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三　　　　宋　刘敞　撰

译有人说秦国是夷狄，有人说秦国不是夷狄，为什么呢？况且诸侯死后不称名的很多，可以全都把他们称为夷狄吗？大凡夷狄的爵位，即使再高也不过是子爵，而秦国的爵位是伯爵，可见秦国不是夷狄也很明白了。又《诗经》序言中说，秦献公的女儿做了秦穆公的夫人，生下了康公；康公在做太子的时候，在渭水北岸送别晋文公，作了《渭阳》这首诗，那么康公就是嫡长子。如今查考《公羊传》，以文公十八年去世的秦伯防为穆公，那么宣公四年去世的秦伯稻就是康公，验证这两个人，又各自有名字，并不是隐藏名字。《公羊传》却说嫡长子得到了名字，既然这样，那么秦国国君也没有完全采用夷狄的礼制，怎么知道那些不称名的国君，不是和中国诸侯不称名一样呢？

译鲁僖公七年，安葬卫襄公。何休说：“按时日记载，是因为世子辄患有恶疾，卫襄公没有及早废黜他，直到临死才命令大臣废黜他，以下废上，很少不导致动乱的，所以用危疑的笔法加以记录。”不知道何休凭什么看出这件事呢？推究这种说法来观察，它的荒谬难道能一一列举吗！

鲁僖公八年，陈侯的弟弟招杀死了陈世子偃师。按：这仅仅是杀了世子罢了，而《公羊传》在僖公元年的解说中说“从此开始弑君”，这不是事实。

在红地打猎，《公羊传》说：“因为罕见而记载，这是不对的。”我已经说过这个观点了。

鲁僖公九年，陈国发生火灾。《公羊传》说：“这是保存陈国。”何休认为陈国是被上天所保存，这是不对的。这本来就是圣人想要保存陈国，所以加以记录，哪里知道这是天意呢？

鲁僖公十一年，楚国军队灭掉蔡国，抓获蔡世子友带回去，把他当作奴隶使用。《公羊传》说：“为什么称他为世子？不承认灵公是君，所以不承认他是儿子。”我认为不承认他是儿子却称他为世子，义理与文辞相违背，难以解释。况且郑忽也被称为世子，难道也不承认他是儿子吗？又说：“把他当作奴隶用来筑防。”这好像儿童游戏，是不可以的。

鲁僖公十二年，齐国高偃率领军队把北燕伯迎接到阳地。《公羊传》说：“伯于阳，就是公子阳生。”这是不对的。《公羊传》认为孔子作《春秋》，使用的是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宝书。难道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史书都如此残缺不全吗？为什么不加以改正？况且孔子作《春秋》，使用一百二十个国家的宝书，而在《春秋》中出现的仅仅六十多个国家罢了。之所以不能全部出现，是因为师说如果见解卓异，就不采纳。像阳生这件事残缺到如此地步，又不是见解卓异，哪里值得再记录呢？这说明《春秋》的创作依据鲁国史书是确凿无疑的。以此推论，伯于阳不是公子阳生，那些说法，都是诬蔑圣人。

鲁僖公十三年，鲁公不参加盟会。《公羊传》说：“不认为不参加是耻辱，这是对的。说诸侯于是动乱，反而导致陈、蔡被灭，这是不对的。”陈、蔡被灭后又重新封立，这难道不是所说的“力量能够救助，就应当救助”的情况吗？为什么要以此为耻呢？

鲁僖公十五年，在武宫举行祭祀，乐工入场，叔弓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公羊传》说：“国君在宗庙祭祀，听说大夫去世，撤去音乐，完成祭祀。”这是不对的。曾子曾问国君在祭祀时不能完成礼仪的情况有几种？孔子详细地告诉了他，而没有提到这种情况，这就是知道它不对的原因。

蔡昭吴逃奔郑国，何休说：“不称‘出’，是因为开始封爵时称‘归’，担心与天子归罪相同，所以剥夺他拥有国家的辞令，表明专断封爵是不对的。”如果把昭吴当作蔡侯本人呢？蔡侯刚回国时名叫庐，后来去世也叫庐，这不能称为昭吴。如果把昭吴当作蔡国大夫呢？国家不是大夫所有，怎么能在大夫身上剥夺拥有国家的辞令呢？认为这是为了显示专断封爵。蔡侯庐回到蔡国，他的专断封爵不是已经很明显了吗？况且齐侯曾经专断封立卫、邢、〇三个国家，没有看到《春秋》再次剥夺这三个国君的国家，现在这里为什么唯独剥夺他呢？

鲁僖公二十年，曹公孙防从鄸地出逃到宋国。《公羊传》说：“这是为公子喜时的后代避讳。”这是不对的。《春秋》的道义，善恶各自根据事情来进退褒贬，哪有因为祖先贤德就为后代避讳的？子孙做恶怎么办？况且之所以为贤者的过错避讳，是说小过错不足以妨碍大德，短处不足以毁坏长处，而可以成全人的美德。如果是大恶，以至于背叛君主、独占土地，违背臣子的道义，扰乱人伦的常理，还要为他们避讳吗？如果一定是贤者的子孙，那么罪过都可以避讳，这就是蔡叔、管叔不被周朝诛杀了。由此看来，所谓为公子喜时避讳，它的义理在哪里呢？何休又说：“如果有明君兴起，喜时应当回国。”这也是不对的。伯夷、叔齐让国，他们的弟弟在武王兴起时，没有听说把孤竹国的封地还给伯夷。难道伯夷比不上公子喜时吗？武王不是王者吗？

鲁僖公二十一年，宋国华亥、向〇、华定从陈国进入宋国南里发动叛乱。《公羊传》说：“南里是什么？就像说‘因诸’那样。”这是不对的。宋国南里，就是进入宋国而居住在南部里巷，又有什么可疑的呢？

鲁僖公二十二年，王室发生动乱。《公羊传》说：“这是说动乱没有波及外部。”这是不对的。这不用问就可以明白。所谓王室动乱，是指嫡庶共同争夺，动乱发生在宗室内部。本来不能说京师动乱、成周动乱、王城动乱，道理本来就是这样。而何休又说那些话，都是追求文辞而遗忘了本意。

刘子、单子带着王猛居住在皇地。《公羊传》说：“为什么称王猛？因为他主持国政。”这是不对的。王猛已经是王了，但没有超过一年，所以不能称天王，又不能按照诸侯的例子称子。为什么呢？单独称子，就好像鲁国的子；在子前面加王，又与其他王子混淆，所以称王猛，明确这是王者居丧时的常规称呼，可以毫无疑问。殷人作书，用君主的名字作为篇名，明确都不避讳。周人用避讳来侍奉神灵，死了就避讳，活着也不避讳。超过一年后，臣子可以称他为天王；没有超过一年，就用王系名，通称为小子王。活着称名，死了也称名，明确尊位尚未成就。现在这个王猛，是活着称名；后来称王子猛，是死了也称名。而《公羊传》不通晓这个，看到文辞称王猛，就认为与小白、齐突等人相同，不知道文辞没有改变。太浅陋了！况且《春秋》记载“王猛居住在皇”，如果猛不正当，可以说“居”吗？

刘子、单子带着王猛

译军队进入王城。《公羊传》说：“王城是什么地方？是西周。”何休说：“（周平王）得到了京师的一半土地，自称为西周。”这是不对的，这是何休不了解罢了。又说：“这里说‘入’是什么意思？是表示篡夺的措辞。”这也是不对的。当初王猛居住在皇地，为什么不说“入”呢？如果一定要把“入”解释为篡夺，那么下文有“天王入于成周”，难道也能说是篡夺吗？

译王子猛去世。《公羊传》说：“这是不认可‘父亲去世由儿子继承，兄长去世由弟弟继位’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先前称王猛，是因为按照体例不能直接称“子”；现在称王子，是因为他死后应当按儿子的礼仪治丧，明确表明他是周王的儿子。称“卒”，是因为他是即位未满一年的君主，就像子赤、子般都称“卒”一样。称“卒”是可以的，称“薨”则不可以，这就好比称夷狄的君主为“子”是可以的，称“男”则不可以一样。礼仪的次序，各自有适宜的称呼，不必说未满一年的诸侯就应当称“卒”，未满一年的周王就应当称“薨”。何休说：“《春秋》对于篡位成功的人，都认可让他们当君主。”这是不对的。《春秋》看待篡夺的人，是无可奈何罢了，随着他们自己怎么称呼就怎么记录，是为了显示他们的罪过，哪里是认可让他们当君主呢？如果篡位成功就认可让他们当君主，那就是《春秋》只厌恶不好的篡位，而纵容好的篡位了。即使设立严密的防范，百姓尚且会逾越，如果再开导他们谋取利益，篡位的人就多了。俘获了陈国的夏齧。《公羊传》说：“这是吴国逐渐进步的表现。”既然吴国尚且能够俘获中原国家，难道就不能主宰中原吗？况且所主宰的只是战争罢了，有什么嫌疑说不能主宰呢？

周天子居住在狄泉。《公羊传》说：“这还没到三年丧期，为什么称天王？是为了彰显有天子存在。”这是不对的。他的意思认为还没到三年，不应当称天王罢了。君王虽然居丧三年，但是过了第一年之后，臣子就可以称他为天王了，只是君王自己还不能决断政事。难道说完全没有天王的称呼吗？毛伯来求取金器，不称天王，明确显示命令是从上面下来的，不合宜称天王。周天子居住在狄泉，是臣子对他的称呼，按理自然可以称天王。圣人的用意由此可见。

二十四年，叔孙舍从晋国回来。《左传》和《谷梁传》都没有“叔孙”二字，只有《公羊传》有，这似乎是圣人本意所说的“言辞繁琐而不删减”，只是解释得不正确。二十五年秋天七月上辛日大旱求雨，季辛日又求雨。《公羊传》说：“这是聚集众人来驱逐季氏。”这是不对的。如果七月就聚集众人，那么为什么到九月国君才出逃呢？何休又说日是君、辰是臣，去掉辰是驱逐季孟的意思，这大概是迂腐而不合典制的。二十六年周天子进入成周。《公羊传》说：“为什么用‘入’字？不嫌恶。”何休说不嫌恶是篡位，只是兴起他的危难。那么对于王猛为什么唯独吝惜这个义理呢？二十七年吴国弑杀了他们的君主僚。何休说：“不记载阖庐弑君，是为季子避讳。”这是不对的。季子不讨伐阖庐，大概是形势不允许，哪里是合乎道义呢？所以借口不忍心父子兄弟互相残杀，而《春秋》为什么要因此为他避讳呢？弑君的罪恶太大了，还可以避讳吗？如果弑君的罪恶可以避讳，那么什么不可以避讳呢？季子是贤人，贤人的心意难道仅仅是不想让父子兄弟互相残杀吗？即使残杀别人也是不可以的。如果《春秋》只是顺从贤人的心意而为他避讳，那就是一国有贤人，全国就没有罪人了。大的罪恶到了弑君的地步还为他避讳，那么小的罪恶如杀人害人就当然不必追究了。况且季子不讨伐阖庐，他的道义在哪里呢？知道力量不足以讨伐，而对外借口不忍心罢了。那么季子的不忍，是亲近亲人的私恩；《春秋》的褒贬，是天下的公义。观察季子的行事，如果不是力量不足，那么季子难免受到贬斥。为什么呢？因为偏爱亲人而扰乱尊卑的次序，圣人是不会做的。所以周公诛杀管叔、蔡叔而不迟疑，现在季子怎么能擅自用私爱废弃公义呢！然而孔子赞美他不贬斥他，是知道他的力量不足而能对外借口亲近亲人，像这样的人可以说是通晓权变，这就是其中的旨意。认为顺从贤人的心意就可以纵容弑君的罪恶，不也是荒谬吗！不也是荒谬吗！三十一年黑公带着滥地来投奔。《公羊传》说：“这是为滥地开通道路。”这是不对的。认为叔术贤能，贤能既然不足，又隔着几十代而为叛君的黑弓开通道路，让他拥有国家，谁能相信呢？汉代儒生对此辩论很多，是非纷乱纠缠，是被言辞迷惑了。不如用大义来衡量，使其超出常规之外。况且孔子称赞“雍也可以面南称王”，“居敬而行简”，“出门如同会见贵宾，役使百姓如同承担大祭”，有像叔术那样做的吗？平时讲道则多推崇雍也。退而作《春秋》，反而推崇叔术，这是自相矛盾，不是圣人的意思也就知道了。

定公

二年，雉门和两观发生火灾。《公羊传》说：“两观，是防备。”又说：“招致灾祸的是两观。”都是不对的。火灾有先后，根据所见记录，好比六只鶂鸟退飞，看是六只，细看是鶂鸟，再细看是退飞，何至于颠倒先后，强分出尊卑呢？推究其意，之所以迷惑，是因为认为桓宫、僖宫火灾不说“及”。那是火一起烧，不知道次序，所以直接把远处的列在前面罢了。又说：“为什么不说是雉门火灾及两观？”他的意思是以《新作雉门及两观》为比照，也是不对的。新建可以列在前面，不可以列在后面；火灾可以列在后面，不可以列在前面。这也是制作的常理，何足以致疑而发问呢？

四年，国君和诸侯在浩油结盟。何休说：“再次提到国君，是因为昭公多次去晋国没有回应，最终被季氏驱逐，定公刚即位，能与诸侯结盟，所以欢喜记录。”这是不对的。春秋时期诸侯的盟会，是常事，不是王道的正途。无缘无故地繁文缛节推说是欢喜，春秋在这里有什么欢喜呢！

六年，仲

译孙何对此表示忌讳。《公羊传》说：“讥讽使用双名。”其意思是认为双名难以避讳。古代大概即使是君主的名，臣子也不避讳；父亲的名，儿子也不避讳。到了周代，臣子避讳君主的名，儿子避讳父母的名，然而还是只避讳已故者的名，不避讳在世者的名；只避讳完全相同的字，不避讳音近或义近的字。如果是双名，就不能做到全面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叫徵在，孔子说“徵”时不说“在”，说“在”时不说“徵”。既然孔子都不全面避讳双名，何况其他人呢？自己尚且不能避讳双名，反而讥讽别人使用双名，这难道合乎情理吗！

译鲁昭公十年，宋公的弟弟辰以及仲佗、石彄出逃到陈国。何休说：“辰字后面用‘暨’字，是为了表明仲佗、石彄是强行跟着一起出逃的。”这是不对的。如果像何休所说的那样，辰的罪过较轻，为什么反而排在上面呢？又为什么第二年辰进入萧地时，经文却用了“及”字呢？查考鲁隐元年《公羊传》说：“暨，就是‘暨暨’的意思，表示不得已。”不知道这“不得已”，是指自己不得已呢？还是指他人不得已呢？在我看来，是“暨”使得他人不得已。为什么呢？“暨”的意思，是强迫、竞争，所以叫“暨暨”。因为“暨暨”的缘故，别人不得已而跟随他，这是可以明白的。鲁昭公七年“暨齐平”，当时鲁国屡次侵犯莒国的城邑，莒国是齐国的兄弟之国；又鲁昭公元年莒国的去疾从齐国回到莒国，有亲近亲属的恩情，所以齐国与鲁国怨恨不平。于是鲁昭公在外面娶吴国女子为妻，并朝聘楚国，深深得到楚国的威势，因此以此强行逼迫齐国讲和。《春秋》厌恶他贪婪残忍不知羞耻，而使人服从不靠德行，所以记载“暨齐平”，不把事情说尽，以防微杜渐来显示其意。现在这里“暨仲佗、石彄”，也像那样。如果像何休所说，鲁昭公七年“暨齐平”，齐鲁起初没有怨恨，为什么忽然有讲和呢？然而解说经书的人担心各自执着于一偏之见，我说“及”字，自然贯通文意而不急切；说“暨”字，是强迫他人的文辞，是我强迫他人，不是他人强迫我。那些他人强迫我的，如韩穿来说汶阳田地的事，以及晋国处父结盟之类，都自然显现了。用这个来推求，“及”不是急切，“暨”不是强迫我，就很明白了。而且如果一定说“暨”是我不得已，那么“及晋处父盟”也可以说是不得已了，那么那“及”字又是什么意思呢？

鲁昭公十二年，薛伯定去世。何休说：“不记载日期，是因为薛伯没有道义，应当废黜他而另立继承人，但还没到三年，就失去人心被杀，所以略去记载。”刘子曰：“推究这种说法来看，它的荒谬难道能胜数吗？况且《公羊传》说：‘立嫡子以年长不以贤能’，这是为了防止混乱。如果像何休所说，就互相违背了。”

鲁昭公十四年，卫国世子蒯瞆出逃到宋国。何休说：“儿子虽然被驱逐，也没有离开父亲的道理。”这是不通达权变。诸侯以国家为家，四境之内，力量能够专断。如果蒯聩不离开，被卫灵公所杀，那就使父亲陷入大恶。现在他带着身体逃窜，是把小恶收束在自己身上。以小易大，情理很顺，这不是《春秋》所厌恶的。

鲁哀公二年，晋国赵鞅率领军队把卫国世子蒯聩送入戚地。《公羊传》说：“为什么不记载‘入于卫’？”何休说：“根据‘弗克纳’来说‘于邾娄’。”这是不对的。那是因未能纳入，所以能说“于邾娄”。这里只是能进入戚地，未能进入卫国，所以不能说“卫”，这也是情理自然。凭什么说父亲可以有儿子呢？凡是父亲可以有儿子，儿子不可以有父亲，难道不是正道吗？然而在这条经文中却有害于道义，所以他的话是对的，但在解说经书方面是错的。

鲁哀公三年，齐国国夏、卫国石曼姑率领军队包围戚地。《公羊传》认为可以，古人已有能辨别的人了。

桓公庙、僖公庙发生火灾。《公羊传》说：“是重新建立。不说重新建立，是因为见到的不再见到。”这是不对的。古人难道没有省略文字的时候吗？也不是这样省略的。况且如果像所说“襄公作三军，舍中军”，为什么唯独记载呢？

鲁哀公六年，齐国阳生进入齐国。陈乞杀了他的国君舍。《公羊传》说：“杀了君主而自立的人，不用当权者的辞令来说。这里用当权者的辞令来说是什么？是为了掩饰。”这是不对的。如果像《公羊传》所说，阳生本来正当，与商人相似；杀了君主而代立，与商人相似。阳生掩饰而杀他，商人也掩饰而杀他，掩饰的方法虽然不同，掩饰的原因则相同。现在为什么阳生、商人差异如此之大呢？《公羊传》本想引用商人的例子来求与之相合，但事情相同文辞不同，反而更加谬误。于是知道条例如果不通，即使曲解也愈发虚伪。何休认为不记载阳生杀君，是因为掩饰成于陈乞，那么这就是公子比之类。公子比，弃疾应当效死不听，所以坐杀君之罪；阳生也应当效死不听，也应当坐杀君之罪。公子比是首恶，阳生不蒙受首恶，为什么呢？

鲁哀公七年秋，鲁公讨伐邾娄。八月己酉，进入邾娄，把邾娄子益带回来。《公羊传》说：“是内辞，使得像他人一样。”这是不对的。邾、鲁相近，所以初秋讨伐它，八月又进入它，这是两件事，理当并列记载，没有取用内辞的必要。进入邾娄，使得像他人，还有可推托；把邾娄子益带回来，又可以说他人吗？又说：“为什么不说是抓获？是内有大恶，避讳。”这也是不对的。诸侯擅自进入别人的国家，是大恶可以；作战而抓获人，抓获者是大恶，抓获他的人难道可以同列吗？又这里是从进入而带回来，不能用抓获来解释，我已经说过了。

鲁哀公八年，宋公进入曹国，把曹伯阳带回来。《公羊传》说：“不说灭，是避讳同姓被灭。”这是不对的。当时，鲁国人自救还来不及，难道有不救同姓被灭的吗？《春秋》于是责备他吗？况且责备鲁国不救而避讳曹国被灭，纵然失去了宋公的恶，如果责备无罪的鲁国，非常不合礼。

鲁哀公十三年，鲁公在黄池会见晋侯和吴子。《公羊传》说：“吴国主持会见。”查考吴国主持会见，必定不是晋国所愿。《春秋》应当说“公防晋侯暨吴子于黄池”，那么与公

译羊的体例是相合的。如今却说“及吴子”，这难道是晋国和鲁国急切地想要得到我吗？又说：“吴国在这里，那么天下就没有谁敢不来的。”何休认为这样说，是为了替鲁侯减轻耻辱，所以不记载诸侯。我认为《春秋》如果确实想要替鲁侯减轻耻辱，记载诸侯才是适宜的，没有必要反而隐去它。十四年，在西郊狩猎时捕获了麒麟。《公羊传》说：“《春秋》为什么从隐公开始？因为这是祖先所能够听到的。”这是不对的。圣人作经，是为天子制定法则，不是苟且地仅仅记录祖先所听到的罢了，这是没有理解圣人的意思而说的。况且像他所说的，祖先是指曾祖呢？还是高祖呢？如果说是曾祖，孔子的曾祖防叔，是孔父的三世孙；如果说是高祖，孔子的高祖祁父，也是孔父的二世孙。孔父死于桓公二年，他的孙子不可能见到隐公，这是确定的。推算防叔、祁父的时候，应该在闵公、僖公之间，《春秋》就应当从闵公、僖公开始，不适宜从隐公开始。凡是《公羊传》中的错误大体，我已经粗略地纠正了。至于那些曲折细微、似是而非的地方，详细说来则说不完，不是从事讲学辩论的人不能达到。所以留待明白的人，也许会有启发我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