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五
叔孙侨如出奔齐。左氏云：「出叔孙侨如而盟之。」若然者，乃当书「放叔孙侨如」，不当书其自奔也。
十七年九月辛丑，用郊。杜云：「书『用郊』，从史文，非也。史之记事虽甚质，不应加『用』于郊。虽史加『用郊』，仲尼犹当削笔焉。不然，则是苟因史之谬也。苟因史之谬，又何以称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辞？」
十八年，宋鱼石复入于彭城。左氏曰：「凡去其国，国逆之曰入【本无位者】复其位曰复归【亦国逆】诸侯纳之曰归，以恶曰复入。」今按左氏，国逆之未必言入，言入者未必国逆，复其位者未必言复归，诸侯纳之者未必言归，以恶入者或言复入，或不言复入，事与例合者少，而与例违者多，不托之从赴，则诿以从某例，唯注者推言之而已，不复可信也。
襄公
元年，围宋彭城。左氏曰：「非宋地，追书也。」由是言之，则孔子作《春秋》，所笔削多矣，岂専用旧史者乎？
四年冬十月。传曰：「邾人、莒人伐鄫，臧纥救之，败于狐骀。」然则经何以不书邪？杜曰：「败不书，鲁人讳之。」非也。升陉之战，邾人获公胄，至耻矣，讳公不讳战；干时之战，公丧戎路，左右皆止，至危矣，讳公不讳败。彼皆公亲之，犹着其文，不防其实。此乃臧纥耳，何足讳之，而都不书乎？意者《春秋》为君讳浅，为臣讳深乎？不然，丧胄逃遁之耻，不若直败者甚乎？何其详略异也！
五年，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传曰：「楚人讨陈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实侵欲焉。』乃杀之。书曰：『楚杀其大夫公子壬夫。』贪也。」此传解经所以书壬夫名之意，言壬夫贪，杀之当也。又曰：「君子谓楚共王于是乎不刑。」夫共王杀壬夫，春秋谓之贪而当，是共王之刑无失也。如令共王之刑有失，则春秋不应名壬夫以见其罪。传指言贪以着其恶也。春秋名壬夫以见罪，传指言贪以着其恶，共王杀之，何谓不刑乎？然犹谓共王不刑，则是春秋亦不刑也。觧经若此，取舍安从哉？
六年，季孙宿如晋。左氏曰：「晋人以鄫故来讨，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晋见，且听命。」非也。五年夏，叔孙豹、鄫世子巫如晋，鄫始属鲁。其年秋，穆叔以属鄫为不利，使鄫人听命于防，故经书吴人、鄫人，是则鲁已辞鄫矣，晋已知之矣。今鄫之灭，非鲁责也，晋人何以来讨邪？又曰：「莒人灭鄫，鄫恃赂也。」若鄫与鲁有属无絶，或恃赂慢莒以取灭亡。今鲁以絶鄫，鄫无赋于鲁矣，尚何所恃而取灭邪？然则传所言皆不实也。
七年，防鄬。郑伯髡顽如防，未见诸侯。丙戌，卒于鄵。左氏曰：「子驷使贼杀之，而以疟病赴于诸侯。」言经所以从赴而书也，非也。凡议《春秋》者，必曰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惧者，以其书法不隐而善恶眀也。左氏亦云：「求名而亡，欲盖而彰，善人劝焉，淫人惧焉。」夫臣杀其君，欲盖者也。《春秋》顺其欲而不彰，则何惧矣？彼乱臣贼子知伪赴之可以免于贬絶，则又母乃劝乎耳？是《由春秋》啓之也，奈何哉！
八年，郑人侵蔡，获蔡公子燮。杜云：「郑子国称人，恶其无故生患。以佗日合之，安知非告辞略乎？」
会于邢丘。左氏云：「大夫不书，尊晋侯也。」安知非贬大夫、防公侯者乎？为例若此，谁能识哉？
九年，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齐世子光伐郑。十有二月已亥，同盟于戏。杜云：「伐郑而书同盟，则郑受盟可知。」未必然也。成公十七年，公防单子、尹子、晋侯等伐郑，而同盟于柯陵。如杜此注，则柯陵之盟，郑亦受盟矣。考之左氏，郑实未服，不得云同盟也。且春秋记同盟甚多，而左氏以谓书同者，由服异也。服异虽似可信，挍之前后，则不能尽通。宣十二年同盟于清丘，是时无新服者；十七年同盟于防道，亦无新服者；成九年同盟于蒲，亦无新服者；十五年同盟于戚，亦无新服者；十八年同盟于虚朾，亦无新服者。僖七年盟于▯母，郑始服于齐而不言同；二十
译叔孙侨如出逃到齐国。《左传》说：“驱逐叔孙侨如并与他盟誓。”如果真是这样，史书就应当记载为“放逐叔孙侨如”，而不应当记载他自行奔逃。
鲁襄公十七年九月辛丑日，举行郊祀。杜预说：“记载‘用郊’，是沿用了史官的文字，这种说法不对。史官记事虽然质朴，也不应当在‘郊’字前加上‘用’字。即使史官加了‘用郊’二字，孔子也应当删削掉。如果不删削，那就是苟且沿袭史官的错误。如果苟且沿袭史官的错误，又怎么能说子游、子夏等人不能改动一个字呢？”
鲁襄公十八年，宋国的鱼石再次进入彭城。《左传》说：“凡是离开自己国家，如果国家迎接他回来，称为‘入’【原本没有爵位的人】；恢复他原来的爵位，称为‘复归’【也是国家迎接】；如果是诸侯接纳他，称为‘归’；因为作恶而回来，称为‘复入’。”现在考察《左传》，国家迎接他回来未必记载为‘入’，记载为‘入’的未必是国家迎接他回来；恢复爵位的人未必记载为‘复归’，诸侯接纳的人未必记载为‘归’，因作恶而回来的人有时记载为‘复入’，有时不记载为‘复入’。事实与体例相符的很少，与体例相违背的很多。如果不归咎于沿用了诸侯的告丧文书，就推托说是沿用了某种体例，这只是注疏者推测的说法罢了，不再可信了。
鲁襄公
元年，围攻宋国的彭城。《左传》说：“这不是宋国的土地，是追记此事。”由此说来，那么孔子作《春秋》，删削和增改的地方很多，难道只是采用旧史官的文字吗？
鲁襄公四年冬十月。《左传》说：“邾国人、莒国人攻打鄫国，臧纥去救援，在狐骀战败。”既然这样，那么经文为什么不记载呢？杜预说：“战败不记载，是鲁国人避讳。”不对。升陉之战，邾国人俘获了鲁公的头盔，这是极大的耻辱，避讳鲁公而不避讳战败；干时之战，鲁公丢失了兵车，左右随从都停止了行动，这是极大的危险，避讳鲁公而不避讳战败。那些都是鲁公亲自参与的，尚且记载其事，不掩盖其实情。这不过是臧纥罢了，有什么值得避讳的，却完全不记载呢？难道《春秋》对君主避讳较浅，对臣子避讳较深吗？如果不是这样，那么丢失头盔、逃跑的耻辱，难道不比直接战败更严重吗？为什么详略如此不同呢！
鲁襄公五年，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壬夫。《左传》说：“楚国人追究陈国叛变的缘故，说：‘这是因为令尹子辛实在贪婪侵夺。’于是杀了他。史书记载：‘楚国杀了它的大夫公子壬夫。’是因为贪婪。”这是《左传》解释经文记载壬夫名字的用意，说壬夫贪婪，杀他是应当的。又说：“君子认为楚共王在这方面不符合刑律。”既然共王杀壬夫，《春秋》认为他贪婪且杀之得当，这说明共王的刑罚没有失误。如果共王的刑罚有失误，那么《春秋》就不应当记载壬夫的名字来显示他的罪过。《左传》指出贪婪来彰显他的恶行，《春秋》记载壬夫的名字来显示他的罪过，共王杀他，为什么说不符合刑律呢？既然还说共王不符合刑律，那么《春秋》也不符合刑律了。解释经文像这样，取舍应当依据什么呢？
鲁襄公六年，季孙宿前往晋国。《左传》说：“晋国人因为鄫国的事来讨问，说：‘为什么让鄫国灭亡？’季武子前往晋国相见，并且听取命令。”不对。五年夏天，叔孙豹、鄫国世子巫前往晋国，鄫国开始归属鲁国。那年秋天，穆叔认为归属鄫国不利，让鄫国人听从防地的命令，所以经文记载吴国人、鄫国人，这说明鲁国已经辞绝鄫国了，晋国也已经知道了。现在鄫国的灭亡，不是鲁国的责任，晋国人为什么要来讨问呢？又说：“莒国人灭掉了鄫国，是因为鄫国倚仗贿赂。”如果鄫国与鲁国有归属关系而没有断绝，或许倚仗贿赂轻慢莒国而导致灭亡。现在鲁国已经辞绝鄫国，鄫国不再向鲁国缴纳赋税了，还倚仗什么而导致灭亡呢？那么《左传》所说的都不真实。
鲁襄公七年，在防鄬。郑伯髡顽前往防地，没有见到诸侯。丙戌日，死在鄵地。《左传》说：“子驷派刺客杀了他，并以疟疾为由向诸侯告丧。”说经文之所以沿用了告丧文书而记载，不对。凡是议论《春秋》的人，必定说乱臣贼子感到恐惧。乱臣贼子感到恐惧，是因为《春秋》的书法不隐讳而善恶分明。《左传》也说：“追求名声却灭亡，想要掩盖却彰显，善人受到鼓励，淫乱的人感到恐惧。”臣子杀害君主，是想要掩盖的人。《春秋》顺从他的意愿而不彰显，那么还有什么可恐惧的呢？那些乱臣贼子知道虚假的告丧文书可以免于被贬斥断绝，那么岂不是又鼓励了他们吗？这是《春秋》开启的，该怎么办呢！
鲁襄公八年，郑国人侵犯蔡国，俘获了蔡公子燮。杜预说：“郑子国被称为‘人’，是厌恶他无故制造祸患。用其他日子来对照，怎么知道不是告辞简略呢？”
在邢丘会盟。《左传》说：“大夫不记载，是尊重晋侯。”怎么知道不是贬低大夫、防范公侯呢？体例像这样，谁能识别呢？
鲁襄公九年，鲁公在防地会见晋侯、宋公、卫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齐世子光，讨伐郑国。十二月己亥日，在戏地共同结盟。杜预说：“讨伐郑国而记载共同结盟，那么郑国接受盟约就可以知道了。”未必是这样。成公十七年，鲁公在柯陵会见单子、尹子、晋侯等人讨伐郑国，并在柯陵共同结盟。按照杜预的这个注释，那么柯陵之盟，郑国也接受盟约了。考察《左传》，郑国实际上没有臣服，不能说共同结盟。况且《春秋》记载共同结盟很多，而《左传》认为记载“同”字，是因为有新臣服的国家。新臣服虽然似乎可信，但对照前后，就不能完全贯通。宣公十二年共同结盟于清丘，当时没有新臣服的国家；十七年共同结盟于防道，也没有新臣服的国家；成公九年共同结盟于蒲，也没有新臣服的国家；十五年共同结盟于戚，也没有新臣服的国家；十八年共同结盟于虚朾，也没有新臣服的国家。僖公七年盟于〇母，郑国开始臣服于齐国却不记载“同”；二十
八年盟于践土，诸侯始服于晋而不言同；襄二十五年盟于澶渊，齐请成而亦不言同。如此者众，甚则同不为服异发眀矣。他日称同盟，其新服之国犹列于会，至伐郑则但以同盟见郑亦与盟而已。设令郑不与盟，如柯陵者又不可知。襄公二十五年防于夷仪，无伐齐之文也，盟于重丘而称同。若以同为齐受盟出乎？则未有伐齐之文；若以为服异出乎？则诸侯无新服者。书同盟何哉？
译鲁僖公八年，诸侯在践土结盟，各国开始臣服于晋国，但史书不记载“同”字；鲁襄公二十五年，诸侯在澶渊结盟，齐国请求讲和，史书也不记载“同”字。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就清楚地表明，“同”字的出现并非因为臣服，而是针对特殊情况而发的。后来史书称“同盟”，那些新近臣服的国家仍然列名于会盟之中，等到讨伐郑国时，只因为“同盟”而提及郑国，说明郑国也参与了结盟罢了。假如郑国不参与结盟，像柯陵之盟那样的情况又难以知晓了。鲁襄公二十五年，在夷仪设防，并没有讨伐齐国的记载，但在重丘结盟时却称“同”。如果认为“同”是因为齐国接受盟约而出现的，那么此前并没有讨伐齐国的记载；如果认为“同”是因为臣服情况不同而出现的，那么诸侯中并没有新近臣服的国家。那么，史书为什么记载“同盟”呢？
传曰：「晋侯以公宴于河上，问公年。季武子对曰：『防于沙随之嵗寡君以生。』晋侯曰：『十二年矣，大夫盍为冠具？』武子对曰：『君冠，必以祼享之礼行之，以金石之乐节之，以先君之祧处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请及兄弟之国而假备焉。』晋侯曰：『诺。』公还，及卫，冠于成公之庙，假钟磬焉，礼也。」夫武子言君冠必具礼乐，可矣；言及兄弟之国假具而冠，无乃亟乎？卫与鲁壤地相接，能冠于卫，不能冠于鲁乎？卫君之庙，非先君之祧也；成公之神，非祼享所宜也。则武子所得者，金石而已矣。鲁岂无金石乎？何亟于冠，而以他国之庙为已君之祧，他庙之神为已君之先？而传又谓之礼，不亦过乎！
十年防吴于柤，杜云：「吴子在柤，晋以诸侯往防之，故曰防吴。」非也。晋为伯主，悼公其贤君也，军师方强，岂肯帅诸侯以防吴乎？黄池之防，晋弱于吴，犹争盟焉，况其方强哉？又曰：「吴不称子，从所称也。」亦非也。吴子岂自称吴而己乎？凡吴子、郑伯之类，亦皆人称之尔，非其君自称也。且若从其所称而称之乎？则吴当称王，楚亦当称王，必不但曰吴也。
遂灭偪阳。左氏曰：「以偪阳子归，献于武宫，谓之夷俘。偪阳，妘姓也。使周内史选其族姓，纳诸霍人，礼也。」夫偪阳子竟何罪乎？欲取其国以封向戌耳。既已擅灭诸侯，又擅以其地予人，罪孰大焉？谓之礼，何哉？即以选其族姓纳诸霍人为礼者，诸侯谁不乐灭国乎？茍灭国矣，取其子孙偿以一邑，谁不乐为此乎？且经书灭偪阳，君死其位也；传云以偪阳子归，安得此子乎？偪阳一国有二君，可尔！
十一年，公防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伯、小邾子伐郑。秋七月，同盟于亳城北。杜氏曰：「伐郑而书同盟，郑与盟可知。」非也，吾于九年既言之矣。
十二年，吴子乗卒。左氏曰：「临于周庙，礼也。凡诸侯之防，异姓临于外，同姓于宗庙，同宗于祖庙，同族于祢庙。」杜氏曰：「周庙者，文王之庙皆非也。礼，诸侯不祖天子，大夫不祖诸侯，则文王之庙鲁何得以有之？孔子曰：「公庙之设于私家，非礼也，自三桓始也。」然则鲁君僣上而立周庙，三桓僣鲁而设公庙矣。丘眀不知，又习见之，遂真谓礼然，岂不误哉？以实言之，凡诸侯之防，异姓临于外，同姓于祖庙，同族于祢庙，于义足矣。
十三年取邿。左氏曰：「凡书取，言易也；用大师曰灭；弗地曰入。」非也。春秋之兴，襃善贬恶，所以示后世法，非记难易而已也。难易何足纪乎？且灭国言灭者，言旣杀其君，又泯其杜稷，故君死其位亦曰灭。如灭国而谓之取，则未知君死其位欤？如取邑而谓之灭，则未知邑安取君死其位乎？如是，是春秋记灭国也略，记用师难易也详，岂然也哉！
十四年防于向，传曰：「将执戎子驹支。」范宣子亲数于朝，曰：「今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则言语漏泄，职汝之。」由此皆不实也。诸侯觧体，非此戎之过，审矣。范宣子岂不知邪？何以诬之哉？去年搜于绵上，传曰：「晋国由是大和，诸侯遂睦。」到此一年尔，何故遽有言语漏泄不如昔者之事邪？言与事不相应矣。又曰：「宣子辞焉，使即事于防，以成恺悌。」然则是姜戎列于防矣，经何以不序乎？杜氏曰：「戎为晋属，不得特达。」非也。近上鲁人请属鄫，已而以为不利，使鄫大夫听命于防，则经亦书「鄫人」，诚以鄫既与防，则列国故也。今范宣子亦使戎子即事于防，去私属，比诸侯矣，与鄫人相似，何故不书乎？即以姜戎微，法不当书者，殽之战何以书也？即以殽战时姜戎未为晋属，故得书者，按戎子自云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乃在文公之前，不得云殽战未属晋也。推此数者，知传所叙都非信实。
伐秦左氏曰：「齐、宋大夫不书，惰也。北宫括书于伐秦，摄也。」非也。于《春秋》何以辨之？且又无大体，非《春秋》本意也。卫侯出奔齐。按左氏云：「名藏在诸
译传书说：“晋侯在黄河边上宴请鲁公，询问鲁公的年龄。季武子回答说：‘在沙随之战的那一年，我们的国君出生。’晋侯说：‘已经十二年了，大夫何不准备冠礼的器具？’季武子回答说：‘国君行冠礼，一定要用裸祭享神的礼仪来举行，用钟磬金石的音乐来节制节奏，在先君远祖的宗庙里进行。现在我们的国君在外出行，不能完备地准备这些。请等到到达兄弟邻国时，借用那里的完备礼器。’晋侯说：‘好。’鲁公回国，到达卫国，在卫成公的宗庙里行冠礼，借用了钟磬，这是合乎礼的。”季武子说国君行冠礼必须完备礼乐，是可以的；但说等到兄弟邻国借用器具才行冠礼，岂不是太急切了吗？卫国与鲁国土地相连，能在卫国行冠礼，难道不能在鲁国行冠礼吗？卫君的宗庙，不是鲁国先君的远祖庙；成公的神灵，也不是裸祭享神所应当祭祀的对象。那么季武子所得到的，仅仅是钟磬金石罢了。鲁国难道没有钟磬金石吗？为什么如此急切地行冠礼，而把其他国家的宗庙当作自己国君的远祖庙，把其他宗庙的神灵当作自己国君的祖先？而传书又认为这是合乎礼的，岂不是太过分了吗！
十年，在柤地防备吴国。杜预说：“吴子在柤地，晋国率领诸侯前往防备他，所以称为防吴。”这是不对的。晋国是霸主，悼公是贤明的君主，军队正强大，怎么会率领诸侯去防备吴国呢？黄池之会防备吴国时，晋国已经弱于吴国，尚且争夺盟主之位，何况当时晋国正强大呢？又说：“吴不称子，是顺从吴国自称的称号。”这也是不对的。吴子难道自称吴而己吗？凡是吴子、郑伯之类的称呼，也都是别人对他们的称呼，不是他们国君自称的。况且如果顺从他们所自称的称号来称呼他们，那么吴国应当称王，楚国也应当称王，必定不仅仅称为吴了。
于是灭掉偪阳。左氏说：“把偪阳子带回来，在武宫献祭，称为夷俘。偪阳是妘姓。让周内史挑选他的族姓，把他们安置到霍地，这是合乎礼的。”偪阳子究竟有什么罪呢？只是想夺取他的国家来封给向戌罢了。既然擅自灭掉诸侯，又擅自把他的土地送给别人，还有什么罪比这更大的呢？称之为合乎礼，为什么呢？即使以挑选他的族姓安置到霍地为合乎礼，那么诸侯谁不愿意灭掉国家呢？如果灭掉国家，夺取他的子孙只补偿一个城邑，谁不愿意做这件事呢？况且经书记载灭偪阳，是说国君死在位上；传书说把偪阳子带回来，这个偪阳子是从哪里来的呢？偪阳一个国家有两个国君，怎么可能呢！
十一年，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曹伯、齐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〇伯、小邾子一起讨伐郑国。秋天七月，在亳城北结盟。杜氏说：“讨伐郑国而记载结盟，可知郑国也参加了盟会。”这是不对的，我在九年时已经说过了。
十二年，吴子乘去世。左氏说：“在周庙临丧，这是合乎礼的。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在外部临丧，同姓在宗庙临丧，同宗在祖庙临丧，同族在祢庙临丧。”杜氏说：“周庙，是文王的庙。”这都是不对的。按照礼制，诸侯不祖祭天子，大夫不祖祭诸侯，那么文王的庙鲁国怎么会有呢？孔子说：“公庙设立在私家，是不合乎礼的，是从三桓开始的。”那么鲁君僭越上级而设立周庙，三桓僭越鲁君而设立公庙了。丘眀不知道，又习以为常，于是真以为这是合乎礼的，岂不是错误吗？按实际情况来说，凡是诸侯的丧事，异姓在外部临丧，同姓在祖庙临丧，同族在祢庙临丧，在义理上就足够了。
十三年，夺取邿地。左氏说：“凡是记载取，是说容易；动用大军叫灭；没有占领土地叫入。”这是不对的。春秋的兴起，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用来给后世树立法度，不仅仅是记录难易而已。难易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况且灭国说灭，是说既杀了他的国君，又灭了他的社稷，所以国君死在位上也叫灭。如果灭国而称为取，那么不知道国君是否死在位上呢？如果取邑而称为灭，那么不知道邑从哪里取来国君死在位上呢？像这样，就是春秋记载灭国简略，记载用兵难易详细，难道是这样吗！
十四年，在向地防备，传书说：“将要拘捕戎子驹支。”范宣子亲自到朝廷上列举罪状，说：“现在诸侯侍奉我们国君不如从前，那么言语泄露，是你的职责。”由此可知都不真实。诸侯离散，不是这个戎族的过错，这是明确的。范宣子难道不知道吗？为什么要诬陷他呢？去年在绵上检阅军队，传书说：“晋国因此大和，诸侯于是和睦。”到这里才一年，为什么突然就有言语泄露不如从前的事呢？言语与事实不相符了。又说：“宣子辞谢，让他到防地任职，以成就恺悌。”那么姜戎就列在防地了，经书为什么不记载呢？杜氏说：“戎是晋国的附属，不能单独到达。”这是不对的。近来鲁人请求归属鄫，后来认为不利，让鄫大夫在防地听命，那么经书也记载“鄫人”，确实因为鄫既与防地有关，就是列国了。现在范宣子也让戎子到防地任职，去除私属关系，比同诸侯了，与鄫人相似，为什么不记载呢？即使认为姜戎微弱，按法不当记载，那么殽之战为什么记载呢？即使认为殽之战时姜戎尚未成为晋国附属，所以得以记载，查考戎子自己说他是先君不侵不叛的臣子，那是在文公之前，不能说殽之战时尚未归属晋国。推究这几点，知道传书所叙述的都不是真实可信的。
讨伐秦国，左氏说：“齐、宋大夫不记载，是因为懒惰。北宫括记载在伐秦中，是因为代理。”这是不对的。在《春秋》中如何辨别呢？况且又没有大体，不是《春秋》的本意。卫侯出奔齐国。查考左氏说：“名藏在诸
侯之策，曰孙林父、▯殖出其君。」今经书乃如此，此眀仲尼作《春秋》，皆删掇大义，不与众史同也。然则谓《春秋》即用旧史、从史文、从赴告者，皆谬妄矣。
译有人提出一种策略，说孙林父和蒯聩驱逐了他们的国君。如今《春秋》的记载却是这样，这明显表明孔子作《春秋》，都是删减选取其中的大义，不与各国史官的记载相同。既然如此，那么认为《春秋》就是直接采用旧史、沿袭史官文字、依据诸侯国通报的说法，都是荒谬虚妄的了。
十六年，公防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伯、小邾子于湨梁。左氏曰：「宴于温，使诸大夫舞，曰：『歌诗必类。』齐髙厚之诗不类，荀偃怒，使诸大夫盟高厚。」然则髙厚在防矣，经何以不序邪？杜氏云：「髙厚逃归，故不书也。」按僖五年夏，公及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防王世子于首止，八月，诸侯盟于首止，郑伯逃归不盟。夫郑伯之逃与髙厚之逃无以异也，郑伯逃盟犹记其防髙厚逃盟何以不记其会邪？或者郑伯逃盟不逃会，故得记其防髙厚乃逃防者，故不得记其会。近上七年，公防晋侯、宋公、陈侯、卫侯于鄬，陈侯逃归，亦逃会者，何以得会记邪？且验传文，髙厚非逃会也，已与于会矣，忿荀偃之盟已，故逃盟耳。然则方其会时，厚不得不书也，然而不书，独奈何哉？
晋人执莒子、邾子以归。左氏曰：「以我故执之。」且曰：「通齐、楚之使。」然则非为不道于其民矣。以左氏例考之，当云「晋侯执」耳，何以得称「晋人」邪？杜氏患苦其不合，因以不道诬二国之君，文过乎哉？罔人乎哉？
叔老会郑伯、晋荀偃、卫▯殖、宋人伐许。左氏云：「书曰：『会郑伯』，为夷故也。言诸侯之卿可以防伯子男，故示之义云尔。」非也。主兵者居上，自其班列同者也。诸侯与诸侯相从，卿大夫与卿大夫相从。若名位不敌，卿虽主兵，犹序诸侯之下，贵王爵也。去诸侯而言主兵者，自可见尔，何疑哉！
十八年，白狄来。杜云：「不言朝，不能朝也。」非也。圣人固不责夷狄礼耳，来朝者则谓之朝，何待其与中国均，然后谓之朝哉？且若必待其与中国均，然后谓之朝，是无賔享也。
十九年，晋人执邾子。杜云：「称人以执，恶及民也。」予谓传叙其事，自为伐我，故执之耳，未尝有恶及民之实也。杜氏恶其与例不合，则以恶及民罔之，非诚然也哉！二十年，仲孙速帅师伐邾。左氏曰：「邾人骤至，以诸侯之事弗能报也。孟庄子伐邾以报之。」按邾人骤至，谓十五年、十七年也。至十九年，盟于祝柯，晋人执邾子，又取邾田自漷水归之于我，则亦报旧怨矣，何谓未报乎？然则仲孙速自以他故伐邾，不为报其骤至也。
二十三年，陈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左氏曰：「庆氏以陈叛，役人相命，各杀其长。」然则何以不曰陈人杀庆虎邪？又称及者，杜氏云：「史异辞。」则是《春秋》非复仲尼之法也，专用史而已，岂其然哉！
叔孙豹帅师救晋，次于雍榆。杜云：「待命于雍榆，故书次。」非也。救者，赴急之师也，受命以出，又何待焉？即待晋命者，岂救人之急方待命而行哉？言之逺理，莫甚于此矣。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杜氏云：「书名者，阿顺季氏，为之废长立少，以取奔亡，罪之。」非也。如杜之意，以为名则贬矣，字则襃矣，独不计名不必皆贬，字不必皆襃乎？谓字者皆襃，犹之可也，顾不当引凡无罪者一以字见之耳。且襃者当字，贬者当名，如善不足襃，恶不足贬者奈何？
二十四年，会于夷仪。楚子、蔡侯、陈侯、许男伐郑。左氏曰：「诸侯还救郑。」然则何以不书于经邪？诸侯相防而救患，义事也，春秋岂讳之哉？且必若救许、救徐，何以得书也？二十五年，会于夷仪。左氏有晋侯伐齐、庆封如师之文，而经无之，何邪？又言齐人赂晋侯，及其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之大夫、百官之正长、师旅及处守者皆有赂，是成乱也，亦不讥何邪？杜氏曰：「不讥受赂者，齐有丧，师自宜退。」非也。若齐侯以夀没，师退可也。今臣弑其君，为恶大矣，何故退乎？假使晋遂讨齐，破其城，杀其贼，污其宫，未可谓之伐防也。且夫弑君而谓之丧，诸侯其无讨贼者矣！
郑公孙舍之帅师入陈。左氏曰：「陈侯免，拥社，使男女别而累以待于朝。子展执絷而见，子羙入数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马致节，司空致地，乃还。」若是，则陈已服罪矣，何为其冬公孙夏复帅师而伐陈乎？且数俘而
译鲁成公十六年，鲁公与晋侯、宋公、卫侯、郑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〇伯、小邾子在湨梁会盟。《左传》记载：“在温地设宴，让各国大夫跳舞，说：‘吟唱诗歌必须符合类别。’齐国高厚吟唱的诗不符合类别，荀偃发怒，让各国大夫与高厚结盟。”既然高厚参加了会盟，经文为什么不记载他呢？杜预说：“高厚逃归，所以不记载。”查考僖公五年夏天，鲁公与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在首止会盟，八月，诸侯在首止结盟，郑伯逃归没有结盟。郑伯的逃归与高厚的逃归没有什么不同，郑伯逃盟尚且记载了他与会盟，高厚逃盟为什么不记载他会盟呢？或许郑伯逃盟但没有逃会，所以得以记载他会盟；而高厚是逃会的人，所以不能记载他会盟。往上推七年，鲁公与晋侯、宋公、陈侯、卫侯在鄬地会盟，陈侯逃归，也是逃会的人，为什么得以记载他会盟呢？况且验证《左传》的文字，高厚并不是逃会，他已经与会盟了，只是怨恨荀偃让他结盟，所以逃盟罢了。既然这样，在他会盟的时候，高厚不得不被记载，然而却没有记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晋国人抓获莒子、邾子押回。《左传》说：“因为我国的缘故抓获他们。”又说：“他们通齐、楚的使者。”既然这样，他们并不是对自己的百姓无道。按照《左传》的体例考察，应当说“晋侯抓获”罢了，为什么得以称“晋人”呢？杜预苦于这与体例不合，因而用无道来诬蔑两国国君，文过饰非吗？欺骗人吗？
叔老与郑伯、晋荀偃、卫〇殖、宋人一起讨伐许国。《左传》说：“经文说：‘会郑伯’，是因为夷狄的缘故。意思是诸侯的卿可以会盟伯子男，所以显示义理罢了。”不对。主持军事的人排在上面，是因为他们的班列相同。诸侯与诸侯相随，卿大夫与卿大夫相随。如果名位不相等，卿虽然主持军事，仍然排在诸侯之下，这是尊重王爵。去掉诸侯而说主持军事的人，自然可以看出，有什么可怀疑的呢！
鲁成公十八年，白狄来。杜预说：“不说朝见，是因为不能朝见。”不对。圣人本来就不责备夷狄的礼仪，来朝见的就称为朝，何必等到他们与中国同等，然后才称为朝呢？况且如果一定要等到他们与中国同等，然后才称为朝，那就没有了宾客享宴了。
鲁成公十九年，晋国人抓获邾子。杜预说：“称人来抓获，是厌恶祸及百姓。”我认为《左传》叙述这件事，自然是因为讨伐我国，所以抓获他罢了，并没有厌恶祸及百姓的事实。杜预厌恶这与体例不合，就用厌恶祸及百姓来欺骗，难道是真的吗！鲁成公二十年，仲孙速率领军队讨伐邾国。《左传》说：“邾国人突然来到，因为诸侯的事情不能报复。孟庄子讨伐邾国来报复。”查考邾国人突然来到，是指十五年、十七年。到了十九年，在祝柯结盟，晋国人抓获邾子，又夺取邾国的田地从漷水归还给我们，这也算是报复旧怨了，为什么说没有报复呢？既然这样，仲孙速是出于其他原因讨伐邾国，不是为了报复他们突然来到。
鲁成公二十三年，陈国杀其大夫庆虎及庆寅。《左传》说：“庆氏凭借陈国叛乱，役使的人互相命令，各自杀死他们的长官。”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说是陈国人杀庆虎呢？又说及，杜预说：“史官用词不同。”那么《春秋》就不再是孔子的法度了，专门使用史官罢了，难道是这样吗！
叔孙豹率领军队救援晋国，驻扎在雍榆。杜预说：“在雍榆等待命令，所以记载驻扎。”不对。救援，是奔赴紧急的军队，接受命令出发，又有什么可等待的呢？即使是等待晋国的命令，难道救援别人的紧急时刻还要等待命令才行动吗？说话远离道理，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十月乙亥，臧孙纥出奔邾国。杜预说：“记载名字，是因为阿顺季氏，为他废长立少，以致奔亡，惩罚他。”不对。按照杜预的意思，认为记载名字就是贬斥，记载字就是褒扬，难道不考虑名字不一定都是贬斥，字不一定都是褒扬吗？说字都是褒扬，还可以，但不应当引用凡无罪者一概用字来表现。况且褒扬的应当用字，贬斥的应当用名，如果善行不足以褒扬，恶行不足以贬斥，该怎么办呢？
鲁成公二十四年，在夷仪会盟。楚子、蔡侯、陈侯、许男讨伐郑国。《左传》说：“诸侯回来救援郑国。”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在经文中记载呢？诸侯相会而救援患难，是合乎义理的事，《春秋》难道忌讳它吗？况且如果一定要像救援许国、救援徐国那样，为什么得以记载呢？鲁成公二十五年，在夷仪会盟。《左传》有晋侯讨伐齐国、庆封到军中的文字，而经文没有，为什么呢？又说齐国人贿赂晋侯，以及他的六正、五吏、三十帅、三军的大夫、百官的正长、师旅以及处守的人都有贿赂，这是促成混乱，也不讥讽为什么呢？杜预说：“不讥讽接受贿赂的人，是因为齐国有丧事，军队自然应当撤退。”不对。如果齐侯因为寿终正寝，军队撤退是可以的。现在臣子弑杀君主，罪恶太大了，为什么撤退呢？假使晋国于是讨伐齐国，攻破它的城池，杀死它的贼人，污辱它的宫殿，也不能称为讨伐会盟。况且弑君而称为丧事，诸侯就没有讨伐贼人的了！
郑国公孙舍之率领军队进入陈国。《左传》说：“陈侯免，抱着社坛，让男女分开而捆绑着等待在朝廷。子展拿着绳索来见，子羙进入数清俘虏后出来。祝官祓除社坛，司徒招致百姓，司马招致符节，司空招致土地，于是返回。”如果这样，那么陈国已经服罪了，为什么冬天公孙夏又率领军队讨伐陈国呢？况且数清俘虏而
出，是无获虏也，则子产何用献捷乎？捷者，俘获也，何以知之哉？成二年传曰：「蛮夷戎狄，则有献捷；兄弟甥舅，告事而已，不献其功。」今传谓子产献捷，则非告事矣。如曰数俘而出，是安得捷而献欤？
译如果出兵却没有俘获敌人，那么子产哪里用得着献捷呢？捷，就是俘获，怎么知道的呢？《成公二年》的传文说：“蛮夷戎狄，才献捷；兄弟甥舅，只报告战事罢了，不献战功。”如今传文说子产献捷，那就不是仅仅报告战事了。如果说清点俘虏后撤军，这哪里能得到捷报去进献呢？
二十六年，公会晋人、郑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渊。左氏曰：「赵武不书，尊公也；向戌不书，后也；郑先宋，不失所也。」予谓此皆不足信，于经无以见之。
晋人执卫▯喜，左氏云：「使女齐以先归。」若实尔者，经何故不云以归乎？
二十七年，豹及诸侯之大夫盟于宋。左氏曰：「不书其族，言违命也。」非也。蔡、沈失位，左氏贬之。今鲁欲自同人之私，失位甚矣。贡赋虽重，所不得已也。大夫出境，有可以重社稷，犹曰专之。今命出季氏，而以为不可违，何哉？诚使豹徇季氏之命，轻贡赋之数，虽偷得一时之益，而其贬鲁国之秩已多矣，反不当疾之邪？又是会也，楚先晋防，而经先书晋，左氏以谓仲尼追正之也。今此视邾、滕之事，仲尼亦必知其非公命，审矣。苟旧史不知而贬豹焉，仲尼犹宜正之，况知之乎？夫知其非公命，且辱国，而犹责豹以不从命者，是开强臣挟君以令于国，而莫之亢也，不亦悖乎！
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左氏曰：「于是辰在申，司厯过也，再失闰矣。」眀年春无冰。杜氏曰：「顿置两闰以应天正，故正月建子，得以无冰为灾。」皆不然也。厯家之术，求闰余易，求交朔难。今司厯能正交朔，反不能置闰乎？此非人情也。闰有常准，率三十二月必一逢之。如传所言再失闰者，则司厯废闰殆七十月，弥五年矣，亦非人情也。顿置两闰，诡听骇俗，亦非人情也。且必若云其乱天时多矣，《春秋》何能不讥乎？故曰未然。
二十九年，公在楚。左氏曰：「释不朝正于庙也。」非也。茍为不朝正而书乎？他日公在外，不朝正多矣，何为不悉书邪？去年公如楚，未有至之文也，公之不朝正亦审矣。虽不释于此，犹足知也，曽何《春秋》之惮烦？
三十年，宋伯姬卒。左氏曰：「君子谓宋共姬女而不妇。女，待人；妇，义事也。」非也。如共姬之守礼死义，不求生以害生，亦可免矣，反谓之不妇乎？《易》曰：「恒其徳贞，妇人吉。」共姬恒之矣，所谓妇也。
郑良霄出奔许，自许入于郑。左氏曰：「伯有闻郑人之盟已也，怒；闻子皮之甲不与攻已也，喜，曰：『子皮与我矣。』晨自墓门之渎入，因马师颉介于襄库，以伐旧北门。」然则是恶入也。恶入之例，当书「复入」，曷为但书「入」乎？杜氏云：「不言『复入』，独还无兵。」非也。所谓以恶入曰「复入」者，以其意害也。意害矣，以兵入与虽不以兵入而盗兵作乱等耳，岂特以兵入者恶，而盗兵鬭者无恶乎？即以为独还无兵，得不称「复入」，者是良霄之入为直入，国中无有恶也。夫伯有入郑，与栾盈入晋，有以异乎？栾盈空身因曲沃之兵以与君鬬伯有徒还资马师之众以伐国门，竟无异也。栾盈书「复入」，以眀其恶，伯有独不言，何哉？防于澶渊，宋灾故。左氏曰：「谋归宋财，既而无归，故不书其人。」非也。他日防而匮盟，虽恶之，未有举其事者，直贬其人而己矣。今独举其事，又贬其人，何邪？由是论之，此非特恶失信而已也。失信者，如清丘及蜀之盟是也。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左氏曰：「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舆，既立展舆，又废之。犂比公虐，国人患之。展舆因国人以攻莒子，弑之，乃立。」如是，则子弑其父也。子弑其父，春秋不书乎？又曰：「书曰『莒人弑其君买朱鉏』，言罪之在也。」如是，则父有罪，子得而弑之也。蔡世子般弑其君固，固之恶最甚矣，何以亦贬乎？且经曰密州，传曰买朱鉏，吾谁适从哉？乱天地之性，莫甚于斯言矣。此固左氏不受经之蔽也。
传曰：「郑禆谌能谋，谋于野则获，于邑则否。」此不然也。语曰：「为命，禆谋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脩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亦朝廷之常耳。传者不知，以为草野之草；记者不辨，遂増适野之事。
昭公
元年三月取郓。《传》曰：「季武子伐莒取郓。」杜氏注：「经云不称将帅，将卑师少。书取，言易也。」此则注与传异矣。经但言取，传又言伐
译鲁昭公二十六年，鲁昭公与晋国人、郑国的良霄、宋国人、曹国人在澶渊会面。《左传》说：“赵武的名字不记载，是为了尊崇鲁君；向戌的名字不记载，是因为他迟到；郑国排在宋国前面，是因为没有失礼。”我认为这些说法都不可信，在《春秋》经文中找不到依据。
晋国人抓获了卫国的宁喜，《左传》说：“让宁喜先回去。”如果真是这样，《春秋》经文为什么不说“让他回去”呢？
鲁昭公二十七年，季孙豹与诸侯的大夫在宋国结盟。《左传》说：“不记载他的族氏，是因为他违抗命令。”这是不对的。蔡邕、沈约认为他失位，所以《左传》贬斥他。如今鲁国想要自己认同这种私下的行为，失位的情况已经很严重了。贡赋虽然沉重，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大夫出使境外，如果有可以加重社稷利益的事，还可以说是专断。如今命令出自季氏，却认为不可违抗，这是为什么呢？假如季孙豹顺从季氏的命令，减轻贡赋的数量，虽然暂时得到一时的利益，但他贬低鲁国地位的行为已经很多了，反而不应该痛恨他吗？这次会盟，楚国排在晋国之前，但《春秋》先记载晋国，《左传》认为这是孔子追正的结果。现在看邾国、滕国的事，孔子也一定知道这不是公命，这是很清楚的。如果旧史不知道而贬斥季孙豹，孔子还应当纠正，何况他知道呢？既然知道这不是公命，而且羞辱了国家，却还责备季孙豹不听从命令，这是开启强臣挟持君主来号令国家的先例，而没有谁能抵抗，这不是很荒谬吗！
十二月乙亥初一，发生日食。《左传》说：“这时太阳在申位，掌管历法的官员有过失，两次漏置闰月。”第二年春天没有结冰。杜预说：“连续设置两个闰月以顺应天正，所以正月建子，得以无冰为灾。”这都是不对的。历法家的技术，求闰余容易，求交朔难。现在掌管历法的官员能纠正交朔，反而不能设置闰月吗？这不符合常理。闰月有固定的标准，大约每三十二个月必然遇到一次。如果像《左传》所说两次漏置闰月，那么掌管历法的官员废弃闰月大概有七十个多月，长达五年了，这也不符合常理。连续设置两个闰月，怪异听闻，惊骇世俗，也不符合常理。况且如果真像所说那样扰乱天时很多，《春秋》怎么能不讥讽呢？所以说这种说法不对。
鲁昭公二十九年，鲁昭公在楚国。《左传》说：“这是解释他不朝见宗庙。”这是不对的。如果因为不朝见宗庙就记载吗？其他时候鲁君在外，不朝见宗庙的情况很多，为什么没有全部记载呢？去年鲁君去楚国，没有到达的记载，鲁君不朝见宗庙也是清楚的。虽然这里没有解释，也足以知道了，何必担心《春秋》烦琐呢？
鲁昭公三十年，宋国的伯姬去世。《左传》说：“君子认为宋共姬是女儿而不是妇人。女儿，等待人；妇人，是义事。”这是不对的。像共姬这样守礼死义，不求生以害生，也可以免罪了，反而说她不像是妇人吗？《易经》说：“保持德行贞正，妇人吉祥。”共姬保持了，这就是所谓的妇人。
郑国的良霄出逃到许国，从许国进入郑国。《左传》说：“伯有听说郑国人盟誓反对自己，愤怒；听说子皮的军队不参与攻打自己，高兴，说：‘子皮支持我了。’早晨从墓门的沟渠进入，依靠马师颉在襄库之间，攻打旧北门。”那么这就是恶意进入。恶意进入的例子，应当记载“复入”，为什么只记载“入”呢？杜预说：“不记载‘复入’，是因为独自返回没有军队。”这是不对的。所谓以恶意进入叫“复入”，是因为他的意图有害。意图有害了，带兵进入与虽然不带兵进入但盗用军队作乱是一样的，难道只是带兵进入的恶，而盗用军队争斗的不恶吗？如果认为独自返回没有军队，可以不称“复入”，那么良霄的进入就是正当进入，国内没有恶意。伯有进入郑国，与栾盈进入晋国，有什么不同吗？栾盈空身依靠曲沃的军队与国君争斗，伯有独自返回依靠马师的众人攻打国门，最终没有不同。栾盈记载“复入”，以表明他的恶，伯有却不记载，为什么呢？澶渊会盟，是因为宋国灾荒的缘故。《左传》说：“谋划归还宋国的财物，后来没有归还，所以不记载人名。”这是不对的。其他时候会盟而缺乏信义，虽然厌恶，没有列举这件事，只是贬斥那个人罢了。现在单独列举这件事，又贬斥那个人，为什么呢？由此看来，这不仅仅是厌恶失信而已。失信的，像清丘及蜀的盟誓就是这样。
鲁昭公三十一年，莒国人杀了他们的国君密州。《左传》说：“莒犂比公生了去疾和展舆，立了展舆，又废黜了他。犂比公暴虐，国人担忧。展舆依靠国人攻打莒君，杀了他，于是自立。”这样，就是儿子杀了父亲。儿子杀父亲，《春秋》不记载吗？又说：“记载‘莒人杀了他们的国君买朱鉏’，是说罪在他。”这样，就是父亲有罪，儿子可以杀他。蔡世子般杀了他们的国君固，固的恶最严重了，为什么也贬斥呢？况且经文说密州，传文说买朱鉏，我该听从谁呢？扰乱天地性情的，没有比这话更严重的了。这确实是《左传》不接受经文的弊病。
传文说：“郑国的禆谌善于谋划，在野外谋划就成功，在城里谋划就不成功。”这是不对的。俗话说：“制定命令，禆谌起草，世叔讨论，行人子羽修饰，东里子产润色。”这也是朝廷的常事。传文作者不知道，以为草野的草；记录者不分辨，于是增加了去野外的事情。
昭公
元年三月夺取郓。《传》说：“季武子攻打莒国夺取郓。”杜预注：“经文不称将帅，是因为将帅地位低，军队少。记载取，是说容易。”这就注与传不同了。经文只说取，传文又说伐
秦伯之弟鍼出奔晋。左氏曰：「其车千乗。」又曰：「后子享晋侯，归取酬币，终事八反。」予谓出奔者，势不以千乗行；又一日之享，取币八反，非朝夕所可望，皆不近事实者也。盖旧说秦伯以千乗之富而不能容其母弟，传者不知，则以谓鍼以千乗出奔矣；记者不辨，又増取币八反之事。
莒展舆出奔呉。左氏曰：「展舆立而夺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于齐，齐纳去疾，展舆奔吴。」君子曰：「莒展之不立，弃人也若是，末哉君子之言也！夫展舆亲弑其君而不讥，弃人而讥之，是谓弃人重于弑父也。借使展舆但勿弃人以济其不义之身，则固以为贤矣，不亦害天下之教乎？」
楚子麇卒。左氏曰：「公子围入问王疾，缢而杀之。」杜云：「楚以疟疾赴，故不书弑也。」楚公子比出奔晋。左氏曰：「遂杀其二子幕及平夏。」右尹子干出奔晋。杜云：「书名罪之。」皆非也。若臣弑其君，托于疟疾而可以免，则乱臣贼子何惧矣？而公子比又何罪哉？彼君弑国乱，不忍其恶而出奔者也，方存乎见襃，又何贬焉？且如传言，则是公子围罪大而经为之讳，公子比无罪而经致其贬，轻重失序，非仲尼意矣。
三年，北燕伯欵出奔齐。杜氏曰：「不书大夫逐之，而言奔，罪之也。」非也。如传言者，款多嬖宠，欲去诸大夫而立其宠人，故大夫比而杀其外嬖，公惧而奔齐耳。此则公之自奔，焉有逐之者乎？又曰：「书名，从告。」亦非也。谷伯绥、邓侯吾离以名为贱，卫侯燬、楚子防以名为贬，此传又云：「书曰：『北燕伯款出奔齐』，罪之也。」是为款之名者，乃罪矣。杜氏独以为从赴，何哉？即以名为从赴而已，衞侯燬何用知其非从赴乎？
四年，大雨雹。左氏曰：「季武子问于申丰：『雹可御乎？』对曰：『圣人在上，无雹；虽有，不为灾。古者日在北陆而藏冰，西陆朝觌而出之。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则冬无愆阳，夏无伏隂，春无凄风，秋无苦雨，雷出不震，无灾霜雹，疠疾不降。今藏川池之冰，弃而不用，雹之为灾，谁能御之？』」夫丰言圣王在上无雹，可也；言雹之为灾由藏冰故，非也。鲁虽藏川池之冰，未为不藏冰。如今之天下，莫有藏冰，何故雹不辄降乎？且丰之为人，奸佞人也，党于季氏，不敢端言其罪，故推雹灾归之藏冰，欲以谄媚强臣，抹摋灾异，此与张禹、谷永何异哉？所以使昭公死于外者，未必非此人也。
楚人执徐子。杜云：「称人以执，以不道于民告，非也。春秋为襃贬是非作也，如苟从赴而已矣，是诬善者无所理也，贼乱之人何所惩而畏乎？」
遂灭赖。左氏曰：「頼子面缚衔璧。」非也。经所谓灭者，固谓君死其位者矣。既曰死其位，尚能面缚乎？又曰：「成王克许，许僖公如是。」是亦不然，吾既言之矣。
取鄫。左氏曰：「莒乱，着丘公立而不抚鄫，鄫叛而来，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师徒曰取。」非也。若鄫自来，则非鲁取，不可书取鄫矣。且鄫之叛者谁乎？上大夫也，固当见经；下大夫，微者也，亦当如邾庻其书之，何故匿其名也？杜氏曰：「不书奔者，溃散而来，将帅微也。」亦非也。杜恶传所说不与例合，又耻左氏有不传《春秋》之名，遂为文饰尔。且传言叛不言溃，溃者在下，叛者在上，可知也。縦其微甚，犹当书之，所谓虽贱必书，重地也，何遽违例而掩叛人乎？所谓不登叛人之义，安在哉？
五年舍中军，左氏曰：「卑公室也。毁中军于施氏，成诸臧氏。」然则非公意也。以左氏凡例推之，非公意者则当不书，就令书之，犹应有贬。今左氏言作三军、舍中军之事，可谓甚害矣，而经无所贬，何也？杜氏又云：「季氏称左师，孟氏称右师，叔孙氏则自以叔孙为军名。」如是，竟未尝舍中军也，徒以军为师，名号之少异耳，何谓舍中军乎？六年，宋华合比出奔卫。杜云：「合比事君不以道，自取奔亡，书名罪之。」非也。杜氏信以谓茍无罪而出者举字之乎？则彼有殊絶之美者，宜以何书？夫《春秋》非其所
译秦穆公的弟弟鍼出逃到晋国。《左传》说：“他的车驾有一千辆。”又说：“后子宴请晋侯，回去取酬答的礼物，完成礼仪共往返八次。”我认为，出逃的人，情势上不可能带着一千辆车出行；又有一天的宴请，取礼物往返八次，不是一两天能做到的，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大概旧说认为秦穆公凭借千乘的富庶却不能容纳自己的亲弟弟，传述的人不了解，就以为鍼是带着千乘车出逃的；记录的人不加辨别，又增加了取礼物往返八次的事情。
莒国的展舆出逃到吴国。《左传》说：“展舆即位后剥夺众公子的俸禄，公子召齐国的去疾回国，齐国接纳了去疾，展舆逃奔吴国。”君子说：“莒国的展舆不能立足，像这样抛弃众人，君子们的言论真是末流啊！展舆亲手弑杀国君而不被讥刺，抛弃众人却被讥刺，这是说抛弃众人比弑父更严重。假使展舆只是不抛弃众人来成全他不义的身名，那么本来就被认为是贤德的了，这难道不是危害天下的教化吗？”
楚共王麇去世。《左传》说：“公子围进入询问国王的病情，用绳子勒死了他。”杜预说：“楚国以疟疾上报，所以《春秋》不记载为弑君。”楚公子比出逃到晋国。《左传》说：“于是杀了他的两个儿子幕和平夏。”右尹子干出逃到晋国。杜预说：“记载名字是谴责他。”这都是不对的。如果臣子弑杀国君，借口疟疾就可以免罪，那么乱臣贼子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而公子比又有什么罪呢？那是国君被弑、国家动乱，他忍受不了这种恶行而出逃的，正应当受到褒扬，又何必贬斥呢？而且按照传文的说法，那就是公子围罪大却由《春秋》为他隐讳，公子比无罪却由《春秋》加以贬斥，轻重失序，这不是孔子的本意。
三年，北燕伯欵出逃到齐国。杜预说：“不记载大夫驱逐他，而说‘奔’，是谴责他。”不对。按照传文所说，欵宠信许多嬖臣，想除掉众大夫而扶植他的宠臣，所以大夫们联合起来杀死了他的外宠，国君恐惧而逃奔齐国罢了。这是国君自己出逃，哪里有驱逐他的人呢？又说：“记载名字，是听从告捷。”也不对。谷伯绥、邓侯吾离因为名字低贱，卫侯燬、楚子麇因为名字被贬，这传文又说：“记载说：‘北燕伯欵出逃到齐国’，是谴责他。”那么欵的名字，就是罪过了。杜预唯独认为是听从告捷，为什么呢？既然认为名字是听从告捷，那么卫侯燬怎么知道不是听从告捷呢？
四年，下大雨冰雹。《左传》说：“季武子问申丰：‘冰雹可以抵御吗？’申丰回答说：‘圣人在上位，没有冰雹；即使有，也不成灾祸。古时候太阳在北陆时储藏冰，在西陆早晨出现时取出冰。储藏时周全，使用时普遍，那么冬天没有过暖的太阳，夏天没有潜伏的阴气，春天没有凄冷的风，秋天没有苦雨，雷声响起但不震动，没有霜雹灾害，瘟疫不降临。现在储藏河池的冰，抛弃而不用，冰雹造成的灾害，谁能抵御呢？’”申丰说圣王在上没有冰雹，可以；说冰雹造成灾害是因为储藏冰的缘故，不对。鲁国虽然储藏河池的冰，不能算作不储藏冰。如今天下，没有人储藏冰，为什么冰雹不随时降落呢？而且申丰这个人，是个奸佞之人，偏袒季氏，不敢直言其罪，所以把冰雹灾害归咎于储藏冰，想以此谄媚权臣，抹杀灾异，这与张禹、谷永有什么不同呢？导致昭公死在外面的，未必不是这个人。
楚国人俘虏了徐子。杜预说：“称‘人’来俘虏，是以不道于民上报，不对。《春秋》是为了褒贬是非而作的，如果仅仅听从告捷罢了，那么诬陷善人的人就没有道理可讲了，作乱的人有什么惩罚和畏惧呢？”
于是灭掉了赖国。《左传》说：“赖子面缚衔璧。”不对。《春秋》所说的灭，本来就是指国君死在位上的。既然说死在位上，还能面缚衔璧吗？又说：“成王攻克许国，许僖公也是这样。”这也不对，我已经说过了。
攻取了鄫国。《左传》说：“莒国动乱，着丘公即位而不安抚鄫国，鄫国叛离而来，所以叫‘取’。凡是攻克城邑不使用军队叫‘取’。”不对。如果鄫国自己来，那就不是鲁国攻取，不能记载为取鄫了。而且鄫国叛离的是谁呢？是上大夫，本来应当记载在经文中；下大夫，地位卑微，也应当像邾国的庻其那样记载，为什么隐藏他的名字呢？杜预说：“不记载出逃，是因为溃散而来，将帅地位卑微。”也不对。杜预厌恶传文所说与体例不合，又耻于《左传》有不传《春秋》的名声，于是进行文饰罢了。而且传文说叛离而不说溃散，溃散的是在下位的人，叛离的是在上位的人，可以知道。即使他地位很低，也应当记载，所谓虽然低贱也必须记载，重视土地，为什么违背体例而掩盖叛离的人呢？所谓不记载叛离者的义理，在哪里呢？
五年废除中军，《左传》说：“降低公室的地位。在施氏那里毁掉中军，在臧氏那里完成。”那么这不是国君的本意。按照《左传》的体例推论，不是国君本意的就应当不记载，即使记载，也应当有贬斥。现在《左传》说作三军、废中军的事情，可以说危害很大了，而经文中没有贬斥，为什么呢？杜预又说：“季氏称左师，孟氏称右师，叔孙氏则自己以叔孙为军名。”这样，终究没有废除中军，只是把军称为师，名号稍有不同罢了，什么叫废除中军呢？六年，宋国的华合比出逃到卫国。杜预说：“合比侍奉国君不守正道，自取逃亡，记载名字是谴责他。”不对。杜预难道真的认为没有罪而出逃的都记载字吗？那么那些有卓越美德的人，应当怎么记载呢？《春秋》不是他所
叔弓如楚。左氏曰：「楚令尹子荡帅师伐吴，师于豫章。吴人败其师于房钟，获公廏尹弃疾。子荡归罪于防泄而杀之。叔弓如楚，聘且吊败也。」非也。若如传言吴真败楚，经何以不书乎？杜氏曰：「归罪于防泄，不以败告，故不书。」非也。若楚不赴于鲁，则鲁亦不敢吊矣。今鲁吊之，是楚尝赴败于鲁也，经何得无其事乎？
七年，暨齐平。左氏云：「齐求之也。」杜云：「齐伐燕【伐燕在六年末】燕人赂之，反从求平也。」予谓杜氏之说与传意错。传所云「齐求之」者，似指齐求与鲁为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齐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谓齐已暨燕平，则齐侯无縁更进次虢，而燕乃行成也。且齐侯伐燕，燕人赂之，则传当云「燕求之」，经当书「暨燕平」，不当反云「齐求之」、「暨齐平」也。杜又注经曰：「前年冬，齐伐燕，闲无异事，故不重言，燕从可知。」此杜欲引「州公寔来」为比。彼「州公寔来」之文，卓诡非常，乃可尔，非此之类也。试覆以事推之，自昭公即位以来，未尝与齐通好。此年三月，叔孙婼如齐莅盟，此则鲁与齐平之验矣。亦犹定十一年冬「及郑平」，叔还如郑莅盟，云其文也，其理也，其事也，三袭焉，章灼不疑。
八年，搜于红。传云：「大搜。」与经不合矣。
▯陈哀公。左氏曰：「舆嬖袁克杀马毁玉以▯。楚人将杀之，请寘之。既又请私，私于幄，加绖于颡而逃。」此则▯陈哀公者袁克也，非诸侯也，何以得书于经乎？若曰鲁徃防之，是又不然。楚尚不听袁克▯其君，岂听诸侯赴其▯乎？且鲁何能不畏楚也？
十年，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帅师伐莒。杜氏曰：「三大夫皆卿，故书之。」非也。使举上客，师言元帅，此乃《春秋》之常，所谓尊无二上，亦此之谓也，岂卿则悉书之哉？晋尝为六军，六军之将盖命卿十有二人，未常有得并书者，何邪？
十一年，楚子防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杜云：「蔡大夫深怨楚，故以楚子名告。」非也。即如所言，《春秋》为无襃贬，茍从赴告而已，衞侯燬灭邢，寜非邢大夫怨之邪？
十二年，公子憗出奔齐。杜云：「书名，谋乱故。」予谓憗本患季氏强、公室弱，是以与公谋去季氏也。此则季氏之仇，而鲁忠臣矣。谋泄事变，卒为强臣所逐，岂谋乱者哉！茍使憗无罪而奔，遂书其字乎？党于季氏，失君臣之义。晋伐鲜虞，杜云：「不书将帅，史阙文。」予谓以殽之战推之，安知非晋耻以诈袭人，而不以将帅告乎？在殽之战，则以为晋耻背丧用兵；在鲜虞，则以为史自阙文。春秋之义，何其駮且至于此也！
传曰：「公如晋，晋人辞公。公子憗遂如晋。」按经无憗如晋之文也。杜云：「憗还不复命而奔，故史不书于防非也。公孙归父如晋，还自晋至笙，遂奔齐，此亦不复命者，何以书其如晋乎？笙地在境外，憗奔在郊，不得独不书也。公孙敖如周，丙戌奔莒，此亦自外奔者也，亦先记其如周，不以不复命而略其出时也。且史之记事，始遣使则书矣，何待其复乃书于防邪？欲为传文过，而不知例有相反不可通者，不亦诬乎！
楚杀其大夫成虎。传曰：「或譛成虎于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书曰：「楚杀其大夫成虎。」懐宠也。杜云：「解经所以书名。」皆非也。人譛成虎，成虎不行者，自恃无罪，或冀君不信防也。但当讥楚子信防专杀大夫，不当贬成虎不能行也。成虎不能行，小过耳；楚专杀大夫，大罪也。大罪不见诘，小过先受贬，此岂春秋防哉？传徒以名为贬，字为襃，不知轻重有权，未可一槩也。
十三年，楚公子比自晋归于楚，弑其君防于干谿。左氏曰：「观从以蔡公之命召子干。」以传例推之，则比冝以国逆例书入耳，今书归，何邪？杜云：「依陈、蔡以入。」言陈、蔡犹列国，非也。陈、蔡是时灭而为邑矣，楚公子守之矣，岂可复为国哉？正令可号以为国，其召公子比者，实楚人也，书国逆而立当矣，书诸侯纳之，不亦放哉？以杜氏华元归例推之，又
译叔弓前往楚国。《左传》说：“楚国的令尹子荡率领军队讨伐吴国，军队驻扎在豫章。吴人在房钟打败了楚军，俘虏了公廏尹弃疾。子荡把罪责归咎于防泄并杀了他。叔弓前往楚国，是为了聘问并且吊唁楚国的战败。”这是不对的。如果像传言所说吴国真的打败了楚国，《春秋》为什么没有记载呢？杜预说：“子荡把罪责归咎于防泄，没有把战败的消息告诉鲁国，所以《春秋》没有记载。”这也是不对的。如果楚国没有向鲁国报告战败，那么鲁国也不敢去吊唁。现在鲁国去吊唁，说明楚国曾经向鲁国报告了战败，那么《春秋》怎么可以没有这件事的记载呢？
七年，与齐国讲和。《左传》说：“是齐国请求的。”杜预说：“齐国讨伐燕国【讨伐燕国在六年末】，燕人贿赂齐国，齐国反而请求讲和。”我认为杜预的说法与《左传》的本意相违背。《左传》所说的“齐国请求”，似乎是指齐国请求与鲁国讲和。下文接着说：“癸巳日，齐侯驻扎在虢地，燕人前来求和。”如果说齐国已经与燕国讲和，那么齐侯就没有理由再进军驻扎在虢地，而燕人再来求和。况且齐侯讨伐燕国，燕人贿赂齐国，那么《左传》应当说“燕国请求”，《春秋》应当记载“与燕国讲和”，不应当反而说“齐国请求”、“与齐国讲和”。杜预又注解经文说：“前年冬天，齐国讨伐燕国，中间没有其他大事，所以不再重复提及，燕国的事可以推知。”这是杜预想引用“州公寔来”作为类比。那“州公寔来”的文字，奇特非常，才可以这样，这不是同类的事情。试着用事实来推究，自从昭公即位以来，未曾与齐国通好。这一年三月，叔孙婼前往齐国参加盟会，这就是鲁国与齐国讲和的证据。这也如同定公十一年冬天“与郑国讲和”，叔还前往郑国参加盟会，其文辞、其道理、其事实，三者吻合，明白确凿，不容置疑。
八年，在红地举行大搜。《左传》说：“大搜。”这与经文不合。
〇陈哀公。《左传》说：“宠臣袁克杀马毁玉来〇。楚人将要杀他，他请求被安置在某个地方。后来又请求私下处理，在帐幕中私下处理，在额头上加上丧带而逃跑。”这说明〇陈哀公的是袁克，不是诸侯，为什么能在经文中被记载呢？如果说鲁国前往防备他，这又不对。楚国尚且不允许袁克〇他的君主，难道会允许诸侯报告他的〇吗？况且鲁国怎么能不畏惧楚国呢？
十年，季孙意如、叔弓、仲孙貜率领军队讨伐莒国。杜预说：“三位大夫都是卿，所以记载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不对的。如果列举上客，军队只说元帅，这是《春秋》的常例，所谓尊无二上，说的就是这个，难道只要是卿就全都记载名字吗？晋国曾经设有六军，六军的将领大概有十二位命卿，未曾有过全部记载名字的，为什么呢？
十一年，楚子防诱骗蔡侯般，在申地杀了他。杜预说：“蔡国的大夫深深怨恨楚国，所以用楚子的名字报告。”这是不对的。即使如他所说，《春秋》就没有褒贬，只是听从赴告罢了，卫侯燬灭掉邢国，难道不是邢国的大夫怨恨他吗？
十二年，公子憗出逃到齐国。杜预说：“记载名字，是因为谋划作乱。”我认为憗本来担忧季氏强大、公室衰弱，所以与国君谋划除掉季氏。这是季氏的仇敌，却是鲁国的忠臣。阴谋泄露，事变发生，最终被权臣驱逐，难道是谋划作乱的人吗！假如憗无罪而逃跑，就会记载他的字吗？他偏袒季氏，失去了君臣的道义。晋国讨伐鲜虞，杜预说：“不记载将帅，是史官缺漏了文字。”我认为从殽之战来推究，怎么知道不是晋国耻于用欺诈袭击别人，而不报告将帅呢？在殽之战，就认为是晋国耻于违背丧礼用兵；在鲜虞，就认为是史官自己缺漏文字。《春秋》的道义，怎么驳杂到这种地步呢！
《左传》说：“国君前往晋国，晋人辞谢国君。公子憗于是前往晋国。”按照经文，没有憗前往晋国的记载。杜预说：“憗回来没有复命就逃跑了，所以史官不在防地记载。”这是不对的。公孙归父前往晋国，从晋国回来到达笙地，于是逃往齐国，这也是没有复命的人，为什么记载他前往晋国呢？笙地在境外，憗出逃在郊外，不能唯独不记载。公孙敖前往周朝，丙戌日逃往莒国，这也是从外面逃跑的人，也先记载他前往周朝，不因为不复命而省略他出发的时间。况且史官记事，刚开始派遣使者就记载了，为什么要等到他复命才在防地记载呢？想要为《左传》的文字开脱，却不知道体例有相反不通的地方，不也是诬妄吗！
楚国杀了它的大夫成虎。《左传》说：“有人向楚子进谗言陷害成虎，成虎知道了但不能行动。”经文说：“楚国杀了它的大夫成虎。”是因为他贪恋宠幸。杜预说：“解释经文所以记载名字。”这都是不对的。有人进谗言陷害成虎，成虎不行动，是因为自恃无罪，或者希望国君不信谗言。但应当讥讽楚子听信谗言专杀大夫，不应当贬低成虎不能行动。成虎不能行动，是小过错；楚国专杀大夫，是大罪过。大罪过不被责问，小过错先受贬低，这难道是《春秋》的道义吗？《左传》只认为记载名字是贬低，记载字是褒扬，不知道轻重有权衡，不可以一概而论。
十三年，楚公子比从晋国回到楚国，在干谿杀了他的国君防。《左传》说：“观从拿着蔡公的命令召见子干。”按照《左传》的体例推究，那么比应当以国逆的体例记载“入”，现在记载“归”，为什么呢？杜预说：“依据陈、蔡来记载‘入’。”说陈、蔡还是列国，这是不对的。陈、蔡当时已经灭亡成为邑了，楚国的公子镇守那里，怎么可以再称为国家呢？正使可以号称国家，召见公子比的，实际上是楚国人，记载国逆而立是恰当的，记载诸侯接纳他，不也太荒谬了吗？用杜预华元归的体例推究，又
安知非比欲假晋为援，以赴于诸侯者乎？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传曰：「齐服也。」非也。在此以前，齐未尝不服，以同盟之文强云齐服，欲以成其说，妄矣。蔡侯庐归于蔡，陈侯吴归于陈。杜氏不解二君称名之意，直云：「受封于楚，故称爵；诸侯纳之，故曰归。」予谓二国前灭，二君复封，义有卓诡，《春秋》所辨也。又诸侯纳之曰归，谓本有国者尔，若社稷已除，一旦复立，此则非归，不得以归为例也。
译怎么知道这不是比国想要借晋国的力量作为外援，以便奔赴诸侯盟会呢？八月甲戌日，诸侯在平丘结盟。《左传》说：“这是齐国臣服的表现。”这种说法不对。在此之前，齐国并非没有臣服，用同盟的辞令强行说齐国臣服，是为了成就自己的说法，这是荒谬的。蔡侯庐回到蔡国，陈侯吴回到陈国。杜预没有理解这两位国君称名的用意，直接说：“他们受封于楚国，所以称爵位；诸侯接纳他们，所以说‘归’。”我认为这两国此前被灭，两位国君重新受封，其中有着独特而奇异的意义，正是《春秋》所辨析的。又说诸侯接纳他们称为“归”，是指本来就有国家的人而言，如果社稷已经废除，一旦重新建立，这就不能称为“归”，不能把“归”作为惯例来套用。
吴灭州来，左氏云：「州来，楚邑，用大师曰灭。」非也。国灭曰灭，君死其位曰灭，灭之名施于国审也。国有宗庙社稷，此灭之义所为施也，言若灭火，絶其后也，非县邑所得亢也。邑虽大必谓之邑，国虽小必谓之国。夫灭取之不可贸易，乃国邑之不可相乱也。州来小国，世服于楚，为楚执事，未尝特与诸侯盟防，世皆谓州来固楚邑也。以此而谓州来真楚邑，则背于经矣。且《春秋》记灭取者，为襃贬也，正其所为名者，所以正其罪也。取人之邑，灭人之国，是以为罪，大师小师，何分别焉？
春秋权衡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七 宋 刘敞 撰
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晋。传曰：「尊晋，罪己也【以舎族】非也。此亦一事再见卒名耳。鲁本无罪，何罪己之有？且《春秋》假鲁事以达王义，非专为鲁记其忧乐之情而已也。假使鲁当时不敢怨晋，安于受辱，固非《春秋》所特书也，况鲁本无罪乎？
莒杀其公子意恢。杜云：「意恢与乱君为党，故书名恶之。」非也。传所言意恢死时事，无有党于乱君者。正为君自与意恢善，而乱臣忌之，欲先杀意恢，乃逐其君耳。且意恢与君兄弟也，虽党无恶。诗人同姓之义，犹曰不能奋飞，况但善之，何伤？若君有小恶，不务亲辅，而同姓之臣先懐异心，欲肆其虐，如是自谓不党乎？宋督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君。此亲左氏义，非异人说也。今公子铎及蒲余侯，亦皆懐无君之心，而先杀意恢者，春秋不录其罪，既异孔父矣，又专疾意恢，何哉？孤君之势，成臣之乱，不亦甚乎？若曰莒子不慼国人不顺，此其罪有甚大者，则又不然。自殷祖甲不能无不顺，故伊尹放诸桐宫，三年复归于亳，卒为兴王。今铎与蒲余，非有伊尹之心欲其君善者也，直忮很犯上，出君以自便耳。如是，春秋不贬铎与蒲余乎？
传曰：「南蒯奔齐，侍饮酒于景公。公曰：『叛夫！』对曰：『臣欲张公室也。』子韩晢曰：『家臣而欲张公室，罪莫大焉。』」又南蒯之初叛也，盟费人。司徒老祁、虑癸【二人南氏家臣】伪废疾，使请于南蒯曰：「臣愿受盟而疾兴，若以君灵不死，请待间而盟。」许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请朝众而盟，遂刼南蒯，复归费于季氏。然则南蒯以家臣张公室而为罪，二子以私臣谋卿邑而为功者也。若南蒯信有罪，则二子亦固有罪；若二子信有功，则南蒯亦固有功。今季氏专鲁，南蒯叛；南蒯专费，二子叛。所以为家臣同也，所以谋公室同也，一臧一否，孰为合于义邪？曰：俱不合也。臣而叛之，则非所谓矣；从而为恶，又非所以事君也。知其不善，则莫若正之；正之不能得，则莫若去之。君子之道，如此而已矣。叛非义也。
十五年，蔡朝吴出奔郑。杜云：「朝吴不逺谗人，所以见逐而书名，非也。」如传所述，则无极谗之，蔡人妬之，朝吴非有罪也，乃所谓祸出于不意者，朝吴安能防之哉！且必若云是，管、蔡流言，周公居东，亦为有罪乎？夫《春秋》以字为襃襃者未必皆字也，字者亦未必皆襃也；以名为贬，贬者未必皆名也，名者亦未必皆贬也。如谓字者皆襃则邾仪父何襃矣？如谓襃者皆字，则凡诸侯之善，何不字而褒之也？如谓名者皆贬，则公子友及凡大夫之名，何贬矣？如谓贬者皆名，则仲遂之字何为书也？夫诸侯之不以字为褒，犹大夫之不以名为贬，诸侯可以爵通，不可以字通；大夫可以名通，不可以字通，故也。欲一以名为贬、字为襃则必不合，患其不合，则诬人之恶以纳之，饰人之善以出之，可谓义乎？
十七年六月，日有食之。传曰：「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币。」又引《夏书》以证之。今按《夏书》乃季秋月朔，非正阳之月。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夘，日有食之，亦孔之丑。」然则古人不独以正月日食为丑矣，传之所言未可信也。
十八年传曰：郑子产为火故，简兵大搜，将为搜除。子
译吴国灭掉州来，左氏说：“州来是楚国的城邑，动用大军才称为‘灭’。”这是不对的。国家被灭称为“灭”，国君死在位上称为“灭”，“灭”这个名称施加于国家是确切的。国家有宗庙社稷，这就是“灭”的含义所施加的对象，意思是像灭火一样，断绝其后代，这不是县邑所能比肩的。城邑即使大也必定称为邑，国家即使小也必定称为国。灭和取不能互相替代，这是国家和城邑不能混淆的原因。州来是小国，世代服侍楚国，为楚国办事，未曾单独与诸侯结盟防备，世人都认为州来本来就是楚国的城邑。据此认为州来真的是楚国城邑，就违背了《春秋》经义了。况且《春秋》记载灭和取，是为了褒扬和贬斥，端正它们的名称，是为了端正它们的罪行。夺取别人的城邑，灭掉别人的国家，因此构成罪行，动用大军还是小军，有什么分别呢？
春秋权衡卷六
<经部,春秋类,春秋权衡》>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七 宋 刘敞 撰
十四年春，季孙意如从晋国回来。传文说：“尊崇晋国，是归罪于自己【因为舍弃了同族】。”这是不对的。这也是同一件事再次出现，最终记载名字罢了。鲁国本来没有罪，有什么归罪于自己的呢？况且《春秋》借鲁国的事来传达王道的义理，并不是专门为了记录鲁国的忧乐之情而已。假使鲁国当时不敢怨恨晋国，安于受辱，本来就不是《春秋》特别记载的，何况鲁国本来没有罪呢？
莒国杀了他们的公子意恢。杜预说：“意恢与乱臣结党，所以书写名字以示厌恶。”这是不对的。传文中所说的意恢死时的事情，并没有与乱臣结党的情况。正因为国君自己与意恢关系好，而乱臣忌恨他，想先杀意恢，然后驱逐国君罢了。况且意恢与国君是兄弟，即使结党也没有恶行。诗人说同姓之义，尚且说不能奋飞，何况只是关系好，有什么妨害呢？如果国君有小恶，不致力于亲近辅佐，而同姓的臣子先怀有异心，想肆意施暴，像这样还说自己不结党吗？宋国的华督有蔑视国君的心，然后才发动恶行，所以先记载弑君。这是亲近左氏的义理，不是异人的说法。现在莒国的公子铎和蒲余侯，也都怀有蔑视国君的心，却先杀意恢，《春秋》不记录他们的罪行，既不同于孔父，又专门憎恶意恢，为什么呢？孤立国君的势力，促成臣子的叛乱，不也太严重了吗？如果说莒子不哀痛国人不服从，这罪过更大，那也不对。自从殷朝祖甲不能没有不服从的人，所以伊尹把他放逐到桐宫，三年后回到亳，最终成为兴王。现在公子铎和蒲余侯，并没有伊尹那样希望国君向善的心，只是嫉妒凶狠冒犯上级，驱逐国君以自便罢了。像这样，《春秋》不贬斥公子铎和蒲余侯吗？
传文说：“南蒯逃到齐国，在景公那里侍候饮酒。景公说：‘叛徒！’南蒯回答说：‘臣是想振兴公室。’子韩晢说：‘家臣却想振兴公室，没有比这更大的罪过了。’”又南蒯刚叛变时，与费国人盟誓。司徒老祁、虑癸【这两人是南氏的家臣】假装生病，派人请求南蒯说：“我们愿意接受盟誓但病发了，如果凭借国君的灵验不死，请等待间隙再盟誓。”南蒯答应了。这两个人趁着百姓想要叛变的机会，请求召集众人盟誓，于是胁迫南蒯，把费地归还给季氏。那么南蒯作为家臣振兴公室而被视为有罪，这两个人作为私臣谋划卿大夫的封邑却被视为有功。如果南蒯真的有罪，那么这两个人也本来有罪；如果这两个人真的有功，那么南蒯也本来有功。现在季氏专权鲁国，南蒯叛变；南蒯专权费地，这两个人叛变。作为家臣是相同的，谋划公室也是相同的，一个被肯定一个被否定，哪个符合义理呢？回答说：都不符合。臣子叛变，就不是所谓的正道；跟随作恶，又不是侍奉国君的方法。知道他不善，不如纠正他；纠正他不能成功，不如离开他。君子的道理，就是这样罢了。叛变是不义的。
十五年，蔡国的朝吴逃到郑国。杜预说：“朝吴不远离谗人，所以被驱逐而书写名字，这是不对的。”按照传文所述，是费无极进谗言，蔡国人嫉妒他，朝吴没有罪，这就是所谓的祸患出于不意，朝吴怎么能防备呢！况且如果真是这样，管叔、蔡叔散布流言，周公住在东方，也是有罪吗？《春秋》用字表示褒扬，被褒扬的未必都用字，用字的也未必都褒扬；用名表示贬斥，被贬斥的未必都用名，用名的也未必都贬斥。如果说用字都褒扬，那么邾仪父有什么可褒扬的呢？如果说褒扬都用字，那么凡是诸侯的善行，为什么不写名字而褒扬呢？如果说用名都贬斥，那么公子友和凡是大夫的名字，有什么可贬斥的呢？如果说贬斥都用名，那么仲遂的字为什么书写呢？诸侯不以字作为褒扬，就像大夫不以名作为贬斥，诸侯可以用爵位通称，不可以用字通称；大夫可以用名通称，不可以用字通称，所以如此。想要一概用名作为贬斥、用字作为褒扬，必定不合，担心不合，就诬陷别人的恶行以纳入，粉饰别人的善行以推出，这可以称为义吗？
十七年六月，发生日食。传文说：“只有正月朔日，邪恶尚未发作，发生日食，这时才击鼓用币。”又引用《夏书》来证明。现在考察《夏书》是季秋月朔，不是正阳之月。《诗经》说：“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发生日食，也非常丑恶。”那么古人不仅仅以正月的日食为丑恶了，传文所说的不可信。
十八年传文说：郑国子产因为火灾的缘故，简阅军队大搜，将要进行搜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