吗？都是祸患断绝而已，那么国都内和国都外也就一样了。

周天子派宰咺来送惠公仲子的助丧财物。何休说：“称天王，是因为周王不能自我端正而向上依附于天。”这是不对的。周朝虽然衰微，难道会自认为等同于楚越吗？《春秋》难道也会认为周朝等同于楚越吗？楚越称王，《春秋》纠正他们为子；周朝自我依附于天，《春秋》可以不纠正吗？况且道理上必然没有自称天王的意义，这只是诸侯尊称天子的号罢了，不像何休所说的那样。宰咺，《公羊传》认为是中士，应当以官职记录，这是不对的。宰，是尊称，不是中士所应当冒用的。又假设不是宰士，可以说司徒、司士、司空咺吗？“来归”，《公羊传》认为“来”是指没赶上丧事，并分别说：“助葬、奔丧称‘来’，是常例；归送助丧财物、含玉、赠衣称‘来’，是没赶上丧事。那些赶上丧事的，应当去掉‘来’字。”而周王派荣叔归送含玉和助丧财物，实际上也是没赶上丧事，那么《公羊传》所说的就都不可信了。我认为丧事有早晚，记载在经文中，是否赶上丧事是可以看出来的。假如去掉‘来’字却没赶上丧事，不能强行解释为赶上了；假如不去掉‘来’字却赶上了，不能强行排除为没赶上。这种情况容易明白，何必曲折地制定条例呢？那么有“来”而“归”的，有“归”而不“来”的，这就是文辞不同的原因。助葬、奔丧、归送助丧财物、赠衣、含玉、保卫宝器、公孙敖的丧事、济西的田地，有什么不同呢？

惠公仲子，《公羊传》认为是惠公的妾，这是不对的。这与僖公成风相同，成风难道是僖公的妾吗？又说“兼称两人，不合礼制”，这是又把惠公、仲子分为两个人，也是不对的。妾母因为儿子而得到助丧财物，所以举出母亲冠以儿子，表明她是因为儿子而得到助丧财物，不是两个人。《公羊传》认为妾母可以称夫人，所以有这样的说法，如果懂得道理的人，都足以知道这是错的，又何必辩驳呢？“与宋人在宿地结盟”，《公羊传》认为是两个大夫，这是不对的。结盟是国家的重大事务，难道是两个大夫所能决定的吗？如果有两个大夫结盟，《春秋》本来就不会记载。那么这自然是国君，避讳而隐去了国君。

蔡伯来，《公羊传》认为是出奔，不称“奔”的原因，是王者无外，这是不对的。周朝尚未灭亡，降低身份作为诸侯国；鲁人不尊周王，提升身份作为君主，修习虚文而损害实质意义，孔子难道会这样做吗？况且王者无外，说“奔”不说“出”就足够了，就像说“入”不说“归”一样。又想要不说“奔”，那么与祭公来有什么区别呢？公子益师去世，《公羊传》认为：“为什么不记日期？因为年代久远。”何休说：“所见之世，对父亲的大臣恩情更深，大夫去世，无论有罪无罪都记录日期。”我认为对父亲的大臣，虽然确实有值得恩顾的，如果有罪像季孙隐如那样，又可以恩顾他吗？这怎么训诫后世呢？他实际上驱逐了他的国君，能用小恩妨碍大义吗？又说：“在所闻之世，对祖父的大臣恩情稍减，大夫去世，无罪的记录日期，有罪的不记录日期。”我认为公孙敖不是无罪的人，实际上穿着甲胄申辩；叔孙得臣传记中没有罪恶，去世却不记录日期。何休却引用公孙敖作为避讳耻辱，而排斥叔孙得臣以显示已知，这不是诬蔑吗？又说：“所传闻之世，对高祖曾祖的大臣恩情浅，大夫无论有罪无罪都不记录日期。”我认为《春秋》治理十二代的事情，褒善贬恶，现在如他所说，这是使善恶混淆，善行不被表彰，恶行不被贬斥。况且《公羊传》认为《春秋》以隐公当作新王，有新王兴起，刚治理内部的时候，却忘记恩顾他的卿佐吗？所以事情在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就归之于三世；在不可以这样做的范围内，就归之于新王。使他的话像循环一样不可训诫，以此迷惑世人欺骗百姓，这是学者的祸害。所以辩士能用人言迷惑人，而不能使人信服，说的就是这个吧？二年无骇率领军队进入极国，《公羊传》认为：“入，就是灭。无骇不

译“氏”的意思是，厌恶他刚开始就灭人国家。”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春秋》虽然为国家避讳，但都让它的文字不损害事实真相，现在把“灭”改为“入”，这就是文字损害了事实真相。况且无骇没有称氏，也不是因为厌恶他刚开始就灭人国家。灭人国家是很严重的事，无论是刚开始灭还是最终灭，其罪责应当相同。况且公羊学派认为《春秋》以鲁国为王，在传闻的世代，治理兴起于衰乱之中，用心还比较粗疏，这难道不是说对新征服的国家使用轻刑吗？现在贬低无骇反而特别重，贬低郑国防速反而故意轻，这实在让人无法理解。考察《春秋》初期，接近西周，先王的余法尚存，诸侯僭越放纵的现象还很少，所以鲁国执政的卿大夫大多经过两次任命，翚、侠、无骇都是这样。公羊学派不知道这一点，看到无骇没有称氏，就认为是贬低；又厌恶这种贬低超过了常例，就认为“入”就是“灭”，这是探求其义理不得而强行解释的言辞。

译纪履緰来迎娶女子，公羊传认为不称“使”，是因为婚礼不称主人，这是不对的。查考《礼经》，国君求婚的辞令说：“请让您的玉女与我共同主持宗庙祭祀之事。”这难道不是主人吗？又公羊传中，对外国使者称“使”，对内国使者称“如”，如果婚礼不称主人，纪履緰不称“使”是可以的，是为了培养廉洁、远离耻辱。公子遂去齐国迎娶女子，所以称“使”吗？难道圣人对别国的君主想要培养廉洁、远离耻辱，对自己国的君主却不想培养廉洁、远离耻辱吗？这是讲不通的。

夫人子氏去世，公羊传认为是隐公的母亲。这是公羊传认为妾母可以称夫人，所以称隐公的母亲为夫人。然而妾母实际上不能称夫人，当时礼法尚少留存，惠公的仲子就是例子，而隐公又贤德，难道他会违背礼制私自尊贵他的母亲吗！

三年二月己巳日，发生日食。公羊传认为有时记日期有时不记日期，有时失于事前，有时失于事后，这是不对的。公羊传以日月为例，所以这样说。然而圣人依据鲁国史书来作经，所以称日期。其事是史官记录的，其顺序是主管防微杜渐的人做的，其义理则丘（孔子）有罪。至于日月的详略，这都是史官的文字，圣人所不能更改的。又不是不想更改，而是没有依据。事情有善恶，史文虽然不实，圣人则予以纠正。为什么呢？因为事情与日月不同。假使旧史没有日月，现在按例应当记日，强行增加则不可信，不增加则违背体例，像这样，圣人也无可奈何。所以《春秋》不取日月为定例。至于人事的善恶，政令的得失，圣人曾经上考三皇五帝的时代，与天下共知，所以加上自己的意见而增减，是因为不怀疑的缘故。所以我论述《春秋》不以日月为例，难道不是这样吗？

天王去世，公羊传认为记崩不记葬，必定是合乎时宜的，这是不对的。公羊传依据百二十国的宝书，所以说不及时就书，过时了就书，我有前往的就书。不知道凡是书写的，都是因为我有前往的人罢了。其名氏显著的，是命卿；其名氏不显著的，是微贱的人。其不记载葬礼，则是国君亲自前往。春秋常事不书，所以奔丧、会葬、朝见京师都不书。如果以必定合乎时宜就不书，就无法看出国君是亲自前往还是不亲自前往。

葬宋缪公，《公羊》认为不及时而记日，是渴葬【渴急也】；不及时而不记日，是慢葬；过时而记日，是隐讳；过时而不记日，称为不能葬；当时而不记日，是正常；当时而记日，是危惧不得葬。我认为渴与慢相同，只是施于葬先时罢了。如果说慢与渴有别，那么为什么不列出过时而慢的体例？又所谓过时而记日的，只是直指齐桓公而言罢了。当时，公子争国，隐讳是可以的。至于卫穆公、宋文公【成三年】没有齐桓公的贤德，没有争国的祸患，过时而记日，有什么可隐讳的呢？如果像传所说的那样，卫穆公、宋文公没有其他患难，而过时才葬，应当不记日以显示其慢，为什么反而隐讳呢？又所谓过时而不记日的，是指平安无故而懈怠迟缓不能葬的。如果国有忧乱，嗣子被放逐或弑杀，即使过时，难道这是臣子的本意，而应当责备以不能葬吗？诸如此类的义理，不可胜数，所以稍微列举一些。其弊病在于以日月为例，我已经说过了。

四年，莒人伐〇取牟娄。公羊传认为外取邑不书，厌恶开始取邑，所以书，这是不对的。公羊传以百二十国宝书而言，所以这样说。不知道别国取邑，有赴告有不赴告。赴告的就书，不赴告的不书。其书写的，是《春秋》所有的；其不书写的，是《春秋》所没有的。况且伐人取邑，终究是不可取的，那么厌恶开始与长久取邑是一样的【长葛为久】，同为取邑而书，何必分别外取邑呢？何休又说：“外小恶不书，所以此处见厌恶开始。”那么传闻之世，外小恶不书，则所闻所见之世，应当治理外小恶。诸取邑者，为什么不依据百二十国宝书全部书写，而独自泛泛地说外取邑不书呢？

卫州吁弑其君完，公羊传认为不称公子，是因为当国，这是不对的。诸弑君而称公子，是公子而为大夫的；公子而不称公子，是公子而未为大夫的。大夫弑君，其三命称氏，其再命称名，其不命称盗。通晓《春秋》，也不说已。当国与不当国，何足辨乎？公子公孙弑其君，有不当国的吗？非公子公孙弑其君，有当国的吗？宋督、宋万，难道是当国为君的人吗？公子商人，难道是不当国为君的人吗？于是说：“宋督为冯取国，所以使氏国。”那么齐陈乞也为阳生取国，为什么不使乞氏齐呢？又说：“商人次正当立，所以氏公子。”那么阳生也本正当立，为什么不氏公子呢？认为阳生为谖，所以去公子。商人难道不是先谖舍，而后弑之吗？其谖之同，而氏不氏异，为什么呢？认为阳生谖成于乞，商人已自谖之，那么是谖成他人者，不得次正之名；而已自谖之者，犹冒次正之号，应当使其罪差轻，不也失轻重吗？且《春

译《春秋》记载“陈乞弑君”，足以看出谖的计谋在陈乞身上得以实现，为什么不称阳生为公子，稍微表明他地位的正统呢？这都不是圣人的本意。鲁公与宋公在清地相遇，何休说：“说‘及’，是兴起鲁公要挟他。”他的意思是“及”有急切之意，这是不对的。“及”就是“与”的意思，从义理上讲不能称作“鲁公防宋公遇于清”，如果那样，就好像“遇”是另外一天防的名字，而不是突然相遇了。《公羊传》既然无法解释“及”，就强行说是一位君主要挟另一位，一定要表现出急切的意思，以此作为中间环节来符合元年的说法，而何休就顺承这种说法，他们离正道不是很远吗？翚率领军队防宋公讨伐郑国，《公羊传》认为翚不称氏，是因为他参与了弑君，所以被贬斥，这也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翚还没有弑君，可以贬斥他吗？况且《公羊传》解释仲遂去世时，不在弑君之时贬斥他，理由是：“从文字上看没有罪，从儿子角度看没有成年。”这明明表明不在无罪之时贬斥人。现在这里虽然在隐公年间，但确实是在无罪的时候，怎么反而贬斥他呢？何休又说桓公三年才没有王，三年之前还没有无王的情况。那么一定要等到已经无王之后才贬斥，在这里贬斥翚，可以说恰当吗？这些都是《公羊传》和何休的说法，却忽然自己违背了，又怎么能指责别人呢？

译鲁隐公五年，考察为仲子建造的宫室。《公羊传》认为“仲子是桓公的母亲”，这是错误的，理由已在元年“归赗”条中说明。初次祭祀使用六佾舞队，《公羊传》认为这是“僭越了诸侯的礼制”，接近事实了，但并未完全符合。鲁国祭祀周公，应当使用八佾；祭祀鲁国国君，应当使用六佾；祭祀其他先公，应当使用四佾。现在祭祀仲子使用六佾，这是让仲子僭越了鲁国国君的礼制；既然让仲子僭越了鲁国国君，那么也就让其他先公僭越了周公的礼制。只说六佾是僭越，而不说八佾是僭越，是因为在《春秋》的语境中不可明言，这正是季氏得以僭用八佾的原因。宋国人攻打郑国，包围了长葛。《公羊传》认为“邑不称围”，这是错误的。围的含义，只在于挖掘壕沟进行防守，不分国家还是城邑。如果有越境告急的情况，就记载下来，为什么不说不称围呢？况且《春秋》之所以不分国家和城邑而全部记载，是有原因的：因为危害百姓、损耗财力。什么叫邑不称围？

《春秋权衡》卷八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九 宋 刘敞 撰

鲁隐公六年春，郑国人来求和。《公羊传》认为这时在狐壤作战，隐公被俘，本当记载“获”，为了避讳大恶，就应当记载“战”，而国君被俘不记载“败绩”，所以不能记载“战”而记载“输平”，这是错误的。此前翚与诸侯攻打郑国，没有和平的记载，为什么说我们的成败呢？何休认为对外求和是不合道义的，考察鲁国的公子与郑国求和，道理上无不合道义之处。况且元年宰咺来归还助丧财物，何休说：“外部的小恶不记载，记载归赗，是因为与内部有关。”现在翚与郑国求和，可以不因为与内部有关而记载吗？再者暂且抛开这个求和空谈，作战被俘却称之为求和，丧失了实际的文辞，与义理相违背，不是圣人的本意。又说：“称人，是共同国家的措辞。”即使按照《公羊传》的解释，怎么就能断定这不是将领地位低、军队少呢？文辞为什么不同于“齐人来归卫宝”，而凭空生出共同国家的说法呢？大凡国君派遣卿大夫，嫌其逼近国君，所以常加“某君使某人”来压制；如果派遣的人地位低没有嫌疑，所以泛称人罢了。归卫宝、归成风的助丧财物、归汶阳田，都与此同类【汶阳田有不说“来”的，是鲁公和鲁人直接从齐国国内接受的】，有什么不同呢？

鲁隐公七年，叔姬嫁给纪国。《公羊传》认为“叔姬是伯姬的媵妾”，这是错误的。媵妾地位低贱不记载，是《春秋》的通例。假使实际上后来成为嫡妻，有贤德的品行，记载“纪叔姬”，以及“纪叔姬嫁给酅”，足以体现了。虽然如此，恐怕还是不对，为什么又要记载她初嫁呢？况且《公羊传》认为“许人为臣的必使其为臣，许人为子的必使其为子”，现在叔姬不是真正的嫡妻，伯姬死后代理嫡妻罢了。在代理嫡妻的时候，已经因为违背法度而记载她的贤德，又想上溯到初嫁的日子，文辞与伯姬并列了，这岂不是许人的媵妾就不使其为媵妾了吗？嫡妻媵妾的法度，自从《春秋》开始混乱，为什么呢？

滕侯去世，《公羊传》认为不称名是因为滕是小国，这是错误的。《公羊传》解释蔡侯考父去世【隐公八年】说：“卒从正，〇从主人。”那么滕虽然是小国，可以独自不从正吗？计算许国与滕国大小相当，许国爵位为男，在传闻之世，去世尚且称名【僖公四年新臣】，何况滕侯呢？何休又说：“《春秋》尊鲁为王，依托隐公作为始受命的王，滕子先朝见隐公，《春秋》褒奖他以礼，嗣子得以用他的俸禄祭祀，所以称侯。”这是多么迂腐偏僻啊！如果嗣子得以用他的俸禄祭祀，那么先君可以称侯，而嗣子难道不能把他的俸禄传下去吗？后来的君主为什么唯独不能称侯？迷惑妄想到这种地步，可悲啊！况且滕君还因为他的儿子的缘故，所以称侯，那么难道不能因为他的儿子的缘故，所以称名吗？我认为假使滕侯去世忽然有名，何休必定会说：“他的儿子朝见鲁国，他的父亲应当受禄，所以从大国的例子。”用这种说法解释经义，又哪里行不通呢！

齐侯派他的弟弟年来聘问，《公羊传》认为同母弟称弟、同母兄称兄，这是错误的。天子诸侯断绝期服的人，族人不能因为亲属关系亲近国君，导致为了亲爱亲属就有这种情况，怎么可以因为亲属关系相通呢？公子庆父攻打于余丘，公子去世，就认为贬低不称弟；公子友到陈国【庄公二十七年】就无法解释了，不也是前后不一吗？

鲁隐公八年，我国进入邴地。《公羊传》说：“说‘我’，不是独指我，齐国也想要。”这是错误的。经文只说“我”，实际上没说齐国，诬蔑齐国也想要，失去了真实了。

宿男去世，何休说：“宿男先前与隐公交接，所以去世褒奖他。不称名、不书〇，是因为与防者结盟，功劳微薄应当褒奖，因为是小的国家，所以从小国的例子。”考察宿在当时真是小国了，又有什么说法从小国的例子呢？如果宿本来没有国家，现在褒奖为小国可以了。宿自有国家，没有说法褒奖就成为小国。有王者兴起，必定不会比较天下的诸侯而诛杀他们，何况肯比较天下的诸侯而废除他们呢？诸侯不废除国家，所以他们的国家存在。宿虽然不与公结盟，还是小国的君主，何必强行纷纷议论呢？

公与莒人在包来结盟。《公羊传》认为实际上是莒子，称人则从不疑，这是错误的。无故贬莒子为人，意思认为应当让防者跟随公，不让公跟随小国的君主。公与小国君主结盟，有什么不可以，反而想要跟随防者卑称呢？想要为隐公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