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一　　　　　宋　刘敞　撰

译鲁君出逃，那么僖公已经即位了。髙子自称前来结盟，那就是僖公时期的盟约，为什么说我国没有君主呢？鲁公与齐国大夫在曁地结盟，当时齐国没有君主，经文没有隐去鲁公，如果我国没有君主，又为什么要隐去齐侯呢？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译僖公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公羊传》说：“救援不记载驻扎，记载驻扎说明来不及救援，邢国已经灭亡了。”这是不对的。有救援而驻扎的，有救援而不驻扎的，有驻扎而救援的，有驻扎而不救援的，事情本来就是这样，《春秋》明确记载罢了，这哪里足以说明邢国灭亡了呢？又说：“为什么不说是狄人灭掉了邢国？是为了替桓公避讳。”这也是不对的。经文先写驻扎后写救援，就已经讥讽他们怠慢了，有什么可避讳的呢？《公羊传》以《百二十国宝书》为依据，所以这样说罢了。又说：“为什么先说驻扎而后说救援？因为他们是国君。”这也是不对的。前面说救援而记载驻扎是因为来不及救援，现在又说先驻扎后救援是因为他们是国君，如果救援时来得及，那么《春秋》自然不记载驻扎，不记载驻扎，就无法看出他们是国君，这话自相矛盾。又《春秋》所记载的救援，正是希望他们急病人之所急、拯救危难，如果安营扎寨、从容驻扎，就失去了救援国家的道义，按理不得不记载驻扎之处以显示这一点，既然按理应当记载，就不能说救援不记载驻扎了。救援不记载驻扎，似乎说孔子作经，见到救援国家来得及的就不记载驻扎，见到救援国家来不及的就加上“次”字，这样就是率意作经，不再是传述信史了。又《公羊传》说伐楚救江时说：“是为了迷惑敌人。”伐楚与驻扎在聂北，文字不同而情势相同；迷惑敌人与行动迟缓，意思不同而指向相同。迷惑敌人是不直接奔赴急难而改伐他国，行动迟缓也是不直接奔赴急难而在其他城邑滞留，文字因事而生，不是为了区分君臣。又驻扎在聂北救援邢国，是厌恶他们不直接奔赴急难，只是远远地为邢国提供援助罢了；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是说他们本当救援晋国，中途有困难，所以停留在雍榆。论两者的文字则有相似之处，论两者的实情则始终不同，实情变化而文字不同，也是适宜的。况且说大夫将帅必须先通达君命吗？那么晋阳处父率领军队伐楚救江，为什么也不先救援后伐楚呢？又说：“不赞成诸侯擅自封国。”这也是不对的。经文有救援邢国，又有邢国迁都，救援邢国则是邢国未灭亡的说法，邢国迁都则是邢国自行迁都的说法。邢国能自行迁都，诸侯只是帮它筑城而已，并非邢国灭亡，也并非擅自封国，怎么能与卫国一例看待呢？

齐国军队、宋国军队、曹国军队为邢国筑城。《公羊传》说：“这是一件事。”这是不对的。三国在春天救援邢国，在夏天为它筑城，同一件事不同时间，怎么说是一件事呢？

俘获莒国的拏，《公羊传》说“莒国没有大夫”，我已经说过了。

二年，虞国军队、晋国军队灭掉下阳。《公羊传》说：“让虞国承担首恶，不对。”《春秋》的体例，主持军事的排在上面，大概是厌恶战争。虞国实际上是主持军事的，又何必让它承担首恶呢？何休说：“晋国到这里才出现，是因为晋、楚都是大国，后治理同姓国家。”不知道《春秋》的编纂，是先治理小国呢？还是先治理大国呢？如果先治理小国，齐、秦、晋、宋都应当后出现；如果先治理大国，〇、莒、陈、蔡都应当后出现。现在有的后出现有的先出现，知道这是妄乱，完全没有条理。其关键是想迎合《百二十国宝书》的话罢了。又哀公元年随侯出现在经文中，不知道随国是大国呢？还是小国呢？如果是大国，应当与齐、晋相联系出现在经文中；如果是小国，应当与莒、杞相联系出现在经文中。又不知道随国是同姓呢？还是异姓呢？如果是同姓，邢、卫也是同姓；如果是异姓，莒、〇也是异姓。像那样都无所解说，这里却纷纷议论什么呢？

齐侯、宋公、江人、黄人在贯泽结盟。《公羊传》认为大国说齐、宋，小国说江、黄，以为其余各国都不敢不来，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四个国家的边防，哪里可以辨别呢？况且四个国家的边防结盟很多，难以类推为褒扬。又江、黄，何必是极远的国家呢？周末时诸侯纷争，水路隔绝、陆地断绝，不相往来。齐鲁的儒生未曾涉足江、黄的地界，等到听到它们的名字，就像在海外一样，所以号称它们是最远的。

三年，徐人夺取舒。《公羊传》说：“轻易。”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灭国，怎么能说夺取呢？何休说：“轻易，是说没有守御的防备。”这也是不对的。如果诸侯有守御的防备，哪里会有能灭掉他们的呢？那些被灭掉的，都没有守御的防备，难道只有这一例吗？又唯独因为无备的缘故，把灭国说成夺取，这是轻视灭国的罪名，等同于夺取城邑，《春秋》难道会这样吗？

在阳谷会盟，公羊说：“这是重大的会盟，为什么最后不说‘尔’呢？”这不是疑问。《春秋》会盟而不结盟，哪里说得完呢？它一定能令这次结盟吗？况且说最后不说‘尔’，是孔子的意思呢？还是桓公的意思呢？如果是孔子的意思，是他本来结盟而现在隐瞒，想要成全桓公，孔子难道是树立私党的人吗？如果是桓公的意思，是本来自就不结盟，《春秋》直接据事而书，没有什么特别的。公子友到齐国参加结盟，何休说：“假托王命于鲁国，云云，不对。”莅是到的意思，情势不可把莅盟写成来盟，来盟写成莅盟，无需修饰虚说。

四年，蔡国溃败。《公羊传》说：“国家叫溃，城邑叫叛。”这是不对的。溃是民众溃散，叛是臣下背叛，不是以国家、城邑为区别。

于是伐楚，驻扎在陉。《公羊传》说：“说驻扎在陉，是有等待。”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等待，为什么不说不屈完来军中结盟呢

译《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派遣’？是为了尊崇屈完。为什么要尊崇屈完？因为让他与齐桓公对等。”按照《春秋》的原则，大夫不能与国君对等，所以得臣不称氏。现在却尊崇屈完，让他与齐桓公对等，这自相矛盾。又说：“记载‘在军中结盟’、‘在召陵结盟’，是什么意思？军队驻扎在召陵。军队既在召陵，为什么再次记载结盟？是为了表达喜悦楚国臣服。”这是不对的。在军中结盟，是屈完的主意；在召陵结盟，是齐侯的主意。文字是根据事实写出的，并非凭空添加，哪里有什么喜悦楚国臣服的意思呢？何休竟然引用国佐作为依据，然而国佐本来并没有来军中结盟，是诸侯追上去与他结盟罢了，这与这种情况不同。

译鲁公从讨伐楚国的军事行动中返回。《公羊传》说：“为什么记载‘至’？因为楚国背叛了盟约。”按照各种记载“至”的体例，有的讲得通，有的讲不通，其结论大多荒谬，不能因为其中有一条说得通就相信其余两条。

五年，伯姬来朝见她的儿子。《公羊传》说：“这是鲁国内部的说法。”不对。这实际上是伯姬自己来朝见她的儿子，就像曹伯派世子射姑来朝见之类，文理上没有什么可疑的，为什么说这是鲁国内部的说法？

郑伯逃归，没有参加盟会。《公羊传》说：“说‘逃归不盟’是什么意思？是不让他参加盟会。”不对。《公羊传》担心上文防备郑伯时确实提到了郑伯，中间又说“诸侯在首戴结盟”，如果郑伯确实是逃归的，应当在首戴盟会之前，所以这样说。不知道郑伯本来应当参加盟会，等到盟会那天他自己逃走了，所以经文先叙述诸侯盟会，后说郑伯逃归。又只记载“逃归”，就担心他已经盟誓后才逃走，所以加上“不盟”二字，说明他在盟会前就逃走了。这也如同鲁公在沙随防备晋侯、齐侯、卫侯、宋华元、邾人，经文中不见鲁公；鲁公在平丘防备刘子、晋侯、齐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鲁公没有参加盟誓。追溯前面的经文，如果都已经盟誓，又出现后面的话语，才知道没有参加盟誓。这与郑伯的情况类似，没有什么可怀疑的。却认为不让他使少数人冒犯多数人，可以说是义理很高但道理不切实际。

晋国人逮捕了虞公。何休说：“称‘公’，是剥夺他的正式爵位，表示从灭国开始。”不对。《春秋》剥夺爵位，是降低爵位吗？难道说是增加爵位吗？大概是断绝知情者的听闻。

六年，围攻新城。《公羊传》说：“邑不记载‘围’。”不对。我已经说过了。

八年，在太庙举行禘祭，用来迎回夫人。《公羊传》说：“是被齐国先到的媵女胁迫。”不对。僖公是贤君，桓公也是贤君，僖公怎么会受齐国的胁迫？桓公又怎么一定想胁迫鲁国？而且在文辞上看不出齐国胁迫鲁国的意思，这与取回子纠、送还公孙敖的情况不同，不能这样说。

九年，在葵丘结盟。《公羊传》说：“桓公的盟会不记载日期，这里为什么记载日期？表示局势危急。”不对。葵丘之盟，是桓公的鼎盛时期，孟子曾经说过。只以日月为例，就混淆了安危。唉！说话要谨慎啊！

十年，晋国杀了它的大夫里克。《公羊传》说：“里克弑杀两位君主，为什么不用讨伐贼人的言辞来说？因为他是惠公的大夫。”不对。查考惠公说：“你已经杀了那两个年轻人，又要图谋我。”那么惠公杀里克，本来是以讨伐贼人的名义杀的，没有理由不称“人”而说“杀”。况且治理国家的人不奖赏私人的功劳，即使惠公本来是因为里克而得到国家，难道可以因此不依正义讨伐他吗？《公羊传》认为定公从季氏那里得到国家，讥讽他不能诛杀季氏，即使定公能诛杀季氏，难道又像里克那样不认为他是贼人吗？这是进退互相驳斥的。又说：“晋国不记载出入，是为文公避讳。”也不对。《郑诗》序说：“公子五次争夺。”《春秋》中只有突、忽见于经文，不知道还为谁避讳？凡是避讳施加于功德已经显著的人，还有可推托的理由，现在重耳的美德尚未显现，就为他探求情由、避讳过错，不是诬蔑人吗？

十四年，诸侯修筑缘陵。《公羊传》说：“不说徐、莒胁迫他们，是为桓公避讳。”不对，我已经说过了。

沙鹿山崩塌，《公羊传》说：“外国的怪异不记载，这里为什么记载？为天下记录怪异。”不对。圣人怎么能独自知道沙鹿山崩塌是天下的怪异呢？传文说：“孔子不谈论怪异。”如果知道沙鹿山崩塌是天下的怪异，难道不是怪异吗？又说：“沙鹿，是河上的邑。”也不对。这自然是山名不显著，系于山的，是因为可以知道缘故。记载《禹贡》导淮从桐柏山，导河从积石山，桐柏都是山名却不系于山，说到荆山、岷山则都系于山，也可以明白缘故了。

十五年己卯晦日，夷伯的庙被雷震。《公羊传》说：“晦，是防备。”不对，晦，是晦朔。又说：“夷伯，是季氏的臣子。”也不对。当时，季友还没有死，鲁公也没有失去政权，想要推托天命来成就灾异，不是圣人的意思。以至于汉代儒者争言阴阳，诋毁好人，其祸患难道小吗？

十六年这个月，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公羊传》说：“这个月，是仅仅赶上这个月。不记载日期，是晦日。”不对。晦朔，是天象所有，《春秋》取朔弃晦，合乎什么义理呢？这是乖谬虚伪之深者。又成公十六年确实记载了晦朔，晦朔的相〇，如同首尾，还有什么可说的！

季友去世。《公羊传》说：“称季友是什么意思？因为他贤德。”不对。季友的贤德，在庄公、闵公之间，在那里称季子就足够了。获莒拏，不加褒扬，死后为什么又说他呢？况且如果称季友为贤，称仲遂也可以说是贤了。

十七年，齐人、徐人讨伐英氏。何休说：“称氏，是《春秋》前黜之。”不对。英氏，是国家。国家的称号，或一字，或二字，或三字，不像甲氏、潞氏那样。现在县有尉氏，也可以封国，又怎么说呢？

夏天，灭项。《公羊传》认为桓公灭的，不对。桓公虽然确实贤德，难道适宜灭人吗？况且桓公已经功高天下，而威震君主了，又戕害人、灭人，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反而为他

译所谓“讳”，就是让建立功业的人得以横行天下而毫无顾忌。况且齐桓公与山戎作战，《春秋》却贬低他，将他的爵位由侯降为人。那么，与山戎作战，和灭亡中原诸侯相比，哪个更严重？灭亡中原诸侯反而可以因为功绩而掩盖，而与山戎作战反而不能掩盖，这些都是被迷惑而认为不正确的看法。

译十八年，宋国军队与齐国军队在甗地交战。《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让齐国作为主辞？是为了赞许齐襄公征讨齐国。”这是不对的。晋国荀林父与楚子在邲地交战，难道也可以说“是为了赞许晋国荀林父征讨楚国”吗？这与晋国有什么不同呢？

邢人、狄人攻打卫国。《公羊传》何休注说：“狄人被称为‘人’，是赞许他们能够救援齐国。”这是不对的。《春秋》的法则，是亲近中原诸夏而疏远夷狄。所谓疏远夷狄，就是夷狄也疏远中原。所以孔子说：“夷狄即使有君主，也不如中原诸夏没有君主。”厌恶他们趁虚而入、钻营空子，必定会酿成祸患。中原地区如此广大，不可能没有灾祸，如果打开缺口让夷狄来担忧介入，我看到灾祸只会越来越多，忧患只会越来越深，这非常不符合孔子的本意。

十九年，宋国人抓获了滕国国君婴齐。何休说：“称其名，是因为他是葵丘之盟中违抗命令的人。”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如此，应当说“宋公抓获他”了。何休又说：“不认为是霸主讨伐，是因为抓获他不合乎罪行。”这也是不对的。如果确实如此，那么为什么还要称其名呢？何休又说：“之所以记载他有罪，是为了替齐襄公消除耻辱。”我认为，如果是为了替齐襄公消除耻辱，记载“宋公抓获他”就足够了。况且齐襄公抓获别国国君却不合乎罪行，这正是导致霸业不能成就的原因。直接记载他的过失以警示后世，不是很明白吗？又何必急于消除耻辱呢？

鄫子与邾国在邾地结盟，何休在这里解释为替齐襄公避讳的意思，委曲求全地附会，这不是圣人的本意。况且齐襄公因为不能完全运用道义，所以招致大败，功绩不足以惠及他人，德行不足以安抚远方，还有什么值得避讳的，而《春秋》事事都替他避讳？这大概是迎合自己的私说，而不是通达的大道理。

二十年，郜国国君来朝见。《公羊传》说：“这是失去国土的国君。”这是不对的。如果是失去国土的国君，怎么能说“来朝见”呢？“朝见”是用于拥有国家或封地的辞令。又《公羊传》认为郜国灭亡在《春秋》之前，查考《春秋》以来将近九十年了，郜国国君失去国土大概已经三代了，还能自己归附同姓，亲自执行朝见之礼，这难道不太不合人情吗？二十二年，宋国国君与楚国人在〇地交战，宋国军队大败。《公羊传》认为即使是周文王的战争也不过如此。这是不对的。按照《公羊传》的意思，是被〇地和河曲迷惑了。〇虽然是水名，但其陆地仍然可以用水名来称呼。如果说一定要像河曲那样，在鲁济相遇，难道真的在水中相遇吗？在濆泉战败，难道真的在泉水中作战吗？现在天下用水名来命名地方的尤其多，不一定住在水中才能用水名。况且周文王怎么容易呢！德行没有加于对方，就不以力量相争；道义没有超过对方，就不以威势压制；用道义逐渐感化，用仁爱慢慢熏陶，这样四方自然归服。所以《诗经》说：“虽然不消除他们的愤怒，也不丧失他们的声望。”像这样讨伐崇国，还两次驾车下去，这是爱护百姓到了极点。现在齐襄公退守时不致力于修明自己的事业，而进取时只固守咫尺之内的信义。他守信确实是正确的，那么不如慢慢修明自己的德行，不要急于建立大功而残害百姓。现在议论他守信的节操，却忘记他残害百姓的根本，而将他与周文王相比，这不知道圣人也是深刻的。况且守信而不欺诈，与楚国人作战则有好处；没有德行而追求在自己国家建立大功，则不可依赖。不知道周文王是否独自这样做呢？

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郑”，《公羊传》认为这是不能侍奉母亲，这是不对的。王者不孝，应当去掉“天”字来显示；现在不去掉“天”字，就知道他不是不孝。何休又说：“下级没有废黜上级的道理，能够断绝关系的，是说明母亲可以废黜他，臣下可以听从母亲的命令。”唉！后世之所以多有废黜置立的祸患，不也是荒谬的吗！

二十五年，宋国杀死了他们的大夫。《公羊传》说：“不称其名，是因为宋国三代没有大夫，三代都在国内娶妻。”这是不对的。文中称大夫，就是有大夫，不是没有大夫，这很明显。况且国君娶了一位卿，而一国之内，怎么能完全没有大夫呢？凡是妻子的父母，是不被当作臣子对待的；至于他们的等级，礼仪不涉及。为什么说没有大夫呢？怪异偏僻，不合常理，竟然到了这种地步，可怜又可笑的，就是这种说法。

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国国君送回顿国。《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遂’？是因为两件事并列。”这是不对的。顿国国君出逃，是因为陈国攻打他，所以楚国必须包围陈国，才能把顿国国君送回顿国。其文辞与其事实，详尽完备，不能再增加了，怎么能说是“遂”呢？“遂”是生事，不是这种情况可以比拟的。

鲁公会见卫国国子和莒国的庆。何休说：“莒国没有大夫，记载庆，是尊敬女婿的道义。”刘子说：“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它的荒谬难道能计算得尽吗！”

二十六年，鲁公追赶齐国军队到酅地，没有追上。《公羊传》说：“说‘到酅地没有追上’是什么意思？是夸耀。”这是不对的。因为鲁公追赶别人，即使战胜了，又有什么可夸耀的呢？况且此后齐国又攻打我国，这明显说明齐国非常不畏惧鲁国。屡次遭受卑辱，还自以为如此伟大吗？君子没有羞耻心。

楚国人灭掉隗国，把隗国国君带回来。何休说：“不说‘获’，是因为举灭国为重。”这是不对的。“获”和“以归”，不是同一件事，怎么能并在一起说呢？

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公羊传》认为：“城邑不说包围，说包围，是讽刺滥用军队。”这是不对的。包围缗地，是因为楚国将领地位低、军队少；攻打齐国，则是楚国将领地位低但军队多。为什么要强行配合呢？

鲁公率领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何休说：“称军队，是顺承上文。”这是不对的。越过别国去乞求军队，这必定是要求多

译这并非因为兵力少。如果是因为兵力少，鲁国自己也能办到，何必辛苦向外求援呢？因此，这自然是楚国的军队，没有疑问。何休想要顾及上文围缗时的意图，所以这样分析罢了。况且，所谓的围城，不是十天半月就能做到的。说楚国人率领军队去攻打宋国，那么大概可以相信吧。为什么呢？因为攻打不是长久的事。说楚国人率领军队去夺取缗邑，也大概可以相信吧。为什么呢？因为夺取城邑未必需要很长时间。如今正是围城，时间长的可能持续几年，短的也可能持续几个月，鲁公又怎么能集结军队去攻打齐国夺取谷邑呢？况且从楚国到鲁国，不是近道；攻打宋国围困缗邑，不是容易的事；从鲁国到齐国，又不是一天的路程；战胜齐国夺取谷邑，又不是一天的事；从齐国返回鲁国，又不是一天的路程。在短短一个冬天的时间里，往返如此，这能让人相信吗？

译鲁公从讨伐齐国的军事行动中返回。《公羊传》说：“这已经夺取了谷地，为什么还要记载为‘伐’？”推究《公羊传》的本意，是说如果合乎心意就记载为“防”，不合乎心意就记载为“伐”，那么如今既然合乎心意就不应当记载为“伐”，所以才这样发问。说“为什么记载为‘伐’”，这是问为什么不记载为“防”而记载为“伐”。然而讨伐齐国夺取谷地，只是鲁公率领楚国军队亲自前往罢了，并没有诸侯的防备行动。既然没有诸侯的防备行动，就不应当记载为“防”，这是事理上恰好如此罢了。《公羊传》作者混淆了本末，于是强行说：“祸患的兴起必定从此开始。”何休觉得这难以讲通，又一定要掩盖他的错误，所以在注释《庄公五年》时说：“鲁公与一个国家共同出兵，合乎心意就不记载，不合乎心意就记载为‘伐’。”以此来修饰这段文字。然而《公羊传》原本问的是“为什么记载为‘伐’”，不是问“为什么记载”，问“为什么记载为‘伐’”，是问“为什么应当记载为‘防’，现在却不是这样”。问“为什么记载”，才可以解释说“合乎心意就不记载，不合乎心意就记载为‘伐’”。现在遗忘了问“记载为‘伐’”的本意，反而提出“不记载”的别解，想要以此混淆语意，扰乱视听，难道通顺合理吗！况且按照《公羊传》的说法，鲁公讨伐齐国夺取谷地，有什么不合乎心意的呢？却说“祸患的兴起必定从此开始”，查考后来并没有齐国的祸患，即使何休曲意解说，难道足以掩盖他的荒谬吗！

二十七年，楚国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包围宋国。《公羊传》说：“称‘人’来执拿宋公，是贬低。”不对。宋襄公死已经很久了，《春秋》以前已经明显地贬低了他，又在僖公篇结束时再次贬低，是为了什么呢？

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晋侯讨伐卫国。《公羊传》说：“还没有侵犯曹国。”不对。如果还没有侵犯曹国，《春秋》难道会探知实情而预先记载吗？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死。《公羊传》说：“不可以让他前往。”不对。如果不可以让他前往而刺死他，这是得到了他的罪过，又为什么改变文辞为“没有完成戍守任务”呢？况且杀大夫何必写明他的罪过呢？写明他的罪过，就是强加罪名，强加罪名就是滥杀。《春秋》直接记载，是表明滥杀。传文不明白这个意思而胡乱议论，何休又引用说：“不记载日期来表明有罪无罪。”不是太迂腐了吗！

在城濮与楚国人作战，《公羊传》说：“这是大战，为什么让地位低微的人参与？这是自相残杀的人。”查考《公羊传》原本说楚国没有大夫，前年讨伐宋国包围缗地，虽然率领军队行动，仍然遵循本来的称呼，称“人”罢了。现在忽然这样发问，那就是楚国有大夫了。如果按现在说的，那么以前说的就不对；如果按以前说的，那么现在说的就不对。何休于是引用屈完为例，查考那个屈完是自己抬高身份，来对应桓公，只是解说这段文字罢了，不是通常的辞例，怎么能引用相比呢？又诸侯自己用兵，楚国自己派遣地位低微的人，难道能不称为大战吗？问“为什么让地位低微的人参与”，也是发问没有道理。

陈侯前往防地，《公羊传》说“后防，不对”。陈国本来不参与盟约，听说防地之事自己前往，其意图、其文辞与“陈侯派遣袁侨前往防地”是一样的，不可以横生两种说法。“公朝见王所”，《公羊传》说：“天子在那里。不说不天子在那里，是不赞成致送天子。”不对。如果不赞成致送天子，那么就不应当记载“天子在那里”。那里说“天王在河阳狩猎”，难道赞成致送天子吗？

陈侯款去世，何休说：“不记载葬礼，是为晋文公避讳。”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它的荒谬难道能胜数吗？

天王在河阳狩猎。《公羊传》说：“不赞成再次致送天子。”何休说：“一次失礼，还算好一些。”我认为传语有道理，但不符合经文；注语没有道理，而且不可训诂。哪有以臣下召见君主，却说一次失礼还算好一些的呢？一次失礼还算好一些，是指小德的出入罢了。如果颠倒君臣，淆乱尊卑，这是大罪，还说好一些吗？二十九年，介葛卢来朝。《公羊传》说：“夷狄的君主，不对。白狄没有名字，介为什么得名？”

三十年，卫侯郑回到卫国。《公羊传》说：“说‘归’是什么意思？归是厌恶元咺。”不对。《公羊传》常例认为“归”是出入没有厌恶，“复归”是出有厌恶，归没有厌恶。纵然《春秋》归咎于元咺，记载卫侯也就足够了，又说出入没有厌恶可以吗？

公子遂前往京师，又前往晋国。《公羊传》说：“公不能执政罢了。”不对。僖公的时候，大夫起初还没有强大，难道敢专断行事吗？这大概是诬蔑了。

三十一年，夺取济西田地。《公羊传》说：“避讳夺取同姓的田地。”说鲁国这块土地本来是晋侯归还的，当时不夺取，很久以后才夺取，所以坐实了夺取城邑的罪名。不对。诸侯受封自有分地，后来虽然被侵夺防失，如果有王者兴起，都应当归还。鲁国夺取自己的物品，假使本来没有霸主的命令，还应当以功补过。所以《鲁颂》赞美僖公能恢复周公的疆域，哪有反而坐实夺取同姓田地的罪名呢？又《公羊传》桓二年传文说：“至于土地和人的归属则不然，不久就可以成为自己的了。那么对于夺取，可以成为自己的吗？”回答说：“不可以。就像楚王的妻子媦，没有时候可以成为自己的。”由此推究，明白曹国不能最终拥有鲁国土地，鲁国依据霸主的命令而夺取，又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呢？

三十二年，卫国人跟狄人结盟。何休说：“说‘及’，知道不是狄君。”不对。记载卫国人狄人结盟，就不成文辞；记载卫人跟

译狄，则是真正结盟而非防备。说“及狄”，是为了使文辞和义理相互契合罢了，这也就像晋侯防备狄人、防备吴人一样，还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译文公

元年，周天子派遣叔服前来鲁国吊唁并监护葬礼。何休说：“记载这件平常的事，是因为文公不贤，诸侯们都不肯前来吊唁监护，所以记载天子厚待，以反衬诸侯的淡薄。”这是不对的。文公刚即位，即使他不贤，诸侯们怎么会立刻就知道呢？假如天子也不派遣叔服来吊唁监护，那么《春秋》就没有文字可以显示文公的不贤了。何休又说：“叔服不称王子，是因为当时天子和诸侯不致力于求取贤才，而专门看重亲近亲属，所以特别在位子弟，讥刺他们过早地担任权位。”这也是不对的。天子的儿子可以称王子，就像诸侯的儿子可以称公子一样。王子中有受封为诸侯的，不能再称王子，应当以爵位为重。那些没有被任命为诸侯的，自然应当遵循大夫的制度，或者称字或者称名，道理上是适宜的，并不是为了讥刺亲近亲属。何休又说：“鲁国可以称公子，是因为正在记录不同的辞令，所以唯独不称弟。”然而鲁国不称弟，本是《春秋》的常例，而公子庆父攻打于余丘，却说“不称弟”，难道是因为他年幼就带兵吗？所有这些说法，《公羊传》原本没有这些解释，都出自何休，却如此错乱，真令人奇怪叹息！

周天子派遣毛伯前来赐给文公任命诸侯的诏命。《公羊传》说：“是加给我服饰。”这是不对的，是任命为诸侯。

二年，为僖公制作神主牌位。《公羊传》说：“讥刺想要长久监护却最终没能做到。”这是不对的。文公自己懒惰迟缓不制作神主牌位罢了，怎么知道他想要长久监护呢？

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公羊传》说：“为什么不称氏？是避讳与大夫结盟。”这是不对的。避讳与大夫结盟，隐去文公的名字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去掉阳处父的氏呢？如果是国内地位卑微的人与晋国的阳处父结盟，又怎么分辨呢？何休说：“使得看起来像是得到了他的国君，就像经文所说邾娄仪父那样。”如果这样，又不应当隐去文公的名字了。

三年，晋国的阳处父攻打楚国以救援江国。何休说：“如果两方面都记载，应当先说救援。”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攻打楚国，又去救援江国，难道不是两方面都记载了吗？明白这只是脱漏了“以”字罢了。四年，从齐国迎娶妇姜。《公羊传》说：“娶大夫的女儿，是略去礼仪。”这虽然是孤立的经文没有其他证据，但是鲁国当初纳币聘礼却用上卿，仔细考察娶大夫女儿的，礼仪难道如此隆重吗？

五年，周天子派遣荣叔回来送含玉和赗赠之物。《公羊传》说：“说‘归含且赗’是什么意思？兼而有之，是不合礼的。”这是不对的。按照礼制，国君去世，邻国吊唁，因为地位对等，尚且含玉、赗赠、禭赠由一位大夫兼管，何况天子对于他的臣下呢？何休说：“不跟随含玉的晚到，说‘来’的，本来就不应当含玉。”按照《公羊传》的体例，事情还没发生就说“来”，是常例。现在含玉还没发生，自然可以说“来”，这有什么妨碍于不应当含玉，又要去掉“来”字呢？又传文讥刺兼而有之，不讥刺含玉，那么传文的意思认为含玉是合礼的；注文的意见认为含玉是不合礼的，他们自己相互矛盾到如此地步！

周天子派遣召伯前来吊唁并监护葬礼。何休说：“去掉‘天’字，是因为没赶上事情，讥刺相比失去了监护的礼制。”这是不对的。天子监护诸侯的葬礼，有早晚的小失误罢了，不可以聚集起来作为过错，怎么至于就贬低去掉“天”字呢？

六年，安葬晋襄公。何休说：“讥刺文公不亲自前往，是不合礼的。诸侯去世，大夫吊唁，亲自前往监护葬礼。我不知道这在什么礼制中？周朝有一千八百个诸侯，统计五十年死亡的大致殆尽，这是一年大概有三十六位国君去世。如果一一亲自前往监护葬礼，即使累死在路上也还不能到达，何况外面有朝见监护，里面有祭祀，怎么能够暂时请假而前往呢？说话不合情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

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晋国的狐射姑出逃到狄国。《公羊传》说：“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阳处父，那么狐射姑为什么出逃？狐射姑杀了阳处父。”这个提问是不对的。阳处父被杀，狐射姑出逃，有什么可疑的，而明确说狐射姑杀了阳处父呢？成公十五年，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山，宋国的华元出逃到晋国。那么杀山的也是华元吗？

闰月不告朔，仍然在宗庙朝见。《公羊传》认为：“不告朔，是合礼的；仍然在宗庙朝见，是不合礼的。”这是不对的。闰月虽然没有固定，但政令有常规，怎么能不告朔呢？假如闰十二月，必定有立春，立春的政令是应当告朔的。如果就在前一个月告朔，就早于时节；如果就在后一个月告朔，就赶不上时节。《夏书》说：“早于时节的杀无赦，赶不上时节的杀无赦。”由此看来，自然应当告朔。

七年，文公攻打邾娄。甲戌日，夺取须朐。《公羊传》说：“夺取城邑不记日期，这里为什么记日期？是内辞，使得看起来像别人一样。”这是不对的。僖公时也曾经攻打邾娄夺取须朐，为什么不作为内辞呢？何休说：“所以深深避讳的原因是，扈地的盟会没有记载顺序，一并作为夺取城邑的缘故。”考察僖公夺取须朐的那年，与邾娄在升陉作战，打败了内部的军队，道理上也可以避讳，而为什么不用记日期作为辞令呢？又僖公二十六年攻打齐国夺取谷邑，记载“公至自伐齐”，《公羊传》认为虽然得意，而且有后患，所以遵循不得意的体例以致公回国。然而僖公后来最终没有祸患，现在只因为夺取城邑的缘故，所以扈地的盟会没有记载顺序，可以说有后患了，为什么不记载“公至自伐邾娄”以显示不得意呢？夺取谷邑没有祸患，记载公至；夺取须朐有祸患，不记载公至，为什么前后不一呢？

文公与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公羊传》说：“诸侯不可以让与文公结盟，轻视晋国大夫，让与文公结盟。”这是不对的。在扈地的都是诸侯，

译既然已经和晋国大夫结盟了，又怎么能说晋国大夫轻视鲁侯呢？况且诸侯不愿意和鲁侯结盟，难道敢轻视晋国大夫，让晋国大夫去和鲁侯结盟吗？这些都是不符合事实的说法。

译徐国攻打莒国，何休说：“称其为‘徐’，是因为在共同灭亡王之后，所以用‘狄’字来贬斥它，这是不对的。徐国也是夷狄罢了。《尚书》说：‘徐戎并兴’，并不是到现在才用‘狄’字来贬斥它。”

鲁僖公八年，公孙敖前往京师，没有到达，又在丙戌日逃奔到莒国。何休说：“记载日期，是嫌公孙敖的罪行明显，就会显得国君软弱，所以避讳，让他看起来好像没有罪过。”按照《公羊传》的说法，经义已经很明白了，而何休却强行用这个例子来扰乱它，这是画蛇添足。况且公孙敖的罪行，加上日期怎么能避讳？不记载日期怎么能增加什么？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鲁国。《公羊传》说：“为什么都用官职来举称？”宋国三代没有大夫，这是不对的。僖公二十五年，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不记载姓名，是因为认为宋国没有大夫。现在这里记载官职，也说没有大夫。如果确实是因为国内娶妻而没有大夫，那什么都不记载才是对的。有时用官职举称，有时不举称，这是为什么呢？

鲁僖公九年，秦国人来送还僖公、成风的丧衣。《公羊传》说：“同时送还两人，是不合礼的。”这是不对的。僖公、成风，就像惠公、仲子一样。如果认为这两个人，难道可以把母亲列在儿子下面吗？《礼记》说：“妇人有三从。”这是说妇人没有独立的行动，但如果因此就让母亲排在儿子下面，不能说是懂礼。

春秋权衡卷十一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二 宋 刘敞 撰

鲁僖公十一年，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公羊传》说：“是长狄。”这是不对的。《春秋》中有赤狄、白狄、山戎、陆浑戎、淮夷之类，记载夷狄如此详细。如果有长狄像《公羊传》所说的那样，高达百尺，没有理由不称其为长狄。鲁僖公十二年，盛伯来投奔鲁国。《公羊传》说：“是失去国土的君主。”这是不对的。邢国迁到夷仪，这是自己迁徙；宋国人迁走宿国，这是亡国的记载；盛国投降给齐军，这也是自己投降；齐国人降服鄣国，这也是亡国的记载。这类情况分明，道理无可怀疑。那么郕国本来没有灭亡，《公羊传》强行说它灭亡了，这是盛伯自己来投奔鲁国，《公羊传》说就是庄公时所灭的那个。况且庄公到现在七十多年了，又说与郜子相似，这也太奇怪了。

子叔姬去世，《公羊传》说：“是母亲的弟弟。”这是不对的。子叔姬，就是子叔姬。晋国人、秦国人在河曲作战，《公羊传》说：“为什么用水和地名？黄河千里而有一曲。”这是不对的。河曲，也是地名罢了，难道是说千里有一曲吗？如果千里有一曲都可以叫河曲，那三条黄河之间没有其他地名，直接叫河曲而已，这不是荒谬吗？何休又说：“兴起两个曲。”更加不对了。在濆泉作战，《公羊传》说：“濆泉，是直泉。”可以说两个曲吗？

鲁僖公十三年，陈侯朔去世。不记载葬礼，何休说：“是为了给晋文公避讳。”刘敞说：“推究这句话来看，它的荒谬难道能胜记吗？”

鲁僖公十四年，齐国人捉拿了单伯，齐国人捉拿了子叔姬。《公羊传》说：“是因为淫乱。”这是不对的。按照齐侯去世未满一年，鲁国人怎么会把女子嫁给他？即使世道衰微，多有居丧期间娶妻的，《春秋》还是记载“子叔姬归于齐”。

鲁僖公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何休说：“不称使者，宋国没有大夫。”按照司马就是大夫的官职，华孙就是大夫的名字，为什么说没有大夫呢？又有祭叔来聘问，何休说：“不称使者，兴起我国没有君主。”现在这里不称使者，又说没有大夫，他的言论杂乱不可条理，难道不是很严重吗？

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棺材。《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说是‘来’？是内辞，胁迫我国而送还他，笋将送他来的。”按照这话说是胁迫我国则接近事实，其解释不说“来”的意思则谬误了。有说“来”的，有不说的，这是不说的情况。《春秋》据实记载罢了，不是为了内辞。况且文中称齐国人送还公孙敖的棺材，胁迫的意思已经明白了，何必说“来”呢？又说笋将送他来的，按照公孙敖死大概十月，难道可以放在编舆中行走吗？这又是道理上说不通的。

诸侯在扈地结盟，何休说：“不排序不记日，是顺从上文避讳，使得扈地的盟会都不可得知。”这是不对的。扈地虽然相同，文公的行为有善有恶，恶自然应当贬斥，善自然应当褒扬，哪有因为贬斥他以前防地的恶行，就举出地名来避讳的呢？如果认为文公的行为没有改变，这扈地的盟会就像以前扈地的盟会一样，这又是不对的。按照十三年从晋国回来，注解说：“文公以前扈地的盟会不见排序，后来能救郑国的患难，不违背天王的请求，上得到尊尊的道义，下得到解患的恩德，一出三为，诸侯所荣耀。”如果这样，文公可以说是能改变了。秦穆公能改变，《公羊传》认为贤明；文公能改变，《春秋》反而追究他的旧恶吗？什么叫顺从上文避讳，使得扈地的盟会不可知呢！

齐国人送还子叔姬。《公羊传》说：“说‘来’是什么意思？是怜悯她。”这是不对的。加上“来”，怎么就是怜悯？不加“来”，怎么就不怜悯？这直接是送还罢了，没有强解的必要。凡是《公羊传》说送还的意思大多像这样。

齐侯侵犯我国西部边境，于是攻打曹国，进入其外城。《公羊传》说：“进入外城记载吗？”回答说：“不记载。”“这为什么记载？”因为惊动我国。这是不对的。进入外城危险了，接近进入都城了，形势不轻于包围，难道能不记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