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权衡卷十五

译牡丘之会，于是军队驻扎在匡地吗？推究此理以比较前后文意，可知所谓“曹无师”，以及因为经文不言齐侯便不可言曹伯的说法，都是荒谬的言论。即使让《谷梁传》的作者复活，高雅之士也不能坚持这种论点。

译己卯日晦日，雷震夷伯的庙宇。《谷梁传》说：“晦，就是昏暗。”怎么知道不是晦朔之晦呢？又说：“夷伯，是鲁国的大夫。”解说的人因此认为夷是谥号，伯是字，这也是错误的。我在《左氏传》中已经论述过了。

晋侯和秦伯在韩地交战，晋侯被俘。《谷梁传》说：“晋侯失去了民心，因为他的军队没有溃败而国君却被俘。”这是错误的。凡是作为国君而被俘，如果不失去民心，将从哪里得到他呢？只是《春秋》之所以不记载“军队溃败”，是因为举出国君被俘这件事更为重要罢了。况且《谷梁传》认为宣公二年“宋军溃败，俘获宋国华元”是尽其众以救其将，表明华元得到民心。那么华元因为溃败而得到民心是褒扬，晋侯因为没有溃败而失去民心是贬斥，如果有上不及华元、下不为晋侯而被俘的人，《春秋》想要怎么记载呢？现在一个作为褒扬，一个作为贬斥，没有固定的辞例。我请求探究那固定的辞例是怎样的？

十六年，六只鹢鸟退飞经过宋国都城。《谷梁传》说：“石，是没有知觉的东西，所以用日记载；鹢，是稍微有知觉的东西，所以用月记载。”这是错误的。说是在这个月，是因为宋国没有报告具体日期，担心与五颗陨石落在同一天，所以加以区分罢了。《谷梁传》本来就用日月来解释经文，因此以此诬蔑圣人，想让后世相信，难道真是这样吗？

公子季友去世。《谷梁传》说：“称为公弟叔仲，是因为他贤德。”这是错误的。说季友贤德，不过季子来归就足够了。死的那一天，就不再是贤德了。况且记载季友说是贤德，那么记载仲遂也可以说是贤德吗？

十七年，灭项。《谷梁传》说：“谁灭的？是桓公。为什么不提桓公？是为贤者讳。”这是错误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论述过了。

十八年，宋军和齐军在甗地交战。《谷梁传》说：“交战不称伐，客方不称及。称及，是厌恶宋国。”这是错误的。正月伐齐的是宋公；五月在甗地交战的是宋军。交战不称伐，在这里有什么妨碍呢？又说客方不称及，称及就是认为贬斥了。庄公二十八年，齐国伐卫，卫人和齐人交战。那时《谷梁传》也认为《春秋》厌恶齐国，那么为什么不使齐及卫呢？郑玄为《谷梁传》起废，不能深入见解，反而举卫人作为类比，这是用药使得病情加剧了。邢人、狄人伐卫。《谷梁传》说：“狄称人，为什么呢？是善累而后进之。伐卫，是为了救齐，功近而德远。”这是错误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论述过了。

二十年，西宫发生火灾。《谷梁传》说：“称为新宫，就接近祢宫；用谥号来说，就像防那样。认为这是闵宫，是错误的。”《谷梁传》不是说“亲之非父，尊之非君，继之如君父者，受国焉尔”吗？为什么不可以称为新宫？况且新宫不是祢宫。因为新宫接近祢宫，而改称为西宫，这是推而远之了。相比称谥，不是更加防备吗？

二十一年，执宋公以伐宋。《谷梁传》说：“以，是重辞。”这是错误的。直接说“执宋公以伐宋”，文理已经完备，不可更改，不是在中间曲折地有轻重之分。

二十二年，宋公和楚人在〇地交战，宋军溃败。《谷梁传》说：“春秋有三十四次战争，没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的。”这是错误的。恰好是宋公以师败乎人罢了，春秋据事实录，不是以此作为褒贬。今年及邾人战于升陉，《谷梁传》说：“不言及之者为内讳。”大概是指鲁公。公尊人卑，为什么说没有以尊败乎卑的呢？又说：“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就是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为什么呢？是责备他。我不知道在春秋中什么算是骄其敌，什么算是不骄其敌。那骄其敌的怎么褒扬？那不骄其敌的怎么责备？所以作为褒扬、责备的怎么记载？现在这个宋公，《谷梁传》认为是不骄其敌的，在经文中怎么验证呢？又说：“众败身伤，七月而死。”像这样，为什么不记载“宋公败绩”呢？郑玄虽然强行解释，不足以文饰。又说：“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似乎是责备宋公不早击楚于险而失机会，多么悖谬啊！像宋公的用心，不鼓不成列，懔懔乎忠厚有德之人啊！虽然军队溃败国家削弱，也不是他的耻辱。春秋难道厌恶他不能以诈取胜吗？凡〇之战，《公羊传》认为是褒扬，《谷梁传》认为是贬斥。说贬斥的是错误的，说褒扬的也不是完全正确，我各自论述过了。

二十三年，齐侯伐宋，围闵。《谷梁传》说：“伐国不言围邑，这里说围邑为什么呢？不正其以恶报恶。”这是错误的。假使只记载伐宋，不记载围闵，难道不厌恶他吗？厌恶他不待围闵而见，又何必记载围闵呢？如果一国以恶报恶，伐而不围，那么《春秋》就可以虚增围邑来显示吗？

宋公兹父去世。《谷梁传》说：“为什么不〇呢？是失民。为什么失民？因为他不教民战，这就是弃其师。”这是错误的。宋公不忍心在险境中困厄敌人而导致失败罢了，难道是不教民战的人吗？如果真如《谷梁传》所说，〇之败，为什么不记载“宋弃其师”呢？周末时，诸侯交争，耻守信而好竒功，所以谷

译梁子也认为宋公的做法是错误的。

鲁襄公二十五年，宋国杀死了他的大夫。《谷梁传》说：“这里不称大夫的名和姓，是因为他处在祖先的位置上，所以尊敬他。”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春秋》并不是孔氏家族的谱牒，而应当是为后世确立的书写法则，怎么能擅自避讳祖先的名字呢？况且《论语》说：“孔子平时说话，诵读《诗》、《书》，执行礼仪，都使用雅言。”又说：“撰写文章时不避讳。”如果诵读《诗》、《书》和执行礼仪都使用雅言，而撰写文章时不避讳，怎么能因为避讳祖先的名字就不记载呢？

译楚国人包围陈国，把顿子接纳进顿国。《谷梁传》说：“大概接纳顿子的是陈国。”这是不对的。观察它的文辞，就可以看出它的错误了，又何必辩驳呢？

鲁公与卫子、莒庆，在洮地结盟。《谷梁传》说：“莒国没有大夫，这里称莒庆，为什么呢？因为鲁公与他相会，所以称其名。”这是不对的。直接说卫子、莒人，难道不可以吗？在《春秋》之中，这类情况很多，为什么唯独到了莒庆这里就称其名呢？假使只是与莒庆相会而没有卫子，说这是称其名，还勉强有借口。现在除了卫子之外又称莒庆的名，我知道《谷梁传》一定会在此陷入窘境，而莒国没有大夫的说法就不能再依赖了。

二十六年，鲁公与莒子、卫〇速在向地结盟。《谷梁传》说：“鲁公不与大夫相会，这里称〇速，为什么呢？因为他跟随莒子，可以说相会。”这种例子也很多，为什么唯独在这里提出呢？

齐国人侵犯我国西部边境，鲁公追击齐军到酅地，没有追上。《谷梁传》说：“‘人’，是微贱的人；‘侵’，是轻微的事。鲁公追击他们，是不正当的。”按照《谷梁传》的体例，掠夺人民、驱赶牛马叫作侵。现在齐国无道到了这种地步，追击它是正确的，反而蒙受不正当的贬斥吗？又说：“‘弗及’，是不赞同。能够追上而不敢追上，是鲁国的隐讳之辞。”那么《谷梁传》讥讽鲁公不敢追上，又为什么说追击不正当呢？

楚国人攻打宋国，包围缗地。鲁公借楚国军队攻打齐国，夺取谷地。《谷梁传》说：“攻打国家不称包围城邑，这里称包围，为什么呢？因为我国借用了它的军队，指明这件事，不是正道使用军队。”这是不对的。楚国自己以“人”的身份攻打宋国，鲁公自己以“师”的身份攻打齐国，“人”与“师”不同，难道是一样的吗？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二十八年，晋侯侵犯曹国。晋侯攻打卫国。《谷梁传》说：“两次称晋侯，是表示忌讳。”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两次出兵，怎么知道呢？

公子买戍守卫国，没有完成戍守任务，被刺杀。《谷梁传》说：“先称名后称刺杀，是刺杀有罪的人。”这是不对的。相会不称所做的事，称所做的事都是讥讽。那么刺杀不称所坐的罪名，称所坐的罪名都是隐讳，这就缺少文辞了。

晋侯进入曹国，抓获曹伯交给宋国人。《谷梁传》说：“以晋侯的身份斥责抓获曹伯，是厌恶晋侯。”这是不对的。如果称晋人抓获曹伯，那么《谷梁传》岂不是又像齐人抓获陈袁涛涂而讥讽其越过国境去抓获一样吗？

在践土结盟。《谷梁传》说：“是隐讳与天王相会。”这是不对的。如果确实是防备天王，罪过就大了，可以隐讳吗？

卫侯郑从楚国回到卫国。《谷梁传》说：“‘复’，是回到中原；‘归’，是回到自己的地方。”这话没有道理，大概不值得辩驳。又说：“称郑的名，是失国。”这也是不对的。那些亡国的人，《春秋》尚且不忍心全部称其名，何况郑的卫国没有灭亡呢？而且卫侯之前出奔，现在回来，出奔时可以说是失国，没有称其名；回来可以说是得国，反而称其名，这是我不能理解的。

天王驻守在河阳，《谷梁传》说：“是保全天王的行动。”这是不对的。天子巡守，是巡视所守的地方，说天王巡于河阳就可以了，说天王守于河阳，是什么意思呢？

鲁公在王所朝见。《谷梁传》说：“在境外朝见，是不合礼的。”那么天王在这里，诸侯可以不朝见吗？又说：“在温地相会，是说小诸侯。温，是河北的地方，以河阳来说，是大天子。”这是不对的。温与河阳，大同小异，不是同一个地方。说诸侯、天王的大小，反而不明白，一定要等到地名才明白吗？又说：“日连月，月连时。”以晋文公的行事已经颠倒了，这也是不对的。晋文公行事的颠倒，难道担心看不见吗？一定要等到日月才看见吗？这些都不足以论述《春秋》。晋人抓获卫侯，把他送回京师。《谷梁传》说：“这是进入后抓获。”这是不对的。本来就是抓获他，何必进入呢？

曹伯襄回到曹国。《谷梁传》说：“天子赦免了他，因此与他相会。称‘复’，是通达王命。”这是不对的。即使天子赦免了他，为什么还称其名呢？而且卫侯郑回到卫国，《谷梁传》说称其名，是失国。现在像曹伯襄，只是被抓获，不是失国，为什么也称其名？

二十九年，介葛卢来。《谷梁传》说：“称‘来’，是卑贱。”这是不对的。牟人、葛人也可以说是卑贱，为什么能说朝见呢？

三十年，卫侯郑回到卫国。按照《谷梁传》前二十八年所说：“称郑的名，是失国。”那么这不是失国的人，为什么也称其名呢？而且之前说：“‘复’，是回到中原；‘归’，是回到自己的地方。”那么这也是回到中原，这也是回到自己的地方，为什么不称‘复归’呢？

公子遂到京师，又到晋国。《谷梁传》说：“这是说不敢背叛京师。”那么这本来就是鲁公当时的意思，《春秋》根据事情的先后记载，本来没有不同，为什么强解呢？

三十一年才免除牺牲。《谷梁传》说：“‘乃’，是亡乎人的语气。”这是不对的。这里本来应当说‘乃’，不像‘乃克〇’，而‘克〇’可以移易，为什么说亡乎人呢？

三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晋侯重耳去世。按照十七年齐侯小白去世，《谷梁传》说：“这不正，称日，为什么呢？它的不正之前已经出现了。”那么小白不正，去世不能称日，因为它的不正之前已经出现，所以能称日。现在重耳也不正，它的不正之前未曾出现，

译那么最终不应当称秦为狄却称其为狄，这是为什么呢？

鲁僖公三十三年，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击败了秦国的军队。《谷梁传》说：“不写‘战’而写‘败’，是将秦国视为狄人。”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左传》记载说：“晋国人联合姜戎在殽地设伏袭击他们。”既然设伏袭击，那就不是正面交战了，《春秋》难道可以强行记载为“战”吗？况且平心而论，晋国违背丧礼，在险要之地伏击别人，反而秦国被视作狄人，这难道不是错误吗！

《谷梁传》又说：“秦国扰乱了男女之间的教化，没有男女之别。”这一点我不明白。又说：“秦国被视为狄人，是从殽之战开始的。”我却知道，这种说法是荒谬的。

《谷梁传》、《公羊传》、《左传》三家解说经义，多有相同与不同之处，彼此不能相容已经很久了。这一家认为对的，那一家认为不对；那一家认为对的，这一家认为不对，不容易依据这一家来驳难那一家。我想暂且搁置那两家的言论，秦穆公是贤君，用《诗经》、《尚书》来决断，或许可以吗？

查考《诗经》，秦国从襄公开始成为诸侯，到穆公时更加强大了，讲述穆公的事迹，没听说因为殽之战而将秦国视为狄人。如果求之于《尚书》，秦穆公在殽地战败后，悔过自责，作了《秦誓》，孔子选取它排在三王之后。据此推论，秦国不被视为狄人，是从殽之战开始的，这是可以的，但没看到秦国是从殽之战开始被视为狄人的。

译文公

元年，楚国世子商臣杀害了他的国君髠。《谷梁传》说：“记载髠去世的具体日期，是为了谨慎地表明商臣的弑君之罪。”这是不对的。如果不记载具体日期，难道就是不对商臣的弑君之罪谨慎吗？记载日期有什么恰当的理由呢？

二年，与晋国的处父结盟。《谷梁传》说：“怎么知道是与文公结盟？因为记载了具体日期。”这是不对的。文公结盟而不记载日期的情况很多，凭什么能断定这次一定记载了日期呢？

四年，从齐国迎娶姜氏夫人。《谷梁传》说：“迎娶的人是谁？亲自迎娶而称‘妇’，也许是文公吧？”回答说：“是文公。”这是不对的。《谷梁传》既然说亲自迎娶而称‘妇’，那么称‘妇’就是合适的，又怎么能看出这不是在齐国完成婚礼呢？况且如果不是在齐国完成婚礼，说“文公到齐国迎娶姜氏夫人”就够了，文辞中不应该省略“公”字。省略“公”字，只有为了隐讳时才这样。至于讽刺讥评平常的事情，从来没有省略“公”字的。这似乎是不了解《春秋》，不仅仅是解释错误而已。

五年，周王派荣叔送含玉和赗赠之物。《谷梁传》说：“同时送来，不符合正礼。”这是不对的。《春秋》厌恶的是“归”这个字吗？难道说是厌恶“兼”这个字吗？又说：“不写‘来’，是因为不周全地处理丧事。”这也是不对的。宰咺难道是周全处理丧事的人吗？为什么写“来”？六年，闰月没有告朔，仍然在宗庙朝拜。《谷梁传》说：“闰月是依附于月份的多余日子，天子不用于告朔，丧事也不计算在内。”这是不对的。闰月也有政事，可以不用告朔吗？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七年三月甲戌，夺取须朐。《谷梁传》说：“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这次为什么记载日期？是因为不认为再次夺取是正当的，所以谨慎地记载了日期。”这是不对的。假设不记载日期，就是听任他夺取吗？那些夺取城邑不记载日期的，都是听任他夺取吗？

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谷梁传》说：“称‘人’而杀，是诛杀有罪的人。”这是不对的。如果有罪，为什么不写出他的名字呢？

文公会合诸侯、晋国大夫在扈地结盟。《谷梁传》说：“说‘诸侯’，是省略的说法。”不知道省略的原因是什么？这似乎是不明白，只是强行解释罢了。

八年，宋国人杀了他们的大夫司马，宋国司城来投奔。《谷梁传》说：“用官职称呼，是没有国君的说法。”郑玄解释说：“是说没有国君的德行。”这都是不对的。既然有大夫，怎么说没有国君？又比如晋国杀了他们的大夫郤锜、郤犫、郤至，这三个人都是卿，传文说：“祸乱从此开始了。”也可以说是没有国君德行，那么为什么不按官职称呼他们呢？

九年，〇襄王。《谷梁传》说：“记载，〇危不得〇。”记载日期太严重了，是不〇的说法，这是不对的。上面说“得臣到京师”，就是会〇的人，怎么说不得〇呢？所以以日月为例，其固执到了如此地步。

夫人姜氏从齐国回来。《谷梁传》说：“卑贱的人因为尊贵而生病，这是文公的过错。”这是不对的。夫人回娘家省亲，是礼制；回来在宗庙致祭，也是礼制。夫人出去不致祭的，都是不符合礼制的。致祭是什么意思？是担心像文姜、哀姜那样放纵出游，回来都不致祭。如果像《谷梁传》所说，这不是担心吗！

秦国人送来了僖公夫人成风的赗赠之物。《谷梁传》说：“秦国人不承认她是夫人。”这是不对的。秦国人只是以夫人的礼节对待成风，所以送来赗赠之物，怎么能说不承认她是夫人呢？况且《谷梁传》认为鲁国人逼迫秦国人来送赗赠之物吗？本来就是秦国人主动来送赗赠之物的。如果鲁国逼迫秦国，说“秦人不承认她是夫人”，还可以；如果秦国人主动来，难道是想怠慢鲁国国君的祖母，不承认她是夫人吗？

十一年，叔孙得臣在咸地打败狄人。《谷梁传》说：“不说率领军队而说打败，是什么意思？是直接打败一个人的说法。”这是不对的。不说率领军队，是因为将领地位低、军队少罢了，有什么可疑的呢？又说：“为什么不写俘获？古代不重伤，不俘虏头发花白的人，所以不写俘获，是为国内避讳。”说鲁国既射瞎了长狄的眼睛，又砍下了他的头，所以避讳，这也是不对的。《谷梁传》的本意是说长狄一人力量足以对抗众人，所以把“获”改为“败”，是为了突出长狄的强大。既然把“获”改为“败”，败就是获了，又怎么能说不写获是为鲁国避讳的说法呢？况且怎么行文呢？季子打败莒国军队，俘获莒拏，《谷梁传》认为《春秋》贬低他；现在得臣俘获长狄，《谷梁传》认为《春秋》避讳他。事情相同，但是是非不一，谁能明白呢？要知道这不是长狄，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十三年，文公与晋侯结盟。从晋国回来。《谷梁传》说：“‘还’，是事情没有结束；‘自晋’，是事情结束了。”这是不对的。结束就说结束，没结束就说没结束，既结束又没结束，怎么能作为义理呢？

十四年，齐国人拘捕了单伯。齐国人拘捕了子叔姬。《谷梁传》说：“是私人罪行。”这是不对的。为什么不引用陈国袁涛涂、郑国祭仲的例子来解释“齐人”呢？

十五年，宋国司马华孙来结盟。《谷梁传》说：“用官职称呼，是没有国君的说法。”这是不对的。有司马了，怎么说没有国君呢？一定要说没有国君，像“齐国大夫在蔇地结盟”，这才说得通。况且华孙来不称使，用来解释没有国君是可以的；指着司马而说没有国君，不是违背常理吗？

齐国人送回了子叔姬。《谷梁传》说：“父母对于子女，即使有罪，还是希望他们免罪。”这是不对的。郯国伯姬回来，这是有罪被休弃的；齐国人送回子叔姬，这是无罪，齐国人强行休弃她的。说“齐国人送回子叔姬”，就是说“齐国人送回子叔姬”罢了。凡

译诸侯遣送夫人出嫁，按照礼制都应当有大夫传达命令，那么郯国的伯姬也应当记载为“郯国人来送伯姬出嫁”。《春秋》之所以直接记载为“郯伯姬来归”，是因为伯姬有罪，她的父母本应接受她（即承担管教不严的责任），却推辞不教。

译鲁宣公十六年，拆毁了泉台。《谷梁传》说：“居丧期间不应做两件事。做两件事，就是延缓了丧礼。因为文公多失礼道。”这是不对的。仅仅拆毁一座台，怎么能导致延缓丧礼呢？声姜在九月下葬，之所以被认为延缓丧礼，也就像建造僖公的宗庙一样，难道是因为拆毁泉台吗？《谷梁传》又说：“自古以来建造的台，既然已经拆毁了，不如当初就不居住在那里罢了。”考察《谷梁传》原本是以延缓丧礼为讥刺，又提出这一说法，又像是后来采纳了《公羊传》的观点而加以附会增益的，并非一家之学。

鲁宣公十八年，公子子卒。季孙行父出使齐国。我在《庄公》末年已经论述过了。

鲁宣公元年，在棐林与晋军会合。《谷梁传》说：“这是夸大赵盾的功绩。”这是不对的。如果要夸大赵盾，直接称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没有必要隐去他的名字。况且卿大夫不得专断国君之事，是《春秋》的常例。现在晋侯不亲自行动，赵盾专断国政，也没有被贬斥，这就很好了，为什么要夸大他呢？

鲁宣公二年，俘获了宋国的华元。《谷梁传》说：“说‘尽’，是为了表示救出了他的将领。”那么韩之战，就不能只说“晋侯失去了民心”。

鲁宣公三年才没有举行郊祀。《谷梁传》说：“‘乃’字，是表示事情出乎人意的语气，我已经论述过了。”鲁宣公五年，齐国的高固来迎娶子叔姬。《谷梁传》说：“不认为他接待内亲的做法正当，所以不给予夫妇的称谓。”这是不对的。我在莒庆的事上已经论述过了。

鲁宣公六年，晋国的赵盾、卫国的孙免侵犯陈国。《谷梁传》说：“这里不说‘率领军队’，为什么呢？不认为他们败坏前事的做法正当。”这是不对的。将领尊贵而士兵少，称将领，这是通行的体例。作《谷梁传》的人都使用这个体例，为什么忽然昏乱狂妄呢？如果认为任命为卿的将领出征应当说“率领军队”，那么十一年公孙归父防御齐人攻打莒国，不说“率领军队”，是因为什么事败坏了呢？

鲁宣公八年，公子遂出使齐国，到了黄地才返回。《谷梁传》说：“‘复’，是事情完毕的意思。”这是不对的。遂接受命令出行，却托病返回，这是《春秋》所厌恶的，却加上事情完毕的文字，为他掩饰过错，怎么能够教导人们侍奉君主呢？

仲遂死在垂地，《谷梁传》说：“这里称‘仲’，为什么呢？是疏远他。这是不让他以大夫之礼下葬。”这是不对的。如果《春秋》想要疏远他，为什么不直接写“遂卒”，就像写“骇”和“侠”那样呢？况且《春秋》想要防范弑君的臣子，不书写他的氏，反而书写他的字，这是为什么呢？我小君顷熊下葬，因下雨而不能下葬，《谷梁传》说：“下葬既然有了日期，不因下雨而停止，是合乎礼的。”这是不对的。朝会本是常事，如果雨水沾湿衣服失去仪容就废除朝会，何况下葬是大事，所谓慎重终礼、追念远祖，是人情所不忍匆匆忙忙对待的，难道反而冒着雨不等礼成吗？徐邈说：“《士丧礼》中有潦车载着蓑衣斗笠，怀疑下葬应当不因雨而停止。”这是不对的。潦车载着蓑衣斗笠，本来就是未下葬时防雨用的罢了。鲁宣公九年，晋侯黑肱死在扈地，《谷梁传》说：“记载地点是因为在国外，记载日期是因为没有越过国境。”这是不对的。没有越过国境，还在国内，怎么能记载地点呢？那么扈地，是他国的地名，不是晋国的土地。

鲁宣公十年，齐国的崔氏出奔到卫国。《谷梁传》说：“称‘氏’，是举族出奔的说法。”这是不对的。凡是《春秋》只是褒扬善行、贬斥恶行罢了，举族出奔，有什么值得记载的呢？况且《谷梁传》说：“出使时举荐上客而不称介，是因为客重而介轻。”现在崔杼重要，崔族次要，轻重混淆，记载在《春秋》中，怎么不怕麻烦呢？天王派王季子来聘问。《谷梁传》说：“称‘王季’，是王子；称‘子’，是尊崇他。”这是不对的。如果不尊崇他，只说“王季”吗？那与王猛有什么区别呢？但是王季怎么能指认为是王子呢？以义理推究，季，是小的意思，称王弟是可以的。如果像《谷梁传》所说，季既是王子，为什么不直接写王子呢？大概是王者的尊贵，他的儿子不能以亲属关系相通吧？王子虎为什么记载呢？现在把“王季”断在上，“子”析在下，无法解释，都是谬误的说法。鲁宣公十一年，楚国人杀了陈国的夏徵舒。《谷梁传》说：“这是进入陈国杀了他，不说‘入’，为什么呢？是把徵舒排除在陈国之外。”这是不对的。说楚国人杀他，是表明徵舒有罪罢了。况且先说“入”，后说“杀”，可以说把徵舒排除在陈国之外吗？《春秋》是记载史实的书，先杀后入，都是如实记录，难道纷纷更易古代史实以迎合私意吗！

鲁宣公十五年，宋国人与楚国人讲和。《谷梁传》说：“讲和称众人，是上下都想要讲和。”这是不对的。与齐国讲和，为什么不说是“与齐国人讲和”呢？《谷梁传》又说：“外国的讲和不记载，因为我国人在那里所以记载。”这是不对的。楚国人包围宋国，经历了三个季节，幸好得以讲和，向诸侯报告，所以鲁国史官记载了这件事。况且外国的盟会常记载，外国的讲和为什么不可以记载？

晋国军队灭掉了赤狄的潞氏，把潞子婴儿带回来。《谷梁传》说：“灭国有三种体例：中国之君记日，卑国之君记月，夷狄不记日。”这都是不对的。顷、遂、谭、温、梁、缯、蔡、虢，都是中国之君，不记日；潞子、甲氏、舒鸠、陆浑，都是夷狄，不记时。又《谷梁传》没有解说附庸被灭的情况，现在学者都把卑国当作附庸，而《谷梁传》却指夔子、鄀子为微国。考察爵位称子，显然不是附庸。不知道是《谷梁传》误把夔子、鄀子当作附庸呢？还是学者误把卑国当作附庸呢？有卑国没有附庸，有附庸没有卑国，完全无法推究。《谷梁传》又说：“其曰……”

译潞子是贤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他的意思是认为夷狄称“子”就是褒奖，却不知夷狄的爵位本来就该是“子”，并不是因为贤能才晋升的。哪有国家灭亡、自身被俘还能被称为贤人的呢！

译王札子杀死了召伯和毛伯。《谷梁传》说：“不称‘其’，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地位相等的人互相杀害。”这种说法不对。凡是杀大夫而称“其”的，都是指国君，难道可以说“王札子杀了他的大夫召伯、毛伯”吗？又说：“地位相等的人互相杀害，不记载在《春秋》中。”这也是不对的。《春秋》旨在拨乱反正，君臣都受讥讽，如果有地位相等的人互相杀害，还有什么比这更混乱的呢，怎么能不记载呢？

十六年，成周的宣榭发生火灾。《谷梁传》说：“周的灾祸不记载。”这种说法不对。宋国的灾祸尚且记载，何况周的灾祸呢？大凡灾异发生，主人只报告灾祸不报告怪异，诸侯只吊唁灾祸不吊唁怪异，这是理所当然的。后世道德衰微，灾祸和怪异一起报告，《春秋》因此都记载下来，以通达人情，难道唯独对周不记载吗？

十八年，邾国人在鄫国杀害了鄫子。《谷梁传》说：“戕，是残害；捝，是杀害。”按《谷梁传》只说捝杀罢了，不说邾国人是什么人，也不说鄫子为什么被杀？是有罪呢？还是无罪呢？完全无法知道。

春秋权衡卷十六

钦定四库全书

春秋权衡卷十七 宋 刘敞 撰

成公

元年没有结冰。《谷梁传》说：“这是未终时没有结冰，为什么呢？”这种说法不对。现在所记载的，正是指建丑之月，这才是终时了，为什么说未终时呢？如果等到建寅之月才记载没有结冰，建寅之月《月令》说东风解冻，就不能再把没有结冰当作异常了。

制作丘甲。《谷梁传》说：“丘是用来制作甲的。”这种说法不对。如果确实是让百姓制作甲，《春秋》为什么不说是井作甲、邑作甲、农作甲，而一定要说是丘作甲呢？我在《公羊传》中已经说过了。

二年，鲁成公在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相会。《谷梁传》说：“称他为公子，为什么呢？表示骄亢。”这种说法不对。以前与晋国处父结盟，去掉处父的氏来表明骄亢，现在这里反而加上婴齐的氏，也是用来表明骄亢，这两者怎么能区分呢？况且《谷梁传》认为楚国没有大夫，如果有大夫，是进爵。狄人虽然出现在经文中，尚未得到氏，用来表明允许夷狄的并不止一种情况。现在反而把骄亢的人加上氏，这是褒贬混乱了，怎么能作为《春秋》呢？

在蜀地结盟。《谷梁传》说：“会盟同月则只记会的地名不记盟的地名，不同月则既记会的地名也记盟的地名。”这里既记会的地名也记盟的地名，为什么呢？因为成公得到了他想要的，申述其事，这种说法不对。会时有一国，盟时有十一国。十一月，鲁成公在蜀地与楚国公子婴齐相会。丙申日，鲁成公与楚人、秦人、宋人、陈人、卫人、郑人、齐人、曹人、邾人、薛人、缯人在蜀地结盟。这是两次会盟，各自记载地名，是合乎情理的，有什么申述的呢？

五年，梁山崩塌。《谷梁传》说：“不记载日期，为什么呢？高的地方有崩塌的道理。有崩塌的道理，那么为什么还要记载呢？回答说：梁山崩塌，堵塞黄河三天不流，晋侯召伯宗来询问。”等等。推究《谷梁传》这篇文章，似乎说山有崩塌的道理，崩塌不应当记载。现在因为晋侯问伯宗，所以单独记载。这难道是《春秋》的本意吗？

七年，鼷鼠吃了郊祭牛的角，改选占卜牛，鼷鼠又吃了它的角。《谷梁传》说：“又有继之的言辞。”这也平常罢了，哪里值得多解？又说：“这是舒缓的言辞。”这种说法不对。前面说“鼷鼠吃了郊祭牛的角”，文字上不能说“其角”，不是不舒缓。现在说“其角”，也是文字应当如此，不是故意舒缓。又说：“这是为了免除有司的过错。”这也是不对的。《春秋》记载灾异，讽刺当时的君主，并且表明鬼神享用德行，用来钩深致远的微妙之处，难道是为了免除有司的过错吗？于是免除牛。《谷梁传》说：“免除牛，是为它穿上黑衣红裙，有司捧着送到南郊。”未必如此。虽然礼典散灭，不可考证，至于牛穿人的衣服，怎么可以披在身上呢？大凡郊祭牛、稷祭牛，都必须在涤宫三个月。涤，是牢狱。现在既然有伤，就不再留在涤宫，这就是免除它。那些不免除的，是留下来等待以后的郊祭，不是礼不敬，所以《春秋》也讥讽它，不如《谷梁传》所说的作黑衣红裙、何休所说的盗用天牲。

大雩。《谷梁传》说：“冬天没有雩祭。”这种说法不对。周的十月，是现在的八月，如果久不下雨，可以不雩祭吗？又传例说得到雨叫雩，如果这一年雩祭没有得到雨，必定记载旱灾。况且将要记载旱灾，可以不雩祭吗？

八年，晋侯派韩穿来谈论汶阳的田地，归还给齐国。《谷梁传》说：“于齐，是舒缓的言辞，不让我尽。”这种说法不对。这直接是记事来讽刺晋国罢了，不让我尽，完全没有什么用处。

天子派召伯来赐给成公命令。《谷梁传》说：“天子，为什么呢？见一称也，说想要见天子与天王各为一称，不也太浅薄了吗？不也太浅薄了吗？”卫人来送陪嫁女子。《谷梁传》说：“媵，是浅薄的事，不记载。这里记载，为什么呢？因为伯姬没有得到她应得的位置，所以详尽其事。”这种说法不对。伯姬虽然贤德，《春秋》褒扬她一次已经足够了，又为什么要涉及她的陪嫁女子呢？大凡《春秋》所急切的，是礼；所制约的，是欲望。用礼制约欲望就治理，用欲望败坏礼就混乱。而诸侯娶十二个女子，这就是用欲望败坏礼了。所以《春秋》详细记载，是用来警戒的，不是褒扬伯姬而扰乱礼制。

九年，季孙行父到宋国送女儿。《谷梁传》说：“是以